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继武  来源：《当代世界》2018年第10期

　　内容提要
　　特朗普的人格特质是理解特朗普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微观基础。特朗普展现出双重的矛盾性，即负面的形象与政治的成功，消极与积极特质并存，此外还兼具任性而为与理性算计。完全并客观理解特朗普及其政策偏好，需要摆脱认知偏见和情感立场，更要认识到他的某些负面特质所可能具有的积极政治效果。与外在形象的不确定性不同，特朗普自身具有长期稳定的政策偏好，同时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综合而平衡看待特朗普的微观心理及其与政策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关键词
　　特朗普；人格；政策偏好；美国外交传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调整了诸多对外关系国际秩序理念。学术界主流的观察注重宏观结构性因素，强调美国国内政治、权力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忽视了作为领导人的政治心理及其政策偏好。即便关于总统的研究，也是将其放在制度化的框架下理解，或者认为美国领导人特朗普不可捉摸、较为负面等。这些观察与视角，会带来理解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困境，比如妖魔化特朗普、负面评价、难以理解特朗普政府的反传统战略行为等。为此，本文尝试从心理学视角分析，旨在认识一个全面而客观的特朗普总统及其对外政策。描绘一幅全面而客观的特朗普人格图，需要政治心理学关于领导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支持，同时需要破除研究者自身价值观和偏见的影响。结合相关心理学方法，综合特朗普执政前后的各种言行，本文将平衡归纳特朗普政治人格与行为的模式，为理解特朗普及其政府的对外政策提供确定性的路线图。
　　特朗普的双重矛盾性
　　从外在形象和内在性格特质来看，特朗普无论是经商还是从政时期，都给予外界观察者一种较为确定性的印象，这种印象大都为单一的、带有偏见的、极端的和负面的。比如极为自恋、任性而为、言行粗俗、大嘴狂人等等。外界对他的认知带有特定的立场、情感以及利益倾向。实际上，特朗普是一个复杂的双面复合体。
　　第一，负面的形象与政治的成功。特朗普的外在形象较为负面，因为他不遵守传统，蔑视一些常见的社会习俗与规范，情绪也变化无常，言行较为极端。在经商时期，对于一些特定群体，比如女性、移民的极端言论经常随意出口，这些缺乏修养的反智主义言行，使得他的负面形象与日俱增。自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以来，特朗普的言行以极端为特点，对当局批评较多，指出各种内政和外交问题。特别是执政一年多以来，在他逐渐适应美国总统角色的过程中，各种不合时宜的错误言论仍层出不穷，在中东问题、朝鲜问题等外交事务方面表现尤其明显。而在内政方面，他身边的核心幕僚稳定性极差，从最初的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辞职，到前国务卿蒂勒森辞职，特朗普宜人性差的风格显露无遗。然而，与这些极端负面的形象相对的是，特朗普的经商和政治生涯可以说都是成功的。作为商人，他是美国知名度最高的名人之一，他也成功赢得了2016年美国大选。在执政一周年之际，虽然他媒体形象负面，民众满意度不尽如人意，但通过实施减税法案、重振美国实力计划等，加之美国经济指数上升，特朗普执政成就也有可圈点之处。
　　第二，消极与积极的人格特质。自从特朗普从政以来，各种对他人格特质的观察，基本上是以负面描述为主。比如，极度自恋成为他最大的性格特点。从他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在其父葬礼上的自我表扬，到将各种座谈会议变成他的个人表演等，均展现了其极度自恋的特点。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可以分为不羁善变、精干有为、逐利自我、好胜执着、积极外向五个维度。其中，不羁善变、逐利自我、好胜执着，体现了他的负面人格特质，即对周围环境的不尊重和不重视，对传统规范的挑战，责任心与稳定性较差，在与环境关系上的宜人性极差，偏好竞争与攻击等。但是，通过数据测试以及对于政治人物人格特质的全面分析，特朗普的人格特质也有较为积极的一面，这些积极特质是他成功所应有的人格基础，比如不羁善变说明他或许长于创新，与众不同；逐利自我体现出他对于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好胜执着说明他对于目标追求的恒定以及政策承诺的可信性；积极外向体现了他善于谈判、沟通。
　　第三，任性而为与理性算计。基于特朗普极度自恋的性格特点，以及他最为突出的不羁善变的人格特质，特朗普的自我成为他为人处事的核心人格驱动力。特朗普对于事务的判断建立在他颇为自信的直觉基础之上，在他获得成功的地产商业的经验介绍中，他对于直觉决策也非常得意。在政治决策中，特朗普并不喜欢传统的官僚政治模式，也不喜欢依赖专家的参考意见，而是依靠自身的感觉和偏好行事。从对全球多边制度的反对，到中美经贸战的任性征税，都是其依靠直觉任性而为的体现。在团队领导风格方面，他喜欢从商业精英、军方背景人士中挑选幕僚。而在团队磨合过程中，几乎大部分核心幕僚都因为与特朗普相处不融洽、偏好差异、政策主张不同等，相继辞职离任。这说明特朗普延续了经商中的行事风格，而并没有完全被政治社会化。因为商人精英崇尚的是效率原则，而政治讲究权力的平衡。尽管在决策模式、团队建设和政策理念上，特朗普任性而为，似乎展现了其极端的非理性，但是在很多方面他又精于算计。比如对外交政策的成本与收益计算，凡是美国在经济收益上吃亏、付出较多成本的，他都重新考虑。所以在特朗普看来，各种多边制度、双边经贸关系、全球同盟等都得进行调整。
　　自从特朗普成为政治人物以来，他与众不同的个性、形象及其反复无常的言论，在内政外交上打造了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 图为 2018年1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等待出席活动。（图片来源：新华社）
　　负面人格特质的
　　可能积极政治效应
　　传统上，学术界更愿意将领导人看作是具有独特而正面的人格特质的群体，比如追求成就、积极向上、一心为公、责任心强等。然而现实中，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都展现出偏执、极端等病态特质，而且很多领导人年事已高，往往疾病缠身。基于此，对于那些与众不同，尤其是具有某些病理特征的领导人，人们在认知上忽视了他们可能的积极效应，更愿意带着“污名化”，从负面视角看待这些领导人，由此会带来判断和应对上的失误。
　　第一，负面的人格特质有助于问题诊断。根据美国相关心理学家的诊断，特朗普可能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包括极度自恋、自我极度膨胀、为人专断、不容异见、幻想遭受侵害等。基于这些判断，很多舆论质疑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的正当性及其危害。负面的人格特质确实影响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决策质量和团队稳定，但是需要重新审视的是特朗普的一些负面特质，可能有助于他分析和解决问题。比如极度自恋，对环境尤为敏感且宽容心不够，对周围环境的不安全感和敌意甚重，这是一些优秀领导者所共存的特质，这些特质虽然负面，却有助于领导人从纷乱复杂的局面中，较为敏锐地捕捉到问题的实质。正如某些患有精神病的施害者很容易从人群中发现“猎物”一样，作为领导人的特朗普，也能够敏锐地发现美国所面临的问题，确认美国21世纪以来所面临的挑战，即从经济层面看到国内的问题，从外交层面确认美国利益优先。我们对这种较为自私的问题判断持批判态度，但不能否认，特朗普的问题捕捉能力迎合了新时期美国所面临的挑战，这种挑战是根本性和全局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
　　此外，特朗普自身的道德感较低，价值权衡困境程度较弱，有利于迅速作出理性抉择，打破传统，挑战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战略。这种“美国优先”其实是美国自私，应该受到批判。根据对财富精英领导人的相关研究，这些领导人均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性，比如宜人性较差，不习惯受人领导，也有很多人喜欢依靠隐性知识直觉决策，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特朗普并无太多差异。当然，随后的问题解决方式以及将中国作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对国际道德义务的忽视等，都是负面的后果，忽视了领导力实施中的道德和伦理维度。这样的决策既缺乏道德考量，又没有增加美国及其民众的道德选择能力，因而不是一种优质的领导能力。
　　第二，偏执下的政策兑现效果。在特朗普竞选时期，他的一些看似疯狂的言论，比如对于移民、经贸等敏感问题的指控，外界认为可能是出于争取选民的需要，但在其执政后，先前的政策理念和言论，均得到一一落实。此外，在国内问题上对基础设施建设、美国经济的承诺，对非法移民的限制，国际问题中关于经贸战的指控、中东问题上对以色列的偏袒、退出当前一些主流多边制度等一系列举措，特朗普均兑现了先前的政策承诺。一方面，在特朗普自身对承诺的叙述中，一直强调言出必行的原则，在其经商时期就是如此，尤其是对对手和敌人的威胁等；另一方面，特朗普提出的一些口号，在先前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与我们对美国的一贯认识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均反映了他真实的政策意图。
　　第三，特朗普对负面特质的理性运用。特朗普认为美国的战略意图不能过于透明，应让人捉摸不定。在他看来，善变、情绪变化也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因此，他善变而不受传统规范束缚、不按常理出牌、不怕冲突和斗争的作风和性格在经贸战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这实际上是其有意利用自身某些捉摸不定的特质，在谈判和竞争中获得主动和优势。一个负面的特朗普形象，很可能是不客观的，这将把我们带入到认知的偏见当中，从而忽视他的积极特质；更有可能，其被忽视的某些特质实际上有助于他做出政治判断和决策，有益于其政治获得成就。
　　特朗普及其政策偏好的确定性
　　自从特朗普成为政治人物以来，他与众不同的个性、形象及其反复无常的言论，在内政外交上打造了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对于中美关系也是如此，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然而，所谓的“不确定性”更多地挑战了我们的既有认知。就特朗普本身而言，他的人格特质、认知风格、领导风格和政策偏好都有章可循。
