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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马茨:我们现在才明白,中国不会跟着西方走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11月19日上午,美国前副国务卿、基辛格智库事务所副主席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D. Hormats)到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就目前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知识产权合作等问题,与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及各领域专家进行坦诚、深入的交流。本文根据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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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马茨(美国前副国务卿、基辛格智库事务所副主席):
  感谢人大重阳的热情接待以及精心安排的对话环境。当前这段时间对中美关系非常关键。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强烈的政治意愿,要使双边关系正常化。到了80年代,两国致力于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接下来中国加入IMF,成为全球经济秩序的一员。
  在过去10年中,两国经济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美国推动这一进程的动力是基于华盛顿共识,认为中国深度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会带来中国内部的改变,变成市场导向的社会,在制度设计方面也会变得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更接近,并且国际机制本身也会随着经济秩序的变化而自我演进。现在,我们发现,美国人这个想法太天真了。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保持中国特色,并不会让中国在制度上学习西方。此外WTO也没有发生改变,并没有变得更有效,没有发展出有效的规则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新问题,已经不再适应现代全球经济的发展。
  美国商界一贯非常乐意与中国合作,但现在,美国商人越来越觉得,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了具有强劲竞争力的经济体,中国的规则(例如有关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规定)应该相应作出改变。但这些改变并没有发生。因此,美国企业担心的不是当下,而是将来。尤其是中国现在在高新技术领域竞争力越来越强,能与美国企业一争高下,中美在高新技术领域面临着“谁是世界第一”大国的问题,这种情况以前美国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局面让美国人震惊。因此,美国人开始寻找中国经济飞速崛起的原因,开始关注中国的国内政策。
  目前,在很多方面,中国的高科技已经领先美国了,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美国在相关领域没有任何工业政策、补贴或开放市场方面的限制。所以,中美当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两国在规则、规范、标准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且相互不理解,两国都在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而且两国之间并没有就此进行行之有效的对话。在上述方面,中美不可能完全一致,但至少应该就如何处理分歧达成一定程度共识。我认为,美国是无法压制中国的发展的,无论怎样中国都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美国也不能再以冷战思维对待中国,试图遏制中国,因为当今世界与上个世纪大为不同。美国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方式与中国相处。中美两国也需要紧密合作,以支撑全球经济体系正常运转。
  中美两国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尽管特朗普说,“贸易战很容易胜利”,然而回顾历史我们都知道,贸易战不可能有赢家。我认为,首先,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这不仅有利于美国,这对中国企业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对创新者投入的脑力、精力、资源的尊重和鼓励;其次,关于投资,两国可以合作建立能够共同认可、遵守的原则和规则;第三,关于国际金融体系,2008年中美两国进行了成功的合作,携手应对了金融危机,现在两国更是有极大合作空间,共同努力防止世界陷入新一轮金融危机;最后,加强在医药研发等全人类受益的领域的合作。当前,医药领域的技术研发,很多都是建立在跨境合作基础上,不论是美国科学家研制出来的药物挽救了大量中国人的生命,还是反之,这都会对两国人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产生极大影响。
  美国担心的是,中国企业通过收购并购的方式,进行强制性技术转让。此外,长久以来华盛顿鹰派人士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中国一旦获得知识产权后,将不仅用于商业,还会用于军事,尤其是人工智能。这不是说现实中国就是这么做,而是他们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因此,知识产权就从一个商业问题变成了安全问题。
  关于G20,如果两国没有任何协议达成,将会是很糟糕的;如果两方将分歧公开,这将更糟。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应该进行工作组级别的会议,商谈具体问题如何解决。不是说要求中国在法律体系上妥协,而是增加透明度。关于投资问题,两国一定要避免投资保护主义。
  关于中美“脱钩”,这的确是美国某些政客的观点。问题在于,高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很长的周期,根本没法说脱钩就脱钩,全球供应链的重新分布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但是,的确现在在美国,有部分人就是这样想的。现在,这代表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潮,不仅仅是经贸问题了。
  现在很难预测G20两国元首见面会发生什么。因为元首间的私交与国家利益是两回事,而且特朗普在国内也面临不同压力,部分人希望他对中国强硬,另一部分人持反对意见,很难说到时候他会如何做。我担心的是,会面结束之后,特朗普宣称会见谈得很好,但实际上什么协议都没有达成。
  中国在创新方面的长处在于,可以非常快地学习,中国大量进口半导体、电脑芯片,学习能力非常惊人,用比其他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就完成了追赶、超越甚至是跨越式发展。美国企业重视中国市场,想参与创新与研发,但他们又担心自己技术的安全。
  关于特朗普减税政策,问题在于,按照美国经济目前发展势头其实并不需要减税,而且减税对未来促进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它只是短时间内让大家很开心。减税意味着政府债务水平大幅增加,到头来美元升值,只会让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更弱。
  中美两国的前政府官员应该加强对话与沟通,因为说不准其中某个人就有对现任政府的影响力。此外,中美两国各层级的官员加强交流非常有必要,比如省州长、市长层级的交流,有助于加强地方层面的相互理解。
  关于种族问题,我认为这不是单独针对中国的,而是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一部分人坚持民粹主义观念,敌视所有与自己不同的人,这种情绪也被他们用在非裔、犹太裔美国人上,不是专门针对中国。
  即便是对中国看法最负面的美国人,也没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中国,没人把中国当成以前的苏联。美国人长期以来坚持认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能带来繁荣发展,但中国成了反例,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应急、救灾等)表现出了比美国政府更优秀的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美国人的认知,需要花时间去消化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认为这是意识形态分歧,这仅仅是两国关于何种方式才是更好的治理方式的争论。

来源时间:2018/11/24   发布时间:2018/11/24

旧文章ID:17452

傅莹:从加迪斯《论大战略》看美国后冷战时期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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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莹  来源:《世界知识》2018年第22期

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加迪斯2018年4月出版新著《论大战略》(On Grand Strategy),讨论战争和战略的逻辑,书中引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的思想,展现东西方战略逻辑的跨文化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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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和刺猬式思维的差异

加迪斯用狐狸和刺猬的隐喻开篇。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希腊诗人阿奇洛克思的残篇中:“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当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1953年出版的《刺猬与狐狸》中加以引申,借此描述历史人物思维的差异。狐狸追逐多个目标,其思维是零散、离心式的;而刺猬目标单一、固执,其思维坚守一个单向、普遍的原则,以此规范一切言行。伯林据此为分析人的思维提供了一种分类法。

伯林认为,柏拉图、但丁、尼采、黑格尔属于刺猬类型,而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则像狐狸。问题在于,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能普遍适用吗?狐狸式思维和刺猬式思维能否共存?反例是大文豪托尔斯泰,时而像一只固执的刺猬,试图追寻历史真理,时而像一只多疑的狐狸,鄙夷历史解释和经验。狐狸和刺猬的特点在他身上出现某种交汇,而交汇点就是“常识”。伯林的结论是,常识是某种自发、单纯而未被理论污染的东西,经得住时间检验。

伯林的理论被演绎成历史研究者的罗盘,也启发了加迪斯对战略行为的思考。他认为,狐狸型思维的人善于归纳各种不同信息,而不是仅依据“宏观计划”进行推导;刺猬思维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拒绝批判和反思,往往沉浸在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里。而加迪斯认为,“狐狸和刺猬的悲剧在于,彼此都缺乏对方所具有的一些能力。”那么,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思维方式能否并存?如果把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环境的敏感性结合起来,也许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战略。

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

加迪斯认为,人的思维往往处于刺猬和狐狸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抗之中。前者重视目标的单一性和纯粹性,而忽视手段的配合;后者重视环境的变化和对自身能力的评估,但往往模糊了目标和焦点。加迪斯在书中展现了这种对抗和矛盾,他用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对参与者思维和行为的分析,体现出战略的内涵。为什么有的战略意图能得到超水平的实现,而有的战略意图一败涂地?他的结论是,如果把刺猬理解为对战略目标和愿景的规划,把狐狸理解为对自身能力的评估和调控,那么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

不过,加迪斯也说明,这种平衡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应是动态和不断变化的,因为在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外部的影响因素随时都在发生变化,目标与能力需要互相适应和配合,尤其要防止两者脱节。做到这一点,需要拥有“好的判断力”和“均衡的行为”,简言之,就是运用常识。加迪斯写到,所有战略问题的核心不过是常识而已,但保持常识亦不易。

加迪斯写到,战略意图的追求者从不缺乏伟大理想,然而,成败往往取决于现实条件,而不仅是美好愿望。战略的失败者给人类战争史留下了许多不可思议的问号。例如,以拿破仑之伟大,何以忽略了俄国拥有辽阔地域和恶劣气候的现实,执意让大军向纵深挺进,最终陷入补给不足和天寒地冻的境地,以一场惨败终结了一生的辉煌之旅。年轻时的伯里克利(古希腊政治家、雅典黄金时期领导人)聪慧过人、从不失算,何以老年时对危机失去了敏感性和判断力,以至于顽固地鼓动雅典与斯巴达对抗,最终导致繁盛的希腊文明在战争中毁灭。这便是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被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总结为强国争霸的经典案例。在加迪斯看来,这些失败者都曾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他们不愿受现实条件的约束,试图摧毁任何阻碍自己的东西,固执地追求超出能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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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忽略了俄国的辽阔地域和恶劣气候而导致惨败

