作者：乔里奥·普格列瑟  来源：中美聚焦

　　中国近期购买美国大豆显示出其巩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的停战协议的意愿，但这种停战很可能不会持续太久。过去一年见证了美国对中国持续的经济攻势：快速升级贸易关税、针对外国投资的新立法，以及更少为人注意的在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在未来美国贸易协议中加入针对中国的条款。简言之，白宫旨在削减中国的贸易顺差，纠正中国的市场扭曲，限制其技术和经济优势。向美国盟友施压禁止华为参与新的5G网络，以及美国要求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则是美国协同行为的又一证据。在华盛顿，中国如今被视为战略对手，因此小规模的让步不太可能令好斗的特朗普政府满意。
　　北京正准备应对关税的负面溢出效应，但这种效应还叠加了中国经济已存在的问题。近年来，由于资本投资回报率降低、劳动力成本升高以及人口老龄化，中国经济从2000年代早期的高增长减速换挡。更少的劳动力将支撑老龄化社会更高的福利开支，这与其他东亚发达经济体的经历并无二致，尤其是日本。鉴于这些原因，经济预测显示2019年中国经济产出增速约为6.3%，这颇为意外，也略低于中共设定的6.5%目标。毕竟，与大众观念相反，对美国出口只占中国GDP的4%，且总出口占经济的比重不到20%，而内需才是增长的主要引擎。
　　主要经济指标都显示中国消费者情绪悲观，尤其是汽车和房地产销售。因此，北京正推进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来刺激萎靡的国内需求。去年10月，政府启动一项全新的所得税系统，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为抚养孩子的家庭提供抵扣。中国还小心翼翼地放松了货币政策。人民币贬值可以被错误指控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特朗普政府所利用。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尚未调整其基准利率，而是将商业银行准备金率降低了1个百分点。这令中国银行业得以向市场注入1090亿美元流动性，这将有利于商业和个人，使他们更容易借钱消费或投资。同时，中国当局会非常小心地避免政府刺激措施恶化其主要经济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影子银行、负债过高以及过度重视低效国企。
　　无论如何，中国都将加倍下注被视为具有战略价值的新产业，例如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大数据和物联网。鉴于可以指数级提高计算能力的联网机器将提升劳动生产率，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来经济福音。北京将推进其“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同时尽力淡化该文件对外国听众的重要性。中国可以利用其巨大的消费市场为本国巨头隔绝外国竞争，并为其提供必要的规模经济以便和西方科技巨头展开竞争。这种逻辑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中国版亚马逊——阿里巴巴。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想要长期贸易战，但两国政府的算计是典型的懦夫博弈：华盛顿不会后退，因为其察觉到中国的弱点，即经济表现对政权稳固至关重要。直到最近，中国领导人认为可以联合欧盟、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来遏制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此外，受中国关税打击的特朗普选民会在去年11月的中期选举和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削弱其政治前景。不过，参议院依然是共和党占多数，并且美国总统也证明他可以无需国会批准单方面行事。特朗普不分敌我的霸凌策略甚至离间了欧盟，令其同中国等其他国家一起针对特朗普的钢铝关税在WTO提起申诉。不过，特朗普正在掏空WTO。很多人未注意到，日本并没有加入谴责钢铝关税的队伍，这意味着特朗普对日本拥有有效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主要来自安全领域（提防中国），同时也意味着近期日中示好缺乏深度。出于这些原因，中国正在小幅调整以适应特朗普。
　　出于上述原因，趋势并不乐观。贸易摩擦可能滑向非常有害的贸易战。由于经济减速，中国针对特朗普攻势的国内应对措施可能需要升级。不过，习近平和特朗普的关系据报道仍然友好，两位领导人为了可能的和解一直为对方保留面子。在双方谈判之际，有些方法可以缓解紧张局势。正如欧洲和日本所见证的，中国游客近年来大幅增加。绝非偶然的是，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常账户出现逆差，这主要是由于服务贸易逆差扩大，它靠的是中国向全球“出口”游客。因此，一些小幅象征性措施，如人员和学生交流或放开旅游签证，可能会给美国经济带来福音，因为旅游部门有积极的外溢效应。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经济很可能比白宫预计的更加富有韧性。让我们准备好迎接寒冬，但也静待其后的春天。

来源时间：2019/1/17   发布时间：2019/1/13

旧文章ID：17776

作者：丹•斯坦伯克  来源：中美聚焦

　　2018年12月13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保守的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阐述特朗普政府新的“非洲战略”。这一战略的基础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对外政策信条。
　　在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是博尔顿对美国竞争对手和美援的抨击，尤其是博尔顿指责俄罗斯和中国在非洲的“掠夺行为”。
　　实践中，特朗普政府的非洲战略意味着美国在非洲活动的军事化，而其目的是要破坏中国对非经济合作。中国已经卓有成效地推动了非洲大陆的现代化和经济增长。
　　美国对非战略军事化
　　2017年，美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商品贸易总额为390亿美元，贸易逆差108亿美元。美国的最大出口市场是南非、尼日利亚、加纳、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进口方面，科特迪瓦和博茨瓦纳也是重要的国家。
　　以往美国的非洲战略主要侧重于经济合作及援助，其次才是军事合作。但在新战略当中，重点领域颠倒过来了。“美国优先”的非洲战略旨在解决美国在非洲的三个核心利益：
　　第一，通过推动美国与非洲各国的贸易和商业关系造福美国和非洲……第二，对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和暴力冲突威胁进行反制……第三，确保美国纳税人的美元援助被高效、有效地使用。
　　虽然从表面上看，第一个核心利益涉及到经济交往，但其实不然。不错，特朗普政府“希望我们在该地区的经济伙伴繁荣兴旺，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它轻视一切旨在促进非洲繁荣的经济努力。
　　第二点是美国新非洲战略的关键。根据博尔顿的说法，“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均在非洲大陆活动并招兵买马，密谋攻击美国的公民和目标”。新战略把非洲看成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一个基地，为了避免美国的利益受威胁，必须将伊斯兰恐怖主义从非洲大陆清除。
　　第三，新战略不再支持“低效、失败、不可理喻的联合国维和任务”，不再“在整个非洲大陆不加选择地提供援助”。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优先”政策被说成是要对抗中国的努力。中国通过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实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的经济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敌意对待，被当成企图“主宰世界”。正如博尔顿所说：“（中国的）掠夺性行动是中国更广的战略倡议的组成部分，这些倡议包括了“一带一路”，它旨在开辟一系列进出中国的商路，最终目的是提升中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由于经济事实并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说法，因此它越来越依赖意识形态上的诋毁，而缺乏起码的努力来自圆其说。
　　中国的对非经济合作
　　自从2010年代中期以来，华盛顿一直在竭力指责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这种误导性说法试图重新解释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黯然失色，它所导致的初级产品价格暴跌被揣测为中国的又一个阴谋。
　　2016年中非贸易额为1280亿美元，几乎是美国对非洲贸易额的三倍。非洲对中国最大的出口国包括安哥拉、南非和刚果共和国，而中国商品的最大买家包括南非和尼日利亚。最近20年中非贸易增长迅猛，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下跌前，中非双边贸易额达到2150亿美元峰值。但从那以后，非洲对中国的出口一直低靡，而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仍然保持稳定。
　　与此同时，美国对非洲的投资出现崩溃。美国对非FDI在布什时期是增加的，当时白宫还希望从几个非洲国家即将来临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当中获得好处。然而，随着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代初提出非洲愿景，美国FDI先是大降，随后更是一溃千里（如图）。

