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财政部网站
当地时间2018年12月1日晚，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就中美经贸问题达成了重要共识。为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从2019年1月1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暂停加征关税3个月，涉及211个税目。
今年7月1日起，我国对汽车及零部件主动降低了进口关税，以扩大对外开放，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消费需求。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加征关税，是我反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被迫之举。暂停加征关税，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具体举措，可以扩大适销对路产品进口，满足国内市场和人民需要。
我们希望，双方按照两国元首共识，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加紧磋商，积极构建平衡、包容、共赢的中美经贸新秩序。
来源时间：2018/12/14 发布时间：201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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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维迎 来源：荟思想5
编者按：众所周知，金一南将军以“精准”预测美国局势而闻名，有一次演讲时，他深情的说：我06年到美国，一下飞机，看到满目陈旧，落后的美国机场设施的时候，我就料定，美国已经是一个衰落的帝国。但本文，张维迎先生显然表达了和金将军不一样的的观点，特此分享给大家。
当你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到纽约纽瓦克机场，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做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
6月初我结束德国考察，当从陈旧逼仄的柏林机场回到巨大崭新的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时，同行的记者朋友笑着说道：“发展中国家的设施，就是发达！”
过去数年，我多次往返于美国、日本、欧洲，在跨文化的交流和观察中，类似的感受还有很多：
从布鲁克林脏乱的河滨公园遥望曼哈顿岛，我觉得似乎并不比从外滩眺望陆家嘴更令人惊叹。从杭州到上海，和谐号曾以350公里的速度飞驰;但从东京去仙台，东北新干线的速度却鲜能超过250公里。在德国汉堡，当地正如火如荼推进智能城市建设，但所用互联网技术却并不比北京的更为先进……
三十年前，当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会被机场、高速公路、超市、摩天大楼所震撼；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视觉冲击感已经荡然无存。于是乎，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怎样才算是发达国家呢？
当然，是否是发达国家，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衡量，例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寿命、识字率、工业化水平……但近年来我在跨国旅行中，渐渐形成了一些主观判断方法。概括来说，发达国家会不计成本地做三种付出。
首先，为弱者付出。
正如决定一个水桶容量的，不是长板而是短板；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判断标准不是强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
弱者地位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汉堡，公交巴士到站后会利用液压侧倾车身，方便腿脚不便的老人或残疾人上下车；在东京，所有地铁车门上都刻有盲文告知盲人所在车厢位置；在美国纽黑文，政府补贴令当地穷困人群得以和耶鲁医学院博士生住在同一幢公寓。
为弱者付出，这首先意味着成本收益完全不成比例的金钱付出(例如服务盲人和老人的公共设施不产生经济效益)，这是社会强者为弱者买单。反之，过度追求金钱效益，由弱者为强者买单，则是社会不发达的表征(试想北京还有几条盲道没被车位或店铺占据)。
为弱者付出还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升华。在汉堡，一位思科公司经理向我展示他利用捐款开发的难民医疗服务集装箱，专为涌入德国的难民提供医疗帮助。
在很多人看来，带来社会问题又不产生经济效益的难民不受欢迎，而思科的这位经理却坚定地说：“他们需要帮助。”当人道主义精神超越实用主义精神，当整个社会出现大量愿意不计成本服务弱者的社会群体时，这个国家必定是发达国家。
其次，为细节付出。
注重细节品质，而非宏大外观，或许是我所走过的发达国家的共性。东京成田机场或许不如北京首都机场现代化，但新宿街头的公厕设施，绝对堪比北京五星级酒店。虽然中国一座三线城市的高楼大厦都不逊大阪，但在日本，我到再偏僻的小城，都可以放心直饮自来水。
为细节付出，还意味着急不得。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当地好友为我介绍当地社区发展。在一块荒地前，朋友说由于该地曾被用作化工厂厂房，当地政府花了40年时间仍未完成土壤和水体污染的清理，因此即便地价很贵也不得不闲置荒废。
面子易学、里子难补；经济发展可以很快，但社会发达则需要耐心。吹嘘高楼大厦硬实力，忽略生活品质软实力，这不是发达国家心态。
再次，为未来付出。
在人口仅有12万人的德国小城博特罗普，我拜访了刚成立不久的大学HRW，这是这座城市的第二所大学，共有70多名教授。市长蒂施乐说：“我们需要为城市的未来投资。”这让我联想起我的故乡，全国百强县排名第一的江阴，拥有36家上市公司、160万人口，却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
在博特罗普，我还拜访了一所名为“未来之屋”的公寓改造项目，改造的目的是令建筑更加环保节能，但改造成本通过租金回收却至少需15年。面对如此不经济的方案，投资者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未来。
在油价便宜的美国，美国人民仅仅为了一个环保理念，自2000年以来购买了160万辆比同等汽油车贵一倍的丰田混合动力车普锐斯。在德国，为了支持绿色电力发展，德国人民在过去十年忍受了电价翻番。
所有这些看似没有经济理性的行为，实则都是为未来付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只斤斤计较眼前经济利益，只愿意为廉价的服务和商品买单，不意为未来做长远规划和投资，则这个国家很难从“跟随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升级成“引领发展”的发达国家。
结束在德国的访问后，我颇为感叹，落后的高铁网络、陈旧的基础设施、低矮的建筑，德国似乎没有大多数中国人以为的那么“发达”。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海宁·埃勒曼如此反问：“什么叫发达？”
发达的建筑、发达的铁路、发达的技术……这些都只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而非值得追求的目标本身。
来源时间：2018/12/13 发布时间：2018/11/6
旧文章ID：17621
作者：任剑涛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自晚清“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以还，由西方人开创的现代“世界”突入自居“天下”中心的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就成为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一大课题。对这个“世界”，中国处在后发现代、“被动挨打”的位置，为自己民族的现代不公遭遇感到极度的无奈、愤懑和悲悯，因此，对“世界”怀抱极深的敌意。
随着中国初步解决了发展问题，在经济总量上重回“世界”前列，国人迅即对介入甚至领导“世界”充满雄心，一种非中国莫属的、登顶“世界”之自满、自恋和自负，成为国人在“世界”各地乐于展示的精神状态和民族心理。然而，这两种中国世界观均显乖张。理性地融入“世界”，成为其中平等的一员，并克尽自己的大国责任，恐怕才是中国需要着力塑造的现代世界观。
悲情中国的世界观
晚清中国，迅速从“天下”堕入“世界”。“天下观”是古代中国建构的国际观念。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渐次向外扩展的古典世界观。华夷之辨，是对之的观念奠基。五服制度，是对之的制度设计。朝贡体系，是对之的操作谋划。 由这一古典世界观引导的中国古代的国际认知，自然是自信心十足，而对中国发挥的国际影响既不会陷入焦灼，也不会激越躁进。
尽管论者揭示了朝贡制度的国家设计与实际运行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换言之，中国古代的国际地位自认，与被中国认定的朝贡国家的承认之间并不吻合，但丝毫不影响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朝贡制度的践行。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古时制度自信。
当“天下”机制遭遇“世界”体系之后，中国便丧失了从容谋划国际事务的能力。
首先，这固然是因为“弱国无外交”，让中国很难就国际事务发挥“天下”时代的那种影响力。
其次，中国由于自身国力的急遽衰退，寻找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这一艰难求存的任务，耗费了几乎全部的国家资源，因此，根本没有余力去关心和处置国际事务。
再次，中国的千年政治惯性，所熟悉的只是以我为中心的国际往来，不管远亲近邻、强国弱国，只要跟中国发生关系，中国总是以上对下的姿态处理；所陌生的则是中国必须千方百计主动出击以应对全面强势外国对中国的挑战。一个由西方国家展现在中国面前的激烈竞争性的世界秩序，完全为中国所不解，因此，也就很难将“天下”与“世界”无缝对接起来。
让中国最不适应的，并不是遭遇了一个与绵延千年的“天下”机制不同的“世界”替代体系。“天下”与“世界”的生硬磨合方式，才是让中国最难应对的事情。当西方携硬实力和软实力强行打开中国关闭的大门时，中国完全无力抗拒：
硬实力，并不仅仅显示为现代工商社会产出的巨大财富实力，如果只是这种硬实力结构，中国完全可以通过洋务运动那样的学习方式承接下来。关键是西方工商国家在拓展它所需要的国际市场时，常常借助战争手段，让中国这些落后的农商国家情非所愿地洞开国门。
西方国家不断的战争胜利，不断地强加给中国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的不平等条约，让“天朝上国”的颜面尽失。以至于晚清时期，不得不借助自己长期千般设防、万般警惕的民间暴力，来抵抗西方国家力量对中国权力体系的侵蚀。
无奈种种类似的伎俩，效用递减。终于因为内部的工商经济发展乏力、宪政改革失败，让内外部的重重难题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天朝上国”面对“世界”的第一次崩盘，也因此不得不臣服于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
在被动卷入西方国家建构的现代“世界”过程中，中国陷入悲情主义的精神氛围，由此塑就被动挨打、指责侵略与爱好和平相互支撑的悲情主义历史观。“天下”体系从容运转时的国家软硬实力观，被抵抗西方侵略的道义世界观所替代。
在悲情笼罩的“被动挨打”历史观建构中，中国看待“世界”呈现出一种突兀的悖谬：理智上中国完全认同西方国家代表的现代发展方向，并尽力模仿西方国家的现代发展模式，但感情上坚决拒斥与西方国家打交道。
源自晚明开始厉行的海禁政策，让中国人在封闭且被动挨打中逐渐固化了西方侵略者的强权角色、中国受害者的悲情主体定位。发誓改变这一悲情角色，登顶“世界”巅峰，成为晚清以来中国萦怀于心的国家意欲，并直抵民族心灵世界的深处。
在悲情中确立的现代中国世界观，凸显了不是同情中国就是侵害中国的情绪性国际思维。一旦被中国认定是侵略者，不仅会被放置到审判的平台，遣用顶级的道义激愤辞藻加以痛诋，而且被视为中国不共戴天的仇敌。假如被认定是同情中国现代被动挨打遭遇，并承诺放弃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且愿意与中国结伴而行、共谋发展的，不仅让中国深怀感激，而且全情拥抱、视为挚友。
在这种受悲情支配形成的简单化国家思维中，人们很容易理解获得国家独立后何以还会出现“一面倒”的幼稚外交政策：那是因为苏联曾经作出的友好表示，让悲情中的中国颇受安慰。而欧美国家惯于以国家利益为名与中国打交道的举动，让中国人随时随地舔舐受其欺凌的伤痛遗痕。因此，一时友好与一世友好、短暂交恶与永久仇视的国家情绪化外交，也就成为一种外交惯性。国家受面子心理的驱动，远比受利益盘算的影响为大。
受人欺凌，在实力上难以抗拒，自然就会诉诸道义的力量并将之视为抵抗侵略的精神依托。中国既然深陷在悲情中观察和处理国际事务，因此，习惯于将自己视为爱好和平的国度，把现代先行者看成是侵略成性的野蛮国家。循此思路书写国家的历史，中国便将自己的历史书写成自古至今爱好和平、立于国际关系道义山巅的伟大国家，而把西方国家的历史书写成惯于侵略、习于战争的兽性国家史。
这样的书写，内里潜藏的历史哲学预设是，中国作为被侵略的国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瑕疵；而侵略别国的西方国家，在道义上则没有托词地理应承受严厉谴责。
受此思维定式的影响，中国在看待西方创制的“世界”时，总是习惯于以侵略与反侵略、道义与野蛮、和平与战争、情谊与利益的二元对立思路找寻种种问题的求解之道，很难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国家妥协中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至今国人习焉不察的、以“中西”对“古今”的表述定式，就深藏一种中国与西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文化无意识。
在现代“世界”，中国似乎一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多么撼人心魄的悲情。“目前，世界秩序的中心不在中国；世界秩序的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学说完全不同；中国在这个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很低（至少到不久前为止）。”
从晚清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家处境没有根本的改变。即便中国的独立自主有了政权保障，但由于没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弱者的处境及其心理态势，也就没有结构上的改观。因此，以悲情为方法审视世界的思维惯性也就延续下来，并沉淀为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唯有中国的国家处境发生根本的变化，才有可能走出悲情，促成中国的新世界观。
孤傲与国家主义冲动
中国近四十年的经济成长，让中国跻身GDP世界第二位。这无疑是一项伟大成就。这是晚清以来中国国家处境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但随之引发的国家心理变化，不是让中国回归现代国家之间理性共处的常态，而是跨越现代世界秩序，直接搭挂到古典“天下”秩序上，迅速重建起类似于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那种支配世界的当代世界秩序理念。
环顾当今中国，孤傲的国家心理正在社会各个阶层弥漫开来。这不是一种纯粹虚幻、自我陶醉的国家心理。相比于此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跻身GDP世界前列带给国人的自我认知变化，绝对只能以天翻地覆四个字来形容。这种对国家的世界地位采取的单一、物化认知标准，本身尽管有它的缺陷，但硬实力确实是支撑现代国家自我认知的现实基础。
随着国人对自己硬实力自信心的增强，曾经长期左右国人自我认知的、由自卑与自负混合而成的悲情，一扫而光。不仅如此，GDP与强大国家的直接勾联，让国人的骄傲心与自豪感迅速上升，国家崛起的自认感让中国人领导世界的雄心陡然增强。这种国家观念的塑造，除开GDP的数据鼓舞以外，主要源自三种基本动力：
第一，由权力自觉引导的“国家崛起”论说，给这种孤傲的国家观提供了权力动能。“国家崛起”的论说，如果是一种诸国家竞相崛起的表述，自然没有什么令人惊怪的地方。但中国的崛起论说，基本上是一种霸权国家衰落、新兴中国崛起的一起一落、一胜一败的尖锐对立说辞。
由国家电视台热播的《大国崛起》电视政论片，很好地代表了权力塑造崛起中国的社会政治心理变化——它向国人刻画了九个大国遵循时间先后次序的崛起故事，不仅暗示人们，大国只能排斥性崛起，不能并立性飞跃，而且明示观众，当下中国的崛起，已经是历史趋势、现实表现。
