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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功能——以特朗普政府援外政策争论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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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韶彬  来源:《当代世界》2018年第11期

  内容提要: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大部分时期视对外援助为国家利益之有效和必要工具,国会参众两院和共和、民主两党也对此形成基本共识。特朗普政府出于“美国优先”理念和对军事实力的信奉,试图在减少赤字的同时增加国防投入,多次提出削减援外等领域预算的方案,但在美国各界的多数反对和批评下,没有获得国会的支持。美国社会对于对外援助政策功能的普遍认同,对理解对外援助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维护必要的政治联盟、促进投资和贸易等经济利益,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与外交和其他途径相配合增加广泛的国家利益,都使适度规模的对外援助成为必要。
  关键词:对外援助;国家利益;特朗普政府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原先的竞选口号“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和“使美国再次强大”(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成为其执政理念。在这些理念指引下,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后又宣布有条件重返,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又下令研究重返,指责并要求盟国分担义务和费用,对中国发起规模空前的“贸易战”,断然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不承认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等等,都成为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
  2017年3月16日,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发布了《美国优先:使美国再次强大的预算大纲》(以下简称“预算大纲”)。此后,美国政府又先后于2017年5月和2018年2月向国会提交了2018财年和2019财年的联邦预算。以上三份文件都对对外援助等外事预算进行了大幅削减,由此引发美国社会的持续争论和关注。相较于前述其他议题,削减援助预算所引发的政策争论,并没有引起多少国际关注。然而,分析这一争论的内容,有助于理解对外援助的一般功能及其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在中国不断增加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援助和经济投入的背景下,美国关于对外援助问题的争论,对理解当前中国的对外援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美国对外援助实践的历史演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外援助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自杜鲁门政府实施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创设了大量影响深远的对外援助账户和项目。例如,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粮食和平”(Food for Peace)项目;肯尼迪时期的和平队(The Peace Corps)项目——这一时期美国国会制定了《对外援助法》,成立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尼克松时期的泛美基金(IAF)项目;卡特时期的美国非洲开发基金会(USADF);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政府的“支持东欧民主”(SEED) 账户,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的千年挑战账户(MCA)和抗击全球艾滋病倡议(GHAI);奥巴马政府的三个总统政策倡议:全球饥荒和粮食安全倡议——哺育未来(FtF)、全球健康倡议(GHI)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倡议(GCCI),等等。所有这些举措在美国对外援助史上都非常引人注目。
  美国对外援助的一个重要和突出的总体特征是,尽管不同时期的政府或国会对于对外援助的重视程度有所差异,但自杜鲁门以来的多数美国政府都把对外援助视为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对外战略工具。早在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就强调“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等对外援助项目的战略意义,并提出进一步增加对外援助支出的政策建议。其后,里根政府在1987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对第三世界援助政策、防务政策与国际经济政策概括为遏制战略的三要素。1988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强调,对外援助“促进了重要的国家利益,帮助在全世界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原则”,“美国的援助项目代表了高杠杆的投资,以相对较小的支出取得很大的回报”。老布什政府在1990年和1991年连续两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也强调对外援助的重要性,并在后一份报告中提出对外援助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小布什政府2001年9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则第一次把发展(即援助)与防务和外交并列为国家安全三大支柱,即所谓3D战略。而奥巴马政府除了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发展的重要性,还制定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份《四年外交与发展评估》(QDDR)报告,该报告题为“通过民事力量领导”(Leading Through Civilian Power),强调外交和发展等民事因素与防务的同等重要性。此外,奥巴马还签署了美国第一份国际发展政策文件——《全球发展总统政策指令》(PPD),提出要把发展提升为“美国权力的一个核心支柱”,使发展、外交和防务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促进美国国家安全。
  当然,美国国内也有过多次对于对外援助政策的批评和争议。这些批评和争议甚至导致援助预算的削减,比较典型的是从冷战结束前的1986年到2001年“9·11”事件爆发前的十几年间。里根在1988年1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抱怨:“虽然联邦预算总体上有所增长,但1986财政年度的对外援助减少了29%,1987财政年度又减少了11%,1988财政年度又面临削减。现在,安全援助账户已经大大低于维持国家安全利益所必需的水平。”克林顿政府时期,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孤立主义力量抬头。国会轻视多边机构,迟迟不批准拖欠的联合国会费,对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中所承担的经费份额也非常不满。国会中的主导观点认为,对外援助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工具的意义已经减弱,这导致包括对外援助在内的政府对外事务拨款连年下降,1996—1997财年甚至达到历史的最低值。由于对外援助的减少,美国第一经济援助大国的地位竟在1989年和1993—2000年间被日本取代。但其后,美国对外援助支出在小布什时期迅速恢复,并实现了倍增,达到年均5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奥巴马政府时期也维持了这一支出水平。
  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公布的最新数据,二战结束以来,1946—2016财政年度,美国提供对外援助总计11743.2万亿美元,其中经济援助7933.4亿美元,占67.6%;军事援助3809.8亿美元,占32.4%。2016财年,美国共有19个联邦机构通过74个账户提供了494.7亿美元的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全部19个机构通过67个账户提供了近340.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国务院和国防部还通过7个军事援助账户提供了超过15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特朗普政府的援外预算削减计划
  2017年3月16日,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优先:使美国再次强大的预算大纲》。在致国会的信中,特朗普强调,政府将“重新把促进美国人民的安全置于优先位置”,预算大纲的核心是“在不增加联邦赤字的情况下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为此,国防支出将大幅增加540亿美元,同时大幅增加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移民执法预算以及应对暴力犯罪等涉及国民、社会和国家安全的相关经费支持。
  显然,在不增加赤字的情况下增加安全预算,必然导致其他方面预算的减少,其中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和财政部国际项目是削减最多的领域。在预算大纲中,特朗普提出了许多实际上减少美国国际责任的预算计划,如减少对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支持,包括减少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援助;终结气候变化倡议项目的援助;把一些军援从无偿援助改为贷款,允许受援国用美国援款购买美国武器;减少对包括世行在内的多边发展银行的资助。同时,以提高援助资金效益为由,特朗普提出终止或减少一些重复资助的项目,如终止紧急难民和移民援助账户;终止重叠的维和和安全能力建设及重复的应急项目,如综合危机基金(Complex Crises Fund);对通过其他渠道也能够获取资金的组织和项目,如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也将停止支持。此外,大纲突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把经济和发展援助重新聚焦于对美国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
  基于预算大纲的理念和思路,2017年5月23日,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正式提交了其首份联邦预算——2018财年预算请求,其中要求为“国务院、对外事务及相关项目”(SFOPS)提供财政支持420.5亿美元,含对外援助270.5亿美元,比奥巴马时期的2017财年授权拨款分别减少了30%和35%。不过,在众参两院于2018年3月先后通过并经特朗普签署生效的《2018财年综合拨款法案》中,国会实际批准了541.8亿美元的对外事务经费,其中对外援助399.2亿美元,比2017财年实际分别减少6.1%和4.2%。此外,从最终的2018财年拨款法案的文本内容来看,国会还是为2017年相同的账户提供对外援助拨款。特朗普的许多援外改革计划,如停止资助综合危机基金、把运行数十年的经济支持基金(ESF)与相关项目整合为经济支持和发展基金(ESDF),都没有获得国会的支持。
  2018年2月12日,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其任上的第二份联邦预算——2019财年联邦预算,“国务院、对外事务及相关项目”预算经费再一次被削减至418.6亿美元,其中对外援助286.0亿美元,分别比2018财年国会拨款减少22.7%和28%,并且第一次取消了自2012财年开始包含在这一部分预算中的海外应急事务(OCO)资金预算请求。不过,在两院的拨款委员会分别于2018年6月和7月通过的法案中,国会对这一部分的经费支持仍维持在2018财年的水平。
  从特朗普政府提交的预算大纲以及两个财政年度的预算请求来看,其大幅削减援助预算,取消和合并相关援助账户,尤其是减少发展援助和对多边机构的资助,固然有提高援助效益的考虑,但实际上涉及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依靠什么来保障国家安全?主要靠军事力量,还是军事与民事(外交和发展合作)并重?“9·11”事件以来,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选择了后者,两届政府都把发展合作(对外援助)、外交与防务并重,并将它们视为国家安全的三个支点。特朗普则更为强调美国面对的世界充满安全挑战,他把军事力量视为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并否认对外援助和外交的安全功能。
  美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功能:政策争论
  目前来看,尽管特朗普政府多次提出削减对外援助支出的计划和预算,但并没有获得美国国会的支持。不过,由削减援外预算引起的关于对外援助功能和本质的争论,则更具有启示意义。总体来看,支持削减者势单力薄,而反对削减者人多势众。
  特朗普削减预算的支持者多为保守主义智库人士,包括从彻底批判对外援助的激进人士到认为需要改革对外援助以有效服务美国国家利益的温和派。2017年7月发表在美国外交协会(AFSA)主办的《外交》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代表了对外援助的激进批评声音。文章作者托马斯·迪西特(Thomas Dichter)曾在60多个发展中国家从事了50年国际援助工作,曾任和平队志愿者和国别主任,后来在多个非政府组织从事发展项目的研究和咨询工作。迪西特列举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于对外援助的各种批评,认为每个国家的发展取决于自身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特性;援助不仅对于发展是无效的,还造成了许多国家的援助依赖。那么,国际援助产业为何不减反增?作者的答案是,“对外援助已经成为一个大产业,一种援助产业复合体(Aid-Industrial Complex),它以‘销售’为核心衡量标准,自利使变化不可能发生:事实上,自利阻止了变化”。因此,作者主张把人道主义援助与发展援助分离,减少发展援助。如果考虑到这篇文章发表的刊物和时机背景,那么可以说其观点呼应了特朗普削减援外预算的理念。
  温和派中比较典型的是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观点。早在总统选举启动前的2016年2月23日,传统基金会就公布了一份题为《2017联邦预算平衡大纲》(Blueprint for Balance:A Federal Budget for 2017)的建议报告。该大纲提出的基本理念和许多建议均在特朗普的预算大纲和预算请求中有所体现。例如,这份大纲建议:终止浪费和重复的项目;充分资助国家安全,加强国防;10年内,减税1.3万亿美元,减少支出10.5万亿美元,减少赤字9.2万亿美元。在“国务院、对外事务及相关项目”部分,该大纲的建议主要包括:终结海外投资公司,撤销美国贸易和发展局,取消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多边机构的资助,禁止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加大对国际组织的监督力度等。大纲中提出的减少对多边机构的资助、强化预算平衡、加强国防经费预算等建议,在特朗普的预算方案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基金会2018和2019财年的财政建议报告依然沿用了2017财年报告相同的标题、核心观点,以及基本相同的具体建议。概而言之,至少在减少援助、强化军事、减少对多边机构的资助和美国的国际责任、重组援外机构等方面,传统基金会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重要支持。
  然而,反对特朗普政府削减援助预算的阵营力量明显大得多,他们来自前国家政要、国会议员、发展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著名学者,乃至普通公众。早在2017年2月27日,121名美国退役将军致信国会两院和两党领袖,表达他们加强外交和发展与加强防务对确保美国安全同样重要的信念,敦促国会“确保用于国际事务预算的资源与我们面对的不断增长的全球威胁和机会同步增长。现在不是退却的时候”。而创设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等多个援助项目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也反对削减。他在2017年4月13日接受采访时说,继续对外援助“既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也符合美国的道德利益”。同年4月26日,九名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致信美国国会领导人,呼吁维持对联合国及其机构的资金支持。曾于1993—1996年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奥尔布莱特(后担任国务卿)直言,削减联合国预算,将会损害美国国家利益。此外,100多名宗教领袖也致信国会,反对削减援外预算。他们在信中说,“我们感谢美国的全球发展和外交项目,这些项目拯救了生命,保护了宗教自由,也维护了美国的安全”。
  美国重要智库对外关系协会(CFR)的一篇文章则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称,特朗普削减对外援助预算,在南亚和中亚向中国的影响力敞开了大门。文章认为,按照特朗普的援助方案,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援助资金将大幅减少,但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迅速增加对整个地区的援助,尤其是看得见的基础设施项目援助,这将使美国处于不利地位。“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了中国在中亚五国的影响,并使华盛顿处于竞争地位。更为贫困的南亚地区,接受美国医疗援助项目更为广泛,而特朗普大量削减全球卫生预算,将给该地区应对各种疾病、改善营养、提升健康带来巨大挑战。另外,在美国计划减少援助时,中国正在努力扩大在印度洋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加强与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各国的援助关系,使之成为印度洋的主要外交和经济伙伴。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在《美国利益》上撰文,强调对外援助对于美国应对安全挑战的意义。他指出,国防经费已经是对外事务经费的15倍,虽然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解决美国面临的一些安全挑战至关重要,但是对于防范跨国恐怖主义、流行性疾病和大规模移民的影响等重要挑战,仅靠国防部的资源无法得到充分解决。克拉斯纳认为,对外援助具有非常多的功能,从或多或少的直接贿赂,到支持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外国统治者以某种方式助益美国利益;从建设国家能力,到帮助选定的国家走上巩固民主的道路等,这些都可以有效应对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非传统挑战。
  概而言之,美国国内反对削减援助预算的声音远远大于支持者,这使得特朗普的削减计划连连受挫。不过,特朗普政府极有可能在其今后任期内的财年预算中继续推动削减援助预算的方案,斗争似乎还要继续下去。
  结  语
  特朗普把援外资源与安全或国内福利对立起来,削减援外预算以补充国防支出,其背后的理念是美国优先和对军事力量的信奉。其政策的支持者或者出于与特朗普相似的理由,或者认为援助无助于受援国的发展。其政策的反对者,即援助的支持者,实际上来自两个视角:美国利益视角和国际主义视角。美国利益视角的援助支持者,强调援助对于美国本国安全、政治或经济利益的重要性;而国际主义视角的援助支持者,强调援助为受援国所必需。正如特朗普削减援助预算引起的政策争论所显示的,除了发展和慈善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和宗教界人士主要基于国际道义和受援国需求考虑外,削减援助预算的其他反对者或援助支持者都是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美国利益视角强调援助为国家利益所必须,是一项必要的战略支出,其功能为军事实力所不可替代。从这种视角来看,即使对外援助没有促进受援国的发展及其人民的福祉,也维护和增进了美国的利益,它就是必要的。
  实际上,各大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变动——无论大规模削减还是增加,都会引起争议。美国关于援助政策争议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一个在全球有广泛影响和利益延伸的国家,不应当把援助支出与其他支出和国内福利对立起来,也不应仅仅从援助对受援国的发展效用来考量援助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维护必要的政治联盟、促进投资和贸易等经济利益,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与外交和其他途径相配合增加广泛的国家利益,都使适度规模的对外援助成为必要。
  注释略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时间:2018/12/9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17582

