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全  来源：上观新闻

　　美国中期选举的硝烟刚刚散去，美国媒体已经把目光投向了2年后的大选。成功守住参院并增加议席数的特朗普能否运势长久，在2020年大选中再下一城，引起外界热议。另一方面，克林顿夫妇的前顾问11日爆料称，希拉里·克林顿将在2020年再次竞选总统。如果情况属实，她能否一雪前耻，成为挫败特朗普的那个人？
　　近日，《大西洋月刊》等美国媒体撰文，研判2020年选情。不少媒体认为，尽管特朗普被舆论和学术界视为一场灾难，但2020年他仍会受欢迎，并可能再次当选。
　　《大西洋月刊》写道，正如《纽约时报》9月一篇匿名专栏文章指出的，特朗普可能在2年后再次当选。事实上，特朗普更喜欢竞选，而非治理国家。多年来，美国政治分析人士一直在谈论“永久竞选”，即把选举式的策略引入治理。特朗普实际上创造了这样一种“永久性竞选活动”——他保持了选举式的策略，但基本上忽略治理工作（一些最重要的事情除外）。在争取连任的过程中，特朗普将受益于美国政治的系统性特征，以及他自己独有的一些特点。
　　选举地图上的优势
　　首先来说说美国政治的系统性特征。
　　第一，美国总统一般有延续第二任期的传统。自二战以来，只有2位当选总统连任失败：一位是吉米·卡特，一位是老布什。如果美国经济状况良好，在任总统的优势将更为明显。如今，美国经济总体积极，只要当前趋势保持不变，特朗普就会顺风顺水。
　　第二，特朗普还受益于美国选举制度的特殊性。在特朗普2016年赢得大选之前的几年里，一些人口统计学家一直在推动“新兴的民主多数派”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白人选民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减少，少数族裔年轻选民将越来越倾向于自由派总统候选人。与此同时，民主党人有“铁锈地带”的鼎力相助。在那里，尽管蓝领工人数量在减少，他们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为民主党候选人带来选举团优势。
　　然而，特朗普的到来摧毁了上述理论的基本前提。2016年的竞选证明，候选人仍然可以依靠白人选票获胜——事实上，他可以依靠煽动种族不满，赢得足够的白人选票当选。另一个特点是，少数族裔对希拉里的投票回归到奥巴马执政前的水平，这表明唯有像奥巴马那样罕见的民主党候选人才能赢得高投票率。此外，特朗普还摧毁了“铁锈地带”的“防火墙”，夺下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并在明尼苏达州险胜。
　　综上所述，在重新绘制的选举地图上，共和党拥有内在优势。如果2年后，特朗普能保住他在2016年赢得的大部分州，那么他将走向胜利。
　　反观民主党，他们能指望的州数目寥寥。自由派希望有一天能接管得克萨斯州，以及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南部州（比如乔治亚州），但这可能需要几个选举周期。总的来说，少数族裔激增是“未来时”，目前它仍停留在地平线上。
　　诚然，从中长期看，依靠白人选票和种族分裂言论“搏票”对共和党来说无异于自杀，但等到为时已晚的时候，特朗普早就不在其位了。
　　第三，特朗普还受益于当前的媒体环境。首先，他得到“官媒”的大力支持。媒体的党派之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几十年来，美国并没有像其他许多民主国家那样，拥有与党派一致的机关刊物。而是活跃着两股力量：以客观性为目标的中间偏左的主流媒体，以及一些小型的、散乱的保守派媒体。
　　但在过去30年里，右翼媒体的势力不断壮大。到特朗普时代，它已经达到顶峰，成为总统的仆从。与其说它们代表保守主义，不如说它们就是特朗普本人。最突出的例子是福克斯新闻。据称明星主播肖恩·汉尼提每天都会对总统讲话。这些保守派媒体对受众影响力巨大。尼克松的助手约翰·迪恩曾表示，如果福克斯新闻当时存在并编造另一套说法，他的老板本可以挺过“水门事件”。
　　特朗普的“吸睛”本能
　　再来说说特朗普。
　　特朗普的缺点被如此广泛地分类，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忽视他作为政治家的优势。事实上，特朗普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与选民建立联系并利用他们不满的本能。
　　他最大的弱点也是他最大的优点：他愿意做任何事，说几乎任何话，而且他毫无羞耻之心。特朗普在商业和政治领域学到的最重要技能是媒体操控。他在商界的声誉总是远远超过他的成功，因为他非常善于争取媒体报道。他很快就把这一点应用到竞选活动中，提供不间断的新闻发布会和采访。
　　正如2016年竞选活动所显示的，对于像特朗普这样信口开河的人物，传统媒体应对能力严重不足。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完善了发表虚假陈述的艺术，他可以通过一个又一个虚假陈述来迅速改变焦点。这意味着没有一个故事能得到充分审查，特朗普始终能把焦点集中在自己身上。一家媒体研究公司称，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获得了相当于50亿美元的广告收入。没有迹象表明主流媒体已经解决了如何在“不入彀中”的情况下报道特朗普的问题。而他当选总统后，媒体想要不上他的当，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
　　特朗普还受益于共和党，共和党不再像两年前那样对他持矛盾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他的形象。
　　杂乱的对手名单
　　最后，只要看一下特朗普的对手名单，就会发现特朗普可能再次走运。
　　《大西洋月刊》写道，2020年的赛场很拥挤，但民主党方面没有明显的旗手。党内初选很可能代价高昂、伤痕累累。
　　另外，虽然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夺回了众院控制权，但随着他们在国会重获权力，会存在过度干预的风险。历史证明，反对党在中期选举获胜后，如果对总统施加咄咄逼人的压力，结果往往适得其反——1994年，选民们将共和党推上权力宝座，但两年后选择了让比尔·克林顿继续执政；2010年，选民们投票给茶党的共和党人、让奥巴马陷入悲惨境地之后，他们在2012年重新把票投给了奥巴马。