第二，西方国家一些人士提出的“中国统治世界”言说，给孤傲而尚乏自信的国人提供了自傲的间接动力。类似“中国统治世界”这样的言说模式，大致建立在三个支撑点上：一是西方世界明显衰落；二是中国出现令世人瞩目的增长；三是中国必然代替西方成为世界的新统治者。
加之这种论说将西方限定为自利的民族国家，将中国确认为超越民族国家利益藩篱的文明型国家，因此，中国足以建立起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际秩序，而且这种秩序的文明程度更高。这类论说对一个百余年极为在意侵凌自己的西方强国对自己评价的国度来讲，自然具有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
第三，崛起国家的处境给中国注入的孤傲精神动力，具有侵入国人内心深处的强大能量。崛起中的国家，常常面临双重怨恨：一是发达国家在所谓守成与崛起的矛盾认知情况下展开的狙击；二是欠发展国家对崛起国家又恨又爱所表现出的对之必然的排斥。
在现代世界史上，崛起国家常常没有真诚的朋友，大致便是这两个原因造成的。加之崛起国家本身很容易在国力的迅速增长中顾盼自怜、孤芳自赏，一种内心极为孤独的感觉与自大的自恋心态，让孤傲的国家主义理念，具有了侵入国人内心世界深处的强大能量。
当下中国人瞧不起老旧的欧洲、衰颓的美国、老化的日本，就此可以理解。至于根本不将其他发展中和欠发展的国家放在眼里，那简直就是自近代以来一心只学西方强国的国度再正常不过的国家心态。
近期中国国家主义的盛行，与这种孤傲的国家心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匮乏与错位，人们转而将自己的国家看得非常神圣，这完全合情合理——比历史，中国是悠久的文明古国；比国家韧性，中国多难兴邦，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古文明形态；比现实发展，中国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引擎，经济增长率雄踞世界第一；比未来，中国代替西方国家领导世界的潜力已经展现出来。
国家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强有力的现实支持。犹如论者所指出的：“中国的国家主义并非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的翻版，它的正当性以人民主权论为号召，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民意基础，通过民主而实现威权，乃是一种民粹式的威权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力图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是足以挑战普世性的西方民主的制度创新，正在通过将人民利益与中华文明的神魅化，建立一种国家的拜物教。”
这一概括是比较准确的，将中国国家主义的内外部动力以及目的指向，展现在人们面前。
孤傲的国家心理催生国家崇拜心态，这是一种相倚的心理反应机制。但孤傲的国家一定无法融入真实的世界。因为世界是各个国家共生的空间，如果一个国家独美其美，拒绝与其他国家美美与共，无论这个国家具有多么强大的国家崇拜心理资源，它既无法为其他国家所接纳，也无法准确认知自己国家在世界中的真实位置。
对中国而言，在近代历史上积累的悲情，与这种被迅速发展催生出来的孤傲相贯通，很容易生出敌视世界各国、不惜与敢和中国争高下的强国或弱国断绝往来，甚至与所有被自己敌视的国家开战的畸形社会心理。
多年前充斥坊间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一类的书籍，已经凸显了一个孤傲国家的独特心态。而在国家间利益稍有冲突、需要磨合之际出现的民众暴力行动，也表明孤傲心理很难让公众冷静看待国际关系。一种凭什么其他国家阻止我发展的道德冲动，常常激发权力方面的偏失性应急和公众的暴力相向。
这种社会心态下诱发的政治理论观念，也就必然是施特劳斯式的英雄膜拜、施密特式的国家崇拜。转向传统思想资源，也就引导出中国的问题诉诸中国的传统可以完全彻底解决的封闭主义思路。极而言之，西方国家成为现代世界的万恶之源，中国才是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的救星。“学术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由此道出，政治上的当下义和团行径由此屡屡出现。
颠转行动：重写历史与推高现实
从沉重悲情跳跃到孤独傲慢，是国人看待世界的心态激变轨迹。之所以出现这种跳跃，是有其客观理据与主观意念的双重缘由的：从自认全面落后到中国经济总量的显著增大，不仅让国人对国家硬实力日益充满自信，也促使国人在孤傲心态下重建让人自豪的历史叙述与国际理念。
在国家崛起的自认状态中，受硬实力迅速增长的驱动，国人必然致力于增强软实力。这样的尝试，势必引起中国国家理念引人瞩目的变化。
这一变化，从总体上讲，是对国家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作出的结构化修正。分开来讲，有两个相倚的转变：一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叙述和文化阐释的全面颠转，这是中国重新认识世界的自我调适；二是对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对长期示范中国的西方国家的典范性深刻质疑，并致力建构与崛起中国相匹配的新世界观。
（一）全面颠转近代以来中国人自我认识的定式，构成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的第一步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人对反传统进路的明确拒斥。由悲情支撑起来的近代中国世界观，体现在历史观上就是国人的自我彻底否定。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所表白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乃伦理的觉悟”，直接将传统中国的伦理文化视为万恶之源。事事不如人的现实认衰，与精神处处缺陷的观念自损相携出场，将反传统作为现代转变的前提条件。现如今的国家崛起，鼓励论者大胆清算反传统遗产，坚定走出自我作贱的精神泥淖，抛却近代以来反传统的文化负资产，寻求与国家崛起相适应的历史连续性。
第二，国人的历史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是清算反传统思维的必然结果。有人开始表现出一种不再受古代史意识形态和近代史意识形态制约的历史意识。古代史意识形态认定，中国属于封建社会，相比于资本主义社会，处在绝对落后的历史阶段上；近代史意识形态确信，近代中国史是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奋起反抗的可歌可泣的救亡史。
两种意识形态均设定了中国的落后，因此，只能“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当今论者认为，这样的说辞与中国历史真实不符，按照西方人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这部历史从来都很辉煌灿烂，文明印记远比西方深厚。由此可见，中国必须建立起历史的自尊、现实的自信和未来的自许。
第三，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发生了根本扭转。在“国家崛起”背景下出现的这类论说，重新回到类似古代中国的那种自我圆足、不假外求的思路上，确信中国不仅是一个可以独立自存的国家，而且是一个自古至今承担着人类使命的伟大国度。而且相比于西方国家在宗教上形成的强烈排斥性的一神教，中国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的高级文明国家，不仅没有宗教战争，而且甚少宗教间的敌视。这对陷入宗教敌视、宗教战争与宗教恐怖主义泥淖的人类来说，不啻是一种福音。中国之拯救人类苦难的独当重任，不言自明。这样的历史书写，完全彻底改变了自近代以来中国人自我贬抑的理路，跃入一种高度自我赞扬的新境界。
（二）全面颠转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观，成为国人重新看待世界的必然走势
重构中国道义逻辑上自我肯定的传统思路，并以此为基点思考新型世界秩序，是近期相关论者表现出的一种思考世界的新方式。在这样的思路中，中国人的国际理念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拒斥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世界”观。在论者看来，当下世界是西方国家依靠强权建立起来的，完全缺乏道义基础。一种以中国传统儒家的现代重构奠基、体现出鲜明的道义言说特征的国际秩序设计，便具有了足以显示其正当性的对立面。在这样的思路中，限度十分明显的“民族国家体系、帝国主义、霸权模式”，成为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当下世界秩序高频次使用的词汇。
第二，致力国家道义取向的“新天下主义”建构。反思和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秩序，必须以建设性的论说作为替代方案，否则，既定的“世界”秩序还会作用于国际社会。引人关注的替代性方案之一，就是“新天下主义”。
“新天下主义”有强弱两个版本。弱版本的天下主义是对“中国中心观”的传统天下主义的平等性修正产物，以适应平等国家的秩序建构之需；强版本的天下主义则以现代知识论证方式重审传统天下主义的理念与制度设计，强调中国传统那种内卷性的“天下”秩序的文明属性，以及这样的“世界”秩序对当今国际社会的独特意义。
其论说包含了两个内在关联的判断。一方面，由神性化的“中国”概念引导，将中国视为超国家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绝对道义化存在，凸显一个绝对不征服别国、但所有国家心悦诚服的“旋涡模式”；另一方面，由“天下”体系取代“世界”秩序的设想，将旨在建构一个完美“世界”秩序的思路引向“中国的”而非“西方的”精神天地。那种足以超越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秩序、以天下（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成为论者所醉心的新型世界秩序观念。
第三，凸显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领导作用的新使命。在悲情中确立起来的中国国际观念、世界秩序想象，总带有一种弱者印记。这种弱者思维长期塑造出“中国是先进西方的忠实学生”的观念。因此，如何到西天寻找真经，是中国面对西方国家显得异常谦逊的心理定势的强大塑造力量。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即使国力强盛，也无法找到令国人感到荣耀的“世界”位置。
建构新的“天下”体系、抑或是新的“世界”体系的论说，就成为中国寻找自己崛起后的“世界”位置的必然尝试。也恰恰是在反思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之弊端，构想崭新的天下与世界体系之际，中国在国际社会展现的领导欲念，也愈来愈明显和为世人所熟知。
在2016年的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期间，中国外交部官员就明确声称，中国已经做好了领导世界的心理准备。这与中国不再扮演西方“世界”的学生或尾随者角色的新世界角色思维，具有密切关系。
将悲情世界观与孤傲世界观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在两个端点之间，中国已经豁然诞生了全然不同于“被动挨打”时期的国家观与国际观，这一新生的国家观与国际观内涵的世界秩序理念，已经凸显了崛起的中国建构新的“世界”秩序的豪情。
过渡时代中国世界观的理性根基
从看待世界的悲情跳跃到审视世界的孤傲，中国的世界观真可以说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自近代以来生成的这两种中国的世界观，自然都有其客观支撑的理由，也都各自形成了相应的学理阐释理路。但稍加思量，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中国在观察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时候，最缺乏的，恰恰是最需要的理性精神。
无论是以悲情看待世界，还是以孤傲审视世界，都是以一种情绪化的方式主导中国对世界的观察与认知，因此，也都是将国家的情绪反应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心理基础。这是一种非常单纯的国际关系的道义逻辑思维。
以道义逻辑引导一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常常会误导这个国家——不仅让这个国家很难妥善处理国家之间的交往、冲突和妥协等国际事务，而且让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很难得到周全保障，进而让国家处在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中心，既缺乏真诚的朋友，也缺乏按规出牌的敌人，结果就使这个国家活在虚幻编织起来的国际空间中。
在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客观规则的优先性、依据权势界定的利益和利益的变易性、道义与政治的紧张、国家道德意愿无法支配世界、政治领域的独立性受到关联性阐释，都让国家处在国际政治的现实环境中，以求深刻认知国际政治和妥善处理国际关系。一个国家理性地看待世界，需要这种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思维。而一个国家受情绪主导的世界观，既不可能是理性的世界观，也不可能是帮助这个国家恰当处置国家事务的行动指南。
中国需要走出从悲情到孤傲两极跳跃的观察世界定势，以求确立理性观察世界、形成国家理性的世界观，从而理智地处理国际事务，寻求有利于促进国家长期发展的优良国际环境。为此，抑制随时可能爆发的、执意谴责西方国家侵略，道义化地为自己辩护的悲情，便成为国家理性发育生长的前提条件。与此相关，克制因国家崛起而野蛮生长的孤傲情绪，友善地与世界各国相处，寻求国家间交往的双赢与多赢，中国才能华丽转身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
国家理性的生长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国家理性当然不是德国版本的目的性国家的权力理性，而是英美式版本的、由社会限定的国家正常判断自身处境与恰当处理国家和国际事务的行动理性。
国家理性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成长壮大，也不可能对国家行动尤其是国家权力行动自动发挥理性化的主导作用。国家理性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权力体系的健全规划，国家与社会的健康互动，国家正常的妥协性行动习性，官民双方权衡利弊、择善而从的政治行动能力，国家内部治理的经验及周全处理国际事务的技艺。这些都是悲情中的国家、孤傲待人的国度不可能具有的国家品质。只有在具备国家理性的国度中，理性的世界观才可能形成并发挥引领国家融入世界进程的能动性。
对今天中国所处时代的判断，是中国理性立定恰当的世界观的一个历史前提。可以肯定地说，当今中国，不过是处在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转型、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消极防守国家向积极进取国家发展的过渡时期。
一方面，中国已经决定性地走出了让人悲从中来的“被动挨打”困境，让“大国崛起”的大国内涵填充了更为扎实的内容——大国之大，不只是地域范围、人口数量意义上的大，而是经济总量、国家实力意义上的大；另一方面，中国远够不上发达国家的水准，中国还只是一个大而不强的国家。
GDP总量的急速增长，让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的占比明显提高，也让世界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大幅攀升，但在科技创新引领国家发展的时代，中国创新能力的世界排位还很低，远不足以引领世界的发展。
当下中国要想领导世界，取决于中国所处的这个过渡时期及其跃升为强国之列的漫漫前程，中国还必须务实地处理国家事务，以期实现国家稳定、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更多练习、逐渐积累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这就注定了中国必须以一种理性的世界观来衡量自己、评价别人。
由于处理好中国自己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内事务构成中国恰当处理好国际事物的前提条件，因此，国人必须接受先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然后寻求发挥更大的国际事务影响力的国家事务排序。这是需要分别看待的两个问题。
从国内事务来讲，在经济总量继续做大的基础上，中国必须完成尝试数次且未能有效启动的深度改革任务。简单来讲，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国家取向来建构国家的基本制度框架，是中国改善自己尚不健全的国家机制必需的取向。而三个基本指标，则构成衡量中国是否成功成为现代国家的标准：一是在国家基本制度机制上完成立宪民主的政治建构；二是在经济持续增长基础上实现分配正义的经济发展目标；三是国家在开放进取的宽松机制中寻求现代文化发展的结果。
