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荣剑  来源：FT中文网

　　在中美关系面临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和最复杂多变的时刻，中国从党政高层到民间人士，都在普遍关注美国政界、商界和知识界所发出的有关中美关系的各种声音。我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黎安友教授的长篇对话《特朗普、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前景》，在FT中文网发表之后，在一定范围内也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争论。有不少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背景的批评者认为，黎安友教授对特朗普总统的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偏见和情绪化，他对中美关系的观点和中国人的感受相差太远。甚至有批评者认为，黎安友教授代表着美国“白左”的一贯立场，而 “白左”因为蓄意制造了对特朗普总统的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在客观上不仅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美国经由特朗普总统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所施加的巨大压力，这个压力被他们认为是中国目前能够重启改革的惟一动力。中国自由派学者对特朗普总统的这种良好期待，营造出我在和黎安友教授对话中所概括的“特朗普神话”——寄望特朗普总统不断地对中国施加压力，来迫使中国重新走上改革或变革的轨道。
　　中国官方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别“站队”美国两党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川粉”的同时，中国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库或媒体却越来越倾向于于美国民主党，他们毫不掩饰地希望民主党能够赢得美国中期选举，以此来牵制共和党的“一党独大”尤其是特朗普总统近乎“肆意妄为”的执政行为，这显然和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期待共和党一举拿下参众两院多数席位的态度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照。
　　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是，共和党继续维持了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而民主党则重新夺回了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美国朝野两党在国会中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这一结果对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来说是令人沮丧的？还是说对中国官方来说是令人鼓舞的？
　　其实，不管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还是中国官方，都是在一厢情愿地理解美国的两党政治。就目前中美关系而言，民主党在众议院成为多数党这一情况丝毫不会减弱、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对中国的压力。如果民主党在下一任总统大选中胜选，很难想象一个民主党总统会实行比特朗普总统更温和的中国政策。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现在来看概率并不小，那是不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会把欢呼声转给民主党，而中国各个官方部门因为不得不面对一个对中国更无情的对手而倍感沮丧？很显然，美国的两党政治绝不是中国的正反力量所能左右的，在中美关系的主基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下，不管谁当总统，都只能在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主基调下发出自己的声音。
　　以中国“问题意识”期待美国政治走向，只能是一厢情愿
　　中国看美国，肯定带有中国的问题意识。之所以中国的官方和民间人士对特朗普总统的认识大相径庭，是因为他们对于美国的问题意识迥然不同。民间人士基于中国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而不得不寄望于通过一个巨大的外部压力来激发中国的内部变革，费正清所设置的“挑战与反应”的分析框架对于认识中国现行制度依然有效。特朗普总统或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所充分认可。不管怎么说，他所掀起的中美贸易战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出中国“不得不”改革的意愿和行动。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多项前所未有的承诺，从主动降低进口商品关税到取消对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再到放开市场准入，承诺的范围极其广泛，所有这些对外开放的可能的新举措，完全可以被合乎逻辑地视为“特朗普压力”的产物。从改变中国的绩效评价来看，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有理由为特朗普总统两年来的执政行为打上一个高分。
　　中国官方从决策部门到智库和媒体，在应对美国的这一轮挑战时，最初的反应是“以牙还牙”，当发现牙齿不够用时，才猛然醒悟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绝不会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进而也意识到他们原先对特朗普总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一个唯利是图的政客是最容易打交道的。事实上，在中美贸易战持续了半年之后，即使中美元首在阿根廷G20会议上已经达成了解决贸易问题的初步协议，我相信中国官方的各个部门也依然没有从对特朗普总统、对美国两党政治的误判中走出来。因为长期坚持一条意识形态的外交路线，以“想当然”的方式来看待美国：认为美国已经主动退出世界领导地位，中国可以取而代之，“中国方案”可以主导世界秩序重构。这实际上是要提前和美国争夺世界第一位置，由此陷入“修昔底德陷阱”。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长达40年的蜜月期终结，新的经济冷战可能已经开启，和中国官方完全误判美国有着直接的关联。
　　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从左翼到右翼，从国家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对美国多有误判，根源就在于，他们完全是以自己特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来认识与评判美国，由此形成的关于美国的知识和判断与美国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实际上也根本影响不了美国的政治人物和政治运行。因此，在重塑中美关系的新的时刻，重要的不是中国怎么看美国，而是美国怎么看中国。
