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颜雪明  来源：新浪微博 颜-雪明

　　孟晚舟事件，随着法官批准取保，第一幕已经结束。趁着第二幕还没有开场，我们回味剧情，盘点下围绕着女主角的若干疑点。
　　究竟上没上过大学？
　　有传闻说，她高中都没有毕业就进了华为。而她自己说，1992年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先到深圳建行工作了一年，后来因为建行网点调整，她才去了华为。她是1972年出生的，1992年20岁，上大学时才16岁，这可是神童啊，那她考上的是什么学校？读的是什么专业？小小年纪就如此学霸，这里面有多少动人事迹、励志故事？但她多次在大学演讲成长史，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一段。
　　因何被建行解雇？
　　这个天才少女大学毕业后进了深圳建行，一年后竟然因为网点调整被裁员，这令人难以置信。老邓南巡的1992年，深圳的工作机会特别多，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一个少女学霸，怎么会分配去做网点营业员？网点调整，竟然将她裁掉？
　　为什么从前台起步？
　　她1993年去了华为，竟然是从前台起步。所有公司的前台，都是最不需要学历和技能，也最没有前途的地方。就算任正非心狠，让亲闺女经受磨练，也不需要从这里历练吧？放在文秘、人事、行政、财务岗位，是不是更有利于她成长？而这位女学霸，又岂能甘心在这里一干就是三年？
　　转机发生在1996年，华为在莫斯科举办了一次展销会，她随团参加了，回来就被调到财务部门。莫非是在这次展销会上，她老爹才突然发现了闺女的能力？
　　是读硕士还是休产假？
　　1997年，孟晚舟去华中理工大学读硕士，用了一年半时间拿下学位，算来当是在1998年底或者是1999年初，学成回到华为。但大家注意，在加拿大的保释听证会上，她聘请的洋律师对法庭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最大的儿子已经20岁了，正在美国读大学。这样一算，这个儿子是1998年出生的。也就是说，在读硕士的紧张学习中，她还抽空生了一个儿子。不仅如此，她的小女儿，也就是第四个孩子，是2008年出生的，从1998年到2008年，十年里她生了四个孩子。这样频繁的生育，且不论违反基本国策的严重错误（参看张艺谋计生罚款案），仅就她能做到生育和晋升两不误，就堪称一个奇迹。
　　两年一次，边生边升？
　　在华为这样以惨无人道地加班而闻名的公司，任何一个女员工，如果在十年中连生四个孩子，她的结局，除了回家抱孩子，恐怕没有其她悬念。而孟晚舟却能在高密度生育的情况下，一步步走上了事业的辉煌，从国际会计部总监、香港公司首席财务官、账务管理部总裁，直到2011年担任公司常务董事、CFO，此时她第四个孩子刚刚三岁。这让那些为了保住饭碗而不敢生孩子的女员工情何以堪？
　　严父突然无原则溺爱？
　　当年铁面无私，将女儿扔在公司前台，三年不闻不问的任正非，1996年后竟然性情大变，毫无原则地重用起了女儿。在违反基本国策，两年一育的状态下，孟晚舟居然能在人才济济，十几万员工的华为公司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这符合《华 为基本法》吗？说老任没有家天下的私心，我宁可相信三胖子是天降伟人。
　　拿绿卡、买豪宅也是爱国英雄？
　　被加拿大逮捕后，孟晚舟一夜间成了民族英雄。可是她曾经拿过加拿大的绿卡，仅在加拿大就拥有两套豪宅，四个孩子全都在西方接受教育，这又说明了什么？冯小刚在美国买了豪宅，引起很大民愤，可孟晚舟浓眉大眼的，怎么也这样搞？购置这些豪宅，需要多少钱，钱是哪里来的且不论，仅仅把这些钱倒腾到国外，就属于破坏外汇管制的犯罪行为，有关部门为啥不顺藤摸瓜，搞一个孟冰冰出来？
　　乞求保释是不是叛变？
　　孟晚舟花重金聘请资产阶级律师，向资产阶级的法官乞求保释，按照我们过去接受的红色教育，这不就是叛变吗？叶挺将军的囚歌云，“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渣滓洞烈士的诗曰：“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罕？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孟晚舟在面临考验的关头，本应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保什么释？
　　在加拿大坐监，生活条件比中国的打工妹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她出席保释听证会时，上身穿着绿色的针织外套，下穿运动裤，记者都说她雍容优雅，后来才知道，这是看守所的囚衣。这样的监狱她都不肯住，一定要回到自己的豪宅，不惜低三下四地保证决不逃跑，甘愿带上电子脚镣，上交所有的护照，以重金取保，这让江姐、刘胡兰她们，九泉之下作何感想？早知可以这样玩，我们为什么要傻乎乎地去死呢？
　　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还能读博士？
　　孟晚舟已经准备好了打持久战，计划去当地的大学读一个博士。难道资本主义的大学，读博士都不需要政审吗？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想读就能读吗？在我们伟大祖国，就连上个网，也不是谁想上就能上。正如最近表彰的改革先锋申纪兰所说，这个网是你想上就能上，还是要经过政府批准呢？
　　万里之外的孟晚舟牵动着祖国人民的心。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我们都能知晓。而在我们身边，一些熟知的朋友，突然失去了音讯，后来才知道是被依法关押，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不到人，不知道关押在哪里，更不用说申请保释，公开举行听证会。
　　法治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孟晚舟在加拿大的遭遇，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什么叫保护人权？什么叫疑罪从无？什么叫公开透明？什么叫法律程序？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一些中国同胞在加拿大法院门前举牌示威，也不用担心被抓捕，更不会被判寻衅滋事罪。看来，西方国家的政府，确实是被关进了法治的笼子。我们在向加拿大抗议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暗自想一想，它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国家为何如此关爱她？
　　孟晚舟被捕后，外交部发言人抗议，外交部长约见加国大使严正交涉，取保获释后，驻加国领事登门慰问，如此超常的举动，所为何来？有人说，中国公民在海外受到不公正对待，国家这是正常反应。这不对吧？去年中国公民周立波在美国涉案，在美取保滞留一年多，外交部有为他说一个字吗？有领事官员去慰问过一次吗？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孟受到如此关爱，另有其它原因。
　　孟晚舟还会回来吗？
　　下一步，加拿大是否向美国引渡，又将开展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之后无非两种结果，一是引渡美国，接受审判，二是不予引渡，则孟将面临回国。替孟女士着想，我认为她应当申请定居加拿大，住着豪宅，衣食无忧，四个儿女，时时可以来团聚，享受天伦之乐。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啊。她当年选择海外置业，把四个孩子都放在国外，不就是为了这一天，而作的战略布局嘛。现在，既已水到渠成，那提前实施最终方案，自是顺理成章。
　　（2018.12.24）

来源时间：2018/12/25   发布时间：2018/12/24

旧文章ID：17675

作者：鹰籇  来源：百家号

　　希拉里的政治生涯是比较精彩的。她既是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又曾是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曾参与2008年和2016年两次参与美国总统大选却都败北，在民主党乃至整个美国社会，希拉里不愧为一个风云人物。
　　尽管希拉里没有当选过美国总统，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一下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的情况，因为在特朗普目前将美国带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十字路口，希拉里担任总统的不同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假设。
　　倘若希拉里当选总统，那么作为民主党政客的她一定不会推翻前任总统奥巴马的很多政策，反而可能是继续推行和完善。譬如亚太再平衡战略、医保法案和面对普京时的政治策略等方面，希拉里的政治经验很丰富很老道，她如果成为总统，俄罗斯的日子会比现在更加难过，因为特朗普这样的商人政治家在面对普京时是有心无力的，普京如今在地缘政治上这样如鱼得水和特朗普在政治上的幼稚也有关系。
　　而且作为一个建制派政治家，她一定不会执行特朗普现在一些奇葩的政策。驱逐移民、退出多个国际多边组织、逼迫盟友增加军费开支等这些做法完全是一个反建制派政治家的做法，而希拉里如果当选不会采取这些激进的做法，她会稳步推进自己最想要执行的道路路线，而且美国的盟友体系是美国霸权主义的重要组成，希拉里不会去恶意破坏和强行逼迫盟友国家，塑造一个氛围友好的盟友体系是美国所需要的，而不是盲目的“美国至上”。
　　所以倘若希拉里当选了总统，那么欧美会更加一个鼻孔出气，而表面友好而背后使坏是这样一个政治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必然行为，那么对于东亚大国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而且对于对外战争方面希拉里一贯谨慎，曾经极力反对对伊拉克战争，其战略眼光在美国政界是相当长远的，所以美国如果在她的领导下，会大力扩充军备，而不会随随便便发动战争滑入泥潭。
　　当然，民主党目前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希拉里2020年再战一次也是有可能的，只能做这样一个推演来看待希拉里打破政治天花板所带来的变化了。

