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菲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杜大伟是个地道的中国通。他高中毕业之际恰逢尼克松访华。随着中美关系的破冰，美国各界对中国的兴趣陡增，这也促使他在大学时期便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早在1986 年，杜大伟就与中国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书，随后还花了6 个星期游历中国，不仅去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到访了建设中的深圳，更深入川、滇偏远农村，对初沐改革春风的中国有了全景式的体验。
　　除了研究中国的经济与发展，杜大伟职业生涯的很长时间都处在政策和实践的前沿。在他的推动下，世界银行成功地转型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要伙伴。他在全球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推动了中美经济合作的深化。越理解中国，越理解经济的逻辑，越理解全球问题，就越明白中美合作是唯一正道这一道理。
　　初识改革中的中国
　　澎湃新闻：1986 年您首次来到中国，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了六个月书。当时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观察和经历？
　　杜大伟：对我而言，1986年那段中国之旅中最难忘的就是花了6个星期游历中国。我坐着当地的大巴游历了四川和云南的农村地区。那些地方的人真的很穷，而且与世隔绝，他们不了解美国，也不了解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但他们很友好，给了我很多帮助。我那时也去了一些大城市，包括深圳——深圳那时候还不是一个大城市。我还参观了上海周边的工厂，那时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那些工厂与全球经济隔绝的程度。他们使用的技术非常陈旧。我还记得1988年我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参观了一家做核电站电子控制设备的工厂。我们发现这家工厂使用的技术非常落后。但你看30年之后的今天，中国成了全球最主要的核电站设备制造商之一。
　　15年之后，我再次去了广东和上海，变化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中国开始发展对外贸易和开放外商投资，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开始迅速发展，让无数人脱离贫困。
　　澎湃新闻：今昔对比，还有什么让您感到印象深刻的变化吗？
　　杜大伟：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文革”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很多大学、知识分子以及智库原来不敢开诚布公地表达观点，但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中国学者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开放，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出国访问。随着经济的开放，人们的思想也解放了。我觉得这是很重大的转变。
　　世界银行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合作伙伴
　　澎湃新闻：从2004 年到2009 年，您在北京担任世界银行中蒙局局长。中国和世行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世行在中国的影响力似乎下降了。您做了哪些努力来革新世行在中国的影响力？
　　杜大伟：上世纪90年代，世行在中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世行帮助中国开展了很多基础改革，例如帮助中国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影响，让中国能更好地完成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世行还帮助中国开展了许多基本的市场改革，并提供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例如为建设高速公路和铁路提供资金，以及帮助中国建成了第一座超临界燃煤发电站。
　　不过到了2000年左右，世行的作用确实减弱了。2004年我成为世行中蒙局局长时，中国和世行的关系没有之前那么亲密了。因为那时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并完成了很多基础设施改革和建设。中国对这种作用的需求变小了。但我觉得中国还有很多重要的需求，最明显的就是解决环境恶化问题。伴随着中国经济成功而来的是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以及中国某些地区的乱砍滥伐。因此当时我试图将世行的工作重点放在环境问题上，用脚踏实地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
　　澎湃新闻：能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吗？
　　杜大伟：一方面，我们转而投资城市水供应和环境卫生项目。我们和重庆、珠三角的所有主要城市以及上海展开合作，制定处理污水的计划，把湖泊和河流清理干净。如今我再次游历中国时感到很自豪。现在去看看阳朔的漓江、杭州的西湖或者珠江，这些河流湖泊都比二三十年前干净得多。这是世行与当地政府合作的结果。如今中国的水质越来越好，证明我们的工作是成功的。
　　另一方面，中国某些地区乱砍滥伐的现象严重，其中对生态环境造成最大破坏的是黄土高原上的乱砍滥伐。由于乱砍滥伐，那儿的尘土一路被吹到北京。世行和当地政府为减少乱砍滥伐而努力展开合作。这并非易事。当地很多农村靠养绵羊和山羊为生，放牧这些动物会破坏大部分植被，使土地荒漠化。我们推行了一个帮助人们从养羊改成养猪的项目，帮助他们转变生活方式。由于部分地区人口密度太高，我们还实施了一个帮助人们迁出黄土高原的项目。
　　总而言之，20年后我再回到这些地区时，看到很多树木，环境变好了，许多社区重新搬回来了。2004年到2013年，我在北京住了九年，九年中没有看到很大的沙尘暴。如今已经是2018年3月，我也没有看到沙尘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很成功。当然，最大的功劳应该记在当地居民和当地政府身上，但世行在制定计划和实施项目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美经贸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澎湃新闻：2009 年，您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您在任期间推动了中美之间有关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对话，包括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些会议推出了哪些重要举措？
　　杜大伟：两国之间的高层经济对话从布什总统任期就开始了，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亨利·保尔森。到了奥巴马担任总统、盖特纳担任财政部长时，中美经济对话继续开展。盖特纳上任时，我加入财政部，担任财政部驻北京特使。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局势十分紧张。仅仅几个月内，中国的出口量下降了1/3，约2000万人失去了工作；而在美国，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盖特纳任内第一轮正式的中美经济对话中，两国的贸易问题以及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问题是不变的话题。但我认为，第一场对话中最重要的是围绕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协调两国宏观经济政策展开的讨论。我记得美国这边的代表还有本·伯南克、拉里·萨默斯、克里斯蒂娜·罗默等人。中国这边的代表有王岐山、周小川、易纲，楼继伟好像也在。总之来自中美两国的顶尖经济学家开诚布公地讨论了将来的举措。后来，美国实施了金融救助计划，帮助银行脱离困境，还实施了规模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中国也实施了庞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
　　澎湃新闻：我们两国轮流在华盛顿和北京共举行了八轮对话，在很多问题上展开合作，您觉得这些对话对两国的好处是什么？
　　杜大伟：最大的好处来自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层面，而不是那种拘泥于中国应该开放哪些行业的细节讨论，这一点很重要。我本人参加了八场会议中的五场。回顾我们的工作成果，我们避免了又一场经济大萧条。2009年到2013年，全球经济复苏显著。中国经济的复苏速度尤为惊人。
　　我们还在对话中商讨了贸易问题。在那之前，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大，随后贸易顺差减少了很多。在早期的会议中，美国鼓励中国采取减少其贸易顺差的措施。中国照做了。其实挺讽刺的，经济危机之前，也就是2006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GDP的10%以上，如今该数字已经下降到1.4%左右。任何正常的经济学家都不会认为这是个问题。特朗普政府却老是小题大做。坦白地说，其实贸易不平衡问题已经改善了很多，依旧把重点放在这是错误的。我觉得如果中国能够更加开放，对中国、对中美关系都大有帮助。
　　澎湃新闻：特朗普上任以来，发表了许多对中国强硬的言论，称“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2018年3月他签署了对华“301”调查行动备忘录。您觉得贸易争端会给两国带来什么后果？
　　杜大伟：贸易争端对中美两国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美国如今的失业率几乎为零，所以你很难说贸易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现实是，贸易在使某些行业工人失业的同时会在另外一些行业创造新的工作。例如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服装，但美国向中国出口飞机。因此可以说中美贸易使得美国的纺织业工人数量减少了，但同时为美国创造了很多航空业的工作机会。而由出口创造的工作机会往往工资更高，生产力更强。贸易的确让美国某些地区陷入挣扎，我觉得政府应该帮助当地的社区进行调整，帮助人们进行技能再培训，找到新的工作。欧洲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美国做得很差，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美国某些地区的人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但他们没有调整和适应。其实美国作为一个整体，是从中美贸易关系中获利的。
　　澎湃新闻：贸易争端的结局是两败俱伤，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您觉得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美国内部对发动贸易争端的需求来自哪里？
　　杜大伟：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美国某些地区的利益的确受到了损害，特别是“铁锈地带”。这些地区的工作岗位不足，人们的技能不符合市场需求。另一个原因是，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官员不懂得国际贸易的运作原理。他们觉得进口产品减少了美国的工作岗位，损害了美国人的利益，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出口会抵消流失的工作岗位。最终结果是工作岗位净增。
　　如今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了这点。比如，15年前布什政府对进口钢铁加征关税的最终结果是导致美国丢失两万个工作岗位。因为关税虽然在钢铁行业创造了一些工作，但伤害了需要使用钢铁的汽车、建筑、啤酒罐制造等行业。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保护主义措施不会增加就业，而只会减少就业。
　　澎湃新闻：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丰硕，但如今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您认为中美双方该如何改善这一对话？
　　杜大伟：我的建议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经济，中国某些行业很开放，但有些行业相对封闭，比如金融、电信和物流等服务行业。如果开放这些行业，中国也将从中获益。其实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正是因为开放了制造业，吸引了外资，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出口国和主要的进口国，中国从贸易中获利巨大。我还有一个友善的建议，我建议中国政府先单方面制定市场进一步开放计划，从对中国有利的角度设计方案并付诸实践。现在中美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的背景条件似乎并不好，因为谈判会把一切都政治化，使中国开放的举措看上去像是对美国作出的让步。因此我建议中国尽管去实施单边的开放政策，这样一来，可以间接地改善中美关系。
　　澎湃新闻：如今美国政府承诺采取行动更新包括铁路在内的基础设施。中国的高铁技术很棒，但很难进入美国市场，您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合作？
　　杜大伟：美国很多人谈论修复基础设施，但是真正的行动很少。美国每年花在基建上的资金不到GDP的1%。如果美国真的打算投入更多资金建设基础设施，那中国公司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其实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比如中国公司正在升级芝加哥的地铁系统。但我觉得中国公司的作用不会太大。有一些行业会比较敏感，比如配电，我认为中国不会允许美国购买其配电系统，反之美国也一样。高铁听起来不错。但在美国，即使是一些高铁运营在经济上可行的地区，购买土地并架设新的轨道将会非常昂贵，涉及到如何购买土地，土地价格如何等。这些都是政治敏感问题，非常复杂。中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一任务。
　　澎湃新闻：回顾中美40 年的经济关系，经历了许多曲折起伏。您觉得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值得吸取的教训？
　　杜大伟：如果你只关注新闻媒体的话，确实总能看到两国关系变好或者变差的报道。其实如果关注数据的话，你会发现实际状况更加稳定，会感到中美关系越来越稳固。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产品，进口总额在过去30年稳定上升。美国的对华出口也是如此。美国对华出口虽然没有进口多，但规模也不小，并且近几年来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我将这些称之为基本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基本面驱使中美开展更多贸易和投资。近几年来中美关系的基本面有了很大的发展：技术进步、贸易关系的加深等等。政治只是次要因素。我们不该夸大其重要性。
　　此外，回顾历史，中美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促使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是中国的改革。我认为加速改革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也是保持两国经济关系继续加深的基本面之一。
　　全球治理中的中美关系：加深相互理解、寻找公约数
　　澎湃新闻：中国为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做出很多努力，比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美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如何看待这些举措？是否将其视作一种挑战？
　　杜大伟：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点不同。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不认为中国的举动是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我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公民。中国是WTO的重要成员，一些国家对中国提起诉讼，但都在WTO中和谐地解决了问题。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人民币也纳入了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我可以轻松地论证中国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之一。
　　当然，中国希望看到一些改变。我认同中国的观点，即开发银行应该将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作为业务的重心。但现有的开发银行，比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工作重心有所偏移。当前的国际经济体系中有很多开发银行，因此中国设立亚投行并不构成一种挑战。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加入了该银行，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这表明全球大多数国家将其视作一种积极举措。
　　不过，美国的确有一些政治学家认为中国目前虽然参与国际经济体系，但其最终目标是创建一套平行体系。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创造一套平行体系非常困难。比如，IMF较好地完成了管理全球金融稳定的任务，中国很难创造一个与其竞争的机构。而且中国将在几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所以中国何必颠覆当前的全球金融体系呢？我觉得中国在以一种健康的方式加深与IMF的关系以及提升其在该机构中的作用，不会另立门户。
　　澎湃新闻：“一带一路”倡议似乎在美国引发了很多担忧。您认为中美在该倡议上合作的潜力大吗？
　　杜大伟：我认为潜力是有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他们将其视作获得基建资金的机会。但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感到紧张，比如印度和越南，他们担心“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战略影响。数据不够透明也引发了一些不信任和猜疑。很多人担心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不想亏损。还有人担心，如果这些国家还不上钱，中国可能将此用作双边关系谈判的筹码。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中国可以增加透明度来回应这些问题。在这些贷款接收国，中国可以和IMF合作确保债务可持续性。（编者注：今年3月8日，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阳光倡议，共商、共建、共享是推进“一带一路”的黄金法则。这六个字决定了“一带一路”合作具有鲜明的平等性、开放性和普惠性。也就是说，无论是规划合作蓝图还是实施具体项目，都由参与方商量着办，一切都在阳光下运行。没有一家独大，而是各方平等参与；没有暗箱操作，而是坚持公开透明；没有赢者通吃，而是谋求互利共赢。）
　　澎湃新闻：您曾经说过，中美两国虽然存在分歧，但是必须在全球治理中展开合作，有哪些具体的合作领域呢？
　　杜大伟：如今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全球问题。很难想象如果中美不合作，这些问题将如何得到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气候变化。奥巴马在任时期，中美两国开展了很好的合作，达成了《巴黎协定》。可惜的是，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巴黎协定》。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问题。美国地方层面采取了很多行动。因此中美合作的潜力还是有的，只是过程比以前复杂了一些，因为如今中国政府要和地方政府及民众合作，而不是与联邦政府合作。
　　另外一个全球问题是核不扩散。没有中美合作，伊朗核协议不可能达成。在朝鲜问题上，近来两国合作得不错，两国共同加强了对朝鲜的制裁。因此，在思考全球问题时，你找不出一种在没有中美合作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方式。中美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比中美经济问题更加重要。