黄仁伟:2019年,中国要做南海台海“两线作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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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翟亚菲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中美博弈与世界变局”2019环球时报年会8日在北京举办,在“南海、台海是否会再起烽烟?”这一议题的讨论中,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表示,2018年中美关系是以经济上的博弈为主,如果90天谈判顺利的话,到2019年,这件事情就不会像2018年那么紧张。但是另一方面,2019年地缘政治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美国常常是打完这次打那次,贸易战停下来就可能开打“地缘政治战”。
  对于“民进党是否会更加激烈搞‘台独’”问题,黄仁伟表示,它会“抓紧一切机会把台独往前推”。2020“台湾”大选时,它再来一个“‘台独’公投”,绑定大选,看你动手不动手。
  黄仁伟认为,2019年是台海的危机年,南海会加大危机,美国人一定会在南海做“小动作”。所以,2019年我们要准备南海台海“两条战线”作战。

来源时间:2018/12/9   发布时间:201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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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华为事件要避免民族情绪与自力更生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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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智  来源:FT中文网

  12月6日国际媒体报道,中国著名通讯企业华为集团创始人任正非之女、集团副董事长与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12月1日在加拿大转机时,被加国警方应美国要求逮捕,并可能引渡至美国受审。逮捕理由是孟女士涉嫌隐瞒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禁令、向伊朗出口原产于美国的通讯产品的事实。
  这则消息很快刷爆了中国网络与社交媒体。众多人士纷纷指责,认为这是中兴事件之后,美国为了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将其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霸凌主义行为的再次体现。还有人士认为,这再次提醒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应该坚决走自力更生之路,要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免受制于人。
  笔者认为:思考华为事件以及此前的中兴事件,一方面应该避免民族情绪,回到法律层面进行分析判断,另一方面应该避免陷入自力更生思维模式,坚持对外开放与合作发展的基本国策。
  一、应该避免民族情绪,回到法律层面进行分析判断
  从媒体报道的加国警方应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的理由看,华为事件与中兴事件性质是相同的,都是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禁令,向伊朗出口原产于美国的通讯产品且隐瞒事实。此事在今年上半年中兴事件爆发时,在网络与社交媒体上就已经被炒得沸沸扬扬。
  据路透社当时报道,美国纽约联邦检察官在2016年就开始调查华为的相关行为;美国商务部2016年的文件在披露中兴的相关违法行为时,也披露了另一家被标记为F7的公司是如何成功规避美国出口管制的;美国国会议员则数次致信美国商务部称,他们相信F7就是华为,要求对华为进行全面调查。网络与社交媒体当时猜测华为是否可能成为下一个中兴。此次孟晚舟被捕,证实这种猜测可能会成为现实。
  思考华为事件,乃至较早的中兴事件,要避免民族情绪,回到法律层面,将关注点集中到华为是否应该遵守美国有关法律、是否有违背美国有关法律的事实等问题上来。
  关于华为是否应该遵守美国有关法律问题,国内很多媒体与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体现了美国将其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霸道作风。这一观点的言下之意,就是华为不必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
  这一认知是不正确的。这是由于,华为涉嫌向伊朗出口的通讯产品,与中兴一样,是原产于美国、受美国《出口管制法》管制的产品,而不是自身产品。美国国内企业如果违背这一法律的规定,向管制对象国伊朗等国出口这些产品,同样会受到严厉制裁。其它国家企业(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的华为与中兴)在与美方相关供应商签署相关购买合同时,美方肯定会明确告知(或在相关条款中规定)相关产品不得向管制对象国进行转出口。因此,如果他国企业违背此项规定,则不仅违背商业合作精神与合同规定,也直接违背美国法律,美国是有权对此进行法律制裁的。相反地,如果他国企业向伊朗出口的产品属于自身产品,那就的确不应受美国《出口管制法》的约束。
  中兴事件爆发后,中兴公司与中国政府自身都没有对美国政府是否有权对此类行为实施制裁提出异议,只是认为美方对中兴的制裁过于严厉。最后双方达成的解决方案,也包括中方聘请美方合规官员,对中兴的行为进行合规监督。华为官方此次发布的消息称:华为遵守业务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与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与制裁的法律法规(这也是任正非一直强调的);华为不知孟女士有任何不当行为,相信加拿大和美国法律体系最终会给出公正结论。这就说明,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中兴、华为管理层,对相关企业的相关业务应遵守美国《出口管制法》问题都没有异议。
  因此,华为事件剩下的问题就是回归法律层面:华为是否真有违背美国《出口管制法》的行为,美方指控的是否是事实。媒体关注的焦点应该在此,而不是煽动民族情绪,指责美国所谓的“长臂管辖”、“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对于美国政府的指控,华为完全可以依靠合法途径应诉或抗诉,政府也完全可以,也应该出面予以支持。华为对此次事件的官方表态,是理智的、温和的、得体的。中国政府当然应该声明,也应该采取实际措施,为孟晚舟争取一切合法权利,主要是争取加拿大与美国司法机构公正对待的权利。但在事实未查清之前,不宜对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匆忙下论断。美国的法律体系比较完善,舆论开放程度也很高。中国企业与政府完全可以,也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不必上升到民族、国家的舆论层面进行对抗。
  此外,各国企业更应该遵守国际法的相关禁运规定,无论其产品来自于何处。譬如,联合国安理会数次规定了对朝鲜的禁运措施。前几年中国东北一位女商人向朝鲜偷偷出口违禁产品,被美国情报机构掌握后,通报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在确认后对这位女商人实施了逮捕。这位女商人向朝鲜出口的产品,并非来自美国,但由于属于联合国对朝禁运产品,属于国际法管辖范畴,因此照样应该受到制裁。
  二、应该避免自力更生思维,坚持对外开放与合作发展
  很显然,此次事件同中兴事件一样,与中美两国在贸易与高新技术领域的对抗有关,也的确是美国定点、精准打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典型事件。但是,国人不宜将华为与中兴事件扩大解读为美国对整个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打压。
  这是因为,美国定点打压的,是涉嫌违反(华为)或的确违反(中兴)美国《出口管制法》的中国企业,而没有打压其它合规经营的中国企业,因此不应将其理解为美国对中国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打压。只要中国企业合规经营,美国政府就找不到惩罚它们的理由。还是那句老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好蛋也不怕苍蝇叮。
  同时,国人更不应该就此认为,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应该坚决走自力更生之路,要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免受制于人。
  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合作发展,从本质上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思路。开放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各国互相合作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各行各业的核心技术很多,一国自己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核心技术。如果试图掌握所有核心技术,必然导致资源配置分散,效率低下。因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各国分别集中精力发展部分核心技术与产品,从而提高发展效率;然后通过自由贸易的方法,互通有无,使各国都能享受到所有的核心技术与产品。这是开放经济与合作发展的精髓所在。
  在开放经济中,每个国家都“受制于人”。如果一国试图掌握所有的核心技术,不受制于人,是否也就意味着它想制约他人、而自己不受制约呢?这既不合理,也很难做到。
  要坚持开放经济与合作发展,各国就应该互相尊重,遵守一些共同规则,特别是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这里面,应该包括尊重各国的出口禁令,不将一国的管制产品转卖给其禁止出口的对象国。如果不尊重这些基本规则,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破坏互利合作,导致各自独立发展、自力更生,丧失对外开放与合作发展带来的好处。
  中国改革开放前,采取的是自力更生的发展思路。结果导致发展的效果很不理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有人认为,中国依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了两弹一星的高科技国防产业,应该对此有充分信心。对此,中国著名艺人袁立曾指出,两弹一星也有对外开放的功劳,因为两弹一星的功勋钱学森、邓稼轩等,是民国时期在美国学习了相关理论。这一认识很有见地。事实证明,自力更生会导致发展的低效,不是理想的发展模式。
  而中国改革开放后,大力推进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绩。不仅进口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产品,也学习了它们很多先进技术,促进了自己的技术提高。现在,中国在先进技术方面与欧美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中兴事件也充分暴露了这一差距。这就更需要中国企业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而不是从此关起门来自力更生。
  如果中国从中兴、华为事件中,不正确地得出应该在高科技领域进行自力更生的结论,并进而采用“举国体制”,不惜一切代价,遍地开花发展所有高科技领域的“核心技术”,从各国历史经验看,其效果不会很好。
  因此,中国对中兴事件与华为事件的唯一正确反思,是应该强化企业的契约精神、合规意识,并进行相关培训,使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严格遵循相关规范与法律,降低或消除面临的法律风险,并以此维持对外开放、合作发展的大局。如果由此得出中国应该自力更生的结论,那将是片面的、“歪楼”的反思,不利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大业,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
  三、对如何应对中美高技术领域争端的补充思考
  最近几年来,中美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争端此起彼伏。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双方争端愈演愈烈。这里面,应该区分好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美方指控中国企业有侵犯其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进行网络入侵与盗窃等行为,以及中兴、华为这样的(涉嫌)违背其出口管制法令的行为。这些行为可以笼统地称为“不公贸易行为”。对这样的行为,中国应该就事论事,与美方展开务实磋商,不必渲染民族情绪进行舆论对抗,更不必上升到国家层面进行战略对抗。
  二是美方明确采取的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行为,如加强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进行限制等。这里面既有随着中国实力上升,中美竞争加剧的原因,更有中国近几年发展方向与美方期待不符合而导致美国对中国进行整体遏制的原因。这在美国副总统彭斯前段时间在美国著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公开演讲中有直接体现。对此,中方应该通过实际行动,消除美方对中国总体战略走向的担忧,争取美方放松技术封锁,从而改善两国关系,改善自己的发展环境,促进国家更好地发展。
  (注:作者余智为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18/12/8   发布时间:201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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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为何会被西方国家围攻?

