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2019年1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互致贺信，热烈祝贺两国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历经风雨，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也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充分证明，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总结两国关系发展经验，落实好我们两人达成的共识，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让两国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特朗普在贺信中说，2019年1月1日是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纪念日。多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巨大发展。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我个人的优先事项。我们强有力的友谊为两国在未来数年取得伟大成就奠定了极好的基础。（完）
来源时间：2019/1/1 发布时间：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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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澎湃新闻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今天对话芮效俭，他曾参与了中美1978年的秘密谈判。
芮效俭的办公室门口贴着一句毛泽东的名言：“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他大笑着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格言之一。虽已年逾八旬，但芮效俭仍坚持每天到办公室上班，在距离白宫一公里之遥的威尔逊中心观察美国政治与国际风云变幻。
1935年出生于南京的芮效俭曾在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长大。15岁前，他随家人辗转于中美之间，在成都躲过了日军空袭，带着美军大兵在山区打猎，在上海的战火硝烟中参加期末考试……这些独特而不同寻常的经历早早地在他心中埋下了对中国的兴趣，也为他投身外交事业埋下了伏笔。
芮效俭的职业生涯也难以用“风平浪静”来形容。他曾在70年代末参与了中美建交秘密谈判，又在90年代初中美关系陷于低谷时出任驻华大使。回顾那些艰难而激烈的幕后斡旋，他对中美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谋求共同利益的历史经验尤为感触，希望中美能更好地理解对方的雄心，作为两个强大、富裕的国家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
战时记忆：认识中国的独家视角
澎湃新闻：您1935 年在中国出生，在抗日战争中度过了童年。在中国长大是什么样的体验？
芮效俭：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在中国度过的童年时光。十岁以前，我说的是四川方言。1938年——1945年，我和家人在成都生活。我的脑海中现在还能浮现出当年的场景：日军的空袭，简陋的防空洞；家附近的土路和农田；手推车上拉往市场的猪，尖叫连连……一切都还历历在目。
我们家里曾经住了一个中国学生，她母亲住在城外河边一个小窝棚里，我们经常跑去那里吃“饺子宴”。她的窝棚在日军空袭中被毁了，幸而她活了下来。
美国空军从1943、1944年左右开始来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成都周围建了4个巨大的空军基地，用于远程轰炸日本目标。到1944年，已有数百名年轻的美国士兵驻扎在成都周围的帐篷营地里。他们会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坐他们的摩托车，我哥哥和我还会陪他们去山区打猎，因为我们可以担任他们的中文翻译。
澎湃新闻：国共内战时您也身在中国，那时的经历是什么样的？
芮效俭：1945年我们回美国待了三年。1948年，我们又回到中国，期间曾到上海。上海和成都有着天壤之别，上海那时已经是一座现代大都市。我哥哥留在上海，我先去南京待了两个月。南京美国学校关停后，当年11月我又被送回上海与哥哥团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临近战事结束前，正好是学校期末考试时期。我们进教室去考试，出来的时候却看到飞机在附近轰炸，那真是很不寻常的经历。
我还记得，有段时间国民党政府推出新货币——金圆券。我们刚回到上海时，一美元大约可以换四元金圆券。1948年11月我坐三轮车从码头到衡山路的上海美国学校，车费还不到一元金圆券。但短短5个月后，汇率每天都在以百万倍的速度往上翻倍。
澎湃新闻：您的外交官生涯是如何开始的？
芮效俭：我大三时，美国国务院的代表来普林斯顿演讲，我去听了，感觉他把外交工作讲得很有意思，立刻就让我产生了兴趣。后来我通过了考试，毕业后直接进了国务院。
我儿时在中国生活了10年，对中国有所了解，自然也对中国研究感兴趣。但我小时候只会说简单的口语，所以在加入国务院后，我不得不重新从头学起，自己付钱上课。那时，美国在东南亚的所有大使馆里都有懂中文的外交官，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主要是华人撑起来的。我曾被派往曼谷，负责和当地的华人群体联系。
澎湃新闻：您在中国的经历非常独特，和其他美国人相比，这给您带来了怎样不同的视角？
芮效俭：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成都和现在很多人看到的中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尽管现在中国还有部分地区相当落后，但就算是这些落后地区，与我小时候看到的中国相比也已经好很多了。1948年我们回到中国时，正是国共内战接近尾声之时，情况依然非常落后，南京城中心还有很多农田。
所以我见过抗战时期的中国、内战时期的中国，以及“文革”时期的中国，那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截然不同，中国人的心态也截然不同。现在中国人都对中国变成一个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大国充满信心。大部分人没有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年代，所以他们没法深刻地体会到中国过去50年来现代化发展的来之不易。
建交密谈：跨越分歧实现互利
澎湃新闻：70 年代，您曾在美国驻华联络处工作。联络处和领事馆有什么区别？
芮效俭：“联络处”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有很多限制。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我们在1973年开设了驻华联络处，但只被允许与中国外交部负责美国事务的部门接触，我们没法和其他中国政府部门直接接触。我们也会被邀请参加招待会。按外交礼仪，政府设宴时外交官会先进场，此后才是非官方外交机构。我们不算正规的外交使团，所以总是和后者一起进场。
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以为他会在1976年总统第二任期结束前完成正常化，但他在第二任期开始两年后不得不辞职了。福特接任后，主要心思都花在谋求连任上，暂时无暇顾及完成中美建交事宜。他最终没能获得连任。卡特总统上台后面临的问题是：有没有准备好真的实现正常化？
当时政府内部意见不一。时任国务卿想优先发展与苏联的关系，进行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II）；布热津斯基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更重视中国。结果，布热津斯基败下阵来，我们决定先处理对苏关系。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更多时间为总统准备建交谈判的详细材料。
一年后，大家的注意力回到了中国。总统决定全力以赴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因为我曾参与起草了部分准备材料和相关文件，我被选中去北京，在驻华联络处担任伍德科克大使的副手。
澎湃新闻：1978 年您亲身参与了中美之间的秘密谈判。你觉得当时双方达成一致前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芮效俭：我们1978年7月开始秘密谈判。谈判高度保密，除了我和伍德科克大使外，驻华联络处的其他员工都对此毫不知情。
中方提出了三个条件：要我们和“中华民国”断交，停止与“中华民国”的安全协议，从台湾撤军。卡特总统决定，我们可以满足这三个条件，前提是确保两岸和平统一。
我们知道对台军售是最大的问题，而这最终也确实成了谈判中最大的绊脚石。但我认为，最终邓小平副总理以大局为重，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即便无法马上就军售问题达成共识，还是先建立了外交关系。大约三年半后，中美通过签署第三个联合公报就此问题达成了一致。
澎湃新闻：您认为中国和美国是怎样跨过这个“绊脚石”的？
芮效俭：毫无疑问，双方都想促成建交。我们承认大陆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台湾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其实，我们和“中华民国”建交是因为朝鲜战争。
此外，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们谈判的最后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改革开放政策。回过头来看，当时邓小平的一些想法我们还不知道：一是和越南的冲突——在中美建交的两个月后，中国就和越南发生了战争；二是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政策要成功，最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但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有这些考虑，只是在非常狭隘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在我看来，在我们无法就军售问题达成一致时，这些其他因素——与苏联和越南的对峙以及改革开放政策——说服了邓小平，与美国建交是明智的决定。
伍德科克大使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论点，他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我们建交，就可以比没建交时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句话很准确。
大使岁月：历经风雨但仍坚持向前
澎湃新闻：90 年代初，您回到中国担任大使。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经历了较大波折，您认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芮效俭：这段历史反映了外交中的一个典型问题：如果本国民意不支持和对方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那两国之间就很难改善关系。
当我被提名为大使时，美国政府里没有人想和中国扯上关系。内阁部长们都不敢来中国，因为他们会因此被猛烈批评。大家都担心，如果政府试图和中国进行某个合作项目，国会会从中作梗不给拨款。比如，那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还因为担心捐款减少，考虑关闭南京中心。我坚信教育合作对中美交往非常重要，我也不想看到一个很有前景的项目被迫关闭，就去和校长见了面，劝他不要退出中国。
在那样的情况下，确实很难改善两国关系。但老布什总统非常想缓和对华关系。他曾派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此事曝光后成为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但总统决心和江泽民主席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
所以我知道，我有总统的支持，改善中美关系是正确的努力方向。后来，国务卿贝克在1991年11月访华，商务部长富兰克林1992年12月也来到了中国。这些都是重要的举措。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这样处理对华关系：保持沟通，寻求合作空间和共同利益，避免冲突，推动两国关系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澎湃新闻：在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美国对台军售、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等问题都曾引起巨大波澜。您是如何参与处理这些危机事件的？
芮效俭：美国国内有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压力。总统最终决定出售战斗机，不是为了照顾台湾的需要，而是因为他在谋求连任，想保住制造F-16战机的沃斯堡当地的就业率。中国当然强烈反对，但中方足够聪明地意识到，布什总统的决定是为了获得连任而不是为了助长台湾对抗大陆的实力，所以我们得以克服了这一危机。
克林顿上台后，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加上了人权条件。我们之所以能够度过危机，一部分原因是商界反对把两者捆绑在一起。推进人权和推进经贸关系都符合美国利益，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在我看来是一种“技术性错误”：当你把自己的两种利益互相对立起来时，就造成了一对矛盾，而对方国家则可高枕无忧了。
澎湃新闻：您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芮效俭：当时美国国内的反华情绪非常高涨。我们的媒体也一直推波助澜。如果他们写了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要么发不出来，要么就只能登在不起眼的小版面。而如果他们写一篇“人权人士”被捕的报道，就往往会被刊发在头版。所以机制导向就是鼓励报道中国的负面消息。
中共十四大重申了坚定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的商界人士很快就看到中国正在再次走向市场改革，大批企业开始进入中国。但美国政府却完全没有看清这点，对此毫不重视，对中国的态度仍然非常负面。这给我在北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澎湃新闻：作为大使，在应对艰难处境时，您有没有什么策略？
芮效俭：我没有特别的策略，但最终我在《纽约时报》做了专访，直率地提出了我的观点：中国自1989年以来取得的发展和进步，堪称中国现当代史上最好的几年。要知道，我曾住在一个因战乱而无法自由出行的中国、一个到处都是贫穷的中国。而到1994年，中国已经稳定了，取消了配给制，人们出行自由，还开始有大批人出国。
我讲的这些被登在了《纽约时报》头版，这引起了许多国会议员的攻击，他们说我应该立刻被解职。但我也收到了许多来自内阁部长的私人来信，他们赞赏我说出了真话。我的行动在当时的美国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不过，这也是调整我们对华认识的一小步，让我们能更准确地辨别中国的优点和缺点。过去我们看到的只有缺点，但其实也有一些好的事情在发生。
澎湃新闻：在您离任前，中美关系又因为李登辉访美跌落谷底。您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是否也一度陷入尴尬的境地？
芮效俭：我的态度是，只有在让江泽民主席先来的情况下才能让李登辉访美，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展示官方访问是什么样的，和李登辉形成对比，因为我们不会把后者当作官方访问。
那时克林顿政府认为请江泽民主席访问时机尚不成熟，但同时决定不会让李登辉访美。然而，因为国会投票说应该允许李登辉访问，他们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这种临时变卦让事态迅速恶化了，因为我们已经告诉中方高层，不会让李登辉访美，但突然他又被允许来了，所以这就造成了尴尬的局面。
在克林顿的第二任期内，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实现了互访。但不久之后，我们的总统卷入了国内丑闻，又爆发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炸事件。所以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危机，使我们无法趁着中美关系改善的态势继续推进两国关系。
90 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多少受到了苏联解体的影响。对抗苏联曾是让中美团结起来的一大原因，却突然消失了，恰巧在同时我们国内对中国的态度也变得更加负面了，因此我们缺乏改善中美关系的基础，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期就是这个情况，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和中国打交道。到了第二任期，克林顿政府开始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新兴大国，应该以大国之道相待。这延续到了小布什政府时期。这是非常重要的转折。
中美未来：继续接触推动友好共赢
澎湃新闻：近来，许多美国专家就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进行了辩论，您对此怎么看？
芮效俭：“接触”是唯一讲得通的战略。持批评意见者对国与国之间如何处理外交关系有根本性误解。通常每个国家会根据本国自身利益来制定政策，但仍会“包装”这些政策，使之符合主流价值观。美国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我们喜欢把我们的政策标榜为推进民主、人权等宏伟事业，但我们的政策本质上还是与国家利益有关。说我们的对华政策是为了把中国变为自由民主国家，那只是表象。作为局内人，我清楚这不是我们做出决策的基础。
我在职业生涯中长期与那些和我们关系不好的国家打交道，比如苏联。对于苏联，接触都比对抗更讲得通。即使在苏联体系下，我们也得以在历史上实现过关系缓和，因为这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所以我认为接触政策肯定是处理对华关系的正确方式。反对派的攻击会带来破坏性影响。如果宣称接触政策失败，那就要改变对中国的政策。而大部分改变接触政策的想法都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增加与中国对抗的风险。现在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是：中国不再只是被视为另一个主要大国，而被视为我们首要的战略对手；中国也对我们有同样的看法。
