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江月  来源：石江月防务观察

　　美国正遭遇十年以来的最大危机。
　　自从上周三，白宫突然宣布美国决定从叙利亚撤军后，其产生的连续影响已经对美国内部和中东地区带来了巨大的震荡波。
　　美国股票市场近一个月来持续疲软，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23日给全美六大银行掌门人打电话，确认银行业运营稳定，不会重现10年前的金融危机
　　这一切都源于特朗普正在革美国的命！
　　“流氓总统”
　　进入12月以来，投资者忧虑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导致美国股市价格指数大幅下跌。截至21日，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幅将近12.5%，趋近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时期以来最大跌幅纪录；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同期下滑13.6%，与8月底所创历史新高纪录相比跌幅近22%。
　　财政部说，姆努钦准备24日召集由总统直接领导的金融市场工作组开会。工作组成员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等联邦金融管理机构领导层官员，获称“防暴跌小组”，上一次开会在2009年。
　　在美国内部，政治上的震荡波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辞职开始向外扩大。
　　在特朗普和白宫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之后，马蒂斯因为与这一决定存在分歧提出了辞呈。而马蒂斯的辞职信可以说更是把这一分歧上升到了美国传统政治精英与特朗普之间的意见不合。
　　有媒体披露，马蒂斯在这封辞职信中表示，除了自己，包括博尔顿、蓬佩奥等人都不同意特朗普关于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特朗普更应该找一个与自己意见更加一致的国防部长，而马蒂斯认为自己做出辞职决定是正确的。由此可见，马蒂斯去意已决。
　　代表美国传统政治精英媒体的《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分别发表评论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身边的资深顾问、重要官员接连走人，剩下一堆唯唯诺诺的人，往后更难受节制。
　　《华盛顿邮报》甚至称特朗普过去的两年任期为“流氓总统任期” ( a rogue presidency），现在政府内已无人可约束他。
　　《华盛顿邮报》称，过去两年，特朗普身边的顾问尝试提供辅导和节制：为他讲解历史、说明细微之处并引导其回应，敦促他斟酌克制、说话先打草稿以说服强硬的保守派接受主流政策。但他们失败了，特朗普接受节制的时代已经结束。
　　外界认为，能挡住特朗普不致冲动行事的资深顾问，一个一个走掉了，最近一位就是国防部长马蒂斯。
　　《纽约时报》则评论，一度宣称“我能一人搞定体制”的特朗普，愈来愈相信自己的判断，也愈来愈形单影只。这两年特朗普和自己的政府交战，认为自己身边的人都是笨蛋。
　　正是因为自己过去几十年都是一个美国的成功商人，而且自己在过去的商业交易中因为耍各种奸诈之术获得了成功，让特朗普有了非常大的自信。而2016年第一次参加大选，就击败了大热门希拉里，这也让特朗普变得无比自信。
　　特朗普认为，美国传统政治精英不行了，“我有直觉，有时候我的直觉告诉我的事，比任何其他人的脑袋都管用”。他对下属的简报细节不感兴趣，如果有人说他没有权力做他想做的事，特朗普会非常愤怒，怀疑这些人是在暗中搞鬼。
　　所以，特朗普在美国正在掀起一场革命，一场革“传统美国”的命。
　　有消息说，特朗普已经在政府内部宣布了自己的一个立场，“未来美国不应将推翻其他国家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这也许是特朗普为自己做出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的决定而做出的辩解，但是显然可能会遭到更多美国传统政治精英的反对。
　　因为通过军事干预手段，强推美国主导的西方民主制度和价值观，这是几十年来美国政治精英认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也是美国扩大自己软实力和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特朗普改变了这些，那将对美国国内而言具有颠覆性的意义。
　　政府关门
　　从现在看，美国传统政治精英也在利用手中的权力，阻击特朗普。如今，最大的战线就在美国国会。
　　不受约束的特朗普进入第三年任期，将与他认为的“敌人”交战，坚持选战承诺的强硬路线。但是特朗普也在与当初支持他的政治联盟出现裂痕。
　　截至目前为止，美国乱作一团：
　　联邦政府关门；股市如自由落体下坠，几万亿美元已经蒸发；国际盟友出声警示；俄罗斯在内的敌意政权在看热闹。过去怕得罪特朗普的共和党议员现在开始公开抨击他。
　　美国传统媒体认为，特朗普现在被一堆唯唯诺诺的人包围，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在协助特朗普总统实现愿景，即使他们并不认同。特朗普任命了一些“代理”官员，包括代理国防部长沙纳罕、白宫幕僚长穆瓦尼，意味他们必须竭尽全力讨他欢心才能永久坐稳位子。
　　如今，圣诞夜迫使政府关门，是美国传统政治精英给特朗普的一个坚决回击。
　　特朗普坚持要求国会为在美墨边境建墙拨款，而国会的民主党人仍然坚决不同意，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将部分关闭到星期四，关闭有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星期。
　　特朗普周日在推特上写道：“阻止毒品、帮派、贩卖人口、犯罪分子以及其他许多人进入我们国家的唯一途径是墙壁或屏障。”
　　参议院第二号民主党人，伊利诺伊州的迪克·德宾发推文说：“午夜时分，特朗普总统为了要求修建中世纪的边界墙而决定关闭政府，这是毫无意义和残忍的。”
　　这是过去5年内第四次由于国会和白宫无法在最后期限前就联邦政府预算数目及用途达成一致，从而导致联邦政府中非必要的服务和运营停摆。
　　上星期三，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一致通过临时拨款法案，增加了对于整体边境安全的拨款，但没有为隔离墙预留资金。白宫最初表示支持这项法案，但特朗普最终拒绝接受，坚持要求拨款57亿美元用于建墙。
　　随后，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临时开支法案，其中包括特朗普要求为在美墨边境建墙的50亿美元，提供可以使联邦政府继续运营至2月8日的拨款。但是这项议案无法在星期五半夜之前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法案所需的票数。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坚决反对为美墨边境建墙拨款。
　　特朗普说，他不会签署不为边境建墙拨款的开支法案。参议院星期六休会，下次举行表决的时间最早为圣诞节过后的星期四。
　　已退休的美国四星陆军上将麦卡夫瑞说：“这是流氓总统任期。在盟友和国安专业人士看来，特朗普无能又冲动，做出错误决定，伤害美国长期盟友。”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说：“特朗普想要全然的自由，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他愈来愈接近那个（目标），那不仅会吓坏国会，还有世界各国。”
　　放弃干涉
　　而在马蒂斯之后，美国负责协调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合行动的美国总统特使（由奥巴马任命）布雷特·麦格科也宣布辞职。未来是否还会有人辞职，目前尚是未知之数。
　　但是，美国内部更大的担心是，特朗普接下来可能会做出从阿富汗撤出部分军队的决定。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有美军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几个月撤出大约7000名在阿富汗的士兵。
　　这7000名左右的人数大概是美军目前驻扎在阿富汗士兵数量的一半，目前在阿富汗的美国士兵约有14000人。一名官员透露，此次部分撤军目的是，为了让阿富汗军队更多依靠自己而不是西方的支持。
　　从外部来看，特朗普的撤军决定也引起了巨大的震荡波。这一意想不到的举动遭到了许多美国议员、政治精英的广泛批评，他们认为这一行动不但将破坏美国的安全，而且还将该地区的主动权交给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
　　虽然美国在叙利亚拥有驻军大约2000名，规模并不大，但是起码保证美军在叙利亚具有军事影响力，而且控制着重要的前哨基地，并能向伊斯兰省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的武装反对派提供武器和其他必要支持，其中以库尔德人武装为主。
　　最为重要的是，美国还领导着由70多个国家组成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合行动联盟，定期以协助盟友打击恐怖组织为借口，在叙利亚进行空袭。如果美国撤出叙利亚，则意味着这个国际联盟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也将落入风雨飘摇，虽然法国方面表示将继续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但其面对俄罗斯的军事存在，恐怕没有什么竞争力。
　　有不少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关于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是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电话交谈之后做出的。
　　据美国NBC新闻报道，一位白宫高级官员透露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这次电话中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一旦美国军队撤离，他将向叙利亚其余的“伊斯兰国”武装发动一次军事打击，彻底击败“伊斯兰国”。
　　所以，也有了特朗普在推特中说接下来的任务交给土耳其等国。但是美国这时候撤军，可能意味着在过去几年里在叙利亚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都付诸东流。俄罗斯将接管这个地方，特朗普会得到什么？
　　不少美国媒体担心，土耳其人接下来恐怕会先清除在叙利亚活跃的库尔德人武装，然后再打击剩余的“伊斯兰国”组织。而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显然已经迎来胜利的曙光，伊朗和俄罗斯也会在这一地区做大自己的影响力。
　　那么，美国该怎么办？依靠经济和金融手段去打压自己的这些对手？这成为留给美国人的疑问。
　　美国现在军费已经超过7000亿，如果特朗普放弃对外军事干涉那些效果，那么对中俄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这么庞大的军力是要用来对付大国的。
　　因为如果美国的军力不找到用武之处，很难有必要继续这么庞大的开支，这会影响军火商们的利益，这些人也是共和党的基本盘。
　　而美国现在退出中导条约，建立太空军，又决定重建核武库，都传递出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加重了。过去可能中俄大国只是美国的远期威胁。现在可能特朗普当做近期的威胁。所以，我们也要保持警惕。