加迪斯也列举了一些实现目标与能力平衡、成功贯彻战略的案例,如罗马帝国第一位元首屋大维、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和年轻时的伯里克利。加迪斯最推崇的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对目标和能力的判断始终清晰,包括在二战后愿意与苏联谈判做交易。罗斯福有充分的自信在大国间协调,操控战后安排,试图为分裂、残破和前途不明的世界找到希望。然而,这个进程在他离世后戛然而止,世界滑入冷战深渊。不过加迪斯忽略了美国与苏联在争夺世界霸权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必然性,另外,核武器的诞生也让罗斯福的继任者有了与苏联抗衡的勇气和条件。

在加迪斯看来,保持刺猬式的专注固然不易,但像狐狸一样灵活调整自己的策略似乎更难。他的结论是,实施大战略不能让固定的原则或偏见捆住手脚,一个好的战略未见得自始至终都能逻辑自洽,甚至不排除前后矛盾和冲突。战略更多关注的是“规模”,也就是说,可以影响多少人,带来多大收益,或导致多大成本损耗,由此判断目标与能力是否相匹配。

东西方战略的对话

加迪斯在书中谈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和东方世界的战略思维。《孙子兵法》讲审时度势,其中的逻辑亦无外乎目标与能力的关系。加迪斯认为,如果在后冷战时期确实出现西方与东方的较量,那么它将主要反映罗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韧性。因为二者都是思想和文明型的国家,都在各自的时空里多次成功克服危机,顽强生存下来。虽然早年西方的战略家们未必知晓孙子在世界另一端的存在,但他们在逻辑上互相映衬,展现了战略逻辑跨文化的关联性。

加迪斯说,东西方战略都告诉我们,在争取成功的道路上,必须认清存在什么样的限制和约束条件。好的战略要考虑到制约条件,限定行为范围。这正是孙子所强调的,“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在多数情况下,能力与愿望之间总是有差距的,因此需要采用谋略和迂回的方式,知所进退。

现实中,战略的目标有时未必是要争取更大利益,而是旨在减少损失。因此,即便面对重大诱惑,战略的考虑仍然要把成本计算进去,否则可能会在更宏观的盘点中失分。在实施战略的过程中有许多变数,条件复杂多变,受益还是受损也并非一眼就能看清楚。而当目标远远超出自身能力时,更容易出现矛盾激化的情况,导致不得不选择战争。然而,即便能预知战争后果,就一定可以避免发动战争吗?战争的发起者很难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战争所得如此之少,代价如此之高。

加迪斯认为,东西方两大文明之所以延续数千年,就在于文明内部能不断反思、调整和重塑。加迪斯在《论大战略》中既介绍了对战略本质的认识,也为东西方的战略对话提供了参考。

后冷战时代美国战略的得失

作为美国冷战史研究的权威人物,加迪斯推出这本新书,自然引发美国学界关注,看法有褒有贬。赞赏的观点认为,加迪斯把焦点放到“领导力”(statesmanship)上非常重要,历史上无数政治家由于缺乏谋略,把国家导向覆亡,教训深刻。也有评论提到了现实的美国政治,认为过多的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正持续消耗国家财富,美国现任和未来的领导人都应读读这本书,反思美国战略。

批判的观点则认为,核武时代进行战略决策受到比较大的局限,加迪斯未能对此给予重视;书中只谈到抽象的战略和常识,未对现实决策提具体建议;书中强调的主要是西方战略思维,对东方战略思维的探索不够深入;等等。也有批评意见认为,在现实中很难判断某种决策究竟像“狐狸”还是更像“刺猬”,多数情况下只能从结果反推,以成败论英雄。

作为中国的读者,从加迪斯勾勒出的上千年世界战略历史中,可以观察到国家兴衰的各种印记,引人入胜。然而人们可能更想了解他对冷战后美国战略的得失如何盘点。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走到尽头,在美国看来“历史已终结”。本着“赢者通吃”的心态,美国把新的国际战略转向在全球推行美式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宣称拥有“世界灯塔”的“天赋使命”。当时的美国拥有不受挑战的绝对霸权地位和实力,获得在国际上空前的行动自由,没有力量能限制其选择和行为。那么,美国是否就可以摆脱加迪斯所描绘的条件对目标的制约了呢?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美国致力于对原苏东地区的改造,甚至不惜在前南地区动用武力,强势推进“民主化”。然而,一些被改造的国家出现水土不服,滋生失业、通胀、社会分化、债务负担等一系列问题,有些隐忧在后来遍及欧洲的债务危机中进一步显现出来。冷战后的第二个十年,美国把注意力转向反恐战争,先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时继续推进政治变革,引发的安全、经济和社会余波至今未消。中东地区出现严重的政治衰败和人道主义危机,冲击欧洲国家的难民潮成为可悲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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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潮对欧美国家造成了冲击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试图做刺猬和狐狸的综合体,注意采取符合自身条件的战略目标,并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策略,那么冷战后的美国则执意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推进一个无边的政治目标,失去了对复杂环境的敏感和权衡代价的意识,这是否更像偏执的刺猬?美国试图让自己主导下的单极格局成为世界的永久现实,声称要做一个有益于世界人民的“仁慈霸权”。但美国在战略选择上的执拗和失误,以及所付出的超乎能力的代价,使其透支了自己的力量和声望。

美国也曾试图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纳入改造的轨道,采取了“接触+遏制”的政策,一方面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从未停止促使中国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向转变。然而,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而且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果说美国在中国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那也只能说明美国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政治意图本身是错误的。

近年来,世界许多所谓的民主制度国家陷入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困境,即使是一些老牌的西方大国也难免于外,甚至出现了极端右倾思潮的回流。什么才是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单一模式的主张是否需要调整了?进而,国际事务是应被个别国家掌控、还是需要各国共同探索应对挑战之策?

如果美国的对外战略存在钟摆效应,那么特朗普上台是否代表了推动美国对外战略有所收缩、社会向保守主义复归的力量?特朗普政府主张战略收缩,恢复国家实力,着眼于美国自身利益。他的目标反映了美国的现实处境,因此,尽管美国各界对其个性和做法颇多批判,却比较一致地支持他一些政策的方向。然而,国际事务的关联性很强,尤其大国对全球趋势的带动性非主观意志所能掌控。美国放弃国际责任,甚至主动破坏世界秩序的做法,例如对中国等重要贸易伙伴采取关税惩罚措施,破坏自由贸易体制,由此对他国带来的伤害和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必然会反过来侵蚀美国自身利益。这又何尝不是大国行为需要计入的代价呢?

狐狸式思维和刺猬式思维的分类可以为观察美国战略得失和取向提供有趣的角度,对从事战略研究的人有一定价值。加迪斯在书中虽未明说,但字里行间还是有警示意味的,提到维护和平与繁荣需要智慧和历史的责任感。他希望美国人特别是战略决策者要关注到,一个合理的战略目标须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应根据情势发展不断调整推进战略的方式和手段,必要时甚至要对战略目标进行果断的调整。

诚然,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任何战略的成败都不能脱离战略演进所处的时代背景,成功的战略构建更是要基于对时代潮流的准确判断。冷战的终结打破了世界被集团隔绝的状况,给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空间,而各国希冀和平、追求发展构成后冷战时期的基本潮流。回过头来看,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判断是准确的,也即,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当前,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符合时代潮流和人类发展方向,是对我们的国际言论和行为的根本指导。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一向以为国内发展建设构建和维护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为准则,基本内涵是和平与合作。当然,没有什么理想能够轻易实现,没有哪条路径可以畅通无阻。中国需要让自身的追求与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保持一致,与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共同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发展与繁荣。

来源时间:2018/11/24   发布时间:2018/11/23

旧文章ID:17451

兰德: 北京发展空中力量的目标与美国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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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发展军事航空航天力量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与美国竞争,而是要能够阻止美国的干预并在中美两军直接对峙时击败美国。
  兰德公司11月23日发表的这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以及与航空航天相关的工业基础在过去2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战略方面,中国空军强调“空天一体”,这与美军提出的发展战略非常相似。
  在各具体领域中,北京选择优先发展空中预警机,负责情报、监视与侦查的无人机,空中加油机以及空中优势战机。而北京不太重视的领域包括训练机以及近距离空中支援等。兰德公司认为这体现出北京将关注点集中于震慑或击败美国。
  兰德公司的报告还指出,北京在一些军事航空航天领域复制了美国的技术,比如中国的歼-20和FC-31隐身战斗机复制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22和F35战机的实质特征。
  而当购买、盗取或复制外国技术均不可行时,中国也展现出了一定的创新能力,能够通过自我研发来找到满足自身军事需求的解决方案。

来源时间:2018/11/24   发布时间:2018/11/24

旧文章ID:17449

为富人减税!特朗普政府考虑放松遗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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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月  来源:尔街见闻网