至于相关于这些目标是否可以落实的发展问题，诸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严重的污染问题得到明显缓解、阶层集团之间矛盾显著下降等，也都在国家必须处理好的种种重大事务的清单上面。这让国家必须以主次、轻重、先后、缓急来合理排序，只有这样，才能有望将种种难题循序加以解决。
只要中国处在持续发展的国家上升轨道，中国就绝对能够逐渐形成冷静、客观、平等、友善看待世界的崭新世界观。理性的世界观，不是功利化的世界观，也不是道义化的世界观，而是基于规则与所有其他国家打交道、谋双赢、求妥协、立契约、守信用的世界观。理性看待世界的中国，面对发达国家曾经欺凌中国的历史，可以不再为悲情所左右，而能够在国家间的现实处境中互利互惠、互争高下；面对尚且弱小、明显欠发展的国家，可以拒斥早期西方国家以殖民主义粗暴掠夺这些国家的残酷，致力争取共同发展的满意结果。
中国理性地看待世界，需要从根本上克治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敌我思维，不再将那种中国崛起、对手败落的二元思维作为审视世界的思维先定模式。与此同时，那种基于报复心理而形成的中国将独霸世界的观念，也必须彻底抑制。
理性的中国是世界社会的平等成员，国家乐意与任何国家友善交往，国家寻求自己利益的举动是在既定规则和改良规则的基础上实施的。国家以其雍容大度、立意高远、着意现实的姿态，将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导入国际社会。就此而言，无论是花样翻新的“天下”论说，还是对旧有西方“世界”观的改头换面，都不足为训。
理性的中国世界观，把中国自己看做是万国之一国，把万国视为与己平等的国度。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不把历史怨恨作为现实行动的理由，也不把现实冲突作为敌视的托词，更不把某种精神的契合看做是历久弥新的长青关系之依托。新世界的打造与维持，依赖于国家之间的立约、协商、调适，而不是国家之间的感情、对立与决裂。
道义化的高尚情感庇护的仇视，并不是保证中国国家利益、从别国争夺来利益的有效依据，而是让中国难以跟世界各国打交道的精神障碍。中国必须学会融入国际条约体系，并以谈判、互利、妥协的理性方式，致力于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国家之间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自然还是需要一些基本技艺，但确立相互信任的机制更为重要。只有在中国是世界的中国的条件下，世界对中国的友善容纳方才可能；这个世界，也才会给中国参与重建或优化其机制的机会。
来源时间：2018/12/13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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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康 来源：经济学家圈
本文源自贾康于“美元加息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与对策”研讨会发言实录，该研讨会由金砖智库举办。
以下为贾康先生发言实录：
我就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向各位汇报四个层次的基本看法：
第一个层次想谈一下世界经济现在的特点。在十年之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虽然是美国惹的祸，但是他是在发达经济体里面率先复苏，出现一轮向上的景气期。这个景气期已经有几年，在他的本币的操作方面当然就是升息通道的屡屡的操作。在日本这方面，终于在20年停滞之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已经在由停滞状态转为值得加以肯定的增长状态。当然日本这个增长和美国还有差距，美国能够达到接近4%，日本能接近2%，对日本来说总体是向好的新的局面。欧洲应该评价为大体平稳，不像前面那几年，风雨飘摇之中，动不动这个地方要出事，那个地方要出事。在最有威胁的意大利关口扛过去之后，欧洲现在主要是收敛、复苏，不同情况下有一些稳定向好，有一些还要经历一些阵痛，总体来说没有大的危机局面。概括来讲，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优于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这是世界经济现在的基本特点。
第二个层次谈一下对于美元加息的评价，既然认定前面这个基本的发达经济体的运行特点，美国率先复苏以后美国目前是经济走强，他在反周期这个概念上必然是加息，加息通道上的操作是合乎调控逻辑的，是经济学过去已有的认识，可以从理论上给予它实践支持的。但是同时我们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强调是要注意美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以后他在调控中间，美国做了可圈可点的供给管理的一系列有为之举。
从过去早就有的信息高速公路到现在的升级到3D打印机，油页岩革命，制造业重回美国，以及点调控式的支持特斯拉的新能源汽车冲过瓶颈期等等，这都是我们需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进一步加以研究的。特别是特朗普出乎意料的在选举中获胜担任总统之后，不论他的一些做法别人怎么评价，但是我个人始终认为特朗普在经济方面的两个举措和意向是非常靠谱的，他别的不靠谱我不评论。他的减税显然是积极运用了里根经济学里面原来的经验和针对美国现在他要实施的战略匹配的有效的措施，已经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提振市场信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支撑了美国当下它的经济高涨和就业的良好局面。
特朗普说要加大美国基础设施投资，虽然在美国种种制约条件之下做起来还要有一个过程，但是他一旦真正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一定会有声有色。因为美国过去联邦政府不太强调PPP，但是美国在州以下早在PPP这个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领域里面积累了很多的走在前沿的经验。美国这样一个取向形成了很好的市场预期。他强调的美国重新强大而匹配新的一轮比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市场预期的支撑其实也是要解释当下美国情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把这个综合在一起美元加息走强是合乎经济学分析里面我们过去已有知识的。
美国不光是总量调控，美国还有可圈可点的管理侧的理性的供给管理这方面有新意的进展。在第二层面结束之前还要说一句，确实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还有美国自己的不确定性。美国的经济的高涨和美元的走强什么时候到顶，我们还有待观察，现在还可以从容的继续跟踪相关信息。
第三个层面，怎么看待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应对这样的局面，像中国和其他的现在相对弱势的这些新兴经济体，本币你如果在全球化情况之下去考虑跟美元之间的汇率的演变，显然适当贬值是合乎逻辑的。人民币对美元这段时间也是表现的走弱，走弱它有一个客观上的好处，有利于现在产生一定困难之后支持出口，减少导致低迷和萧条的这些因素。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间，我始终讲汇率它是必然要附加上政治因素的。
在世界上，其实任何主权国家都想操纵汇率，实质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操纵的实力，以及在种种制约条件之下，你怎么向其他的国家讲你的道理。像美国他显然是有全球的美元霸权，他是最有实力来操纵汇率的。但是他也信奉他的一套规则，比如说美国的美联储的独立性，承认市场起作用等。在很多方面，美国在他已有的经验基础上，美国是相对言行一致的。
我们是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还在琢磨市场基本的规律和经验，我们在汇率方面已经承认了是有管理的、市场浮动的汇率管理体制，而且要让市场更多起作用。但是政治考虑肯定还是有的，比如你必须注意到在中美贸易冲突或者叫贸易摩擦升级这个情况之下人心惶惶的这种应激反应式的社会心理和不良预期，所以人民币对美元走弱面临的这个整数7的关口，换位思考的话，如果我是管理部门的一个成员，我也会非常谨慎的处理，这个关口轻易不要被突破。
我觉得现在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管理当局在有管理浮动汇率的情况下也会考虑施加必要的影响，在可以不突破整数7心理关口的时候，当然还要争取把它控制在7%以下。但是我要强调一下，既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也就是不能够断然说要固守这样的一个心理关口。也有很有影响的学者已经说清楚，从经济学分析来说其实这个关口的固守是道理不充分的，我主要是从政治家的视角来说，我也能体会必须要这方面的政治考虑。它实际上跟现在的管理预期是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局的六个文里面特别强调了稳预期，也可以从这个视角来理解我们怎么看待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汇市和股市有心理上的连接，中国股市这一段时间显得情况非常的不好，和预期也有密切的关系。
最后一个层面,我想说说现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的经济体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贸易摩擦升级，特别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被称为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的两个主体，一个是发达经济体的头号代表，一个是新兴市场经济的头号代表。怎么样认识它，已经有很多的讨论。
今天我还是很正面的概括一下我的基本认识框架。我觉得要充分的意识到中美贸易冲突总体表明中美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如果现在讲中美关系，贸易这方面的问题是冰山在海平面之上，是我们可以直观看到的较量的部分，其实你要考虑这两个大国之间它总体的关系，你必须把水面下面往往你并不能直接感受到的其他的制造业的实力、科技创新的能力，特别是金融这方面的影响力、辐射力等，也要考虑进去。
我认为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美国已经朝野一致的形成了遏制，或者全面遏制中国的基础共识，不论特朗普他能不能连任，他在不在位，一般人的判断这个基本情况不会有多大改变。换个人可能还更难受，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将成为长期现象。这也合乎我们现在必须点破的，你不论人类文明怎么发展，到了一定临界点之后，丛林法则更多是主导了，老大就是要遏制老二。
中国总量老二是伴随着我们人均水平还相当低，还没有达到人均国民收入一万美元。到了一万美元再往上走怎么也得冲过1.3万，我们才能稳稳的坐上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上。所以未来的十年是关键的十年，而关键的十年作为战略对手的美国人他如果以竞争为主，丛林法则考虑之下，他会没有意识吗？这个十年的考验期对于中国来说不在于全面小康，全面小康悬念不大，关键就是能不能够遏制我们自身的矛盾凸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长期来看，在制约条件下，我想强调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变坏事为好事，贸易摩擦冲突肯定是坏事，我们已经感受到现在市场上走低，一些指标现在向不良方面的发展。但是它确实不能够过于在应激反应这样的冲击之下夸张它，过于高估它实际的影响。比如说年度，我们今年实现6.5%左右的增长目标还是大概率事件，1至9月份仍然是6.7，四季度可能再往下拖一拖。6.5左右，左一点右一点不是关键问题。如果明年、后年我们能维持在年均6左右，我觉得完成全民小康应该达到的保证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社会政策托底，精准扶贫等等，我们原来的阶段性目标仍然可以以大概率来实现。
特别关键的是怎么变坏事为好事呢？在这里面我们注意把可能调度起来的潜力和可实现的伴随着不良局面的好的方面要抓住要体现出来。有些中国其实是被动做的事，在实际生活中间它可以带来老百姓的实惠，比如说我们已经明确宣布降低关税，降低关税比较突出的一个是汽车。现在网上的说法25%的关税要降到5%，一下消掉20个点，中国社会成员里很多的收入增长以后，他就是想买奔驰、想买宝马，想买国外的一些品牌的车辆。那么这些社会成员他不得实惠吗？
特别是药品，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药品的关税下降跟着盯住它实际的价位，几十种治疗癌症的有效药，过去老百姓是轻易得不到的，或者要很高的代价去得到，现在代价降低了哪个家庭有一个癌症病人现在什么状态，现在马上得实惠，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治疗癌症的有效药物，这都是变坏事为好事，这是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得到。
就说大豆，美国人现在在大豆方面给我们施压，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的中国东北的大豆的生产的农户和农场一下面临市场向好。我们自己国产大豆确实主要适应的是磨豆腐，在这个变化之下豆制品里面豆腐等等它的份额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原来的豆油市场份额，减少一些豆油那么更多给花生油、菜籽油、葵花油以及学习国外的玉米油，这些市场份额给他们一些机会，相关的利益主体实际上利益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这是一个从局部来说的坏事变好事。
其实对全社会来说我们也意识到，中国还得进一步开放。新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观察，在影视，在互联网等等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开放？ 现在新的情况之下，坏事变好事是不是可以积极的考虑这些事情？这是第一个我要提炼的概念。
跟着要说的第二概念，变压力为动力，我们得承认我们在压力之下被动来做，我们的筹码跟美国相比是不足的。贸易摩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家还是绝对数，我们就必须相对数。这个反制是必要的，适当的反制还得寻求在妥协之间能够斗而不破，能够有一些新的平衡状态，至少是新的阶段平衡状态，打打停停，停的时候就是平衡。平衡又被捅破之后又打一打，在新的阶段上去争取斗而不破的新的一轮努力。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变压力为动力，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我们能做的、能自己主动选择的是坚定不移在改革深水区冲破阻力，攻坚克难，实现总书记说的把硬骨头啃下来。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些年有这么多改革文件、改革要求，今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年初深改组讲进一步解放思想，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再抓实，实际生活中间抓实的有多少？这种环境下有了压力我们是不是可以变成动力冲一冲，至少要给创新的试错空间。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要在压力之下进一步的开放和倒逼改革，倒逼改革就是清理文件柜就是变法，就是要在啃硬骨头这方面找到实质性推进的一些可做的事情。这方面可做的事情，如果排起来中国是一个长长的清单，怎么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60条336项改革任务，以及后续我们认识清楚的另外一些改革任务的这样一个系统工程。也得承认在这方面比我们还有进展，比如说今年大部制前所未有的十几年时间段以后，终于走出了相对像样的步伐，要乘势推进这种改革，要对整个行政架构伤筋动骨式的来做改造。减少这些局委办，减少审批权利，后面才能减少跟着派生出来的收费权等，才能真正降低中国纳税人、企业他们所受的负担，中国这个实际的负担绝对不是18种正税所能概括的，我们的五险一金在世界水平上一定是高水平的。怎么减，几百种行政性收费是非常过分的，这是涉及到了拆香火的问题，拆香火那就是大部制加扁平化，一定要对整个行政架构做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些是我们变压力为动力做的实事。如果能够这种开放和改革的实事坚定不移的做好，中国才有后劲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控制我们现在的矛盾凸显，才能化解矛盾中间维持基本的稳定的局面，来实现中央说的新的两步走。