　　要了解美国怎么看中国，首先要进入美国的“现场”，这个现场不是指去美国旅游一趟，或走马观花式的考察，更不是在中国隔岸观火。真实的美国和《环球时报》上所描述的美国以及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所想象的美国都不一样，获得真实的美国的“现场感”首先需要排除意识形态偏见，像进入罗尔斯式的“无知之幕”那样，以价值中立的立场来观察美国两党政治和美国社会状况。中国的问题意识可以是观察美国的一个重要视角，但美国不是因为中国而存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逻辑也不会被中国问题所左右，美国朝野两党及其政治人物是他们各自选民的代表，他们代表各自的选民向中国发出声音。因此，脱离美国的“现场”而只以中国的“立场”——不管是以中国官方还是民间的立场——来看美国，都只能是一厢情愿。
　　美国“现场”带给我对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的三个新认识
　　2016年11月我去美国，见证了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社会所陷入的巨大撕裂状态。今年11月我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再次见证了美国中期选举对于美国宪政制度的重要性。从美国的公共舆论、大学论坛、社交媒体和私人言谈所共同营造出来的美国的“现场”中，我不断地获得关于美国的新的认知，不断地修正我在中国国内所形成的关于美国的偏见。我和黎安友教授的对话，话题涉及特朗普总统、美国两党政治、中美关系和中国改革前景，他的立场和意见未必都是我能够同意的，但他作为美国“现场”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立场、意见包括情绪都值得国内人士高度关注，他不是一个人在说话，而是代表着一个广泛的群体。正是通过和黎安友教授的对话，以及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与近十位美国著名教授的学术交流，并结合赴美期间在各种“现场”所获得的直接感受，我至少形成了有关美国和中美关系的三个新的认识。
　　第一个认识是，特朗普总统撕裂美国的严重性，并没有因为他执政两年来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而有所减缓，他发动的对中国的贸易战也没有激发出全美国的一种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黎安友教授在和我对话时，毫不掩饰对特朗普总统的“党派”情绪，他对特朗普总统两年来的执政，从内政到外交，都作出了极低的评价。他甚至认为，特朗普总统的执政水平近乎“白痴”（我在对话正式发表时删除了这个说法）。一个严肃的学者抱有这样的情绪，在我看来显然是不够理性的，但我注意到，对特朗普总统抱有这种看法的美国学者为数不少。最近中国一家媒体采访了知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福山教授在两年前特朗普当选总统时就认为，美国犹如一辆被一个5岁儿童驾驶着的横冲直撞的大卡车，而他现在认为，在有些方面情况变得更糟了。在哈佛的论坛上，数位美国教授在谈到美国目前良好的经济状态时都认为，这不能归功于特朗普总统，而是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策自然导致的结果。
　　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不能指望听到民主党的喝彩，这在美国两党政治中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特朗普总统造成了美国这么严重的撕裂，显然是不正常的。美国大多数大学教授——他们代表着美国的知识精英，以及美国的主流媒体——他们代表着美国的主流声音，几乎都在对特朗普总统说不，这难道就是国内一些学者所说的民粹主义政治或素人政治对精英政治的胜利？黎安友教授提到，美国为了防止多数人暴政而设计了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这让民主党在全国多出两百万张选票的情况下败给了特朗普，这个情况至少表明，民主党的“民粹”基础并不比特朗普差。我现在能够理解的是，黎安友、福山这些著名教授至今仍然对特朗普当选总统耿耿于怀，实在是因为他的上台完全颠覆了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架构，民主党不是输不起，而是实在不能输给特朗普这么一个政治选手。
　　中国官方原来期待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因为他们觉得美国的右派一直是中共比较容易打交道的对手，两年之后他们或许后悔了。但黎安友教授却告诉他们，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特朗普总统可能是对中共最好的一位演员了。而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把希望寄托于特朗普总统，期待他能够持续对中国保持压力以迫使中国不得不进行改革，这个良好的愿望在黎安友教授看来也是过于幼稚了。很多美国教授都认为，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糟，并不必然地和特朗普入主白宫有关。这是欧美国家在新形势下的一个共同判断：中国日趋强大并且日趋富有进攻性的态势正在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构成重大威胁。我相信，不仅是美国的民主党，而且是美国的共和党，都会对流行于中国的“特朗普神话”感到好笑，后者一般会认为，他们的总统没有这么深的远见。
　　第二个认识是，美国的两党政治经由这次中期选举而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宪政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价值就是权力制衡，总统的权力、政党的权力、国会的权力和最高法院的权力，被设置在互相分立和制衡之中，没有一个权力可以独大，更没有一个权力可以不受限制而肆意妄为。正是基于美国这个核心制度安排，民主党“蓝色”力量总动员，在参议院失去多数席位的情况下，终于在众议院取得多数席位，让两党在国会中重获平衡。中期选举结束后，特朗普总统和民主党都分别宣布他们获得了胜利，其实，这是美国宪政制度的胜利。