作者:段万金  来源:新浪博客

  华为问题是中国与世界真正融合最根本最尖锐体现
  周末早晨刚起来,突然想到我的华为手机里面有些资料需要查看。
  当初买华为手机的时候,主要是看中它的双卡双待,并且是双4G,可以随便切换,但是后来觉得它越用越慢,最后将它搁置一旁,全当作备用手机,至于安全问题,也许我并没有需要特别需要保密的隐私。也并没有太在意。
  我知道中国引以为傲的高科技企业华为集团现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坎一个重大的挑战。他的总裁在加拿大被捕或许正是麻烦的开始,远远不是结束。
  前有中兴,后有华为,或许这正是中国体制与世界西方发达国家体制发生矛盾,产生碰撞后必然的结果。这一天迟早要来,如果我们保持低调一点,或许可以延缓。但只要不改变体制,或许很难阻挡。
  比起彻底的开放市场,比起政府不再给国有企业大规模补贴,国际市场竞争,华为的问题其实最为本质和尖锐激烈。
  从个人来讲是个人隐私问题,从国家层面来讲是国家安全问题。
  西方人的人权观念,个人的自由隐私要高于国家利益,中国人的观念是个人的自由,也是要服从国家利益。
  比如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打开恐怖分子手机后台已获得恐怖分子的犯罪信息,于是要求苹果公司协助,因为恐怖分子拒绝提供手机密码,但苹果公司拒绝联邦调查局的要求,官司打到联邦法院,司法独立的美国联邦法院居然拒绝了联邦调查局的要求。
  这在我们国家几乎是匪夷所思的,不要说要说联邦调查局就是一个最基层的地方的公安机关,要求去华为公司去调查,华为公司也是必须无条件配合的。
  这也是美国企业向全球推销他们的保障,公民个人你是最好的名片,美国的企业绝对有能力去拒绝美国政府一切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
  联想到我们的华为,如果我们的公安部国家安全局因为国家安全需要要求华为集团配合去调取某些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华为集团怎么办?他们有法律依据抵抗吗?他们有司法机制抵抗吗?如果华为集团真的牛逼到控制到全球的5g网络,控制到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在使用华为的手机,华为的电信设备,那么其他国家的公民,其他国家,他们有安全感吗?
  所以西方先进国家现在以这个理由说是认为使用华为技术华为设备会对国家安全产生风险,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中国企业要想进一步走出去,怎么办?
  我们就要大规模修改我们的法律,改革我们的司法体制。
  但是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甚至伤筋动骨的改革可能性有多大?我们连司法独立都不认可,我们的司法机关现在还处于刀把子的尴尬地位。
  所以说华为问题其实最为根本,国家制度真的决定一个企业可以做多大走多远,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来源时间:2018/12/8   发布时间:20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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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对激励”到“做对价格”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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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军 王永钦  来源:第一财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说,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你就很难去想其他问题了。的确,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吸引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破译经济发展的密码。身为中国经济学家的我们,一旦开始思考中国的转型和发展,也很难去想别的问题了。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好走过了四十个春秋。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从世界最落后和封闭的国家之一,跃升为一个GDP居世界第二、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纵观二次大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真正成功实现经济赶超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实际上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没有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经济上反而陷入了某种“发展陷阱”:要么是“贫困陷阱”(如非洲国家),要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如拉丁美洲国家)。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东亚的发展模式,可以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和理论素材。
  张五常曾经说过,对于中国的发展,最应该问的问题也许是,“中国做对了什么”。由中国的经济学家来系统总结中国的经济改革经验和思考面临的挑战,是理所当然的。《大转型:中国经济改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旨在回答“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个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回答“中国还需要做什么”。
  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独辟蹊径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就和经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为此提出了各种方案。其中一种代表性的方案是由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提出来的,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有四个支柱,一是“私有化”,即界定私有产权;二是“市场化”,即让市场发挥作用,将“价格做对”(Getting Prices Right);三是“稳定化”,即控制财政赤字和避免通货膨胀;四是“自由化”,即减少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干预。
  这四个支柱看上去都非常合理。但今天尘埃基本落定,推行“华盛顿共识”的苏东(苏联和东欧)国家经历了经济衰退,其中有些国家至今仍未恢复元气。而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的中国,却取得了人类发展史上令人瞩目的奇迹。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中国过去四十年在经历漫长经济停滞后重新崛起,其背后的转型和发展路径值得探讨。
  四十年前,一个无比艰难的历史使命摆在中国人民和领导人面前:彼岸何在?如何到达彼岸?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索长期贯穿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计划经济是次大二战后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但在中国和苏东都遭遇了失败;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中共十四大上,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在此之前,远在苏东剧变之前,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就已经开始了。
  理论上,现代经济学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此岸”和“彼岸”:在计划经济中,没有市场和价格机制,经济的组织按照中央计划来协调;而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下,所有的市场(包括各种产品的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都是完备的,只需价格机制便可以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政府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公共品。
  但没有一个现成的理论告诉中国的领导人,如何从“此岸”到达“彼岸”。
  在我们看来,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有两个本质的区别。首先,与市场完备的发达经济体相比,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往往是缺失的,或者即使不是缺失的,也是高度不完美的。
  第二,从技术水平来说,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水平往往远离世界技术前沿。市场缺失意味着存在帕累托改进和政府干预的可能性;远离世界技术前沿意味着它们可以学习或者模仿现成的技术,而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创新和研发活动来创造新的技术,于是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更好地组织资源、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发展。这与早期的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提出的“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和相应的经济组织方式应该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思想也遥相呼应。
  在这两个基本条件下,与苏东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独辟蹊径,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战略、策略和治理结构。
  第一,在整体的改革战略上,中国采取了渐进式方案。这种实验式改革方法是务实和有效的。如前所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现成的规律可循,所以中国这种试错式的改革也符合科学发现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中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学者和民众发现转型路径、发现市场、发现新世界和新生活的一个过程。
  中国的经济改革最早是从农村部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这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还为1984年起城市部门的改革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因为农业发展为城市部门的改革提供了生活必需品、投入品、劳动力和市场;当然,农村的改革也可能是政治上最容易推进的。
  价格双轨制作为一种价格改革的思想与方法,是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被提出来的。不过,中国在1980年代初其实就在工业生产部门经历了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所以双轨的体制其实贯穿了整个1980年代,并几乎延续到了1990年代上半期。这种帕累托式改革的双轨制,总体上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1990年代中期后,市场化改革得到了全面的推进,尤其在财税、金融这两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第二,在具体的发展策略上,中国采取了扭曲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将价格做错”)的政策。市场不完全,尤其金融市场不完全意味着,仅仅依赖市场不能够实现经济中有效的资本和投资水平。而政府压低工资和其他要素的价格,也是一种资本积累的方式。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压低了均衡的工资水平,城市政府压低了工业地价等,促进了企业的资本积累。最近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在经济转型和追赶的发展阶段,这样的策略是给定约束条件(尤其是金融不完全这个约束)下最优的发展策略。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治理结构特别有助于实施这种发展策略。
  第三,中国转型迄今为止的成功与中国独特的政治治理结构密不可分。与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分权是在大的政治架构不变、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地调整相互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从 1970 年代的放权让利到 1980 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再到 1990 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仅始终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也是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与中国独特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分不开。从这种分权式改革中得到的更一般的经验是:对经济转型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对价格”,因为在市场不完备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存在正确的价格;这个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做对激励”(Getting Incentives Right),因为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中更为深刻的主题,价格机制只不过是激励机制的一种方式而已。
  经济结构(如分权程度和整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异。分权式(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改革,不仅硬化了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而且还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竞争。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块块”来配置)使得经济可以在局部进行制度实验,地区之间的基于GDP单维度的标尺竞争,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反映地方政府绩效的有效信息,并且使得经济体更容易抵抗宏观冲击;相反,俄罗斯的U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条条”来配置),则不具备这样的经济结构收益。这种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解决了政治体系内部经济发展的激励问题,根据经济学中著名的蒂布特(Tibout)模型,相当于创造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品的竞争性“市场”,解决了公共品提供不足问题。的确,过去四十年中,地方政府在发展基础设施、市场化、民营化和城市化方面功不可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推进了大规模的国企民营化,中国经济才开始真正起飞,目前民营经济已成了中国经济的主力军。也许,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表现,张五常称这是中国最好(妙)的制度。