第三句话就是逐步变被动为主动，因为中国现在追求的是强起来时代的升级发展，要形成发展的后劲，其实包含着是必须继续超常规的来追赶，继续大踏步的跟上时代。这个速度状态上，从原来的两位数落到6左右，仍然是大的经济体里面的高速度，我们叫中高速，在质量提升的过程中间，最关键的是我们怎么样处理好像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基本关系。邓小平在八九之后特别强调，从历史长河来看，这是一场小风波，要继续坚定不移的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搞好关系。我们现在其实还是这个战略思维，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在斗而不破的过程中间坚定不移的啃硬骨头，做好自己的事情，那么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好大的方向感，给社会成员各个层面的创业创新者以安全感，给我们整个的社会以预期上的希望感。我们能够在已经有的几十年的发展、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间保持它的可持续性，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如果我们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局面能比现在就会更明朗一些。那么现在而言，在诸多不确定性中间，我们要努力抓住我们能抓住的确定性，这归根到底在于我们能选择什么，我们要选择什么，重点在于把握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
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8/12/13 发布时间：2018/12/10
旧文章ID：17619
作者： 来源：IPP评论
编者按
2018年11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的报告，报告罗列了一系列中国针对美国企业、媒体、智库及学生所采取的游说行为。报告警告美国人称，应该认识到中国在美的“渗透和影响”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威胁。
参与该报告撰写的，是美国一批长期以来一直积极倡导美国增强与北京接触的中国问题专家。参与报告撰写的重量级学者包括葛来仪（Bonnie Glaser）、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及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人。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前美国驻华大使罗德（Winston Lord）及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也名列其中。
我们认为，该报告对中美关系做了严重消极总结和描述。中国从上到下没有改变美国和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野心，也不认为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中国政府希望对美国和西方社会产生某种影响的唯一目的是减少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事实上，也有美国部分学者保持了对中美关系的客观和冷静评价。如报告撰写者之一、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表示，虽然她不反对报告搜集的例子，但她认为报告夸大了中国在美国的威胁。我们特别附录了谢淑丽女士对本报告的不同意见。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希望美方作为世界上头号强国，能自信地张开双臂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企业、媒体、智库、学生到美国去，为促进美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推进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利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为了更好地帮助国内读者了解美国主流学界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IPP评论组织人力精心翻译了胡佛研究所报告的核心部分，希望读者们能在批判的基础上阅读此文。
研究背景：中国在美“锐实力”行动
自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的35年时间里，中国坚持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政策。邓小平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退休之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这些原则继续指导着中国的国际行为。
通过告诫中国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试图强调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它对“大国权力地位”的靠近，不会威胁现存国际秩序或者亚洲邻国的利益。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中国更自信地扩展了过去的政策，新政策不仅寻求重新定义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而且还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声称它是一种比西方民主体制更有效的发展模式。
然而美国非常清楚，中国是在通过外交、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投射寻求影响力。我们担心北京近来寻求文化和信息化影响力的多种方式会破坏我们的民主进程。这些方式包括中国在努力渗透如美籍华人社区、中国在美留学生、美国公民社会组织、学术机构、智库以及媒体。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将这些行为的特点总结为“隐蔽、强制或腐败”。
这其中的一些方式与其他国家的公共外交没有区别，但另外一些则涉及使用强制或腐败的方式给个人和组织施压，从而干扰美国公民和政治生活的运作。
当然，我们不必夸大中国这些新政策的威胁。中国并没有试图干涉美国大选，也没有像俄罗斯那样试图在民主话语中制造混乱或激化两极分化。虽然中美两国间存在紧张关系，但在友谊、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方面，中美之间也存在着深厚的历史纽带，这些都是我们乐见并希望培育的。对于与其他美国公民和族群一样充满自豪感的美籍华裔来说，免于可能导致相貌歧视或新麦卡锡主义的普遍质疑或侮辱很有必要。
然而，随着在外交、经济和安全领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中国的影响力让中美关系陷入极度不平衡和对立状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还把美国关于言论、新闻、集会、宗教和结社自由的理念视为对政治制度的直接威胁。
随着中美两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入往来，它们之间有了共同的重大利益关切。中美贸易总额（6354亿美元，其中美对中贸易逆差为3354亿美元）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双边贸易额。超过35万的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包含8万多高中生）。此外，数百万中国人移居美国，他们的存在对美国来说本身就是一笔巨额资产。
然而，这些优点不能掩盖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在某些关键领域正在利用美国的开放性，以便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推进其目标。与此同时，中国的威权体制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来寻求影响力。这阻碍了美国相关机构在互惠基础上与中国社会接触的合法努力。这种差异就是本报告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国寻求影响力的活动已经不限于过去统一战线政策所关注的华裔群体，它还瞄准了西方社会中更广泛的领域，包括智库、大学、媒体以及政府机构。中国致力于促进对中国政府、政策、社会和文化的同情，并拉拢重要美国人物支持中国的对外政策和经济利益。
诸如考察团、文化和教育交流、付费媒体植入以及政府游说等，都是许多国家能接受的软权力投射的常规公共外交手段。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合法的，因为它们是透明的。但是，本报告详细指出了中国一系列不透明的“锐实力”行动，中国在越来越积极地加强在美国的活动。这些都在利用我们民主社会的开放性来挑战，有时甚至会削弱美国关于自由、规范和法律的核心价值。
除俄罗斯外，在尝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面，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与中国一样广泛且资金充足。在金融资源的广度、投资深度和强度方面，需要更严格地审查中国的影响力活动，因为它正在干预更有资源和权力更大的部门，甚至比俄罗斯干预的还要多。通过开展融入美国生活多元化结构的活动，中国已经获得了更广泛和潜在的长期影响。
报告的调查结果
本报告由一群美国杰出的研究中美外交事务的专家撰写，是一年多研究的成果，旨在记录中国在美国境内扩大影响力的程度。
虽然已经有许多优秀的报告记录了中国寻求影响力的具体案例，但本报告在试图解决整个问题，并纵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负责指导中国海外影响力的活动。其中还包括与中国对应的美国社会不同部门的各个部分。附录中有中国在世界其他民主国家多样化的影响力活动的调查。
•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利用广泛的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来推进其扩大影响力的目标。近年来它大大加强了这方面的投资力度。虽然报告中描述的许多活动都是以国家为导向的，但没有一个单独的机构对此负全部责任，即使“统战部”已经成为中国寻求影响力活动的代名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还负有监督职责。中国许多名义上独立的行为体，包括学术界、企业甚至宗教机构，都受到政府的影响，遭受压力，以促进国家利益实现。
对外影响力行动的主要负责机构包括统战部、宣传部、对外联络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全国侨联以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所有这类机构都受到不同国家机构的支持，比如外交部、国务院侨办等。后者在2018年3月被并入统战部，这反映了统战部不断扩大的权力。
• 在美国联邦和各州政治活动中，中国在寻求和培养处于上升期的政治家。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中国聘请知名的游说和公关公司，并与有影响力的民间社会团体合作。这些活动配合了中国对国会议员及工作人员访华的长期支持。在极少数情况下，中国也寻找美国公民或公司，利用美国法规的漏洞来介入美国国内选举。
• 在大学校园里，孔子学院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接触美国学生团体的机会。由于孔子学院在让学生和社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方面具有积极的价值，因此本报告不反对。但报告确实建议对孔子学院执行更严格的监督并实行更严格的学术自由和透明度标准。在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直接支持下，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s）有时会上报相关情况，进而损害其他中国学生和美国教师在美国校园的学术自由。美国大学举办被中共和政府视为政治冒犯的活动，会受到来自中国大使馆及其六个驻美领事馆以及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压力。虽然美国对研究美国政治或历史的中国学者持开放态度，但中国却限制美国学者和研究人员进入中国去研究中国的政治敏感领域。
• 在美国智库、研究人员、学者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报告中能看出中国外交官的影响。在中国开始在美国建立自己的智库网络时，它就一直限制着美国智库在中国的运营数量和规模。并且还限制美国智库人员和代表团对中国以及中国官员的访问。
• 在商业领域，中国经常利用其公司在国外推进战略目标，获得政治影响力，并获得关键的基础建设和技术。中国允许外国公司继续进入其国内市场，前提是要它们遵守北京在台湾和西藏的立场。本报告记录了中国如何支持在美国成立的数十个与中国政府有关系的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 在美国媒体领域，中国几乎消灭了所有曾经为美国华人社区服务的独立中文媒体。它成功拉拢现有的中文媒体并建立了自己新的传播机构。中国国有媒体也在英语市场建立了重要的立足点。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严格限制美国和其他西方媒体在中国境内开展正常的新闻采访活动。
• 在美籍华人社区中，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派遣人员到美国向发表反华言论者或者支持台独人员施压，还向他们在中国境内的亲戚施加压力。北京把美籍华裔看作是全世界侨民的成员，认为他们不仅要保持对中国利益的认同，还要保留所谓的祖国文化，甚至是政治忠诚。这些活动不仅会干扰美国境内的言论自由，而且还有可能引起当地对美籍华裔的怀疑。
• 在技术领域，中国正在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以盗用它认为对其经济和军事成功至关重要的技术。除了强制众多合资企业转让所需的技术之外，中国还通过对美国高科技公司的投资以及利用美国大学实验室的开放性，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新技术。这远远超出了寻求更深层次、更具渗透力的影响力活动。美国在经济和战略上的损失越来越严重，这不仅帮助中国获得未来全球领先技术的全球主导地位，还会削弱美国在商业和军事领域的优势。
• 在世界各地，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寻求活动也在许多其他国家以不同形式反映出来。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国在海外寻求影响力活动的形式的变化，本报告还总结了中国在其他八个国家的影响力。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新加坡和英国。
建议：转向建设性警惕
在权衡政策的反响以迎合美国各机构的需求时，本工作组一直试图在被动和过激反应之间取得平衡。对我们的基础充满信心并对其可能的颠覆感到警惕，并且需要在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中解决一系列不公正性问题时还应保持开放。实现这种平衡需要我们将建设性的互动与危害性的互动区分开来，并且仔细地评估可能遇到的挑战，以免我们在遇到各种威胁时又过度反应，既破坏了我们自己的原则，又不必要地破坏了美中关系。
以下的章节以三个大标题提出具体的建议。面对现有的挑战，前两个提倡“公开透明”和“独立完整”。阳光是消除外部行为者对美国操纵的最佳消毒剂。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找出中国施加影响力的地方，找出那些中国的组织或者个体并觉察它们是否是隐蔽的、有胁迫的或是会侵蚀的。并且我们也应该提升我们机构的活力，以及对中国“分而治之”策略的坚持。捍卫美国民主体制的完整性需要坚持我们的开放和自由原则，更加密切地协调机构内部的反应，并更好地向政府和非政府机构通报中国或其他外国行为体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
而第三点建议，促进“互惠互利”，也是本工作组面对并作出的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在许多领域，中国政府严格限制美国的平台和机会，而中国同行则可以在我们社会享受自由。那么，在不降低我们自己的开放和公平标准的情况下，是否能让这样的竞争环境回归平衡，并实现更大的互惠？在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的投诉和行动都没有得到良好的结果时，是否可以通过施加不会破坏我们自己的开放原则的互惠限制来引起中国的注意？
