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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的中、美、日欧三方棋局

作者:冼岩  来源:来函照登

  此次史无前例的贸易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手挑起的。千条理由万个借口,归根结底最大目的是要打跨中国这个现阶段最有可能威胁美国霸权的竞争对手,就像美国三十多年前以“广场协议”消除日本的威胁一样。
  当然,这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为达目的,特朗普还下了一着妙旗:同时向世界各主要国家挥舞贸易战大棒。一方面,这可以使他的目标具有正当性:不是特别针对某国,而是追求普遍的“贸易公正”;另一方面,又可逼迫其他国家支持美国对付中国。
  为什么这么说?在拉拢其他国家对付中国的问题上,许之以利是没有用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也可以许利,而更重要的则是,以日、欧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其最大利益就是中美大战,因为大战必然两败俱伤。无论中、美许利再多,都不可能比得上日、欧做渔翁得到的好处。
  既然不能许之以利,那就只能鞭之以害。特朗普当然知道日、欧在等着重新切分蛋糕,而要想避免为他人作嫁衣,唯有将日、欧也拉到战场上来,使其无法置身事外,逼使它们不得不站队。这样做成本既低,效果又好。当然,能够这样做,也是因为唯美国有此资格——哪一方都不愿承受美国的惩罚——现在可能也是美国能够这样做的最后机会了。
  或许很多人疑惑,难道特朗普就不担心日、欧站到中国那边?当然不会,因为这样做不符合日、欧的最大利益。日、欧最大利益就是中美贸易战尽快打起来,打得越大越好,所以,它们的选择必然是站在边上加柴添火,看热闹不嫌事大。至于平时口头上说的“担心中美贸易战震荡全球经济”,只是官冕堂皇的場面话而已——贸易战确实会损伤世界经济,但这种损伤事后很快就会恢复,一时的损失,哪比得上长期的蛋糕份额重要?
  所以,日、欧必然跟着美国吆喝,作出要针对中国的姿态。但是,它们只会吆喝,不会轻易出手,除非形势已明,胜负已分。之所以是跟随美国而非中国,是因为对于贸易战的态度,中、美截然不同。美国是真想打,除非中国服软趴下,让美国再一次“不战而胜”(上一次让美国“不战而胜”的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中国是真不想打,因为时间对中国有利,越往后拖,中国的胜算越大。所以,想看热闹的只能附和美国,帮美国造势,这样,热闹才能越来越大;如果站在中国这边,泄了美国的劲,中国是不大可能“宜将乘勇追穷寇”的,贸易战就打不起来了,没热闹可看不说,日、欧更将失去这一次乘中美两败俱伤而雄起的难得机会。
  可见,与意识形态无关(虽然许多人、国家都喜欢以此为借口),最终的决定因素只是利益。在这里,没有谁是只能任人摆布的棋子,大家都是棋手。除非某一方自乱阵脚(如出现戈尔巴乔夫式人物或带路党得势),否则哪一方都难以真正达到目的。这就是国际政治的迷人之处。

来源时间:2018/12/2   发布时间:2018/12/2

旧文章ID:17503

张岸元:搞好中美关系的第1001个理由

作者:张岸元  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我对现有大多数中美贸易战的文章观点存疑,黑色的眼睛看不到中美关系的未来。什么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之争、修昔底德陷阱、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博弈等等,无非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等早年经典著作观点的重复推演,是宿命,是大而不当且自我实现的“真理”,无助于我们观察即期国际政治风云的诡谲变幻。“从长期看,我们都将死去”;从长期看,中美必将摊牌——这样的判断对短期没有意义。
  一、经贸关系急转直下应有特殊导火索
  我问一个显而易见、但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问题:去年4月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面,11月特朗普总统访华,中美关系一直在正常轨道上运行,“中美夫妻论”、“一千个理由”是主流论调。难道那时双方就没有意识到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博弈?难道那时就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为何那时,老大和老二可以彼此忍耐,而后短短两个多月,就决定在贸易领域摊牌?
  按照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的说法,去年两国元首就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达成两点共识:一是显著减少双边逆差,二是增加双边贸易总额。这意味着当时确定的平衡双边贸易之路径,是中国扩大从美国进口,同时美国不抑制中国的对美出口。为何这一理性可行的共识数月后被抛弃?特朗普团队中某些人的对华遏制思想固然是一以贯之,但总统在特殊时间点采纳这些建议,一定有触发因素。你不能说总统本人的个性使然——如果反复无常,理论上几个月后,他有可能重新回到合作的轨道上。
  夫妻貌合神离多年,但彼此一直忍耐、相安无事;有一天,一方突然提出离婚,背后一定有特殊导火索。
  导火索可能来自贸易领域之外。经贸关系、更确切说货物贸易关系,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是否重要到发挥“压舱石”的作用,我看都未必。在核心地缘政治利益面前,贸易利益只是小事。
  今年上半年,特朗普总统致力于以戏剧化的方式处理朝核问题。中国在半岛无核化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但如果有人想绕过中国单方面主导半岛事务,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们注意到金正恩委员长执政多年一直未来华访问,但却在今年上半年接二连三造访。我们还注意到美方两次在是否加征关税问题上反悔,都伴随着朝美缓和接近过程中的波折。加征关税决策与朝美关系的变化,至少在时间序列上存在密切相关关系。
  二、市场将有效吸纳关税落地的冲击
  用关税武器擂击中美这样规模的经济体,如同拳头砸在棉花上。美国经济处于多年罕见的繁荣期,中国经济增速也仍显著高于实现“十三五”目标所需的水平,双方都确信自身能够经受现有加征关税政策的冲击。
  关税冲击的影响如同抛石头入池塘,激起浪花很快会落下形成涟漪,涟漪会扩散,而后不久被池塘消纳吸收。扛过下半年,太阳明年照常升起,参照2009年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商用轮胎输美加征25%、30%、35%关税的案例,其效应将经历三个阶段。
  一是宣布加征关税后,贸易商会选择提前出口避免损失。如,今年5月,500亿美元篮子商品出口增速比其他商品高出3个百分点;6月,中美逆差达289.7亿美元,为历史峰值。二是关税实际落地后,出口量短期内大幅萎缩,比如腰斩。三是此后大约经历两年时间,通过微观主体贸易行为的调整,市场会完全吸纳加征关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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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东
兴证券研究所。

  下半年,500亿美元25%关税落地,还有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在途,企业仍有动机提前出货,进而推高7、8月间的中国对美出口。因此,双方政策设计者必须认真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加征关税后,逆差短期不会快速缩小,甚至个别月份反而进一步扩大。如果这一现象出现,总统将做何选择?进一步扩大加征关税商品范围?提高税率?鉴于中方没有就2000亿美元10%关税提出报复清单,恐怕美方的决策不好太过决绝。
  三、产业层面遏制中国的企图南辕北辙
  至于美方那些旨在产业层面压制中国的政策清单,我只能说,美方政策设计者对中国的无知和恐惧,胜过傲慢与偏见。减少产业政策的干扰、降低国有部门影响力,只会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关于产业政策。中国国内各级各类产业政策规划汗牛充栋,理论界对此有激烈争论(如不久前的林张之争)。有大量严谨规范的实证研究证明中国产业政策的无效性。内行人都知道中国的产业政策规划是怎么回事。规划多数时候是在描绘一种理想化的愿景,是地方、部门竞争行业发展主导权,争取财政资源的工具(极端的说法是“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近年来,中国重大产业政策的失败,某些被认为是突出成就项目背后惊人的损失及浪费,是公开的秘密。试问,BAT、华为等,哪个是产业政策的产物?多年前的煤制油气、近年的光伏面板及太阳能发电、近期的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政策,都非常值得商榷。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国有企业一直是中国国内改革的关键对象。美方指责中国国有企业在政府指导下通过非正常手段占据市场份额;中国人自己则担心这些企业过多占用社会资源,导致整个经济体运行效率下降。美方指责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扩张、并购全世界;中国人自己则担心大规模资本外流,海外并购普遍陷入严重亏损。美方指责中国国有企业滥用财政补贴、预算软约束,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中国人自己则担心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杠杆率。
  中国过往几十年的成功,是市场化的成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胜利。与美国正面竞争的,是十几亿渴望富裕生活的勤劳人民,他们凭借的是人均GDP六分之一于美国的后发优势,以及即将消失的人口红利。美方一些人若老成谋国、足够阴险,应该怂恿而不是呼吁遏制中国国有部门进一步膨胀;鼓励而不是呼吁减少中国在前景不明的技术领域通过产业政策开展新的冒险。
  四、平衡国内利益政府要承担代价
  套用美元“嚣张特权”的逻辑:“美国的逆差,中国的问题”。巨额逆差国作为大买家,拥有发动贸易战的绝对权力。乙方对甲方没道理好讲,没实力对抗。
  应对贸易战首先政治上要成熟。生意就是生意,无关国运。中华民族哪就那么脆弱?500亿美元加征关税就陷入“最危险的时刻”?在操作中,不要说那些自己都不甚相信的话,少去做那些明知没有多少效果的事。以中国的实力捍卫不了全球多边体制,多边体制在中美对抗中帮不了什么忙,某些区域性体制甚至等着从中渔利。不要把自由贸易挂在嘴边,如果你真相信自由贸易,就应该像张五常先生说的那样,无论对方做什么,你都降低关税。市场开放也是如此,一来事到临头仓促开放,政治上显得露怯;二来和美国摊牌,你打算向谁开放呢?
  要多从收入分配角度考虑问题。贸易战中的“以牙还牙”策略理论基础是博弈论,它并不考虑福利影响及收入分配。关税政策是公共政策,收入分配影响显著,政府应优先考虑承担相应代价,平衡国内利益。由于中国独特的税制,显著降低增值税率应是政策首选。出口方面,降低增值税率能够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通过价格调整,部分抵消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进口方面,中国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是关税的3到4倍,降低增值税率可以帮助企业有效缓解我方实施报复性关税的影响。鉴于增值税是国内政策,三月份《政府工作报告》曾提出“三挡变两档改革”,实施此类降税也顺理成章。此外,正心诚意,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向中产阶级实质性让步,也应是政策内容。
  宏观上,经济增长所受冲击能够承受;微观上,各部门各阶层利益得到照顾,对外政策会获得公众更多理解和支持。
  五、勿在货币金融领域搞出新的变数
  逆差国发动贸易战的绝对权力背后,对应的是美元嚣张的特权。长期看,如果美国没有逆差,中国人拿不到美元,对中国并无损害。但在短期,中国经济金融摆脱不了对美元体制的依赖。眼下要尽力将争端局限在货物贸易领域,不要轻易扩散到货币金融方面,尤其勿将贬值作为对冲关税的工具。
  ——美方尚没有拿汇率说事。今年四月,中美贸易纷争激烈之时,美国财政部没有指认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特朗普总统当选至今,没有就汇率问题单独发表观点。这种情况下,中方不宜跨界搞出新的变数。
  ——要考虑对进口部门的影响。贬值可以部分对冲加征关税。但中方随后会对自美国进口商品采取报复措施。进口关税上升叠加人民币贬值,双重影响将加大国内进口部门的压力。政府须权衡贬值对进口和出口部门相反的收入分配效应。
  ——不宜将双边争端扩大到多边。汇率是总量工具,双边关税是结构性工具。中美加征关税的短期静态影响仅局限在双边范围。而一旦人民币贬值,其影响将涉及中国所有贸易伙伴国。虽然我们并不指望同其他与美国贸易战的国家建立统一战线,但也不能先行贬值损害其他国家贸易利益。
  ——货币金融冲击超出管理范围。对国内金融的脆弱性要有足够估计。汇股双杀可能引起极大恐慌。动用汇率工具后,距离抛售美国国债就一步之遥。那将导致美国国债利率迅速上行,中美利差加快缩小,反过来形成更大贬值压力。抛出美债后,中国外汇储备将被动购买新的非美元资产,导致非美元资产价格上升,引发全球资产价格重估。以上影响超出中国的管理范围。
  六、非核心利益领域的交涉可有更大弹性
  回顾美国卷入世界事务、与其他大国对抗的历史,它需要强有力政治团队的领导,需要纲领性文件的指引,需要全面的政治动员凝聚共识,需要其他大国的挑衅作为导火索。以上条件美国本届政府都不具备。
  当前中美关系并不比上世纪九十年代紧张。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意识形态色彩大为淡化,对方没有表现出颠覆中国政权的企图;军事领域的对抗更不是1996年台海、1999年炸馆、2000年撞机可比。“美国优先”利字当头,是本能,不能在宏大历史叙事中凝聚人心;利益不是旗帜,不能感召其他国家共同参与构建新的铁幕。
  本着丛林原则竞争国家利益虽然残酷,但问题也会简化,只要求决策者对自己的核心与非核心利益有着清晰的判别、明确的取舍。下半年特朗普总统外交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中东,而中国的核心利益大概覆盖不到这一区域。围绕伊核美国新的禁运威胁,各经济体反应激烈。距离11月4日美方划定的时限,缓和还是进一步对抗,各方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如果特朗普总统善变且精于“交易的艺术”,那么他不会执拗于在左侧交易。我相信未来没有宿命,相信大国政治博弈的丰富多彩,相信搞好中美关系还有第1001个理由。

  张岸元为东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来源时间:2018/12/2   发布时间:2018/7/23

旧文章ID:17502

陶文钊:中美之间积累了丰富的危机管控经验

作者:张骐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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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时正值2018年北京初春的第一场沙尘。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楼上向外望去,昏黄的天际下,鼓楼西大街上清灰的墙、干瘦的树更显萧瑟,陶文钊笑言:“这是贸易摩擦下中美关系的写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屋内的访谈却是另外一种氛围:一个半小时的采访,陶文钊神采奕奕、侃侃而谈。谈笑风生中,他对中美交往史实信手拈来,对两国外交政策演变解析独到,对国际格局变动思考深邃。
  历史书写者,时代亲历人
  澎湃新闻:1972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撤销,近代史所恢复工作,您回到北京,而1972年也是中美关系开始“破冰”的年份,您是否还记得最初获悉尼克松访华这一消息时的感受以及当时您对中美关系的认知?
  陶文钊: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我还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当时没有电视,报纸也不是每天都能看到,我对此了解不多,但这个消息还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干校的一次班级讨论上,近代史所的老副所长黎澍的发言让我印象深刻,他说“邀请尼克松访华,是给我们思想上的形而上学一个很大的打击”。以前,我们觉得美国就是帝国主义,美国和中国是敌对关系,但是如今,最大敌国的首脑居然到北京来访问,毛主席还接见了他,确实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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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4日,
来访的尼克松夫妇游览长城。