2018年10月，杜大伟（左一）参加“‘一带一路’经济学”高级别研讨会。

　　中美民间交流：不确定时代两国关系的推进器
　　澎湃新闻：除了两国的经贸往来，还有哪些因素是发展两国关系的积极推动力？
　　杜大伟：回顾过去40年的历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美之间的民间交流。如今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有近40万之多。我觉得这很棒。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虽然没有那么多，但也日益增长。我们提供的留学项目也越来越多。我认为这种知识交流很重要。目前，虽然中美之间存在贸易摩擦，但是媒体总喜欢夸大。
　　我发现有意思的是，当我与不同学术领域的人交谈的时候，比如与心脏科学家或健康科学家聊一聊，就会发现中美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这些人根本没有注意这些所谓的政治摩擦。中美在各个不同科学领域的合作都在增加，比如两国科学家共同开展最新的流感疫苗研制和抗癌研究等。大家对这种合作热情很高。这种民间交流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不只是个体之间的交流，大学和智库之间的交流也很频繁。比如，我所在的布鲁金斯学会和清华大学开展了不少合作项目。这些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基石。
　　澎湃新闻：中美在科研领域的合作是否还有更大的空间？
　　杜大伟：中美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具有全球维度的意义。美国很多基础研究在大学开展，并得到政府资助。中国在科研上投入了很多，但在基础研究上投入得还不够。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在基础研究中投入更多资金。如果资助大学开展基础研究，研究成果将很快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卫生发展和新技术的基础。未来很多问题将在基础研究中得到解决。例如要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就要开发一些重要的新技术，比如碳捕捉和封存技术，那么我们就能在不改变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研究的深度是最重要的。中美两国在基础研究上的合作非常紧密，只是媒体更喜欢报道争议，而很少报道这些不会引发争议的合作。