本工作组并不总是意见统一，我们认为，在某些领域，针锋相对地反击才是有用的。不过这本身并不是目的所在，而是一种迫使达到互利互惠的手段。中国政府崇尚用坚定、公正的方式呼吁来实现互利互惠，而美国则认为应该通过施压的方式迫使其实现。
本报告的每个部分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增强中美关系的透明度，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完整性，以及给予美国的个人和机构类似于中国的个人和机构在美国那样拥有更多的机会，来回应中国寻求施加影响的行为。
我们建议敦促应对中国的挑战，以促进更大的透明、完整性和互利互惠。我们认为，以一种新的方式强调这种“建设性警惕”是开始保护我们的民主传统、制度和民族的最佳途径，也是建立更公平、更互惠、更健康的美中关系的最佳保证。
附录：谢淑丽的异议
虽然我认为报告中的具体的事实研究没有任何问题，但我反对我所看到的报告中夸大当前中国寻求影响力活动对美国的威胁。该报告讨论的中国活动范围很广泛，但只有一些活动构成了对美国的强制性、隐蔽性或腐败性干涉，而且这些活动实际上并没有破坏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
不区分合法与非法活动有损报告的可信度。这种大范围模糊合法与非法活动的累积效应夸大了当今中国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特别是在当前的美国政治历史当中，夸大来自中国颠覆的威胁，可能会引起人们联想起苏联时期的冷战，其中包括反华版红色恐惧，这将使所有华人处于被怀疑的阴影之中。现在，我认为，实际上我们自己的过度反应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可能大于中国影响力所造成的伤害。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必须对报告的整体威胁评估表示异议。
本文系IPP独家翻译作品。译者：石晓微、严灏文。
来源时间：2018/12/13 发布时间：2018/12/10
旧文章ID：17618
作者：刘胜军 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光荣岁月里，邓小平是缔造这一奇迹的“魔术师”。由此，邓小平也成为海内外研究的重点人物，以哈佛大学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为代表。不过，傅高义毕竟是学者，并未与邓小平有直接的接触。
亲历者会如何解读邓小平？在与邓小平有过长时间交往的政治家中，李光耀和基辛格最有资格对邓小平做出评价。
基辛格作为美国政治家与“中国通”，他在《论中国》一书中对“邓小平魅力”的描述入木三分。
1、横空出世的邓小平
邓小平虽然是党内重要领导人，但由于建国后的“三落三起”，很长时期内他在国际舞台上默默无闻。自然国外对他的了解也就不多。基辛格说：
邓小平的仕途不胜坎坷，也令人难以置信。1974 年邓成为美国的主要会谈对象时，我们对他知之甚少。1973 年毛泽东不顾政治局激进分子的反对，亲自干预，恢复了邓在中央委员会的职位。毛泽东还一反常态，对邓在文革中蒙受羞辱表示歉意。
一开始，华国锋和邓小平的分歧让基辛格倍感困惑：
1977 年邓小平又一次在被打倒后复出。1979 年 4 月我访问北京分别与华国锋和邓小平会面。两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经济改革想法，中国领导人在思想体系和实践方面的分歧如此明确，我还是唯一一次碰到。
2、邓小平 Style
邓小平的风格与毛泽东、周恩来有很大的区别，这一点让基辛格最初难以适应：
在习惯了毛泽东的哲学宏论和形象比喻，以及周恩来儒雅庄重的职业精神之后，面对邓小平言语辛辣、单刀直入的作风，偶尔犀利反讽的插画，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问题时，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把自己调整过来。他个子矮小、 身体结实， 进屋时就像有风力相助，坐下来就直切正题。他很少在寒暄上浪费时间， 也觉得没有必要像毛泽东那样以寓言为包装来掩饰锋芒。他的态度是，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国事而来，又都是成人， 对小小不言的摩擦不该介意。
在西方人眼中，中文是意境高深的语言，但邓小平却喜欢“大白话”。有时候，邓的直白和坦率令基辛格感到震惊，他毫不避讳谈自己的“短板”：
周恩来偶尔说几句英文，邓小平则自称“土包子”，坦承“语言太难了，我在法国求学的时候就没学会法语。”
在与一个澳大利亚代表团交流时，邓说中国是穷国，需要向澳大利亚学习——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如此坦率过。邓要澳大利亚访客不只看中国的成就还应该看看中国的落后，说这样的话在中国领导人当中他是第一人。
邓小平说：
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
1984 年邓小平说：
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
3、“放”是邓小平的关键词
不打不相识。基辛格对邓小平的赞誉与日俱增：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对这位眼神忧郁、曾几度大起大落却矢志不移、顾全大局，并在日后逐步振兴中国的强悍的小个子产生了无比敬意。
邓小平改变中国的“魔术”究竟是什么呢？基辛格如此点评：
• 邓小平打破了毛泽东的先例，没有自认是哪一方面的天才，反而谦称自己没有专长。他让下属去创新，只要行之有效就予以支持。
• 他的实事求是作风把中国从走历史捷径的大梦中唤醒，重回现实世界中。邓小平设法断然结束了 19 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出现的外国是否可堪中国借鉴的辩论。他坚持中国应更强调“专”而不是“红”。
• 在晚宴上，邓小平说权力下放十分重要。但他说这还不是最大的挑战，中国必须引进现代技术，送几万名学生出国留学，“西方教育没有什么好怕的”，文革的危害将永远结束。
• 毛泽东治理国家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忍耐力。邓小平则仰赖解放人民的创造力，实现他们自己理想的未来。他强调需要放松意识形态禁锢，鼓励“独立思考”。
•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克服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停滞。他推行市场经济，下放决策权，向外部世界开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他进行的这场革命靠的是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国人民有着天生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只不过长期以来受到战争、意识形态的教条和对私人投资严厉打压的束缚。
4、邓小平的历史厚重感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他责无旁贷。1979 年邓小平对基辛格说：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对。我们已经错了太多次了。
谷牧等人欧洲考察的“中国落后 20 年”结论，坚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紧迫感。邓在新加坡的所见所闻也深深刺激了。李光耀说：
他邀请我再次访华。我说等中国从文革中恢复过来我就会去。邓小平说那需要很长时间。我反驳说，你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
5、远见和勇气
在基辛格看来，邓小平是兼具远见和勇气的领导人：
中国成为今日的经济超级大国应归功于邓小平，因为他履行了一个领导人的最终职责：让社会呈现了崭新面貌。社会要有富有远见的领导人才得以进步，这样的领导人知道该做什么，同时还有勇气看准就看。
由于担任过中央秘书长、总书记、淮海战役总前委等职务，邓小平非常具有“大局观”。正如他 1978 年开启改革开放之门的演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所表明的，就像邓小平喜欢的金庸小说里面说的那样——冤冤相报何时了，他决心“团结一致向前看”而非沉湎于过去的恩恩怨怨。邓小平访日期间的“高姿态”令日本社会震动。基辛格说：
邓小平愿意不再计较日本给中国带来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他给了日本领导人一个拥抱，这样的举动在日本社会几乎绝无仅有，在中国也是一样。
最能体现邓小平勇气和魄力的事情是“教训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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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边境战争意义深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作了这样的总结：
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惩罚行动失败了，我却认为它改写了东亚的历史。
6、历史遗产
从 1990 年初邓小平开始逐渐淡出高层，他是近代以来第一位这样做的中国领导人。考虑到邓小平的特殊份量，他退休之前必须留下政治交代。
邓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后，决定给他的接班人留下几句指示，文字言简意赅只有 24 个字：
•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但是他对当时的政治气氛和陷入停滞的改革仍然感到忧虑。在这种气氛中，已经退休的邓小平 1992 年进行了他“最后一次伟大的公开亮相。这次视察几乎产生了神话般的意义，他的讲话成了中国后来 20 年政治经济政策的蓝本”。
• 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改革开放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 “左”的东西在党的历史上可怕啊！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
基辛格充满敬意地写道：
对邓小平这样的活动家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表白：“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
来源时间：2018/12/13 发布时间：20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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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良 来源：来稿照登
一，从此番抓孟事件看，这是通过蛮横打压华为来公开羞辱中国，这也说明一个原来气定神闲的美国，正在变成一个气急败坏的美国。那个坐在道义制高点上的美国不见了，露出来的是一个急红了眼的美国。
二，这个美国不是两个美国。那个在其国内斗成两个美国的美国，在与中国斗时，变成了一个。不光是美国政府，国会和司法系统，连美国的企业界和学界，都在谈论华为如何违反美国法律的话题，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这次抓捕根本就不是个法律问题，而是要打击中国高科技产业第一次对美国的完美超越？他们全懂，但为什么还要在内斗成这样时，朝野上下都赞同美国政府这么干？
三，什么司法独立？这个抓捕令是美司法部在今年八月就下达的，美司法部难道不是美政府的一部分？至于到了审判阶段美国法院相对独立我承认，但他们又有多少公正可言？回顾一下上世纪轰动一时辛普森案就不难明白。
四，所以，我认为我们对美国不应再抱任何幻想，因为在中国整体60%追撵美国的情况下，美国人的对华心态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我们不要指望仅靠经济利益的驱使，可以扭转和改变这一点。即使这种扭转和改变有一天终会到来，那也是中国真的全面赶上或超越美国，中国市场彻底成为全球第一那一天。
五，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不能再做与美修好的G2梦，只能冷静甚至冷酷地与美一笔一笔讨价还价地进行交易和博弈，其间甚至不能排除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
总之，对美关系，我的看法是往悲观处准备，往乐观处努力。否则，四十年改开成果，只会得而复失。而中国，已经不起从头再来。
来源时间：2018/12/12 发布时间：20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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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志坤 来源：环球微视点+
中国已经到了要好好规划今后中美关系路径的时候了，要明确地知道新冷战条件下中美关系怎样走。
中国的“专家”、“学者”们从来未曾想到中美关系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在他们的想象中，中美两国的联系空前密切，双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已经如同夫妻一般。
为什么会有中美“夫妻”关系的形容呢?这大概取材于中国传统民间文化。
过去中国民间话曲流行，其中元代一则有关夫妻关系的词话在老百姓中间口口相传。这则名为《我侬词》的话曲是这样说的：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槨。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生死都离不开，这大概是对夫妻关系最形象、最逼真的描述，既贴切生动，又朴素平易，所以才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形容中美夫妻关系是不是得益于这则曲话从而激发出了灵感不得而知，但具体描述中美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两国“只能合作，除了合作别无出路”等诸般文字，显然同上述《我侬词》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相当地雷同。
不管怎么说，总之，情况就是一些中国人对美国相当衷情、相当亲昵、相当贴心，这是公认的事实。这种情怀在中国的上层精英中尤其普遍、十分通行，这些人对美国一直都深情款款、含情脉脉，心中时刻惦挂着美国的喜怒哀乐与冷暖饥寒，充满了无限的柔情蜜意，时时处处对美国体贴关怀，对两国关系的未来满怀美丽的憧憬。
但遗憾的是，近些年来，上述一片衷情换来的并不是美国的爱怜，而是一番接一番的羞辱，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现在，以美国副总统彭斯著名的哈德逊研究所反华演讲为标志，美国已经把中国描述得十分不堪，简直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歹徒。如果说，过去在美国的公开表态中，只有朝鲜、伊朗这样的政权才是邪恶的话，那么现在中国也被打入这个行列，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本来，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总体而言是中国以大量廉价产品供应了美国市场，用无数的衬衫、鞋子等生活必需品换取美国的飞机、计算机等，这无非是高端剥削低端、高技术压制低技术的一种交换，美国人的寄生与中国人的勤劳在几十年中美经济贸易的产品结构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但付出的是勤劳与汗水，总体而言是美国剥削了中国而非中国剥削了美国。
可是，现如今美国的政客们颠倒黑背，把美国对中国的剥削美化成对中国的帮助，说什么是美国重建了中国;说中国人的好日子过得太久了，好像拜美国之所赐一般;他们把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与遏制说成了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与威胁，明明是美国在战略上无止境地开疆拓土，却反说中国有野心搞扩张，等等。
这使得爱国的中国人民无比愤怒，也让上述那些视中美关系如夫妻关系的人感到十分委屈，满腹心酸，让他们在这种战略上、方向上失宠失恋的感受十分难过，因而根本想不通中国究竟如何招惹到了美国，弄得美国是如此地反感、厌恶中国，在感情上始终转不过弯来，浑然不明白缘何美国对中国从如胶似漆转瞬间一翻脸就这般冷酷绝情。这种迷茫、伤怀、无奈之感觉在下面这段文字中表述的十分到位：
“中国社会从没有见过对华抱有如此敌意的美国政府，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中国只是在国内辛勤地谋发展，与全世界做生意，希望保持领土完整，与周边国家虽有摩擦，但我们努力与那些国家管控了相关摩擦。我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我们没有像苏联那样大张旗鼓地对外输出。这样的中国就成了美国的‘最大威胁’了?”