来源时间：2019/1/6   发布时间：2018/12/26

旧文章ID：17713

作者：杨文静  来源：大国策智库

　　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非洲的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全球前列，新兴市场国家与非洲各国的经贸往来也日趋密切，而美国在非洲的经济存在和影响力则呈现逐渐衰弱之势。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增强，美国也在调整其对非经济政策在思想观念、具体政策和远景规划。
　　关键词：中美合作 非洲  三方合作

　　关于中美非三边关系，我将其纳入美国外交政策框架之中来研究。
　　首先从美国的视角来谈一谈中美两国在非洲的合作与竞争。从美国的视角来看，美国对此的判断总体看是中美关系在非洲的竞争性不断上升。美国非常关注中国在非洲的政策目标。美国人认为，自2001年以来，中国对非政策经历了从过去强调政治关系亲密的基调、到以经济发展成为纽带的转变，近些年来他们又认为中国对非政策又转向战略领域。因此当前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更倾向于以竞争性的视角来看待中美在非洲的关系。总体来说，美国认为中国现在是非常占优势的，在非洲对美国造成了比较大的威胁，包括经济安全制度上各个层面，认为中国对非政策是一种系统性、综合性、有计划地采取一种对非政策，这是服务于中国自身利益的。
　　美国对中国非洲政策的解读可能存在误解和扭曲。美国批评中国在非洲榨取自然资源，并且展开庞大的基础建设工程比如道路和桥梁建设，中国的意图在于转移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在非洲的发展可能会在政治上获得一些支持，此外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的贷款，对美国造成竞争，因为美国的贷款条件非常严格、苛刻，中国对其构成挑战。
　　自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认为中国的非洲政策采取更具有攻击性的态势。在经济政策领域，如前商务副部长、现任国家经济交流中心的魏建国表示，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未来非洲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产品出口市场。当然了，他也承认中国对非洲的出口和美国出口产品质量上可能有差别，但美国还是敏感的捕捉到了这一重要信息。
　　此外为了配合中国的人民币走出去、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贸易战背景下，相对于美元中国人民币是走弱的。在外汇储备相对来说比较吃紧的情况下，可以继续推进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脚步。非洲已经有14个国家表示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尼日利亚等国也愿意将人民币作为一个结算货币。在安全方面，美国一直对中国提出批评，但其实也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发挥过一些积极的作用。在南苏丹问题、打击海盗等这些问题上，美国认为双方存在共同的目标。
　　近一两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开展，美国愈发从消极的角度对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动作进行解读。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认为，目前中国海军力量已经位居世界海军强国前列。随着“一带一路”项目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美国认为中国已经对其构成了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关注的重点是：中国会不会以武力措施保护投资项目？现在主要是两派观点，一派就认为中国是有可能动用武力，一派认为中国会雇用一些私人保安公司来确保投资安全以应对危急状况，但认为中国不会动用军队。我们拍了《战狼》这部电影，在这一背景下他们担心中国在安全领域的政策是否发生了转变。
　　事实上中国在非洲经济的参与模式也有所不同，也反映出了中美竞争性上升的这一面。首先是主体不同，中国是国家主导，美国是私人资本主导，虽然美国现在增强了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合作，但是总体来说美国国家主导发展还是处于一个劣势。另外，中国的援助和贷款是不做区分的。如我们前段时间宣布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既包括直接投资，也包括软贷款、商业贷款，等各种类型。而美国的援助和投资是分明的，美国不允许直接投资，需鼓励私人资本投资。中美在非发展模式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美国给第三国提供了贷款和担保，这个流程与中国政府主导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相对来说处于劣势，即使中国投资出现亏损，但中国也能接受。中国在进行投资评估的时候不用面临许多条件的限制，而美国相对来说就没法做到这一步。