来源时间：2019/1/4   发布时间：2018/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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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恩波 李奕昕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如果没有经贸关系的话，中美其他关系或许早就开始失控、脱轨了。恰恰因为有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中美关系总体上才比较稳定。”尽管中美经贸关系正在经历严峻考验，但是宋国友仍然对经贸关系的重要作用抱有信心。
　　2000年宋国友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国际关系，从学生时代对中美关系“隐约觉得重要”，到后来近距离观察，宋国友的学术方向始终聚焦中美关系的诸多重要问题，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正是基于这种长期的学术研究和思考，宋国友才能够更加冷静地对中美关系作出评判。
　　宋国友用“诤友”来形容美国在过去四十年中对中国发展的作用。在他看来，美国在中国的发展崛起中既施加了压力，同时也提供了可以借鉴依循的经验。
　　不过，宋国友也认识到，几十年来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心理都在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模式重塑”的阶段。这其中，最值得担忧的就是中美两国可能陷入到一种自我实现的大国冲突陷阱中去。
　　“最重要的就是中美要打造一种包容式的发展格局，”宋国友说，双方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损害对方的基础上，而这不仅仅是实际的利益，还包括双方心理的感知。
　　从不同层面近距离了解美国
　　澎湃新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志于美国问题、中美关系的研究？是个人的兴趣使然，还是有其他特别的机缘？
　　宋国友：我本科是学经济的，后来考研，考到复旦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说实话，那时候只是对国际关系这个大方向感兴趣，至于到底选哪个研究方向，心里没有底。但是，我当时隐约觉得美国很重要，中美关系也非常重要。当时中美之间“炸馆事件”结束不久，中美“入世”谈判已经收尾，大事很多，所以我感觉对于世界格局而言，美国是中国应该关注的重点。尽管当时中美关系还不像现在，处于一种崛起国和守成国的关系架构内，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美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国家。
　　另外，2001年研究生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要选导师，我选了吴心伯教授做我的导师，他刚刚从美国回来不久，被誉为是国内学界研究美国的“希望之星”，所以各种因素之下就选择将美国和中美关系作为我的研究方向。
　　澎湃新闻：您曾作为福克斯国际学者在耶鲁大学访学，也曾被公派到乔治城大学做访问学者。在这期间哪些人和事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段近距离对美国社会的体验和观察，是否改变了您对美国原有的认知？
　　宋国友：复旦大学是耶鲁大学“福克斯项目”（FoxProgram）在中国唯一一家合作伙伴，每年会选拔复旦1-2名学生、学者参加这个项目。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就到了非常有名的耶鲁大学，研究的方向也与中美关系相关。那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了解美国，对美国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
　　后来2009年到2010年我又去乔治城大学访学，乔治城大学刚好在华盛顿，华府的整个气氛是比较偏政治性的，和耶鲁大学的学术性很不一样。智库性的、政策性的活动特别多，非常热闹。所以，我就有机会去参加一些智库举办的活动，和一些美国专家学者进行交流。这些经历给我的触动是很大的。至少让我知道了华盛顿特区作为美国的政治首都，它的游戏规则是怎么一回事，也知道了美国智库是如何去推动自身的研究工作，以及其中的专家是如何来进行中美关系研究的。
　　所以在耶鲁大学和在乔治城大学的经历，分别是从学术和政策两个领域、两个维度帮助我去理解应该如何研究中美关系，也帮助我更好地懂得美国国内的一套规则、机制。
　　澎湃新闻：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耶鲁大学，您曾经作为学生代表参与陪同，对于这件事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回忆？
　　宋国友：事前我还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我有幸作为代表。当时，我在国内参加博士论文预答辩，突然接到耶鲁大学校方的电话，通知我在那个时间一定要回到耶鲁。开始我以为是福克斯国际学者项目上的事情。后来才知道，耶鲁校方和中方一起选择我和另外一位同在耶鲁的中国大陆学生来作为中方代表，与美方选定的两位学生代表，一起参加胡主席访问耶鲁的相关活动，主要是一个赠书活动，有一个仪式。
　　活动是在耶鲁的校长办公室，房间面积不是很大，大概30多平米，里面有一张桌子。房间门口有一条红线，只有安保和翻译能够进来，很多人就在门口之外。胡主席到来后和房间内参加活动的人一一握手交流，随后又到桌子旁边看中方给耶鲁大学图书馆的赠书目录和一些代表性著作。
　　当时胡主席和我握手，问我是哪里的，我回答说是复旦大学。他听后扭头看外面跟我说，“你看，王沪宁同志也是复旦的。”然后他又问我，做什么研究，研究什么领域之类的问题，大概聊了七八句话吧。
　　那次经历之后，我就懂得，原来中美关系从最高层面，从元首外交层面，从其他的重要访问的层面来看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除了在图书馆进行学术研究，在完成论文，以及在民间交往的层面去了解美国之外，还从一个政治的角度，近距离地了解到中美关系大致的发展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经贸关系依然是“压舱石”
　　澎湃新闻：您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中美经贸关系，2017年2月，您在《利益变化、角色转换和关系均衡——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趋势》一文中判断，中美经济利益之争不至于颠覆中美关系的根本架构。眼下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您是否还坚持这种判断？
　　宋国友：对，我当时是从一些角度对中国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际定位，包括战略走势，进行了比较，并得出了一些结论。其中一个结论就是，经贸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压舱石”的作用，还是能够帮助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哪怕是现在特朗普对华采取了一种非常严厉的经济政策，我依然认为这样一种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因为如果没有经贸关系的话，中美的其他关系或许早就开始失控、脱轨了。恰恰因为有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所以中美关系总体上比较稳定。哪怕中美经贸关系本身出现了摩擦，也仍然是经贸关系内部的摩擦，不至于使中美关系整体发生大的变动。
　　至于特朗普在中美经贸上屡挑事端，其实也并不是要从根本上颠覆中美经贸关系，把中美经贸关系变成一个冲突之源，特朗普政府本质上还是想调整中美经贸关系，还是一种基于既有的中美经贸关系大框架之下的调整，没有动本。
　　中美经贸摩擦发展到现在，确实有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因素，包括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到新阶段的一些最新特征的表现。分析中美经贸关系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从市场、经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看；另一种是从大国博弈、权力转移以及中美战略互动来看，也就是政治安全的角度。两种看法都合理，应该融合起来，只从一个维度出发看不透，看不深，得出的判断也很可能出现偏颇。
　　从两个维度来看，我认为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能够维持稳定到现在，包括未来，如果还是总体上发展当中有冲突，冲突当中有稳定的话，关键的一个点还是在于经贸。因为中美缺乏其他领域共同合作的抓手和基础。奥巴马时期，朝核问题也好，气候变化也好，金融合作也好，全球治理也好，都构成第三方的一种合作因素。但在特朗普任内，第三方因素的作用大为下降。
　　澎湃新闻：正如您所说的，分析中美经贸关系有经济和战略两个维度，很多人注意到，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是美国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忌惮，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意图就是要对中国进行战略上的遏制？
　　宋国友：国内对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分析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的角度，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国家权力竞争的角度。关键问题在于特朗普目前对华经贸政策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美国完全是针对中国的话，那么美国就不应该在经贸领域对它的盟友同样也采取非常严厉的保护主义措施，例如对日本、韩国、欧洲等。在经贸问题上，他还是想确保美国利益优先，保证美国利益，他对外是一视同仁的，并没有单独针对中国。
　　美国之所以关注中国制造业是因为认为现在如果任由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突破，长期而言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按照中国目前产业布局和结构，如果中国的产业结构完全实现了从低端到高端的覆盖的话，美国几乎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美国要抓住这个时机来争取维护在高端制造业的优势，所以就锁定这一领域打击。
　　但是，完全从经济上理解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逻辑是比较片面的，也应该看到特朗普对华政策中的战略考虑。从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来看，几乎把中国定位为敌人。所以美国这么做也有打击中国竞争优势的考虑。在目前中美这样一种“竞合关系”之下，美国的任何一个重大政策都不会只是简单的经济或者战略考量，而是综合性的。
　　澎湃新闻：为了防止中美关系失控，走向对抗，我们应该怎么做？
　　宋国友：当务之急，就是要妥善处理这一次中美贸易摩擦，让它软着陆。在未来，包括在战略层面，可以做一些事情，双方要以目前这一次互动为新的起点，来更好地、更为直接地、更为有效率地、更为抓住问题本质地进行一个战略互动。
　　第二，在经贸层面，过去的模式难以为继了，美国需要改变，中国也要改变。中美双方在解决当务之急的贸易摩擦之后，未来可以再从长计议，勾画出、设计出中美未来经贸关系的发展，更好地去维护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