来源时间：2018/12/22   发布时间：2018/12/20

旧文章ID：17672

作者：张蕴岭  来源：国观智库

　　十秒看全文
　　世界正处在百年大变局之中。中国不仅身处变局之中，且是变局中最有影响的因素。上个百年世界巨变，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出现了冷战，也出现了战后的大发展，国际体系。
　　如今，新的百年变局已经开始，基于大国主导的国际关系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影响大变局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发展范式转变；二是新科技革命。从地区角度来看，现存的世界秩序渐变，区域治理的重要性凸显，在一些地区成为主框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世界格局的最大变化是发展中国家崛起，改变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格局。
　　这个百年，最重要的是防止发生大战，扭转气候变化趋势，推动可持续发展，构建基于和平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作者：张蕴岭，国观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首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山东大学一级教授，东北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百年大变局”这个提法是2018年6月中央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百年大变局”是一个大的命题，涉及的问题很宏大，需要认真研究与思考。
　　01 　为什么现在提百年大变局？
　　冷战结束以后，我们提出世界处在大调整的时期，现在提出是百年大变局，这个提法不仅有新意，而且有深刻的含义。
　　说到变局，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变什么？怎么变？变到哪儿去？还有需要认识变局的范围，如全球之变、地区之变、中国之变。把中国放在变局中来思考和认识很重要，因为中国不仅处在变局之中，而且是变局中最有影响的因素之一。我曾经写文指出，东北亚处在百年大转折的时期，是指中日力量的翻转，即由日本超越中国到中国再超越日本的变局，这种转变的影响更多的是在地区层面。面对全球之变、地区之变、中国之变，我们需要有全局观，有大视野，有中国视角，如此才可以进行战略性和全面性的研究，在“百年变局”这样一个大框架下提出创新理论和战略对策。
　　变什么呢？百年变局，我们先设定时间区间。这个百年是2000—2100年，那么，上个百年就是1900—2000年。我们再来看变局的基本内容，主要涉及秩序、发展与社会结构。秩序，主要包括国家间力量对比、关系结构、地区与国际机制；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以及推动增长与进步的机制；社会，主要是指人口、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思想的变迁等。所谓大变局，就是这些方面发生重大的变化。
　　02  上个百年回顾
　　上个百年是世界发生巨变的百年，在人类历史上，是最具惊心动魄的百年。就世界秩序而言，最大的变局是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掌握霸权，西方集团确立。再一个大变局就是发生了十月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苏联成为领衔大国，东方集团出现，二战后，两个集团发生对立，形成冷战。冷战对峙了几十年，以苏联解体、东方集团崩塌、美国成为一家独大的霸权为告终。还有一个大变局影响很大，就是民族独立运动兴起，西方主导的殖民主义制度消亡，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独立。
　　就世界发展而言，是一个大发展时期，经济总量以乘数效应增加。从有统计的经济总量来看，上个百年的增长超过以前所有的时间增量的总和。推动增长的主动力是组织管理制度改善与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主要的特征是生产管理更为科学，生产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因此，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还有全球化得到大发展，绝大多数国家实行开放发展战略，加入到世界发展的进程——多边贸易机制与国际治理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货币体系等），这是过去没有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国际生产网络的发展，生产、交换、资本的跨国化成为常态。不过，到上个百年后期，原来的国际关系、发展方式、治理体系都显露出老化，有的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出现了“危机综合征”，到了非改不可的关头了。
　　就社会变局而言，影响最大的是西方走过发达阶段，进入后发达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完成。在人口的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规模增大，建立起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把全民纳入基本社保体系之中，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向更多国家扩散，几乎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普世价值”。不过，财富的集中化，或者说两极化加速，企业甚至个人的资产富可敌国，许多个人的财富超过了很多国家的财富总量。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地区层面的大变化。从格局看，欧洲的大变局最为突出，由战乱之地到安定地区，实现区域联合，创建区域治理制度。欧洲经历了长期的战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地，最后走向区域稳定，创建区域联合与治理制度，这是具有长远意义的大变局。亚洲的变化也引人注目，日本崛起后奉行侵略扩张，二战战败，战后被纳入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日本战后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中国结束内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南亚逐步实现联合，建立了东盟，探索出一条符合东南亚的区域治理方式（东盟方式），取得显著成效。不过，亚洲的政治与安全还处在分割状态，冷战结束并未完全终结分割，特别是朝鲜半岛，没有结束战争状态。
　　从发展角度看，经济区域化凸显，形成三大经济中心，即北美、欧洲、东亚地区。美国经济二战后一家独大，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资本与技术扩散的中心；欧洲经历世界大战的毁坏，二战后经济实现复兴，建成了基于全面开放与区域治理的统一大市场；东亚以日本经济战后复兴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为动力，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形成北美—东亚链接的亚太大区域框架，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
　　从社会角度，最大巨变是人口规模扩大，中国和印度成为超10亿的人口大国，非洲人口也大幅增长。在人口方面，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停滞，老龄化凸显，人口分布出现新的不平衡，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然，在上个百年的巨变中，思想文化的变化不可忽视，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是西方主导下的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国家治理的思想意识形态传播；二是以“十月革命”为动力的共产主义运动推动的思想、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思想意识形态传播。民族独立后的国家发展与国际关系大都受到这两种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影响。
　　03  新百年变局
　　我们正处在新百年变局的前期，变局已经开始，出现了大变化的“前期综合征”，而综合征的最突出特征是乱、不确定性。前不久笔者写了一篇短文《没有答案的世界》，指出世界正处在大变革的时代，几乎涉及各个领域，尽管大变革的大趋势可以预测，但是，对未来变化的具体内容、方式与影响，还很难说清楚。
　　比如，就国际关系与秩序而言，变革在发生，值得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以往决定国际关系与秩序的主要因素是国家的力量，形成大国主导，甚至是霸权。如今，我们看到，基于大国主导的国际关系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未来，随着超国家的国际力量（经济、政治）构成、分布与作用方式的变化，由大国主导的国际关系与秩序模式会发生变化吗？人类是不是在这个百年能走出大国争斗的国际关系范式，走向一种基于“命运共同体”的新秩序呢？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支撑命运共同体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呢？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架构呢？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命运共同体”英文翻译是“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命运共同体就是“共享的未来”。“共享的未来”显然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思想理念，也就是说是一种引导思想，即中国倡议以“共享的未来”为引领思想，来构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百年变局是一个过程，会有反复，可能“百年无定式”，也就是说这个百年也可能还形成不了比较明晰的国际关系范式与秩序框架，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所谓“没有答案的世界”，意味着难以把握的巨大风险，但也提供创造的巨大空间。
　　世界发展处在大变局的旋涡中。影响大变局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发展范式转变；二是新科技革命。发展范式的转变意义重大。工业化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后来的国家都沿袭了西方工业化走过的道路赶超，结果，“积劳成疾”，出现了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气候变化，导致地球生存危机，这是发展范式出了问题，走不下去了，需要新发展观、新范式。新范式是什么？是可持续的、绿色的，具体内容现在还很难说清楚，是一个创新与积累的进程。新科技革命以智能化为主导，上一次科技革命是以自动化为主导。新科技处在大变革的前沿，影响巨大，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等，也可能是解决发展范式的“救命良药”。
　　从地区角度，现存的世界秩序渐变，区域治理的重要性凸显，在一些地区成为主框架。有些学者提出来未来统一的国际治理、全球治理框架可能在削弱，而且更多地体现在区域治理，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区域结构在重组，欧盟出了英国退欧，东亚形成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对话合作机制，现在又出了个美国极力推动的印太。重要的是，区域秩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上个百年形成了西方（美国）主导的安全同盟体系，今后，亚洲、非洲会走出旧体系，构建具有本区特色的安全合作体系吗？有人提出，亚洲必须走出由西方主导的秩序，转向东方思想引领的秩序。“亚信会议”提出，亚洲应该寻求建立符合亚洲特点的安全机制，亚洲很大，也很复杂，中东长期战乱，目前的冲突能否推动建立新的合作性区域秩序？东亚地区以经济为纽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以东盟为中心开展了多层次的对话合作，这些是否是走向新秩序的预演？还有待观察。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世界格局的最大变化是发展中国家崛起，改变上个百年形成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格局。在这个百年中，预计到2040年左右，三大经济体的排序可能会是中国、美国和印度，这三个大国中，两个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新科技革命和发展范式的转变中，东亚能否走在潮流的前面？上个百年，西方引领了以自动化为标志的革命，现在，以马云为代表的创新者正在创建一种全新的经济流通方式，对未来的发展能有引领作用吗？新一轮以智能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给地区赋予了新的含义，对还在发展中路途上的新兴国家有着新的导向作用。不过，新技术的扩散需要诸多条件，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短板很多。重要的是，后发达国家的未来方向是什么？在这个百年，能有多少发展中国家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步入发达的行列。最重要的是，这个百年，世界发展能否转向新发展范式，避免气候变化与其他大危机所带来的灾难。
　　04  百年变局中的中国
　　对中国来说，百年大变局具有特殊的含义，即在结束百年衰落后，走向民族复兴，实现中华复兴梦。按照设定的目标，到2050年，中国将步入发达国家行列，那么，再用50年，中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会在世界和地区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重要的是，中国本身就是这百年变局中的重要因素，不仅涉及利用百年变局的问题，也涉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大国，也是变局中的大变量，非同一般。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要在百年变局中起引领作用。无论从中国自身，还是世界，中国建成发达国家，综合力量将居世界之首，这是最大的变局之一。目前的很多现象都与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有关。美国最为紧张，担心中国超越、中国排挤、中国替代,等等，因此奥巴马总统制定“重返亚洲”（PivotAsia）政策、特朗普搞贸易战等，试图遏制中国未来领先的势头。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也对中国实行的不同制度模式大为担心。
　　中国怎么办？首先，中国还是处在迈向发达国家的进程中，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停步，也不会因为贸易战而关闭大门，也不会与西方对抗，因为只有继续改革，坚持开放，才可以保证崛起的进程不中断。中国需要推动现行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改革，但不是要另起炉灶。就像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遵循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提供的是开放的各方都可以参与的大平台。“一带一路”也是百年工程，需要长时间建设发展。“一带一路”具有地缘重构的大变局含义。我们知道，西方工业化以来，开辟的主要通道是海洋，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实现欧亚非的陆地连接，形成陆海双通道，这个变化意义深远。中国要做变局方向的引领者，这个引领本身也是变局的内容，即东方国家在世界中的作用回归。当然，中国要做思想引领者，需要一个开放的思想环境，不仅要自己走出去，也要让人家能进来，让思想、文化进行双向、多向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在交往中提升影响力。显然，百年变局中的中国和中国与百年变局，这两个大课题都值得深度思考，值得深入研究。

