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亚生  来源：FT中文网

　　我常常开玩笑说，中国是我的母亲，而美国则是我的丈母娘。虽然这是玩笑话，但我觉得这个比喻也许可以代表很多出生在中国、后来来美国学习、工作，最后定居美国的华人对于中美两国一种情感表达。
　　当母亲和丈母娘关系好的时候，我们不但不用在她们两人之间站队，做选择，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她们和谐关系下的福利。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她们两个人吵架了，而且还有要动手的架势，这使我们的情感变得错综复杂，使得像我们这样背景的华人夹在她们中间，里外难做人。我们变得无所适从。“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美国华人的艰难处境
　　几天前，传出一个震荡学界和中文社交媒体的消息：斯坦福大学华人物理学家张首晟教授在美国加州“突然去世”。张首晟教授去世不久后，中国网络上就传出了多个版本关于其死因的传言。其中一个就是关于美国11月更新的301报告和张教授的死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针对这一传言，张首晟家人的公开表示：张首晟教授的离世和美国11月更新的301报告并没有关系。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接受张首晟家人的解释。所谓的阴谋论称，301报告和张教授死因之间有着因果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张教授的家人最有发言权。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今年11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更新的《301调查报告》中的确提到了张首晟教授所管理运营的丹华资本。报告指出，中国利用风险投资帮助中国政府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其中就包括丹华资本。丹华资本被写入《301调查报告》中这一事实本身就体现了张首晟教授作为同时在中美两国打交道的华人，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日益艰难的处境。
　　张首晟教授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很多在美国工作或是长期与中美两国打交道的华人，尤其是高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都已经开始感受到了中美紧张关系下的自身处境之艰。
　　中美关系不再是一个远距离的、抽象的、只有社会科学家——例如像我这样的学者——才关心的议题。它与我们每个在美国的华人息息相关。而且在我看来，这将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
　　美国开始对华态度强硬
　　“贸易战” 是今年贯穿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词，也是今年中美紧张关系的一个高度概括。然而，美国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态度强硬，对待华人保持警惕并不是仅始于今年，也不是特朗普上任后才采取的方针。在美国两党内，对中国保持强硬态度是具有广泛共识的。
　　早在2015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就写道，“在美国华盛顿的政府官员眼中，美国只有两种公司：一种是遭到中国黑客攻击的公司，另一种是不知道自己遭到中国黑客攻击的公司。”奥巴马在2013年加大了美国《经济间谍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的调查力度。美国司法部2013年根据《经济间谍法》提出的诉讼数量比一年前增加了逾30%。在2014年的前九个月又增加了33%。公开文件显示，尤其是在2013年以来提起的经济间谍诉讼中，有超过一半的案件都与中国有关的。
　　美国不仅仅长期在调查企业经济间谍问题上对中国重点关注，更是长期直接调查中国企业。12月5日，中美媒体先后报道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并要求引渡到美国。实际上，根据《纽约时报》12月6日的文章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检察官早在2010年就开始收集关于华为管理层刑事犯罪的证据，文章描述说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天天在讨论华为的事情。”