  特朗普似乎正在兑现他当初竞选时的承诺,现在,终于轮到那个被美国人争论了几百年的主题了——遗产税。

  自1797年首次开征以来,有关遗产税的争论在美国就从未停止,税率也在期间起起落落。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曾主张废除遗产税,称房地产遗产税是中产阶级的负担。
  按照美国现行法律,无论是礼物还是房地产,遗产税的税率最高都达到40%。单身人士的终身免税额为549万美元,夫妻为1090万美元。
  去年年底,特朗普签署“减税与就业法案”,将个人的终身免税额度由549万美元提高至1118万美元,相当于变相减税。不过,这项政策并非永久有效,而是到2025年底到期。之后,免税额可能再度下降。
  周二,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份提案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计划推出的遗产税新政将令富人们将财产或礼物免税赠予指定人选方面拥有更多的灵活性。人们将更容易地利用特朗普政府去年底的临时性政策来规避遗产税。
  报道并未提及相关提案的具体内容,不过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
  假如一个人现在在世,并获得了总计价值1000万美元的礼物,然后在2026年去世。那他/她到时可能需要缴纳遗产税,因为那时候现行暂时法规已经到期,这些礼物的价值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终身免税额。
  但是根据特朗普政府的最新提案,从2018年到2025年之间的免税礼物实际上将被排除在终身遗产税税额的计算之外。
  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这项提案真的变成了法律,一些富人们可能会极尽所能地利用这段免税时间将财产转移给自己指定的继承人。
  除非美国政府公开征询意见,然后在3月13日举行公开听证会,并最终作出规定,否则这项尚处于草稿箱里的规定就不会生效。
  那么,美国政府有可能最终废除遗产税吗?至少到目前为止,坚持保留遗产税的人仍大有人在。
  在1999年和2000年,美国国会两次通过废止遗产税的法案。当时比尔.盖茨的父亲、沃伦.巴菲特、索罗斯等120名亿万富翁联名向国会递交请愿书,反对取消遗产税,并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Please tax us(请对我们征税)!
  特朗普显然是支持取消遗产税的,他的立场招来了外界洪水般的批评。
  就在上月初,《纽约时报》使用整整7个版面的篇幅曝光了一项针对特朗普的调查。调查显示,特朗普及其家族在上世纪90年代接收他父亲的巨额财富时,使用了欺诈手段大量逃税。文章称,特朗普从父亲的地产帝国那里获得了至少4.13亿美元的现金,大部分都是逃税得来。
  显然,这与特朗普自己塑造出来的一个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形象南辕北辙。
  报道称,特朗普的父母向子女转移了近10亿美元的资产。根据法律,这需要缴纳约5.5亿美元的赠予和遗产税,但特朗普只缴了5200万美元税款。按照税务专家的说法,特朗普不太可能面临相关指控,因这些行为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来源时间:2018/11/23   发布时间:201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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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社评:超级大国竞争让东南亚承压

作者: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警告称,随着美中之间竞争的加剧,“经济铁幕”正在落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称,随着紧张局势升级,东南亚国家可能被迫选择站在哪一边。陷入两难境地的小国已经感到不安。如果华盛顿和北京坚持实行自身的排他性规则,情况则会变得更糟。然而,双方似乎都不愿努力达成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妥协。
  上周末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年度峰会展示出未来的形势。APEC通常只不过是一次让太平洋沿岸各国领导人感觉良好的拍照时机。但上周日,该组织在其29年历史上首次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原因是美中对峙,因为北京方面反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措辞,视之为美国的攻击。
  这只是一个瓦解中的多边机构成为大国竞争受害者的最新实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传统盟友与多边行动的蔑视众所周知。中国专横又拙劣的外交受到的关注较少,但同样是北京方面声称寻求的全球合作的一个障碍。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APEC会议上,中国安全官员武断地拒绝有许可的记者进入一些活动。据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证实但北京方面否认的广泛报道称,数名中国外交官试图闯入外长办公室,在最后一刻修改APEC公报。几位巴布亚新几内亚官员还抱怨道,他们受到了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威逼”。
  就在美国总统的虚张声势和好战态度让中国政府有机会提出一个更得体的替代方案时,中国官员似乎决心放弃他们的外交技巧。如此一来,他们损害了中国的立场。
  北京方面最近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慷慨解囊,甚至通往APEC会场的路都是中国出资修建的。但上周末,美国同意与澳大利亚一道在这个小国扩大海军基地,以此对抗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上升。正如一位西方外交官所说:“中国为道路和会议的许多事宜买单,但美国得到了海军基地。”
  在其他地方,这场不断演进的斗争的结果也不一定顺着北京方面的路线发展。以菲律宾为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周访问马尼拉期间,曾提出在南海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与联合石油勘探。但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向中国倾斜的愿望并不是所有菲律宾机构或民众都认同的。在杜特尔特下台后,中国政府在此类行动中取得的进展将很容易逆转。
  在短期内,超级大国的竞争可能会让该区域的小国从美国和中国获得更多实惠。但只有在保尔森警告的铁幕没有真的落下时才会如此。若铁幕落下,亚洲没几个国家愿意选一边站队。此外,如果被迫这样做,除少数几个附庸国,这些国家也未必会选择家门口的霸主。正因如此,中国政府应该缓和其最近采取的更为专横的策略。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11/23   发布时间:201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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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展开全球影响力竞赛,各国被迫“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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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安伟, ALAN RAPPEPORT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在美国和中国竞相压制对方的全球影响力之际,两国不断升级的边缘政策正在迫使其他国家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择边站队,使得未来对于地缘政治威胁的合作以及经济对峙的解决方案面临风险。
  这场持续的竞争已经抵达了一个新的程度和范围,目前的焦点是特朗普总统今年发动的贸易战。但在台湾、南海,以及对朝鲜和伊朗的经济制裁等广泛的外交和军事问题上,紧张局势同样愈演愈烈。
  美中两国正在全球范围内想方设法建立联盟或伙伴关系,并将对方拒之门外。在上周末举行的一个亚洲经济论坛上,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与中国主席习近平展开的较量,以及扰乱11月30日在阿根廷召开的G20峰会的威胁,让这场激烈的竞争浮出水面。
  周二,美国再次表达不满,指责中国仍在继续进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尽管特朗普征收了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基本上没有改变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为、政策和惯例,近几个月来,该国甚至似乎采取了进一步的不合理行动。”
  特朗普一再表示,中国“非常想达成协议”,但他继续警告,如果北京不对美国公司开放市场,停止不公平的做法,他将对几乎全部的中国进口商品征税。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剥削我们的国家,”特朗普周二在白宫对记者说,“他们无法在我任内实现这一点。”
  周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北京回应了这些批评,他拿出政府此前发表的一本反驳类似指控的白皮书。“存在经贸摩擦很正常,”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关键要在相互尊重、平等诚信基础上进行对话磋商,加以解决。”
  上周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经济论坛上,中美两国在特朗普任内最激烈的外交僵局中,就贸易问题公开发生冲突。彭斯和习近平各自率领了一支代表团,试图将其他19个与会国拉拢到自己一边。
  在其他方面,两国正在同时缔结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限制对方的选择。在本周访问菲律宾期间,习近平签署了29项贸易和投资协议,尽管其中许多范围广泛且含糊不清。
  一些国家对这两个超级大国提出的经济需求感到生气。
  周一,加拿大农业部长表示,尽管美国显然试图对任何此类行为施加影响,他的国家可以自由地与中国进行正式贸易谈判。
  周二,欧盟宣布了一项拟议法律,将协调对港口和技术等战略领域的外国投资的审查。这对中国是一个打击。
  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都将出席G20会议。尽管两人可能达成某种共识,但“双方将越来越难以调和他们相互抵触的观点”,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中国问题分析师何瑞恩(Ryan Hass)指出。
  何瑞恩称,“两国的叙事逐渐自成一体,并且越来越难以找到共同点。”但几乎没有亚洲国家希望与这两个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完全结盟,他补充说。
  在承认台湾的问题上,中国和美国都在对其他国家和私营企业施压。自2016年,中国就开始了活动,该国往往以承诺提供贷款和投资的方式,说服仅有的那几个国家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过去两年内,三个中美洲国家被说动。他们的做法激怒了美国高层官员,尽管美国在1979年为支持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而与台湾断交。
  美国官员试图通过谈论北京的“债务陷阱外交”来阻止各国接受中国贷款,这些贷款通常用于基建项目。他们在全球宣传攻势中承诺,美国私人投资将流向世界各地,这部分是因为一个向企业提供高达600亿美元贷款和贷款保险的新项目。
  华盛顿官员也试图团结东南亚国家,坚决反对北京在有争议的南海扩张领土和进行军事建设。彭斯上周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区域论坛上发表演讲,批评中国的举动为“帝国与侵略”。
  而中国方面已向其他国家发出信号,表示他们应该对特朗普的标志性外交政策行动之一——美国退出与伊朗的核协议——进行反击。
  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世界大国达成了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协议;退出它是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之一。中国一位高级外交政策官员本月在华盛顿表示,该协议应该“得到实施和遵守”。中国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其他一些国家也一样。
  特朗普谴责多边机构、联盟和条约,极大推动了中国加强其全球地位的举措。
  特朗普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这动摇了亚洲国家的信心。在特朗普于2017年6月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后,中国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旗手。那年早些时候,在瑞士达沃斯的一次演讲中,习近平表示,面对特朗普的批评,中国将捍卫全球化经济。
  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乐观地认为,这两位领导人将在G20峰会上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框架,减少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并保护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美国财政部官员一直在与中国官员频繁接触,希望为达成协议奠定基础。
  然而,出现缓和迹象的新局面重新分化了特朗普的经济团队。
  本月,特朗普的首席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警告,弱势的协议将会散发华尔街的“恶臭”。几天后,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发出公开谴责,称纳瓦罗“太过分”。纳瓦罗的言论也使特朗普感到沮丧,根据一位知情人士的说法,特朗普感到受到这些言论的限制。
  这种不和谐使中国难以确定特朗普政府的目标,为双方的谈判蒙上了不确定性的阴影。
  “我觉得政府对中国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全球安全专家乔恩·B·奥尔特曼(Jon B. Alterman)说。“你看到政府领导人各说各话,而且你感觉他们不团结,特别是现在没有类似TPP这样的东西,它是应对中国崛起的真正长期战略。”
  周一,商务部开始制定新的出口管制法规,列出了需要保护、预防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潜在行业——如人工智能和量子机器人。11月初,司法部指控一家中国国有企业窃取了一家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机密。上个月,特朗普政府利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扩大的权力,提出了一个更积极的外国投资监管体系。
  特朗普政府还与其他国家开展双边贸易协议,意图对中国施加压力。尽管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政府正在酝酿与日本和菲律宾的谈判,官员们也在考虑与越南和印度进行谈判的可能性。
  对中国贸易行为的批评是周末亚太经济合作论坛激烈争吵的核心问题。
  在几次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及其同事反对该论坛闭幕声明草案,该声明称“我们同意打击包括所有不公平贸易行为在内的保护主义”。
  一名在场的美国官员说,王毅提高了声音,指责美国官员试图插入一段暗指中国的内容。后来中国官员闯入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办公室,要求更改该草案。
  只有中国反对该草案。最终,该论坛自1989年以来,首次在21个国家未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闭幕。
  “中国人真是做了一件蠢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来仪(Bonnie S. Glaser)说。“我想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将尽一切努力继续追求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他们还将继续把狭隘的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以牺牲多边机构为代价,”她补充说。 “下一步会是什么?”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8/11/23   发布时间:201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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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调整对美谈判中退与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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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智  来源:FT中文网

