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

  戊戌年底了，世界带给我们的惊喜仍接连不断。美国国会于2018年11月连续发布两部长篇报告：一是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发布的116页报告《Providing for the Common defense》（为共同防御做好准备），另一个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提交国会的长达529页的《2018年度报告》。
  两个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不约而同地唱出了同一个调子：“中美竞争中，美国会输！”报告中对中国的经济、军事、信息技术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系统且细致的调查与分析，以支撑“中美竞争”这一未来重要的战略大背景，并提出包括军事与经济方面的改革建议与竞争策略。现由学术plus编译并整理，仅供参考。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观点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就在本周，两个独立的政府委员会不约而同地发布了报告，其论调惊人一致，那就是一再强调：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与日俱增，将“中国威胁论”再一次推向高潮。《国家利益》中的评论也纷纷切中报告肯綮，将几百页的报告概括成一句就是：在与中国的战争中，美国要输！

  国防战略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Commission）是一个由国会授权的小组，由共和党和民主党官员组成，负责审查2017年出台的新的美国国防战略。
  而最新国防战略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国防战略的一次重大修改：将美国未来的战略重点从打击恐怖主义转移到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中。同时还明确指出：军方必须进行重大改革以时刻准备对抗中国和俄罗斯。
  报告的所有结论都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俄罗斯和中国都将美国视为各自地区的主要障碍。为此，委员会得出结论，两国正在推行旨在抵消美国关键优势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包括发展不仅针对美国军队，而且针对美国本土的各种类型的攻击。
  最后警告称，“美军在下一次冲突中可能遭受不可接受的高伤亡和重大资本资产损失。它可能很难赢得或者可能失去对中国或俄罗斯的战争。”
  另一个机构，即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也在上周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年度调查报告。该委员会于2000年由国会成立，其任务是监督中美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的状况，并评估该中美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今年美中委员会所强调的安全观则比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更为广泛，并且更具体地关注中国，突出了中国经济和安全政策带来的几个新威胁。
  首先在经济上，“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挑战。”由于中国政府的财政和政治支持，中国的经济政策使外国公司处于不利地位。并且今后中国对经济的影响只会增长，不会缩小。
  其次在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提高了中国在军事上挑战美国的能力。美中委员会也在质疑美国是否有能力确保其在亚洲地区的空中、海上和信息的主导地位，甚至还斩钉截铁提出：“由于中国空军取得的进展，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再也无法在印度-太平洋区域保持空中优势”的重要论断。
  第三，在信息技术方面，该报告认为，美国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依赖日益增加，尤其是与“物联网”相关的技术，给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带来诸多隐患。特别是中国政府支持大规模发展和创建5G网络技术，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安全，供应链和数据隐私风险”。
  美国军队远比大家想的要弱？！
  总的来说，这些报告独立地证实了同一个结论：美国军队远比普遍认可的要弱。正如2019年美国军事力量指数所指出：“按照目前的姿态，美国军队只能勉强满足捍卫美国重大国家利益的要求。”
  并且所有这些报告都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研究与开发投资不足，创新有限，以及中东地区的持续参与让美国比想象中更为脆弱，特别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持续追赶中，美国优势荡然无存。
  中美博弈气氛越发浓烈
  这些报告为近期的中美安全和政治谈判奠定了无比清晰明确的基调。这种浓烈的气氛可以在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中国方面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国防部长魏凤和等人身上明显的感受出来。
  比如：在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新一轮武器后，谈判被推迟。联合新闻发布会的结论表明，双方在关键安全问题上仍然相距甚远。
  还比如，马蒂斯重申，只要国际法适用，美国军队就会飞行和航行。而在一艘中国驱逐舰在南沙群岛附近进行航行而与美军USS Decatur相遇后，杨洁篪声称“美国应该停止将其船只和飞机靠近中国南海领土。”
  而在今年11月底，中美两国元首即将在阿根廷举行的G20峰会上集中讨论贸易差异，同时很有可能包括其他重要的政治、安全问题。我们拭目以待。
  报告简介及全文链接
  2018年11月13日 美国国会战略委员会《Providing for the Common defense》报告下载链接：https://www.usip.org/index.php/publications/2018/11/providing-common-defense
  目录及关键数据
  第一章：美国军事力量的目的与危机国防
  第二章：评估国防战略
  第三章：我们需要的力量-迎接核心军事挑战加强国家安全创新基地
  第四章：我们需要的力量-军事优势、准备和军民关系
  第五章：资助我们需要的力量
  2018年11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18年年度报告下载链接：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annual_reports/Executive%20Summary%202018%20Annual%20Report%20to%20Congress.pdf
  目录及关键数据
  执行摘要
  第一章：美中经贸关系
  第二章：美中安全关系
  第三章：中国与世界
  第四章：中国的高科技发展
  USCC 2018年11月2日《2018 Annual Report》网址链接：https://www.uscc.gov/Annual_Reports/2018-annual-report

