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崽  来源：出海传媒

　　美国中期选举落定，民主党重掌众议院。美国政治生态的气候变化，正在一个中国商人的产业上方逐渐形成云层。
　　这个商人，便是台湾首富郭台铭。

　　去年7月份，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宣布将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投资100亿美元建设一座液晶面板生产工厂，并因此获得时任威斯康辛州长沃克“这是一个伟大的商人”的盛赞。
　　郭台铭和他的富士康，也借此在美国获得了特朗普上任以来的高光时刻。
　　而时间转到今年11月，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以及威斯康辛州州长人选的尘埃落定，一地鸡毛已然显现：巨额政府补贴引发舆论针对、环保问题矛盾尖锐、工厂规模一变再变、收益期远之又远。
　　一坨乌云与一地鸡毛
　　无论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在美国，郭台铭向来是擅长在政界与商界之间游走的高手。郭氏盈利的秘笈之一，便是与当地的政府紧密连接在一起。
　　在威斯康辛，郭台铭把这种能力发挥到了极致：100亿美元的投资，其背后是当地政府允诺的高额补贴（从30亿增加到41亿美元）。
　　当郭台铭和威斯康辛的共和党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第一次见面时，最出名的故事是两个人关于合作细节的“一拍即合”：它是写在餐巾纸上的。根据协议内容，富士康将斥资100亿美元在威斯康星州投资建立10.5代LCD制造工厂，为当地创造1.3万个就业岗位。而政府的回报是高达30亿美元的补贴。
　　随后，2017年7月，郭台铭与沃克在密尔沃基举行了一场被报道称“人人喜笑颜开”的盛会，两人共同宣布富士康计划在该州东南部建立一家能享受到大量补贴的制造工厂。
　　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建厂计划一改再改，补贴也增加到了41亿美元。
　　显然，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个补贴的规模令人震惊。这不仅是威斯康辛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美国政府向外国公司提供的最大一笔补贴。和大多数州一样，威斯康辛州过去也曾向企业提供过补贴，但每个工作岗位的补贴都没有超过3.5万美元。相比之下，富士康所获得的补贴是每个工作岗位23万美元。
　　而郭台铭之所以“绑定”沃克并从美国人嘴里敲下这么大一笔补贴，其原因正是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2010年，沃克在当选州长时承诺将在自己的第一个州长任期内为该州创造25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而在他任职六年之后，离这一承诺依然很远。为了争取到2018年的第三个任期，他迫切需要一场大胜。
　　于是，郭台铭就这样出现在一个急于找到突围口的地方长官面前。当地评论家预测，这一举措将把为苹果和许多其他科技巨头生产设备的富士康带到威斯康辛州，会创建一个“威斯康辛式硅谷”。在威斯康辛这样一个远离高科技的州而言，这可是一件大事。保守派人士甚至预测，这笔交易带来的影响之一将是沃克的连任。
　　但接下来的事情开始向戏剧化发展。
　　随着补贴规模稳步增加至令人瞠目结舌的41亿美元，富士康一再改变其建设计划，令人对其将在当地创造多少就业岗位不免产生怀疑。富士康现在表示，将建造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第6代LCD工厂，而不是此前所承诺的10.5代LCD工厂。尽管该公司坚持称将会完成最初所承诺的100亿美元投资目标，但事实上最新计划只需要承诺投资的三分之一。
　　此后，关于工厂规模与产品的计划一再变更，而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富士康所需要的装配线工人要少得多——几乎所有的实际装配线工作都将由机器人来完成。而这，终结了当地政府的希望，即低技能、大多数来自拉辛和密尔沃基的少数族裔工人可能会在富士康工厂找到工作。
　　接下来，威斯康辛的纳税人们开始郁闷这项补贴的回报时间：在补贴还为30亿美元的时候，威斯康星州无党派立法财政局估计，纳税人需要到2043年才能收回补贴。而随后补贴增加到了41亿美元，分摊到威斯康辛州每户约为1774美元，这笔投资的回收期推迟到了2050年或更晚时间。
　　而许多专业人士开始质疑这项补贴到底能否有所回报：乔治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多尔夫曼（Jeffrey Dorfman）在《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实际上，每个工作岗位补贴10万美元的回报期不是20年，也不是42年，而是几百年，甚至永远也不会……每个工作岗位的成本高达23万美元(或更多)，重新获得政府支出的资金是不可能的。当补贴上升到41亿美元之后，每个工作岗位的成本达到了31.5万美元。”
　　与此同时，关于富士康工厂对环境影响的担忧开始加剧。
　　据密歇根大学环境工程教授彼得·阿德里安斯（Peter Adriaens）说，富士康生产的液晶显示屏需要苯、铬、镉、汞、锌和铜。如果排放和处理不当，这些材料比较危险。密尔沃基市立法参考局原援引一份报告指出，“截至2013年，有2500万到6000万英亩的耕地因电子工厂而被重金属污染”，而富士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贡献者。
　　此外，沃克政府还同意富士康从密歇根湖取水，并免除了富士康在该州的环保规定，允许其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将材料排放到湿地，并可以改变河流流向。环保人士指责该计划违反了由五大湖各州和加拿大各省签署的保护五大湖的大湖协约Great Lake Compact条款。
　　而相比迫切获得“政绩”的沃克，美国其它几个州在面对郭台铭与他的投资时则显然有所保留：由于制造屏幕的技术需求，富士康工厂需要建在水资源丰富的五大湖区域，相应州中没有一个州能像威斯康星那样提供41亿美元的补贴。密歇根州是最接近的，提供23亿美元的补贴，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税收补贴而不是威斯康辛州一样的现金补贴。至于俄亥俄州，共和党州长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直接谴责了威斯康星州的协议，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不会花40年的时间去收回投资。我们不会用钱去达成交易。”
　　给高额补贴、开环保小灶、同时工厂规模一变再变、招工承诺难兑，乌云开始聚拢，在种种质疑及富士康的再三变数中，风已吹来一地鸡毛。
　　中期选举的结果：威斯康辛不仅没有让身为共和党人的沃克成功连任州长，它直接选出来一位民主党人州长。
　　美国会是郭台铭的滑铁卢吗？
　　对于郭台铭在美国建立一座液晶面板工厂的想法，其起源应该是当年对日本夏普公司的收购。在那笔交易之后，郭台铭对液晶面板的生产兴趣大增。
　　目前，富士康正在重振北美的夏普电视业务，由于液晶面板和液晶电视机体积庞大，运输不便，因此更适合在消费市场建设工厂。
　　而事实上，与海信的争斗更加速了富士康在北美建立工厂的行进步骤：2015年7月31日，海信集团和夏普联合对外宣布，海信将以237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夏普墨西哥电视厂的所有股权和资产，并拥有在北美和南美地区使用“夏普”品牌及其所有渠道资源的权利。2016年4月2日，富士康和夏普在日本正式签订收购协议，富士康斥资35.2亿美元收购了夏普公司66%的股份。2017年6月9日，夏普先后在美国的纽约、加利福尼亚州对海信提起诉讼。在加利福尼亚州法院的案件中，夏普诉称海信涉嫌滥用夏普品牌销售低端产品，进而损害了夏普的商标权益，并提出高达1亿美元的索赔请求。
　　一个有厂子与渠道，一个有品牌与持股。显然，索赔案件的目的，在于解决夏普品牌北美使用权的问题。去年12月，富士康与海信的争端落槌：12月6日，美国加州法院正式驳回“夏普诉讼海信”一案的审理诉求，至此，富士康针对海信的法律手段全线落败。
　　而现在，沃克落败，对富士康威斯康辛投资案颇多争议的新州长上台。郭台铭显然面临几番变数。
　　首先，由于沃克在已经将自己的影响力挥霍殆尽，在威斯康辛州人看来，富士康几乎没有必要再遵循投入那么多资金或创造那么多的就业岗位。其次，可以明确的是，随着资本投资和富士康创造就业机会，政府承诺的全部补贴是以增量形式发放的。但无论富士康投资多少或创造多少就业机会，所有其他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补贴都需要支付。一个规模更小，拥有更少工人的小型工厂可以大大降低纳税，但这实际上会使州政府在每个工作岗位上花费更多成本。
　　而更让威斯康辛人骑虎难下的是，当地政府已经开始通过征用权来购买地产。富士康正在拉辛县修建工厂。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已经在富士康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巨资。这些事项背后，接任的民主党州长面临很难取消这一协议的局面。用当地媒体的分析来说，“无论富士康对威斯康辛州经济的影响如何，这笔钱的支付已经是毫无疑问的。对于威斯康辛州的纳税人，他们的孩子，也许还有他们的孙子而言，富士康的交易将会被加到他们每年的生活成本中。”