　　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中国有不少“川粉”期待美国共和党能一举拿下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以为特朗普总统在没有国会掣肘的情况下可以更自由地对中共领导人施加更大的压力，这些想法是不了解美国两党政治的一厢情愿。且不说若共和党真的取得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将严重导致美国两党政治的失衡状态，即使就中美关系而言，共和党“一党独大”的局面也并非一定是按照中国“川粉”们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对中国持续地增加压力。事实上，在民主党内部，“反中”的声音一点也不比共和党小。在两年前美国总统大选时，中国官方一直将宝押在共和党这边，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忌讳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共和党更浓，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的倾向比共和党更显著。在对待美国两党政治上，中国的官方和部分民间人士，是犯了相同的错误，都错把杭州当汴州了。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我深有感触的是，民主党力量正重新聚集，到2020年大选时拿下总统大位的概率在不断增大。特朗普总统为了争取连任，一定想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和中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美国至少要在表面上取得对中国贸易战的胜利，这是保证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和股市繁荣的必要条件；二是解决朝鲜问题，利用目前金正恩明确宣布要弃核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强和朝鲜的接触与联系，推动第二轮美朝元首会晤尽快举行。很显然，特朗普总统要想如期取得这两个方面的重大突破，必须对中国和朝鲜有重大妥协与让步。在争取连任的约束下，“特朗普神话”在中国究竟还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个认识是，现在美国两党不论在国内问题上是如何得针锋相对，但面对中美关系问题时却是高度一致，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分歧。两党内部大概已不存在什么鹰派和鸽派之分了，几乎都是鹰派。这是中美关系前所未有的一个重大变化。美国两党甚至是全国各界都总动员起来，一致把中国视为美国的头号对手。
　　这次赴美前，我已经估计到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但去了美国“现场”之后，深切感受到严峻程度超出了我的估计，甚至可能超过了1950年代初期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在麦卡锡时代，虽然同情共产中国的大学教授、学者和友好人士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极大干扰和种种限制，但诸如费正清、谢伟思这样的亲中派和知中派却还是能够为中国说话。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学界、政界和商界，普遍被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所笼罩，他们反思的问题是，美国帮助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是不是错了？以白邦瑞在他的《百年马拉松》一书中的说法，美国在晚近40年里一次又一次地被中国所忽悠，美国原来期待中国只要走上了市场化的轨道和对外打开国门，早晚会走上民主化之路，现在他们突然发现，强大起来的中国，离民主化之路却越来越远了。可以这么说，已经很难听到美国亲中派学者中的几位头号人物，如兰普顿、沈大伟等，为中国说上几句好话了。我前几年认为，福山教授被中国惊人的发展所迷住了，他那本关于政治秩序起源的著作，从中国汉代的国家能力开始言说，完全是以中国的发展模式为标本。但是，他现在也加入了批评者的队伍，开始越来越怀疑中国模式能否有效持续下去，并警惕中国正在发展出一种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并对国际秩序构成威胁。和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中国的批评性发言相比，我更重视美国的学者们是怎么看中国的。如果美国的大学、智库和研究机构不再有学者出来为中国说话，那意味着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的根源，毫无疑问在于中美两国在制度和价值观上的重大差异，这些差异并非始于2018年。在中美密切合作的40年时间里，中美两国政府和民间都曾认为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并不会构成两国交往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为什么到了今年，中美关系却面临着无法调和的冲突？这是不是说，在2018年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迫使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我在美国的公共舆论和私下交流中可以获得的大致判断是，中国今年初“两会”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处理新疆问题的方式、打压民间基督教、压制公共言论空间和屡屡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逐步强化了美国朝野两党、左中右人士和亲华反华学者们的一个共识：中国正在偏离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之路，正在重新回到毛的老路上去。用黎安友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正在从一个可爱的国家变成一个可怕的国家。
　　我最后的体会是：中国怎么看美国，决定不了中美关系，美国怎么看中国，可以决定中美关系。

来源时间：2018/12/6   发布时间：20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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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庆生  来源：中评社

　　淡江大学整合战略与科技中心研究员罗庆生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发表专文《印太战略VS贸易战：美国遏中战略的矛盾与冲突》，作者认为：“特朗普从各国吸血、独厚美国经济的做法，固然增加了成功阻挡中国超越的机会，但拒绝提供公共财必然影响美国的领导地位。这表示特朗普是以丧失霸权方式从另一个面向维持霸权；如此即便成功，美国也不再是‘领导型’霸权，而是透过经济制裁或贸易报复建立权力的‘宰制型’霸权。”文章内容如下：
　　一、前言
　　自从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后，“印度——太平洋地区”这词汇就正式进入美国官方文件中。虽然这一般惯称为“印太战略”的实质内涵迄今未描述清楚，但其遏制中国崛起的针对性，以及作为战略指导的长期性却相当明确。历史超过70年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美国印太司令部”，即印证了美国对“印太战略”的重视与贯彻的决心。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美国国安会、国务院、国防部等安全团队的杰作；然而，相对这些建制派官员对印太战略的积极，特朗普总统本人对此一遏制中国的战略却显得有些兴趣缺缺。除了一上任就退出、而美国一退出就等同瓦解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之外，这位被戏称为“推特治国”的总统，即便在“印太地区”成为官方术语后也极少在推文中提到，甚至还将缺席11月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峰会与东亚峰会，由副总统代打。特朗普似乎没有兴趣在外交场域扮演主导角色，或藉机争取盟友；因为以美军联合指挥部改名的相同逻辑，美国应主张将“亚太”经合会扩充为“印太”，并积极争取印度参与，才符合印太战略的构想。