　　文章来源：《东亚评论》2018年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12月

来源时间：2018/12/22   发布时间：2018/12/20

旧文章ID：17671

作者：戴旭  来源：国科环宇

　　战略东移——美国百年来第六次捕猎式全球战略转移，每一次战略转移必以肢解对手为目的！

　　美国建国之初，由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偏居一隅的弱小国家，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留下了著名的“孤立主义”战略。
　　其目的在于避开和欧洲列强的正面冲突，同时避开欧洲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韬光养晦的同时向阻力最小的方向扩张。
　　有意思的是，后来美国人把“孤立主义”解释为一种放弃对外扩张的和平主义，却从来不去问一个基本问题：当时的美国靠什么去扩张？不是美国高尚得不去打人，而是美国精明地避免了被人打。
　　随着国家的不断扩张，美国人开始不动声色地调整“孤立主义”传统。
　　尤其是到了近百年来，为了实现世界帝国的梦想，美国已经针对性地进行了五次战略转移。每一次转移都是要肢解掉一个敌手，而且都成功了。
　　第一次战略转移：是从西半球转向两洋
　　目标在于争夺大西洋制海权，肢解西班牙帝国体系，进而挺进太平洋，准备取代英国全球性的海军力量。
　　整个19世纪，美国都是以门罗主义为外交和内政信念，牢牢控制美洲和西半球，实行不干预外部事务的政策。
　　1898年，以美西战争为发端，美国开始崛起。

美西战争

　　《制海权》一书诞生于这个时代。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太平洋是世界强权的枢纽,不遗余力开通巴拿马运河，立誓成为世界强权。
　　结果，美国海军力量巡弋全球，取得菲律宾，立足远东、虎视天下。获得了参与欧洲列强俱乐部的资格。
　　第二次战略转移：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两洋巡弋到登陆欧洲
　　19世纪以前的历史，是欧洲征服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这个历史。欧洲列强相互消耗，打得精疲力竭，显示了欧洲霸权衰落的迹象。
　　在追随老欧洲征服中国的过程中，美国已经尝到通过战争快速富强的甜头。
　　于是，美国国父华盛顿的教诲被放到了一边。
　　1917年，就在欧洲老列强双方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美国人带着最多、最好的军用飞机到来了，以一种与生俱来的商人式精明，以最小的人员伤亡，收拾了残局。
　　结果，美国轻而易举地借着欧洲人的力量敲碎了欧洲。称雄世界300年的英法彻底衰落了。
　　第三次战略转移：从欧洲一个立足点又扩大到日本和整个太平洋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美国进行第三次全球战略重点转移，从欧洲一个立足点又扩大到日本和整个太平洋地区。
　　在欧洲出现德国这个新生帝国的时候，美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优势，已经壮大到无与伦比的程度。
　　这使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可以同时在欧亚两个大战场担当主力角色。
　　利用这一实力，美国轻易地拿走“二战”胜利的大部分果实：英国的殖民地、日本全国和欧洲大部分。
　　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从此奠定全球金融霸权。
　　这次战略转移的结果，是完成了彻底肢解、征服老欧洲的任务。
　　美国双腿站在欧亚两个点上。

横行世界的美国航母编队

　　第四次战略转移：解体华约与苏联
　　“二战”一结束，美国把战略对手锁定苏联，随即进行了第四次全球战略的转移。
　　经过漫长的冷战，美国再次获胜。
　　华约解体，苏联也解体。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形态，欧亚大陆已经基本破碎。
　　第五次战略转移：锁定中东伊斯兰世界
　　冷战结束后，美国立即进行新的、第五次战略转移，重点锁定中东伊斯兰世界。
　　从1991年海湾战争开始，美国战略重点转移到中东。
　　美国战略重点的这次转移，目标是夺取苏联势力范围，同时将可能成为未来对手的伊斯兰教地区进一步碎片化，以终结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基督教地区和伊斯兰教地区的千年博弈。这就是本·拉登出现的战略背景。
　　和反恐一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伊核问题，都是美国扫荡中东的借口和烟幕。
　　第六次战略转移：包围并准备肢解我国
　　如果说，之前的美国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五个步伐：冲出西半球——控制欧洲——控制亚太——肢解苏联——肢解伊斯兰世界。
　　那么，接下来的第六步就是：包围并准备肢解我国。
　　事实上，这个第六步已经迈出多年了。
　　十余年的反恐战争，虽然让美国在中亚战场斩获颇丰，却也同时给了中国、印度十年的发展机遇期，同时也给了俄罗斯十年的休养生息期。
　　在布什执政后期，美国战略界已认识到反恐战争的负面效应，转而要求重新评估反恐战争的成效，尽早结束反恐战争，并将注意力重新转到来自其他大国的挑战。
　　奥巴马、特朗普先后上台后，美国政府开始加速调整全球战略布局。
　　这一轮调整的基本特点，是美国在全球层面有所退出，而在亚洲等局部大力加强。
　　2011年年底以来，美国一方面计划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另一方面却加大与中国的摩擦，频频挑起周围国家与中国的争端。
　　美国的意图很明显，是通过挑动亚洲内部矛盾达到以亚制亚。
　　具体表现为通过发展与中国周围国家的关系，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从而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

2012年，中菲发生黄岩岛争端事件。

　　这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战略东移，即传统上美国将战略重点放在欧洲，而到现在则转移到亚洲。
　　伴随着这个调整，美国以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态势愈加明显。
　　加强遏制中国，不仅可以压制中国成为美国霸权挑战者的可能性，还可以凭借美国目前拥有的政治、军事、技术和对太空、海洋、网络的控制优势，逼迫中国向美国出让大量的财富，以滋养美国，从而把中国永远锁定在财富制造——而却不能享用——的地位上。

　　究竟是美国第六次获胜，我们惨遭肢解；还是中国变危为机，实现真正的国家崛起，无疑取决于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双方的选择和行动。
　　也可以说，今后的十年将是决定中国乃至整个欧亚大陆命运的十年，也是美国征服世界的计划尘埃落定的十年。
　　这是一部时间跨度很长、变量极多的3D电影。
　　要看清其中的关键，首先要有耐心，其次要有大战略思维与大历史视野的镜片，不仅要看清美国这个世界帝国追求者的全息影像，还要能够透视我们所处的时代。
　　美国征服世界和对我国的绞杀，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巨作。
　　而拥有最悠久历史的中国，其反绞杀的成败，不仅决定着一个延续了五千年的古老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决定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帝国的成败。
　　中国，至今还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世界、对人类肩负着的巨大历史责任。
　　我一直想努力淡定，装作若无其事地对我的同胞们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和平与发展占主流的世界，是一个已经远离了国家间冲突的世界。
　　但我是军人，是国家和民族的哨兵，我不能对基本的事实视而不见，更不能附和那些见识愚陋偏狭的书生学者一厢情愿的和平幻想。
　　因此，在C形包围提出并被美国政府全面印证之后，我又铺开了键盘。
　　每一个帝国的建立，都是以弱者的尸骨做奠基的。
　　伊拉克、南联盟、阿富汗、利比亚、本·拉登等国家和个人的尸体已经躺在美帝国大厦的墙角。
　　接着是叙利亚和伊朗。
　　然后是中国和俄罗斯。
　　然后是……
　　我反对这个帝国。
　　在帝制已被各国普遍埋葬的今天，世界不需要帝国。
　　我相信很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也反对。
　　我因此不仅公开揭露，还将尽我毕生之力，在有生之年破坏它、打击它！
　　作者简介：戴旭，国防大学教授，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大校。代表作有《C形包围》《盛世狼烟》等。

来源时间：2018/12/22   发布时间：2018/12/22

旧文章ID：17670

作者：陈佳骏  来源：澎湃新闻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何亚非的外交履历十分丰富，他曾在联合国机构任职，又从事过对美外交，这使他对美国有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对中美关系发展也有深入的体会。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两起中美危机——“炸馆事件”与“撞机事件”——恰好都被当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的何亚非“赶上”，还有其他许多日常的多边、双边外交工作经历。这些年在外事工作中他体会到：以从战略高度着眼未来，既坚持原则、又寻求解决问题的精神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和其他双边关系、多边问题至关重要，这使中美度过了一些困难重重的事件乃至危机，推动两国关系经历风雨仍能保持向前发展；而面对未来，中美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都需要秉持“大国胸襟”，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不冲突、不对抗，只有这样才能跨越分歧，实现合作共赢。
　　回看中美关系40年
　　澎湃新闻：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及之后的中美建交对您的个人生活轨迹和事业发展有何影响？
　　何亚非：我在外交部工作时，从作为军控司副司长参与中美之间的谈判，到去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后来回到部里工作，有不少时间从各层面处理中美关系问题。处理多边问题时其实也涉及中美关系，比如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我主要处理联合国政治事务，特别是安理会相关事务，但与美方打交道是工作的重要方面，毕竟美国是个大国。从驻美使馆回到外交部以后，于2002年开始担任美大司司长，接触和处理中美关系问题就更多了。
　　从外交角度看，无所谓个人事业。外交无小事，始终在党中央的坚强英明领导下展开工作，是国家大事。中美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之一，对我来说，做好对美外交既是工作所要求，更是作为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应尽的责任，所以我一直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从未有懈怠。对美工作需要深入的研究两国关系，更需要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问题有深入的了解。习近平主席要求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其中中美关系十分重要，因为中美两个大国在世界上如何相处、中美关系能否处理好，不仅关系着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未来，特别是亚太的未来。
　　澎湃新闻：您如何评价40年来的中美关系？
　　何亚非：中美关系40年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曲折和风浪，甚至经历过一些危机，正所谓合作与斗争如影随形，是“硬币”的正反两面。在过去40年里，两国的合作始终占主流，斗争后继续合作，合作中会有摩擦，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所以，40年两国关系的总体趋势是合作，是向前发展的。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交往逐年增多，举例来说，现在就有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当然现在特朗普政府开始限制一些学习的领域，这不利于两国的长远合作。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最明显的领域，两国贸易额从建交时不到200亿美元，如今超过每年6000亿美元；双向投资也不断增长。美国500强公司在中国大都有投资，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两国经贸合作的前景看好。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关系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常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现在，美国方面不顾中美的共同利益，采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美经贸关系会造成严重伤害，美国应该三思而后行。中国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希望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但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还在于两国在多方面截然不同。中美之间的历史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中美40年来能够有长时间的合作，并在合作与斗争交替中保持了合作态势，是因为双方战略上有契合点，有共同利益。当年尼克松访华是因为双方都有应对前苏联的考量，因此交往大门重新打开。后来，双方的利益格局拓展了，合作的基础和空间就更大了。