  第四,中国转型迄今为止的成功与中国独特的社会治理结构密不可分。政治集权、经济分权这种治理结构下地方政府之间基于GDP的单任务锦标赛(Single-task Tournament)解决了中国公共品的市场失灵问题;在私人合约和治理方面,基于重复博弈的自我实施的关系型合约,则缓解了市场缺失和中国正规法律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这种关系型合约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的关系型合约是政治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型合约,在市场不完全的赶超型经济体(如德国和东亚模式下的经济体)中,政治家和企业家之间都存在这种关系型合约(在东亚模式中表现为“产业政策”)。这种关系型合约,作为一种“次优”(约束下的最优)的制度安排,可以弥补市场的不完全,促进经济发展。从早期的乡镇企业到后来的各种政企纽带,其实都是这种关系型合约的表现。
  第二个层次的关系型合约,发生在不同的微观主体之间(如企业与企业之间)。近年出现的一些新文献研究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非正式制度基础。这些研究发现,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对于缓解信贷约束、分担风险、分享信息,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作为一种次优的制度,促进了民营经济的成长。这些基于关系型合约的治理,由于不需要建章立制的固定成本,特别适合市场范围较小、相关市场缺失的情况。而中国根深蒂固的社会网络关系为这种非正式制度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有意思的是,回过头来看,中国改革的策略和治理结构暗合着经济中的次优理论。次优理论是指,如果经济中存在很多扭曲,那么消除其中的一个扭曲或者几个扭曲(只要还没有消除所有的扭曲),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举个形象的例子,某家的房子着火了,同时水龙头也关不上一直在流水。这时候如果试图将水龙头修好关上,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对一个经济体来说,特别是对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来说,亦是如此。经济中存在很多扭曲,很多市场都是不完美的。这种情况下,出人意料的是,人为增加一个扭曲,反而可能会促进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上面提到,当金融市场不完全的时候,再扭曲劳动力市场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于中国的问题,如果仅仅从“局部均衡”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管有意识地还是下意识地,中国的领导人似乎深谙一般均衡下的“次优理论”的逻辑。
  第五,中国的经济奇迹与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以及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也密不可分。我们前边提到的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两个结构性特征是:市场不完全,以及技术水平远离世界前沿。中国基于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政治治理,加上基于关系型合约的私人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失的市场;而远离世界技术前沿则意味着中国可以学习或者模仿现有的技术,而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创新和研发活动来创造新的技术,这进而意味着在这个基于投资(Investment-based)的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是动员资源来发展经济,而非自己去从事研发。也就是说,在这种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经济体系内的资源。在这个阶段,由于市场的缺失和不完美,完全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无法达成帕累托有效的配置,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改进资源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而中国独特的政治治理和私人治理尤其适合这种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和融入全球化,相当于为这种发展模式插上了翅膀,使中国可以在全球的分工体系中实现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十多年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深刻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
  根据我们对东亚模式的研究,政府干预的作用依赖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成功的政府干预需要满足几个必要条件(未必是充分条件):一是,政府的目标函数应该是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即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性,而不是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二是,政府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和政策工具来实施必要的干预;三是,政府政策干预的形式和幅度应该取决于经济体具体的发展阶段(比如市场的完备程度,比如与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因此,政府决策需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有所调整,尤其是在市场发育足够充分后,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治理也要进行适时的转型。在一个阶段被证明是成功的体制和政策,在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经济发展的桎梏和障碍。
  中国原有发展模式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治理结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模式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政府应该适时加以调整,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全球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经过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离世界的技术前沿越来越近,从发展阶段上来说,已经从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转变为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动员和组织投资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早期促进投资的政策(如压低工资、强政府)会阻碍技术创新。在新的历史阶段,正如哈耶克很久之前就论证过的那样,更加分散化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成熟)会更好地加总大众的智慧,促进基于创新的发展。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大众的智慧如果充分发挥出来,其力量会是惊人的。
  其次,中国这种发展模式其他方面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如压低工资和降低资本成本的发展策略,加上中国经济中其他的扭曲,造成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加强版的东亚模式。中国组织和动员资本的能力远远超过当时的东亚模式,尤其考虑到中国政府控制着土地。这也造成了中国和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区别:东亚模式下的经济体在经济起飞前,对土地市场进行了平等主义的改革,这种起点的公平有助于东亚模式实现共享式增长。如果我们将眼光再放得更广一些,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北美洲和南美洲经济发展路径的分野也是由初始要素禀赋的不平等造成的。北美洲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的初始分布在社会上比较平等(自耕农为主),这使得人们有积极性投资于人力资本;南美洲则刚好相反,土地要素的分布高度不平等(庄园制),这使得没有土地禀赋的群体在社会中的议价能力比较低,他们就缺乏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激励,经济没有从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转变到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长期以来,两者之间的发展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最新的经济研究也表明,在经济追赶阶段完成之后,“亲商的”(Pro-business)发展战略应该适时转变为“亲劳工的”(Pro-worker)发展战略,因为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转变也有助于经济顺利地从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这种转变也是中国社会政策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再次,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最近的一些经济学研究表明,中国这种“将价格做错”的发展策略,虽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便宜和丰富的产品,改进了消费者的福利,但也给世界很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冲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当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了。
  最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暴露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在巨大的外部需求缩减的负面冲击下,中国的GDP增速从长期发展的两位数,跌落至现在的个位数。这固然与金融危机有关系,但从历史上看,中国这种发展型经济体往往会经过3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会进入阶梯式的下滑;而英美这种基于市场的经济体,却可以在一两百年里,有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2008年之后,中国推出了巨大的“四万亿”刺激方案,这种刺激方案以银行贷款的方式进入了地方政府和企业,这些部门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的债务;同时,过去十多年影子银行的发展也加剧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债务问题。债务问题在短期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012年中国的GDP增速首次“破八”,这一年中国的利息支付总额也正好超出了名义GDP的增量,这意味着中国在宏观经济层面已经出现了债务积压问题。经济增速下降与债务积压两者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是中国经济短期内面临的挑战,中国要避免日本式的资产负债表式衰退。经济增速的下滑可能也与近年来中央政府在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中淡化GDP指标有关系。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如何激励地方政府官员也是中国政治治理面临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从中长期的角度而言,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战略和相应的治理结构,可以解释中国迄今为止的成功,同时也蕴含了中国未来改革的空间和路径。随着中国经济离世界技术前沿越来越近,学习和模仿的潜力越来越有限,中国正面临着从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转变到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的关键历史时刻;同时,随着市场的越来越完备,在从“将价格做错”转变到“将价格做对”的(尤其是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价格)关键历史时刻,前期最优的治理结构和发展策略也应该不失时机地加以调整,这可能是下一阶段改革所面临的最大任务和挑战。

  (张军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永钦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大转型:中国经济改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格致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序言。)
  第一财经获作者授权转载自“复旦经济学院”微信公众号

来源时间:2018/12/8   发布时间:20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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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瑞:中国不会容忍华为CFO被捕 美国纠正错误时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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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早报网

  据路透社报道,美资大型投行富瑞周四发表报告指出,即使孟晚舟不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中国亦不会容忍一个企业的全球首席财务官(CFO)被捕,如果事件只因美国白宫混乱造成,那么美国只有有限时间去纠正错误,否则将严重危及中美贸易谈判。
  富瑞分析师Laban Yu在其报告中称,对于华为CFO被捕消息表示震惊,因被捕当日是中美元首商讨贸易战停火。而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是调查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此前美国已基于国家安全风险而发起停用华为产品的活动,并成功阻止华为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和新西兰的销售。
  “虽然中国可能会对其他国家开出的罚单、调查和市场限制忍气吞声,但是我们不相信中国会容忍一个CFO被捕,即使她不是创始人的女儿。”他说。
  他认为,鉴于白宫的混乱,如果由于沟通失误和官僚惰性而导致追击华为的高压战术“失火”,相信美国(以及加拿大)只有有限的时间去纠正错误,否则会令贸易谈判严重受损。
  美国股指期货和亚洲股市周四下跌,因之前加拿大当局逮捕了华为全球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并有可能将其引渡至美国,这引发对中美紧张关系可能再度升级的担忧。
  香港股市成为环球市场的重灾区,恒生指数.HSI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HSCE一度跌3%。华为手机零件供应商之一的舜宇光学盘中大跌近7%,另一家手机设备股瑞声科技曾挫逾8%。