　　在奥巴马增强《经济间谍法》力度的大背景下，2014年10月20日，就职于美国国家气象局俄亥俄州威明顿办公室的水文学家陈霞芬（英文名Sherry Chen）在办公室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盘问。FBI指控出生在中国、但已入籍美国的陈霞芬是中国间谍。具体的指控是陈霞芬使用一个偷来的密码下载有关美国水坝的信息，并在关于是否与一位中国高级官员见过面的问题上说了谎。但五个月后，检察官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放弃了对陈霞芬的所有指控，显然是控方缺乏足够的证据。这明显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一位前联邦的调查官表示：“他们（美国联邦调查局）偶然发现一些华裔，以及一点点证明他们可能试图为中国政府谋利的证据，（就会深究下去，）但这明显带有红色恐慌和种族主义色彩。”
　　而就在陈霞芬被指控的几个月后，2015年5月21日，任职于美国天普大学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郗小星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他被指控涉嫌包括将美国机密敏感国防科技输送给中国企业在内的四项重罪，起因于他曾发送过四封电子邮件，邮件内有关于小型加热器（Pocket Heater）的内容，联邦调查局人员对小型加热器不了解，误以为电邮中的内容是机密信息。事实上，这些都是公开数据，这些邮件也全然不涉及机密资料。然而，和陈霞芬一样，几个月后，由于没有发现任何可以确凿指控郗小星间谍罪的证据，美国司法部最终撤销了全部指控，然而彼时郗小星的生活已天翻地覆，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在2017年，郗小星委托律师对联邦调查局提起诉讼，寻求赔偿，目前这一案件还没有得到最终裁决。
　　在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在今年8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向全美上万个科研机构发信，表示美国生物医学研究正在面临威胁，要求它们披露跟外国合作伙伴的关系以及来自外国合作伙伴的资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表示一些外国机构正在“建立系统性计划来影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还要求研究机构披露，研究者是否转移了知识产权，就像2007年杜克大学被指控的那样。2007年，一名在杜克实验室工作的研究者被控为中国政府工作，并窃取了知识产权。很多专家和学者都表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8月的举动是在针对美国华人科学家。公众号“知识分子”表示一名接受采访的在美工作的华人生物学家声称：“我听说德州大学安德里森癌症中心已经有两三个教授被停职了。”
　　可以说，每到了中美关系紧张的时间阶段，在美华人，尤其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就会处于一个十分微妙和紧张的环境中。
　　特朗普政府加速了中美的摩擦
　　不可否认，特朗普的上任进一步加速了中美间的紧张关系。特朗普将中美之间的摩擦和分歧不加节制地公开化和扩大化。他甚至将中美之间的摩擦和分歧升级成了两种社会的冲突，升级成了两种“文明”间的冲突。
　　今年8月7日，特朗普在一场白宫宴会上公开表示，“几乎所有从中国来的留学生都是间谍。”而美国联邦调查局现任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也在今年2月份公开表示，“我们正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威胁看作不仅仅是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威胁，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对我们的威胁。我认为这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响应。”
　　这是一个极其极端的和激进的观点。极端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美国总统在9•11后对居住在美国的穆斯林所发表的言论。9•11事件中，美国遭到19名穆斯林恐怖分子的袭击，死亡或未搜寻到遗体的受害者人数高达2977人。但是时任总统布什总统在9•11后马上声明美国尊重宗教自由，美国政府要坚决保护信仰伊斯兰教的美国人的所有权利。他强调美国的敌人是恐怖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教。
　　结语
　　特朗普政府大肆宣扬对中国社会的敌意，把中美之间的矛盾从政府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挑动群众斗群众。”这种敌意是前所未有的。也许以后不光是联邦调查局会对你关注，连你的邻居都会对你另眼相看。
　　中美关系交恶使得像我们这样的在美定居的华人夹在中间，英文表达就是“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意思就是我们两边都没法做人。
　　中国和美国，一个是你的母亲，一个是你的丈母娘。我不禁想问，当母亲和丈母娘吵架时，你该怎么办？