2009年5月，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率团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贝德率领的美方代表进行会晤。

　　澎湃新闻：除了建交之初共同对抗苏联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有哪些因素驱动着中美两国走向合作？
　　何亚非：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的需要减少了。两国开始寻找新的战略支撑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融入全球化和现有国际体系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凭借艰苦奋斗和全球化大潮成为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重要一部分。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不管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世界上很多商品确实都在中国生产，而且是第一大生产国，但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中美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问题比较复杂，主要是双方经济结构和市场规律所决定的。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有巨大的合作需求，有利于推动世界大市场的形成；中国和美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生产链不同的位置，互补性较强。这就是两国合作新的支撑点，也就是过去经常说的，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当然，这40年两国一些摩擦、战略认知不同也不时有所显现。小布什总统时期，美国已经开始酝酿把中国列为美国主要竞争对手。后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出乎美国意料。“9.11”事件迫使美国调整其战略优先顺序。原来，美国把大国威胁列在第一位。由于恐怖主义袭击美国本土，美国自然就把反恐调整为美国面临的首要战略威胁。当时小布什总统在演讲中说，现在全球主要大国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可见，当时美国对大国关系的描述和认知与现在不太一样。
　　这种情况延续了将近10年，美国因“全球反恐战”而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当然对伊战美国还有别的战略意图。两场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由于美国长期放松金融监管，放松对资本的管制——这当然也是美元资本输出的强烈需求——导致华尔街点燃了世界金融危机导火索。这是一场非常严峻的、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而且产生于美国本身，对它打击很大。换言之，21世纪头十年，中美有加强合作的共同需要——反恐、大国合作、应对金融危机等。我当时是中国G20事务协调员，在20国集团这个平台上，中美两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防止危机蔓延——首先是为了防止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继而防止可能导致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为G20的整体合作奠定了基础。
　　澎湃新闻：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态度发生了较大转变，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何亚非：美国对华政策始终是两面或者是两手的，即合作与制约交替。只是2010年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制约的一手开始突出起来，出现了不少杂音，如“转向亚洲”“亚太再平衡”、TPP等等，美国再次反思对华政策。特朗普政府执政已近两年，美国这一轮对华政策的辩论和反思，对中国似乎有了“新的认识”，或者说对中国有了一个新的战略评估。
　　美国过去一直希望通过经济全球化把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经济体系、金融体系，以推动中国政治制度沿着美国希望的轨道转变，使中国成为“又一个美国”。这可以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思想。中美建交后八届美国总统大致上都是按照这个战略来设计对华政策的。
　　现在美国的战略评估认为，美国这个想法有误，对华政策不成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在美主导的国际体系内经过短短40年迅速发展起来，适应了国际规则，克服了很多困难，走完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之路。然而，不管是融入全球化，还是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始终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确保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既保持国内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想，怎么会这样呢？这不是美方所希望的结果啊？特朗普上台后，2017年底、2018年初相继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新的《国防授权法》等战略文件，以及特朗普和其决策核心圈的纳瓦罗等高官，把中国连同俄罗斯等一起定义为将对美全球经济利益、安全秩序、治理体系、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当然，这只是美国战略目标的表述，迄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

2016年10月，何亚非（中）出席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中美论坛。

　　理性看待美国对华态度转变
　　澎湃新闻：结合您长期从事对美工作的切身经历，您如何看待美国现在对华态度的变化？
　　何亚非：1998年到2002年，我在中国驻美使馆工作，这一段时间正是美国战略重点调整期，即从大国威胁调整到“全球反恐”。其实，美国当时已经倾向于把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只是反恐成为首要战略目标后，美国战略重点作出了调整。
　　从美国遭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的核心利益——即美元体系、金融体系受到重大挫伤，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作用显现出来。比如“9.11”事件后，中国领导人很快发去慰问电，表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在反恐问题上是站在一起的，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从长远中美关系出发，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在反恐和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等问题上与美国进行了合作。
　　这些年来，特别是2010年以后，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亚洲，提出“亚太再平衡”，这是对美国总体战略的再次调整。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最有动力的地区。美国认为，要保持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金融体系、全球化、全球治理中保持领导地位，必须更加重视这个地区。面对中国发展壮大，看到中国力量日益增强，美国深感担忧和焦虑，加上意识形态等传统的偏见，从中得出了一些负面的结论，导致现在两国关系出现下滑的情况。然而，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冷静观察。在当前风云变幻之际，这尤为重要。我们要做最坏打算，往最好处努力。
　　澎湃新闻：中美经贸关系的繁荣发展长期以来在维护两国总体关系的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今面临什么干扰因素。为什么？
　　何亚非：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还未加入WTO时，美国国会每年需要通过决议，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MFN），否则中国的商品就很难进入美国，因为关税会很高。当时，无论是支持中国加入WTO，还是每年游说国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美国商界都发挥了较大作用。有一个词叫“敲门行动”，意思是美国商界、企业家去敲国会议员办公室的门，找议员谈话和游说。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外资特别是美国资本在中国获利良多，而且他们看到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双赢、多赢”格局给两国总体关系向前发展提供了动力。
　　现在，美国政界、商界的看法有一些改变。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即同时发挥政府调控作用和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发展模式在提高市场作用的同时保持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社会的稳定，这是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摸索出来的，既是中国的发展方向，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
　　但是美国政商界现在似乎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不成功，或者抱怨中国变了，于是对中国发展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美国现在做的是要“修改游戏规则”，以增加中国发展的难度和成本。TPP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例证，虽然特朗普上台后就退出了TPP。前一届美国政府曾公开表示，美推进TPP就是不想让中国参与新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
　　这怎么行得通呢？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自然而然地要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利益，在国际体系里有自己的地位，发出中国的声音。这其实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有效补充和改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有助于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但是，在美国眼里，中国却是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挑战美国在高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和美元体系。
　　澎湃新闻：美国商界的对华态度是否也因此变得消极了？
　　何亚非：从美国商界来说，我认为他们仍然是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支持中美两国发展互利共赢合作关系的，因为美国在中国的资本，通过投资和贸易等渠道希望继续在中国广袤的市场获利。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给予外国企业一些特殊的政策。现在，中国国情已经改变，中国经济逐步地走入正轨，法制和法治明显改善、逐步完善。这也是多年来美国企业对中国的期待，即希望得到同样的国民待遇。现在对美国企业来说，中国企业强大了，与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他们的感受与过去可能不太一样。
　　中国企业自身发展壮大使其竞争力提高。中国的高铁、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与美国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原来这种竞争比较少、不明显，因为中国大多是中低端产业，美国主要是中高端产业。现在中国开始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迈进。这种情况下，美国企业会感到压力，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企业在中国就不获利了，只是竞争会多一些，这很正常。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决心和努力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习近平主席最近代表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开放措施，包括金融的开放，其开放领域和力度扩大了很多。美国企业应该有充足的信心在中国继续发展，与中国和中国企业共同成长，继续实现双赢。
　　现在不能下结论说，美国企业不支持中国发展了，因为这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除了以上所述，他们还会受到美国强硬派的影响等。从业务、企业经营、供应链配套来说，中国还是他们的投资首选。中国的投资环境稳定，相关配套、零配件供应、物流配送都很强，中国还是最好的投资目的地。我们要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

　

　2017年5月18日，何亚非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智库中美经贸发展研讨会上发言。