　　同样是战略上遏制中国，特朗普感兴趣的是“贸易战”。从年初发出关税威胁，到7月6日启动对中国输美总值340亿美元商品、8月23日再启动对160亿商品征25%关税，而后更进一步警告将加税2，000亿甚至对中国全部输美商品都课高关税，中美贸易战愈打愈激烈。特朗普也表现出高昂的斗志与决心，经常从推特发文或在演讲中强调。特朗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阻挡中国超越美国。8月21日在西维吉尼亚州造势活动的演讲中即指出：“在我刚当选的时候，美国正朝着一个方向前进，那就是容许中国在极短时间内变得比我们更强大。但现在，这件事再也不可能发生。我不会让它发生。”
　　特朗普有自己的、和他那些主管国家安全的建制派官员不同的遏中战略，这造成战略实践上的矛盾甚至冲突。最显着的差异是对盟国的态度，印太战略需要争取盟邦联合抗中，但特朗普贸易战不仅针对中国，炮火也指向传统盟邦。这是因为两者有不同且无法调和的理论基础与逻辑，因此遏制中国虽然是美国政治菁英的共同目标，在战略实践上却出现矛盾。
　　二、印太战略的理论基础
　　战略是手段与目标的连结；从表象上看，印太战略与贸易战的主要差异在手段：前者重视外交与军事结盟，后者则强调经济与贸易优先。至于何者较佳，则从大战略　–　与国家生存发展相关的战略层级　–　角度，只要能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维持美国霸权的目的，则无论采何种手段，都没有合理与否，或彼此排斥的问题。实际上操作得当，还可以相辅相成。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斯肯恩（Richard　Rosecrance）与史汀（Arthur　A.　Stein）即主张，国家要考虑可以支配的全部资源，以有效运用确保平时和战时的国家安全。对全球唯一超强的美国来说，所谓国家安全、全球领导地位与霸权，其实是同个概念的不同面向。
　　问题在表象背后的理论基础与逻辑不同。建制派的“印太战略”非常重视盟邦角色，理论基础甚至可以推到1970——80年代的“霸权稳定论”。
　　当时在国际关系理论第二次大辩论后，新自由主义学者辛德柏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与新现实主义学者吉尔平（Robert　Gilpin）修正了现实主义假设，认为国际并非纯粹的无政府状态，而是有秩序的层级结构，最顶端的就是霸权；而霸权的功能，就是维持该国际体系的秩序。他们用经济学的公共财（public　goods，　或译为公共产品）概念来解释霸权的运作，主张国际政治秩序，以及国际经济中的自由贸易、国际货币与合作机制的建立等，都属于国际公共财的范围，霸权作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创造者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者，提供国际公共财给其他国家“搭便车”（free　rider），一方面建立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而从中得利，二方面则促成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的稳定发展。
　　在这理论中，美国是“去宰制”的领导型霸权，她并非倚靠军事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强制性惩罚构建权力，而是透过其所建立的国际政治与经济规则领导世界。因此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成立，并表示要提供公共产品，让各国都能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时；对美国来说就是建立新的规则并争取追随者，也就是挑战她的全球领导地位，或者说霸权。
　　这使得中美霸权的竞争，成为领导力的竞争。也就是谁的追随者多，整体实力愈庞大，谁的霸权就愈稳固。
　　因此，面对中国在领导力上的挑战，美国除了稳固她的传统盟邦外，还要提供新的公共财，以争取更多非盟邦如越南、马来西亚等成为追随者。这是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洲”政策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大力推动TPP的原因。TPP刻意排除中国参与，本质是为孤立中国而成立的自由贸易经济圈，而美国为了争取更多追随者，在贸易规则上做了相当程度的让利，让圈内国家能够更容易地将商品卖到美国，同时却能保护自己不具竞争力的产业。美国虽然吃点亏，但依据“霸权稳定论”，提供公共财原本就是维持霸权的成本。
　　虽然换党执政，但特朗普政府建制派所提出的“印太战略”，仍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升级版；只是一方面将中国的定位从“战略伙伴”修正为“战略竞争者”，二方面将争取盟友的地区从亚太扩展到印度洋国家。然而区域的扩大将使美国无力全面关照盟友，因而强调支持与协助对中国崛起感到疑虑不安的国家，而不再由美国自己出面对抗中国。
　　“印太战略”加入了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提出的“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理论。这位攻势现实主义者体认到美国国力有限，不能单方面、无限制地对他国提供安全承诺与保障，而必须要独立国家或政权受到外在威胁、向美国求助时，才提供协助。
　　因此从遏制中国的角度，“印太战略”修正了奥巴马时代，由美国领导盟邦对抗中国的做法，改为美国扮演“离岸平衡者”角色，鼓励与支持对中国崛起感到不安的国家如日本、澳洲、印度……等对抗中国，而美国只在适当时候介入，以将国力做最有效率的运用。这才有足够国力将地区概念从“亚太”扩大为“印太”，而争取更多盟友遏制中国。
　　基于以上理论，美国建制派的战略逻辑是：要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必须提供更多公共财以争取更多追随者，同时还需要盟邦的积极合作，才能在美国支持下，共同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
　　三、特朗普贸易战的逻辑
　　然而对政治素人、缺乏国际政治训练，而且是地产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来说，很难接受这套理论。“霸权稳定论”认为提供国际公共财是维持霸权的成本，但这位一辈子都在经商的总统却认为这成本太高，反而削弱了美国经济，因而反对提供公共财。
　　特朗普的理念是“使用者付费”，这是一个与“公共财”概念相反的经济学理念。他在竞选期间，除了批判“偷”美国人工作的中国之外，也指责欧洲、日本、加拿大等盟邦在贸易上占美国太多便宜，对美国不公平。同时他还主张美国不应再当世界警察、北约盟国应负担更多军费、日本与韩国须负担美国驻军的一切费用等等。对日、韩的要求即为典型的“使用者付费”概念：你们既然要美国驻军保护你们，那么就该付出所有的花费。
　　特朗普认为提供国际公共财，正是让美国衰落的主因。他在就职演说中即指出：“我们捍卫了其它国家的边界……，并在海外花费了数兆美元，而美国的基础设施却陷入年久失修和腐朽”、“我们使其它国家富裕，而我们国家的财富、力量和信心却在地平线上消失。”