来源时间：2018/11/26   发布时间：2018/11/25

旧文章ID：17465

作者：朱云来  来源：长安街知事

　　不斗嘴，以退为进
　　不斗嘴，以退为进。朱云来最新演讲的许多提法，新颖独特，直落根本。
　　中国以退为进，更多由市场决定经济走向。
　　中美贸易逆差占GDP比重不大，不要太担心。中美两国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中美两国应该一起做一些事情让双方受益，而不是互相斗嘴。
　　中美差距在哪里？
　　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还没有自己的芯片，更别说制造芯片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如果我们认真做一做科技的审计，看看现在到底我们真正的科技含量、科技水平，扎扎实实地发展到什么程度什么阶段了，进行自我检查，这样更有利于建立新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确认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我们应该能做的事情。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不见得是一哄而上能立马见效的，这是长远的方向，我们必须要关注和投入精力。
　　——朱云来的几个讲话，被赋予“新演讲”，在中美首脑会晤前夕给重点推荐，值得关注。朱云来的许多提法，新颖独特，而又直落根本，让人茅塞顿开。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不断学习中不断进步……我们确实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进步了很多了，但是比起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
　　“差距在哪里？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还没有自己的芯片，更别说制造芯片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如果我们认真做一做科技的审计，看看现在到底我们真正的科技含量、科技水平，扎扎实实地发展到什么程度什么阶段了，进行自我检查，这样更有利于建立新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确认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我们应该能做的事情”。
　　近日，第九届财新峰会召开 ，中金公司前总裁兼CEO、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登台发言。

朱云来 资料图   来源：东方IC

　　朱云来1957年出生，1977年至1981年就读于南京气象学院大气物理学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气象局工作，后赴美国深造。1994年，朱云来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随后取得芝加哥德保罗大学的会计学硕士学位。
　　1998年，朱云来进入中金公司工作，后出任中金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总裁和CEO，2014年卸任。
　　长安街知事注意到，近年来，朱云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对金融风险、经济形势、中美贸易摩擦等热点话题进行解读。
　　谈到中美贸易摩擦，朱云来认为，中美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不大，无需太过担心。目前，中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双方各自具有比较优势，贸易摩擦只是阶段性现象，会找到新的平衡点。
　　对于中美关系，朱云来曾表示，“中国是一个既古老又新的国家，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世界各国也有机会去分享中国的发展。因此，中美两国应该一起做一些事情让双方受益，而不是互相斗嘴。”
　　在去年底举办的“2017 新华网三亚思客年会”上，朱云来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中蕴藏着巨大的机会，并能够与发展中国家共享我们经济发展的好处。他同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不见得是一哄而上能立马见效的，这是长远的方向，我们必须要关注和投入精力。
　　朱云来还尤其关注科技进步对经济生活产生的影响。
　　11月9日，朱云来作为APEC中国工商理事会副主席，出席了2018二十国集团（G20）智慧创新论坛暨GIC全球创新者大会，发表了题为《数字、经济、创新与文明》的演讲。
　　他指出，通过数字化，除了可以解决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还为社会需求带来了分析、计算、模拟、人工智能等方法。数字代表了更高的层次，不仅是信息本身，包括对信息的加工运用以及技术的智能化，从而帮助人类文明更好地发展。所以数字具备代表或者重新定义我们这个未来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现在，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相信会有更多新的技术发明和发现，可以让社会文明有更好更快的发展。”
　　以下为朱云来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的讲话实录节选：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在学习中不断地进步，主要有两个基本方向。
　　一个是市场化。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系统地转变，市场化带动整个经济甚至是社会的转型发展。
　　另一个是国际化。我们在不断地与世界接轨，大家同在一个地球上，就会有交往。
　　为什么要开放？因为没有开放可能会缺乏新思想，缺少比较就很容易闭塞，容易固步自封。也正是因为开放，可能就会经常地激发比较，去发现自身的不足，发现别人的长处，同时也会在比较之中发现自己的长处。需要改进的地方就要改进，这就是改革。如果不开放、不改革，一个社会保持系统的进步就会比较难。市场化、国际化，至少从经济发展、经济学规律的角度来讲也是正确的。
　　现在，在经济总量上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一些方面还有所欠缺，比如科技水平。像当年的改革开放出去学习一样，与国际接轨，系统地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那一轮在国外学习以后回来创业的人，推动了我们新科技的发展。我们确实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进步了很多了，但是比起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
　　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还没有自己的芯片，更别说制造芯片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如果我们认真做一做科技的审计，看看现在到底我们真正的科技含量、科技水平，扎扎实实地发展到什么程度什么阶段了，进行自我检查，这样更有利于建立新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确认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我们应该能做的事情。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速度快是好事，但我们的发展已经到了要重视质量的阶段，有质量的发展才有更长远的意义。即便是有比较快的发展，如果质量不好，将来也有可能出现更大的问题和风险，所以应该有辩证思维，要有平衡。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曾经一直很强大，西方的研究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但是自从1840年以后，中国迅速被现代的工业化国家赶超，究其原因，我们过去的强大是在农业时代，农业时代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是规模，中国有一块非常大的平原，一片非常大的耕地，有着延续了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所以在农业时代非常的强大。一旦工业时代来临，我们自己却固步自封，就很容易被打败了。
　　经过长时间发展以后，现在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了，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更需要有策略地来发展，不必那么着急。因为如果你做得太快，又难免欠缺系统完整的论证，在未来可能会产生一定风险。
　　所以，有时候需要以退为进。一个经济体里要想救所有的生产单位，有的经营已经有问题了还是去救的话，不但没有把它救好，把原来做得好的也拉下来了，所以需要有全面的、综合辩证的考虑，要强调更多地由市场来决定经济的走向。