  对我个人而言,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尼克松访华以后,1972年的5月,就在我从干校回到北京的时候,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发起了全国第一个英语广播讲座节目。我在大学里学的是俄语,对于作为第二外语的英语已经很生疏了,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是一个好机会。当时,我还没想到以后要从事中美关系研究,只是觉得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最好能够多懂一门外语。我跟着这个广播讲座一直学了三年,从初级班到中级班,边学边做练习,给我的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完中级班以后,我阅读一般的英文历史文献和著作就没什么问题了。
  澎湃新闻:您曾经说过,1982年公派赴美进修是一生的转折点,这是一次什么样的经历?
  陶文钊:这次赴美进修是国家教委的项目。现在卡特总统的回忆录也披露出来,在中美建交以前,邓小平和卡特就已经决定中国要向美国派出留学生。我是第三批赴美留学生。1981年的春天,我接到通知说国家教委有赴美进修的名额,6月将有全国性的选拔考试。我抓紧时间准备,后来以63分的成绩通过了考试。当时,国家教委的标准是50分是培训线,60分是派出线,即50分需要在国内的外语院校参加培训,60分就可以直接派出了。我虽然达到了派出线,但是为了夯实自己的英语基础,还是选择了前往西安外国语学院参加培训。
  我赴美的时候带了一个研究课题,即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中美关系史。我当时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正在编写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这部书当时已经写到第二卷,即写到晚清和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接下去还准备写第三卷、第四卷,在后面的部分里,中美关系的分量就很重了。3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到40年代解放战争时期,美国介入中国的内政越来越深。对于这一段历史,恰好美国的档案都已经开放了。所以,我是带着这样一个研究课题赴美的。
  澎湃新闻:从史料中阅读美国,到现实中接触美国,您的最初感受如何?当时的美国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如何看待中国?
  陶文钊:由于中国与美国隔绝了那么长时间,我们对美国的了解很少,到了那儿以后一切都觉得新鲜。首先是觉得美国确实很富裕,我第一次到国会图书馆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震撼。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比我们对美国的了解要少。但他们都希望知道更多的情况,尤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感兴趣。总体来说,美国人对中国是比较友善的。
  澎湃新闻:从最初的俄语专业毕业,研究中苏关系,到后来自学英语,研究中美关系,您研究领域的变化,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反映了中国外交在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转移。您如何看待个人和时代、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您这一代美国问题研究者的使命是什么?
  陶文钊:“文革”以后的40多年,我有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学俄语到学英语、用英语。我大学时期学的是俄语,做中美关系的研究以后,俄语基本上就不用了。我现在到了晚年,还是想把俄语重新捡起来,这也是我现在研究美俄关系的一个原因,阅读一些俄文材料时,拿着俄语和英语对照。
  第二个转变是从翻译到研究。我在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的时候,做了一些俄语的翻译。做了一段时间翻译以后,我觉得这样下去可能没有自己的专业所长,当时刚好近代史所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编写《帝国主义侵华史》,这个项目需要年轻人。我就提出参与这个项目,由此进入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第三个转变是从历史研究到现状研究。1994年,我调入社科院美国所,就逐渐从历史研究转到现状研究。如果我还继续在近代史所工作,大概不会有后面两卷的《中美关系史》了。这方面的转变,我觉得不是很困难。因为研究工作总是有一个共同的方法,尤其是在近代史所,我受到的最大的教育就是需要掌握丰富的资料,尤其是第一手的资料。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一定要扎实严谨。
  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老所长刘大年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20世纪50年代,他撰写了《美国侵华史》,他们那一代人的主要使命是在全民族中消除亲美、恐美、从美的意识。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初,美国研究在中国很难说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使美国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当然,美国研究服务于我们国家的外交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于中美关系,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我们首先是以事实作为基础,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我们是在努力地做,当然会存在很多的不足。
  澎湃新闻:对于年轻一代的美国问题研究者,您有什么样的希望?
  陶文钊:年轻学者的条件比我们更好,他们都经过系统的国际政治训练,到国外访学、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条件也很优越。我希望年轻的学者在我们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是要开拓研究的范围。另一方面,要挖掘研究的深度。
  中美关系还有很多的领域可做研究。例如,我特别主张做个案研究。可以研究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波音飞机在中国这样的案例,然后再做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案例,通过对企业的研究,反映中美两国在商务上的互相交流。我们也可以做姚明在美国的个案研究,姚明在美国的影响力很大,小布什和奥巴马都很赞赏姚明,通过这样的案例可以反映出,中美关系不仅仅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两国社会、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三卷中美史,百年风云录
  澎湃新闻:是什么原因推动您撰写了三卷本、一百五十万字的《中美关系史》?
  陶文钊:如果我还继续留在近代史所工作,也许只能完成第一卷。1994年,我调到美国所。社科院的国际学部主要从事现代问题研究,不从事历史研究,当时我们所没有人研究美国史,研究中美关系史的人也不太多。刘大年同志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当时,建国以后的很多档案都已经开放了,美国也正式公开出版了《美国外交文件集》,许多在国家档案馆、总统图书馆的档案也都可以查阅。第二卷写到尼克松访华,但是不能以尼克松访华作为这本书的结尾,因为他只是“破冰”,所以必须得再往下写。后来,我决定写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写到克林顿政府通过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这也正好是20世纪结束了。以一个积极的结果收尾,可以使人对未来充满希望。
  澎湃新闻:在研究中美关系史时,您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哪些档案让您印象深刻,有没有哪些内容改变了您的原有认知?
  陶文钊:我在华盛顿的时候,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国家档案馆。美国查档案很方便,只要有一个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明,很快就能办好手续。那里的档案非常丰富,让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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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陶文钊在罗
斯福总统图书馆做研究时留影。

  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是档案改变了我对“美蒋”的认识。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总是讲“美蒋”,把美国和蒋介石放在一起,意思是两者铁板一块,实际上并非如此。看完档案以后我发现,1947年1月马歇尔调停失败返回美国,当时他对中国的形势很悲观,对蒋介石政权、国民党基本上已经失望了,但是他又不能站在共产党一边。在当时的战略大背景之下,他还是要想方设法来给共产党制造麻烦,所以当时美国的政策是对国民党提供有限支持。1948年出台的《美国援华法案》给国民党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包括1.25亿美元的军援。但是美国没有介入中国的内战,美国驻华的军事顾问团很快就撤回去了。
  后来,1948年底宋美龄去美国,1949年李宗仁的代表去美国,反复要求美国增加援助。我看到档案,当时杜鲁门对李宗仁的特使和顾维钧大使说:“我来自密苏里。”密苏里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州,杜鲁门是来自密苏里的独立城,这句话在美国是个双关语,意思就是“我是一个讲实在的人”。杜鲁门说:“我希望看到中国战士准备和愿意去打仗”,这表明他对国民党已经完全没有信心。到三大战役进行的时候,杜鲁门、马歇尔都已经很明白了,国民党是打不赢的。他们对蒋介石政权内部的腐败也非常痛恨,说这些人都是骗子,援助都落到自己腰包里去了。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美国还考虑过各种方案,包括抛弃蒋介石来支持台湾的地方势力,或者是支持国民党里的异蒋势力。一直到1954年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实际上美国与蒋介石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分歧。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但是现在这已经是史学界的共识了。所以,档案研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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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2月,陶文钊(右一)采
访司徒雷登大使秘书傅泾波(中)后合影留念。

  澎湃新闻:人物访谈是对档案材料的有益补充,为了撰写《中美关系史》,您曾经采访多位美方政要和专家学者,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两个让您印象深刻或者给您的研究带来巨大帮助的访谈经历?
  陶文钊:人物访谈是美国学术界的传统,他们研究历史时都尽可能这样去做。我对美国政要的采访主要是在2002年的夏天,当时我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做访问学者。我采访了很多人,级别最高的是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是部长级。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采访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睿哲,他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我和他谈了三个上午。我们从开罗会议谈起,一年接着一年、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地谈,内容涉及美国对台政策、中美关系。和他谈完以后,我对美国每个阶段的对台政策就非常清楚了。特朗普当选后不久就接了蔡英文的电话,并声称“一个中国”也在谈判之列。很多美国学者都站出来发表不同意见,卜睿哲写了一封致特朗普的公开信,指出“一个中国”政策不是中国强加给美国的,是美国自愿提出的。确实,基辛格1971年7月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主动向周恩来总理作了不赞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不鼓励“台湾独立”的表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又提出五点承诺,其中也包括“一个中国”。对卜睿哲的采访对我后来研究台湾问题、“美台关系”非常有帮助。
  另外一个例子是韦德宁。在小布什执政的八年里,他一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任职,前四年是负责中国事务的主任,后四年是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任。我对他的采访次数很多,尤其是2006年、2007年的时候,台湾问题比较紧张。我每一次去美国都要见他。他也很乐意见中国学者。我的《中美关系史》第四卷中写到小布什政府的事,有很多是对韦德宁的采访。而写奥巴马政府则用了很多对麦艾文的采访。所以,我觉得采访也很重要。
  老骥犹奋蹄,壮心仍未已
  澎湃新闻:您现在正在撰写《中美关系史》的第四卷,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进展?
  陶文钊:第四卷是写小布什和奥巴马时期16年的中美关系。目前我觉得有很多的不足,因为很多事情只能依据报刊材料,没有别的信息可以去发掘,有些问题目前还解释不了。例如,2005年六方会谈的“9·19共同声明”出台,这正是六方会谈要达成成果、形势最好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却发起了对澳门汇业银行的制裁,冻结了朝鲜在澳门汇业银行的2500万美元账户。我不知道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的猜测是布什政府内部可能有两派,一派赞成六方会谈,包括当时的国务卿赖斯、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希尔,另外一派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以及副总统切尼。是不是因为强硬派故意捣乱?还是因为别的原因?我在书里也做了说明,这事现在解释不了,需要以后有更多的档案材料被发掘出来。
  写当代史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局限,我写《中美关系史》第四卷,是把这段时期中美关系的主要事实记载下来,把演变的主要脉络描述出来,把我们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为后人研究中美关系提供参考、借鉴。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亲眼目睹的,有的是我们部分参与其中,有自己的亲身感受。我们也和美国学者以及一些决策者交流,这些东西对于后来的研究者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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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
关系史》书封

  澎湃新闻:《中美关系史》第四卷是从2001年到2016年,这应该算是21世纪的中美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一段时期可以用“接触+遏制”来概括美国的对华政策,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
  陶文钊:我一直不赞成在冷战结束以后还用“遏制”这个词,因为“遏制”这个词是冷战的产物。我认为用“接触+牵制/平衡”来概括比较合适。我们官方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里,从来没有用“遏制”这个词。如果美国是在遏制中国,中美之间的贸易怎么可能发展到5000多亿美元?当然,美国对华政策确实有“牵制和平衡”的一面,或者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两面下注”(hedge)。美国对中美关系最好的定位,是2005年9月21日佐利克的讲话,他提到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戴秉国同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对这个讲话评价很高,他认为这个讲话表明,美国不再把中国看作是国际体系的“异端”。这对于后来进一步探讨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贡献。
  澎湃新闻:如何解读40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
  陶文钊:中国的对美政策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是相当一贯的。中国的对美政策都是最高领导人亲自抓。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他们都是亲自抓中美关系。90年代,我们经常说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现在,我们虽然不常说这句话了,但实际上中美关系仍然是重中之重。1978年到1979年,一方面是中美的建交谈判,最后邓小平亲自出马,另外一方面是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条线同时并行,这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在邓小平的设计中,对美关系正常化,就是改革开放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政治上看,对美关系正常化以后,我们就可能营造出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很多欧洲国家虽然和中国的关系已经正常化,但是他们都在看美国的眼色行事,中国与他们的关系不能充分地发展起来。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渐渐发展了以后,我们和欧洲的关系也发展了起来。这也是后来领导人所说的中美关系的拉动作用。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恢复,对美关系正常化也促进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从经济上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市场、技术到资金,都离不开美国。小平同志的这个设计,40年的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要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扩大中美的共同利益,发展中美之间的合作,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历任领导人相当一致。美国每换一个总统,对华政策都会有所调整,而我们的对美政策非常一致,不需要美国人去琢磨。这是我们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正能量。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特朗普上台后的对华政策调整?
  陶文钊:最近的中美关系确实让人担心,这一次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可能是中美建交以来最深刻的一次调整。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务战略报告》以及《核态势评估报告》颠覆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的两个共识。第一、报告称,美国处在一个“异常危险的”“竞争的世界”当中,威胁来自三个不同的层面: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朝鲜、伊朗这样的“流氓国家”;恐怖主义。国防部的《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摘要)明确认定了地缘战略的回归:“国家之间的竞争,而非恐怖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而与美国竞争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这一判断颠覆了过去二十多年国际社会、也是历届美国政府的共识: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安全威胁下降,非传统的威胁上升,国际社会应联手应对非传统威胁,诸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跨国犯罪等等,这是大国关系的新的基础。
  第二、冷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或《国家防务战略报告》但凡讲到中国,都会讲两面:首先用大篇幅说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安全、开放、繁荣的中国的崛起(不同总统会选用这些形容词中的三个),会肯定中国对地区安全起到的“建设性作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中国对地区和全球脱贫、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中美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然后会讲到两国之间的分歧,会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对中国进行一些批评和指责,提到人权问题、军费增长和“军力发展的不透明”、中国与伊朗、苏丹的关系等等。总之,既讲中国崛起的机遇,也提到中国带来的挑战。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任内情况大致如此。
  但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只有一句话勉强地提到“美国继续寻求与中国合作”,报告通篇30多处提到中国,都是对中国崛起的指责和对中美竞争的渲染,这种竞争是全面的,在经济(这是美方特别关注、报告中讲得最多的)、地缘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无所不在。报告于是明确地把中国定位为“竞争者”“修正主义国家”,这也是以往类似报告所未见的。
  实际上,美国人的这一认识在2010年前后就开始形成了。2008年和2010年,我们相继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是在世界舞台上的精彩亮相。2010年也是中国入世以后的第十年,这十年是中国经济真正起飞的十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奥巴马当时提出的“亚太再平衡”,就是为了牵制和平衡中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提出的时候声势很大,最后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是因为受到了很多牵制。最主要的两个牵制是叙利亚战争和克里米亚事件。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总是抱着一种“传教士式的热情”。80年代,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欢迎,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就会引进西方的民主。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美国人又产生了希望。他们觉得,中国如果搞市场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那么最后一定会导致政治上的自由化。但是经过40年的发展,美国将中国西方化或者说让中国引进西方民主的期望没有实现,他们现在觉得很失望。
  美国人对我们的一些提法也有误读和曲解,包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的美国学者就直截了当地问我,你们提出的复兴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让中国在世界上重新拥有像唐朝和汉朝时那样的地位?还有我们提出的“新安全观”“一带一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等等,美国人对这些都有误解,以为中国要把美国从亚洲赶出去,然后在全世界挑战美国的地位。
  澎湃新闻:在中美建交40周年到来之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觉得对双方而言,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什么?您对两国领导人的建议是什么?
  陶文钊:过去40年的中美关系服务了中国的现代化,我们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对美政策,从大政方针的角度来看,都是正确的。即使是遇到了“炸馆”“撞机”这样的危机,中美关系最终还是克服了困难,得到了发展。经过这40年,中美之间积累了丰富的危机管控经验。
  我们需要对美国人说,中美关系是互利双赢的。如果中美关系不是互利双赢,就不能理解两国间的贸易怎么会发展得这么大。贸易不完全是国家之间的事情,贸易还是两国社会、商家之间的事。所以,不能把商业行为政治化,这也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中美关系有个特点,就是只要稳定了,就会有发展!只要中美关系稳定了,就能够对中美两国、地区和整个世界带来好处。最令人担心的是出现颠簸,但是今后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中美关系会有更多的颠覆、摩擦和分歧。
  希望中美双方能够继续将两国关系维护在合作共赢的主干道上,继续使中美关系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如果我们能够再维持到2050年,中国真正成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两国之间没有发生所谓的“战略摊牌”,或者说是没有真正掉入“修昔底德陷阱”,那么中美关系就实现了“新型大国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中美两国会有很多的“适应”(accommodation),以及互相的妥协,国际秩序也会慢慢进行调整,这就是基辛格所说的“共同演进”(co-evolution)。

来源时间:2018/12/2   发布时间:20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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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新闻办公室:中美就贸易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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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白宫新闻办公室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即时发布

