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默克  来源：金角海外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早几天去世了，中国网民自发地“朋友圈吊唁”，  刷屏经久不息，仿佛非此不足以表达对美国的崇敬之情。
　　中国网民究竟悼念这个94岁老头的什么呢？也许是因为老布什三次挽救了中国的经济。1989年6月，老布什上任伊始，旋即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1990年起，美国国会每年都企图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老布什全力以赴游说参众两院，使反华议员的提案胎死腹中。1991——1993年，美国国会屡屡投票通过取消中国“最惠国”，最后老布什动用行政权三次否决了国会的决定。在此意义上，老布什与克林顿（将中国拉入世贸组织，启动产业转移）堪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当地时间5日，美国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为11月30日去世的前总统老布什举行国葬。

　　老布什与克林顿后来却是也成为了彼此的老朋友。老布什卸任前（1993年），给后任克林顿留了封信，说：“你的成功也将是我们国家的成功。我为你加油！”值他去世之时，主流媒体纷纷把这封信拿出来作为美谈，声称老布什此举是不搞党派政治，彰显了美国的团结。然而，老布什的祝贺信和左派媒体的一叠声赞颂都是缺乏逻辑的。民主党和克林顿奉行的国内外政策，与共和党里根的政策水火不容。想当年里根靠着减税和政策松绑将美国经济从萧条期挽救出来，就证明了国家的成功在大方向上只有一条路可走，也就是里根之路、小政府之路、减税之路。老布什祝贺克林顿“成功”，如果确系衷心之语，那就等于全盘否定了里根之路，也等于认为自己当里根副总统的八年一无是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克林顿时期通过美联储无限量超发货币，造就了一派纸面繁荣，却种下了美国经济史上最大的恶果：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摧毁了美国无比强大的制造业，严重冲击着美国引以为豪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层。因此，克林顿的“成功”，绝对不是美国的成功，而老布什的祝贺信则无疑是背叛右翼政治信念的一种表现。这种人，在美国很难配得上“政治家”的美誉，充其量是个利己主义的政客，属于川普誓言要排干的“华盛顿沼泽”的一部分。
　　与中国的“全网追悼”盛况不同，美国网民对于老布什的看法是分裂的。在以CNN、华邮、纽时为代表的左媒奠定基调后，一篇篇赞美悼文批量刊登出来，将老布什盖棺论定为一个“打败了苏联”、“政治上只有对手没有敌人”的功勋卓著的老好人。 然而，美国右翼网民对此并不买账。
　　在右翼网民眼里，老布什的一生是形迹可疑的：他很可能是个“伪装的共和党人”，不属于右翼，而是“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重要一员。
　　老布什的总统任期并不称职。里根开启了共和党的减税政策，并大获成功。老布什参加总统竞选时，在提名演讲中向全共和党和右翼选民保证：“我不会增税，而我的对手却说’尽可能不增税’。可是你知道，一个政治家说了’尽可能不’，那他肯定会这么做。他执意要提高税收，但是我坚决反对。如果国会逼迫我增税，我会说‘不’。再逼，我仍然会说‘不’。再逼，我会义正言辞地说：‘听好了：我绝不增税。’”
　　就是靠这句著名的承诺，老布什击败了党内外所有对手，登上了总统宝座。但在1989年正式上任后，他立即毁弃竞选承诺，在不与共和党领导层商讨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加税。不但加个人所得税，还要加燃油税。当时的共和党副总统丹·奎尔、众议院组织秘书金里奇、整个参议院的领导层对此怒不可遏，认为老布什一手摧毁了共和党最有效的选举纲领。老布什的提案最初甚至没有获得国会通过，不但金里奇与一百多名共和党众议员反对，甚至一贯以加税著称的民主党人也认为这项提案将使贫困者的消费税负担过重，予以否决。

老布什的儿子、今年72岁的小布什，在葬礼上向父亲致悼词。

　　老布什违背右翼立场，签署了一项枪支管制法案。在他的任期内，联邦调查局还获得授意极力打击右翼白人宗教和民兵运动，以至于酿成了红宝石岭血案。
　　“红脖子”兰迪·韦弗（Randy Weaver）的妻子Vicki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相信启示录里的灾难很快会降临，惩罚腐败的美国文明，所以一家子在八十年代初就搬到爱达荷州，买下了红宝石岭的八公顷土地，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兰迪参加过白人宗教组织“雅利安国家”的活动，被联邦调查局密探盯上，要他当线人渗透“雅利安国家”，被兰迪毅然拒绝了。于是FBI诬告兰迪“制造并出售非法武器”，还说他是“银行抢劫犯”。兰迪被法官针对后，认为自己不可能得到公平审判，决定不再出庭。法警和联邦密探对韦弗一家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围困。
　　1992年8月21日，六名特警秘密潜入红宝石岭，企图伏击兰迪，因为狗叫被识破行藏，遇到了匆匆赶来的兰迪及其长子Sammy、朋友哈里斯。双方发生激烈枪战，年仅14岁的Sammy被警察杀害，而一名警察也被哈里斯开火击毙。随后，数百名联邦特工包围了兰迪的房子，狙击手还开枪杀害了兰迪手无寸铁的妻子Vicki。兰迪·韦弗和朋友哈里斯被控一系列“谋杀”罪名，但两人均以合法自卫的辩护取信于陪审团，无罪释放。兰迪反诉联邦政府，并提出2亿美元赔偿，最终庭外和解，获赔三百多万美元。
　　左媒的“悼词”中，往往强调老布什发动的海湾战争，还将之称为“吓垮”了苏联的一场仗。这是典型的文过饰非。苏联崩溃，靠的是里根对苏的贸易战-经济战，以及军备竞赛，与老布什及其海湾战争并无关系。相反，海湾战争莫名其妙地转移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传统的欧洲和亚洲抽离，投入中东地区。这就造成了三个极其严重的后果。
　　其一，由于老布什和克林顿没有给予新生的解体后俄罗斯合理的帮助，使得该国一度陷入寡头的统治，民怨沸腾，几乎再度崩溃。
　　其二，无心从战略层面应对“大国崛起”，导致美国后来产业转移、经济衰退，几乎要将第一强国的地位拱手相让。
　　其三，老布什、小布什的两场海湾战争，以及奥巴马的“阿拉伯之春”，将中东地区的世俗政权几乎全部消灭，而世俗政权是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屏障。世俗政权纷纷瓦解后，恐怖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中东地区顿变人间地狱，美国从此陷身泥沼无法自拔。
　　最出人意料的是，在海湾战争期间，老布什两度在公开讲话中提出：打这场仗，就是为了建立“新世界秩序”。此话一出，令美国右翼大为震惊。“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这个词，上百年来就是一句狗哨，是左翼要建立极权主义世界政府的代名词。老布什这句狗哨一出，左翼自然大感鼓舞，右翼自然感到愤怒和失望。美国调查记者奇普·伯利特曾写道：“当布什总统宣布他新的外交政策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他的措辞极大刺激了基督教和世俗观感，就像电击一样。因为这个词几十年来都是代表可怕的集体主义-世界政府。一些基督徒认为这是布什将要背叛全世界的信号。而世俗反x主义者则对美国的主权、一个由联合国强加管理的暴政、集体主义制度感到厌斥、恐惧。”
　　了解上述这些事实之后，或许读者对老布什涉及里根遇刺案也就不太诧异了。
　　1981年3月30日，里根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仅仅69天就遭遇了刺杀。里根肺部中弹，大出血，险些死亡。白宫发言人颈部中弹，终身瘫痪。刺客是一个名叫约翰·欣克利的年轻人。