　　在富士康这边，日子也并不太好过：前不久，威斯康辛的富士康在一次招聘中，收获了1300份简历，但却只有300人取得面试的资格，这意味着，“这里很难找到高效、有技巧的劳动力。”也因此，富士康欲从中国调任工程师赴威斯康辛的新闻顿出。
　　前有争端败诉，后有工厂风波。恐怕无论哪一个，都是去年7月份的高光时刻还与特朗普谈笑风生的郭台铭都没有预料到会如此烦扰缠身的。
　　不过，郭台铭还是有戏的。
　　这次选举之后，虽然共和党失去众议院的多数，但是特朗普在共和党的领导权大幅度增强。而特朗普又确实把郭台铭的投资作为很重要的指标，并在他的竞选中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而这个话题会继续“飞”一大段时间。郭台铭只要继续把住“投资美国、就业美国人”的脉门，美国那么大，总有地方让他回寰。

来源时间：2018/11/13   发布时间：2018/11/12

旧文章ID：17397

作者：  来源：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

　　本文译自《The Washington Quarterly》中 Beijing’s Bismarckian Ghosts: How Great Powers Compete Economically一文，作者为Markus Brunnermeier, Rush Doshi 和 Harold James。本文所涉内容及观点均属于原作者，本编译组秉持客观中立的原则进行翻译，以供学术交流之用。
　　如有侵犯到您的权利，请及时联系我们，谢谢。