澎湃新闻：在视对方为战略对手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国还应该继续与中国接触吗？
芮效俭：是的，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应对，我们要么合作要么对立。比如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应该合作重建当前的国际秩序，以更好地代表中国、印度、巴西这样新兴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并没有被充分代表。我们为什么不能保留当前国际秩序的优点，同时做出必要的调整，来更好地反映新世界的利益呢？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当前都还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在这些领域我们就需要接触，看看能否找到共同点，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对立。如果不这么做，那中美关系就会变成敌对竞争，这不是我们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
澎湃新闻：如今中美之间的互相怀疑似乎正在增长，您对重建共识有怎样的建议？
芮效俭：我发现，即使在和敌对国家打交道时，也可以建立信任，方法就是言出必行，言而有信。如果我发现你总是能坦诚相待、兑现承诺，那即便我们的利益并不一致，我也能在某个方面信任你，因为你从来没有误导我。
我认为中美之间建立信任的空间还很大，只要说清楚自己打算怎么做，然后以此引导自己的行为。当然，双方都要这么做。我认为和中国加强互信并不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不随意改变处事态度。没有人会信任一个永远在改变立场的人。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总是在改变立场——这样是无法获得信任的。
澎湃新闻：您在冷战外交中经验丰富，是否担心中美可能会滑向新冷战？
芮效俭：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但这不符合我们任何一方的利益，也没有必然性。现在和冷战时期有一个关键区别。冷战的一大问题是意识形态冲突。苏联在国际范围推行社会主义，包括支持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传播。但中国不是那样的扩张主义国家。习近平主席谈到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但他只是愿意分享给有兴趣的国家，并没有说要向其他国家强行输出这种模式。
美国却一直口口声声要传播扩散民主，但实际上并没有成功。近些年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试图强制输出民主是行不通的。每个国家都有适用于自身国情的人民代表制度。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合作，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制度强加到中国身上。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没有理由不能变得更强大、更富裕。每个国家都想实现财富和国力增长，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做得更成功，中国就是其中之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和一个强大的中国友好相处呢？在我看来，我们可以通过和中国接触，更好地理解中国的雄心，中国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雄心，我们可以找到共同利益，为我们同时成为两个强大、富裕的国家打下良好的基础。
澎湃新闻：您对当前中美关系最大的担忧是什么，最大的期望又是什么？
芮效俭：我最大的担忧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一年多来，政府机构中一些关键岗位还存在空缺。我们需要那些具备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的人才来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这些都是政府的中层官员，他们往往比上级官员更了解具体事务，同时也是政策制定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这些关键岗位没有就位之前，我们不知道政府的政策会往正确还是错误的方向发展。如果选错了人，那就会出问题，因为他们可能让中美关系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伤害我们自身的国家利益。
我对中美关系还是乐观的，因为与中国合作的政策对我们自己也有利。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更好地理解我们。
来源时间：2019/1/1 发布时间：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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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The Washington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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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my Carter, the 39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founder of the nonprofit Carter Center.
Forty years ago, Chinese leader Deng Xiaoping and I normalized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utting an end to three decades of hostility. This led to an era distinguished by peace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China’s spectacular economic growth , in conjunction with its continuing integration with the much larger U.S. economy, has enabled the two countries to become engines of global prosperity.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have blossom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since become the top foreign destination for Chinese scholars and tourist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is relationship is a testament to the ability of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histories, cultur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to work together for the greater good. Yet, today, this critical relationship is in jeopardy.
I hear Chinese elites claiming that Americans are conducting an “evil conspiracy” to destabilize China. I hear prominent Americans, disappointed that China has not become a democracy, claiming that China poses a threat to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U.S. government reports declare that China is dedicated to challenging U.S. supremacy, and that it is planning to drive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Asia and reduce its influence in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f top government officials embrace these dangerous notions, a modern Cold War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is not inconceivable. At this sensitive moment, misperceptions, miscalculations and failure to follow carefully defined rules of engagement in areas such as the Taiwan Strait and South China Sea could escalate into military conflict, creating a worldwide catastrophe.
The U.S. imposition of tariffs on $200 billion worth of Chinese goods, and China’s retaliatory tariffs, contribute to the deteriorating relationship, hurting both countries.
The 90-day pause in further escalation of tariffs, agreed to at the Group of 20 summit in Argentina, offers the possibility of reaching a permanent agreement on U.S.-China trade. What can we do to build on this progress, and to repai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First, the United States’ long-standing complaints — about trade imbalan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s, and unfair barriers to U.S. investments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in China — must be addressed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Neither country should use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excuse to obstruct the other’s legitimate commercial activities. China needs competition for its economy to innovate and grow; pursuing a fair and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is the only way for both countries to remain economically strong.
Second, Americans must acknowledge that, just as China has no right to interfere in U.S. affairs, we have no inherent right to dictate to China how to govern its people or choose its leaders. Though even countries with the closest of relationships may critique each other at times, such engagements should never become directives or edicts; they should rather serve as a two-way street of open dialogue. China’s achievements in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 alleviating abject poverty and providing developmental assistance to other countries need to be celebrate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not ignore its deficiencies in Internet censorship, policies toward minorities and religious restrictions — which should be recorded and criticized.
This balanced approach is key to ensur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ward solving some of the most intractable global problems. Despite current tensions on other issues, Chinese support has been essential in our ongoing efforts to denuclearize the Korean Peninsula. Beijing also could offer crucial help in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countering terrorism and extremism, and mediating other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return to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and work with China on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change issues, as the epic struggle against global warming requires active participation from both nations. But I believe the easiest route to bilateral cooperation lies in Africa. Both countries are already heavily involved there in fighting disease,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and keeping peace — sometimes cooperatively. Yet each nation has accused the other of economic exploitation or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fricans — like billions of othe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do not want to be forced to choose a side. Instead, they welcome the synergy that comes from pooling resources, sharing expertise and designing complementary aid programs.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Afric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ould also be helping themselves overcome distrust and rebuild this vital relationship.
In 1979, Deng Xiaoping and I knew we were advancing the cause of peace. While today’s leaders face a different world, the cause of peace remains just as important. Leaders must bring new vision, courage and ingenuity to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ut I believe they also must accept our convic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need to build their futures together, for themselves and for humanity at large.
来源时间：2019/1/1 发布时间：2018/12/31
旧文章ID：17685
作者： 来源：人民网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2月29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回顾一年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的成就、展现的亮点，并展望明年外交工作重点。
记者：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定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您能否介绍一下习近平外交思想尤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中国外交的重大指导意义？