　　从推出候选人的策略上看，民主党将在三个基本群体中做出选择。一种是可靠的、熟悉的面孔，如前副总统乔·拜登、2016年大选失利的伯尼·桑德斯或前马萨诸塞州州长德瓦尔·帕特里克。第二种是新面孔，包括参议员科里·布克、伊丽莎白·沃伦、克尔斯滕·吉利布兰德或卡玛拉·哈里斯、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希肯卢珀、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希蒂等等。第三种是选一个不确定的候选人参与竞争。
　　潜在候选人看似众多，但他们都存在主要缺陷：桑德斯和沃伦太老也太自由；布克和哈里斯太年轻；吉利布兰德和加希蒂太无聊；拜登太温和，等等。拿拜登来说，他不是没参加过大选，但从来没有上佳表现，而且在政治上往往与当今的民主党格格不入。他就职时已经77岁。同样处于职业生涯末期的还有桑德斯，并不清楚他对左翼还有多少吸引力。至于帕特里克，他的确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州长，但在全国知名度很低。
　　在熟悉的面孔中，还有一位候选人不可忽略。那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夫妇的前顾问11日爆料称，希拉里克林顿将在2020年再次竞选总统：“希拉里4.0版本正在路上。”外媒认为，希拉里就参选与否释放的信号比较含混。就算她参加，要战胜特朗普也并非易事。
　　福克斯新闻评论员古德文认为，眼下民主党并未出现任何一名领袖人物，希拉里看好这一机会。尽管古德文认为希拉里胜选不会有太大可能性，但他仍然认为她会参加2020年大选。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指出，选民对希拉里的负面情绪已经根深蒂固，其对希拉里不喜欢的程度不亚于特朗普，对希拉里的不信任程度也同样如此。对希拉里而言，相比2016年大选，2020年的政治处境会更遭。根据9月盖洛普民调，只有36%的人对希拉里持好感，比2016年大选前的支持率下降7个百分点，与她在盖洛普民调中获得的最低支持率持平。究其原因，可能一方面与“邮件门”有关，另一方面与她输掉大选后高调批评奥巴马有关。
　　此外，希拉里要击败特朗普并非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尽管后者在任内常有惊人之举，但他展现出一种团结共和党基础的强大能力。他会为了胜利不择手段。这些都是希拉里望尘莫及的。
　　在民主党的新面孔中，沃伦只在马塞诸塞州竞选过，哈里斯则是勉强进入参院，加希蒂作为市长很难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希肯卢珀在中间派选民中是万人迷，但能否拥有更广泛的吸引力尚未得到验证。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在一个有大量女性和少数族裔候选人的政党里（再加上特朗普关于女性和少数族裔的侮辱性言论），提名白人男性作为总统候选人在政治上站不住脚。如果是这样的话，结果将是民主党严重依赖少数族裔选民的投票率，就跟奥巴马的情况一样。
　　民主党还可以依靠加州、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等地的大量选民——这将增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选票，且不会影响选举人团，因为这三个州都是可靠的蓝州。但民主党人仍需奋力夺回特朗普在2016年夺走的“铁锈地带”各州。总之，2年后“蓝色阵营”究竟能打场翻身仗，还是眼睁睁看着特朗普继续笑傲江湖，将留待后观。

来源时间：2018/11/15   发布时间：2018/11/14

旧文章ID：17406

作者：郑永年  来源：IPP评论

　　在正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中国暴露了怎样的弱点？这是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美国（和西方）看到了中国的弱点，就会利用其对中国变本加厉地加以打击。很显然，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克服这些弱点，那么就不仅输了这一轮竞争，今后的发展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当然，因中美贸易战而暴露弱点也不全是坏处。所谓的弱点就是从前被自己所忽视，但对国家的发展至为重要的领域。如果在知道了弱点之后，努力克服，亡羊补牢，无疑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会起到正面的，甚至推动性的作用。
　　暴露的弱点无疑有很多，但至少包括如下几个大的领域。
　　第一，工业体系的脆弱性。如果借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的话“人家（美国）一断芯片，你就休克了”来说，中国工业体系的脆弱性是显见的。
　　具体来说，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有速度，有“大而全”，但缺质量、附加值和原创。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速度”奇迹，20多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不过，并没有出现中国质量和价值。工业体系呈现出“大而全”的局面，几乎什么都能生产，并且生产能量巨大，很多领域的产能位居世界第一或者第二。实际上，一些产品，如果中国开始生产，就轮不到其他国家了。在很多年里，人们普遍相信，珠三角足以加工和提供全世界所需的产品了。这也就是美国老说“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的原因。
　　除了少数几个领域，例如人工智能（AI）、超级电脑、航天、生物科技等，总体上说中国工业缺少核心技术，尤其是原创性技术。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单向依附性经济体，即中国依附其他经济体，而不是相反。所谓的“加工业”就是为其他经济体加工，是对人家的技术的加工，是依附于人家的。这就造成一种“人家缺了你可以，但你缺了人家不行”的局面。
　　若世界市场不存在 中国会怎样
