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1119

邓朴方: 在中国残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0

作者:邓朴方  来源:网络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在中国残联换届大会的内部讲话,于近日曝光。因为身份特殊,邓朴方的内部讲话被聚焦。
  在讲话中,邓朴方回顾了由他父亲邓小平开辟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称“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革命”,表示“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坚持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
  北京时间9月16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国残联第七届名誉主席、主席团和执行理事会名单,继续担任残联名誉主席的邓朴方,发表了上述讲话。
  以下为邓朴方讲话全文:

在中国残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2018年9月16日)

邓朴方

  同志们: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就要闭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韩正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大会批准了张海迪同志代表六届主席团做的报告、修订了章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我国残疾人事业又将翻开新的一页。我向各位代表,并通过你们向全国8500万残疾人、残疾人亲友和残疾人工作者表示衷心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感谢大家推举我做名誉主席,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忠诚地为残疾人事业奋斗。
  今天我的发言,是和大家谈心。因为,残疾人工作是需要用心来做的。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中国残联成立三十周年。 1978年,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革命。党带领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桎梏,突破了藩篱,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方向,杀出了一条血路,开拓和走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变化。这是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维方式等深层次的变化。这是根本性、历史性、不可逆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一步一步成为现实。
  改革开放是对人的解放。它承认鼓励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激发广大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为每一个普通人提供了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机会和舞台。40年来,亿万中国人民夜以继日地辛勤劳作,一针一线、一砖一瓦,用双手创造了人间奇迹。他们的顽强拼搏、他们的牺牲忍耐,他们迸发出来的无穷无尽的活力和奋斗精神,惊天地、泣鬼神。
  要前进就会有代价。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冲击、困难和失误。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会有正面和负面的效应,多年高速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多方面的失衡。这些因素使我们付出代价,有些代价还甚为惨痛,比如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社会失范、道德滑坡、人情淡漠等等。但是,历史前进的步伐不会停息,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我们要在应对危机、克服困难、弥补失误、忍受痛苦中继续前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下去,咬紧牙关不倒退,一百年不动摇。
  经历了40年风雨兼程, 我们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大时代,它将不仅推动一个古老东方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将推动东西方文明的平等交融,从而对世界有所贡献。后人的责任,就是要延续这个大时代,推进这个大时代,让它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我们弘扬人道主义思想,倡导残疾人“平等、参与、共享”的理念,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深刻改变了残疾人的观念,深刻改变了社会观念。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人们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社会因此更加文明进步。我们成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组建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残联是最具有活力的组织形式,上联政府、下联社会、扎根残疾人群众,成为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强大引擎。我们参与改革开放,残疾人事业在改革开放的热土上成长;我们支持改革开放,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做出了贡献。我们聚精会神做好国内工作,开拓了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发展道路;我们以开放的胸怀参与国际残疾人运动,推动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缔结,引领和参与了许多重大国际行动。中国残疾人事业的成就经验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誉。
  回顾这些激情燃烧的创业岁月,仿佛就在眼前、就在昨天。我的内心充满感恩。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我们的祖国,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重视,感谢社会各界的参与支持,感谢广大残疾人、残疾人亲友和残疾人工作者的共同奋斗!特别是想到当年共同奋斗的战友,鲁光、小成、建模同志,还有地方残联的一些同志,他们太累了,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令人心痛。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此时此刻,面向未来,我有一些想法和大家共享。
  首先,我们要坚持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小平同志说过,“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讲几十代?就是要强调这个阶段的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坚持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
  对于残疾人事业来讲,正是因为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水平还不高,大量贫困残疾人还没有脱贫,更多残疾人的生活还比较困苦,残疾人的医疗、康复、教育、就业等状况还远远落后于社会平均水平。我们要承认这个现实,正视它、改变它,要以这个基础来谋划事业的发展,踏踏实实地奋斗,一步一步地前进。