来源时间：2018/11/25   发布时间：2018/11/22

旧文章ID：17463

作者：莉雅  来源：美国之音

　　美中两国领导人准备这个月底在阿根廷参加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试图缓解两国之间的分歧并防止整体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日前在她办公室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不是美国的行动，而是中国实力的崛起带来的更有作为的对外政策转变导致美中关系开始恶化。这位在研究美中关系领域最有影响的专家之一认为，美中关系的转折点其实早在2012年之前中国实力上升时期就表现出来。两国领导人即将在20国集团峰会的间隙举行的会晤能否缓解争端目前还是未知数。
　　1997到2000年期间担任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日前在她办公室接受专访时表示，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螺旋式的下滑过程中。尽管目前不清楚这个关系是否走上了对抗的不归路，但是她认为，它不可能再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或是2000年代初的那种关系了，而新的平衡点将在哪里也很难知道。
　　美中关系紧张始于2012年之前
　　很多研究美中关系的人倾向于把关系的恶化都归咎于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不过目前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策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的谢淑丽教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她说：“事实是，美中关系中的困难、紧张实际上从200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它不是始于美国的任何行动，而是中国自己处理外交政策手法的转变。在中国2008年举办奥运会前后，然后当然就是国际金融危机。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个转折点与领导人个人因素关系不大。”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现过早的胜利主义情绪，外交政策向更有作为转变
　　在她看来，2008年美国与西欧国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大大损害了很多中国人眼中的民主资本主义模式，而中国政府通过庞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不仅避免了中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保持了相当快速的增长。
　　谢淑丽说：“所以，在中国国内出现了过早的胜利主义情绪（premature triumphalism），认为中国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开始要求采取更为强势的外交政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你尤其看到这一点。所以说那是一个转折点。2012年之后，中国变得更强势，采取更有作为的外交政策。”
　　中国崛起损害美国利益  引发特朗普政府的反弹
　　在对外的政策宣示上，谢淑丽说：“19大上释放了有关中国方案、中国的体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模式等信息。这引发了美国的担忧。”
　　中国现在的内外政策和决定在美国引起了包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和保尔森在内的中国通的担忧和批评，也引发了特朗普政府的强烈反弹。
　　谢淑丽说：“无疑，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每一个洲和每一个领域启动了努力，试图对中国所采取的他们认为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进行回击，而经济方面与美国安全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位长期研究中国政治以及美中关系的专家说，中国的这些做法引发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关切。
　　她说：“我对特朗普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持相当批评的态度。但是中国人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即对中国的反弹远远不限于（go way beyond）特朗普政府。”
　　谢淑丽举例说，现在美国国会两党唯一能够达成共识的就是中国议题，而且全球都在对中国的投资施加限制。
　　美国应该如何对待中国？
　　在美国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这位前美国官员提出了她的建议。
　　她说：“我们应当做的是以非常外交的方式，力图就中国采取的有损美国的具体行动进行谈判。而且，我们应当顶回去。我对威胁让中国承担代价没有问题，包括征收关税，因为我们觉得中国在竞争上没有公平行事而且对在中国境内运营的外国公司不公平。我们应当在关系中坚持更大的对等而且做好顶回去的准备，哪怕这样做会让我们自己付出一些代价。但是目标应当是清楚的表明我们最优先关注的是什么，然后进行谈判，并试图找到我们认为是大问题的中国的具体政策和行为的解决办法。”
　　在她看来，特朗普政府没有一个谈判策略，这是她对特朗普政府最大的一个批评。她说，他们试图惩罚中国，但这不是谈判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的真正策略。