来源时间:2018/12/8   发布时间:2018/12/6

旧文章ID:17577

关于老布什,想说两件事

作者:  来源:假装在纽约

  最新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不出意料,是刚刚过世的94岁的老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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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老布什,我最想说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他身上有一种充满贵族气质的老式优雅。
  1992年,当了四年总统的老布什在竞选连任中表现不佳,以悬殊的差距输给了他的民主党对手比尔·克林顿。
  当时美国正经历经济衰退,美国大众渴望选出一个能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的领导人。但老布什没有能及时对这样的民意做出反应,而他在竞选中的几次失语和失误又被媒体不断攻击,更是固化和放大了人们对他不知民生艰苦的印象,让他大败如山倒。
  投票日当晚选情明朗败局已定后,老布什在日记里列出了几条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
  “安慰那些我伤害过和对我感到失望的人;坚强,友善,大度,体谅,让大家知道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与其说这是 to-do list,不如说是自我喊话,是他自我疗伤的一种方式,从中不难看出这次苦涩的惨败对他造成了多大的打击。
  但是,正如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他很快走出了失败的阴影。在收拾行李离开白宫时,他在办公室给克林顿留下了一封手写的信。
  “亲爱的比尔,刚刚我走进这间办公室时所感受到的好奇和敬畏,和四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时一模一样。我相信你也会有一样的感受。我祝福你能够获得快乐。我在这里的时候从来没有经历过其他总统所描述的那种孤独。当然,总会有一些难熬的时刻,尤其在你面对那些你觉得并不公允的批评时就更是如此。我不是一个擅长给别人提建议的人,但我想说一定不要让那些批评打败你,更不要让它们左右你。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是我们的总统了。祝你一切顺利,阖家幸福。你的成功将是整个国家的成功。我会衷心地为你加油喝彩。祝好运。乔治”
  卸任总统给新当选的总统留言交接是白宫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但其他卸任总统的信大多不过是礼节性走过场的姿态。
  可是老布什的信不太一样,他的言语里有难得的真情流露,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实意地希望克林顿能够成为一名好总统。
  在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被赶出白宫的可怜输家,而是一个超越了党派和政见之争、在落败后仍然能够展现出优雅风度的可敬对手。
  当然,老布什不是圣人,他也曾经在选战中攻击过对手。但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以后,这样的风度是一个正常的政治人物、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体面。
  只是,在今天的大环境里,不同党派的政客、不同观点的普通人之间互相攻击抹黑成为常态。不同立场的人们势不两立,不再求同存异去寻求彼此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社会撕下温情的面纱、到处是撕裂所留下的伤痕,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特朗普。
  体面不复存在,优雅荡然无存。
  在这样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原来社会并不一直是现在这个样子,原来曾经的政治家们是能够保有体面的。
  所以老布什的这封信又被翻了出来,在社交媒体上被美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转发,用来抒发他们对过去好时光的怀念。
  很快大家又发现,原来老布什是一个无比温和的人,他身上有一种美国人的性格里少见的谦卑,他对几乎每一个人都礼貌有加。
  他写给克林顿的那封手写信并非特例,他一直就有给别人写信致谢的习惯。
  有一次他到一个海军学院阅兵,一名士兵在做枪械表演时因为过度紧张出现失误,两次把枪掉在了地上。
  第二天,他给那名自责羞愧的士兵写了一封信:
  “我想谢谢你和所有其他人的精彩演习。听说你是被大家一致推选出来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而你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个决定的正确。另:别担心任何事情,你做得很好。”
  这样的信老布什写过几千封,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到美国政府里大大小小的官员、再到他接触过的许许多多的普通人,都曾经接到过他亲笔写的信。有出版社把这些信印成了一本书,足足有700多页。
  所以这样的风度,不是刻意摆出的姿态,而是他的个人品性。
  这是一种老式的教养,但在如今这个图穷匕见的粗鄙时代,这样的优雅体面越来越稀缺了。
  2018年走了那么多人,很多人都带走了一个时代。
  老布什的离去同样有着这样的象征意义,他象征着一个优雅体面时代的落幕。
  不仅仅是优雅体面,老布什带走的还有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乐观时代。
  重新读一下老布什在1989年就职典礼上的演说,你会明白我的意思。
  那一年,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
  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时代,但是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好。新的风正在吹来,一个自由的新世界似乎正在重生……未来就像是一扇叫做明天的门,你随时可以跨进去。”
  他还说,“今天的我们有着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这个国家的形象变得更友善(kinder),让这个世界的形象变得更温和(gentler)。”
  不到30年之后再读这些老派的话语,有恍如隔世之感。
  你看他对社会的期待和决心,都是kinder,gentler这样的词。现在的政客们很少再有这样的天真了。
  那个时代的人们,如此真诚热烈地相信未来会更好,又如此毫不犹豫地肩负起他们的道义责任。
  今天的我们,不敢再有这样的期待。
  关于老布什的第二件事是,他这一辈子几乎都被爱围绕着,这是一个太幸运的人。
  父亲是华尔街银行家,后来当了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他衔着金汤匙出生,从小生活优渥。
  珍珠港事变以后,18岁的他参加海军,是当时最年轻的飞行员。1944年,他驾驶的飞机被日军炮火击中,他跳伞逃生,后来被美军潜艇救起。当时执行任务的其他8名士兵全部被日军俘虏并杀害,只有他幸运地奇迹逃生。
  但他最幸运的,还是他和妻子芭芭拉·布什如同童话般美好不真实的爱情。
  两人在一个圣诞舞会上认识,一见钟情。他17岁,她16岁。那天晚上他们没有踏进舞池一步,一直坐着聊天。
  两个人都是初恋,但都从第一刻开始就认定对方是自己一生的爱人。
  晚年的芭芭拉曾经说,“乔治是我这辈子吻过的唯一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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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战中那三年,两人一直保持书信往来。老布什还把自己驾驶的三架战机都命名为“芭芭拉”。
  再后来他成为战斗英雄回国,两个人就立即结婚。此后漫长的一生,他们辗转世界各地,相伴彼此一直到各自人生的终点,从未分开。
  即使不再两地分隔,老布什还是会在每年结婚纪念日那天给芭芭拉写情书,坚持73年没有中断过。
  1994年,两人结婚49周年纪念日,他的情书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芭芭拉,你愿意嫁给我吗?哦,我忘了,我们49年前就结婚了。1945年的那天我非常幸福,但今天我比那时更幸福……我已经站在了世界的顶端,但依然觉得我配不上你。”
  每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他们都能让人感觉到那种自然流露的亲密。
  当选总统后的就职典礼上,他们热烈地牵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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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两人去看体育比赛,每次被kiss cam抓拍到,老布什都会大大方方地去亲芭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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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芭芭拉去世前最后一次住院,第二天老布什也住院了。他们的儿子杰布·布什说,父亲一定是为了和母亲一起住院才假装生病的。
  老布什从自己的病房跑到芭芭拉的病房,穿着病号服,戴着氧气面罩,头发乱蓬蓬。芭芭拉睁开眼第一句话就是:
  “天啊,乔治,你也太帅了。”
  现场所有医生护士全都感动到落泪,躲到走廊里哭。
  芭芭拉去世仅仅半年,老布什也追随她一起去了天堂,大概这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但老布什更幸运的是,他不光拥有一份始终如初的爱情,他还有友情和亲情。
  他留下了一个人丁兴旺和谐美满的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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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有一个60年的人生挚友,贝克(James Baker III)。在芭芭拉离开之后,88岁的贝克是陪伴老布什时间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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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在年轻时就结下深厚友情,老布什从政后,贝克成为他最好的副手。老布什三次参选总统,贝克都领导竞选团队。在老布什当选后,贝克顺理成章地做了国务卿。
  在去世之前的十几个小时,已经有点神志不清的老布什还在问贝克:我们要去哪儿?
  贝克说,我们要去天堂了。
  当天晚上,老布什弥留前的最后时刻,小布什通过电话和父亲道别。
  小布什说,“你是一个很棒的父亲,我爱你。”
  老布什说,“我也爱你。”
  这个一辈子被爱围绕的人,留给儿子和这个世界最后的遗言竟然也是爱,大概这同样也是天意。
  那之后不久,老布什平静安详没有任何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贝克说,“这是任何人所能想象的最温柔的告别。”
  CNN的报道说,亲友们在互相告知老布什死讯时用了一个缩写“CAVU”,这是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常用的一个代号。
  意思是,“ceiling and visibility unlimited”,代表最高的能见度,万里无云,是最适合飞行的晴朗好天气。
  老布什生前也曾经用CAVU形容自己的人生。联想到老布什年轻时曾经做飞行员的往事,更能感受到这句话的浪漫和美。
  世人所能想象的完美人生,大概也不过如此吧——拥有丰足的爱,因此天空再无极限,可以自由任意地翱翔。
  而老布什,一辈子被爱围绕,低调优雅温和,如此幸运,如此完美,如此受上天眷顾。

来源时间:2018/12/8   发布时间:2018/12/3

旧文章ID:17576

分析师:美国会在经济受影响后放软对中国的态度

作者:  来源:早报网

  环球资产管理公司景顺(Invesco)今天(7日)称,相信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最终会放软,但只会在其经济受影响之后。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的会谈进展顺利,投资者对此表示欢迎。随后,白宫宣布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负责与中国展开此轮谈判,加上中国科技公司华为首席财务官被捕的消息被认为将影响中美贸易关系前景,投资者情绪转趋负面。
  景顺首席环球市场策略师胡珀(Kristina Hooper)最新评论指出,上述变化均属反应过度。她说,“市场必须假设贸易休战相对将较为短暂,而且情况可能会恶化。”
  数据也开始显示环球增长放缓的迹象,投资者显然对此感到忧虑。胡珀认为,如果有足够数据显示经济形势转差,美联储可能会在2019年放慢加息步伐。然而,如果数据显示通胀正显着上升,这可能会降低联储局在2019年放宽其正常化道路的灵活性。
  对于投资者近日开始关注孳息率曲线倒挂的可能性,胡珀说,“若然成事,我们则需要留意,自1978年以来,孳息率曲线倒挂与经济陷入衰退的滞后时间平均为21个月。”
  景顺预计,股票和固定收益将持续波动。目前,投资者似乎已习惯对正面及负面消息均有过度反应,而程式交易也令情况有所加剧。市场忧虑经济增长放缓,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生产前景不明朗,可能继续压抑商品价格,同时该行预计黄金价格将走高。
  胡珀说:“我们将密切关注贸易情况以及环球增长数据。只要我们发现其中一项因素出现严重恶化,则可能需要在每个资产类别中增持流动性相对较高的工具,甚至减少风险资产的配置。”

来源时间:2018/12/8   发布时间:201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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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维瞻:无论中国如何改革,美国都不会减轻对华压力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不解决贸易战,也许对中国是最有利的。贸易战解决了,会加速中美摊牌的到来;不解决贸易战才可能延缓中美摊牌的到来。