王毅：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重大成就。2018年，也是外交战线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胜利召开，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同时也为探索解决当今世界各种复杂问题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十个坚持”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使命宗旨、根本原则、主要任务和独特风范，是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的一次重要飞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弘扬了中华民族世界大同、四海一家的传统精神，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面鲜明旗帜。这一理念超越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的不同，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审视国与国关系，展现了世界情怀和全球视野，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重要构想，已经被写入了联合国等重要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文件，在世界各国中得到广泛认同与响应，必将对国际关系的走向和人类历史的未来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记者：今年以来，美国单方面挑起并且不断升级两国经贸摩擦，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不稳定、不确定性。您如何评价当前的中美关系？
王毅：中美经贸摩擦是美方挑起的，这种单边主义的做法不符合双方的利益，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中方为维护国家的正当利益，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和发展的权利，依法依规做出了必要反应。同时，我们坚持主张按照相互尊重、平等诚信的方式，通过对话协商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了成功会晤，双方进行了深入的战略沟通，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的讨论具有建设性，达成了重要共识，不仅阻止了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升级，推动问题重回对话协商解决的轨道，也确立了谋求合作共赢的目标。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中美交往40年来的教训和启示集中到一点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在中美利益已经高度融合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双方应该穿透迷雾，排除干扰，重温这一宝贵的共识，确立这一不惑的定力。冷战思维最终只能孤立自己；零和博弈到头来必将伤及自身。中国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平发展的既定方向，坚持与各国实现合作共赢。我们希望美方积极正面地看待中国的发展进步，不要人为去制造新的对手，更要避免自我预言的实现。
记者：和中美关系相比，中俄关系具有高度稳定性，近年来一直保持高水平发展态势。您对中俄关系前景有何看法？您又怎样看待中欧关系的发展？
王毅：中俄把彼此视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两国关系在两国元首的高度互信和战略引领下，始终坚如磐石、稳若泰山，正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战略平衡力量。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高水平建立在双方不断拓展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从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因素的影响。
2018年中俄之间保持了密切的高层交往。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多次会晤，双方的战略协调与合作不断加深。明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双方将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我们完全可以期待，2019年的中俄关系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推进中俄关系的同时，我们也致力于加强中国同欧洲各领域的合作。2018年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5周年，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相继出访欧洲，英法德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先后访华，双方的利益纽带更加紧密，务实合作更加深入。在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在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等方面，中欧之间达成了广泛共识，保持着战略沟通。
记者：您能不能盘点一下中国周边局势和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
王毅：今年我国周边外交好戏连台，周边环境全面向好，成为对外交往中的一大亮点。
在南亚方向，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在武汉举行首次非正式会晤，进行深度战略沟通，开创了中印高层交往的新模式，增进了彼此的互信和认知，引领中印关系呈现健康稳定发展的新态势。
在东北亚方向，我们对日本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作出积极回应，双方开展一系列高层往来，推动两国关系走出低谷，重回正轨。习近平总书记与金正恩委员长三度会晤，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使两国传统友谊焕发出新的活力。中日韩合作也重新启动，打开了东亚合作的新局面。
在东南亚方向，中国和东盟制定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彼此关系进入成熟期；澜湄六国开辟的新型次区域合作务实高效，步入成长期；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形成单一文本，驶入快车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共同维护南海稳定和开展海上合作过程中，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明显增强，对彼此关系的预期也更为积极正面，个别域外国家要在南海挑动事端，已经越来越不能得逞。
记者：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出现重要转机。我国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王毅：中方始终坚持半岛实现无核化，坚持半岛建立和平机制，坚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我们为此努力了20多年。今年以来，半岛局势终于峰回路转，朝鲜领导人做出了致力于半岛无核化的战略决断，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重启对话解决问题的进程，朝韩领导人三度会晤推动南北关系快速解冻。这些重要进展完全符合包括美朝在内各方的共同利益，也与中方追求的政策目标相一致。
面对得来不易的和平机遇，我们鼓励半岛北南双方克服困难，进一步改善关系，把半岛局势真正稳定下来。我们支持美朝两国相向而行，尽快落实彼此在新加坡联合声明中所做的承诺。同时，我们乐见“双暂停”的局面得以持续，我们期待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建立和平机制“双轨并进”，平衡解决好各方的合理关切，这是半岛走向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
除了半岛核问题，中方还建设性地参与了其他地区热点的解决。我们同各方一道维护并执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强调恪守国际承诺、遵守国际协议的必要性。我们提出解决缅甸若开邦问题三阶段思路，又与缅甸和孟加拉国两次举行三方非正式会晤，推动缅孟就遣返工作达成原则共识。我们提议设立中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方外长对话机制，就推进阿富汗和平进程、开展反恐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我们还积极参与斡旋叙利亚、巴勒斯坦等问题，承担了应尽的大国责任。
记者：合作共赢是2018年中国外交的突出亮点。您能否介绍一下中国对外合作，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南南合作等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
王毅：2018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5周年。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对共建“一带一路”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经过一年来努力，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显著扩大，又有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我国新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总数达到150多个。一批重大项目集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正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迈进。
2018年也是中国外交的“南南合作年”。一年来，从中拉、中阿到中非合作论坛，我们同发展中国家集体对话实现了全覆盖。9月成功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是中非友好大家庭的一次历史性盛会。中方推出以“八大行动”为核心的上百项对非合作举措，向世界传递了与非洲兄弟姐妹团结协作、命运与共的强烈信号。习近平主席提出不干涉非洲内政、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等“五不”原则，树立了中国对非合作的自律标杆，展示了国际发展合作的道德准则，得到了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
记者：国际社会正日益密切关注中国的“全球角色”。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中国形象？
王毅：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的时候，中国没有迷惘，也没有退缩，而是站在历史发展进步的一边，更加坚定地迈出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更加明确地反对保护主义，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开放与合作，成为2018年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主旋律，也树立起中国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形象。
4月，我们举办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11月，我们举行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表明中国支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愿意向世界打开市场、让各方分享机遇。前不久，党中央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向世界表明了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中国，将继续站在世界开放的潮头，为人类的共同发展繁荣发挥更加建设性的作用。
记者：明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您对明年的外交工作有何展望？
王毅：2019年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节点。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回顾总结70年中国外交的辉煌历程和成功经验，全力做好各个方向的对外工作，为70周年营造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们将办好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获得更高质量、更高标准、更高水平发展；我们将深入建设全球伙伴关系，保持与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加强同周边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我们将践行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努力维护地区和国际局势的稳定；我们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我们还将更加积极主动服务国内改革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来源时间：2018/12/31 发布时间：2018/12/31
旧文章ID：17684
作者：王立新 来源：老凌微摘
导语：2018年8月3日至8月5日，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北京大学全国高中历史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第二期）”已经圆满结束，今天推送的是8月4日下午王立新教授的主题讲座。
世界需要一个领导国家吗？
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社会里，世界是否需要一个领导国家？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的人对此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当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候，科威特王室肯定希望能有国家站出来，领导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侵略进行回击，恢复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曾寄希望于英法控制的国联能维护国际法和国际正义，制止日本的侵略。而当前我国领导人多次提到要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实际上是不承认国际社会有所谓的“领导国家”。
不管相关国家是支持还是赞同，国际关系史家一般都认为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上曾存在两个全球性的领导国家，即英国和美国，同时还有一些国家觊觎甚至追求过世界领导地位，但没有成功。当前，美国被大多数国家认为是世界领导国家。
那么，世界领导国家的职责是什么？
什么样的国家能够成为世界领导国家？或者世界领导国家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1、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硬实力），这是成为世界领导国家的首要条件。
2、崇高的威望（软实力），包括其制度、价值观和文化的吸引力以及外交政策的正当性，特别是外交政能是否兼顾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
3、领导世界的愿望和决心，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精英，乃至公众有没有承担起领导世界重任的愿望和决心，朝野能否达成共识。
4、领导世界的能力。领导世界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请，需要有源源不断的了解国际事务、具有理想主义的眼光、愿意做出奉献的人才来设计国际秩序，组建国际组织以及对国际事务进行管理。一个国家必须有发达的高等教育、强大的公民社会、开放而包容的文化环境来培养这样的人才，对国际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否则，笨拙的管理、糟糕的领导可能会给世界，甚至给自己带来灾难。
那么，美国什么时候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是如何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
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历程
从建国直到当前的美国历史演进的过程，是美国崛起、获得和维护世界领导地位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由的确立，就是从殖民地变成独立的共和国。
1607年英国在北美建立第一个后来一直存在的定居点，开启了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历程。到了18世纪上半期，美国一共建了13个殖民地。13个殖民地在1776年宣布独立成为13个自由、独立之邦。13个邦（州）通过协商于1789年成立联邦，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出现。
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规定了人民主权、共和制、立宪政府、联邦制等一系列建国原则，建立了保障公民自由的宪政民主制度。
18世纪晚期，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君主国家，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在某种意义上是处在君主制的包围之中。一些欧洲人甚至嘲笑美国实施的共和制是一个落后、过时的制度，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无论希腊的民主，还是罗马的共和，都未能长存。只有君主制才能在美国这样一个相对广袤的土地上维持统一和长治久安。