　　（注：本文由黄亚生教授个人微信公众号“亚生看G2”授权，首发在FT中文网。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8/12/14   发布时间：2018/12/12

旧文章ID：17627

作者：刘远举  来源：FT中文网

　　在华为CFO孟晚舟加拿大被捕之后，舆论群情激奋之时，12月10日晚，一则消息似乎替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福州中院授予了高通针对苹果公司四家中国子公司提出的两个诉中临时禁令，要求他们立即停止针对高通两项专利、包括在中国进口、销售和许诺销售未经授权的产品的侵权行为。除了今年新推出的三款新iPhone，市面上还在销售的，包括从iPhone 6S、到iPhone X的所有iPhone机型，都在此禁令范围之内。
　　高通的专利费，不是固定价格收取，而是按比例收取，收取5%作为专利费，所以被业内称之为“高通税”。按出厂价计算，即便有最高20美元的限价，从逻辑上讲，这种做法的确有些不讲道理。比如，手机采取了新工艺、新外观、其他新技术、或者投入大价钱请了新的代言人，获得更高的溢价，这一部分增加的收益与与高通的技术毫无关系，但也会提高向高通缴纳的专利费用，虽然一个企业有权给自己的专利定任何价格，但无论如何，这显得很横蛮。苹果也正是为此与高通在全球展开了一系列专利战。
　　相关论述已经较多，在此我打算谈谈此案带来的启示，即在知识产权中，中国人容易忽略哪些事？
　　首先，中国人容易忽略了软件专利。此次专利官司的另一个看点是，本案涉及的并不是高通的关键的基带芯片的专利，而只是普通的软件专利。其作用不过是让用户调整照片的大小外观和使用触屏管理应用。这正是很多中国人忽略的地方。
　　一个软件完成后，其代码自然受到著作权保护。可以进行软件著作权登记，起到类似公证的效力，即使不登记，理论上作者也拥有该软件的著作权。著作权的保护范围是内容不被抄袭，在别人对你的软件盗版时，采取保护措施，制止别人的盗版。不过，如果有人通过研究原来的软件，学习其流程，理解其思路，再采用不同的编程语言重新编写软件，就可以在完全不侵犯著作权的情况下实现原来软件的全部功能。无疑，这种行为窃取了软件中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构思、想法。在这种情况下，软件著作权却无力保护软件中最核心的东西。这个时候就需要软件专利。软件专利保护的范围是方法不被盗用。软件专利描述的是软件的构思(一定要以技术方案的形式)，主要是软件的流程图，至于何种语言、什么代码并不重要。获得专利授权以后，他人采用该构思就可能构成侵权。显然，软件专利的保护力度比软件著作权大得多。
　　其次，中国人容易忽略非核心专利。此次专利，是发明专利，但对手机来说，并不是核心专利，可以绕过。这也是很多中国人的想法，认为非核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专利用处不大，但是，非核心技术的专利也并非不是壁垒。对消费者来说，产品体验更重要，而这些体验往往与外观、实用新型等类型的专利有关。打个比方，高通拥有核心的芯片专利，但对消费者来说，不直接消费核心技术，接触的是按键、屏幕、手机的样式，这些东西包裹住了芯片，离开这些部件，芯片无法独立运行。所以，实用新型、外观专利，在布局中仍然可以构成很强的壁垒。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人容易忽略知识产权法律的严肃性。