　　缺少技术创新也意味着产业的附加值低。很多年里，很多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加工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农民工廉价的劳动力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廉价（甚至免费的）土地，技术因素对经济的贡献很有限。因此，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一变化，很多产业就开始面临危机了。
　　即使就技术的应用来说，产业界也存在着严峻的问题。如果把机械化界定为工业1.0版，自动化为2.0版，信息化为3.0版，智能化为4.0版，那么中国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1.0版和2.0版之间，3.0版和4.0版也有，但大多是其他国家技术的应用。如果存在着容许技术自由流通的世界市场，那么企业可以从世界市场上获取技术，不断升级。但这里的危险在于，一旦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世界市场不存在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就会发生即刻的危机。
　　换句话说，如果发达国家不提供技术了，1.0版和2.0版的产业仍然可以自主地生存和发展，但使用3.0版和4.0版技术的企业就要“休克”了。互联网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总以为互联网是中美两家的技术。但实际上互联网技术只属于美国一家，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互联网技术只是美国技术的应用。如果美国真的中断互联网技术供应，中国就可能会回到“内联网”时代。
　　在国际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国际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所以企业必须遵守和服从市场规则，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一些中国企业（也有一些地方政府）要求西方企业进行技术转让，以市场换技术。而另一些企业（例如中兴）尽管从国际市场上获得了技术等利益，但并没有遵守市场规则。
　　但实际上，中国企业的选择是有限的：要不企业本身有能力创造，无需依赖国际市场；要不服从国际市场规则，从国际市场获得技术。企业国内不守市场规则的行为一旦延伸到国际市场，肯定要出问题。对这一点，西方政府和企业看得很清楚，他们现在也知道如何来对付中国企业了。
　　第二，对国际层面的事物发展缺乏预判能力。贸易战绝非新鲜，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也必然会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但很长时间以来，大多数人都相信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不可想象。美国学者提出了“G2论”，或者经济上的“中美国”，中国学者相信“夫妻论”。两者的依据是一样的，即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依存度高。不过，实际上历史经验已经表明，高贸易依存度不仅不能避免贸易战，反而会促成贸易战，取决于进出口是否平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并不比今天中美两国的低，但最终欧洲国家之间还是发生了战争，并且是热战。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与德国和日本之间也发生了贸易战，而德国和日本还是美国的同盟，安全上完全被美国所整合。中国和美国既缺乏欧洲国家之间那样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也缺乏美国与德、日之间那样的同盟关系，因此贸易战几乎是必然的，尽管贸易战对双方都会造成伤害。
　　基于简单而乐观的假设，中国对贸易战没有做任何准备。直到贸易战来了，人们还不敢相信，认为只有特朗普这样的“疯子”才会这样做。这种认知更没有驱使有关方面去认真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
　　尽管多年来，中国高层也一直表示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的，但在政策层面的确缺失有效性。中美双方的贸易不平衡也并非是中国的原因，更多的是美国的原因，因为美国不愿意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但不管是谁的原因，巨大的贸易逆差都必须解决，如果得不到解决，肯定要发生严重的后果。
　　第三，对事物的本质缺少判断能力。很长时间以来，在外交政策上盛行“经济决定论”，一切为了经济，考虑问题也基本上过分强调单向面的经济要素。就贸易战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贸易战仅仅是经济问题吗？很多人停留在经济思维，仅仅从经济上来理解贸易战。理性地说，贸易战发生了，如果能够把此局限在经济领域自然是最理想的，人们也不能用其他手段来解决贸易战。但如果不能考虑到贸易战的外部影响，就会判断失误。就这次贸易战而言，一些人对中美关系演变的本质缺乏正确的判断。
　　贸易战仅仅是其中一种体现方式（或者特朗普方式），如果没有贸易战，也会以其他方式体现出来（例如在南海、台湾、朝鲜半岛等问题上）。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就需要全面的调整；调整好了，就可以维持和平；调整不好，就会发生冲突。这也是历史所证明的，即人们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
　　第四，最为重要的是暴露了社会反应的脆弱性。对内部来说，社会的反应是最为关键的。概括地说，对中美贸易战中国社会的反应表现为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一些人支持美国的贸易战，幻想来自美国的外在的压力少则促成政府降低进口关税，多则促成内部的进一步改革。
