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安伟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周六，特朗普总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晚餐会上协商贸易休战问题时，他的政府正在协调抓捕一名在加拿大转机的中国科技企业高管。
　　包括出席晚宴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R·博尔顿(John R. Bolton)在内，白宫官员知晓即将发生的抓捕行动。两位主要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同样知情。但特朗普总统对抓捕行动知情与否尚不可知。习在晚餐时显然未被告知。
　　对于试图限制中国科技在全球扩张——特别是会构成安全风险的技术设备，并加强对伊朗制裁的美国政府官员而言，拘留是一件好事。但该举动有可能破坏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为了化解贸易战而举行的敏感谈判。
　　周二，由于对美中两国出现冷战的担忧加剧，全球股市下跌，这个迹象表明，特朗普和习近平宣布的90天贸易停战可能不会立即终止贸易战。
　　据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司法部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办公室就中国这家旗舰企业是否违反了对伊朗的制裁规定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调查，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和公司创始人、亿万富翁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的被捕，是该调查的结果。周六，应美国要求，她在温哥华转机时被捕，现在美国希望引渡她。
　　周四，博尔顿在接受采访时告诉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他事先知道孟的被捕。他说，司法部的这类通知“经常有”，“我们当然不会把每一条都通知总统。”
　　司法部事先向白宫说明情况的，一般是会引发全国关注或影响公共利益的案件。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在孟晚舟被捕之前，司法部官员通知了白宫的法律顾问办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
　　另据两名官员表示，司法部还通知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M·伯尔(Richard M. Burr)，以及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弗吉尼亚州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
　　在与特朗普共进晚餐时，习近平显然未被告知美方有意逮捕孟晚舟，博尔顿当时也在场。中国政府对抓捕事件感到意外，要求立即将她释放，并谴责美国和加拿大侵犯人权。
　　“在没有给出明确理由的情况下就把人拘押，当然违反了当事人的人权，”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孟晚舟的被捕对其他国家是一个警告，反映出美国政府对于经济制裁不容违反的态度，及其对与中国科技企业做生意的安全顾虑。同时，这也使得结束中美贸易战的努力进一步复杂化。
　　遏制中国崛起为技术大国，以及推行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是特朗普优先考虑的两件事。与此同时，他也越来越多地将贸易问题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对中国在美投资施加新的限制条款，并向中国产品征收2500亿美元关税来打击中国，包括美国政府视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许多产品，如核反应堆部件和半导体。
　　特朗普认为，更强硬的制裁措施将迫使伊朗放弃核武器项目，今年五月，他曾表示美国将退出一项由贝拉克· 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缔造的多国协议。
　　司法部尚未透露华为到底做了什么违反制裁措施的事情。中国企业与伊朗经常有业务往来，其中大多遵守制裁规定。但特朗普政府此前曾惩治过另一家中国科技企业中兴，理由是它违法了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规定。华为的问题似乎是，它究竟有没有违反制裁措施，把美国技术卖给伊朗，或有其他问题。
　　“过去我们通过干扰法律程序来处理这些案件，以避免冒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直至一月的退役空军上将罗伯特·斯波尔丁(Robert Spalding)说。
　　“实质上，正因如此，过去20年里，地缘政治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挑战，”他说。“如果我们想要一个不仅仅基于强权政治的国际体系，那么就应该有正当程序和透明度。如果华为没有向伊朗人出售技术，那就让司法程序发挥作用。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现在是我们证明它的机会。”
　　中国一直批评特朗普退出那个核协议，上个月，中国高级外交政策官员杨洁篪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应尊重核协议，放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核冻结。在杨洁篪和中国国防部长与国务卿迈克·蓬皮欧(Mike Pompeo)、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的会晤中，伊朗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冲突点。
　　中国仍然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而美国的目标是将伊朗的石油出口降至零。上个月，当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严厉制裁时，它不得不给予中国和少数其他国家豁免，继续购买石油六个月。
　　在特朗普政府对下一步行动进行权衡之际，华为和孟晚舟在中国企业界首当其冲，令外交和政策问题与执法优先事项纠结在一起。
　　上周六，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时，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工作晚宴上表示，他们已就特朗普于今年夏天挑起的贸易战达成停战协议。这场冲突扰乱了全球市场，反过来又使特朗普感到不安。两国的目标是在90天内达成更广泛的贸易协定。孟晚舟被捕的时间似乎是巧合。
　　但这次逮捕意味着贸易谈判几乎可以肯定会变得更加困难。中国可以取消即将举行的会谈；9月，特朗普宣布新的关税后，中国取消了谈判。
　　除了强化对伊朗和朝鲜制裁政策外，逮捕还令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强调了同中国大型科技公司开展业务的风险。包括斯波尔丁在内的美国官员警告，其他国家不要与华为或中兴通讯这两家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打交道。（司法部早些时候对中兴通讯违反伊朗制裁的调查导致了对华为的调查。）
　　美国官员对两家公司与中国安全机构和人民解放军的紧密联系提出了质疑。华为的创始人、孟晚舟的父亲任正非曾是一名解放军工程师，如今已成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美国官员敦促其他国家不要同华为就开发第五代或5G无线服务网络达成协议。
　　国会议员也参与了这些工作。10月，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华纳和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致信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敦促他阻止华为向加拿大的5G网络提供设备。 8月，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和另一家中国科技公司中兴通讯提供建设5G网络基础设施的设备。
　　如果孟晚舟接受审判，检方可能会试图说明，美国认为华为与中国共产党和各种政府机构的关系，并强调与此相关的潜在安全风险。
　　几年前，国家安全局侵入华为服务器，旨在调查其运营及其与中国安全机构和军方的关系，并为自己留下后门。无论华为设备在哪里使用，该局都可以在华为的全球网络中漫游。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曾任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Alan Rappeport和Adam Goldman自华盛顿、Jane Perlez自北京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8/12/10   发布时间：2018/12/7