　　该案于2017年11月立案，高通公司于今年7月向福州中院申请责令诸被告先行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请求对苹果四家子公司的侵权产品iPhone 6S至iPhone X的7款手机产品停止销售，即诉中禁令。
　　所谓，“诉中临时禁令”是根据《专利法》第66条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知识产权官司的时间都很长，而现在产品的迭代周期又很短，往往一场官司打下来，产品已经失去市场意义了，其专利自然也无意义了。所以，诉中禁令就能在官司还没结束的时候，起到作用。
　　如果法院认为，侵权可能性较大，且侵权持续存在，且损失难以挽回，就会发出诉讼禁令。不过，诉中禁令还有另外一面，即侵权不属实，却遭遇诉中禁令。为防止临时禁令被滥用做打击、伤害其他人的手段，法律规定了在提出禁令请求时，需要进行担保。高通为了申请禁令，就提供了3亿人民币的担保。
　　此次诉中禁令，是全国有效、立即执行的。苹果公司表示，该公司已于周一向法院提出重新审议请求，这也是苹果对于禁令提出上诉的第一步。但是，在复议期间，禁令并不能解除，并不影响禁令的执行。但事实上却是，从禁令发布至今，时间过去3天，包括天猫、京东、苏宁等国内电商，以及苹果所有线下店铺，均未受到任何影响，所有苹果手机，仍然在正常销售，目前也没看到任何即将下架的迹象。
　　不执行的后果本该很严重。
　　按照相关法律要求，禁令送达之日，该禁令将被立即执行。如果苹果不执行此禁令，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处以罚款、拘留，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就在前不久，12月5日，国家发改委等38个部委日前联合签署《关于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包括重复专利侵权行为、不依法执行行为等在内的六大类行为将被认定为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行为，并面临跨部门联合惩戒。根据备忘录要求，相关的严重失信情况不仅将记入征信系统，严重失信主体还将面临申请发行企业债券不予受理；限制设立金融机构；限制购买不动产及国有产权交易等共计33项联合惩戒措施。
　　美国专利商标局曾经的驻地大门上，篆刻着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一句话：“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知识产权，是一项政府授予的特权，目的在于利益。知识产权之争，本质上不过是利益之争，这里的正义，在于保护被侵权人的利益。这当然可以通过惩罚侵权人，实现威慑来达到目的。但是，对被侵权人来说，更直接、更重要的是，保护、恢复其被侵犯的合法权益。所以，知识产权更重要的是执法，而不在于惩罚侵权者。用道德档案进行间接威慑的方式，是舍本逐末，且法治代价巨大。
　　近年来，高通和苹果之间可谓官司不断，仅在中国境内就有二十多个诉讼。在这里，高通或许只是想以此想苹果施加压力，甚至并未真的打算看到苹果下架，或许两家谈判，为了利益，谁也不想把对方逼到无路可退。但是，中国法治的严肃性，并不能为两家美国公司牺牲，那怕是一个过场，也要像模像样，按照程序走完，这才是大国气象。
　　现在中国互联网+进入下半场，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因为其硬件特征，富含专利。而且，随着意识的提升，软件专利也将越来越被重视。但是所有的前提都是严格执行。如果没有严格执行，一切都只是空谈。

