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智  来源：FT中文网

　　12月1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阿根廷的G20峰会上的双边会谈取得了积极成果，美方同意暂时不对中国加征新的关税。中国媒体（包括正式媒体与自媒体）对此一片欢呼之声，将其视为重大进展与利好消息，认为中美达成了“重要共识”，甚至用中美“休战停火”的字眼进行描述。笔者认为，此次中美首脑会谈的成果的确是正面的，但不宜过度乐观解读：双方并未“休战停火”，只是同意不加剧贸易战，而且是临时性的；双方也未达成“重要共识”，结构性矛盾（包括美方声明中没有提到的国有企业与产业补贴问题）仍需进一步谈判解决，否则贸易战仍将持续乃至扩大。
　　一、双方只是临时性不加剧贸易战，而非“休战停火”
　　从美国白宫发布的新闻稿来看，中美双方只是达成了两方面的有限一致：
　　（一）双方只是不加剧贸易战，而非“休战停火”。
　　美方同意，在2019年1月1日后，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维持在10%的水平，暂时不上调到此前宣称的25%（但美方没有承诺是否对剩下的中国267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由此获得的中方妥协是中方大量购买美国产品（农业、能源、工业和其它产品）。
　　这就说明，双方只是同意不扩大贸易战，而此前已经进行的贸易战还将持续：美方首批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加征的25%的关税、第二批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的10%的关税，都将继续维持；当然中方首批对美方的500亿美元产品、第二批对美方的600亿美元产品加征的关税也将继续。因此，双方只是同意不加剧贸易战，并未“休战停火”，更没有“终战”。
　　（二）双方不加剧贸易战也只是暂时性的、有条件的。
　　双方同意就美方关注的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与盗窃、服务与农业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进行谈判，并争取在3个月内达成协议；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方仍然会按照原计划，将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的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
　　这就说明，双方不扩大贸易战也只是临时性的，而且是有条件的：中方必须在3个月内，在美方关注的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美方需要的让步；否则，贸易战仍然可能进一步扩大——美方不仅仍将按计划上调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的关税税率，而且可能继续对中国剩余267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
　　二、双方尚未就结构性改革达成“重要共识”，贸易战仍可能持续并扩大
　　双方临时性不加剧贸易战的决定，可以说是一个“共识”，但很难说是“重要共识”。这是因为，双方尚未就美方关注的结构改革问题取得任何重要进展、达成一致，贸易战的根子尚未解决；如果双方在中方的结构改革方面不能达成共识，贸易战将持续甚至扩大。
　　（一）在美方声明中提到的结构改革方面，双方尚未达成共识，今后有希望部分达成共识，而最大难点在于强制技术转让方面。
　　美方声明中提到的结构改革包括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入侵与盗窃、非关税壁垒、服务与农业等五个方面。其中后两个方面（降低非关税壁垒、放宽服务业与农产品市场准入）属于降低贸易壁垒。中方比较容易在这两个方面采取实际行动，做出重要妥协。估计双方今后谈判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较大。
　　前三个方面（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停止网络入侵与盗窃）属于广义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其中，在狭义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譬如打击盗版等侵权行为），中方容易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在停止网络入侵与盗窃方面，中方在公开场合一直否认进行了网络入侵与盗窃，但估计会加强这方面的管控。估计这两方面双方及今后谈判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也较大。
　　双方达成一致与共识的最大难点，在于“强迫技术转让”问题。双方在此问题上争议较大。中方一直坚称，中国政府在中外企业合资合作过程中，并未“强迫”外方必须转让技术；而企业之间基于“自愿”原则进行的技术转让不能称为“强迫”。而在美方看来，中方长期以来实行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就是政府指导下的“强迫技术转让”，对中国企业有明显导向作用；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行为直接受政府控制，体现政府意图；美国企业应中国企业要求进行的技术转让，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
　　中美双方在这方面的争议可能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中方可能会主动提醒或要求中方企业近期内不对美方合资合作伙伴提出技术转让要求。但如果中国政府承诺强制企业今后永远不得提出这一要求，那可能既违背“市场换技术”的初衷，也会招致国内企业的反弹，使其质疑与外企合资合作的好处到底在哪里。今后双方如何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准确定义、区分“强制”与“自愿”，将会继续是争论的焦点，考验双方的智慧。
　　（二）在美方声明中没有提到的结构改革方面，即国有企业与产业补贴问题，双方更未达成共识，今后达成共识的难度也较大。
　　此次美方声明中没有提到其一直关注的一个重要结构改革问题，即中国的国有企业与产业补贴问题。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表明中方坚持了自己的“底线”，在重要问题上没有做出让步，是中方的“重大胜利”。
　　笔者认为，中方在此问题上的确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但美方也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双方均没有让步，矛盾并未解决，不能称为中方取得了“胜利”。
　　中方一直坚持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这既包括坚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也包括通过产业补贴（主要对象是国有企业）支持战略产业发展的做法。中方可能认为这是自己的制度与内政，也是自己的发展优势所在，因而一直将此视为“不可谈判与不可退让的底线”，坚持不让步。
　　而美方则坚持认为，中方的这一发展模式违背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对美国同类产业的企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美方坚持中方必须改变，否则就会对中国相关行业产品加征关税，以此抵消中国补贴产生的优势。
　　从美方的声明中，看不出双方此次是否谈到了这一问题。而且，美方也未将此作为下一步（3个月后）是否升级贸易战的条件。从这一角度看，中方的确没有让步。但美方也没有取消相关征税：美方首批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其针对的产品主要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产品，也就是中国产业补贴的最重要的对象，这一征税并未取消。因此，双方在此问题上仍然在僵持，中方并未获得“胜利”。
　　特别是，从实际效果上看，美方坚持对中国提供补贴的行业的产品加征关税，既抵消了中国通过补贴给相关产业带来的竞争优势（价格优势），也使得中国政府的补贴转移到了美国政府的口袋中，实际上是亏损了，更难以说是中方获得了“胜利”。（参加笔者7月5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所做的分析。）
　　中方今后需要认真评估，通过国有企业与产业补贴来发展经济与战略产业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以此决定下一步的谈判立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确立合理的判定方法与比较标准：如果采用其它方法发展经济与战略产业，例如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实施普遍性的减税，让企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发展何种行业，是否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参见笔者10月5日在《联合早报》发表的评论。）
　　无论如何，中美双方在国有企业与产业补贴上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仍然会继续谈判。双方今后既会在双边会谈中、也会在关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多边会谈中，继续就这一问题展开艰苦谈判。这一问题不仅是美方关注的问题，也是欧盟与日本关注的问题，是美欧日三方数次联合声明的重心，因而在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多边谈判中一定会受到持续的重点关注。
　　可以预料的是，在中美双方就此问题达成实质性协议之前，美方不仅不会取消业已对中国实施的关税措施（至少会维持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贸易战（包括上调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税率，以及对中国剩余2670美元产品加征关税）。
　　总之，贸易战不仅没有“休战停火”，而且继续进行乃至加剧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市场决不可对此做出过于乐观的解读与评估。
　　（注：作者余智为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8/12/3   发布时间：2018/12/3