　　虽然美国政府在去年秋天开始公开攻击中国的倡议，但引爆攻击的，是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发表的讲话。习近平承诺向非洲大陆提供600亿美元贷款、赠款和发展融资。
　　因此，美国新非洲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在20年内成为了非洲最大的经济伙伴。与博尔顿对中国在非洲的负面影响作出的可怕描述相反，包括麦肯锡在内的主要商业咨询机构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前者是枉顾事实的意识形态抨击，后者则是单纯的经济分析：

　　过去20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以每年约20%的速度增长。FDI则在过去十年增长了两倍。麦肯锡估计，如果计入非传统资金流动，中国流向非洲的资金比官方数据还要高15%。中国还是巨大且快速增长的援助国，同时是最大的为非洲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发展提供建设融资的国家。
　　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真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吗？
　　美国、中国与非洲：两种景观
　　自从美国政府发表新的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来，中国就被视为美国的“对手”而非合作伙伴。报告称，“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战后国际秩序会让中国开放”。
　　新非洲战略其实是基于老的新保守主义“沃尔福威茨理论”，它出现于90年代初期。该理论认为，美国的目标必须是“防止再度出现新的竞争对手，无论是在前苏联境内，还是在构成威胁的其他地方”。因此在白宫看来，今天的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基本上是有我无他。
　　但未来还存在另一种景观，即在人们眼里，世界经济日益多极化是好事而不是负担。这种景观是基于更加稳定的、全球性的预期，因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可以专注于经济发展，而不是搞军事化。
　　在非洲，多极化并不会像美国的非洲战略那样助长“大国竞争”。相反，它会促进双赢，美国和中国都会增加贸易与投资，并向非洲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这将加速整个非洲大陆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而提高生活水平。随着繁荣的扩大，暴恐活动将会减少。
　　多极化景观可以使美国实现其在非洲的三大核心利益，培育美国、中国和非洲三方的经济联系，加快非洲大陆的现代化步伐。相比之下，陈旧的美国新非洲战略有可能破坏这一未来。

来源时间：2019/1/17   发布时间：2019/1/13

旧文章ID：17775

作者：彼得•比特纳  来源：中美聚焦

　　2018年对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来说是激烈、动荡和难以预测的一年。2019年开局，美中两国在许多领域都表现得更加糟糕，两国关系状况也是如此。
　　贸易与经济
　　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贸易战，是2018年紧张的双边关系当中最大的引爆点。虽然美国和中国在12月初的G20阿根廷峰会其间达成为期90天的休战协议，但大量的伤害已然造成。去年，特朗普政府对总计253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最近的一次加税于2018年9月24日生效。而中国则报复性地对总计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了关税。
　　特朗普总统已经威胁要对另外267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这些准备加征和已经加征关税的产品，合起来几乎涵盖中国全部的对美出口。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超过5000亿美元。相比之下，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约为130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一再声称，美国能够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中国可以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这位美国总统的主要理由是，与美国对向中国出口的依赖相比，中国对向美国出口的依赖更大。
　　然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贸易战和关税对所有参与方，甚至对第三方国家，都是有害无益的。特朗普自己的经济顾问已经公开承认美国公司受到了破坏性影响。尽管如此，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还是将他的计划变本加厉，针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和操纵汇率实施了惩罚性关税。这给全球市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就业数据等基本面强劲，但投资者十分担心贸易壁垒和特朗普总统在表态上出尔反尔、令人费解、前后矛盾的长期影响。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对贸易战影响美国企业的担忧正在变成现实，进入2019年的市场将充满动荡。世界两大经济体进行贸易战所产生的最严重影响，是双方从正常贸易伙伴到近乎对手这种突然的范式转变。中美两国对对方经济政策的这种根本性转变将难以扭转，因为双方的官僚机构都在鼓动保护主义和其他市场转移。
　　军事与安全
　　对于两国来说，让人担忧的是贸易战也影响到国家安全事务。2018年12月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并计划被引渡到美国，此事成为安全和贸易问题的一大引爆点。华为是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商，也是向消费者提供5G服务这一全球竞赛中最有力的竞争者。孟晚舟面临涉嫌违反对伊朗制裁的欺诈指控，这是不同寻常的挑衅之举。中国政府被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声明激怒，特朗普宣称，他愿意把孟晚舟的引渡和在美国被起诉作为潜在贸易协议的一个讨价还价筹码。作为报复，中国拘留了至少两名加拿大人，包括一名前外交官，但尚未提出具体的指控。这场混乱官司将一直拖到2019年，特朗普和习近平即将举行的，尤其是与贸易或安全问题相关的任何对话，都绕不开这一话题。
　　在其他重大安全进程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年6月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峰会，而中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新加坡峰会前后，习近平主席都会见了这位朝鲜的独裁者。美方对这次为期两天的会晤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认为，会晤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且对朝鲜和中国拱手相让了过多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控制权。美韩夏季大规模军事演习的暂停，就代表了热衷捍卫地区军事统治权的中国在峰会之后取得胜利。在定于2019年初举行的备受瞩目的下次习金会上，中国将继续成为会议室里隐形的第三方。
　　2018年中国的国防开支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这个中央王国在军事上大约花了2000亿美元。按计划，中国军费支出到2028年将逐步增加到2400亿美元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已经迅速扩大其轰炸机项目，目的很可能是针对美国的目标。在南海，中国继续在一些地区邻国声称拥有主权的争议领土上开发人工岛基地，甚至在前哨站部署巡航导弹和具有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詹姆斯•马蒂斯曾对他所谓的领土侵略进行反击，并拒绝邀请中国参加地区多边军事演习。
　　台湾在2018年仍然是中美关系紧张的重点。6月，美国在台北事实上的大使馆、所谓的美国在台协会开张。这一由高调的美国官员参加的活动并没有被大肆宣传，美国也选择不派高级别官员出席。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中国10月份对美国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美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一部分）发出严厉警告。在习近平主席最近发表挑衅性声明，声称台湾将与中国统一，以及在2018年11月台湾地方选举中，主张与北京亲善的前执政党国民党击败台独政党之后，2019年预计台湾问题会更加敏感。
　　公共事务与软实力
　　在公共事务方面，与中国非常成功的孔子学院相比，美国争取中国人心的努力似乎正在失败。今冬早些时候，中国河南师范大学校方拒绝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先生参访爱荷华州立大学开设的一个美国文化中心。请求参观由美国国务院部分资助的交流计划遭到拒绝，这是眼下这个时代的象征。习近平主席上任伊始就表明，他会是国家认可的意识形态的强硬支持者，并且不会允许这种意识形态向西方民主理想低头。到2018年底，美国国务院资助的在华美国文化和语言中心已经全部关门。但与此同时，美国尊重《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利，对中国的宣传仍给予更加宽容的对待。
　　2019年的特朗普与习近平
　　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特朗普和习近平的私人关系。尽管特朗普12月宣称他们的关系亲密到“让人难以置信”，但这一关系将不得不承受下面正在发生的危机所带来的压力。可以预料，特朗普总统的作秀和自负，加上缺少环太平洋地区的清晰战略，很可能会让诸多领域的紧张和冲突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加剧。而习近平主席将有条不紊地推进中国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议程。2019年将是美中关系的关键时刻，因此请大家继续关注！