  2018年6月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之后,中国政、商界一直有很多同情美国的声音,影响力很大。有认为,美国对中国一直是善意的,中国不应该继续“欺骗”美国,中国应该答应美国提出的所有或者绝大部分条件。他们认为,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中国学习了美国的经验并且获得了美国的帮助。美国不想阻止中国崛起,美国要的仅仅是商品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希望中国变得市场化、自由化。因此,只要听美国的话,按照美国的要求来改革国内经济体系,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否则将会走入死胡同。
  还有第二类观点,认为中国可以与美国达成暂时性的协议,目的是延缓中美摊牌的到来,为中国发展赢得时机。因为现在中国实力比不上美国,两国处于不对称结构中,与美国硬碰硬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当然,美国国内对华战略的学者,也是有分歧的。有人认为,只要解决了意识形态问题,中国就可以改变其行为。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意识形态不是问题的关键,削弱中国的实力才可以解决问题。目前,第二种观点几乎占据主导。
  但是,近日华为高管被逮捕这件事,恐怕将会教育中国人。妥协与让步,就可以缓解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吗?这种观点恐怕不太现实。即使中国真的愿意向美国做出实质性的妥协,也不太可能出现美国满意的新的均衡状态。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所言,中美之间很难达成可持续性的基本协议。我认为,贸易战之后,美国马上会打出新的牌,再次试图逼中国让步。中国的退让只能导致中国陷入新的不利的地位,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才有利于形成新的博弈均衡。
  首先,贸易战只是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的一个环节,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即使两国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它们之间依然会因为其他问题而陷入分歧。前一个问题不解决,可以延缓下一个问题的到来;前一个问题早解决,反而会加速下一个问题的到来。在贸易问题上的僵局,也许对中国来说不是坏事,这个问题不解决反而会给中国赢得战略时机。如果贸易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美国还将对中国发动三场攻势,进一步压缩中国。
  一是高科技战,美国必须阻止中国的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例如,人工智能、5G技术等。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肯特•凯尔德(Kent Calder)教授认为,未来中美在人工智能、5G两个领域可能产生瞬间的严重冲突,因为这事关国家安全和即时反应能力,它可以影响导弹防御系统,也可能影响工业生产,既可能是商业也可能是军事。这就是所谓的“两用”(Dual Use)技术,中美两国都在这种技术上有快速的发展。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会让中美关系紧张,因为这牵扯到一些军事问题。美国可能对中国施压,和中国讨论控制这些武器,甚至是这些技术本身研发的规则,等等。
  本次习特会,并没有就“中国制造2025”达成任何协议。而这个问题是特朗普向中国发动贸易战的直接动机,这说明美国还没有敢直接触碰最敏感的问题。但是“中国制造2025”在未来的谈判中一定会再次出现,美国迟早会再次出招,现在中国妥协了可能会加速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施压中国。正如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Scott Kennedy)所说,“中国制造2025”的两条特别突出。第一是进口替代,第二是国家安全,这不仅关乎到生产力,也关系到中国的军事技术。我认为,中国要想长期稳步发展,必须确立独立的、成体系的制造业,中国不可能通过对美妥协让步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只能通过大规模国家干预的方式实现上述目标,不可能通过经济自由化的方式来实现。
  二是中美在国际组织中的斗争。美国之所以发动贸易战,主要是因为WTO不能发挥作用。目前WTO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中国的,美国发现它自己建立的这个机构已经越来越不利于自己的利益。根据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的分析,中国的确没有大范围地违反其入世承诺,美国很难通过诉讼的办法在WTO打赢针对中国的官司,因为中国的很多市场是中国从来没有承诺过要开放的。我认为,一旦现在中国在贸易上让步,那么未来美国就会在WTO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它可能会威胁退出WTO,以迫使它进行改革,制定不利于中国的规则。
  三是金融战。世界银行前驻华代表黄育川指出,中美贸易战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是美国对中国地位上升的恐惧,尤其是对自己失去国际金融霸权地位的担心。美国之所以能肆意对任何国家进行制裁,主要是因为它掌控了金融霸权。北京大学教授陈平指出,现在中国在国际金融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美国愈加感到不安,不排除武力保卫金融霸权的可能性。很早就有学者指出,美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之所以能维持民主制度,也是因为掌握了金融霸权继而剥削其他国家,将国际财富转移到美国。金融霸权如果动摇,美国就无法积聚足够财富,无法弥合国内的分歧,这就是为什么近期美国政治变得越来越“极化”。金融霸权关系到美国的生死,而贸易分歧暂时掩盖了金融矛盾。一旦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退让,那么金融矛盾将会立即显示出来。
  第二,即使现在中国接受美国提出的绝大部份要求,未来美国依然可以找借口指责中国。标准是美国人定的,美国随时可以说中国违反承诺、不遵守协议。中国很早就已经开始保护知识产权,也强硬打击网络攻击,但美国总是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美国人认为中美贸易是一个“结构问题”,主要在于中国对美国的各种不公平的政策。不错,的确是一个“结构问题”,但问题没有出在中国一边,而是出在美国一边。即使在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等问题上,中国完全接受美国的要求,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依然不会缩小。这一点恐怕要让美国人感到失望。
  因为美国人高估了自己的生产能力,也高估了中国人对美国商品的兴趣和需求。根据世界银行前驻中国代表黄育川的分析,美国对中国出口量最大的五类商品为:农产品、航空产品、洋垃圾、电子产品、汽车。但是,这五类产品的对华出口量几乎没有继续大幅增加的可能性。航空产品,中国的波音订单已经占其全部产量的一半以上。洋垃圾,中国人以后不可能再进口了。电子产品,美国的电脑公司、手机公司向中国输出根本不是制造业,而是服务业,都是在中国设厂的,因此和贸易没有关系。汽车,美国出口给中国的汽车的牌子大多不是美国的,而美国人自己的牌子在中国投资很少。
  更重要的是,中国真正想买的,美国是不卖的。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拒绝对美国开放,而在于美国拒绝对中国开放。如果美国人没有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所在,那么几年之后美国肯定会再次把责任归咎于中国或者说中国人违背承诺。
  第四,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应该按照美国的要求来改革中国的经济体系。但这些人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美国的经济体系是高度不安全的。一旦中国经济进一步变得自由化,那么它面临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无法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发生。直到今天,我们还对2008年美国的经济危机记忆犹新。如果中国的经济过度依赖美国,那么中国将会无法承担起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失。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有很多问题,如腐败、低效、缺乏活力,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可以保证国家经济体系的安全。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坚决不会让步的原因。
  我们的确是要改革,但不要自由化的“改革”。有人认为,只要中国按照美国的要求去改,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但贸易不平衡并不是中国改革自己就可以解决的,美国储蓄率低、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消费文化,都是导致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盲目乱改也会带来风险,自由派推广“药方”时,只宣传治病的疗效,却不谈副作用。这种“改革”主张是危险的,也是不负责任的。经济改革是要继续推进的,但经济改革的上限是经济安全,中国承担不起经济失控的危险。
  改革也不能解决贸易冲突,不能缓解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中国改革失败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如果改革成功了,中国强大了,那么美国会更加压制中国。所以,我们的确要改革,但不要指望改革可以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要提醒的是,中国的私有化程度,远远比不上1990年代的俄罗斯。但是,美国兑现援助俄罗斯的承诺了吗?答应不搞北约东扩了吗?这些历史事实我们都非常清楚!
  华为事件将会成为节点,将会教育国人。可能有人会说,中国只能妥协,不妥协怎么办?但是,现在的妥协,将会成为下一轮困境的开始。事实上,拖延和适度的反击,是最好的办法。根据美国战略和国际关系中心的研究,目前美国很难再继续加税,因为那样做会对美国的就业、物价、股市造成严重影响。中国能挺过2019年夏天自然会大大缓解压力,现在没有必要向美国妥协。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美之间会进入“新冷战”。这个词完全错误,因为目前中美之间的政治、军事、意识形态远远没有达到“新冷战”的程度。即使有经济冲突,但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仍然具有高度互补性、相互依赖性。在贸易问题上中美是不对称的,美国占上风和主动,妥协也许是必要的,但绝不是自由派主张的那种妥协,这有本质区别。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我们应当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以拖待变是最好的办法,既包括必要的反击手段,也要放弃对美国的幻想心态。

来源时间:2018/12/8   发布时间:20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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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警惕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淡出

作者:王盼盼  来源:环球时报

  “中美博弈与世界变局”2019环球时报年会8日在北京举办,在“中国外交环境好转还是恶化”这一议题的讨论中,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认为,2018年中国与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关系有相当大的改善,甚至出乎意料,特别是与日本的关系、与印度的关系,朝鲜半岛局势也出现好转。
  但萧功秦同时表示,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现在已经进入40年来甚至可以说半个世纪以来最严峻的时期。美国政府第一次公开宣布中国是美国主要挑战者,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特朗普在9月联合国大会上讲话,公开呼吁要抵制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把中国看作一个正在兴起的红色帝国,挑战美国第一霸权。美国这种思潮会不会形成,在多大程度上会对美国政策产生影响,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此外,美国国会两党尽管有非常大的分歧,但是在中国问题上前所未有地一致,这种情况已经出现。
  萧功秦说,不久前他在哈佛做访问时,一个美国学者说,今后半年到一年,美国国会可能会不断提出一些对中国的不利方案,这也是一个事实。另外,一些美国对华友好人士,不愿意到中国来,原因是他们害怕在美国被看作是中国的代理人。这说明,中美之间原来半个世纪一直存在的“压舱石”已经逐渐淡出,在有“压舱石”的情况下,大问题会变成小问题。但是没有“压舱石”,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这会不会导致产生冲突,甚至出现战争?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脆弱的,人的理性受文化支配,不同文化条件下的理性互动,往往会产生误判与误解,继而产生冲突与战争,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萧功秦最后表示,他个人认为,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我们与美国在国力上相比,应该忍辱负重,以柔克刚,通过理性互动,逐渐改善双边关系。

来源时间:2018/12/8   发布时间:20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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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香:特朗普的对华逻辑和中国的三个盲区

作者:张之香  来源:BUstyle

  张之香是美国历史上首位亚裔美国大使,曾于1989年被乔治H.W.布什总统任命为美利坚合众国驻尼泊尔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张之香大使在美国政府工作25年,历任多个政府机构高级职务,包括参议院、新闻总署、国际发展署、国务院、以及美国和平队等。张之香现为中美教育基金主席,致力于美中两国、包括两岸三地的法学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不久前,张之香女士根据自己在美国政界学术界的经历和经验,针对现阶段及未来中美关系的状况和走向,发表了深具建设性的演讲。
  此文整理了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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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香