　　因而所谓的“美国优先”，就是不再让利。提供公共财如果是美国输血给盟邦，那么特朗普的主张就是反过来要盟邦输血给美国。正如他在就职演说中所强调的：“每一项关于贸易、税收、移民、外交事务的决定，都将使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受益。”这很自然地让贸易战战火打向全世界。包括，或者更精确地说“尤其”是盟邦，因为他们占美国便宜太多，也太久了。因此，对让利给追随者的TPP，特朗普一上任就宣布退出，并与墨西哥、加拿大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也要求欧盟与日本和美国谈判“公平”的新贸易协议，甚至还威胁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如果WTO“不好好对待美国”的话。
　　不过，特朗普贸易战核心仍然是指向中国。“让美国再次伟大”是特朗普竞选时的口号，隐含的假设就是美国已经衰落。虽然美国是否衰落有不同看法，比较具代表性的，例如不久前过世的美国资深参议员马侃（John　Sidney　McCain　III）即不同意此一观点。然而，特朗普在西维吉尼亚州“美国正朝着一个方向前进，那就是容许中国在极短时间内变得比我们更强大”的论述，表示他所认知的并不是美国已经衰落的过去式，而是美国即将被中国超越的现在进行式。如此从逻辑上反推，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或维持美国霸权，就必须阻止中国超越美国。
　　特朗普将中美竞争的焦点放在贸易与经济发展上，而不是军事与外交，或许不能称之为偏颇。当代透过国际法与国际实践，战争已成为非法行为，只有自卫与联合国授权的战争才属合法。虽然国际法为弱法，美国军事力量也还超过中国甚多，但除非美国愿意冒全球舆论指责与高风险而发动战争，否则即便多次在南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或邀更多盟邦参与执行，只要中国未发动攻击而引爆战争，未必能有效阻挡中国崛起。
　　曾预测中国崛起，并提出回应策略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坦曼（Ronald　L.　Tammen）及库勒（Jacek　Kugler）所提出的“权力转移理论”，即认为国家权力是三项变数的函数：⑴人口；能够工作或作战的人数。⑵经济力；这些人的生产力。⑶政治力；整合个人贡献以达成国家目标的能力。当新兴强权的国家权力达到原来支配性强权的80%，就成为挑战者，达到100%，就是超越（overtaking），达到120%，就完成超越过程而权力转移。虽然他们并没有提出计算公式，但在排除战争的假定下，观察这三项变数的整合性量化指标就是经济规模（GDP）。在相当程度上，中国GDP的超越，与权力转移之间，可以画上争议较少的等号。
　　要阻止中国GDP超越，特朗普的策略，就是美国自己经济引擎全开，同时给中国设置障碍。这是特朗普贸易战的主旨，关键在强化美国经济，而不是只遏制中国。因为一增一减，才有较佳机会阻挡中国。
　　为了让美国经济引擎全开，特朗普除大规模减税、解除管制与增加公共支出外，还要将原本提供为国际公共财的资源转回美国，包括贸易让利与经济援助。因此他要重谈贸易协议，让更多制造业回到美国；取消了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绿色气候基金、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UNRWA）的注资，让美国有更多资金能投入公共建设，而强化经济动能。
　　对给中国设置障碍来说，中国正在推动“供给侧改革”，要从“世界工厂”转型为“世界市场”，并由“制造大国”往“制造强国”迈进。因此，要削弱中国经济，就要阻止中国转型。特朗普因而对中国提出包括打击“中国制造2025”在内的140多项具体要求贸易清单，中国要不照单全收，要不就付出对美贸易受阻的代价。无论选哪样，经济发展都将受困。
　　特朗普对美国经济加速的重视，甚至超过给中国设置障碍。的确，逻辑上美国经济规模大于中国，只要能恢复高成长，就可以不惧中国追赶。9月7日在北达科他州的一场募款会议上，特朗普即表示：“我们将会比任何国家成长得更快。”特朗普推动的是一个独强美国经济的计划。这合理化特朗普对盟邦的贸易攻势，因为，唯有美国经济强盛，才能真正维持霸权。
　　四、盟邦的困惑与转向
　　美国是总统制国家，对外行动由总统主导，建制派推动的“印太战略”因而成效不彰。预定扮演主要角色的印度，并没有积极回应美国，仍维持其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路线，总理莫迪甚至在今年上半年两度到中国会晤习近平。另一个要角日本也修正原本对“印太战略”的积极态度，逐渐转向中国。除多次肯定“一带一路”向中国示好外；9月12日，首相安倍出席俄罗斯举办的第4届“东方经济论坛”，在海参崴与习近平会谈时甚至表示，双方会晤“再次确认日中加深友好合作关系的共识”。
　　就战略逻辑来说，如果以阻挡中国超越为目标，则特朗普的策略比他的建制派官员来得高明。因为“亚太再平衡”与“印太战略”都只关注遏制中国，强调维持美国领导地位，为争取盟邦不惜让利，并未考虑对美国经济的伤害。然而，美国经济一旦被中国超越，则所谓全球领导地位恐将成为奢谈。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017年中国GDP年增2兆美元，达到14兆，美国年增1兆美元，达20.4兆，中国GDP已达到美国的68.6%，而这数据在2010年还是41.4%。从这角度理解，建制派争取盟邦联合抗中的努力只是做虚功，并不能真正遏制中国。
　　然而，特朗普从各国吸血、独厚美国经济的做法，固然增加了成功阻挡中国超越的机会，但拒绝提供公共财必然影响美国的领导地位。这表示特朗普是以丧失霸权方式从另一个面向维持霸权；如此即便成功，美国也不再是“领导型”霸权，而是透过经济制裁或贸易报复建立权力的“宰制型”霸权。这将使盟邦转向，并非美国政治菁英所乐见。因而美国国会正努力通过法案，合并数个机构并提供600亿美元，为各国提供基础建设和开发案的融资选项，尝试提供新的公共财以重建领导地位。不过这违反特朗普“美国优先”概念的立法，最后是否能获得特朗普签署，还有待观察。

来源时间：2018/12/6   发布时间：20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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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采访者: 王昉  来源：FT中文网

　　【编者按】本文为知名经济学者、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与FT中文网编辑王昉就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做的一次访谈，围绕陈教授近十年前发表的一篇极富预见性的文章展开。在那篇写于2009年、题为《从2049年看中国》的文章中，陈教授预言，只关注经济的“半边改革”将会造成体制与国民心态的扭曲，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受阻，外部环境紧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贸和外交形势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他的观点。基于对现实困境、普遍人性和历史趋势的研究，陈教授认为，未来30年，中国需要一场兼顾政经的，可称为“2.0版”的全面改革，也只有那样，中国才能营建前后一致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讲述一个贯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国故事”。以下为整理后的访谈全文。

