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峥  来源：中美聚焦

　　中美在各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经济领域，双方在经贸上的摩擦仍在扩大，两国即将启动规模更大的第二轮加征关税措施。在政治领域，美国方面指责中国干涉美国内政，双方的误解正在加深。由于这些坏消息接连不断，外界对于两国关系的前景趋于悲观，一些人甚至认为两国将进入“新冷战”。但是，中美关系中的另一些积极因素却被外界所忽视，两国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就是其中之一。
　　芬太尼是一种化学合成的鸦片类止痛剂。新世纪以来，该药品开始被滥用并成为一种新式毒品，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毒性。芬太尼给各国反毒机构带来了新的监管难题，由于芬太尼可合成为多种效果类似的化学合成物，药品监管的范围需要不断调整和扩大。而且，由于芬太尼的药效远大于吗啡、海洛因等类似毒品，贩毒人员仅需要运送少量的芬太尼类化合物，就可在本地毒品出售网络中大量稀释并且分销。最后，芬太尼制造成本远低于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犯罪人员常采用网购、网络黑市等新型手法贩毒。
　　2015年起，美国的芬太尼成瘾者和吸毒过量死亡人数快速攀升，在美国形成了一场“芬太尼危机”。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特朗普总统称其为“美国历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药物危机”。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和墨西哥是美国境内芬太尼药品的主要源头，芬太尼通过各种走私方式进入美国境内。中国政府认为这种说法并无依据，但愿意与美方在打击这种毒品上展开合作。
　　近一年来，中美两国在打击芬太尼问题上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2017年2月，中国宣布将对卡芬太尼等四种芬太尼类物质列入国家管制药品目录。2017年10月，第八届中美禁毒情报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双方讨论了对芬太尼加强查禁的措施与合作方向。2018年8月，中美两国联手摧毁一个从中国非法贩卖芬太尼到美国的供应网络，21人在中国遭到逮捕，这是中美执法部门首次合作打击芬太尼走私。2018年9月，又有32种新型毒品被列入国家管制药品目录，其中包括两种芬太尼类毒品。2019年，美国缉毒局将在广东设立办公室，与中国执法人员展开更密切的合作。
　　中美两国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得到了美国缉毒局、美国司法部的肯定。事实上，芬太尼问题出现时，两国在该问题上也存在严重的误解。甚至有一些美国媒体认为，芬太尼是中国对美国发动的一场新型“鸦片战争”，有意借此消耗美国的长期国力。然而，这些误解并没有影响两国在该问题上的务实合作，原因之一是两国都认为毒品是一种不能容忍的社会公害。中美两国都面临着严峻的毒品威胁，两国对于打击贩毒、制毒行为采取一致的严厉态度。原因之二是两国注重从技术层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打击毒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从药品管制、流动渠道监管、打击犯罪、阻断资金网络等角度进行。两国的执法部门也正是从这些专业化角度来解决问题，从而让问题逐步得到缓解。原因之三是芬太尼问题没有被政治化。虽然两国在该问题上也出现短暂的不快，但这并没有影响执法部门开展机制性对话与合作。
　　中美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给两国在当前阶段如何开展合作提供了一些启示。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竞争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在其他领域无法正常合作。
　　启示之一在于双方需要确立共同遵守的规则和道德底线。两国均把毒品问题看作社会公害是促使两国展开合作的重要前提。除了毒品之外，两国还需要在更多领域确立这种规则底线，例如不支持恐怖主义、避免军事冲突、不干涉他国内政等等。冷战时期，正因为美国和苏联未能确立这种底线，使得双方的竞争变成没有道德约束的激烈对抗。
　　启示之二在于双方需要为具体问题找到具体的解决途径。在芬太尼问题上，双方把重点放在如何从政策、技术、执法等现实角度打击芬太尼的流通，并且取得了预料之中的结果。在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议题上，两国同样可以通过把议题细化，解决所涉及的技术性问题的方式，来找到妥善的解决之道。中美双方在经贸问题上同样可以通过这种模式，将看似无解的中美经贸摩擦转化为一些可解决的具体问题。
　　启示之三在于中美双方需要避免问题的泛化和政治化。在两国展开国力竞争时，双方容易对对方的意图产生误判，夸大对方行动对己方不利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把问题泛化和政治化容易加剧这种误判，从而让两国从阴谋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芬太尼问题上，中美双方都没有接受所谓“新版鸦片战争”的虚假叙事，这给两国从实事求是角度解决问题留下了空间。

