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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贯中：我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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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2018

作者：文贯中来源：大国策智库

　　1. 为什么APEC变成了中美斗争的平台？这对APEC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这次APEC正好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后召开的第一个亚太高峰会议。中美对涉及世界走向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原则有重大分歧，又分别为世界的老大和老二，有获取国际舞台的话语权和落实自己理念的强大经济实力。鉴于这种态势，美国两党已达共识，大幅修改对华政策，将中国视为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最大竞争对手。美国修改对华政策，针对的就是中国现有的以国家主导的贸易和经济体制，认为这种体制是造成美中贸易巨额逆差的根源。这次以APEC为舞台，中美斗智斗法是必然的，而且只是刚开一个头。今后，各种国际经济、政治的场合都会成为中美斗智斗法的场所。即使中美两国对一系列的经济-贸易分歧的解决之道达成妥协，休战也是暂时的。要指出的是，美国，欧盟，和日本早在半年前已形成共识，认为中国现行经济体制乃非市场属性，和美国一手缔造的基于市场经济原则的现行国际秩序在长期内是无法相容的。这种共识在美国对华政策作出重大修正后，今后只会加速发酵，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不可能再象过去那样自由驰骋，如入无人之境。
　　对此，中国千万不可再我行我素，熟视无睹，继续以各种理由拒不落实加入WTO时的开放承诺，以及18大，19大作出的改革承诺。所谓非市场经济体制，是指生产要素的配置主要不由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而由政府主导决定。由于中国政府事实上可以动用国库和央行，资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这种国策不但使中国国内得不到国家同等待遇的民营企业受到不公平竞争的压力，也使国际上无法亨受这种待遇的外国同行受到同样的压力。这种通过补贴，或通过关闭自己的国内市场向国企提供非关税保护，使国有企业能不惜代价做优做强的作法，也使外国同行怀疑中国的国企是否在国际市场上只是为了落实中国政府和党的政治目标而存在，并非为了实现商业利益，这显然不仅有违公平竞争的原则，也引起市场经济国家日益提高的警惕，并必然遭到市场经济领头羊的美国的强烈反对。在中美对很多问题存在深刻分歧的前提下，中国能在过去四十年间，在没有根本改革自己的国家主义的政-经体制的情况下，竟能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正在问鼎世界老大的宝座这一事实，反衬出现行国际秩序对中国这种有特色的体制的无能为力，因而美日欧正在寻找新的途径应对中国这种体制带来的严峻挑战。
　　由此可知，今后中美关系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中去，除非中国落实开放和改革的承诺，使自己的体制真正做到和基于市场原则的现行国际秩序相容，不然今后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各种摩擦必然有增无减。即使中美在G20出现某种妥协，美国多次声明，它只看重结果，所以随时可宣布休兵协议的失效。中国如果不改变说得多，说得好听，但做得少，做得慢的形象，今后与美国的摩擦无法减少。
　　2. 如果中美在G20上继续斗，是否意味两国关系全面恶化？您怎么看待中美在G20上的妥协前景？
　　假设中美在G20上继续斗，两国关系必然全面恶化。当然，两国的许多企业和机构这么多年来已发展出高度依赖对方的关系。所以，在短期内要使两国经济全面脱钩，是不可能的。阶段性地休战，以缓冲这种切割带来的阵痛和痉挛是可能的。但除非中国彻底完成所承诺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这种切割在最要害的领域，例如高科技、军民两用产品的进出口，金融，投资，特殊人才的来往、交流等，会变得日益严峻。取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幅度和速度，如果过慢，甚至倒退的话，不排除要求全面切割的强硬派在美国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中美关系全面恶化并不是不可想象。
　　3. 彭斯副总统连续几次公开对华喊话警告意味非常明显，这是美中谈判策略而玩胆小鬼游戏，还是美国的国策已经决定，只能中国让步？
　　我无从猜测彭斯的内心活动。但从他的几次讲话来看，他对中国的批评比川普还要强硬和全面，已超越经贸范围，但与美国国防部的安全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安全报告以及川普最近在联合国的发言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不排除两人有默契以扮演不同角色的可能；也不排除他在为今后竞选总统奠基自己的民意基础。对中国的怨恨和不满在民间已十分普遍，民主和共和两党的精英已意识到这股强大民意，因为要当选任何政治职位，不能无视这股民意。
　　要避免中美对抗，中国必须和美国谈判，所以G20提供难得的机会。中国需要说清自己对未来世界的设想和蓝图究竟是什么；在哪些地方中国自己的设想和蓝图是和美国的设想和蓝图是相容的，那些地方是不相容的，理由是什么，如何和平解决这些根本的分歧。中国自己的宪法和党纲所体现的革命精神，对守成的世界现有老大美国来说，是十分咄咄逼人的。中国必须意识到这一问题。中美在世界观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对此的回答已被拖延几十年。中国上升到世界老二，不久的将来也许成为老大的这种前景下，中国究竟要将世界引领到何方，已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反过来，美国已经引导世界将近百年，大家对此已经习惯，没有悬念。这是由中国还是由美国来引领今后的世界，世界各国面临的最大的不同。美国既然成功引领世界近百年，自然会坚持自己的民主加市场这一套作法。中国将提出什么应对呢？说实在的，世界至今不清楚，因为中国自称一直在改革之中。
　　作者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8/12/1 发布时间：2018/11/29