来源时间：2018/11/25   发布时间：2018/11/23

旧文章ID：17460

作者：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  来源：来函照登

　　【按】11月19日，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受邀在北京语言大学做了题为“中美关系的机遇和挑战”的学术演讲。

　　作为一个在政府工作的分析师,我曾经在不同的部门工作,但是我认为自己最荣幸和最快乐的职业是教师,很高兴今天能来北京语言大学演讲, 并授予我荣誉教授，谢谢你们给予我这个殊荣。
　　我今天首先是以一个政府分析师的角度向你们做演讲，你们会听到我作为长期从事中美关系政策制定者，认为的中美关系重要的方面。同时，我还从一个教授和作家的角度，对中美关系的一些问题进行阐述。所以，今天各位同学将听到我以两种角度的声音和评论。
　　在首次来中国25周年纪念之际回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场合。我于199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当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这可以作为我今天话题的起点。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刚就任一年，中美关系由于大选等原因经历了很艰难的时期。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之后，时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希望能够稳固中美关系，铺平今后道路，这也正是我访问的原因。客观地说，1994年我首访之后，中美关系见证了一段长期友好，政府和民间互动频繁。其中包括留学生数量的大幅增长，首先是从中国去美国的留学生，也在某种程度上包括美国来中国的留学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将有广阔光明的未来，但是在25周年之际，我发现这个光明的未来变得渺茫了，中美关系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发现中美关系面临一个巨大的问号，而中美关系的未来面临一个更大的问号。
　　我们看不到中美关系的政策进步和改善，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面临全方位的困难，下一步方向也十分不明确。所以，我今天要讲我们如何开启这条道路，为什么我们一度相信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的美好未来和广阔前景，为什么现在中美关系面临巨大的疑问和不确定性，以及为什么我们能在这个道路上前进这么久，而在最近却踉踉跄跄。
　　我们如何建立外交关系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中美良性关系面临巨大的困难，我们既需要面临不同国情的问题，也要解决国际环境的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中美往来增多，原因基于双方都相信，我们有互惠互利的广阔机遇和条件，任何一方的成功都会使对方收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像我的中国朋友喜欢说的那样，我们都认为中美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中美互相依赖，推进彼此的繁荣。这个双赢关系既是基于两国的发展阶段，也是基于世界的大环境，也就是日益增长的全球化。长期以来，中美实现了利益的共存，中国也没有必要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当时，没人认为中国的崛起会是对美国的威胁。
　　但中美接触的一个重大前提是，这种接触对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其中一个国家的成功，对另一个国家也是有利的。这也就是常说的“双赢”关系。这是中美长期以来能实现合作的基石。
　　最近几年中美之间有更多的矛盾和差异，包括政治体制、人权、印太、台湾等等，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否认中美之间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但我们都认为应该好好管控我们之间的矛盾,因为合作是对双方有利的。但近期事态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怀疑中美之间的“互惠”和“共赢”关系，人们也给中美关系未来打上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为什么中美关系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出现了不确定性？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