来源时间：2019/1/16   发布时间：2019/1/15

旧文章ID：17773

作者：国泰君安总量团队  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ID：gtjaresearch）

　　美国这次创纪录的政府关门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所谓美国政府关门，是指国会由于某些原因未能批准政府预算案，导致联邦政府不得不暂时关闭一部分机构并停止相应服务以应对无支出预算的窘境。
　　美国政府虽然关门，但国家机器依然保持运作。部分非必需上班的行政员工面临被迫休假，不重要的政府雇员暂时休假无薪。
　　美国政府关门的制度根源在于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但实际上，政府关门经常沦为国会两党促使对方做出让步的“工具”。
　　历史上，美国政府自1976年开始现行的预算法案程序以来，共关门21次，关门时间从1天至21天不等。原因则可分为三类：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产生分歧、参众两院产生分歧以及两院和总统产生分歧。
　　历史上美国政府关门的概况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在过去这么多次的关门风波中，大多数政府关门结束是通过为谈判交流制定临时决议来争取时间、分歧方妥协让步来实现的。
　　然而仅仅是2018年，特朗普任期内就出现3次政府停摆，而此次“跨年”级别的关门，更是创出了历史最长的政府关门记录。
　　这一次，特朗普是因为什么选择了“闭门谢客”？影响还可控吗？
　　国泰君安总量团队回顾了历次美国政府关门对金融市场及美国社会的影响，同时也分析了本次关门事件与之前的同与不同。
　　起因：“墙”人政治
　　本次政府关门的直接起因是美墨边境墙拨款争执。
　　特朗普要求在拨款法案中加入50亿美元边境墙建设费用，而民主党则坚决反对。2018年12月19日，美国参议院以口头投票方式通过临时预算决议，维持联邦政府运作到2019年2月8日，但因不包括50亿美元边境墙拨款，特朗普拒绝签署。
　　于共和党而言，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是特朗普竞选总统时的重要承诺，是他稳固票仓、寻求连任的重要政治筹码，这就决定了共和党在此问题上不会轻易妥协。
　　而民主党则坚持认为，美墨边境墙在加强边境安全上低效、昂贵且没有必要，是共和党煽动保守派选民的政治噱头。
　　因此，关门背后反映的，是两党对于2020年大选的博弈。
　　不紧急的国家紧急状态
　　关于这次政府关门，特朗普政府多次提及“国家紧急状态”，意图绕过国会获得边境墙建设拨款。
　　国家紧急状态，通常是指危机之下政府采取一系列特殊举措，在全国或地方实行的一种临时性的严重危急状态。
　　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美国总统拥有至少136项法定紧急权力，包括没收财产、调控生产方式、没收商品、向国外派兵、实施戒严令等。
　　也就是说，在国家紧急状态之下，总统拥有跨过国会直接做决定的权力。
　　在著名美剧《纸牌屋》第三季中，总统为了强力推行其就业法案，宣布全美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除了将人力物力的调动全部收归自己手中，还拥有了救灾资金作为增量流动性。
　　可惜，这只是电视剧。据目前来看，特朗普要绕过国会直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有以下三点重大阻碍。
　　1、理由未必正当
　　根据1976年《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总统的确拥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但仍需要向国会解释这一决定具体基于哪些条款。美墨边境的局势是否具备构成紧急状态的要件，存在极大的争议。
　　2、美国最高法院有权驳回
　　1952年，时任总统杜鲁门以时值朝鲜战争全国实行紧急状态为名，发布总统第10340号行政命令，企图将钢铁产业国有化，其根据是宪法及法律授予作为合众国总统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权力。钢铁企业就此提起诉讼，最高法院以6∶3做出判决，认为政府占用违反宪法。
　　眼下，如果特朗普执意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不排除重蹈杜鲁门覆辙的可能。
　　3、造成国防部和国会关系的紧张
　　按照特朗普的设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便可以绕过国会，利用已拨放的军费修建边境墙。但此举会造成国防部被迫取消其他建设计划，造成国防部和国会之间的关系紧张。
　　鉴于此，我们认为，不到万不得已，特朗普很难真正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影响：冰山一角
　　此前，各方普遍认为政府关门对美国经济的实质影响微乎其微，但目前来看，本次政府关门已经对政府运行、雇员收入和居民生活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影响：
　　政府运行
　　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国务院、住房及城市发展部、交通部、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内政部等9个部门暂时停摆。
　　受此影响，包括零售销售数据、耐用品销售数据、建筑支出和新房销售数据在内的许多重要经济数据将延期发布。
　　而美国国税局关门导致无法退税，将影响消费拉低美国经济增速。美联储获得的经济数据不足，履职难度加大；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对配备医疗产品、动物药品和许多食品的常规监管暂停。
　　资本市场方面，美国证监会无法批准新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包括Uber和Lyft等一些备受期待公司的上司都已放缓，一些监管审批和调查也被迫停止。
　　雇员收入
　　38万名联邦政府雇员被强制无薪休假，而处于关键岗位的必要人员需继续上班，但在政府关门期间无法拿到薪水。
　　居民生活
　　数百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居民可能不能及时拿到美国农业部发放的食品券。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公共设施也暂时无法得到维护。
　　据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的一项联合调查，针对本次联邦政府关门，50%的调查对象认为是特朗普的责任，7%认为是共和党的责任，32%认为应归罪于民主党。
　　大类资产目前情绪稳定
　　股市
　　如果美政府关门时间延长，不排除短期内对美股形成扰动，但影响有限。
　　历史上的关门，对股市影响并不确定。就本次看，12月22日关门前一周S&P 500下跌5.1%，但自12月22日~1月10日，S&P500上涨近7%。
　　另外，美股波动率在美政府关门期间或走高，但随后回落。理论上分析，美国政府关门至重启是短期内美国政治分歧走向一致的过程，对应风险变化先扩散后收敛。但如果本轮政府关门继续延长且美国政治分歧难以缓和，短期内不排除市场波动率继续攀升。
　　债市
　　美政府关门或是“短期内美债收益率将攀升，即债市下跌”的信号。
　　究其原因，美政府关门意味着：民主、共和两党在短期内难以就预算问题迅速妥协，反映了美国政府财政存在一定问题，市场对美国债投资趋于谨慎。
　　美债收益率走高，对其他经济体债券价格亦构成一定压力。从历史看，13年10月1日~17日，美国政府关门事件后，全球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债券价格走低。
　　从美国政府关门事件看，我们建议：短期内应对美债保持谨慎，并要考虑一旦美债收益率走高、中美利差收窄，对国内债券市场构成的一定压力。
　　大宗商品
　　美国政府关门，对大宗商品整体影响有限，历史上并不存在固定规律。
　　1、黄金
　　黄金在美政府关门事件中，具有一定避险功能。关门时间越长，避险功能或越显化。表现在：关门期间金价上涨，开门后金价逐步回落。本次政府关门前1周以及关门期间，黄金已上涨1.38%、2.63%。如果民主、共和两党分歧短期内弥合，美政府关门时间进一步拉长，黄金的避险属性和正收益或继续显化。
　　2、能源与工业金属
　　美政府关门事件，对能源及工业金属的影响有限。究其原因，能源与工业金属价格，更多反应了供需状况及经济预期。美国政府暂时关门，对能源和工业金属类大宗商品的影响有限。
　　对冲基金
　　美国政府关门事件，对全球对冲基金的冲击有限。
　　相反，对冲基金利用市场短期波动进行交易，可能会取得正收益。本次美政府关门，对冲基金指数在关门期间已上涨1.87%