来源时间：2018/12/5   发布时间：2018/10/30

旧文章ID：17543

作者：黄瑞黎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中国发誓要阻止强效阿片类药物芬太尼流入美国。它承诺打击向美国的芬太尼相关药物出口，并与美国执法当局分享信息。
　　如果这些承诺听起来很熟悉，那是因为的确如此：它们首先是在2016年9月出现，当时奥巴马政府表示中国和美国已同意“加强措施”，防止芬太尼进入美国。
　　但中国政府从未在其官方声明或官方媒体报道中具体说明它打算采取什么步骤，而且至多只是采取了一些零散的后续行动。
　　因此，特朗普政府于周六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将芬太尼作为一种受控物质，是“一种了不起的人道主义姿态”，而分析人士却表示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欢呼的。
　　“这在很多方面都是白宫制造的戏剧效果，没什么严肃的内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国际毒品政策部执行主任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说。“在我看来，还是老一套。”
　　特朗普一再称中国是美国非法芬太尼的主要来源，去年这种药品导致超过7万人因使用过量死亡，该数字创下了历史纪录。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上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支持了总统的主张，该委员会是国会为了监督各国之间的关系设立的。
　　打击芬太尼在中国的生产和销售并非易事。柯林斯指出，这种药物的许多种类在该国都被认为是管制药物。然而芬太尼和相关类似物的化学结构可以进行调整，以产生类似但不同的物质，因此新版本的药品可以被快速调制出来。
　　根据美国禁毒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的说法，由于芬太尼的效力和生产的便利性，在中国以3000美元到5000美元购买的一公斤可能导致50万人死亡。
　　特朗普政府表示，习近平的表态意味着向美国买家出售芬太尼并将其运往美国的人将“受到中国法律规定的最高刑罚”：死刑。中国没有具体说明对违反新禁令的处罚，但任何贩运管制药物的人都会被判处死刑。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敦促中国系统地控制所有芬太尼物质。中国的做法是逐项禁止，并且只有从其他国家和联合国获得应该禁止的证据之后才会实施。
　　根据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说法，这种滞后使中国的非法药物制造商能够更快地制造新的芬太尼衍生物。
　　即便如此，联合国东南亚及太平洋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for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区域代表杰里米·道格拉斯(Jeremy Douglas)表示，中国愿意采取措施控制芬太尼是“一个好的举措”。
　　“实质上，这意味着在这个大类之下创造的任何新药都会自动出现在中国的药品控制列表中，贩卖者会面临法律后果，”他说。“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制药公司或供应商销售与芬太尼相关但不受管制的药品。”
　　但道格拉斯表示，它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他说他已向北京一位高级官员弄清了这一消息的含义，后者告诉他，在全面禁令生效之前，中国需要修改法律。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
　　与美中之间的其他争论点一样，华盛顿的问题是让北京兑现其承诺。
　　中国化学工业的规模令问题复杂化。国务院的数据显示，中国约有16万家化学公司。监管不力意味着尽管有新的禁令，生产芬太尼药物的人可能仍然敢于出售它们。
　　中国没有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它在与美国就此问题进行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它已表示，将把25种芬太尼物质和两种前体（可用于制药的化学成分）列为管制药物。
　　美国禁毒署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官员最近称赞中国愿意接受合作并分享信息。
　　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美国存在阿片类药物问题，也不知道中国亦是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
　　在上个月弗吉尼亚州的一次非正式医疗合作会议期间，美国官员向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高级官员讲述了美国的芬太尼问题。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公共卫生学助理教授陈曦（音）表示，中国官员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
　　他说，现在这个问题“不再处于地下，所有人都在谈论它。”他还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是迈向更强有力的执法和监管的一大步。”
　　禁毒署退休特别监督特工杰弗里·希金斯(Jeffrey Higgins)表示，中国决定将芬太尼列为受控药物进行安排是“积极的一步”，但依然存在“怀疑的空间”。
　　“中国控制着全球芬太尼的大部分销售，因此在那里，它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希金斯在电子邮件中说。“中国有让阿片类药物生产蓬勃发展的经济动力，几乎没有什么动力去同外国执法机构合作，限制自己的经济。中国政府究竟能对芬太尼生产商施加多少压力，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黄瑞黎(Sui-Lee Wee)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18/12/4   发布时间：2018/12/4