▲中国在非洲投资建设的铁路项目图

　　第二个是附带的条件不同，美国认为中国事实上也是有条件的，但是中国可能是更多的服务于自身利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台湾问题，达赖问题，联合国人才投票的问题，这些问题跟贷款结合在一起，美国追求所谓良政、反腐这些透明化等等这些目标。它认为中国运作得是非常成功的。
　　从美国对非政策的演变来看，我认为越来越倾向于对华竞争，事实上中美之间在非洲的这种竞争从小布什时代就开始了。奥巴马在他任期最后才通过的两个法案，一个是《电力非洲法案》，一个是《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美国意在将这两个法案打造成美国新非洲战略的支柱。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对非政策作出了非常大的调整。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哲学认为美国自己基础设施都非常陈旧，那么对外援助是没有必要的。大幅削减美国预算案当中对外援助的部分，特别是对非洲的这些援助都被废除。为什么美国许多对非官员任命一直是缺位状态，还颁布对苏丹、利比亚、索马里旅游禁令，这体现出“美国优先”对非政策注入的一些消极因素。
　　但美国主流的战略界，包括现在特朗普自己的外交战略正在进行一种回归。特别是当他把大国竞争作为第一优先考虑的时候，它事实上也在调整政策。美国主流战略界事实上是主张将非洲作为美国维持全球扩张的关键部分。主张美国应该更加重视非洲的战略地位，特别是要加强与中国的竞争。
　　比如说，如果美国想要跟中国竞争，首先要抓住非洲。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随着一带一路项目、贸易战的展开，特朗普调整了对非发展援助政策，在中国宣布给赴非洲注入600亿后他马上宣布美国也要注600亿。我觉得特朗普要让美国在非洲融资方面与中国旗鼓相当。
　　第四点，中美合作的可能性。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在非洲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比如说可以各自利用自己的优势在非洲进行发展，中国是擅长基建，美国是擅长金融管理。这两个能力结合在一起，对双方都是比较好的选择。事实上最近安倍访华，与中国达成了一带一路上的第三方合作。
　　第三方合作能不能推广到中美关系之间？中国在大力地搞第三方合作，跟欧洲搞、跟美国的盟友搞，但为什么一定要绕开美国？中国能不能直接与美国进行合作？有这样的可能。美国学者长期以来对中美在非洲的合作持肯定态度，包括经济的增长、对抗疾病、消解冲突、增强政治稳定，特别是反恐方面。要解决反恐问题，必须要解决就是恐怖主义所依托的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那么在这方面，美国认为中国是有比较大的优势，中美在这方面有比较大的合作空间。在维和联合国的维和框架下，奥巴马时期中美之间其实有着非常深刻的合作。每次中美达成的首脑共同声明里面，非洲都占比较大的比重，包括粮食安全方面和关于消除地区疾病的合作。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继续能够维持合作的态势。当然中美在维和领域也有竞争，就是说其实中美都自己有各自的维和的这种投入和计划。美国学者也提出来说，各自的这种维和的计划，其实相互之间没有信息的交流。那么能不能在使用标准上和相关的技能方面，依托非盟的平台，中美开展一些合作？
　　最后是几点建议。第一，清醒认识到非洲已经成为中美竞争地带。中国虽然不愿意表明是全面竞争，但美国对此的定位是全面竞争。但是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时代，它虽然有一些支柱性的计划，但是囿于这种国内分散资源的限制，还有依靠私人资本驱动的这种模式，使它不像中国是大规模政府投入。其实特朗普政府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非洲战略。
　　第二，中国模式相对来说有比较大的优势。事实上中国2016年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当地提供工作就业机会的最大的最多工作岗位的国家，也是外资的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事实上中国也是受到自己政治框架的一些限制，中国究竟是有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在非洲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标？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它国家安全战略是那么说的，事实上他也是那么做的。美国希望在非洲实现的目标可能是理想主义的，也可能是理想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但中国不管是想深入就医疗队也好，或者是说是想维稳也好，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意图说清楚。如果我们光说命运共同体，我觉得还是不够。毕竟中国在非洲投资有一些附带政治条件，比如说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样嵌入我们的价值观因素，我觉得这是现在我们最接续解决的问题。
　　中国在非洲的发展中可以注入一些普世价值观，比如共同发展、共享福利。如何描述中国对非政策、使当地人更加容易接受，这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最后一点是在所谓战略竞争的背景下，首先就是中美是不是能够定位现在就是战略竞争，特别是美国将面临中期选举后国会可能出现政策分化。对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两种可能，一种观点认为他可能会更加地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因为他现在在国内受到的掣肘比较多，会走向合作的道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两党在对华强硬政策上已经达到了战略共识。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美国两党达成共识，中美在第三方的合作将面临更多的竞争。但是即便如此，美国它不是一个完全的 整体，我们在跟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可能不需要仅仅它的官方打交道，还有战略界，有掣肘力量，也有非政府组织等等，不能把美国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去对待，中美也许存在合作的空间。