　　确定性的分析需要科学方法的介入。之所以会产生对特朗普性情和政策偏好的不确定性认知，很大原因在于观察者难以调整自身的固化认知，从内心也否认特朗普政策偏好存在的合理性。从现实来看，政治履历空白，没有太多政策传统可以参照的美国另类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初，团队组建和政策制定尚处于变化之中，这是特朗普不确定性的外在政治环境原因。把握特朗普的人格特质、认知风格、领导风格和政策偏好，需要引入科学的心理测试方法，这有助于从特朗普自身复杂、矛盾、变化多端的言行中找到规律。
　　第一，特朗普的恒定政策偏好。从特朗普长期关于经济、移民、对外战略、国际秩序等言论来看，他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和恒定性，这一点也被美国学者所赞同。特朗普最为突出的三点政策偏好包括：一是在贸易领域，反对多边主义，强调双边的对等互惠，不容许他国“占美国便宜”，反对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多边国际制度对美国利益的侵害以及美国自身所付出的成本。二是在安全领域，在美国的全球安全体系中更为强调美国的联盟成本。特朗普并不反对美国在安全保护方面的责任，但更为强调，美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而相关地区的盟友则不能免费享受。这两点，与特朗普竞选以及获胜后着重打造的“美国优先”战略不谋而合。这体现了特朗普自身政策理念和战略设计的长久一致性，也与他作为商人的精明特质息息相关。三是特朗普天生青睐威权式的政治风格。虽然特朗普出身于民主政治社会，他自身也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但特朗普极度膨胀的自我、专断的决策风格以及独裁式的人员管理特点，都决定了其作为领导人并非是一个民主式的人物。从内心偏好来看，他颇为青睐强人政治。同时，特朗普个人与强势领导人的交往，也是在战略利益算计之下的一种关系交往补充，他的根本目标在于获取利益和回报。
　　特朗普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三点确定性，在他执政一年多的外交战略和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比如，美国任性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国际制度，与北美、欧洲的传统盟友也重新进行贸易协定谈判；在联盟关系上，不断制造让盟友埋单的压力；意识形态外交减弱，而以经贸、地区安全热点为主的战略规划不断加重。在对华政策偏好方面，特朗普以利益算计为根本，比如贸易战，在朝核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交往中着重获取利益，从2017年11月访华后对华外交立场变化极快可以得到印证；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意在获得战略利益和优势。
　　第二，特朗普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特朗普执政以来，调整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对外战略，美国外交走向更加内向化的时期，一般称之为“美国优先”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传统上，美国外交传统可区分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特朗普更倾向于现实主义，基于利益算计和武力建设的现实主义。
　　如果把美国外交政策传统进一步区分为四种类型，亦即汉密尔顿学派、威尔逊学派、杰斐逊主义学派和杰克逊学派，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是汉密尔顿、杰斐逊和杰克逊学派的结合。从注重商业利益、美国为先、保护美国的商业发展环境的角度来看，特朗普的政策理念无疑是汉密尔顿重商主义学派的延续。这也体现了特朗普自身商业履历在此产生的重要影响。讲究经济效益成本，以最小代价和成本维系美国的霸权地位，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点又与杰斐逊主义学派的理念吻合。对于军事实力的崇敬，则是杰克逊学派的重要特色。杰克逊学派反映了美国人民主义大众文化，崇尚荣誉、独立和勇气，偏爱军方人士担任国家领导人或入阁，这一点恰恰是特朗普的特色。总体来看，特朗普自身的外交政策理念，并非对美国外交传统的偏离，而是对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有机融合。
　　结语
　　从特朗普自身的政策理念来看，他提出了美国所面对的适应性挑战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政策处方，尽管这种政策并不具备相关道义和道德基础。特朗普的不确定性，来源于他独特的个性及其领导风格，也来源于观察者受到认知固化的影响，以及内心不愿意接受特朗普所带来挑战的现实。一个确定的特朗普至少带来了诸多的启发。比如，特朗普虽然形象和言行极端，但是个复杂的双面体，这预示着特朗普既有积极的人格特质也有负面的人格特质，既任性而为又理性算计。但是若能抛除成见，便可看到负面特质可能具有的积极政治效用。长远观察，特朗普的政策理念又是恒定的，他的外交政策也是对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延续。
　　注释略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研究品牌计划“中美战略沟通的政治心理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8CNI001）的系列成果之一】

来源时间：2018/11/5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17353

作者：李贤森  来源：现代管理科学 2018第12期

　　摘要：中美贸易摩擦之所以不断升级，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中美贸易之间的巨额逆差，根源在于美国对华政策范式的转换，从“接触政策”转向了“规锁政策”。美国“规锁政策”的核心在于规范与锁定，通过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与道路、增长水平与空间限定在美国可以控制的范围以内，以保证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不受挑战。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道路自信，通过深化内部改革，扩大国际开放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所蕴含的发展空间，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进全球化发展。
　　关键词：中美贸易争端；规则锁定；规则脱钩；扩大开放；一带一路；国际法治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范式转换及原因分析
　　1．美国对华政策已由 “接触政策 ”转向 “规锁政策 ”。中美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贸易战，并且从目前的情况观察，中美贸易摩擦尚未出现明显的止息信号反而向着愈演愈烈的方向发展。截止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完成了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的目标，对来自中国的总价值为 500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的关税。 中国则展开了回击，完全对等地对同等规模的美国商品加征了同等力度的关税。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并不得不作出必要回应，并表示为了维护自由贸易精神、多边贸易体制与自身合法利益， 中国会就此项征税措施向 WTO提出起诉”。 因此，中国在保持开放姿态的同时，有必要作好长期应对的准备。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代表的一系列文件已经表明，美国不仅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即美国的敌人，还推翻了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双方接触与合作的战略基础，即支持中国发展并帮助中国融入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通过特朗普政府的系列举措可以看出，以白宫为代表的美国官方对华政策，已经从相对友好的“接触政策”开始全面转向了遏抑中国发展的“规锁政策”。
　　2．美国对华政策范式转换的原因分析。 从特朗普政府一系列步步紧逼的对华措施可以看出，缩小贸易逆差只是一个对华强硬的理由。 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目的并非贸易本身，美国希望以经贸领域作为切入口，在战略与战术上全面压制中国。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所表现出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反复性、强硬性，固然有其个人的选择偏好影响，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在于美国社会整体对于中国的态度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