　　第一，美国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制度会相应发生变化。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政治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这让美国非常失望。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对华政策，以及如何看待中国的成功。
　　第二，国际关系的学生可能会了解, 从现实主义的理论出发，“共赢”完全是错误的，它并不是国际关系的常态。这就是所谓的“大国政治的悲剧”。没有两个国家会真正实现“共赢”，一国成功，一国就会失败，国际关系是某种形式的零和博弈。
　　第三，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艾力森对此有比较细致的研究。随着大国实力的接近，新兴大国必然要去挑战和改变这个体系。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崛起,和改革开放并不抱有那么积极的态度。
　　第四，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存在意识形态斗争。这制造了中美两个社会之间的紧张状态。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作对美国政治影响力的威胁，尤其是在价值体系领域。
　　第五，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目前的国际体系已经不是一个“双赢”的体系。
　　以上这些观点，都对中美继续维持合作抱有十分消极的态度，促进了中美不可避免地成为竞争者。
　　我现在要从中国的角度分析，虽然可能权威性和准确性差了一些，为什么当前的国际体系无法实现“共赢”了？为什么中美关系出现了波折、不确定性和质疑？
　　第一，很多美国学者认为，对华政策的目标应该转变为“遏制中国”（contain China），让中国衰弱，并阻止中国的挑战。美国无法忍受出现一个实力相当的竞争者，美国希望继续维持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第二，中国国内出现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认为这个对中国适用的经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国家身上。这挑战了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的发展模式。中国认为他们所设想的国际体系会比美国主导的更加稳定与和平，最常用的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案例，当时的中国有实力，但是仍然采用了和平手段对待他人。
　　以上的两种观点，都强化了双方的一种信念，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你，我也可以实现成功；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变得更加成功。在这样的理念支撑下，就出现了所谓的“脱钩”构想，中国的成功不再需要美国，美国的成功也不再需要中国。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是对中美关系性质基本假设的改变。
　　如果任何一方确信，我的成功和发展与你无关，那么双方的妥协将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已经没有必要去管控双方的关系，比如在台湾、朝核、南海等问题上。
　　如果中美拒绝妥协、拒绝合作，那很多国际性的问题都会陷入停滞，因为这些问题仅靠一国是无法得以解决的。最严重的是，如果中美之间出现了一些突发的事件，我们管控这些事件的能力将会很弱。如果我们抛弃了“相互依赖”的基本认知，我们将很难妥协。
　　那么我们如何处理现在的中美关系？我们如何重塑互信？
　　我们常说的一个词是“战略信任”，但在国际体系中实现战略信任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无法使对方确信我们的意图。说的很漂亮很简单，但重要的还是行动。
　　因为，我们要思考如何“相互再保证”。也就是说，怎么样让对方确信，我的所得不是你的所失。我们应该重视如何说服对方，而不是如何使对方屈服。
　　我们应该考虑，到底什么样的政策会使对方认为，你不想让我成功？把这一点考虑清楚了，再去思考对策。比如中国的网络攻击和网络间谍问题，我们应该从个案开始，思考中美之间解决类似问题的机制。
　　中国应该开始认真思考外界对你的顾虑到底在哪里，并认真地去解决这些顾虑。比如90年代，美国认为已经掌握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但是中国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为解决此问题，建立了部长级机制平台，共同调研相关情况，最终证实是一些中国的企业向相关国家输送技术，而不是官方行为。因此中美双方联合终止了企业行为。如果中国的同事们只是告诉我“trust me！”而不提供证据，这根本无法解决问题。你必须严肃地对待别人对你的关切，并尽你所有的能力去解决这些关切。
　　重建互信非常困难，需要付出大量的工作。就像阅读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很长很难读，甚至有些无聊，很久都不会产生什么变化，但你需要十分努力地去读，终究有一天，会给你注入卓越的动力。