　　亲历中美危机管理
　　澎湃新闻：1999年发生了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炸馆事件”，您当时在驻美大使馆担任公使衔参赞。是否参与了相关的危机处理工作？
　　何亚非：当时斗争激烈。针对“炸馆事件”，美国坚称是错用旧地图导致的，这个说法根本不可能成立。中方不能接受美国这种说法。美国飞机从本土密苏里空军基地起飞，飞到欧洲后对中国使馆精准轰炸。要不是当时大使已经离开，否则也会遇难。这场轰炸不可能以“使用错误地图导致误炸”来解释，但美国不肯承认，所以当时陷入了僵局。
　　记得事发后，有一次大使应对方要求会见奥尔布莱特国务卿。她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两人来使馆，不希望有记者在场。美方表示轰炸有错，但是不肯承认这是美方有意所为，说只是误炸。当晚美方来谈这件事情的时候，被问及是否愿意见中方记者，美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希望会后从使馆后门走。中方回答说使馆没有后门，只有正门。后来奥尔布莱特被中方记者提问时神情尴尬，因为美方所作所为确实违反了国际法。
　　最后，经过中方反复严正交涉和艰难谈判，美方虽然不肯承认这是其主动所为，但还是在国家层面认了错，并同意向中国做出赔偿。这涉及很重要的国际法原则，美国最终认错并进行赔偿，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造成伤害后必须要做的，表明正式承认错误并将担负违反国际法的法律责任。
　　中国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首先是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第一要求美国认错；第二美国必须赔偿。做到这两条证明美方的所作所为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犯罪，犯了法就得认错、赔偿。中美之间这样的较量有过一些，但是在处理了这些事情以后，并没有影响总体中美关系的向前发展。由此可见，大国之间遇到问题或者是危机，特别是中美这样的大国，要有大国胸怀和冷静处理的能力。处理大国关系时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坎坷、波折，既要毫不动摇地捍卫主权、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要顾全大局、向前看。
　　澎湃新闻：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发生时，您在华盛顿担任驻美大使馆公使，参与了中美外交一线交锋。我们是怎样度过了这场危机？
　　何亚非：同美国交涉的时候，中方一直说，为什么美国侦察机每年要增加那么多在中国沿海的抵近侦察飞行？也许可能没进入中国领海，但这是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待，是冷战思维和行为，目的显然是要侦查、截获中国的情况。这就好比天天在别人家门口执刀徘徊，虽然没有进人家家门，但本身就构成威胁。美国辩解说，美军是在公海行动，是合法的。中方对美方讲，假如中方也派很多的飞机天天在加利福尼亚沿海地区侦查，美国会有何感想、会做何反应？恐怕就没这么简单了。
　　两国常会发生一些摩擦，如果处理得不好，确实有可能发生冲突。“炸馆事件”“撞机事件”这两次就是这样，如果坚持以牙还牙，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可能局面难以逆料。中国人是讲原则，也讲道理的，只要对方在国际法范畴内承认错误，依法赔偿，这说明已经承认犯了错，承担了法律责任，两国关系就可能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往前。如果美方一而再、再而三，那么两国合作的基础就会被破坏，中方必将作出强烈反应。就美军飞机抵近侦察而言，中国必须保持警惕，采取相应措施。对中方的这些立场，美国经过这些年的摩擦和斗争，已经很清楚了。
　　澎湃新闻：您对于处理中美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有哪些心得体会？
　　何亚非：作为一名外交官，体会很多，大的方面暂不讲。有一点是，中美两国的思维逻辑和处事方式不同，这个不同来自于双方文化传统的不同，文明基因的不同。美国奉行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两元对立思维逻辑。中国文化讲“和而不同”，即希望在有不同观点或者不同看法的情况下，找出共同点，求同存异。
　　我2002年从驻美使馆离任时，曾接受当地采访，问在美国4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撇开两国战略层面的问题不谈，中美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也许造成了不少误判与误解。文化的不同往往导致两国官员、民众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同。双方在文化文明方面应该采取相互学习、相互宽容的做法，而不是想着“文明冲突”，要理解两国文化和思维方式不同可能产生的困难，要努力克服这些看来不是困难的困难。这样才可能产生相互宽容、和平相处的大国关系。
　　澎湃新闻：能否举例说明文化差异如何影响两国处理问题的方式？
　　何亚非：确实双方有时沟通起来有困难，譬如中美之间对人权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美国把政治公民权利放在第一位，而中国讲人的基本权利首先是生存权、发展权。这符合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为什么中国政府几十年来这么重视消除贫困？这就是中国重视人权的表现。国际社会对中国取得的减贫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普遍称赞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任务70%到80%是中国完成的。每个社会有不同的历史经历，对个人的权利、集体的权利、社会的和谐有不同的做法。美国有时会要求中国“放人”，理由往往与所谓“人权”有关。要知道，这些人都是违反中国法律、经过正常中国司法程序的。美国可以不赞成中国的法律，但是没有权力干涉中国司法。中国也不赞成美国的一些法律，但中国从来没有因此干预美国的司法，美国当然也不能这么做。然而，美国认为其司法制度可以“统管”，有所谓“长臂管辖”一说，并经常借此干预别国内政和司法。
　　澎湃新闻：您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怎样的期许？
　　何亚非：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打交道，就是要努力建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原则的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讲的就是双方需要和平相处，不能相互为敌，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对此双方应该树立共识，即双方不应该对抗，对抗对两国都没有好处。接下来是“相互尊重”，“相互尊重”第一讲的是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第二是尊重对方的文化、对方的发展模式、对方的政治社会制度等。同时，还要尊重对方的文明。正如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的，世界上文明没有优劣之分、高低之分。伊斯兰文明也好、西方文明也好、中华文明也好、印度文明也好，都有自己的强项，要相互融合、相互学习。