上述这等情形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战略课题，即中美关系缘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这究竟是一种战略与历史的必然，还是美国一些政客情绪或精神发作的偶然?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存在两种必然和两个影响性因素：
第一个必然：这是帝国主义发展到霸权阶段，垄断资本寄生本性大爆发的必然
现如今我们人类社会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历阶段，这是一个关乎如何诠释时代特征的大问题。对此，有人断言说，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化”时代，俨然如世界大同的前夜，濒临“最后斗争”一般。
这完全是一厢情愿，难道美国霸权是可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对象吗?如果有谁想要同美国去商量如何放弃对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的侵略与控制，难道不是与虎谋皮吗?如归有谁想要同美国商量如何解散北约这个冷战集团，放弃冷战思维，难道不是异想天开吗?
现如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究竟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是不是已经进入到可以同其它制度模式与发展道路 “共商、共建、共享” 的历史阶段，以实现“合作、共赢”，这是又一个关乎我们时代特征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与上述人类历史阶段的判断二者相辅相成，即：如果不能明确地判断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就无法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历史特征下结论;反过来说，只有准确地把握与判断当今人类社会的历史时代性质，才能准确地判定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性。
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判定全人类已经进入了“共商、共建、共享”与“合作、共赢”的历史阶段，那么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也就不复存在，资本主义同其它任何发展模式的矛盾同样也不复存在，就都统统都化干戈为玉帛了，大家就都可以坐在一起“共商、共建、共享”了。
事实真的是这么回事吗?简单地问，美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代表与顶峰，真的已经放下屠刀、改性变善，可以同世界各国温良恭俭让地协商，公平分享人类财富与劳动成果了吗?
回答是完全与此相反。现如今美国正在霸权的道路上狂奔，已经变得更加霸凌、更加蛮横无理了。
任何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的战略盟友在内，想与美国平等协商、公平分享，一概都不可能。特朗普也好，特朗普以前的奥巴马也罢，他们都已经明确昭告全球，就是要把“美国优先”的原则贯彻到位，贯彻到底。具体什么叫“美国优先”，我们不妨看看动物世界的例子。
在动物世界里，比如狼群，那里就有享受“优先”的个体，人们称之为“头狼”或“狼王”，它就拥有诸多“优先”的特权，比如独占交配权，优先进食权等。交配权也就罢了，进食权力却是现实的生死，君不见，就那么一点肉食，但非要“头狼”或“狼王”自己先吃饱喝足了，才能轮到普通成员一哄而上分食。
这样一来，“头狼”或“狼王”自然就养得膘肥体壮，而臣下奴仆们就要饥寒交迫了。这反倒更有利于巩固“头狼”或“狼王”的统治地位，因为它可以凭借更加强大的实力独霸于群体之内。这就是“优先”具体涵义及其影响和意义。当然“美国优先”的影响与意义远非“头狼”或“狼王”的那种优先所能比拟，但优先进食的原则却毫无二致。所以，“美国优先”的实质就是，美国要凌驾在世界一切国家之上，优先攫取一切财富与利益，剥削全世界。
这是霸权与寄生的完美结合，也是资本垄断的最高境界。在人类历史上，霸权、垄断、寄生这三者这般紧密结合并达到如此高度，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即或是当年西方的罗马帝国或中国的唐帝国也难以望其项背。英国人曾经在地球上建立过著名的“日不落帝国”，尽管在霸权方面相当突出，但也未曾高举“英国优先”的大旗，美国的霸权统治者可谓超越其宗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此前一个时期才有人喊出“天下苦美久矣”的口号，应该说，这是真实的写照。
发展到如此的程度的美国霸权到特朗普时期开始了集中的爆发，现在中国有媒体形容美国霸权为霸凌，确实是因为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辞汇来形容霸权的猖獗了，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也。
这样的美国自然要渔猎一切，中国当然不能例外。但柿子要捡软的捏，俄罗斯又臭又硬，是一个难啃的硬核桃。英、法、德、日等是美国的盟国和战略走狗，可以下嘴但也不能吃的太狠，放眼世界，全球芸芸众生当中，中国可谓是最为肥美的一个，成为美国所要剥削压榨乃至宰杀的第一头战略肥猪，可谓在劫难逃。
中国一直在呼吁美国对中国要“平等相待、互相尊重”，这本身就同“美国优先”的原则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所以，仅仅从这点上说，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也纯属必然而绝非偶然。
第二个必然：这是冷战结束打破全球力量均势，战略不平衡持续发展，霸权失去应有制衡的必然
世界两级格局终结，前苏联垮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取得空前的战略胜利，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将出现怎样的局面，战略形势将向何处发展，有关这个问题，中国是怎样做出判断的呢?这当然是一个二十多年前的话题，但仍然是讨论中美关系不可回避的话题。
记得当时中国国内很多“专家”、“学者”都鼓噪说，冷战结束，一个超级大国解体垮台了，一个超级大国衰落了，想独霸世界而力所不能，还什么“挟泰山以超东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所以，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这种鼓噪之下，多极化世界俨然成了中国对世界局势的基本判断。
可是，现如今将近三十年过去了，多极化世界出现了吗?多极化世界的各“极”都在哪里呢?
须知，人类战略语境中所谓的“极”，指的是战略体系的核心，是力量集团的中心。譬如太阳系中的太阳，银河系中的银核，如果仅仅有太阳而没有太阳系，太阳就难以称之为“极”。当年美苏两国之所以称之为两级，就是因为他们都各自率领着一个庞大的战略体系，而自身充当者系统的核心与力量的极点。
从这个意义上出发，中国算得上一极吗?现如今的俄罗斯算得上一极吗?欧洲算得上一极吗?日本算得上一极吗?印度算得上一极吗?事实上都不是，它们都完全无法构成战略上“极”的概念，充其量也就是地区大国而已，根本无法同美国相比肩。所以，现如今的世界仍然只有一极，是一个严重的“一极独大”的世界，有关世界正在多极化的判断严重失误。
如果我们世界真的走向多极化，那么，各“极”之间纵横捭阖、互相制约，就会造成全球范围的战略均势与力量均衡，直白地说，就是势均力敌。人类的战略经验证明，在势均力敌战略均势的大背景下，各方力量大体平衡，和平就能得到保障，战争就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避免。人类的和平力量不能靠美好的愿望，而只能依赖“以暴制暴”式的制衡。正因为这样，所以，冷战期世界两大集团的军事对峙十分严峻可怕，但全球却因此得以享有大体上的和平。
但遗憾的是，冷战结束打破全球力量平衡与战略均势，苏联解体，美国所主导的力量体系失去制约，于是就如脱缰野马一般扩张壮大，现在已将其战略疆域拓展到欧洲全境，力量杠杆已经伸到中亚、东南亚和南美等地，时至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同北约相类比，任何战略力量在北约整体力量面前都显得不成比例。
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战略力量在全球占比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现在，美国每年的军费总额达到近世界的一半，精确一点形容是相当于排在其后面九个国家的总合。人们不妨大脑中想象一下，如此规模的武装强化，几十年积累下来，美国的军事资产积累与战略资源底蕴该达到怎样惊人的程度。所以，现如今美国的军事力量如同一架巨大的机器，在这台空前巨大军事机器面前，除了俄罗斯继承自前苏联的核力量之外，任何其它力量都显得十分渺小、难以匹敌。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曾狂言，任何想挑战美国的人，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给他狂言撑腰的，就是美国庞大的武装力量。
此前一个时期，有关美国衰落的话题在中国被炒的很热闹，什么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国云云，说得不亦乐乎。其实，只要简单地画上一幅世界军事地图，把各国的军事力量简单地摆放一下，就完全能看出我们这个星球是怎样被美国所武装覆盖、所军事控制。
当然，我们承认美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的占比已经每况愈下，尤其是它的制造业在总量上已经被中国所超越，中国的总体实力在快速追赶上来，极大地缩小了同美国之间的差距。但是，就全球范围而言，美国的战略与力量优势一直在做大而不是在削弱;就中美之间进行力量的全般对比而言，美国的优势也不是在缩减而是在扩大。
比如说，美国在冲绳、关岛庞大的军事基地是不是强有力地支撑着美国的战略优势?而类似这样的基地美国有800多个，遍布全球要津，卓有成效地控制一切海运枢纽和军事高地;还比如说，美国虽然制造业总量不如中国，但美国每年新增的军事装备总量是多少，是不是远高于中国?这样年复一年的积累，得积攒下多少优势!美国的武器库得庞大到怎样的水平!