旧文章ID：17541

作者：詹姆斯•波利提  来源：FT中文网

　　上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生了言语交锋。当时大家主要关注他们在关税和多边主义问题上互相矛盾的立场，以及对于两国是否可能暂停贸易战的问题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然而，在中美经济对抗中，关税的意义与基础设施一样大，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设施——美国和中国都试图在这些国家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力。
　　特朗普政府迫切希望遏制中国备受瞩目的“一带一路”倡议所引发的投资飙升趋势，对最近几年从中国涌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巨额资金嗤之以鼻。
　　彭斯在APEC峰会上表示：“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合作伙伴债台高筑。我们不会胁迫、不会搞腐败也不会损害你们的独立。”
　　可想而知，中国做出了强势回应，其外交部批评彭斯的言论称：“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是因为与中国合作而陷入债务困难的。相反，与中国的合作帮助这些国家提高了自主发展能力和水平，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
　　在美中之间深陷地缘政治及经济对立之际，人们越来越担忧发展中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这让新兴市场长期以来对具有可行性基础设施项目的需求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今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工作人员发布了一份发人深省的报告，讲述了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经济体的财政健康状况。4年多来，这些所谓“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负债一直在稳步上升。其中，大约40%的国家面临“重大的债务相关挑战”，2013年这个比例为21%。
　　世界银行(World Bank)驻华盛顿的发展数据小组负责人格兰特•卡梅隆(Grant Cameron)表示：“很多国家在应对债务挑战方面做得很出色，还有一些国家正开始艰难应对这种脆弱性。”
　　一部分情况最糟的经济体位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乍得、刚果共和国、莫桑比克和冈比亚等国都遭遇了最严重的财政问题。在不同地区和国家，推动债务水平上升的因素不尽相同，但通常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腐败猖獗和某种程度的经济管理不善。
　　然而，债务水平日益上升的后果是基础设施投资从财务的角度来讲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并受到比过去更严格的审查。而基础设施投资仍是很多穷国获得切实发展的重要途径。让IMF等机构感到担忧的不仅仅是发展中经济体不断累积的新增债务的规模，还有这些债务的构成。
　　最近几年，借款给穷国的债权人的身份出现了巨大变化，从传统的经合组织(OECD)西方国家和机构转向其他来源，包括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印度以及海湾国家。
　　同时，在所有类型的大规模投资（包括基础设施领域）中，私人融资来源都有超过公共来源的势头。卡梅隆表示：“我们正看到与民间债权人相关的巨额资金流入……这些债券的持有者包括你我，通过我们的养老金计划或节税工具。”
　　对于许多新兴经济体的政府而言，这种多元化是受欢迎的。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些风险。首先，与这些非传统债权人之间发生的债务透明度较低，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危机，那就可能需要进行某种形式的债务重组，而透明度较低将明显加大处理危机的难度。这个问题已迅速上升为IMF和其他组织的头号议程，因为它正开始对全球金融体系构成更严重风险。
　　世界银行和IMF在今年6月的联合声明中表示：“较大的债务透明度让借款人和贷款人能够有效评估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并监测新出现的风险。”
　　报告补充称：“最近有关隐秘债务的例子说明借款者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可能会面临的负面影响。”
　　世界银行和IMF的官员想必十分愿意强调，在促进发展方面，基础设施的作用本身是毋庸置疑的。
　　卡梅隆表示：“谁不赞同真金白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基础，它是关键的因素，而且肯定需要来源。”但发展中国家任何新建的桥梁、港口、隧道或铁路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似乎在与日俱增——它们也日益影响到地缘政治上的得失。