　　第三，社会交流这个层面其实也很重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未来我觉中美关系可以在人文交往这一块做一些事情，设立一些机制。
　　只要这三方面做好了，中美关系哪怕再出现一些波折，总体上不会失控，只要不失控就是好事情。历史上像中美关系所处的这个阶段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大家都知道有所谓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如果中美能够以战争之外的方式，哪怕是痛苦的方式，来协调彼此的关系，处理好彼此的关切，对于中美两国来讲，对于世界来讲，都是一个好消息。
　　我认为要看到中美关系目前的这种摩擦性，也要看到目前这种摩擦的合理性，甚至是有利性。如果通过这次摩擦能够让中美之间这样一种情绪得以释放，能够去构建一个着眼于未来，比如说10年或者20年的新的互动模式的话，那么这样一次摩擦，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次贸易战，也是有其积极历史意义的。
　　中美要构建包容式的发展格局
　　澎湃新闻：在过去这40年中，您认为美国在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宋国友：两方面的角色。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美国在中国战略崛起过程当中的积极因素。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发展的整体和平的环境，包括中国在一些重大政策领域的调整再调整，其实和美国所设立的经验，所提供的一种模板，包括所施加的压力是有关系的。有美国这样一个“诤友”或者说是对手，对中国的发展从积极的角度是好的。因为让我们知道有一种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可循，也让我们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之下变得更好。
　　但同时也要看到，中美关系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已经到了一个模式重塑的阶段。美国对中国所形成的负面战略压力，对我们的干扰在不断地增强。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几乎完全依靠霸权蛮力去调整中美互动，而不去从一个相对客观的历史演进的角度去调整中美关系，对于中国的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
　　只有两方面都看到，我们才能更加客观理性地去看待中美关系。我觉得到现在中国应该越来越有信心。用我们的能力，用我们的价值理念，去不断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这种走向并不是我们压倒美国，或者完全以美国利益受损为代价，而是通过这样一种塑造，让美国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地接受中国的崛起。如果能够达到这样一种阶段，我觉得对于中美两国来讲，都是非常有利的。
　　澎湃新闻：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包括两国之间实力对比，还有合作基础都在发生变化。您觉得，在过去的40年中，中美关系哪些方面是在变的，哪些是没有变的？
　　宋国友：首先，中美实力在变化。以前中国那么弱，现在中国的实力总体上对美国是在不断地增强。第二，心理也在变化。中国以前总的来说是一种弱国心理。另外，能力、理念、利益都在变化。按照一般的想法，变才是正常的。
　　如果一定要找出相对不变的因素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中美两国对于彼此的战略重要性是没有发生变化的。在冷战期间，有这种战略重要性，在现在更加如此。中美关系处理得好与不好，直接影响到中美两国未来的发展。这是我觉得在“不变”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两国对彼此的重要性。
　　澎湃新闻：我们常说“以史为鉴”，面对中美关系现在以及未来可能的危机和挑战，我们能够从过去的40年中得到哪些经验和教训？
　　宋国友：最重要的就是中美要打造一种包容式的发展格局。双方都不可以、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损害对方的基础上，所以是强调包容，一定要有这样一种大的格局意识。
　　我始终觉得，看过去的发展，包容性的、双方共同得益的这种双边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在实际的利益上，而且要在心理的感知上有这种印象。这是一个很大的经验。
　　第二，一定要避免以对抗，尤其是军事对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中美双方都是核大国，整体的实力处于世界前列。如果中美两国用一种军事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的话，两方都是输家，对于世界来讲也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中美两国要总体上从合作的角度，而非对抗，特别不是军事对抗的思维，去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澎湃新闻：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您认为，最让人担忧的是什么？
　　宋国友：我觉得最值得担忧的就是中美会陷入到一种自我实现的大国冲突的陷阱里去。现在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迹象。就是中国和美国总认为对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发展地位提升，所以总是采取各种各样手段去打压对方。经常发生的话，给双方的战略心理上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
　　所以怎么样来打破这样一种心理预期，让双方都能够接触到，其实双方是有足够的合作空间的。这样一种正面的预期建立起来，中美才可能真正地谈下一步的合作共赢。
　　澎湃新闻：您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长期从事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研究，这期间也与众多来自中美各个方面的学者进行交流。您认为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这种交流对于增进相互理解作用有多大？
　　宋国友：在特朗普时期，智库交流、民间交流的作用确实是越来越小。因为特朗普非建制出身，不爱听智库、学者提供的一些意见，他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在美国的这种变化之下，中美智库的交流短期作用是相对受限的。但是，智库交流不是在乎一时一地，它本身就是内化于心的过程。经年累月，通过这样一种长期的发展不断地提高双方的战略信任程度，来传递这种合作的信心。从这个长期来讲，智库交流、人文交往必须要做下去，对于中美关系的稳定能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
　　我参与过多次由外交部、商务部组织的专家学者小组赴美交流。我认为，这种直接的1.5轨的交流对话，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我们通过这种交流知道美方的想法、战略思维以及其起点是什么。国际关系也需要同理心，我们能够通过和美国较高阶层的、参与到政策设定的官员、智库学者的当面交流，更好地去理解美国。我相信，从美方的角度也是一样的，也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方对于某一些问题的考虑。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交流能够增信释疑，能够更好地去懂得对方的立场。
　　我觉得这样一种智库交流以及对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能够直接在中美两国精英中架起一座桥梁。哪怕中美总体关系有一些大的波折，但这些桥梁存在的话，也有助于增进中美双方相互了解。

来源时间：2019/1/3   发布时间：2019/1/2

旧文章ID：17733

作者：薛雍乐 叶君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用陆伯彬自己的话来说，走上研究中国之路纯属机缘巧合、幸运使然。1981 年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时，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旅游，很快就被静谧的故宫和蓄势待发的沿海城市所深深吸引。此后，他又无数次回来，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转变和发展，也希望为中美两国增进理解贡献力量。
　　陆伯彬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现在已经是美国最受敬仰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但他很谦虚，他说要感谢中国同僚们的帮助，正是在和他们的交流沟通中，他对中国复杂多样的社会和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学者，陆伯彬认为中美之所以能在20 世纪70年代实现关系正常化要归功于两国同时采取了实用主义外交策略。在他看来，实用主义精神依然适用于当前大国博弈愈演愈烈的世界。他相信，随着中美各自的影响力越发重叠交错，如果双方都能学会互相妥协、践行实用外交，那么两国关系就能顺利发展下去。
　　实用外交让中美实现建交
　　澎湃新闻：1979 年中美建交时，您在哪里？对此有怎样的记忆？
　　陆伯彬：美国和中国于1978年12月15日（美国东部时间）宣布关系正常化，即将建立外交关系。那个时候，我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研究生，应该正在准备期末考试呢。那当然是很激动人心的一段时期，我们都在看电视，我对邓小平1979年1月的访美之行印象深刻，清晰地记得他去得克萨斯州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戴上了牛仔帽。至今，我办公室的墙上还挂着一幅邓小平戴着牛仔帽的照片，因为我认为那体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多么重要，中国非常想和美国建立友谊，美国也非常愿意回应并与中国合作。

陆伯彬办公室里一直珍藏着邓小平1979年访美时观看牛仔竞技表演的照片。

　　澎湃新闻：您对中美建交过程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您认为中美成功修好的关键是什么？
　　陆伯彬：在一个层面上，是因为中美在反对苏联扩张上有着共同利益。出于应对苏联外交政策的迫切需要，美国和中国不得不想办法搁置两国间的矛盾冲突。比如，美国意识到，中国对北越的支持没有中美合作抵抗苏联那么重要。中国也意识到应该集中精力应对苏联威胁。1969年发生了中苏边境战争，还有可能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中美在国家安全上的共同立场迫使两国想办法在双边问题上妥协。
　　而在外交层面上，我们两国的领导人都很现实，没有允许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或内政压力阻挡我们解决更重要的问题。尼克松虽然历来是一名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但他在安全问题上可以是个现实主义者。当时，在中国方面，美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国家，而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但在国际安全事务上，毛主席也可以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可以在某些方面妥协，从而确保中国的安全。所以是现实主义精神让我们找到了共同的道路，合作抵抗苏联。