旧文章ID：17513

作者：詹姆斯•波利提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脆弱的贸易战休战协议后，在推进后续谈判方面面临障碍。此前两国在许多棘手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达成协议，并对协议作出不同的解读。
　　在20国集团(G20)峰会结束后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备受期待的工作晚餐上，特朗普和习近平上周六同意暂时停战，美国总统决定暂缓从明年开始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更高关税。
　　不过，这一框架协议将促使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在未来几个月进行新一轮充满陷阱的谈判，其间两国准备处理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包括所有权以及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获取。
　　“这是一个可喜的步骤，但这个过程远未结束。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从餐桌转移到谈判桌上，看看美中能否实际上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副所长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说。
　　商界团体对这一突破表示欢迎，但指出这仅仅是个开端。“对美国工人、就业岗位创造者以及经济而言，搁置加征关税是正确做法。”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国际事务主管薄迈伦(Myron Brilliant)说，“艰苦的工作从现在开始。”
　　马修斯亚洲(Matthews Asia)投资策略师罗福万(Andy Rothman)表示，如果华盛顿和北京方面希望休战能够持续下去，它们都面临“艰难的抉择”。
　　“特朗普将必须接受，美国将不得不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分享经济和战略实力……中国政治架构的根本变革不能由外部人士决定，”罗福万说，“习近平政府将必须承认，在宣示希望在现有全球框架内发挥其日益强大的实力之后，有责任遵守现有体系的规则，并保持透明。”
　　令情况更为复杂的是，两国政府对上周六晚达成的协议有不同解读。
　　中国的解读提到在新一轮谈判后完全取消关税的可能性，而美方的解读没有提到这一点。北京方面没有提到90天的谈判期限，也没有提到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关税可能再次上调。中方对购买美国商品承诺的描述也没有那么详细。
　　然而，两位领导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乐观论调似乎表明，他们愿意达成一项交易。
　　特朗普的一些最敌视中国的支持者已经表现出一些反对休战的迹象。
　　“特朗普犯了一个大错误吗？关键在于细节！但如果我没有说，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协议，觉得它非常令人失望，那我是在撒谎，”曾在总统过渡期间领导特朗普政府贸易部门的钢铁行业高管丹•迪米科(Dan DiMicco)说， “我不同意，但我听总统的。”
　　汤姆•汉考克(Tom Hancock)上海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12/3   发布时间：2018/12/3