来源时间：2018/12/21   发布时间：2018/12/18

旧文章ID：17669

作者：盛洪  来源：FT中文网

　　华为孟晚舟案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外交部召见美加大使要求放人，否则就有“严重后果”。果然在这之后就拘捕了两名加拿大人。但以为如此可以解决问题，那却大谬不然。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美国和加拿大这种普通法国家，司法独立并不是说着玩的。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天王老子也管不着，就要走完这一程序。司法体系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惯性，即使在古代中国，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传统。有人惊了汉文帝的马，张释之给予轻判，汉文帝不满，张释之说，如果在当时没有交给司法机构，你怎么样都行；“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既然已经进了司法程序，这个程序又关系到天下的公正，如不遵循，民众该如何行为？所以你应该接受这个司法程序给出的结果。
　　普通法国家的司法独立就更根深蒂固。这一传统始自西元12世纪英国亨利二世时期。当时为了在领主法庭林立之中树立新王朝的司法权，亨利二世派出了巡回法庭。法官们最初毫无司法知识和经验，但在巡回审判中从陪审团那里获得了各地习惯法的知识，并在每年一度的交流中切磋琢磨，形成了普通法传统。经过几百年，这一传统带来了两个丰硕的结果。第一是形成了法律人群体，他们有自己的道德价值和司法技艺，有相对丰厚的收入，不依赖其他人而生存；第二，形成了“王在法下”的原则，即政治领导人必须服从法的原则，也自然不能干预司法过程。所以，普通法的司法程序，除非自己终结，可不是能让政治领导人轻易打断的。反过来，干预司法却可能是大罪。例如尼克松总统想对抗水门事件的调查，解除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职务，连续有两个司法部长抗命辞职，尼克松却因干预司法程序，导致自己的垮台。
　　普通法传统并不完美，但相对而言，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司法体系。相对于欧洲大陆法系，它不太看重国家制定法，而更遵从古老的习惯法。因为这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法则。黑尔在《英格兰普通法史》中用一章篇幅叙述了在诺曼征服后，英格兰的习惯法传承下来的事实，并探讨了原因。这是“王在法下”的历史证明。历久弥坚，这种普通法体系能做到“富贵不能淫”，如1911年，经最高法院裁决，标准石油公司被拆分；也能做到“贫贱不能移”，如在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局案中，最高法院裁判“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违宪；还能做到“威武不能屈”，如1971年，在美国诉《纽约时报》案中判美国政府败诉。尽管在美国并不能排除政治对司法的影响，但是相比于其它国家，这种影响由于普通法传统的抵制会降至最低。因而，中国政府既不可能通过对美加政府的施压而放人，美国政府也较少可能通过对司法体系的施压而达到它的政治目的（或“阴谋”）。
　　普通法传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程序正义。对遵循法律正当程序的要求，要高于对法典法条的依凭。程序才是哈耶克所说的“正当行为规则”，法条不过是枝节。有些证据，如果取得的程序有问题，也会被法庭排除；否则就得承认司法机构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合法，从而瓦解美国宪法保证的公民权利。所以宁肯在获得证据方面有些损失。例如，辛普森案，检方出具的血迹证据明确指向辛普森，但辨方提出，这些血迹只出现于第二时间的照片中，在第一时间的照片中并不存在，因而被怀疑是检方构陷，从而被排除。所以，对于华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充分理解普通法体系的前提下，找到最优秀的普通法律师，发现程序不合法的漏洞，准备在普通法国家打一场法律战。依我这个门外汉看来，纽约东区检察院提出的指控文件中，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推敲的。如用电子邮件地址等作为华为公司与skycom是一个公司的证据，从证据获取的手段到证据本身，都有可质疑的地方。
　　普通法传统还有一个重要设置，这就是陪审团制度。这一制度要求找12个或23个公民参加陪审团，只有当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一致同意，才能做出判决。作为被告，有权利要求被选陪审团成员回避，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选择陪审团成员是随机的，彼此一般并不认识。审理重大案件时，还要与外界隔离，收买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有可能避免政治势力操控审判。这在殖民地时期，也是美国人在司法上反抗宗主国的一种形式。所以能够得到陪审团的审判被视为一项权利，甚至在美国《宪法》中有两条相关规定。第三条第2款中规定，“对一切罪行的裁定，除弹劾案外，均应由陪审团裁定”；在《宪法》“第六修正案”中又说，“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而公开的审判的权利。”我想，孟晚舟案也应由陪审团审理。当然在陪审团成员的选择和要求回避方面，还是有很大空间可以付出努力。往往陪审团成员组成的不同，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例如辛普森脱罪，和陪审团成员主要是黑人有关。
　　在普通法传统中，对证据的要求也比较高。首先不可能只依据被告的口供而定罪。按照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被告不能“被迫自证其罪”。这在中国现有司法实践中还不能做到，聂树斌案就是一例。除此之外，间接的证据，不合法获取的证据，有可能是栽赃的证据，都有可能不被法庭和陪审团采信。还有就是证人证言的取舍。如果证人被证明与被告利益冲突，他或她的语言多半不会被采信。例如，华为在美国市场的竞争者就是有利害冲突的各方，如思科公司。该公司高管一直都在散布对华为不利的言论，他也有可能影响美国的政治人物和司法机构。如果能够证明证言来自与竞争者相关的个人或机构，就能将这一证言排除。一旦被认为是证据不足，陪审团就要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判被告无罪。因而，相对而言，这是一个对被告权利保护得比较充分的司法体系。
　　当然，作为美国的陪审团成员，他们会受到美国的一般舆论或文化传统的影响。在相当长时间里，华为被形容为一个与中国政府甚至军方有关联的企业，它的产品中包含了可能让中国政府打开的“后门”，可以搜集到美国的重要信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着重大威胁。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说，华为与其它中国民营企业一样，不能拒绝政府的命令；而另一个参议员克鲁兹则更为夸张，说华为是伪装成电信公司的间谍机构。所以美国军方警告说，在军事基地附近的商店中，不要销售华为产品。还有言论认为华为的技术多是偷窃美国的技术，华为生产的产品是用来监控本国人民或其它国家的人民的，华为还非法地向美国的敌人伊朗出售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并欺骗美国金融机构为其服务，等等。这些负面的舆论当然不能完全由华为自己来负责，在美国的出现也不是空穴来风，却可以反过来检讨一下中国自身的问题。
　　传统中国的司法体系是以礼为中心的，礼是习俗或惯例的中国形态。不过这种司法体系已经在1949年之后被中断。中国今天的司法体系脱胎于前苏联的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既继承了欧洲大陆法系的框架，又在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指导下，将国家视为阶级斗争的暴力机器，将法律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将大陆法系的弊端推向极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法律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参照西方诸国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从文字上看，虽然还有改进的余地，但总体上还是可以接受的。《宪法》规定，要“依宪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中共十九大更进一步提出要建设“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的原则中，最重要的就是司法独立，而这一原则已由《宪法》第113条明确阐明，“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其它法治原则，如“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也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司法体系的基本原则。
　　总体而言，中国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已经与普通法体系的非常相近，都是把“法治”（Rule of law）作为核心概念。然而中国的《宪法》与美国的《宪法》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这就是，在美国，宪法是可诉的，从而是可以通过司法体系落实的；而在中国，宪法不可诉，因而宪法实际上是被架空的。这一小小的区别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宪法和法律等成文法在中国并不能有效落实，上述所有很有价值的司法原则不能通行。例如，虽然中国《宪法》已经强调了司法独立原则，但仍有“政法委”这个机关或团体在干涉。这种制度实际上毁弃了司法体系控辨平衡、保证公正的机制，用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机构取而代之。不少公诉案件更多的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甚至是服从于行政部门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因而不可能做到“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不同于“王在法下”，这个法律体系的实际原则是“权大于法”。
　　在权大于法的实际司法环境下，中国的企业只能向权力妥协或借助于权力解决纠纷。企业间的竞争就往往不是通过市场一决雌雄，而是比谁有更多的权力资源。这无疑会削弱市场的作用。习惯于这种环境的中国机构，对境外事务也习惯于借助权力，而低估法律的作用。它们会触犯所在国的法律，出现问题时，就经常借助于权力的力量。例如这次孟晚舟事件，中国外交部威胁加拿大方面“后果会很严重”，就拘捕了三个加拿大人，这就是从中国的司法现状想象普通法体系的结果。其中所炫耀的，不是对法律正当程序的遵循，而是违反法治原则的能力。这种作法即使成功了，也会给中国带来极为负面的结果。这就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是一个倾向于用国家力量解决司法问题的政府。而国家间的司法冲突的最好解决方法，就是保持在司法领域内去解决，这是和平解决纠纷的方法。除此之外就非常危险，那就是走向冷战，……热战。
　　关于对华为与政府关系的猜疑，也有中国政府方面的问题。早在2003年美国的思科公司诉华为侵犯知识产权时，就有如此舆论。我们当时曾就此案开过研讨会。后来我们在一个有关中国大企业的研究项目中，对华为的信息和历史做过比较详细的梳理，结论是，不能因为任正非曾经是军人就说他的企业与政府有密切关系。华为应是一个正常的民营企业。如果因美国的某企业家曾经当过兵，就说他与美国政府有关，显然不会被接受。然而，近些年来，华为与政府有关的印象反而被中国政府的某些举措加强了。如要求民营企业建立中共党组织。众所周知，中共是中国的执政党，近年来又一改“党政分开”的改革方向，强调“党政合一”，这使得不少美国人，尤其是有影响的政治家得出结论，中国的民营企业代表了中国政府。自然，华为这样一个大企业也不例外。如果一个国家中的某国企业都内设该国执政党的组织，怎么还能让人认为这是独立的企业呢？
　　既然代表中国政府，就有可能在其商业运作中渗入政治目的，当然不排除搜集别国情报。雪上加霜的是，2017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家情报法》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这种顾及政府当下便利、却不考虑多方利益平衡的条款显然缺少立法前的辩论和深思熟虑。情报工作是一国的特殊工作，只应由特殊人员承担。如果所有公民和组织都有义务配合情报工作，当刺探外国情报时，就会触犯所在国法律，置他们于危险境地。一个专业情报人员，如果真实身份被暴露，就是对他或她的严重打击。如美国驻伊拉克前大使威尔逊在揭露小布什关于“伊拉克买铀”的说法不实后，白宫就采取披露他妻子的情报人员身份作为报复。可见情报工作或支持情报工作不应是一国公民的义务。正是这种不明智的法条将包括华为在内的所有中国在外公民和组织置于被怀疑的境地，以至特朗普总统有一次曾暗示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
　　一个公民或企业应该忠于祖国。但祖国并不应被理解为具体的政府、政党、或政治领导人，而应被理解为一组文明规则。忠于这组规则，就是忠于祖国。这组规则中包含了成文宪法中明确规定的宪法权利，包括表达自由（第三十五条），通信保密（第四十条），非公经济的合法权利（第十一条）等。政府部门并非不能向企业提出要求，但一定是在特定时期（如战争或救灾）向企业公开提出。如果非公开地向企业提出违反宪法的要求，实际上就偏离了文明规则。而华为这种生产有关互联网主要产品的公司，如果不能被认为是能够拒绝具体行政部门的违宪要求时，就难免被怀疑在其产品中加入了一些可能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不当功能，又使得公民的另一项宪法权利，即批评政府机关及其人员的权利（第四十一条）无法行使，而将宪法规定的“人民监督政府”变为“政府监视人民”。这样的企业到了国外，怎能不让人警惕？
　　因而，当我们说孟晚舟案应是一场法治之战时，我们不仅指在加拿大或美国法庭上的诉辨对抗，还是指两个法律体系之间的战争。当然这里的“战争”应是和平竞争。获胜的标准是谁更公正，谁更能遵循法治原则；除此之外还有难度标准，“权比法大”易，“王在法下”难。首先可以将中国政府与美加两国政府的公开表现加以比较。无论在孟晚舟案中有多少国家战略的动机，美国究竟是在数年调查的基础上，小心翼翼绕开长臂管辖权争议，以“金融诈骗”的名义发出的拘捕令。加拿大也是按照法律正当程序就是否保释和引渡举行或安排举行公开的听证会。而中国政府“控制和审查”两个加拿大人，是否遵循了中国现有的法律，他们的合法权利能否得到保证，能否严格遵循法律正当程序，透明而公正地听证或审判他们，仍要拭目以待。如果是，才能在这个法治之战中打平。否则即使达到目的，也只是一个回合的输赢；同时向世界展示自己不遵循法治原则的能力。而法律体系的真正胜利，是在多次重复的回合中显示公正，给一国民众带来全面而稳定的利益。因此法治之战更意味着要在改进本国的法律体系上下功夫。
　　从长远看，司法体系的优劣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制度维度。尽管两国在国家战略上是竞争者，会有很多利益冲突，但平心而论，美国的司法制度确优于中国的司法制度，仍是今天中国司法制度的榜样。道格拉斯•诺思指出，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保护产权的制度。而要保护产权，就要约束公权。宪法不能落实，公权就不能约束。在宪法原则没有真正落实，权大于法还是一个普遍现象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保证民营企业的经济独立性，因为民营企业不能确信，他们坚持独立、不受政府干预的行为能否受到司法体系的保护。实际上，中国近些年出现的民营企业的危机，并非经济因素引起，不少企业家称，他们想要移民国外的念头，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司法体系受制于党政机关，就不可能约束公权，反而会成为滥用公权的手段。一个不能保护产权和安全的经济不可能赢得战略上的胜利。如此，中国如要在与美国的长期竞争中获胜，只有在司法制度上进行真正的变革。
　　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成为一个独立的、纯粹的企业，就不能被迫建立某个政治组织。因为一个社会有着不同的领域，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不同的领域对应不同的社会功能，由不同性质的组织参与和运作。企业是私人领域的组织，它的任务就是追求利润；政党是公共领域中的组织，它的任务是提供更好的公共治理。经济是做蛋糕，政治是分蛋糕。如果政治组织进入私人领域，用分蛋糕的原则去做蛋糕，其结果是做不大蛋糕；如果企业进入公共领域，用做蛋糕的方法去分蛋糕，其结果就带会来极端的不公正。因而要求民营企业建立中共党组织的作法，就是一个混淆公私领域的作法。而在境外，如前所述，就必然带来不必要的猜疑。这种猜疑并非独独针对中国企业。美国人也有类似教训。当初美国人曾想把垄断的石油公司完全国有化，但由于发现外国会对国有企业产生疑虑而作罢。
　　中国还要修改不够慎重的《国家安全法》，取消令尤其是境外公民和企业无所措手足的第七条，并将情报工作局限于专业人员。严格而言，中国的科技到今天取得的成就，主要是靠民营企业在专利法保护下进行的研究与开发，而不是靠技术情报人员。华为公司就是这方面的榜样。当初我们在做有关华为的信息梳理时，知道华为在研发方面投入巨大，并且有着严格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据说其员工不能直接从华为办公室接通外部网络，也不能带任何存储介质走出办公楼。一个企业如果把精力放到搜集技术情报上，就必然不能建立起很好的研发团队。并且偷窃技术只能获得某些片断的结果，而研发团队才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孰轻孰重，一眼便知。一个国家也是如此，鼓励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是对的，但要求万众搞情报就是错的。
　　我们看到，华为高管所释放的信号是冷静和明智的。他们强调要“坚定地向美国学习，永远不要让反美情绪主导我们的工作。”在孟晚舟被保释以后，他们也表态说“我们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后续会给出公正的结论。”并再次强调，“华为遵守业务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法规。”这说明华为不愧是一个在国际市场上打拼多年的企业，对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法律体系有着恰当的理解，并且从华为的全球战略来讲，只有经受住加拿大和美国司法程序的考验，在这一严格但相对公正的司法体系中证明自己的清白，才能真正在这个难以立足的市场中立足，这才是战略上的真正成功。倘若不是如此，依靠中国政府的施压侥幸回国，却失去了一个让美国能够相信华为的机会，华为的高管再也不敢走进美国，华为在美国的市场也因没有司法的保护而会逐渐丧失。这并不符合华为的根本利益。
　　这样的看法也可以扩展到整个国家。如果中国政府通过施压就能让加美“放人”，那以后怎么办？是中国企业继续违反美国的法律，还是中国企业永远不派高管去美国？美国社会和美国企业又将怎么办？他们是冒着违法的风险继续与中国企业做生意，还是不跟中国企业做生意？这种挣面子的作法带来的是对中国企业的永久损害。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整体的和长远的战略问题，不能用当下的施压和机巧来解决，而要借助于制度结构的改进。中美之间的法治之战，并不是指以自己现有法律规则加于对方为胜者，能够向别人学习，改进自己的法律体系者才是胜者。华为高管说，“要坚定地向美国学习”，更广义地，也应包含向美国法律体系学习的内容。这也许也是中国赢得法治之战的重要内容。
　　我一直对华为有好感，华为是中国民营企业和IT产业的骄傲。我也相信华为进入美国市场二十年，经历了思科诉华为案的洗礼，不会以非法的手段在美国市场挣钱。只要华为应对恰当，孟晚舟案会有机会获得好的结果。当特朗普总统说可以干预孟晚舟案时，正是承认这一案件有“政治目的”，那将是华为反对引渡的很好证据。而当中国政府对特朗普的这一说法表示“欢迎”时，则又因为加入了反面的政治目的，而陷孟晚舟于不利境地。两个错误也许打平了。15年前，我就思科诉华为案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说到，“思科诉华为案已经超越了两个企业或两个国家的冲突，它将提供划定‘保护知识产权’与‘反垄断’之间边界的难得契机。当然由于国际政治的原因，我们很难期待美国的法院能够做出如此裁决。”我低估了普通法院，结果但比我预料的好，华为与思科和解，并终止诉讼。这次，华为的沉着和智慧或再次起作用。