旧文章ID：17594

作者：杨一帆 龙菲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在外交领域，军人与外交官有着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与行事风格。但当一个人必须身兼两职时，如何完美驾驭两种身份、在与世界最强的军事力量交往时增信释疑，可谓高超的艺术。杨毅，就是这样一位特殊的军人外交官。
　　“我喜欢同美国人打交道。”杨毅说，“我们既能以真诚坦荡直面冲突，也能以执著勇气收获尊重。”作为外交官，杨毅见证了中美军事关系从蜜月期跌至谷底，又在脆弱中缓慢恢复。20世纪90 年代，他曾在华盛顿亲历了“台海危机”与“炸馆事件”之后的外交风云。他认为，中美军事关系应该是两国关系的“助推器”，而非“抵押品”； 目前两国关系已进入相对较成熟和稳定的阶段，两军交流渠道的通畅对于两国关系的整体平稳发展意义重大。
　　在华盛顿亲历台海危机
　　澎湃新闻：中美关系在过去40年可谓波澜起伏，军事关系尤其如此。您作为一位军人外交官，初次接触美国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和美国军人打交道时，他们的形象和表现，与您想象当中有什么不一样？
　　杨毅：我从1980年至1994年年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工作，先后任外事参谋、外事处长、司令办公室主管外事工作的副主任，一直在海军对外交往部门。其中，跟美国打交道是重头戏。1995年到2000年，我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任海军武官，工作在军事外交第一线，同美国军政各界打交道。可以说，我经历了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军事关系的酸甜苦辣。说到美国军人，他们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那一代人的原先的认知中，美国军人都是以青面獠牙的“美国鬼子”形象出现的。但是1979 年中美建交后，我开始有机会与美国军人直接接触，我发现相比于英法等西欧国家的军人，美国军人更具有明显的军人特质。他们非常强势、自信，具有非常突出的军事专业素养，他们性格爽快，很少拐弯抹角，不同意的可以争吵，但争吵完后也不影响彼此之间的尊重。
　　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海危机期间，有次我应邀到美国国防大学演讲。互动中有一个美国上校问，“中国大陆准备对台湾使用军事力量，你们是否考虑到美国军事介入这个因素？你们是否进行过风险评估？”其言外之意是，美国一旦介入台海，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实力与美国对抗吗？我回答说，“如果就‘中国是否要跟美国打仗’的议题由全民投票决定，我不会投赞同票。
　　因为美国军事上很强大，我们与美国打仗会损失很大。”听到这里，他很高兴。“但是”，我接着说，“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如果在台湾问题上，你们把我们逼入墙角，让中国没有别的选择，那我会第一个上前线跟美国拼命！”
　　话音落下后全场鼓掌。中午吃工作餐时我问他，“我刚刚说跟你打仗，跟你拼命，你还鼓掌，你们美国人是不是疯了？”他说，“作为军人，我们佩服你敢于为民族、为国家牺牲的血性；作为外交官，我们佩服你的智慧。”