旧文章ID：17512

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

　　当地时间12月1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中，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指出，中美在促进世界和平和繁荣方面共同肩负着重要责任。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特朗普总统赞同这一对两国关系的评价，认为美中关系十分特殊、重要，我们两国都是有重要世界影响的国家，双方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对两国和世界有利。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双方停止相互加征新的关税，并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加紧磋商，尽早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符合各国利益。
　　此次会晤是中美两国元首去年11月北京会晤以来的再次聚会，也是今年3月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升级以来，两国元首继两次通话后首次面对面沟通。两国元首同意通过访问、会晤、通话、通信等方式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并适时再次进行互访。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展具有战略引领作用。此次两国元首之间的良性互动，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作出了规划，指明了方向。
　　发展中美关系，关键在于双方对彼此的战略意图要有准确的判断。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涉华消极声音增多，中美整体关系走向引起世界关注。在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中美关系一定要搞好，也一定会搞好，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元首在发展双边关系上达成的这一重要共识，有利于双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大局，也有利于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
　　中美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空间，但也难免在一些领域存在分歧。存在问题不可怕，关键在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指出：“发展美中关系需要战略思维和远见，美中双方要更好地相互理解，加强战略沟通，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妥善管控分歧，向世人表明美中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只有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才能不断扩大合作的基础，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成果再次表明，中美之间共同的利益大于分歧，合作的需要大于摩擦，两国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
　　明年1月1日，中美将迎来建交40周年。4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和坎坷，但总体保持稳定前行。历史和现实证明，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美好未来。面对深刻复杂演变的国际形势，中美双方应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满足感”和“获得感”。

来源时间：2018/12/3   发布时间：2018/12/3

旧文章ID：17510

作者：徐瑾  来源：FT中文网

　　屏息凝神中，世界焦急地等待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G20峰会结果。
　　直到周日早晨，中美首脑习特会午餐照片流出，伴随以双方决定暂时不在1月加征关税的声明，各界松了一口气。有人评论，这如同两辆相向而行的列车在最后时刻避免了相撞。
　　如何评价当前结果？
　　的确，有共同声明比起没有共同声明好。
　　在此前不久的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中美的隔空角力，使得APEC峰会破天荒地未能发表联合公报，这是APEC成立29年历史来第一次。如此阴影在会前降低了大众的期待值，而最终结果虽然没有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公告，只是以白宫声明的方式呈现，却无疑积极很多。首脑外交见面，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关键时刻，很多谈判铺垫工作在见面之前已经紧锣密鼓开始，但是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敢保证最后结局，现在的结果的确值得市场欢呼。
　　自然，暂时停战并不意味着终战，约定的90天谈判期也十分急促，但对于双方来说都可以宣布胜利。对于美方来说，短期的休战并不是很大的改价，换来了再次谈判、收割让步的机会，对于中方来说，限期整改总比马上加征关税强。