  即将于11月底举行的G20峰会上的中美领导人会晤,能否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问题,备受国际社会瞩目。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双方为此次会晤进行了大量准备。美方宣称,中方对美方的诉求提供了长达400余项的正面答复清单,但在另外关键的4-5项上没有满足美国的要求。
  根据媒体报道与推测,中方应允的美方诉求可能包括增加对美采购、降低国内市场壁垒(包括商品与服务进入壁垒)等,而没有答应的美方诉求可能包括取消产业政策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中的补贴等。这一推测,符合今年上半年媒体报道的中方在中美谈判中关于退与守的一贯立场。
  笔者认为:从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核心争端、维护国际经贸合理规则、维护中国自身国家利益的多重目标出发,中国政府都应调整对美谈判中退与守的选择,在经贸政策方面可大胆退让,进行结构性改革,而在美方的强买强卖要求上则应守住,不退让或尽量少退让。
  一、从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核心争端的角度看
  首先,美方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核心关注与诉求,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经从“增加交易”转向了“结构改革”。美国财长姆努钦在今年5月就指出:尽管美方也希望中方增加对美国的商品采购(增加交易),但其关注重点是希望中国改变“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结构改革,包括降低进口壁垒、降低出口支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因为美方认为这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美方相信,只要解决了“不公平贸易”,美国产品有足够竞争力,能够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也就是说,美方的核心诉求不是短期的“治标”,而是长期的“治本”。
  其次,中美过去历次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的核心原因,在于中方提出的解决方案,重点在于“增加交易”,即扩大从美国的采购清单,而对于美方的“结构改革”诉求则回应不够:只回应了其中的降低进口壁垒部分(包括降低商品进口关税与服务业进入壁垒),而没有回应其缩减出口支持(特别是产业政策补贴)以及知识产权保护部分。这在美方看来,是避重就轻、治标不治本,因此难以接受。为了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争端,中方应该直面美方的核心诉求。如果游走于外围,避重就轻,打“太极拳”,估计很难解决双方争端。
  总之,既然美方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核心原因在于中方经贸政策,那么为解决双方摩擦,中方最有效地回应就是进行经贸政策调整,而不必接受、或尽量少接受美方增加商品采购的要求,让美方“求仁得仁”,看看这样是否可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如果效果不理想,美方也没有理由再对中国进行指责。
  二、从维护合理国际经贸规则的角度看
  世界贸易组织(WTO)推行的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即尽可能减少乃消除政府对于国际贸易的干预:既要减少或消除政府在进口方面设置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也要减少或消除政府在出口方面提供的直接扶持(出口补贴)或间接扶持(生产补贴与研发补贴)。
  首先,在进口方面,WTO给予了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允许其实施比发达国家更高的贸易保护,但这种优惠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降低。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应该进一步降低贸易保护。今年中国几次宣布降低进口商品关税,并降低服务业外资进入壁垒,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一国强制它国购买自己产品的行为,明显属于政府干预贸易,完全不符合自由贸易的精神。因此,对于美国要求中国在某些行业必须购买美国产品的要求,中国完全有正当理由加以拒绝,或者象征性地、尽可能少地接受。是否进口、进口何种、进口多少美国产品,应该完全由中国企业自行决定,不能由政府强制规定。中国在以前的谈判中,在这方面屡次做出重大让步,是不必要的。
  此外,中国前不久刚刚举行了进口博览会,而且承诺以后要长期办下去。这固然表达了中国愿意扩大进口与对外开放的意愿,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实际上并无必要,部分具体做法也不符合自由贸易精神。一国要想在进口方面促进自由贸易,降低或消除进口壁垒即可,没有必要举办进口博览会帮助外国促销。国际上没有其它国家举行进口博览会,这方面的创新也没有必要。从具体做法上看,中国此次进口博览会有预定进口额目标,很多地方政府与企业都是带着进口任务与指标去参加的,而且官方还宣布了今后进口博览会的进口目标额。这些都是计划经济做法,违背自由贸易精神,也给自己增加了不必要的义务,是不可取的。
  其次,在出口方面,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反对一切形式的补贴,并未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优惠。该协议规定的补贴不仅包括直接补贴(财政拨款),也包括各类间接补贴(政府控股、税收减免、价格支持、贷款支持或担保、原料提供或产品收购等)。直接以出口为对象的出口补贴属于禁止性补贴(红线)。产业补贴(包括生产与研发补贴)属于可诉补贴,如果具有专向性,并且补贴的产品出口国外(从而转化为实际上的出口补贴)、损害它国生产商利益,其它国家有权起诉并采取反补贴措施。因此,产业补贴并非属于一国内政,理应受国际经贸规则的约束。
  中国中央政府并未提供直接出口补贴,但很多地方政府都有,应该集中清理、取消。至于产业补贴,则从中央到地方都广泛存在,根据国际经贸规则,理应大量削减。有人认为,西方国家也有产业补贴,因此中国的产业补贴无可厚非。但应该看到,西方国家的产业补贴主要存在于农业与少量工业产业,而中国则存在于众多的工业产业,几乎无所不在,其覆盖面与补贴程度比西方国家高得多。
  中国虽然难以完全取消产业补贴,但大范围、大幅度降低产业补贴,使其与西方国家的产业补贴相匹配,是可以做到的,有也利于降低西方国家的指责。同时,对西方国家的产业补贴,如果其违背WTO的非专向性原则,且其产品出口到中国、损害中国生产商利益,中国也可以对其实施反补贴措施。
  三、从维护中国自身国家利益的角度看
  中国政府以前在减少与取消各种直接与间接补贴方面不愿意做出让步,主要是基于促进出口与发展战略产业两方面的考虑。然而,这两方面的考虑都是欠周到的。
  首先,长期依赖产业补贴甚至直接出口补贴来促进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导致了很多问题:贸易目标扭曲(为出口而出口、出口远超进口),贸易条件恶化(出口产品供给过多、出口价格下降),通货膨胀加剧(出口多、进口少导致国内供给不足、物价上涨),外汇储备风险增加(储备贬值风险),对外部市场依赖过高,贸易摩擦频繁,等等。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依赖补贴促进出口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补贴虽然有利于本国出口企业,但不利于本国消费者(减少国内供给、抬高国内价格),且政府要付出直接成本。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它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好处小于给消费者与政府带来的损失,因此它对国家总体利益的影响是负面的。
  此外,中国前段时间为应对贸易摩擦,提高出口退税,并放任人民币贬值(无论有无主观动机),也是对出口的变相补贴支持,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这些措施是为了出口而出口,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使中国需要出口更多产品才能换回同样数量的进口产品,对国家整体利益不利,是不可取的。
  其次,长期依赖产业补贴的产业政策(包括“中国制造2025”),并未起到很好的效果,相反却造成了受补贴的行业与企业的很多问题:效率低下甚至虚假效率、产能过剩与对外倾销、不公平竞争(相对于其它行业与企业)、腐败(企业贿赂官员以获取补贴)与欺骗(企业骗取国家补贴),等等。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依赖补贴难以产生真正的竞争力,甚至可能产生虚假的竞争力。例如,中国曾经对新能源汽车、机器人行业提供了大量补贴,但这些行业的实际国际竞争力都不是很强,远远不及日本、美国。再例如,中国曾经对光伏产业提供大量补贴,造成产能过剩,倾销到欧美很多国家,占领了国际市场,貌似竞争力很强;但这是一种虚假竞争力,其利润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补贴;今年上半年,由于中美贸易战压力,中国政府取消了补贴,很多光伏企业利润立即下降,甚至难以维持,所以它们联合起来向媒体与政府呼吁,要求国家恢复补贴,这就说明它们没有真正的竞争力。
  所有这些都说明,依赖补贴来促进出口、促进战略产业的发展,对中国自身而言存在很多问题,不利于国家总体利益。即使没有美国的贸易战压力,中国自身也应进行调整:应大力减少政府对出口的刻意扶持,促进贸易自由化;并大力减少产业补贴,依靠市场化的措施(如普遍性减税),由企业自主发展战略产业。(参见笔者在《联合早报》对此问题的系列评论)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在对美贸易谈判中应该调整退与守的选择,在以补贴为核心的经贸政策方面应大胆退让,而在美方的强买强卖要求上则应守住、不退让或少退让。 这不仅有利于化解中美贸易摩擦核心争端,也有利于维护自由贸易规则,并真正维护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注:作者余智为中国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8/11/23   发布时间:2018/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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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对决:APEC已不欢而散,G20或握手言欢