刺杀里根总统的小约翰·欣克利

　　稍懂历史的读者都知道，凶手欣克利自称刺杀没有任何政治动机，只是为了成为全国知名人物以取悦于他心目中的女神朱迪·福斯特。法庭听信了他的辩解，认为他是精神病人，裁定无罪，只是将他送进精神病院。在所有的左媒报道里，都刻意强调了约翰·欣克利年轻、敏感、长期流浪、处境可怜。
　　然而，这些报道和欣克利自己编的故事是破绽百出的。刺客欣克利家世显赫，绝非什么可怜的精神病流浪者。他的父亲老约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 Sr.），是科罗拉多州一家石油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亿万富翁，同时是世界宣明会的主席，还深度介入了政坛运作，是个典型的“金主”。老欣克利是谁的金主？是老布什的金主。
　　在1964年、1966年、1970年和1980年的竞选活动中，老欣克利分别给予老布什大量政治献金。1978年起，老欣克利开始给小布什献金。世界宣明会长期从美国国际开发署获得大量资金，而美国国际开发署与中央情报局密切相关。众所周知，老布什曾经担任中情局局长。

《休斯顿邮报》报道，副总统布什的儿子与刺客的兄弟共进晚餐

　　还有一点：老布什一家与老欣克利一家交往频繁，简直可说是深情厚谊。老布什的儿子尼尔·布什（第三子，小布什的弟弟）原定在刺杀案的次日，与小约翰·欣克利的兄弟斯科特共进晚餐。这件事情由当时的《休斯顿邮报》爆料，但奇怪地被主流媒体所遮蔽，基本不给予篇幅报道。老布什本人也从不回应他与欣克利一家交情的任何问题。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总统如果在任期内身亡，无需再经选举，副总统马上接替职务自动成为总统。换言之，如果里根遇刺后不治，那老布什就不用再等八年才能当上总统了。有一个细节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小约翰·欣克利行刺时，手枪里装的是爆炸子弹。但幸运的是，射入里根肺部的那颗子弹没有爆炸，否则这位伟大总统绝对无法留名青史了。
　　除了这些历史污点之外，老布什施政的细节也颇受美国人民诟病。在右翼论坛stormfront里有位网友在老布什去世的新闻帖下跟帖补充道：
　　1985 ——1990年我住在纽约市。当时，黑人、第三世界的非法移民、伊斯兰教徒们正在实行他们的恐怖统治，每年发生约2000起谋杀案，可怕的反白人暴行，譬如中央公园的野蛮攻击，在慢跑径轮奸白人。老布什总统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我记得1988年乔治布什的就职典礼宛如昨日。我当时正在一家报摊，一名17岁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正开着电视，播放着乔治·布什先生的就职演说。
　　这位意大利裔美国年轻人问我：
　　“他是否呼吁军队在纽约市恢复秩序？他是否结束了第三世界移民入侵？他是否会说他将抓捕毒贩？”
　　我说：
　　“不”。
　　“那他在说什么？”
　　我说：
　　“没什么”。
　　老布什的总统任期就是这样…… 没什么。
　　老布什是我最不喜欢的总统。

　　川普总统的前国师班农任总编的Breitbart新闻网，在老布什的国葬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采访了保守派媒体的“教母”米雪·马尔金。她直言不讳：“老布什的遗产就是使美国工人变得贫穷，同时牺牲小企业和自由，并使深层国家（deep state）得以茁壮成长。““布什政府的精英主义是特朗普击败的，川普必须记住这就是他坐在白宫办公室里的原因。”
　　对了，老布什辞世之时，他的次子杰布·布什正身陷一桩丑闻，被爆在参加总统竞选时收受某国企业数以百万计的政治献金。而美国法律禁止外国人或企业直接对美国政客进行政治捐款。
　　2016年杰布·布什在共和党内初选时败于川普，随后他公开声明，拒绝支持川普。而他的父亲老布什，亦曾公开声明：川普是种族主义者，他要投票给希拉里。

来源时间：2018/12/8   发布时间：20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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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若麟  来源：新民周刊