　　大国竞争卷土重来。随着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日渐升温，探索两国关系在全球化联系程度加强的当下会演变成何种形式，显得尤为重要。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迫在眉睫的贸易战与正在进行的科技竞争，预示着经济领域将成为双边争论的主战场。现在，关于大国竞争的文献和战略大都将目光聚焦在军事领域，只有小部分提及大国间的经济和科技竞争状况，但基本不涉及竞争将如何演变发展的问题。
　　大国间的经济竞争已经不是新闻了。事实上，中美两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竞争与十九世纪德国和英国的竞争有着惊人的相似。两次竞争都发生在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爆炸性的技术创新时期。这两次竞争都是由一个正在崛起的专制政体，即国家保护主义经济体系，向一个拥有民主，即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发出挑战。这两次竞争摩擦涉及的两个对手国互相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依赖关系，他们使用关税威胁、标准制定、技术盗窃、金融力量和基础设施投资来获取相对竞争优势。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当年英德之间的竞争可以作为政策制定者寻求了解当前中美竞争动态演变的指南，同时也可作为国家间可以采取的策略以及采用策略可能发生的风险的参考。
　　争端的根源
　　英德当年的竞争，就如同如今的中美竞争一样，是两个不同国家体系之间的冲突：英国所崇尚的是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宪政主义，而德国推行的是专制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体系。事实上，经济体制的差异放大了正在逐渐缩小的经济差距的显著性，导致已经建立起来的大国感到被正在崛起的大国欺骗，而正在崛起的大国却感到不满和受到威胁。
　　德国和中国都认为他们在国家统一上的斗争使他们成为工业现代化的后来者。德国在19世纪50年代才实现工业化，这比英国要晚上一个世纪；中国则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耻辱，从鸦片战争到日本侵华，紧接着是毛派主义导致的毫无意义地停滞不前，直到1978年经济才真正开始攀升。德中两国都坚信想要赶超已经建立好的体系的政权需要国家直接参与领导经济和科技项目。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奥托万·俾斯麦都认为，公平竞争不是重点，国家力量才是最终目标，然而这也最终损害了他们与英美自由市场的关系。
　　德国和中国对英美的自由放任的态度表示怀疑，导致两国间存在持久的经济紧张局势。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引用了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列斯的重商主义理论去批判英国的自由放任制度、维护霸权体系、经济协作制度和卡尔塔（垄断利益，集体行动）。德国银行在德国工业努力崛起的协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指导公司促进兼并，鼓励产业集中，甚至为战略基础设施融资做出了贡献；相比之下，英国银行没有为工业合作提供任何帮助。此外，像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这样富有远见的德国工业家和国家政府官员一起研究发展对策，抓住了出口这个十分重要的方向，并将其提升为国家发展计划中的国家优先事项。德国国家机构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广泛发展领事制度，大力推广德国出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经济史学家亨利·豪瑟发表了一篇有影响力的报道，讲述德国如何在这个“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环境中”，通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将“它所有的力量都用于对外部市场进行系统性的征服”。这不禁令人惊讶地想起现代中国的工业化政策。与中国一样，德国的协调发展使这个国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比较竞争优势; 到十九世纪末，集中体系使德国商品在国外市场和英国都具有竞争力，这创造了与英国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也制造了两国间政治的紧张关系。
　　中国故事与德国类似，这些相似之处并非完全巧合。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钦佩德国依靠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而且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也同样持怀疑的态度。十九世纪，中国直隶总督李鸿章，一位曾压制了太平天国的叛乱，发动了洋务运动，并在朝担任高级官员的政治家，在他的书房中保留了奥托·冯·俾斯麦的照片，并十分钦佩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认为他是中国实现工业化所需要学习的榜样。德国及其强大的中央集权领导力成为中国自强运动的决定性灵感。据报道，当时的黄埔军校司令员，后来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要求他的学员就俾斯麦如何统一德国进行考试，并在自己的一些国家发展计划中借鉴德国的例子。随着中国从毛派主义中脱颖而出，尽管借用了西方资本来补充了贷款，中国还是按照德国模式建立了开发银行。在国家主导的发展下，中国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并且与美国的经济往来具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同样在不经意间为政治竞争奠定基础的同时，创造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由于这些战略，德国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上迅速赶上了他们的竞争对手：英国和美国。柏林和北京有时会跳跃式的发展科技以缩小与伦敦和华盛顿的差距，而他们的竞争对手（英国和美国）则受到利益集团所支持的传统技术的阻碍。举个例子，德国在发展过程中投资了最先进的工业网络技术，而英国继续依赖旧的铁路系统、小型隧道和重工业这些过时的技术。同样的，中国今天在移动支付和高速铁路上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与美国的信用卡和嘎吱作响的老旧铁路旅行形成鲜明对比。
　　德国经济追赶的速度给英国的精英学者敲响了警钟，就像如今的中国发展速度对美国的精英学者敲响警钟一样。1871年，德国的GDP占英国的67％，在金融危机之后，到1908年德国便超过英国。类似的，按购买力调整后，经过十年的改革后，中国的GDP在1990年仅占美国国GDP的25％，但在2014年金融危机之后也超过了美国的GDP。不过，从人均收入角度上来看，即使在英美的经济黯然失色时，德国和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较差。德国收入在1913年占英国收入的74％，而2016年中国人均收入仅占美国收入的25％。
　　虽然数据显示，德国和中国公民分别比英国和美国的公民更穷，但这丝毫没有起到减缓英美两国对德中两国的焦虑。从英美的角度看，无论是当时的德国还是现在的中国都经历了一场激进而令人震惊的经济现代化变革，这使得几十年后，他们将成为一流大国行列中的一员。英国精英学者们认为，德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作弊行为，正如记者威廉姆斯在1896年提到的那样，“德国已经将侵入了英国制造的核心秘密，并以其所掠夺的知识丰富了她的企业。”对德国精英来说，他们担心英国会通过经济或者军事的手段限制贸易、技术和资本的流动来阻止其国家的崛起并破坏其经济。同样的担心也是如今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华盛顿指责北京作弊，北京指责华盛顿试图同通过关税阻止其崛起。的确，正如英国政界人士对他们的竞争对手德国毫无掩饰的加征制裁性关税一样（本文后面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研究），美国政治领导人也在做着类似的有风险的错误事情。实际上，美国领导人似乎忘记了，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往往比拼的是比关税更为微妙、复杂的金融工具的应用。除了直接加征关税，至少还有四种经济工具，这包括上文提到的标准制定、技术获取、金融力量和基础设施投资，这四种工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大国争取经济优势的主战场。
　　规则制定的争夺
　　科技的标准制定及其衍生出的网络效应都是大国长期竞争的舞台。科技占主导标准的国家可以利用科技优势攫取其他国家的利益，这一点被新兴国家所重视。通常，他们通过创建平行的科技体系来降低自身的脆弱性。的确，目前中美在信息通信技术（ICT）上的竞争与德国和英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在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无线电报）中关于主导地位的竞争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对如今的中美竞争来说是重要的经验教训，同时为今后事态的发展起到参考作用。
　　在十九世纪末期，由英国皇家海军支持的意大利工程师古列尔莫·马可尼创建了一个无线电网络，使英国垄断了无线电传输行业。不仅如此，英国当时还拥有60%的世界海底电缆传输的份额，也同样垄断着国际无线电传输。德国政府对此感到非常的不安，并由德国军方直接提供经济支持，帮助德国的科学家成功的复制了马可尼的设计并为此申请了德国的专利，至此开始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网络。即便如此，马可尼先进的远程无线电和先发优势使得他拥有的由英国政府支持的公司成为了全球标准，而马可尼则利用这些网络效应实施了“不使用马可尼无线电运营商”便“没有交流互通”政策。德国的企业和远洋航运公司不希望与全球通信失去联系，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使用英国支持的系统，从而使最初的德国建造的系统边缘化。
　　为了反对英国无线通信的垄断标准，Kaiser Wilhelm II（1898-1918）加强了德国的工业政策。他迅速下令两家大型德国研究无线电通讯的电气公司：西门子-哈尔斯克和AEG一起合作，并在1903年成功建立了德国自己的无线通讯设备公司Telefunken。皇室解释说“无线电报领域的[国内]竞争削弱了德国的竞争力，并让马可尼公司有机会达到不符合德国利益的全球垄断”。在KaiserWilhelm II治理下，德国试图通过禁止马可尼系统在一些领域的应用来追求自我保护主义。他通过向南美洲和非洲这样的新兴市场出售其技术，从而在这些地区树立标准规则并确保收入。德国虽然在反英垄断上失败了，但是它在多边主义中取得了成功。德国组织了一场国际大会邀请了其他大国并在一起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无线电标准。同时，在美国的协助下，德国于1906年的会议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条约，成功地禁止了马可尼的“非互通”的垄断政策，打破了英国的垄断局面并建立了有效的英德双头垄断。德国的努力并非源于偏执狂，而是因为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垄断了通信网络，通过削减德国电缆，监控德国交通变化渠道以及迫使德国交通进入英国控制网络等对德国进行攻击限制。此外英国还揭露Zimmerman（德国）电报的内容，涉及提议与墨西哥进行军事合作，帮助美国加入战争等消息。