再比如，假如中美两国今天爆发冲突，那么明天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及遥远的英国、法国等就要同美国站在一起并肩打击中国，后天印度还可能参加进来，试问中国会有什么外部力量直接支援?等等，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
中国是这样，俄罗斯大体上也是这样。现如今美国除了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还十分顾忌外，在任何其它力量上都基本不把俄罗斯放在眼里，因此对俄罗斯毫无忌惮地使用各种各样的制裁手段，甚至有美国在任高官还大放狂言说要封锁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和海洋运输。
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下的力量集团持续地做大做强，一方面多极化世界杳然无踪，霸权因此失去了制衡和制约，于是就开始了它的疯狂之旅，就在全球范围内大打出手了。人们常说，失去制约权力就会发疯，霸权也是这样，冷战结束至今的几十年，就是霸权发疯猖獗的几十年，看看这些年被美国及北约袭击打击的国家有多少，伊拉克、阿富汗、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利比亚、叙利亚等;看看美国及其同盟集团拥有怎样“想打谁就打谁的自由”，动辄就是巡航导弹定点打击，特种部队突然袭击，等等。
所以，冷战后的几十年，是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几十年，是美国霸权挥舞屠刀横行世界的十几年，也是霸权发展到顶峰的几十年。这期间发生的战争远远超过冷战时期，如果说，冷战下的和平是冷和平，那么，冷战结束后一超独大的和平其实就是假和平，有人鼓噪所谓世界进入了建立持久和平的新时代，这纯属在一厢情愿地异想天开。
建立在空前力量优势的基础上，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自由。老百姓都知道，美国想打谁就打谁。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之所以没打击中国而主要在中东等地横行，原因是迫于形势。现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不存在对美国霸权强有力的牵制，也没有其它力量对美国形成强大的制约，所以，美国要把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要聚焦中国了。这是全球力量失衡，战略天平持续向美国倾斜，霸权失去应有制衡的必然结果，只不过或早或晚而已，早来晚来早晚都得来。
在上述两个必然之外，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也不能不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一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实力壮大，使自己的战略地位空前突出了起来，表现出同美国有强烈的竞争性，为美国所不能容忍，这对中美关系恶化起到了加速与催化的作用。
譬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题中应有之义之一，就是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美国怒火中烧、大动干戈了。政治上，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大失败的标志而不是胜利的宣言，现在中国反其道而行之，并还大讲特讲还有什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云云， 把这些东西凌驾在美国模式与美国的政治信条之上，即便只是在中国国内这样搞，也无论如何不能为美国所允许。
二是同美国斗争不力，没有让霸权领教到中国厉害，使之懂得惹翻中国很不好办的道理。
如果在过去的岁月里中国能通过强有力的斗争，让美国当局对中国有所惕惧、心存敬畏，也许中美关系还不会像今天这样急剧恶化，至少美国的政客们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
美国副总统彭斯演讲攻击中国
这个道理很简单，譬如两个人做生意，如果一个人从另一个人哪里赚得越多，好处捞得越大，就越是瞧不起这另一个人，所谓得了便宜卖乖，美国就是这个卖乖的家伙。当年的尼克松心里对中国很是战战兢兢，所以只好屈尊低头，现在特朗普完全没有这个经验体会，自然就对中国毫不客气了。
现在，一些中国的“专家”、“学者”把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进行了可笑的分派，概而言之，大致上有如下几种派遣：
其一，没坚持“韬晦”出恶果
有人将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归咎于十八大后放弃了“韬光养晦”，他们说，如果中国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则美国就不会盯上中国，就不会将中国列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了。可是，十八大以后的中国太高调了，太不配合美国了，同俄罗斯、伊朗等国走的太近了，自己宣扬自己又是走进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又是搞什么“一带一路”云云，结果把美国惹毛了，中美关系因此就不好了。
其二，一些人忽悠、鼓吹惹来祸
还有的人把中美关系紧张归咎于一些人的忽悠与鼓吹，犯下此等大罪过的人包括胡鞍钢、胡锡进、周小平等，说他们这些人把中国鼓吹的太厉害了，忽悠得太邪乎了，以致于引发美国的警惕与警觉，中美关系因此受到了冲击和影响。
笔者以为，只要具备基本的理性思辨能力，就完全明白，上述说法要么是指桑骂槐，要么就是胡诌八扯。
关于第一种说法，事实上不管是否“韬光养晦”，中国都一直是美国军事上防范、战略上打压与政治上消除的对象。冷战时期是这样，冷战结束也是这样。发展到如今把中国升格，成为美国当前与首要的战略打击对象，其对华战略在本质上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轻重缓急、时间快慢而已。
人们知道，在上述两个必然之下，中国成为美国主要战略对手乃大势所趋，不管中国是否奉行“韬光养晦”的战略，中国都不能避免此战略宿命。甚至可以退一步说，即或中国的发展没有这样快，壮大得没有今天这样迅速，也照样难逃此劫，只可能在轻重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说中国不“韬光养晦”了，美国就盯上中国，只要中国“韬光养晦”了，美国就放过中国，这种把美国当傻瓜、当猴耍的思维真是肤浅得可怜。
第二种说法更是荒唐滑稽。胡鞍钢教授因为宣扬中国超过美国而在前一段成为众矢之的，酿成一阵不大不小的胡鞍钢风波;胡锡进不过是以《环球时报》为舞台写了一些东倒西歪、随风摇曳的墙头草社评，揣摩上意、迎奉拍马的功夫还可以，真知灼见根本谈不上;周小平先生是网络写手，他的文章总是把中国描绘得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属于典型的捧场叫好者。这三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但除了胡鞍钢之外，基本都局限在国内，即便是胡鞍钢，也不可能影响左右美国的决策判断。要他们三个人负中美关系恶化之责，真是太高抬他们了，恐怕连傻瓜都不会相信。
但是，上述这些责任分派之所以在中国成了一定的气候，为相当一些“专家”、“学者”们所奉行，恰恰证明了当今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贫困与窘境。
尽管当今中国这个领域里智库林立，专家学者云集，但总体而言，却对国际局势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预见性、前瞻性，也从来就不能准确判断中美关系的实际进程，所以，智库也好，“专家学者”也罢，都不免被越来越多的人当成笑话。如果有谁好事的话，把他们五年前、十年前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章讲话翻出来重温一番，一定要惨不忍睹。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他们不承认上述的战略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即上述的两个必然。在这一点上，他们同西方自由世界的专家、学者们高度一致，基于他们的哲学观念与逻辑起点，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最优良的品种，是人类社会最终的模式，是历史的终点，哪有什么垄断、寄生与霸权可言呢?
至于美国所主导的西方集团的战略大扩张，在他们的理论逻辑下，这完全是普世大潮之浩荡，是完全正义的，也是非常及时的。
他们不认可战略均势，不承认战略不平衡，就像他们从来都认为别人威胁美国威胁和平，而美国从来都不是和平的威胁一般。
在当今中国，相当一批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买办性太强，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政治远见，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在贩卖西方的政治经济教科书，不过是学术领域里的买办，这样的买办当然绝不会承认霸权统治世界有什么不对，反而要起劲地维护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
于是，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一切同美国的矛盾冲突，自然都不是美国的责任而是别人不良，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二是误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是中国关于国际政治与形势的重要论断，但这个说法所指出的只是和平与发展的迫切性，并非是全球各国都在按照这两个主题行动。都在这个主题的约束下规范和设计自己战略路线，好像都得遵从和平，都要专注发展一般。
说实话，在美国的战略词典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霸权对此既不认可，更嗤之以鼻。美国的主题就是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一百年不动摇，就是确保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就是确保美国想打谁就打谁的战略自由。
一些中国人幼稚以为在两大主题之下，从此以后，人类和平将是持久的， 世界发展将是持续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就在世界越来越变得枪如林、弹如雨的形势面前就变得茫然无措，更不曾想到有朝一日美国会把刀枪剑戟一齐往中国身上招呼。
简单地说，当代中国国际关系领域主流的专家学者们从来未曾想到中美关系会变成战略对抗关系，有关中美新冷战问题不是他们的研究对象，而且他们也根本不想做、不要做这样的研究。时至今日，有关中美可能发生新冷战的说法早已经议论蜂起、街谈巷议了，但有关中美新冷战的研究却是一片空白。
所以，中美关系走到这一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走。
一些人还是总想要退回到原来的步骤上，总想来一个破镜重回、覆水再收，继续做“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夫妻。期盼之殷，渴望之甚，如久旱之望云霓，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中国已经到了要好好规划今后中美关系路径的时候了，要明确地知道新冷战条件下中美关系怎样走。说到这里，笔者以为有必要重温毛泽东主席写于建国前夕的那篇有关中美关系的著名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他说，“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
“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
现在重读这些话，仍然足以发人深省。
来源时间：2018/12/11 发布时间：2018/10/16
旧文章ID：17614
作者：苏起 来源：海外看世界
苏起
台北论坛董事长
“九二共识”概念提出者
今年适逢《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台湾方面也就此举办学术研讨会，笔者在相关研讨会上表示，九合一选举结束后，民进党选得不好是因为事做得不好，是因为民进党的经济政策、劳工政策、两岸政策都不受欢迎。中、美、台三边关系中六大因素的四大紧张因素，恐让明年两岸关系更糟。
笔者认为，韩国瑜现象的产生，是因为房子里充满了瓦斯，且越来越多，是韩国瑜点了最后一把火，代表“其实在过去两年半中，民怨一直累积的”。在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因素下，明年两岸关系会更关键。
第一，明年的两岸关系不容乐观，这是结构性因素导致的。在中、美、台三角关系中，台湾虽然很小，但是台湾会牵动很多事情，中、美、台三角实际上是六个关系——三个角对三个边。三个边就是两岸关系、美台关系、中美关系，四个因素是紧张的：台湾内部紧张，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内部紧张，两岸关系紧张。
第二，明年美国因素会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主要原因是“中美关系未来会更紧张”。美国认为现在的台湾是东亚地区唯一一面倒向美国的，其他所有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两边下注，这次选举美国在选前都忍不住公开干预。明年美国因素会更重，美国打台湾牌动机会更强，民主党和共和党虽然斗争很激烈，但是“他们在对中的立场上是一致的”。
第三，因为美国因素增强，“蔡英文一定会成为民进党下一个候选人”。在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中，现在台面上最了解美国、最能够掌握利用美国因素的是蔡英文，而不是赖清德和陈菊。随着美国因素的加重，“民进党没有人能够取代蔡英文”。从九合一选后一周的情况来看，民进党对蔡的批评有限。
第四，明年民进党在论述方面，打的不是“统独”，而是“亲中和亲美路线的斗争”。“亲美和亲中”对中间选民来说还是有卖点的。
第五，因为台湾内部出现新的两条路线，台湾内部的选举跟国际挂钩，局势会更紧张，台湾老百姓的安全感会大幅降低。因为军机军舰绕台和中美贸易争端，台湾老百姓的安全感已经降低很多了。明年选战开打，“美国因素会继续加重”。
将来国民党的候选人不能只跟大陆关系好，也要跟欧美建立良好关系，这个比例是要拿捏的，不能一刀切，不然就掉到亲美、亲中的窠臼中了。国民党中不管是谁，如果做到这一点，老百姓就会有安全感，经济反而没有那么重要。“明年的局势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是高难度的”。
（本文由作者供稿，文章原载于中时电子报，由作者授权海外看世界在微信平台独家发表。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8/12/11 发布时间：2018/12/11
旧文章ID：17613
作者： 来源：每赢会
（1）
华为分管法务的总裁应当引咎辞职，
像华为这样在世界经济
技术领域都备受关注的企业，
处于中美、美伊争端的漩涡之中，
高层领导在世界各地奔走，
人身安全和各国的刑事政策安全
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中兴事件之后，
稍微敏感的专家都应当意识到，
美国与伊朗其实处于一种战备状态，
美国与伊朗的关系类似当年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是一种敌对状态。
华为的法务老总
显然缺少对美国刑事政策的敏感性。
之前的京东刘强东事件，
京东的法务总裁
也缺乏对美国刑事政策的敏感性。
法务总裁的首先任务是
确保公司高层领导的人身安全
以及在世界各国行走的刑事政策风险。
中国国际化大公司业务是国际化了，
但是思维模式并没有国际化，
特别分管法务的总裁，
他们大多是中国的法学院培养出来的，
或许有中国司法界光鲜的背景，
以及处理中国事务的强大能力，
但是致命的弱点是
胸口上天生有颗痣 “摆平”。
中国国际化公司的老板们
迫切需要一个
对国际刑事政策非常敏感的特别助理，
远比找个一个武林高手做保镖重要。
（2）
孟小姐触犯的是美国法律，
不管是否引渡，
提前找美国的刑事政策律师
研究对策。
（3）
孟小姐引渡不可怕，
美国有辩诉交易制度，
公共领域的经济犯罪
一般都可以通过和解
用钱解决。
（4）
不要受吃瓜群众的情绪影响，
也不要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
女儿是自己的，
贸易战是国家的，
商业利益都可以用商业利益解决。
（5）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朝廷，
朝廷或许有用，
但是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这个只可意会。
（6）
不要去相信美国的阴谋论，
美国连自己的总统都可以起诉，
真正需要思考的阴谋是，
孟小姐无法回国继承王位，
谁是受益人？
来源时间：2018/12/11 发布时间：2018/12/10