　　从民众层面看，美国底层民众弥漫不满情绪。 特朗普的主要选票来源于中部“锈带州”的美国底层民众，他们大部份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美国次贷危机后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特别是钢铁、汽车、石油等传统实体产业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复苏，产业工人大量失业或处于半失业状态。 这导致大量底层民众尤其是产业工人中普遍弥漫了失望与不满情绪，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与产品进口剥夺了自己的工作。而美国个别政客也有意地利用底层民众的经济窘境与心理失衡，来渲染中国威胁论以博取民众选票，而这无疑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从政治层面看，美国政治精英产生失望态度。中美关系如何定性，这一点在美国政治精英内部从未有过定论。从克林顿时期开始，美国对华主要采取接触政策，对中国的目标与期待便是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发展，进而实现政治改革成为美国所期待的“自由民主国家”，从而使中国完全接受西方民主制度并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这一政策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战略机遇期。 但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表明，中国在所谓的西方民主道路之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这条道路不但打破了西方经济发展道路的神话，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保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不变。这一点令美国的政治精英感到失望，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搭了美国的便车，却在政治道路上依然延续着社会主义道路，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失误。
　　从经济层面看，美国工商界受到冲击感。 一直以来，不论是在产业结构、产业分工等方面，还是在产品生产、产品销售等方面，中美经济之间都具有高度互补性，相互依赖性十分明显。双方的经济交往规模体量大、依赖程度高，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美国工商界一直高度重视中美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这是中美经贸关系得到开展与提升的根本政治保证。美国工商界代表也一直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谐调者与游说者的角色，劝说着督促着美国政界重视对华关系的和平稳定。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质量提升，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如火如荼，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不断提升。中美经济之间互补性似乎有所减弱，而中美经贸之间的同质竞争性却明显增强，美国企业面对中国企业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明显提高了。 在此情况下，美国工商界对中国的亲近感有所下降，美国工商界感受的冲击感明显上升。
　　二、 中美贸易中的“规则锁定”与“规则脱钩”
　　1．中美贸易中的“规则锁定”。“规则锁定”政策（简称为“规锁政策”）是 21 世纪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尝试，它脱胎于对华“遏制政策”但又与对华“接触政策”关第密切。 “规锁政策”通过制订规则、解释规则、使用规则锁定中国的发展方向， 使中国必须在美国构建的规则框架内行动，并让中国逐步分担美国的国际责任，使中国行动受制于美国的想法与目的，从而实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规锁政策 ” 有其出现的现实基础 ， 规则—特别是法律—是一种文明、成熟的政治运作方式，而国际法则可以看作是国际关系的法律规则层面的表现。 规制政策从权力导向走向规则导向，无疑是文明的进步。相较于传统的军事手段、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所可能付出的明显对价，美国更希望利用制定规则的方式限定中国的行动与发展。因为这一方式不仅代价微小而且收益巨大，美国只需在掌握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就可以在规则建立中设定诸多有利于美国障碍于中国的条款，而中国为了与保证国际并轨则在很大程度上不得接受类似的不公正规则。当然，中国在选择规则接受规则时， 可以积极谈判以争取相应的权利与保障，这也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所在。 应当注意到，“规则锁定” 的想法同样是中国期望对美国实现的想法与目标。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得以摆脱了美国每年一次的最惠国待遇审查，从而节省了大量人、财、物等资源用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必然带来市场的开放，中国的产业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出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 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实际上用国际规则锁定了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即美国所说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避免了美国摇摆不定变动不居的任意审查。
　　2．中美贸易中的“规则脱钩”。“规则脱钩”政策（简称为“脱钩政策”）是一种“建设性对抗”的新方法，通过打破国际规则的约束，完全采取国内法单边措施的方式，在一定程度的对抗下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要求，本质上是重新洗牌。 “脱钩政策”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国际规则运用能力提高、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度上升息息相关。中国已经不满足于作为一个纯粹的国际规则接受者， 而逐渐在国际上展示自身的影响力与语言权，并逐渐参与、 影响甚至尝试主导一些国际规则的制定，传统的不平等的滥用式的“规锁政策”已经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开始尝试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TPP）代表的大型区域谈判来重新设计国际经贸规则，并寄希望于在完成整体规则体系设计后，以巨大的经济体量与市场机会迫使中国加入其中并全部接受既定规则。但这一尝试以失败而告终，这不仅源于西方国家集团的内部分歧，也出于中国的抵抗与反对。 特朗普则开始尝试使用“规则脱钩”的方法来遏抑中国的崛起，这不仅仅是双方在经贸关系上一定程度的脱钩，更是国际规则的脱钩，不再接受国际规则的制约。例如放弃多边贸易谈判而转向双边贸易会谈，抛弃世贸组织争议解决方式而采取国内单边贸易措施。 一旦“规则脱钩”美国政府的行为将变得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并用会对多边贸易体制与规则造成巨大冲击，是全球化进程的重大的阻碍。
　　三、 美国对华贸易“规锁政策”的核心目标
　　1．锁定中国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支点，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巨大撬动效果。 以贸易政策为切入口，美国希望可以锁定中国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直接发力点便是对“中国制造 2025 计划”的遏制。 所谓缩减贸易逆差只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表面借口，其根本目标在于限制中国的科技发展与产业升级。美国通过预先设定精准打击，针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中国重点发展领域等目标行业进行贸易制裁，压制中国在重要与关键领域中所可能取得的重大的原创性突破成果，以保持美国对华的尖端技术垄断与压倒性技术优势。缺乏在核心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与长足进步，中国将难以保证经济规模的持续增长并实现经济质量的根本提升。
　　应当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优的巨大飞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规模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中国的产业已经开始升级换代，努力完成从由量到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巨大转变。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在高新技术发展中的短板与不足，虽然中国在航空航天、高速铁路等多个科研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性进展，但在飞行器发动机、电子芯片等尖端科技领域中国与国外依然存在明显差距，甚至是受制于人的。 例如在大飞机制造上，美国大飞机于 1958 年即实现正式航运，但中国大飞机尚未实现市场化运行，中美之间在此项技术上的差距足足有 60 多年。 “中兴事件”的发生更是给中国敲醒了警钟，美国政府只需一纸禁令便可使一个拥有数万多员工的大型科技企业立刻陷入“休克状态”，这令中国清醒地意识到现在仍有诸多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问题。只有实现科技自主，中国的经济才能真正实现精细发展、创新发展、持续发展、优质发展。
　　2．重塑国际规则约束中国行动与发展。