　　英德关于规则制定尤其是关于ICT方面的规则制定竞争摩擦表明了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竞争摩擦可能会变得高度政治化。今天，中国的战略与一个世纪之前的德国有异曲同工之妙：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慷慨的国家合同，军民融合，禁止竞争产品，强制合并，追求第三世界市场，甚至应用国际条约制定规则标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于2013年启动，通过大陆和海上基础设施建设将欧亚大陆连接在一起，并提出了通过修建传感器和软件连接到互联网的“智能基础设施”的方法建立规则标准。这将是由中国建立的标准，同时也可能是对美国公司的内部互操作性的否认，从而使美国失去了自动驾驶汽车和其他未来的产业的主动权和主导地位。
　　中国决定禁止或限制Facebook，Twitter和谷歌等西方互联网公司，允许其本土替代品 – 阿里巴巴，腾讯，微博，百度 – 成为国内标准。举个例子来说，百度在中国的在线搜索市场上拥有垄断地位; 新浪微博提供了Twitter的替代品;人人网和腾讯的微信扮演了Facebook的角色。这些原本受保护的本地产品现在变成了创新者。例如，中国曾经也是以现金为基础的经济体，阿里巴巴和腾讯超越了西方经济更依赖信用卡的消费体系，创新性地推出电子支付并成为金融技术的全球领导者。这些公司已经扩展到海外，且其目标市场往往不是美国，而是像德国的Telefunken一样寻求利润较低、竞争减少的新兴市场。如果中国支付应用程序成为全球标准，它将使北京成为先行者，并将这种网络效应优势传导到中国的银行，公司和情报设备，使中国在此获益。事实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2018年便发声说，如果中国的微信等移动支付应用程序在全球拥有超过10亿用户，那么它将的可能会对Visa，Mastercard和美国运通在全球支付方面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
　　中国同样也在争夺互联网连接应用在硬件基础设施的标准规则。中国政府投资了数十亿美元确保中国芯片制造商可以在5G移动互联网标准的竞争中击败美国的对手。同样，华为和中兴等中国企业也获得政府贷款，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互联网连接的硬件基础设施。正如英国的例子所示，这些建设不仅使中国技术成为标准规则，同时它们也为监控创造了条件。
　　英德在电报方面的竞争表明，华盛顿需要认真对待中国在以国家为导向的标准竞争中的挑战，同时，它还提供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与德国利用国际会议打破英国电报垄断的方式大致相同，美国可以通过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各种多边协议制定或保持有利的ICT标准。这样做可能会使中国无法通过其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内部支持的大型垄断企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来实现单边标准制定和增强经济优势的目的。然而事实上特朗普对这些贸易伙伴关系持批评态度。
　　技术的收购
　　为了竞争标准规则的主导权，各国必须首先获得新技术，而正在崛起的大国通常采取了两种收购战略从已经完成崛起的大国中获得优势：盗窃和基础科学投资。对科技的盗窃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竞争的一个特征。实际上，复制最佳实践是德国政府政策的既定特征。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帝曾在19世纪80年代将普鲁士工业和采矿机构的负责人冯·雷登伯爵（Count von Reden）派往英国去接受学习最新的技术。他甚至邀请了英国伟大的铁器大师约翰威尔金森的兄弟到德国管理皇家铁器的工作。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在19世纪30年代伪装成一名旅行的贵族，以窥探英国铁器厂。在十九世纪末期，德国已经模仿学习并在某些领域中拥有了超越英国的能力，在许多领域建立了技术领先地位。
　　这些德国对英国的实践在中国抄袭西方科技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中国利用慷慨的赠款来吸引有才华的外籍人士回到中国; 在硅谷开设研究中心，学习人工智能的尖端方法，当这些方法失败时，中国甚至使用黑客和其他非法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占了美国知识产权被盗的总量的即使没有80% 也至少有一半。
　　即便如此，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却没有德国的必然结果，该计划将工业政策与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获取的国外技术相结合，无论是规模还是形态都是前所未有的。该倡议利用国有企业的优势扭转中国在电动汽车和生物制药等10个重要未来行业中的滞后地位。举个例子，在政府指导下的中国的银行已拨出数百亿美元的“集成电路基金”，该基金将成为风险投资或私募股权代理用于收购公司的工具，通过收购以获得西方的关于半导体的技术，这项技术将会是未来科技和互联网的核心。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前国家安全助理检察长，约翰卡林抱怨说：“他们的目标是我们的私人公司。这不是一场公平的斗争。一家私营公司是无法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资源竞争的。“
　　这些获取技术的努力显然与创新不同。为了创造新的技术，大国历来对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进行投资，特别是对大学的投资。以法国技术学校为例，崛起的德国通过国家融资向高等教育进行大量慷慨的投资，推动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后通过这样的国家投资从技术落后的国家转变为高科技领导者。到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已经有明确的科学领先优势，特别是在化学和物理方面。在1901年至1932年期间颁发的100项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中有33人为德国科学家，18人为英国科学家，6人为美国科学家。
　　美国曾经对教育的重要性理解的很透彻，而中国也已经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的确如此，德国的例子激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也以此作为与苏联战略竞争的一部分。同样，对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的支持也是中国在全球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中国的大学在国际排名中也在快速发展。2018年，北京大学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排名第27位，清华排名第30位，远高于2010年的37位和58位。这两所大学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并且与其他的一些本土大学一起飞快的发展着。中国已经建立了过去只有德国和美国才拥有的大学体系基础（即使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排名第一和第二，英国也缺乏这种规模）。与此同时，即便中国对美国的挑战越来越严重，美国仍在忽视其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投资。
　　英德之间的竞争表明，不受限制的开放可以促进崛起中的国家发展，专制的工业政策也可以极大地促进崛起的大国实现技术平等，甚至可能成为支配地位和领导级别的国家。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回应与制裁将不仅仅在于关税方面：它需要更好地管理美国的科技开放政策，监管技术盗窃，审查中国的投资，以及对基础科学进行在投资，从而可以维持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
　　金融战争
　　国际金融工具是和平时期大国之间进行经济竞争的重要武器。事实上，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兰伯特（Nicholas Lambert）在他的“计划世界末日”（PlanningArmageddon）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英国对德国崛起的回应是制定了经济战的详细策略。英国在贸易融资交易和海上保险等金融服务领域拥有网络优势，可以汇总德国和他的同盟国奥匈帝国的数据，从而知道其详细日程安排。法国也同样采用经济手段：法国的政策是对德国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协助攻击，使得德国在1911年摩洛哥危机中不得不做出妥协。
　　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和英国一样的可能性。美国银行体系的覆盖范围，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首要地位，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权威性以及美国对银行间支付的影响力，这一切给华盛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实力。这种已经对伊朗和俄罗斯的金融制裁起到非常效果的经济主导地位令中国深感不安，就像当年英国的经济中心地位同样吓坏德国一样。
　　如果说已经确立的大国在发展中寻求运用其财务杠杆的作用，那么正在崛起的大国则试图逃避它。的确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就积极寻求减少其对英国金融力量面前的脆弱性的方法。1907年，英国在三重协约中结束与俄罗斯的联盟之后，德国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MaxWarburg）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将通过承兑汇票（商业汇票）来发展德国贸易融资，这些商业汇票有着金融机构担保，并且被用作打击英国金融垄断的替代品；他的弟弟保罗在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美国，通过国家货币委员会帮助发起了类似的倡议。此外，德国政策制定者一直认为银行是一种重要的权力工具，可以为英国金融服务提供替代方案，同时打击英国的垄断业务。事实上，在英国金融机构专注于提供有限制的和特定的服务（贸易融资、交易政府债券、交易私人股票、管理存款、工业金融）的时候，德国银行在一个普通的大众平台上提供所有种类的服务。通过这种方式，德国银行构成了一个“普遍且大众化”的银行来为大众提供服务，而不是像英国的资本市场或金融机构那样有很多的限制，这样的结果，反而降低了德国的金融脆弱性。
　　与德国一样，中国也在努力减轻美国的金融影响力，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从多方面进行努力改变，其中包括：1、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传特别提款权，这是一种替代性的货币，可以减少各国持有美元储备的需要; 2、通过双边互换协议实现中国货币国际化; 3、寻求西方主导的SWIFT银行间支付系统的替代方案; 4、为主权债务投资新的全球信用评级机构; 5、希望将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建设成类似于纽约或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通过这些努力，中国希望可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并通过美国无法控制的中国自主研发的或相同的金融体系改变支付方式，同时中国也质疑某些西方信用评级机构的信誉。最后，为了不被美国实施金融制裁，中国将美国银行纳入中国自己的银行系统。英德的例子和中美现在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一个主要区别，那就是中国持有并控制着大量的美国国债，如果对美国国债进行操作的同时，也会同样直接损害中国的利益，因此目前持有美国国债的这种优势几乎没有提供不对称的金融杠杆。