  其次,我们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小平同志曾经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现在我们发展起来了,事实证明,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将会更加复杂,困难矛盾将会更加突显。在国内,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方针,争取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这个时候,要害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宏观上,要使中国始终稳定可靠、有效率地发展;微观上,要搞活,要让社会细胞活跃起来,为企业、为创业者、为年轻人提供切实的环境条件,让劳动者的创造力有机会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实现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继续改革开放。换言之,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我们才能继续生存、继续发展。
  残疾人事业也要一如既往地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继续发展。30年来,我们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比如弘扬人道主义思想,走劳动福利型发展道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市场推动、残疾人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工作模式等许多经验。这些经验,要传承发扬;同时,也不能固步自封,更要创造新的经验,开拓新的局面,永远保持残疾人工作的生机活力,继续做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第三,要下大力气缩小贫富差距。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搞革命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让贫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吗?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通过共同富裕来实现社会进步、避免社会分化。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残疾人对共同富裕的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也是必须满足的。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才是和谐的、正义的。可以说,共同富裕也正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残疾人的贫困问题最突出、最顽固。目前,残疾人家庭的收入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残疾人在贫困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即使消除了绝对贫困,残疾人的相对贫困还会长期存在。我们残联的责任,就是要协助政府兜住这个底,让最困难的残疾人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要根据残疾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对于暂时不具备劳动条件的残疾人和特殊困难的残疾人家庭,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确保他们衣食无忧。要鼓励更多残疾人的劳动意愿,千方百计扶持他们就业创业,通过自己的劳动过上更殷实、更有尊严的生活。只有把这个底兜住,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
  第四,要重视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中华民族要复兴、要走向现代化,什么最困难?人的现代化最困难也最重要。我们都是从“文化大革命”走过来的,那时候信仰破灭、道德丧失、文化断裂、社会混乱,人们对一切失去信任。后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市场经济带来金钱至上,快速发展带来人心浮躁。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们现代化进程的巨大障碍。现在,中国人对真善美的渴望、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成为普遍共识。
  这让我想起小平同志曾经讲过“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他讲这个话,已经有38年了。应对现在社会的种种乱象,今天再重温老人家的要求,其中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还是十分现实的。人人有理想、有信仰,民族才能站得起来,国家才有希望、有前途;人人有道德,生命才有尊严,社会才有诚信;人人有文化,发展才有底蕴,才能自立于民族之林;人人有纪律,才能有正气、有秩序,才能形成凝聚力。有了这样的素质才是现代化的人,也才有可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才有可能建成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复兴。
  当然,要实现十几亿人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艰难的历程。这是一个文化观念冲突变革、社会习俗演化进步的过程;这是一个人民群众在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中反思辨别,不断自我磨砺、自我完善的过程;这是一个激浊扬清、惩恶扬善的社会机制不断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为人的现代化提供环境和条件、人的现代化为国家现代化提供动力和方向的过程。我坚信,具有现代化素质的中国人终将重新展现自己的风采,赢得世界的尊重。残疾人群众亦当如是。
  同志们,
  30岁的残联,不是小孩子,不是毛头小伙子,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要有更多的担当作为。
  残联成立之初就将职能定位于“代表、服务、管理”,我们既是残疾人的代表组织,坚决维护残疾人的权益;也是残疾人的服务组织,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服务工作;还是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承担发展管理残疾人事业的职能。三种职能科学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大化地推动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今后还要坚持这么做,要做得更好。但是,我们毕竟在体制内运转,有滋生的土壤,就难免有官僚主义的现象。所以,要特别重视克服并防止官僚化,要牢牢把握好残联作为人民团体的定位和群团组织的特点,残联绝不能成为官僚机构,要真正成为残疾人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温暖的家。
  残疾人工作者应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要有更多的信仰和道德追求。我们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的初心。要与残疾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要用心来做残疾人工作,对待年幼的残疾人,如同自己的儿女;对待年龄相若的残疾人,如同自己的兄弟姐妹;对待年长的残疾人,如同自己的父母。要始终保持和残疾人的血肉联系,把残疾人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要和残疾人绞在一起、滚在一起,要进万家门、访万家情、解万家难,为万家做一件一件的小事、实事。我希望新加入到残疾人工作队伍中的同志们也要有这样的追求,继承发扬中国残联的优良传统,恪守“人道、廉洁”的职业道德,不为做官、不为发财、只为做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永远保持勃勃生机,永远充满向上向善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进一步发展残疾人事业,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他叮嘱各级残联“要发扬优良传统,切实履行职责,为残疾人解难、为党和政府分忧,团结带领残疾人继续开创工作新局面”。这些话讲得多么好!这是对我们的要求和希望,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让我们把七代会当做一个新的起点,把中央的要求落到实处,带领残疾人兄弟姐妹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来源时间:2018/11/1   发布时间:2018/10/23

旧文章ID:17308

沈志华:战后美苏如何从合作走向对抗?