旧文章ID：17612
作者：乔依德 来源：FT中文网
在本次阿根廷“习特会”举行之前，国内外相当多的人对会谈结果持悲观预期，甚至怀疑会谈能否如期举行。原因不外乎是：此前白宫多名高官都发表了火药味十足的言论；美国发布了新的301报告，继续严厉抨击中国；APEC会议也因为中美争端未能发表联合公报；等等。
其实，中美两国都有很强的动机通过元首会谈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对中美关系不断上升的紧张局面降降温，即使这不能立刻解决全部的问题。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经济增速已经见顶，减税、增加支出的刺激作用将减弱甚至消失，因此经济增速将在明年回落。而且美国股市已在今年大幅回调，特朗普几个月前还大肆吹嘘美国股市如何如何棒，现在无疑给他当头一棒，尽管他再也不提股市了。与白宫鹰派不同，特朗普更为关注贸易问题，关注短期问题，这与他想在2020年大选中连任直接有关。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经济稳中有忧，经济下滑的压力仍不小，如果贸易争端迟迟不能解决，经济放缓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因此中国一直都希望和美国达成和解协议。
本次会谈的最大成果是营造了中美贸易战趋缓的氛围，至少防止了中美关系的全面恶化，尽管这种效果可能只是暂时的，但是立足当下不得不说是一种“双赢”。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没有做出任何退让，仅仅是将提高关税的计划延后了90天，但是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关于增加自美进口和结构性改革的当面承诺，提高了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可以将今后进一步谈判中可能的“让步”，纳入主动推动改革开放的事项之中。根据新华社通稿，“中方表示,愿意根据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国内市场和人民的需要,开放市场,扩大进口,推动缓解中美经贸领域相关问题”。黑体字的内容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即将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活动中，中国领导人可以主动宣布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举措，以对应在会谈中中方的承诺。
至于中美官方公告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可能是因为双方都希望发布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发布的信息都比较模糊，而且没有原则性的冲突。
美方宣称中方已经承诺的一些事项，恐怕还要经过未来90天的谈判才能确定。例如，美方宣称中国将立即购买美国农产品，但是“立即”具体指何时、对美国农产品征多少关税在公告中并没有说明。而中国官方宣称：“双方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是中方对美方采取相关积极行动的基础和前提。”是否可以认为，所谓的“立即”要等中美达成具体协议之后？此外，中国降低自美进口汽车关税、对高通收购恩智浦持开放态度等，也都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确认。即使是参与“习特会”的美国官员，在接受采访时也都表示并不确定这些具体事项是否在会谈中达成。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中美能否在未来90天内达成具体的协议。我们认为，谈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原因之一是本文开头所说的，中美双方都有和解的意愿。二是双方都比较了解对方的底牌，此前美国已向中国详细列明了142条要求，中国也已明确回应美方那些要求中哪些可以谈判，哪些不可以谈。三是当前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已经比较集中，主要在保护知识产权、禁止强制技术转让、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方面。这些问题本来就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中国有意愿加以解决。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中国已经采取了很多行动。强制技术转让并不是中国法律所允许的，只是过去许多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要求合资企业由中方控股，自然导致了技术转让的问题。随着各行业外资持股比例的放开，这一问题也会逐步得到解决。关于补贴国有企业的问题，中国国内已经对“竞争中立”形成共识，解决的难度将大大下降。
未来90天的谈判能否取得成果也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正如上文所说，中美官方公告之间存在差异，中方外交部发言人没有就任何具体事项回答记者的提问，美方官员的发言也不尽一致，因此不能排除中美双方在具体事项上仍存在较大的分歧。如果美方在谈判中坚持过高的要价，谈判就可能陷入僵局。半年前“金特会”后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在本次“习特会”后再次上演：虽然两国元首谈得十分融洽，但是涉及具体问题的后续谈判可能充满了坎坷，甚至会停滞不前。
为了正确判断中美谈判的结果，需要动态地观察未来90天的情况。首先，要特别注意中国领导人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活动中宣布的改革举措，分析这些举措与中美元首达成共识的契合程度。其次，要密切关注美国国内的情况。根据美国CNBC的报道，特朗普一直在问他的顾问，是不是他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导致了美股最近两个月的动荡。这说明特朗普对股市的波动是非常在意的。如果美国股市进一步大幅下跌，这将促使特朗普更加愿意与中国达成协议。此外，美国国内关于财政预算的争论、“通俄门”调查的进展等也值得关注，虽然这些变化对特朗普的影响很难估计。最后还要留意新的突发事件，例如，12月1日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扣留了华为CFO孟晚舟。任何此类事件的发生及后续处理都可能影响中美谈判的结果。若处理妥当，则有利于增加两国的互信；若处理不当，就会破坏谈判的气氛，甚至激起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给贸易争端的解决带来新的障碍。
来源时间：2018/12/11 发布时间：2018/12/11
旧文章ID：17611
作者：詹明明 ，吕昊 来源：FT中文网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长女，同时也是公司首席财务官的孟晚舟女士于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被加拿大执法机构扣留。扣留的原因则是美国检察机关指证孟女士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禁运条约。巧合的是，就在孟女士被拘留的同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暂停中美贸易战达成了初步的共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公司，华为是中美贸易战中避不开的话题。除了美国当局禁止华为参与通讯等基础设施项目，今年年初美国所有的运营商都默契地终止了和华为的合同。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孟女士现在面临着被引渡到美国的可能性。一旦可能性成立，孟女士将会在纽约州的联邦法院接受庭审并可能被刑事指控。
加拿大政府是否有义务和权利为美国政府扣留一个中国人？加拿大和美国之前的引渡条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接下来几天，孟女士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加拿大是全球范围内和美国签署引渡条约的100多个国家之一。所以，在满足充分条件的情况下，加拿大政府是有义务配合美国司法部的国际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引渡要求的。这个存在已久的条约规定，只有当潜在的罪行在美加两国都被视为犯罪时才可以进行引渡。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对孟女士和华为的指控是违反美国对伊朗的禁运条例。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不禁要好奇，违反美国的禁运条例怎么能在加拿大被视为潜在的犯罪呢？难道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州不成？
日前在温哥华进行的保释听证会让我们看到了答案。检方的出席律师是加拿大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律师约翰•M•L•吉布-卡斯里（John M.L. Gibb-Carsley）。他指出，美国检方指控孟女士在参与一家名叫SkyCom的公司的运作时违法地从事了欺诈行为。检方认为华为通过非官方手段对SkyCom进行着实际控制，而SkyCom则一直做着进口美国产品（例如惠普的设备）并将其违规出口到伊朗的生意。用律师本人的话来说：“主要的指控是，SkyCom就是华为，华为就是SkyCom”。这样的指控让该案情绕过了“美国对伊朗禁运条例”不适用于加拿大的情况，也将双方的争论焦点放到了证明华为和SkyCom之间的关系上。孟女士的代理律师是著名的加拿大律师大卫•马丁（David Martin），他曾经是英属哥伦比亚省的加拿大律师协会主席。
根据CBC新闻，加拿大政府律师在周五的听证会中说孟女士被指控“谋划对多个国际机构的诈骗”。而这一项行为则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系统中都是违法的。因此，从这个指控来看，孟女士如果无法证明清白，是有可能会被引渡到美国的。
在这篇文章完稿的时候，周五的听证已经结束。由于时间关系，法院并没有做出最终是否允许孟女士保释的决定。加拿大时间周一早上，法院会继续就保释进行听证。无论孟女士被允许保释还是被拘留，她都要在加拿大高级法院接受关于引渡的听证。法官会据此听证会来判定孟女士是否构成“双重犯罪”，即同时违反了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如果构成“双重犯罪”的话，法官就会判定引渡罪成立。罪名成立后，法官需要对检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听证和评估，并判断这些证据是否足以被认为是“prima facie”。“prima facie”是拉丁语中“基于第一印象”的意思。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系统中，如果被判断为“prima facie”的话，就说明法官认定在初步验证之后有足够的补强证据（通俗理解中的佐证）去支持这样的一个可能案例。在听证之后，如果“prima facie”不成立，那么法官就要解除所有指控，如果“prima facie”成立，被指控的人还要再经历另一轮庭审，以进一步验证检方具体指控的罪名能否成立。
如果法官决定进行庭审并判定罪名成立，那么司法部长就要决定是否要将被指控人交给美国相关机构。即使决定移交被指控人到美国，被指控人仍有一次机会给司法部长提交材料进行解释。后者有权利在具体情况下（例如被指控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被压迫）拒绝移交被指控人。如果司法部长最终决定将被指控人移交美国，那么被指控人就会被送往美国的联邦法院进行庭审。
对于美加两国来说，这种刑事案件会因为牵扯到人身自由和安全而被格外小心地对待。结果就是冗长的司法流程。通常来说，一个案子要经过好几轮听证会和漫长的庭审才能得出结果。一场诉讼从开始到庭审需要的时间很难准确估计，因为每个法官都会根据各自法院的情况去安排庭审日程, 而且有众多因素都能影响这个过程，比如你是在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比如双方是否会刻意通过延期提交材料或者要求新的庭审时间来拉长战线。在有些法院，一场庭审可能会排到立案的九个月后才进行。但对于每年要处理大量案件的法院，例如纽约联邦法院，从立案到庭审的平均时间都要12个月甚至两年。而且，如果庭审后败诉方不同意法院的决定并向更高一级的法院申请抗议，那更高一级的法院可以选择重新进行听证。高一级的法院可以更改案件的结果，接着最终决定将由处理这个案件的最高级的法院来决定。所以，即使是最差的情况，加拿大决定将孟女士移交美国并接受庭审，我们可能也要等到两年、三年甚至更久之后才能知道这个案件的结果。正是由于如此冗长和复杂的司法程序，孟女士的案子从周五的听证到最终的结果可能会隔很久，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在这个诉讼期间里，诉讼双方都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孟女士作为华为公司的高管几乎不可能有精力参与到公司的运作当中。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几年后才会有消息的庭审结果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笔者认为这个过程更像是有心人通过法律程序去给华为公司造成负面的公众影响和公司运营。我们不难想象公司的首席财务官甚至是可能的接班人无法参与接下来两年的运作所带来的影响。在美国，我们会经常看到大公司为了少浪费时间、开支以及其他花费在诉讼上的资源，选择在开庭前就和解。所以尽管如此高调的事件必然会在市场上造成动荡，我们认为，大家应该看到整个事情的大的发展方向以及长期的心理预期，从而避免不理智的投资决定。
在事情发生之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告诉媒体，他事前已经知道执法部门的扣留计划，但他同时也否认了任何政治上的影响。然而，在加拿大的法律体系中，这样的执法并不需要总理的批准。所以，鉴于加拿大总理对此事的了解，很难让人相信政治影响不在这个事情的考量当中。而美国方面，尽管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表示他在事前已经知悉此事，但路透社却透露特朗普在G20会议前并不知道此事。这也令这整件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和扑朔迷离。
（作者介绍：詹明明系法学博士；吕昊系丝路智谷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来源时间：2018/12/11 发布时间：2018/12/11
旧文章ID：17610
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官员星期一（中国时间星期二）通电话讨论了两国下一阶段贸易谈判的问题。
中国商务部在其网站上发表的两句话简短声明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磋商牵头人刘鹤12月11日上午（美国东部时间12月10日下午）应约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通电话，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会晤共识、推进下一步经贸磋商工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交换了意见。声明没有透露任何其它详细信息。
在12月初的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暂时休战，美国将不在2019今年1月1号把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双方表示将在90天内完成有关贸易协议的谈判。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天说，除非美中贸易谈判在明年3月1号之前取得成功，否则增加和上调关税的计划将如期实施。他还表示，明年3月1号是硬性最后期限。在那之前，有传闻说这个最后期限也有可能延期。
中国对美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美国还批评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和强迫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两国间的贸易战造成全球股市起伏不定。
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理由是孟晚舟参与了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活动。很多人担心这会对美中贸易之争产生负面影响。
来源时间：2018/12/11 发布时间：2018/12/11
旧文章ID：17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