　　首先，美国要打破现有国际经贸规则。 虽然现有国际经贸规则最初主要是依据美国维护其经济霸权的目标所设计建立并由美国主导运作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的作用。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和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国际格局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 现有规则的控制力度不断减弱。 美国认为现有规则不能再完全满足其利益需求，所以要对现行规则予以抛弃，并尝试重新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新规则。特朗普政府认为不破不立，美国不再接受现有国际经贸规则的约束，摒弃原先的多边谈判体制，而转为采取效率更高、见效更快、收益更大的双边谈判方式，利用美国的庞大经济体量、广阔开放市场、尖端科学技术所形成的压倒性优势对其他国家进行各个击破，以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其次，美国试图建立“美欧日自由贸易区”，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以锁定中国经济发展潜能。 美国通过合纵连横，拉拢发达经济体对华进行联合施压，希望迫使中国屈服。美、欧、日三方就相互实施零关税问题进行了多次会晤与沟通，在美国主导下三方正在尝试筹划构建“美欧日自由贸易区”。 如果这一高难度目标得以实现，将出现一个占据全球过半经济总量的宏大市场与庞然大物，这将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将对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形成难以抵御的强烈冲击。虽然，美欧日三方各自具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在自由贸易领域的谈判中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必须密切关注美欧日可能形成的抱团情况，以避免难以预料的困难与窘境。
　　四、 中国对美国“规锁政策”的应对策略
　　1． 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道路自信。 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道路自信，按照自身战略的既定方针发展，坚持自身道路的前进步伐。面对美国政府反复无常的行为，中国应当以柔克刚，冷静处理，避免激化矛盾，过度反应。 中美经贸关系从来不是毫无波澜、一帆风顺的，从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摩擦与纷争从来就是存在的，不仅面临着人民币汇率管理问题等宏观经济摩擦，也面临着市场准入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劳动标准问题、补贴问题等微观经济摩擦。 但是，中美经贸关系从未因此而停止前进的步伐反而因为纠纷的妥善解决而变得越发密切，因此当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一些问题时不必过度反应，而应当意识到这种摩擦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常态化表现，保持战略定力十分关键。 同时，中国应当对自身的发展充满信心。 中国经济整体呈现良性发展态势，这得益于中国稳定的政治局面、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庞大的国内市场、先进的管理体制、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充满活力的互联网发展等因素，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与稳定器，使得中国得以持续保持高水平的发展速度与高质量的发展水平。 办好中国自身的事，走好中国自己的路使中国有能力也有底气更加妥善地对应对美国的不断挑衅与无理取闹。
　　2． 深化内部改革，扩大国际开放。扩大国际开放，推动全球化发展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有效举措。在 2018 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上，习近平主席极富洞见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并庄严承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 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宣布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主动扩大进口等四大改革开放举措。这些举措代表了中国政府对外开放的明确态度与坚定决心，这不仅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有阶段的现实需求，中国对吸引与利用外资一直持有公平开放的态度。公平竞争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无疑将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所蕴含的发展空间，激发中国经济所具有的发展潜力， 增强中国经济所期待的发展质量，提升中国经济所希望的发展水平。在逆全球化涌动的国际局势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措施将顶住压力，化危机为转机极大推动全球化的持续发展，使中国更有足够的底气应对开放发展、改革创新之路上的各种干扰与风险。
　　3． 增强国际合作，扩大共同利益。 中国应当继续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 ，落实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这是中国扩大朋友圈，增强国际合作的重要路径。 当今世界是一个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的世界， 人与人的交往不断密切，国与国的联系不断加强，呈现出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政治多极化的发展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成为全球繁荣与人类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源泉。根据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与 100 多个沿线国家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显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巨大吸引力。 中国已经与沿线国家共同建设了超过 80 多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 为相关国家累计创造了超过 24.4 万个就业岗位，为当地社会的繁荣稳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带一路”建设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显著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 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虽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上，因中国的位置上移，导致中美经济之间的互补性下降竞争性上升，但中美之间依然可以合力做大蛋糕，创造更多的经济互补联接点，争取更大的共同利益。

来源时间：2018/11/5   发布时间：201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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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翀  来源：时政国关分析

　　摘要： 特朗普倡导以追求贸易平衡和美国国家利益优先的 “公平贸易” 理念，他领导下的美国政府通过废弃现有贸易协定，重新启动双边谈判，加大单边制裁力度，破坏多边体系等手段向贸易伙伴施压，并不断制造与中国的贸易冲突。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逆差来源国，面对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转向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我国还需谨慎而积极地应对。
　　关键词： 公平贸易； 特朗普； 中美经贸关系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几经波澜，接下来将如何走？已成为各界关心、热议的话题。本文拟从分析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形成、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全过程切入，进一步探讨特朗普贸易新政下的中美贸易关系和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形成
　　在竞选过程中， 特朗普很多言论都有变化， 甚至前后相悖，但反对自由贸易、 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主张却始终如一。 他认为美国需要更强硬的、 基于 “公平” 和 “美国优先” 的贸易政策。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形成既与美国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密不可分， 也充分吸收了重商主义、 公平贸易理论的政策观点。
　　（一）  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
　　二战结束后，作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科技最领先的国家，美国制造极具竞争力，出口占全球 ２０％以上。为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单边自由化在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前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导原则，从官方、商界到民间一致支持自由贸易。对这种现象， 在 “霸权稳定论” 中做出了客观的描述，“霸主国家在实力上升阶段， 倾向于保持开放的贸易体系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等自由经济体制，为建立国际霸权体系提供必须的公共产品。” 在这一阶段， 美国主导建立了以互惠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并向全球开放美国市场。 美国进口关税水平大幅度下降，作为限制进口的主要方式，关税的作用逐渐淡出。