　　可以说，如此结果合乎情理，毕竟双方首脑都需要一次“赢”的机会。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众议院，他需要为2020年连任努力；而中国正在下行的经济如果遭遇关税战，GDP再降低1到2个点将不是意外。如果谈判破裂显然是双输，握手言和起码使得双方都能体面接受。值得一提的一个小插曲是，阿根廷G20峰会联合公报在美国的反对下，并没有提及“对抗贸易保护主义”，改为承认“多边贸易体制”所做出的“贡献”，同时指出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没有达到目标。显然，特朗普的乱拳打中的不仅是中国，全世界也都在回应中。
　　短期看来，贸易战逐渐发展为双方都不输的方向，但是这只是短期，期望值提升之下，未来的谈判难度将会加大，一旦最终磋商结果不合人意，惩罚力度也会加大。
　　大国博弈，小民不仅仅是围观，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对贸易战如何影响自身，虽然后知后觉，但是自身的命运，其实也在这股历史的漩涡之中。
　　从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的改革，往往随着国内发展路径依赖以及利益集团涌现而逐渐放缓，甚至出现锁死状态，这种时候如果缺乏外部因素推动，改革也会停留在口号的层面。那么，贸易战能否成为中国重启改革的动力？也许日本的故事可以给予一些启发。
　　中国能从日本经验中得到什么？
　　战后，日本在美国庇佑下放弃军事专心发展经济，一跃而为亚洲经济强国，甚至在其巅峰的80年代出现“日本第一”等说法，日本的心态也逐渐向“对美国说不”转化，双方贸易摩擦频繁。事情的结尾是，在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达成“广场协议”，日元升值；也就在此后几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
　　“你怎么预测G20会谈？”这是这段时间大家关心的问题，在与一位日本经济学家见面的过程中，我们也聊到这个话题，不过聊到最后，还是谈日本经验对于中国的启发。他有在日本经产省工作的经历，亲身经历了日美贸易战诸多角力，对于这一经历食髓知味。他说虽然日本民间对于美国当年提出的要求，最典型比如广场协议，每次谈起来都批评居多，他认为这些声音也影响了中国对于广场协议的看法，但是事后来看，美国提出的要求中对日本有利的占大多数，并不是总是仅仅有利于美国自身利益。
　　这种理性声音并不总是占据舆论主流，但其实在日本经济圈已经是共识。我在日本访学期间，曾经拜访过亲身主导广场协议的前日本大藏省财务官行天丰雄等人。他曾经服务于日本大藏省长达30余年，几乎参与了日元国际化的完整过程，媒体往往称为被称为“日元大师”。当年日元升值，虽然有美国压力因素，但是日元升值幅度却是日本主动提出，甚至让美国人也觉得“慷慨”，日本的目的也在于缓解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
　　对于日本经济后来不尽如人意，行天丰雄也表达了这主要日本自身问题，并不怪美国。但是，行天丰雄也指出，日美贸易战虽然促使日本做出了不少改善，但是这种依靠美国压力进行改革的决策机制，在日本有一个专门名词“外压”（gaiatsu）。这种决策模式其实也留下了弊端，甚至从长期而言破坏了日美长期关系：从日本而言， 政策制定者习惯于借助海外压力实施艰难的改革，但却缺乏动员国民的心态，而从美国而言，也认定对日本而言施加压力是最佳方式而忽略自身责任，比如财政超支等问题。
　　某种意义，日美谈判中，“外压”（gaiatsu）是双方决策者选择的最省力甚至是当时看来最合理的方式，不过最后都不同程度带来了损失，一旦外压缺乏日本就回避内部改革，而美国则往往总是将国内问题导向外国。
　　更长远地看，美国外交中问题不仅仅是“外压”（gaiatsu），更在于其罗马帝国式的道德感。这可能是美国一贯的特点，在外交中更类似一个布道热情的牧师而不是一个老谋深算唯利是图的谈判家，这两面的难解纠缠也正是美国外交布局中最难以让对手理解的一点。对于中美关系影响甚深的基辛格在其外交生涯总结《大外交》中，开篇就说二十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非美国莫属，“再没有其他社会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绝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行的。”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自诩为人类灯塔国的特点，一方面使得美国倾向认为完善自身即可，让“堕落”的世界追随，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国人自认有义务向世界推广其价值观，这两种矛盾的心态的角力左右了美国外交。
　　如果将美国比作是今天的罗马，这种道德热情则是美国在外交中表现缺乏同理心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和以往“腐朽”帝国与众不同的地方。
　　中国未来的道路
　　自然，中国和日本不同，日本因为二战因素，在战后长期并不是一个正常化国家，同样，中国也不是苏联，正如有美国专家对我表示，中国并不是军事联盟，如果美国要“遏制”中国，谁会加入？
　　中美之间博弈，未来除了双方的直接角力，更有各自争取盟友的过程。比照日美的故事，我们设想一下，中美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也许就是二者不相往来，中美脱钩、中国自行发展，甚至有人预测中国陷入所谓“崩而不溃”，世界其他国家被迫选边站队。这种声音在美国极端鹰派中已经出现，并不完全是一种科幻想象。
　　不断变换的世界，让老练的观察家也失去了对世界格局的把握感。美国自由派多数媒体和知识分子陷入对于特朗普当选的迷茫与批判之中，偏见可能使得他们对于美国形势出现误判，类似特朗普2016年“意外胜出”的故事还会继续。而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特朗普当选后种种举措，则涌现出一种新的特朗普崇拜或者特朗普神话，期待借此重启改革，这种期待多少基于绝望多少基于一厢情愿？
　　基于中美两国外交与历史渊源，中美贸易战的波及范围，将会大于当年对于日美冲突。我们当下，只是处于下一场风暴的间歇期，期待改变，或者说祈祷改革。中国的道路，最终是以谋求全体民众的福祉为根本，从日本的案例来看，被动应对不仅会伤害与美国互信，其实也损害民众的情感，最终即使经济上平复，情感与历史上的创伤却难以平复。当下局面中，中国如果能把贸易战如果看作一次改变的契机，这才是变被动为主动的最佳方式。