来源时间：2018/12/21   发布时间：201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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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君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1979年9月30日，季瑞达第一次到上海，将在当时的上海外国语学院担任英语老师。这次机会难得，之所以能成行得益于中国和美国在9个月前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季瑞达是第一批受中国外国专家局官方聘请的美国教师。
　　年轻的季瑞达抱着开放的心态，恰巧来到了蓄势待发、即将迎来巨变的上海。他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社会、融入当地生活。他当时被安排住在上海市中心的锦江饭店，虽然学校每天有免费班车送外籍老师到虹口校区，但季瑞达还是选择了骑自行车去上班，单程就要45分钟他也乐此不疲。
　　穿着当时流行的中山装，季瑞达喜欢每天和学生们一样排队去食堂打饭——虽然他本可以去伙食更好、专为外国专家开设的餐厅就餐。很快，季瑞达就习惯了中式用餐时间：早上11 点他的胃就开始饿得咕咕叫了；到11:30他已经迫不及待冲进了食堂，带着自己的饭碗、调羹，还有饭票，和其他人一样排队。“我就是为了每天能多熟悉一点我的学生，多了解一点中国。”他说。
　　这成了季瑞达持之以恒、坚持遵循的态度。随着他对中国越发着迷，来华经历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在这里遇到了他的妻子；在这里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到目前为止，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几乎和在美国生活的时间一样长。
　　现在身为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瑞达致力于帮助美国企业在复杂多样却极具战略意义的中国市场铸就成功——但更重要的是，帮助中美建立更好的经济关系。虽然对持续不断的贸易纷争所能带来的短期效应颇感担忧，但季瑞达相信大部分美国企业仍然对中国市场有信心，也期盼着未来继续在这里创造佳绩。
　　结缘中国：机缘巧合与欲罢不能
　　澎湃新闻：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得知了中美建交的消息？
　　季瑞达：我当时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我记得我是在我的教授家里听到了这个消息。我的老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是非常著名的中国史学专家。电视上播出卡特总统宣布中美建交消息的时候，我们正在一起吃晚饭。我们一群历史专业的学生和教授在一起，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兴奋。我们对中美建交有预期，从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开始，两国政府就开始为建交做准备。本来人们以为我们很快会实现建交，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得那么快，但最终我们还是做到了。
　　澎湃新闻：当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这将改变您的一生？
　　季瑞达：还没有，但当时我已经决定中国将成为我的事业重心。我考虑过几种就业可能，但每一个都和中国有关。我已经报名参加了国务院的招聘考试，还报考了法学院，计划学习一个和中国相关的课程。两边的结果几乎同时出来了，最终我决定从事外交工作——虽然我只是通过初步筛选，还要继续参加应聘考核，最终结果还不确定。国务院的申请过程非常繁琐冗长。早在我来上海教书之前，我已经通过了几轮考试，但还需要通过体检和政审才能进入候选名单；此外，能否真正入职还取决于是否有职位空缺出来。当我1982年正式加入国务院后，我非常希望专注于中国。最后我很幸运地得以如愿。
　　澎湃新闻：您最开始在大学里学的是德国历史，怎么会改学中国了呢？
　　季瑞达：一开始只是出于好奇。我选修了一门亚洲历史研修课，其中一位老师是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他是一个汉学家，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中国居住，后来给马歇尔将军当过顾问，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重要瞬间。他让我开了眼界，开始对中国历史着迷。
　　后来我还上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课，其中有一门是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执教，主要介绍传统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尤其是清朝和近现代时期。中西方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有较大的文化差异，要不是上了那门课，我对此并没有那么深的认识。高家龙是我的一个重要导师，对我的职业道路影响很大。正是他后来推荐我去耶鲁跟着史景迁读研究生——他的博士导师就是史景迁。
　　所以，我对中国感兴趣有点机缘巧合的成分，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并没有想太多。但是我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就感到欲罢不能，难以改方向了。或许就像中国人常说的，这是“缘分”。

季瑞达（右一）和小布什总统及白宫同僚在一起商议事宜。

　　外交生涯：发挥积极作用
　　澎湃新闻：您在美国外交系统工作了26 年，见证了中美双边关系史上的诸多历史性时刻。有没有哪些您参与的事件让您感到特别骄傲的？
　　季瑞达：大部分时候我的作用是微小的，因为我只是一个大团队中的一员，不能夸大我的作用。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取决于很多因素，通常也不是某一个人能决定的。不过，或许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觉得我的参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我为此被安排从大使馆的常规工作中抽调了三个多月出来，专门负责为总统之行做准备。
　　多年前，早在1984年里根总统访华时，我曾作为先遣团队成员之一，在钓鱼台待了一个多月做准备。此后，我又陆续参与了一些总统出访海外的准备工作。所以在筹备总统访问方面我有一定经验。克林顿总统决定访华之后，我被选派为美国驻华大使馆与白宫团队对接的主要工作人员，帮助制定总统具体行程和主要目标计划。
　　克林顿总统率先抵达西安，随后到访了北京、上海和桂林。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特别的主题：西安让总统有机会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北京是重要的政治会谈场地；上海代表着中国的商业繁荣；桂林则展示了中国美丽的自然风光。我和白宫团队多次在中国各地走访调研，最终确定了这四个城市。白宫团队非常仰仗我对中国的了解，也非常尊重我的意见，所以我认为我在设计行程和主题方面发挥了一些重要作用。
　　澎湃新闻：现在回过头来看，您觉得克林顿总统访华之行有什么重要作用和意义？
　　季瑞达：克林顿访华10天，是他在总统任期内最长的国事访问。四个城市，四个不同的主题，让他对中国的整体情况有了很好的认识。像这样的总统国事访问，我们不仅希望加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显然通过这次访问加强了互相了解和个人友谊，但我们也希望美国总统能对中国的国情有更好的了解，那么以后他在面临涉华问题重大决定时，能做出更好的决断。我认为这次访问内容的丰富性对克林顿加强对中国历史、国情和中国人民的了解和认识是有很大帮助的。
　　美国总统来访也是一次传达美国人民友谊的绝佳机会，可以让中国人知道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反过来，中国也可以借此机会展现中国人是如何看待美国的。在北京时，我几次和开道的总统摩托车队同行，到处都是表达友好欢迎的人群。克林顿总统在北京大学演讲时，也受到了广大学生的热情欢迎。直到今天，克林顿在中国的知名度和受欢迎度都很高，我想这和那次广为报道且非常成功的高调访华之旅不无关系。
　　澎湃新闻：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您怎么会成为美国国家馆董事长？
　　季瑞达：2005-2008年我曾担任美国驻沪总领事。在我任期的最后一年，美方是否参与上海世博会并建立国家馆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华盛顿对此有很大的意见分歧。美国法律有规定联邦政府不能用国家财政支持像世博会建馆这样的活动。这项规定好多年前就有了，其实和中国本身没关系，但很不幸地却给美国参与上海世博会造成了干扰。