来源时间：2018/12/4   发布时间：2018/12/4

旧文章ID：17539

作者：社评  来源：FT中文网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不是第一次这样说：就贸易冲突而言，与中国和谈要比大动干戈好。上周末，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广受期待的会晤，结果推迟了对中国商品上调关税的计划，双方还承诺努力缓和贸易紧张局势。
　　听起来不错。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中冲突一直有致使全球经济陷入混乱的势头。人们欢迎任何可能导致和平解决方案的迹象。
　　特朗普与习近平宣布的休战协议若得以维持，人们会松一口气。但对于一份简单协议会否弥合双方巨大分歧，仍需在很大程度上持怀疑态度（关于这份协议的意旨，双方已经有不同意见）。以前两国也曾宣布休战，但很快又闹翻。任何在这两个经济体间从事贸易活动的企业，除了期待自己的业务不受影响之外，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并且要准备一旦协议破裂，马上制定应急方案。
　　就该协议而言，一个有点希望的先例是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7月份达成的协议。美国同意暂停对欧洲汽车征收关税的计划，同时双方将讨论一项将大部分工业关税降至零的协议，欧洲还承诺从美国购买更多大豆和液化天然气。
　　而对美国的大豆等多种农产品加征了关税的中国透露，它可能会采取类似的做法。与欧盟不同，中国的采购活动较为集中，并且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所以能够履行这样的承诺。
　　不过，虽然这可能有助于特朗普赢得国内部分选民的支持，如受影响的农产品出口商，但他的野心要大得多。特朗普政府实质上是要在90天内让中国开始着手拆除其增长模式的整个架构，改变在知识产权方面执法不力、强制技术转让、通过网络窃取商业机密、以及非关税进口壁垒等现象。
　　北京方面迅速而真诚地同意进行大规模改革的可能性很小，更不必说开始实施这些改革，甚至令人信服地承诺实施这些改革都不太可能。中国在会晤后发布的声明甚至没有提到详细的改革清单，也没有提及90天的期限，而是着重强调华盛顿暂缓加征关税。习近平的增长战略已经偏离了市场经济。不管美国的新关税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痛苦，他都极不可能放弃他的一整套方针，重启从西方引进的市场化模式。
　　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是否会单纯为了宣告胜利而接受一些空洞的承诺以及收购美国积压大豆的提议。与美欧协议相比，这种可能性似乎要小得多。在华盛顿、特别是在政府内部，并不存在一个庞大且极有组织的敌视欧盟的派系，而对中国的反感和不信任却根深蒂固。
　　诚然，这项协议推迟了关税上调计划。然而威胁依然存在，美中贸易冲突给众多企业及无数家庭造成的不可预测性并未消散。如果协议破裂，通过谈判达成永久和平的前景将变得遥不可及。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12/4   发布时间：2018/12/4