杨毅与老布什。

　　澎湃新闻：您到美国任武官不久，就发生了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作为亲历者，您与美方进行了哪些沟通？
　　杨毅：1995年2月我到美国后不久，有一天在美国五角大楼谈完工作后，正好碰见时任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台港蒙事务科科长的艾江山。当时他忧心忡忡地跟我说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克林顿总统已经同意给李登辉颁发签证，允许他“以私人身份”访美。当时美国国务院还没正式向中国大使馆通报这件事，所以我是使馆比较早了解到这个信息的人员。我当场表示坚决反对，并表明：此前商定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之行肯定会受到影响。
　　后来，李登辉访美一事成为历时近两年的台海危机的开端。1995年和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包括导弹试射、登陆演习等。其中1996年的一次导弹试射演习的预定弹着点在基隆和高雄以东附近海域，弹道飞越台湾本岛，给美国造成很大震动。当时，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的刘华秋正在美国访问，美国人急切地想从他那里得知中国的意图。美国担心我们假借演习真攻击。于是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雷克把刘华秋请到华盛顿郊区交谈。佩里是学者型的国防部长，性格比较温和，但他当时也非常强硬地说“请不要忘记，美国拥有世界上装备最好和训练有素的海军”，并称美国已作出决定，要派两艘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向中国示威。

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和杨毅合影。

　　面对美国这种干预中国主权的霸权主义行为，中国国内的反应也很激烈。时任海军榆林基地司令员高元法少将对媒体称，“如果谁胆敢进入台湾海峡，我们就把他们打个稀巴烂！”当时局势很紧张，美国人也摸不着门道。美国的海军部长助理赖特将军把我“召到”五角大楼，他对我说：“中国海军在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演习，是鲁莽的、危险的、不负责任的，希望你们立即停止演习。”我立即回击说，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家门口进行军事演习天经地义。是谁给美国权利到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他说美国航母的行动计划不会完全照报纸所说的那样（穿越台湾海峡）。但他又回到实质性问题，问“中国大陆是不是真的要打台湾？”我说，台湾人民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会打他们？我们震慑的是“台独”份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次沟通使双方都摸到对方的底线。首先，我们没有攻击台湾的意图。其次，美国航母如果真要通过台湾海峡，对我们进行挑衅，那中国也不客气。
　　用军人听得懂的语言阐释外交政策
　　澎湃新闻：在中美交往中，军人特殊的语言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鲜明的军人气质，又会对中美之间的交流产生怎样的影响？
　　杨毅：2003年我率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代表团第一次去美国进行战略对话，对方代表来自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国防大学。当时，陈水扁已经背离了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时的承诺，表现出更强烈的“台独”倾向，鼓吹“一边一国”“公投”“制宪”，要“急独”。所以在对话中，美国问中国会怎么做？我跟美方讲，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国家主权的意志和决心非常非常大，美国不要低估，也不要有侥幸心理。然后我问“美国对‘台独’势力有多大的影响力”？美国国务院官员柯庆生用外交辞令回答，说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会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也会参考“与台湾关系法”。
　　我回应道，“你不要跟我讲政治或外交上的官方套话。我曾经是外交官，但今天我是军人，我用军人的方式向你提问，希望你给我直接的回答。你们究竟有多大的把握，管住‘台独’，不让他冒险脱轨，40%？50%？还是60%？我只要一个数字。”他回答说“我们非常、非常、非常有信心（we are very very very confident）”，一连用了三个very。这样我心里就比较明白了，因为三个very意味着起码五成以上的把握，这也让我们了解到美国对台湾局势的影响力达到什么程度。