来源时间：2018/12/3   发布时间：2018/12/3

旧文章ID：17506

作者：李峥  来源：澎湃新闻

2005年11月14日，老布什在北京出席中美关系研讨会。 东方IC 资料图

来源时间：2018/12/2   发布时间：2018/12/2

旧文章ID：17529

作者：杨国栋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去世，享年94岁。视觉中国 资料图

来源时间：2018/12/2   发布时间：2018/12/2

旧文章ID：17528

作者：朱郑勇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2018年11月30日，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逝世，享年94岁。
　　这位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总统与中国有着较深的渊源，也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出过贡献。作为美国总统，老布什与他的前任里根和后任克林顿相比，似乎不那么耀眼，但他可以说是“最近二三十年的美国总统里，最有战略感的一个”，也是冷战后“‘单极时刻’所谓美国大战略的探索者”。
　　老布什与中国有着怎样的情谊，他在历任美国总统中又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邀请了几位美国研究专家分享他们对老布什的看法。

　　专家简介（按专家姓氏拼音排序）：
　　达巍：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韦宗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赵明昊：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对华接触政策的象征，见证和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达巍：老布什在中美建交谈判的过程中似乎并没有发挥特别直接的作用，但在他任驻北京的中美联络处主任期间对中美关系还是做了贡献，增进了两国彼此的了解，为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做了一个铺垫。他跟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如邓小平等人，也建立了比较强的个人信赖关系。
　　老布什和中国的这种渊源对中美关系有促进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先后作为美国副总统和总统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虽然中美关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也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制裁，但是在那段比较困难的时期，老布什政府和中国政府还是希望尽可能快地把两国关系带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这种努力包括当时老布什派斯考科罗夫特来中国，给邓小平同志写亲笔信等等。这些做法跟他对中国的认识有关系，这种认识也来源于他早年的经历。
　　刁大明：老布什早年在华工作的经历和对华立场，也影响到了小布什。小布什在早年大学期间，曾来北京探望在此工作的父亲老布什，也比较早就对中国留下了好的印象。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即将卸任的小布什总统与父亲老布什一道来华，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参加美国驻华大使馆新址开馆仪式，前后两位美国总统且又是父子同时访华，传达的积极信号不言而喻。
　　老布什早年曾担任驻北京联络办公室主任，对当时已经破冰但仍未建交的中美关系发挥了稳定延续的积极作用。按照他自己后来的回忆，在工作的14个月中，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较为深厚的感情，他乐见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并希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他后来担任美国总统期间，虽然经历了中美关系的波折，但也整体上采取过积极缓和中美关系的立场。卸任之后，老布什多次访问中国，希望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为继续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积极、健康发展发挥个人的特殊作用。
　　达巍：整体来看，布什家族成为了美国共和党内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一支力量。这对中美关系而言也是一个财富吧。
　　赵明昊：老布什可谓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象征，他在1974年来华担任联络处主任时，就明确预计中国将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即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依然力排众议，在可能的限度内保持与中国的接触。他对中国文化和普通中国人抱有好感，也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建立起信任关系。老布什见证和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他的影响力不容低估。
　　不如里根、克林顿有明星气质，却最有战略感
　　韦宗友：作为共和党内的温和派，他在诸如社会福利、税收及社会文化议题上立场相对温和，招致了共和党保守派的嫉恨。加之国内经济低迷，最终失去大选连任机会。内政上建树不大，只是外交方面比较有建树。
　　达巍：和他之前和之后的两位美国总统里根和克林顿比起来，老布什确实没有那么耀眼。这个可能跟他的个性有关系，他不像里根和克林顿那样有种明星气质。老布什的个性比较中规中矩，再加上只当了一任总统，所以导致他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耀眼的地方。但实际上，我认为老布什还是一个不错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应该说是最近二三十年的美国总统里，最有战略感的一个。对于整个世界秩序、美国的外交战略以及中美关系的判断都比较有战略眼光，包括他在冷战结束后试图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想法，尽管后来并没有得到实施，但显示出来他是有战略眼光的美国总统。
　　刁大明：作为美国总统，老布什的内外政绩或者执政遗产有很多不同的评价。一方面，他是以里根政府副总统身份当选总统的，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里根政府的政策，同时也需要背负里根执政八年留下的问题。他任内经济上的表现不佳，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积累的结果，而不是老布什政策的问题，但他不得不成为责任的承担者，最后导致了1992年连任的失败。
　　老布什在任的四年中，为美国内政外交留下了一些影响深远的烙印。比如，老布什最终放弃了里根的减税政策，转而采取了务实的加税方式弥补政府支出的亏空，这种务实的做法导致了共和党群体的反对。再如，老布什任内与苏联/俄罗斯开始签署两国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开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这些是深刻影响美国未来安全战略和国际贸易安排的重要选择。同时，他任内经历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转向独大的时间节点，老布什的很多做法树立了美国所谓“世界警察”的状态；但第一次海湾战争，也预示着美国无法摆脱的中东噩梦就此加剧上演。
　　老布什整体上在中美关系上的积极务实态度，显示他作为大国领导人的明智与理性，是值得肯定的。
　　赵明昊：老布什任美国总统的四年，是美国在冷战后寻求新的位置和战略的四年。一方面，他提出“超越遏制”，试图构建新秩序。另一方面，他的阁僚切尼等人则提出美国永久称霸世界的防务指针。在某种程度上，老布什是冷战后动荡世界的守护者，也是“单极时刻”所谓美国大战略的探索者。