　　正如英国和德国的例子所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金融杠杆和不对称的相互依存的竞争关系不太可能减弱，而美国战略就如同当年英国的战略一样，需要针对当下中国正努力减少其脆弱性的过程进行干预调整。过于频繁地对美国盟友施加制裁，滥用美国的金融权力，只会加速中国独立于西方金融杠杆钳制的进程。
　　基于基础设施的经济实力预测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是经济竞争中另一个未被充分利用的工具。它们不仅能够促进贸易联通，还能提供投射“经济力量”的机会–即重塑大国竞争的战略竞争态势。在德国和中国的案例中，他们先前的战略地位都是不利的。这些大国被具有防范心理的陆地邻国所包围; 此外，因为他们依赖的海上通道被英国和美国等竞争对手所控制，他们事实上很脆弱。尽管德国和中国可以发展海上舰队来弥补这一脆弱性，但基础设施投资也提供了另一种投射力量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他们扩大腹地范围，突破包围圈，减少对海洋的依赖。
　　大约一个世纪前，德国的领袖试图建造一条1000英里的铁路，以规避英国海军的霸主地位。该铁路一路从柏林修到巴格达，终到波斯湾。德国政府向本国金融机构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支持该项目，德国高级官员将该项目描述为“一项德国的国家事业，值得执行，管理和运营。”对德国而言，柏林–巴格达铁路不仅绕过了英国强大的海军，它还将德国的影响力扩展到中东，打开了奥斯曼帝国作为出口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国，并为德国保护其在非洲的海外资产提供一条新的途径。这个命运多舛的项目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未能完成。如果完成，可能会彻底改变欧亚大陆的战略竞争态势。
　　中国的“一带一路”（BRI）项目同样利用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宣布该计划，且该计划已被中国领导人定性为“世纪工程”和新时代的“丝绸之路”。可能是出于历史的巧合，“丝绸之路”一词最初被帝国主义德国设计出来，宣示了柏林自己的大陆野心.
　　然而，中国有更强的雄心壮志。北京希望通过铁路、管道、高速公路、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将近70个国家和三大洲连接在一起。这些项目联通了纵横交错的欧亚大陆，并通过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将中国与欧洲、非洲联系起来。该项目得到了中国高层领导的高度关注：这是习主席的标志性倡议，是党内强大的“领导小组”重点关注的项目之一，该领导小组凌驾于各部委之上，协调该政策，同时将项目宣布为未来十年的重点外交政策。
　　中国追求“一带一路”的主要动机与德国相似，其中之一就是规避其在海事方面的劣势。正如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在2012年的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 – 中国的东边面临安全挑战：包括海上争端、岛链、美国海军以及怀有戒心的邻国。王教授指出，在陆地上“向西边前进”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与东亚不同，中国西边的国家之间没有结成以美国为首的区域军事联盟，也不可能出现这种联盟。”的确，中国在西边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施展空间。可以利用剩余产能和美元储备来推行管道、铁路、高速公路、甚至陆上互联网基础设施项目，以减少中国对海洋的依赖。从这种方式来看，中国向西发展的野心与德国向东发展的战略具有鲜明的相似之处。
　　这两个国家的陆地投资都有另一个重要目的–到达海洋，特别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印度洋。对德国来说，印度洋有助于德国保护其非洲殖民地。对中国而言，印度洋有助于确保中国的能源和商品进口–这些能源与商品大部分流经这些水域–且不受阻断。胡锦涛主席在2003年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这些担忧，不到二十年，如今中国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已经直接联通到巴基斯坦和缅甸的中国建造的港口，可以将资源通过海路和陆路的方式运回中国。一些军事官员承认，这些港口有朝一日可能会有中国军事力量的存在。事实上，中国在吉布提的新军事设施验证了这样的野心。
　　德国和中国对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是一种被海上竞争对手所包围的大陆强国的经典赌博游戏。像之前的柏林-巴格达铁路一样，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也可能崩溃–崩溃的原因不是来自大国战争，而是来自冥顽不灵的合作伙伴，过度的金融扩张以及当地的安全挑战。即便如此，华盛顿也不能假设他们必将失败，而必须认识到，如果这些项目取得成功，它们可能会重塑亚洲的战略地理位置。更明智的做法是了解中国的地缘经济工具与其具有的力量，并尽可能的与我们的盟国与伙伴进行合作，提供更好的替代方案来跟中国进行竞争。
　　关税：一种钝器
　　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微妙而复杂，参与者需要长期的耐心，很少出现情绪化反应。基于贸易规则、技术领导地位、财务杠杆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竞争要比直接征收关税复杂得多，效果也没那么直观。征收关税具有极强的民众号召力，特别是对于那些对本国经济下滑、经济安全无法保证的情况感到愤怒的民众。加征关税虽然能使民众心理上感到安慰，但在需要关注更多细微领域差别竞争的环境下，战略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关税是大国竞争中的原始工具。加征关税虽然旨在帮助本国的生产者，但跨国供应链的复杂性以及中间产品（如汽车零部件）是成品的一环这一事实意味着关税事实上会削弱工厂的生产能力，导致厂家将工厂移到半成品更便宜的国家完成最终的生产。从战略上讲，加征关税会导致外交伙伴转向竞争对手，而英国的关税保护主义确实导致了一些欧洲国家更加依赖德国市场。此外，关税可能会破坏各国一起对“骗子国家”施压的多边合作。由此可见，关税是易于使用的原始工具，但其经济和政治的后续影响难以预测，甚至更难控制。
　　英国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警示故事。在十九世纪末期，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们推出了一个商品标记法案，该法案要求产品标注其原产国，旨在制裁德国模仿英国商品的行为。几年后，一位富有魅力的、名叫约瑟夫·张伯伦的伯明翰政客主张加征关税，以保护英国制造业免受德国出口的伤害。1903年，张伯伦感叹道：“农业……实际上已被摧毁；糖业，已经消失了；丝绸业，已经消失了；铁矿部门，受到严重威胁；羊毛行业，受到严重威胁；棉花行业将是下一个受害者！“一年或者再晚一点，可能就会有人悲叹：”这个国家。过去曾是……世界工厂……
　　“现在情况已经不再如此了……我们的对手在使国家变得伟大这点上正在超越我们……明智的国家会在竞争对手超越自身之前就采取措施”。德国出口的成功被视为抄袭作弊的成功。亨利·豪瑟说：“德国人在国际牌桌上投掷的骰子已经装满了。在这种情况下，与善于欺骗的玩家一起进行公平竞赛是一个疯狂的行为”。张伯伦在演讲中将关税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并宣称如果不对英国市场予以保护，该国经济将陷入困境。在他看来，加征关税有利于英国人民。”
　　张伯伦的主张得到了他的儿子内维尔·张伯伦的忠实执行，内维尔·张伯伦在几年后当选议员。当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为英国市场引入贸易保护机制，对外国商品征收更高关税时；1932年的法国同样选择在其国内进行更多贸易，同时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这一举措不仅让让德国出口商的生活变得艰难，对于中欧、东南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许多出口商而言，他们的处境也不容乐观，这使得这些国家更多地转向与德国进行合作。最终，关税被证明是一种不精确的工具，它实质上损害了英国与盟友的关系，将在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摇摆国家推向了对手，并最终削弱了英国自身的战略地位。
　　在约瑟夫·张伯伦著名的格拉斯哥演讲中，他曾强调：“英国绝不能在面临危险时被孤立”。但事实上，他的政策导致了英国的被孤立。张伯伦通过事实上打破围绕在英国周围的全球多边主义，加强了德国的力量。在英国加征关税的那一年，德国迎来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领导者，他认为可以利用英国加征关税的战略机遇，团结全球伙伴，极大增强德国力量。事实上，正如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精心记录的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国家强烈的依赖德国市场，反过来，这又使得这些国家难以挑战德国的霸权主义。
　　今天，唐纳德·特朗普的主张与约瑟夫·张伯伦的主张极其相似：“我们被世界上每个国家所利用，”特朗普抱怨说，“它不会再发生了！”特朗普的竞选宣言：“使美国再次伟大：如何拯救跌倒的美国”中解释说：“有些人希望我不把中国称为我们的敌人，但事实上，他们确实是我们的敌人“。特朗普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一种欺骗，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和其他国家进行公平竞争。特朗普的中美贸易战是约瑟夫·张伯伦极有可能会支持的。
　　特朗普的主张在民众中并非完全不受欢迎，他的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未来可能会被证明是具有远见的。像两党立法提出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这部法案提出了在处理中国收购西方知识产权的案例中，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这种立法方式比美国直接加征关税效果更好。其他的挑战，包括中国实行的强制性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以及国家补贴仍然存在，虽然它们违反了WTO规则，但鉴于中国体制的相对不透明性，它们很难被发现和证明。
　　因为这些原因，华盛顿需要重新谈判与北京的经贸关系，但肆无忌惮的进行战略对抗是不太可能获得压倒性胜利的。事实上，和张伯伦一样，特朗普的贸易处理方式在情感上让民众大为满意，但对国家外交来说却是一场灾难。通过提高关税—不只对中国，还包括美国的盟国、合作伙伴、邻国以及亚洲的一些小国，特朗普事实上是在将他们驱逐到中国一边。相比之下，一些评论家不赞同特朗普的对抗策略，并支持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然而，这个合作方案的问题在于，像以前正在崛起的帝国德国一样，中国拥有一个在技术标准，技术创新，金融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具有强烈竞争力的国家指导系统，针对于此，美国需要合力做出一个有共识的回应。
　　美国的回应既不应该是盲目的对抗，也不应该是天真的合作；相反，它应该是具有竞争力的反应。与加征关税相比，正确的方法是与盟国进行合作，一同制定市场准入规则，提高贸易标准，惩罚中国不公平的工业政策与技术盗窃行为；欢迎世界上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来一同创造贸易保护治国的替代方案。中国现在表现得很好，但美国会更加好，只要美国积极的团结我们的盟国。
　　本文由“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    苏立，杨天宇，宗峻麒翻译