数据来源：彭博、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现金及等价物
　　美国政府关门对现金及等价物的影响有限，历史上也不存在固定规律。
　　截至目前,本次美国政府关门期间3个月国库券收益率上涨了4bp。

数据来源：彭博、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汇率
　　对美元指数的影响
　　美政府关门短时内造成美元指数走低，但影响规律不明显。

数据来源：Wind,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对美元兑日元汇率的影响
　　美国政府停摆对美元兑日元汇率无明显影响。本次特朗普政府停摆，较停摆初期，目前美元兑日元下跌2.18%，可见美政府关门时间若超市场预期，日元作为避险货币相对美元将升值。
　　对欧元兑美元汇率的影响
　　2013年来，两次超过10天的政府关门造成欧元兑美元汇率一个月内小幅上涨。长期看来，政府关门（13年10月1日~17日），市场未受到显著影响，汇率平稳波动。本次特朗普政府停摆期间，欧元截至目前上涨1.06%，欧元保持上涨趋势。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对英镑兑美元汇率的影响
　　美政府关门对英镑兑美元汇率影响有限，英镑保持平稳波动。从历史来看，美政府停摆对英镑的影响并无明显规律。70年代的4次长时间美政府停摆，停摆期间英镑对美元2次上涨1%左右，2次下跌，平均上涨幅度0.21%。95年12月5日~96年1月6日，美政府关门期间英镑对美元小幅上涨0.82%。
　　此次特朗普政府停摆期间适逢英国脱欧进入下议院投票阶段，截止目前英镑对美元也小幅上涨0.53%，上涨幅度小，英镑走势平稳。
　　国际市场和美国民众显然对政府关门谢客心理上早有预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创历史记录的美国政府关门时间正在向外界透露两党之间的共识和合作越来越少，分歧和斗争则愈演愈烈。在民主党夺回众议院之后，国泰君安的总量研究团队认为美国内政摩擦的加剧将为我国外部压力的释放创造时间。对于美国经济而言，未来特朗普对贸易政策的路线谋划以及两党在2020年选举中的表现将极为重要。

　　以上内容节选自国泰君安证券已经发布的证券研究报告《美国政府关门事件：起源、演变及影响》，具体分析内容（包括风险提示等）请详见完整版报告。若因对报告的摘编产生歧义，应以完整版报告内容为准。
　　李少君  证书编号：S0880517030001
　　花长春  证书编号：S0880518110004
　　解运亮  证书编号：S0880518030002
　　魏凤  证书编号：S0880517050005
　　王焯  证书编号：S0880117050041
　　方奕  证书编号：S0880118080080

来源时间：2019/1/16   发布时间：2019/1/16

旧文章ID：17769

作者：DEREK SCISSORS, DANIEL BLUMENTHAL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看法早已明确。2017年的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称中国是“修正主义”大国，试图依照它自身的利益重塑国际政治秩序。考虑到北京的军备、削弱美国的影响和力量的尝试、对加拿大等美国盟友的报复，以及它的经济行动，产生这样的看法很自然。
　　如何回应则是更具争议的问题。经过多年徒劳的对话和口头协议，美国应该改变路线，开始切断与中国的一些经济联系了。这种分割可以阻止知识产权盗窃，切断对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支持来源，并对涉及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企业问责。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些行业将会难以找到新的供应商或买家，而且有一些根基深厚的选民群体仍然支持与中国做生意。他们认为，任何后撤都可能威胁到经济增长。但是，即使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一半，也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的不到一半。减少中国进口的成本更难评估，但有多个国家可以替代中国产品，那些国家都不是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和贸易掠夺者。
　　中国猖獗的知识产权盗窃，以及要求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交出技术的行为，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这些行动威胁到美国在创新方面的相对领先地位及其军事优势。
　　即使是科技领域的非强迫性外国投资，也能增强中国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实力，特别是自2012年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共产党已转向新的国防产业政策，翻译成英文就是“civil-military fusion”（军民融合）。其实，许多中国和外国的“民间”企业是中国军队及其科技工业基地事实上的供应商。在中国，居民和游客受到持续不断的视频监控，在一项全新的“社会信用计划”中，如果对党的指令有不服从的行为，将会反映在信用评分上，可能影响到从购房到就业机会的一切事情。这些形式的社会控制经常使用西方公司开发的技术。
　　美国应该对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作出重大调整。全面的关税毫无必要地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工人的利益，这不是正确的反应。但是，“让市场发挥作用”的训诫也不是。中国产业政策的扭曲、技术盗窃和军队现代化行动的规模太大，无法以如此流于表面的方式作为回应。当涉及到中国的时候，美国政府必须干预市场，尽管这种干预应该仅限于对国家安全、繁荣和民主价值观真正至关重要的领域。
　　例如，美国政府应该与我们的盟友合作，对从知识产权盗窃和胁迫中受益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这是美国贸易代表于2017年8月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进行的最初调查的合理目标，但其所选择的政策措施——关税——关注的是贸易赤字，而不是知识产权的损失。
　　比起征收全面关税，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不允许美国企业与接受了窃取或胁迫而来的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做生意，也不应允许它们与我们欧洲和日本盟友的企业做生意。美国还应进行干预，阻止任何外国投资流入有助于中国军队，或有助于其国内镇压的技术领域，并限制任何与侵犯人权和军队现代化有关的中国公司进入全球市场。
　　采取这些行动需要美国安全机构收集大量情报，以及美国公司提供的关键信息。后者是很难获取的：由于对中国报复的担心，只有美国政府做出明确的、有两党共识的、长期的承诺，外国商界才会合作。尽管美国必须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但日本、德国和英国等盟国的合作将使这些措施更加有效。这些国家在中国有自己的利益。如果像特朗普政府威胁的那样，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欧盟和中国实施制裁，会让它们产生共同的目标，那将是很不明智的。
　　之前美国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努力，比如被放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未能有效遏制中国的经济侵略。与盟国合作，直接解决中国的不当行为，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将处于美国国际经济优先事项的首位，并将保持多年，而美国与盟国的贸易争端都不应被夸大或做出过度反应。
　　本届政府对中国表现出了一些良好的直觉，但它决不能被北京下一轮虚假的经济承诺分散注意。保护创新不被中国窃取将使美国更强大。阻击中国的安全机构，则会让中国政府为其对外侵略和对内镇压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我们对待它的方式，应该和对待那些与我们有争执的友好国家有所不同。如果华盛顿希望全球自由市场发挥作用，就必须进行干预，以遏制北京的好斗态度。