旧文章ID：17478

黎安友对话荣剑：特朗普、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前景（下）

荣剑

01/12/2018

作者：黎安友荣剑来源：FT中文网

【编者按】中国独立学者荣剑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近日在纽约展开一场深度对谈，聚焦于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向，以及美国在中国未来变革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中美关系与中国现代化转型息息相关，而此刻这一关系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以及未来的多种可能性。黎安友教授是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1985年出版的《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堪称西方学术界研究当代中国民主问题的开山之作。荣剑是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知名学者，长期关注中国社会思潮与转型。两位学者全程用中文对谈，对特朗普治下美国社会的撕裂、美国政商学界不同阵营对中国的看法、流行于中国知识界的“特朗普神话”，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都做出了专业而清醒的研判。FT中文网获得授权，将这一精彩对话呈现给读者。本文为访谈下半部分。点击阅读对话对话上半部分。
三、美国社会对中国观感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荣剑：涉及到你刚才讲的，美国人对中国的一个共识：美国帮了中国的大忙，中国没有按照美国人设想的方向发展，反而是倒退了。基于这个共识，美国人好像在反思自己是不是错了，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是不是做错了。这让我想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也曾经反思谁丢掉了中国，当时中共把国民党打败了，建立了大陆的政权，美国人在反思这是谁的责任。现在又开始反思了，美国是不是做错了，是不是不应该帮中国？
黎安友：有这个争论。
荣剑：在我看来，美国人没有犯错误。前年我来您这里，您向我介绍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那本书《百年马拉松》，这本书已经翻译成汉语在台湾出版了。他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就是说美国人被中国人忽悠了，一次又一次地上当受骗。按照这个看法，是不是美国不应该和中国接触呢？这次哈佛的会议上，有一个教授认为，美国人没有错，美国对中国仍然做了一个正确的事情，就是促使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走向了改革开放。如果说到谁错了，我认为可能还是中国人犯了错，当然对这个错误的性质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是美国人错了，那是不是美国人下一步怎么来纠正这个错误？是采取对中国遏制的战略，不接触不来往了？还是在保持一种压力的情况下继续促使中国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是我看“谁之错”的问题意识。美国人现在承认错误，要改正错误，难道是要和中国人对着干吗？对着干是一种可能性，纳瓦罗是这种可能性的一个代表，他是主张全面挤压中国；而彭斯副总统的看法是留有余地的，他在演讲中说得很明确：美国不要求中共搞民主，美国没有让中国一定要按照美国的制度安排来转变的这个想法，他是希望中国回到邓的路线上去。这可能是美国目前的两种“纠错”机制：是全面遏制还是有条件的合作。
黎安友：一个方面，我们要承认有的政治家像彭斯或者是班农或者是特朗普，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目标主要不是战略，而是美国的选民，他们把中国作为一个象征，说美国受到了中国的威胁，美国要团结起来，通过制造一个敌人的威胁来对选民进行动员，包括制造几个恐怖主义的敌人，通过打击他们来树立一个强人形象。中国就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它是害怕因素之一，它虽然比较远，也比较大，在亚洲，是黄种人，不是白种人，是独裁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它就有了一定的政治用处，至于是不是要真正对它采取什么对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可以让技术官员来做这个事情，同时，也可以和它交流。我想彭斯大概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物，拿中国来吓唬美国人，让美国人有所害怕，而不是真正对中国宣战，中国对此要理解。
历史的问题，美国人有没有犯错误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冷静讨论，也就是说美国在当时有没有别的选择。中国在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美国要遏制它？这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只是一个历史的小说而已，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而且所有的政治选择都是一种赌博，你不知道后来会怎么发生，所以你要选择，实际上当时遏制中国不是一个选择，因为苏联还存在。
第二个方面，现在美国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我并不认为有更好的选择，美国要遏制中国，太晚了，没有办法。中国崛起之后已经可以不那么依赖美国，我们假设当时帮了中国的大忙，它现在不需要我们帮忙了。当然我们还帮忙的话，对中国来讲有一定的方便，但是我们不帮忙的话，它还会继续发展。比方说“中国制造2025”计划，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现在不那么大声地讲这个计划了，但是它还会做，不会不做，你帮它做或者不帮它做，它还会做，你帮它做，它可能稍微早一点会实现，你不帮它的话，它稍微晚一点实现。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演变还没有结束，还在演变过程当中，所以再过多少年之后，我们可能会说美国判断得对，我们可以期望，因为你也提到现在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中国或者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永远维持一个这么紧张、这么压制中产阶层的制度。你也提到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要恢复集权制度，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邓江胡时代产生的一些问题，党的领导阶层认为只能通过集中权力于一人身上这种方式去解决，但能不能成功，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假如毛是中国发展史上或者说现代化过程演变的第一阶段，邓是第二阶段，江胡是第三阶段，习是第四阶段，第四阶段产生的问题很可能只能等到第五阶段去解决。中国原来一直有一个“紧-松”的循环过程，紧到一定时候，必须放松，不放松就死掉了。
荣剑：我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中美之间的长期博弈中所形成的互相认识的一个障碍。美国人一直也没有把中国完全看清楚，从费正清以来，美国学界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分析模型，直至今天，美国对中国似乎还是雾里看花。我觉得是不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和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对苏联的重视程度？现在，包括以前。
黎安友：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说美国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它所认为的最威胁它的方面，苏联在冷战时期显然是最威胁美国的国家，所以苏联学在各大学里比较繁荣，后来苏联解体以后，苏联学很快就下降了。70年代有一段时间日本让美国很害怕，傅高义写了《日本第一》，关于日本的研究在大学里也开始热了起来，现在日本又比较弱了，日本学的影响就小了。中国学现在很庞大，我觉得一个是因为中国威胁论，一个是因为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来这儿读博士，或者在美国的学校任教，这提高了我们理解中国的能力。美国大多数有名的学校都有中国人任教，教中国学，或者是历史、政治学等等，哥大就有不少很优秀的中国人在当教师（黎老师在电脑上展示了哥大一大串中国教师和中国研究者的名单）。
荣剑：这些中国教师和学者对美国人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什么样的学术支持？
黎安友：这个就是哥大的例子，别的有名学校也有，你说他们的影响怎么样，不可以一概而论，美国学校的制度是各做各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自己带学生，自己带研究生等等。但是，总的来讲，你可以说他们把美国的中国学和中国的实际联系得更紧，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荣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美国人对中国研究这么长时间，好像还没有把中共研究透，中国对美国也没有研究透，和美国比更差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现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共识，从2016年我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比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这些人在说中国要崩溃，原来他们是比较亲中的。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内问题上大打出手，互不妥协，但是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却越来越接近了。原来亲中的一些学者——黎老师好像在中国官方眼里不是一个亲中的人物——现在都普遍认为中国要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中国研究会不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原来是主张中美要友好或者中美要接触，中国在美国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民主转型，如果中国按照我的说法走向党权主义了，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针对中国这种态势，美国的中国研究是不是会有一个大的调整？
黎安友：您的意思是说，假如中国继续这样走的话，美国的学界主流舆论会不会越来越反中国？是这样的，这个趋向已经可见。过去美国学界只有少数人是反共产党的，大部分认为，我们要继续合作，中国会现代化，会改革开放和自由化。举个例子，这是我参与写的一个文件，发表在Asia society（亚洲协会）上，由在奥巴马时期在国务院管理亚洲政策的谢淑丽（Susan Shirk）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主持，这是公开发表的文件。在2016年，我参与了这个文件的起草和讨论。当时基于这么一个考虑，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处在一个转折点，它或者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或者向坏的方向发展。我们建议，从保护美国的基本利益出发，也要继续追求跟中国在可能的范围里的合作，避免对立和冲突，不要追求和中国的对立，要有一个平衡的政策。参与起草这份文件的也包括有代表性的主流专家，我们共同的意见是要告诉特朗普不要过分地把中国看作敌对势力。今年我们又要开始开会了，要再发表一个报告。
荣剑：这是美国每年的对华政策？
黎安友：亚洲协会是一个独立的智库，跟政府没有关系，这个报告是写给政府和政策界看的。今年我们又要提出报告，这不是一个定期的活动， 2016年我们认为是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要提出建议。今年我们开会要发表两个报告，我们的观点是更批评习的政策，认为习的政策太强了，南海政策太强，台湾政策太强，经济方面他们承诺我们开放却并没有开放。我以前也提到，中国干预我们自己领土上的言论自由，还没有到很严重的地步，但是已经开始这种干预。比方说中国的领事馆、大使馆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以及别的国家，会经常威胁人家，你不应该这样说，不应该那样做，这是不合适的。这个情况让欧美国家都开始提高警惕了。
你的问题是主流学术界的舆论怎么看待中国现在的情况，我相信现在是普遍持一种比较批评性的立场。
荣剑：和2016年比，是不是批评的声音更响亮了？
黎安友：的确是更严重。
荣剑：这就涉及到我们讨论的第三个大的问题，就是对中国当下形势的判断，就像您说的，亚洲协会在2016年对中国的看法至少还是比较积极的。
黎安友：还是认为有合作的余地。
荣剑：现在突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谁都没想到，美国人应该都没想到吧？
黎安友：应该都没有想到。正常情况下，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并不会想到。
荣剑：美国人曾经和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决斗，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是有充分的历史经验的。
黎安友：我们没有想到特朗普会当选，也没有想到他会那么深入地影响我们2016年的选举。
荣剑：对中国国内的情况您是比较了解的，您觉得如果按照现在这么一个方式持续下去的话，如果说你能够见到习主席的话，你会跟他谈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至少从治理的策略上来讲，不谈价值观，不谈制度，国家治理怎么才能做得更好一些？你是不是可以从你的角度来讲呢？
黎安友：我理解你的分析，我这样理解，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就是说习被选择接班是因为习是一个强人，为什么中共需要一个强人上台？是因为中国面临一些很严重的问题，生死的问题，腐败问题，国企要改革，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没有纪律，工作效率不高，经济要调整也要进步到高技术的production（产业），也要建立一个社会福利制度等等，有很多同时要面临的严重的挑战，没有什么可以保证国家领导人能成功地突破所有的挑战，包括外界的挑战，比如说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我和一个朋友写过一本书——《中国的安全与追求》，2012年出版的，我的观点是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政权面临很多境外的敌人，印度、日本、美国、台湾，而且西方用经济手段、军事手段、文化手段、媒体手段、教育手段来动摇中国，我们所有的总统都非常坦率地宣布说我们期待、期望中国的制度会变，这含义是共产党会倒台。因此，共产党面临那么多的内外重大挑战的话，他们只能够选择一个强人来执政，这个强人只能集中权力，打败所有的不愿意向它投降的势力，包括周永康，包括所有的既得利益者。薄熙来我认为不是习打倒的，薄熙来是自我打倒，这是送给习的一个大的礼物。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会产生一个强人，我认为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或者是习，或者是薄，或者是谁，但是他们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因为国营企业也会抵抗你的变化，大银行会抵抗，你集中权力去搞个人崇拜，去搞伤害群众自尊的宣传计划，让聪明的大学生、博士生、教授们或者是技术官员相信你的这一套话，好像不能成功。你可以要求大家低头，敢公开抵抗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你的权力那么大，他们都知道抵抗不了，但是你不能说服他们，大家心里想什么你没有办法控制。早在欧洲17世纪的宗教战里，他们发现没有办法控制人们心里的宗教，中国也是这样，中国人是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思想。习的集中权力的追求是可以理解的，是必然的，会不会解决腐败问题我也不知道，你比我清楚，听说腐败现象现在大幅度减少，但是会不会永远这样？
荣剑：他是有选择的反腐。原来说实现了“不敢贪”，还要从“不敢贪”到“不想贪”，现在大概是不敢贪了，不想贪还没解决，一旦制度放松以后，恐怕他们又想贪了，贪腐制度的根源肯定是没有解决。
黎安友：因为解决腐败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压制，另一种是法治，法治需要一个独立的法院系统。当然，腐败现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出现，会不断地出现，你可以限制腐败到某一个程度，我认为长远的办法是法院和媒体独立，而中国领导人现在的办法只能暂时压下腐败行为。
四、中美关系如何影响中国未来改革的可能性？
荣剑：涉及到最后一个问题，中国未来的可能性？我们可能都没法猜测中国最后会怎么样，我以前说过，我们没法预言未来，即使对于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都说不出来，但是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可以做出一些尽可能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前几天我们几个朋友有一个聚会，洪朝晖提供了一个信息，他说他参加了美国的一个会议，您也去了，讨论中国以后可能性的时候，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现在要搞民主，往宪政方面转，看样子很困难，很可能还是按照现在这种高度集权的方式继续运行。据说会议期间大致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慢慢的溃败、腐烂下去，是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也提出类似的看法，中国未来没有改革了，很可能就是不断地溃烂。何清涟女士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中国：溃而不崩》。您觉得中国未来会是这样吗？
黎安友：我不同意。
荣剑：这个会议你有没有印象？
黎安友：没有印象，反正这个不是我的看法。你要问所谓美国利益何在，我自己的看法可能还是比较陈旧的，我认为中国会有真正的法治和真正的思想自由。我不要求中国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宪政，我们的宪法有它的问题。我很久以前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中国的宪法并不错，它的宪法写得漂亮，只要在宪法序言里拿掉共产党执政一切的那个部分，宪法后面有公民权利和义务，人大是人民主权的代表等条款，都可以实行，那就不错了。让共产党还作为一个政党存在，别的政党也可以存在的话，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政党竞争的关系，别的政党可以竞选，可以自由说话，我认为这些方面没有必要修改。在中国联名签署《零八宪章》的一个重要人物也说过，你实行自己的宪法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修宪。我还是认为这样的变化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一个庞大的贫穷的中国，或者溃烂的中国是会伤害全球的基本利益。所以，中国要稳定。尼克松以后的美国总统都有一个说法，认为稳定和繁荣的中国有利于美国。这个道理是说，中国要稳定，不要搞乱全亚洲。第二，中国繁荣的话，中美可以搞贸易，可以共同受益。但如果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稳定繁荣的话，这个我们比较害怕，因为所谓的稳定繁荣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有一定的法治，这是以社会和国家政权的和谐为基础的一种稳定，不是你提到的党社会，不是党压制了社会发展的可能性，这应该说不是一个真正的稳定。
荣剑：今天我在我的自媒体上转发了一个消息，说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的话，俄罗斯是一定站在美国这一边的。后来我又做了一个评论，我也提到了你刚才讲的美国历届总统从来都是认为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是有利的，而且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上的要求，在历史上也没有侵占过中国一寸土地。
黎安友：美国没有领土的要求，中国也没有对别的国家领土的要求——你只要把台湾放在一边，因为台湾问题是比较特殊的——中国不要求俄罗斯、日本、越南或者印度的领土。
荣剑：如果中国溃而不崩，或者说持续的溃败，其实是符合俄罗斯的利益的，俄罗斯是希望中美之间发生对抗的。如果中美发生对抗或者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中国至少要买俄罗斯的武器和它的原油，或者在很多区域上的利益，都要对俄罗斯做出重大妥协。因此，我们强调这一点，实际也是想告诉中国的读者，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利益构建过程中，保持稳定、合作的关系，加强沟通，是有利于两国关系的。我们刚才讨论美国人有没有犯错误，实际上没有犯错误。我们要强调，改革四十年，中美之间这种互相交往的关系的确是中国改革发展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如果这个外部条件失去了，中美之间如果处在一种对抗性关系的话，俄罗斯肯定高兴死了。您是不是这样看？
黎安友：我是认为，俄罗斯虽然和中国的关系现在比较和谐，但这是一种投机主义的和谐，不是根本的友谊，因为中俄两国有很长的边界，俄罗斯从很久以前就害怕中国人口那么大，它自己在东部的人口那么少，中国人早晚会来要俄罗斯的土地，中国崛起的时间同时是俄罗斯下降的时间，中国在俄罗斯的后院——中亚，多少代替了俄国的影响。长远来看，俄罗斯比美国更害怕中国。
荣剑：俄罗斯一个国家的实力，它的GDP总量现在只相当于中国广东省，它的军事力量很强。中国如果跟美国关系搞坏了，俄罗斯就有了外交上的主动权。包括朝鲜问题的处理，原来俄罗斯在东亚没有位置，由于中国和美国、日本、韩国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对抗关系之中，中国就不得不去寻找俄罗斯的支持。这是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失误就在于中国把美国视为最主要的敌人。
朋友插话：上次习访问美国，和特朗普在佛罗里达有一个谈话，习说有一千个理由要搞好关系，也把特朗普请到北京故宫，觉得中美关系很好，后来突然来了一个转变，这个转变现在看起来是特朗普要搞贸易战，实际上是不是还有别的因素？突然有这么一个变化，从外界看来是特朗普把贸易战作为了他的选举策略，但是也不一定，是否里面有一个什么因素促使这么大的变化，原因究竟是在习还是在特朗普？
荣剑：是比较困惑，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习主席接待的规格很高，把故宫都开放出来了，以前没有这种情况，还给了美国两千亿美元的订单，特朗普总统一回到美国之后，就把脸拉下了，马上要打贸易战。这个变化中国政府没有想到，很多中国人也没有想到，原来以为中美关系摆平了，黎老师您有什么看法？
黎安友：习需要懂特朗普的做法，这是特朗普一贯的做法，我前面也说了，特朗普先会创造一个危机，后来会宣布危机解决了，但没有实质的变化。特朗普另外一个工作方式就是运用讨价还价的艺术。他在纽约的不动产行业工作，他可以用一种自己的心理技术影响对方，比如他要向你借钱或者向你卖一个什么东西的话，他先会表现爱你，让你爱他，浓厚友谊感情，然后他会威慑你，让你害怕，最后他还是再来说你的好话，让你放心舒服，这样的话，他会让你非常被动。但是习不是一个个人，不是用自己的钱来赌博，他是代表一个国家，他是一个国家领袖，他可以让特朗普搞他的戏剧，但是他不应该上特朗普的当，他要看现实，看事实。美国以前有个有名的广告，“Where’s the meat？”（肉在哪里？），你买一个汉堡，打开看看没有没肉。所以习可以坐着安静看着特朗普要玩他的什么戏剧给选民看，最后有无肉。
中国在继续发展经济，继续发展军事，继续发展在韩国、日本、台湾、印度的经济关系和贸易关系等等，在欧洲发展中国的力量，让特朗普感觉surrounded（被威胁）。特朗普左边搞这个右边搞那个，但是实现不了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只会加快美国的相对下降，衰弱美国和它的盟国的关系。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力量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盟国关系，美国大概有五六十个盟国，这个给我们很多全球的方便，在这个地方有军事基地，在那个地方跟某一个军队合作，扩大美国的军事力量。可是特朗普在见了金正恩以后，就说停止美国和南韩的军事演习，这非常伤害美国的军备力量，减低打仗的能力。我觉得习如果聪明的话，而且我相信他很聪明，他没有必要过分地注意特朗普今天说什么话、明天说什么话、表现得友好还是表现得敌对，这些都是特朗普在他自己的脑袋里面玩的戏剧，对外面没有什么影响，你就安静地观察。
荣剑：黎老师，您今天的讲话如果让习主席看到了，或者他的主要幕僚看到了，递上去，他们会很高兴，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建议，这个建议太重要了。实际上我觉得中国高层智囊还是比较焦虑的，缺少您所说的这种定力，他们安静不下来，不是过于兴奋，就是过于悲观。您这个讲话的最后部分，我觉得在政策上来看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至少从这个对话中可以看到黎老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者，秉持独立观察的立场，您并不是一味地批评中国和习的政策，而是在中美关系处在一个严峻和多变的时刻，保持着学术的定力，有着深刻的观察。
黎安友：当学者为什么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能够独立思考，我不代表谁说话，这是我自己的判断。
荣剑：我觉得有关部门看到这个讲话，在黎老师再次要求到中国访问时，应该给予签证。
黎安友：很多人向他们建议，但是他们怀疑我，他们怀疑我去中国的话会做什么坏事。他们有一个从安全系统出来当教授的人，问我去中国会做什么？我说你认为我能做什么？他们可能害怕我回来会写什么东西，因为按照中国的制度，给我签证的人要一辈子负责我说什么或做什么，所以他们非常害怕黎安友可能会写一个什么对中国不好看的东西。
荣剑：太不自信了。看了这个对话以后，我估计他们可能会自信一点。
黎安友：刚才你说他们看到这个对话的话，可能会更自信一些，其实不应该更自信，因为我只要去中国的话，我回来完全有可能会说中国的很多“坏话”。这个要理解，你给我签证，不能影响我后来写什么东西。
荣剑：为什么要谈到签证的问题，就是说中国政府应该对美国的顶级学者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沈大伟2016年讲中国即将崩溃之后，据说有关部门就不让他进到中国了。
黎安友：或者不让他去，或者让他去，但是不接见他。
荣剑：《环球时报》还专门写了一个文章批评沈大伟，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对你很好，你也一直在说中国的好话，中国现在遇到困难了，你为什么要落井下石？
黎安友：这个逻辑非常荒唐，你不能买我们的发言权，我们是学者，我们要继续学习，学习成果我们会发表。沈大伟完全是这样。我也多次批评过习，但今天我们没有谈到那方面的问题。在这个对话中，我对特朗普总统一直持批评的立场，批评是学者的天职，不能被剥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出于反对执政党的立场来判断特朗普，这就偏离了学者的立场，对于特朗普需要独立地去分析他。他好像是一个强人，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强人。强人的意思就是说应该有一个方向，有思想，有办法，特朗普不是这样的，他是那种欲望很强的人，他要什么，他就非要得到那个东西，但是他没有策略，没有方法，不知道怎么做，他赚了很多钱，也丢了很多钱，他几次差一点破产，这个人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你可能会认为我太偏见了，我当然不喜欢特朗普。在我们对话开始时，我就说美国那种极右的、白人至上的思潮一直存在着，虽然长期被压制着，是特朗普把这种势力动员起来了，把它放到政治舞台上，它原来是没有发言权的，特朗普给了它发言权。
荣剑：我这次来，又有一个新的看法，因为这次中期选举，我意识到美国不能一党独大，在国会的权力架构里，共和党和民主党最好是均势状态，如果一党独大的话，不利于美国政治的运行。权力制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美国始终能够保持强大的一个制度基础。今天黎老师的讲话，对特朗普有很清晰的评价，美国政治运作有一个巨大制度惯性，个人所起的作用有限，这是美国的伟大所在。美国的参众两院、五角大楼、国务院，再加上最高法院和美联储，形成了一整套运行有效又互相制衡的机制，由此保证了美国不管是在谁的领导下，都不会出现颠覆性的错误。而中国的忧患之处恰恰就在于，个人的高度集权完全没有相应的制衡机制的约束，使得领导人所犯下的错误不能得到及时纠正。从中美的制度比较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彼此的优劣所在。
黎安友：特朗普有一些专门的特别好的能力，比方说创造谣言，创造假话，动员一部分右派人士，在这个方面，作为一个在媒体里make trouble（制造麻烦）的一种人，他有非常强的能力，但是他的判断力或者是他的long distance strategic thinking（长期战略思想）是不足的。比如在朝鲜问题上，他的观察是非常短期的，我们都能比他长期，虽然我们在政府外面，没有机密信息等等，我们都比他在朝鲜问题上看得清楚多了。不是说他没有脑子，问题是说，他性格是注重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利益，注重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
荣剑：今天的对话很好，最后要问您的是，您觉得中美关系的前景怎么样？
黎安友：总结前面所说的观点，中美关系当前存在的问题不是特朗普自己创造的，展望中美关系，我认为两国对立格局是有非常深层的原因。你说政党的平衡是有好处的，但是实际上政党的平衡现在导致美国的政治更极端化或者说更分裂了，因为民主党在众议院会利用他们的权力来审查特朗普，特朗普也会攻击他们，所以美国的政坛会乱七八糟。大概在这两年当中，对特朗普的审查结果会被发布，或者是公开发表，或者是偷偷地泄露出来。2020年，我自己认为特朗普不会再当选，当然，我的很多推测都是错误的，尤其是对美国政治的猜测。我认为我更了解中国的政治，不懂美国的政治，因为美国的政治太不好推测了，中国非常有计划，每五年一个权力更替，习近平会接班，我们五年以前已经知道了，这个非常容易推测，而美国政坛会怎么发展我们都不好推测。
我自己的判断是，2020年我们会选举一个民主党的总统，民主党的总统上台以后，我们对华政策会更正规化，会更战略化，更策略化，更有智慧；但是，中美关系基本上还是一个对立状态，因为中国的崛起伤害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身份和地位。超级大国的地位被动摇的话，肯定是不愉快的，感觉不舒服。一个民主党的总统会追求TPP（亚太贸易协议）的战略，在中国的外部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环境，引发中国自愿改变它的贸易和投资规矩。这种战略不用强迫的、军事的或者遏制的方法，而是用一些积极的经济的方式，引导中国的行为和转变，这是strategic thinking，it is a long-term strategic thinking，trying to influence China with some positive incentives（这是战略思想，是长期战略思想，试图通过积极的刺激来影响中国），我觉得这是典型的民主党的对华政策。

来源时间：2018/12/1 发布时间：201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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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友对话荣剑：特朗普、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前景（上）