旧文章ID：17538

作者：连平  来源：界面新闻

　　稳定预期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包括经济增长预期、就业预期、市场预期、汇率预期等等。由于稳定预期十分重要，以至于前不久国家高层重要会议也提出了“稳预期”的政策要求。通常，稳定预期是指稳定国际国内市场经济主体的预期。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演绎过程中，预期在决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事实可以证明，美国政要们对中国经济的非理性预期，是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采取强硬政策和开出高昂要价的重要推动力。
　　美国政要们对中国经济存在非理性预期
　　由于种种原因，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总体平稳但逐季放缓，由去年四季度的6.8%降至今年三季度的6.5%；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尤其是基建投资增速由去年的约20%降为10月的3.7%；股市大幅走低，由年初高点的3587点降至目前的约2600点，降幅约27%；人民币汇率自4月以来持续快速贬值，最高时贬值幅度达11%。对于这一系列变化，美国政要们十分感兴趣，多人多次在各种不同场合津津乐道地谈论这些来自中国的不好消息，并毫无例外地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作出了悲观的判断。
　　经过两年来史无前例地“大浪淘沙”，美国白宫剩下来的政要们在政策理念上十分相近，有两点看法较为明显。一是对华贸易战不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损失，因为美国对华净出口为负值，美国可以在基本没有损失的情况下赢得贸易战。二是美国明显存在对华的制度优势，目前正处在基督教式的资本主义战胜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关键时期，贸易战可以让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发生崩溃。正是由于政要们这方面的理念十分相近，没有或很少有中性或反面的观点，缺乏理性的思考和认识，白宫内所形成的一边倒的、不契合实际的判断往往容易被强化。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持续明显缩小，美国的精英和普通民众普遍存在着不甘落后和十分焦虑的心态，不愿看到美国从世界的巅峰状态“无可奈何花落去”。美国的民粹主义不从自身制度、政策和禀赋上寻找原因，而是一味怪罪和指责发展中的中国，以典型的“零和思维”认为美国失去的就是中国所获得的。美国政要们多次指责“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美国政要们有关“中国经济走向衰落”的意愿就会油然而生。事实上，人们对未来趋势的判断或多或少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意愿的影响。美国民粹主义的心态和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意愿是影响美国政要有关中国经济预期的重要因素。
　　目前中国经济周期性、外生性的一系列变化，与美国错误的政策理念和非理性的心态和意愿交织在一起，必然会加强美国政要们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给中美贸易问题的解决增加变数和阻力，甚至会在谈判过程中带来不利于中国的压力。
　　美国中期选举是道重要的分水岭
　　作为美国政坛的重要事件，中期选举可以说是本届美国政府执政的重要分水岭。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之后，特朗普执政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众院多数，这对于特朗普这样一位饱受争议、树敌甚多和弊案缠身的总统来说，其危害性之大是毋庸置疑的。往后众院不仅不会像过去那样给予方便，而且一定会给特朗普造成很大掣肘。
　　三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不利表现。财政赤字持续创出新高，10月财政赤字突破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630亿美元大幅增长；贸易摩擦以来，美国贸易逆差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持续扩大，10月份商品贸易逆差高达772亿美元，也创出历史新高；减税后直接投资不仅没有改善反而陡然大幅减少，2018年二季度美国外来直接投资比去年同期匪夷所思地负增长100%以上；股市短期内持续多次暴跌，道琼斯指数从9月底的26900点最低下跌到24100点左右。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开始释放不乐观的信号。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11月24日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为23.4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22万人。这一数据较前一周增加了1万人，不仅是连续第三周上行，也创下了六个月以来的新高。这一系列数据说明美国经济已经改变了上半年强劲增长的势头。事实上，美国经济自危机以来的扩张周期已接近历史上最长时期。这些变化很可能是美联储近期一改加息强硬姿态的主要原因。
　　在美国政要看来，征收关税相当于直接对中国出口商征税，同时还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岗位。这种观点在当下美国就业充分、国内生产没有明显可取代中国进口空间的条件下，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加征关税不仅可能不见得十分有效地打击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就业，而且可能会推高美国国内通胀和利率水平，将征税的部分成本落在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的头上。
　　其实，从美国对中国实施第二轮加征关税措施中可以看到这方面政策顾忌的蛛丝马迹。首轮6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5%至25%不等的关税实施落地顺利，因为其中基本上是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对消费品价格基本没有直接影响。而第二轮美方公布的2000亿美元清单中，消费品约达22%，这可能是美国政府在中期选举之前，将这2000亿商品加征关税分成10%和25%的两个阶段来征收的主要原因。因为加征关税的举措已经导致美国市场上中国生产的消费品甚至其他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出现了涨价，在中期选举之前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全面加征25%关税，必将对共和党的选情产生不利影响。
　　据美国媒体报道，2018年1月美国对中国生产的洗衣机加征10%的关税后，美国市场上中国产洗衣机价格约涨了20%。又据德国媒体报道，下半年以来，美国国内一些食品和电子产品价格有所上升。有研究以2015年数据为基础，测算出目前加征的关税每年会给美国家庭平均带来约112美元的损失。由于美国玩具市场85%的产品来自中国，怕征税会对该类产品价格带来推动，迄今为止玩具不在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范围之内，这似乎是美国政府的一点良苦用心吧。美国一些大的零售商如沃尔玛等向美国政府明确指出，对华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国内物价上涨。