来源时间：2018/11/24   发布时间：2018/11/20

旧文章ID：17458

作者：  来源：联合早报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公开批评，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并不明智。他认为，贸易谈判应就事论事，如果谈太多政治，将干扰到贸易谈判的成果。
　　综合财新网和《南华早报》报道，曾任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的龙永图昨日在财新峰会上说：“谈关税就谈关税……一讲政治呢，谈判永远谈不成。”
　　他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些关税问题少了一些深层次考虑。
　　他认为，为了反击美国对华施加关税，中国向美国大豆加征关税并不明智。大豆所属的农业领域是美国非常敏感的领域，不到不得已，应避免向农业产品加征关税。
　　然而，中国从一开始就瞄准了美国大豆在内的农业市场。他指出，中国非常需要进口大豆，从一开始就攻击大豆缺乏深层次考虑。
　　美国今年7月向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后，中国作为反击，将美国进口大豆的关税提高了25%。大豆是美国最重要、也是出口量最大的农产品。许多种植大豆的农民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共和党的支持者。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蛋白饲料原料的进口依存度接近80%。而自关税施加以来，中国基本上停止从美国进口大豆，国内大豆供应随之出现缺口，导致价格节节升高。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上个月就宣布，降低猪鸡饲料蛋白质含量，减少大豆进口需求量。
　　龙永图今年4月受访时曾指出，如果要让美国感到比较痛，就要打它的农业市场，对它的农产品进口增加关税，但不到不得已，中国不应这样做，还是尽力把双方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
　　针对中美两国近日已准备重启贸易谈判，龙永图昨天表示，对中美贸易争端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特朗普施加的关税也伤及了美国自身的利益。
　　全球贸易体系陷有史以来最脆弱时期
　　另据新浪财经报道，龙永图在讲话中还谈及全球贸易体系。他指出，世界贸易组织（WTO）代表的全球贸易体系正遭受严重的冲击和边缘化。
　　WTO的三个主要职能——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组织全球开放市场的谈判、对国际贸易争端进行仲裁，现在都已经是无能为力。
　　他说：“现在贸易争端体制也陷入瘫痪或者半瘫痪的状态，全球贸易体系处于它成立以来最危险、也是最脆弱的时期。”
　　在他看来，全球贸易体系的另两个层次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区域贸易协定本来是作为WTO一个补充，但现在就像雨后春笋一般一下子冒出来几十个几百个。此外，双边贸易协定过去作为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外而存在，当时最典型的双边贸易协定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签订的《双边左右贸易协定》，但此例一开，其他国家一个个都效仿。
　　对此，他认为应该积极支持WTO内部的改革，把区域贸易谈判当中的许多新议题带到WTO的会议厅里。
　　他并强调：“美国应该放弃对世贸组织仲裁体系不负责任的态度，使世界贸易组织仲裁体系更快能够恢复它的正常运作。”

来源时间：2018/11/24   发布时间：2018/11/19

旧文章ID：17456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

“一带一路”的实施已经五周年了。在这五年中，中国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也有不足，更有可以改进做得更好的地方。且不说“一带一路”已经触及的领域和已经全面铺开的工程，“一带一路”几乎已经成为今天各国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的关键词，政策研究的“显学”。在外交上，说中国几乎可以等于说“一带一路”。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人们都难以回避评估“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实实在在的影响，还是概念上的影响。

一个巨大的变化是西方对“一带一路”认知和态度的变化。尽管美国和日本从一开始就对此抱怀疑和反对态度，但欧洲国家尤其是德法两国是比较积极的。不过，五年之后，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崛起，冷战思维也在西方国家回潮，一些西方国家因此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具有扩张性质。

美国、德国等国一直在公开反对“一带一路”，已经造出诸多新词汇来称呼之，包括“新帝国主义”“新扩张主义”“新殖民主义”“债权帝国主义”等等。当然，也有国家变得现实起来，例如中国的邻居日本，从早先的公开怀疑甚至反对，转向近来的寻求合作。

2018年10月26日，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安倍晋三表示，日方愿同中方一道遵循开放、透明和市场化原则，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符合东道国需求和国际准则的合作项目，实现互利双赢和多赢，为地区和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来源：中国政府网）

现实地说，西方的这个态度今后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在“一带一路”上，西方的主要角色少则批评和谴责，多则阻挠和破坏。不过，不管西方如何认知，“一带一路”会照常进行。

西方资本（尤其是大资本）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不太感兴趣，“一带一路”属于实体经济，西方资本不会有很大的兴趣。

今天世界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经济领域，即实体经济、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实体经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因为它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掌权以来，也在努力重新使得美国实体经济化，但是华尔街大资本对实体经济不感兴趣，因为实体经济到今天已经不能赚大钱、赚快钱。