　　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而跨国金融资本从长远战略来看则是要改变中国的政体。历史已经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当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世界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而中国目前却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两大力量板块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是我们今天必须做的一门功课。
　　这是一句闻名全球的话：“不管是否喜欢，我们都将会有一个世界政府。问题只是，我们将是一致同意、还是通过征服而拥有这个世界政府。”
　　说这句话的人名叫詹姆斯·保尔·韦尔博格（James Paul Warburg），他是美国银行家，曾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金融顾问；而他的父亲，则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设计者保尔·韦尔博格。上述这句话，是詹姆斯·保尔·韦尔博格在1950年2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的。
　　未来人类将出现一个世界政府，这在西方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在中国，我们对这个话题还相对比较陌生。随着今天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话题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中国是否接受一个世界政府？这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回答、而且也是世界在急切地等待着我们做出回答的问题。
　　12月1日，中美两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已经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G20峰会期间会晤、共进晚餐并达成了共识；中美贸易战似乎划上了一个休止符：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这将是一个永久的、抑或仅仅临时的休止符。不管怎么理解，这个休止符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休止符很有可能标志着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点。
　　我们知道，从今年7月6日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眼看着形势将要失控之际，“悬念大师”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宣布：习特之间举行了取得“高度成功的会谈”；在白宫的声明中甚至出现这样的句子：
　　特朗普总统表示：“这是一场精彩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对美国和中国具有无限可能性。与习主席合作，是我的荣幸。”
　　我们已经知道，特朗普总统用词相当精确。因此，他的“无限可能性”、他的“与习合作是我的荣幸”，恐怕都是有伏笔的……
　　纳瓦罗的“坦率”
　　在中美峰会前，美国有关方面私底下动作频频，无非是试图对对方施加心理压力。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已经是西方某些人的惯用手法了。只是，使用一些实在是最卑劣、最肮脏的方法，令人感到某些人物——比如特朗普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已经预感到这场中美之间的“掰腕子”已经快要出结果了，已经到了要“跳墙”的地步。
　　班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明显地将矛头越来越直接地转向中国，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我在此前的系列文章中已经对为什么特朗普“最主要的敌人”很有可能是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进行了详细分析。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班农之流是否正在策划着新的阴谋，我们目前尚难以判断。但班农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正在越来越朝着“法西斯方向”在演变，却是无疑的。这令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德国在发动对法战争并大获全胜之后，一度面临着一个战略性抉择：朝东还是朝西？
　　今天的史料很多认为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是因为觊觎苏联丰富的资源和原材料；然而当时更多的专家却认为“另有原因”。2013年6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参观莫斯科犹太纪念馆时曾说过，苏维埃革命后的第一届政府里，85%的政府成员都是犹太人。确实，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当时认为，希特勒因为将十月革命视为一场“犹太人的革命”，因而最终决定向苏联发动巴巴罗萨行动……今天班农之流的民粹主义者的心态如出一辙：对付不了华尔街，还对付不了北京吗？他们显然忘记了，正是伟大的苏联击垮了纳粹……
　　我在系列文章的前几篇中谈到，我观察到当今世界分裂成美国产业资本、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四大力量板块；形成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以及（崛起中的）中国和（衰落中的）美国之间的三大冲突。
　　这三大冲突中，我们研究得相对比较透彻的，是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无论是对冲突的根源、我们的对策以及冲突的未来走向，我们都大致心中有数。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西方眼中的“反恐”战争已经实质上落下帷幕。大国战略、大国政治、大国间的博弈又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我们却忽略了，在西方内部也出现了两大利益相悖、传统对立的力量板块。我们似乎忘记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西方内部打起来的；而且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已经出现共产主义政权苏联的情况下，首先在西方内部打起来的……
　　今天我们对西方内部的上述两大力量板块的冲突竟依然懵懵懂懂。我们一方面对西方内部是否分裂成美国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两大力量板块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的冲突历史根源和现状也明显缺乏研究、认识不足。不过，最近有一则新闻似乎在为我的分析做注解：
　　2018年11月10日，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新华社等大通讯社均报道，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彼特·纳瓦罗警告华尔街，不要插手美中贸易谈判，试图促使双方尽快达成贸易协议。路透社是这样报道的：
　　白宫顾问彼特·纳瓦罗警告正在敦促华盛顿尽快解决与中国贸易争端的华尔街金融财团新老总裁们，称他们是试图向总统施压的“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
　　纳瓦罗向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表示：“当这些外国代理人介入这类所谓的外交行动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削弱总统和他在谈判中的地位。”“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好的结果，如果（中美之间）能够达成一个协议的话，那也将是依据特朗普总统开出的条件，而不是根据华尔街的条件。”
　　据透露，华尔街部分高管如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投资公司总裁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tzman），美国前财长及高盛投行前总裁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等人约见了中美双方官员，敦促双方结束贸易冲突。保尔森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曾警告，若美中未能解决分歧，两国之间的“经济铁幕”将导致世界分裂。他当时说：“如果不处理这些既广且深的课题，美中关系将陷入漫长的冬天。”
　　对此，纳瓦罗表示，特朗普并不需要华尔街高管的努力游说，那只会造成反效果。“我要重申，华尔街须退出中美谈判……把你们高盛的钱带到俄亥俄州的代顿，在美国投资。美国总统不需要穿梭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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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是白宫高官最直截了当地对华尔街提出的警告。考虑到目前占据着白宫的，正是代表着美国产业资本利益的“商人总统”特朗普，而华尔街当然是跨国金融资本的大本营，因而我们大致可以断定，今天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争斗已经开始公开化、白热化。只是我们对此显然追踪、研究得远远不够。
　　过去我们对西方的研究主要将注意力放在其内部的阶级斗争上，研究西方左右两派的“对立”和“冲突”上，研究西方内部的其他矛盾如种族矛盾、党派之争或人头之争上……而对西方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歧、矛盾和斗争却关注不够。这与西方长期灌输给我们的西方政体构成的政治理论有关。
　　西方总是告诉我们，西方存在着左右翼两大政治力量；西方的政治斗争就是这两大政治流派之间的冲突；而西方的政体保证两大流派都能够轮流执政，因而西方内部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西方政治体制因而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之中。我们相信了西方所说的这一理论；因而我们对西方内部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西方“左右翼”政治上。
　　即便我们知道西方也同样存在着一些极端政治流派，比如被西方媒体称为“极右翼”、“极左翼”的政党或政治组织，但我们也同样相信了西方政治学告诉我们的理论，即这些政治流派都是边缘政治力量，成不了气候，永远不可能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因此，这类政治流派都不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我在法国担任文汇报常驻记者时，曾亲耳听到过一位中共对外联络部的高级官员表示，我们绝不会与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发生政治上的联系。因为我们反对极右翼。为什么？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现已改名为“国民联合党”——的主席玛丽娜·勒庞却被俄罗斯邀请到莫斯科，并受到普京的亲自接见。
　　从政治角度来看，国民阵线并不是法国最反华的政党。在2017年总统大选中，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勒庞还打败了传统右翼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理费永而进入了大选的第二轮，并拿到了33.9%的普选票。几乎可以说已经成为法国的第二大政党……为什么我们“绝不与”这样一个政党建立联系呢？要知道，西方的主流政党几乎没有一个不与中国的所谓“反对派”勾勾搭搭、眉目传情的；甚至就是在“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支持中国的一些所谓“政治异见者”。最近班农甚至在美国公开支持被列为国际刑警组织“红通”名单上的中国逃亡海外的犯罪分子。我们为什么要自缚手脚、不去接触西方的反对派呢？这是题外话……
　　“左右翼”转变为“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
　　事实上，西方除了左右翼两大政治流派之外，还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其他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思潮正在获得西方民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公开的支持。我们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些政治组织、党派和政治思潮都大大突破了西方传统左右翼的划分，而通过另外一些标准而整合到一起。比如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和极左翼政党“不屈服党”的基础选民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阶级，他们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联合成统一战线：反全球化。
　　我早就在文章中提出，西方的政治色谱从左翼到右翼，直到极左、极右，早已经不是一字排开，而是形成了一个政治光环：极左与极右已经在基层选民部分连在了一起。这是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但是，用传统的左右翼已经无法划分的阶级，在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问题上，又重新划分成阵线分明的两大阵营。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适用于传统的政治学概念，而应该以“全球化”为核心，重新划分政治势力。这时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世界分裂成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两大政治力量；这两大政治力量打破了传统的左右翼阵营，目前正由产业资本联合底层劳动阶层，与金融资本形成尖锐对立；由于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其国际化进程，形成了一个跨国的金融资本集团，因而，这场争斗也就扩展到全世界。