荣剑

01/12/2018

作者：黎安友，荣剑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左)与中国独立学者荣剑

　　黎安友：特朗普能够在2016年选上有很大的偶然性，实际上当时投民主党的票是美国的大多数。特朗普意外当选有三个理由，一个理由是美国以往有这种种族主义的白人至上的排外主义文化，这个文化虽然居于少数，但是以往一直存在，特朗普能够把这个力量动员起来。第二个因素是全球化伤害了一些美国人的利益，让他们愤怒。第三个因素是我们的宪政制度存在着设计上的问题，原来建立宪政制度，故意要限制多数人的政权，比如参议院的议员构成，无论一个州是人口多或者人口少，无论是农业州还是工业州，无论是农村或者城市，每个州同样是两个参议员，权力是一样的。Electoral college（选举人团制度）就是这样，它在客观上扩大了人们所说的“落后的”或保守的力量。
　　荣剑：他们在州的比重上可以占点优势。
　　黎安友：这个制度从长远的历史立场来看，可以让右派慢慢衰弱，应该会慢慢消失，但是，它暂时——而且这个暂时是个比较长远的暂时——会利用我们宪政制度的优势。
　　还有一个因素是希拉里•克林顿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不太行。我也见过她，在面对面时，她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是她在公众场合里，好像不那么自然，她的行为看上去是比较虚假或做作的。这样的话，本应投她的票的人，比如女人或者中产阶级或者有教育的人，没有积极性或者根本没有去投她的票。由于这四个因素，特朗普能够当选总统。
　　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共和党的政客有两种，一种是我不能跟这个人合作，认为这是一个坏人，他们就被排除在总统团队的权力外面。共和党的另一部分人，主要包括米奇•麦康奈尔——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他做出一个判断，他心里知道特朗普是一个坏人，没有道德，说过很多假话，但是他愿意跟特朗普一起做事。麦康奈尔是很聪明的政治家，他有一个远见，要改变最高法院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比例，要改变收税制度，要缩小我们的社会福利支出等等。他自己心里认为，这个目标是有价值的，他愿意和特朗普合作，为了达到他一辈子的目标。这样的话，特朗普在短期可以有所成就，但是这次中期选举表现出，蓝色（民主党阵营）的大多数已经动员起来，所以我多少怀疑他在下一轮的总统选举会再选上。问题在于，民主党会拿出什么候选人我们还不知道。布隆伯格没有希望，因为他在民主党没有基础，而且他作为一个候选人，你可以说他脱离民众太远，这个人基本是一个技术官员，不是一个政治家。民主党有很多人才，但是不知道谁能够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荣剑：桑德斯行不行？
　　黎安友：他太极端。
　　荣剑：太社会主义了。
　　黎安友：对，我喜欢他，但是他大概太极端，太左，也可能太老。
　　荣剑：前年选举时民主党有一个很年轻的候选人，但是桑德斯在民主党内部竞选时票数好像接近于希拉里的票，在民主党内部居于领先地位。
　　黎安友：前副总统拜登年纪也比较大，但是他看上去还不太像他的实际年龄这么大，他精力充沛，非常活跃，不像桑德斯给人的印象，所以他有希望。
　　荣剑：刚才涉及到的是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总统的认识和评价，可以说是两极分化。这次我在哈佛参加费正清中心和中国天则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关于中国改革四十年的研讨会，有一个单元是哈佛四个教授谈美国问题，包括谈中美关系问题。其中有一个教授，Martin Feldstein教授，他谈到了美国当前经济形势，他提出了一个判断是，现在美国短期的经济形势非常好，实际情况要比统计数据还要好，美国增长比较好，增长率3%以上，失业率很低，股票市场也很好，但他认为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不太好。我注意到，哈佛的四个教授的立场和您一样，都属于民主党，都对特朗普总统是持批评态度。
　　黎安友：不一定是民主党，一般学院里，喜欢特朗普的人极少。
　　荣剑：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基于美国的政党政治，是不是对于特朗普总统的施政评价难以形成共识，实际上也是难以形成大致客观公正的立场。那天中期投票的晚上，费正清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先生请我们吃龙虾，图书馆主任南希(Nancy Hearst)女士也来了，她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是民主党人，她就不和我们同席吃饭了。当然，她是开玩笑，但这个玩笑也直率地表达出她和哈佛的大多数教授一样，对特朗普总统反感至极。在这样的情绪之下，恐怕很难对特朗普总统的施政效果作出客观评价吧？哈佛的经济学家们在探讨美国经济的时候还是客观地指出了美国现在经济不错，但他们都似乎认为美国经济的良好表现不是特朗普总统领导的一个成果，而是奥巴马总统以来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个看法我总感觉好像有点太党派化了。
　　黎安友：我和他们（哈佛教授）的党派主义观点是一致的，为什么？因为2008年我们面临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做了很多努力来恢复我们的经济。恢复经济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来开始，它后来会继续下去，但是它早晚会碰到问题，问题大概主要是政府赤字。社会福利也好，军队也好，政府越来越多借钱，向谁借钱？向全球借钱，第一是向中国借钱。因为向中国借钱，贸易赤字是必然的，没有办法避免。因为向中国借这么多美元，中国先需要手里有美元，美元来自于出口，美国不向中国买产品的话，中国就没有美元能借给美国。
　　美国停止向中国买东西的话，也得停止向它借钱，不能继续向国际借钱，得自己结自己的账，停止财政赤字，这是经济规律。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共和党把奥巴马时期管理银行的规矩减弱了，开放银行的各种限制之后，银行当然会更冒险，会创造下一轮金融危机的条件，而且股票市场自然而然会上会下，有时候它会下的梯度很大，经济不会不断地上升和不断地好，不可能是特朗普总统上任后马上就把经济刺激得更快了。

中国许多自由知识分子把推动中国进一步变革的希望，寄托在特朗普总统给中国制造的压力上

　　荣剑：那个哈佛教授就描绘了一个长远的非常可怕的美国经济前景，他说短期很好，长期来看问题很大，一个是资产价格太高了，主要是股票市场价格太高了，还有一个利率问题，第三是通货膨胀。他描绘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前景，认为从目前的高点回到正常水平的话，美国的国民将损失8万亿美元，因为上去以后突然跌下来了，落差太大了。我感觉他好像有点夸大长期的困难了。
　　黎安友：可能夸大了，因为通货膨胀我看不到。
　　荣剑：通货膨胀看不到？
　　黎安友：美国物价比较稳定。我们的联邦银行要求物价每年2%上涨，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2%，现在低于2%。
　　荣剑：实际上还是一个问题，涉及到对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的政策做绩效评价，也就是对他功劳的评价。美国经济的增长和他实行的经济政策究竟有多大的关联度？从中国国内来看尤其如此，大家都普遍觉得中国经济状况不好，而美国的经济似乎欣欣向荣，中美经济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对比和反差。
　　黎安友：你说中国经济不好？美国经济只是相对好，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比我们大概高三倍，中国经济不错。
　　荣剑：中国经济增长大概是6.7%，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这个统计数字是有问题的，可能是负增长，因为很多省份的增长情况都是非常糟糕的，可能是负增长，至少不会是6.7%。对特朗普总统的认识和评价还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也是中国人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世界秩序的重构。特朗普总统当选时明确宣布，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他的政策似乎也退回到美国国内了，采取保守主义态度，好像要放弃对世界秩序的领导责任。中国的党和政府也看到这一点，美国人退出去，中国人正好来了。习主席在前年杭州举行的G20会议上正式提出要用中国方案来解决世界性问题，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显然是针对美国人的“退出”而言的。
　　黎安友：中国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
　　荣剑：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特朗普总统在说美国要退回去时，实际上他对这两年以来的世界秩序的重构还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举几个例子，一个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构成了一个美澳印日的准同盟，太平洋战略变成了印太战略，这是一个大的调整。第二就是他对原来奥巴马总统重返亚洲的行动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另外就是处理与欧洲的关系，也有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欧洲尽管都很反感他，我们看到这次“一战”几年活动上，法国马克龙总统无情地批评他，包括德国的领导人也在批评他，但批评归批评，事后还是没办法，都不得不接受特朗普总统所主导的对国际秩序的新的调整。这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是很了不起的。再就是处理朝鲜问题，原来主动权在中国人手里，现在这个主动权已经转移到美国人那里去了，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至少从现在来看，这个转变的迹象还是比较积极的。大致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觉得应该对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给予客观评价，我不知黎老师对此是怎么看？
　　黎安友：当然要客观。一个问题是说特朗普任期当中的美国政府的政策有多少是特朗普自己决定的？有多少是属于政府里面别的机关比方说五角大楼的决定？或者是国务院、或者是谁的决定？好像特朗普自己能够注意某一个问题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他主要注意的问题是美国国内政治，是动员他的支持者。他每天要看多少小时的电视，写Twitter。他看电视、写Twitter的内容主要是美国国内的一些小的问题，一些并不是问题的问题，一些假的东西。每天有24小时，他有多少时间注意比方说印度太平洋战略？他有多少懂印度太平洋战略？我自己的判断是，白宫执行的一些政策不完全都是他的政策，有的是他的顾问的，有的是各个部门的，外交部或者是国防部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是一个提法而已，它的内容多少、有没有钱、有没有军队、有没有真正的战略？
　　荣剑：已经有联合演习了。
　　黎安友：有些动作，不是零，但是我认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战略。说起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那个东西也有它的弱点，但是他的实质内容比特朗普的实质内容要浓厚得多。至于印度，印度当然要追求他们所谓的战略自主权，不愿意很密切地跟任何别的国家合作。澳大利亚非常怀疑特朗普的可靠性，日本也非常怀疑特朗普的可靠性，为什么？一个是特朗普的性格是这样；第二是特朗普宣布要发起贸易战，包括向日本宣布贸易战；第三是朝鲜问题，朝鲜问题到底是什么？特朗普先要扩大危机感，说朝鲜马上要打我们，我们也马上要打朝鲜，先宣布危机，然后宣布危机解决，但实际情况没有变化，朝鲜照样有核武器。今天的报纸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其实我也没有必要看今天的报纸，我们已经都知道，朝鲜没有什么实质变化。日本可以看到这个现实，中国也可以看到这个现实，谁都能够看到，唯一不能够看到这个现实的是特朗普自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知道。特朗普告诉蓬佩奥，我已经解决了问题，你去赶紧扫扫地吧。蓬佩奥也非常清楚朝鲜问题现在比过去更大了，但是他不能说，因为他要维持他跟特朗普的关系。你说的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他们都能看到，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并没有解决问题。不光是朝鲜问题。比如说北美贸易协议，特朗普先宣布有危机，美国吃亏了，后来宣布危机解决了，我们已经达成一个新的协议，新的协议稍有变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欧洲的问题，特朗普说欧洲欺骗美国，后来他宣布说欧洲已经踢掉了他们的国防预算，美国要求欧洲增加共同防务预算的策略成功了，也就是所谓的解决了问题。
　　荣剑：听到您上述的评论，我知道您对特朗普总统的执政水平打的分数很低，而中国国内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却给特朗普打了很高的分数。撇开美国两党政治和美国的国内情况不谈，特朗普总统发动的中美贸易战的确还是给中国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现状和中美贸易战？这是中国公众和中国政府都高度关注的问题。
　　二、这一轮中美对立究竟因何而起？
　　荣剑：直至去年底，我相信绝大数中国人都想象不到中美关系会在今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简直是颠覆性的。去年11月特朗普总统访华，中国政府给予了特朗普总统至高的礼遇，中国国家主席在故宫接待他，这种接待规格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中国给了美国总统两千多亿美元的订单，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不可思议的是，不过一年时间，中美关系迅速由热变冷，似乎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经济“冷战”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贸易战，美国这边咄咄逼人，而中国政府则是不断退却防守，对这个现象黎老师您怎么看？
　　黎安友：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问题，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注意到（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上个星期有一个讲话，说华尔街的势力不应该干预我们白宫的贸易政策，这个表现出纳瓦罗心里非常不安静。纳瓦罗知道特朗普在短期内会受到他的影响，但是特朗普早晚会出卖他。因为特朗普往往会暂时听某一个顾问的意见，然后会放弃那个顾问，听另外一个顾问的意见。而且特朗普为了给他的支持者一个“糖果”，他的办法是，把“糖果”分散给他的选民，你吃糖你就会暂时感觉到高兴，但是很快就饿了。
　　我原来认为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就会宣布他已经打败了中国，贸易战已经成功，习近平已经答应买多少东西，但是我已经说明了，这个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赤字，贸易赤字可能会转到越南或者转到什么地方，但是不可能完全转到别的地方，因为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业国家。我原来认为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会宣布已经处理好这些事情了，事实证明这是我的一个误判。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他会比较快地宣布中国答应买美国多少东西，中美贸易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像朝鲜问题一样，基本情况不变。所以，你说中国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特朗普向习施加了非常严重的压力，我不这么看，我认为从习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是非常非常容易被左右的，被manipulate（操纵）的。习的做法可以非常简单，等到特朗普愿意解决这个问题时——现在特朗普以任何一个方式宣布他解决了问题，说他打败了习，习可以不说话，让特朗普说什么就说什么。事实上，特朗普完全知道他现在和未来最能够赚钱的地方是中国，他肯定是不会真正地在中国做什么坏事。
　　荣剑：您这个看法很独到，有点出乎我的预料。因为中国从去年以来，国内情况似乎越来越糟糕，这不光是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越来越小，主要还是经济出问题了。这次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实际的效果，您判断得很准确，它的真正影响并不是很大。9月份中国的出口数据出来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创记录，一个月400亿美元，因为去年一整年的顺差是3600亿美元，摊到每个月大概就是300亿美元左右，9月份有400亿的贸易顺差，这对美国新的关税政策会产生影响吧？当然，这个情况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取得了对美贸易战的胜利，事实上，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民营企业包括知识分子的心理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对于企业家来讲，他们不是完全算经济帐，仅仅看到短期的影响，而是注重中美关系破裂后对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在中国经济趋于下行的周期，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动荡，如果再加上外部压力加大，这对民营企业的长期决策肯定会造成重大的不确定性，现在的预期普遍变坏了。中国的一个经济分析师最近有个内部讲话，社会反响很大，他表达的一个重要看法是，如果中美关系处于对抗性关系，那将影响中国30年到50年的国运。我相信很多民营企业家是同意这个判断的。最近（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新加坡讲话，认为中美关系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经济冷战要来了。黎老师对特朗普总统所发起的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包括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影响，好像估计不足。至少在我看来，中美贸易战已经在促使中国不得不发生一些变化，虽然变化还不太明显。
　　黎安友：在我看来，特朗普新的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什么不那么大，有三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我们的联储要提高利率，为了平衡物价每年上涨2%，由此产生的一个效果是美元比人民币或者比欧元或者比别的货币都要强，这样的话，虽然中国政府可能也要炒作人民币，但是主要是我们自己联储的影响，使得人民币价值下降，这多少会对冲掉提高关税的影响。
　　荣剑：人民币贬值是一个重要原因。
　　黎安友：第二，提高关税是美国的消费者出钱，而不是中国的工厂出钱。在消费品市场上，美国消费者其实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我要买一个什么衣服或者什么手机，只能买中国的产品，包括有美国商标但由中国生产，比方说苹果公司的产品。关税提高后，消费者要付出更多的钱，但还得买中国的产品。从长远来看，产业链可能会有所调整，原来在中国开的工厂可能会搬到越南去，或者像台湾的富士康，他们现在要在威斯康星建一个工厂。但是，这个产业链的调整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也不可全面。第三，在中国那些以出口为主的公司，相当一部分是美国投资的，关税提高后，还是美国的企业吃亏，而不是中国的企业吃亏。当然，我不是说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没有任何影响，而是说影响有限，对美国也有负面的影响。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中美的对立主要不是特朗普创造的，实际上特朗普对中国是比较友好的，因为他在中国可以赚钱，而且他也不懂战略。在我看来，中美的对立和冲突，大概主要还是取决于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虽然如你所说，现在的经济增长率不是6.7%，很可能是负数，但是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事实。中国有钱，它把钱大量地用于军事，它的军事现在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它过去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它把钱还大量地投入在外交方面，从而发挥着对非洲、南美以及各个地区的影响力。所以，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当然会引起以前的超级大国的危机感，这个危机感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
　　在企业界，美国人都认为你现在是吃我的面包，你却不让我在你的市场里面有平等的竞争能力，你还偷我的知识产权，你在各个关键的领域，比方说人工智能这个21世纪最新的经济领域，你可能会超越我。美国的经济界过去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市场，我可以赚很多钱，他们现在认为不那么容易了。
　　在战略界和军事界的智库，他们也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构成了重大威胁，比如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威胁到美国保护台湾的能力——南海和台湾有非常密切的战略关系。在知识界和大学，他们认为现在中国的签证政策，已经不是涉及像我一个人的小问题，而是成为它施加影响的一个工具了，通过是否给予美国学者记者的访华签证来干预美国的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美国人在美国的发言权和言论自由也受到了中国的干预。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孔子学院在美国可以得到很大的发展空间，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享有美国法律赋予他们的言论自由，但美国的一所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他们邀请达赖喇嘛来演讲，中国领事馆警告他们不应该做等等。还有一些例子可以提醒美国人，中国人在美国的领土上不容许美国人自由说话。
　　你可以注意到，在国会，在五角大楼，在政府内外，不仅仅是特朗普，很多人都认为——不知道中国人能不能接受——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帮了大忙。我自己不敢强调这一点，但是我可以向你汇报很多美国人有这个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在相当一个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美国，是美国帮了中国大忙。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美国希望并相信中国也会民主化，然而，中国并没有民主化，而是走了回头路。在这个认识框架里，中国作为新的大国的崛起，如果是一个友好的国家的话，美国会欢迎，假如是一个违反了美国所有的基本价值观的国家，那就是另当别论了。你要知道，美国人的价值观非常强调宗教，我自己不是信教的人，但是美国大多数人是非常信仰宗教。中国现在打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控制学术界，不尊重独立法治，逮捕律师等等，这些事实会让美国人非常害怕，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国家是一个可怕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可爱的国家。
　　我要强调，这个所谓的价值分歧，是当前美国和中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不是因为特朗普制造了中美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而是中美两国在制度和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中美关系处在断裂的边界。

来源时间：2018/12/1 发布时间：201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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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响和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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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2018