0

作者:沈志华  来源:思想也是市场

  演讲者沈志华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根据他10月2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演讲整理而成,原题为:斯大林是如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速记稿经演讲者本人审阅,并经授权后发布于本公号。

""

  潘英丽(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比较高大上的,只要关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关心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大家都会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中心主任,也是周边国家研究院的院长沈志华教授。
  沈志华教授非常传奇,早年当过兵,甚至文革期间还住过监狱。80年代去经商,90年代自费从事冷战史的研究。他的成果非常多,我们的海报上大家都已经看到,讲不过来,太多,也在北大、香港中文大学包括海外担任兼职研究员。他的日程排得非常满,对我们在职的同学来讲非常希望放在周末,但是他时间已经排到明年,所以在他百忙之中找了这么一个时间给我们讲课。现在大家欢迎沈教授。
  沈志华:刚才潘老师讲最近因为中美关系,特朗普在那里瞎折腾,很紧张,现在大家都在说是不是要开始新的冷战。我不是研究现实问题的,但是冷战我还是研究了20年,所以,说新冷战或者马上要开始,或者已经开始,这个说法我不赞同。
  冷战的概念是什么?美苏之间在过去半个世纪当中,使用除了战争以外所有的手段要击跨对方。这里有两个基本的条件,而现在这两个基本条件都不存在:一是当时美苏之间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制度是异质性的、替代性的,性质完全相反,而且一个要替代一个,我的生存是以你的灭亡为前提的。但是现在中美之间不是这个问题,至少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第二个条件就是冷战对抗不是美苏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个集团之间的对抗,现在也不存在这个条件。
  中国有盟国吗?没有。就一个朝鲜,你敢认吗?你不敢认,他也不认你。美国倒是有,北约、日本、韩国……但是如果中国和美国真的干起来,他们会跟着美国来打中国吗?我觉得不大可能,别说英国、法国了,日本、韩国都不会。安倍就要来了,干什么来了?调和。
  所以,现在跟美国进入了冷战状态或者是新冷战,这个说法不确切。可能有人想要这样,但是实际情况还不是这样。但反过来讲,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如果事态恶化下去,处理不当,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斯大林是怎么跟美国走上冷战道路的,这一点对我们冷静地考虑一下中国的处境和应对方针是有好处的。这就是我自己研究的专业了,所以我讲讲这个题目:斯大林是如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战后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先讲第一个问题,战后世界的格局,也就是雅尔塔体系。
  当时美国和苏联,当然也有英国,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中国,共同缔造了一个战后的国际秩序,一个规则、一个体系,就是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基本的原则就是大国合作和大国一致,这是非常重要的。形式就是建立一个国际统一的组织、建立统一的体系,包括安全、经济、贸易、金融等等,大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担负起自己的责任,美国管美洲、苏联管东欧,英国管西欧,中国管亚洲,这是当时罗斯福设计的。当然后来把法国又拉进来,那是到了雅尔塔谈判以后,也就是后来五个常任理事国大国一致的原则。
  对比一下原来的凡尔赛体系,凡尔赛体系除了重新瓜分殖民地以外,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平台和国际规则,所以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二战后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主要是为了防止今后人类再走向战争,主导思想是美国罗斯福提出来的,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宣言,从开罗会议到雅尔塔会议,再到波斯坦会议等等,都是大国领袖之间反复磋商的结果。