　　在经济增长状态较好，就业比较充分、长期推行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的条件下，加征关税带来的局部涨价是否会成为通胀卷土重来的导火索，是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隐性风险。事实上，今年以来美国核心CPI在波动中逐步走高。从历史经验来看，对外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导致本国通胀水平上升的案例不胜枚举，这也是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重要表现。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显然不利于特朗普2020年竞选连任。
　　因此，作为一种猜测，美国本身并不打算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再加征25%的关税，似乎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刚结束的G20峰会上，中美如期达成了中止贸易摩擦、开始新一轮谈判的共识，也确认了白宫2019年初暂时不再加征关税的打算。由此看来，考虑到其余中国输美商品中近40%为消费品，所谓“全面加征高额关税”的说法很可能只是高高举起但并不想真正落地，美国政府真正想要的是更为丰盛的利益对价。
　　美国中期选举以来的这一系列变化，似乎已经表明，尽管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较大，但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并非没有软肋，贸易摩擦的进一步推进，对美方而言也是不可承受之重，并非是像美国某政要说的“有输有赢”，似乎美国是赢家，中国才是输家。美国惯用的手法是挥舞大棒、高声嚷叫、气势汹汹，同时悄悄地把软肋藏起来。
　　最重要的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接近2020年总统选举，白宫就越想获取更多的经济成果，大打贸易战的可能性会持续走低。因此，时间在中国一边。在未来的中美谈判中，美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盗窃、服务和农业方面还有很高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改变美国政要们对中国经济运行的非理性预期就显得十分重要。打消或在很大程度减弱这种非理性预期，有助于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形成更加接近现实的判断，逐渐意识到极限施压难以达到目的，从而促使其少出和不出离谱和凶险的牌，回到较为理性的处置方式上来。
　　改变预期需要有说服力的引导，也需要提升预期管理的及时性、透明度和针对性。但预期管理并非只是宣传，还应有现实的基础作为支撑。只有虚实结合，预期改变才能真正收到实效。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要改变美国政要对中国经济的非理性预期，关键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重点在于改革开放和需求扩大两个方面。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入推进改革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一方面按照对外承诺加快步伐，加大力度开放金融行业和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领域，尤其是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方面尽快推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加大力度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农村改革、服务业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推进难度较大，目前进展有限。通过卓有成效的改革不仅可以兴利除弊，大幅提升经济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增长的韧劲，还可以向世界表明中国与时俱进、变革创新的决心。
　　2019-2020年将是特朗普谋求连任的关键阶段，美国政府在经济上讨好抑或不得罪选民将成为十分重要的政策导向。这就决定了特朗普既不会大动干戈，做对美国经济不利的事，也必然会争取从国际经济交易中更多获取有益于美国的利益。如果这一阶段中国经济运行稳健、表现良好，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则美国政要们的悲观预期就会落空，从而对华贸易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的强硬程度就会被削弱，我国在谈判桌上就可以少作让步，以更少的代价换取更多的相关利益。在经济博弈中，这种现象往往存在：即经济弱则底气自然不足，施压者必然增压；反之，经济稳健，底气十足，外部施压必然难以奏效。有鉴于此，未来若干年我国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十分关键。
　　保持我国经济稳健增长，除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外，同样重要的是有效发掘内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扩大金融支持。
　　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仍不高，截至2017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到60%，人均基建水平只是发达国家的约三分之一，基础设施建设仍有不小的空间。当下应加快步伐推出基建项目，拓展平台类公司的融资渠道，加大银行信贷支持，推动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回升到10-15%区间，补好基建这块短板。
　　同时，合理减少部分城市在房地产交易方面实施的过度行政限制措施，在供求关系紧张的城市增加土地供给，保持房地产对消费的合理拉动作用。
　　此外，进一步加快出口多元化步伐，持续拓展其他发达国家市场和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经济体市场；继续推进减税降费，构建和完善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更有针对性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民营经济为就业作出新的贡献。
　　财政政策方面，根据我国的财力和实际需要，2019年应该而且可以将赤字率提升至3%以上，使财政政策真正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货币政策在稳健基调上继续向偏松方向调整，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市场各项利率处在较低水平，但绝不再搞大水漫灌。鼓励银行适当加快信贷投放，尤其是增加对民营和小微的信贷，2019年信贷增速可以阶段性地达到15%。合理调整监管政策，鼓励和支持非信贷社会融资发展，包括银行的表外融资和非标业务等，补上金融领域的短板，发挥好非信贷社会融资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作用。
　　根据我国现有的增长潜力和政策空间，2019年中国GDP增速仍可设定在6.5%左右的目标，以稳定国内预期，提振信心。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中国外部环境陡然变化，外部负面性急剧上升。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国家高层提出“稳”的政策要求，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思维、精力和各类资源包括政策资源都应集中到稳经济这个点上。稳住了阵脚，自己的军心也就稳定；施压者的预期也可能因此改变，我国也就会赢得新的伸展空间。