　　上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美国的纺织品、 服装、 家电、 汽车行业受到来自欧洲和日本的挑战。例如随着日本汽车大举进入美国市场，１９７８——１９８２ 年福特汽车销量每年下降 ４７％； 克莱斯勒公司濒临破产， 直到强制日本 “自愿” 限制出口数量才免于倒闭。 上世纪 ９０ 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 来自日本、 韩国和台湾的制成品约占美国总制成品进口的 ４５％。进入新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 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加速向国外转移， “去工业化” 现象在美国迅速蔓延。据美国劳工部统计， ２００１ 年至今， 美国制造业工厂从近 ４０ 万个下降至３４􀆰４ 万个， 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约 ５００ 万个。 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将失业和贫困的原因归结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 抢走了自己的饭碗。 因此， 美国民众中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持续下降。 到 ２０１６ 年美国大选前夕， 美国媒体 ＣＮＢＣ 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仅有 ２７％的受访公众认为自由贸易 “帮助了美国”， 而 ４３％的人表示自由贸易有害。作为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赤裸裸的鼓吹贸易保护主义虽然遭受大量主流媒体和精英的批评， 但也因为他承诺给美国人拿回更多的好工作， 而获得大量蓝领的支持。 在美国全球影响力不断下降的当下， “让美国再次伟大” 的竞选口号契合了很多选民的心愿， 更激起了底层民众对２０ 世纪美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美好时光的无限怀念。 特朗普作为一个政治素人， 正是依靠这样的竞选策略， 获得蓝领选民支持，拿下摇摆州， 战胜了有丰富从政经验的竞选对手。
　　（二）  理论渊源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与重商主义一脉相承。重商主义产生于１６世纪，盛行于１７——１８世纪中叶，以托马斯曼、威廉配第、马利尼斯等人为代表。主要观点有：反对自由贸易，认为国与国之间都是零和博弈， 一国财富的增长是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的； 重视出口， 反对进口，认为贸易顺差才能提高本国的财富； 主张通过高关税率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市场。 特朗普认为， 美国经济的症结在于国内制造业流失和贸易赤字高企， 这是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造成的， 主张通过提高关税和其他贸易措施来缩小贸易逆差。不难看出， 特朗普的重商主义思想与三百年前的重商主义论调是多么的契合。
　　就任总统后， 特朗普还吸收了 “公平贸易” 理论的主要观点， 为其所用。 所谓公平贸易，实质就是通过设置非关税壁垒、 采取日趋严格的贸易政策和建立更高标准的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公平贸易一说最早出现于英国， 上世纪 ７０ 年代后在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兴起的美国得以发展。 《１９７４ 年贸易法案》 首次提出“不公平” 的贸易政策的概念。 以此为起点， 公平贸易理念开始走向美国贸易政策前台， 并逐渐融入历届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中。１９８５ 年里根政府提出“公平贸易” 计划， 要求政府成立贸易反击小组， 查明和制止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２００３ 年克林顿政府发布 《公平贸易趋势报告》，提出 “在国际市场上坚持把进行公平贸易作为扩大贸易的国家经济战略中的一部分。” 奥巴马政府提出以 “公平贸易规则” 促进国内经济再工业化。在特朗普上台前， 虽然历届美国政府在公平贸易理论的怂恿下，也制造了不少贸易摩擦， 但总体上仍能维护和支持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
　　相比之下， 特朗普所解读的公平贸易理论更加远离自由贸易理念， 他的公平贸易观更加具有攻击性。 特朗普推崇的公平贸易，绝不止于让其他国家更加公平地对待美国企业； 而是要求其他国家的关税水平和进口开放程度向美国看齐。 在错误的认知下， 特朗普将美国所有贸易问题全部归结为不公平贸易，并将实施公平贸易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此外， 特朗普将公平贸易作为发动贸易战的理论支撑。 按照他的逻辑， 因为美国遭受了不公平待遇， 所以美国必须施加报复。特朗普的公平贸易观就是不承认世界各国公认的现有国际贸易秩序， 认为它不能满足美国优先， 是不合理的。 这其实是特朗普政府堂而皇之挑战多边贸易秩序的借口。
　　二、 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发展
　　（一） 执政初期贸易政策稍显朦胧
　　在２０１６年葛底斯堡竞选演讲中，特朗普第一次公开具体的施政方略，包括：退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 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ＡＦＴＡ）； 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 并威胁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 ４５％的关税。特朗普就任伊始， 立即兑现竞选承诺。 第一刀便砍向奥巴马苦心经营的 ＴＰＰ。 尽管此举遭到美国精英们的强烈反对， 认为 ＴＰＰ 是实现 “重返亚太战略” 的重要环节， 是维护美国在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不二选择，然而， 特朗普却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 “ＴＰＰ 对美国是极不公平的协议， 它既让美国利益受损， 还不能阻止日本对汇率的操纵。因此， 所谓 ＴＰＰ 使美国获得新贸易规则的领导权根本是虚假和毫无意义的， 只会使其他国家抢走美国人的饭碗。” 特朗普坚持认为只有在双边谈判中，美国才更能迫使对手就范， 进而 “协商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
　　当然， 特朗普憎恨ＴＰＰ 还源于他本人对自由贸易的反感， 同时也为安抚美国社会保守势力强烈反自由贸易的政治情绪。 鉴于以上原因， 在上任第三天， 他签署行政命令退出 ＴＰＰ， 上任第一个月提出重启ＮＡＦＴＡ 谈判。 而美国和欧盟之间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ＴＩＰ） 自２０１６ 年底陷入谈判僵局后， 也被无限期搁置。
　　（二） 随着团队成型贸易政策日渐清晰
　　特朗普到底想要什么？乍看起来， 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给人们的感觉好像是只要奥巴马政府制定的， 就一概推翻弃之不用。 但随着鹰派人物商务部长罗斯、 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人的到职，特朗普贸易政策团队逐步成型， 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框架也日益清晰。 在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团队看来， 经济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来极大地限制了美国国内投资的增速， 扩大了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并对美国经济， 尤其是制造业部门造成了严重伤害。那么接下来美国政府新的贸易政策走向何方？ 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ＴＲ） 的表述中可见端倪： “美国曾经在促进全球贸易开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美国不能再放任那些削弱本国经济的贸易政策”。 其他国家通过 “不公平贸易” 伤害美国经济利益的行为是 “经济侵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 因此， 任何贸易政策必须以 “美国优先” 为基本原则， 必须使用各种手段和措施， 有效消除贸易逆差、增加国内制造业投资、 打开外国市场， 为美国工人创造更多、 收入更高的工作。 随后， 在 《２０１８ 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 中对特朗普贸易新政进行了更明确的阐述。其中对合作原则的描述是： “合作意味着分担责任和负担，美国不会为损害本国经济和工人利益的贸易协议买单， 只有同样秉承公平贸易理念，愿意向美国开放国内市场的国家才是真正的盟友和伙伴。” 在选择谈判对象的标准上， 特朗普贸易新政也做出了明确界定： 一是进出口贸易是否平衡， 美国是否有巨额贸易逆差；二是关税水平是否与美国一致； 三是是否对美国实施非关税贸易壁垒； 四是已签署的贸易协定必须惠及美国产业， 增加美国就业机会。 综上所列， 可以看出随着特朗普贸易政策班底的健全，其贸易政策也日臻成熟并日渐完善。
　　（三） 强化内部改革，为推出外贸政策扫清藩篱