　　特朗普在中国可能要比在美国更受欢迎。直到今天，特朗普和美国的主流社会（尤其是媒体）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在中国则不然，一些人对特朗普的政策抱有过多的幻想。就贸易战而言，历史地看，外在的压力从来没有促成内部更好地发展，这从德国和日本的例子可以看到。
　　“恐惧感”促使西方对华政策改变
　　中国并不想打贸易战，贸易战也不是中国所发起。不过，借用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话来说，是中国的一些人“唤醒了中国在西方的敌人”。这里的“唤醒”主要指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方面的“过度宣传”，结果大大超越了政策设计者的初衷。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即“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和“中国模式”。“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仅仅是中国本身产业可持续发展所需，就如德国的工业4.0项目一样，但对很多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来说，这是为了超越美国和西方的项目。“一带一路”在高层看来仅仅是中国的发展“倡议”，并且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尽管是中国的倡议，但发展机会是属于大家的，利益是大家共享的。
　　至于“中国模式”，通过近代以来的探索，中国的确形成了“中国模式”，但“中国模式”和其他模式不存在必然的冲突，而更多的是互补。尽管中国也强调“中国模式”为人类提供了另外一个可能性的选择，但同时强调不会输出模式。但对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来说，“中国模式”的目标就是要打败西方模式。这种过度的宣传和解读无疑给西方制造了一种“恐惧”，莫名其妙地感到西方要被中国所超越、所取代，而这种“恐惧感”又促成美国（和西方）改变其对华政策。
　　不管如何，现在中国的“敌人”已被唤醒，并且从各个方面开始向中国发难，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这里的问题是，这场贸易战能够唤醒中国本身吗？如果只唤醒了“敌人”而不能“唤醒”自己，未来的前景只有更坏，没有最坏。但如果在唤醒“敌人”的同时也“唤醒”了自己，便是进步的动力。
　　和美国（西方）的冲突迟早会到来，关键在于如何应对。中国所需要的既非像一些人那样毫无自信而“乞求”外力，更非像另一些人那样盲目自大而走向“义和团主义”，而是在摸清楚自己的家底之后，理性应对贸易战；在这个基础之上发挥自己在一些技术领域的优势，并在更多的领域抓紧补课，踏踏实实地求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而非超越和打败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的大国，只要自己不打败自己，就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打败中国。

来源时间：2018/11/14   发布时间：2018/11/13

旧文章ID：17405

作者：  来源：盘古智库

　　进入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平昌冬季奥运会期间，朝韩双方所展开的“平昌东奥外交”在打破南北对立、实现半岛南北双方和解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从“板门店宣言”到“平壤宣言”，韩国和朝鲜结束敌对状态、开启南北和解、建立韩朝铁路、公路联结等经济合作措施等一系列历史性措施正在着手进行。朝鲜也再度提出建立“高丽联邦”的统一设想。2018年6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新加坡首脑会晤，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四次访问平壤，更是开创了美朝关系的新历史。朝鲜半岛的和平、无核与和解进程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真实和充满希望。
　　韩国文在寅政府全力推动的韩朝和解、在美朝之间“促谈劝和”的政策，以及朝鲜金正恩政权重新承诺“全面放弃核武器”和抓住机会与美国、韩国和解的意愿，是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取得决定性突破的重要原因。文在寅总统和他的政策团队在这一年确实功不可没。
　　今后继续推进朝鲜全面弃核进程、实现美朝、韩朝关系的全面正常化，需要有三个平行的进程，这就是“无核化进程”、“和平机制建设进程”和“朝鲜经济重建进程”。当前，朝鲜已经封闭了丰溪里的地下核试验坑道，并拆除了东兴里导弹试验设施。这是平壤向世界展示弃核诚意、并愿意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重大举措。朝鲜政权也多次明确表示，朝鲜的政策已经转向经济建设为主的新轨道。对于平壤政权所采取的新姿态，国际社会应采取鼓励和支持的做法。而且，美国总统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美国可以接受2-3年朝鲜完成弃核的“时间表”，而再追求弃核是美朝关系改善的先决条件，并承诺朝鲜弃核之后美国将给予朝鲜经济援助和投资，帮助朝鲜的经济发展。这可以被称之为“特朗普模式”。