　　史剑道(Derek Scissors)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常驻学者，Daniel Blumenthal是该研究所亚洲研究主任。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9/1/16   发布时间：2019/1/15

旧文章ID：17767

作者：何亚非  来源：中美聚焦

　　近来，中美关系紧张使许多人对两国关系和世界秩序忧心忡忡，不确定性增大。一方面，美国副总统潘斯“冷战式”讲话给人“冷战来临”的感觉，连保尔森也有“经济铁幕”之说，美国支持中美关系者大多“噤若寒蝉”，或者亦步亦趋；另一方面，美国民调显示，美年轻人对华持积极看法者较之前上升，中美贸易摩擦谈判继续艰难推进，最近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为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做准备，双边对话渠道依然敞通。
　　在“过去未去，未来已来”的“现实的历史”中，如何正确认识美国、认识中美关系及其与世界秩序的关系，至关重要。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这里需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即美国是世界的，还是世界是美国的？
　　从中美建交40年历程看，两国有合作有分歧，但合作占主流，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两国携手推进全球化，维护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为世界和平与经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美关系之所以能经历风风雨雨而持续向好，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中找到共同点十分重要，同时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为中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可以说内因和外因同样重要，缺一不可。无论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推动中美经贸合作，还是中美参与“6+1”模式的伊朗核问题谈判，在六方会谈平台上合作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或是携手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哥本哈根协议》和《巴黎协定》，无不证明美国需要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合作，美国是“世界的美国”。
　　如今美国对华战略判断有变，遏制一手明显加强。美国及西方以埃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逃脱修昔底德陷阱吗？》中提到的近代历史16个大国博弈案例为依据，试图断定中美必然陷入全面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而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报告似乎也在“印证”这一论断。这样的判断起码有两大错误认识：一是无视全球化时代各国特别是中美利益相互依存的事实；二是把美国置于世界之上，世界就是“美国治下的世界”，并以此俯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
　　以历史和现实为纵横轴，自1648年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中心-边缘”国际体系惟欧洲为大，世界就是“欧洲的世界”，亚洲、非洲、拉美均为边缘地带。二战后演变成“美国治下的世界”。西方由此形成以欧洲（后来是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虽然70多年前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包含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但近400年的“中心-边缘”体系基本上信奉的是实力和“零和”思维。如今一些国家依然迷信丛林规则，希冀用军事经济金融力量统治世界，压垮任何对手。
　　殊不知在大变化、大发展、大调整的新历史时代，无论国力多强，各国都是“世界的国家”，都需要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现有国际和全球治理体系给了各国和平相处、和平竞争的广阔空间和时间。而且，由于大量核武器导致“确保相互摧毁”（MAD），战争解决问题的选项可以基本排除。因此，继续拿“中心-边缘”的世界观来追求“世界是我的”，显然违背历史潮流。只有维护利益共同体，进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各国前进的方向。
　　从这个角度观察美国，美国如今背离了开国之父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初心”，纠结于“帝国情结”难以自拔。这种根植于“美国例外”的西方文明优越的思维模式使美国对世界包括对中国发展的看法发生严重偏差，中美关系的“死结”也因此越扣越紧。特朗普举“美国优先”大旗，与俄罗斯全面对抗，重新制裁伊朗，对中国全面施压，与盟国关系也若即若离，导致许多地区形势和双边关系紧张，全球治理更加“无序和碎片化”。
　　在世界变化、动荡、调整之际，利益磕磕碰碰难以避免。如果坚持“世界是美国的”逻辑，就会四处寻找“假想敌”，假以时日“假想敌”变成真敌人，什么陷阱都可能出现。这不仅祸害美国自己，更会殃及世界。英国伯利教授在《现实的历史》（A History Of Now）中告诫美国，不要把中国想象成“升级版德意志帝国”，把中国描绘成“无处不在的威胁”是危险而不负责任的。
　　习近平主席说，“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今的国际体系，都不会追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领导人的“三不”承诺体现了中国的“天下观”、世界观，是基于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来认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希望美国也能摒弃旧有思维模式，认识到美国也是“世界的美国”，与中国和世界各国平等相待，合作共赢。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说，当今世界秩序也不会持久，因为它主要是美国秩序观的体现，缺乏被普遍认可的合法性，注定会在权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面临危机。世界秩序的危机自然也是美国的危机。这种危机从本质上看，是美国对自我、对世界的认识有误。
　　现行世界秩序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拥有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核心的一系列全球治理制度和规则，是一种开放、扩展型秩序。目前，世界有三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市场效益与社会公平无法兼顾；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匮乏，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脚步迟缓；三是地缘政治矛盾加深，干扰全球形成全面合作的共同体共识。世界秩序的调整势在必行。
　　爱因斯坦说，“我们不能以产生问题时使用的思维模式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他讲的是研究科学，但对于研究世界一样管用。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2018年APEC峰会时明确指出，“以规则为基础加强全球治理是实现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力气大，谁就说了算”。
　　世界不少冲突和动荡是美国诉诸武力、滥用霸权造成的，肇因是“世界是美国的”逻辑。难道现在还要用同样的思维逻辑，靠武力和霸权打压“对手”来维护“美国的世界”？对国际社会来说，这样做很可能形成亨廷顿所说的“真正无助无望的社会”。
　　事实是，旧的世界秩序维持不下去了，旧的思维逻辑行不通了。由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导的新世界秩序是大方向，以“美国例外”为基础的“美国的世界”其实已经难以为继了。美国仍将是世界强国，要维持其强国地位，正确的选择是“世界的美国”继续与中国和其他各方合作，共同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逐步推进新旧秩序的平稳转换。惟有包容才能共存，惟有合作才能共赢，惟有开放才能发展，惟有和平才能繁荣。这些应当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基本信念。