　　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减少７５％的行政规定， 上台后， 他签署行政令削减行政监管措施， 要求联邦政府每出台一项新规定， 都需削减两项现行规定， 且美国联邦政府各个部门需要将拟出台的新规定交给白宫审定。他还推翻了多项环境监管法规， 放松了对能源开采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限制， 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商界的干预。 税收改革是特朗普提升美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２０１７年 １２ 月税改法案正式通过成为法律， 将公司所得税税率由税改前的 ３５％降低到 ２１％， 考虑到州和地方税， 美国公司所得税税率大致为 ２６􀆰５％。 相比欧盟国家的 ２６􀆰９％， 提升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美国税改还从执行全球征税制过渡到属地征税制。税改前， 美国政府对美国公司一律征收 ３５％的公司所得税， 无论公司的所得 （利润） 是源于美国国内还是海外。税改后美国实行“属地征税制”， 将只对公司的国内利润收入征税， 如果跨国公司将国外利润汇回美国， 只需要征收较低的所得税。据高盛估计， 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利润高达３５万亿美元，海外利润的汇回将有利于促进美国国内投资的增长。
　　（四） 多措并施，力促贸易政策落地
　　１.夹带 “美国优先” 私货，启动双边经贸谈判
　　自上台以来， 为了实现其缩小贸易逆差的期许，特朗普政府已经与多个国家开展了双边经贸谈判。 美加墨三国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正式启动 ＮＡＦＴＡ 谈判， 近期该谈判陷入停滞， 美国国家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特朗普正严肃考虑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分开进行谈判。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美国与中国进行磋商， 并迅速取得了 “百日计划” 成果， 包括中国增加自美进口， 两国加强能源等领域的战略合作， 并签下了价值 ２５３５ 亿美元的大单。 美国政府于 ２０１７年 ７ 月、 １０ 月提出重启美韩、 美日自由贸易谈判， 并持续向两国试压。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欧盟、 加拿大、 墨西哥、 澳大利亚等经济体均已获得钢铁及铝产品的关税豁免，但美国仍不同意给予日本关税豁免， 并再度要求与日本先达成新的贸易协定。
　　为削弱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竞争力，特朗普打着捍卫美国安全幌子， 不断在中美贸易问题上大做文章。 自今年 ３ 月以来， 美国政府视中美贸易逆差的真正原因和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努力于不顾， 以消除贸易逆差、保护知识产权为由， 宣布对中国 ５００ 亿美元商品加征 ２５％的关税，并实施投资限制。 美国的霸道行径瞬间将中美贸易关系推到了悬崖边上， 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然而， 只闻楼梯响， 未见人下来。 为什么特朗普箭在弦上却引而不发？ 显而易见，他是想在高压之下逼中国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约， 任其随意捋取中国 “羊毛”。 可是， 特朗普打错了算盘。 截止 ６ 月 ４ 日， 中美高层及贸易团队已经进行了艰苦的三轮谈判，期间双方虽达成一些共识， 但终因美方要价过高且态度反复而陷入谈判僵局。 ６ 月 １５ 日美国政府不顾已形成的共识，再次变脸， 宣布中国价值 ５００ 亿美元的 １０００余种商品加征 ２５％关税。 ６ 月 １８ 日，特朗普通过白宫声明称， 已经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出台清单， 考虑对额外 ２０００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１０％关税，并表示此举是对中国此前宣布的对 ５００ 亿美元美国商品征税的回击。 中美贸易战再度点燃。
　　与前任政府不同，特朗普不仅对中国咄咄逼人， 也没忘记 “关照” 美国的传统盟友。显然， 在特朗普看来， 那些传统盟友与前面提到的合作标准显然不符。 为此， 特朗普本人和美国贸易官员曾多次公开批评欧盟、 加拿大、 日本、 韩国等传统盟友对美国进行 “不公平贸易”，这么多年一直在占美国便宜。 因此， 按照美国贸易新政， 上述盟国除了欧盟暂时搁置外（相信主要是考虑到美欧双边协定的复杂性所以搁置谈判）， 其它国家均已经列在美国重谈双边协议的名单之上。
　　２.视多边体制为敝屣， 合则用不合则弃
　　近些年， 由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渐抬头，美国维护 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制的热情逐渐减退， 但为维系其在 ＷＴＯ 中主导地位， 维护其世界老大的面子， 美国政府尚能做到支持 ＷＴＯ管理国际贸易和推动贸易自由化，包括支持其他经济体加入 ＷＴＯ、 遵守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等。 但自从特朗普上台后， 为顺利推销其 “美国优先” 的私货， 却将世界经济秩序引领者的责任丢在一边， 极力否定、 排斥 ＷＴＯ 机制。 在特朗普看来， ＷＴＯ 既不能为美国利益优先带来任何帮助，也不能限制中国等市场扭曲国家加入 ＷＴＯ。 特朗普认为正是由于中国等国家加入ＷＴＯ， 利用给予它们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才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衰落。 特朗普还认为，当今ＷＴＯ 框架下不能谈判更好的贸易协定， 促进更有效的市场， 而是被一些成员方用作出口倾销和进口壁垒； 且争端解决机制扭曲， 上诉法官试图向成员方强加个人的政策偏好。在上述错误认知和私心的怂恿下， 美国曾一度扬言要考虑退出 ＷＴＯ。 虽经权衡利益得失， 美国也可能不会付诸实施， 但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的自私和短视行为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的破坏和冲击不容小觑。一方面， 美国将继续利用 ＷＴＯ 规则为自身牟利， 美国商务部一份文件披露， 目前美国对全球各国仍在执行的双反贸易 “裁制” 多达 ４２４ 例。 仅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６日特朗普上任的一年多时间内， 美国就对各国发起 “双反” 调查多达 １０２ 起； 另一方面， 美国又为一己之利不断破坏多边贸易体系，例如， 在 《２０１８ 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 中毫无掩饰地提出， “美国将不允许 ＷＴＯ 或其它多边国际组织阻止美国采取单边贸易行动。” 显然， 如果美国认为 ＷＴＯ 规则和裁决影响到美国利益， 美国将可能不会执行 ＷＴＯ 的决议。 这意味着如果美国不能按自身意愿改革ＷＴＯ， 则美国很可能利用影响力， 制造更大的破坏， 其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 在 ２０１８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特朗普明确提出要给自由贸易加上 “公平” 和 “对等”两个条件， 要求各国提供相同的竞争环境， 采取同样的关税水平和开放程度。 其实， 明眼人都能看出， 特朗普的 “对等开放” 是要从根本上瓦解最惠国待遇和促进发展这两大基本规则， 倒退回二战前崇尚的 “以实力为基础” 的国际贸易秩序。 此外， 美国还以技术原因为由， 阻止为ＷＴＯ的七人上诉机构填补空缺， 试图通过架空或冻结争端解决机制， 逼迫 ＷＴＯ 向美国妥协。
　　３.单边制裁、 极限施压， 攫取他国利益让渡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利用维护国家安全、保护知识产权等借口， 频繁套用国内法律采取单边行动， 阻止国外商品进入美国市场； 或以此为谈判筹码让美国产品强行进入外国市场。例如， 以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以及进口贸易中存在不公平竞争为由，２０１７ 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ＵＳＴＩＣ） 共展开了 ５９ 起 “３３７ 调查”， 其中 ２２ 起涉及中国。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美国商务部以 《１９６２ 年贸易扩展法》 “对特定产品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进行立案调查” 的第 ２３２ 条款为据，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启动 “２３２ 调查”。 经当事国积极努力斡旋，多数经济体的钢、 铝关税得到暂时豁免， 而日本和中国未获得豁免， 其指向性可谓明显。 “２０１ 调查” 是指 ＵＳＴＩＣ根据 《１９７４ 年贸易法》 第 ２０１ 条款规定， 当某种商品进口数量激增， 给美国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美国总统可以通过关税、 配额等措施来限制进口， 保护本国产业。 继 ２０１７年对中国的多晶硅展开 “２０１ 调查” 后， ２０１８ 年又对来自中国的洗衣机、 来自日本的进口汽车展开了 “２０１调查”。 ２０１７ 年美国政府还对中国启动了 “３０１ 条款” 调查， 根据 ３０１ 条款， 美国可以对它认为是 “不公平” 的其他国家的贸易做法进行调查， 并可与有关国家政府协商， 最后由总统决定采取提高关税、 限制进口、 停止有关协定等报复措施。该条款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迫使欧洲和日本打开本国市场的重要工具， 特朗普政府同样寄希望于通过 ３０１ 条款提高对中国的贸易壁垒， 并以此施压打开中国市场。
　　三、 特朗普贸易新政对我国的影响
　　（一） 迫使我国重新审视、调整对美经贸战略
　　中美经贸关系自改革开放至今， 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 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 双方恢复政治接触和经贸往来， 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第二阶段是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 双边关系经历了调整与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成为战略支点。 第三阶段是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６ 年， 中美之间总体向好，但贸易摩擦不断上升。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 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 基于以下四点判断：