但是，美国的国父们并不相信这一套，也不在意欧洲的嘲讽。在他们看来，共和试验不仅仅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整个人类。虽然身处世界的边缘地带（那个时候的世界中心是欧洲），但却是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受到启蒙思想熏陶的世界主义者，他们有着高远的理想，决心为人类进行“伟大的共和试验”。
联邦政府的建立不是通过武力和强制，而是通过谈判和协商，即通过“理性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既能对13州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又不侵犯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政府。这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建国道路大不一样。联邦的建立标志着自由在美国的确立，为美国的繁荣和兴盛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阶段：从自由到富有。
到19世纪90年代，在联邦政府成立百年之后，美国从一个弱小的、处于世界边缘的共和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成为一个富有、先进的国家。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其GDP总量超过了英法德三国的总和，人均GDP也于1905年超过了英国。
美国何以经过100年的发展就成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有人说是因为美国发了战争财（特别是一战和二战），这是误解。美国早在卷入国际战争前（1898年的美西战争、一战和二战）就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这三场战争中也没有大发横财。美西战争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说，是得不偿失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语）。
一战中美国付出的代价是死亡士兵13万人，花费军费200亿美元。一战前期，美国与交战国，特别是协约国的贸易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但这不过是中立国的正当权利。美国在战后并没有要德国赔款，也没有向英法日那样瓜分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这与英法以及日本通过战争获得巨额赔款和大片领土截然不同）。
协约国在战争期间欠美国的约110亿美元的战债后来大多数不了了之，并没有得到偿还。美国更谈不上在二战期间发财（且不说美国的战争损失，战时美国向中英苏等40多个国家提供了约500亿美元的租借援助，这些援助多数是无偿的。另外，战后美国也没有从德国和日本索要赔款），只不过战争没有在美国本土进行使美国的损失较小而已。
有人说是因为美国运气好。俾斯麦就说，上帝特别眷顾傻瓜、醉汉和美国。美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东西两大洋成为天然的安全屏障，特别是大西洋成为美国的护城河，使美国长期拥有和平的发展环境。但显然，单纯用地理位置和资源来解释美国的成功是片面的，世界有不少国家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但并没有发展成强盛的国家。
美国的成功有更深刻的原因，即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及作为这一制度之基础的文化和观念。这一制度保障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激发了个体的创造性，推动社会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美国的崛起不是国家“计划”或伟大领袖“规划”的结果，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即一个从自由到富裕，从富裕到强大的过程。“美国梦”不是国家强大梦，而是个人成功梦。美国的历史经验促使我们思考，自由对富强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一个国家不是通过给公民以自由、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富强，而是通过剥夺公民的权利实现崛起，这种崛起是不能够持久的。
历史上，那些通过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通过剥夺公民个人的财富，限制公民个人的权利，迅速实现国家强大的国家，都是昙花一现。
20世纪人类历史提供了三个这样的例子，即日本、纳粹德国和苏联。相反，英国和美国却因为建立了保障个人权利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保持了长期的繁盛，并先后成为世界领导国家。
第三个阶段：从富有到强大，即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世界领袖。
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后，一些人试图让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麦金莱、马汉、西奥多·罗斯福等人主张美国效仿欧洲，获得海外殖民地，加入帝国俱乐部，成为英法德那样的世界强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占领了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但当时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不愿意参与欧洲的事务，更谈不上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美国致力于巩固在西半球的霸权。
一战的爆发使美国的一些领导人看到了谋求世界地位的机会。一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战，给欧洲带来巨大的破坏，瓦解了欧洲四大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导致欧洲国际地位的下降。
一战也自然让世界人民质疑欧洲文明的“先进性”，并瓦解了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而美国并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在一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无论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是国际声望，都是空前的。
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更是成为世界偶像，甚至被誉为“弥赛亚”：
在这一背景下，威尔逊认为美国取代欧洲、领导世界的机会来到了。威尔逊告诉美国人民：美国必须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美国不能做鸵鸟，要做雄鹰，只有美国有禀赋和能力来领导这个世界。世界各国也指望美国的领导，如果美国不去领导世界，说明美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民族。
同时威尔逊还宣称，美国领导世界不是为了恢复欧洲的旧秩序，而是要建立国际新秩序，按照美国的价值观重构国际秩序，这一美国版的国际新秩序可以让人类摆脱几个世纪的战争和动荡，实现持久的和平，一战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
但是，威尔逊的说辞并没有打动美国人。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拒绝让美国加入威尔逊一手建立的、作为战后美国领导世界主要工具的国际联盟，实际上也就是拒绝了威尔逊孜孜以求的世界领导角色。在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民心中，美国不会去做世界的政治领袖，美国只愿意做一个榜样，做一个道义上的领袖。这是美国第一次拒绝世界领导国家的角色。
第二次拒绝是经济大危机后。罗斯福拒绝欧洲国家提出的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危机的倡议，拒绝领导世界走出经济萧条，先后采取提高关税和货币贬值的政策，试图单纯依赖美国的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复苏。
30年代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之长、危害程度之深都是空前，甚至绝后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经济体系缺少领导国家。用经济史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话说，英国已经没有能力领导世界，只有美国有这个实力，但却对这一角色缺乏兴趣。
30年代后期，美国全面拥抱孤立主义，企图以孤立求安全，对欧亚发生的危机和战争不闻不问，对领导国际社会应对法西斯势力的扩张毫无兴趣。
30年代漫画：站着的是“山姆大叔”，“民主女神”跪在山姆大叔脚下祈求他不要干预欧洲的战争，既为了民主本身，也为了美国自己。地上写着”美国，民主的最后避难所“。漫画反映出30年代后期美国人的普遍心理。
那么，美国为什么会两次拒绝在很多国家看来令人艳羡、甚至在国力不济时也要孜孜追求的世界领导角色？这里有复杂的地理、制度和文化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很多美国人看来，领导世界的代价太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美国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地位。
直到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朝野、两党才下决心在战后承担起领导世界、重建战后和平的重任。而此时不仅美国的实力举世无双（总体经济实力接近世界的一半，垄断着核武器，拥有最强大的海空军），而且美国也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望，罗斯福成为公认的世界领袖。
用当时丘吉尔的话说，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站到了世界的顶峰”。战时大批欧洲科学家移居美国，美国高等教育获得迅速发展，代替欧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培养了越来越多了解非西方文化、熟悉国际事务的人才。美国长期积累的宪政实践，特别是新政的成功（新政使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进一步合理化）使美国可以把管理国内社会的经验转化为管理国际事务的资源，根据美国的国内秩序来设计国际秩序。
总而言之，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具备了世界领导国家所需要的四个条件。美国领导人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内政治经验，筹划建立了一系列战后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现了国际秩序的“美国化”，这些国际组织也成为美国领导世界的主要制度工具。
第四个阶段：二战后美国对世界领导地位的维护
但是，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很快遭遇到苏联的挑战，冷战爆发。冷战时期，美国主要通过两大战略来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其结果是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终结。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纵观二战后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从其世界领导地位中获得了种种好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美国从世界领导地位获得的好处：
1、使美国获得了极大的安全，这种安全是美国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或地位低于其他国家时难以获得的；
2、使美国可以获得世界各地的资源以促进经济繁荣和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3、增加了美国价值观、制度、文化和商品的吸引力；
4、享受领导地位带来的荣耀。
美国的军费开支长期以来占其GDP的4%左右，远远高出其主要盟国军费开支在GDP中的比重，而且美国军费开支一半以上是为了保护盟友的安全，这从上图中1995年美国军费开支的构成可以看出来。这种情况在美国经济繁荣时还可以被民众所容忍，一旦美国经济不景气，这一负担就会受到质疑。最近特朗普要求北约盟国以及韩国和日本增加军费就是证明。
美国获得和维护世界领导地位的历程至少可以留给我们如下启示：
1、美国在谋求世界领导地位时不仅具有其他国家无与伦比的硬实力，而且还有强大的道义影响力和国际声望；
2、决心追求世界领导地位是美国社会长期辩论达成共识的结果，而不是来自少数精英的抱负，更不是源于某个领导人的宏图大志；
3、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既有大国的欢迎，至少是认可。美国是在英国无力领导世界时从英国手中接过领导世界的权杖，不仅中英法三国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即使在二战中崛起的苏联最初也大体上认可美国的领导地位，愿意加入战后美国领导建立的国际组织；
4、国际秩序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基于国内的政治文化和经验，美国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主要源于其宪政文化和国内治理模式；
5、美国既享受了世界领导地位带来的好处，也为维持这一地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任何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都应该权衡代价和收益之间的关系。
最后，需要思考的是：
中国是否应该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特别是我们能否承受领导世界带来的的责任与负担？由谁来承受这一负担？中国目前是否具有领导世界所需要的实力、威望和能力？质言之，中国领导人和民众是否已经明白，领导世界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来源时间：2018/12/31 发布时间：20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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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新华社
2019年，中美将迎来建交40周年。4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砥砺前行。中美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40年前，中美人员往来每年仅几千人次，2017年双方人员往来已超过530万人次。40年前，中美贸易额不足25亿美元，2017年双边贸易额已超过5800亿美元。40年前，中美相互投资几乎为零，2017年两国间各类投资总额累计超过2300亿美元。40年来，从推动地区热点妥善解决到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到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中美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开展了广泛合作。事实充分证明，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也有力地促进了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中美关系40年取得的进展来之不易，其中的历史经验值得汲取。双方要坚持理性客观地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防止战略误判。要坚持中美合作的大方向，不断拓展互利合作领域，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要坚持尊重彼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防止两国关系大局受到干扰。要坚持扩大两国人民交往，不断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
经过40年的发展，中美关系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阿根廷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让中美合作更多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来源：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
来源时间：2018/12/31 发布时间：2018/12/30
旧文章ID：17682
作者：于洪君 来源：察哈尔学会
本文根据察哈尔学会首席研究员、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洪君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举办的“纪念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很高兴能在中美两国建交四十周年之际，来到上海锦江饭店，与美方专家学者一起，共同回顾和展望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锦江饭店在中美关系史上占有特殊位置。这里是第一位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在上海的下榻处。尼克松应毛泽东邀请对中国所做的非凡之访，以“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而闻名于世，并且永久地载入了国际关系史册。遗憾的是，由于非常复杂的多方面原因，尼克松未能实现他所作出的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建交的承诺。他的第二任期因“水门事件”而提前终止。他的继任者福特总统，也没有完成中美建交这一重大历史任务。虽然他作为在任总统访问了中国，但中美关系在他执政时期事实上处于裹足不前状态。