来源时间：2018/12/2   发布时间：2018/12/1

旧文章ID：17527

作者：姜超  来源：东洋参考

　　上周我们去日本拜访客户，这也是今年我第二次去日本。回想起来，从10年以前第一次去日本开始，这些年来来回回去过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道等好多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泡沫经济，我们在报告里面也一直在讨论日本失去的20年。我没有去过90年的日本，所以也无从感受日本经济30年以前的辉煌，但我住在上海、去过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等国际大都市，我所感受到的东京的繁华绝对不逊色于以上任何一个城市、甚至还有过之，哪里有失落经济的样子？或许只有满大街的中国游客、白发苍苍的出租车司机和商场顾客，在暗示着日本经济确实遭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为什么会去日本这么多次？可能一是因为近，二是因为文化同源，日本也大量使用汉字，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看个半知半解。
　　而从历史来看，一方面日本曾给我们带来过巨大的伤害，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比我们领先，所以日本对我们的经济和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中文里面的“政治、警察”等双字词几乎都来自于日本的创造。
　　而日本过去一直是东亚经济的领头雁、在最近十年才被我们所超越，但是就人均财富而言，日本依旧远超中国。而且日本经济遭遇过的很多挑战，都和我们有着相似之处，所以学习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日关系回暖，经济高度互补
　　2012年钓鱼岛问题发酵，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僵局。但在今年，中日关系出现了明显改善的迹象。
　　18年4月份，王毅外长访日，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时隔8年再次启动。
　　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了日本，正式结束了两国政府首脑多年无互访的局面。
　　而10月份，日本首相安培晋三访问中国，这也是日本首相自11年以来的首次访华，也是06年10月份以后安倍晋三的再次访华。
　　这些都显示中日关系正在明显回暖。
　　一方面，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18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所以给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
　　另一方面，由美国所发起的贸易战，中国和日本都受到了冲击。虽然美国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更大，但是中国和美国分别是日本的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因此美中任何一方在贸易冲突中受损其实都对日本有着巨大的影响。
　　而且中国、日本的经济高度互补。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日本有着领先的技术，中日距离又近，所以在美国的重压之下，中日双方都有合作的意愿，从我们和日本投资者的交流来看，大家都乐见中日关系的改善。
　　日美贸易冲突，修昔底德陷阱
　　日本投资者非常关心中美贸易冲突，而之所以它们这么关心这个问题，在于他们也曾有过切肤之痛。
　　在上世纪7、80年代，美国人曾经发动过对日、德的贸易战，最终重创了日本经济。当时日本东芝事件和今年的中兴通讯事件，其实在性质上都非常类似。
　　我们看到当时其实在东芝事件当中不仅涉及日本东芝，还有挪威康士堡公司，但是挪威被一笔带过，而日本则被美国人揪住不放，反映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有着极强的针对性。
　　美国一向自诩为民主的卫士，认为他的体制比别人优越，因此难免有人认为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与体制原因有关。但是我们想一想，日本与美国的体制一模一样，但是在当时美国发动对日本贸易战丝毫不手软，说明体制问题并非核心问题。
　　其实关键还是在于利益的冲突，新老强权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客观存在的。
　　198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一半，在90年代最高曾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70%，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这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是美国所不能忍受的。
　　同样，按照联合国的测算，前苏联的经济总量最高也曾接近美国的50%，最终也被美国拖入星球大战的漩涡而解体。
　　而在201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的60%。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速远超美国，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经济全球霸主地位的国家，因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确实是不可避免，中美贸易冲突具有长期性。
　　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才能强大
　　当时美国同时发动了对日本、德国的贸易战，为何德国所受到的伤害远远低于日本？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日本的经济更封闭，而德国更加开放。
　　当时欧共体已经成立，而德国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其经济更加依赖于欧洲市场，1990年时，德国对美国的贸易仅占其贸易总额的6.7%，而对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贸易额分别占其贸易总额的12%、9%和7.4%，均远超德美贸易总额，因此德国受到了英国、法国等欧共体内部成员的鼎力支持。
　　而日本经济当时完全是出口导向，而且主要依赖于美国市场。1986年时，日本对美国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32.5%，而当时日本对整个欧盟的贸易额只占其贸易总额的13%，这说明日本的贸易对美国过于依赖。而且日本当时无论对美国还是欧盟都是巨额的贸易顺差，而且对美贸易顺差一度占据美国贸易逆差的50%，这就引发了众怒，使得其在“七国会议”上受到了围攻，所以才有了著名的“广场协议”。
　　相比当时的日本，中国目前的贸易结构更加均衡。虽然对美贸易依然十分重要，但美国只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7年占我们对外贸易的比重为14.3%，远低于日本86年时32.5%的占比。
　　无论是对欧盟、东盟、日韩等的贸易占比均与对美贸易规模相当，因此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好对其他重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就远比当时的日本更有底气应对来自美国的贸易挑战。