2018年12月1日

新闻秘书关于总统与中国共进晚餐的声明

  美国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了他们所说的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最高级代表之间的"非常成功的会晤"。
  非常重要的是,习主席以一种精彩的人道主义姿态,同意将芬太尼指定为一种受控物质,这意味着向美国出售芬太尼的人将受到中国法律规定的最高刑罚。
  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总统已同意,在2019年1月1日,他将以10%的税率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的关税留下,而不是在此时将其提高到25%。中国将同意从美国购买尚未商定但非常大量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以减少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中国已同意立即开始从农民手中购买农产品。
  特朗普总统和习主席已同意立即开始就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服务和农业等方面的结构变革进行谈判。双方同意他们将尽力在未来90天内完成此项交易。如果在这段时间结束时,双方无法达成协议,10%的关税将提高到25%。
  会议还一致认为,朝鲜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特朗普总统将与习主席一道,与金正恩主席共同努力,看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特朗普总统表达了他对金主席的友谊和尊重。
  习主席还表示,如果再次提交给他,他愿意批准以前未经批准的高通 – 恩智浦交易。
  特朗普总统表示:"这是一场令人惊叹且富有成效的会议,对美国和中国都有无限的可能性。我非常荣幸能与习主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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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of China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FOREIGN POLICY
    Issued on: December 1, 2018
  Palacio Duhau – Park Hyatt Buenos Aires
  Buenos Aires, Argentina
  5:47 P.M. AST
  PRESIDENT TRUMP: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t’s a great honor.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meeting.  A lot of peopl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it.  I know that President Xi and myself are looking forward to it.  And we’ve also established an incredible relationship.
  I want to thank the President for his nice, best wishes to the Bush family on behalf of a man that we all respected and liked very much, President Bush.  And we very much appreciate that, Mr. President.
  We will be going back — I will be going back to Washington right after this dinner, and we’ll be spending three days of mourning and three days of celebrating a really great man’s life.  So we look forward to doing that, and he certainly deserves it.  He really does.  He was a very special person.
  I spoke with Jeb and George today, and we had great conversations.  And we discussed, actually for quite some time, the father and how much they love him and how much that he loved them.
  So we are now going to start our meeting.  We’ll be talking about a number of topics.  One topic that we’ll bring up will be the fentanyl problem that we hav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a tremendous problem.  I’ll be asking the Preside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I think he’ll be able to.  If he puts that on a restricted category, we’ll be able to pretty much stop it right there.  That would be — to criminalize it in China would be a great thing.
  We’ll be discussing trade.  And I think at some point, we’re going to end up doing something which is great for China and grea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the dinner.  I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the discussion and, I’m sure, discussions after.
  But the relationship is very special, the relationship that I have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that is going to be a very primary reason why we’ll probably end up — ending up getting something that will be good for China and good for the United States.
  So we very much appreciate it.  Please.
  PRESIDENT XI:  (As interpreted.)  Honorable President Trump, the Secretaries of the American side, while it is indeed a great pleasure to have this meeting with all of you in the city of Buenos Aires, (inaudible) this is a manifestation of our personal friendship.
  It has been quite a while since our previous meeting.  And over the past recent period, a lot of thing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worl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wo important countries with major influence in the world, showed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prosperity.
  Only with cooperation between us can we serve the interest of world peace and prosperity.  And that is why I look forward to this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sides, where we could have exchange of ideas or issues of mutual interest, and also, especially, to jointly map out a future for China-U.S. relationship.
  I’m also greatly saddened by the passing away of the late President Bush, who is someone who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China-U.S. friendship and relationship during his lifetime.  And this morning, via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I have sent a message of condolences to President Trump, and hopefully you will convey our condolences to the Bush family.  Thank you.
  PRESIDENT TRUMP: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t’s very nice, and I appreciate it.
  I want to just add that Air Force One will be taking myself and a large group of our people back to Washington.  It will then be reset and it will be sent to Houston to pick up the casket of President Bush and then be brought back to Washington.
  So that will be done in pretty rapid order.  Most of you know the process, the procedure.  But we’ll be sending Air Force One, which is a special tribute that he deserves very much.  And it’s my honor.  And again, he’ll be missed.  He’ll be greatly missed.  He was a terrific person and terrific man.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Appreciate it.  Thank you.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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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8/12/2   发布时间:20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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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布什:擅长外交的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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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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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以下简称老布什)在美国休士顿去世,享年94岁。
  老布什能当上美国第41任总统毫不奇怪。他父亲曾是华尔街重要人物,后弃商从政、进入参议院(Senate)。显贵的出身让他得到了美国两代共和党大佬的扶植,由此谱写了一份非常丰富的从政履历,超越美国其他任何曾竞选总统职位的候选人。
  1988年,曾经做了八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副总统的老布什轻松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直到1992年竞选后期,人们都很难预料到,老布什会在一个任期后就突然被赶下台,更何况不到两年前,他还在海湾战争中执导了一场如此伟大的、由美国带头取得的军事胜利,这场胜利让所有民主党重要人物全都不敢挑战他。
  他连任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无论确切是什么,老布什生前都被视为一个奇特的人——了解世界,却不了解自己的祖国;即便以一届任期总统的标准来衡量,他离开白宫时留下的政绩也是寥寥无几的——外交政策除外。
  1924年6月12日,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Milton),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长大。他父亲普雷斯科特(Prescott)曾是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Brown Brothers Harriman)的合伙人,他母亲来自沃克(Walker)家族,高尔夫球沃克杯(Walker Cup)就是以这个家族的姓氏命名的,沃克家族还买下了位于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Kennebunkport)的一所庄园,这所庄园后来将成为“夏季白宫”。老布什曾就读于名校菲利普斯学院(Phillips Academy)和耶鲁大学(Yale),在耶鲁,他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还是棒球队的一垒手。
  1943年年中,在上大学之前,他参加了海军,在短暂的一段时间里曾是海军最年轻的飞行员。1944年9月,他驾驶的轰炸机在太平洋上空被击落,搜救人员从海上把他救了起来。
  1945年1月,20岁的老布什与芭芭拉•皮尔斯(Barbara Pierce,婚后改随夫姓)结婚,两人育有5个子女。以后人们会发现,芭芭拉是个令人敬畏的卫士,不仅维护自己的丈夫,还捍卫布什这个姓氏。一头过早变白的头发为她笼罩上一轮天使般的光环,然而在这光环之下,她的身体里跳动着一颗街头斗士的心脏。作为父母,这对夫妻还自豪地看到他们的长子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当选总统,延续了这个现代美国政治家族的荣耀。父子俩人分别荣获“41”和“43”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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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前总统:第43任总统小布什
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第41任总统老布什

  老布什与芭芭拉的婚姻延续了73年,今年4月,芭芭拉去世,大约8个月后,患有一种帕金森症的老布什也离开人世。
  老布什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与年轻的太太搬到了德克萨斯州,在亲友的资助下,老布什与人合伙创办了扎帕塔石油公司(Zapata Petroleum)。
  1964年,老布什的父亲从国会退休两年后,他自己第一次竞选公职失败(作为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竞选参议员),但在1966年,他代表休斯顿的富人区进入众议院。1970年,他放弃众议院的职位,再次竞选参议员,但败在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手下,本特森后来成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任期内的财政部长。
  尽管最初被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保守主义观点所吸引,但老布什也投入共和党温和派的门下,主要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1971年,尼克松提名他为美国驻联合国(UN)大使。1973年,他被任命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74年转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1976年担任中情局(CIA)局长。
  虽然一直接近权力的核心,但老布什的从政道路并非没有遭遇过挫折。他曾两次与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失之交臂,第一次是1972年,那次的总统候选人是尼克松,第二次是1976年,总统候选人是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但在1980年,他决心自己竞选总统,并在爱荷华州举行的首次共和党党团会议中胜出。
  随后,真正的初选一开始,他就被里根的保守主义浪潮淹没了,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原本看上去已翻身无望的他,在底特律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里根选为竞选搭档。里根这样做是为了向温和派示好。里根原本打算与福特搭档,但两人没有谈拢。
  之后的8年,老布什证明了自己是个忠诚的副总统(或许并不太突出),他日益接受了总统的保守主义观点,从未提及自己一度曾激烈攻击里根的“巫术经济学”。他基本没有受到里根第二任期种种问题的牵连,尤其是伊朗门事件。
  1988年,作为里根理所当然的接班人,老布什再次向白宫发起冲击,尽管共和党右翼当时仍然怀疑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他选择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旧友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充当他的竞选经理,为他出谋划策。开始的一个主要对手参议员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被击败了,之后,为消除保守派的疑虑,老布什做出了很大努力——他选择了来自印第安纳州籍籍无名的参议员丹•奎尔(Dan Quayle)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
  那是一场恶毒的选战。那年仲夏的民意测验错误地显示,民主党候选人、当时的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与老布什的支持率不相上下。共和党于是推出了一系列抹黑对手的竞选广告。其中一则宣称杜卡基斯曾帮助一个名叫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的黑人男子假释出狱,后者在假释期间又实施一起奸杀。民主党的竞选活动一败涂地。老布什凭着绝不增税的承诺——“仔细听我说,绝不会有新的税收“——轻松取胜,而那个承诺4年后反过来害了他。
  他上台时承诺,要让美国变得“更仁慈、更温和”,然而他对外交政策的关注始终远远超过他对国内事务的关注,被他任命为国务卿的贝克也是一样。作为一个喜欢写信的人,老布什在全球织起了一张令人望而生畏的个人关系网,在他的总统任期期间,这种私交将被证明是有用的。
  苏联日益加深的危机以及柏林墙的倒塌,为他提供了推动进步的机会,他也迅速地抓住了。如大多数西方领导人,他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过于有信心,事实证明这种信心是缺乏依据的。但他巧妙地避免了激怒苏联——他的著名外交政策思想就是“不幸灾乐祸”(no gloating),而随着共产主义威胁烟消云散,老布什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美国及其盟友真正“赢得了”那场持续35年之久的冷战。
  德国对他在两德统一中发挥的作用尤其感激(华盛顿当年对这个问题的处理非常巧妙)。如果说他后来避免涉入前南斯拉夫解体的政策是个错误,那么至少欧洲其余国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并且在老布什离开白宫后,他的继任者进一步强化了对前南地区的分裂政策,并最终采取了武力干预。
  在担任总统期间,老布什曾3次将美国军队派往海外。1989年,他派遣美军至巴拿马,将曼纽尔•诺列加将军(General Manuel Noriega)押解到美国接受贩毒审判。那是一次短暂而棘手的行动。老布什第三次下令将美军派往海外,是在他输掉1992年大选之后,那是在索马里的一次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但他总统任期内的标志性事件似乎发生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0年8月)7个月后。尽管老布什一开始持保留意见(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她不得不让他挺直脊梁),但他有条不紊地着手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国际部队,以推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并得到了联合国决议的支持。他组建的“意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是项令人惊叹的外交成就,参与国包括立场温和的阿拉伯国家、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军事强国,并得到了日本的巨额捐助。12年后,他的儿子小布什试图复制这一做法,但没有成功。他还成功制止了以色列参战,这也并非易事,因为伊拉克向这个犹太国家发射了无数导弹。
  1991年1月,当通过外交手段向伊拉克政府施压的努力全部失败,联盟军在50万美军的带领下展开行动,不出40天,战争结束,科威特被解放。剩下的争议就是总统应否下令美军继续开进巴格达,但他始终主张那样做超出了联合国的授权范围。
  老布什随后达到了声望的巅峰,支持率达到90%,多位民主党重要人物都宣布不愿参加1992年大选给他当陪选。然而,美国民众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对海外征战失去了兴趣,反映出冷战结束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动态。尽管1991至1992年的经济衰退并不严重,但民众似乎日益相信对老布什的一种批评,即他不够关心国内事务,因此不配第二次当选。
  一开始是保罗•聪格斯(Paul Tsongas)——不苟言笑的马萨诸塞州前民主党参议员。他指责预算赤字太高了。然后是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年轻而活力四射、深谙国内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民主党人、阿肯色州州长,他的出现抢光了聪格斯的风头。
  与此同时,能言善辩的右翼共和党人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在共和党初选中攻击老布什没有兑现他1988年许下的承诺,签署了包含增税条款的1990年预算法案。布坎南终究未能赢得初选,但他没完没了地揭老布什的短。20年后保守主义倾向的茶党(Tea Party)对共和党当权派的反戈相击,就跟那时的情形如出一辙。最后,不满现状的民众的终极代言人出现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电子业亿万富翁罗斯•佩罗(Ross Perot),他财力雄厚,能够自掏腰包开展独立的民粹主义竞选活动,并且他个人对老布什非常反感。
  这次竞选的主战场或许是老布什所不熟悉的,但他似乎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人在乎他曾是一位“擅长外交的总统”,但他们确实在乎他居然这么不了解自己的祖国,并曾一再否决他们认为或许有益于国家的法案。他的“布什主义”主张晦涩难懂——“我希望支持反偏执、反犹主义、反种族主义,这是我的动力之源”——愈发给人以脱离民众的东海岸精英人士的印象。他在与克林顿和佩罗的最后一场候选人辩论中的表现,也无益于博取选民好感——当时他不停地看表,显得坐立难安,像是希望尽快从这场煎熬中解脱。
  他那句“(经济)确实不好,但是,嘿,也没那么糟”招致了嘲笑。1992年洛杉矶爆发骚乱时,他的反应拖拉、缺乏成效,比克林顿慢得多,让他的住房部部长杰克•肯普(Jack Kemp)恼火已极。更糟的是,出于政治策略考虑,他忽视了加州,却忘记了从没有一位在加州败选的共和党候选人能够当选总统。
  老布什自身的观点——长期被认为在社会问题上持温和立场——受到了质疑,尽管在担任里根总统的副总统期间,他就已经转变了立场、明确反对堕胎。在休斯顿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给了宗教右翼势力和布坎南一个他们此前从未拥有过的全国性舞台,而老布什总统似乎赞同他们的立场。
  与此同时,原本在7月的民主党大会上退出竞选的佩罗,在距离大选5周时卷土重来,成为继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以来最强势的独立竞选人。贝克在最后关头被从国务院召来再次主掌竞选事务。如1988年那次一样,这次竞选使出了阴招——刻薄的嘲讽和恶毒的诋毁,但大势已去。克林顿以43%的得票率当选总统,老布什的得票率则从1988年的54%跌至38%,佩罗以近19%的得票率位居第三。
  老布什拥有过一段显赫、留下许多善举的政治生涯,这样的结局对他来说是不光彩的。他退休后也致力公益。他出人意料地与克林顿结成了亲密友谊,积极参与世界各地的救灾活动——在海地、在亚洲海啸发生后。但他最称心如意的时刻当数2000年他的长子当选总统的时候。
  这并非布什家族内部一向预料到的结果,他们一直认为小布什的弟弟、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Jeb)是最有前途的政治家,不过,小布什当选当然还是让老布什感到非常骄傲。之后的8年,偶尔会出现这样的传言——特别是从曾担任老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口中——即老布什并不十分赞同儿子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上,小布什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看上去跟老布什一贯的协作策略截然对立。但这样的话从未从老布什本人的口中说出。
  尽管老布什身上披了一层德克萨斯外衣,但说到底,他就是一位出身高贵的北方绅士,而这或许就是他作为一国元首最大的缺陷。他最渴望的就是成为总统,仿佛这是他天生的权利,但当他真的“接任”白宫宝座时,他却发现这个国家对总统的期待,是他满足不了的。
  译者/吴蔚

来源时间:2018/12/1   发布时间:2018/12/1

旧文章ID:17516

白邦瑞:在中美贸易冲突时声誉鹊起(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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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lan Rappeport  来源:纽约时报

他靠一本书(《百年马拉松》)赢得白宫的注意,虽然此书被学者批得体无完肤;
他在政府任职多年,精通汉语;
他三次被特朗普称为中国问题领军专家;
他在12月1日习特晚餐前被请到白宫献计献策;
他被中国智库视为座上宾,去一年半去过四次;
他认为与中国谈判要讲究方式方法;
他希望有朝一日成为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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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ina Hawk Gains Prominence as Trump Confronts Xi on Trade