　　FT中文网：陈志武老师，您在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从2049年看中国》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再度广泛流传，读者们无不惊叹它强大的预见性。在这篇写于2009年10月的文章中，您准确地预测到之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大致走势，以及我们此时此刻会面临的一些困境。比方说，您认为当时的“四万亿”以及其后的一些政策，会让“国进民退”加剧，让国企垄断上升，而民企受到挤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会不断上升，而民间消费需求会不断下降。您还预言，到2018年时，严格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发生，但是潜在的金融危机已经转变成了财政危机。记得当时“四万亿”推出时，大部分人是叫好的，认为它起码部分驱散了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阴影。您的观点在当时应当是少数派。能否先回忆一下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
　　陈志武：2009年时，《中国企业家》杂志找我，请我写一篇《从2049年看中国》。我一开始拒绝了，因为自己从没写过这种科幻小说。但几天后我想，也许我可以借助未来，谈谈今天的中国应该做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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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未来30年，中国需要一场“2.0版”全面改革
　　当时我觉得，“四万亿”方案短期让中国渡过了危机，非但如此，中国更是利用危机，让自己大大地、快速地上升了一番，从表面看，大多数人会觉得是蛮好的事。但是，假如用人来做比喻，你该生病的时候，身体能发烧，说明你的身体在发挥作用，不发烧反而不好办。社会和经济体也是这样：有时候发生一些危机，不是坏事，关键是怎么回应。最糟糕的是，危机发生后，不去做该做的结构性调整、体制性改革，反而变本加厉，把结构性的扭曲不平衡推到一个更高的高度，给潜在的更大的危机埋下种子。我当时非常担心，中国那些关键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减少地方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改革、制约地方政府的权力的改革，到最后都没有做。
　　所以我写这篇文章，是希望借助于“未来可能会出现危机”，来给决策层一些压力，让他们去正视这些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我的愿望是好的，但同时我也很清楚，人的本性决定了，你要是日子过得很好，而且越过越好，要自己主动地改变，给自己动一下手术，是很难的。我在文章中，对2009年到2019年这10年的大致历程做了一个判断：根据人的“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本性，就知道，“国进民退”只会进一步强化，而到2018年左右，就会有点坚持不住了。
　　FT中文网：这篇文章当时引发了怎样的反响？
　　陈志武：反响还好。因为“四万亿”使得中国经济在2009年年末左右又开始欣欣向荣了，所以那时候没什么人把这当一回事儿。
　　最近这篇文章被重新翻出来之后，我感觉最有意思的，是哪些群体反应最强，而哪一些群体没有反应。最大的对比，是那些有决策权的，有影响力的，或者企业家这些精英阶层，反应最为强烈。几乎所有做企业的朋友都给我发了短信表示佩服，因为他们心中的焦虑和我在九年前预测的是一样的。官员的反应也很强烈。而另一方面，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几乎没什么反应，因为他们还不是老板，还不面对企业没有资金、发不出工资，到底是要继续活下去还是要转移或者关门这类难题。
　　FT中文网：您在十年前就预测到今天中国会面对的很多困境，甚至包括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在您文章中，2018年有很大的分量，也是一个时间上的转折点。我们此刻正站在2018这个时间点上，您觉得和十年前您的预期相比，眼下的情况是更好一些，还是更糟一些？
　　陈志武：基本上和预期差不多，因为我的文章主要还是根据人性本身来判断的。从十几年前开始，我的研究兴趣从纯粹的金融理论、金融实战，转移到用量化的方法研究历史。我过去十几年接触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历史学者，尤其是经济史学者，他们的研究让我更加认识到，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非洲人也好，本质都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到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国家既愿意像原来那样，让中国把那么多东西出口到他们国家，然后又愿意让中国在很多方面继续我行我素，不做真正的体制性改革就加入世界的大潮流。这个局面，原来在中国很穷的时候，别人是可以接受的，一旦中国富有了，那么这时大家思考问题的价值取向、基本信念是不是比较接近，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我在和学界的，耶鲁、哈佛或者其他大学的朋友们讨论时，也越来越感觉到：今天在世界上发生的，叫它贸易战也好，冷战也好，其实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在中国国内，我们没有一个“故事”。
　　FT中文网：这个“故事”，是指我们这个国家对外的一套话语体系，一种国族目标以及与之配套的政策吗？
　　陈志武：按照哈佛一位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教授的说法，中国缺乏一个统一的，贯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ideology (意识形态)。而我觉得这不只是我们理解的狭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前后一致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文化体系。我把它说得比较中性一点，就叫做“故事”。
　　我们现在，经济上是一个故事，要推动市场经济；政治上，是另一个故事；社会层面呢，又要恢复儒家。这样一来，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故事，没有几个人能把不同领域的故事串通起来。
　　我们的古人就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就会碰到各种矛盾。今天中国跟美国在贸易层面谈判的时候，据我所知，一些官员谈得很辛苦，做出了超人的努力，在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情况下提出解决方案。我认为他们之所以做得那么辛苦，那么难，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故事”。而在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对内对外基本上是同一个“故事”。我们去跟美国人去谈判，就会非常难。
　　这种缺失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走在中国的街道上，你很难看见几个人，脸上的表情能体现他过着一种幸福、安逸、平和、让他满意的生活。似乎每个人都很烦躁。按理说，我们中国人现在有钱了，有那么多房产财富，应该过着内心的幸福生活，也能表现出更多内涵，但我发现正好相反。当一个人的观念、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都各成一体，相互打架的话，最后表现出来就会是这样。