　　从这个角度出发观察今天的世界，我们可以发现，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这两大对立的力量板块已经完全成形；而他们之间的冲突，也正在日益趋于激烈。
　　西方内部的这两大力量板块不仅仅存在着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世界未来的走向与构成，也同样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对立。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新崛起的一股力量，与西方这两大力量板块显然也都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这样就形成了三方错综复杂的利益交错、斗争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极其复杂的局面。更令人头疼的是，如果说中国和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还是一种有形的存在的话，所谓“跨国金融资本”却以一种隐形甚至可以说是“无形”的方式存在于世。我们如何才能拥有“火眼金晴”来识破这种隐形甚至无形的存在呢？
　　最令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的，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我们是怎么与这种隐形甚至无形的跨国金融资本发生利益上的对立的呢？中国一向主张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利益共享、合作共赢；所谓合作共赢，说的就是利益均摊；这不就明确地表明，中国不会挑战西方统治集团利益、只是要求获得我们自己应得的一份利益吗？为什么西方统治集团就是要视中国为一种威胁呢？诚然，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身，确实构成对西方利益的一个挑战。因为它对广大的第三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但中国早已承诺绝不向外输出中国模式。更何况西方自己也并不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本身会对西方的政治统治产生直接威胁。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西方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这只是一种比较好听、比较缓和的说法而已）呢？
　　一个“世界政府”正出现在地平线上？
　　在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们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即人类之未来。更具体而言，就是建设一个怎样的人类社会，才符合人类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世界的永久和平……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民主体制，甚至包括伊斯兰世界，所提出的未来远景都是同样的目标，但维护的阶级利益却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注重的是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西式民主体制保障的是既存社会秩序，客观上也就是维护上层统治阶级利益、而伊斯兰世界则是以宗教信仰划分未来世界，要将全世界都“伊斯兰化”……我们中国也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也许是能够实现真正的世界大同的方案。只是，中国的方案到目前为止一直只是一种愿景。
　　然而西方却并不是在空想。他们对此早有很多具体的实施方案，甚至提出了实现日期……
　　本文开始引用的詹姆斯·保尔·韦尔博格的话，就是一个证明。
　　而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曾担任过密特朗时代总统府秘书长的雅克·阿塔利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时间表：世界政府将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起来（关于阿塔利，我前面系列文章中已有介绍）。
　　通过什么方式来建立呢？美国日裔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早在上个世纪末出版的名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就已经断言，人类历史的方向已经清晰，即正在走向“民主和自由”这个“终结”点。也就是说，世界政府将意味着全球都实现了民主和自由。全世界都将建立民主体制之时，便是世界政府诞生之日。对于福山而言，世界未来已经没有疑问或困惑。一切都已经变得毫无疑问。后来尽管发生了著名的“福山—张维为之争”，福山也没有改变他的“历史正在走向终点”的看法；只是他认为“实现的时间”被推迟而已。福山不是提出这类思想的第一人，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人。从历史上人类就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人类社会发展是否有方向？是否朝的是同一个方向？如果有方向，而且也确实是同一个方向的话，那么就必然会有一个终点。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其实福山只是西方未来学说的一个传播者，而并不是立言者。他并没有说清，为什么西方心目中的理想国是“民主和自由”体制。我们一直认为，西方学术流派众多，但在指向世界发展前景时，西方所有的学说却都几乎大同小异的，其核心即“自由市场经济加民主选举”。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下去的话，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就发现，占据着主流舆论地位的思想意识，就是以“全球化”为纲，试图将人类导向一个由“民主选举政治体制”的未来“世界”；这个未来世界将由一个“世界政府”来统治。统治的模式，当然就是今天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模式：民主选举体制加自由市场经济。
　　提出要建立世界政府有着非常“充足”的理由：世界走向全球化达到一定程度、国家与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达到无法逆转的时候，面对来自全球性的挑战——如人类与生物圈之间关系（保护稀有动植物）、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人类自身面临的共同挑战（全球性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问题、大规模传染病等等）——时，建立世界政府就是对这些挑战的回应。
　　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政府（GMF）”，人类共同和谐共处，多么美好的未来前景！
　　然而问题是，如果这个“世界政府”是按目前美、英、法等西方主要大国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话，我们将会不寒而栗：美国或法国的今天，一个债务已经达到天文数字的政府的今天，会是全人类的明天吗？
　　一个失去货币发行权的世界政府？
　　法国今天出生的每一个婴儿，都已经背负着高达32000欧元的债务。因为国家的债务是需要每一个公民通过税收来偿还的。而法国这个6600万人口的国家到2017年底已经负债高达22998亿欧元！而美国更是达到了21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所谓国家债务，说起来是非常复杂的。简化之，就是国家的收支不平衡，支出超过了收入。于是国家便负债。
　　法国为什么会出现巨额负债现象呢？主流媒体的说法是因为法国建立了一个过度福利化的社会。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法国对富人征税不够。还有一种更简单的说法，就是批评政府开支过高。其实这些都只是“原因之一”，而非主要原因。法国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专著，已经将这些谎言彻底揭穿了。
　　作者经济学家彼埃尔—伊夫·鲁杰容（Pierre-Yves Rougeyron）在这本《对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调查》中明确指出，法国之所以会欠下了巨额国债，就是因为法国在1973年1月3日通过了一条法律：《银行法》，将法国原来由国家拥有的货币发行权，交给了私立的法国中央银行，从此法国国家预算开始从收支平衡走向了赤字预算，进而导致法国国家债务日攀月升、直至今天的22998亿欧元……
　　货币的发行权为什么那么重要、失去货币发行权为什么会导致国家巨额债务，历史上真正了解和理解的人不多。至少在出现网络之前。因为其中的奥秘实在是非常难懂。在任何国家，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构思并实施国家发展大计。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制定国家财政预算。国家预算制定以后，国家便通过中央银行举债借钱，根据制定的预算规划进行投资发展经济。到年终时再通过税收将投资的钱收回国库，国家再归还给中央银行。一个正常的经济体，一年的经济活动之后，在归还了中央银行的债务之后，应该有所盈余，这样，国家就会越来越富裕。说白了，中央银行就是根据国家的需要扮演着印钱的角色。只是，钱是不能随意印刷的，必须根据一个国家的经济预算来确定。显然，如果钱印多了，当然就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
　　法国在通过上述《银行法》的时候，专家们是这样论证的：由于国家通过其控制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以至于国家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就有可能超发货币，进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需要将发行货币的机构从国家手里独立出来。并且将其私有化，让国家在借债的时候必须支付一定的利率。这样，国家就无法随心所欲地印钱。通货膨胀也就可以因此而消失。因而私立的中央银行就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制衡工具。
　　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国家控制着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是不可能“独立”的。事实上，它不是属于政权，就是属于资本；或在两者之间摇摆。中国属于前者，美国、法国等国家属于后者，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等国则属于第三者。当中央银行类属于政权时，无论是哪个角度而言，都是一种“公共”银行，其根本服务目标都是为广大民众的。而当中央银行属于资本、服务资本的时候，它的本质属性当然就变了，它的服务对象当然也就成为资本本身了！
　　法国《银行法》的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国家借债时必须支付利息。过去政府在向属于国家的中央银行借债时，政府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而《银行法》将中央银行“私有化”后，规定政府不得不以4%的利率向私人银行借债。正是这4%的利率，成为法国国家债务的根源，今天已经压得法国喘不过气来。法国从1973年通过银行法之前，国家预算一直是平衡、甚至是盈余的；通过银行法之后，法国开始走下坡路；从1978年伊始，法国开始成为一个预算赤字的国家。正是因为要支付给私人中央银行4%的利率，法国开始负债。到2011年时法国的国家债务已经达到17000亿欧元，其中14000亿欧元的债主是借钱给法国国家的银行收取的利息。今天，归还法国国家债务的利息，已经成为法国政府预算的第一大开支。
　　其最荒诞的地方是，这些债务今天已经成为债滚债的根本来源。法国到2011年时每周的支出为90亿欧元，而其中20亿欧元是为了还债、10亿欧元是为了支付债务的利息。而2011年当年法国政府每周的税收只有50亿欧元，因而政府不得不再去向市场（也就是其债主）借亏空的40亿欧元。也就是说，政府每周的开支本身又在继续产生着4%的利率。到了2017年，法国一年归还的债务及利息是1440亿欧元，但到哪里去寻找这笔钱呢？法国不得不新借2160亿欧元作为下一年度的经济开支。显然，法国的国家债务已经形成了债滚债的模式。越来越多的专家承认，法国很有可能已经永远无法还清这笔巨额债务了。
　　其实法国历届总统都在想着归还这笔巨债，想将其归零，以便国家能够重新轻装出发。他们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出售法国国有资产。根据法国一位债务专家让·鲁（Jean Roux）的计算，法国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出售国有资产，到2007年已经抛售了法国国有资产的50%。1986年法国国家拥有的资产大约为8000亿欧元；到2007年已经抛售5000亿欧元，而且是以60%的市值抛售的。我在法国的时候，法国最主要的几条高速公路就都已经私有化了。法国最重要的银行之一巴黎巴银行也私有化了。法国的电、水、邮、铁等诸多国家拥有的公司也有相当一部分被私有化了。法国在萨科齐当政时甚至抛售国家拥有的黄金……然而这种方式可谓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法国今天的国有资产被估计仅剩2000亿至2500亿欧元。
　　如果明天的世界政府的前景，就是今天法国政府的现状，我们立即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个前景是极其可怕的。一个政府的债务流通是不可能消失的。而当这个世界政府也要通过同样的规律向私人中央银行借债维持经济运行的话，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劳动者都要向控制着世界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支付4%的印钱的费用，这样才能使他们的经济能够运作起来。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世界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负债经济，就如同今天的法国或美国一样。