　　但与当时日本比较类似的，是当前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占比过高。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的货物贸易顺差达到3750亿美元，占其8075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的比重高达46%，这与日本当年最高50%左右的占比相当。
　　因此，中美贸易冲突对我们的最大影响不是贸易的总量，而是顺差的总量。
　　但是美国人真的很在乎贸易顺差吗？
　　日美经过多轮谈判，日本主动限制了纺织品、彩电、钢铁、汽车、半导体领域的对美出口，同时主动升值汇率，还修改了不利于外资进入的法律，放开了汽车、半导体、金融、批发零售等行业。
　　而从美国对日本贸易来看，其对日本的出口在95年之后就几乎未再有增长。其对日本贸易逆差金额的扩大一直持续到了05年，只是由于2000年代以后中国加入WTO，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占比持续扩大，所以使得日本对美国贸易逆差占比持续缩小。
　　那么为何日美贸易战最后逐渐销声匿迹了呢？
　　并非由于美国贸易逆差的改善，而是因为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后泡沫破灭，经济失去了20年，被美国远远甩在后面，失去了威胁之后，美国人也就不再找日本的麻烦了。
　　因此，从日美贸易战的历史不难发现，美国真正在乎的不是贸易逆差的规模。因为从经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其货物贸易逆差的存在是必然的。
　　我们看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历史走势，虽然在对日贸易战的88到91年间略有收窄，但到92年以后又开始持续扩大，92年时其货物贸易逆差不过1000亿美元，到17年已经上升至8000亿美元。
　　美国17年制造业平均年薪为5.6万美元，而17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年薪为5.8万人民币，两者差距接近7倍，如果其他条件都一样，那么中国的制造业产品价格必然远低于美国。而即便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增收高额关税，这些制造业可能会搬去人工成本较低的东南亚或者墨西哥，但也很难搬回人工成本高企的美国。
　　而美国真正在意的其实是保持贸易逆差的能力。
　　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肆无忌惮地保持常年贸易逆差，在于其是全球经济的霸主，其货币也是全球货币，掌握了全球印钞权。因此靠着印美元就可以源源不断享受海外的廉价产品。但如果其经济和货币霸主的地位受到了挑战，那么其常年贸易逆差就会成为真正的问题。
　　所以对中国来说，面对贸易战只有两种结局，不成功便成仁，要么像日本一样认输，要么就是保持住发展的势头，自强不息、逆势突破。
　　戒掉举债投资、严防地产泡沫
　　而面对贸易冲突的挑战，其实日本也有过应对，但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向。
　　迫于美国的压力，日本选择了主动让日元大幅升值，而由于担心出口下滑拖累经济，日本转向了财政和货币双宽松的政策。
　　首先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地产泡沫。
　　日本官方贴现率在86年初的时候依然高达5%，而到87年最低降至2.5%。由于宽松货币的刺激，日本居民大幅举债买房，其居民债务/GDP在85年时仅为53%，到90年时上升到70%。
　　巨额资金的流入推动日本房价大涨，从85年到90年，日本全国地价平均上涨了50%，六大都市地价平均上涨了200%，在当时日本人喊出了“卖掉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豪言！
　　但进入88、89年之后，由于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加之国内通胀上行的压力，日本也被迫两次加息。而在1989年末，三重野康就任日本央行行长，为了捍卫日本央行的独立性，他在上任不足一周就宣布加息，在1年之内把日本的基准利率从3.75%提高到6%，从而刺破了地产和股市的泡沫。
　　而泡沫经济的破灭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9年股市见顶之后，90年跌幅达到40%，而累计跌幅最高超过80%。而在91年房市见顶之后，日本的全国地价下跌了近30年，跌幅高达2/3，到18年才首次止跌，而六大都市地价的累计跌幅最高达到80%。
　　为了对冲资产价格大跌的负面影响，日本财政政策开始大幅扩张。93年起日本财政从盈余我们为赤字，此后赤字率逐年扩大，到99年以后赤字率上升到5%以上，09年时财政赤字率一度超过10%。
　　而日本财政刺激的对象主要就是基建投资，日本公共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从90年代初的21%快速增长到90年代中后期的30%，尽管近几年有所下降，但是占比也维持在20%左右。
　　由于政府的大幅举债，日本政府债务/GDP从90年的60%升至2017年的238%，其政府债务率处于全球最高水平，由于债务负担过重，即便是在接近零利率的环境下，日本财政支出的1/4都用来偿还债务本息。
　　但由于政府债务居高不下，日本政府被迫加税来开源，其从89年开始征收消费税，起初税率定为3%，到97年提高至5%，到14年提高到8%，目前计划到19年10月提高到10%。而加税虽然改善了日本政府的收入，但97年和14年的两次加税都对经济产生了冲击，尤其是97年还赶上了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日本经济重新步入衰退。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举债发展是非常危险的模式。
　　而中国经济过去10年其实就是靠着不断举债在发展，尤其过去的3年居民部门大幅举债20万亿，中国居民债务/GDP从14年的40%上升到17年的55%，导致全国房价大涨，其实是带来了地产泡沫的巨大风险。
　　而日本的另一个教训是政府举债投资过度。
　　虽然政府扩大公共投资的确在短期拉动了经济，但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持续依赖的万能灵药。一方面，由于长期偏重公共投资，日本的基建投资异常发达，这使得投资的边际效用迅速降低。另一方面，过度的公共投资增加了对劳动力和资金的需求，间接推升民间投资成本，反而产生挤出效应。
　　因此，我们在应对未来经济下行的挑战时，一定要避免重走举债投资的老路，绝对不能再去刺激房地产，否则地产泡沫将后患无穷；也不应再出台4万亿之类的计划刺激基建投资，否则不仅增加了政府的债务，还可能会挤出民间有效投资、使得经济失去活力。
　　全面扩大开放、研发创新强国
　　回顾过去，日本当年在面临贸易战时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放松货币刺激举债，导致了地产泡沫，而在加息刺破地产泡沫之后，又通过政府大规模举债投资基建，进一步降低了经济的效率。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还饱受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困扰。
　　在2015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26%。而日本的总人口从08年以后就开始了下降，过去10年日本的总人口减少了140万，如果日本保持目前1.4的生育率不变，那么日本的适龄劳动人口在未来50年内可能会减少28%，IMF预计日本的GDP将在未来40年内缩水25%。
　　大家知道，目前中国最担心的就是巨额债务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这方面日本的压力比我们严重得多。按照BIS的数据，日本17年总债务/GDP高达373%，远超中国的256%。当前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1.4%，也远低于日本的26%。