杨毅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2007年，我再次到美国进行战略对话，见到了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当时，陈水扁要搞“入联公投”所以这次的对话也是双方互相摸底。我说中美在反对“台独”，稳定台海局势方面应该有共同利益，美国如何对台湾施加影响？如何表明反对“台独”的立场？韦德宁说，“如果台湾通过了‘入联公投’，美国会发表一个谴责声明。你觉得中国怎么看？”
　　我说，美国发表谴责声明，表明你们反对这种“台独”行径；但关键是，这个谴责声明能起什么效果？如果能表明美国不承认这种公投结果，或者还能产生其他的效应，那中美皆大欢喜。韦德宁坦率地说，美国没有让声明起到作用的把握。我说，如果起不到一点作用，那不行。韦德宁就问，那中国将做什么反应？我说当天晚上我们的导弹会飞向台北。他点头说“明白了”。这种话，一般的外交官不会这么讲，但所谓的军事外交，就得用军人的语言来阐述外交政策。当然，这也分场合，公开场合，特别有媒体在场的情况下，注意不要让他们得到断章取义的机会，但与参与决策的人闭门交谈时可以非常直接坦率。
　　所以，军事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中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和美国打交道，得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基于我的切身经历，我认为中美两国军人之间应该进行坦诚的沟通，这样也更能赢得对方的尊重。随着中国力量增长越来越快，美国焦虑感越来越强，中美之间就更需要这样直接坦诚的沟通。
　　维持军事对话渠道畅通是共同需求
　　澎湃新闻：回顾历史，您如何评价中美两军关系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
　　杨毅：中美军事关系在中美两国整体关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冷战时期，安全需求是中美建交的主要动力。所以，两国建交后，军事装备和人员培训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美国中断了与中国的安全合作，转而对中国进行军事上的压制。90年代，中国不但没有垮下去，反而加速发展起来，整体国力也进一步增强，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与警惕又重新提升，逐渐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
　　所以，出现了这么一种状况：每当中美之间政治或外交上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时，中美的军事交往就立即中断；而两国关系一改善，都是先改善经贸等其他关系，军事关系改善得最慢。中美军事关系从两国建交的“发动机”，到后来成了两国关系波动的“抵押品”和“牺牲品”。两国关系一旦紧张，两军关系就会“最先中断”；两国关系一好起来，两军关系却总是“最后恢复”。
　　随着中美关系不断成熟，近十来年双方在保持两国关系上有了一种新共识，即双方都有需求来维持中美军事对话渠道的畅通。尽管两国之间发生一些磕磕碰碰，如在南海的博弈，但中美一直还保持军事交往，美国也邀请我国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而且两国的军人互访、军舰互访并未中断。这体现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新层面：两国之间虽然有矛盾、有争议，但是两国交往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成熟和稳定的阶段。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积极现象。

杨毅与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洛夫特。

　　澎湃新闻：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美国的焦虑感也越来越强。中美两军关系如何延续这种良好态势？
　　杨毅：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双边范畴，已扩展至地区，甚至全球范围。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军事力量举世无双。美国要维持军事霸权，不允许任何一个潜在的挑战者具有挑战他的能力和意图。而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很快，在奉行和平发展的同时，也必须要有相应的军事力量作支撑，因为富国强军是相统一的。
　　这种情况下，双方对彼此的意图就存在误判的可能。因此，双方首先需要加强相互沟通，特别是战略层面的沟通。其次，双方应该在具有共同安全关切的领域积极展开合作，比如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护海上通道畅通等。
　　这里可以分享一个有趣的事。2008年，时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海军上将访华期间邀请我进行私下的会谈，以便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基廷问，听说中国要发展航空母舰，你们准备发展多少艘？我对他说，“1艘以上，12艘以下”（12即美军当时现役航母的数量）。他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中国发展航空母舰。我对他说，“那非常感谢，但是你要清楚，中国发展航空母舰不是要与美国作对。你很清楚美国航母很先进，而且舰队经验丰富，你们其实不怕中国航母，何况中国也发展不了美国那么多的航母。我们其实可以换个思路，不要对抗，要合作。我们可以共同保障海上通道的安全畅通，比如美国巡逻一段，中国巡逻一段，共同分担责任。”我们谈得挺不错，但他回到美国国会作证，被媒体一炒作就变成了“中国一个海军将军建议中国与美国瓜分太平洋”，引起轩然大波。
　　再次，要妥善处理好安全热点问题，防止“第三方因素”破坏两军关系。中美军事交往，往往总是涉及超越双方军事关系、会对中美总体关系产生影响的第三方要素，如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南海问题、日本问题，可能引发中美军事上的对抗或合作。如“台独”势力冒险触犯了我国《反分裂国家法》规定的红线，我们就必须采取措施。而美国一旦介入，就必然跟我们发生冲突。所以，中美之间如何妥善处理第三方要素，对于两国关系的总体平稳非常重要。
　　中美之间还要对各种外部因素利用各种渠道来宣扬“中国威胁论”保持警惕。我跟美国打交道时反复讲，中国不会主动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中国也不想取代美国，中国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但是，美国对中国有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心态。说到底，“中国威胁论”是“威胁中国论”，就是给中国戴上一个紧箍咒，不让中国发展必需的军事力量。