来源时间：2018/12/14   发布时间：2018/12/13

旧文章ID：17626

作者：邓聿文  来源：FT中文网

　　孟晚舟事件揭示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关系。尽管如此，若两国不想在短期内将关系恶化到不可收拾之地步，就需要寻找一个恰当的管道，让双方尤其是中国领导人有台阶可下。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主动将事件升级至政治和外交层面，施压加、美两国放人和撤销逮捕令。尽管不能说此事的操作完全没有政治因素，但囿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和传统，在案件已经进入司法层面的情况下，行政系统干预，按照中国要求放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中国做出的让步大到足以让美国决策层觉得这是一桩合意的买卖。
　　孟案包含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孟本人的命运，二是对华为的处理。对于前者，大概只能寄望于孟的律师团队的努力；对于后者，则是中美行政当局可以幕后交易的筹码。假如孟被引渡美国后被判有罪，无疑华为要面临美国的处罚，但如何处罚和处罚什么，完全是可以交易的。中兴就是一个案例。在习近平的请求下，特朗普放中兴一条生路，条件是中兴缴纳巨额罚款，同时美国的合规团队进入中兴监督企业运营。
　　而现在美国决定对孟晚舟发出逮捕令，也许说明美国对此事的态度，与对中兴的态度是不同的。但另一面，华为无论在中国官方还是民间，口碑都要比中兴好得多，其重要性更是中兴不可比的，这虽然也为美国提供了迫使中国政府让步的巨大筹码，可胃口过大也会引发中国社会的强力反弹，导致交易破局。所以如果美国原本也是想利用孟晚舟做局进行交易，就需避免破局的事情出现。
　　假如中美双方都有交易的意愿——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多数人想到的首先是经贸谈判，连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都说，他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在接下来的90天谈判中打孟晚舟牌。如果特朗普要在经贸谈判中做交易，那肯定就不只是习特会上达成的那些内容。休战共识除了要中国采购美国产品外，最主要的是中国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但从美方公布的信息看，结构性改革似乎不包括“中国制造2025”以及国有企业补贴问题——美国对这两个问题其实非常在乎。而孟案针对中国高科技的意思也非常明显，所以，有理由认为，特朗普会将“中国制造2025”和国有企业补贴问题纳入结构性改革中，要中国接受。
　　对特朗普这种赤裸裸的“要挟”，中国政府大概难以完全接受。中国领导人本来对美国所谓的结构性改革意愿就不强，还要看特朗普如何对华为。假如美国也像对中兴一样对华为，不但罚巨款还派“纪委书记”，估计中国会不答应。对中国政府而言，与其如此，不如跟美国打一场全面贸易战。
　　但有一个领域我认为是可以做交易的，这就是朝核。
　　从特朗普和美国行政当局来说，其东亚政策有两个优先关注的领域，一是和中国的贸易战，二是朝核问题；然而从今年来看，特朗普在这两个领域都没有取得明显成效，都只是进行式而非完成式。虽然6月12日的特金会让特朗普大吹特吹，可随后朝鲜弃核的停步不前，实际上使特金会的意义大大降低。特朗普要改变这种状况，让朝鲜弃核有实质性突破，除了加大美国的施压力度，少不了中国的从旁协助。近日美国对包括朝鲜二号人物崔龙海在内的劳动党三名高官进行制裁，是前者的表现。但是，崔龙海被制裁，亦有可能使金正恩更不愿弃核。为保证明年特金会取得成果，中国的角色就是不可缺失的。特朗普之所以愿放中兴一马，据悉也是因为习近平承诺促进第一次特金会。