　　但目前的挑战是，美、韩双方在如何对待朝鲜的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美国的“特朗普模式”似乎浅尝辄止。例如，美国认为韩国对朝启动合作进程的步子走得有点“太快”，除了在安理会通过同意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之外，反对任何对朝鲜放松制裁的行动。而韩国则公开呼吁美国需要对朝鲜表现出“最大限度的灵活性”、而不是继续维持“极限施压”。韩国认为，美朝两国可以且有必要发表“终战宣言”，但美国认为，这个宣布彻底结束朝鲜战争的宣言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朝鲜似乎在利用美韩争议在对美国施压，指责美国不履行“新加坡协议”；10月4日，朝鲜《劳动报》刊文威胁说，如果美国不取消对朝鲜的制裁，朝鲜甚至有可能重回拥核和发展经济并重的“并进路线”。此外，在韩国内部，对于如何启动和落实《平壤宣言》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反对党并不赞同文在寅政府的主张，也拒绝批准《平壤宣言》。美国和韩国暂停了针对朝鲜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但究竟能够暂停多久，也仍然是个未知数。
　　然而，我相信文在寅政府将会继续推动南北和解进程，2018年年内在首尔欢迎金正恩，似乎是一个正在实现的目标。但韩朝和解，必须伴随美朝关系的逐步升温。目前，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机制建设和帮助朝鲜的经济复兴进程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未知数。韩朝和解与美朝关系正常化似乎难以同步。
　　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与朝韩和解进程问题上，中国和韩国有着很大的共同点，也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共同利益。从2018年年初以来，随着朝鲜半岛局势出现历史性的新变化，中国历来主张的“双暂停”——朝鲜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美韩停止联合军演——的政策建议事实上已经成功。北京历来强调的朝鲜半岛问题“不核、不战、不乱”的目标也前所未有地在接近于实现。韩朝和解进程成为启动半岛无核与和平进程的关键动力，文在寅政府全力追求“阳光政策2.0版”，朝鲜重回“完全弃核”承诺，这些都符合中国的利益。半岛事务和朝韩关系的未来，说到底，需要由朝鲜与韩国政府、社会和人民来决定。中国政府对此坚信不疑。
　　然而，在加强中国和韩国在半岛无核化进程中的合作，有一系列的问题仍然需要澄清，至少韩国政府和精英需要帮助中国有更好的认识和了解。
　　首先，文在寅政府的韩朝和解政策的基本目标究竟是什么？是为了继续保持南北和平与和解状态，还是为了支持朝鲜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或者，更是为了南北韩的统一进程？文在寅政府的“阳光政策2.0版”需要让中国了解，其基本的主张、手段和政策目标，而并非只是韩朝接触与合作。
　　其次，文在寅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金正恩政权会真的放弃核武器和中长程导弹？美国政策界对金正恩是否真心想要弃核仍然充满了不信任，很多美国智库学者认为，文在寅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会上了金正恩的当。当朝鲜经济改善，渡过目前的困境，仍然会坚持拥核政策。韩国政府对此有什么对策？如果朝鲜不愿意彻底放弃核武器，文在寅政府会接受一个哪怕是部分拥核的朝鲜吗？
　　第三，即便特朗普政府想要在朝鲜弃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度，但是由于美国政治和社会对朝鲜根深蒂固的敌意，再加上朝鲜黑暗的人权状况，美国若想推动在朝鲜不彻底放弃核武器的条件下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在美国国内会遭遇重重阻力。即便文在寅政府可以说服特朗普总统，韩国有信心可以说服美国政界和美国媒体吗？
　　第四，韩国需要中国在当前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进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文在寅政府究竟是希望中国因素能够帮助推动朝鲜半岛的和解进程，还是希望中国不要插手南北韩的实质性和解进程？对于未来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包括和解和统一进程中的各种不可预测的情景都不希望中国介入、还是真心认为朝鲜半岛的无核、和解和统一进程中，中国因素不可回避？当面对一个民族主义情绪更加强烈的韩国社会时，韩国政府和社会有没有做好心理和战略上的准备，他们所期待的中国角色究竟如何？
　　今天，朝鲜半岛局势正在走进历史性的机遇期，朝核和解进程充满活力，这是中国乐意看到的。中韩究竟如何合作，恐怕不是简单地给出各自的需要，而是中韩双方，从政府到社会，从精英到大众，都需要直面诸多深层的问题，坦率地进行对话和交流。半岛问题上的中韩合作，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值得考虑：
　　首先，中国已经和俄罗斯联合主张减弱和降低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帮助朝鲜经济恢复正常和走向复兴，是国际社会对解决无核化进程应该表现出的诚意。中韩需要这方面的有力合作。
　　其次，无核化进程、和平机制建设和对朝援助需要“区域共识”，更需要区域性的机制。重新启动六方会谈，应该成为美朝、韩朝接触和对话的基本内容。六方会谈不是简单的多边平台，六方会谈是一种解决朝核问题与实现半岛和平、稳定的区域制度。中韩两国需要在这点上达成政治共识。未来的半岛和平与无核化，需要反映区域内各主要国家的共同关注。
　　第三、中国乐见美朝、韩朝和解进程的深入，并成为扭转半岛局势的决定性力量。中、俄两国也在重启对朝关系的改善与深化进程。中韩两国需要重建高层沟通和协调机制，减少误解和误判，共同推进半岛局势不可逆转地朝着和平、无核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来源时间：2018/11/14   发布时间：2018/11/11

旧文章ID：17404

作者：詹姆斯·诺尔特  来源：中美聚焦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上周的电话会晤点燃了人们对两国有可能解决贸易分歧，进而降低对对方出口商品征收特别关税的希望。由于两人都将参加本月晚些时候在阿根廷举行的G20会议，乐观主义者希望届时双方可以就贸易协议的纲要进行商谈。然而，由于双方立场相距甚远，取得突破的前景十分渺茫。