　　FT中文网：您的文章，是从1949年中共建政讲到2049年。您将这100年大致分成几个阶段：1949到1978年，跟官方的说法一样，是改革“前30年”；1978年到2008年，是改革的30年；从2008年到2018年，在您看来是迷失的10年、停滞的10年。
　　陈志武：这10年是尽量按照老办法、软着陆的办法，不断硬撑的10年，企图在原来的基本体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尽量实现更多的增长，是失措、挣扎的10年。
　　FT中文网：今年中国上下都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在您看来，改革只进行了前30年。在那篇文章中，您对这30年的改革为何能成功，有过一段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恰恰是因为离原来的管制经济越远、离国有企业垄断越远、靠经济自由越近、靠民营经济越近所致，而不是因为国有经济比重很高所致。”这句话可否用四个字形容：国退民进？
　　陈志武：对，是的。我知道很多同仁得出的结论是正好反过来的。他们认同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国家在经济里起了主导作用。
　　但这个道理其实满简单的。如果说政府管制、行政管制能够带来繁荣昌盛的话，那为什么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一点没有实现？按理说，计划经济期间，特别是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从生产到分配，全部由计委和其他国家部门管理着。如果说通过行政管制能够实现经济繁荣，为什么到了70年代中国社会活不下去了？又为什么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成就那么明显？从80年代农村包产到户以后，把种什么、何时种、种多少，去哪卖、以多少价格卖这些决策权都给了农民以后，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迅速提高。从过度管制到放松管制，把人的活力都给解放了。然后从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初，我们再慢慢琢磨该怎么样去改工业、改城镇经济。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以后，再进一步把城市的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进一步推到日程上面来。在朱镕基执政时期，很多国有企业和工业进行了改制，为后来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基地奠定了基础。
　　我们一般都说，加入WTO使得中国经济腾飞，但实际上，在2001年中国入世之前，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中国政府在放松管制上做了很多具体的努力，让中国经济体从绝对的国有、集体企业垄断，慢慢地变成到2001年左右开始，民营企业可以大刀阔斧地发展。入世又使得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
　　所以，到底是政府管制创造了经济奇迹，还是反过来，是因为政府管制越来越放松，民营企业和民间个人的决策权越来越大，创造了经济奇迹？我觉得任何有正常理解能力、了解常识的人都很容易回答。
　　FT中文网：我想再回到2008年这个非常关键的年份。究竟发生了什么，打断了前30年的、本来也许可以延续下去的改革进程？全球金融危机肯定是一个外因。是不是也有一些内因？
　　陈志武：据我的了解，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当雷曼兄弟在2008年9月破产倒闭的消息传到中国时，最高层有过一个讨论，靠谁来帮助政府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他们几乎马上达成一个共识——不能靠民企，因为民企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不会听政府的话，而国企都是党管的企业，会听话。当时，不管是最高层中的改革派还是非改革派都意识到，幸亏之前没有把所有的国有企业民营化，还保留了不少国有企业。这种高层共识，在某种程度上导致2008年之后国企改革的刹车和转向，进一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变成新共识。从2008年到现在的10年里，国进民退不断强化，再加上其他认知方面的模糊和误区，为新一轮的国进民退找到了理由。
　　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够因为100年里面只发生一次的这种金融危机，要把其他的99年都牺牲掉。整个经济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控制，然后国有企业是听政府的，这样是不是有好处？当然会有一些好处，特别在追赶、模仿现有技术产品时，国有企业可以很快做到，但它们在创新创意方面是力量不足的。国企虽然听话，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富强是由全方位的国有制带来的。
　　FT中文网：在您那篇文章中，从2019年到2049年是中国第二轮改革、或者“改革2.0版”的30年。您对这30年还是很乐观的。就像您说的，不见棺材不落泪，也许我们已经到了见棺材、撞南山的时刻，所以可能会倒逼出一些真正的改革。您现在对未来30年还这么乐观吗？
　　陈志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还没见到棺材。现在只是有威胁，有带来危机的潜力，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地身处危机之中。但是我相信最终会有系统性的改革。为什么这么乐观？因为我认为，中国社会、中国人跟其他的社会、其他的人种是一样的，在追求美好生活上都是一致的，我们要使社会持续稳健的发展，必须得要有一个前后一致的“故事”。如果只搞半边改革，只改经济，不改其他，会带来方方面面的扭曲，到最后必然会产生一些动荡和危机。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决策层会意识到，必须做全方位的，而非局部的改革。
　　FT中文网：如果说我们还没到最坏时刻，那么您觉得最糟糕的情形会是怎样？您曾经基于对数百年来贸易战的研究，得出一个“三部曲”：从经贸冲突开始，第二步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冷战，最后可能会上升到军事上的热战。您觉得中美贸易战下一步会如何发展？
　　陈志武：为了理解今天和接下来会怎样，有必要把今天跟“二战”之前的世界格局做一个对比，因为我觉得，从1980年以来我们走过的历程，跟世界从1780年工业革命一直到二战之前的30年代的经历，是非常类似的。
　　从1780年到20年代，发生了两轮工业革命，这相当于那个时候的技术革命。同时从19世纪初，第一轮全球化也开始了。工业革命和全球化创造了很多财富，能干的人、人上人的财富和收入到20年代时已经非常的高。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一直到1932年结束，这是第二个阶段，三年左右的时间，让美国和欧洲的很多银行都关门倒闭了，给社会带来了很高的失业率。这个阶段结束后，紧接着，把前面制造的那么多的民怨、社会不公、收入差距、财富差距等等社会矛盾，都集中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急速上升，然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出在各个国家的政治中。1933年，希特勒选上了德国总理，墨索里尼也在意大利上台，当时美国关税比现在还要高很多。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经济贸易保护主义是整个30年代的主旋律，那是第三个阶段。