杨毅与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弗兰那根。

　　未来中美应管控分歧，良性互动
　　澎湃新闻：在美国对华决策中，美国军方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马蒂斯领导的国防部已经将中国列为头等的安全威胁，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定位？
　　杨毅：美国对华政策受很多因素影响。在不同的时期，美国军方在对华政策方面扮演不同的角色，作用不可低估。美国军方在70年代积极推动两国建交，现在对中国则非常警惕。但也应注意到，美国军方尽管把“中国军事威胁”的论调喊得响，其重要目的之一却是给自己争取预算。真正到了可能跟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时，他们反而更谨慎。军人真切地知道战争的残酷性，因此往往比一些文人政客更冷静。所以，我们要看到美国军方的两面性。
　　美国和中国军事方面的交往，包括与其盟国的互动，首先取决于两国的力量对比。如果一方特别弱，另一方特别强，那弱者根本没有发言权，只能被动受欺负。如果两个国家旗鼓相当，就必须考虑到如何处理好相互关系，不能碰撞或对抗。中国正处于一个由大向强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将强未强的阶段，美国对中国不仅有猜疑，而且有时还可能欺负中国。这是两国关系中相对困难的时期。就这个阶段而言，中国要冷静，一方面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同时也坚定不移地向外表明中国的核心利益，绝不吞下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双方都要让彼此清楚，哪条是不能逾越的红线。
　　澎湃新闻：中国怎样扛过这段相对困难的时期，来保证中美关系的稳定，实现我们国家的和平崛起？
　　杨毅：中美关系，包括两国的安全关系，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发展很快，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增强，甚至有些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继续全面提升综合国力，搞好跟美国的沟通，还要敢于与狼共舞，积极参与多边或双边的国际合作。
　　实际上，我们在走向国际舞台时越来越自信了。以“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为例，别的国家参演一般去一艘军舰，我们第一次去了四艘，第二次去了五艘，都是比较先进的军舰，展示我们的自信与开放。结果，美国反而不自信了，只让我们参加护航、打击海盗等科目，不让我们参加防空反潜反导等核心科目，担心泄露作战秘密。
　　我常在一些国际研讨会上告诉美国人，中国海军参演是好事，大家一起过过招，省得你们还专门找人扮演假想敌，装的不像，成本还高。所以，我们越自信，越开放，就越容易形成一个新的平衡，中美也就更能坦荡的交往。
　　此外，中国还应向国际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安全产品，如亚丁湾护航就是非常好的做法。我们不但保护中国的航运，还保护联合国和其他国家的商船，为世界和平，打击海盗，保证航道的通行做了贡献。
　　我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中美在地区和全球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也有分歧，但这个分歧可以管控。总的来讲，两国关系取决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同时也取决于双方各种力量，包括两国军事力量的互动。我们应确保这是一种良性互动，而非恶性的。