　　法国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不归之路？因为法国今天似乎已经被金融资本所控制。看一看法国政府内部有多少“银行家”或与银行有密切关系的人吧。以奥朗德时期的政府为例：在总理让—雅克·艾罗（Jean-Jacques Ayrault）和总统奥朗德身边，共有OBC银行、艾德蒙·德·罗斯柴尔德基金、Natixis银行、农业投资银行、Lazard银行、Landier投行、兴业银行、HSBC法国银行、Lazard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等各大银行出身的各类顾问十几名。其中罗斯柴尔德银行培养的马克龙当选为今天法国总统。
　　更令研究者吃惊的是，法国很多部长都是从一个俱乐部里培养出来的。这个俱乐部叫“法美基金会”（French-American Foundation），是美国总统福特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于1976年创立、Lazard银行赞助的。目的就是培养能够使两国关系接近的未来政治家。后来当选法国总统的奥朗德也曾于1996年赴美接受过该俱乐部的培训。法国第五共和国八位当选总统中，至少有三位与银行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蓬皮杜总统和目前在任的马克龙总统都曾在罗斯柴尔德银行任高管；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则正是法国1973年银行法的始作俑者。
　　我在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西方民主选举国家真正的三权分立，是资本、媒体和政权。资本控制着媒体、资助着政治家，进而影响着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资本是西方民主国家的真正的主宰。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西方主流舆论总是要求中国尽快走上西式选举道路，要求中国开放媒体，要求中国执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因为一旦中国走上这条道路，中国一定会选出一个同样的或类似的议会和政府、通过同样的或类似的银行法，最终使一小撮控制着全球金融资本的银行家不劳而获，永远生存在所有劳动者的背上……
　　现在，读者应该明白，为什么跨国金融资本要建立一个“民主选举＋自由市场经济”的世界、并成立“民主选举”出来的“世界政府”为目标、将全球纳入同一个统治模式之中了吧。
　　反全球化＝反跨国金融资本
　　“建立世界政府”这个思想意识被披露出来之后，就一直在引起激烈的争议。
　　争议并非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并不太理解其中的背景和内涵。争议来自西方国家本身。
　　我们观察到，近十多年来，西方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早已突破左右翼之争的范畴，而集中在反对跨国金融资本上。从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黑夜站立运动”等政治示威活动都不是西方国家内部的传统左右翼政党所组织的；而且这些运动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指向：华尔街及其所代表的“跨国金融资本”及其对世界的统治。包括今天正在发生的法国“黄马甲运动”……
　　这股反“全球化”思潮和政治力量在近十年时间内迅速成长，很快在西方形成一股冲向“全球化”和跨国金融资本的浪潮；今天这股浪潮甚至已经成功地在西方内部一些国家开始执政，比如美国商人特朗普的当选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但我们的研究却没有突破西方理论界套在我们思想上的禁锢，我们继续将特朗普的当选视为美国“左右翼斗争”的结果，而当我们用左右翼斗争的理论来硬套特朗普的行动、发现存在着极端自相矛盾的现象时，我们不是追究其原因，而是跟着西方媒体后面硬说“特朗普是疯子”“特朗普不可预测”“特朗普就是不确定因素”……将特朗普自认为是“革命性”的政治措施，说成是“没有理性逻辑支持的疯狂的行为”。
　　将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政治力量说成是“疯子”“极端派”狂热分子……这种做法绝不罕见；相反，在西方政界，这是一种惯用手法。我在法国四次采访总统大选。其中有一位总统候选人雅克·舍米纳德（Jacques Cheminade），就遭到法国媒体的如此“待遇”。
　　舍米纳德分别于1995年、2012年和2017年三次成为法国正式总统候选人。在法国，要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有着严格的程序，需要获得五百名民选官员的签名支持、并获得宪法委员会核实批准，才能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对于传统大党的总统候选人来说，这并不困难，因为他们有着很多本党的当选议员、官员。但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个传统政党的政治家都能获得五百民选官员签名支持的。舍米纳德能够三次获得五百民选官员签名支持是极其不容易的。
　　但舍米纳德在三次总统大选中仅仅获得非常低的选票。1995年舍米纳德获得556张民选官员签名支持，但他只获得84959票（占登记选民的0.28%）的普选票。2012年舍米纳德获得538个民选官员签名支持，普选票仅为89545票。2017年法国不再公布签名数，舍米纳德仅获65586张普选票，占登记选民仅0.18%。
　　为什么舍米纳德获得的选票如此之低呢？因为他是法国总统候选人中旗帜最鲜明的反跨国金融资本的政治家。他的竞选口号就是“建立一个没有华尔街和伦敦城的世界”。正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法国媒体便无一例外地将他形容成一个“疯子”“狂人”“极右翼”……
　　很显然，舍米纳德虽然在普选票中得票率甚低，但他却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五百名以上的民选官员将手中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签名给他，这证明，舍米纳德所代表的“反全球化”思潮在法国也已经汹涌澎湃。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舍米纳德以及其他同样反对“全球化”的总统候选人如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左翼“不屈服运动”领导人梅朗雄等一共获得了27470050张的选票。也就是说，在法国反对“全球化”的选民已经超过半数以上。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今天法国“无人组织”的“黄马甲运动”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同意支持。
　　特朗普与舍米纳德、玛丽娜·勒庞等法国政治家一样，属于西方“反全球化”、反跨国金融资本阵营中的那股政治力量。只是，在西方媒体的强烈反对和诋毁之下，舍米纳德溃不成军、玛丽娜·勒庞被跨国金融资本支持的马克龙击败，但特朗普却通过“推特”这条“华容道”成功突围，不仅当选美国总统，而且继续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围攻下推行着“反全球化”的政策。
　　金融资本与特朗普：不同性质的“反华”
　　特朗普眼中的未来世界其实相对而言是非常单纯、简单的，即美国治下的天下和平。在这个未来世界里，美国利益优先，由美国一家独霸军事、金融与科技高地，以保障美国人理所当然地生活得比其他任何国家、地区和种族的人民都要优越；美国的超级军事力量将保障全球没有任何国家和组织能够威胁到世界的和平；美国的法律将成为评判世界是非的唯一标准……但特朗普的美国不想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政府，他也不关心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他甚至不以“民主选举”作为他选择“盟友”时的标准。对他来说，美国利益才是一切，而非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
　　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敌意实际上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恰恰反映了这两者之间对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分析和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未来构想，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西方的这两大力量板块都在向中国挑战。
　　对于跨国金融资本而言，在全世界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是首要的。因为只有通过民主选举，跨国金融资本才能通过对媒体和选举的控制，使世界“统一”在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号下，这样，才能有朝一日建立一个“世界的中央银行”，将全球货币发行权集中到跨国金融资本手中；这样，跨国金融资本便将成为世界真正的、幕后的主宰。
　　而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力量板块却坚决地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这一构想。因为这有损美国利益。特别是有损于特朗普所代表的WASP(白人新教教徒）的利益。因为这等于是在美国之上，还有一个跨国的“太上皇”，这是特朗普并不想看到的。这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所不愿意看到的。
　　从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对世界未来的构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是不同的。对于跨国金融资本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其头号大敌。因为它阻碍了其控制全世界金融货币的方略；而对于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而言，中国则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战略对手”，因为中国的崛起阻碍了美国继续称霸世界的长远目标。
　　从地缘政治角度，很少国人意识到，美国对中国提出自己的全球战略构思是非常忌惮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当年提出过“三个世界”理论，打破了冷战时期国际上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惯例，明确指出“美苏”两个超级霸权大国才是全世界的“敌人”，引起了全球实际上的广泛共鸣，大大鼓舞了国际上的不结盟运动……最终导致了两霸主导世界格局的垮台。
　　而今天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也被视为中国的一个未来战略构思。“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在中国和在国外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中国战略家们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合作共赢的计划，顶多承认有一点“私心”也是为了向外转移中国过剩的产能而已……而“中国制造2025”则只是为了将中国落后的科技创新能力尽快赶上去而拟定的一个时间表而已。但美国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是有史以来一个国家对全球霸权的最野心勃勃的构想。
　　比如一度对特朗普影响很大的思想智囊史蒂夫·班农就认为，“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是在21世纪里独霸全球制造业，将全球制造业都控制在中国的手中。班农对“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有着一个异乎寻常的解释。他认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扩张设想。他将“一带一路”倡议与19、20世纪西方三个地缘政治战略理论混为一谈。这三大地缘政治战略理论，一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世界岛理论”（即中国提出的“一带”战略）；他提出，“谁控制了中亚腹地就控制了至关重要的世界岛、而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世界”；二是美国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的“海权论”（即中国提出的“一路”战略），他认为，“谁将从亚洲到欧洲的港口都连接起来的话，谁就将控制整个海洋”；三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提出的边缘扩张理论，就是要“将敌国的势力范围尽可能地远拒于国门之外”（即中国目前在南海采取的“驱离政策”……）。班农异想天开地认为，“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是将这三大地缘政治战略混为一体，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球性战略扩张计划……
　　由此可窥，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产业资本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而跨国金融资本从长远战略来看则是要改变中国的政体。历史已经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当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世界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而中国目前却在不同程度上与这两大力量板块之间既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内部这两大力量板块，是我们今天必须做的一门功课。