作者：来源：胡佛研究所

美“亲华”学者跟炒“中国渗透”，专家：心态和偏见作怪
2018-11-30 07:13 环球时报
温燕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温燕环球时报记者苏静陈欣】当地时间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联合发布一份报告，题为“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和此前哈德逊研究所等机构有关中国影响力的论调一样，这份报告并无新意地警告美国人，应该认识到中国在美的“渗透和影响”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威胁。但这一次，被美媒拿来炒作的是，“许多对这份报告作出贡献的人都曾是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知名学者”，以此渲染他们对中国的失望。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29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美建交近40年来，美国很长时间一直是积极推动中美交往和社会联系的重要力量。现在不是这种交往作怪，而是一些美国人的心态和偏见在作怪。
据胡佛研究所网站介绍，参与撰写这份报告的包括来自美国和其他7个国家的32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其中，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拉里·戴蒙和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是牵头人。美国《华盛顿邮报》28日称，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是美中接触的积极倡导者。温斯顿·洛德上世纪80年代任美国驻华大使，曾陪同基辛格秘密访华，为中国向西方开放奠定基础。夏伟是记者和活动人士，过去50年一直致力于美中关系。
《华尔街日报》称他们是“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知名学者”，都曾希望中国进行自由化改革。洛德说，这好像不是一支怀有敌意的反华队伍，“但我们对美中关系的发展趋势变得日益悲观，感到两国关系处在十字路口”。撰稿人之一、SOS国际公司特别项目部总经理和情报事务专家毛文杰称，“报告涉及整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的幻灭”。该报评论说，他们的希望破灭意味着围绕美中关系发展轨道的争论将发生转变。鹰派倾向的美国政府官员和顾问认为，报告是美国对华政策思路发生转变的证据。
在此之前，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与哈德逊研究所等机构已就中国在美“渗透”发出警告。这两家机构因倡导对中国政府采取更强硬路线出名。胡佛研究所和美国亚洲协会的这份最新报告呼应了这一论调。报告声称，中国为影响美国大学、媒体、智库和公司而进行的运作随处可见，“这些做法正破坏民主程序，而众多美国人仍浑然不觉”。《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这些学者举出的例子包括中国在美国增加国有媒体公司的英文节目，威胁不认同中国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立场的美国企业，在限制美国智库在华业务的同时，扩大自己在美国的智库网络。
《华盛顿邮报》用“尖锐”形容该报告的语气，它指责中国最有问题的恶意活动是，通过网络盗窃或者非传统情报人员实现技术转移。报告声称中国政府特别瞄准美籍华人，这个群体在美国将受到怀疑。
报告建议美国设立一个联邦政府办公室，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可以就如何应对中方在合作方面的请求进行咨询。该办公室可以提供那些接触美国团体的中国机构的背景信息。报告还建议，美国政府应限制对中国记者、智库和大学学者的签证，除非美国记者、智库和大学学者获得中国给予的对等待遇。
朱锋29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过去这么多年，美国对中国“开门”，希望通过社会交往，让更多中国人去美国看到美国的好。现在中国强大了，影响力增加，一些美国人对中美交往产生了挑剔和苛刻的看法。要说渗透，中国怎么渗透美国呢？中国在美国的学者才多少？美国的实力与价值在全世界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更不用说了。国家间交往肯定是取长补短、相互学习，这是社会交往的本质。现在被美国人说成“渗透”，无非是美国人的心态变了。这恰是中美关系变糟、变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对中国充满敌意，但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报告认为中国没有寻求干预美国选举。《华盛顿邮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证据”，但该报告说“没有发现”。而在32名作者中，也有人对报告持不同意见。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说，报告夸大了中国影响力在美国的威胁。她担心“夸大来自中国的颠覆威胁可能让美苏冷战的情形重现，包括出现敌视中国人的红色恐慌”。谢淑丽表示，这份报告加上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导致过激反应，这比中国影响力本身更加糟糕。
《中国影响美国利益》报告PDF文件下载：Diamond and Schell.pdf

来源时间：2018/11/30 发布时间：20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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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普斯：过度依赖技术转移制约中国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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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2018

作者：戈扬来源：FT中文网

“贸易”这个司空见惯的词，伴随着2018年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而成为全球最热门的词汇，“贸易赤字”、“经常项目账户”等专业名词更是成为街头巷尾讨论热点。“人人都在讨论贸易问题，每个人能讲出一堆道理，但是又有谁能把贸易这件事情追根溯源说清楚呢？”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一周前在接受FT中文网电话采访的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费尔普斯看来，今天不仅主管国家经济、政治决策的精英阶层亟待补习经济学经典才能更专业地治理国家，更重要的是，广大民众也需要掌握经济学基础知识，使得他们具备最基本的辨别能力，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企业的市场行为有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力，这样才能为自己的选票和行为负责。
中国应该从贸易战中汲取什么教训？费尔普斯认为，对于技术转移过于依赖，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原因，特朗普敢于发动贸易战，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技术转移不可能永远存在，唯有本土创新才能永立潮头。
中国对美欧先进技术转移过度依赖，本土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费尔普斯看来，特朗普引发的全球贸易摩擦给中国上了一课，那就是经济增长光靠出口商品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关键，在于本土创新能力，这背后是对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也是费尔普斯在他2013年出版的著作《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重点探讨的观点。
在这本探讨自下而上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书中，费尔普斯这位惯常研究就业、通胀和增长的经济学大师另辟蹊径，从经济增长的源头开始探讨。在他看来，任何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都不如鼓励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
费尔普斯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美国、欧洲等技术转移是密不可分的。后发者中国学习到先进的科技，提高劳动生产力、释放了劳动者的创造力，推动经济增长，实现了弯道超车。
“中国本土也有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甚至大于今天的美国，但是比起美国经济腾飞的60年代，今天中国的本土创新还远远不够，”费尔普斯表示。
对于技术转移过于依赖，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原因，特朗普敢于发动贸易战，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技术转移不可能永远存在，唯有本土创新才能永立潮头。
在费尔普斯看来，对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创新的关键。当然，还需要营造更适合创新的大环境，“公共部门普遍缺乏商业眼光和经验，国有企业又不太愿意冒险，只有私营部门才具备创新的优势，应该给予它们更多的政策支持、金融支持，才能够孕育出多元的本土创新。”
同时，中国还有更加紧迫的现实问题，人口老龄化。随着劳动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甚至消失，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工资水平的提升，中国将在不远的未来遭遇到很严峻的挑战。
“我担心未来的中国，会重蹈今天欧洲的覆辙，创新能力下降遭遇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停滞会带来很多难以想象的问题，”费尔普斯担忧道。
重新理解“贸易”的本质
贸易的本质就是交易，这一点毋庸置疑。自从人类告别了物物交易、进入货币交易之后，任何一个交易都有贸易顺差方和贸易逆差方，如果简单认为收钱的贸易顺差方就是掠夺出钱的贸易逆差方的财富，这的确是说不过去。为了便于理解，费尔普斯还举了一个例子：假设你出钱买了一本我写的书，我收到钱，这笔交易过程中你是贸易逆差，因为出了钱收到了商品（书），我是贸易顺差，我卖出了商品（书），收到了钱。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就占了你的便宜，你吃了亏就是失败者。
另外一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贸易背后的比较优势。国际贸易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不一样。比如，美国人力成本高，虽然制造型企业可以在美国生存，但是高企的劳动力成本会吞噬企业的利润。也就是说，苹果公司的手机如果今天都是在美国国内生产，要么只能抬高价格，才能保持现在的利润率，要么只能牺牲利润，支付更高成本。
而美国相对于中国，在技术上有领先的比较优势，而中国相对于美国，在劳动力成本上有更低的价格优势，聪明的美国企业当然会选择把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中国去生产制造。
按照特朗普总体的逻辑，如果美国处处都要自己来做，拒绝全球化大分工，那么就要牺牲掉美国的比较优势，让更多的原本可以从事更高附加值事情的人去从事低附加值的制造工作，从而进一步降低美国低收入人群的工资。
第三个需要重视的概念是双边贸易赤字和多边贸易赤字。之前已经提到，任何双边贸易都会存在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仅看双边贸易情况，不足以得出结论。真正的问题是多边贸易赤字。还用上面那个例子，你除了花钱买书，还花钱买了很多商品，全部的支出加一块超过了你全部的收入，而且还不可持续的时候，这就会出现问题。但是这时候你不能怪商品太诱人，让自己买了这么多，而是应该从内部思考，我是不是应该砍掉不合理、不必要的支出；或者每项支出都很重要，那我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提高收入，或者借助一些金融产品和工具，让自己的收支更加合理，更加可持续。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多边贸易赤字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由于中国贸易顺差而导致，当然后者会让赤字加大，但却不是根本原因。美国更需要的是内部进行经济调整和产业转型，让国民经济更加合理、可持续；同时不断加大自己的比较优势，低端、密集型制造业肯定不是美国的未来，美国的比较优势是服务型贸易，这才是未来的增长点。
在费尔普斯看来，特朗普的经济、贸易政策制定得非常糟糕，这会导致美国政府的支出大量增加、会导致企业的利润下滑、国民的收入也会下降。
“我想特朗普的继任者会比较麻烦，因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会给后来者留下很重的财政负担，”费尔普斯如此评论。
经济学的社会意义
费尔普斯特别强调了经济学在当下的社会意义。今天的很多争论、分歧，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学范畴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对经济学有一个很基本的了解，对一些基本核心概念有共识，很多争论都不会存在”。
在费尔普斯看来，今天不仅主管国家经济、政治决策的精英阶层需要认真地学习经济学经典，这样才能更加科学地治理国家；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民众也需要掌握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使得他们具备最基本的辨别能力，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企业的市场行为有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力，这样他们才能为自己的选票和行为负责任”。
当然，费尔普斯还认为，经济和金融学知识应该作为每个公民的必修课，这样才能合理地规划自己的人生每一个阶段。就像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需要有长远的经济规划、多元的金融创新和健康的信贷市场支持，不断地鼓励民众参与创新、投资和消费，才能带来国家的大繁荣；那么人生的繁荣，除了要不断迎接挑战、自我价值实现之外，还需要有长远的经济规划能力，对金融投资机会的把握、对风险的控制能力，能够适度地借助金融杠杆来实现价值的增长，不断提升生活质量。
所以，从美国总统到普通人，每个人都需要掌握经济学常识，拥有金融理念和开放创新的思想，才能够帮助自己应对今天急速变化的社会，做出更加有价值的选择和决策。
最后，费尔普斯给中美两国的领导人提了同一个建议：国民的幸福不仅仅在于经济增长、工资增长这样的物质大繁荣，更在于生活质量提升的幸福感、自我实现的成就感所带来的精神大繁荣，后者才是国家出台政策的真正出发点。

来源时间：2018/11/28 发布时间：201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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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凭什么夺回全球竞争力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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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2018

作者：刘裘蒂来源：FT中文网

本文为作者“中美贸易战火下的美国”系列之九
不久前世界经济论坛《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出炉，美国夺冠，这是自2008年以来美国首次拿回第一。在挺特朗普的媒体猛爆香槟庆祝“让美国再度伟大”的绩效之前，我们要问的是：美国凭什么拿回第一？这和特朗普的政策有直接关系吗？
中国排名28，比去年下滑一名，2008年时名列30，过去10年间在26名和30名之间徘徊。在贸易战火下，这份报告对于中美竞争力、创新技术及开放程度有何启示？
《全球竞争力报告》是世界经济论坛自2004年以来发布的年度报告，根据“全球竞争力指数”，对大约140个经济实体进行排名。这个报告结合宏观经济和微观商业的两个维度，用来评估各经济体为其公民提供高度发展的能力，以及如何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因此“全球竞争力指数”衡量的是一系列制度、政策、以及维持当前和中期经济繁荣水平的可持续性因素。
美国在140个国家的排名中从去年攀升一位，整体竞争力得分为85.6，距离100满分还差14分，这意味着即使是领先其他139个经济体的领跑者也有改善的空间，其他排名前十的是新加坡（83.5）、德国（82.8）、瑞士（82.6）、日本（82.5）、荷兰（82.4）、香港特区（82.3）、英国（82.0）、瑞典（81.7）和丹麦（80.6）。
从地域性来看，亚太地区在所有地区中获得最高的中位数（72.6），领先于欧洲和北美（70.8）。除了占了前十名中的三个东亚经济体，另外在前30名的有台湾地区（79.3，第13名）、澳大利亚（78.9，第14名），韩国（78.8，第15名）、纽西兰（77.5，第18名）、马来西亚（74.4，第25名）和中国（72.6，第28名）。
长达671页的报告显示，竞争力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事实上高收入经济体构成整个前20强，前40强中只有三个非高收入经济体：马来西亚，中国和泰国（第38名）。因此报告指出，为了维持未来的增长和收入，所有经济体今天都必须投资于更广泛的竞争力衡量标准层面。
“全球竞争力指数”衡量些什么？比起过往的标准，今年引进的新模式更试图捕捉一个新的现实：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加紧步伐，人力资本、创新、抗压力和敏捷性等因素将相形重要，因此新的指数强调一系列新的概念，例如企业文化、拥抱颠覆性思想的企业、多重利益方之间的协作、批判性思维、贤能政治、社会信任等等，来补充更传统指标如通信信息和实体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产权、学校教育的长短。
指数采用了98个指标，基于国际组织的数据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的执行意见调查，再将它们归纳为12类核心素质，反映了生产力和竞争力生态系统驱动因素的程度和复杂性，包括：体制、基础设施、通信信息的采用、宏观经济稳定、健康、技能、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系统、市场规模、商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为什么全球竞争力很重要？报告指出，因为它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并产生更广泛的社会目标所需的资源。报告的作者写道：“经济进步的各个方面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紧张关系。然而，它们之间并没有固有的权衡关系。我们认为，竞争力的议程不仅具有兼容性，而且是追求其他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当今动荡的大环境下，因为世界各地存在各种各样的脆弱性、技术变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潜在的挑战，提高竞争力的基础将提高抵御冲击的能力，通过竞争力建立经济复原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报告的结果显示，在竞争力指数的表现优良的国家对各种冲击的抵御能力也更强。同样地，更具竞争力的国家也更有能力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
谁能为美国的排名邀功？
美国在代表着全球成就顶峰的国际经济指数中置顶，是否可以归功于任何一位领导人或政府的政策？
有些报道认为，美国的领先是由于今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正式采用新方法来衡量竞争力，为了更加体现一个国家未来竞争力的本质，使用的指标中有66％是新的，涵盖了企业对裂变性创意的开放性、人口中的数字技能水平、及企业层级结构如何扁平化等领域。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创新强国之一，在这个新的竞争标杆中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它在十二个评鉴核心素质中的三项排名世界第一：商业运作活力、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它在另外两个指标中排名第二：创新（仅次于德国）和市场规模（仅次于中国）。
在2008年后，金融危机导致的不确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成为过去十年阻碍美国称霸的因素之一。新的指标固然凸显了美国的竞争优势，但即使按照往昔的方法，美国已经走上了几年的上升之路；到了去年，它已经在排名中回到了第二位。
这支持了一个论点：许多有助于提高竞争力的条件不能简单地在一夜之间获得或建立。虽然2018年是报告第一次正式采用新的评鉴模式，但研究者也以2018年的方法凭据重新调整了2017年的数据，以了解各国的表现在年与年之间的变化，结果显示美国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证明了美国在提升竞争力的顶峰背后有长期的力量，今年的表现并非一次性的例外，也并不是评鉴模式改变所促成。
另外值得考虑的是数据的来源，140个经济体中每个经济体的得分指数中约70％的权重（略低于指标的实际数量）来自联合国、世界银行或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在这些数据的测量和发布之间通常存在2-3年的滞后期。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崛起只能归功于前任政府的高瞻远瞩的结构改革和创新？报告的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确定：美国目前的一些优势甚至超过了上个政权时期，同样也不能忽视当前政府的努力，因为虽然70％的报告权重来自硬数据，剩下的30％代表美国商界领袖的观点，他们对美国的竞争力持积极态度大多基于当下即刻的感受。
然而报告也指出，美国经济也受到社会结构疲软、安全性恶化和通信信息技术采用不足的负面影响。有迹象表明美国的社会结构有所减弱，“社会资本”得分为63.3，低于去年的65.5，而且由于凶杀率是其他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五倍，安全状况恶化。它在健康方面也落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美国的预期寿命比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低三年。
另外，今年的数据显示金融体系仍然是一些经济体的弱点。今年的新指数引入了一种新的金融稳定性衡量标准。在借鉴全球金融危机的基础上，这个综合指标利用银行稳健性、不良贷款、信贷供给与趋势之间的差异、以及银行的监管资本比率等措施，来反映银行业的稳健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芬兰、香港特别行政区、瑞士、卢森堡和挪威拥有最稳定的金融市场（所有得分均高于95）。
G20经济体在金融体系中存在特定的脆弱性包括印度、中国、俄罗斯和意大利，得分均为84或更低：印度的金融体系稳定性（83.2分）主要受到银行稳健性和监管资本比率相对较低的影响，而中国的稳定性（80.1分,第113名）受到私人信贷快速增长的威胁。
科技创新和第四次工业革命
从宏观的角度而言，今年的指数标准翻新主要是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量身定制。随着经济跨越的机遇，跨国界创新思想的传播和新形式的价值创造，第四次工业革命可以为所有经济体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但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强调：技术本身并不是一颗无往不利的银质子弹。各国必须投资于人才和制度，以实现技术的愿景。
以创新为基础的跨越式发展仍然难以捉摸，利用技术促进经济跨越的承诺基本上没有实现。全球目前使用的智能手机至少有45亿部，但是仍然有超过一半的人类从未上过网络。虽然信息通信技术对提高生产率的承诺很高，显然可以成为其他生产力驱动因素的催化剂，例如创新和商业运作活力，但仅依靠技术来解决教育、健康、治理、运输的基础建设等所有问题是错误的导向。对于许多竞争力最低的经济体而言，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仍然是体制、基础设施和技能等“旧的”发展问题。
创新不但已成为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当务之急，也是越来越多新兴国家的优先事项。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成为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了解创新转型的国家和那些不了解创新转型的国家之间，呈现了新的全球性鸿沟。《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结论认为，全球经济尚未为数字技术的崛起所驱动的第四度工业革命做好准备，指数的140个经济体中有103个创新能力的得分低于 50％。世界上只有少数真正的创新强国，包括德国、美国和瑞士。
这其中的例外是，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中国和印度在科技创新方面正赶上甚至超越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值。中国投资在研发的经费已经高出普通的高收入经济体，而印度虽然不甘落后，但是官僚制度降低了创业和破产重组的效率。中印的赶超过程反映在中国和印度公司的技术密集型的领域。2017年全球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 “独角兽”有33％来自中国，高于2014年的12％。中国在今年的创新能力指数中排行24，商业运作活力排行43。
《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一再强调，对于认识到创新重要性的国家领导人更需要明白，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必须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在一个领域的强劲表现无法弥补另一个领域的弱势表现，这在创新方面尤其如此：虽然对技术的强烈关注确实可以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跨越式的蛙跳发展机会，但政府绝不能忽视治理、基础设施和技能等“旧式”发展问题。
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不是提升竞争力的万灵丹，体制薄弱将阻碍竞争力。体制的定义包括安全、产权、社会资本、制衡、透明度和道德、公共部门绩效和公司治理。
尽管关系着许多国家的竞争力和发展，整体而言体制在所有指数的12核心素质中得分倒数第二，仅次于创新能力，中位数为53。在研究的140个经济体中，117个由于制度的低分表现拖累了其整体竞争力的得分。
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者认为，为了促进生产力，政府必须关注加强制度环境的传统知识和新兴知识。比方说“社会资本”是一种捕捉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质量、社会规范的力量、和公民参与社会的水平的广泛概念，在社会中创造更多的凝聚力，在人们之间创造更多的信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澳大利亚（66.2分）和新西兰（66.0分）社会资本水平最高，中国（41.0分,排行第125）和俄罗斯（43.9分,排行第117）社会资本水平较低，布隆迪（35.2）和也门（37.8）位居最后。
开放程度和全球化
如果说一个经济实体的竞争力与其开放程度成正比，这是否认证了一个拥抱全球化的国家一定对它的经济会有正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虽然开放有利于增长，但政府必须支持那些在全球化中失势的人。在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和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之际，报告揭示了开放竞争力的重要性：更开放的经济体更具创新性，市场更具竞争力。然而，虽然开放在各国之间是“双赢”，但有时在某些国家内部是却造就了输家。
即便如此，试图通过扭转全球化的趋势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只会对经济持续增长起反作用。因此政策应侧重于改善受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人的状况，而不是偏向于保护主义。提高竞争力和兼顾国内利益兼顾不必是零和博弈，通过再分配政策、社保安全网、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更加累进的税收可以帮助减少不平等，而不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水平。
此外，报告也指出，开放性的定义必须关注贸易以外的概念，如人口流动和思想交流的自由。根据这样的定义，新加坡、德国、荷兰、瑞典、芬兰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而伊朗和埃塞俄比亚是最不开放的国家之一。巴西和印度也相对“封闭”。
实现平等、可持续性和共同成长并不会阻碍经济发展，但需要积极主动和具有远见的政府领导。人们普遍认为需要一种更全面的经济进步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尊重地球界限，并且不会对后代产生不利影响。《报告》认为平等与增长之间没有固有的权衡：正如几个北欧国家在竞争力和包容性方面的强劲表现，显示有可能同时“支持增长”和“支持公平”。
虽然竞争力指数的成绩与环境措施之间的关系不太确定，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拥有最大的生态足迹，但它们效率最高（其单元GDP的足迹最低）。因此领导者有责任确定长期优先事项和积极努力，以在平等、可持续性和增长之间创造良性循环。
在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和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之际，开放性对竞争力更为重要。那么报告的作者对于美国的优势是否持续抱着乐观的态度？2018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保护主义进行了质疑，因为在关税低、雇用外国劳工的便利性、和专利申请合作等措施上排名靠前的国家，往往在创新和市场效率方面达到更好的成效。
竞争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扎根，但它可以相对较快地被淘汰。《全球竞争力报告》认为如果关于美国的一些警告信号变得更加恶化，例如贸易关税的提高，对司法独立性的信心下降，收入不平等加剧、或雇佣技术人员的环境更加困难，那么2019年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可能会出现很大的翻转。“过去和现在的美国领导人都可以为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感到自豪，但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明天保持这一地位。”