　　杨文静，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外交室主任。

来源时间：2019/1/6   发布时间：2018/12/25

旧文章ID：17712

作者：陈佳骏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刁大明是国内少有的从美国国内政治出发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及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生代学者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在媒体发声，为公众解读中美关系热点，讲述一个真实的美国。在他看来，这是作为专业学者的社会责任。
　　对于美国国会的研究，刁大明颇有心得，他不仅出版了专著《国家的钱袋：美国国会与拨款政治》，还发表论文数十篇、时评数百篇。学术上多年的钻研与沉淀让刁大明深谙美国国会运作之道，对于府会关系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即使某个法案在美国国会内跨党派高票通过，也不能说明所有投赞成票的议员对这个法案极其了解。实际上，很多议员在不熟悉的议题上往往选择“随大流”，而大多数议员对负面涉华法案的支持只能说明他们没有任何反对的动力。所以，我们在宣传介绍真实的中国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刁大明出生于中美建交以后的1980年代，他在访谈中谦虚地表示，自己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做实做深。在他看来，只有与美国同时代的青年中国问题学者频繁交流，彼此沟通，才能弥补与两国老一辈学者相比在历史维度上的不足，进而跑好中美关系发展的“马拉松”。
　　全景式认识美国
　　澎湃新闻：您出生于80 年代初，当时正值中美合作“蜜月期”；您的青少年时期，中美关系遇到了一些波折。中美关系的风云变幻和您个人职业发展有着怎样的联系？是什么因素使您走上了美国政治研究之路？
　　刁大明：2001年的两件事情对我来说影响比较大。那一年正好是我在南开大学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在我进行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有两个专业意向，一个是政治学，另一个是世界历史，可以看得出我对世界政治比较感兴趣。但为什么最后选美国政治呢？就在2001年刚刚入学的时候，我在媒体上看到“9·11”事件，这真的让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改变世界秩序的事件！而我当时刚刚步入政治学这个领域，由于这个事件，事实上就引导我去思考，美国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另外一件事，就是“9·11”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在中国上海召开了APEC峰会。在此之前，我可能对多边会议、元首会晤没有概念，但正是那次峰会，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大国的互动，也是从那时起，我才意识到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真的很有意思。
　　从我专业学习刚起步的时候来看，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使我关注美国国内的变化，特别是这对中美关系产生哪些影响。
　　澎湃新闻：您求学期间，曾在美国蒙大拿大学、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俄克拉何马大学等机构交流访学，这些访学的经历是否改变了您对美国原有的认知？
　　刁大明：我一开始看到美国这个国家，是在蒙大拿的乡村里，是在夏威夷的海边，是在俄克拉何马的印第安部落里，所以我看到的美国并不是华盛顿的那个“面孔”，这让我对美国有不同的感观。到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之后，我才第一次来到华盛顿，之后就反复去，这才对美国的政治精英层有一个直接的感受。好在美国的政治一切都是地方的，这种政治的地方性其实让我有一个对美国更立体的感触。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下一次去美国的话，我不会选择在华盛顿常驻，我会选择我从来没有长待过的西南部，甚至是阿拉斯加，我认为那样才能真正认识美国，才能全景式地理解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或者对世界将造成什么影响。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
　　澎湃新闻：回顾中美关系四十年的发展，您觉得美国国内政治，尤其是府会之间的互动，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刁大明：府会关系确实是影响中美关系或者美国对华政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曾经对“府会分立/一致状态”做过相关研究，通常情况下，如果是在共和党总统和共和党主导国会的情况下，国会的涉华提案或涉华负面议题会相对少一些。但如果是民主党总统和民主党主导国会的时候，情况可能更加复杂。
　　对于国会而言，在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通过之后，国会确实始终起到对华负面的效果，不过也只是在舆论环境意义上对中美关系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国会确实发挥了与以往不同的作用，这个其实是很值得关注的。国会两院两党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即要把特朗普规制到建制派相对容易接受的外交轨道上来，虽然这个共识还比较微妙且不稳定，但是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他们就不断用立法权来塑造总统的外交权。这个塑造的过程，使某些国会议员做到了长期以来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通过了所谓的“与台湾交往法案”。比较危险的是，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却并不对国会在对外议程上发起的挑战采取有效的应对，反而是“甘之如饴”地认为这些立法都只是在丰富他的对华极限施压“工具箱”。或者说，特朗普放任地认为，国会正在将一把把“涉台”、“涉藏”甚至“涉疆”的手枪送到他手里，但要不要扣动扳机，则是他自己决定的。即便事实正是如此，但这些立法却会超越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而长期存在，成为毒化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一把把悬剑，贻害不小。
　　所以，国会确实已经从曾经的对华负面噪音转身走到了前台，但是这种前台的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未来依旧要十分重视对美国国会的工作。
　　澎湃新闻：当前美国两党的一些少壮派反华议员，他们的反华情绪是一以贯之的，还是在特定情况下出现的？这种反华情绪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刁大明：从历史上来看，每届国会中都会有一些议员对中国持积极的立场，也有些议员会出于各种原因，比如意识形态偏见、选区因素、甚至是议员的个人经历等，从而对中国发出比较负面的表达，这是美国政治碎片化的一个体现。
　　其实，在国会这种相对专业化的机构里，许多议员在一些专业化的议题上会采取所谓的“追随战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某个法案在国会内跨党派高票通过，就认为所有投赞成票的议员对这个法案都极其了解。其中大部分议员可能只是“随大流”，他们可能会清楚在某个议题上某些议员会有所谓的引领作用，其专业化程度更高，他们会跟随那些专业化程度高的议员，只要这个议题本身对他们的选区没有很大影响，他们就会去推动。
　　因此，在一些涉台议题、对华政策问题上，可能大多数议员对此并不熟悉，但他们可能在不损害本选区利益的情况下，甚至说是在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的情况下，采取“追随战略”。这才会出现国会一些议案给我们感觉有很多议员支持，其实关键的还是那一小部分人。我们通常将这一小部分人称为国会对华外交事务的“国会企业家”。我认为，这一部分人大多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很难改变。对我们来说，应该积极与“追随者”进行对话交流，让他们对中国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让他们认识到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一个怎样的成就，中国在国际社会将努力扮演一个如何积极的角色，中国是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具备一个怎样积极的意愿等等，这些应该对那些“追随者”们充分地表达。当然，必须看到过去一年来华盛顿政坛上似乎正在形成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而这种趋势的确进一步弱化了“追随者”参与负面涉华议题的成本，但从另一个层面讲这也恰恰提出了如何让这些议员形成一个理性客观中国认知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澎湃新闻：您认为有哪些因素可能会改善国会议员对中国的客观认识？
　　刁大明：我认为有一些因素没有发生变化，不过现在的情况更复杂。我们可以理解成竞争与合作同时出现，但合作的趋势仍然存在，甚至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认为，这已经是一种常态，不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量了，只是竞争方面可能有所提升。