来源时间：2018/12/7   发布时间：2018/12/6

旧文章ID：17567

作者：魏建国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稳定双方贸易关系达成重要共识，这是中美领导人以政治智慧和积极务实精神，在关键时刻处理和解决重大经贸问题的成功范例。
　　共识中透出的信息很多，但有一条非常关键：中美双方认识到，双方在经贸领域存在一些分歧是完全正常的，关键是要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妥善管控，并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双方要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交往，共同以中美关系为发展方向。在新华社的报道中，“积极”“主动”“密切”“推动”“保持”这些带有正面意义的词比以往用得多。中美两国领导人及时为贸易战踩了刹车，为下一步的磋商奠定基础，以期让两国经贸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
　　舆论在整体积极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恐怕值得注意。我关注到有一些企业家和专家认为，一块石头可以就此落地，中美贸易战将烟消云散，接下来可以松口气了。这种看法对中美贸易战下一步的前景或不够明确，或过于乐观。
　　中美双方此次表态同意，停止加征新的关税，两国经贸团队将遵照两国领导人指示，加紧磋商达成协议。但有一点需要强调，现在可以理解为中美是贸易休战，或者暂时冻结了贸易战的升级，但双方贸易的战时状态没有结束。
　　关键中的关键是，中美两国经贸团队接下来如何磋商谈判。最乐观的结果是双方在这90天里达成一致，真正结束“战时状态”。但从过去大半年与美国交涉的经验来看，这相当不易，且充满变数。
　　对中美经贸这一轮大博弈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中方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并不指望在这90天里，就把问题全化解了。但双方能坐下来谈，先确保摩擦不升级，这是化解问题的一个启动键。我们的谈判团队，也会像过去那样既坚守底线，不接受无理要求，同时又灵活处理一些具体分歧。
　　两位领导人的会晤氛围以及成果，超出外界此前的预期。接下来，也可能有一些舆论意料之外的事，可能是不乐观的，也可能是乐观的。中国还是以强大的战略定力去应对这一切。在这个期间，更重要的是，中国要继续做好无论有没有贸易战都要做的事。
　　一是，中国要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关键节点，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落实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的各项开放措施，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
　　二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加快知识产权立法，提高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的力度，降低违反知识产权的门槛，这并不是应对中美贸易战的举措，而是我们加强自主创新的需要。
　　三是，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倒逼高质量发展，促进中美经济有更好的融合，从根本上做大中美经贸蛋糕，让美国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发展也可以为美国带来更多好处。