　　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没有注意到中美达成新贸易协议存在的核心障碍：习近平坚持谋求一个能够加强国际法的解决方案，颇为讽刺的是特朗普却拒绝基于法律的多边世界秩序，这种秩序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为美国所倡导，它有利于达成从互动角度出发、注重成果的协议。这是向权力决定对错的“强权政治”的回归。
　　然而，在一个所有国家——甚至最大国家——都已深深介入主要由商业关系织成彼此重叠、相互依存的网络时代，强权政治已经不合时宜了。特朗普就是谚语中所说的瓷器店里的公牛。商业繁荣是因为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所以，为了促成一个有更多规则约束的国际秩序，美国企业多年来一直支持美国政策的长期推动作用。而强权政治却给全球治理带来大量的不稳定和不可预见性。特朗普吹嘘自己的行动神秘且出人意料，这对于军事战略甚至企业之间的竞争确实有用，但对于管理安全的国际秩序来说却是糟糕的教条。在个体商业竞争当中行之有效的策略如果被当成治国之道，就有可能引发无穷无尽不可预知的混乱。
　　许多美国人会觉得我的意见是对他们的侮辱。在我看来，如今中国才是美国帮助创建的世界秩序的主要支持者，而特朗普打算颠覆这种秩序。美国媒体充斥着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责，但鲜少有相关的细节，或者只是把少数实际存在的违法行为夸大成为一贯的做法。这与特朗普大肆攻击所有墨西哥越境者都是强奸犯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的，按照定义，中国人现在并不是公平的交易者。但令人惊讶的是，许多表面上的自由主义者抵制特朗普，却仍然接受后一种说法，仿佛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密切关注美中两国今年5月份互换的贸易要求就会发现这种鲜明的差别。
　　也许美方所提出的最难实现的要求是将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约等于目前逆差额的一半。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并不在中国政府的权力范围之内。没错，中国可以像它答应的那样，进一步降低美国进口产品的关税，但由于被征收高关税的只是少数产品，因此这么做并不会带来大的变化。此外，中国希望它进一步降低关税的交换条件是美方承诺遵守WTO规则，即不会绕开这些规则来加征任意的关税。而特朗普提出的针对性建议拒绝作出此类保证，并且坚持要求中国不在WTO程序下行使其权利。这样一来中国将无法抵制美国将来任何的随心所欲。这无异于要求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单方面解除武装。美国的要求当中没有互惠。即使打一场长期贸易战，中国人也不可能就这样放弃它的条约权利。
　　美国还要求中国对有关知识产权执法的法律作出具体修改。但是，无论这种要求有多少可取之处，强制执行知识产权只会提高美国产品的价格。这种极高的价格有可能继续制约美国产品对中国消费者的吸引力。据本人观察，就连中国的药店里如今也在出售美国制造的多个品牌的药品，但垄断天价限制了它们吸引消费者，相比之下，中国制造的药品要便宜得多。书籍和软件也是这种情况。按照美方卖家的定价策略，任何受美国版权保护的东西都非常昂贵。这并不是中国政府所能解决的问题。美国人对许多产品和服务昂贵的垄断价格已经习以为常，但中国人并不习惯这些。譬如说，互联网、电话和交通服务在中国就比美国便宜得多，也高效得多。
　　与中国的出口能力相比，美国或许有更多的实力增加对华出口。例如，特朗普最近宣称，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口大量武器对就业有利，这也是美国无法制裁沙特——它公然在其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杀害一名留居美国的沙特记者——的原因。可是，自从1989年以来，美国却禁止了所有对中国的武器出口。无论是否合情合理，美国都禁止向中国出售中方想购买的武器和其他高科技设备。同样的，美国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垄断价格来大大增加它们在中国的销售额，但这些企业却不这么打算。举例来说，星巴克在中国已经是无处不在，但它的售价却比美国还高，尽管中国的工资远远低于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美国拼命避开了自由市场，如果美国真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是一个有竞争力的自由市场国家，那么它在中国的销售额应该高得多。
　　现今在华盛顿，指出自由市场在中国这个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比在美国有更广泛的影响算是异端。但作为一个在美中两国都生活过并且从事过研究工作的人，我无法不注意到中国其实是具有竞争力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它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中国政府通过合理的补贴刺激了高等教育和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它对贸易竞争力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美国所抗议的那些补贴。美国喜欢加大减税和放松管制，这使垄断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收取费用，结果是公共基础设施破旧不堪，私人基础设施极其昂贵，高等教育也所费不菲。医疗保健、大部分高科技服务和软件的垄断定价又进一步增加了成本。