来源时间：2018/11/28 发布时间：201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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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锋：美国印太战略渐露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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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2018

作者：张锋来源：FT中文网

2018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举行，美国印太战略渐露峥嵘，地区局势进入一个新的节点。
美国印太战略的脉络
美国印太战略脉络可循。2017年6月，国防部长马蒂斯到香格里拉峰会发表特朗普政府的首个亚洲政策演讲。当时，马蒂斯沿用美国传统的“亚太”概念，还未接受“印太”之说。他指出特朗普政府维护“基于秩序”的亚太政策的三种渠道：加强同盟体系，开展与地区国家的防务合作，以及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他的目的在于向相关国家做出美国的地区存在将持续下去的战略保证，而这种战略保证的基调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同出一辙。特朗普政府尚未形成自己的地区战略。
4个月后，2017年10月，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发表关于美印关系的演讲。舍“亚太”，用“印太”，以此指谓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阔的地缘政治区域。“印太”正式成为美国地区战略的核心词。蒂勒森反复强调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预示“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将成为美国地区战略的总体表述。此外，蒂勒森的演讲指出了印太战略的两大方向：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及组建美印日澳四方民主国家联盟。今日回顾，蒂勒森演讲至为重要，因为它揭示了美国印太战略的端倪。
一个月后，2017年11月，特朗普到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正式推出“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概念。同月，美日澳印四国集团（俗称“Quad”）在沉寂十年后重启，印证了蒂勒森组建四国民主同盟之愿。到2018年11月，Quad会议已进行三次。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出台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美国在原亚太地区的战略已更新为印太战略。该文件称，当前印太地区正面临着“自由和压迫的世界秩序愿景之间的地缘竞争”。
2018年5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走出印太战略实质化的第一步。6月，马蒂斯第二次到香格里拉峰会演讲，首次全面公开阐述印太战略。他将这一战略概括为深化同盟与伙伴国关系，支持东盟中心性，以及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这一战略的四大方面是：加大海上力量建设，强化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军事协作，加强与伙伴国关系的法治与透明度，提倡市场引领的经济发展。
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质化
10月，副总统彭斯发表特朗普政府的首个对华政策演讲。彭斯吹响与华对抗的号角，并将此与寻求与美国志同道合的地区盟友的印太战略作对比。但将印太战略推向纵深的，是彭斯在11月巴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演讲，以及美国与此同时推出的具体政策。
彭斯演讲并未超过2017年10月蒂勒森演讲的范畴，但他为蒂勒森搭建的印太战略的框架注入了“食材”。彭斯强调美国将把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政策优先，已立法将国家发展援助金额翻倍到600亿美元，并在现有的美国海外私营投资公司下设针对亚洲的新发展金融公司。他说美国的战略是要与地区国家“合作”，而不是“控制”；暗示中国要的是“控制”，一带一路的“债务”问题即所谓之证据。他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表示对华贸易战会持续到中国实质性让步为止。
由此，彭斯呼吁地区国家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当然是选择美国。“要知道美国提供了一种更好的选择”，他说，“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合作伙伴淹死在债务之海。我们不会胁迫或损害你们的独立。美国以公开、公平的方式行事。我们不会提供一个约束性的地带，或一条单向的道路。”
最重要的是，重申印太战略的原则之外，彭斯还提出了具体政策。引人注目者有四：与澳大利亚合作建设巴新马努斯岛的隆布鲁海军基地，注资4亿多美元设立“印太地区透明度倡议”，与日本合作为印太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00亿美元，与澳日合作在2030年前为巴新70%人口供电。第一项与澳在巴新建军事基地，是对之前中国要在南太建军港的传言的先发制人，以此扼守冲绳-关岛-帕劳-马努斯的岛链要冲。最后一项巴新电力项目，是今年7月成立的美澳日三方基础设施建设伙伴关系的第一个项目。
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加强盟友与伙伴国的关系。这次APEC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在这一点上取得了进展。彭斯强调的印太合作的新原则——特别是透明度和规则——事先都经过了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日本等国的协商。或明或暗，这些国家想在美国主打下制衡中国的地区秩序理念和实践，特别是“一带一路”。
APEC本是经济自由化和合作多边化的地区论坛，总体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彭斯的印太战略宣示，则把APEC变成了一个地缘竞争的战场，协商一致变成了针锋相对。APEC由此成为东亚峰会之外，第二个泛地区的涉敏感议题的领导人论坛。美中竞争泛化到APEC，是地区局势的又一节点。
美中的攻守之势
美国印太战略实质化，对华“攻势”加强。中方略显守势，虽然在提倡多边贸易和完善全球治理上占有道义高地，但在策略上则有受挫。国际媒体大量报道中方官员因为APEC联合声明用语争议而“强闯”巴新外长办公室，不管真相如何，国际舆论的批评已破坏中国形象。其实，美国想要在联合声明中加入“反对不公平贸易实践”的措辞，虽然是针对中国而来，中国又何尝不可以此反击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贸易战也是不公平贸易实践。“公平性”已成为地区秩序建设的核心议题。越早认清这一点，并推出适当的策略，越对中国有利。在大部分国家已经同意这一用语的情况下，中方的反对不免使自己陷于外交孤立，对推动“一带一路”和周边外交难说有利。
其实，彭斯的演讲虽然受到日澳等盟国的欢迎，其他地区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则对其煽动性和霸权心态颇有微词。这些国家并不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也不赞同其以竞争和对抗为主调的总体对华政策。彭斯鼓动它们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但它们并不想让自己的对外战略陷于这种非此即彼的境地。APEC本应是中方以此安抚地区国家，说好中国故事，提升软实力的一个好机会。但从地区反应来看，中方错失了这一机会。中国故事的说服力、中国软实力的效力，体现于外界——而不是中国自己——的认知，而这种效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外交的技巧。
（注：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8/11/28 发布时间：201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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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前瞻：中国准备好贸易谈判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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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2018

作者：盛柳刚来源：FT中文网

北京，凛冬将至，雾霾重重。
笼罩京城半年之久的另一层雾霾——中美贸易冲突依旧挥之不去。自今年三月美国301调查裁定中国侵犯美方知识产权以来，双方的贸易冲突已经从最初的500亿美元进口加征25%关税，升级到美国对自华进口的2000亿美元征收10%的关税和中国对自美进口的600亿美元征收5%-10%的关税。中美之间的第一轮贸易谈判在6月中旬因为美国继续推行惩罚性关税而嘎然而止，直至美国中期选举前两国首脑确定将于11月30日在阿根廷举行的G20会议见面并商讨中美贸易问题，贸易谈判才曙光重现。特朗普表示如果中美无法达成协议，将向剩下的2670亿美元自华进口征税，迫使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做出重大让步。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准备好第二轮贸易谈判了吗？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贸易战面前，除了对美进口提高关税进行反制之外，中国的应对策略组合可以概括为九个字：促开放、稳增长、调结构。“促开放”表明中国仍然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有利于缓解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冲击，也有利于未来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稳增长”是打赢这场贸易战的决定性因素。目前美国经济增长非常强劲，使得特朗普政府敢于发起对各国的贸易冲突，中国只有维持内部经济稳定增长，才能保有与美国贸易谈判的强硬底气，如果中美贸易战导致中国发生金融危机或经济增长断崖式下跌，将对中国非常不利。“调结构”是积极应对贸易谈判和解决贸易争端的必要手段。中美贸易冲突在很多方面是结构性因素，如贸易失衡、国企和补贴政策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等，因此要想中美之间达成谈判，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宜早做准备。
中国政府“促开放”的举措主要包括降低关税、减少对外资的投资限制和积极推进多边贸易协定谈判。首先，四月以来国务院已经分四批大幅度下调进口关税。5月1日起以暂定税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另外还较大幅度降低了抗癌药品生产、进口环节增值税税负。7月1日起降低汽车整车和零部件的进口关税。汽车整车税率为25%的135个税号和税率为20%的4个税号的税率降至15%，汽车零部件税率分别为8%、10%、15%、20%、25%的共79个税号的税率降至6%。同时，调低了部分进口日用消费品的最惠国税率。日用消费品包括食品、服装鞋帽、家居用品、日杂百货、文体娱乐、家用电子、日化用品、医药健康等八类，平均税率由15.7%降为6.9%，平均降幅达55.9%。11月1日起对1585个税目的机电设备、零部件及原材料等工业品实施降税，约占我国税目总数的19%，平均税率由10.5%降至7.8%。
中国上一次大幅度的下调关税是在加入WTO的2001年到2008年间，平均税率从15%下降到8.7%，不过在这之后的十年内，关税基本保持平稳。今年关税下调幅度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有利于降低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虽然距离美国要求的对等关税还有一定距离，但缩小了中美关税差距，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11月中国还举办了第一次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促进进口。“促进口”举措一方面有利于与各国分享中国日益增长的市场，另一方面有利于从其他国家寻找替代产品，缓解对自美进口征税对自身的伤害。
在外商市场准入方面，2018年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放开金融、交通运输、商贸流通、专业服务、制造、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农业等22个领域的外商市场准入。最重要的是列出了汽车市场和金融领域的开放时间表。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在金融领域，2018年取消对中资银行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2018年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由中方控股改为外资股比不超过51%，2021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2018年将寿险公司外资股比由50%放宽至51%，2021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
汽车和金融是美国两大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因此对美国企业是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是，中国并没有放开IT和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的准入，也没有给出开放的时间表，美国互联网高科技公司仍然被挡在中国国门之外，因此2018年的中国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无法赢得他们的支持。由于美国互联网高科技公司在商界、政界、资本市场以及公众舆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应该在这一领域迈出更大的开放步伐，以便赢得更多的支持。
另外，中国正加快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谈判，包括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欧投资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近日，中国与新加坡也达成了自贸协定的升级版本。然而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最终谈判完成、签订协议和落实都还有待时间。
“稳增长”并不是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制定的2018年的政策重心。当时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供给侧改革，通过去杠杆来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然而到了七月，由于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关税战进入实施状态。金融市场承压，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三月的6.3附近跌至八月初的6.9，沪指同期从3300多点回落到2800点。去杠杆叠加中美贸易冲突，使得经济开始下行，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同比增速由6.8%、6.7%下滑到6.5%。因此，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政策目标从“去杠杆”转到“稳增长”上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转向双宽松。
在上半年两次降准之后，央行分别在7月和10月又两次降低准备金率，同时适度增加中长期流动性，引导利率下行。中国银行间债券质押式7天回购利率6月份在2.8左右波动，至今已经下跌到2.6。在10月IMF/世界银行年会上，央行行长易纲亦表示中国的去杠杆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宏观杠杆率已经稳住，暗示降低债务杠杆已经不是央行的主要任务，但央行同时表示不会采取大水漫灌的形式来刺激经济。
与此同时，财政部也通过减税降费来降低企业成本。财政部长刘昆表示，今年的减税降费总额预计超过1.3万亿，高于今年初设定的 1.1 万亿元减税目标。主要包括下调增值税1个百分点，部分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增加企业研发费用的所得税抵扣；个税起征点调整至5000元，并根据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六项专项附加综合定额扣除。为了化解美国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的影响，财政部于 9 月 15 日和 11 月 1 日分两次上调了部分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市场普遍认为当前的减税降费力度不够，1.3万亿减税规模不到2017年中国GDP的1.7%。对此财政部表示未来会推出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此外，基建投资下降拖累了整体的固定资产投资，预计财政部、发改委和地方政府将加大基建投入、拉动经济。
“稳增长”的不少政策正在落地，但目前来看还不足以提振市场信心，也不足以改变经济下行的趋势。尤其是财政刺激政策，大部分是年初计划之内，额外的减税降费并不明显。这使得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处于劣势。特朗普曾经不止一次表明，贸易战给中国造成的金融和经济压力比美国大，因此美国有更强的谈判能力。
相比“促开放”和“稳增长”方面的举措，结构性改革却裹足不前。虽然政府早就确定了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市场为资源分配的决定性力量，但政府有形之手的力量却有增无减。中美贸易冲突的背后具有深刻的结构性因素，但除了上文提到的降低关税和放松对外商市场准入的限制，其他方面的改革却非常有限。3月份中国仓促应战，被美方打了个措手不及，但这半年以来中国应对贸易战的举措和准备仍然显得不足。
比如美方的主要诉求之一是中美贸易逆差，虽然双边贸易不平衡主要是经济因素特别是全球产业链造成的，而非中国主动追求的结果，但美国政界出于选票的考虑对贸易赤字都比较敏感，这也是70-90年代美国对日本发动贸易战的原因，因此中国不得不重视美方的这一诉求。中国一方面应该继续大幅度下调关税，同时下调进口产品的国内消费税和增值税。以进口汽车为例，如果仅仅下调进口关税，对扩大进口帮助十分有限，必须同时降低消费税和增值税，才能显著降低进口汽车国内售价，帮助扩大汽车进口。另一方面也应该考虑鼓励企业将全球产业链的最后组装阶段转移到其他国家，比如越南、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美日贸易逆差的缩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将生产和组装转移到中国来，中国也不妨学习日本经验。
美方的第二个诉求是减少国企和工业补贴对市场的扭曲。今年九月美日欧发表关于贸易的三方联合声明，要求制定有效规则解决非市场化经济体的国有企业扭曲市场行为和政府的工业补贴政策，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这一声明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但中国政府似乎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准备，对国企的指导方针仍然是“做大做强”，因此双方在国企问题上矛盾尖锐、分歧巨大，恐怕难以达成协议。央行行长易纲提出了“竞争中性”的概念，强调政策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但是，美方肯定不会对中国仅仅提出一个概念感到满意，更加重要的是如何落实这一个概念。目前中国高层连续为民营经济发声正名，也反映了民营企业家对国进民退的担心，顺势推进国企市场化改革可能是非常必要的。国企问题不解决，中国和美日欧的贸易冲突也将长期存在。中国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小国经济了，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增长，国内政策也会影响国际市场，因此中国政府制定政策时不能只考虑本国经济，也需要考虑国际社会的反馈。
目前来看，中国的“促开放”措施主要是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四月在博鳌论坛上的宣布的计划，这些措施看来并不足以缓解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压力。但中国继续开放的空间还有很多，包括继续下调关税和开放外资进入更多的领域如电信、能源和互联网领域。扩大开放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预计在G20首脑会议期间中国将在这方面做出更多让步，中美双方在这方面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比较高。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稳增长”的货币财政双宽松的具体政策还会陆续出台，虽然无法迅速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但经济出现危机和断崖式下跌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同时，美国经济2019年的增长率预期低于2018年，减税带来的刺激效应也在边际减弱，再加上美联储仍会提高利率，因此，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会变得显著起来。相比之下，中美两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分歧巨大，结构性改革是美国的主要诉求，但似乎还不是中国当前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或许暗示了中国并不愿意在这些领域让步。因此，结构性改革将会是谈判的重点和难点。
全世界都在即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G20峰会上的中美首脑会面，这次会面将关系到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贸易冲突的走势，而且对两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中美双方已经决定将谈判地点从华盛顿改到G20首脑会议举办地，意味着贸易谈判将由两国最高首脑带队。乐观情况下，虽然无法指望双方的分歧在一次会面中全部解决，但两国会达成一些原则性条款，而且会有实质性的举措来缓解目前双方的紧张局势。但悲观情况下如果双方最终无法达成一致，则中美爆发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则大大增加。注：本文仅仅代表作者看法,作者亦为香港亚太研究所贸易与发展研究计划主任。