1972年2月22日，周恩来与尼克松会谈。

　　澎湃新闻：中美在建交谈判中遇到了一些非常棘手的障碍，比如台湾问题。在实际过程中，两国是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的？
　　陆伯彬：美国对中国做出了承诺，保证会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也将与台湾当局“断交”，以便和中国建交。对此，基辛格在与周恩来的秘密谈判中表达得很清楚。此后，我们也一步步向那个目标迈进。
　　中国方面出现过一些不满，但苏联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推进中美关系。卡特政府一开始其实并不急于实现中美建交，但面对苏联的核武政策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他和布热津斯基还是决定必须要对中国做出妥协。最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妥协了，同意与台湾“断交”、废除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军。这些举措为中美建交扫清了障碍。
　　澎湃新闻：回顾历史，您认为我们可以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中学到什么？
　　陆伯彬：80、90年代的时候，中美两国出于自身的利益，都认识到妥协和谈判的必要性，这对国际事务和双边关系稳定都非常重要。当时在美国和中国还没有突出的民族主义问题，两国的国内政治都支持进行一定的妥协。如果我们能在谈判时不被国内政治因素绑架，那我们就能找到方法将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降到最小。
　　我认为，现在中国必须在经济问题上妥协，美国必须在安全问题上妥协。面对中美实力变化的新现实，两国都需要采取实用主义的策略——正像毛主席、周恩来、尼克松和基辛格当年那样，审时度势并做出相应妥协。换言之，随着大国权力转移的演变，大国领导人们需要再次运用实用主义精神，衡量安全和经济利益。
　　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
　　澎湃新闻：如今已经没有了苏联的威胁，中美的实力对比也改变了许多。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陆伯彬：中美关系如今变得更加艰难了。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美国则是一个守成大国。中国想在东亚推进安全利益，和美国海军达到某种均势，这都可以理解，因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盟国包围了中国。这带来了一个新挑战。
　　但这完全不是一场新冷战，因为中美在广泛领域有着紧密的纽带，无论是文化、教育还是贸易。冷战期间，苏联切断了与美国在很多方面的联系，既不想要美国的投资和贸易，也不愿与美国进行文化交流。
　　在两个大国间，安全问题通常是最重要的。而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艰难时期。美国眼看着中国发展壮大，正在思考如何应对，比如，如何应对中国海军的崛起？是不是要加以阻止？在中国方面，问题在于中国准备持有多少耐心，是否想尽快改变地区秩序以推进中国的安全诉求。由于中国可能急于求成，而美国又可能不愿接受改变。
　　此外，我们也有经济冲突。中国的银行体系和投资法律形成时，中国还不那么强大。当时中国确实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大量贫困人口，内陆地区也比较落后。如今，中国的制造业和进出口贸易发展迅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仅次于美国。所以美国和欧洲、亚洲等地的一些国家说，中国应当改革调整作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规则。中国则表示，希望获得和其他经济大国平等的竞争环境。
　　美欧国家将会要求中国改变，并寻求各种途径进行施压。中国会加以抵制。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只要这些分歧继续存在，经济冲突也可能会升级。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因为我相信贸易战对两国都不利，会产生反作用。美国、欧洲或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中国进行妥协和改变，现在也不明朗。这个过程会很艰难，有可能导致冲突升级。
　　澎湃新闻：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战略”，是否也是向中国施压的筹码？您对此怎么看？
　　陆伯彬：在许多方面，特朗普政府都不得不对一个更自信的中国作出回应。最明显的是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总统已经开始发起了一场贸易战。而在地区安全层面，相比之下他在外交表述上安静得多，没有前几任总统那么直言不讳，也没那么积极。总的来说，特朗普主要还是仰赖政府中的相关专家处理安全领域的外交问题。美国仍然担心中国的崛起给东亚安全问题带来的影响。特朗普及其顾问团队都明白，这是一个新的中国——军事上有着雄厚实力，经济上更为自信，也是一个更难让美国对付的中国。
　　如今中美关系的一个特点是：中国可以说“不”了。在世纪之交，中国有很多此类书籍。现在中国真的可以说“不”了，而且也比其他任何国家更能对美国说“不”。美国当然也可以对中国说“不”。当两个大国互相说“不”时，关系就不那么简单了，冲突变得更多，局势也更紧张。两国都相信自己可以在做最少妥协的情况下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所以问题就更难解决了。
　　特朗普今天面对的就是一个可以说“不”的中国。他觉得那令人烦恼，因为他的贸易战并不起效；我们的国防部也感到烦恼，因为中国的海军和海警仍在南海和东海保持活跃。对美国来说，期望中国像以前一样因为美国压力做出妥协，是一个错误，因为现在形势不同了。
　　澎湃新闻：您曾在2012 年撰文批评奥巴马的“转向亚洲”战略，认为这一政策从根本上误读了中国的决策层。您认为“印太战略”是否是“转向亚洲”战略的延续，还是有所不同？
　　陆伯彬：我认为2012年的时候，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外交政策的逻辑并没有充分的认识。那时候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基于中国的崛起或增长的实力，而是国内社会因素使然。那时世界还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之中，中国领导层更担心中国国内的就业率、通货膨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日益增强的影响等问题，制定外交政策时需要考虑舆论压力和民族主义浪潮。但今天，中国的领导层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加强中国安全方面显得更加主动、大胆。
　　在某些方面，“印太战略”是一个新战略，表示美国必须和南海、东海、黄海之外的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认为崛起的中国正在扩大对美国传统盟友的影响力。随着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大，美国需要寻找新的盟友进行战略合作。这就包括印度和澳大利亚——我们和印度已经达成了新的海军合作协议，美国在西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正在增加；另外，我们也加强了美日同盟。美国认为，这三个国家是美国更为稳定的战略伙伴。
　　澎湃新闻：您认为中美之间会不会打响新的军备竞赛？这会给东亚安全和稳定带来什么影响？
　　陆伯彬：冷战告诉我们，两个核大国之间都不会真的使用核武器。如果爆发军备竞赛的话，在东亚地区只可能是海军之间的常规武器竞赛和实力抗衡。实际上已经有迹象表明这种竞赛有发展势头。也许未来我们需要考虑采取措施进行军备控制，那也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现在说这些还为时过早。
　　军备竞赛当然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东亚地区的很多国家将被迫选择站边。比如，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都可能不得不选择一个阵营。这对他们并不利。对整个地区而言，最好是有一定的灵活度、模糊性和可操控性，这样各个小国才能和两个大国都保持良好关系。总而言之，军备竞赛一定会损害地区安全。这也会让中国和美国消耗大量财力。我相信两国都更愿意把钱花在其他地方。
　　澎湃新闻：您曾经发表言论认为中国不是威胁，因为中国军力完全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您是不是认为中国有理由发展军事实力，而某些美国人对此反应过度了？
　　陆伯彬：毛主席曾说核武器是纸老虎，但毛主席认为需要发展核武器，因为这样可以保障中国的安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就开始发展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让中国变得更安全。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明白，当年的中国军事力量落后于世界水平，这使得中国缺少安全保障，但中国有耐心。这就是和平崛起的智慧所在，中国人明白当务之急首先是要发展经济和科技，而不是花钱买一些被人家淘汰的不那么有用的武器。所以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经济。中国的GDP、外资投资、科学技术都实现了快速增长。
　　直到2012、2013年左右，中国才开始在建设海军、空军等领域加大资金投入。我认为这完全合情合理，毕竟美国在中国周围一直享有海上独霸的地位。一个在科技和经济上实力更强的国家，自然想要发展军事力量，这是无法避免的。崛起的大国都是这样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不可避免地会削弱美国在其周边的海上军事影响，就算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美国盟友。有些人认为中国这样有挑衅之嫌。我倒认为这完全不出意料。任何一届中国政府都会这样做的。就像中国自然要保障本国安全一样，美国也自然要保障其自身安全利益。我不认为中国这样是好斗生事，我认为美国的反应也不奇怪。确实存在中美利益冲突。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如何应对。
　　妥协的智慧能让中美加强合作
　　澎湃新闻：您对台湾、南海、朝鲜等地区安全问题都曾做过研究，您认为中美之间最可能发生冲突的领域有哪些？
　　陆伯彬：如果我们看看东亚的利益冲突点，那就包括朝鲜半岛、台湾问题和南海领土争端。但这些问题本身都不是潜在的战争源头。与其说问题是这些具体而急迫的冲突，不如说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我们都知道权力转移并非易事。一个崛起的大国想改善安全状况、改变秩序，而守成大国则想维持现有的秩序、保持其安全状况，所以紧张关系就与日俱增。纵观历史，这是最难管控的一个过程。小冲突可以升级为大问题，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少，因为真正利益攸关的是地区均势和大国安全。我认为，那是会导致战争的更大风险。
　　但是，权力转移本身不会导致战争，只会加剧紧张局势。这可能会造成大的危机，但不会自然引向战争。战争不是由单一事件而决定的。我们希望领导人们都能谨慎权衡、张弛有度，采取实用主义策略，这样就不会被民族主义和舆论民意所绑架，管控好各自的军事机构和力量。这样的话，就算一个小问题引发危机，军方也能够懂得妥协的智慧，不让冲突升级。
　　澎湃新闻：保持多方面的交流联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因素，但现在无论在贸易还是教育领域，似乎都面临许多挑战。您认为这些稳定因素现在正在面临威胁吗？
　　陆伯彬：特朗普总统似乎在许多方面对中国有敌意，包括民间关系、学术交流，以及经济领域。我们需要明白，这些有的与特朗普总统个人风格有关，有的则反映了美国与日俱增的对中国崛起的安全担忧。所以美国会施加更大的压力来限制中国获取美国高新科技。但中美经济还有许多方面可以互动并合作，我想，一旦我们度过了贸易战，我们双边关系中的合作面就可以变得更加大。
　　我想人文纽带还会继续下去，两国人民间的来往还会继续，学术交流也会继续下去。未来两国在往来人员类型上可能加大限制，这对双方来说都不是好事，但我们的交流和联系是不会断的。
　　澎湃新闻：您认为中美两国在哪些方面还可以继续推进合作？
　　陆伯彬：有许多方面，比如共同应对国际毒品泛滥、人口贩卖等问题，共同推动环境保护、核不扩散、第三世界治理等等。中美可以在这些事务上妥协并合作。幸运的是，中美关系并不是在所有层面都是零和游戏。冷战时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是零和的，和苏联在任何问题上合作都非常困难。但如今我们可以把问题分割开来，有些领域可以合作，有些领域无法合作。
　　澎湃新闻：您认为中美关系在接下去40 年的基调会是什么样的？
　　陆伯彬：预测未来很难，40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认为未来对中美两国来说，两大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各自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问题。
　　对中国来说，我们知道中国的债务正在增加，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率提高。如果继续试图加大债务刺激经济发展，那可能会导致对经济的缓慢侵蚀，这将伤害中国的崛起。同样关键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将如何适应经济的变化和民意的变化，能不能在政策制定上保持弹性。
　　美国也面临同样的两个问题。美国如今债务很高，基础设施和军费预算却很有限，还有降低税率的压力。这当然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很多难题。美国需要想办法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控制赤字，允许在关键领域支出更多。我们是否能做到还不一定。我们的国会似乎很僵化，两极分化严重，如果共和党和民主党无法合作，我们就无法妥善处理好我们面临的问题。
　　中美两国都面临严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谁能更好地管理好自己的国内经济和政治问题。从过去40年来看，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初，中美实现破冰、签署《上海公报》时，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宝贵的经验：如果我们在处理两国关系时，能够尽量不被公众舆论和民族主义所绑架，专注于各自的安全和国家利益，运用实用主义外交，那么不管国内环境多么糟糕，我们都能够处理好大国权力转移的问题，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冲突。
　　澎湃新闻：很多人说特朗普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您认为他的实用主义风格对中美未来是机遇还是挑战？
　　陆伯彬：有些人觉得特朗普是实用主义者，说他处理国际政治问题的风格是交易型的，讲求双边谈判。我认为他非常不可预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是实用主义者，而是经常感情用事，利用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我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癖好加剧了中美冲突的升级，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也是适得其反的。
　　澎湃新闻：您对中美关系最大的希望是什么，最大的担忧又是什么？
　　陆伯彬：我最大的希望和最大的担忧是互相关联的。我最大的担忧是，两国会出现民族主义、缺乏耐心、不够灵活、沽名钓誉，这样会使冲突加剧，危机可能失控。如果大国不认清现实，允许民族主义、国内政治和价值包袱驱动外交政策，那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我最大的希望是，我们在处理中美权力转移时，可以将冲突和军备竞赛降到最小。我希望中国能耐心和平的改革，当然中国在这方面素来非常成功。中国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保护了东亚的安全环境。我希望美国能适应中国崛起的现实，接纳中国，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这对两国都很难，但那就是我的希望。