这是美国失去竞争力的主要原因，只有美国人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来源时间：2018/11/13   发布时间：201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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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稻葵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11月11日，凤凰网携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联合主办第三届“与世界对话论坛”。开幕式上，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发表主旨演讲，强调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下，中国需与世界深层对话。
　　李稻葵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中。世界主要出现几大变化：美国内部的分裂产生了“传统的美国”PK“国际化的美国”的局面，世界其他地区也正努力脱离“美国体系”，中国的发展也在迈向了对传统文化和仁义礼智信的回归。在此背景下，中美贸易脱钩，三大贸易“朋友圈”正在形成。即便如此，中国并不希望美国在慌乱中乱出牌，一个稳定的、自信的、繁荣的美国对世界和中国都是好事情。
　　“传统的美国”PK“国际化的美国”
　　今天，我作为一名学者和大家谈谈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谈这个话题离不开一个更大的话题：“当前我们所处的世界、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怎样的大变局？”
　　所以，我的演讲题目是：“百年未见之大变，更需要与世界深层对话”。
　　的的确确，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百年未见之大变之中。这个提法，是2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外交会议上提出。刚刚提出时，很多学者和智库的专家有点不解，是不是我们有一点心理学所说的“认知上的偏见”？2年多过去了，这两年多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深刻的印证了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判断。
　　为什么处在百年未见的格局之变中？有这样几个大方面因素：
　　第一大变化是美国本土自身的变化。
　　理解美国自身的变化有两本书。一本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我们是谁》。“我们”当然指的是美国，这本书的主旨是对美国身份的自我认证感到非常忧虑。
　　作者在书中说：美国的国民性不是1776年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时形成的，不是1789年第一部宪法国会通过时形成的，也不是南美战争时期形成的，而是1613年清教徒离开英国到达美国波士顿海岸的时候就形成的，美国的国民性本质是诚信上帝的，有很好的工作自律性和职业感、崇尚自我治理，不愿像当年的英国一样。但作者也指出，美国的国民性正在改变，因为全球化产生了新移民，来自墨西哥的新移民和老移民完全不一样。
　　第二本书是哈佛大学博士、塞缪尔·亨廷顿的学生法里德·扎卡瑞亚所写的《后美国时代》，扎卡瑞亚认为，美国的地位在下降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在这一衰落过程中更应该加强美国的统治，衰落比崛起更难以管理。
　　这两本书都是十年前写的，但是你看，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从内部分裂？从美国的版图上看，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东西两岸是支持民主党的蓝色，中间是红色（支持共和党），这难道不是一个自我身份的认知难题吗？在国际化的美国东西海岸地区，如纽约、加州等，居住着大量犹太人和来自亚洲的新移民，中间内陆则是“老美国”。
　　这是美国当前政治内斗的本质：“传统的美国”和“国际化的美国”的身份分裂，这是1945年二战之后的美国产生的根本冲突。
　　因此，美国自身正在发生深刻演变，我们需要牢记，美国内部的争斗与恐慌，远甚于对中国的焦虑。
　　世界正脱离“美国体系”
　　另一大变化是，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仍然是强劲的。尽管美国的金融业开始从高峰往下走，但与以前不同的是，今天的新兴市场国家能够进行大量的本币发债。因此，美联储加息对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力远远小于过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底气远比以前强。
　　与此同时，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的经济形势也如日中天。尽管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1.7%，但其背后的实质是德国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强国正在进一步整合欧洲经济，德国的经济价值链已经和荷兰、意大利北部，奥地利、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融在了一起。因此，我的观察是看欧洲发展，要看德国，德国的经济影响力已远远超过其表面统计的数字。
　　由于世界已进入到“后美国时代”，欧洲国家纷纷寻求独立，尤其是一些中东欧国家，比如在本国很受欢迎的匈牙利、捷克的领导人，他们的政策取向很简单：经济上和德国靠拢，但政治外交上要独立，要“反西方”，这里的西方还指西欧。
　　我们周边的日本、韩国，也在寻求政治军事上的自保，比如与南美自贸谈判、安倍访华等，也表明他们想要脱离“美国体系”。
　　3个世界贸易“朋友圈”正在形成
　　这是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在经济上是什么？