来源时间：2018/12/10   发布时间：2018/12/10

旧文章ID：17593

作者：何伟文  来源：环球时报

　　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G20阿根廷峰会期间的会晤成果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温，整个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都感受到负面影响。在这个重要关头，两国领导人商定暂停新的关税措施，立即开始经贸谈判，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无疑对中美两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好消息。
　　半年多的事实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迄今美国累计对中国2500亿美元产品单边实施了10%和25%的关税，中国作为反制，累计对美国1100亿美元实施了5%-25%不等的关税。中国出口虽然遭受压力，但按美元计，迄今对美出口依然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9、10连续两个月同比大幅增长14.0%和13.2%。不过预示未来数月前景的出口订单等指标已经连续低于50这一荣枯线。美国对华出口则迅速走低。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9、10两个月美国对华出口同比分别负增长2.3%和1.8%。贸易战的结果，是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增大，而且对美国国内就业、成本压力开始显现。已有部分厂家宣布裁员，一些高科技企业盈利预期大幅下调。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世界贸易摩擦升温，世贸组织已将2018年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下调0.3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公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19年世界、中国、美国GDP增长率均下调0.2个百分点。
　　因此，只有中美双方坐下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取消加征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恢复正常经贸合作，才是唯一可取的途径。
　　但能否实现这一点，仅仅坐下来是不够的。还必须达成一个平等的、双方都能得益，都能接受的协议。需要双方谈判团队付出极大的努力。这里有几个关键。
　　第一，谈判的基础是相互尊重。不能是美方拿着清单，中国答题，然后美方看结果这样的模式。应该是双方在平等基础上讨论，相互尊重对方实际情况和合理诉求，商谈一种均衡解决办法。
　　第二，谈判的依据是世贸相关规则。这里又包含两方面。一方面，世贸规则没有单边“301调查”和单边关税依据，因此中美谈判应致力于取消它们。另一方面，关于美方集中关心的技术转让、保护知识产权、产业政策、政府补贴等基本问题。世贸组织均有清晰的规则。双方完全可以按照现有规则，结合中美实际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谈判，寻求合理的、双方都能得益的办法。
　　第三，谈判的结果是新的合作。美国应尊重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发展经济的权利。中国则应具体落实所有相关鼓励政策措施同等适用于外商的原则，即敞开大门，欢迎并鼓励美国企业参与中国高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并不断获得巨大商机。中美可以商谈达成人工智能和新能源领域全面产业合作协议。关于所谓“强制技术转让”，中国无论在法律和政府政策上都没有这一规定，因此双方不难达成一致。关于加强保护知识产权，不仅符合美国企业利益，也符合中国企业利益。双方可以以这次谈判为契机，争取建立更高水平合作的框架。
　　第四，谈判的效用是增进互信。这次两国元首会晤中，美方提出欢迎中国留学生。在此基础上，美方还应提出欢迎中国赴美投资。中国企业除了在美投资基础设施外，还可以投资“锈带”地区产业，帮助实现产品转型，创造就业。中国尊重美国对外资的审查，美国则对中国给予公平对待。
　　中美两国经贸问题范围很广，又涉及中美发展博弈的深层次利益。因此谈判将是艰难的、复杂的。不能简单地以为，中美只要谈判，就万事大吉了。要做好两手准备。准备进行多轮谈判。准备美方可能的反复和摩擦再升级。
　　我们应该有定力。它包括两方面。第一，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中美建交40年来，双边贸易额累计增长240多倍，2017年已经达到5837亿美元规模，相互投资额达数千亿美元，中美两国产业和企业已经深深融入全球产业链，这种广泛而深刻的互补性是客观经济存在，是贸易政策改变不了的。寻求合作共赢，仍然是中美两国经济的内在需要。因此不论我们将经历多少困难和反复，最后仍然将回归合作。2018年行将结束，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两国建交40年来最紧张的一年，但从目前数据看，双边贸易额突破6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已是板上钉钉。着眼长远，我们应当有定力。
　　第二，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已经清晰地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路线图。敞开大门，扩大行业准入，继续降低关税，国企、民企、外企公开公平竞争，建设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政府业已宣布的方针、正在一步步做的事。中美经贸谈判如能成功达成协议，不仅将极大地利好中美经贸关系乃至整个中美关系，而且十分有利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便谈判历经曲折，中国对外开放也不会停止，相反只会进一步加快。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定力。(作者是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8/12/9   发布时间：2018/12/6