来源时间：2019/1/3   发布时间：2018/12/21

旧文章ID：17695

作者：辛恩波 龙菲 王天禅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1981 年，17岁的苏州少年朱锋机缘巧合地开始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学习。彼时，中美两国之间交往正变得日益活跃。北京大学里的中美学术交流氛围浓厚，令他认识到美国是自己研究中最重要的切入点和背景因素。
　　1991 年，朱锋博士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不过他很快感觉到国内学术训练还有不足，于是开始寻找继续学习的机会。从北京到香港，从日本到英国，后来又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用他自己的话说，“逮着机会就往外跑”。在这样的背景下，朱锋的学术生涯与中美关系的成长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对于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朱锋保持着一种相当公允客观的态度。在他看来，过去40 年，美国因素是影响中国发展最大的国际因素。中美互动的过程，不仅是过去40 年世界政治中最有意义的活动，而且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中美关系，朱锋不无忧虑。在他看来，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美国对中国的心态已然改变，害怕失去世界主导地位的美国日益对中国崛起的势头感到担心。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美关系已经不能简单地以问题为导向来界定合作或冲突点，而是在多个领域既有竞争也存在共生共存的依赖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冷静、清醒、客观、科学地看待两国关系，不仅要看到其中的国际权力结构因素，也要在双边互动中更加灵活。
　　治学四十载，与中美关系同行
　　澎湃新闻：您1981 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当时是怎么想到去学国际关系？后来为什么把美国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
　　朱锋：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更多的是想要学文史哲，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未来的发展肯定更多地需要政经法等实用的社会科学人才，所以当年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大经济学。机缘巧合的是，那年来江苏招生的老师把我调剂到了国政系。刚进北大的时候我还考虑过转系，但是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国际政治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学科，所以我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可以说，这是一种命运的选择，我就这样留在了国政系。
　　后来自己的研究兴趣跟美国有关，我想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80 年代来北大做访问学者、教英语的外教，都是美国的访问学者和教授。加上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对知识的渴求非常旺盛，如饥似渴地学习，而那时和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最多的，恰恰又是美国教授，所以我们受这些来访的美国教授的影响很大。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1982年中美发布《八一七联合公报》，台湾问题当时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后，我一直对美国的东亚政策、美国外交、安全、军事战略关注比较多。博士毕业后，我更多地关注东亚区域安全问题。因为对中国来讲，整个发展进程中的外部安全挑战，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去化解与美国在地区政治，包括国家的军事安全能力发展中的各种安全议题。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的研究一方面以地区安全为重点，另外一方面，美国又是最重要的切入点和背景因素，是中国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最重大的国际挑战和压力。
　　澎湃新闻：您后来也到美国的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去访学，包括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等，当时是什么让您产生了“走出去”的想法？
　　朱锋：我记得大学时看过央视播出的一个片子，印象特别深，片名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介绍美欧日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社会秩序等等。从这种纪录片中所感觉到的美欧日发达国家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影响下，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就是追求知识的精神渴望，去探求中国落后的原因。所以，打开国门以后，意识到中国和西方之间巨大的差异，是激发我们去学习、去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动力。
　　读完博士留在北大工作以后，我强烈地感觉到国内接受的学术训练确实有限制和缺陷：一是文献阅读量不够，二是语言训练不够，三是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范式和理论掌握不够。所以我就开始想各种办法出境学习，先后到香港及日本、英国、美国去进修，能逮着机会就往外跑，去练外语、读文献，把自己投身到更高水平的学术环境中。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学的时候，老一辈的学者如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傅高义（Ezra F. Vogel）等都在，还有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等。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去听他们的课，一有问题就去探讨，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我的个人成长经历很有意思，反映了80年代初那一代大学生求学的一个代表性经历。我是国内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国际关系博士，后来感到有欠缺，又抓住机会弥补短板。所以说，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反映了中国这40年来的变化过程，与中国这40年的改革开放非常契合，与中美关系这40年的发展也高度契合。
　　澎湃新闻：您多次参与或组织中美之间的一些“二轨”对话，您觉得这些“二轨”对话对中美关系有什么样的作用？
　　朱锋：通过两国的学者和一些退休的官员来对一些重大议题进行更加深入、灵活、开放的探讨，“二轨”对话可以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两国政策领域的智库、研究机构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最重要的是，“二轨”对话的成果可以形成政策建议，去影响政府和社会，或者倡导某种观念和方法。所以，在促进中美两国合作交流，特别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避免错觉误判方面，“二轨”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我参与了傅莹大使主持的《中美智库研究报告》，美方由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总裁何幕礼（John Hamre）和资深研究员麦克・格林（Michael Green）等牵头，该报告非常有影响力。我还主持了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中心关于海上安全问题的对话机制，以及中美海洋安全“二轨”对话等。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去参加美方组织的各种“二轨”对话。
　　作为一个学者，特别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要靠接触、对话才能形成真实客观的判断和了解，才能更好地进行实证研究。任何良好的政策研究，一定要有良好的学术和理论研究作为支撑。同时，好的学术理论研究一定需要有政策研究实证的深厚经验。可以说，学者参与“二轨”对话本身就是做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美国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国际因素
　　澎湃新闻：回顾中美建交40 周年的历程，哪些事情可以真正称得上是中美关系中的转折？
　　朱锋：从我们这代人的理解来讲，1979年中美建交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80年代我在北大求学时，很多美国学者都到中国来，他们不仅是要做中国研究，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也很有兴趣。
　　另外一个转折就是冷战的结束。冷战结束后，关于中美关系的去向产生了很多的疑问。但那个时候中美双方政治和社会基础都比较牢固，经历了八十年代末的短暂波折之后，老布什政府很快做了调整，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问北京，双方关系又重新开始趋向稳定。其实当时美国国内对中国政策的辩论已经展开，布鲁金斯学会的何汉理在1992年出版的《非友非敌：90年代的对华政策》（Neither Friend Nor Foe）一书就对冷战后人们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和定位有很重要的分析。
　　整个90年代，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新阶段。在后冷战时代，克林顿政府希望借助接触政策更好地推动中国变革，让中国变得对美国友好，并在地区安全和全球事务中都有所贡献，进而从中美关系中受益。所以，在中国“入世”问题上，美国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引导者角色，也扮演了施压者的角色。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也出现不少问题，但是总的来讲，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合作方，还是一种重要的压力来源。合作和压力产生的作用都是双重的，一方面当然给中国带来挑战，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拖着拽着让中国向前走。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双方就如何共同推进全球和地区反恐产生了广泛共识，对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在此之后的两个重要事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奥巴马上台以后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过去40年，美国因素是影响中国发展最大的国际因素。中美互动的过程，不仅是过去40年世界政治中最有意义的活动，而且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中美关系，也注定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我们一定要看到，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有维护这种“一超”地位的决心。因此，中国今天在处理对美关系的时候，同样需要更新我们的思路，要具备新的战略高度，对于中国未来的利益目标要有整体的规划。
　　澎湃新闻：90 年代到现在，中美关系经历了很多危机事件，在危机处理方面，您觉得中美双方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朱锋：在危机处理方面，我觉得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如果出现不测事件，双方还是要冷静，避免过激的行为，避免误判。危机出现后，静一静缓一缓很重要。
　　第二，要有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2001年空中撞机事件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没有预先设计好相关机制，没有迅速介入危机处理。
　　第三，未来危机可能出现的性质、范围、影响大小，都会和前几次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一定要预先有“二轨”对话或军事交流合作管道。
　　2001年中美在南海海上力量对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今天中美在西太平洋海上、空中军事力量对比有比较大的改观。在中国军事能力取得实质性长足进展之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空中撞机或者海上撞舰，这种危机事件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怎么去预判今后可能会出现什么危机？危机发生后第一时间该作何反应？如今的情况与20年前“炸馆”和“撞机”事件相比都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认为现在处理中美危机更需要双方保持沟通和交流的渠道，能够有一些热线电话。同时，作为第一反应，双方仍要继续强调自律、克制。
　　中国崛起后导致的中美结构性矛盾亦非无解
　　澎湃新闻：您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不可降服，是美国最大的心病”。中美之间的种种摩擦可以归因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吗？
　　朱锋：美国的战略选择是一定要保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所以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担心，不只是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担心，很大程度上在于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势头，看到了中国在未来10年到20年间有实质性缩小和美国实力差距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也在于美国对于今天中国政治的判断。美国觉得现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可能真的是在瞄准美国。不是简单的追赶美国，而是要超越美国，有着“勃勃野心”。
　　所以，从去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到《国防战略报告》以及《核态势评估报告》，美国担心或者恐惧的不只是今天的中国，而是担心中国力量崛起会使得美国失去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性地位，失去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讲，与其说美国是在担心中国，不如说美国是在担心自己，这恰恰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利益竞争关系。
　　美国这次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称作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其实并不是美国对中国定位的一个巨变，这个过程从2000年以后一直都在延续。但是，报告把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国家”，这是第一次。“修正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是指一个国家违背原有的条约承诺，想要改变领土现状，甚至不惜通过战争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把“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放在一起，代表了美国对中国看法在观念上和战略上的根本变化。
　　澎湃新闻：随着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崛起，未来中国和美国该如何互相调整各自的位置和行为，达到一种平衡？
　　朱锋：中国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的崛起确实很快，但美国又不愿意收缩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和影响程度。奥巴马就曾称自己是“太平洋总统”。美国现在不仅不愿意收缩，而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动向高度怀疑，积极着手对中国进行新的防范战略，就是“印太战略”。美国要着眼“印太”这个更加广大的地理概念，来实现进一步防范中国的目的，必要时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目标。
　　对于未来的海上形势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急剧变化，或者说将出现什么新的危险性因素，是中国现在对美研究必须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四年前我离开北京大学，到南京大学来主持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也是因为我在学术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判，就是中美已经不可能再打一场地面战争。随着中美双方在辽阔的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不断成长，中美如何更好地和平相处，避免新的地缘战略分裂和地缘政治竞争甚至对抗，这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历史上也没有先例。所以中美在西太或者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问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也是我现在努力在做的研究工作。至于到底怎么去避免出现对抗，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这确实是未来20年中美关系最大的战略挑战。
　　澎湃新闻：过去我们常说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稳定器”， 现在却已成为中美摩擦的一个焦点。未来中美新的合作领域在哪里？
　　朱锋：今天的中美关系不是简单地以问题为导向，来确定什么是中美关系的缓和因素，或者什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美今天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国际体系中，“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常常是最复杂、最敏感、最具有冲突性的关系。所以如何去稳定未来的中美关系，不能简单地靠以前的一些经验，因为现在中美在经贸领域竞争性也在上升。
　　但是，当今的中美关系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实，这也是中美关系复杂性的背景因素。中美在经贸、社会、文化、教育，包括在外交和政治方面都有难以避免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还在深化。今天不管全球化出现了什么样的挫折，国际体系向全球体系发展的进程是不会被改变的。
　　所以，今天中美关系不能简单地说是悲观还是乐观。中美关系不断发展，既有传统地缘战略意义上的竞争冲突，又有全球化时代共生共存关系的依赖加深这些因素，它导致了从政策、社会心态，到战略等很多具体的变化，我们应有足够清醒、准确、科学、客观的判断。
　　因此，我们今天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去重复一些历史的经验，要根据当今全球和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新现实，给中美关系提供新的诊断，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政策认可的解决方案。
　　澎湃新闻：您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哪些期待和担忧？对中国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发展有什么期望？
　　朱锋：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它也反映了我们这代“60后”学者对于整个国家未来的一种思考和担心。今天中国所有的工作，说到底就是统筹国内建设和对外关系的两个大局。而对于一个崛起的大国来说，它的战略挑战或者崛起进程发生根本逆转的原因，往往是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出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中美关系研究不仅仅是要稳定两国关系，更深刻的一个话题是，在未来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整体发展变化过程中，我们究竟将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做什么样的战略设计和调整，让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可以延续下去。
　　因此，未来的中美关系到底怎么发展？美国研究应该怎么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我们要科学、客观、准确、清醒地解读美国因素对中国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冲击。虽然我主要研究中美海上安全，但我也非常关心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思考它未来可能对政治和安全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上大国对抗常常是起因于经济、市场和贸易的冲突。其实中美就是一个整体，需要我们有一种高度的战略透视力来观察这层关系。
　　第二，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今天中美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美国不仅经济实力是第一，在科技等方方面面都领先，最重要的是美国还有强大的同盟体系。所以，我并不觉得中国崛起已经开始实质性地改变中美力量对比。因为，判断国家间力量对比的不仅是两国的实力，同盟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中美关系的研究需要超越中美关系。我们需要稳定中日关系、中韩关系，需要稳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需要去改善和印度的关系。越是要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中国越是要在周边外交有作为。我们周边外交越有作为，周围的邻国对中国就越信任，美国可以牵制中国的战略抓手就越小。
　　第三，中美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如果我们觉得美国人不好，那首先我们要问问自己好不好？如果我们要求美国人对中国好一点，我们也要问自己，能不能对美国人好一点？如果我们要让美国对中国的担心下降，同样要问我们能不能去有效及时地回应、建设性地引导，甚至调整自己，来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和忧虑。