作者:马晓霖  来源:地球日报

  摘 要:“大象打架,草地遭殃”,这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欧尼尔的深切感受和抱怨。这个太平洋小国首次举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领导人峰会居然以失败告终,难免哀伤郁闷。

  11月18日,APEC峰会诞生29年来首次没有发表共同宣言已足以让世界舆论一片哗然,然而,中美领导人在此期间的舌剑唇枪则不仅让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深层矛盾一览无余,而且针尖对麦芒的程度前所未见,给愈演愈烈的贸易战增加了地缘博弈色彩,带给世界因中美战略竞争而前景不确的恐慌。
  当然,APEC的不欢而散只是决战前的火力侦查或外围战,真正的中美交锋尚未到来。本月30日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才是世界两强的尖峰对决。中美贸易战从舆论战、前哨战、外围战一路走来,台前幕后明争暗斗相持相博,也许到了中美元首再次面谈且必须握手言欢的关头。
  盘点APEC:中美各执一词,立场针锋相对
  11月18日,为期两天的第26次APEC峰会以失败告终,这次峰会打破该组织成立以来每次都发表峰会共同宣言的惯例,只是依照章程发表了主席声明,各国代表团就带着非常复杂的心情打道回府。综合各路媒体报道可见,中美围绕关税、世界贸易规则和对外投资分歧严重,并陷入罕见的口水战,以致无法形成共识并落实到文字,造成APEC在峰会共同宣言的历史记录上首次“天窗”洞开。
  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欧尼尔事后抱怨说,“如你们所知,两个巨人在屋里打架,我还能说什么?”他指出,有关世贸组织(WTO)的分歧无法达成共识,因而参会各方难以就共同宣言形成章程,相关分歧将提交给WTO,并暗示这次峰会已告失败。当然,他不认此败“羞辱”了穷国办大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
  出席峰会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对媒体承认,未能发表共同宣言在于不同的措辞版本差异太大,特别是关于WTO规则的立场无法统一。外媒援引知情者称,美国向与会代表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共同宣言呼吁对WTO进行全面改革,但这些改革意味着减少中国享受的优惠待遇,因此遭到中国的抵制。抵制修改WTO规则的并非只有中国,加勒比电信公司CEO丹尼尔﹒奥布莱恩对法新社说,“某大国要求所有成员改变已达成多年的关税协议,这太强人所难了。”
  其实,中美围绕贸易战、未来全球贸易规则、“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角逐以及战略竞争,都在峰会期间集中爆发,不仅使APEC峰会有史以来首遭败绩,还将近两年的中美摩擦推高到针锋相对和剑拔弩张的程度。
  首先,中美对峰会的重视程度大相径庭。中国不仅希望将这次峰会视为加强多边贸易机制、推动贸易全球化并解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机遇,还将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视为扩大和深化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里程碑式安排。也许是不满中国与太平洋地区8个岛国政治、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的日益密切很升级,不满中国深入美国传统势力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缺席峰会,而是派副总统彭斯代为参加。
  其次,中美各持己见,立场旗帜鲜明。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17日举行的APEC工商峰会发表演讲,强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主张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重申“自我封闭只会失去世界,最终也会失去自己”,并强调“一带一路”是开放与合作平台,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则。彭斯则公开要求中国改变贸易规则和行为方式,不仅威胁将在对中国征收2500亿美元关税的基础上继续加码,还对“一带一路”发出“毒蛇妇”般的贬损与嘲讽,称其是“窒息之带”和“单向之路”,攻击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发起“支票外交”,提供“圈套贷款”并隐藏“地缘日程”,指责中国通过“不透明的贷款”让这些国家陷入“难以置信”的债务危机,同时却推销美国的所谓“没有胁迫、腐败和对国家主权做出妥协”投资合作。
  从上述中美领导人的同台喊话便知,双方完全是两条轨道上跑的火车,走的不是一条道,注定了这次APEC峰会是一次分裂的大会、对峙的大会和无果而终的大会,是中美关系处于十字路口而分歧和矛盾极其突出的鲜明体现。
  其三,美国扩大与中国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摩擦。彭斯不仅带着强烈的鹰派气息到APEC与中国大唱对台戏,而且再次公开挑战中国底线,打出“台湾牌”向中国施压。峰会期间,彭斯破例与台湾代表张忠谋进行20分钟的会见,就美台双边贸易进行简短磋商,进一步彰显他此前力挺台湾的政治立场,也践行美国为台独势力站台的新政策和新策略。在彭斯影响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会见了张忠谋。外媒评论说,这是台湾参加APEC以来最重要的“外交突破”,彭斯此举明显在故意激怒中国。
  此外,彭斯再次鼓吹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鼓励更多国家加入这个围堵中国的战略链条,并宣布将与澳大利亚合作,重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海军基地,而此前几日,他刚刚致信柬埔寨总理洪森,指责中国在柬埔寨建立军港。这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中美对决:APEC已不欢而散,G20或握手言欢
  展望G20:中美软硬兼施,月底揭开谜底
  特朗普此次让彭斯参会,一则贬低APEC峰会的重要性,二是充分发挥他的强硬派角色,替美国把狠话丑话说到极致,把红线和底牌亮给中国,彻底将中国逼到墙角,以便在月底的阿根廷G20峰会上迫使中国做出战略让步。如果特朗普亲自参会,则提前揭开中美博弈这锅焖饭的盖子,而美国还没有榨取到它想要的全部条件。
  特朗普执政两年多来,美国两党与朝野已逐步形成对华关系新判断、新定位、新战略和新策略,中美摩擦已不是简单的贸易逆差问题,也不是以“中国制造2025”为核心的产业、技术和知识产权之争问题,而是参与全球治理的规则选择、理念选择乃至道路选择之争,是领导权和主导权之争。美国各种政府官员、智库领袖和主流舆论已清楚地到处发泄美国的不满和失望: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美国尽力通过接触与合作,将中国纳入包括WTO在内的一系列多边治理体系,鼓励中国发展、繁荣和强大,但是,中国不仅保持长期对美贸易顺差,而且不断蚕食美国的市场份额、产业竞争力和技术领先优势,还通过“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与主张,扩大中国的地缘影响力和发展模式,已对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构成现实而长远的挑战。
  简而言之,中美进入全新的结构性矛盾,双方存在非此即彼的实力之争、制度之争、道路之争、模式之争和地位之争。尽管中国反复强调太平洋足够大,世界足够大,中国着力维护战后形成的由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贸易、金融和安全秩序,更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其他核心利益,但是,奉行现实主义政治学说的美国弥漫着恐中情绪和霸权危机,也丧失了作为超级大国的自信和淡定,在通过一系列“退圈”行动重新确立美国独大、美国优先和美国例外而保持美国继续一超独霸的同时,试图借助贸易战、修改多边机制规则和制约中国外向发展,将中国纳入美国掌控之下,确保美国君临天下的排他优势。
  自中美此轮摩擦开始,中国且战且退,且退且战,在努力维护本国发展权利和公平国际关系并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出台一系列对外开放、扩大进口、放松投资管制和加强知识产品保护政策,核心诉求就是安抚美国,维持中美战略关系继续平稳和健康发展,避免两强相争、两虎相斗。但是,由于双方立场分歧和诉求差距太大,至今没有达成一揽子协议,双边关系持续紧张并滑向冷战重启的危险边缘,也必然导致这次APEC峰会以失败告终。
  不过,APEC峰会失败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总体蜜月期已经到头,一如习近平所言,贸易战、热战或冷战,均没有真正赢家,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都承受不了彻底决裂的严重后果,世界也无法面临中美对决的冲击波。应该注意到,中美公开和持续论战的同时,也一直没有停息地进行磋商和谈判,以求找到避免零和实现双赢的折中方案。在G20峰会在即及习普会晤到来前的最后十天,双方如何走好“最后一公里”至关重要,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是涉险过关继续合作共赢,还是分道扬镳回归分庭抗礼,抑或进入新一轮讨价还价,谜底即将揭开。