民主党人出身的卡特总统，在任期行将结束之前，为改善并最终实现中美建交迈出了勇敢的一步。虽然当时两国的建交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身为总统的卡特先生为了美国“利益”坚守到最后一刻，但在他的领导下，由于他的政治决断，美方最终接受了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中美建交三原则：即美国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废除与台湾防御条约，与中国建立了早该建立的外交关系。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百感交集，在追忆尼克松先生的同时，不能不对卡特先生道声感谢！
（一）努力发掘中美关系史上的正资产和正能量
美国是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移民国家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对外开放性和对内包容性。中华民族文明史悠悠数千年，独具特色的历史根基与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源远流长。有人因此断定中华民族是相对封闭和保守的。其实，中华民族本质上也是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化过程始终是兼容并蓄的。2015年，有机构曾经轰轰烈烈地纪念华工赴美150周年。实际上，据史料记载，早在1517年，也就是600年前，北加利福尼亚造船厂里就有来自中国的劳工。1784年，美国建国不久，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美国商船就已经驶抵中国广州的黄浦港，拉开了两国相互交往的大幕。此后，源源不断的中国劳工进入美国，参与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包括开发旧金山，参与修建贯通美国东西的中央铁路。据不完全统计，仅1865-1869年间，就有14000多名华工参与了被誉为世界奇迹的这条铁路工程建设。
那时，北美十三州刚刚独立，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百废待举。仅加利福尼亚州，就有5万多华人在各地做工。华工作为一个不断壮大并特别辛勤的移民群体，为美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中美两国的人文交流，特别是教育合作，同样历史悠久。1867年广东人容闳留学美国，开启了中国人海外留学的历史。容闳成了中国海外留学第一人，美国成了中国人海外求学的首选国。时至今日，中美双方这方面的成就和经验，不仅对于中美两国，而且对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教育合作与人文交流，仍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中国近代海关制度，也是在美国人帮助下建立的。二战期间，中美两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今天，在纪念中美建交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回眸这些历史，是想表明，中美两国之间多领域的交往与联系，历程是久远的，基础是坚实的。追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与中国交往那么深，对中国影响那么大。
（二）全面认识两国历史积怨的多元性和沉重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世界已经分裂为东西方两大营垒。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特殊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出于自身需要，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美国对新中国则实行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难以治愈的深刻创伤。在那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美国人，对新中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成见和偏见。同样，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和了解，也无法做到全面和理性。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朝鲜停战后，美国仍千方百计阻止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一方面在中国周边地区构筑军事包围圈，另一方面又发动了越南战争，威胁中国和平发展。为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美国动用一切外交资源和手段，一直围堵到70年代初。中国人民对于所有这一切刻骨铭心，是毫不奇怪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那一代中国领导人，早就敏锐地意识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和历史必然性。朝鲜战争停止后不久，毛泽东就通过多种途径，向美方传递中国愿意与美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的重要信息。毛泽东甚至提议，中国可以同美国签署和平条约，50年不行，就签100年的。
70年代初，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非常复杂。与美国关系极其紧张的朝鲜和正在与美国交战的越南，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盟友。1971年中国秘密安排基辛格来访，并且做出了正式邀请尼克松来华访问的决定，朝鲜和越南极为不解和不满。当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不得不秘密飞到平壤与河内，亲自出面向这两个“兄弟国家”领导人做释疑解惑工作。当时积极开展“反帝反修斗争”的阿尔巴尼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与中国反目为仇的。尽管如此，中国从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新变化出发，从全球战略格局的新态势出发，从自身发展与安全利益的新要求出发，坚定而果敢地继续推进中美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为两国最终建交并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创造和积累有利条件。
中美建交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双方围绕台湾问题开展的激烈争论，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但中方秉承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统一的外交思维，以美国接受“断交”“撤军”“废约”三大条件为提前，同意在如何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问题上，分别发表声明表述各自愿望和立场，同时决定将美国对台售武与中美建交分开处理。
正是由于中方采取了积极的、适宜的、充满建设性和创造性的立场，中美两国才能在1978年12月完成建交谈判，才能在1979年正式建交并迅速互派大使，才能在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开启、中国全面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历史结点，开辟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携手共进新境界，共谋两国合作发展大计，共筑新的国际战略格局。
（三）充分估计中美建交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中美建交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也不可能完全两国之间历史遗留的和不断产生的所有问题，但意义和影响极为深远。
首先，中美建交极大地改变了中美两国“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关系格局和思维定式，使中国争取和营造一个有利于推进改革开放、有利于实现和平发展、有利于长期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成为可能；
第二，中美建交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和演变，特别是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相互配合，共同抵抗苏联霸权，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和地缘战略博弈的结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特别是苏联瓦解，显然与中美两国长期坚持联手抗苏方针关系极大；
第三，中美建交为中国广泛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事务提供了机遇。中国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国际关系发展进程和世界多边体系，都变得更具完整性，更有进步性。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前景，也因此变得更加广阔。从这一意义上说，中美建交也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
总而言之，中美建交是个重大而积极的历史事件。40年来，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既跌宕起伏，又持续向前。中美在既合作又竞争的过程中，各自获得了重大的经济与安全红利，同时也拓宽了双方的和平共处之道。中美双方共同为地区局势稳定，为全球和平发展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
多年来，我们一直说，中美两国在经济上高度互补，在人文领域中密切交流，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广泛合作。这并非外交辞令，也不是单纯的宣传需要，而是中美关系的真实写照。我们都必须承认，中美建交40年后的今天，双方在发展问题上，已经形成彼此间严重依存的互利关系；在地区安全和全球治理方面，也已形成了需要相互支持的互动关系。中美之间的利益契合点是广泛存在的，是不断拓展的。
（四）理性分析中美关系骤变的原因与走势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一点毫无疑问。中美关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牵动作用，越来越接近于当年的苏美关系。但中美关系与当年的苏美关系既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重大差异和区别。
首先，中美双方社会制度差异巨大，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冲突，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相互抵触，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有时也会发生冲突。这种结构性矛盾当年存在于美苏之间，难以根本消除。如今，中美之间也有类似问题。
其次，中国的经济实力，即按美元计算的GDP总量，相当于美国的2/3左右。上世纪80年代苏联鼎盛时期，其经济总量也大约为美国的70%。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步伐和速度，与当年的苏联极其相似。
第三，中国的发展成就和经验，即所谓的“中国模式”，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其示范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呈持续增长。中国在发展道路方面为发展中提供的另类选择，这对美国扩张其全球影响力，向全世界输出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确构成很大冲击。当年苏美之间也存在类似矛盾和冲突。
或许就是由于这样一些因素，处于战略焦虑状态的美国社会，首先是特朗普政府，极其简单地同时也不容置疑地将中国定位成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将中国视为其全球领袖地位的主要挑战者。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的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并且迅速地将双方的经济摩擦引向人文、安全等各个领域，急于全面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昭然若揭，对华霸权心态和冷战思维显得非常粗暴和野蛮。
但是，如果我们冷静、客观和全面地看待中美力量对比和双方国际影响，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中国的综合国力既不如当年的苏联，更不如目前的美国。无论从经济结构、科技状况上看，还是从各自的发展潜能上看，中美之间的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更不要说军事实力了。
当年的苏联拥有与美国旗鼓相当的核武库，拥有可以同北约全面对垒的华约组织。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实力。中国的国防建设近年来有了长足进步，但实际投入远不及美国。苏东剧变后，华约解散，但美国仍然支配控制并且不断扩大北约，仍然在全球范围内维持和拓展军事同盟体系。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对外扩张的基因与传统，今天也不具有与美国争霸世界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当前的中美关系本质上又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中美关系应是“竞合”关系，而不是苏美之间的“零和”关系。
近年来，中国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信心满怀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美国则因为内外问题成堆，国际领导力衰退，因而陷入战略焦虑状态。中美关系风云突变，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的发展方向出现了严重的战略误判，这是非常危险、非常有害的。把美国国内发生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断言两国经贸关系失衡责任完全在中国，甚至公然表示，要通过贸易战遏制中国和平崛起，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五）妥善处理当前危机是稳定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成美国的战略对手，我们可能一时还无法改变。这是他们的事情。但中国方面要始终坚守中美关系是“竞合关系”的基本判断和努力方向。所谓“竞合关系”，就是要以合作为基础，开展适度竞争，在有序竞争的前提下，坚持互利合作。这种“竞合关系”，类似于竞技场上的“竞争”与“竞赛”。双方都要懂得，竞争不是斗争，对手不是敌手。双方也要相互尊重，相互接受对方的成功与成绩。在中美关系极其重要、极其脆弱、极其敏感的特殊时期，双方必须力避当年苏美关系“有你无我”甚至“你死我活”的历史复辙！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中美两国各种观点和见解纷乱驳杂，悲观失望者居多，但我仍然持谨慎乐观态度。这是因为，中美双方都无法面对两国关系全面破裂的严重后果，都无法承受持续对抗导致两败俱伤的巨大代价，都无法承担由于中美对抗而殃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历史责任。中方最近一直强调，中美关系要以协调合作稳定为总基调，我理解，这是对中方所主张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最新诠释和最新解读。
在当前国际大形势日益严峻和复杂，孤立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汹涌的背景下，任何一位理智的和负责任的领导人，任何一个理性的和建设性的政府，都必须非常冷静地对待和处理中美之间的矛盾和问题，都应当按照协调合作稳定的总基调来调整和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
中美两国领导人G20会议期间达成的90天内暂停关税战亦即贸易战的协议，是双方彼此迎合、相向而动、共同管控危机的重要步骤。如果美方能够像中方一样，实事求是地对待两国经贸领域的矛盾与冲突，有理有序地调节其他各方面的问题和分歧，坚持求同存异，扩大共识，推进合作，确立双方都能接受的新的经贸规则和秩序，中美两国开辟竞合关系新路径，实现竞合关系新突破，仍然大有希望。中美两国共同推动并引领世界经济进入开放发展、包容发展、联动发展与共赢发展的新境界，也是完全可能的。
来源时间：2018/12/29 发布时间：2018/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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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子涵、方伟 来源：希望之声
在川普时代出现了一些非常独特的事情，在美国历史上也都是没有过的。有人说川普本身就是一位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总统，而川普执政的时代，也有很多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发生。这里讲的就是其中一个。
有这么一位画家，他原来默默无闻，在2011年时画了一幅画作，因为他支持川普，这幅画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开始发酵，成为媒体重点报道的话题；在总统大选的当天，这幅画更成为福克斯新闻的一个重点谈论内容。这幅画的名字叫做《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
此后，这位画家就川普时代现象画了很多画，他的不少作品都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比如说他的画作《穿越沼泽》（Crossing the Swamp），就是表现川普总统和他的内阁正在穿越华盛顿的政治沼泽。这幅画成为媒体争相报道和谈论的对象。他的很多作品发表出来以后都成为席卷之势，在网络上一下子就被传播起来，很多人在谈论他的画，也有很多人买他的画；爱他的人很多，但同样恨他的人也很多。这就是在川普时代打造出来的一位很特别的画家。
这位画家为何这样出名？他是怎样通过他的画作来记录这个时代的？本台记者子涵和节目制作人方伟对这位画家做了专访，他就是乔恩.麦克诺顿（Jon McNaughton）先生。
13岁画作获奖 大学时崇尚传统 零九年转以政治题材作画