来源时间：2018/11/13   发布时间：2018/10/30

旧文章ID：17396

作者：吴敬琏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的经济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何去何从，正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

　　未来中国的方向，是当前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全国人民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并取得了推动经济高速成长的巨大成就。但是21世纪初以来，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选择，改革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选择。
　　未来十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
　　一、改革尚在半途
　　根据1992年中共十四大做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和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总体规划，在20世纪末期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了。但这个体制与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两者之间差距的主要表现是，政府继续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限制和压制了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首先，政府仍然支配着主要的经济资源。矿山、海洋、城市土地和大部分资本都掌握在政府手里。
　　其次，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一切"制高点"(列宁语，中文译为"命脉")。国有企业在一系列重要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很大，而且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保持着政府赋予的行政垄断权力。
　　再次，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对市场准入广泛设立行政许可、对价格进行管制等手段，直接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中国形成这样的体制，是其来有自的。在开始研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这个目标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一种属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欧美模式")。大致说来，官员钟爱"东亚模式"，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向往"欧美模式"。
　　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得十分突出，因为即使认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欧美模式的市场经济的人们也承认，在竞争性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经济的职能。而在命令经济已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又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
　　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来说，最合意的做法更是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乃是由全能政府包办一切经济社会事务的"国家辛迪加"(列宁)或者"党国大公司"(东欧经济学家)。因此，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和干预，较之东亚实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要强得多。
　　所以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既包含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含旧的统制经济因素的过渡性经济体制。
　　正是针对这种市场体制很不完善、市场还不能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情况，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要求在若干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以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个中央决定执行得并不好。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了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对进一步改革产生了来自党政机关内部的阻力和障碍。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历来都是由危机促成的。可是，由于20世纪的改革十分成功，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官员们觉得日子很好过，于是失去了推进改革的压力和动力。既存在阻力，又缺乏动力，就使得改革的步伐放慢了下来，甚至在某些部门出现了倒退的趋势。
　　所以说，中国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20世纪末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另一方面，一些领域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于是这种半市场经济、半统制经济的双重体制从建立之日起，就出现了"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的"两头冒尖"状况。
　　这种过渡性体制建立后，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于是，中国社会再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最近几年，过去高速增长时期所积累起来的，但是被短期的业绩掩盖的各种矛盾也都暴露出来，近几年变得愈来愈尖锐了，这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粗放的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前面讲了粗放经济增长的弊端。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过外汇改革全面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即出超)需求弥补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用以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农村还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需要就业，其他资源的短缺程度还不是那样严重，粗放增长模式就还能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
　　21世纪之初，城市化的加速，各级政府获得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支配权，就出现了粗放式增长方式的进一步回归，用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项目投入资源的办法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用几万亿元的投资和海量的贷款打了一剂强心针，这种靠透支资源、寅吃卯粮支撑短期增长的办法也风光不再、难以为继了。所以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就把发展方式转型的议题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
　　用中央领导人在省部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班上的重要报告中的话来说，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为什么"刻不容缓"？据我理解，是因为再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无法维持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了。
　　第二，出口导向政策的积极效应逐渐减弱。在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下，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这只能发挥短期的效应。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成功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本币汇率低估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弥补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拉动沿海地区加工工业的发展。它们靠大量投入土地等资源，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技术，和大量雇用低工资农民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现在，这些积极效应也已经逐渐减退。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十来年出口拉动的繁荣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大众消费不足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
　　所有这些都警示人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与此同时，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庞大寻租活动的基础，导致腐败行为的蔓延和贫富差别的扩大，引发了诸多矛盾的激化。官民矛盾的加剧和政府管治能力下降，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情况，使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一个临界点。
　　三、强势政府不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拥有自己特有的发展模式，即所谓"中国模式"，其最大特点和优点是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因而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强大的动员资源能力，依靠强政府、大国企，用海量投资来支持高速增长，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从西方各国政府的短期救市政策中得到鼓舞，其"优越性"似乎也得到了某些短期业绩的支持。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样板工程"，例如被"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所盛赞的"高铁奇迹"，还有某些地方依靠政府的强力动员和大量注入资源实现的超高速发展等等。
　　我们应当明确，强势政府不是中国成功的根源。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政府也许比现在更加强势，可是结果有目共睹。而改革开放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现在，强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营造高速增长等亮丽政绩付出的高额成本和产生的消极后果正在显现。
　　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导致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
　　在20世纪末期，中国经济学家曾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中国上演腐败猖獗的所谓"亚洲的戏剧"或"拉美病症"。1990年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使权力腐败愈演愈烈。
　　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何去何从，正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
　　四、要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十二五"(2011——2016年)规划重新提出"顶层设计"的问题，其实质是明确未来改革的正确方向，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间的选择问题。
　　"十二五"规划要求"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所说的"改革"，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因此，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应当不是某个单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而是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种误解，那就是认为中国的改革直到现在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做法，因为那时我们与世界学术界已经隔绝了很多年，原来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是苏联式的体制，当事实证明这一体制是行不通的时候，对于到底怎样才行得通，心中是完全没数的。所以当时陈云和邓小平都提出"我们现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种情况到80年代中期已经发生了改变。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决策层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大众，都认识到改革总是"摸下去"是不行的。所以，就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不过当时不叫"顶层设计"，而叫作"目标模式"。
　　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JanosKornai)有一个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重要发言，提出现代经济的体制模式分为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两大类，两大类又分为直接行政控制、间接行政控制、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四个子类，科尔奈倾向于选择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作为改革的目标。
　　对此大家都很认同。后来，由于1988年经济波动和1989年的政治波动，对于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分歧。1989年以后，坚持计划经济成为主流。
　　1990年12月和1991年2月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从1991年年中到1992年年中，中国的党政领导人到经济学家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认真探索，最后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中国改革的目标，这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系。这可以说就是当时确定的中国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
　　在这个"顶层设计"确定以后，就开始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即各个领域改革方案和它们之间配合关系的研究。然后，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形成了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和各个方面的具体方案。这一决定非常具体，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好评。
　　1994年开始就按照这个总体规划进行改革。此后，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布局调整"，以便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改善的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
　　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初步框架还存在很大缺陷。这一方面表现为它还保留着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重要因素，其中集中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国有经济对市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法治没有建立起来。
　　正是因为如此，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在许多重要方面进一步推进改革。可是由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推进改革会越来越多地触动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改革的阻力非常大，也由于改革的进步，使中国经济开始崛起，各级政府官员普遍自我感觉良好，不觉得需要推进进一步的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既无压力也无动力，于是改革步伐开始放缓。改革停顿不前，市场秩序混乱，权力干预加强使得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到扩大，于是腐败愈演愈烈，即便用严刑峻法也难以禁止，同时贫富差也愈拉愈大。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末期民众群情激奋地批判的以"官倒"为代表的腐败，与21世纪出现的腐败是无法比拟的。
　　腐败猖獗和贫富分化加剧，为一些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的人运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误导大众提供了机会。本来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就不断受到来自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人们的质疑和反对。21世纪以来这种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强，而且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获得部分弱势群体的支持。
　　这些支持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人们提出的"药方"或者叫作另一种"顶层设计"，就是动用国家机器来制止腐败和贫富分化；同时运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靠海量投资来营造眩人耳目的政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政府的控制越是加强，寻租的制度基础就越大，腐败也就更加严重；而腐败越是严重，在某种错误的舆论导向下，也越有理由要求加强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控制力。
　　五、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了，甚至市场化有些"过头"，只是政治改革还有待努力，有的人甚至认为，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所有的改革都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
　　我觉得，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是高估了经济改革的成就。实际上，连已经写在文件上的经济改革要求，也有许多并没有实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92年以后重启的改革，存在的一个缺陷是，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正如小平在1986年讲过多次的，"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改革也搞不通"。
　　目前经济改革的落后的方面，像国有经济的改革，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改革，都无不与政治改革、政府改革滞后有关。更不用说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在法治环境中才能更有效运转。因此，进行政治改革乃是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件。
　　有些人认为，中国改革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两者是同时发动的，只不过前者的推进相对比较容易，而后者却因涉及官员们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步履维艰罢了。
　　经济改革是从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80)75号"文件，允许农民搞土地承包制才真正启动的。而在这之前几天，即1980年的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并且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
　　1986年，在准备进行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的同时，邓小平20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他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决定进行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推行下去。邓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在邓小平的追悼会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问题。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实现这种转型的任务尤为繁重和艰巨。虽然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了进展，然而市场经济作为一套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机制，需要其他方面制度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的竞争秩序就得不到保证。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经济活动，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
　　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与自由市场制度相适应，能够为市场的有效运转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社会失范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六、政府自身的改革是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
　　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并将各级党政机关和官员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既然改革的焦点在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由于这一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它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很大的阻力和障碍。这样，改革要取得突破，就不但需要领导人具有远大的目光和很高的政治智慧，还需要大众的积极参与和监督。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所谓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
　　政府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谓有限政府，是和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从经济方面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范围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资源限于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关的资源，而不能任意扩张。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应当由市场去担当。所谓有效政府，则是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从当前看，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公约》对人的基本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人民群众的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身权利以及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受任何侵犯。
　　公民对政府公务活动的知情权，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因此，现代国家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公民才能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政府和政府官员才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所以，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异常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各级政府必须支持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职责。
　　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在目前的中国，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资金等资源方面拥有过大的权力，对政府活动边界又往往不够明确，这样就使官员掌握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机会。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在削减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权力的同时，切实保证所有政府官员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严格遵纪守法，防止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近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法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法律法规得到切实的执行。
　　在依法行政问题上，作为执政党的GCD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GCD党章》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第三，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还要发展民间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民间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因此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不论属于什么行业或领域，都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
　　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的硬结"，或者叫作"没有社会的国家"。如果政府领导作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官员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许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在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中，必须提高民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放手让社群组织自行处理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繁荣。
　　七、法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在我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包含三方面的内容，这就是：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施宪政。它们三者是紧密联系，甚至是相互界定的。但在推进方式上，又可以是循序渐进、不同时期有所侧重的。从世界各国实施宪政民主的经验看，从法治入手是最容易取得成效的。与此同时，实行法治是现代市场制度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市场化改革对建立法治的要求十分迫切。
　　中国市场已经从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发展为以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生人市场"，双边和多边声誉与惩罚机制难以发挥作用，需要建立一个以正式法庭为主的第三方执法体系来保证合同的实施。
　　可是，由于这一体系极不完善，"司法地方化"成为合同执行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世界银行(行情专区)编制的各国法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一直偏低，况且还从1998年的52.4分降到2004年的40.6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
　　为了建立法治，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要在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官员中树立法治观念。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与中国"君权高于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类传统的专制皇权思想相对立，也与"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一类自称的"革命意识形态"有根本原则的区别。
　　它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一切组织和个人，包括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导成员，都必须和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方面，完全有必要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建立起现代核心价值观"。
　　第二，建立符合公认的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首先，法律和行政机构的政令都必须符合宪法。宪法的主要内容和功能则是进行权力的配置：它一方面要确立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这些权利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侵犯公民权利。其次，在法治的条件下，法律必须具有透明性。
　　透明性有以下的基本要求：一是立法过程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按照现代法治观念，不为公众所周知的法律，是不生效的法律。现在有些政府官员无视人民的知情权，把反映公共事务处理过程并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当作党政机关的"内部文件"，并加以"保密"，或者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官员很容易上下其手，枉法害民。再次，法律应当适用于全社会的一切行为主体，保持稳定和不追溯既往，这样才能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稳定的预期，从而安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否则行为主体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靠找关系、送贿赂等办法央求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的官员帮忙开特例，才能办成自己的事情。
　　第三，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是建立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而司法人员的腐败和行政干预是实现这一基本要求的主要障碍。为了消除这种障碍，除了完善制度，主要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GCD作为执政党，也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干部对党组织严格遵纪守法和司法工作的合宪性和合规性起监督保证作用。但是，这种监督保证作用只针对人员任命和审判程序的公正性，而不是直接任命官员、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和决定审判结果。
　　八、防止极端思潮撕裂社会
　　当前，有两种极端趋势值得特别警惕。
　　一种是扩大寻租基础的趋势。在21世纪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寻租空间即各级政府垄断土地资源，用以生财。据农口专家估计，通过出售从农民征用来的土地，各级政府能够拿到的土地差价总额高达20万——35万亿元，这么大规模的财富被各级政府官员控制，可见寻租空间有多大。所以跟土地有关的腐败官员可以说是前仆后继。
　　另一个是贫富差别拉大的趋势。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大致在0.5左右，贫富悬殊的程度已经居于世界前列。
　　这两个问题愈演愈烈还不是最可怕的。如果能够认真、理性地讨论，当前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应该是能够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的，不会没有出路。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除了那些靠权力寻租的特殊既得利益者顽强地固守他们的阵地，甚至还要扩大他们的特权外，有些人采取另一种极端的立场，认为问题的症结并不是政府支配资源和干预微观经济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市场放得太开，政府管得不够，还不够强大有力，因而要求用强化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矛盾。
　　他们极力要使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从分配不公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重要的经济领域中实行"再国有化"和"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其实，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经济活动，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基础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如果听任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这种情势蒙蔽和误导大众，把反对的目标从进行权力寻租的特殊既得利益者转移到市场化改革的一般受益者–企业家、专业人员等的身上，也可以把大众引向歧途。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决之策。
　　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可以通过自由和切实的讨论来求同存异和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的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正本清源，重聚改革共识，防止各种极端思潮撕裂社会，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据价值中国内容整理