来源时间：2019/1/3   发布时间：2018/12/22

旧文章ID：17694

作者：吴挺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在近一个小时的专访时间里，过去20 多年里一直和中美经济数据打交道的荣鼎咨询创始合伙人荣大聂，没有对中美过去几十年里创造的巨额贸易数字过多赘言。这位对中美经济政策深耕多年的经济学家着重强调了中美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的责任担当，要在困局中寻找两国就共同去向何方达成共同理解的路径。
　　荣大聂曾于世纪之交以白宫国际经济政策高级顾问身份参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后阶段谈判，对彼时谈判之艰辛及两国国内阻力之巨依旧记忆犹新，他进而由衷感叹当时两国政府为了达到共同目标，迎难而上所展现出的领导力。
　　荣大聂认为，过去几十年处理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启迪在于两国如何建立起信任，“有了信任，一切都是可能的，甚至可以为最复杂、情绪化、历史性的问题找到解决方式”。在他看来，当前中美之间面临的经贸摩擦没有胜利者，双方都是输家。这个问题的解决，同样有赖于两国建立互信。
　　入世谈判双方都展现出领导力
　　澎湃新闻：您最初为什么会选择学习汉语？在20 世纪80 年代还很少有人对中国感兴趣，您是受谁启发吗？
　　荣大聂：我认为是中国本身激发了我的兴趣。80年代，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刚刚启动了改革开放进程。放眼全世界，当时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进行如此大胆的政策改革和调整。我对国际经济学很感兴趣，认为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本质上是经济层面的，所以很自然地被吸引了，想对此开展研究。
　　澎湃新闻：1979 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给您的职业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荣大聂：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不久后我就开始学习更高级别的课程。所以当我在大学和研究生院进行研究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往前看，使这对关系更成熟、更厚实、更强劲，促进中国完成自70年代末启动的经济政策改革进程。
　　澎湃新闻：您第一次访问中国是什么时候？当时对中国印象如何？
　　荣大聂：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概是在1994年。我的第一印象是中国各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时的深圳与上海、北京相比有非常大的差异，中国其他不同地区的情况也截然不同。在那个年代，有些地区的发展和变化非常迅速，而有些地区却几乎没有变化。如今在全中国各地几乎都可以看到变化，但在90年代中期，各地的发展情况仍然差别很大。
　　1994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认为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至1994年邓小平及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回到经济开放进程上的决定，这使得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更容易。所以在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获得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改变了市场运作的方式。我认为，那些年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对外国参与中国经济敞开了怀抱。
　　澎湃新闻：您曾说，1998 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是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
　　荣大聂：那是一次重要的访问。克林顿总统在访问期间接触到了许多中国的年轻人，向他们讲述美国的情况。90年代末美国发生了很多事情。克林顿总统在国内面临许多问题，他如此重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给予高度优先关注，需要胆识和魄力。后来，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的一大成就就是中美达成了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使得中国进一步加入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经济体系。对此，美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中国方面，那些年非常非常艰难。江泽民主席与朱镕基总理一起作出了极其艰难的决定，关闭了一些国有企业。虽然数以千万计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但他们还是认为有必要进行公司制改革。但那时亚洲金融危机正处于最严重的时期，因此中国的经济决策面临很大压力。当时中国决定继续推进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发挥市场的作用。所以，从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双方都展现了领导力。
　　澎湃新闻：您能谈谈您在2000年、2001 年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吗？
　　荣大聂：实际上，我有机会扮演了两个角色：90年代，在我研究生毕业后，我首先是作为一名分析师，在一家名为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美国智库工作，也就是现在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大约在1998年、1999年，我写了几篇文章，分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将意味着什么，我们对此应该有什么期待。
　　在美国，智库扮演着资政角色。政府官员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的确会认真倾听外部的观点。对我来说幸运的是，克林顿总统注意到了我写的东西，在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通过其下属向我伸出橄榄枝，邀请我加入他的执政团队，帮助完成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谈判。
　　因此，当我在政府任职时，我在白宫负责我们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作战室”，这是为确保每个立法者都理解中国入世的利弊、风险以及涉及面而设立的机构，帮助他们获得最好的信息。这些立法者需要投票改变美国法律，以便为中国入世扫清障碍。所以一旦成为内部人士，我的角色就是确保议员们能够对该议题获得最好的信息，与他们展开议题辩论并回答议员们的提问。
　　澎湃新闻：您还记得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当时有多困难吗？
　　荣大聂：我可以肯定地说，当时没有人能确定是否能够成功地完成这个谈判。美国企业的工会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对政府能做和不能做什么有巨大的政治影响。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是美国的工会组织，他们关心中美贸易模式将如何展开。所以，当时根本不能保证双边谈判会成功，但我认为当时我们已经尽可能做了最好的论证。我们指出了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改革和变化有多大，要使中国的改革保持向经济开放方向发展，与其试图遏制或抵制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不如与其进行接触，看看通过接触政策可以实现什么，这对我们更有利。这在最后应该是美国接受中国入世并与中国合作的主要理由。
　　澎湃新闻：近年来，美国国内就“对华接触政策”进行了一场广泛讨论。回顾当年的经历，您认为这一政策是个错误吗？
　　荣大聂：我不认为美国采取接触战略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不认为我们当年还可以采取什么别的对华战略。不过，接触战略从来不是自发形成的。这一战略基于这一假设，即出于其自身的原因，中国想要进行经济改革，并解决政治体系如何管理经济的问题。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想法与美国的积极态度和接触政策一拍即合。今天所出现的问题也源自我们开始怀疑中国是否仍会继续履行此前几任领导人推动的改革开放的承诺。
　　绝大多数投资并不涉及国家安全
　　澎湃新闻：您所在的荣鼎咨询集团一直关注外国直接投资，几年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到高峰，但近年来急剧下降，尤其是今年。您预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结构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吗？
　　荣大聂：是的，毫无疑问，存在变化的可能性。首先要记住，尽管2016年、2017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数字看起来非常高，但鉴于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这些数额就没有那么大了。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和美国对华投资从来没有像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投资那么大，而英国可比中国小得多。因此，中美两国之间还有增加互相直接投资的巨大潜力。
　　第二，中国对美国投资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对流出的直接投资加强了管理。当然，这还不算完，因为现在有了一个新问题，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中国和欧洲，以及全世界，都对投资中的国家安全问题，尤其是高科技产业感到关切。所以现在我们有新的事情要担心。我认为即使在当前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之后，这些担忧也不会消失。
　　但我们需要记住，绝大多数可以进行的投资，并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我们没有理由不允许阿里巴巴在美国开展业务，或是沃尔玛到中国投资。即使在一些传统上没有问题的领域出现了新的国家安全考量，这些问题也是基本可控的。在未来几十年里，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双边投资并不矛盾，在持续经济接触的同时强化国家安全是可能的。当然，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一个基本良好的信任关系，这些事情就都不会发生。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中国和美国目前贸易争端的前景？
　　荣大聂：美国方面已经实施了一些数额巨大的关税，已经开始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方面也对美国产品征收了类似的报复性关税。我们担心看到更多的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被加征10%的关税后，还可能会在2019年初实施更高的税率。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如果这些关税都完全落实，对两国的消费者和依赖中间产品的企业，都将是非常严重的打击。
　　这场争端中不会有胜利者，所有各方都是输家。对两国来说，通货膨胀的压力都会增加。虽然这些关税可能被相对较快地发动和中止，但产生的后果却是长期的。人们会记住，这些风险可能出现在我们的双边关系中，我们无法指望规则、世贸组织和我们已经签署的协议来充分保护我们免受这种贸易关系的破裂之苦。最终，如果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没有稳固的关系和信任，那么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将面临风险。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我认为我们会明白这一点，即使没有特朗普总统。但是，特朗普总统让这一点变得更明确、无可辩驳，即过去几十年里我们试图建立起来的贸易规则体系是多么脆弱。
　　澎湃新闻：与20 世纪90 年代末相比，您认为现在的形势更具风险吗？为什么双方比那时候更难坐下来对话？
　　荣大聂：在90年代末，中国经济约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3%。当时中国并没有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足够大的地位，无法对全球经济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如今，中国是世界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占世界GDP的比例已达两位数字，每年在世界经济中边际增长的比例甚至更大，为世界经济增长添加了新动力。因此，如果因为中美关系问题或者因为中国自身的内部问题——这实际上比美国给中国带来麻烦造成的风险更为严峻——导致中国对全球产品的需求出现意想不到的、急剧的下降，或是出现中国出口的激增，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极其具有破坏性的影响。所以，未来中国是否选择走改革之路，对世界而言非常关键。与90年代相比，中国对世界和美国的影响要大得多。
　　建立互信对于发展两国关系至关重要
　　澎湃新闻：在您的研究中，您曾与许多在华美国商人对话。过去许多年中，他们致力于稳定双边关系，而现在他们的角色似乎发生了变化。您认为他们还能充当“稳定器”的角色吗？
　　荣大聂：我认为他们的角色没有发生变化。他们过去发挥了非常稳定的作用，因为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为外资的参与提供了很多机会，不仅仅是一年，而是基于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合作预期，使主要的跨国公司获准到中国进行投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及商业领袖们对中国内部发生的一切如此热切和支持。他们和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一样，努力致力于倡导对华接触政策以及战略耐心。因为我们知道那是正确的政策，唯一需要确保的是我们能够等待中国国内这些改革开放政策的利好和积极影响显现出来且持续下去。
　　与我1994年首次访问中国时一样，如今这些商界领袖们同样肩负着责任。在市场经济中，这种责任指的是对他们公司的股东所负的责任。公司领导层有责任基于公司的利益做出各种判断，包括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及在美国国内进行游说等。对于他们来说，如果倡导和参与构建与中国稳定、更佳的关系对公司有利，他们就会这么做。近几年，部分商界人士认为像往常一样在中国做生意事实上已经不符合公司股东的利益了，他们需要明确地向美国政府，以及中国政府表明立场，并且需要得到政策回应，以解决这些问题。
　　我认为总体来说，大部分美国公司长久以来一直支持中美关系，如今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仍在默默努力让中美关系重回稳定轨道。但也必须要正视，如今的情况和十年，二十年或是三十年前已大不相同。
　　澎湃新闻：您对未来中美双边关系最大的担忧和希望分别是什么？
　　荣大聂：我个人毕生的使命是为着全世界大部分人的最大福祉和经济进步而不断努力。我们面临着诸如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性流行疾病及其他诸多单凭一国之力无法解决的挑战。这些挑战必须由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尽可能强大、自信、具有合作性的中国。我认为，在经济目标、经济准则规范以及如何运行和管理经济等想法上达成一套共识，是我们实现那个目标的最好途径。
　　所以，此刻我依然秉持着同1992年我刚完成研究生学业、开始职业生涯时一样的信念和使命。最终目标是使大家可能汇聚到一条轨道上。在短期内我比较悲观，但我仍然保持理性的信心，从长期来看，两国终将在如何实现最大的物质繁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幸福生活上重回共同的一套理念。
　　澎湃新闻：从双边关系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您认为有什么经验或教训是最值得未来汲取和借鉴的？
　　荣大聂：我认为最重要的经验是，有了信任，一切都是可能的，你甚至可以为最复杂、情绪化、历史性的问题找到解决方式。比如，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能够以和平方式处理台湾问题。所以虽然目前我们存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经贸问题，但如果我们互相信任，也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双赢益处。这种信任是建立在我们对未来走向何处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上。当然这并非是说，我们必须在今天变得完全一样。
　　但作为思索着当前和未来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就我们此刻在做什么、为何而做以及将共同去向何方等问题达成共识。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就能够建立互信，有了信任，我们就能解决几乎所有的问题，包括碳排放和气候变化等当下的技术性问题。如果今天我们认为这些合作举步维艰，那么今后的几年，中国和美国将会面临环境破坏，水资源短缺，洪灾泛滥，荒漠化，沙尘暴等诸多环境问题。这都需要我们双方携手解决技术性问题，比如我们双方必须共享技术。我们能做到的最快的、也是唯一能够保护这个星球的方式就是在对待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建立互信。
　　我们今天努力奋斗想要解决的问题之所以必须得到解决，是为了帮助我们找到未来正确的方向。所以，这可能是我下一阶段的职业生涯中希望看到完成的最重要内容，我希望继续跟随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并参与其中。