  Alan Rappeport
  Nov. 30, 2018
  WASHINGTON – Michael Pillsbury had just finished a rib-eye salad at the Cosmos Club on Tuesday when he received a text message from the White House: "The president is trying to reach you. Call back."
  A day later, Mr. Pillsbury huddled in the Oval Office with President Trump and senior members of the White House economic team ahead of a pivotal weekend meeting in Argentina between Mr.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For more than an hour, Mr. Trump, Mr. Pillsbury and advisers including Steven Mnuchin, Wilbur Ross, Larry Kudlow, Jared Kushner and Peter Navarro, who joined remotely from California, strategized about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that could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a trade war that has gripped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spooked global markets and shaken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Mr. Trump and Mr. Xi are expected to dine on Saturday evening at the G-20 summit meeting in Buenos Aires, where they will talk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trade truce. The United States has imposed tariffs on $250 billion worth of Chinese imports, and the rate of some of the levies is set to increase to 25 percent in January, from 10 percent. Mr. Trump has threatened to impose tariffs on all Chinese imports – an additional $267 billion – if a compromise cannot be reached.
  Mr. Trump has received conflicting advice from his trade team about how to approach China but it is Mr. Pillsbury’s counsel that the president is most likely to keep in mind.
  He has emerged as a key sounding board for Mr. Trump, who has publicly referred to Mr. Pillsbury as "the leading authority on China" on multiple occasions. (Three times, by Mr. Pillsbury’s count, who said sales of his 2015 manifesto on China have soared as a result.)
  Ubiquitous on Fox News in recent months, Mr. Pillsbury’s book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has become a lodestar for those in the West Wing pushing for a more forceful response to the threat that China’s rise poses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could not have shifted the entire apparatus to this confrontational mode with China if it wasn’t for the intellectual architecture of ‘A Hundred-Year Marathon,’" said Stephen K. Bannon, Mr. Trump’s former chief strategist who recruited Mr. Pillsbury as an adviser during the transition and used to hand out copies of his book around the White House.
  The book, which was published while Mr. Pillsbury was advis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s a Pentagon consultant, presents an apocalyptic view of China as a clever enemy with a stealthy plan to overtake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dominant world power by 2049 – a century af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was founded.
  At the time of its release, Mr. Pillsbury’s book was widely mocked as fringe and it drew criticism as subpar scholarship.
  Jude Blanchette, former assistant director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a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panned Mr. Pillsbury’s claims of unparalleled access to Chinese sources as "unverifiable," questioned whether his ideas were lifted from the popular press and said that his footnotes were "filled with errors, misdirection and puzzling omissions."
  Mr. Pillsbury disputes this critique and considers it fraudulent.
  In his book, he describes China’s approach as one of deception, in which its leaders use America’s belief that it can democratize China to "mislead and manipulate American policymakers to obtain intelligence and military,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assistance."
  Mr. Pillsbury plays into this argument with Mr. Trump, arguing that the clash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s evolved precisely because Mr. Trump’s agenda to restore America’s "greatness" is so directly at odds with Mr. Xi’s own political doctrine for modernizing China, known officially as "Xi Jinping Thought."
  "They take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very seriously," Mr. Pillsbury, referring to the Chinese, said in an interview this week. "To them, it’s a violation of the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it’s a violation of the new era and it’s a viol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if you will."
  Tall, bald and broad-shouldered, Mr. Pillsbury has serve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 varying levels of prominence as a Chine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expert in administrations dating to Richard Nixon’s. Fluent in Mandarin with a doctor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Mr. Pillsbury, 73, gained notoriety among China specialists for his ability to gain access to Chinese intelligence and military officials and his knack for finding and translating archived documents that shed light on China’s thinking.
  And, like some of those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r. Pillsbury also once considered himself a "panda hugger" – someone who thought that China could become 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lly whose growth should be supported.
  But Mr. Pillsbury began to take a darker view of China – and its ambitions – later in his career, after interviews and discussions with top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officials in Beijing. And he has found a soul mate in Mr. Trump – whose relentless desire to upend America’s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protect domestic power has produced a trade war that has no natural path to resolution.
  Mr. Pillsbury was brought into Mr. Trump’s orbit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 2016, after the president-elect spoke by telephone with Taiwan’s president, breaking protocol and angering China.
  He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Matthew Pottinger, the senior director of Asian affairs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White House considered offering him a formal role, according to a former official, but there were concerns about his ability to get a security clearance. Mr. Pillsbury said that it remained a possibility and that he would like to be the ambassador to China someday.
  As Mr. Trump increasingly blurs economic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 viewing China’s economic rise as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to America – Mr. Pillsbury’s knowledge of China has become even more in demand.
  Mr. Trump’s economic team is deeply divided on how to approach China, with nationalists like Mr. Navarro and Robert E. Lighthizer, Mr. Trump’s top trade negotiator, often clashing with Mr. Mnuchin, the Treasury secretary, and Mr. Kudlow,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who have offered more conciliatory approaches.
  Mr. Pillsbury, whose fairly dark view of China has found resonance, tries to explain to White House officials that China’s leadership has its own internal divisions and advises Mr. Trump on how to leverage those splits to gain an advantage, he said.
  When Mr. Navarro, with whom he plays tennis and who featured him in his movie "Crouching Tiger," asked him how to rankle the Chinese earlier this year, Mr. Pillsbury begrudgingly told him that using the term "economic aggression" would grab their attention because the word "aggression" has a more sinister meaning in Mandarin.
  Despite warning him that the phrase would be offensive, and probably a bad idea, in June it was emblazoned in the title of a White House report on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actices.
  In practice, Mr. Pillsbury offers more nuanced prescriptions for responding to China’s march to global dominance. Perhaps most surprisingly, Mr. Pillsbury said that, ideologically, he gravitates more toward the views of Mr. Mnuchin and Mr. Kudlow, who have focused on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with the Chinese and have avoided publicly antagonizing Beijing. Others in the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and Mike Pompe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have openly clashed with the Chinese.
  "To try to get them to sign a piece of paper saying they’ve done all these bad things is futile," Mr. Pillsbury said. "It gets back to the goal of the president. If the goal is to humiliate the Chinese and tell the base we’re stopping this raping of our country, this approach won’t work."
  Some have suggested that Mr. Pillsbury’s more doveish tone is part of an effort to stay in the good graces of the Chinese. He has traveled to China four times in the last 18 months and is planning to go again in December, when he will share insights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ese think tanks.
  Consulting and writing have made for a lucrative career for Mr. Pillsbury, who is working on another book and has mused about a movie of his own. He lives in a $7.5 million Georgetown mansion with his wife, a British-born ballerina who was a member of the Royal Ballet Corps, and they own a well-curated collection of Asian art. For recreation, he flies a small Cessna, which he crashed last year during a landing in Maryland. He was unhurt.
  These days, Mr. Pillsbury likes to boast – with a smile – that he has become a "humble, modest fellow."

来源时间:2018/12/1   发布时间:20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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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都需正视两败俱伤的后果

作者:梶原诚  来源:日经中文网

  市场相关人士的目光投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自贸易战加剧的2018年春季以后,这是中美首脑的首次会谈。
  在会谈之前,美国股市曾出现的暴跌耐人寻味。道琼斯30种工业股平均指数相比10月创出的历史最高点下跌了近10%。
  虽然对不住美国股票的持有者,但笔者认为也存在积极的一面。因为股市向两位首脑发出了强烈警告:“长此以往,中美将两败俱伤”。
  让我们通过代表性企业的股价来回顾一下中美股市的行情走势。从美国选择了Facebook、亚马逊、苹果、奈飞(Netflix)、谷歌,即“FAANG”。从中国选择了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组成的“BAT”。
  在美国启动对华制裁关税第1轮的7月以后,美国股价走高,中国股价下跌的趋势明显。但在10月以后出现了美国股市追随表现低迷的中国股市双双下跌的局面。“我们的行动带来了巨大冲击”,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0月4日的谴责中国演讲中,炫耀称是关税让中国股价下跌。如今他或许很难再这样讲了。

  “打击中国”将如何反过来影响美国呢?有一个地方可以实际感受到“中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那就是香港。
  香港一家家具店在报纸上登出整版的促销广告,标题旁边还附上了中美国旗,称因贸易战要大清仓。
  夏季以后,一直走高的房价开始下跌,香港的经济正在恶化。因为贸易战导致来自大陆的资金萎缩,流入香港的资金减少。香港的消费心理也在冷却,家具店进行了大甩卖。广告中提及的“贸易战”是为了让人联想到那些原本出口美国的中国产品正在因关税问题低价流入香港。
  萎缩心理还波及到了亚洲。此前讨论在东南亚收购保险公司的香港企业的高层表示,“在贸易战的走向明朗之前将暂停”,改变了方针。东南亚对中国经济的依存一直在加深。受惠于中国经济增长而诞生大量中产阶层的收购大前提已经动摇。以东盟(ASEAN)的企业为对象的收购案在2018年1——10月同比减少了一半。

  如果连亚洲都受伤,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美国上市企业在亚洲的销售额占比在2017年达到12%,长期维持上升趋势,亚洲正在成为拉动美国企业整体业绩的地区。
  例如苹果公司,亚太地区的销售额占到整体的34%,尤其容易受到亚洲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为股价下跌哭泣的股东有一半身在美国。苹果公司的股价下跌本身就体现出“亚洲的逆风就是美国的逆风”这一情况。
  中国与亚洲无法割离。敲打中国,最终也会对反弹到美国身上。
  如何避免中美两国两败俱伤呢?当前的股价下跌迫使两国首脑缓和紧张关系。美国一半的家庭持有股票,股价下跌直接招致选民的不满。在中国,股价和房产一样是家庭的主要资产。如果中国人手里的股票持续下跌,中国政府希望培育为增长支柱的消费将受到影响。
  但是也存在陷阱。权宜之策无法获得市场的认可。围绕追加关税的范围和税率,即使两国经过详细的交易达成妥协,预计股价的复苏也十分有限。
  2008年的金融危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2008年3月,美国政府对贝尔斯登公司实施了救助,但是道琼斯30种工业平均指数的上涨只维持了不到3个月。9月救助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与房地美)后,股价仅上涨了1天,同月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股价反而出现下跌。投资者对始终只采取应急措施的美国政府感到失望。直到2009年3月,美国政府采取了向金融机构注入公共资金的根本性措施后,股价才转为上涨。
  那么现在,能够让市场认可的根本性举措是什么呢?或许就是改变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单极体制”,迎接“离不开中国的世界”这一新的世界格局。
  或许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事实,但有必要接受中国与亚洲等众多国家密不可分的现实,改变孤立中国的战略。如果不这样的话,不仅将对美国经济构成打击,还将导致依赖中国增长的国家远离美国,世界将变得更加不稳定。
  当然,必须做出更大改变的是中国。若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大国,现在是时候抛弃“发展中国家”的标签了。在外部看来,中国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人民币贬值与中国股价下跌同时出现的“做空中国”正在静静推进。只有再次加快改革开放,政策的可预见性才会增加,才能获得海外的信任。
  目前出现了令人害怕的迹象。用途广泛的铜的价格与出口主导型经济的韩国股价分别被称为“铜博士”和“Dr.KOSPI(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是世界景气的先行指标。这两个指标在7月出现暴跌。可见影响已跨越中美,全球经济同时不振的情况正在渐渐靠近。

  中美首脑的对话涵盖贸易和安全保障等众多领域,攻防应该会长期持续。最初的一步至关重要。如果方向错了,世界经济的两大领头羊失去合作关系,世界将陷入混乱。

来源时间:2018/12/1   发布时间:201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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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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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玮  来源:《美国研究》 2018年第五期