“一带一路”侧重基础设施建设，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一带一路”投资能否赚钱？能够赚多少钱？什么时候才能赚钱？所有这些都具有不确定性。在今天的世界里，只有中国这样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国家，才具备条件和动力去这样做。西方没有很大的动力，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仍处于早期经济发展阶段，还不具备在海外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条件。

积极看待“一带一路”引来竞争

对中国来说，来自西方的批评既是预料之中，但也绝对不可忽视，因为它影响到“一带一路”的国际舆论环境，从而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环境。无论是缅甸、斯里兰卡还是目前的马来西亚，中国诸多项目很容易受当地政治的影响，但当地政治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和西方的批评话语有关。

应当指出的是，即使西方诸多国家现在纷纷提出各种“策略”，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中国进行竞争，人们应当把这种“竞争”视为正面，是中国的成功，而非失败。从全球战略层面看，大国之间（包括中美之间）出现竞争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说大国之间所有的竞争都是不好的，这取决于什么领域的竞争，是军事、政治、意识形态，还是经济。

经验地看，大国之间的很多合作最初表现为竞争。不过，对中国来说，最糟糕的就是中国和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陷入了在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军事竞争。这最后必然导致当年美苏冷战状态，对自己不利、对区域不利、对世界秩序不利。

“一带一路”如果能把西方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导向经济领域，并且主要局限在经济领域，就可视为中国的“胜利”。道理很简单，军事上的竞争最后必然是零和游戏，而经济竞争更多的是双赢的。1990年代，当中国和亚细安（东盟）开始进行“十加一”的自由贸易谈判时，日本和韩国马上来竞争，所以有了三个“十加一”机制。从今天看来，这三个“十加一”机制对谁都是有利的，因为在此基础之上，已经形成“十加三”的区域机制。

今天在“一带一路”方面，美国、日本、印度、欧洲等都纷纷来和中国竞争，提出自己版本的“一带一路”，并且矛头就是对准中国的。不过，这种现象倒是无须过分担心，因为经济上的竞争最终也会出现类似“十加三”的情况。就经济本质来说，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体很难绝对分离开来，至少很难像军事那样分离开来。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可以坦然面对和欢迎来自他国的竞争。

中国也必须分解西方和当地国家批评中的积极和消极成分，善意和恶意的成分。针对一些在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人们不应避免直面，而应尽快加以改进。在“一带一路”上，西方做什么、不做什么，中国必须关注，也须回应，但对中国来说，最主要的是检讨本身在这五年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

重新定义“一带一路”

对五年的全面评估有待展开，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无论如何是不可忽视的。

“一带一路”概念过于宽泛，缺少边界。“一带一路”早先提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地理范围的，内容也是有所规定的；但发展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似乎只要中国所做的，什么都属于“一带一路”范围。这既造成中国对外解释的困难，也造成其他国家理解上的困难。大部分国家都会提出自己是否属于“一带一路”范畴的问题。因此，必须重新进一步加以“定义”和解释。因为已经很宽泛，要回到当初的狭义定义也不可能。

在这方面，中国可以考虑把“一带一路”和中国新时代的开放政策结合起来，“一带一路”是新开放性国际经济发展平台。同时，要尽量减少甚至去除“战略”方面的内容，而强调这是中国的经济“走出去”，是中国给予世界经济共同体的“国际公共品”。

在政策层面，应当看到中国“走出去”方式的局限性。“一带一路”以国家资本（国有企业）为先导，就很容易产生两个现象。对国有企业来说，在“走出去”过程中，比较容易忽视经济原则而重视政治原则。尽管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是企业，而非政府，但因为“一带一路”经常被视为中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被用作外交途径，企业往往必须考虑政治需要，而对经济因素考虑不足。在所在国，“一带一路”则往往被误认为中国的国家行为，而非企业行为。对一些国家来说，它们难以把国家和国有企业区分开来。

对中国来说，这方面的作为可以改进，问题也不难解决。有必要对所在国解释清楚，中国的国家行为和企业行为是两码事。国家外援是国家行为，而“一带一路”方面的企业投资（哪怕是国有企业）是企业行为。此前没有明确把两者分离开来，对一些国家造成困惑，一些国家就无限制地要求中国给予优惠条件。现在随着新成立的国际开发部门，国家和企业的边界应当确立。国家援助必须考虑政治因素，可以交给国际开发部门处理，而企业“走出去”必须“在商言商”。