来源时间：2018/12/6   发布时间：2018/12/6

旧文章ID：17564

作者：卞永祖 王文 王义桅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 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晚餐会晤。据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介绍，双方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那么，这次会晤究竟哪些预示和意义，中美关系未来将如何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研究员卞永祖为本期微信撰文认为，中美此举都是以时间换空间。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指出这是一个短暂的福音。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王义桅则分析了如何应对美国的四股力量，根本之策还在于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卞永祖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当地时间12月1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晤，两国元首讨论了中美经贸问题并达成了共识。双方决定：
　　暂缓加征关税。
　　美国同意在2019年1月1日暂缓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升至25%。中国同意从美国进口大量（数额待定）农产品、能源、工业及其他产品。农产品的进口立即进行。同意立即就关税之外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强制技术转让、保护，非关税贸易障碍，农业服务业等进行磋商，并在90天内达成一致。如不能达成一致，上一项中的10%关税将被提升至25%。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暂停加征新关税，是又一次让时间换空间。
　　可以让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能够更从容的进行，同时让大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得到修复。
　　比如，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将会更加平稳，甚至会迎来一次反弹。受美联储加息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剧烈波动，一度跌到7的边缘，“保7”成了维护市场信心的关键。此轮谈判中美两国同意暂缓加征关税之后，全球贸易摩擦降温，市场风险下降，短期内民众对于人民币的信心会提高，人民币汇率会有一个显著的回升。但由于谈判仍在继续，前景还未确定，在美联储加息的压力下，人民币仍然存在贬值的可能。
　　谈就意味着可能谈拢，对经济发展来说自然是利好，特别是民营企业。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关税冲击使民营企业的出口与经营受到了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对于市场的信心也受到了打压。今年民营企业的处境尤为艰难，受贸易摩擦影响，民企债务问题频发。央行和政府领导多次公开表态对民营企业的重视与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曾在34天内5谈民企，向社会释放了全力支持民企发展的信号。同时，政府也出台了许多政策来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10月下旬，多项政策密集出台。90天的缓冲期为民营企业的经营减缓了压力，并且也解除了许多企业对于贸易摩擦的恐慌，使企业对于市场的信心增强，企业的投资相应地也会增加。
　　对中国整体的经济来说，为中国处理内部问题争取了时间。在最新公布的制造业PMI指数中显示，中国的经济已经处于枯荣分界点，如果贸易摩擦持续升级，那么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会使得我国的经济面临更大的困难。因此，停止加征关税有助于降低中国整体经济在短期内面临失速的风险，为中国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争取了时间。
　　这90天，对于美国来说何尝不是时间换空间？
　　自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国内所受到的冲击并不小。从金融市场上看，美股的两轮暴跌，将十月染成了黑色，标普500、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下跌6.9%、5.1%、9.2%，这样的单月跌幅已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惨表现。其中，科技股跌幅特别明显，亚马逊、奈飞股价下跌近20%，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股价下跌了9.7%，科技股已经接近进入了熊市状态。《纽约时报》报道称，自9月下旬以来近三周时间，美股市场总体呈现下跌态势，美联储持续加息、美中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投资者担心持续近10年的牛市行将结束。这也难怪特朗普不断指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从美国农业上看，中美贸易战已经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造成了较大影响。截至今年6月的12个月里，共有84座农场依据美国破产法第12章申请破产。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今年美国农产品出口价格指数环比下跌5.3%，是2011年10月以来跌得最严重的一次。其中，主要是受到大豆出口价格暴跌14.1％的影响。美国农业部（USDA）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22日当周，美国大豆出口检验量为1,105,229吨，出口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5.8%。同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从今年3月起便一路走低，一度下跌近25%。
　　除了这两个行业的重大冲击以外，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也非常大。中期选举结束后，众议院的控制权重新被民主党夺回，特朗普在今后的两年内都需要应对来自民主党各方面的压力。此外，由于特朗普政府前期对各国开征关税、开展对伊朗制裁、在沙特记者事件的态度模糊等对外政策都已引发国内分歧，进一步增加了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压力。
　　综上所述，中美贸易战对美国的影响不容小觑，此次90天的贸易战暂缓，对于美国来说同样是一次喘息的机会。在此次停战谈判里，中国对价首先就是要从美国购买尚未商定但数量非常大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以减少贸易不平衡，中国立即开始购买美国农产品。这一让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如汽车、农产品等出口问题）。11月29日，得益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加息节奏放缓的暗示，美国股市大涨，那么再加上此次贸易战的暂时缓和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短期来说美股的走势较为乐观。
　　美国是否开始理性回归？
　　从年初中美贸易大戏开始，至今可以说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不过这一次也恰恰是让整个世界最关注也是最担心的一次，在这次双方最高领导人会面之前，美方还通过不同渠道释放出一些并不友好的信息。
　　美国副总统在10月4号的讲话中，不仅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说成是“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所推动的”，还另外给中国杜撰出了5宗罪，比如，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占了美国的便宜，甚至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说成是“债务外交”，甚至提出了要全面冷战。作为跟中国有频繁交往的钱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新加坡也提出了“经济铁幕”的说法，而特朗普本人在会面之前也放风说要对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剩余部分也要加税，总是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之前，媒体对这次会面也是一边倒的悲观。
　　不过会面的结果却是出人预料的，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目前唯一确定就是在2019年的前3个月不会有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并且这次双方要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知识产权、贸易赤字等，实际上已经非常具体，就事论事大家都喜欢，像前面彭斯那样无限扩大，那双方肯定无法沟通。应该说，通过前面的双方你来我往，美国已经客观、理性了。
　　当然，当前美国的问题已经全球化了。美国的根本问题是，多年来已经没有新的可以给经济带来革命性影响的技术了，大家曾经热炒的3D打印、页岩气等技术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影响。在前面没有高新技术突破，后面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却在坚定的走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之路，自然可以想象美国的焦虑，打压后面的追赶者自然是其本能反应。
　　不过，这个想法很丰满，但是事实却是很骨干，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了全球产业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任何想把中国从现有体系中赶出去的想法，不仅给中美两国经济带来影响，也会让全球经济面临极大不确定性，自然也会受到来自世界其它国家的反对。
　　通过这次中美领导人会谈，我们还能看到的一点就是，美国开始理性务实了。这对美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毕竟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中美这两个AI发展最快的国家还有相当多的领域可以合作，人类很可能又会迎来一次工业革命，全球经济也会迎来再一次高速发展的时期。如果只是纠结于当下的贸易对抗，自然是没有看到发展大势。但愿在未来的数月内，美国能够务实面对，那么中美达成全面解除贸易摩擦也是有可能的，虽然概率较低。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对于中美两国如何处理结构性的矛盾，我们每一个平常老百姓也好，国际社会也好，都看到了中美两国元首、两国的决策者是用理性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中美两国确实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在经贸层面上的摩擦，甚至是贸易战，但是两国之间的风险还是处在可控的阶段。
　　目前能达成这种短暂的和解，或者说“休战”，应该说对两个国家而言都是一个短暂的福音，对全世界来说，大家也可以短暂地歇一口气。但是，目前国际贸易面临着重大的变革。如何变革，如何实现包容性、互惠性、合作式的变革，需要全世界的努力。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我们用中美贸易摩擦而非贸易战，就是不要陷入话语陷阱，跳出新冷战的思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在三个背景之下：
　　（1）中国从数量上的崛起到质量上的崛起，尤其是技术、制度、观念上挑战美国的领导权。
　　（2）中国从模仿型、应用型创新到原创型创新飞跃，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像中国制造2025，助推中国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3）世界发展处于不确定性。民粹主义兴起，国际秩序转型，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
　　三个背景下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我们要综合分析，有些是世界不确定性本身带来的，不一定是由中国崛起带来的，我们可以和美国一起合作应对；有些是中国崛起对美国阶段性的冲撞，我们要尽量去延缓它。有些是根本性、结构性的，我们要把它们往后推，这样确立对美外交战略的思路。
　　我们要认识到美国有四种类型的人：
　　1、商人 ( American business is business )——汉密尔顿主义
　　2、传教士 ( If It‘s Good for America, It’s Good for the World )——威尔逊主义
　　3、军人 ( The United States is unique in the world: The world is here) ——杰克逊主义
　　4、律师（When in the trouble, get a Philadelphia lawyer ）——杰弗逊主义
　　今天对应着四股力量，一种是美国的民主党，看重人权，劳工权利，指望把在华美国企业转回去本土，认知推进中美经济脱钩的，这种比较危险。第二类是在意识形态上把中国皈依掉，演变中国，这也是非常危险的。第三类是在贸易逆差、知识产权转让这些全球化技术基础层面上对中国抱怨的。特朗普比较多的是这种技术类型的，特别关心就业问题、贸易逆差和中国市场开放问题，这类是可以争取的。第四类以军工集团代表的，是真的想和中国开战的，比较强硬的一类。
　　所以我能要避免中美关系滑入到第一个和第二个境地，就是说真的中国关系脱钩，产业转回。还有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上演变中国的这一套，也要防止第四类。我们要抓住特朗普国内执政的软肋和诉求，做出中美阶段性妥协，和相互的让步，维护我们的核心利益——南海、台湾、中国制造2025等，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贸易逆差，在购买更多美国的产品上给美国甜头，这些本来中国也是可以做的。中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倒逼我们的改革，以空间换取时间，争取更多的发展，把压力变为自己改革的动力，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要更加长远地看待中美关系，而不是被选举周期，政客的利益诉求所绑架。这次习特会达成这些共识至关重要，关键是抓住了特朗普的主要矛盾，尽管仍面临着其他势力的未来干扰，也寓涵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是要登高望远。
　　（来源：新浪微博 @王义桅 ）