来源时间：2018/11/28 发布时间：201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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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经济顾问：不看好G20特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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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2018

作者：詹姆斯•波利提金奇来源：FT中文网

白宫最高经济顾问对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战停火的前景表示怀疑，称在本周事关重大的峰会之前举行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新一轮关税很可能按计划出台。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表示，主动权掌握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手里，他应该“出面提出新思路”，以便在周五于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上打破僵局；习近平将在那里会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我方看不出他们的姿态有太大变化，”库德洛告诉记者。“习主席也许在（与特朗普的）双边会谈中有更多的话要说，顺便说一句，我希望他会这样，我想我们都希望他会这样……但就目前而言，我们看不出。”
库德洛发出警告的前一天，特朗普对北京方面撂下狠话，他在周一告诉《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如果不能与习近平达成协议，他准备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他还表示，美国“极不可能”推迟从1月1日起调高关税的计划，即把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
经济学家们警告，即将到来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摊牌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余波，人们担心贸易紧张升级可能会进一步抑制世界两大经济体的增长，并对金融市场造成更大损害。全球金融市场近期大幅震荡，部分原因就是投资者对关税边缘政策感到害怕。
然而，达成潜在交易的路径仍不明朗。美国要求北京方面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以缩小两国之间的贸易差距。美国还要求北京方面收敛据称存在的窃取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行为；这些是美国企业高管以及经济和安全官员日益担忧的问题。
中国官员认为美国的许多要求是不现实的，并且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北京方面应该放弃打造更强大、更高价值经济体的雄心。他们还坚称，他们正采取行动进一步开放中国经济。
中国有影响力的副总理刘鹤重申了北京方面的说法，即它已开始对外国投资开放，称针对外资银行、券商、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市场准入限制已被放松，某些制造业部门（如汽车、船舶和飞机）也将实施类似措施。
刘鹤在汉堡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国领导人也在“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服务和文化领域的开放。
刘鹤表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只能在更加开放的基础上得到保障；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但是，被视为最愿意与北京方面达成妥协的美国官员之一的库德洛表示，看不出中方在贸易谈判中有什么开放态度。
“（中方）不得不采取更多行动，他们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我认为总统展现出硬脊梁骨……打破这些中国城墙是完全正确的，”库德洛表示。“他们如此抵制变化，只会说：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国家，仅此而已。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创造力和创新，”他补充道。
一直深入参与北京方面解决美中贸易分歧努力的刘鹤，承诺改善在华外企的知识产权保护——这是美国的一项关键要求。
他表示，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方理解这是外国朋友特别感兴趣的领域。他列举了一些措施，如修订专利法和对违法者实施更严厉惩罚，称这些措施预计将大大改善知识产权保护。

来源时间：2018/11/28 发布时间：201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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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特习会，协议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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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2018

作者：来源：德国之声

在G20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主席习近平预定将于12月1日进行晚餐会谈。据消息，双方将分别带领最多6人的参谋团队出席，中方代表预计包括副总理刘鹤。在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这次美中领导人面对面会谈，是否能给双边关系带来转机？本台记者就此采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德国之声：在本周五开始的G20峰会上，特朗普和习近平预定举行场边会谈。但负责经济的副总理刘鹤并没有赴美或去阿根廷打前战，而是到汉堡参加欧中论坛。您认为这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李成：首先是中国现在会更多和欧盟以及日本进行贸易和经济上的合作，因为和美国的关系困难重重。如果中国和欧盟、日本以及其它一些地方能够有广泛的经济合作，那么就能够减轻中国目前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巨大压力，而且也可以使美国的企业更多意识到中国的市场、中国的重要性，也能给美国政府以及特朗普本人形成一定的压力。这就可以解释刘鹤副总理为什么去德国。我觉得中国的战略有一定的道理。既是中国经济的需求，也是对美国今后整个走向不确定的反应。
德国之声：特朗普对中国的压力还在加码，提出要将更多中国商品的关税提升到25%。中国有没有能力承受这样的压力，会做出更多让步吗？
李成：我觉得中国是愿意在经济上做出更多让步的，但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压力是跟整个美国对中国战略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战略变化并非和特朗普直接联系在一起。有中国学者说，中国是要对付两个美国，一个是特朗普的美国–他更多是作为一个商人，对中国形成经济上的压力，他对中国的不满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另一个是把中国称为战略对手、战略敌人的美国。无论哪个美国，都给中国制造了很大压力，希望来遏制中国。其实，美国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共识。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但这种观点在中国有一定市场，这就加大了贸易谈判的难度。
另外，除了战略定位以外，在安全方面、在中国所谓锐实力方面，在台湾、新疆、南海问题上，中美双方都存在很大分歧，这就增加了双方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给经济谈判增加了难度。
不过，如果经济上失去合作的可能性，那么整个中美关系就会急剧恶化。因此，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经济问题上可能取得进展的一个动因。就看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对他们怎么谈并不很清楚，一方面是因为特朗普真真假假，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因为两位领导人都面临国内的压力。在压力下，他们会如何应对，这并不很清楚。
谈判有可能会达成一定妥协，中国可能会有所让步。但即使达成贸易协定，我们也不能天真地认为，中美经济上的摩擦就会结束。因为这牵涉到西方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满，包括在合资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在科技领域，比如人工智能方面咄咄逼人的做法以及中国制造2025。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中国对美国的保护主义以及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也是非常不满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矛盾和冲突都始终会继续存在。达成协议也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是它会影响第二天全球经济市场。市场是有妥协余地的，大家都希望从对方市场上得到自己的利益。
德国之声：双方可望达成哪些具体的妥协？
李成：有很多可能性，但我们并不很清楚。因为双方团队之间沟通上存在一些问题。中国有些人认为，在特朗普的团队中有些人要打压中国，违背了中国的原则，和他们的谈判是没有可能的。但另一些人，如财政部长，还是愿意对话。元首外交的意义就在于两人在最后时刻作出一个判断。不管是往好的方向，坏的方向，还是有好有坏的方向发展，都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的安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德国之声：对会谈结果，您的看法还是比较乐观吗？
李成：大家知道，贸易战打到一定时候确实都是双输的，不可能没完没了。所以总是会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现在整个大环境不是那么好，中美关系和去年不能同日而语，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更需要两位领导人把握好。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们都将拭目以待。中美有分歧很正常，但两国真要搞一个零和游戏吗？我觉得中美有识之士都会很谨慎，不愿意看到两国整个脱钩，甚至发生战争。这就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了做出一些妥协的机会。
德国之声：比如在一带一路的问题上，中国会不会放慢脚步，避免引起更大范围的不满？
李成：问题不在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中国可以调整，西方也可以调整。但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问题的一个关键。中国领导人讲，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市场导致的。西方则认为，至少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更多扶植了央企的发展，国进民退。在这方面双方是有分歧的，这是问题的关键，一带一路只是一个现象，不是事情的本质。
德国之声：您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转变到底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李成：这并不清楚，有很多分歧。但有一个共识是认为过去的对华政策出现了很多问题。不过，新的战略我觉得没有完全形成，还是在探索的过程中。
德国之声：有没有人认为，这是以改变中国的政体为目的？
李成：当然有人提出过。但这是不是主流，我认为还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德国之声：最后回到本周末的特习会面上，两人会不会奇迹般拿出一个搁置矛盾的办法？

李成：他们即使想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为中美有很多结构上的矛盾，有认知上的差异。但缓和一下关系，在某些方面给市场带来正面消息还是有可能的，在贸易问题上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进行Dealmaking是可能的。

采访记者：乐然

来源时间：2018/11/28 发布时间：201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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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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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1/2018

作者：赵舒婷龙菲叶君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中美建交40年40人”系列高端对话，今天是对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专访。

　　在2018年8月《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吉米.卡特被冠以“低调总统”的称号。随着媒体曝光他朴素的生活作风，人们再次追忆起了这位前总统谦逊、直爽、务实的个性。
　　或许也是凭借这些特点，卡特成功在其总统任期内实现了中美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从来不乏崎岖坎坷，但卡特顶住了压力和阻力，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一起，促成了这件“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大事。卡特总统说：“我在总统任期内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中，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或许对促进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最大。”
　　这种大局意识对处理世界上最棘手的难题至关重要，这位94 岁高龄的政治家这样提醒当今及未来的世界领导人。在他看来，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太平洋两岸的两国领导人必须共同应对挑战，别无其他选择。

在邓小平和卡特的推动下，中美两国于1979 年1月1日正式建交。

　　不畏阻力推动中美建交
　　澎湃新闻：在您之前的几任美国总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付出了多年努力，但直到您出任总统后，中国与美国才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您1977 年正式履职时，政府内仍有相当强大的阻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什么促使您下定决心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呢？
　　卡特：我相信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能够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的国家需要在官方层面承认这一事实。此外，我也十分清楚，中美两国人民都将从关系正常化所带来的经贸与文化联系中获得巨大的好处。同时，我对正常化后两国将恢复历史友谊也抱有很大的信心。
　　在我1976年竞选总统时，我就已经公开承诺要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竞选结束后，我的内阁成员们也支持我兑现这一承诺。尼克松与福特总统曾面临来自国会的政治压力，部分议员希望维持与台湾当局的密切关系，两位总统退缩了。我不会让这种反对力量阻止前行的步伐，但我希望在正确的时机迈出这一步。
　　当邓小平恢复中央领导职务时，时机成熟了。他和我一样，把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1978年，我这一届政府还实现了两大外交突破。那年春天，我们确保参议院批准通过了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和《巴拿马中立条约》，这是一项极具困难和争议的挑战。随后在九月，我力促以色列和埃及的领导人共举峰会，最终达成《戴维营协议》，搭建了中东和平框架。因此，也是时候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了。1978年，华盛顿和北京分别于当地时间12月15日和16日发布了《中美建交公报》。
　　澎湃新闻：谈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分歧，需要双方各自协调，例如台湾问题。您认为谈判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您是如何克服政府内部阻挠的，又是如何与中方协商处理这些问题的？
　　卡特：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是我们在整个谈判中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我们认识到，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与台湾的关系属于内政问题。然而，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有着广泛、密切、友好的联系，通过非官方渠道继续维持这种联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打算公开呼吁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问题最终应以和平方式解决。
　　我提名了伦纳德.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而不是职业外交官，作为我的首席谈判官。他在担任美国主要的劳工组织之一——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领袖时展现出了高超的谈判能力。我派他以大使级身份前往北京。他没有立即直接着手处理敏感的台湾问题，而是建议先在争议较少的问题上取得成功，为双方最后涉台等复杂议题的谈判奠定了基调。历史证明先易后难的谈判法则十分有效，并能推动谈判持续向前发展。
　　总体而言，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敏感问题，因为所有相关人员都知道现状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我们同样认识到，关系正常化不仅仅会给美国，也将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好处。
　　我相信这样的谈判方法时至今日仍有参考意义。谈判的目的不是实现己方的一切诉求，谈判时必须把重点放在谈判成功给双方带来的益处，对比谈判破裂给双方带来的弊端，而不仅仅关注一方的胜败。中美之间永远会有意见分歧，但我们不应把妥协（无论多么微小的妥协）视为软弱的象征。相反，我们应当学着包容差异，维护好我与邓小平40年前建立的良好双边关系。
　　需要补充的是，当我们宣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美国人民和国会都很支持。一些人预期的强烈反对浪潮并没有发生。人们认识到，美国需要接受现实，而且台湾地区的人民也得到了公平的对待。
　　澎湃新闻：回首往昔，您如何看待您在那段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您是否将此视为您作为总统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
　　卡特：当我宣誓就任总统时，便承诺要追求人权与和平，这不仅是对美国人民的承诺，也是对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承诺。
　　我感到非常骄傲的是，我这届政府所取得的一些最突出的成就，皆与推动世界和平有关。《戴维营协议》最终为埃及和以色列带来了和平；与苏联签订《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协议》降低了世界发生核战争的风险；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极大改善了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我认为与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历史成就。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任何国家在面临安全难题时——无论是解决领土争端、应对正在发生的军事冲突，或者促成武器控制协议——首先想到的是到华盛顿来寻求帮助。我认为超级大国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军力之强盛，货币之坚挺，或语言使用范围之广，而在于是否维护世界和平与人权。
　　我在总统任期内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中，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或许对促进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最大。我曾多次到访中国，我能从中国领导人、省长、大学生和普通民众对我的热情欢迎中感受到他们对我们所做贡献的认可。