旧文章ID：17588

作者：黄亚生  来源：亚生看G2

　　编者按
　　今年11月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时隔八年重掌众议院，这对于民主党的2020年总统大选选情有着很大的激励作用。
　　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后随即强调，中期选举向来于总统所在的政党不利，所以共和党已经表现的很好了。然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诚然，在历史上，总统执政党经常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然而今年中期选举结果不是一个美国中期选举历史的简单复制，其内在特殊意义决定了今年的选举结果可以作为2020年大选的前期指标。
　　本文由“亚生看G2”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结果来看，如果从现在到2020年没有发生大的意外事件，我认为特朗普在2020年重新当选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特朗普和共和党遭遇了惨败。民主党时隔八年重掌众议院。虽然共和党在参议院保留了多数席位，但是今年的参议院选举情况比较特殊。在今年参议院改选的33个席位中，其中有23个席位在改选前是属于民主党的，因此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承受着更大的风险。而在这23个席位中，有 10个席位所在的州是2016年大选特朗普赢得的州。而其中有5个席位所在的州，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时赢得了超过 20个百分点。这好像是美国1920年代以来第一次出现如此大的政治不平衡情况。 考虑到这一背景，民主党在参议院的选举成绩是相当不错的。
　　这次选举结果不是一个美国中期选举历史的简单复制。 在历史上，总统执政党经常在中期选举中失利。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历史现象，但很多人不明白这里面的内在规律。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总统执政党的选民没有投票热情，一般不在中期选举参与投票，这样给了反对党一个人为的优势。
　　但今年的中期选举情况完全不同，双方的出票率都非常高，从这点上来讲，今年的中期选举更像一次大选，也就是说这次中期选举比过去任何一届中期选举更能表明美国国民的政治倾向，它的信息量更大、更准确。 而在这次近乎于大选的中期选举中，特朗普的共和党可以说遭到了重大的挫折。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可以作为2020年总统大选的一个前期指标。
　　今年中期选举是共和党的一场巨大的挫败
　　根据上星期美国NBC电视台的统计，目前民主党所有众议院候选人加起来共获得近5900万张选票，而共和党所有众议院候选人加起来共获得超过5000万张选票，两党的选票差距是1974年以来最大的。而目前还有部分地区点票尚未全部完成，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拉大。
　　在过往的中期选举中，美国的城市郊区一直是共和党的坚实后盾，这些地区聚集着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群体。然而，根据哈佛大学研究机构CCES在今年选举后的初步统计，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除了南部的州，民主党在郊区拥有着极其强势的支持率。例如，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郊区的科布县，有53％的选民支持了民主党候选人，而2016年这一比例为39％。而在民主党传统强势的地区，共和党更是毫无招架之力。以加州为例，在这样一个蓝州，橘子郡（Orange County）一直被视为共和党的重要根据地，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发源地，是美国右派的延安。在过往几十年里，橘子郡一直象征着共和党在加州的影响力和在全美的思想影响力。然而，在今年的选举中，民主党拿下了共和党手中的全部四个橘子郡众议员席位。

根据哈佛大学研究机构CCES的统计，民主党在郊区地区的支持率明显占优

　　确实，中期选举一般不利于总统执政党
　　特朗普在中期选举投票当晚就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了“巨大胜利”。而在之后接受电视台采访时，特朗普表示中期选举向来于总统所在的政党不利，所以共和党已经表现的很好了。
　　特朗普没有说错。历史数据确实表明中期选举普遍对总统执政党不利。根据美国时政新闻网站PolitiFact的统计，自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总统所在的政党仅在1934年和2002年两次中期选举中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同时净胜了席位。在1934年的中期选举中，罗斯福所在的民主党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各净胜9个席位。在2002年的中期选举中，小布什（George W Bush）所在的共和党则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净胜8个席位和2个席位。
　　小布什之所以可以在2002年的中期选举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时美国民众仍受到9/11事件的极大精神冲击，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小布什政府成为爱国主义的代名词。除去1934年和2002年的中期选举，1998年的中期选举也值得特别关注。在当年，克林顿（Bill Clinton）所在的民主党在众议院净胜5席，而在参议院则是既没有净胜席位，也没有净输席位。除去这三次中期选举，从1934年的中期选举算起，总统所在的政党都经历了失利，要不就是在参众两院中的一院净输席位，要不就是在两院同时失利，净输席位。