来源时间：2018/12/6   发布时间：2018/12/4

旧文章ID：17562

作者：李巍  来源：察哈尔学会

　　全文提要：
　　12月1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G20期间举行晚餐会晤，双方达成了贸易“休战”的重要共识。但“休战”只是暂时的，谈判和斗争才是持久的。
　　据白宫声明，如果双方在未来90天内未能就某些重要问题达成协议，美方仍会将关税提高到25%。两国究竟能否在规定期限内通过谈判达成全面“停战”协议，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本轮中美经贸摩擦有着深刻的结构性根源，从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任何希望通过一个全面综合性的经济协议来解决中美在经济领域的所有分歧，恐怕都相当不现实；而另一部分人指望寄希望美国政府的更迭来解决问题，同样也不现实。在中美经贸摩擦日益长期化的背景下，中国应当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种准备既包括物质手段上的准备，也包括国民心态上的准备。

　　12月1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G20峰会期间举行了举世瞩目的晚餐会晤，双方达成了贸易“休战”的重要共识，中美两国的资本市场或许能够暂时喘一口气。但是“休战”只是暂时的，谈判和斗争才是持久的。肇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将注定构成中美关系史上最为漫长的一轮经济外交纷争。
　　2017年，中美两国元首共举行过3次会面，分别是2017年4月海湖庄园会晤、7月G20汉堡峰会碰面及11月北京会晤。此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晤则是2018年中美双方最高领导人唯一的一次面对面沟通，与去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国元首见面次数的减少一方面反映了2018年构成中美经贸关系乃至中美双边关系的“严冬”，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两国协商解决矛盾冲突的困难，因为中美贸易摩擦所涉及的诸多结构性问题恐怕不是技术层次的官员所能够轻易解决的。因此，这次 G20的习特会为缓解中美贸易纠纷提供了最后的机会窗口。
　　此次会晤最显著的成果是，美方承诺此前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加的关税在2019年1月1日后仍将维持在10%，而不像此前宣布的那样提至25%。此外双方还达成共识，不再互相征加新关税，而且有可能通过谈判取消此前业已征加的所有关税。这对缓解中美经贸摩擦而言是一个积极重大的进展，为双方经贸谈判赢了时间，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内两国经济团队将重启谈判、加紧磋商；同时这也向外界传递了积极信号，即中美经贸关系并未陷入最后绝境，双方仍然有望通过贸易谈判缓解紧张局势的一线生机。
　　不过，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声明，如果双方在未来90天内未能就某些重要问题达成协议，美方仍然会将10%的关税提高到25%。因此，未来90天就显得极为关键，而两国经济团队究竟能否在规定期限内通过谈判达成全面“停战”协议，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从中方的角度上看，为了实现中美贸易战的“临时性休战”，中国承诺从美国大量购买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以缓解贸易失衡，并且同意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服务业和农业等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与美方展开谈判，然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却非一日之功，因此殊无乐观的理由。
　　这一轮的中美经贸摩擦有着深刻的结构性根源，从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几乎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2018年，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发生了40年来的最大转型，经济接触宣告终结，新的经济竞争战略正在快速成型之中。在新的战略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被两个核心问题死死困扰：一是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对中国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乃至经济制度提出了系统性批评；二是两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双方都努力在人工智能、新材料和生物医疗等新兴行业占据技术优势。而这二者均与两国的核心经济利益密切相关，远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解决。尤其是双方的技术竞争问题，一方面中国不可能放弃产业升级，必然会都朝着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继续攀登，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可能放任中国实现技术赶超，必然会想方设法地遏制中国经济崛起以缓解竞争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恐怕是难以调和的。任何希望通过一个全面综合性的经济协议来解决中美在经济领域的所有分歧，恐怕都相当不现实；而另一部分人指望寄希望美国政府的更迭来解决问题，同样也不现实。
　　当然，矛盾的深刻存在，并不意味着中美双方必将陷入完全对抗的状态。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仍然具有高度互补性，在农业、能源、金融、教育、医疗等诸多领域仍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潜力。而且中美两国对于一个稳定而开放的全球经济秩序仍然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虽然未来的中美经济关系总体不容乐观，但如果两国领导人能够超越民族情绪，始终坚持战略理性，有效管控分歧，双方依然能够实现在良性竞争当中的有效合作，确保中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在中美经贸摩擦日益长期化的背景下，中国应当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种准备既包括物质手段上的准备，也包括国民心态上的准备。而应对这场“持久战”的最佳方式绝不是走向封闭，而是努力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通过扩大外国进口、放宽金融准入、完善投资环境，以增加中国市场对于全世界的“磁力效应”，从而真正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如果说中美“贸易战”在长期内可能会分出个输赢，那么中国唯有以更加开放的方式，才有可能化解来自美国的经济竞争压力并且成功实现经济崛起。

来源时间：2018/12/6   发布时间：201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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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锡进  来源：环球时报

　　5日，多家外媒消息称，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且美方已要求引渡。对此，驻加拿大使馆表示坚决反对并强烈抗议，已向美、加两国进行了严正交涉。华为回应称，并不知晓孟女士有任何不当行为，相信法律体系最终会给出公正的结论。
　　对此，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连发两条评论：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要求美国、加拿大政府立即恢复华为CFO孟晚舟（任正非女儿）的人身自由。作为一家中国媒体的总编辑，我要说，美国在市场上打不垮华为，请不要采取卑鄙的流氓手段。

　　很多人都很生气。大家会想，中国也抓两个美国人吧。比抓人，这还不好办？如果是几个月前，我也许会写一篇檄文式的评论。美国这分明是打到了我们的家门口，不再顾及所有斯文，我们完全可以把美国抓孟晚舟看成是他们对中国的一种“宣战”。
　　但是今天我想说，中国面临的是一场非常复杂的博弈，我们不仅要坚定，更要拼智慧。华为这件事，美方绝对是在恶意找茬，试图用美国的法律体系整华为。那么现在不是中国政府出手与美国竞赛流氓手段的时候，华为应首先认真同美国打一场法律战争，争取在法律上驳倒美方的所有指控。
　　我正在中美学者的一个研讨会上，听到美方试图指控华为违反规定向伊朗出口的传闻。华为如此谨慎、守法的公司，决不可能恶意违反美国对伊出口的禁令。我相信，美方的所谓证据一定是漏洞百出的，华为有在美国法律体系下打赢这场官司的充分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应与美方通过外交管道严正交涉，让美国充分了解构陷华为将产生的恶果，并采取必要手段对美施压。
　　我想说，中国在对美问题上现在非常克制，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力量。习特刚举行会晤并达成共识，落实共识是中美共同的大局。抓孟晚舟是对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的严重破坏，这不符合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利益。如果美方粗暴坚持错误做法，逼中国释放力量，那么我相信华盛顿最终会后悔的。

来源时间：2018/12/6   发布时间：20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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