来源时间：2018/11/12   发布时间：2013/9/10

旧文章ID：17395

作者：马力  来源：国观智库

　　2018年11月6日至7日，彭博创新经济论坛（Bloomberg New Economy Forum）在新加坡举行。6日上午，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应邀出席该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了主旨演讲。在随后进行的“对话基辛格：全球格局——回顾过去50年、展望未来50年”环节中，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与美国前国务卿、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名誉主席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进行了时长为17分钟的简短对话，下面是对话内容。
　　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在与美国前国务卿、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名誉主席亨利·基辛格进行对话

　　米思伟：基辛格博士，谢谢您来这里参加此次对话。我刚刚查阅了一下历史数据。1971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仅占全球GDP总量的不到5%，这个比例现在已经提升到了20%。另外，1971年的时候，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仅占全球贸易总额的不到1%。那时您曾亲赴北京，去与您所称的“战略对手”（strategic adversary）打交道。您能给我们讲一讲，您当时去北京都做了什么？您当时所做的事情对今天的世界局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基辛格：当时全世界都是冷战的战场，整个地球都被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敌意笼罩着。我们要从冷战的大背景去看当时的大多数问题。我们当时希望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部分也是因为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当时认为，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可以为冷战引入新的影响因素，甚至可能改变整个冷战的发展方向。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可他们却对我们十分了解。当时与我会谈的中方人员对我说，他读过我写的每一本书。
　　米思伟：您当时认为中国人有与我们达成交易的意愿吗？您当时对达成交易有把握吗？
　　基辛格：我们当时并没有太强烈的要达成某种交易的想法。我们只是希望美中两国能找到两国利益的结合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改变冷战的格局。我去北京并不是为了达成某个具体的协议，我的任务是代表尼克松总统向中方发出邀请。我们互相向对方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所以当美苏关系出现紧张状况时，当这种紧张状况超出美苏两国的共同框架（common framework）时，中国就可以发挥他的作用。这对苏联的战略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最后对亚洲其他国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米思伟：当我们看今天的美中共同框架的时候，您认为是否也存在某个国家具有当年中国所具有的那种“战略对手”的特质呢？
　　基辛格：当年美中之间的谈判是从对手的角色开始的，一步一步两国之间很快就建立了合作关系。而我们今天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当年是完全相反的。如今，我们两国仍然处于与当年同样的世界秩序之中，不过今天世界秩序的演化速度是当年的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正如你刚才提到的，1971年的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是个很小的角色，可几十年来这个国家所积累的发展动力和国家实力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和商业平衡。
　　米思伟：所以您认为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当下的紧张局面。
　　基辛格：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新的玩家，这个国家已经有能力与美国在诸多领域进行竞争，所以我们难免会在全球各地“踩到对方的脚趾”。在面对问题时，美中两国就如何解决问题在哲学层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是我们在维护两国合作关系时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米思伟：为了维护两国间的伙伴关系，是否存在一个框架呢？
　　基辛格：对于美中两国来说，在确定谈判目标之前，各自都应向对方清楚说明自己必须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自己无法做出怎样的妥协，两国应尽量避免陷入具体细节之中，做到这几点是很有必要的。
　　米思伟：两国之间有什么共同目标吗？您刚才提到中国人和我们在看问题时存在哲学层面的差异，这是怎样一种差异呢？是否还可以谈谈两国之间的共同点呢？
　　基辛格：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从总体上来说，美国人认为如果一个问题出现了，那么就一定能找到办法解决那个问题；而中国人却认为，问题不可能获得根本性解决，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引发新的问题。这是美中两国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
　　我认为，如果世界秩序持续被美中冲突所笼罩，那么这种冲突迟早会走向失控。这也是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们带来的历史教训。两国之间出现一些意见分歧是难免的，不过两国都应该意识到，冲突的爆发将彻底摧毁人们对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希望，我相信两国都能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我对此是非常乐观的。
　　米思伟：解决方案是否包括某种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会使美中双边关系获得改善吗？
　　基辛格：说起结构性变化，我想到了当代的技术进步。我认为两国间的对话机制是存在的，两国间在经贸问题上出现分歧不应成为对其他领域造成影响的“判例”（test case）。两国都应意识到，建立新的国际秩序（new international order）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这要比两国日常遇到的贸易摩擦重要得多。
　　米思伟：您认为中国人是否理解您在一本著作中所阐述的世界秩序呢？也就是，在这个世界运转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某种程度的势力平衡。
　　基辛格：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未经验过与另一个国家处于势力平衡状态是什么样子，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他们在本地区一直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是他们需要面对的挑战，他们需要意识到，现在有了一个实力上能与其平衡的国家，这种意识上的转变不应是被迫的，但他们需要理解这一转变的意义。我认为，美国和中国都应该从历史中汲取营养。
　　米思伟：具体在美国方面来说，您认为美国应该从历史中学到些什么呢？
　　基辛格：美国应该从历史中得出结论，并非每一场危机都是由于某一方的“恶意”（ill will）所引发。另外，美国还应该意识到，“教育别人”（educating people）与“学会与人合作”（learn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m）之间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并非每一种分歧都是由于缺乏互相了解造成的。我们必须清楚一点，新的世界秩序未必令我们感到熟悉。不过，二战结束之后，我们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方面做了很棒的工作。所以对此我是乐观的，我认为我们一定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米思伟：您原来曾提到，在19世纪末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全球化时代”。当时在英国有很多人从意识形态角度很不愿看到德国的崛起。您认为现在在美国是否也存在一大群人不希望看到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呢？
　　基辛格：是的，在美国很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群人。19世界末，当时没有人知道现代科技对战争的影响力。如果当时人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会以1918年的结局收场的话，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位欧洲领导人会愿意在1914年8月加入那场战争。而现在，我们心里非常清楚如果美中两国之间爆发战争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关于当今的武器技术，我们不能完全确保某一种武器一定能准确理解自己被赋予的攻击使命。所以军事冲突必将带来混乱，即便从军事技术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当两国领导人思考如何做出历史选择的时候，他们得出的结论会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必须共同去努力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项。19世纪的一位哲学家曾指出，“总有一天，和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类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这种世界性的和平要么是通过人类之间的互相理解实现的，要么是通过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实现的”。我相信，美中两国有足够的意愿避免爆发这种毁灭性的战争。
　　米思伟：您的这番话给了我们简短的对话环节一个非常乐观的结尾。
　　基辛格：这事关我们应如何行动，并非是我在预言什么。
　　米思伟：这取决于是什么人在采取行动。
　　基辛格：这取决于人们是如何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这段人类历史的。美中两国必须明白，双方各自都做出某种牺牲是不可避免的。美中两国必须了解对方是如何看待当下的世界局势和未来的变化趋势的。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两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
　　米思伟：好的，非常感谢您来参加这场对话。