  冷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试图“按照自身意愿”改造世界。美国尝试“接触”冷战对手,“扩展”民主自由,从而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没有用僵硬的方式寻求改变,而是用市场经济加政治自由的模式引导变革。对于具有超级大国潜力的中国和俄罗斯,不论现实主义分析还是自由主义讨论,都把两国的行为视为检验其对外政策的依据。至少在 20 世纪末,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其国内各界看来是成功的。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成功的明证。
  然而,进入 21 世纪,美国先后经历了九一一事件和次贷危机等不确定性事件的严重冲击。在处理这些危机的过程中,美国加强了同其他国家的协调。随着国际经济体制开始有利于新兴经济体,以及国际安全领域不断出现新的挑战,美国逐渐感受到来自其他大国的压力。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兴起了全面质疑全球化的社会思潮。“美国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不多或者无从受益”的民粹主义观点,使“慷慨”“包容”“协作”的自由主义国际观不再具有说服力。
  国际地位和国内利益受到威胁的社会认知的相互交织,促使美国对外政策取向发生了重大调整。在“美国优先”理念的指导下,美国政府开始执行一套不同于以往的对外政策。客观地说,这是政党轮替后美国政府的偏好发生改变所产生的影响外溢到对外关系领域的产物。问题在于,本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调整幅度之大,范围之广,远远超出通常所认为的合理范围。如此规模的调整背后,必有一个反复酝酿的思维过程,也有一个思想交锋的辩论过程。还原这个“批判与反驳”的过程,有助于厘清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的深层背景。
  本文试图从长时段的角度考察美国的对外政策调整,以论证美国当前阶段的调整并非孤立于冷战后的历史背景;相反,它依然是冷战后美国寻求自身定位的一种尝试。基于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冷战后美国权力地位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将探讨长期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优势论”思想,阐述“美国优先”思想产生的深层背景,以期加深对美国对外政策走向的理解。
  一 、从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外政策说起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是非建制力量崛起的一个标志。就任之初,特朗普的外交变革措施就引起了外界的担心。但是,政府政策惯性让特朗普在执政初期,不得不“借助建制派力量”来打造政府人事。由于政府高层官员中有不少是建制派,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会回归传统路线。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人员班底中,詹姆斯·马蒂斯、约翰·凯利、H.R.麦克马斯特等人都是建制派。其外交政策和国安系统因而被认为会走向常规化。在经济事务领域,外界也通过政策班底的构成来解读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偏好,认为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不会过于极端。
  然而,事态的发展逐渐超出人们的预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人事变动频繁,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后呈现新特点。国安会自我定位迷失、总统重视不够、国家安全顾问角色模糊并受到各方掣肘。”之后,建制派官员不断去职,白宫内部的人事变动让“强硬的保守主义精英”相继进入内阁,致使美国的政策日渐“保守化和孤立化”。综合而言,“美国政治内斗加剧、特朗普易变个性以及特朗普政府内部战略派力量上升”等国内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给世界政治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风险。
  于是,人们意识到“在外部约束较弱的国际政治领域,特朗普主义蕴含着颠覆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的可能性”。人们担心,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主张会损害美国长期坚持的自由国际主义原则。就这一问题,美国著名学者约翰·伊肯伯里提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认识,认为“特朗普对自由秩序的挑战格外危险,因为他随意蔑视自由民主本身的规范和价值观。特朗普的观点是危险的,他在挑战美国的理念之本。”
  无可否认,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有独特的政策纲领。特别是在政党轮替后,新总统通常会带来较大幅度的政策调整。但是,类似特朗普这种带来岸谷之变的情况还属少见。目前来看,特朗普不仅要推翻前任政府的政策,而且要终结前几任政府一直坚持的政策。按照特朗普的逻辑,冷战结束后,美国自满情绪泛滥,这导致美国上下松懈和裹足不前。其结果是,美国在某些关键领域丧失优势,并遭遇各种类型的挑战。对此,美国必须强烈回应并升格竞争,从而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繁荣和利益。
  事实表明,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调整没有局限在操作层面——他在倡导一种政治哲学。这种规模的调整,甚至可以说是里根政府结束“对苏缓和”政策的翻版。在实践中,特朗普政府大幅增加军事预算,在外交活动中频频使用强制手段。美国政府还以不符合美国利益为由,先后退出或要求重新磋商实施已久的国际协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开始对中国全面施压,开启了以对抗为主的博弈模式。
  无疑,这些行为的背后有一套完整的理念在驱使,而“美国优先”就是这套理念的灵魂。那么,“美国优先”的理念是如何建构出来的? 它不可能凭空产生,必然有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实际上,“美国优先”理念的实质是彰显美国的私利,这种利己主张在成为选举口号之前就已长期存在。只不过,在冷战结束后的特殊语境里,这种利己主张曾受到一定的抑制。反过来讲,美国的国际主义观念也不会一瞬间走向弱化,而必然存在一个流变的过程。那些助长了“美国优先”观念的因素,必然会对国际主义观念产生破坏作用。本文将探讨“美国优先”的理念是如何从自由国际观念的束缚下破茧而出的。
  二 、冷战后“美国优势”认知的形成
  冷战结束后,在冷战对抗中战胜对手的基本事实和主观感受,曾一度让美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迎来了自己的“单极时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单极臆想”。
  对于如何推进“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政策界和学术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它们都十分关注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地位”于美国而言,就是美国的优势地位(primacy),或者更直白地说,就是美国的支配地位。
  现实主义者信奉“实力至上”的原则,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实力决定地位,尤其是军事实力具有不可代替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来自于对美国自身经验的体察。冷战期间美苏对抗的格局,让美国的对外行动处处受到制衡。苏联的消失让美国不再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美国传统鹰派认为,美国已经足够安全,世界事务中已没有什么事情值得美国使用武力。海湾战争的速胜,让美国走出了“越南综合症”的阴影,重拾丢失在越南的信心。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和高科技战争震惊了全世界。冷战结构的突然瓦解,让美国瞬间从短暂的失衡状态中获得了客观的实力优势,并促使其肆无忌惮地对地区大国实施强制外交。
  自由主义者同样强调国际体系的竞争属性,但是不迷信“唯军力论”的观点,主张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家利益。过去被称为“低政治”的经贸问题,成为后冷战时代国家间的主要议题。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占有率和规则制定权成为界定国家地位的主要依据。围绕市场和规则的核心议题,在不同区域出现了高度协调的集体行动。欧洲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就是这一合作思想的产物。在全球层面,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国集团是国际市场的主要监管者,也是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和监督实施方。美国作为秩序的创造者和既得利益者,可以通过维护现有的制度体系持续获利,甚至使之成为“霸权之翼”。
  简言之,由于军事上优势明显,经济上可以主导合作,美国在冷战后进入了“单极时刻”。美国思想界对于“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的认知并没有太多歧见,争论的只是美国领导世界的方式,并围绕如何维持美国的优势地位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此时,美国认为无人敢于对抗其强大的军力,也没有国家和地区可以组建起制衡美国的联盟。因此,尽管军事手段依然是美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但已经不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相应地,非军事手段得到更多的重视,对于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信仰逐渐形成。
  自由主义的兴盛并不意味着与之对立的意识形态处于失语状态。保守主义者对克林顿政府的批评层出不穷,尤其严厉指责克林顿错失了单极机遇。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要尽可能地利用当前的力量优势,并确保这种优势长久不衰。这种被称为“沃尔福威茨主义”的基本思想,最早出现在 1992 年度的《美国防务计划指南》中,由曾在老布什政府供职的新保守
  主义代表人物保罗·沃尔福威茨提出。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沃尔福威茨蛰伏了整整八年。他创办了一个网站,网罗各地的保守主义者,批评克林顿政府忽视权力政治的现实,过分强调商业利益,夸大市场和多边机制的和平效应。
  总的来说,美国在这一阶段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俯视世界的,并试图按照自身的意愿改变整个世界。超强的实力优势及由此衍生而来的优越感,让美国相信它已经掌握了普世真理。通过主张“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和“历史终结论”,美国宣称自己行使的霸权是“仁慈霸权”,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来维持世界秩序,进而推动各国建立市场经济,推进政治自由,最终实现永久的和平。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力量的乐观期待,让美国愿意为“自发秩序”的出现留足空间。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美国经济,也为自由主义国际议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 、优势话语及其困境
  “美国优势”认知形成后,逐渐催生了相应的命题来阐释美国优势地位的正当性,如美国权力的自我约束、对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对国际合作的积极期待、对其他文化的宽容态度等。然而,这些看法自始至终受到美国国内的质疑。在质疑者看来,这些国际主义者视为力量源泉的因素,恰恰有可能侵蚀美国的力量基础。反向的思考让质疑者相信,“仁慈霸权”或许是在自我设限,让人搭便车,纵容他国柔性制衡(,最终将导致美国精神涣散。
  1. 自我约束抑或自我设限
  从立国起,美国一直试图向外界传递出一种信息,即美国不同于旧大陆的传统大国,美国追求的是正义,而不是滥用权力。从实践来看,尽管现实状况同期望达到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美国在推动“全球秩序的改良”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的国际关系总体上比一个世纪前进步了许多。大国在权力使用方面比以往更加慎重,而美国作为体系中的最强者,也比以往的霸权国家更为克制。一方面,美国的力量如此之强,以至于在大多数场合并不需要真的动用这种力量;另一方面,“仁慈霸权”的观念也让美国愿意对权力加以约束。
  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仁慈”只发生在国家强盛之时。如果形势没有那么乐观,则“仁慈”就是“藉寇兵,贲盗粮”。因此,对国力和形势的判断,是决定要不要“仁慈”的关键。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仁慈”“道德”“软实力”“国际形象”“领导地位”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
  当它们可以促进美国的利益时,美国会大肆宣扬这些概念;反之,当它们有损于美国的利益时,美国会将其抛诸脑后。总之,尽管美国的政策文件中有大量华丽的辞藻,但是,政策实践者不允许自己的行动受制于辞令。
  2. 公共物品与搭便车
  在国际政治中,大国的权威和秩序的正当性源自其他国家的认可。“正当性根植于一项社会契约,在其中主导国向构成附属国的个体集合提供一种政治秩序,而那些个体则授予主导国约束个体行为并汲取资源的权力。”提供公共产品,必然会产生成本。分摊成本的方式因问题领域的性质而有所不同,也因主导国和附属国的关系模式而有所差异。例如,在海湾战争期间,英国和法国等美国的欧洲盟友出动了人员装备,日本和沙特阿拉伯则主要负责承担战争开支。通常,主导国愿意承担成本,以获得附属国的政治认可。但是,当主导国承担成本的比例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则不得不考虑“国内观众的成本”。
  在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许可的情况下,美国或可容忍附属国搭便车;反之,则不会容忍哪怕是亲密盟友的搭便车行为。冷战初期,由于安全合作是最大的政治,美国并没有过于计较盟友的防务支出。到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经济不再一枝独秀,面对国内压力很难不再计较。于是,美国开始敦促盟友在共同防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安全环境趋于缓和,各国纷纷减少了防务开支,而美国的军事开支并没有减少,故而其占全球防御开支的比例不降反升。对此,美国国内不少人认为美国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责任,因而强烈要求美国的盟友承担应有的责任。
  3. 国际合作与柔性制衡
  冷战结束后,寻求国际合作成为一种新的政治风潮。海湾战争是美国领导的一次集体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的成功不仅在于军事层面,更体现在政治层面。多国与美国开展的不同程度的合作,让美国的军事行动具有了合法性,这对美国主导国际事务而言意义重大。正如保守主义作家罗伯特·卡根所说,“得不到来自民主阵营的有效支持和认可的话,美国能否坚持下去就要打上一个问号。国际合法性——即由欧洲代表的自由民主世界的批准,对美国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为了国际合法性而进行多边协调,反过来又会让多边机构对美国形成某种约束。这种约束一旦被其他国家利用,会对美国的行为形成柔性制衡。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二等大国”,会通过非对抗的方式稀释美国的权力,诉诸国际多边制度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例如,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抛开联合国,采取了单边主义行动。美国的这一行为不仅受到中俄两国的批评,而且受到法国和德国等传统盟友的抨击,其国际形象因此受到极大的损害。
  4. 对外宽容与身份困惑
  美国自认为美式霸权是“仁慈霸权”,力图把秩序的公共产品扩散至全世界。在它看来,和平的实现归功于集体安全机制,而它领导的大国合作功不可没;对和平的威胁主要来自非西方、非民主国家,因此,有必要通过社会化管道来传授西方经验。这就要求美国用说服、感化、教导等方式,让对象国感受、领悟、体察美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意欲打消“边缘国家”在心理上的抵触,淡化自己作为“核心国家”的色彩,展现美国的“软实力”,进而让其他国家跟随左右。
  但是,任何社会交往都具有互动性特征,塑造者同时也会被塑造。尽管美国经常处于强势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受到弱势方的逆向影响。事实上,美国作为移民社会,其亚文化有着众多的“非美国地方传统”。
  因此,美国在对外“宽容”的同时,也在营造对内宽松的环境。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其他行为体开始认可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价值日趋多元化。所以不少美国人担心,“西方文化受到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
  综上所述,“美国优势”认知形成后,随之而来的是使有关美国支配地位的理论观点合理化。围绕“美国优势”概念形成的上述推论,其核心是减少美国对硬权力的依赖,不断扩大软权力的运用,以更低的代价维持美国的国际地位。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观点未免过于乐观,低估了国际政治现实的严酷性。故而,质疑者提出了相应的反驳,指出美国如果太过“仁慈”的话,只会加速其优势地位的衰落,只有对冷战对手进行全面改造,才能防止美国再次受到严重挑战。
  四 、对冷战对手的“战后改造”
  冷战后初期,美国的政治思潮转向更为积极主动的追求,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进“自由”的进程。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明确阐述过这种转变。他说,“在整个冷战时代,我们遏制对市场民主制的全球威胁,现在我们应该寻求扩大它们的范围。基于美国的信仰和对权力政治的谋划,必须扩展世界上市场民主制国家的自由共同体”。
  显然,美国的社会精英对于巩固市场民主制、扩展自由共同体有一种乐观的期待。这种相当普遍的乐观情绪,最终让“扩展论”和“接触论”成为主导思想。
  除了依靠自身的优势,美国还试图调动国际多边机制来“扩展自由地带”。其中,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尤为典型。在经济融合上,欧共体及后来的欧盟为这些转型国家建立起了重回欧洲大家庭的利益纽带。在军事合作上,北约东扩让它们完成了去军事化的进程——或者更准确地说去华约化的进程。在“越大越好”的北约框架下,中东欧国家的军事转型进展顺利。在如火如荼的欧洲一体化形势下,中东欧的经济转轨也在朝着美国预期的方向发展。欧洲同一性的观念似乎点燃了欧洲文化融合的希望。
  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固然很重要,但它们还不是美国全球战略部署中的首要关注。就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而言,中俄两国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如果说还有比中俄两国更大的威胁,那一定是中俄两国的联合。所以,无论从权力平衡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制衡威胁的角度来看,中俄两国或者两国的联合都是美国需要制衡的对象。更何况,中俄两国还与美国有着思想文化上的芥蒂。用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的话说,“无论我们怎么做,他们也不会热爱我们。他们不会变得像我们”。
  因此,在涉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时,改变中俄两国的行为取向才是核心议题。美国对俄罗斯有着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的敌意。“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冲突,不是始于 1945 年,也不是俄国革命胜利的 1917 年。两国不是因为一个是共产主义而另一个是资本主义而卷入冲突。从 19 世纪开始,两个大国在一世纪里互争雄长。” 之后,经过“第一次冷战”  和“五十年战争”,  美国国内对俄罗斯的抵触情绪更为普遍。
  长达 50 年的冷战对抗,让美国对苏联充满了敌意。冷战结束后,美国终于找到了“改造”俄罗斯和消除共产主义影响的机会。如果说冷战的目标是防止共产主义扩张,那么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目标则是拆除共产主义壁垒,推进自由主义国际议程。在美国的推动下,俄罗斯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新自由主义者对俄罗斯强加了一种重大的社会变迁,这带来了灾难后果”。
  如果说美国对俄罗斯的疑忌源于长期对抗形成的历史记忆,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则源于惧怕中国未来对美国主导的秩序构成冲击。正如美国战略理论家罗伯特·罗斯所言,“美国自20 世纪 30 年代起就认为,东亚海域不受该地区大陆国家的控制是维持东亚权力分配的关键,也与美国的安全利益相一致。美国对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同时控制东亚大陆和海域有持久的兴趣。”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力,正在打破地区均势,假以时日必将对美国的地位构成挑战。美国的战略思想家相信,中国会把经济发展的成果变成同美国竞争全球地位的手段。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美国国内就存在着一种商业力量的松散联合,愿意为发展中美关系进行游说。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逐步取消了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这让美国商界日益不满。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化发展也没有锁定在美国设想的轨道上。特别是 2008 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一些国际机构中,投票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也刺激了美国脆弱的神经,加剧了美国国内对“接触”政策的不满。
  五、 从“改造他者”到“回归自我”
  早在“接触”政策看似很成功的 20 世纪末,美国国内就对“接触”政策能否见效产生过争议。“接触”政策之所以得到延续,是因为美国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令自由主义者士气高涨,从而强化了他们对美国在制度性竞争中获胜的信心。虽然一直面临质疑,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接触”政策得到了全面实施。支撑“接触促改变”逻辑的基本假设是,美国的优势是可以持续的,而对象国的内部则或早或晚一定生变。
  然而,自由主义的国际议程受到战略思想家的批评。两极格局解体后,约翰·米尔斯海默等现实主义者对可能出现的多极体系极为担心,认为这将让“欧洲重回无序竞争的状态”,在亚洲则“对抗已成必然”。波黑战争和台海危机的发生,至少部分地验证了他们在冷战初期对国际形势的预判。尽管欧洲没有回到无序竞争的状态,亚洲也还没有出现“大国政治的悲剧”,但是,军事冲突的风险却是现实的存在。特别是经历过 20 世纪 90 年代的朝核危机、南海危机和台海危机之后,即使相对温和的战略理论家也认为,大国对抗的现实可能性依然存在。
  在 2000 年美国大选中,小布什以微弱的选举人票优势击败对手,在充满争议的政治妥协中当选为美国总统。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团队几乎照搬老布什政府的班底,沃尔福威茨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深受德裔知识分子特别是列奥·斯特劳斯的影响。作为流亡犹太人的后代,沃尔福威茨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标签,以“基辛格的对立面”自居。他的思想糅合了单边主义者亨利·卡伯特·洛奇和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的不同方面,自认为是“讲原则的现实主义者”,也是“实用的理想主义者”。
  小布什入主白宫后,沃尔福威茨成为白宫第一谋士。他的官方职务是国防部副部长,但他的影响不止于此。长期以来,他一直主张在伊拉克实现政权更替,从而纠正老布什政府在海湾战争中犯下的错误。九一一事件的爆发强化了沃尔福威茨等保守主义者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只有挫败对自由的威胁,自由才能得以生存。因此,“先发制人”就成了一个信条。随后,美国将反恐战争扩大化,以莫须有的罪名发起了对伊拉克的入侵。
  保守主义者重视强制外交,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可以充分地反映和有效地反哺“美国优势”。主动发起合作当然也可以反映美国的优势,但需要承受提供公共产品的巨额成本。直观地来看,强制手段简单有力,而协调手段费而不惠。如果美国可以自主采取行动,尤其是实施强制行动,则美国的优势地位依然存在。反之,一旦美国被迫在个别领域承认现状的改变,则“美国优势”将面临局部的威胁。如果美国不得不在多个领域接受现实,则意味着美国的优势地位会受到整体性威胁。
  局部威胁可以通过重申博弈规则的方式加以消除。在这里,所谓博弈是指主导者和挑战者之间就地位展开的博弈。所谓博弈规则,是指现行国际体系中规范竞争的行为依据。由于现行国际体系是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它总体上反映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在冷战结束后初期,只要美国把一个国家定义为秩序挑战者,就会对这个国家形成安全压力。海湾战争中,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惩罚性威慑”。台海危机中,美国对中国进行了“拒止性威慑”。在经贸领域,无论欧洲一体化进程,还是亚太经济合作,都没能排除美国的利益。
  整体威胁则需要通过重塑博弈结构的方式加以应对。进入 21 世纪,构成“美国优势”的要素开始发生变化。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将美国与欧洲盟友的矛盾公开化。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加剧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焦虑。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的迅猛发展,刺痛了美国敏感的神经。公共讨论的话题从美国优势能否延续,逐渐过渡到新一轮“美国是否在衰落”的争论。
  近来,美国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后并无实际作为,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也没有强力回应,
  对中俄在安理会联手否决涉及叙利亚的决议束手无策。在经贸领域,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被认为是替代性的而非补充性的秩序和机制。至此,美国认为自身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美国不维持高效的机动力量,难保俄罗斯兼并克什米尔的事件不会重演,难保美国的领导威望不会再一次受到挑战。上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已经让美国有了卷入一场“非意愿战争”的担心。如果未来面临同样的环境,美国当如何加以应对? 经济上,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也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处在国际形势大调整的洪流中,美国将做出怎样的应对?
  六 、保守主义者对美国地位的重新定位
  历史上,美国的主导地位也曾受到严重挑战。按照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罗伯特·基欧汉的说法,“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各国经济恢复、日益加强的欧洲联合力量以及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挑战。”基欧汉关心的是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如何组织国际合作。基欧汉相信,国际机制可以取代霸权,提供国际秩序,促进国际合作。他以20 世纪 70 年代持续存在的国际合作,来说明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的混乱。简单地说,基欧汉积极寻求的是“国际协调”的解决方案。
  这种方案一度很有说服力,特别是伊拉克战争让美国各界认识到,维持霸权领导方式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因而最终是不可持续的。战争给美国造成巨大的财务负担,这也让“不干傻事”“巧实力”等提法深得人心,于是也就有了奥巴马政府加强国际合作的政治实践。在气候治理领域,中美两国实现了高水平的合作。在国际经济体系的转型方面,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也做出了一些让步,从而实现了国际金融机构中投票权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这一时期甚至还出现过“中美共治”的概念。与之相对应,中国也发展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良性互动、协同演化的健康轨道。
  然而,“自由主义的敌人”在不遗余力地贬低国际合作。尽管他们承认合作能够带来“绝对所得”,但认为各国更重视“相对所得”,这就使得合作难以形成。确实,在批评者看来,奥巴马政府太过寻求合作,从而形成了对外妥协的姿态。国际对手会利用美国的“慷慨”心理,提出让美国难堪的条件,进而损害美国的形象,危及美国的领导地位。这样一来,美国看似取得了绝对收益,却会在合作中得益较少。由于无法从“不公平贸易安排”和“不合理气候协议”中获得相对收益,“美国优势”被一点点蚕食,最终,“美国的优势将告终结,美国必须适应新常态”。
  因此,自由主义者的合作方案显然是批评者无法接受的,后者也确实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在 2016 年的美国大选中,共和党找到特朗普来推进其保守主义计划。经历过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新保守主义”,外界不应该对美国现政府的保守主义倾向感到陌生。特朗普上台后退出《巴黎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小布什政府上任不久退出《京都议定书》和《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并无二致。可以说,美国有着深厚的保守主义土壤,这才是特朗普入主白宫的根本原因。
  考察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调整可以发现,美国正在重塑博弈的结构。美国政府纷繁复杂的政策调整背后,隐藏着基于“相对所得”考虑的边缘政策逻辑。其基本假设是,外部世界对美国的需要高于美国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由此,美国留给外部世界两个选项,而且没有多少折中的余地。第一个选项是负和博弈:失去美国的合作,从而遭受比美国大得多的损失。第二个选项是单向的零和博弈:维持美国的合作,并为此付出代价。留给外部世界的是一个两难的困境,要么接受损失,要么提供旁支付(side payment)。这就是“美国优先”论的现实主义本质。
  其实,所谓“美国优先”,就是要求在拥堵的全球化道路上,开辟出一条输送美国利益的专线。这是对“胆小鬼博弈”的一种全新扩展。以往,“胆小鬼博弈”有一条规则,即车手驾车对向行驶,首先躲避者被称为胆小鬼。“美国优先”的主张者则是驾驶重型卡车,朝着小客车对向奔去。此时,博弈问题不再是意志的较量,而是强者对弱者的“敲竹杠”。在这种情况下,从旁避让大概是小客车司机的理性选择。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美国当前的选择是其处理同世界关系的均衡策略。无论外部世界如何选择,美国的策略都是最佳应对。如果外部世界选择不妥协,会同美国开启负和博弈,由于美国的损失更小,最终反而会维持甚至扩大美国的优势。如果外部世界选择妥协,会同美国进入单向度的零和博弈,外部世界之所失即美国之所得,这样也会维持或扩大美国的优势。因此,无论如何,美国总会是获得相对收益的一方。
  美国在多个领域对众多国家提出了类似要求,甚至对伙伴国家也是如此。在安全领域,美国要求盟友承担更大的开支份额;在经贸领域,美国要求重新谈判已达成甚至已实施多年的协议。针对现实和潜在的对手,美国更是保持强硬态度。在安全领域,美国奉行极限施压政策(如在朝鲜问题上);强化使用武力的氛围(如空袭叙利亚)。在经贸领域,美国肆意挑起了同各国的对抗,力图打破“不公平”的经济结构,再造符合美国利益的经济秩序。
  在国际关系日益民主化的今天,美国的做法其实是在复兴“丛林法则”。这种国际关系领域的“返祖现象”,让 21 世纪的国际政治逐渐滑向“黑猩猩的政治”:“首领在族群中来回奔走,敲击地面,带领一队猩猩大吼大叫,或者粗暴地拍打一两个下属,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霸主地位。” 但是,通过这样的宣示行动,美国真的可以维持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优势地位吗? 短期内美国或许可以迫使其他国家让步,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行为模式只会让其他国家反对美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综上所述,针对霸权之后的治理模式,自由主义者提出了“国际协调”的解决方案,保守主义则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案,那就是拒绝进入“霸权之后”的轨道。基于相对收益考虑,保守主义者试图重塑博弈结构,把外部世界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当作美国权力的来源,以此推进美国利益的优先实现。当主导国家需要运用权力来实现其狭隘的利益时,秩序的正当性基础会受到冲击,维持秩序的成本会因此而上升,而所谓“霸权治下的和平”也将遭受自我伤害乃至自我毁灭。
  七、结 语
  美苏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形成了两极对抗的均衡结构。冷战结束打破了原来的平衡,使美国获得了暂时的优势。这种优势本来是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的非常状况,然而,在美国内部却催生出了将其常态化的政策和思想。这就使得维持优势地位成为冷战后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此目标的指引下,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决策参与者乃至社会公众,都深受“优势论”“地位论”的影响。对于维持优势地位的目标,美国各界并没有多少异议。但是,关于维持美国独特地位的方法则众说纷纭。换言之,保持“美国优势”的目标是确定的,变化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考察冷战结束后 30 年中美国对外政策的变迁可以发现,美国主要通过强制外交和主动合作来维持其优势。当然,美国的优势地位不是绝对的,也会面临各种挑战。当美国不得不进行国际合作时,它会将这视为自身优势开始松动的信号,继而寻求维持其优势的手段。安全领域和经贸领域,是美国维持其优势地位的重点领域。如果挑战出现在单一领域,美国会通过重申博弈规则的方式予以因应;如果挑战同时出现在多个领域,美国则会通过重塑博弈结构的方式加以应对。至于具体防范对象,则以中国、俄罗斯尤为明确。
  总之,美国不会轻易接受“霸权之后”的安排,因而会用各种手段延缓这一天的到来。冷战结束后,几任美国政府无一不是为了维持优势地位而纵横捭阖。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美国优先”其实是“优势论”的一个变体。美国政府的最新调整,既是对前任政府过于“宽容”的回调,也是对前几任政府过于“慷慨”的修正。在调整过程中,美国依旧手持大棒,只是温言已不再。从短期来看,美国或能迫使对手让步,但从长远来看,美国的行为会带来自我否定的后果。