来源时间：2019/1/2   发布时间：2018/12/31

旧文章ID：17735

作者：张骐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回顾中美关系四十年，两国有过交往停滞的“寒冬”，有过打破坚冰的“暖春”，有过密切合作的“盛夏”，也有过危机四伏的“凉秋”。
　　时值九月，上海已是一阵秋雨一阵凉的时节，中美关系似乎再次步入“多事之秋”，令两国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在这样一个秋日的午后，我们迎来中国社科院资深美国问题专家倪峰老师，解读中美关系四十年风云变幻。
　　一份《参考消息》点燃对国际局势的好奇之心，一本《光荣与梦想》打开对美国社会的认知之门，从西北大院工人子弟到京城学府天之骄子，再入国家智库成为顶尖学者，倪峰亲历中国社会巨大变迁、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一个多小时的访谈，倪峰从个人经历中揭示大历史，从智库视角观察大外交，从现实纷争中思考大战略，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大智慧。
　　美国初印象：从银幕上的总统到社会实录书刊
　　澎湃新闻：1979 年中美建交，您当时还处于青少年时期，对此是否还有什么印象？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感受？
　　倪峰：中美建交的时候，我才16岁不到，对外部世界还处在比较懵懂的状态。如果说对中美关系的最初印象，可能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是军工厂的子弟，工厂每周六晚会放一些电影，在电影播放之前会放新闻简报，就是把国内发生的重大事情做一个简报，比如说毛主席会见了谁、做出了什么指示等等。我记得毛主席会见尼克松的新闻简报在一段时期内被不断播放，尼克松可能是我在影像中见到的第一个美国人。总体而言，我在青少年时期，对中美关系并没有多少了解，也没有想到后来会从事研究中美关系的工作。
　　1978年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在时间上和中美建交是重合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一个非常强烈的“刺激”。我在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文革”阶段，我们名义上是在上学，实际上是在学工、学农、学军，在课堂的时间很少。“文革”的时候，我们对外部的世界几乎没有了解。1978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状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大家突然感觉到，周围的人对知识有非常强烈的渴望。新华书店开始卖各种解禁的书，我每次和父亲去书店就像是过节一样，会买大量的书回来，这么多知识突然出现在面前，感觉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这种氛围和小学、初中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当初为什么报考北大国际政治专业？何时开始对美国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
　　倪峰：报考国际政治专业是因为我的个人爱好。小时候，我们家邻居是一个中层干部，中层干部在“文革”的时候可以订阅《参考消息》，上面刊登的都是国际问题，我看过两次后觉得特别有意思，于是这份报纸成了我每个星期的期盼。邻居老先生把《参考消息》拿回来之后，我就坐在他们家门口看。由此，我对国际问题产生了兴趣。后来高考成绩还不错，于是就报了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国际政治专业。
　　大学的时候，从认识美国的角度来看，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是在图书馆看到的一本书—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的著作《光荣与梦想》。这是一本非常厚的书，作者将从大危机时代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各种变化描述得非常生动有趣，在我面前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例如甲壳虫在美国的风靡、反战运动等等，很多现象在我原先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让我感受到美国社会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这本书让我对美国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研究路起航：从未名湖畔学府到张自忠路智库
　　澎湃新闻：大学毕业后，您是如何走上了美国研究的道路？
　　倪峰：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国社科院工作，一开始是在西亚非洲研究所的非洲经济室。有一次，我去中国社科院的总部办事，碰到了我在北大读书时的班主任王缉思老师。王老师告诉我，他已经调到了社科院的美国研究所。后来，在他的建议和帮助下，我调到了美国所，从此开始研究美国问题。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没有人对我的影响能够超过王缉思老师。从我进入美国所开始，就是王老师带领着我研究美国问题，后来我又跟着他读了博士。王缉思老师是我近20年的导师，我的几乎所有研究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做出来的。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您个人的职业发展、研究历程和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之间的关系？
　　倪峰：我刚调到美国所的时候，先是在办公室做一些杂事。当时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1989年以后，中美之间官方的交往基本上已经停滞，两军的联系也中断了。但是作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两个国家，中美的军队不能没有联系。我们社科院美国所就承接了一项工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美国军队之间建立第二轨道的联系。来美国所不久就做了些接待工作，当时我带着十几个身着军装的美国军官出现在社科院大楼的时候，感觉周围的人还是很诧异的。
　　从这个事例中就可以看到美国所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美国所是研究美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机构，另一方面，美国所也是中美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尤其是在中美关系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第二轨道”的作用。美国所很多研究人员都从不同方面参与了中美关系发展中的许多重要事件，这对我们的研究也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澎湃新闻：社科院美国所作为中国最顶尖的涉美研究智库，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智力支持，这方面的例子是否可以和我们分享？
　　倪峰：我想举两个有关台湾问题的例子。一个是李登辉访美，1994年年底到1995年年初，台湾方面在运作李登辉访美，但是美国方面给中方的承诺是这件事不可能发生，而且是美国时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亲口作出的承诺。在李登辉访美这件事情上，台湾方面没有通过美国的行政部门去做工作，而是通过国会进行了运作。我们美国所对此作出了预警。李登辉的访美事件，促使我们对美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型，即一方面要研究美国的行政部门，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国会研究。我们设立了很多研究项目，专门去美国，采访美国的国内政治问题专家，我也参与了其中的很多项目。
　　还有一件事情是在2003年。当时台海形势非常严峻，陈水扁要搞“公投”，试图在法理“台独”上迈出重大一步，已经严重挑战了大陆方面的容忍程度。当时，王缉思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即一方面我们要为军事方案做切切实实的准备，另一方面也要把这种意图非常清晰地告诉美国人，让美国人意识到陈水扁这样做的严重性。后来，由王缉思老师带领一些学者前往美国，访问了哈佛、大西洋理事会等机构，和美国学者做情景模拟，模拟如果台海发生了军事冲突，中美两国如何互动，互动的结果是什么？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我们安排了多次模拟。当模拟到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发现两次的结果是一致的，都是局势失控，爆发核战。这个结果非常清晰地摆在了美国人的面前，他们要么选择核战，要么选择管住陈水扁，答案显而易见。
　　当时也刚好遇到第二次朝核危机，美国需要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提供帮助。2003年年底，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和小布什总统召开了一个联合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小布什总统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他说，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试图改变台海地区的现状，这是我们反对的。这句话很简单，但是非常关键，它意味着美国的对台政策自1995年李登辉访问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偏向于支持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转变成抑制“台独”势力的过快增长，防止把美国拉下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说美国所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澎湃新闻：在您的研究生涯中，有丰富的和美国官员、学者交往的经历，这其中有没有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美方人士？中美两国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有什么样的差异？
　　倪峰：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美国学者是傅立民（CharlesFreeman）。在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岁数稍微偏大一点的专家对于中国的感情是相当友善的。这些人可能是因为经历过中美关系的蜜月期，面对过共同的敌人，也可能是因为他们都经历过冷战，在看问题的时候更具有战略眼光，考虑问题全面后再作出一个相对慎重的判断。尤其是在和傅立民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觉得他特别有战略思维，对问题的把握也非常精准。美国年轻一代的中美关系研究者，对中国的友善感情淡了许多，有一些人还抱有负面情绪。此外，年轻的一代都关注非常具体的问题，缺少战略思维，脑海中没有一幅“大图景”。
　　在中美两国，学界都不是一个整体，有各种各样的观点。随着中美关系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受此影响的人也越来越多，声音也就愈发多元。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趋势，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多元，而美国的声音却越来越向一个方向汇聚，集中到对华负面的观点上，这是学界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中美四十年：从战略合作到全面竞争
　　澎湃新闻：如果要梳理中美关系四十年的发展脉络，可以划分成几个阶段？有哪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或分水岭？
　　倪峰：严格划分的话，第一阶段应该是从1972年到1989年，这是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阶段。这一阶段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72年到1979年。尼克松访华使中美关系实现了突破，但是因为在台湾问题上中美没法达成共识，中方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尼克松没法答应，两国的建交就搁置了。打个比方，生意谈成了，但是没有签合同，很多事情就没法往下推进了，因为没有一个法律基础来保证双方的利益。举个小例子，当时我父母在军工厂工作，生产雷达，我们向美国提出要求说能否帮助我们改进武器装备，但是因为没有建交，美国的利益无法保证，美国就把这件事委托给法国人做，于是工厂里就邀请了一批法国专家来帮助改进。1972年到1979年的战略合作，是一种战略态势上的合作，很多具体的问题没有办法落实。
　　1979年到1989年，是战略合作阶段的第二个时期，中美开始从战略态势的合作，向战术层面的合作延伸。1984年，中美签订军事技术合作协议，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友好的非盟国”，并按照这个标准开始向中国出售一些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炮瞄雷达、黑鹰直升机等等，并帮助我们改善舰船的动力系统、飞机的火控系统等。中方也向美国提供了歼6飞机，以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苏联米格战机的性能。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很简单，就是为了对付苏联，这也是中美军事交流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
　　第二阶段是1989年到2001年，中美关系在动荡中发展。两件事导致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件事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两国因为联合抗苏而忽视的双方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差异，此时开始逐渐显露，美国带头发起了对中国的制裁。第二件事是苏联解体。双方的合作基础也消失了。美国人非常实际，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向中方施压，提出维持中美关系的条件就是中国要向美国的标准看齐。于是，中美关系在政治、经贸等一系列问题上动荡起来，出现了很多危机：1989年以后的对华制裁；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克林顿上台后提出人权和最惠国待遇挂钩；90年代中期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炸馆事件；2001年的撞机事件等等。与此同时，中方也开始找到中美关系新的合作基础—经贸。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得到确立，中国不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加大引进和出口的力度，经过艰苦谈判加入世贸组织，在这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中美经贸关系飞速发展，双边贸易额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基础。因此，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可以看作是两条逻辑线的相互作用：第一是制度认同的逻辑，美方施压，希望中国在制度层面向美方看齐；第二是经贸合作的逻辑，中国寻找到经贸作为中美合作的新基础。
　　第三阶段是2001年到2009年，这是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阶段。若干因素促成了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首先，美国确立了新的敌人。美国经历了40多年的冷战，习惯了一个有敌人的世界，苏联解体后，受到惯性的支配，美国一直在寻找敌人。美国曾把多个国家视为潜在的敌人，中国一直位列其中。2001年“9.11”事件发生，恐怖主义迅速成为美国的首要敌人，美国比较彻底地将忧虑的目光从中国的身上转移，并将中国视为在反恐领域可以合作的对象。其次，2003年小布什总统的讲话，说明中美在双边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达成了有限却十分重要的共识，共同遏制“台独”势力，后来台湾又迎来国民党执政，这就大大降低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第三，两国关系的机制化。从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到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高层交流机制得到建立并不断发展，中美也在工作层面建立了100多个对话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的建立，使得中美关系出现问题时能得到较好地管控。第四，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推动了两国的合作。2007年，美国爆发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2008年年底，美国出现两个很盛行的说法—“中美国”和“G2”。我和王缉思老师当时去拜访世界银行的行长佐利克，问他为什么会有“G2”的说法。他说这个道理挺简单，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市场失灵，这时候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出来应对。纵观全球，中美两国政府最强，如果中美合作，就会对缓解危机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形势使得美国一换总统中美关系就动荡的规律被打破了，奥巴马上任初期，中美关系“高开高走”。
　　第四阶段是2009年至2017年，这是中美由竞合到全面竞争的过渡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打了两场战争，中国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十年下来，发展态势上的差距就显露出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发现自己的经济发展非常糟糕，中国的追赶速度非常迅速，此时，美国的对华疑虑就开始显现出来。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出手应对中国。美国逐渐加强和盟友的关系，在军事上搞空海一体战，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热点问题，通过一系列行动拉拢越南和印度，等等。中美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一方面看到了竞争，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合作对这种竞争进行制衡。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两国对于巴黎协定的签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也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阶段双边关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竞合，双方一方面在进行竞争，一方面也在追求合作。
　　第五阶段是从2017年年底美国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始，中美进入全面竞争的时代。中美开始在多个领域、各个方面呈现出竞争态势。以贸易问题为例，贸易摩擦一直存在于中美关系之中，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但是没有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把这个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来处理，并且是以大规模贸易战的方式。
　　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发生了质变，体现在“两个定位”和“一个判断”上。“两个定位”是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一个判断”是认为美国自尼克松以来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失败了。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贸易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人文科技交流问题也开始不断涌现。这不是特朗政府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美国统治精英内部已经就和中国展开全面竞争达成共识，目标是中美关系“脱钩”或者对华“规锁”，中美关系面临质变。
　　合作路犹在：从维护存量到开拓增量
　　澎湃新闻：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多事之秋”，两国是否还能找到稳定剂或者合作点来对冲竞争？如何在矛盾凸显、争端频发的时期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
　　倪峰：从冷战以后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来看，我们不能因为有贸易争端，就全面否认经贸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虽然现在美国有很多负面的声音和做法，但是如果从一种客观理性、有学术功底的研究和判断出发，有一个基本事实我们需要承认，即中美两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我在上世纪90年代去美国，海鲜自助餐是20多美元一份，我去年去同一家店，价格还是20多美元，这说明美国已经很多年没有通货膨胀了，这和美国从中国大量进口物美价廉的产品有重要关系，大量的美国消费者从中获益。而且，对于有铸币权的国家而言，贸易赤字是它的福利，因为它只要印钱就能从别的国家拿到东西，其实占了很大的便宜。中美的经济结构仍然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所以，两国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是一个基本事实，利益分配是可以调节的，不能以零和思维来看待。经贸关系在未来还应该继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从近期美国举办的有关中美贸易的听证会来看，在美国企业眼中，中国的作用无法替代。这是中美合作的存量。
　　中美关系不仅有存量优势，还有增量优势。中美虽然已经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有6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但双边贸易额仍然有大幅度增加的空间，这是美加、美日和美德这样的双边经贸关系无法比拟的，因为它们都是发达国家，发展的空间有限，需要的货物有限。以能源为例，目前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的比重仍然接近70%，为了调整能源结构、解决空气污染、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我们对清洁能源有巨大的需求，中美在进口页岩气方面还有巨大的合作空间。此外，中美在农产品进口方面也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蛋白的需求量也在大幅增加，而美国有很多荒地，采取轮耕，还有大量可供出口的潜力。进口农产品也有利于缓解华北地区的水资源危机。当前，中美虽然存在贸易争端，但是不能把它看作经贸关系的全部。
　　中美关系越来越重要，因此，双边关系的基础也应该进一步夯实。除了经贸领域，还应该进一步密切两国的社会交往。根据美国盖洛普和皮尤的数据，美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国的好感正在上升，这不是因为媒体的作用，而是中美两国人民经过更多面对面的交流而获得的真实体验。此外，随着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加速，要对中美关系进行一种更加坚实的战略管理，尤其是在两国战略界、军队之间建立一种更加机制化的相互联络通报机制，使机制更加通畅，尽可能避免各种突发性的危机。
　　澎湃新闻：您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有信心吗？
　　倪峰：任何一个结果都不是命中注定，一定是各方互动的结果。因此，我们的工作应该是推动两国向积极互动的方向去发展，这就可能为中美关系争取到一个好的结果。正如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提到中美关系的“共同演进”，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以积极的心态去推动，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努力，这从总体上对两国、对世界都有巨大的好处。

来源时间：2019/1/2   发布时间：201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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