1979年1月31日，卡特夫妇在白宫接待首次访美的邓小平。图片由卡特中心友情提供

　　澎湃新闻：您与邓小平在1979 年所进行的会谈，无疑是中美关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您对邓小平的印象是怎样的？您如何评价他在制定中国对美政策中的作用？
　　卡特：当我成为美国总统时，我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找到一位能够与我谈判解决两国分歧的中国领导人。我发现邓小平就是这样的领导人。
　　我感到与邓小平谈判十分顺畅，主要原因在于他与我都很务实。两国关系正常化几年以后，邓小平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谈到了他的执政原则——他总是实话实说，并告诫人们避免空谈。我能证实邓小平确实践行着他的处事原则。我发现他十分坦诚和直率，甚至多次对我直言不讳。每当我们产生意见分歧时，他都确保我明白中方理解的分歧点到底是什么。我也尽我最大努力让他明白美方对分歧点的理解。我总是尽量确保在谈判期间，他清晰地了解我对一些棘手问题（例如台湾问题）的立场。我们都不想让彼此措手不及。
　　我非常赞赏邓小平的坦诚，因为沟通是解决分歧的关键。我们谈判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一大根本原因是我们愿意坦率沟通。在我们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六周后，邓小平抵达华盛顿，顺利开启访美之旅，也得益于我们进行了良好的沟通。我们共同解决了30多年隔离所累积的分歧与误会。为了避免可能产生针对对方的有害的法律诉讼，我和邓小平签署了数十项技术性协议。

1979年1月31日，卡特夫妇在白宫接待首次访美的邓小平夫妇。

　　邓小平的个人魅力征服了美国公众，他让美国人相信是时候搁置分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开大门。彼时许多美国人对是否承认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仍抱有疑虑。但当邓小平1979年1月访问美国时，他展现了幽默感、灵活性，以及对美国文化的了解。通过聆听邓小平的演讲，观察他的现场表现，特别是他在得克萨斯观看牛仔竞技表演的一幕，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人实实在在的样子。由此，许多美国人抛掉了对共产党中国的一些固有偏见，支持中美建交的大众也变得越来越多。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澎湃新闻：您舅舅曾经给您带回一些来自中国的纪念品。您对中国的兴趣是不是从那时就萌发了？ 1949 年您在潜艇部队服役时，曾经以一名年轻海军军官的身份访问了一些您舅舅曾经到访过的中国海港，当时您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印象如何？
　　卡特：你是对的，我还是佐治亚农村的一个小男孩时就对中国萌发了兴趣。作为一名浸礼会信徒，我很敬佩那些曾在中国服务的传教士，我记得有一位这样的传教士有次回家休假小住，我去听了他在我们教堂的布道。我那时每周捐一枚五美分镍币帮助为中国儿童建立医院和学校。
　　我的舅舅汤姆.戈迪（Tom Gordy）是美国海军的一名无线电发报员。当他所在的舰艇访问香港、上海和青岛等港口时，他就会给我寄书信和纪念品，进一步点燃了我对中国的兴趣。即便是87年后，我仍然保留着其中一件——一艘中国古帆船的模型。如果你参观我儿时的家，也就是位于佐治亚平原镇的吉米.卡特国家历史馆的一部分，你一眼就可以看到我儿时卧室里摆放着这个帆船模型的复制品。
　　后来，作为一名年轻的美国海军潜艇军官，我追随我舅舅的脚步，也访问了一些中国的港口。那是1949年年初，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被毛泽东的部队包围了。我们离开不久后，共产党军队攻下了青岛，国民党开始往台湾撤退。与我在海军的许多美国战友一样，我对这则消息感到遗憾，因为从二战开始，我们就与国民党结成了紧密的联盟。
　　在中国的时候，我的确看到许多小男孩和老年人在刺刀下被迫加入国民党军队。我认识到这无助于国民党赢得民众支持，我知道这表明国民党已经绝望了。尽管那时我同情国民党，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民接受一个共产党政府绝不是因为受到共产主义的恐吓。
　　这样的个人经验，让我在成为总统后寻求结束中美之间的疏远隔离，一上任就开始着手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我个人一直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这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与日俱增。自1981年以来，我每次访问中国，中国人民都热情地欢迎我，好像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份子。我将继续保持我一生对中国人民的好奇与热爱，我也希望我的故事能够激起未来几代的好奇与友爱。

2009年11月，卡特夫妇访问了四川地震灾区，助力灾后重建，受到当地民众欢迎，并收到当地政府赠送的纪念品。

　　澎湃新闻：您卸任后，也曾多次访问中国，到访过中国的大城市和边远地区。可否分享一些旅程中难忘的趣事？这些年来您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卡特：我为自己有这么多机会访问中国而感到幸运。我1981年卸任几个月后便访问了中国，自那以来，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繁荣。曾几何时，美国人访问中国时经常对目之所及的贫穷感到惊讶，而许多中国人抵达美国时则常常为美国社会之发达所震撼。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值得注意的是，两者都发生在1979年前后——40年前的那种“惊讶”与“震撼”如今已不常见。我们在一些领域，例如我们的政府体系，依然存在不同，但两个国家总体而言越来越相似。这反映出中国已成为现代快速发展的科技世界中的一员。
　　对我而言，对中国感兴趣这么多年的优势之一是，我记得两国从1949年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关系疏远得多么厉害。每当我访问中国时，我都会想起双边关系自正常化以来取得了多么大的进展。例如，1979年之前，要在中国找到一群能够用英语表达观点的大学生非常困难。而现在，我经常在中国的大学发表英文演讲，在与中国大学生交流时从未遇到任何障碍。这只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的远见卓识造福中国人民和两国关系的一个例子。
　　卡特中心在非洲开展许多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与改善治理的项目。我的夫人罗莎琳和我经常访问非洲，近些年来，我们所达之处几乎都能遇到中国人和中国项目。中国在帮助非洲人民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从2012年开始，卡特中心就一直致力于推动美国、中国和非洲在维护和平、促进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三边合作。中国和美国都十分关心非洲的和平与繁荣。如果两国可以在援助非洲国家方面交换信息、分享资源，双方的合作毫无疑问将改变国际社会与非洲的关系的性质。
　　从在中国旅行中的见闻及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历中，我认识到双方的分歧将长期存在。两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可能把这些分歧描绘成不可调和的挑战。但我选择正视这些分歧，不让它们妨碍我们在诸如全球贫困、气候变化和核扩散等重要跨国问题上的合作。

201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中新社发杜洋摄

　　除了合作别无选择
　　澎湃新闻：今天的中美关系与40 年前大不相同。您认为现在的两国领导人是否有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40 年定下新基调？为了让双边关系保持强健和韧劲，您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卡特：一些中国事务观察家认为，中国没有改变政治制度，变得和美国一样，因此我们应当抛弃作为美国对华政策基础的接触政策。我想提醒这些人，我们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时，就知晓美国和中国在文化、历史、政府形式、利益关切和发展水平上有着巨大差异。我们认识到这些差异的存在，并没指望这些差异在未来会消失。但是我们也相信，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共同目标——互相尊重以及对和平、繁荣和进步的追求——比分裂我们的差异重要得多。
　　我能给予两国现任及未来领导人最重要的建议就是，不仅要谨记他们对世界和平负有责任，而且要让自己的国民也负起这样的责任。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必须向公众说明，和平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战争不仅会导致经济损失，而且也会给每个个体带来伤害。中国的年轻人有幸成长在一个非常和平的年代。但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这么幸运，直到我们的征兵制结束后，大多数美国的年轻人才得以远离了暴力冲突。战争的残酷不仅仅在于缺衣少粮，而在于失去朋友和爱人的生命。我们应该让所有人都铭记这一基本事实。
　　我知道中文里的“危机”一词由两个字组成，一个表示危险，另一个表示机会。这意味着在处于危机之时，人们一方面要看到危险，也要看到机会。如果当前中美关系发生危机，我相信我们能从两国人民中找到“机会”——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交流互动。只要两国加强民间交流，比如到对方国家留学、与对方进行商贸往来，两国人民就将继续作为两国关系的支柱。尽管当下双方领导层之间的分歧似乎很棘手，我还是相信人民的力量最终会占上风。将成为未来领袖的年轻学生和专业人士会拥抱时代赋予的机会，他们了解彼此，懂得为什么要和谐相处、共同合作与互相尊重。
　　我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我认为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知道，除了乘风破浪解决当前两国关系中的挑战，他们别无选择。保持相互尊重和理解是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难题的关键。

来源时间：2018/11/27 发布时间：201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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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凯：中国智慧能给中美未来指出一条新路

其他

崔天凯

26/11/2018

作者：吴挺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中美建交40年40人”系列高端对话，今天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专访开始。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时候，崔天凯正在黑龙江爱辉县插队，那时的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以后有机会能前往美国，更没有想到会成为驻美大使。“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其实我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 他感慨地说。
数年之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并同美国建交，此后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也改变了崔天凯的人生轨迹和职业道路，他从一个略显青涩的青年干部成长为了成熟老练的职业外交官。作为驻美大使，他积极奔走在外交一线，走进美国政府机构、智库、高校和各地民间，介绍中国国情，阐释中国立场，促进中美友好，被外媒誉为“沟通中美的外交能人”。
尽管中美关系起伏不断，也面临不少挑战，但崔天凯对两国关系的未来“满怀信心”。他相信中国智慧能给中美关系指出一条新路，形成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8年11月15日，崔天凯大使在纽约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18年年度晚宴并致辞。

期待涌现更多“中美通”
澎湃新闻：您从1981年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作为联合国职员、留学生、外交官，先后在美国生活了11年。您曾表示在美国学到的东西让您获益匪浅。能否以留学经历为例具体谈谈？
崔天凯：我曾于1986-1987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学。其实只有一年时间，但其间读了很多书。正是从美国的课堂上和书本里，我得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美国。我觉得那一时期最大的收获就是视野变得更开阔了，对美国的认知也变得更全面了。
我一直在思考，美国建国才200多年，但作为世界强国的历史已有100多年，美国是如何走上这样一条发展道路的？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广泛阅读了美国的发展史和外交史，从最初开辟新大陆到美国建国，一直到其近现代史，我都读过了，对这个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澎湃新闻：您曾说，以前认识的美国是“开放、自信、乐观”的，对现在的美国感到“困惑”。您认为这些年来美国社会政治生态主要发生了哪些变化？
崔天凯：实际上，感到“困惑”的首先是美国人自己。作为外交官，我只是观察美国，从不介入美国内政。但我也能明显感受到，这些年美国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是受全球化的影响，但客观地说，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美国自己的内外政策调整而导致的。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群体得到的利益比较多，也有一部分群体得到的利益比较少，甚至还有一些群体利益受到了损害。美国的社会经济矛盾也反映到了政治上。这些年，美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两党争斗也愈演愈烈。美国社会上很多人对此很有意见，也产生了很多困惑。实际上，最早做出反思的是美国人自己：美国是否还能维持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美国该向何处去？
当然，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总是会有外溢效应，总会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所以其他所有国家都在认真观察美国发生的变化，都在试图判断美国的变化会对各自国家产生什么影响。我和很多国家的驻美大使都交流过意见，大家看法一致，我们更看重的不是我们能对美国产生什么影响，而是美国的内政外交变化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
澎湃新闻：您在美国留学期间，曾上过鲍大可（Doak Barnett）教授的课，他是美国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您觉得像这样的“中国通”能为中美两国增进理解发挥什么作用？
崔天凯：鲍大可比较特殊。他曾告诉我，他出生在上海当年的法租界里，出生那年恰好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年，这很有意思。像他这样从小在中国长大，历史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中国通”还有一些，但这样的人毕竟不多，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少。
但如今在美国学习中文、会讲中文的年轻一代人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我曾走访美国的一些地方，发现有的地方开设中文“浸入”式教育，学校提供全中文授课的课程，有的小学生已经能用毛笔写汉字，这样的“群众基础”在以前是没有的。所以我相信要不了一二十年，美国将会涌现一大批“中国通”——从小学习中文，去过中国，很了解中国。美国一些有名的民意测验机构做过不少调查，有数据显示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是最高的。我很期待年轻一代的“中国通”能够更快地成长起来。
同时，我也希望中国能涌现更多的“美国通”和“中美通”。在对外交往的实践中，我们经常要回答关于中国的各种问题。如果我们能跟美国人讲清楚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道路、政策方针，说明中国没有意图挑战美国或寻求称霸，说明中国希望与美国合作等等，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把外交问题阐释清楚了。
澎湃新闻：您曾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相较于贸易赤字，美国对华“理解赤字”更难平衡。对于如何减少“理解赤字”，您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崔天凯：“理解赤字”这个概念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宋怡明（Michael·Szonyi）教授在《中国问题》一书的前言中提到的。我很赞同这个提法。中美两国之间存在诸多不同，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而解决问题的基础就是互相理解。我们之间存在全面、完整、历史性的理解，还是误解、误判，将决定两国关系的走向。所以，我们还是要在改善“理解赤字”的问题上多下功夫。要解决“理解赤字”，当然需要两国政府之间的沟通交流，但更重要、更具长远意义的是人民之间的交流。
解决贸易摩擦需要建设性的态度
澎湃新闻：22 年前，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未果，美国单方面宣布采取对华贸易报复措施。当年，您曾作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此做出回应。您认为现在的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和当年有什么不同？
崔天凯：基辛格、尼克松当年访华，中美双边贸易额几乎微不足道，发展到现在每年达到五六千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即使是和中美建交之后的前一二十年相比，我们的经贸关系也很不一样。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发展水平，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中美之间在经济、科技上的差距还很大。现在这种差距也还很大，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由于中国这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应该说中美之间的差距相比当年有所缩小，当然这取决于你从什么角度看。有人认为这种差距缩小得很快，中国的GDP总量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超过美国，这可能是事实。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经济发展的质量、人均GDP、对资源的消耗、付出的环境代价、我们的创新能力、科技水平等各方面，跟美国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无论如何，现在的中美经贸关系跟一二十年前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当年发生过的事情，现在不见得会再次发生，也不应该再次发生。美国惯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所谓的制裁性、惩罚性手段，比如增加关税，这在当年就不对，现在就更不对了。
澎湃新闻：经贸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现在随着贸易摩擦持续发酵，这块“压舱石”的作用是否被削弱了？
崔天凯：中美关系范围之大、内涵之广意味着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根支柱或一块“压舱石”。只有把各方面的关系都保持在合作的轨道上，中美关系才能够稳定。如果把希望寄托在经贸关系这一个领域，我觉得已经跟不上现实了。
从经贸关系本身来讲，中美双边贸易额如此巨大，不可能没有一点摩擦，摩擦肯定是会有的。关键在于怎么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双方采取建设性态度和面向未来的态度，就可以把这个争端解决好，中美双边贸易、投资就还会继续增长，还会继续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反之，如果采取一种破坏性态度，采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做法，那不仅会损害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而且这块“压舱石”很有可能引发负面效应，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美国需要调整世界观和心态格局
澎湃新闻：近年来美国各界展开了新一轮对华战略大讨论，越来越多的鹰派人物进入美国政府，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您认为美方对中国战略意图是否有误判？
崔天凯：美国国内对外交政策始终有各种不同意见。美国政府、国会、媒体、智库、军队、工商界等，各有各的看法，历来如此。从历史上看，美国出台的政策总体上是平衡的——如果这几年往哪一边偏一点，过几年会自己平衡回来——所以很多人认为美国的纠错机制和能力还是不错的。
从最近几年来看，美国确实出现了一些极端的观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到了对华政策上，这就涉及到战略误判的问题。现在美国有一些人嗓门比较大，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是美国最大的对手，所以要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甚至还有个别人在鼓吹要进行“新冷战”。虽然他们有表达自己看法的自由，但我认为这些观点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
现在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同时也面临很多全球性挑战，包括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传染疾病，自然灾害等。很多问题是没有国界之分的，所以就更加需要各国协调合作来共同应对，这才是世界发展的现实和潮流。
有些极端的观点，我认为也不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美国要在世界上始终保持“一家独大”“一枝独秀”的地位，这是不可能的。美国也没有能力单凭一己之力解决世界上所有的挑战，而是需要和各国一起合作。美国若想把经济发展得好、发展得长远，就需要全球市场。这些都决定了美国如果着眼于长远的国家利益，就应该更多地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合作。
澎湃新闻：随着美国政府陆续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一系列文件，很多人分析中美未来将进入“全面战略竞争”。您认为美国对华战略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崔天凯：从根本上说，这涉及到美国的“世界观”问题，即美国怎么看待现在的世界？怎么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影响和利益？怎么看待其他国家的地位、作用、影响和利益？如果美国始终以“一超独霸”自居，不能与他国平等相待的话，即便不存在“全面战略竞争者”，美国也会主动去寻找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总是担心被超越，就是担心其他国家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美国今天对他国的态度反过来对待美国自己。出于这样的担心害怕，美国就会采取一些措施和政策，打压可能超过它的国家。
坦率地讲，我希望美国的政治家、学者，包括社会大众，都能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想在世界上“称霸”，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认为世界只应该听一个或几个国家的。譬如中国，我们就主张世界应该由大家共同管理，各国之间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应该平等相待。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反映了我们对世界发展、国际治理和各国相处模式的理念。
我认为美国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要“改造世界观”。如果这些问题把握不好，就免不了整天担心。今天中国发展好了，就觉得中国是“全面战略竞争者”，要打压、遏制中国。明天印度发展好了，就用这一套对付印度，没完没了。美国把国力消耗在这上面，我觉得很不值得。
澎湃新闻：您从2013 年开始担任驻美大使，这期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您认为这对美国对华心态产生了什么影响？
崔天凯：说来是一个巧合，十年前我担任驻日本大使，当时正好赶上中国的经济总量要超过日本，日本当时也恐慌了一阵子。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机遇。中日关系经过这么多年的波折，现在也在慢慢改善，将来还是要走向合作。这是一个心理上的调适过程，现在轮到美国了。我问过美国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那么担心害怕（中国）啊？如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还成天担心害怕，甚至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担心害怕的基础上，那别的国家还有什么路可以走？
中国要发展，中国人民要追求美好生活，这是天经地义的，是谁也不能剥夺的权利。我们的发展说到底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不是要挑战别的国家，更不是要取代别的国家。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发展。这么多年来，不管是政府的五年规划，还是每次党代会提出来的宏伟蓝图，我们从来没有把发展目标定位为“今天要超过这个国家”或“明天要超过那个国家”，而是在自己的基础上怎么发展得更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发展依然是在超越自己，而不是挑战别人。我希望美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心态可以更宽广一些，格局可以更大一些。
中美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澎湃新闻：您和“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有过多次交流。您认为中美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吗？
崔天凯：我和艾利森教授长谈过好几次，其实很多人误解了艾利森教授的本意，他的主要观点是希望中美能够避免陷入战争。我认为中美之间应该避免、也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一方面，不能简单地把历史套用到21世纪的今天。历史上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主要是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城邦国家，奉行争霸的游戏规则和竞争逻辑。但今非昔比，现在联合国有近200个成员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几十年来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同时，中美之间的问题也不同于历史上那些国家之间的争斗，中国没有意图与美国争霸。习近平主席提出来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表明大家命运与共，要共同应对挑战，推进共同利益。
另一方面，我们有我们的文化自信。历史上有过16次所谓“新兴崛起大国”对“守成大国”构成挑战和威胁的案例，其中12次最后走向了战争，只有4次以和平方式告终。但是请问，这16个历史案例涉及的国家，有几个是用中医来看病的？中医讲求阴阳平衡，综合调理，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有几个国家是拿筷子吃饭的？筷子讲求的是手指的协调平衡，比如用筷子夹黄豆，也需要技巧。还有几个是书写汉字的？我们的汉字是方块字，每一个字都有平衡结构，书写的时候如果没把握好结构，字就立不起来。同时，每一个汉字能单独表意，和其他字组成词又能表达不同的意思。这些就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的和谐、宽容、平衡的哲理。
反观历史上的16个“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套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和中国智慧应该能够给当今世界，给中美关系指出一条新路，即我们靠互利合作，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靠建立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新型国际关系来解决大国之间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我相信我们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澎湃新闻：中美关系40 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总结起来，您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有什么特点？
崔天凯：中美关系这40年的发展跟两个国家自己的发展变化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都是密切相关的。当然，中美关系也对世界变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影响。
从历史上看，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很不一样的国家，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到经济发展水平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要承认这些差别。同时，中美两国又都是世界上的重要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必然有复杂性和多面性。
归纳起来说，建交40年来，中美虽然一直存在差别，但同时一直在寻找不断增长的共同利益，寻找合作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下的中美关系也还是在这个大的框架内发展。两国之间有很多差别，甚至有很多分歧，有时候还有比较激烈的矛盾，但两个国家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改变谁，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共同利益，寻找合作点，使中美关系能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持续发展的轨道上。
澎湃新闻：回望中美建交40 年并展望未来，最需要注意或者说妥善处理的问题是什么？
崔天凯：中美建交40年，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比方说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当年内战遗留下来，但由于美国的强力介入，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实现统一。中美之间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官方政策叫做一个中国政策。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开了口子，在与中国建交的时候，通过了一个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我们从当时就反对。实际上，美国是留了一手，给自己留下了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的口子。
台湾问题始终是涉及中美关系全局和基础的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从这几十年的双边关系发展看，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中美关系总体上就能稳定。尽管也有其他种种问题，包括贸易等等，但是不会动摇根本。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那确实是地动山摇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
澎湃新闻：您认为处理好中美分歧的关键何在？
崔天凯：可能不管到什么时候，两个大国也不可能变得完全一样，中国改变不了美国，美国也改变不了中国。中国发展得怎么样，美国发展得怎么样，从根本上说是两个国家自己的事情。我一直认为像中美这样的大国，只要能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别的国家就动摇不了我们；如果治理得不好，大概也没有别的国家能帮得了我们，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太大，分量太重了。中美必须认识到这个基本现实，我们处理相互关系只能立足于这个现实。
同时要看到，我们还面临着诸多全球性问题，政治、经济、安全、金融、贸易、社会问题等等，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需要合作。
所以，对中美两国而言，比较合理、成熟的做法是：双方在一个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寻求合作共赢，而不是互相争斗，不是搞零和博弈，不是我赢你输，更不是走向冲突对抗。同时，我们也承认，我们之间会有矛盾，会有分歧，但要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处理问题，因为我们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相互需求大于冲突。
澎湃新闻：您对中美关系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崔天凯：我希望中美能够通过不断的沟通交流，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博弈，发展成一种比较成熟的、持续向前发展的、总体上相对稳定的关系。在这样的框架里，我们可以处理各种分歧矛盾，也可以进一步发展各方面的合作。我想这也就是我们这些在外交一线工作人员的奋斗目标吧。