来源时间:2018/12/1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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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中美并不给对方构成实质性威胁

作者:薛雍乐 吴挺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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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奈以提出“软实力”学说而在学界闻名,但他坦言,并没料到他的理论会在中国如此受欢迎。虽然认识到中美两国在发展软实力方面各有挑战,他认为双方能够通过发展软实力实现共赢。
  约瑟夫·奈曾在美国政府工作多年,早在上世纪90 年代就曾参与研究评估中国崛起的影响。作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倡导者,他希望中美两国能加强合作,共同实现国力增长。
  学术交流促进中美互相了解
  澎湃新闻:作为政治学家,您对中国的兴趣是如何开始的?
  奈:每个人都应该对中国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个如此之大,又如此有趣的国家。我第一次到中国来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1980年,复旦大学的倪世雄教授来到哈佛。他让我帮他跟上学术前沿,学习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新著作。所以我和他相处了很长时间,告诉他出版了哪些书,建议他去读哪些。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成了朋友。他说等他回中国后,一定会邀请我去复旦讲学。所以我在1981年左右来到了复旦,接着又去北京见了各种人,还参观了一些景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上海、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飞速发展尚未开始。
  澎湃新闻:作为研究战略的学者,您对孙子和中国传统战略思想怎么看?中国古代主要思想家中您最喜欢谁?
  奈:我认为孙子是人类历史上一名伟大的战略家,他在美国大学里也非常著名,很多美国学生都学过他的思想。同样的,孔子和老子作为伟大的哲学思想家,在美国大学也被广泛地学习和研究。其实,很多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美国被广为推崇。
  他们三人都很有趣,但我相对更喜欢孔子。我大概是十多年前开始研究孔子。我认为孔子生活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却在尝试推广人们对营造良善社会的责任感,感化人心,这令我很钦佩。我也曾到访过孔子的出生地山东曲阜,参观那里的各种景点,非常有意思。
  澎湃新闻:作为亲身参与者,您认为学术交流能给中美关系带来什么益处?
  奈:我认为,中美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对双方都有利。来美国的中国学生越多,他们对美国文化和政治的丰富内涵就能了解得越多。而去中国大学的美国学生越多,他们也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所以我对学术交流的价值坚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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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和基辛
格一起出席活动。

  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很重要
  澎湃新闻:20世纪70 年代末和90年代您都在美国政府工作。这两段不同时期,您是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
  奈:我先是于1977年到1979年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但当时我不是专门对口中国政策,我主要是负责核不扩散政策。90年代,我的工作和中国的关系则密切多了。克林顿政府时期,我在五角大楼为国防部长比尔·佩里工作,他给我的任务是统管《东亚战略评估》(EastAsiaStrategyReview)。当时我们研究的一大问题是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最后我们设计的战略也在《东亚战略评估》上发表了。我们基本的判断是,应该和中国接触,邀请它加入国际体系。我们也确实这么做了,邀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例子。
  90 年代中美关系也经历了一些困难时期,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当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时,中国政府可以说几乎切断了中美两军关系。但我也有一些友好访问的经历。我记得曾和佩里部长一起访问中国,参加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会议。当时的中国国防部长是迟浩田,他曾在朝鲜战争中作战,而佩里也曾参加那场战争。尽管他们当年处在不同阵营,但见面时却相处得非常融洽。我们在晚宴上喝着茅台,都表达了对两国改善未来关系的期待。
  澎湃新闻:您认为当时中国和美国如何成功地克服了双方的分歧?
  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保持了畅通的沟通渠道。我们频繁去中国访问,也很高兴有中国官员回访。我们试着澄清,美国并不打算遏制或者孤立中国,而是试着和中国接触。我认为中方也明白了我们的意思。有时中国官员会说:“美国的目的是遏制中国。”我就会说:不是这样,如果看看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就知道,遏制意味着两国间没有贸易和社会关系,而我们和中国之间则有很多贸易及学生、游客往来。所以我们努力制定的政策不是遏制而是接触。
  澎湃新闻:过去几年美国政策界进行了关于对华“接触”政策的大讨论,美国政策圈对中国的态度是否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
  奈:政策圈的态度确实发生了改变。如今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所以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没有变成我们期望的那样,没有兑现承诺,这就导致了一种“幻灭”情绪。所以中美关系出现了恶化。
  澎湃新闻:您认为美国过去对中国的“接触”战略错了吗?美国是否还应该继续和中国接触,是否需要改变接触的方式?
  奈:我认为美国还应该继续与中国接触。特朗普威胁征收关税、通过贸易战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是个错误。贸易逆差本身并不是问题。但另一方面,我认为特朗普在坚持“对等”方面确实得到了支持。
  我认为奥巴马政府计划得很好,建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平台。创造条件让两国高官定期会谈,把问题拿到台面上来讨论是正确的。特朗普政府还处于早期阶段,目前中美似乎还没有实现像奥巴马政府时期那样程度的合作。特朗普政府花了很多时间考虑为贸易逆差惩罚中国,所以在美方考虑强征关税的时候,很难进行战略与经济对话。
  “强弱之争”应让位于“共进共荣”
  澎湃新闻:您的“软实力”研究在中国非常流行,这有没有让您感到惊讶?
  奈:我确实对自己的著作在中国如此流行感到惊讶。但另一方面,发展“软实力”对中国来说是个很好的战略。如果在加强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加强“软实力”,这有助于减少他国产生敌意或结成反对联盟。中国提出要投入更多来发展“软实力”,我觉得这是个非常聪明的战略。
  澎湃新闻:您如何评价软实力在过去40 年中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奈:软实力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它是权力的一部分,即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迫或者购买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中国和美国都有软实力。我曾经和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一起撰写了一篇文章,提出软实力可以是双赢的解决方案。美国的官员和人民越受到中国的吸引、中国的官员和人民越受到美国的吸引,双方就越有可能避免冲突,越有可能建立互信的基础、在具有共同利益的事务上进行合作。在过去40年中,有一些领域确实取得了双赢效果。两个比较好的例子是应对气候变化和打击商业网络间谍行为。
  澎湃新闻:权力通常会让人想到竞争,即不同国家的实力发生碰撞,尤其在如今美国越发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背景下,您认为两国间的软实力本身就倾向于导致冲突,还是有可能相辅相成?
  奈:展望未来,我们需要意识到,对“权力”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凌驾于对方之上的权力(power over others):我想让你做某件事,你不愿意做,我就用权力来逼迫你做出改变。另一种思路是和对方共同的权力(power with others):你我都想达成某件事,但我们都无法独自完成,如果我们互相合作就可以成功。
  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中美确实存在孰强孰弱之争,但在很多领域中,与对方的合作可以使我们一起增强自己的实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气候变化问题。中国不能独自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美国也不能独自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但一起努力,共进共荣,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
  澎湃新闻:除了双边经贸和民间往来,还有哪些领域可以增强中美关系的稳定性?
  奈:我认为在一些跨国事务上合作可以增强中美关系的稳定性。这些问题我们都无法独自解决,但可以帮助对方一起解决,这些问题超越了政府的控制和国界的范围。比如,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加强跨国金融稳定性、控制跨国传染疾病等,这些领域的合作都可以拉近中国和美国的距离,因为我们互相需要。显然,我们在其他一些领域还存在分歧,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从合作中可以得到的东西比冲突更多。
  澎湃新闻:近年来,您在网络安全问题方面发表了大量论述。您认为网络安全是否会成为中美之间的又一个冲突点?
  奈:这可能会带来冲突,但也可能成为一大合作领域。中美两国在网络问题的一些方面有着不同见解,但我们也有意见相同之处。减少网络犯罪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滥用或攻击信用卡网络的犯罪集团对中国和美国都不利,在这方面两国就可以合作。另一个方面是网络间谍行为。中国和美国之间一直存在网络间谍行为,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国家和国家之间从孙子那个时代开始就有间谍行为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2015年达成协议,保证不会利用网络间谍行为来窃取对方企业的知识产权、损害贸易体系的公平性,两国在这方面减少了竞争,因为这符合双方的利益。
  澎湃新闻:您曾写道,特朗普总统正在改变亚洲对美国的看法。美国在亚洲的软实力是否正在下降,这又会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奈:根据民意调查,以及波特兰战略传播咨询公司每年发布的全球“软实力30强”指数,美国的软实力确实在下降。在奥巴马任期的最后一年,美国位居软实力指数榜首。但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二年,美国的排名下滑到了第三。民意调查的结果也差不多。
  但另一方面,我们要问的是,这种变化有多少持久性?因为软实力的很大一部分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公民社会创造的。所以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不仅取决于特朗普的行为或“美国之音”的播报内容,同时还来自好莱坞、美国的大学、基金会等等。即使在美国政府不受欢迎时,这些仍能增加软实力。所以我觉得,尽管美国软实力因为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而有所下降,但从美国公民社会应运而生的许多软实力元素还很强劲。
  中美没有互相构成实质性威胁
  澎湃新闻:您曾撰文提到,中美并非注定要走向战争。现在您是否依然认为中美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奈: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并不是注定要走向战争,两国对对方都没有实质性威胁。不像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或者斯大林的苏联,那才是对美国构成了真实的威胁。我并不认为中国在试图威胁美国的存在或美式生活方式。同样,我也不认为美国在试图威胁中国的存在或者中国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认为我们确实可以避免战争。
  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确实有误入战争的例子。我想谁也不会在1914年夏天想到会发生世界大战。人们可能以为巴尔干地区会因为塞尔维亚问题发生短暂的战争,但没想到历时四年的大战几乎摧毁了整个欧洲。所以中国和美国在相处时应该非常谨慎,切忌重蹈覆辙。
  澎湃新闻:中美如何可以避免您所说的这种错误?
  奈:频繁沟通和定期召开峰会很重要。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见过许多次,特朗普总统和他见面的次数还不多,但我希望会增加。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的会面曾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传承这样的传统非常重要。
  我也希望看到政府各层级都增强交往,包括两军交往。邀请对方的军官来参加演习和访问等等,都可以帮助双方更好地互相了解。
  澎湃新闻:中美没有互相构成实质性威胁,这种看法在美国普遍吗?
  奈:看看民意调查就会发现,大多数美国人都不认为中国是个实质性威胁。对于决策者,在所谓的传统外交精英中,我认为这种观点属于主流。但总会有“鹰派”人物把中国视为威胁,现在白宫里也有一些这样的人。
  这也是高层交往重要的一个原因。当下级官员把对方国家视为威胁的时候,高层交往可以作为另一个沟通信息的渠道。
  澎湃新闻:您曾发文探讨过“金德尔伯格陷阱”:后发大国无力提供现有大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世界因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伏。具体就中美关系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奈:我想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随着中国变得更强大,中国必须为世界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这意味着中美必须加强合作,比如共同改善国际贸易体系,使之更公平;共同出谋划策,推动世界金融稳定等。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不够。
  澎湃新闻:您认为,40 年来的中美关系给我们最大的启迪是什么?
  奈:过去40年中,我认为中美明白了我们有可以合作的领域,也明白双方并不给对方构成实质性威胁。我们肯定会有争端,但国家之间有争端很正常。问题在于如何不让争端恶化升级,这就需要持久的执政智慧和良好的沟通,以确保事情不会失控。过去40年中我们做到了,如果我们往正确的方向努力的话,我想我们在未来40年中也能做到。
  澎湃新闻:您对当前中美关系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奈:我担心两国与日俱增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导致威胁感被夸大。在美国有人说:“中国对我们是很大的威胁,我们应该采取对华强硬措施。”在中国也有人说:“美国对我们是很大的威胁,我们需要对美强硬。”如果双方都有鹰派人士,不断夸大威胁——我把这称为“鹰派隔着国界互相攻击”——后果会很严重。鹰派都会觉得,夸大对方的威胁有利于自己在国内赢得辩论,这样的“鹰派国际联盟”,对双方各自的温和派、鸽派都非常不利,这才是真正的威胁,因为这样我们就容易忘记其实合作比冲突更能带来好处。
  澎湃新闻:您对中美关系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奈:我希望在中美之间看到一种“正常”的关系。以美法关系为例,我们并不是每件事都和法国一致,在一些领域也有分歧,但我们能保持“正常”的双边关系。我希望中美之间也能有这样的关系。我认为如果中国和美国真的要处理那些跨国问题的话,就要学会互相合作,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减少对中国意图的怀疑,中国也需要减少对美国意图的怀疑。只有华盛顿和北京双方都转变态度,我们才能避免金德尔伯格陷阱,减少占便宜的倾向,加强“和对方共同的权力”而不是“凌驾于对方的权力”。
  我希望中国和美国都能战胜非理性的情绪,保持稳健的双边关系,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有机会到对方国家旅行、了解对方的社会和文化,对大家都好。中美关系和睦对我个人而言也很重要,因为我有一个孙女就出生在中国,所以从家庭的角度来说,我也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友好发展下去。