　　在我的研究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这个发现到现在我还是认为可以被反复验证。我们知道，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持续紧密，美国国会的众议院选区也会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获益。比如，美国国会众议院选区对华出口数量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为选区创造就业。我的研究发现，选区对华出口的存量对代表该选区的议员的涉华态度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是选区对华出口额度的增量，是完全有可能导致该选区国会议员在国会内更少地去参与一些比较负面的涉华议题。这就意味着，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在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时，要对一些以前没有接触到的地区，比如所谓的“深南地区”、“落基山区”、甚至西南部拉美裔、墨西哥裔比较聚居的地区等等，加强交流与合作。通过在这些地区创造一些贸易增量，可以创造机会让两地人民增加交流，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美国人民，包括议员，改善对中国国情的认知。
　　智库交往中的新生代
　　澎湃新闻：当前美国主流智库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有哪些判断？在经历过去几年的对华政策大辩论后，他们的对华观点是否趋于一致？如不同，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刁大明：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以来，美国国内智库基本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我不愿意用这个词汇来表达。因为事实上，美国在历史中从未面对过这样一个体量巨大、发展迅速且会给世界带来积极外溢效应的国家，所以对美国而言，如果把中国视为一个对手的话，那么对它而言恐怕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我认为美国国内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只是半个共识。这半个共识是指对如何定位新时代的中国有一个消极判断。另一半未形成的共识是指，美国应如何应对一个已经被认为是对手的中国。所以我们看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后，特朗普政府在多个领域对中国不断出招，实质上反映的是美国在调试如何面对当下的中国。这就意味着，对我们而言，应当积极主动地去改善美国对中国的另半个共识。一方面，我们要表达积极的意愿，努力推进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比如说我们反复强调“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我们也提到“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等一系列良好意愿。我们的表达非常积极，我们愿意在足够大的太平洋两岸，实现中美和其他国家的共同、积极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确地向美国、向世界表达我们的国家诉求是什么，我们的国家目标是什么，我们的战略底线是什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在经贸问题上，包括其他可能会产生新的敏感问题上，给予极其有力、有效的回应，让美国明白，如果你要将我们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话，我们的底线在哪里。要让美国避免一种为所欲为的状态，这种过程也是我们给美国“立规矩”的过程。面对中美关系可能的滑落，应该及早让华盛顿清楚，这种“用力过猛”的方式不但无法实现目标，也将反噬自己。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可以发生，毕竟如今的中美都不同于四十年前，但绝不意味着一定会调整到负面的状态。中美应该尽快找到“止损点”，美国应该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最大问题源自国内，通过施压北京丝毫解决不了这些关于国运的核心问题。
　　澎湃新闻：您经常往返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接触到了共和、民主两党的智库专家，您认为当下双方智库间的互动有哪些局限性？
　　刁大明：对于智库而言，坦率讲，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即双方学者之间所谓的不对称性。举一个例子，我的研究主要偏重于美国国内政治，即便是做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也是从美国的国内政治中往外看。这就意味着我需要更多地与美方做美国国内政治的学者多接触，询问他们美国国内发生了什么。但问题在于，这些真正做美国国内政治的学者，其实很少会来中国，相反我们在北京迎来送往的许多美国学者，他们更多的是研究中国问题。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我们身上，比如像我作为一个研究美国国内政治的中国学者，如果到美国的智库去的话，美方专家实际上更关心的是中国发生了什么。对我们来说，当然有责任讲好中国故事，积极与美方沟通，让美方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但是从专业的角度上讲，我毕竟不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因此，我觉得这种智库交流本身，还是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
　　澎湃新闻：在您与美国智库的接触过程中，有哪些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值得我们关注？他们和老一辈专家有什么不同？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刁大明：我在一些会议中与新生代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的交流互动比较多。我接触过的新生代学者有麦艾文（Evan Medeiros）、韩美妮（Melanie Hart）、拉特纳（Ely Ratner）等等。我认为，如果要将这一代学者与上一代甚至再上一代智库学者相比较的话，还是有明显的区别。这些三四十岁年纪的新生代智库学者，他们的人生经历恰恰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互动的四十年。而且，当他们步入这个研究领域的时候，正是中国快速发展，且在美国国内出现一些对中国有奇怪想法的一段时期。因此，他们对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文化体系的传承难以深刻地理解，这与他们上一代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相比，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另外，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非常政策导向的，他们的意见也非常工具化，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很难从“乐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积极因素，中国的发展让全世界获益”这样一种积极的角度来看中国。他们更多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中国，提防中国，这点同以前的老一代的“中国通”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看待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时，也应该本着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甚至是中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持续跑一场目的在于做最好的自己的“马拉松”的一种角度去看这个国家。
　　澎湃新闻：对于这样的新生代美国中国问题学者，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去淡化他们对华提防的心态，更加突出中美关系积极的一面？
　　刁大明：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加强交流与互动。据我所知，北京、上海等地很多机构都在努力推进一些青年学者之间的对话，我也参与过多次，这种对话确实能够使双方有更多人员的互动与观点的融合，双方的关系也会更加密切。这种互动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由于存在研究视角或者路径依赖的原因，双方可能很难通过一两次互动就会对各自的观点做调整。但是，我认为，随着个人阅历的增长，以及对中美关系发展进一步深入地亲历，或许中国积极、稳步的发展姿态会对美国新生代中国问题学者的观点产生最本质、最深刻的影响。
　　李侃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天津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他聚焦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作为一个外国学者，能够聚焦到如此具体的议题上，可见他对中国了解程度之深。正因为他的研究起点聚焦的是具体问题，所以在他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包括在克林顿政府中任职时期，对中国有越来越客观的认识，因而他现在能够从一个宏观意义上，更加积极、理性地把握中美关系。李侃如的例子也为我们做美国研究、做国别研究乃至做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国青年学人提供了参考：年轻时的起点到底该有多大。总之，我认为，中美之间的互动应该是多层面的，不仅是政府高层之间的互动，不仅是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学者包括学术精英之间的互动也非常重要。