　　对于中国对朝鲜的重要性，特朗普和美国政府其实是清楚的，所以谈到朝核问题，都不吝表扬习近平对他的“帮助”。G20习特会的一大重点，就是两国协调朝核问题立场，很可能，习近平答应在朝鲜弃核上再帮特朗普一把，才换得他同意90天的休战期。孟晚舟事件发生后，中国可以拿朝鲜做筹码，既可成就特朗普让朝鲜弃核的心愿，也可破坏第二次特金会，让其空手而回。
　　一些人可能怀疑中国对朝鲜是否真有如此大影响力。但我认为至少特朗普是相信的。从实际情况来看，特金会后金正恩之所以未按承诺继续弃核，背后是中国因素在起作用，也即通过三次访问，重新和中国发展起了特定的同盟关系，让他有底气去拒绝美国的弃核要求。
　　对中国而言，朝鲜弃核最终也符合自身利益，这是习近平愿意有限度帮特朗普的原因，也是中国把朝鲜无核化作为自己半岛政策的出发点的原因。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举动，虽常让外界感觉有所反复，似乎不愿朝鲜弃核，但这充其量是一种策略和战术的运用，是要用朝鲜这张牌为自己赢得最大利益。中国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朝鲜能够弃核。如若朝鲜拥核，会对中国的战略安全造成极大被动以及其他方面的损害。中国只是不想用强迫的方式让朝鲜弃核而已。因此，在某个特定时刻，当中国认为能用朝核换取阶段最大利益时，是会对朝鲜弃核提出要求的。
　　至于朝鲜和金正恩，不管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如何，他给世界的承诺是半岛无核化。而且，特金会后，朝鲜也做了若干行动表明其去核“意志”。目前的停滞是借口在放松对朝制裁方面，美国没有相应动作。金正恩在弃核一事上态度其实相当矛盾和纠结。一方面，他了解朝鲜国内状况和所面临的国际处境，当前高强度的制裁如果持续下去，会对朝鲜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另一方面，他也担心真弃核朝鲜就没有自保的武器。对于中国，他一方面希望和中国紧紧绑在一起，自觉充当中国的棋子，让中国为自己发声，因为朝鲜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高度依赖中国；另一方面，也心有不甘，担心中国为自己的利益出卖朝鲜，对中国充满警惕，甚至在必要时会背叛中国。这使得金正恩在弃核问题上比其父亲，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和积极性。美中双方如果能在朝鲜弃核的时间和进度上达成一致，是可以迫使金正恩弃核的。
　　当然，用朝核去换孟晚舟，是要有正当性，即道义基础的。而让朝鲜去核，也恰恰体现了国际道义，此外，还具溢出效应，有利于东北亚的和平发展。甚至对朝鲜本身，也不是坏事。朝鲜人民要过上好日子，朝鲜政府就必须弃核。这里需要克服的是中国自己对所谓朝鲜地缘价值的迷思。如果说朝鲜真对中国有地缘战略的意义，不是朝鲜的核武库，而是朝鲜政权存在这个事实。理论上，朝鲜去核会导致政权出问题，这也是金正恩害怕去核的原因，但同样，朝鲜不弃核，其政权也会出问题，而且后者的可能性比前者要大。
　　从中美双方来说，寻求朝鲜弃核，出发点不是要推翻它的政权。因此，针对朝鲜的担忧，中国可以也应该向朝鲜承诺，在它弃核后，保护其国家安全。
　　总之，用朝核让特朗普放华为一马，是值得一试的交易。它暗含的潜台词还在于，中国在重大事件上愿意配合美国，这其实是一种服软的姿态，但对国家的实际利益又未有多大损害，此举也能帮美国解决几十年未能解决的问题，特朗普应该会愿做这个交易的。