来源时间：2019/1/15   发布时间：2018/11/30

旧文章ID：17860

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1月9日在纽约联合主办2019年中国经济展望论坛，来自中美两国的百余位经济界和商界人士出席，主题不意外地包括：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中国2019年的经济预测、以及中国改革在2019和未来的方向。
　　整体而言，这场活动 “房间里的大象”是：主办方在去年12月发出的两次活动预告中，演讲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但是他并没有出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论坛演讲之后没有提问的环节，会后在私聊的情况下，媒体追问他对向松祚去年12月在人民大学总裁班演讲的看法。当时向松祚指出中国经济下行严重，GDP增速并非统计局说的6.5%，而是1.67%，甚至可能为负数。林毅夫认为向松祚对中国经济现状的评论数据不正确，但没有提出确切的反驳论点，似乎急着寻找会议厅的出口。
　　记得2018年初，林毅夫在同样位于纽约的论坛（有趣的是，在北京没有对等的美国经济预测年会）中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将保持“三个不会改变”：中国将坚持深化改革，经济将保持较高增速，中美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仍然具备良好基础。当时他表示，中国到2030年代前有潜力保持6%的年经济增长率。
　　可是，过去一年来在美中贸易战的叫嚣声中，尽管中国政府和领导层在不同场合不断强调深化改革，却引来普遍的质疑：改革是否越来越走回头路？经济急剧减速，也令人质疑中国成长的速度是否仍然依照官方的数据？而中美贸易战似乎给互利共赢的口号立下了坎坷的基础。那么今年林毅夫和其他中美问题专家怎么说？
　　林毅夫预测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6.5%
　　林毅夫在演讲中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在今年会急剧放缓还是保持可观的增长？他认为其实2018年中国经济的总体状况还行，中美贸易战的效应还没有完全体现，到最后一个季度经济才呈现非常明显的降温，这主要是由于供应链的结构性改变。在贸易战之前，中国正在经历多方面的改革，包括2016年开始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而到目前为止实践上强调的是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林毅夫认为这些改革都具有争议性，我们应该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喝彩。但是，这些努力也带来它们的副作用，比方说去杠杆，意味着信贷减少，信贷成本增加，同时也提高了投资的成本。去产能使钢铁价格翻为原来的三倍，由于钢铁产业的下游多半是私人企业，这使得它们两头遭挤压：利润下降，又没有信贷可言，更是为投资的环境雪上加霜。
　　在中国令人惊艳的成长速度下，环境保护也付出了代价。贸易战造成的心理因素，使得投资意愿降低，造成经济更为放缓。但林毅夫对2019年保持信心，他认为中国仍然会以6.5%左右的速度增长，因为他认为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的任务都已经完成，现在可以专注于降低行政及实施成本，以及铲除经济成长的“瓶颈”。
　　中国政府的举措包括减税，新的税法规定企业营收100万元以下的税率减低到5%，营收在100万到300万之间则为10%。在铲除官僚作风方面，林毅夫引用了世界银行最新的营商环境排行数据，显示中国的行政效率已经从原来的第78名上升到第46名。另外增加自贸区、减少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鼓励外商投资，这会使以前大多数集中在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高附加值的行业。加上鼓励基础建设、改善环保等等，这些都将会激励更多的商业机会。林还强调目前中国的城市化仅达到人口的59%，因此仍然有成长空间，对于投资者来说仍然有很多的机会。
　　中国政府的工具箱里面，不但有财政政策，还有货币政策。中国对大型银行储备金的要求是14%，中小银行是12%，但《巴赛尔协议》的要求只有8%，因此中国政府可以降低储备金要求，使释放出来的资金能作为私企信贷之用。中国个人存款率高，达到GDP的45%，这些都有助于今年私企投资的增长。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讲，习近平在去年在四次演讲提到要保护鼓励民营企业。中国现在GDP占全球的16%，如果中国仍然保持6.5%的年增长率，它将会对全球的增长贡献一个百分点。林毅夫还解释，他对于中国经济乐观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有连续性。
　　贸易战目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在经历过工业化之后，所有的经济都会必然放缓，与政策和贸易战无关。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一个周期。当然也不能否认贸易战在心理上造成了影响，特别是对于股市，也造成许多企业破产。那么，贸易战对于中国的经济下行，究竟有多少影响？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股市大跌的更大肇因是去杠杆政策造成资金紧缩，也减缓信贷增长。去年头三个季度里，中国的进口增长20%，出口增长15%，但到了最后一个季度，经济放缓加剧，很可能持续到今年的第一季度，这凸显了信贷紧缩和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国有企业占去了信贷的份额，造成资金减少，私有企业相对承受更多去杠杆后的压力。过去10年来国有企业的生产率降低了50%，拖累中国整体的经济，而从2017年初开始，国企比民企增长得快，在这以前民企曾经以国企的两倍速度增长。
　　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认为，中国官方和经济学家低估了资金紧缩对于家庭消费意愿的影响，反映为房价的压抑，加上工作缺乏保障，这些都是早在贸易战开始之前就已经形成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贸易战连带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形成整体更为负面的宏观经济环境。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认为，跟1978年、1992年和2000年中国所经历的改革比起来，最近的改革步调比较碎片化，使很多人感到失望，但他希望2019年会成为中国深度改革的一年。他的乐观是基于以下考虑：2018年中国经济受到严重挑战，股市表现居世界之末，如果把2018的GDP本币增长率换算成美元，由于这期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8%，这表示以美元计，中国的GDP增长最多2%，比美国还不如，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经得起以如此缓慢的速度增长。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峰认为，到去年第三季度为止，虽然有人对6.5%的GDP增长率持有不同意见，但基本上还是接近预期增速。但在这之后经济的降速超乎预料之外，到了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的政府和学界都领悟到民营企业需要更多支持，政府也宣布要深度改革。
　　为什么西方人看不到中国近年来的改革？
　　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认为，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现在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尽头或是倒退，这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的改革趋向零碎，在一些关键领域，相对于非常高的期望值，似乎使人失望，例如国企改革和户籍改革。
　　咨询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创始合伙人荣大聂认为，习近平上台不久便提出全面的改革方案，客观来说，中国过去六年在他的领导下非常努力想要进行改革，包括开放股市、整治银行间信贷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自由化等等。但中国发现同时从事这些变革非常困难，因为没有对应的政治改革，无法实现经济变革，而中国还没找到方法来接受政治改革将带来的不稳定。根据荣大聂统计的数据，相对于中国政府本身预期的目标，中国在十个改革领域中有八个停滞不前，甚至退后。另外有两个领域可以看出改革的成效：第一个是朝向创新的经济迈进，高科技产业占比提升；第二是由于经济下滑、工厂减少，环保问题相对纾解。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表示，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搞不懂，为什么美国的民粹主义会有如此反华的意识？一系列贸易争论下来最大的害处，莫过于衍生了“新冷战”这个观念，并逐渐强迫第三国选边站队。其实美国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潮流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兴起，在中国加入WTO之前，1999年美国人在西雅图就因为WTO的争议而产生严重的暴动和抗议。目前的中美之间的冲突很多是由于情绪上的反应，两个国家实在没有必要为此上纲上线。