来源时间：2019/1/5   发布时间：2019/1/4

旧文章ID：17730

作者：辛恩波 薛雍乐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北京是我的一个老家，”回忆起在中国的时光，葛小伟教授常常会沉浸在孩子般的快乐中。
　　1978年，在中美建交前夕，葛小伟跟随身为外交官的父母来到中国，从一个孩子的视角见证了中美关系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如今，那个兴奋的小学生已经成长为中美问题专家，致力于促进两国相互理解。他先后倡议发起了“中美安全对话”“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纽曼华语文学奖”等活动，为促进中美官方和民间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中国生活、求学的经历给了葛小伟不同的视角，也使他更能从中国人的角度和立场理解中国。“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们都一样，都是‘人’。我觉得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很容易忘记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他说。在充满现实主义论调的国际关系研究圈中，葛小伟带有人性温度的观点让他显得有些特别。
　　在葛小伟看来，某些国际关系理论过于狭隘地强调差异与分歧，却忽略了人性的共通之处。他认为中美应该发展更加“人性化”的关系，培养同理心、增强相互理解，这将有助于在国家层面加深互信，战胜挑战，实现和睦合作的美好未来。
　　一个“美国儿童”眼中的中美建交
　　澎湃新闻：您曾经在一所中国小学上学，能否谈谈这段经历？
　　葛小伟：我到中国的时候是1978年，1980年离开中国，当时我只有十来岁。那时我的父亲在使馆工作，实际上当时还没有美国驻华大使馆，只有一个联络处，1979年就变成大使馆了。
　　我当时在北京的芳草地小学上学。来中国之前我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我记得，那时下课打铃的时候，学生会说“打铃了”，于是大家跑出教室，去足球场踢球。过一会，大家又会大声喊“打铃了”，又都跑进教室。第二天，当我再听到有人说“打铃了”，我便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我就是这样开始学习中文的。
　　当年的体育课有一个扔手榴弹的项目，是那种练习用的手榴弹，我扔得最远。因为在美国经常扔棒球和垒球，所以我知道怎么扔。我曾代表芳草地小学参加北京市的一场运动会，我的比赛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排在我前面的几个学生年纪都比我大，所以我感到很骄傲。在芳草地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澎湃新闻：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您正好在北京，对这件事有什么特别的记忆？
　　葛小伟：当时我还小，所以没有什么国际关系的概念。我去参加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举行的一场正式的升国旗仪式。升旗仪式后要放鞭炮，很多国际媒体都在现场报导。大人们可能记住的是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这位首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讲话，或者中国外交部长的讲话，而我注意到的只是鞭炮，10多岁的小孩子就是这样的。
　　澎湃新闻：在中国生活学习的这些经历对您研究中国的学术兴趣有影响吗？
　　葛小伟：除了在芳草地小学上了两年学，1988年我还在北京大学留学了一个学期，结束后又在北京为美国《新闻周刊》工作了两个月。1988年这8个月，我交了很多好朋友，包括北大排球队还有哲学系的一些研究生。在和中国人交朋友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很重要的一点：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人”。这一点，在国际关系领域，往往很容易被忽视。
　　因为在北京待过，交了很多中国的朋友，我自然而然地对中国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比方说，我认为北京是我的一个老家，我觉得我一部分是北京人，还保持了一点北京口音。
　　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决定继续学中文。我选择了语言类专业非常出色的明德大学（Middlebury College），做亚洲研究，包括中国历史、哲学、宗教等。后来我在密歇根大学读硕士，期间上了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的中国政治课，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很快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尤其是中国政治的一些学术观点有了一定的认识。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很多学者是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因此导致了一些误解。我对此感到有一点“愤怒”，所以我就想，或许我也应该读博士，做更好的中国政治研究。
　　相较于和我同时代的研究中国的学者，由于我从小在中国待过，我在中国的经历更丰富一些。从1978年到现在，我一直有机会来中国，所以我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变化，这使我能够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了解中国的现况，我的同事们不一定有这样的经验，他们的角度会稍微不一样。