来源时间：2018/12/14   发布时间：2018/12/13

旧文章ID：17625

作者：MICHAEL TACKETT, CHARLIE SAVAGE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特朗普总统在本周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如果对达成“史上最大的贸易协议”有帮助，他愿意为一名面临被引渡美国的中国电信高管的案子求情。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他的白宫为了得到其认为经济上有好处的东西，干预司法系统不是问题。
　　周三，多名专家认为，总统有权下令政府撤销孟晚舟的引渡请求，甚至撤销对她的指控。但他们举不出有哪位总统以类似方式让自己卷入刑事诉讼的例子。
　　“这会设下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说，他曾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府中担任过副国务卿和驻北约大使等职，现在哈佛大学讲授外交与国际关系。“把司法与贸易、法治与贸易混在一起，降低了两者的价值。”
　　12月1日，加拿大当局应美国政府的要求逮捕了电信巨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理由是她涉嫌与伊朗制裁有关的欺诈行为。特朗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如果我认为（对达成贸易协议）有必要，我肯定会进行干预。”
　　白宫没有回复记者让其对特朗普如何决定持此立场给予解释的请求。
　　但有人认为，这些指控背后的动机可能与贸易谈判中的砝码有关，负责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默斯(John Demers)对此说法感到愤怒。“我们提起诉讼时，不是贸易的工具，”德默斯说。
　　不过，伯恩斯等人表示，总统的言论可能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开绿灯。
　　“特朗普干涉司法部的决定，并给人们留下可能会释放孟晚舟以换取在贸易谈判让步的印象，恐怕会激励专制领导人在世界各地对美国人采取同样的做法，”伯恩斯说。“你已经看到中国拘留了国际危机组织的一名加拿大领导人。互惠是国际政治的根本基石。你怎么对别人，别人就怎么对你。”
　　特朗普不同于大多数前任总统，他对许多尚未审理的法庭案件都表达过自己的强烈观点，律师们认为，这些意见可能会影响从陪审团选择到最终判决的全部司法过程。就孟晚舟的引渡案而言，特朗普总统似乎愿意将其仅仅视为达成交易的又一个元素。
　　“这种做法把‘交易’一词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因为他基本上是在暗示，所有东西都可以出卖，”曾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担任贸易谈判代表的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说。“这些问题在传统上各行其道是有原因的。一旦你发出信号，可以做交换的话，你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是对法治的破坏。”
　　无可否认，美国为了实现其他目的，常常愿意把司法问题混在一起，比如与其他国家交换被抓获的间谍。伊朗核协议也是一个例子。
　　作为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的一部分，伊朗释放了五名美国囚犯，奥巴马释放了七名伊朗籍和伊朗裔美籍囚犯。除此之外，司法部还悄悄地撤销了与制裁有关的指控，撤销了对另外14名伊朗逃犯的国际逮捕令。
　　在达成伊朗核协议期间担任奥巴马的国土安全和反恐问题高级顾问，也曾担任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的莉萨·莫纳科(Lisa Monaco)认为，撤销针对那14名伊朗人的案子与特朗普就华为一案提出的可能性很不一样。
　　她说，一方面，司法部那时已得出结论，引渡那些伊朗人的可能性很小，而美国检方目前离将孟晚舟捉拿归案的距离已经很近了。
　　另一方面，伊朗核协议是与许多其他国家一起达成的国际协议，而不是普通的双边贸易争端。更重要的是，那也是在独特背景下采取的一个一次性做法：达成了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终结伊朗核野心的协议。而任何时候都能进行贸易谈判，她说，所以这种先例可能会危及美国人的安全。
　　“我认为，从法律上看，特朗普可以指示司法部撤销作为引渡请求基础的起诉，”莫纳科说。“但那会是错误的，超出了任何可接受的标准，那会给希望在贸易谈判中获得砝码的其他国家在他们国内拘留和骚扰我们的高管敞开大门。但他可以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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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法学教授柯蒂斯·布拉德利(Curtis Bradley)写过关于国际法和引渡问题的文章。布拉德利说，特朗普的观点最不寻常之处在于，他公开表达了这些观点，而不是通过外交渠道传达。但他说，从法律角度来看，要求引渡或放弃这一请求的决定，主要是一个外交问题，总统在这方面有广泛的法律权力。
　　“引渡已是足够政治化的问题，是我们外交事务的一部分，”他说。“我认为这与干预涉及国内犯罪的决定没有可比性。”
　　但是，那样做可能会加剧与加拿大的紧张外交关系，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我们的引渡合作伙伴关系不应用于寻求引渡过程政治化或用来寻求追求正义以外的目的，”加拿大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周三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她还表示，她已在本周早些时候与美国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就此案交流了看法，她强调，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国家”。
　　她说，引渡与否取决于孟晚舟的“律师选择是否向美国提出说法，作为他们辩护的一部分”，也将取决于“加拿大法官如何权衡重要性”。
　　布拉德利指出，与加拿大签订的引渡条约对“具有政治性质”的罪行做了例外。他说，特朗普的言论也许会吸引孟晚舟的律师提出加拿大不应该把她送往美国的理由。
　　“如果有证据表明美国的起诉是出于政治原因的话，我认为孟晚舟的律师可以争辩说，这个违法行为具有政治性质，”他说。“而特朗普的言论至少可以为这个说法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Adam Goldman自华盛顿、Dan Bilefsky自蒙特利尔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8/12/14   发布时间：2018/12/14