　　我们这一轮，到目前为止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左右开始的电脑革命，后来的互联网革命，再加上1980年左右开始的第二轮世界的全球化。这个阶段到了2008年左右就告一段落。这28年时间对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产生的影响非常明显，具体表现在财富差距、收入差距、社会矛盾都被推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个高度跟“二战”之前非常类似。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然后一直到2014年左右，欧元危机告一个段落，那是危机阶段。然后，三四年前开始，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意大利也选出左派的民粹主义政治家做首相，我们进入了这一轮的第三阶段。
　　在上一轮里，两次世界大战打完，整个周期才算走完。那么这一轮会不会进入第四个阶段——战争阶段？不管是冷战还是热战，我希望不会发生，但是某种形式的冷战已经在进行了。有时候也许冷战也是一种把社会矛盾、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给缓和一些的一种方式。
　　从人类历史来看，从一万多年以前到现在，每次技术革命都使得收入差距、社会矛盾恶化。每次社会组织形式的进一步复杂化、等级化，也造成了财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恶化。很多历史学者研究也发现，人类历史上真正让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拉平的主要方式，还是两大类：一类就是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包括大规模战争，还有一个就是大规模的瘟疫。
　　很多人问，这一次，人工智能、AI机器人和大数据，是不是能拯救人类，改变过去的历史规律？我觉得，正好相反，历史还会重复。道理很简单：每次技术革命虽然也会让大众受益，但从财富创造、收入提升的角度来讲，很遗憾，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的潜力。如果马云生活在原始狩猎采集社会，是肯定没办法成为首富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生存，要身强力壮，个子高大，才可以去跟动物打。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到今天，成功靠的更多是情商、判断社会和技术发展趋势的能力。
　　每次新技术出来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去学习它，即使愿意去学的人，很多也没办法完全把它的潜力搞明白。因此走到最后，每一百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两三人能够把新技术及其潜力真正理解透、挖掘好。从一万多年以前到现在，总的来讲，一次次的技术进步，使得人的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地位差距不断拉大。
　　FT中文网：这么听来还是很悲观的，无论是从大历史还是小周期看？
　　陈志武：但是对人类更长久的历史，我是非常乐观的。很多历史学者做过很多研究，从原始社会到现在，每年的暴力死亡率，包括凶杀、误伤，还有每年10万人里死于战争的人数，总体上是越来越低的。人类走向文明、走向更平和的生存状态这个趋势，是非常积极的，一点都不含糊的。长期是乐观的，但短期里是不是会走一些弯路？人性告诉我们，不仅仅是会，而且往往是必然的。因为人不会在没有经受教训的情况下去改变自己的行为。所谓的不见棺材不掉泪，吃一堑长一智，说的就是人类进化是靠吸取教训再前进的总体规律。
　　FT中文网：再回到中国。在您那篇文章中，2019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的年份，您认为中国的决策者会在这个时间点上意识到，必须做一点什么来扭转局势。您提到的几项关键改革，包括土地制度的改革、国企产权的改革、财政民主改革、政治权力制衡机制的改革，是否仍然是当下最应当推进的改革？
　　陈志武：这几方面的改革，在我看来，是唯一能够在短期内让中国回避动荡、回避危机的办法。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就是尽量把不同的选择、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讲出来。我们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我们对于坏的结局的判断没有成为现实。很多人觉得，如果我们的预测最终没有成为现实，那就说明我们没有任何用处。这是错误的理解。因为经济学社会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生物也好，物理世界也好，化学世界也好，是不受人的意志转移的。明天会不会有台风，会不会有地震，跟我们人今天怎么想怎么做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评判自然科学家们，真的要看他们的预判跟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一致。但是社会科学不是这样的。社会的未来、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当下的决策人如何决策。我们学者把几种不同的路径，以及它们会带来的不同的结果提前分析出来，或许能让这些决策人避免那些导致危机动荡的选择，让我们的最坏预测不要成为现实，这是我们的责任。
　　FT中文网：对于2049年，您在那篇文章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图景。您是这么说的：“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直接拥有由原来国有资产组成的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而且政府对各行各业的准入管制大大减少，即使行政部门想扩张权力，也没有那么容易，会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听证监督和问责。更重要的是，各行业不再有国企垄断了，而是各家民营企业自由竞争，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也不管其出身或教育背景如何，都能自由创业、进入充满发展前景的行业。由于没有多少国企存在了，金融资源不再有歧视性地偏向一些企业，忽视另外的企业，所以，在发展机会上更加平等，连商业规则、行业法律法规都更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我们希望历史能再一次证明您的预见性。
　　陈志武：我是很乐观的，2049年的中国，有非常高的概率会是那样子。

来源时间：2018/12/5   发布时间：20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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