　　谈到政府和市场力量的平衡，查道炯认为有政府支持的国营事业不是必须滚蛋的坏蛋。中国的国有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因素，从1920年代和1930年代就开始形成，那时中国又穷又弱，为了面对政治危机，中国人的应对方式是发挥所谓的革命精神，因此，直到今天国有企业的分量仍然很重。反过来说，也不应该把美国怪罪成中国经济放缓的始作俑者，其实美国贸易谈判的要求有些对中国有好处，但是双方不应该走极端。
　　那么，谁应该对目前中国所谓的“国进民退”负责？在场的中国学者都支支吾吾之时，尼古拉斯•拉迪认为，目前领导人的政策主要是让国有企业更为强大，没有地方政府想让当地的国企败退，这些国企的生产力减低了50%甚至 2/3，同时打击了公平竞争和民企的生产率，增加贪污腐败。如果国企没有把整体经济的增长率生产力拉下的话，中国的经济的增长速度应该会添加2%。
　　凯瑟琳•曼认为，整体而言，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想要改弦易撤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中国想要从完全由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转换到由民营企业带动的消费导向经济类型，这将是一场非常困难的跨越。
　　卢峰指出，最近十年来改革仍然在进行，只是不同的是，1980年代由于刚经过文化大革命，领导层面临着空前巨大的压力，又从亚洲四小龙看到激励的前景，产生了对于改革的空前动力；但是过去20年，由于经济增速很快，税收丰足，普遍的感觉是经济增长有自发性，因此不用快马加鞭地改革，而进行碎片式的小改革，比方说，对于社会福利机制的改革。
　　2019年面对近年来前所未见的压力，是不是又会找到改革的驱动力？这尚待观察。查道炯认为，在中国执政者无论说什么都必须八面玲珑，面面俱到，让各方都认为你很有智慧。其实对于国企的支持远早于2012年的新领导层换班；2008年的金融危机似乎对世界宣称了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不可避免的没落，让许多中国人认为由政府支持企业似乎不是个坏主意。所谓的中美经济“脱钩”，将对世界有更多负面影响，因为它会迫使某些中国人利用主权的概念而反对改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是坏事，但应该基于国际条约的原则。
　　中方对贸易战有没有误判？
　　向松祚去年12月在人民大学的总裁班演讲中指出：“中美贸易战我们有没有误判？我们有没有低估？现在中美贸易战快过去一年了，我们回忆一下年初主流媒体的言论：中美贸易战，美国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必胜；中国要打下去，一定是大打大赢，中打中赢，小打小赢。曾经说过这些话的主流媒体都去哪了？说到底，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战形势的判断，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存在很大的误区，这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
　　不是针对向松祚的发言，姚洋认为中方对贸易战并没有“误判”，而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到了去年9月、10月的时候，中国政府改变了对贸易战的看法，因为贸易战变得更真切了。政府官员在这之前采用特定的策略，不过是因为此前每当与美国有贸易争执的时候，用这些策略（比方说买买买）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总是奏效。
　　查道炯指出，中国在2017年7月初汉堡G20期间就钢铁去产能所提出的方案，本质上就是某种“自愿出口限制”，但去年9月中方向美方提出同样的方案，双方会议不到一个钟头美国就决定施加钢铁关税。他认为中美摩擦不存在所谓误判，也不是某一方面的胜利，中美双方的政府都处在学习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也在不断琢磨自己的“底线”。
　　我同意中美谈判不应该以输赢来衡量，但是我认为所谓的“误判”有两种：一种是对于美国内部对中美贸易战看法的误判，比方说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后容易搞定；另一种是对于中国和美国各自对贸易战的承受力的误判。在两者之间，其实不用等到9-10月才看清楚情势。我在去年4月19日发文就民调、国会、媒体等多方面分析《美国人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 当时中国的媒体都还在闹腾特朗普打压中国遭到美国人民强烈反对。而我在7月27日发表的《美国比中国更能承受贸易战？》，也与国内主流媒体的观点背道而驰。我们要问，为何国内的媒体会用统一的口径选择性地报道或分析国外的信息？
　　90天谈判取得协议会有戏吗？
　　随着最近一轮在北京举行的美中中层官员贸易谈判收官，论坛的演讲者大多对于中美贸易冲突能够在近期得到缓解转为乐观。姚洋认为，这次是论坛第10届的活动，但是与往年有别的是，这次到美国来，中美关系霸屏美国媒体，显示着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双方能够坐下来讨论，就表示两个国家还是能够“走到一块儿”。
　　中美能在90天内达成协议吗？姚洋认为他本来不表乐观，但在最近的一轮谈判后得到了新的乐观动力。目前中美之间的争执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不公平的商业行为，也就是某一个国家内部的政策和实践对于对方产生超越国界的负面影响，这其中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高关税、政府对于并购的补贴、以及限制进口和出口补贴等重商主义策略，这些应该尽速解决。第二类是两个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对于孰轻孰重并没有同样看法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创新产业的补贴政策以及市场准入问题，这些并不能马上得到解决，经由讨论和谈判，美国应该给中国空间和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
　　拉迪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有动力解决，因为中国经济基于结构上的问题而严重下滑，可以借由协议促进改革，而关税同样对美国不利，阻碍就业及经济成长，当特朗普政府的税改红利逐渐消失，双方都有动力在短期内达成协议。
　　拉迪也指出，其实过去一年来中国主动对700种产品减少多达25%的关税，提高外国公司在金融行业的所有权比例，并允许外资成立全资汽车制造公司，缩短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并对于保护知识产权采取行动；这些虽然没有得到应得的正视，但将会成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但他希望看到的是更多结构上的改革，比方说超过40%的中国企业即使在拿到政府补贴后还是赔钱。尽管政府补贴不能在一夜间消失，但他希望整个中国经济更倾向于市场化；在中美贸易谈判中，需要针对每一个领域的“扭曲”经济现象做不同的审视，然后看如何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有一定的实际作为。
　　前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和前招商集团董事长秦晓在主旨演说里指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正在成为常态，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爆发。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首先，在经济利益层面，贸易不平衡作为一个结构性问题，不会很快得到解决；第二，在制度规则层面，美国和其他市场经济体都要求对中国的贸易和商业行为进行根本性的改变。然而，中国要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出重大调整，还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和更强的政治意愿。