来源时间:2018/11/23   发布时间:2018/11/20

旧文章ID:17445

何亚非:中美之间没有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作者:何亚非  来源:察哈尔学会

  编者按
  2018美中国际商会年度峰会暨中美视角看下一个五十年高峰论坛11月19日在北京举办。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整理而成。

  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年份我们不少人因为中美关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对两国关系和世界的前途忧心忡忡。不久前,美国副总统彭斯讲话里锁定中国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给人一种冷战似乎就要开始的感觉,连最近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的讲话都有“经济铁幕”的这种说法,许多支持中美关系的人士现在也不太敢说话。当然,最近两国元首的通话、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给我们以希望,因为双方都能够正视分歧与矛盾,积极地为两国元首在阿根廷的会晤做准备,当然这种准备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是对话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那么在这么一个历史动荡的时期,我们展望今后五十年,这个论坛展望五十年也是比较远的,需要我们能够对中美关系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包括它的积极性,包括它的矛盾和分歧。我们也要对我们的世界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以此来稳定中美关系,为解决众多的全球性挑战找到出路。我想谈两个方面的内容,供大家参考。
  一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经常问的问题,就是中美究竟是什么关系,是敌人还是朋友?中美之间是不是一定要分出一个敌友来?中美能不能避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这个问题回答不了、回答不好,那么后面所产生的政策,双方对各自的政策就会有偏差。中美建交40年我们回顾来看,刚才罗伯特·霍马茨先生(Robert. D. Hormats,美国前副国务卿)也说我们两国的合作始终是主流,有起伏、有矛盾。但合作一直是主要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两国都在推进全球化,推进全球的自由贸易,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虽然美国对华政策有战略模糊这个说法,但其实表面模糊心里是很清楚的,因为“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们都知道没有什么陷阱,陷阱是自己挖的。
  近年来,不少美国和西方专家学者以埃利森教授《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16个大国博弈案例,因为其中有12次是以战争来解决的,作为依据来判断中美作为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一定会掉入这个陷阱。那么特朗普政府去年和今年出台的一些战略报告似乎也印证了这么一种论断,果真如此吗?我们来做一些分析,我觉得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纵横两个轴做点分析。
  我们从欧洲历史来看,欧洲结束30年战争,在1648年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这400年确实欧洲国家之间、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包括其他大国,确实大多数是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这是因为过去国家之间相信实力为支撑点,没有形成刚才罗伯特·霍马茨先生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虽然有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但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没有现在这么紧密。现在的时代是大变化、大发展、大调整的新时代,力量对比也已经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过去欧洲实际上成立的国际体系是欧洲为中心,其他地方为边缘,我们叫中心边缘的国际体系。后来这个中心变成美国,它还是中心边缘的国际体系,不太平衡,不太平等。全球化导致了世界的多极化,导致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导致了我们相互依赖的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把我们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给了各国和平相处、和平竞争的广阔空间和时间。另一方面,从负面讲,由于大量核武器的出现,大国之间通过战争解决问题的选项基本可以排除。
  在这么一种状况下,我们现在如果还是用过去的零和思维模式来分析中美关系,不管是中美的地缘政治关系,还是经济关系,还是其他关系,都是错误的,都不能反映世界的现实,反映中美关系的现实。所以不管是近期还是中长期,中美不是敌人,也没有必要非要分出一个敌人和朋友来,也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当然这么讲并不是说中美之间没有利益的冲突,利益的磕磕碰碰难以避免,不仅中美之间,中国欧洲之间,中国俄罗斯之间,中国和其他的金砖国家都会有磕磕碰碰,这是我们生活世界的一个现实。所以我们大家要以建设命运共同体为指引,要寻求各自发展战略的对接,因为各个发展战略必定不同,要寻找接合面,寻找共同点,这就需要我们跳出原来旧的思维模式。我记得爱因斯坦讲科学问题的时候说你不能用过去制造问题时的那个思维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我们确实需要思维模式的变化。
  我最近看英国的《现实的历史》,里面就劝告美国不要把中国想象成一种升级版的德意志帝国,也不要老是把中国描述成一种无处不在的,这种思维逻辑一定会出问题。我想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代表中国作出的一个承诺,总书记说,“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今的国际体系,都不会追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三不,这是中国对未来的一个承诺,也是中国对自我和世界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中国的世界,还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其实美国也需要认清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是美国的世界,还是美国是世界的美国。过去我们讨论欧洲问题,讲德国就讲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这个问题我们都需要回答。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二
  第二点,我觉得我们要对中美之间的合作空间,未来合作的领域,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说我们两国可以合作,究竟哪些领域可以合作,特别是在战略上能不能合作。罗伯特·霍马茨是从基辛格那个时代开始走过来的,我们都很清楚过去中美在不同的时期的合作有不同的战略支撑或者战略支点,有一个战略的合作点。那究竟这个战略合作点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我特别强调“共同”,尽管两国的实力不一样,两国的出发点也许不一样。但是我想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不希望这个世界发生大的战争,都不希望世界经济往后倒退,都不希望这个世界失去秩序,没有规则可循,混乱不堪,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
  其实中国或者是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基本是正面的或者正面的居多。根据美国的民调,最近美国年轻人对中国持积极的看法这个比例也在上升。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发展、力量壮大心里存有疑虑,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一样,意识形态又不一样,文化传统又不一样,没有按照美国的模式在发展,那么这么一个国家发展起来了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他心里有点焦虑不安,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是美国需要深入中国来看一看,深入正确地认识中国,这里面高层的沟通确实很重要,其他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沟通也非常重要。
  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在建国的时候,很多理念是非常好的。但是随着美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变成帝国以后,建国初期的初心和帝国的情结就有矛盾。但帝国永远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这个世界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帝国的状态之下。世界多极化已经是一个趋势,这个多极化未必说几个国家或者国家的力量完全一致,但说明一个国家不能说了算。习近平主席在新几内亚讲的话我很受感触,他说“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非常直接了当,我觉得这是对的,这就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所追求的。其实美国建国之初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是存在的,二战结束的时候建立了联合国,其中也包含了国际民主化的因素,联合国大会国家不论大小都一个国家一票,都有一个发言的机会,阐述各自的政策。所以我倒是希望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不要纠结于帝国的情怀、帝国的情结。
  现在这个国际体系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有三个:第一是没有很好的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市场效率、社会公平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共同想办法。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怎么发展?必然大伙要有共识,大伙共同合作才能发展。
  第二个问题是国际体系或者全球治理体系慢慢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这是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过去在体系中的发言权比较少,需要增加,但这个转变比较缓慢,有很大的阻力。包括在G20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自己也通过的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改革都有很大的阻力,现在对WTO的改革究竟怎么改,我们都赞成有些规则是要改,要适应新的形势变化。但是改变哪些规则、怎么改,我觉得都要按照领导人所说的,要平等参与,让各方都有发言权。
  第三个问题是地缘政治性方面的矛盾分歧干扰了全球合作所需要的基本共识,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共识和合作。所以地缘政治的矛盾我们要想办法予以缓解,这需要沟通,需要有些框架性的谅解,需要一些基本的解决办法,这在过去我们都有经验可循,这些问题是我们当今世界面临的大变局的一些特征。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起码在100年以来是最大的变化。基辛格在《世界秩序》这本书中也说,如今的世界秩序也不会持久,它也会改变。当然我觉得危机本身就是机遇,问题在于我们对自我、对世界、对我们这些大国在国际事物中、在世界格局变化中所能发挥的正面的作用要有正确的认识。
  我想最后有几句是套话,但是这些话对我们应该有指导意义。只有包容才能共存,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只有开放才能发展,只有和平才能繁荣。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8/11/23   发布时间:2018/11/21