麦克诺顿先生出生在亚利桑那州的梅萨（Mesa），十几岁的时候搬家到犹他州。他的父亲是中学的足球教练，母亲在小学里工作，整个家庭没有什么艺术基因，他在家里大概是一个特例。他从小就喜欢政治、喜欢宗教，所以在这些方面的积累影响了他的绘画内容。
麦克诺顿从小就喜欢画画，13岁时，他画的第一幅画就被选送到州的高中生绘画比赛，得了最佳作品奖，州长颁给他一个很大的奖。他很受鼓舞，从那以后就一直在画。大学时他就读于犹他州的杨百翰大学，联邦参议员罗姆尼也是从那里毕业的。
在大学时，大学里流行的是现代派艺术，而他只喜欢传统的东西，所以他在大学时代基本上不太吃香，他就觉得，算了，自己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不去管人家的看法了。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是有点叛逆型的。2009年时，出现一个变化，就是他开始以政治为题材来作画，而之前他的画主要是风景和宗教题材。
忠实于自己的想法 不取悦于人
麦克诺顿先生作画已有40年，大约有几千幅作品了，他说已经很难去准确计算到底画了多少幅画了。谈到自己作品的最大特点，他说：我的画主要是以现代题材为主，就是我所生活的当代美国，以这个为背景来选择题材。我画的是对我自己有意义的事情，在某个意义上，我是倾向于保守派的。保守派可能就是比较喜欢我的画，而自由派就比较讨厌我的画。也许吧，我将来会被记得是一个保守派的画家。
麦克诺顿先生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要忠于自己，诚实地画出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取悦于别人。他说：我的画可能有人会觉得会触怒别人，还有的人说我的画是政治宣传，我当然不同意这点。我认为，一个画家他的作品要让人家思考，让人家有所感受，要画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并且把它用一种以前没有过的这种角度给投射出来，反映出来。
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之比较
麦克诺顿先生成长在现代艺术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但是他走的却是传统艺术的路线。怎样看待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区别？他说最早的时候，在大学里，现代艺术被认为是叛逆异类，但是到了1950年以后，渐渐变成了传统艺术成了叛逆异类。当然在他看来，两种都是能够表达、传达思想的艺术形式。但他之所以选择传统艺术，是因为他觉得传统艺术能帮助他更好地向很大的人群去传达他的思想。
麦克诺顿先生认为，现代艺术对于大众来说，常常看的比较晕，看着糊里糊涂的，比较难以表达一个人的思想。传统艺术对他来说很直观，比较容易表达他想表达的意思。但是他的画其实有不同的层面。从表面上看就是一幅画、一个事件，很直观；而要仔细看，则藏着更深的意思；再往下看，有些地方可能真的是没人能懂，或者很少人能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有人说传统艺术很浅白，但是他觉得不是那样的。相反的，他觉得现代艺术是很捉摸不定的。
艺术演变和政治的变化是同步的
有关现代艺术，这种有时连专业人士都说不清楚在表达什么的现代艺术，在过去三十年里是怎样流行起来的呢？
麦克诺顿先生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认为艺术和政治是相关的，当政治发生变化的时候，演变的时候，艺术随之而变化。随着自由派的兴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达尔文主义的兴起，宗教越来越被削弱的时候，大学的艺术学院里所盛行的，也开始是这些所谓现代派的艺术，这些光怪陆离的东西，它其实是一种艺术的败坏。
而对于那种所谓现代艺术大师，像毕加索，其实他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是非常强的。在麦克诺顿先生看来，艺术演变和政治的变化是同步的、相应的。有很多人会觉得毕加索是当代的大画家、大艺术家，但是在很多保守派人士看来，毕加索是现代派艺术的先锋，换而言之，他是把传统艺术带向败坏的这么一个领头的人。所以在麦克诺顿先生看来，艺术的变化和社会潮流的转变其实是同步的。不仅是绘画，在音乐上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是很自由派的，你喜欢的音乐就是那些个味道的。所以艺术和这个社会潮流也好、政治的变化也好，是相同步的。
保守派和自由派治国理念的差异
麦克诺顿先生指出，很多的潮流是循环的，这些自由派它走完了它的循环，现在等于要转回到保守这边来了，或者是回转到传统这边来了。所以对于自由派来说，或者是左翼的人士，他们会认为，比如说川普赢得总统是反向的一个发展，和国家的正面的发展是相反的。但是在右翼的人士看来，正好相反，川普赢得总统是国家在向前进。
他补充说，就美国的左右翼两边的比较来说，保守派相信的是个人自由、相信的是小政府；而左翼正好相反，认为政府是解决很多问题的单位。在川普时代，很多的政府条例被砍掉，税被降了下来，所有这些保守派理念的主导就使经济空前的繁荣。但是左翼会觉得说，那是奥巴马他们以前做的，现在只是惯性跑出来而已。双方有这么个争论。
麦克诺顿先生说，对于保守派人士来说，美国人是应该相信小政府的，相信个人自由，同时也强调国家主义，我们要忠于我们的国家，把我们的国家建立好，对于别的国家尽量去帮，某种帮助也是帮他们忠于他们自己的国家。美国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而不是象那种帝国主义，到处伸手去干涉别人的事情。这是保守派认为美国应该起的作用。
《你没有被忘记》记录川普时代
麦克诺顿先生在2011年画了一幅画作，名字叫做《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他解释创作这幅画的想法时说，当时是奥巴马健保通过了，叫作可负担健保，他就画了这么一幅油画：一个长凳子上坐着一个美国男人，看上去神情非常忧郁，围绕着他的是美国各届前总统，在前面站的是奥巴马，两手插在胸前，远远在看别的地方。这意味着说奥巴马对于国家有他自己的这么一个看法。在奥巴马看着远方的同时，他脚下踩着的是美国的宪法。这个涵义是很清楚的，也激起了很多争议。这幅画作题名是《被遗忘的人》，因为奥巴马忘了美国、忘了美国人，他要追求的是他的全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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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总统大选前几周，麦克诺顿先生给福克斯新闻的一位主持人汉尼迪（Sean Patrick Hannity）寄了他的画作副本。他跟汉尼迪说，如果美国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能够站起来的话，川普说不定能够赢得总统。当然，在大选前的几个星期，没人相信川普有任何赢的可能性。在选举日当天，11月6日，汉尼迪在他的节目中，一整天都在讲这幅画作，讲被遗忘的美国人。后来川普是出人意料地赢得了总统。在川普胜选的演说中，他再次提到被遗忘的美国人，并说他们将不再被遗忘。选举过后，汉尼迪就从麦克诺顿先生的手里把这幅画的原作给买下来了，并说这些被遗忘的人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选举，把川普选进了白宫。
在川普胜选之后，麦克诺顿先生画了另外一幅作品叫作《你没有被忘记》（You Are Not Forgotten）：画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和小女孩在种植一棵小植物，这棵小植物就是未来的希望；川普总统站在青年男女的背后，再往后就是形形色色各类的人——把川普选进白宫的这些美国人。麦克诺顿先生说，那个时候我在想川普他会做什么呢？很多总统候选人选举的时候是一回事，选上之后是另外一回事，以前的承诺都会大打折扣。我非常非常高兴的就是，我发现川普当了总统之后，所有他承诺的他都去做了，只有一两件事他没做成，没做成不是他不做，而是他没做成，因为国会的关系。
麦克诺顿先生的另外一幅画叫作《奥巴马国度》（Obamanation）：画的是奥巴马站在一个讲台上，很开心地在发表演讲，而在他周围的人，神色却是非常不一样的。这幅画表达的是什么呢？麦克诺顿先生解释说，奥巴马站在讲台上高高在上，非常洋洋自得地在讲他的政见，旁边的美国人是躺倒一片，大家都是精神不振，或者是不干活躺在那偷懒之类的各色人等。他说，这幅画其实是蛮有深意的。要仔细去看的话，你会看到奥巴马的旁边站立着一只公鸡在那儿打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公鸡试图想叫醒沉睡的人们。这幅画是在奥巴马任期结束前六个月画的，麦克诺顿想表达的就是在七年半的奥巴马统治之下，美国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已经是很多人都在偷懒，没有工作、没有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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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更多这幅画的细节，比如在这幅画的左边撒着一地的枪支，麦克诺顿先生说这描述的是一个典故，是说奥巴马时代如何把枪卖给中美洲的黑帮。总之就是，画的每个细节，每个部分它所表达的深意都是有典故的，代表的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发生的事情，这些故事都由一个一个的人和物表达出来。
再比如说，这幅画中有一棵圣诞树，还有一幅丘吉尔的画像摔在地上。这个典故就是奥巴马入住白宫的第一年，在白宫的圣诞树上挂的饰物，其中有一个就是一本毛语录；而丘吉尔画像是英国政府送给奥巴马的礼物，但奥巴马根本不要，把它原装退回给了英国，这其实是对英国的一种羞辱。种种这些事情都被画成一个个细节，反映在这幅画作里，因此题名为《奥巴马国度》。
麦克诺顿先生说，他现在已经在设想，当川普第一个四年任期结束的时候，他也画一幅画，比如说叫作《川普国度》之类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法和细节，去表达川普执政的前四年里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特别的事件。
画家麦克诺顿先生是怎么样看川普总统的呢？他画川普，有没有收到川普总统本人什么样的反馈？下文中我们将继续和您分享对麦克诺顿先生的访谈。
来源时间：2018/12/29 发布时间：2018/12/27
旧文章ID：17680
作者：黄亚生 来源：亚生看G2
政治界和新闻界有一个术语叫“Grand Bargain” 。这个概念没有一个标准翻译，有一个译法是“大谈盘”，我认为这个翻译比其他译法，比如“大谈判”，“大交易”或是“大妥协”更加准确。“大谈盘”是指两个或多个利益集团通过协商和妥协，利用手中的筹码进行利益交换，达成一个双方能接受的妥协结果。“大谈盘”中的每个人都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让步来获得更重要的利益。这里“盘”有一个结果的含义，而其他几个译法多指过程。但其他的翻译也表达了这个术语中的一些重要含义，那就是要说的是大交易、是大妥协，是很重量级的。
“大谈盘”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1994年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平等民主大选。在上世纪90年代，曼德拉领导的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党（ANC）和南非政府进行了一系列互相让步的磋商，南非政府最终同意在1994年举行不分种族的平等民主大选，而“非洲人国民大会” 则需要保障南非白人可以保有他们对自己手中的矿场、金融机构、制造业工厂等的控制。这里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新上任的黑人政府不去追究白人政府在种族隔离时代犯下的罪行，曼德拉必须同意这一条来换取白人政府放弃政权。
美国国内政治也有过“大谈盘” 。一个著名例子来自于2011年，当时民主党和共和党试图达成一项协议，即民主党如果同意让国会通过史上最大幅度的联邦预算缩减案，共和党就会同意提高联邦税率的法案。试图促成这项“大谈盘”的是当时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院议长博纳和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然而，最终这项“大谈盘”并没有成功实现。
在我看来，美国现在应该来再来一次“大谈盘”，即特朗普辞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政府同意不去追究他目前所身陷的司法麻烦和潜在的各种刑事责任。只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也许特朗普才有意向辞职。 原因很简单：特朗普没有任何廉耻的，他只能是见到棺材才会掉泪。
这个“大谈盘”是唯一一个能够让美国尽早结束这个“特朗普梦魇”的方案。
特朗普被起诉是大概率的事件
根据美国媒体12月17日的最新统计，目前美国联邦、州和地方的司法机构正在进行的直接针对特朗普或是与其相关的调查高达17件。
我们现在已经基本确定特朗普违反了《美国联邦选举法》。 原因很简单，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在近期已被判入狱三年，罪名包括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违反《美国联邦选举法》向两名与特朗普有染的女性支付封口费，以及其他财务不法行为。科恩的第一笔15万美元封口费是通过一家名叫AMI的媒体公司支付的，而第二笔 13万美元的封口费则是由科恩自己支付的。检察官表示，这13万美元是科恩对特朗普竞选活动的超额捐款。根据联邦法律，在每个选举周期(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竞选捐款限制在每人2700美元，并且需要披露。然而，这笔13万美元的资金并没有被上报。在对科恩的判决书指出一个“一号人物“ （Individual No. 1）指示科恩支付了封口费。判决书还对”一号人物“做了一个定义：一号人物指的是2015年宣布竞选总统或在之后大选中被选上总统的那个人。
负责调查科恩案件的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同时还与上一段提到的AMI公司达成不起诉协议以换得AMI公司协助调查。AMI公司承认其违反《联邦竞选法》有关资金上报披露的规定，在2016年与“负责特朗普竞选活动的一名或多名成员进行“合作，协商和协调”来支付了两笔封口费中的一笔。
“封口费”远远不是特朗普惹上的唯一司法麻烦。 他最大的麻烦是所谓的“通俄门”。 这是由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以独立调查官的身份领导的调查。目的是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以及特朗普的的竞选团队是否在竞选期间接触了俄罗斯政府。
穆勒的调查已经使特朗普前任竞选主席保罗·曼福特（Paul Manafort）、副主席里克·盖茨（Rick Gates）、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Michael Flynn）和前外交政策顾问乔治·帕帕多普洛斯（George Papadopoulos）都先后被起诉定罪。虽然他们当中有几人认罪罪名不涉及“通俄门”，是自身财务问题。但他们都表示愿意配合穆勒的调查，提供特朗普竞选期间的信息。目前还不清楚穆勒的调查已经深入到什么阶段，并掌握了什么证据。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穆勒最早可能在明年二月完成调查，提交调查报告。这将会启动司法和政治程序。
“通俄门”的调查还发现了一系列特朗普的潜在违法行为。 有一笔给特朗普就职委员会近1.07亿美元的捐赠引发了穆勒对是否有非法外国捐款支持特朗普团队举办了当选庆祝活动展开调查。穆勒团队已经将一个此类案件转交给了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检察官。8月下旬，一位名叫萨缪尔·帕顿（W. Samuel Patten）的美国职业政治顾问承认，他通过一名中间人，将一名乌克兰政治家的5万美元的政治献金转移到了特朗普的就职委员会。帕顿承认他没有合法注册捐款，并同意配合检察官的调查。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新任主席民主党人亚当·希夫（Adam Schiff）已经表示，他的委员会计划调查涉及特朗普和其就职委员会的潜在非法行为。
以上是联邦政府层面的调查。 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有独立的司法权力。 特朗普和其家庭还面临着多项民事诉讼，这多是由地方司法机构发起的。虽然特朗普表示他已经放弃了对特朗普公司的控制权，但是和历届总统不同，特朗普第一没有放弃他在公司的收益权，第二，他没有放弃对自己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因为特朗普的儿子还在管理特朗普公司。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权钱交易的问题。 特朗普公司在华盛顿的酒店多次为国外官方机构举行收费活动。这样的行为涉嫌违反美国宪法里对所谓“报酬条款”（“emolument clause”）的规定。除此之外，即将上任的纽约州新任司法部长莱蒂娅·詹姆斯（Letitia James）也表示打算全面调查特朗普公司几十年来可疑的税务行为。另外，纽约州今年已经开始了对特朗普基金会的税务问题的调查。
特朗普有“免罪金牌”吗？
特朗普涉及的多重司法调查或许让很多人都会疑问，美国的司法系统是否有权力起诉在任总统。的确，美国宪法没有明确表明在任总统是否可以被起诉，这件事情在美国社会一直有很大争议。而根据司法部上世纪70年代的备忘录，司法部认为美国在任总统只能被弹劾，不能被起诉定罪。
司法部这份备忘录的合宪性是有争议的。一项法案的合宪性的决定权在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并没有针对这份备忘录做出过裁决。然而，即使司法部的这项备忘录是被认为是合宪的，特朗普也不是就一定拥有“免罪金牌”。
首先，司法部这份备忘录只对联邦起诉有约束力。州检察官如果认为总统违反了州法，比如税务问题，他们依然可以起诉总统，不受司法部备忘录的约束。同时，司法部的备忘录只涉及在任总统，一旦特朗普卸任，联邦检察官还是可以起诉特朗普的。
结语
特朗普和他的家人被起诉是个大概率事件。他和他的家人坐牢也不是小概率事件。再加上如今民主党夺回了众议院，很可能开启针对特朗普的一系列新的调查，特朗普和他家人被揭露的丑闻只会越来越多。
这里有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美国司法机构可以和特朗普来一个“大谈盘”，即特朗普辞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政府同意不去追究涉及他的所有的司法责任，豁免他和他的家人所有的罪责。如果特朗普明智的话就应该用他现在掌握的最大的筹码，也就是白宫，来讨价还价，他退任后就会失去所有讨价还价的筹码了。
这是唯一能让特朗普有动力去主动卸任的方案。特朗普是没有任何廉耻的，除了自保，他是不会因为自己深陷的司法麻烦本身而主动辞职的。今天这个世界是极其危险的，特朗普在任的每一天都带来国际、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 从国家层面来讲，这个“大谈盘“也许为了结果的正义而牺牲了程序的正义，但是这是值得的。只有这样美国和全世界才能尽早结束特朗普这个梦魇。
来源时间：2018/12/29 发布时间：2018/12/28
旧文章ID：17679