　　第一方面，我坚持认为中美经济增长已经开始脱钩。这个观点可能有争议，我的好朋友尼尔·弗格森曾创造一个概念叫“中美国”，认为中国和美国在一起，像孪生兄弟、联体婴儿一样，密不可分。他是在2006-2007年提出这个概念，但是今天“中美国”已是过去式了。
　　从经济活动来看，过去十年，美国经历了财政刺激和各种改革，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3%，每年预计接近3%。有分析认为，美国2020年可能出现经济衰退，但这是“反特朗普”的美国精英分析，他们主观上不希望特朗普连任，因此把美国2020年的经济形势预测的比较悲观。但是我认为，美国在2020年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还远远没有释放自己的潜能，中国经济目前是6.6%或6.5%的年增长率，这是低于我们的增长潜能在运行，创新潜能没有释放，金融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把储蓄转换为投资的潜能没有释放。
　　在新经济领域，中国跟美国并不同步。中国的实体经济相比其潜能，正处在中低速运行阶段，而美国的运行阶段已经超越增长潜能。此外，中美在金融领域更不同步。今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明确经济形势、11月1日总书记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中美两国领导人通电话，这3件事提升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信心，让我们的金融市场开始从低谷往上走。
　　由此可见，中美各自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更多是自身的逻辑在推动周期性变化。此外，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只占中国GDP的4%，就算所有产品被征收20%的关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分析认为，美国增加关税会造成中国0.4%到0.8%的GDP下降，不到1%，中美（经济）已经开始脱钩。
　　第二方面，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三个贸易“朋友圈”。一个是美国领导的、已经形成的北美贸易“朋友圈”，包含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特朗普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谈判手段非常有效，因为这两个国家贸易额的20%是与美国发生的，所以不得不屈服。第二个贸易圈是以德国为首的欧洲贸易圈，我想再次强调德国的重要性，我们对德国的理解太少，不理解德国就不理解欧洲。
　　第三个贸易圈是中国自己带动的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东南亚、东非和拉丁美洲国家，形成我们自己的贸易圈，不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能不能谈成，从中国进博会、广交会等可以看出，我们在营造我们的“朋友圈”。这三个贸易“朋友圈”正在影响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价值链，大企业往往在三个“圈”内都要布局，每个“圈”也都要搞自己的产业链，这是世界贸易格局百年之变的两个经济上的含义。
　　与世界对话——亟需深层次对话解开误读
　　最后，百年未遇的格局之变需要我们深层次地与世界对话，因为中国最担心的是双方误读，包括中国与美国的误读、中国与世界的误读，这必须要通过深层次对话来解开。
　　当前的第一大误解，是美国以中国为敌、认为中国构成威胁、一切政策把遏制中国作为首要目标。在美国看来，中国在背离改革开放、要学习当年的欧洲在非洲建立“殖民地”。这完全是误读，中国将在12月召开改革开放纪念大会，怎么可能背离改革开放基本方向？中国到非洲搞投资，这与当年的欧洲殖民也完全不是一码事。
　　另一方面，中国人对美国也存在误读，你看《华尔街日报》，如果有一篇文章谈中国就不错了，中国不是美国社会关心的重大话题，这也是我们对美国的误读。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层次对话，而深层次对话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读懂美国，读懂世界。
　　第二，我们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要讲出中国理论。故事虽好，但讲多了别人会觉得是在忽悠，因此要把故事背后的“骨架”——简单的理论体系呈现出来。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在过去这一年反复研讨，想让西方人接受我们的理论，首先我们自己要接受这个理论，把自己的事情用简单的、大家公认的话语体系讲出来，然后才能让别人接受我们。
　　此外，要深度对话，还要多办像凤凰网这样的“与世界对话论坛”，多请外国人跟我们对话，我们这个对话会下一次也要走向世界、走向纽约，让美国人真正理解中国，让我们跟美国的农民对话，如果我们把美国的农民和美国的制造业工人说服了，那么我们的凤凰网又上了一个台阶，凤凰网对世界的贡献又上了一个台阶。
　　最后，我讲一个观点，作为一个推论请大家思考：中国当前的发展与美国产生的矛盾，本质上讲是一种“文明的冲突”，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仁义礼智信，西方有他的基督教传统，但是我想特别强调，“文明的冲突”不可怕，“我们是谁”更重要。
　　一个稳定的、自信的、繁荣的美国对世界和中国都是好事情。贸易谈判我们可以随便谈，任何事情都可以敞开谈，我们最后还是希望美国人好，“后美国时代”，我们希望美国有尊严地老下去，而不是慌乱中乱出牌。

来源时间：2018/11/13   发布时间：201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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