来源时间：2018/11/12   发布时间：2018/11/12

旧文章ID：17394

作者：  来源：

　　画龙点睛的讲话
　　基辛格95岁高龄，从新加坡到北京参加了一系列活动和讲话。最后的晚宴是由陈元和唐闻生等请他，唐闻生是当年把他从巴基斯坦请到北京的四个人之一，也是目前尚活着的四人中的唯一一人了。基辛格讲了我认为是此行最画龙点睛的一句话：“中美关系再回不到过去了，要从新定位。”
　　@廖晓淇 朋友告：基博士提出见陈元、何理良、唐闻生、傅莹和辛旗。基博士说时光太快，两国关系回不到从前了，两国都在变，你们变得更快，美国内两党外交已不成问题，关键是理解怎么样共存和寻找新的外交模式，两国绝不能走向对抗升级，现在需要众多老朋友们都站出来促进双方高层深入对话。基博士十分怀念毛主席和周总理，说他们把握住了历史机遇！
　　基在回答傅瑩的问题时说，未来的中美关系不会回到川普以前的状态，也不会变成新冷战的全面对抗关系，而是走向一种新的范式(new  paradigm)，但他没有对这个新范式做出定义和描述。

来源时间：2018/11/12   发布时间：2018/11/12

旧文章ID：17393

作者：爱德华•卢斯  来源：FT中文网

　　“跛脚鸭”这个词太温和了，无法充分反映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会面临的状况。在美国国内，民主党人希望把他剩余的总统任期做成一只“油封鸭”。对于美国的盟国来说，这可不是好兆头。被绑住腿脚的总统往往转而寻求在全球舞台上表现。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水门(Watergate)危机期间做出了一些最重大的外交政策举措。但特朗普不是尼克松，他身边也没有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为他出谋划策。没有什么“特朗普主义”，有的只是一些特朗普式本能。对他的政策最经典的概括，是一位白宫高级官员今年那句“我们是美国，婊子”。
　　问题是，特朗普将如何利用这种施展空间。第一场考验将是法国：特朗普将于本周末在那里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活动。白宫表示，他不会在活动间隙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会面。但克里姆林宫说，他们将在周日共进午餐。在过去的两年里，几乎没有人知道该相信谁的话。不管怎样，特朗普可能更喜欢去法国看阅兵式，而不是留在华盛顿听那些中伤他的话。话虽如此，如果特朗普在没有助手在场的情况下会见普京——就像他7月份在赫尔辛基所做的那样——国内的反弹将更具威胁性。民主党现在有能力启动弹劾程序了。
　　然而，特朗普也有一些反击的手段。与通常的中期选举失败不同的是，共和党虽然在众议院失利，但却在参议院巩固了多数党地位。白宫提名的官员由参议院批准。这样，特朗普用他喜欢人来填补内阁空缺将更加容易。如果他用一位更容易屈从于他的人来接替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参议院将充当“橡皮图章”予以批准。在特朗普任期前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由所谓的“成人轴心”(axis of adults)把持。在余下的两年，特朗普忠粉将塞满政府大楼。
　　周二选举结果出现的分裂局面也将令美国的盟友警醒。他们大多数都希望特朗普彻底败北。但美国人只让特朗普遭到部分失败。共和党人赢得了佛罗里达州和俄亥俄州等大型摇摆州的州长职位。这表明，特朗普在2020年获得连任的可能性仍有50%。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陪审团仍未达成一致裁决。不能将它视为一种反常现象而不当一回事。然而，它也很难预测。这一刻，特朗普威胁要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而下一刻，他就推出NAFTA 2.0。他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狂轰乱炸的示好也是如此——上任伊始，他可是威胁要用真枪实弹轰炸朝鲜的。正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所说：“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点像真人秀节目《学徒》(the Apprentice)。有很多曲折，但没有情节。”
　　如果说有一个持久的情节的话，那就是特朗普与中国的冷战。在本月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与习近平会晤时，特朗普可能会同意休战。但休战不太可能持久。特朗普对中国施加的压力越大，习近平就越会寸步不让。这就形成了两党一致认为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态度的反常效果。周二晚上的选举结果只会加剧这一趋势。民主党最大的胜利之一是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在俄亥俄州角逐的参议员席位。布朗是民主党贸易保护主义派的领袖。目前仍是民主党2020年大选候选人热门人选的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上月抱怨说，特朗普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力度不够。给的豁免太多了，她说。
　　就连中国的朋友也失去了耐心。本周，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说一道“经济铁幕”正在美中之间落下。即使特朗普不是总统，美中关系也在进入“漫长的冬季”。特朗普只是增加了额外的不可预测性。
　　他是打算与中国硬碰硬还是打算遏制中国？在形势最为有利的时期，特朗普也很难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现在，他正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他在国内受到的压力越大，他想在海外搞出点名堂的诱惑就越大。在他的总统任期进入后半程之际，很难说这是好兆头还是坏兆头。特朗普正被逼到墙角。要小心翼翼地接近他。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11/9   发布时间：20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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