旧文章ID：17624

作者：KARA SWISH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如果你能（其实，你应该）想像一下这种事情：一位美国大型科技企业的高管去北京旅行时，因不明确的指控被拘留。
　　上周，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中国电信企业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许多硅谷高管对我说，这正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
　　“这令人担忧，因为这种升级是我们不需要的，”一名高管说道，他指的是两国之间已经紧张的贸易谈判。“考虑到目前的紧张局势，谁也拿不准中国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和我聊的人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们两边都惹不起，也因为没人知道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但许多人都对一报还一报式的逮捕表示了担忧。
　　虽然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戏剧性的逮捕事件（孟晚舟是在机场转机时被抓的）以及它对贸易谈判和股价的影响，但依我看，一场有关科技霸权的更重要的战斗正在酝酿之中。具体地说，谁将控制下一个互联网时代？下一代的互联网将按照谁的规则运行？
　　直到不久以前，答案显然是美国，在美国诞生的互联网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权力和财富的产生。中国一直有一个强大的科技行业，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这个行业的投资、专业技能和创新显著提升。
　　它们与政府的这种密切关系产生了显著的问题，特朗普政府不再假装中国没有在安全和创新方面构成威胁——这是正确的。
　　孟晚舟的逮捕，并不是美国第一次打击中国企业。今年，中国第二大电信制造商中兴通讯因违反贸易规则被处以10亿美元罚款，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博通(Broadcom)收购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高通(Qualcomm)的交易也受到了阻止。
　　但是，高调逮捕孟晚舟突显出美国科技行业与中国和特朗普政府本来就已经复杂的关系出现了新的、令人不安的升级。
　　美国司法部一直在调查华为涉嫌违反向伊朗出口美国技术的禁令，逮捕孟晚舟看来是这个调查的一部分。华为已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设备的巨头，因此，加强审查华为在为谁的利益服务，也就不足为奇了。华为的创始人、孟晚舟的父亲任正非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工程师，他的这个背景长期以来一直让美国情报官员对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敲警钟。
　　所有这些都让针对孟晚舟的行动看起来特别大胆，也像是在对中国传递一个信息：美国已经出场。
　　政府有很多要担心的事情。随着关键的第五代(5G)无线网络在全球正式推出，其中许多部分正在由华为来落实。这些是将引领下一个创新时代的网络，中国将主导这个网络的想法令人不安，因为中国差不多就是监控经济的体现。
　　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当涉及那种让美国在技术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的实际领导力和远见时，特朗普政府表现得一直如此尴尬。
　　除了对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保持警惕，相对应的最佳做法是政府致力于对未来的投资。然而，我们眼下看到的却是一个响亮却明显空洞的口号——呼吁技术制造产业应该返回美国（它们不会），以及一个软弱无力的承诺——让合格的科技人才在权力中心占有一席之地（一个非常不错的总统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人选今年被提名后，至今未得到国会确认）。
　　上周，白宫发布了一个关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简称STEM）教育的五年计划，这个计划的分量完全不足以让中国人产生一丁点儿的紧张，认为在培养下一个计算机时代的劳动力方面，我们能跟上他们显然更为积极的努力。
　　同样是在上周，白宫举行了一场讨论人工智能、5G无线网，以及量子计算等题目的圆桌会议，微软的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甲骨文的萨芙拉·凱芝(Safra Catz)，以及高通的史蒂夫·莫伦科普夫(Steve Mollenkopf)等头号技术公司的高管出席了会议。这是一次所谓的“倾听会议”，但据报道，特朗普总统就进来“露了一面”，而此刻，这些问题需要远比“露一面”更持久的高层关注。
　　这就是为什么《纽约时报》的报道没有让人们感到惊讶的原因，时报报道说，尽管逮捕就发生在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晚餐、努力达成贸易战休战协定的时候，没有人向特朗普通报逮捕孟晚舟的计划。
　　在我看来，硅谷的看法似乎是：政府对违反规则的中国企业采取强硬做法是好事，思科(Cisco)和苹果(Apple)等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国企业违规。保持警惕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政府也能更关注加大对美国创新的投资，而且如果政府的打击行动看上去不是那么没有章法的话，硅谷人会更有信心。
　　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想像一位美国科技行业高管在北京旅行时因不明确的指控被拘留的原因。我们的政府也应该想像一下。

　　Kara Swisher是科技新闻网站Recode的编辑，也是Recode Decode播客和Code Conference的制作人，同时还是一名观点文章作者。欢迎在Twitter @karaswisher和Facebook上关注她。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8/12/14   发布时间：20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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