　　因此，从历史数据来看，中期选举确实对总统所在的政党十分“不友好”。然而，2018年的中期选举有其内在的特殊性，过往的历史数据并不能说明共和党在2018年的失利是常规的失利。
　　过往，投票率低是中期选举总统执政党失利的最关键因素
　　过往中期选举对总统执政党不利的关键原因在于投票率上的差异。在美国选举中，民众普遍对于总统选举热情高涨。总统选举通常具有高投票率，更多的中间人士会参与投票。而中期选举则不一样，中期选举往往投票率很低，更具党派性质，年龄偏大选民的占大多数，年轻人则参与度较低。
　　总统执政党的选民一般没有投票热情。 也许他们觉得已经赢得了上届总统选举，没必要在两年之内又参加投票。反之，在野党的选民投票热情非常高涨，这也情有可原。 你在两年前刚输了一次，你巴不得要报这一剑之仇。

　　然而，今年的中期选举投票率极高
　　不同于往届中期选举，今年的中期选举投票率很高。根据美国选举数据库“美国选举预测”（United States Election project ）的数据显示，今年有49.3％符合投票资格的美国人参与了投票，截止11月19日，已有超过1.16亿张选票合格选票。这是自1914年中期选举以来最高的投票率。 而在2014年的中期选举中，只有36.7％符合投票资格的美国人参与了投票。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这一比率是41.8%。
　　两党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都有极强的投票动力。民主党希望可以一扫2016年总统大选失败的阴霾。而中期选举前民主党对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坚决阻击则是激发了共和党人投票的热情。根据美国民调机构538的统计预测，民主党众议院候选人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总共预计可以获得6000万左右的选票，直逼特朗普2016年大选获得的6298万票。前文中提到，共和党目前总计获得了超过5000万张的选票。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为民主党投票的人数为3540万人，而为共和党投票人数则为 3980万人。可见，两党的支持者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都表现出极高的积极性。
　　今年中期选举投票率的增长是全国性现象。下面的这张图表显示了过往几届中期选举各州的投票率，颜色越紫，代表投票率越高。我们可以发现，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在，全美大部分州的投票率都有明显的增长。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与1982年到2014年的9次中期选举投票率平均值相比，23个州的投票率呈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其中，佐治亚州的投票率增长了21个百分点，是涨幅最大的州。

　　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中期选举中，相比于大龄白人，年轻人和少数族裔群体一般不出来投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的数据统计显示，65岁以上公民在2018年以前过往四次总统选举中投票率为71%，而在过往四次中期选举中的投票率则也能保持在61%，其中，主体主要为白人。相对年轻人和少数群体，中老年白人对于中期选举还是可以维持很高的的投票热情。

过往，年轻人和少数群体中期选举投票积极性不高

　　然而，今年的中期选举则大不相同。根据美国数据分析公司Catalist不久前的分析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相较上次中期选举，年轻人和少数族裔的投票率有明显提高。在今年中期选举中的所有选票中，约有76%的选票是由白人投出，12%是由非洲裔美国人投出，7%是由拉丁裔美国人投出，5%是由亚裔投出。少数族裔选票比重比上次中期选举有明显的提高，更接近上次总统大选的选票族裔构成。同样的现象在各年龄段中也有显现，年轻人选票比重比上次中期选举明显提高，更接近上次总统大选的选票占比。

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相较上次中期选举，年轻人和少数族裔的投票率有明显提高

　　虽然今年中期选举的整体投票率相较总统选举还有一定差距，但是相比往届中期选举，今年的中期选举投票率在两党、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明显提高。同时，从年龄段和族裔来看，今年中期选举的选票构成更接近总统大选的选票构成。往届中期选举投票率低，选票结构不具有代表性，但是今年的中期选举则不同。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两党的积极性都被调动了起来，这种积极性在全国及各社会群体中都有所体现。
　　结语
　　特朗普当然还可以嘴硬。他可以拒绝承认共和党的失败。他也可以说是因为自己的名字不在选票上，所以很多人没有投票支持共和党。然而，不论他在公开场合如何嘴硬，他和共和党都应该感受到了这次中期选举所带来的压力。在这次中期选举中，两党的支持者都展现了极高的积极性，可以说，今年的中期选举是一场硬碰硬的较量，而在这次硬碰硬的较量中，共和党败下阵来。
　　从这次中期选举的各方面特征来看， 我们可以把今年中期选举看作是2020年总统大选的一个前期指标。我觉得特朗普应该适当考虑重操他擅长的旧业——继续申请破产保护了。

来源时间：2018/12/9   发布时间：2018/12/9

旧文章ID：17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