  01 特朗普对华政策全面转向,利益认知发生重大变化
  现在,是中美关系面临挑战的时期。
  在过去数年间,国际地缘政治平衡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国际舞台上动力机制的变化,加之国内政治环境的转变,加剧了紧张局势。特别是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任职以来,他很快倒转了以新自由主义秩序为基础的传统美国外交政策。
  在特朗普治下,美国正在改变对华政策。 这不仅仅关系到贸易和对中国出口商品新征超过2500亿美元的关税,而是一次对华政策的全面改变,是美国对华态度的改变。更加根本的是,回应了中国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
  数十年来,美国的政策根植于这样一种信念:支持中国崛起及融入战后国际秩序,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带来开放、更加接受个人权利,从而达成中美更加广阔的共同事业。然而,中国在国内的重商主义政策和在国外咄咄逼人的态度,使得这一政策失去了信誉。
  经过多年的酝酿,中国累计的挫败感导致对美国利益的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标记为“利用压榨性的经济来威胁邻国、并不顾美国及其亚洲盟国反对将南海军事化的‘战略竞争对手’。”
  用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的话来说就是,特朗普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从国际秩序中获益已有太长时间,美国却未能勇敢地对此表示反对。此外,博尔顿还将中国称为“这个世纪的主要问题”。他还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结构性威胁”。在他看来,美国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遏制中国,“现在就是动手的时候”。
  02  对华新战略的实质在于遏制和对抗
  特朗普拒绝接触中国这一政策,正是他拒绝许多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核心信条的典型症候。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崛起可以追溯至其在超过40年时间里,从美国的接触政策中享受到的益处。
  该政策促使美国决定于1990年代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于2006年建立高层经济对话,以及在奥巴马治下就双边投资协定展开谈判。然而,美国认为,中国并没有兑现提升透明度、提供更公平的市场准入以及加强自由化的承诺。
  特朗普利用了这种不满和认为美国被“占了便宜”的情绪,执行了享有两党联盟广泛支持的强硬对华政策。正如《华盛顿邮报》记者约翰·罗金所言:“新的对华战略融合了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的鹰派观点,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的战略定位,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的经济民族主义立场,以及副总统彭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主张。”
  尽管在其他问题上立场对立,但这一联盟都同意特朗普对中国的打压。他们批评此前的政府,尤其是奥巴马政府,对多年来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军事扩张和“一带一路”倡议——其投资总额达到了马歇尔计划的好几倍,项目延伸到了欧洲,跨过印度洋到达了非洲,甚至跨越太平洋进入了美洲——的战略影响力为标志的咄咄逼人的海外行为回应太少。
  03  美国希望就制裁教训或使中国屈服
  从特朗普政府近来针对中国采取的激烈行动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已经到了让北京为自己在承诺进行的改革方面缺乏进展而付出代价的时候了。正如前副总统乔·拜登的助理国家安全顾问厄利·拉特纳所言:“在美国几乎没有任何选区支持对华关系一切照旧。所有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示:‘你必须对中国强硬。’”
  那么,这些行动包括了什么呢?
  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哈德森研究所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说,将中国称为排在俄罗斯之前的美国最重大的威胁。在对美国的“干涉”上,彭斯声称俄罗斯与中国相比“相形见绌”,他表示“北京动用了秘密人员、前沿团体以及宣传出版物”来影响美国人并扭曲其认知。评论员声称,这番言论是“美国与中国展开冷战的官方宣言”,他们正确与否尚待时间检验。
  事实上,于2018年9月末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新协定中所谓“禁止任何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在未经美国同意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条款,一定会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愤怒。
  在华盛顿的坚持下,这一条款事实上赋予了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未来希望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否决权。该条款禁止任何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在未经美国同意的情况下与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并被华盛顿的贸易鹰派视作未来与关键经济体(如欧盟、英国和日本)进行谈判的样板以及孤立中国的武器。
  在总统的支持下,国会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该法案将授权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不仅仅审查对控股权的接管和收购,还可以阻止多种交易,包括合资企业和少数股份收购。受到两党压倒性支持的该法案并未将中国点明为自己的目标,但其意图无疑在此。该法案将使得中国商人更加难以投资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美国公司。
  04  美国大公司“对华的友好态度”已转变
  许多进展导致了这一趋势。首先,北京在承诺的经济改革方面缺乏进展,这对其造成了损失。中国在美国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商界。
  多年来,北京可以指望美国大公司成为影响华盛顿决策的有效游说者。当克林顿总统考虑自己是否应该放松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时,美国大公司为中国辩护,对国会进行游说,帮助北京以很大的优势赢得了永久性正常贸易特权,为中国扫除了作为持续达20年的反共政策的经济限制。当小布什和奥巴马强硬地表示要将中国标记为外汇操纵国时,美国大公司敦促其保持克制,两位总统也都放弃了这一做法。
  如今,美国大公司正在停止运用政治影响力来缓和华盛顿反对中国的情绪。美国商界并未大声反对特朗普的对华战略,在游说白宫或国会将贸易战降级方面采取了等等看的态度。
  美国大公司长期以来下了这样一个注:帮助中国将带来回报。但他们深感失望了。不但没有令竞争更加自由,中国反而加强了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并通过强化国有企业收紧了市场准入。当被允许进入市场时,代价则是建立合资企业和共享技术。根据美国商会2017年的报告,10家美国公司中有8家感到与前几年相比在中国较不受欢迎。根据AXIOS的数据,71%的美国公司老板赞成对中国征收更多关税。
  05 愚弄我一次, 可耻的是你。愚弄我两次,可耻的是我
  我们来看看“特朗普之国”,即分布在全美国的小镇。它们共同点很少,除了经济处境艰难和药物上瘾危机之外。它们都是普通美国人,面临着工资停滞、工厂关门、社群解体、失去收入等问题。
  美国中西部工业区大批美国人丧失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特朗普对不公平贸易协定的抱怨令这些人产生了共鸣。他们感到,全球化在将廉价消费品带到美国和将工作岗位外包给海外的低工资劳动者的同时,摧毁了美国的制造业,压缩了工资,带走了工作岗位,并摧毁了他们的生活。
  近来发布的受国会委托的五角大楼年度报告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正在加剧。迄今为止,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的军事扩张以及在与南海邻国的海上边界争端中立场愈发咄咄逼人持许可的态度。
  皮尤2018年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网络攻击的担心甚至比对中国军力的担心更加严重。几乎有70%的受访者同意来自中国的威胁“非常严重”。华盛顿已愈发达成共识,认为中国对高科技领域统治地位的追求——即中国制造2025——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
  根据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希望在十个关键的产业部门实现自足,包括航天、机器人、电动汽车、信息技术、医疗产品、半导体,以及5G无线通讯。这将是铝业故事的重演,只是关系更加重大,因为谁控制了高科技产业,未来就将属于谁。
  美国有句俗话,“愚弄我一次, 可耻的是你。愚弄我两次,可耻的是我”。中国将发现,如果没有美国的合作及获得美国的技术,要想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将是困难的。
  另外,代际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卡内基基金会的包道格最近写道,多数美国官员从事中国相关事务的时间只有大约十年或更少。
  他们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于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没有个人记忆,对于邓小平低调处理外交事务的“韬光养晦”政策或是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年代走出的崛起过程缺乏理解。他们只知道一个强大、正在崛起、与美国竞争试图重塑亚洲——如果说不是世界的话——的中国。这些年轻的官员只有看到了中国真正的变化才能相信,除了冲突之外还有别的选项。
  06 错误认知会导致错误判断
  目前,我最为担心的是,错误认知可能会导致错误判断。一方面,美国人并未完全理解中国对美国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早在中国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上台前就发生了。另一方面,我也发现了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方面,中国的三大盲点。
  盲点之一在于,自从十年前的西方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变得愈发自信,认为自己的经济体制——带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是比西方更加优越的模式。当下中国在金融自由化方面向后退,并加强了国家对市场及经济的控制,忘记了正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增长和当下的繁荣。
  另一个盲点在于,中国分析人士将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归因于美国的衰落。就国际而言,他们认为这种衰落是全球化及中国崛起这两股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国内而言,他们认为美国愈发陷入政治两极分化和分裂之中。中国人认为,在特朗普治下陷入分裂且全神贯注于国内问题的华盛顿,太过脆弱以至于无法抵抗中国的优势地位,在亚洲尤其如此。
  最后,许多中国人倾向于认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意味着美国将撤退,减小对中国的压力,从而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扩张影响力创造空间。这种观点鼓舞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军方,这一想法——能够相对自由地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重塑国际秩序并在海外展开行动,以取得支配地位——令他们愈发自信。
  基于这些潜在的假设,中国官方常常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威胁视作一个衰落中的强国徒劳的挣扎。他们不认为美国的回应是真正表明美国将采取捍卫自己利益、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动的信号。此外,他们还忽视了美国对中国观点的根本性转变,在特朗普政府之后这一转变仍可能继续。
  这些错误认知是危险的,因为它们为我们有生之年爆发又一场中美冲突打下了心理基础。
  07避免修斯底德陷阱
  如今崛起中的中国已经走在了与当前的统治强国美国发生冲突的道路上。美国和中国能够克服困、避免修斯底德陷阱吗?
  在许多世纪前,希腊历史学家修斯底德曾写道:“雅典的崛起以及这在斯巴达心中激发的恐惧之情,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在过去的五百年间,当崛起中的强国威胁着要取代统治强国时——在16个案例中,12次都是如此——结果便是战争。
  中国过去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美国也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秩序的统治霸主。中国现在致力于通过“一带一路”将自己的模式和产能向世界扩张。毫无疑问,这符合“修昔底德陷阱”新崛起的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
  为了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在针对中美关系发出种种政策和话语。但是,现实地说, 要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必须抛弃对美国的理想主义认知,而对其(或者任何一个其它国家)有一个清醒理性的认识。无论是对自己本身的国家利益,还是对他国的国家利益的思考,不能注入任何的理想和人为的感情。
  中美之间越现实,越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毕竟, 从历史上看,国家之间也有和平的权力转移。 尽管中国的影响力在提高,但并没有能力独家来履行国际甚至是区域责任。美国的存在合乎中国的利益, 因此需要中美合作的空间还是巨大的。
  因此,中国和美国都有足够的智慧去吸取历史的教训。不仅这个地球更是容得下中美两国,就是太平洋两岸也足够容得下中美两国。

来源时间:2018/12/8   发布时间:2018/11/12

旧文章ID:17572

戴旭:我们的领海绝不允许美舰横行!