季瑞达（右二）在2010上海世博会美国国家馆破土动工仪式上。

　　上海非常重视举办世博会的一系列工作。中方希望实现最大程度的全球参与，也将此列为了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但美方迟迟未作决定。我担任驻沪总领事期间，至少尽可能地维持了美方参与的可能性。有几次布什政府似乎都已经决定了不参加并准备正式告知中方。我认为这将会是一个大错，所以我就不厌其烦地“缠着”国务院负责相关事务的团队，希望他们改变想法。通过我的努力，至少在布什政府末期延缓了美方做出正式否定答复的决定。
　　2009年1月奥巴马政府上任后，重新做了评估，最终决定参与并与私企合作筹集资金建立国家馆。我不能说这都要归功于我，但至少我没有让美方参会的计划过早夭折。
　　直面游行：危机中获得启示
　　澎湃新闻：1997-2000 年您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担任政治处副主任。期间有没有参与一些危机事件的处理？
　　季瑞达：1999年发生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炸事件，我参与了很多善后事宜。炸馆事件发生在一个周六，当天我接到紧急电话叫我回大使馆开会。我们的大使已经被中国外交部召见，我们也接到通知将有游行队伍（主要是大学生组成的游行示威群体）来到大使馆，游行示威者要求面见大使馆工作人员。我被指定为与游行队伍见面的美方官员。
　　这个任务可不轻松，示威人群普遍很气愤，数量也很多。我先在大使馆大堂里等着学生游行队伍到来，然后走到大门口，接收他们的请愿书。随着一支支游行队伍陆续到来，现场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第一支队伍还相对平静、有礼貌，但后面来了四五支队伍后，你能感觉到人群的愤怒在增加，气势也在不断上升。每次都有两人陪我同行：一位是中方的高级安保人员，另一位是我们海军安保队长，所以我不是一个人。但在一众愤怒的人群面前，即使有两人陪同保护也是有点可怕的。第七支队伍到来时，人群开始朝大使馆扔石头，所以我没有再出来。那天我们一度被困在大使馆里，有些人甚至连续几天都困在使馆里出不来。
　　澎湃新闻：最后两国政府是怎样度过了这次危机呢？
　　季瑞达：很遗憾那次事件导致了中方人员丧命。但最后，两国政府都希望解决问题，因为度过危机对两国都利益攸关，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这为我们达成一致创造了条件。后来，双方就赔偿事宜进行了紧密而广泛地磋商，我是大使馆派去配合国务院谈判团队的工作人员之一，参与制定了对受害者家人的赔偿细则草案。国际上有一些相关先例，这为我们进行讨论提供了基础。
　　澎湃新闻：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都不相信这是一起意外事故。
　　季瑞达：我相信也非常确定这是一次意外。如果你看看这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损失有多大，就能理解美方没有理由故意为之。很多中国人可能以为美国情报收集系统如此发达，不可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但作为一个在政府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的，很不幸也确实发生了。（1999年6月17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曾如此驳斥美方所谓“误炸”说法：“美方迄今对事件发生原因所做出的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由此而得出的所谓‘误炸’结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断然无法接受的。”——编者注）
　　澎湃新闻：您觉得我们可以从这类危机事件中获得什么启示？
　　季瑞达：我认为危机发生时，我们应该尽力保证沟通渠道畅通，否则只会使事态恶化。很不幸的是，历史上中美出现危机时，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其实，越是紧张的时候，越是要加强联络沟通，客观地了解情况。现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通话的频率要比过去多很多，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变化。
　　另外，在危机爆发时，对双方而言认清事实都很重要。当然这并不容易。领导人有时候会过度依赖单一的消息来源，这是很危险的。当然，两边都有各自的政府职能部门，向上传达他们掌握的情况，但未必每个消息来源都是客观准确的。每个国家的领导人根据掌握的信息，自然有自己的判断和看法，但是如果能听听对方的说法，或许有助于甄别一些偏见和臆断。努力获得尽可能详尽、准确的背景信息后，再来做决定，总是更好的。

季瑞达和颜正安夫妇合影。

　　美企声音：仍然看好中国市场
　　澎湃新闻：是什么引发了中美之间持续的贸易争端？贸易战硝烟四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关注什么具体问题？
　　季瑞达：现在似乎主要有两派观点。特朗普总统特别关注贸易赤字，他的焦点很早开始就一直放在提高就业、振兴美国制造业等问题上。美国政府里的另外一批人则更关注中国的科技发展能力，认为这是对美国领导力的威胁。从我们商会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仅仅关注贸易赤字问题是短视之举，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把真正的重点放在系统结构性问题上，让中国变得更加趋于市场化导向。作为一个商会，我们主要关心两个问题：如何应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中关乎公平性的因素？我们如何才能改善美国企业的市场准入问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17年了。中国经济体量已经有了大幅提升，中国经济也实现了巨大的成功。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是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时候采取更大的举措加强市场开放了，要让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一起公平竞争。我们的会员企业还是认为中国的本地政策主要还是更偏向中国本土企业。
　　澎湃新闻：您怎样评价特朗普政府应对贸易摩擦的一系列政策？
　　季瑞达：特朗普政府的方式方法都比较强硬和激进，主要是在挥舞“大棒”，没有利用“萝卜”。我估计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关税政策落地。但作为一个商会，我们并不喜欢关税，也不认为这能解决问题。我们还是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市场准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深层次的问题上。
　　澎湃新闻：作为上海美商会会长，您曾几次带队拜访华盛顿的美国政府部门，传达会员单位的心声、提出政策建议。据您了解，在华美国企业的主要诉求有哪些？他们的声音华盛顿听到了吗？
　　季瑞达：我们的声音华盛顿肯定听到了，但是否听得进去就另当别论了。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多美国在华企业在这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绝大部分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实现了收益盈利，业务规模也实现了拓展，他们仍然认为这里有商业机会，认为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期待来中国投资。这更加说明两国政府解决贸易争端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因为对双方而言，只有实现经济互补、友好合作，我们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然而，如果仅凭我们去华盛顿游说就能改变特朗普政府，使其出台我们倾向的政策，恐怕不现实。因为现在即使在商界人士里面，也有不同的声音。不像当年讨论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时，商界上下一致都百分之百支持。现在情况复杂多了，在华美资企业因所处的行业不同，面临的处境不同，观点看法就可能完全不同。
　　现在华盛顿有些官员或许认为外资企业助长了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尤其是华府人士，对中国在科技，尤其是未来新兴科技领域的发展能力和空间感到担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国目前的紧张关系。华盛顿政策决策者的这些担忧削弱了美国企业界的影响力。
　　我们经常能读到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驾驶、新能源车等领域的报道，这些都是中国重点强调的发展领域。中国似乎认为还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些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希望争得第一；但美国则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的头号科技大国，不会愿意这么快将龙头位置拱手相让。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审查越来越严密，甚至对美国企业投资中国也加强了监管。
　　澎湃新闻：上海美国商会每年都会发布《中国商业报告》。你们有什么最新的发现？商业领域的新趋势对中美经济的未来有什么影响？
　　季瑞达：我们最新的《2018年中国商业报告》显示：美国企业总体上在中国发展得不错。去年的一些行情特点今年仍然保持了增长势头，比如：企业收益增加了；经营利润也提高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去年基本持平，都在80%左右。但与此同时，美资企业仍然面临着一些老问题，比如在运营方面，吸引人才、与本土企业竞争等。另外，美资企业对管理的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仍然非常关心。
　　从短期来看——这不是基于这份报告，而是根据我长期和会员单位打交道的经历——未来几年美国企业普遍比较担心，特别是关税、贸易战之类的问题加剧了紧张态势。但从长远来看，我仍然相信这里有巨大的机会。很多美国商人为中国投注了大半辈子的精力，希望了解中国、在这里取得成功。在很多方面他们实现了成功。他们对中国市场的投入是长期的。

季瑞达与中美商界人士交谈。

　　中美未来：新时期、新调整
　　澎湃新闻：中美贸易纷争的背后，是美国重新审视对华战略政策。中国日益被美国一些人认为是一个“战略竞争者”。您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吗？
　　季瑞达：和过去相比，中国确实已经越发成为美国的竞争方，我想没人会对此感到震惊。但如果给中国贴上“威胁”的标签，我觉得应该更谨慎一些。
　　对中国和美国而言，双方都需要一个适应期。美国从二战结束到现在长期扮演着一个世界主导者的角色。现在这有了很大的变化：美国过去几十年享有的权力大不如前了；相比之下，中国却在快速崛起。如何应对这种变化，两个国家都需要谨慎处之，都需要阐明各自的目标。要美国接受我们正在进入对华关系新时期的现实，需要一个调适期。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这个新阶段里了。
　　过去，两国的发展重点大有不同，很多中国活跃的领域美国并不起劲，很多美国活跃的领域中国并不起劲，所以我们利益重叠或冲突很少。但现在，随着两国政府都注重相同领域的科技发展，这是一个新现象，可能给两国关系带来挑战。
　　澎湃新闻：您认为中美会陷入战争吗，还是能找到合作领域共存？
　　季瑞达：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我不认为两国必然走向冲突，但我们将面临更多摩擦。
　　经贸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我认为确实是这样。即使是历史上关系紧张的时刻，两国领导人还是认识到了维护友好的商贸关系的重要性，稳健的经贸关系总能把我们从陷入僵局的边缘拉回来。
　　很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的经贸关系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一大原因是，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竞争而不是合作。这并不奇怪。指望中国一直甘心当一个低端产业制造国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四十年，展望未来四十年，我们需要向两国人民同时展示合作的重要性和价值。这对两国政府和两国企业界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两国保持合作、推动关系向前发展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我们要提醒大家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比如，有一系列全球议题政治色彩不那么浓，可以成为我们加强合作的领域。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推动全球卫生健康、应对气候变化、打击国际犯罪等方面合作呢？两国政府可以在这些领域加强合作交流，而不用过度担心政治问题。
　　在地缘战略领域，我们也有合作的空间。朝鲜核问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另外，中国在维和行动方面表现也很积极，如果处理得当，这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国做出了积极贡献。从长期来看，这可以帮助减少一些怀疑和忧虑。
　　澎湃新闻：您的妻子是中国人，大女儿在中国出生，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您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
　　季瑞达：我当然希望中美关系能变得更好、更亲密。我相信这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当然对我们家庭内部的和谐有好处！我曾经做了二十多年的外交官，也在这里当过老师、企业高管、商会会长，我在大中国区生活的时间几乎比我在美国待的时间还长，我为维护和改善中美关系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因为我相信这是一项重要的事业，中美合作可以取得成功。
　　我也相信中国人和美国人能友好相处——至少我和我妻子相处很融洽，我们可以算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我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很多美国企业在这里聘用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员工，关系也很融洽，这很难得，也让人很欣慰。所以我还是乐观的，我希望我们能尽我们所能维持一个强大稳健的双边关系。

来源时间：2018/12/20   发布时间：201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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