对地缘政治因素的考量不足。尽管“一带一路”的核心是经济发展，但它不可避免地会对地缘政治产生影响。而这方面的考量是不足的。中国和中东欧的关系，即“16+1”是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对地缘政治因素考量不足，“16+1”在欧洲的反应过大，但经济效益不强。因为中东欧16国中很多国家是欧盟成员，这导致欧盟核心国家德国和法国的担忧，认为“一带一路”会破坏欧盟的团结与整合。欧洲本来就担心俄罗斯在东欧的影响，在东欧的地缘政治之争，多少年来一直是俄罗斯和西方的关键点。现在中国又来到东欧，而且中国和俄罗斯具有良好的关系。这些都是欧洲担忧的地方。

不过，对中国来说，和东欧国家的贸易量还不到中国和亚细安国家的10%。中国在中东欧并没有地缘政治利益，实际上，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几乎都是双边进行的，并没有多国多边的贸易安排。中国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才与中东欧国家建立“16+1”的多边讨论平台。也就是说，“多边”是虚的，双边才是实的。中国和中亚的关系也是如此。中亚涉及与俄罗斯的关系，搞不好同样会造成地缘政治之争。

“一带一路”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等国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地缘政治逻辑（这里主要是印度和西方的关切）。地缘政治的存在，并不是说所有这些地方不能去，而是说，中国必须设计更精细的方式“走出去”。例如，这些年一些人过度相信多边关系，搞什么都要多边。

但是，多边如果搞不好，就会被多边之外的国家视为“抱团”，对其他国家构成挑战。实际上，就经济发展和贸易来说，双边往往比多边更有效、更公平，同时双边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大大减低。

基础建设须利及当地社会百姓

规模问题。“一带一路”以国企为主体，所从事的基建工程往往规模过大。规模过于巨大，对所在国来说，就具有国家安全的考量。迄今为止，很多国家的政治一旦发生变化，中国的工程就被迫停工。尽管这些国家大多以环保方面的原因来停工，但实际上是背后的国家安全考量。而另一些国家（越南是一个典型）绝对不会容许中国的大工程进入，更是为了国家安全的考量。这不仅仅是这些国家本身的国家安全问题，更是其邻居的国家安全问题，即地缘政治问题，例如印度对中国在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工程的关切，甚至甚于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本身。

规模问题也产生了诸多经济方面的问题。例如，资金量过大而不可持续。项目的不确定性随着规模的增大而增大。一些大项目一旦开工，很快演变成“无底洞”，而国家因为种种原因，又不能像民企那样计算成本，这必然对国家造成无穷的金融负担。即使在项目完工之后，如何维持如此大工程的运作也是一个问题。这不仅会产生经济方面的问题，也会产生政治方面的问题。又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关系。

庞大的国有企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实体，和其他实体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国企既不向其他类型的企业开放，其他类型的企业难以参与国企投资。中国的民营企业很难受惠于国企，而对当地国家来说，这些国企的存在就有某种“威胁感”，至少是“不理解”。

基础设施工程和民生经济的脱节。从中国自己的经验来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民生经济必须结合，才能诱发经济活动，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有了产业园区和制造业等的发展，地方老百姓就会有就业，地方政府就会有税收。但这并没有发生在“一带一路”上，至少还做得很不够。当地的老百姓甚至地方政府的感觉会如何呢？老百姓看到土地被征用，环境被影响甚至破坏，但自己得到什么？地方政府也有类似的感觉。

斯里兰卡民众上街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因〝一带一路〞战略施加贷款背负重债，影响改革经济与社会

“一带一路”主要是当地中央政府和中国国企的关联，而不是中国国企和当地地方政府及社会的关联。这使得当地社会和地方政府感觉不到自己是这些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如果他们感觉到自己有所损而没有所获、所获不多或所获不公，他们就会对“一带一路”产生负面的看法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情绪更容易受外来力量（主要是西方或当地对中国不友好力量）的影响。

针对这些现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纪念“一带一路”五周年时特别强调指出，“一带一路”要惠及当地社会和老百姓。这是问题的核心，必须面对。

“一带一路”是一个长远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不可能不交些学费。遇到一些困难就失去信心甚至自我责难，或者看到一些成绩就洋洋自得、自我膨胀，都不是好的态度。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做得持久、做得更好。

来源时间：2018/11/24   发布时间：201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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