作者:戴旭  来源:戴旭观点

  讨论南海问题和台海问题,要放在中美关系的大局之下看。中美关系,现在美国已经提出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大国对抗,是在三条战线同时展开的,一条是政治战线,一条是经济战线,一条是军事战线。
  经济战线已经可以从贸易战中看到,军事战线就是我们今天研究的。南海和台海只是其中一个海上战场而已,绝不是特朗普领导的政府要跟中国展开的军事对抗唯一的战场,包括太空战场,网络战场都会有。
  那么思考这两个问题,到底是南海更重要还是台湾更重要,我认为这是军长和师长考虑的问题,是一个战术的问题。美国已经成立了印度洋和太平洋战区,他是放在一个战略的角度上考虑的,因此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不能把他放小了,要跟美国的思维相同,美国已经把它当成了是一个问题,我们也同样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个问题。
  至于说明年这个地方会不会趋向紧张,我同意前面几位教授的看法,都是不乐观,但这个没什么,我也非常赞赏李世默先生淡定的态度,我也认为南海和台海这两个问题上主权都应该操作在我们,不应该是等着蔡英文怎样主张台湾独立、美国怎样向我们挑衅,这是非常被动的一种做法。
  我们应该去营造一种主动的态势。比如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以后出了一本书,他就引用了我的一句话,他说:“空军上校戴旭说,美国经常到中国的后院惹事,中国也应该在美国的后院点上一把火。”我从来都是这个主张,你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个地方去。
  我们怎么就不能去关岛?怎么就不能去夏威夷?怎么就不能去美国的西海岸?照样可以去啊,为什么非要把战场放在台海和南海这个地方呢?
  至于这个地方一旦发生紧张怎么办,我个人认为万事都是辨证的,如果台海这个地方发生了紧张,我们也没有必要考虑太多,什么经济发展的大局、长远发展的大局,我们肯定要强调大局,但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一旦机会送到你的面前,你为什么不要呢?
  所以局势紧张反而加速了我们的统一,不过是我们解放战争的一个重新开始,解放战争到目前并没有结束,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内部问题变成了一个外交问题,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只需静观其变做好准备。只要战略机遇出现,我们就要随时拿下,不要考虑过多,因为国家统一也是战略机遇。
  南海问题也是一样,南海方面美国宣扬的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挑衅和对我们主权和内政的干涉,美国经常说航行自由,我们从来没有影响他的航行自由,在国际海域上你可以随意航行,在我们的领海上就是不可以,那就是挑衅!
  所以上次我们的军舰拦截它的时候,很多人吓的够呛,我不知道做为中国人,你害怕什么?我建议:如果美国军舰再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我们应该出动两条军舰:一条军舰拦截它,一条军舰撞沉它!在我们的领海绝不允许美舰横行!谢谢!(此文为环球时报2019年年会发言内容)

来源时间:2018/12/8   发布时间:2018/12/8

旧文章ID:17571

刘胜军:这一次,我支持胡锡进

作者:刘胜军  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1、美国的流氓手段
  12月6日,我一夜未眠:应美方要求,加拿大警方扣留了中国公民、华为集团 CFO、任正非之女孟晚舟,美国政府正寻求将孟晚舟引渡,理由是基于美国国内法、对中国公民和机构没有管辖权、且子虚乌有的“违反对伊朗制裁禁令”。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评论说:
  •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要求美国、加拿大政府立即恢复华为CFO孟晚舟(任正非女儿)的人身自由。作为一家中国媒体的总编辑,我要说,美国在市场上打不垮华为,请不要采取卑鄙的流氓手段。
  破天荒,这次我支持胡锡进。原因是:
  第一,即使华为存在违反伊核协议的问题,美国完全可以按照中兴通讯模式以罚款形式处理;
  第二,美国指控孟晚舟的主要理由是:华为利用香港Skycom公司向伊朗销售惠普产品,而孟晚舟只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为何不抓董事长而抓一名董事?
  第三,美国早已对华为展开调查,且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已经明确表态禁用华为设备。但是华为有很多高管,为何只选择“华为公主”CFO孟晚舟?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美国用心险恶,企图以流氓手段打击74岁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进而从根本上削弱华为这家中国企业家的“皇冠明珠”。
  美国围剿华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手段实在太低劣,吃相实在太难看,有损美国软实力和国际形象。所谓司法,只是一张遮羞布而已。
  2、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贸易战影响的是现在,那么科技战则是决胜未来。
  此前,中方从维护全球稳定的大局出发,已经对美方对咄咄逼人充分展现善意和诚意,所以才有了几天前 G20 峰会的暂时休战。但这一次,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CNN援引美国投资银行Rabobank的专家Michael Every 评论说:
  此举信号之强大,犹如《教父》中在你的床上放一个血淋淋的马头。
  美国大型投行富瑞警告:
  如果事件只因美国白宫混乱造成,那么美国只有有限时间去纠正错误,否则将严重危及中美贸易谈判。
  如果说,上次美方“变脸”食言达成的协议已经令中方怀疑美方的“信用”,那么孟晚舟事件将令未来 3 个月中美继续谈判的意义大打折扣。
  这次,中国不能忍让,不仅因为华为是攸关 5G 未来的关键棋子,更是因为必须借此严正表明中国的底线。否则,美国将更加肆无忌惮、步步紧逼;否则,企业界、学术界恐将出现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
  忍让换不来和平。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中国不惹事但不怕事,这一次必须亮剑。
  大国博弈,不仅靠实力,也靠气势和心理。此时此刻,全体国人必须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表明 14 亿中国人民的态度。
  3、今天,我们都是华为人
  转发就是力量。让我们重温任正非和孟晚舟的演讲,一起为华为加油。
  2001 年任正非写下了广为流传的雄文《华为的冬天》,重温他的危机感,令人动容:
  • 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面对这样的未来,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是不是思考过。我们好多员工盲目自豪,盲目乐观,如果想过的人太少,也许就快来临了。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耸听。
  • 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 在本职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敢于负责任,使流程速度加快,对明哲保身的人一定要清除。华为给了员工很好的利益,于是有人说千万不要丢了这个位子,千万不要丢掉这个利益。凡是要保自己利益的人,要免除他的职务,他已经是变革的绊脚石。有些人没犯过一次错误,因为他一件事情都没做。而有些人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他管理的部门人均效益提升很大,我认为这种干部就要用。对既没犯过错误,又没有改进的干部可以就地免职。
  • 我们要以正确的心态面对变革。什么是变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重新分配是大事,不是小事。这时候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机构,才能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才能运行。
  • 不管是对干部还是普通员工,裁员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诺过,像日本一样执行终身雇佣制。我们公司从创建开始就是强调来去自由。内部流动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流动有升有降,只要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了,个人的升、降又何妨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 现在是春天吧,但冬天已经不远了,我们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IT 业的冬天对别的公司来说不一定是冬天,而对华为可能是冬天。华为的冬天可能来得更冷,更冷一些。我们还太嫩,我们公司经过十年的顺利发展没有经历过挫折,不经过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确道路。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磨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我们完全没有适应不发展的心理准备与技能准备。
  • 危机的到来是不知不觉地,我认为所有的员工都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立场想问题。如果说你们没有宽广的胸怀,就不可能正确对待变革。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变革,抵制变革,公司就会死亡。
  •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记住一句话:“物极必反”,这一场网络设备供应的冬天,也会像它热得人们不理解一样,冷得出奇。没有预见,没有预防,就会冻死。那时,谁有棉衣,谁就活下来了。数字不是全部,精彩才是人生!
  2016 年 9 月,华为 CFO 孟晚舟在百年清华大礼堂与 800 名学子进行了一场思想的对话,让我们重温孟晚舟的风采:
  • 我很幸运,能够在这个伟大时代与华为一同成长;同学们更幸运,因这个伟大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借用培根的一句话就是:黄金时代,就在眼前。
  • 梅贻琦校长说过,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华为理念也是一样的,“大学之大在大师,企业之强在强人”。一个企业的强大,不在于收入强,也不在于是不是世界 500 强,而在于它能不能凝聚起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 马克斯·韦伯说:“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 2011 年,日本 9.0 级地震,引发福岛核泄露。当别的电信设备供应商撤离日本时,华为选择了留下来,地震后一周,我从香港飞到日本,整个航班连我在内只有两个人。在代表处开会,余震刚来时,大家脸色刹变,到后面就习以为常了。与此同时,华为的工程师穿着防护服,走向福岛,抢修通信设备。勇敢并不是不害怕,而是心中有信念。
  • 华为在大机会时代,拒绝机会主义,始终聚焦管道战略。过去 28 年来,华为抵抗住了很多“赚快钱”的诱惑,拒绝今天的快钱,才能持续赚到钱。华为从不追求当期利润最大化,保持对未来的持续投入。人们看见了我们在经营上的成功,没看见我们在冰山下的努力。2015 年,华为研发投入高达 596 亿,占销售收入的 15% 。过去 10 年,华为累计投入 2400 亿元进行研发创新,17 万员工中研发人员占比高达 45% 。未来几年,华为每年的研发经费会将超过 100 亿美元,其中 15%-30% 投入基础技术研究和创新。用今天的钱,建明天的能力。
  • 华为坚持“财散人聚”的理念,建立了广泛的利益分享机制。对内,创始人任总只留了 1.4% 股份,其余分享给了员工。
  • 新世界将由谁来主导的呢?每一代人都对下一代人有或多或少的看不惯,比如美国二战后“婴儿潮”,被称为垮掉的一代。正是这垮掉的一代,改变着科技史的进程!让我们看看垮掉的一代里面都有谁?比尔·盖茨、乔布斯!今天,还有扎克伯格、马斯克也在改变着世界。钱学森 28 岁时就已经是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牛顿 22 岁就奠定了微积分的理论基础;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仅 28 岁。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1)胸怀世界:愿意迎接世界性的问题和挑战,在解决难题、面对挑战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视野和胸怀。“最优秀的人解决最大的问题”,真正的人才,不会愿意在一个平庸、安逸、缺乏挑战的环境中虚度光阴。2)坚韧平实:不浮躁、不急切、愿意一步一步走向成功。期望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人才,接受不了我们,我们也接受不了。心态浮躁对 ICT 行业有极大的破坏力,我们提倡工匠精神。3)洞察新知:变革时代,惟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我们只有不断地学习、发现、认知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驾御这个世界。
  • 在华为,我们不论资排辈,年轻也能当将军。现在的华为,60% 的部门经理是 85 后,41% 的国家总经理是 80 后,我们还有 80 后的地区部总裁。在华为,3 年,从士兵到将军,不是神话。
  • 在华为,人人都是合伙人。在华为,你不是为华为打工,你是为自己创造价值。华为近 30 年的英雄剧场,上演的正是“个人英雄”与“群体英雄”的交响乐,我们在群体创造,群体奋斗的过程中,共享成功,共享利益。持续奋斗、创造价值是年轻人的责任与义务!欢迎大家加入华为,与我们一起领跑。

来源时间:2018/12/8   发布时间:20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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