旧文章ID:17444

崔磊:美朝博弈对中美贸易战启示

作者:崔磊  来源:联合早报

  从7月6日中美相互加征关税开始,贸易战已经开打四个月有余,但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美国还在层层加码,9月24日开始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计划明年1月起将税率升至25%,还威胁将对剩余2600多亿美元商品加税。
  与此同时,美国在投资、科技、地缘政治、人权等领域对华频频发难。一时间,中美关系风雨飘摇。这一僵局如何破解?如果回想一下,过去一年美朝之间惊心动魄、峰回路转的博弈,或许能受到些启发。
  特朗普当政后不久,美朝关系就开始紧张,到去年底发展到顶峰。随着朝鲜核导研发步伐的加快,美国采取“极限施压”战略,从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加大施压力度,甚至发展到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相互人身攻击。
  特朗普讥讽金正恩为“小火箭人”,扬言要“完全摧毁”朝鲜;金正恩则针锋相对,威胁用烈火来驯服特朗普这个“精神错乱的老糊涂”。一时间,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风险大增。
  以平昌冬奥会为界,美朝关系判若云泥。先是金正恩在新年贺词中表达了弃核意愿,并向韩国伸出橄榄枝,表示有意派团参加平昌冬奥会。不希望战争爆发的韩国非常配合,积极在朝美间穿针引线,最终促成特朗普决定与金正恩会面。
  接着,朝鲜又连连释放善意,炸毁丰溪里核试验场,交还朝鲜战争期间战死沙场的美军尸骸。6月12日,两位半年前还在喊打喊杀的领导人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会晤。尽管这一过程不乏曲折反复,特朗普甚至一度宣布取消会晤,但最终美朝关系实现缓和。
  可以说,美朝关系出现戏剧性转折是朝鲜主动妥协的结果。无论其背后原因是国际制裁开始见效,朝鲜已无力承受,还是朝鲜希望在拥核后改善国际环境,为经济建设铺路,无疑,朝鲜通过妥协既得了里子,又得了面子。
  一方面,特金会后,美国主动让步,单方面停止美韩联合军演,放弃历届美国政府孜孜以求的“全面、可验证、不可逆的”无核化方针,甚至也不再坚持要求朝鲜确定弃核时间表,迅速弃核。另一方面,金正恩通过适时妥协,为自己争取到与超级大国领导人平起平坐,握手言和的机会,在国际上声望鹊起,在朝鲜国内也有了更多向民众吹嘘的资本。
  反观中美贸易战,从3月贸易战初始阶段,中国就宣称“不怕打”贸易战,要“不惜一切代价”打赢贸易战。美国决定加征关税,中国也毫不示弱,采取对等报复措施。但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贸易战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
  一味僵持下去,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中美关系恶化也将使中国外交举步维艰。这时,中国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效仿朝鲜,主动妥协。
  对美妥协,中国的大国尊严自然会受损,但与得到的实惠相比,这点损失是值得的。况且,敢于妥协、善于退让正是“韬光养晦”的体现。中国态度反转,特朗普自然会认为自己已经取胜,甚至会在推特上发文,庆祝一番。特朗普虚荣心很强,好炫耀,满足于象征性胜利。他虽喜睚眦必报,但从其个人经历看,只要对手示弱,很容易回心转意。
  例如,2016年大选期间,他曾与竞争对手泰德·克鲁兹恶言相向,讥讽后者为“撒谎的泰德”。但大选一结束,克鲁兹主动祝贺,两人即言归于好。今年中期选举前夕,特朗普还专程前往得克萨斯州为克鲁兹助选。这一点可以为中国所用。
  同时,按照常理可以推测,由于中国在贸易战初期立场强硬,美国的心理预期已被大幅拉低。此时中方如果做出妥协,即使让步小于美方最初的要求,美方也会接受,而不会得寸进尺。美国在朝鲜弃核问题上的立场后退可以作为佐证。
  金正恩之所以能对美妥协,和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优势不无关系。正因为没有同侪掣肘,他在外交政策上身段极为灵活。中国领导人也有类似优势,对美妥协难度并不大。既然中国能和日本握手言和,和美国和解当然也可以。况且,与特金两人一度剑拔弩张相比,习特之间回旋余地更大,因为两人迄未撕破脸皮,表面上还维持着朋友关系。
  因此,中国应该把握时机,对美国主动示好。习特日前通电话已开了好头,11月底在阿根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更是良机。习近平不必在与特朗普会晤前或会晤期间做出具体的让步,只要明确表达愿意妥协的态度即可。至于具体事宜的谈判,可以交给官僚和专家去做。
  态度决定一切,美朝谈判虽然异常艰难,但是由于朝鲜态度已变,美国的态度随之逆转。同样,中国如果改变态度,贸易战停火甚至终止或计日可期。

来源时间:2018/11/23   发布时间:2018/11/21

旧文章ID:17443

莱特希泽:对华强硬的美国贸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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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姆斯•波利提  来源:FT中文网

  当美国最高贸易官员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最近有机会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保守派基本盘选民接触时,最令他激动的话题不是几天前刚刚敲定的修改北美贸易规则的那份协议,而是中国。
  很少接受采访的这位美国贸易代表,在10月接受右翼广播电台主持人劳拉•英格拉哈姆(Laura Ingraham)专访,他表示,中国就是那头“房间里的大象”,正在“窃取我们的技术”。特朗普政府在9月对总值逾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举措已经产生了“强有力的”效果。
  “如果我们保护不了自己的创新,我们就会失去优势。”这位71岁的俄亥俄人用低沉的嗓音冷冷地告诉听众。
  在特朗普准备11月底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间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际,莱特希泽是可以决定美中能否达成交易的神秘莫测而不可或缺的高级官员。
  莱特希泽很少公开讲话,也很少出国;就美国贸易代表的职责而言,他的形象十分低调。但在外界对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感到困惑(从来都不清楚谁最接近特朗普的思路)的背景下,莱特希泽的话似乎是总统愿意听的,这使得莱特希泽在特朗普政府内外具有某种神秘色彩。
  任何想让席卷美中的贸易战停火的协议,都必须获得他的认可——而他很可能会设定较高的标杆。
  “他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类似于他在上世纪80年代对日本的看法,”一名投资者表示,“他的焦点是试图打乱中国在科技上的崛起,而不是达成一项最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协议。”
  一位密切关注美中谈判的高级商业游说人士补充称:“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多年来与中国的对话从未起到作用。他会对未来他会看到的任何承诺或者许诺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如果他无法得到一笔好交易,他会满足于继续实行关税。”
  莱特希泽来自共和党内具有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意识的一派,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这些人一直受到自由贸易主义者的排挤,但他们在特朗普时代受到重视。
  数十年的法律界和政府工作经历,使他相信美国需要在贸易谈判中采取强硬得多的姿态。
  上世纪80年代早期,他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手下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与日本谈判达成一项协议——东京方面通过自愿限制出口来减少对美出口。
  随后,他在世达律师事务所(Skadden Arps)的华盛顿办事处工作了30年,其间他作为一名开保时捷(Porsche)的公司律师,代表总部位于匹兹堡的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办理了一连串挑战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案子。观察人士称,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北京方面是一个无情而危险的经济掠夺者。
  位于波士顿郊区的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历史学家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称:“(莱特希泽)想象出一个观念,那就是基本的‘中国性’永远也不会改变。”他表示,在莱特希泽的脑海中,“根本无望让中国按照美国所希望的条款遵守规则,因为‘他们不是那样的’”。
  尽管莱特希泽是众所周知的对华鹰派,但中国官员已经明白,只要他们想与特朗普达成某种和解,他们就不得不同他打交道。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筹莫展。
  虽然莱特希泽领导了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围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谈判,但华盛顿与北京之间迄今的主要谈判渠道涉及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和中国最高经济官员刘鹤——这一轴心未能在5月达成协议。
  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外交官抱怨说,莱特希泽在回避中国官员,而一位美国官员反驳称,北京方面或许是因为莱特希泽的强硬观点而试图绕过他。
  莱特希泽与白宫其他对华贸易鹰派——尤其是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太会在公开场合吐露可能会破坏谈判的怨言,就像本月纳瓦罗猛烈抨击“全球主义亿万富翁”施压特朗普、要求总统同中国达成交易那样。
  莱特希泽也远比其他高级官员更精通复杂的贸易法和政策的细微之处。特别是,他有效利用了诸如《1974年贸易法》(1974 Trade Act)中的301条款之类的工具,该条款允许美国对中国被指存在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展开调查;他还积极挑战世界贸易组织(WTO),推翻了美国数十年的政策。
  最近曾面对莱特希泽的一位外国贸易谈判代表表示:“他绝对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而且真的为总统的意识形态带来了很多实质内容。他有计划,也有支撑愿景的思想。”
  这名谈判代表补充称,莱特希泽似乎很享受自己的工作。“他全程掌控着游戏,他就像糖果店里的孩子。”
  对于那些质疑全球化的人——包括政坛左翼人士——所有这些都赋予莱特希泽一种偶像般的地位。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 Steelworkers)的国际总裁利奥•杰拉德(Leo Gerard)表示:“他是个内行,而且坚持不懈。凡是他参与的事情,他都会做得非常到位。”
  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正考虑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在给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与莱特希泽曾“密切合作”,“打击像中国这样在规则上忽悠的国家”,他似乎对特朗普政府走上的路线感到满意。
  莱特希泽说:“在整个俄亥俄州,那些看到钢厂倒闭、工作岗位流失的社区知道,我们受到了攻击,现在我们在反击。”
  面对面接触过莱特希泽的多名外交官表示,他有时是个很难打交道的人。“他有的时候相当严厉和苛刻。他有具有魅力的一面,但这需要花点时间才能感受到。”其中一名外交官说,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的“跳出框框”立场给莱特希泽及其团队提供了一种“掩护,让他们可以咄咄逼人地提出最荒唐的要求。”
  即使如此,莱特希泽与欧盟贸易专员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om),以及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Toshimitsu Motegi)建立了融洽的工作关系,尤其是在一个旨在统一对华立场的三方工作组中。此外,在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未来进行持续数月的紧张谈判以后,今年10月,美国与加拿大的紧张关系缓解,莱特希泽还被加拿大外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请到家里共进晚餐。
  但毫无疑问,尽管存在挑战,莱特希泽深度投入并忠于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前述企业游说人士表示:“他希望全球供应链和制造业回归美国,他愿意使外国投资变得更具风险和更加昂贵——并且他愿意承受来自企业的炮火。”
  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中国问题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还记得,2017年8月,在美国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展开调查时,他与莱特希泽就正在萌生的贸易争端有过一次对话。
  “他真诚地说‘我们需要把握好这件事’,他请求与他素未谋面的人,包括我在内,来帮助他。”史剑道说,“当我说这是一件至少要花费3年,甚至更久的事情,并且还会伴随一些痛苦时,他说‘我知道,我会很投入’。”
  罗伯特•莱特希泽的简历
  出生:
  1947年10月11日,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市(Ashtabula)
  教育经历:
  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接受本科和法学院教育,毕业于1973年
  职业经历:
  1973-1978年
  就职于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Covington & Burling)
  1978年
  进入美国国会工作,最终担任共和党参议员鲍勃•多尔(Bob Dole)的幕僚长
  1983年
  进入美国政府工作,担任里根政府的美国副贸易代表,并在美国与日本的贸易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
  1985年
  加入华尔街律所世达的华盛顿办事处,在此工作30多年,主要是代表竭力与外国对手展开竞争的美国企业。
  2017年
  成为美国贸易代表
  家庭情况
  有一子罗伯特(Robert),一女克莱尔(Claire)
  兴趣
  篮球