　　１.中美之间从 “合作＋竞争” 转向竞争关系。 虽然奥巴马执政期间， 美国侧重以战略性竞争来处理中美经贸关系，包括牵头推动 ＴＰＰ 谈判、 连续 １５ 次在 ＷＴＯ 起诉中国、 频繁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制裁等， 但同时两国在保持全球经济稳定、 维护全球经济安全等方面也存在着广泛的合作，中美经贸关系总体稳定。 特朗普在上台后的首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中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对手国家， 认为中国是 “各个领域的竞争者” 及具有 “经济侵略性” 的国家，片面强调中国对美造成的挑战， 忽视乃至否认中美合作共赢的可能性。 这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华立场将比以往数届美国政府都更激进。 而在现实中， 特朗普 “美国优先” 的政策和只要全球霸权放弃应尽责任的做法， 使两国包括经贸在内的各领域合作空间越来越窄。
　　２.贸易成为大国博弈的筹码。 虽然中美都明白 “双边经贸关系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 的道理， 但经贸合作成为了大国博弈的筹码。原因在于， 特朗普坚持认为“中国更需要美国”，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损失更大。 同时， 美国非常忌惮中国科技力量的崛起， 对其科技上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 进而争夺全球产业链顶端的位置。 “３０１” 调查报告和“中兴事件” 表明， 美方挥舞贸易大棒不止是要减少贸易逆差、进入中国市场， 更重要的是“重点关照” 中国在各领域当中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 扼杀旨在引领科技潮流的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３.贸易摩擦升级。 其一， 数量增多。 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大幅增长， 远超历届美国政府，同步增长的还有美对我国产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的幅度和金额。 其二， 手段多样。 特朗普政府为达目的， 除了滥用 ＷＴＯ 贸易救济措施外， 还频繁使用国内法对我国进行贸易制裁，甚至使用了早已过时的 “３０１” 调查对知识产权问题发难。 其三，漫天要价。 在 ２０１８ 年举行的第一轮中美贸易谈判中， 美国竟提出中国在 ２０２０ 年前削减 ２０００ 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 停止向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计划中涉及的行业进行补贴， 将所有的商品进口关税降至低于美国的水平等有悖于常理且严重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的谈判诉求。
　　４.贸易冲突成为常态， 甚至可能出现管控失当。 特朗普本人从上世纪 ８０年代就坚持贸易保护主义， 在美国的贸易政策团队中， 除财政部长姆努钦、 商务部长罗斯立场相对温和外，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总统贸易助理纳瓦罗等均为奉行外交单边主义和强硬政策的政坛保守派，并将中国视作美国经济的最大威胁。 在这支团队的酝酿和策划之下， 美国的贸易政策必然越来越走向强硬。 特朗普在中美达成 ２５３５ 亿美元大单后， 仅四个月再度以 “３０１ 调查” 结果发难； 在今年首轮中美经贸谈判达成初步共识的情况下，再度翻盘。 无论是特朗普谈判的艺术还是贸易团队内部的分歧，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是得寸进尺、 反复无常的。 这说明即使短期中美能够达成协议， 美方也可能再度推翻协议，提高要价。 因此， 在特朗普任内， 中美可能反复出现贸易摩擦——摩擦升级——爆发冲突——磋商缓和——再度爆发的循环， 甚至可能多次爆发贸易冲突。在频繁爆发的冲突中， 如果双方管控失当，中美贸易战则可能全面升级， 从贸易战扩大到金融战、 经济战、 资源战、 地缘战， 届时美国可能动用二战以来建立的霸权体系从贸易、 金融、 汇率、 军事等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
　　（二） 给我国对美贸易造成一定影响
　　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我国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 美国经济和贸易政策的变化将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１.直接影响
　　假如中美爆发贸易战， 将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出口企业首当其冲， 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 民营中小企业遭受的打击最大。国内出现产能过剩， 企业盈利下滑， 甚至出现大面积倒闭， 短期内大量制造业工人下岗。 对贸易前景的不稳定性预期可能导致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成本更低而且不受美国关税政策威胁的国家，甚至有的可能直接到美国设厂， 这会加速我国一直存在的 “去制造业” 趋势，我国作为世界加工和制造中心的地位将受到挑战。 对于信息技术等行业， 如果美国切断上游芯片到操作系统供应， 我国的信息产业将陷入大面积瘫痪， 严重阻碍产业链向顶端延伸，迟滞我国的产业转型。 此外， 如果贸易战继续升级为金融战、 经济战， 则我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将受到更大冲击。
　　假如中美能够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 一是中美贸易差额将明显收窄。 １９７９ 年我国对美国出口 １３６６ 亿美元， 自美进口１５６８ 亿美元，贸易逆差２０２ 亿美元。 到 ２０１７ 年我国对美国出口 ４２９７５ 亿美元，自美国进口１５３９４ 亿美元， 贸易顺差 ２７５８１ 亿美元。近４０ 年间，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了３１４倍和９８倍， 我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逆差来源国。 在特朗普任内， 我国对美出口增长将明显放缓， 自美进口将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尤其体现在能源、 农产品和消费品方面。 二是美国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 反补贴和使用各种国内贸易法制裁仍会保持较高频度和较高金额， 贸易摩擦并不会因为中美谈判达成协议而有所减弱。三是能源进口环境相对改善， 但国内农产品形势严峻。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 进口依存度高达 ６８％和 ４０％。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中美之间加大能源合作， 有助于增进中国的能源安全， 降低国际能源价格。 美国农业生产效率高， 价格有竞争力， 而我国农业产业化规模和农产品加工水平普遍不高， 将对我国农业形成较大冲击。
　　四是持续进行双边贸易与投资谈判。 美国提出中美贸易必须 “对等、 互惠”， 并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做出更大的让步， 包括要求中国缩小贸易差额、继续降低关税、 调整产业政策、 取消出口限制、 消除政府信贷和补贴、 降低服务贸易投资壁垒、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多项要求。
　　２.间接影响
　　特朗普是带着对 “全球化” 的 “怨恨” 和 “愤怒”， 以反建制、 反主流的角色上台的， 这意味着全球不得不面对逆全球化的冲击。 这不仅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合作， ＷＴＯ范围内的多边和诸边贸易谈判受阻， 也使全球贸易和投资摩擦呈上升趋势， 进而导致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的放缓。 然而， 美国放弃对多边体制的领导权， 放弃推进高标准的ＴＰＰ、 ＴＴＩＰ 贸易投资协议， 也给中国带来增强地区和全球影响力， 加快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的战略机遇。 美国出手阻碍中国发展， 虽然短期内会对中国出口和产业发展造成阻滞，但同时也能倒逼中国加快开放、 改善营商环境、 提高国内产业竞争力， 更大程度提高中国对美国的竞争力。四、 我国应对特朗普贸易新政的政策建议
　　特朗普政府奉行的 “美国优先” 政策与历届美国政府政策本质上都是以贸易保护对抗贸易自由化，试图阻遏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维护美国的经济霸权。 其区别只是实现的方式和方法不同。 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强， 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立场不会转变。即使下一任总统上台， 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也不会减弱。 因此， 我们必须丢掉一切幻想， 练好内功， 合纵连横， 内外兼修做好与美长期博弈的准备。 鉴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 以中美贸易战为契机，倒逼我国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