来源时间：2018/12/4   发布时间：2018/12/4

旧文章ID：17534

作者：郭良平  来源：联合早报

　　世界各界都对特朗普—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前的会晤寄予厚望，希望双方能达成妥协，阻止贸易战进一步扩大，从而避免将世界经济拖入衰退。双方对此次峰会都很认真，做了充足准备。中国调低姿态，应美国要求提出一份有142项的让步清单；而特朗普也松了口风，说如果双方能就剩余的四五项达成妥协，美国也许不会扩大征收关税。但形势强于人，中美之间的是结构性矛盾。
　　政治化是中美贸易战难以化解的主要原因，双方都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将贸易冲突政治化。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银河号”事件以来，一直怀疑美国企图打压中国，不让中国崛起。因此，中国一开始就将贸易战当政治战来打，不明智地对大豆等农产品征税，专门打击特朗普的票仓。然而，特朗普才是挽救中美关系的最后机会。
　　美国国内一直存在强大的反华势力，而且近年来在两党、左中右之间形成了共识，认为中国是对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以美国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连一直为中国游说的大资本集团都有转向的迹象。只有特朗普本人一直以商人的眼光来看这场贸易战，比如他不分敌我全面开战，只以卖多卖少来定输赢，有时候对盟友更狠，说它们比中国更坏。
　　非典型的美国总统
　　是的，特朗普是想使美国再次伟大，保持老大地位，为此他也不介意中国经济遇到麻烦，但他的算计里并不包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因素。这和包围着他的那些高参、阁僚以及美国国会议员、智库、利益集团等等非常不同。这些人切切实实地在布局新冷战，因为他们非常不喜欢中国。而特朗普对中国并不反感——事实上他很羡慕中国。
　　特朗普是一个非典型的美国总统，在美国政治史上百年不遇。他的崛起打破了美国政治几乎所有的常规。他高喊“使美国再伟大”，但自己却是最不美国化的总统。他丝毫不拘泥于美国的立国理念和价值观、道德标准和“政治正确”的行为规则。比起美国传统政客来，他更加可能做出打破常规的决策。他断然决定和金正恩举行峰会就是一个突出表现。
　　在这个决定中，他一扫美国政界几十年的陈旧思维和陈词滥调，使朝鲜半岛局势得到逆转，这是任何人都没有料到的。圣淘沙特金会后，他多次吹嘘他和金正恩的关系，说他们“一见钟情，坠入爱河”了。美国主流媒体对此说法非常反感，认为美国总统和一个“恶人”谈恋爱是个耻辱。
　　习近平的博鳌讲话后，特朗普发推文感谢他，并说他们一起可以做许多了不起的事情。这说明他并不在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在沙特记者卡舒吉的谋杀案中，他为了1100亿美元的军火订单和他的家族在沙特的商业利益，极力为沙特王储开脱。美国媒体和卡舒吉的未婚妻都指责特朗普在这起事件上的反应是“没有道德”。他对普京非常迷恋，极力想搞好和俄罗斯的关系，并力排众议，在“通俄门”调查正盛时同普京举行闭门单独对谈。
　　美国媒体评论说他和独裁者的关系，比与民主盟国的领导人的关系更好，相处更欢，指责他抛弃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和信仰，破坏美国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基于自由主义原则和标准的国际秩序、国家信誉和传统友谊，并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笑柄。他和前任总统奥巴马形成鲜明对比：奥巴马坚持美国是“山顶上的城池”或世界灯塔的理想，将美国的价值观和信仰当作国家的最高利益，而特朗普却在商业利益上斤斤计较。
　　再来看看特朗普总统之后的美国政坛。上面提到的美国政界对华政策上的基本共识，在特朗普下台后仍然会继续下去，甚至变得更强大。传统政客的必然归位，也必然会使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上升为中美关系中的主调，从而使商业利益上的计较退居次位。