来源时间:2018/11/21   发布时间:2018/11/21

旧文章ID:17442

马来西亚从中美贸易战获益最大

作者:吴爱莉  来源:FT中文网

  预计亚洲将受到美中贸易战的不利影响,但野村证券(Nomura)分析师表示,马来西亚处于成为替代进口来源的最有利地位,而随着企业转移生产基地以逃避关税,越南也将获益。
  该行确定了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将会受益的两个领域:短期进口替代和中期生产转移。
  “旷日持久的美中贸易争端可能会导致美国和中国企业用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作为替代,例如中国从巴西购买更多大豆,以及将制造业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境内的工厂,或者干脆搬迁生产厂。”野村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近几个月来,美国和中国针锋相对地宣布对从对方进口的产品加征一系列关税。除非双方达成协议,否则华盛顿方面将从1月起把针对逾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提高至25%。
  两国之间的较劲在上周末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表露无遗,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贸易和安全问题上隔空交锋。
  在得出结论前,野村评估了受关税影响的7705种产品清单,以及这些产品对13个亚洲国家的价值。然后,它建立了野村进口替代指数(Nomura Import Substitution Index),这项包含五项指标的指数衡量有关各国如何可能获益于进口替代。
  根据这项分析,马来西亚将获得最大利益,特别是源自该国出口的“电子集成电路、液化天然气和通信设备”。这项分析还称,“只配备火花点火内燃往复式活塞发动机的汽车”将为日本带来好处,而巴基斯坦的棉纱出口有望获益。
  在有望获益于制造业转移的国家中,越南“显然突出”,这是基于对跨国公司的定性调查、该国的出口与中国的重叠度、以及野村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吸引力分值。
  Hoover吸尘器制造商创科实业(Techtronic Industries)最近表示,将把制造业务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和美国,而手袋品牌史蒂夫•马登(Steve Madden)已表示将把生产转移到柬埔寨。
  但野村告诫称,“亚洲经济体间接面临美国提高对华关税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因为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部件和组件也大量由它们供应。
  根据野村的这项评估,韩国是获益最少的国家之一,但该国的七家公司,包括SK创新(SK Innovation)、S-Oil和GS控股集团(GS Holdings),预计将受益。
  译者/和风

来源时间:2018/11/21   发布时间:2018/11/21

旧文章ID:17441

朝核外交为何失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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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兴杰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朝关系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再进一步,相反,原定在中期选举后要举行的美朝高级别会晤被取消了。朝鲜官方媒体也没有关注美国中期选举以及取消的美朝会晤,特朗普总统则不断强调“不着急”。
  朝核外交似乎失速了,失去过去几个月中的能量,就像在大海中漂泊的失去动力的船,前进无力,后退倒是可能。可以说,朝核外交处于一个分岔口上,继续向前走,还是回到从前?
  美朝外交“失能”的原因在于双方就“朝核外交”的理解和目标迥然有别,笔者在此前的文章《朝核外交的变与不变》中作了分析。朝鲜希望将核问题变成诸多外交议题之一,模糊无核化的指向性;而美国则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达到朝鲜完全、可验证和不可逆的放弃核武。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会晤之际,双方并没有在“朝核外交”这个问题上达成基本的共识,在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说以无核化换取安全保障。毋庸置疑,这场会晤将朝鲜半岛带入了一个外交的新阶段,大大缓解了半岛的气氛。
  半岛外交的核心命题就是落实无核化与安全保障之间的大交易,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双方缺少起码的信任,无法完成这一世纪大交易。美朝高级别对话可以说一波三折,先是特朗普取消了蓬佩奥的平壤之行,后是朝鲜取消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的纽约会谈。而蓬佩奥与金英哲的会晤原本就是要落实这一大交易。
  到底无核化在先,还是安全保障在先?美国要的是无核化,朝鲜要的是安全保障。朝鲜认为自己已经做出了重大让步,或者说出了比较大的筹码,丰溪里核试验场、东仓里导弹发射场已经拆除,美军遗骸已归还,将近一年时间没有进行核导活动。而朝鲜要的安全保障并没有来到,对于当下美韩海军陆战队的联合演习,朝鲜《劳动新闻》在11月12日发表评论予以批评,认为这一演习违背了朝韩之间的军事协议。
  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朝鲜的无核化现状还不足以取消制裁,朝鲜核导设施还在,依然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换言之,美国认为朝鲜的无核化举措是象征性的,也是可逆转的。反过来,美国对朝鲜做出的姿态也是象征性的,推迟了一部分军事演习,但如果要恢复军演,也不存在什么障碍。从大交易的角度来说,美朝之间的交易还没有进行,只是一些“餐前甜点”。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朝双方似乎都失去了推进大交易的动力。中期选举也是对特朗普的一次考察,结果还算不错。朝核外交是他上任以来取得的重大外交成绩之一,也是政治资本。现在考试结束了,还有必要继续“学习”吗?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后表示美国“不着急”,因为美国手中还有制裁。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中也强调,在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之前,不会放松目前对朝鲜空前的外交与经济制裁。显然,如果朝鲜的核导活动继续处于冻结状态,美国会满足于现状,这或者也是特朗普所理解的一种“无核化”。
  美国坚持的全面、不可逆、可验证的无核化,朝鲜无法接受。朝鲜要求同步、分阶段是美朝顺利对话的前提。美国也认为达到目标并不容易,彭斯在最近的表态中并没有使用“彻底、可核查、不可逆转地拆除”(CVID),也算是一种变化。同时,彭斯关于印太战略的阐述意味着,朝核问题可能变成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问题。
  在朝方看来,美国只取不予的做法不可接受,官方媒体释放出的信息主要包括:朝鲜需要得到对等的回报;如果继续目前的状态,朝鲜很有可能回到“核经并进”的路线。无核化,美国理解为一种结果,就是CVID;朝鲜则理解为一连串的过程。在美国的理解中,无核化与安全保障的交易就是毕其功于一役;朝鲜的理解中,这一交易需要一步步进行。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朝鲜认为自己做出了无核化的动作,但美国按兵不动,交易陷于停滞,因为这种交易是不对等的。
  现在,美朝的博弈焦点从无核化转向了制裁。美国不断强调要维持制裁,直到达到无核化,而朝鲜则要求放松或者解除制裁。朝鲜取得的进展在于打开了韩国的大门,或者说在制裁的链条中找到了突破口。韩国最近向朝鲜提供了200吨橘子作为回礼;双方在共同警备区撤出岗哨并进行排雷。朝韩双方能否在经济合作上再进一步,值得关注。特朗普曾表态,没有美国批准,韩国不能解除对朝鲜的单方面制裁。
  朝鲜国家战略路线从“核经并进”转向经济发展优先,需要得到外部的肯定与支持。近期朝鲜外务省美国研究所所长提出,朝鲜可能会要回到“核经并进”路线,这既是一个试探,也说明朝鲜意识到目前的状态之下,朝鲜缺少筹码,那么所谓回到“并进”路线,有可能是在制造筹码。
  在美朝关系或者美朝韩三角关系中,大交易难以进行下去。朝鲜国家战略转型需要在东北亚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框架之下推进,尤其是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在联合国层面,中俄可以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适度放松对朝制裁;在区域合作层面,环日本海经济圈的合作需要把区域内国家囊括其中,单靠朝韩之间的合作,空间终归有限。
  这是一个沉淀、停滞还是分岔口?可能需要最关注朝核问题的国家做出更大的努力。

来源时间:2018/11/21   发布时间:2018/11/21

旧文章ID:17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