“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每年在美国和中国轮流举办。

　　中美交往需要多轨并行
　　澎湃新闻：您倡议和发起了“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发起这个对话的初衷是什么？相比资深外交官，青年外交官对话有什么独特作用？
　　葛小伟：我先后在密歇根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读书期间，经常会见到来自中国的外交官，他们会跟美方的外交官谈判。我注意到，两方坐下来谈话的时候，总是中方坐在这边，美方坐在另一边。这些谈判的过程常常有点像是在互相“教训”、批评对方。我认为这些交流有“逆向作用”，所以我便开始思考如何改变这种模式。我稍微学了一些政治心理学，借鉴社会心理学，来了解怎样帮助不同群体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想法，减少彼此的偏见和误解。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在中美关系中做一些类似的“对话”，帮助中美之间多进行一些真正的沟通，真正理解对方的立场。青年外交官是未来的领袖，现在提供多一点非正式的场合给他们交朋友，了解彼此的立场，会对他们将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过去交流的机会主要是在领导层面，而普通外交官之间交流的机会，尤其是在华盛顿和北京之外的非正式场合的交流机会，几乎没有。这个“对话”由我和吴心伯教授共同主持，一直坚持至今。
　　澎湃新闻：您还曾发起过“中美安全对话”，在组织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您对中美关系有没有获得一些新的视角？
　　葛小伟：通过这两个“对话”，我越来越了解到，外交官所面临的工作挑战真的很大。比方说，他们在做外交工作的时候，美国国务院的背后还有很多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有很多限制。我希望我们能够想办法帮助外交官来开展他们的工作。
　　在进行“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时所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挑战是试图真正从对方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无论是美方还是中方的外交官，他们都知道对方在重大事情上的正式的官方政策，但是他们真正了解政策背后的动机吗？这就不一定了。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多的机会真正深入交流，真正倾听对方，了解对方的感情。我认为，要真正促进中美相互理解和尊重，就需要有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的意愿。没有必要完全同意对方的意见，但是如果你愿意了解对方，就可以减少误解。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1.5轨对话和二轨对话对推动中美关系有什么作用？
　　葛小伟：一轨对话，也就是领导层面的交流，因为场合太正式、语言太正式，有时候太过非黑即白，可能会有一定的逆向作用；而1.5轨对话或者二轨对话则不同。以“中美青年外交官对话”为例，虽然我没有做过量化统计，但十年的经历证明组织这样的活动能带来积极的影响。我和与会人员交流时，他们经常表示参会者之间私下或个别的小范围交流非常有帮助，他们通过参加活动建立起了个人友谊。这说明我们的外交官们认为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尤其在中美存在分歧和挑战的领域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和角度，对我们解决问题最有帮助。
　　澎湃新闻：过去10年来中美之间合作和摩擦都在增加。在您组织的这些外交官对话活动中，与会者关心的议题有哪些变化？是否也反映了中美关系变化的某些特点？
　　葛小伟：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外交官们讨论的话题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泛。过去，两国外交官主要讨论的是双边或地区性问题，但现在，几乎所有的全球重大安全问题都需要中美通力合作才能解决。所以，全球变暖、国际卫生等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议程册上。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惊讶地发现有些外交官在讨论非常具体的细菌耐药性问题——可见我们的外交官们对所有的全球问题都要了解！
　　但应该指出的是，10年来有些情况一直没变。比如涉及到日本的问题，中美两方仿佛在讨论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让我们对同一个国家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态度。
　　人性的共通之处能帮助中美战胜分歧
　　澎湃新闻：您是一位政治心理学家，您认为意识形态差异对中美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
　　葛小伟：我的研究强调意识形态、民族身份，以及这些心理因素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在美国，影响美国人对国际事务态度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主义，其核心就是特别重视个人自由。在普通美国人的认知里，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挑战个人自由的。一般的美国人恐怕对中国政府总会有一点担心，有一点恐惧，他们觉得中国崛起或许会威胁美国人的自由，所以或许会有过分的恐惧。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
　　澎湃新闻：诚然，中美之间存在很多“误解”和“误认”。这些问题能否用“文明冲突”这样的理论来解释？
　　葛小伟：我觉得这样的“误解”会让两方的人民过分恐惧，有过于强烈的威胁感。这些威胁感会产生不良后果，影响我们对对方的政策，导致“安全困境”。举例来说，中国人看美国常常会有一种黑白分明的看法，例如“美国是霸道的”。美国人也经常会有这种黑白分明的看法，比如“我们是自由的，他们没有自由”。如果事实真的那么简单，黑白分明的话，那么人们应当恐惧。但现实不是非黑即白的。
　　对于“文明冲突”的说法，我不以为然。因为各个文明之间也不是泾渭分明的。的确，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不是全然一样，我们的教育和父母教给我们的价值观有微妙的不同，会影响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们都是“人”，我们最终都有作为“人”的共同挑战和诉求。
　　中美两国互相妖魔化对方的现象确实存在，虽然不是主流，但凡是希望中美和平友好的人都不应该掉以轻心，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对方和我们一样，人性是共通的，我们要一起努力找到更多的共同点，增进互相理解，而不是让差异被放大从而误导我们。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理论过分强调了文化、文明之间的不同，忘记了我们的共同之处。这是“文明冲突”理论的负面作用，如果总认为对方跟自己不一样，那很容易与对方起冲突。
　　澎湃新闻：您曾提到，由于对中国崛起后中美发生冲突的假设性讨论过于密集，会使得中美双方陷入某种恶性循环。这是为什么？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们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葛小伟：在国际关系的领域内，我们要小心，比如“现实主义”这样的理论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很可怕。所以，我希望教国际关系理论的老师，在做研究的时候，教书的时候，要自觉地想一想这些理论有什么后果。
　　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还是现实主义。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北京最有影响的理论也是现实主义。但现实主义过于狭隘地强调国家利益，而没有考虑到心理因素、个人因素。有些人觉得人就是一种经济动物，但是人也有别的需要，比如我们都希望别人尊重我们。得到对方的尊重是人类交往中的基本动机之一。这种诉求同样适用于两国关系，两方都希望得到对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尊重，都很容易把某些行为解读为羞辱或挑衅。
　　作为学者，我们应该帮助各自的同胞理解对方的立场，因为这样可以减少误解。我在美国教中美关系的时候，发现很多美国学生根本不理解中国。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从中国人的立场了解中国的外交。有一些问题很难解决，比如台湾问题，美国人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如果他们能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理解一些问题，比方说了解鸦片战争的历史，理解“百年国耻”这种历史观，那么或许会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台湾问题有那么强烈的感情。
　　我也希望中国的同事能用这样的态度帮助中国的学生更深刻理解美方的立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真的是因为“霸道”？因为想阻碍中国的崛起？想羞辱中国吗？还是跟他们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总而言之，我们要同情对方，不要总是责怪对方。
　　澎湃新闻：您认为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稳定的最大干扰因素是什么？
　　葛小伟：中美关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双边问题，而是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国际问题，比如国际反恐、环境保护等。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实际上，我最担心的可能是日本、台海或者朝鲜半岛的某个事件，持续发酵、恶化升级，把美国也拉进去。比如，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结果很严重，所幸我们最后还是解决了。假设明天再出现一个类似的撞机事件，但是发生在中日之间，在东海而不是南海，北京和东京能够控制国内舆论吗？能理智地管控这个危机吗？如果没有管控好，美国会被拉进去吗？
　　所以，虽然这些是偶然事件，谁都不会故意这么做，但是还是会有这样微小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建立互信，没有互相信任的话，就很难管控危机事件。
　　澎湃新闻：中美关系40 年中的后四分之一时间里，您每年都有机会和两国的外交官直接接触和交流。新生代外交官之间的交往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他们对中美关系的下一个40 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葛小伟：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外交官们和普通大众一样，彼此之间直接（通过出访、参会等）、间接（通过电视、电影、社交媒体等）接触的机会都变得更多了。但是更加密切的交往所能带来的结果和影响却不一定是积极正面的。如果我们带着同理心，学会互相尊重，我们就更加有可能消除偏见，在面对21世纪的中美关系时，找到应对挑战、继续前行的方向。