　　在民主党这边，希拉莉已经在鼓吹“新冷战刚刚开始”；在共和党这边，副总统彭斯10月4日的“新冷战宣言”充满了意识形态的火药味，对中国的指责几乎完全抛开了现实的经济贸易利益。下一次选战的主调俨然已经形成。
　　把握特朗普搞好中美关系
　　可以预测，特朗普之后将全是彭斯、希拉莉这个类型的传统政客，打的是传统的政治牌，诉诸美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和道德信念。特朗普之后的美国一定会“拨乱反正”，再次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划分敌友。贸易冲突和其他矛盾仍然会发生，但和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类似的民主国家不同，任何与中国的分歧和矛盾都将被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甚至被当作正义与邪恶的斗争。
　　这在宗教观念很浓、理想主义传统强大的美国，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是美国人的习惯思维方式，也是主导美国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选战的政客必然会迎合这些来捞取选票，给中国造成一个是非不分、有口难辩的局面；管理与美国的关系将会变得非常艰难。
　　因此，中国要趁特朗普在位的几年里，努力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使其走上新轨道，最大限度地缩小负面互动的诱因，扩大正面合作的范围。
　　这是因为特朗普最有可能摆脱传统政治的影响，而这样的总统很难再现，因而很可能是中国最后的机会。中国要装作这是经贸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而且要装得像），直到美国认识到，不将问题上升为冷战对美国更有利，从而顺坡下驴，也将其归为经贸问题。
　　不过，条件是让美国得到足够的好处，使它有兴趣同中国一起努力，寻找新的、双赢的共存和互动方式。中国的新外交强调“双赢”和筑建“命运共同体”，但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将这些理念更多用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很显然，在中美关系中，美国没有感觉到“双赢”，反而感到被利用、吃亏、上当受骗了。中国应该大大增强美国的获得感，特朗普喜欢赢，中国应该想办法迎合他的虚荣心，做出一些让步，而不要怕丢面子。
　　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北美自贸协定》再谈判中，都作出让步，二者都没有觉得丢面子，因为它们在商言商。中国坚持贸易战中“以牙还牙”和“奉陪到底”，主要因为将它当政治战来打、和民族尊严扯在一起了。要解决问题，就要像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说，双方要谈技术问题，而不要谈政治问题。
　　要看到中国这几十年来从中美关系中得到的巨大利益：美国的庞大市场、资本和先进技术；美国提供的国际经济秩序、国际组织和安全框架；美国海军维护下的国际通商航道；美国为中国培养的大批高精尖人才等等。
　　可以说，没有美国对中国的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而且如果能够挽救中美关系的话，中国还将继续收获利益。从这个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就会乐意作出妥协和让步。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8/12/4   发布时间：201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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