作者：曾静宁 来源：中国新闻网
由中国人民大学北美校友会与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联合举办的“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座谈会，15日在美国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举行。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北美校友会理事长岳京生和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均认为，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回顾两国关系40年的历程时，需要继续思考中美当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探讨未来中美互动和全球格局。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中美两国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总领事李强民说，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伊始，中美贸易总额为24.5亿美元；2017年，这一数字超过5800亿美元。“时值‘四十不惑’之际，中美关系正在接受新考验”。
谈到当前中美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贺耀敏在会上表示，中美双方需要释放巨大善意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前主席柯白强调，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呈现“Z”字形的轨迹。他说，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是为了在当今的困难和挑战中，让中美两国看清当前形势，为双方创造更多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座谈会于卡特中心内举办。许多嘉宾在发言时都谈起中美建交前夕的一段历史：白宫科学顾问普雷斯访问北京期间，在华盛顿时间凌晨3时打电话到白宫找时任美国总统卡特，说“邓小平问了一个我回答不了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卡特回答说“当然可以”。普雷斯说，“邓小平问能不能派5000人”。卡特说，“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昆山杜克大学前常务副校长玛丽·布洛克说，她曾直接参与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的筹备工作。“中美官员为两国建交付出了巨大努力”。
李强民表示，经过两国政府40年来的努力，现有超过36万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约23万美国留学生在中国深造。
来源时间：2018/12/29 发布时间：2018/12/16
旧文章ID：17678
作者：爱德华•卢斯 来源：FT中文网
今年最惊人的意见统一是美国形成反对中国的共识。它横跨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白宫和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企业和工会、全球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美国也许在几乎所有其他事情上都闹内讧，但在对中国的恐惧上，这个国家是团结的。
对抗北京是民主党倾向于支持特朗普的唯一议题。今年夏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表扬了这位总统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他们需要我们，远超我们需要他们。”
舒默的这句话将在来年受到测试。虽然特朗普与中国达成了停战协议，但跨境企业仍在按贸易战将继续扩大化来做规划。曾经倡导美中加强经贸往来的人士，如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on)，现在预测一道“经济铁幕。”其他人则在谈论一场“新冷战”。
很难对此提出反驳。
在新版华盛顿共识的支持下，特朗普要求习近平废除他的《中国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这是习近平的标志性举措之一。退让会破坏他的国内权威，错过中国的国家安全目标。如果他同意，那将是令人震惊的。
其结果是，美中40年的走近开始瓦解。这一逆转的战略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自1979年双方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一直默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其间经历了一两次停顿，比较显著的是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事件和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但总体上美国保持了自己的信念，即中国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开放、威权程度逐渐降低的伙伴。
以往美国信奉“双赢”关系。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甚至尝试过一个非正式的“G2”世界，由美中两国共同解决重大问题。他遭到了冷遇。
看问题的棱镜现在变成了“输赢”。特朗普的咆哮很容易让人抓不住要点。他一会儿指责中国洗劫美国，一会儿又羡慕地说习近平可以终生执政。在这些情绪波动之下是始终如一的鹰派立场。每当特朗普出现摇摆不定，他的批评者们就会揪住他不放。
最近特朗普暗示他可以放过华为(Huawei)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她正面临从加拿大被引渡到美国——以换取中国的让步。而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就曾因放弃对中国另一家电信设备巨头中兴通讯(ZTE)的制裁而受到批评。华为和中兴都被指控是中国国家安全系统的单位。无论这一指控是否正确，全球化的正常规则都没有得到尊重。没有什么比不确定性更让企业厌恶了。
这正在造成两个效应。首先是经济上脱离接触。经历多年快速增长后，中国对美投资正迅速下降。2016年为560亿美元，2018年下降到不足这一数字的四分之一。美国对中国的准入门槛日益升高。
因此，中国的技术战略正从境外收购转向进口替代。全球供应链开始碎裂。中国正在加速微芯片、航空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的“本土化”。
华盛顿的贸易鹰派认为中国就像日本一样：只能高效率地制造出美国发明的东西。如果他们判断错误，他们就是在加快中国效仿美国创新。如果他们判断正确，其结果需要数年才能显现出来。
第二个效应是迫使其他国家作出一个讨厌的选择。在一个输赢对立的世界里，你要么支持美国，要么支持中国。
大多数国家宁愿永远不要面对这一两难困境。部分国家，比如日本和新加坡，正试图通过向美中两国都靠拢来对冲赌注。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选择了中国。
这就带来了另一个战略解体。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将中国从苏联轨道上拽了下来，这一戏剧性的策略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而今特朗普正在触发一个“逆向尼克松”。
最至关重要的是美中关系，其重要性遥遥领先。几十年的走近正在进入逆转，其速度甚至让美国人感到惊讶。
来源时间：2018/12/25 发布时间：2018/12/25
旧文章ID：17677
作者：罗援 来源：来函照登
尊敬的各位专家、总工、企业家们，下午好！
首先，代表主办方之一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向获奖的各位企业家、军民融合团队表示衷心的祝贺！
感谢大会组织者给了我二十分钟的时间做一个主旨发言，但这个时间很尴尬，讲一些祝贺、祝福的套话，时间太富裕；讲一些政策解读的大话，时间又不够。这样，我选择一个大家都关注的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谈一名军方学者的真话。
我不是经贸问题的专家，不敢在各位专家学者面前班门弄斧。我不去谈中美贸易战的细节和发展动向，我只谈一下中美贸易战带给我们什么战略思考？今天的演讲，我就从国家战略角度进行分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来回答这三个问题。
第一，是什么？我们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现在每年发布一个《美国军力评估报告》。因为美国自从苏联解体后，就每年发布一个《中国军力评估报告》。美国一发表《中国军力评估报告》，我们的国防部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就会出来谴责和抗议。我们在想，我们为什么不发布一个《美国军力评估报告》呢？把美国军力发展的真实情况公诸于众？最终要把话语权拿过来。所以，作为民间智库，我们连续第七年发布《美国军力评估报告》。今年发布的《美国军力评估报告》，和以前相比，我们发现美国战略发生了6大变化：
第一大变化，现在美国把“美国优先”正式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大家知道，“美国优先”是特朗普的一个竞选口号，但现在美国已经白纸黑字把它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以现在你看，美国所有的战略行为都可以找到这四个字：美国优先。这已经是美国的一个战略行动指南啦，从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从美国退出国际契约组织，从美国从海外撤军，都可以看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我们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主张“美国第一”；我们主张“互利共赢”，美国强调“美国优先”。这就产生了战略理念上的对撞。这是第一大变化。
第二大变化，现在美国已经把中国作为首要安全威胁，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在上一版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评估》中，美国还把中国放在第五位威胁。第一是伊朗，第二是朝鲜，第三是俄罗斯，第四是跨国犯罪，第五才是中国。但在这一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地写着，中国是首要安全威胁，是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副总统彭斯公开说，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远远大于俄罗斯。这是第二大变化。
第三大变化，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用“竞争战略”取代奥巴马时代的“接触战略”。奥巴马时期认为中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通过和中国的接触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特朗普认为，奥巴马的“接触战略”已经失败，他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实施“竞争战略”，这是第三大变化。
第四大变化，用“印太战略”取代“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时期，美国和中国竞争的角逐场所主要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特朗普试图把中美角逐的场所由太平洋扩大到印度洋，他提出了一个 “印太战略”和“ 南亚中亚战略”，就是把印度洋也划进来了。这是第四大变化。
第五大变化，特朗普已经用“重塑美国军力”取代“自动减支计划”。奥巴马时期，对美国的军费增长还是有所节制的，他提出了一个“自动减支计划”，也就是军费增长一旦超过预算的某一个节点就会自动裁减。现在特朗普政府的军费已经从奥巴马时期的5827亿美元暴涨至2018财年的7000亿美元，刚刚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还将使军费增至7160亿美元。前几天我看了咱们的新闻报道，特朗普还想把军费再增加到7500亿美元。我们中国的军费才1748亿美元，美国就说中国威胁论，美国的军费即将增加到7500亿美元，你说到底是谁威胁谁？习主席宣布我们裁减军队员额30万，而特朗普要在奥巴马时期军队员额的基础上再增加2万。我们在裁军他们在扩军。这是第五大变化。
第六大变化，更值得我们警惕，就是核战略上的变化。奥巴马时期，他提出了一个“无核世界”，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值得讽刺的是，特朗普要用用“美国核力量和核基础设施现代化”取代 “无核武器世界”。他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要发展低当量核武器。什么是低当量核武器？特朗普认为以前的核武器是“中看不中用”，只能作为威慑手段。他现在要把核武器小型化、战术化、可用化。美国对核武器的投入已经从以前的平均占国防预算的4%增加到现在的6.4%，这是冷战后最高的。
这六大变化，我解答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这次中美贸易战绝对不是单纯的经贸摩擦，而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是因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发生了变化。为什么这次基辛格到中国来访问，他提出要见一些中国外交界的老朋友，他非常伤感地说了一句话：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中国，现在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毛泽东、周恩来时期。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我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现在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
第二，为什么？为什么特朗普2017年11月10日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2018年3月16日就签署了《对台交往法》？3月23日凌晨美国打响了对华贸易战第一枪？为什么12月1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刚刚与习主席举行会晤，当天就责成加拿大把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给抓了？这些都是独立的事件吗？绝对不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什么？
我和很多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进行过多次研讨，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国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战略焦虑。现在，在美国国内，两党之间、两院之间、白宫与国防部、国务院之间存在许多分歧，唯有在一点上他们形成共识，就是中国问题。现在，在美国国内，几乎所有“亲华派”、“知华派”都失音或者转向，只有彭斯、博尔顿、纳瓦罗这些“反华派”的言论甚嚣尘上。为什么？现在我们中国国内总有些人在那里“做自我批评”，一会“反思”这个，一会“检讨”那个。但，问题确实不是在我们身上！
因为，中国已经发展到世界老二了，这自然引起老大的焦虑。“发展”有什么问题！问题是美国为什么焦虑呢？凭什么不让中国发展，凭什么不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呢？奥巴马说，“如果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那将对世界是一个灾难。”特朗普说，“中国的好日子已经过到头了。”什么叫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就叫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美国为什么要战略焦虑呢？有两点：
第一，认为中国要超过他们。美国各界的争论只是中国超过美国时间早晚的问题。在美国国内有一个潜规则，任何国家的GDP达到美国的60%，他就会打压你。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GDP达到了美国GDP的60%，就遭到了美国的打压。而现在我们中国的GDP已经达到美国GDP的63%，所以美国要打压中国。我们现在说，我们要建成世界一流国家、一流军队。而美国是依据冷战思维的“零和游戏规则”在思考问题，它认为，中国变成了一流国家、一流军队，那美国不就成为二流国家、二流军队，所以一定要打压中国。这是第一点的战略焦虑。
第二，他们认为我们中国超过美国的模式，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超过美国，而不是按西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竞争的模式超过美国。这是他们不能允许的。首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他们认为中国现在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们在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我们现在在很多非国有企业都设立了党的组织。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在强化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在他们的眼里就像异端邪教。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其次，是规则或者是制度上的考虑，他们认为我们还有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在他们的眼里就是有政府支持，在吃政府补贴，和他们不平等了，因此他们一定要打压中国。
这我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中美贸易战。在中美贸易战表象的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之争，是制度之争、规则之争，也是意识形态之争。
第三个问题，怎么办？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继续韬光养晦，我们应该妥协退让。我想问一句话，韬光养晦，我们现在还“养”得起吗？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了，你再夹着尾巴做人，但你的“尾巴”已经露出来了。