　　面对美方在贸易大棒恐吓下的漫天要价，在谈判桌上， 中方应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做到不卑不亢、 进退有序、 斗而不破。 与此同时， 面对硝烟未散、 结果未知的此轮中美贸易战， 我们也应该沉下心来，对美国提出的问题， 进行认真研究、 梳理、 反思。 比如， 需要引起我们警觉的， 一是有些地方政府为提高自身政绩， 对拥有市场垄断性、 且盈利状况良好的企业给予大量补贴，为招商引资或阻止僵尸企业破产实施一些 “滥补” 的 “土政策”。 对此， 国家层面应进行集中调查和整顿， 尤其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对出口企业的税收补贴，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避免违反 ＷＴＯ 规则， 授人以柄。 二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建设。 逐步构建起一个国家、 地方、 社会、 企业各负其责， 法制、行政、 宣传、 经济四项举措有机结合的科学运行机制， 不断提升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能力和水平。 本次机构改革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 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将专利、 商标纳入一个管理系统， 有助于加强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二） 丢掉幻想、 做好长期应对美国挑动贸易冲突的准备
　　纵览近期国内外媒体相关消息，尽管中国在中美四轮谈判中， 释放出最大的诚意， 也做出了重大的让步， 无奈美国欲壑难填， 在中美谈判余音未尽的情境下， 特朗普再次变脸。 面对美国即将挑起的新的贸易战，我们应丢掉幻想， 以战止战， 提前备好多层次反制措施， 做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一方面，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的相关规定， 对美输华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 这是应对紧急情况的必要措施， 是遏制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的正义之举。 用对等措施回击， 既可充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又可控制事件烈度， 使两国贸易摩擦不致完全失控。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对美出口额远大于自美进口额， 必须采取非对称反制措施。 程度由轻至重包括： 停止从美国进口固体废物； 停止向美国出口稀土等关键原材料； 对自美国服务贸易进口设置贸易壁垒；调查美国企业在华违法行为； 终止购买美国国债，直至抛售美国国债。
　　（三）  合纵连横、 扩大自由贸易国家朋友圈
　　特朗普以维护公平贸易为幌子，靠着美国经济实力优势， 在世界到处单边挑起贸易争端，动辄就挥舞着制裁大棒迫使贸易伙伴就范， 这种霸权行径不仅给全球经济发展蒙上一成阴影，也给包括中国在内所有与美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带来巨大的风险和压力。美国的孤注一掷从短期来看， 能从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 但从长远看， 却付出了严重损害自身领导力和国家信誉的代价。 美国一意孤行， 使自己失去了朋友， 也给中国在多边框架下加强与欧盟、俄、 印、日、 韩、 东盟及其它国家协调合作， 更好地应对美国的贸易战威胁， 更多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 提供了机遇和空间。 我们要抓住机遇， 以更大胸怀、更大的智慧， 合纵连横、 广交朋友， 积极推动形成维护多边主义的统一战线。 尤其是要进一步强化与欧盟的合作， 欧盟与我国经贸关系密切， 在维护 ＷＴＯ 等国际规则和秩序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同时又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和经济体， 中欧强化双边关系， 有利于维护 ＷＴＯ 体系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当前正值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 全球化进程遇阻的关键时刻，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积极呼吁 ＷＴＯ 成员国团结起来共同捍卫全球多边体制， 坚决制止美国破坏世界贸易秩序的倒退行为， 坚决捍卫人类共同利益。
　　（四）  加速落实 “一带一路” 倡议， 拓展新的贸易增长点
　　２０１７ 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到７４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１７８％，增速高于全国外贸增速３６个百分点。 透过以上数据， 使我们感受到了 “一带一路” 贸易呈现出的勃勃生机。但我们也应看到，目前我国与 相关国家初级产品贸易结合度较高，高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贸易结合度还比较低。我国与东盟、 俄罗斯、 中亚五国在拓展产业链分工， 与中东国家在能源合作， 与中东欧国家在技术和管理合作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潜力可挖。 上述合作如能取得较大进展，将成为中国与 沿线国家贸易的新增长点。
　　（五）  积极改善营商环境， 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当前全球竞争日趋激烈，营造稳定公平透明、 法治化、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是增强我国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举措。 根据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报告》， 自我国实施 “放管服” 改革以来，营商便利度化水平大幅提高， 但与目前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营商便利度仍处于世界中游水平。 因此， 我们应正视差距， 主动对标国际水平， 切实简政放权、 完善监管、 优化服务、 努力补上短板。 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力度，优化外资准入政策， 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通过扩大服务贸易进口为增强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供支持， 为未来实现服务贸易出口的 “加速度” 增长提供动力。
　　（六）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
　　此次美国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的对中国挑起贸易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科技不如人。 我们应该清醒看到中国的科技水平、创新能力与美国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我们的产业还大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底端，我们的企业及产品还缺乏足够的国际竞争力，很多产业、 产品的核心技术、 关键零部件、 核心生产环节还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使我们处处受制于人。 此次美国对中兴公司的制裁， 就是一个典型的教训， 它唤醒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使我们看到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与美国的差距， 认识到核心技术掌握在别人手中的危险。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我国必须克服拿来主义等不切合实际的想法， 坚持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以科学的态度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我国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 而不是忙着急功近利、 一哄而上。 综上所言， 笔者认为应着重关注以下几点： 一是积极推进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进程， 努力提升我国产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 二是加速高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科学、 合理、 高效的高科技创新、 研发机制。 三是有计划、 有步骤地加大对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关键技术研发的投入， 集全国之力攻坚克难， 争取早日补齐中国在芯片、发动机制造等领域的技术短板。 四是积极推动国内产业升级， 发展多层级全价值链产业体系， 使有一定实力的产业在技术、 研发、 品牌建设等方面向全球产业链高端迈进。五是科学调整优势传统产业国内布局， 并积极推进有效的国际产能合作， 避免同质化竞争。 六是对已经受到或可能受到美国贸易制裁负面冲击的重点行业， 在 ＷＴＯ 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定扶持政策。

来源时间：2018/11/5   发布时间：201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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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文钊  来源：察网中国

禁运与反禁运：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

来源时间：2018/11/5   发布时间：201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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