　　但是日本经济在最近几年出现了明显改善的迹象。
　　比如从2012年以来，日本的GDP增速已经保持了6年正增长。而从资产价格的表现来看，日本股市也在过去的6年保持了每年正收益，而日本六大都市的地价在13年见底逐年回升，到18年已经连续5年上涨，底部累计涨幅达到13%。
　　日本经济凭什么逐步走出困境？
　　从表面上看，日本本轮经济的复苏源于安倍晋三在12年就任了日本首相，推出了安倍经济学，其三支利箭分别是：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胆的货币政策，从12年安倍晋三就职到现在，日本央行的总资产翻了近4倍，而且日本央行扩大资产规模的方式不仅是买国债和企业债，甚至还大规模购入股票，这可以部分解释日本近几年的经济和资产价格回升。
　　但是另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在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改善。
　　按照日本财务省公布的非金融行业的利润数据，18年2季度为26万亿日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比金融危机时期的09年2季度增长260%，要知道过去10年日本的名义GDP增幅仅为13%，所以日本企业利润增长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比如日本的索尼公司，17年税后利润高达4900亿日元，比16年增长了5.6倍，18年上半年税后利润就达到4000亿日元，而其在09年到15年的7年间有6年亏损，从利润的表现来看，索尼已经起死回生。而在其利润大幅增长的背后，有两大重要的原因：
　　一是持续的高研发投入。
　　按照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数据，17财年索尼的研发投入为36.34亿欧元，排名全球第40名。而不止是索尼，包括日本的丰田汽车、本田汽车、日产汽车、松下、日本电装、武田制药、日立、佳能、东芝、第一三共、NTT、安斯泰来、三菱电机等14家企业均位列全球研发投入100强。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进入全球研发100强的只有华为、阿里巴巴、中兴通讯、腾讯、中国石油、中国建筑、中国铁总等7家企业，只有日本的一半。
　　从世界银行公布的日本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来看，长期维持在3%以上，15年日本的研发占GDP的比重为3.3%，甚至还要高于美国的2.8%。而且日本的大量研发是投资在基础研究，其基础研究投入占科研经费的比例长期保持在15%。
　　正是由于持续的科学和研发投入，日本在过去的18年中囊括了1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今年10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本庶佑，凭借在癌症免疫治疗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与其美国同行詹姆斯·艾利森，共享了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二是源于高度国际化。
　　索尼公司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拓展海外业务，目前其集团营收的70%来自于海外，而60%的员工来自于海外。而不仅是索尼，松下50%以上的营收和员工也都来自于海外，而丰田汽车海外营收的占比高达75%。
　　我们知道，通常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指标是GDP，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这其实代表了在当地的生产活动。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生产是由外国的企业在当地进行的，他们赚的钱是要拿回去的。
　　与之对应，还有另一个指标GNI，也就是国民总收入，这其实包括了本国企业在全球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本国国民真正拿到手的钱。
　　而对于日本来说，从82年以后，其GNI就持续高于其GDP，最近5年两者的差距都在3%以上。这说明日本在80年代面临美国贸易战的挑战之下，开始大量进行海外投资扩张，这虽然使得其本国的生产受影响，但这些企业在海外的投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实相当于在海外再造了一个日本。
　　因此，日本企业的成功转型给我们两个重要的启发：
　　首先是必须增加研发投入，靠创新强国。
　　我们在日本的时候，看到了商场里面在出售华为P20的手机，而华为已经占据日本手机销量的前三名，能在日本市场站稳脚跟，华为确实非常让人钦佩。而华为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商和第二大的手机商，靠的是每年接近1000亿人民币的研发投入，高居17年全球研发榜的第六位。
　　但是从全国来看，中国的华为太少了。17年中国研发排名第二的公司是中国石油，其研发投入仅为华为的1/5。17年中国研发的总投入是17500亿，占GDP的比例为2.12%，和美国、日本都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中国要想赢得中美贸易战的最终胜利，核心是要靠增加研发投入、靠科技创新强国，而这个背后一个重要的支持方式是给企业部门减税，企业利润多了自然会有钱投入研发和创新。
　　其次是要全面扩大开放。
　　我们要转变GDP至上的发展理念，GDP固然重要，但是GNI更重要。哪怕不在中国生产，只要我们的企业能赚钱，就代表着中国的财富在增加，最终是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
　　华为成功的背后，在于其充分的国际化。
　　华为17年总营收的一半来自于海外，截止17年，华为在海外17个国家设立了研发中心，早在1999年，华为就在印度班加罗尔和俄罗斯设立了研发中心，2000年在瑞典设立3G技术研发中心，而2001年在美国硅谷设立研发中心。2012年在芬兰诺基亚卖楼求生的时候，华为在芬兰设立了研发中心。
　　不仅是华为，小米公司18年3季度的海外营收占比达到44%，其已经成为印度市场最大的手机商。
　　因此，我们要鼓励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利用全球资源、参与全球竞争，这一方面可以化解美国贸易战的挑战，将顺差转移到海外，同时也可以利用海外的人力物力、帮助中国的企业发展。
　　而扩大开放一定是双向的，我们要帮助企业走出去，其实就要开放本国的市场让更多的外国企业能进来。如果我们能牢牢保持住全球第一贸易国的地位，成为更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那么我们不仅能提高国内产业的竞争力，而且也会改善国内企业在海外的生存环境。
　　因此，总结来说，日本的历史告诉我们，修昔底德陷阱是客观存在的，中美贸易冲突不可避免。而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才能强大，要避免重走举债刺激的老路、严防地产泡沫，同时应该全面扩大改革开放力度，鼓励外国企业走进来、本国企业走出去，大力减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靠科技创新强国，那么我们就有希望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来源时间：2018/12/2   发布时间：20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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