来源时间：2019/1/4   发布时间：2019/1/3

旧文章ID：17732

作者：朱锋  来源：《环球时报》

　　中美关系中竞争一面的升级与加剧让一些人认为，两国关系走不出“修昔底德陷阱”“必有一战”或“注定对抗”的魔咒，大国关系在21世纪似乎也难以逃脱大国冲突的“历史窠臼”。然而，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不可能是已有历史的简单重演。“修昔底德陷阱”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研究中的一般现象并不必然预设、更不会简单地预判中美关系的前景。中美关系的未来不是“历史宿命论”产物，更不会轻易堕入大国对抗的陷阱。任何对中美关系持历史悲观主义的观点，事实上忽视了21世纪全球政治的进步性和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志。
　　历史是参考、但并非宿命
　　国家间的权力转移导致“安全困境”。即国家间力量的再分配一定会引起担忧、甚至恐惧，因而改变国家行为的模式，更多地采取加大制衡和提高反制衡的方式来保障原有的权力优势，也极可能触发崛起国家寻求新的力量发展来增强自身利益。因而，大国之间的权力变化常常引发权力竞争升级，这是国际关系史的常态。
　　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国家间权力和利益的竞争关系。国家间力量分配的此消彼长一定会触发安全认知和心态的变化，进而引发政策的战略选择变化。1960年，美国教授奥根斯基在《世界政治》一书中提出“权力转移理论”，认为主导性大国和崛起性大国的实力对比在达到6：4或5：4时，发生战争的几率最大，战争因而成为国家间“力量转移”最常见的形式。“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大国冲突颇有说服力的理论之一。最近10年，美国学者例如米尔斯海默、艾莉森等人的著述，并没有突破这一基本假设，只是更多地运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中国发展与中美关系作为案例来检验和延续其基本命题。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权力转移理论”已经开始衰落。一是因为大国之间致命的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让战争作为国际体系变更方式的理论很难再有市场。后冷战时代，世界需要走出恐怖的核战争阴影，最重要的是各国如何能够延续和平，实现“相互确保生存”(MAS)。二是后冷战时代全球意识形态对立的终结以及扩大相互依存为核心的全球化兴起，各国之间的利益相互依赖已经如此巨大，战争可以实现的国家利益满足不仅越来越有限、而且越来越消极。历史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大国冲突上升为全面军事摊牌的有限“合理性”似乎都已不再存在。
　　中国经济力量发展迅速，军事现代化进程也有长足进展，美国对中国快速增长的力量担忧确实是现实。但制约和影响中美关系的上述两大因素并没有削弱，事实上在进一步增强。冷战结束至今，中国并没有改变“最低限度战略核威慑力”建设的基本方针，美国依然对中国维持有全面战略核打击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优势。华盛顿很清楚：中国从国际体系中地位的视角“挑战美国”不是现实，而是遥远的未来。
　　历史是分析方法、不是必然未来
　　许多对中美关系持历史悲观主义的学者和分析人士同样会认为，大国对抗常常是不能以“理性原则”来解释的，因而尽管有许多现实要素说明中美间竞争不能“脱轨”但历史上大国冲突常常是相互对立的国内政治逻辑和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物，战争爆发的原因更多不是处心积虑的计划和盘算，而是因为一系列的因素，例如军备竞赛造成的“武器逻辑”和某些突发事件导致的对抗急剧升级。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玛格丽特就称一战的爆发是一群“梦游者”的选择。
　　正因为如此，历史永远是解释现实的分析方法是让我们必须吸取教训的实证来源。然而，历史并不是未来!英国著名战争史学者迈克尔·霍华德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指出，“近代以来的欧洲战争史告诉我们，历史的经验不仅需要我们看到大国的备战行动，更需要我们合理地解释这些备战行动背后的根源，并提醒我们如何避免做出过激反应”。在21世纪避免大国冲突升级，避免未来的中美关系也出现“梦游者”，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不是相信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而是要找出导致大国冲突已有历史的各种问题。
　　大国关系的竞争，甚至局部和暂时的冲突都是正常的，这是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国际体系的宿命。但如何让竞争合理延续、让冲突得到有效管控，最需要的，是在历史经验中寻找避免和克服悲观主义的途径与方法。避免情绪性冲动、盲动和自以为“真理在手”的煽动，恰恰是在大国冲突历史上可以常常找到、必须吸取的经验。尤其是在中美仍存在着巨大结构性力量差异的现实面前，思考和应对中美关系时的战略谨慎是我们重要的财富。
　　历史是可以创造的
　　21世纪中国的持续崛起,需要我们走出中美必然冲突的悲观主义“历史宿命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确实有不少因素常常打击中国的“战略谨慎”。首先，美国的战略文化有需要“塑造敌人”的传统，把中国刻意塑造为最大战略竞争者，是美国保持国内和国际战略行动需要的“抓手”;其次，美国政府、国会、战略界和智库不会降低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排斥;第三，美国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政治和战略决心是其国内政治需要。
　　但仍然有不少因素可以让中美关系走出历史窠臼。首先，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如此发达的今天，中美两国之间的信息沟通传递是如此便捷和通畅，这为降低误判提供了重要机遇。问题是，双方是否能够认真、客观和准确地倾听各自的意见和主张，加强各个层次沟通、对话和交流的针对性，尽可能地避免“自说自话”。
　　其次，21世纪的今天,国家间的竞争并非只是单纯的利益和实力竞争,更是规则、价值和国内治理效率的竞争。中美仍然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重大空间。在这方面中美互动关系的进展，将真正决定21世纪全球政治进步的必要性。
　　第三，中美关系的稳定和长期发展，需要两国在磨合中面对和接受力量对比新的结构与现实。与此同时，世界政治经济近年来的调整与冲击，都需要一个更加强大和积极的中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美关系在竞争中继续保持合作，符合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最大愿望。

来源时间：2019/1/4   发布时间：2019/1/2

旧文章ID：17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