来源时间:2018/12/1   发布时间:201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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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G20峰会前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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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ob Davis  来源:道琼斯风险合规

  11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接受了《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戴博(Bob Davis)的电话采访。他谈论了中美贸易关系,包括当前美国对2,5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以及他威胁的可能还要对余下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问题。以下是采访实录,仅做了轻微编辑。本文省略了少量不供发表的采访内容,此外有些内容会在《华尔街日报》今后的其他文章中发表。
  特朗普:嗨,戴博。你好吗?
  戴博:很好,很好。谢谢。非常感谢你的回电。十分感激。
  特朗普:当然。没什么。要谈什么呢?
  戴博:是这样,你知道,我们正做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过去一年我基本都在忙这个。首先,我要声明我在录音,以免记错谈话内容之类的。你不介意吧?
  特朗普:哦,当然。请讲吧。
  戴博:好的。我首先要问的是,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可以说是你的竞选承诺之一。两年来你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特朗普:是的,不止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因为我们——
  戴博:嗯,嗯,是的。
  特朗普:一直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占我们的便宜,不只是中国。欧盟对美国就是场灾难。你知道,墨西哥和加拿大对美国非常非常刻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史上最糟的贸易协议之一。
  戴博:没错。但这次的报道,我们主要聚焦于中国。
  特朗普:好,我只是说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一样。不过没关系,我明白。你接着说,戴博。
  戴博:好的。所以你和中国谈了两年了,在这两年里,你有哪些收获?在这场贸易大战中,在你同中国领导人及其他中国政府官员就这些问题的谈判中,你主要有哪些收获?
  特朗普:我们和中国一直走在一条糟糕至极的单行道上,每年至少有3,7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美国基本上是用在贸易上损失的钱帮助重建了中国。大约一年前,我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很尊敬习主席。你可能听说了,我们关系很不错。一周前我们还通过电话。我们马上要会面了。到时看看会发生什么吧。
  戴博:你觉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如何?
  特朗普: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一切的源头,它是一场灾难。一场灾难。我之前说北美自贸协定是史上最糟的贸易协议,而现在我要说WTO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直是这样,你看看中国,中国的崛起正是从加入WTO那一天开始的。这是个一边倒的协议。他们被当作,你知道,一个成长中的国家,一个,怎么说的?你们怎么说的?
  戴博:发展中国家。发展中。
  特朗普:发展中。发展中国家。而且永远不摘掉这个帽子。现在还是发展中。这太离谱了。世贸组织对美国一点也不公平,他们必须改变运作方式。他们必须做出改变。
  戴博:但是——
  特朗普:中国就是在那一刻崛起的。就是在那一刻。你可以看到他们多年来发展毫无波澜,但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他们像火箭船一样飞升——
  戴博:这次的20国集团(G20)峰会上,中国的首要目标就是让你推迟或暂停即将在1月1日施行的(对中国一些进口产品的税率从10%提高到)25%的关税。你愿意这么做吗?
  特朗普:我认为不太可能。
  戴博:为什么呢?
  特朗普:如果美国人允许中国占我们的便宜,那中国人何乐不为呢?不管是奥巴马还是之前的总统,他们都坐着不管的。你知道,我们之间甚至没有协议——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和中国连协议都没有。他们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戴博:是的,这不就是问题所在吗,对吧?问题就是你到底能不能与中国达成协议。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特朗普: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他们一直在为所欲为,人们一直听之任之。而没有——
  戴博:哦,不,我——嗯,嗯。
  特朗普:而没有出手阻止。
  戴博:是,我明白。但还是要问,现在你是总统,你有能力出手了,现在该你上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你——
  特朗普:所以我要说的是,我对目前的状况非常满意。我们只动用了我们手中筹码的一小部分,只要我想,还有另外2,67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可以用起来,然后我还能提高利率。现在我们有大量的钱在涌入,涌入——
  戴博:你说利率,是说关税吧,而非银行利率?
  特朗普:不好意思,关税,25%的关税——
  戴博:好的。明白。
  特朗普:其他筹码还没出呢。
  戴博:是。
  特朗普:现在大笔大笔的钱在涌入美国国库,1月1日以后还会有更多。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达不成协议,我会根据实际情况对那2,67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10-25%的关税。
  戴博:包括iPhone、笔记本电脑等消费者非常敏感的东西吗?
  特朗普:也许吧。也许。取决于关税的高低。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把它定到10%,人们可以轻松承受。如果你看了最近的民调,大部分冲击都是由中国承受的。你看到了。
  戴博:对,对。我的意思是,你知道——
  特朗普:关税的部分。
  戴博:这取决于,比如谁——
  特朗普:你看,我恰好很懂关税。
  戴博:是。
  特朗普:我恰好很懂关税,因为我是个聪明人,对吧?我们被他们占了大便宜,他们到美国来窃取我们的财富。而我出了措施后,钢铁行业已经在一年内重建了起来。我们重新拥有了一个富有活力的钢铁行业,不久它会变得非常有活力。你知道,他们正在全国兴建工厂,因为我对倾销的钢铁征收了25%的关税。
  戴博:对。但面对现在的关税,以及即将于1月1日加征的关税,你觉得美国企业应该如何应对,你有什么建议吗?你谈到了将对余下的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
  特朗普:嗯,我的建议是他们把工厂建在美国,在这里生产商品。此外还有很多其他选择。但你看,尽管我们提高了关税,通货膨胀并没有加剧,所有这些小的——你听到的所有事情,戴博——其实都是错误的。我们收获了数十亿美元。我们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比如在钢铁行业,我们几乎丢掉了这个行业,而现在,你知道,我们正在创造成千上万个岗位。我们将拥有自己的钢铁业,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行业。你不会希望,你知道的,你不会希望(比如说)从中国购买钢铁。但是——
  戴博:既然你为美国企业给出了建议,那么请问,对于希望与你达成协议的中国人,你有什么建议吗?
  特朗普:敲定一项公平协议。唯一真正能让我接受的协议,很显然,我们必须在窃取知识产权方面有所作为,对吧。除此之外,中国必须开放自己的国家,接受美国的竞争。至于其他国家,他们自己看着办。我在意的是美国。他们必须向美国开放。否则,我不认为我们会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我们将几十亿几十亿地征收关税。
  戴博:好。
  特朗普:至于之后会发生什么,戴博,现在我们从中国购买的许多东西今后都会在美国生产。
  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Sarah Sanders):嗨,戴博。我是莎拉。访问必须到此结束了。
  特朗普:继续,戴博。
  戴博:好。那我就再问一个问题。
  特朗普:她总是在中途打断我。
  戴博:(笑。)我能看出来你喜欢谈论这些事。
  特朗普:没错。我永远不嫌烦。
  戴博:关于通用汽车关闭工厂、解雇员工一事,你愿意发表评论吗?
  特朗普:当然。我认为通用应该停止在中国制造汽车,改在本地制造。我认为通用汽车在犯一个大错。我认为他们忘了自己从哪儿来了。
  戴博:嗯。你计划做些什么吗?有什么能做的吗?
  特朗普:嗯,这只是俄亥俄州的一家工厂。但我爱俄亥俄州。而且我告诉他们说他们找错了人了。他们的民主党参议员,布朗(Brown)参议员没有很好地代表俄亥俄州,因为他没有传达出当地的看法。但我们会联合起来,告诉通用汽车我们的看法。他们最好快点在当地开一家新工厂。你知道,他们说他们不是关闭工厂,而是重新安置。我说,那是因为他们的科鲁兹汽车不好卖,对吧?他们出了一款叫雪佛兰科鲁兹(Chevy Cruze)的车,卖得不好。所以我说了:既然如此,就在当地生产一款卖得好的车,快点让工厂重新开张。
  戴博:你刚才说“你说”,你跟他们谈过这件事了吗?跟谁谈的?
  特朗普:昨晚我跟通用汽车的头儿玛丽·巴拉(Mary Barra)通了话。我说:我听说你们要关闭工厂。我希望不会关太久,玛丽,否则你们就有麻烦了。
  戴博:嗯。好。她怎么回应的呢?
  特朗普:她大概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尝试,你知道的,在重新配置资源。你懂的,对吧?
  戴博:能,能。
  特朗普:所以她告诉我,那款车卖不动。我就说,你们该造一款更好卖的车。
  戴博:嗯嗯。而且——
  特朗普:这与关税无关,你知道。这与——
  戴博:是是。我知道。只是——我们没机会——
  特朗普:你知道,很多时候有些人喜欢把问题怪罪于关税。他们自己做得一塌糊涂。然后说这都是关税的错,你知道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他们才一塌糊涂。他们会说:让我们怪罪关税吧。干嘛不呢?(笑)
  戴博:是,是。
  特朗普:不管怎样。这与关税无关。
  戴博: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
  特朗普:请讲吧。
  戴博:我想问的是,你说过你认为杰伊·鲍威尔(Jay Powell,美联储主席)倾向于低利率。你怎么会得出这样的印象?我的意思是,你应该能想到——
  特朗普:好吧,让我们来看看杰伊·鲍威尔到底怎么回事。目前为止,我可以告诉你——我之前说过,我会再说一遍:我认为现在美联储的问题比中国的问题严重得多。我认为他们现在做的事是错的。我不喜欢他们现在的做法。我不喜欢这500亿美元。我不喜欢他们在利率上的做法。他们完全没有弹性。我在进行贸易谈判,在达成很好的贸易协议,而美联储毫无帮助。而中国,你知道的,他们完全能随机应变。
  甚至欧盟,我们正在对付欧盟,要寻求一个公平的协议,他们几乎与中国一样坏,只是规模小一些罢了。我想说,欧盟与中国的唯一区别就是规模。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糟透了。他们不要我们的农产品,不要我们的汽车。他们什么都不要。而我们给了他们那么多。那么多年来,他们每年从美国赚走1,510亿美元。欧盟的成立就是为了在贸易上侵害美国。
  戴博:你准备在G20峰会上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吗?你觉得在那里会——
  特朗普:也许吧。他清楚我的立场。他会来,你知道,他是来见我的。在我说要对他的汽车征税之前,他满不在乎。而话放出去的第二天,他早上7点左右就等着了。
  戴博:嗯。你认为你会推进这项征税吗?
  特朗普:如果他们不能和我们达成公平的协议,我会在大约12分钟内开始征税。
  戴博:嗯。
  特朗普:这取决于能否达成公平的协议。目前为止我们还在商谈。目前为止,他们说希望达成协议,但空口无凭。而且我绝不会同意英国的那种协议,相信我。
  戴博:你想让他们做什么?
  特朗普:嗯?
  戴博:你希望他们怎么做?怎么才算公平的协议?
  特朗普:公平的协议,他们必须消除壁垒,他们必须开始停止向美国人征收巨额税款,还有他们的标准。比如,他们制定一套标准,然后我们生产一种产品,他们又制定一套与产品不同的标准,更低或更高,总是就是不一样。这样一来,我们的产品就不能进入欧盟。他们一直在这么做,比如在医疗设备方面,对吧?他们必须消除壁垒,必须取消征税。另外,坦率地说,他们必须更好地对待我们的公司,他们起诉了我们那么多公司,卷走了数十亿又数十亿美元。他们从我们的公司手中搜刮了那些钱。我们的公司应该由我们来起诉。
  好了吗,戴博?
  戴博:好了。非常感谢。顺便想说一件私事。我想——
  特朗普:戴博,总的来说,我们要与中国达成一项很好的协议。所有方面,包括中国在内,都会非常开心。但我们要达成的协议必须像过去一样代表美国的利益。
  戴博:嗯。
  特朗普:像很久很久以前那样。可能比你能想起的还要久远。
  戴博:我能说那件私事吗。我来自皇后区。
  特朗普:很好。
  戴博:我想我的继母认识你的家人。他们姓拉佐夫(Lazoff),过去和你住得不远。
  特朗普:哦,是的。当然。米德兰大道。
  戴博:所以,好吧,我只是想以这个话题结束。
  特朗普:完全没问题。非常好。她还健在吗?
  戴博:在的,在的。现在大约85岁了。
  特朗普:嗯,我很熟悉这个姓氏。非常友好。很好。现在我知道我会看到一篇好报道了。否则我就要去跟她投诉。
  戴博:(笑。)
  特朗普:不,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好好工作,戴博。这才是我在这里的目的,对吧?
  戴博:好的。非常感谢你花时间接受采访。十分感激。
  特朗普:谢谢,戴博。代我问好。