　　秦晓以为，如果贸易失衡持续巨大，将对国家经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两国政府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进行干预，包括使用自愿出口限制或配额。双方应首先确定一个合理的再平衡目标；然后确定美国赤字较大且有能力替代的中国出口类型；进一步采取措施扩大从美国进口的品种；并考虑放松美国出口管制。在此基础上，制定五年规划和路线图，以寻求新的平衡状态。
　　美国在WTO中反对中国目前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要求平等互惠的政策。诚然，中国的发展水平与加入WTO时有所不同，应调整承诺的市场准入条件。逐步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一项既定政策。双方只需就开放的水平和速度达成一致。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市场开放领域进行了重要的制度改革。秦晓对中美两国在90天内达成全面开放市场协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但凯瑟琳•曼认为，想要通过一个贸易协议来解决美中关系的全部问题是不太可能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在贸易战之前早已放缓很多，如果贸易谈判在短期内达到了结果，但中国的宏观经济并没有得到明确改善，那么这样的协议必定使中方怀疑它的价值。而美国经济短期内看好，最近市场的动荡体现在股市，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如果中美最终达成协议之后，美国的市场仍然动荡不安，那也会使美方怀疑达成协议的价值。因此贸易协议并不是解决中美摩擦的万灵丹。
　　就贸易问题来说，凯瑟琳•曼认为目前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其实和去年5月所谈的条件完全一样。凭什么认为美方5月的时候不感冒，现在就可以接受了呢？假设美国的股市动荡使得美方的立场缓和，那么如果股市停止动荡，是不是美方又认为中方的条件不达标？她认为目前所要解决的一些贸易问题并没有涉及国家安全等关键而难解的问题，因此谈判的结果只能是“粉饰太平”的协议，并不能解决双方各自宏观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问题，比方说5G。
　　特朗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阻力还是助力？
　　过去20年来在中国有一种感觉是，即使改革对于中国本身有好处，来自外部的压力对于国内改革反而不利。但在卢峰眼里，中国加入WTO之后头五年的确有积极的改革开放步调，但后来节奏变缓，目前中国同时面临重大外在和内在的压力，有可能会在今年造成深度改革的动力。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有些来自美国的压力是正面的，比方说打破目前国内势力的平衡，创造新的平衡；但是目前美国的政策太过于刁钻，没有道理地使双方的贸易谈判陷于僵局，不但造成谈判的困难，脱钩不切实际，也会对于全球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
　　梁红认为，从正面来讲，美方的要求对于降低关税、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可以造成正面影响，但她担心从中期的眼光看来，中兴和华为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会使得国内朝着自力更生的思维迈进。对于拥抱自由贸易哲学的人来说，更好的主张是每个经济实体发挥它擅长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黃益平分析，如果美国的压力是要孤立中国，如果高科技的产品不能够卖给中国，这个结果会非常令人不可预测。好的压力是把中国纳入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中国或强迫“第三世界”国家去站队。
　　黄海洲认为太少压力起不到作用，太多压力则会适得其反。中国加入WTO的初期，从美国方面拿到了很多帮助，但美国不应该以此就把所有功劳揽在身上。至于如果美国考虑一个类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系统，对中国的改革是不是有所帮助？徐高认为，如果TPP是用来孤立中国的，那便是不好，但如果是要把中国纳入世界的多边体系，对中国的改革会有帮助。梁红认为，中国对于参加一个多边主义的组织应该有意愿，多边主义对世界经济来说胜于单边主义。
　　荣大聂认为，国家必须在经济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问题是应该是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提倡公平竞争的中立者？中国政府本身必须改革，才能减低西方的怀疑，并进入真正深层的改革，在此之间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这些都意味着，特朗普显然不是中国改革的答案。
　　论坛环节的主持人米歇尔•库索卡贝拉（前CNBC主播）在会后对我说，从外部压力来说，促使中国最终对外开放的动力将不是特朗普，而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如果中国市场不能保障它们的权利和利益，它们将会从中国撤资，或是选择不到中国投资。
　　中国的结构改革从根本上取决于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重新评估；虽然外部压力可以加快这一进程，但最终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决定必须来自内部。秦晓认为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可以是一个突破点：第一步是将国有企业分为战略型和商业型两类。对于战略型，政府可以在国内提供相关的政策支持，在进入国际市场时政府只能作为持有少数股权的金融投资者。对于商业型国有企业，政府应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取消所有政府补贴和保护，降低政府持股比例，为管理层提供市场激励，鼓励商业性国有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竞争。
　　但是，贸易战的过程应该更传达了一个信息，在一个以政府导向的经济体系里，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几乎无法起到真正的作用。正如秦晓在演说中指出：“1980年代初，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没有法治的地方行使权力，用有形的手培育无形的手，把经济增长放在公平之上，这是自然的。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大，越来越国际化，当前政府主导的模式产生了特殊的利益集团，这对向自由市场体系过渡构成了障碍。即使在中国，这种模式也面临着激烈的批评。中国应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承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的基础上，果断承诺进行必要的改革。”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还必须推进自身的结构改革，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塑经济发展模式。美国也需要平衡自己的“美国第一”和自由贸易政策。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在论坛结束时致辞表示，中美关系走到现在面对了过去四十年里最复杂的时间点。中美经济学者在会议上，就算持有不同观点，也都能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他希望中美两国政府也能做到这样，用“事实”去真诚地谈判。
　　我认为藉由论坛这样深度的讨论，事实上对于增进中美之间的互相了解有非常大的助益，应该多做而不是少做，但从媒体传播角度来讲，中国专家的阵容固然强大，似乎可以增加不同声音，免得有一种代表“体制内声音”的感觉，才能增加在国际上的公信度。这也是目前中国企业和经济整体在国际面临的“公信度危机”，因为在国际的视野里，“御用”并不代表“信用”。
　　然而对于这样的年度论坛预测经济目标，我们不禁要问：为何经济学家会对经济增长率提出预测，而这个预测永远与政府规划的标的亦步亦趋？如果GDP是一个带有魔力的数字，它会不会成为地方政府必须借举债完成的年度任务？从而使得目前需要的去杆杠更加难以贯彻实施？
　　值得探讨的是：这个具有魔力的数字似乎是依照模型制造的光滑GDP样板，属于计划经济的模式和思维方式，是不是适合中国接下来应该“大刀阔斧”改革开放的脚步？其实中国不必维持“海报模范宝宝”（poster child）的形象。或许，当中国放下“GDP金刚”的身段，追求平衡、扎实的成长方式的时候，正是下一阶段改革开放开花结果的时候。

来源时间：2019/1/14   发布时间：201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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