前一段，我与美国海军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冯德威有一次交流，他直接问我，你们中国“韬光养晦”以后，你们想干什么？这不是还在说中国威胁论吗？不是还在认为我们的“韬光养晦”是“障眼法”吗？
更重要的是，你现在想妥协还妥协得了吗？美国试图让我们全面开放。比如：
第一让我们粮食市场全部开放。我们粮食有四大项目绝对不能对外开放：大米、小麦、玉米、棉花。
我们宁肯政府补贴，也不能把生产、购买和销售权让给国外，否则，人家一旦卡住我们的粮食命脉，将危及我们的民计民生。而且现在他们还要求让我们的种子也要开放，一旦种子对外开放，像孟山都这类种子公司到中国来销售转基因种子，将造成种子的变异。
我不是生物专家，转基因有害还是无害，留待专家研究。但是对转基因的食品和种子，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毕竟关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质量和世代延续的问题。
第二个是要让我们的网络开放。美国认为我们的网络有限制，要求解禁。但是如果网络全面开放了，我们的网络安全、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怎么保障？
第三个是金融开放。我们的金融公司规定外资最多只能参股49%，如果全面开放，允许外资控股超过51%，我们的金融安全怎么保障？
第四是让我们的军工企业开放，包括武器弹药。另外，他们还要求我们的测绘也对外开放。如果让国外的测绘公司在中国境内获取兵要地志，地理坐标等信息。以后，一旦国家有需，这个仗还怎么打？
由此看来，我们不可能以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来换取妥协。
所以，我们只能采取第二种选择：针锋相对，迎接挑战。
就是中央说的，我们不主张打贸易战，但我们也不怕打贸易战。若美国要打，我们奉陪到底。
但奉陪到底，也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对称反击”。你惩罚我们500亿美元，我们也惩罚你500亿美元；你对我们的出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我们也对你的出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这叫“对称反击”。
有什么好处？抢占了道德的制高点。但这样打不痛美国。就像毛泽东所讲的，这叫做“叫花子与龙王比宝”，你是比不过的。
特朗普是一个奸商，他经过计算，我们出口美国的商品总价值是5000亿美元，我们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是1300亿美元。特朗普先投石问路，惩罚我们500亿美元，结果，我们也回敬他500亿美元。
特朗普掐指一算，美国还剩4500亿美元的存量；我们只剩800亿美元。所以，他马上来第二招，对我们2000亿美元商品再加税，我们只剩下800亿美元的存量，所以，我们第二轮只能惩罚美国160亿美元，剩下的到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他们。
但是对于特朗普这个老无赖来说，他根本不尿你。他说，你敢到WTO起诉我，我就退出WTO。所以“对称反击”效果有限。
第二种选择是“不对称反击”。而我主张，我们要进行“不对称反击”。就像我们军人打仗，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敌人怕什么，我们就打什么！敌人什么地方软，我们就发展什么！那么，美国到底怕什么？
今天我就想问一下在座的总工和专家们，美国究竟怕什么？我觉得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引起认真的思考和研究。我们搞军工的，一定要知己知彼，在了解对手强项的同时，也要知道他的短项。你不能总是高比高，强比强，这样会被敌人拖垮。我觉得你们饭后茶余，可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美国怕什么？大家可能提问，你罗援认为美国怕什么？坦率地讲，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记得毛泽东有一名言：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纸老虎的特点是什么？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软肋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强项在哪里。如果你把他的强项捅破了，就像捅破窗户纸一样，它的软肋也就露出来了。
美国的强项是什么？我认为美国有五大立国之本：
一是美国靠军事立国，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美国不可能成为强国。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国防实力建设，富国必须强军，否则，只能成为一个富国，而不能成为一个强国。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适当时机宣布，增加国防费。以前，我们一增加国防费，西方社会就指责中国威胁论，现在我们要向国际社会表明，不是“中国威胁论”，而是“中国被威胁论”。美国频频在中国的台海、南海和可持续发展利益上挑衅，我们必须要增加自卫的资本。美国的军费已经达到7500亿美元，我们才1748亿美元，增加点国防费何罪之有？另外，就是要大力发展杀手锏装备。我很兴奋，今天在这个颁奖典礼与创新峰会上，来了很多研制国之重器的国之巨匠，他们当中有许多年青人，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许多获奖项目，已经达到或者在某些技术指标上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品，让我们从内心里呼唤，“厉害了，我的国！”但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光直线超赶，还要弯道超车。就是我们的对手怕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现在美国有11艘航空母舰，我们是不是要发展12艘航母，才能跟美国抗衡呢？我觉得这种思路错了，我们不能搞军备竞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美国最怕死人。我们现在有东风21D、东风26导弹，这是航母杀手锏，我们击沉它一艘航母，让它伤亡5000人，击沉两艘，伤亡一万人，你看美国怕不怕？所以，我们军工总师也要考虑从美国的软肋去发展。
二是美国靠美元立国。别的国家打仗是在烧钱，美国打仗是在赚钱。为什么？因为美国掌握了印钞机。所以我们要使国际金融体系多元化，要使人民币国际化，最近我们把原油、铁矿石期货人民币结算，已经有9个国家加入人民币结算体系，虽然规模不大，交易量不大，但这是一个发展方向。
三是美国靠人才立国。我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战既不是中兴违约的问题，也不是什么中美贸易顺差问题，更不是我们放了一个电影《厉害了！我的国》的问题。如果不放《厉害了！我的国》这部电影，美国就不与我们打贸易战了？这也太幼稚了吧！没有中兴违约，它就要抓你华为违约，没有华为违约，它就要抓你三一重工违约。总之，他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你的领头羊企业全部打掉。这次贸易战的核心是什么呀？我看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占全球总量的42.8%，美国仅占19.4%，日本和韩国各占10.2%，欧洲和其他国家占5.1%和15.8%。我认为这才是关键所在。为什么特朗普一上台就骂中国是小偷，骂中国是窃贼，因为他认为中国偷了他们的知识产权，偷了他们的人才，现在甚至管我们的留学生都叫做间谍，我担心，美国下一步将拿我们的留学生下手。所以，我认为这次贸易战实质上是科技之争，是人才之争。所以，这次贸易战一打响，习主席很快就采取了三大措施：第一召开全国科技大会，第二召开两院院士大会，第三视察高科技产业。这就是抓住了要害。我认为这次贸易战，我们一定要像当年打“两弹一星”那场硬仗一样，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发展核武器。现在，我们也要勒紧裤腰带，同仇敌忾，发展我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这次2018军工榜颁奖典礼与创新峰会，我见到了这么多获奖产品，见到了这么多军工总师，我很高兴，我们大家都来支持他们！
四是美国靠选票立国。美国的政客要是没有选票，就无法执政。特朗普的大票仓在哪儿？在农业州、制造业和工商业。因此，我们第一打大豆，美国的大豆对中国的出口占出口大豆的出62%。占中国整个进口的34.39%，对美国大豆的惩罚将特别伤害艾奥瓦州，该州在2016年大选中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第二打汽车，美国如果没有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它的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将沦为二流公司！第三打飞机，美国每三架波音制造的737就有一架交付给了中国。因此，美国也有软肋掌握在我们手里，起码这三项是我们可以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五是美国靠树敌立国。美国把威胁当作发展的动力，美国没有威胁它也要寻找威胁、制造威胁。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一超独霸”，谁对美国构成威胁了？但是，美国就是把中国和俄罗斯当作主要威胁，你再怎么对它示好，说好话，都没用。他就是要把你当做主要威胁，即便躺着也要中枪。没办法，这是中华民族在崛起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坎，不幸中的大幸，它可激励我们丢掉幻想，奋发图强。你不是要把我当做敌人吗？那我就厉炼成你打不垮拖不烂的“敌人”。那我们就结交更多的朋友，使你的敌人越来越多，使你的朋友越来越少。
金一南将军说得好，我们打赢中美贸易战的信心来自于我们有刻苦耐劳的中国人民，我们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但没有过不去的坎。我还想再加上一句，我们坚信能够打赢中美贸易战的优势在于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以举国之力，难道还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吗？我们坚信的“四个自信”必定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得到充分体现。我们一定能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非常怀念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有一句至理名言，至今让我铭记在心，今天让我们大家一起重温共勉，并以此作为我今天演讲的结束语：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中国发展起来，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谁也奈何我们不得。
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8/12/25 发布时间：201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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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颜雪明 来源：新浪微博 颜-雪明
孟晚舟事件，随着法官批准取保，第一幕已经结束。趁着第二幕还没有开场，我们回味剧情，盘点下围绕着女主角的若干疑点。
究竟上没上过大学？
有传闻说，她高中都没有毕业就进了华为。而她自己说，1992年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先到深圳建行工作了一年，后来因为建行网点调整，她才去了华为。她是1972年出生的，1992年20岁，上大学时才16岁，这可是神童啊，那她考上的是什么学校？读的是什么专业？小小年纪就如此学霸，这里面有多少动人事迹、励志故事？但她多次在大学演讲成长史，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一段。
因何被建行解雇？
这个天才少女大学毕业后进了深圳建行，一年后竟然因为网点调整被裁员，这令人难以置信。老邓南巡的1992年，深圳的工作机会特别多，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一个少女学霸，怎么会分配去做网点营业员？网点调整，竟然将她裁掉？
为什么从前台起步？
她1993年去了华为，竟然是从前台起步。所有公司的前台，都是最不需要学历和技能，也最没有前途的地方。就算任正非心狠，让亲闺女经受磨练，也不需要从这里历练吧？放在文秘、人事、行政、财务岗位，是不是更有利于她成长？而这位女学霸，又岂能甘心在这里一干就是三年？
转机发生在1996年，华为在莫斯科举办了一次展销会，她随团参加了，回来就被调到财务部门。莫非是在这次展销会上，她老爹才突然发现了闺女的能力？
是读硕士还是休产假？
1997年，孟晚舟去华中理工大学读硕士，用了一年半时间拿下学位，算来当是在1998年底或者是1999年初，学成回到华为。但大家注意，在加拿大的保释听证会上，她聘请的洋律师对法庭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最大的儿子已经20岁了，正在美国读大学。这样一算，这个儿子是1998年出生的。也就是说，在读硕士的紧张学习中，她还抽空生了一个儿子。不仅如此，她的小女儿，也就是第四个孩子，是2008年出生的，从1998年到2008年，十年里她生了四个孩子。这样频繁的生育，且不论违反基本国策的严重错误（参看张艺谋计生罚款案），仅就她能做到生育和晋升两不误，就堪称一个奇迹。
两年一次，边生边升？
在华为这样以惨无人道地加班而闻名的公司，任何一个女员工，如果在十年中连生四个孩子，她的结局，除了回家抱孩子，恐怕没有其她悬念。而孟晚舟却能在高密度生育的情况下，一步步走上了事业的辉煌，从国际会计部总监、香港公司首席财务官、账务管理部总裁，直到2011年担任公司常务董事、CFO，此时她第四个孩子刚刚三岁。这让那些为了保住饭碗而不敢生孩子的女员工情何以堪？
严父突然无原则溺爱？
当年铁面无私，将女儿扔在公司前台，三年不闻不问的任正非，1996年后竟然性情大变，毫无原则地重用起了女儿。在违反基本国策，两年一育的状态下，孟晚舟居然能在人才济济，十几万员工的华为公司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这符合《华 为基本法》吗？说老任没有家天下的私心，我宁可相信三胖子是天降伟人。
拿绿卡、买豪宅也是爱国英雄？
被加拿大逮捕后，孟晚舟一夜间成了民族英雄。可是她曾经拿过加拿大的绿卡，仅在加拿大就拥有两套豪宅，四个孩子全都在西方接受教育，这又说明了什么？冯小刚在美国买了豪宅，引起很大民愤，可孟晚舟浓眉大眼的，怎么也这样搞？购置这些豪宅，需要多少钱，钱是哪里来的且不论，仅仅把这些钱倒腾到国外，就属于破坏外汇管制的犯罪行为，有关部门为啥不顺藤摸瓜，搞一个孟冰冰出来？
乞求保释是不是叛变？
孟晚舟花重金聘请资产阶级律师，向资产阶级的法官乞求保释，按照我们过去接受的红色教育，这不就是叛变吗？叶挺将军的囚歌云，“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渣滓洞烈士的诗曰：“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罕？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孟晚舟在面临考验的关头，本应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保什么释？
在加拿大坐监，生活条件比中国的打工妹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她出席保释听证会时，上身穿着绿色的针织外套，下穿运动裤，记者都说她雍容优雅，后来才知道，这是看守所的囚衣。这样的监狱她都不肯住，一定要回到自己的豪宅，不惜低三下四地保证决不逃跑，甘愿带上电子脚镣，上交所有的护照，以重金取保，这让江姐、刘胡兰她们，九泉之下作何感想？早知可以这样玩，我们为什么要傻乎乎地去死呢？
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还能读博士？
孟晚舟已经准备好了打持久战，计划去当地的大学读一个博士。难道资本主义的大学，读博士都不需要政审吗？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想读就能读吗？在我们伟大祖国，就连上个网，也不是谁想上就能上。正如最近表彰的改革先锋申纪兰所说，这个网是你想上就能上，还是要经过政府批准呢？
万里之外的孟晚舟牵动着祖国人民的心。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我们都能知晓。而在我们身边，一些熟知的朋友，突然失去了音讯，后来才知道是被依法关押，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不到人，不知道关押在哪里，更不用说申请保释，公开举行听证会。
法治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孟晚舟在加拿大的遭遇，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什么叫保护人权？什么叫疑罪从无？什么叫公开透明？什么叫法律程序？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一些中国同胞在加拿大法院门前举牌示威，也不用担心被抓捕，更不会被判寻衅滋事罪。看来，西方国家的政府，确实是被关进了法治的笼子。我们在向加拿大抗议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暗自想一想，它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国家为何如此关爱她？
孟晚舟被捕后，外交部发言人抗议，外交部长约见加国大使严正交涉，取保获释后，驻加国领事登门慰问，如此超常的举动，所为何来？有人说，中国公民在海外受到不公正对待，国家这是正常反应。这不对吧？去年中国公民周立波在美国涉案，在美取保滞留一年多，外交部有为他说一个字吗？有领事官员去慰问过一次吗？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孟受到如此关爱，另有其它原因。
孟晚舟还会回来吗？
下一步，加拿大是否向美国引渡，又将开展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之后无非两种结果，一是引渡美国，接受审判，二是不予引渡，则孟将面临回国。替孟女士着想，我认为她应当申请定居加拿大，住着豪宅，衣食无忧，四个儿女，时时可以来团聚，享受天伦之乐。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啊。她当年选择海外置业，把四个孩子都放在国外，不就是为了这一天，而作的战略布局嘛。现在，既已水到渠成，那提前实施最终方案，自是顺理成章。
（2018.12.24）
来源时间：2018/12/25 发布时间：201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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