来源时间：2018/11/26 发布时间：2018/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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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三种未来最大“短板”会走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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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1/2018

作者：胡波来源：参考消息

近期，伴随整体关系的下行，中美两军关系也出现剧烈震荡。美军大幅加强在南海和台海周边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并拟于11月在南海及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武力展示。此前的5月23日，美国国防部以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为由取消了对中方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邀请。9月20日，美国借口中方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负责人实施制裁。中美是否已经陷入一种愈演愈烈的军事竞争？两军关系将会走向什么样的前景？
伙伴、对手抑或敌人？
中美两军关系始终是复杂镜像的集合，彼此看待对方始终都存在是伙伴、对手还是敌人的困惑。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两军关系最好时期，双方相互定义为战略伙伴甚至准同盟关系，但在台湾问题上仍互为敌手。今天，两国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但在反恐、反海盗、维和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仍还是不可或缺的伙伴。
两军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最大“短板”。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是要准备打仗的，以有能力应对最坏情况的出现，这就决定了军事关系是国家关系中互信度最稀缺的领域。由于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中美两国军队规划万一情况下针对对方的军事斗争自然在所难免。而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推进，中美军事能力在亚太局部区域的差距持续缩小，两国关于地区权力分配和秩序走向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在美国将中国正式“锚定”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之后，这类矛盾正超越传统问题成为博弈主线。
中美在安全上的相互防范和军事上的某种敌对决定了两国整体关系发展的“限高”。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滞后于其他领域关系的改善，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双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难度。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对此最不感诧异的就是两国军队和防务部门。
事实上，中美关于对手的身份认知在2010年前后就趋于强化。一系列事态也显示，美国将中国看作至少是在亚太地区的头号军事对手，即使中国并未试图直接挑战美国亚太军事主导权。在相当多的中方人士看来，美国是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在两国关系持续下行的背景下，防务部门的观点就更容易被行政部门和领导层所接受，美国近一两年出台的系列战略文件即带有鲜明的防务部门“零和”思维。而国家对外战略方针的调整必然会促使防务部门加大针对对手的计划和行动，很大程度上，美国“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的出台推动了美军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和部署，并刺激两军敌对言论和行为的泛化。原本，两军最多算局部对手，台湾问题最可能引发彼此冲突。近些年，随着美国战略的调整，按照美军的认知，两军冲突的范围已从台海扩展到南海、西太甚至印太，从点到线再到面，成为全面的战略对手。
冷战、冲突还是包容性共存？
中美是否会走向“新冷战”，已成为国际战略学界热门话题。事实上，这基本是个伪命题，至少眼下几年内不大可能成立。一大原因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和当年的美苏关系存在巨大差异，并不具可比性。具体而言，中美两国的合作面依然强劲；意识形态方面没有美苏那种“你死我活”的关系；两国各领域相互依存度很高，缺乏美苏那样泾渭分明的界限。
另一个原因是，“冷战”从来不是两个国家能打起来的。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冷战实际上不仅是发生在美苏两个国家之间的，而是各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小伙伴追随美苏。当然，美苏也都采取了武力胁迫、政治渗透和经济诱惑等手段，以保持己方阵营的团结。而今，这样的时代条件已一去不复返。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各国利益诉求均已变得复杂多元，虽然部分国家可能与中国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竞争，但如要让他们完全与中国割裂和敌对，则难以想象。追随美国与中国进行“新冷战”理论上或许存在可能性，但估计今天的美国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支付迫使这些盟友追随自己与中国对抗的成本和代价。
目前，美国国内的左、中、右势力确实在强化对华竞争的方向上有强烈共识，部分人士确有与中国“脱钩”甚至军事对抗的主张。不过，打不打“新冷战”，美国一家说了不算，中美两家也说了不算，需要整个国际社会背书。如果没有追随者，美国对华“新冷战”是打不起来的。我们关注中美会不会走向“新冷战”，除了考虑到中美互动以外，还要考虑欧盟、东盟、日本、印度甚至非洲等第三方力量的选择和作用。
其实更有理由担心的是，中美可能会走向“热战”，即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目前中美在西太平洋海上的竞争和对抗，双方政策底线或多或少都有模糊之处，在网络、太空等领域的竞争更是属于规则空白地带，这使得彼此威慑的可信度降低，一方对另一方行动的报复模式和程度并非确定无疑，因而大大增加了双方在和平与战争之间不断尝试拓展“灰色地带”的动机。随着竞争的加剧，两军会不断测试对方底线，部分决策者还会倾向于认为，只要能更好地打压对方，可控的小规模冲突也不是不能接受。美军高层已出现类似声音，现任印太总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就多次宣称，“除了战争之外，已经没有手段可以阻止中国控制南海”。10月24日，美国前驻欧洲陆军司令本·霍奇斯在波兰华沙安全论坛上公开表示，中美极有可能在15年内开战。
美苏二战后在东欧的力量平衡是在大规模战争之后形成的，且有详细的战后安排做参照。而今，中美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权力结构和安全秩序缺乏基本共识，还留存着很多涉及主权问题的敏感争议，极大限制了两军间的良性互动；双方对于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态势、规则和秩序有较大分歧，这难免会刺激新的摩擦与冲突。而由于美国有意模糊甚至大幅突破核与常规力量间的界线，并宣布将考虑退出《中导条约》，中美间的战略稳定也正变得岌岌可危。
在这种背景下，长期较为激烈的博弈和摩擦将难以避免。在真正的平衡和妥协达成之前，中美如何平稳地度过未来一二十年的高风险期？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果两军的矛盾和竞争能被管控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在国内外积极因素的推动下，双方有可能逐渐培养起合作意识及习惯，以合作螺旋代替冲突螺旋，通过长期的博弈和调适，最终走向包容性共存。但未来的路径并非单向道，究竟是走向冲突，还是包容性共存，取决于两国和两军的选择。
海上战略关系成为重中之重
中美两军博弈的焦点在西太平洋地区，中美结构性战略矛盾也突出表现在海上。中美在核导、太空等战略疆域中的能力差距甚大，目前中国仅能对美国构成非对称性的制衡，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也决定了今后这方面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参照美国的规模。在网络领域，鉴于其军民两用属性和相互依存的特征过于明显，竞争必然会受到控制。唯有在海上，双方最可能在西太平洋的局部区域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因此，中美战略竞争将带有很强的海权博弈色彩，中美海上战略竞争态势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两国整体战略关系。
如前所述，早在2010年前后，美国战略界就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海上战略竞争对手，开始从战术上进行回应，连续推出“空海一体战”“联合进入与机动联合”“全域进入”等作战概念。近两年，美军加快推动海上战略转型，从“由海至陆”到“重返制海”，从聚焦于反恐、维护海上安全转向与中俄等大国的海上战略竞争。
2015年，美军出台新的海上战略文件《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重新强调海洋控制能力。2017年，美军水面部队司令部、美国海军作战部在《重返海洋控制》《未来海军》等重要文件中均明确提出“重返制海”战略及“分布式杀伤”概念，“重返制海”正上升为美国海上战略的核心内涵。美国认为中国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力量、远洋海军和近海维权的“灰色地带”对抗给其带来了高、中、低烈度的“全频谱”挑战。
即便不考虑意图，中美海空力量对比的缩小也将加剧海上战略竞争。历史经验和权力转移理论都表明，两国力量快速接近的过程中，最有可能爆发摩擦与冲突。整体而言，无论是在质量还是规模方面，中美海上力量差距将会长期保持，但就西太平洋局部而言，两军将有可能在未来形成一个相对均势。国际防务专家一致推测，至2020年前后，中美两军在太平洋地区部署及活动的大型现代主战舰艇都将达到100艘左右，三至五代主战飞机的数量也会大致相当；虽然中国军队在技术实力上仍有差距，但可以凭借陆基“反介入”力量的辐射来弥补海空力量的能力缺陷。与此同时，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印度等其他主要海上力量与中美之间的差距还会继续扩大。这种特殊的国际海上战略格局使得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战略压力时缺乏折冲腾挪的空间，更易遭受集中防范和制衡。
当前，中美海上战略竞争呈现三大趋势：一是逐步升级。双方海上战略互信日益稀缺，合作习惯和合作螺旋受阻，竞争意识和竞争螺旋加速上升。在美国不断施压挑衅的背景下，中美在南海和台海的军事摩擦和对抗已非常激烈，且仍在不断升级。
二是竞争范围泛化，战略性越来越强。对美国而言，“中国海上威胁”的范围已经泛化，性质高度战略化。以往中美军事竞争主要集中在局部领域和具体议题，两军关系中的负面因素尚没有上升到影响全局的程度。眼下，由于美国将中美海上战略竞争凸显到一个非常夸张的高度，必会使得中美已有的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不再局限于东亚近海，还可能扩展到印太甚至是全球；同时，已不仅是军事实力的较量，还可能是涉及地区战略、区域秩序和国际规则的全面博弈。
三是小规模摩擦与冲突的可能性日渐增大。中美海上战略竞争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海上战略竞争，能够通过海上决战决胜来快速分出胜负，虽然美国正抓紧准备与中国的战争，但要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大概率而言，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略相持和消耗。然而，与当年美苏沿柏林墙的对峙不同，中美海上战略竞争在战争与和平间有着大面积的“灰色地带”，这会降低对抗的烈度，但同时也使得竞争变得更加难以管理，小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如何在海上和平共处？
为避免最坏情况发生，中美两军仍应加强危机管控能力建设，但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进行妥协与合作的准备。
首先，需要就西太海上权力结构达成必要共识。在西太平洋，中美必须适应新的力量对比导致的相对均势权力结构，同时深知自身弱点和短板，谨慎使用力量和能力，克制过于夸张刺激的举动，学会共存共处。基于不得不相互包容和妥协的战略现实，两国在积极赢得竞争的过程中，要有战略自觉，尽快就西太平洋的地区安排进行对话，就彼此战略设想进行实质磋商，就海上军备发展进行军控对话甚至相互限制，就该地区权力分配和力量对比形成必要共识，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包容共存的安全架构。
其次，理性处理第三方因素。如果美国真希望与中国就包括南海在内的海洋问题进行战略与政策对话，就需要在主权和主权相关问题上保持克制与低调，为沟通与谈判创造氛围。中国需要更加淡定，不宜草木皆兵，将第三方的任何挑衅举动都追溯至美国因素，从而做出过激的反应。中国还亟需必要的战略自觉，要清醒地意识到，虽然中国本身可能并无与美国在西太进行海上战略竞争的意图，但客观来讲，中国力量的快速增长和维权行动，在美方看来，就是对其海上主导地位和海权的侵蚀或挑战。
最后，共塑包容性的海洋规则和地区秩序。鉴于未来中美都难以在该地区建立或维系主导性的权力地位，因此，亚太地区的海上规则或秩序必须是中美双方都认可的，只能建立在协商性的权力结构之上。这需要中美在长期的海上互动中有意识地加以塑造，双方都必须放弃在西太平洋乃至印太地区建立针对另一方的海上安全机制的愿景和计划。随着中美舰机相遇事件的快速增加，双方还亟需发展出一套在该地区共存共处的军事行动规范。
作者| 胡波，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来源时间：2018/11/26 发布时间：2018/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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