来源时间:2018/12/1   发布时间:2018/11/30

旧文章ID:17495

基因狂人贺建奎的美国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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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村总  来源:有槽

  北京时间2018年11月28日中午12点50分,穿着白色黑条纹衬衣的贺建奎抵达了位于香港大学的李兆基会议中心。这里是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的会场。他从左侧走上主席台,站在背景板前开始整理讲稿。工作人员为他调整了话筒,他点头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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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会场寂静无声,密密麻麻的相机和摄影机对准了贺建奎。在台下,坐着基因学界几乎所有的顶尖人物,有诺贝尔奖得主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教授,有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两个发明人华人科学家张锋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他们本来应该是这次峰会的主角。但所有的记者都没有在意这些大咖,他们只是盯着那位面容清秀的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
  与此同时,全球媒体也在关注他的登场。CNN、美联社用实时滚动的方式来报道他的出场,这种待遇连特朗普都很少获得。推特上关于Jiankui HE的消息每分钟都增加上百个,Facebook的基因讨论组几乎炸锅,全世界都屏息等待他、所谓“世界上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团队负责人的发言。
  11月26日,贺建奎接受美联社采访,宣布第一对基因编辑双胞胎诞生了,她们的名字叫露露和娜娜,她们天然免疫艾滋病,已经和妈妈葛女士、爸爸马先生一起平安出院回家了。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个消息是如此震撼,科学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被炸得站立不稳。没人知道这对宝宝会将人类带到何方?是第一对超人诞生还是奏响自我毁灭的序曲?大家只知道,世界就此不同了。
  在公布这个消息之前,贺建奎只是一位学术商业名利双收的科学家。现在,他是世界级名人,有人说他是第二个布鲁诺,也有人痛骂他是纳粹科学家。但2018年11月28日12点50分,全世界都屏息等待他的发言。这是他的高光时间,也许从他决定回国那一刻,他就盼着这一幕。
  贺建奎从小就是励志的典型。家境贫寒,在湖南偏远小城新化考到了当地最好的学校新化一中,而且一直保持着年级前几名。2002年高考,他670分的成绩可以上北大,但他选择了中科大。他的目标是近代物理学,而且据说他一直对物理情有独钟,读高中时在家里就自建了一个实验室,但起初并未被该专业录取,是入学后转的专业。贺建奎对中科大的感情应该很深厚,此后他的多家公司以“瀚海”命名,而科大的BBS恰恰名叫“瀚海星云”。
  “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去科大,我们学校一直以胆大自由著称,”贺建奎的校友,也是他在休斯顿的球友Jack Liu告诉有槽,“中科大一直对学生特别爱护,甚至允许他们犯错。举个例子来说,1995年天津世乒赛,中国队拿到了冠军,我们拿了报纸点火,然后弄个水袋子就往宿舍楼下扔,把楼下的自行车都点着了。但学校没有追究责任,这就是我们的学校的风格,放在其他学校一定会处分的。中科大出来的人,普遍胆子比较大,学风也比较自由。”
  2003年6月,入学一年的贺建奎给校方提了意见,写了自己对”大学物理实验课“的看法。
  我认为开放实验与大学物理实验最大的区别在于自主权。开放实验按个人的意识去做,如果选了开放实验而没有学到一种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怀疑,敢于挑战已有理论的精神,那就是失败的。(贺建奎PB02009066)
  PB02009066是他在中科大的学号,虽然有些套话,但也能看出他不愿意受拘束的意愿。
  2006年,贺建奎作为第一作者发表了首篇论文《Conclusive quantum-state transfer with a single randomly coupled spin chain》,研究内容为量子态传输,与生物学尚无任何关系。
  2007年,贺建奎中科大本科毕业后,拿到美国休斯顿的莱斯大学Offer,获得了针对自费留学生的国家奖学金,进入了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莱斯大学在中国名气并不算大,但在美国,一直是前二十名之内的好学校,有南方小哈佛之称,出过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多名院士。但即使在精英云集的莱斯,贺建奎依然很快就出人头地,当选为莱斯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并代表休斯顿地区中国留学生参加过国庆升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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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斯大学竞选中国学生学生会主席的竞选宣言

  貌似文弱的贺建奎还是足球队的绝对主力。在美国南方的几所大学,大陆留学生组织了美南杯的足球比赛(Spirit Cup Champion)。球队起初是根据其大陆母校来划分,比如清华留学生虽然在不同美国学校,但比赛时单独组成一队。贺建奎加入了中科大留学生的球队,担任前锋,这支球队的名字叫疯狗(Mad Dog)。
  “他的球风怎么说呢?应该是比较妖的那种,”Jack Liu告诉有槽,“个子小小,却速度很快,总能用大家想不到的方式进球。这也挺符合他的性格。他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很有才,也爱出风头。”虽然在香港回答记者问时,贺建奎有些词不达意,但根据Jack Liu的回忆,贺绝对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并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我们很多次比赛就是由他出面组织的,有时候在莱斯踢,有时候在休大踢,”Jack Liu告诉有槽。
  疯狗队的科大校友有自己的微信群,在听到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消息后,沉寂已久的群突然爆发了。大家都在回忆他,讨论这件事。“群里有很多同样是做生物,对他为了出名不择手段都很不齿,但也有羡慕他的,觉得他这下成了世界名人了。我们都打趣说再见他,就让他帮忙配置个孩子,抗各种疾病的,”Jack Liu笑着说。“不过话说回来,他肯定是绝顶聪明的人,在科大读物理学,在莱斯大学转生物物理,最后在斯坦福转到生物博士后,绝对不是常人能做到的。”
  贺建奎在莱斯的博士生导师是物理与天文学系的迈克尔·迪姆(Michael Deem)教授,在此时,贺建奎的研究开始渐渐向生物物理这个交叉学科发展。他与导师合作发表过三篇论文,当时的方向主要是流感疫苗。迪姆也是贺回国后开展“基因编辑婴儿”项目的参与者之一。两人之间的联系还包括,迪姆在贺建奎的两家公司担任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迪姆自称持有“一小部分股份”。迪姆还对美联社称,当潜在参与者同意这实验时,他就在中国,且他“绝对”认为这些参与者能理解其中的风险。


与迪姆的
合影

  在迪姆的指导下,贺建奎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生物系统结构的自发出现》。这篇论文非常有趣,提到了人类进化缓慢,并说基因编辑技术CRISPR可以为细菌提供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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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建奎的论文,迪姆教授签名
通过

  这两人都是物理学专家,在进行人体临床试验时并没专业经验。有槽试图透过邮件和电话联系迪姆教授,但在发稿前未得到回复,而莱斯大学校方已表示,学校对该研究毫不知情,研究违反了校方的科研伦理准则,已开始对迪姆参与该研究的行为展开全面调查。
  莱斯大学期间,贺建奎还认识了他人生中另一半——曾艳。曾艳也是湖南人,湖南大学数学系毕业,之后前往得州南方大学攻读硕士,2009年毕业后就职于加州政府交通部,是一位交通研究专家。2012年回国,在华润置地担任设计经理。从现有资料来看,两人在2007年的国庆升旗仪式就有同框合影,那时是否相恋不得而知。但2009年7月,曾艳从休斯顿赶赴洛杉矶上班,就是贺建奎开车送过去的。
  2010年12月22日,两人在莱斯大学教堂内举行了婚礼,有上百名亲朋好友参加。公开资料显示,在贺建奎国内事业的发展中,曾艳担任了重要角色。她不仅是华润置地的设计师,而且是多家公司的股东和高管,这些公司与贺建奎的瀚海基因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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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建奎与
曾艳的商业关系,资料来自天眼查。

  贺建奎在美国第三个贵人是他在斯坦福的博士后导师斯蒂芬·奎克(Stephen Quake)教授。这位教授是基因测序领域的顶级科学家,十多家公司的掌门人,拥有三家上市公司的控股权,是一位身家亿万的超级富豪。“有一次听到他说看到老板奎克的车,看到他的豪宅,觉得太震撼了,”Jack Liu告诉有槽,“他说以后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亿万富翁。”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贺建奎的专业方向终于彻底从物理转向生物,做蛋白质的数据分析和测序,后来他对《千人》杂志表示,在读博和博后期间,他觉得年纪大了,得考虑生存和发展,物理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而生物学发展的尾巴或许他还能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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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建奎的偶像
奎克教授

  2012年,贺建奎决定回国,这在校友圈里引发了震撼。“大家都觉得他的资历太强了,莱斯的博士,斯坦福的博士后,留在美国混个终身教授绝对不成问题。后来想想,可能还是他老板给他的刺激太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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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2017年7月,贺建奎带领瀚海基因发布所谓国产第三代测序仪。实际上这个测序仪是美国公司Helicos BioSciences Corp很早就推出的测序技术,但正确率比不过二代的Illumina,市场效果并不好,该公司在2012年破产。斯蒂芬·奎克是Helicos的联合创始人,在他的引荐下,瀚海以很小的代价获得Helicos专栏授权,让其在五年后复活,并包装成国产第三代测序技术登场圈钱。上图右二是贺建奎在莱斯的导师迪姆,专程来深圳为他站台。在两位美国导师的大力加持下,贺建奎终于成为“第三代基因测序专家”,并在那时开始编辑人类胚胎基因,走上了不归路。
  在李兆基中心的演讲和提问中,贺建奎披露了更多可怕信息,共8对志愿者夫妇进入试验,有1对中途退出,均为父亲HIV阳性,母亲HIV阴性,研究团队对大约30个胚胎中70%进行了基因编辑,并有一个经过编辑的胚胎在发育中。这些信息让世界不寒而栗。
  13点50分,贺建奎走下讲台,消失在香港的乌云和细雨当中。他的高光时间已经结束,甚至作为科学家的时间也已经结束,他已经没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斯蒂芬·奎克。他是最聪明的中国人之一,他的美国之旅给予了他强大的资源,他却利用自己的头脑和资源,给一对年轻而懵懂的父母带来了一双前途未卜的孩子,给全世界制造了噩梦。

来源时间:2018/12/1   发布时间:2018/11/30

旧文章ID:17494

中国官方反击美智库有关中国影响力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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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彦  来源:美国之音

  中国外交部和官媒星期五反驳了美国的一份学术报告。该报告敦促进行“针锋相对”的报复,以反击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对民主价值观的危害。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星期四公布了由美国等7个国家的32位,其中很多被普遍认为是“亲中”学者和专家所撰写的报告。
  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报告指出,中国在巨大资金的支持下,渗透美国的教育机构、政治和美籍华人社团,寻求利用美国民主制度的开放,“挑战,或甚至损害,美国的核心自由、规范和法律”,破坏民主价值,包括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言论自由权,影响美国大学、媒体和智库等的民主程序,在美国增加官方媒体的英文节目,收编曾为华裔美国人服务的独立中文报纸和数字出版物,试图塑造美国智库的议程,向美国校园的中国留学生施加影响等等。
  有分析表示,该报告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希望的“幻灭”,意味着围绕中美关系发展轨道的争论将发生转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称,任何抱零和博弈的心态阻挠人民之间正常的交往的行为,都注定不会得逞。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反驳报告所描述的“中国渗透论”、与中国的客观意愿不相符,显示出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整体心态已发生改变,简而言之,美国的战略自信心已经被中国的崛起所侵蚀。
  不过,宣扬民族主义情绪一向强硬的环球时报这次却称,面对美国人的心理变化,不认为中方需要开展一场大的论战,指责美方的“小心眼”,反而建议北京在对美文化交流中做出一些调整,表达善意,同时加强双方沟通,以此作为消除“中国渗透论”,改善中美和中西关系的突破口。

来源时间:2018/12/1   发布时间:2018/11/30

旧文章ID:17493

美“亲华”学者跟炒“中国渗透”,专家:心态和偏见作怪

作者:温燕 苏静 陈欣  来源:环球时报

  当地时间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联合发布一份报告,题为“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和此前哈德逊研究所等机构有关中国影响力的论调一样,这份报告并无新意地警告美国人,应该认识到中国在美的“渗透和影响”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威胁。但这一次,被美媒拿来炒作的是,“许多对这份报告作出贡献的人都曾是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知名学者”,以此渲染他们对中国的失望。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29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美建交近40年来,美国很长时间一直是积极推动中美交往和社会联系的重要力量。现在不是这种交往作怪,而是一些美国人的心态和偏见在作怪。
  据胡佛研究所网站介绍,参与撰写这份报告的包括来自美国和其他7个国家的32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其中,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拉里·戴蒙和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是牵头人。美国《华盛顿邮报》28日称,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是美中接触的积极倡导者。温斯顿·洛德上世纪80年代任美国驻华大使,曾陪同基辛格秘密访华,为中国向西方开放奠定基础。夏伟是记者和活动人士,过去50年一直致力于美中关系。
  《华尔街日报》称他们是“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知名学者”,都曾希望中国进行自由化改革。洛德说,这好像不是一支怀有敌意的反华队伍,“但我们对美中关系的发展趋势变得日益悲观,感到两国关系处在十字路口”。撰稿人之一、SOS国际公司特别项目部总经理和情报事务专家毛文杰称,“报告涉及整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的幻灭”。该报评论说,他们的希望破灭意味着围绕美中关系发展轨道的争论将发生转变。鹰派倾向的美国政府官员和顾问认为,报告是美国对华政策思路发生转变的证据。
  在此之前,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与哈德逊研究所等机构已就中国在美“渗透”发出警告。这两家机构因倡导对中国政府采取更强硬路线出名。胡佛研究所和美国亚洲协会的这份最新报告呼应了这一论调。报告声称,中国为影响美国大学、媒体、智库和公司而进行的运作随处可见,“这些做法正破坏民主程序,而众多美国人仍浑然不觉”。《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这些学者举出的例子包括中国在美国增加国有媒体公司的英文节目,威胁不认同中国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立场的美国企业,在限制美国智库在华业务的同时,扩大自己在美国的智库网络。
  《华盛顿邮报》用“尖锐”形容该报告的语气,它指责中国最有问题的恶意活动是,通过网络盗窃或者非传统情报人员实现技术转移。报告声称中国政府特别瞄准美籍华人,这个群体在美国将受到怀疑。
  报告建议美国设立一个联邦政府办公室,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可以就如何应对中方在合作方面的请求进行咨询。该办公室可以提供那些接触美国团体的中国机构的背景信息。报告还建议,美国政府应限制对中国记者、智库和大学学者的签证,除非美国记者、智库和大学学者获得中国给予的对等待遇。
  朱锋29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过去这么多年,美国对中国“开门”,希望通过社会交往,让更多中国人去美国看到美国的好。现在中国强大了,影响力增加,一些美国人对中美交往产生了挑剔和苛刻的看法。要说渗透,中国怎么渗透美国呢?中国在美国的学者才多少?美国的实力与价值在全世界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更不用说了。国家间交往肯定是取长补短、相互学习,这是社会交往的本质。现在被美国人说成“渗透”,无非是美国人的心态变了。这恰是中美关系变糟、变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对中国充满敌意,但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报告认为中国没有寻求干预美国选举。《华盛顿邮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证据”,但该报告说“没有发现”。而在32名作者中,也有人对报告持不同意见。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说,报告夸大了中国影响力在美国的威胁。她担心“夸大来自中国的颠覆威胁可能让美苏冷战的情形重现,包括出现敌视中国人的红色恐慌”。谢淑丽表示,这份报告加上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导致过激反应,这比中国影响力本身更加糟糕。

来源时间:2018/12/1   发布时间:2018/11/30

旧文章ID:17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