  罗斯福是比较左翼,从上台执政就搞罗斯福新政,一直到二战。所以在战争期间他对苏联的态度要比英国友好得多。这样才有这种可能。因为二战前苏联跟美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在一战以后,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结果出了一个法西斯主义,法西斯连你们俩都要消灭,所以他们俩联合起来把法西斯消灭了。法西斯消灭以后,就面临着战后是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要继续你死我活的斗争。罗斯福的这个想法就是要消除大国之间对抗和战争的根源。
  这里的关键是苏联的态度,而斯大林对这一套完全支持、完全赞同,为什么?其实斯大林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家。他的目的就是要苏联安全,要发展,什么主义其实无所谓。我们看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答应给苏联的条件要超过苏联自己原来的需求,都是他渴望得到的东西。这个体系能保证你的安全,还能保证你的发展,他何乐不为。
  苏联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一直到二战就处于一个非常孤独、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状态下,所以他有一种“孤岛意识”,周围都是资本主义,我要把人家全消灭,人家要把我消灭,所以他没有安全感。在战前这个局面就出现了,面临法西斯的威胁时,他曾经想跟英美合作消灭法西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合作消灭法西斯,但是谈不拢,他的要求人家没法答应。他要求什么?波罗的海三国要归我,芬兰靠着列宁格勒港口的土地要归我,要换一块。英法怎么能答应?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怎么能决定人家国家的命运。希特勒说我答应,所以1939年就签订了苏德秘密条约,德国答应波罗的海三国都给你,我不管,你打芬兰我也不管。他们俩还商量好,波兰咱们分了算了。现在不讲这些了,因为苏联后来站到盟国这边了,但是仔细想想二战怎么爆发,要是没有苏德秘密条约,希特勒会打波兰吗?如果希特勒不打波兰,英国会宣战吗?但是后来再提这个不太好,都是盟国,就别提这件事了。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
  结果希特勒打了波兰,苏联趁机瓜分一半。很多人问一个问题,既然这样为什么希勒特后来打苏联?他不知道一战时德国两线出击的教训吗?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又有了进一步的安全需求,而这个需求又是希特勒无法答应的。
  当时德国、日本、意大利搞了反共同盟,就是轴心国,斯大林要求加入。您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要加入反共联盟,奇怪吧?不奇怪。他是有条件的,我加入反共联盟,你把巴尔干给我,进一步要求苏联南部边境的整个巴尔干地区。希特勒不答应,你要替意大利想一想,你可以往东边去,印度、阿富汗,再往东归日本,这样意大利、苏联、德国、日本瓜分世界,很好。斯大林不干,非要巴尔干。到1940年底最后谈不成,希特勒就决心打苏联。
  为什么希特勒没有拿下英国就要打苏联,说斯大林这小子比我还黑,所以苏德战争爆发。但是二战后的结果是,希特勒答应没有给斯大林的,罗斯福都给了,整个东欧国家全是他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的情况比较特殊一点。所以雅尔塔体系对苏联来讲他是受益的,包括远东地区也是一样,日本海的问题、蒙古的问题,一会讲到亚洲的时候再说。
  这样斯大林很容易也很愿意接受美国的思路,当然他也要表示出相应的诚意,你不能在你的势力范围内搞一党制,必须搞多党、民主选举制,斯大林说这个很容易。为什么二战还没有结束,斯大林1943年就要解散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要说解散早该解散,那个时候共产国际在欧洲共产党已经声名狼藉,一天到晚就是莫斯科的传声筒,苏联和英法合作的时候,给欧洲各国共产党下指示,说法西斯现在是最危险的敌人,你们要支持本国政府,反对法西斯。到了1939年他跟希特勒签订秘密条约的时候又下指示,说法西斯还是可以的,是你们本国政府最反动,具有欺骗性,所以你们要起来,推翻本国政府。这样就把各国共产党推到悬崖边上。多列士(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为什么被通缉,因为他要反政府。
  到1941年希特勒一进攻,苏联共产国际又下指示,说其实还是法西斯最坏——完全都没有信誉了。但是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都没有解散共产国际,而到1943年5月突然解散共产国际。近的来说,为了推动英美开辟第二战场,远的来说就是要建立起和西方国家、英美的一种互信关系——我不再搞世界革命,我不会再推翻资本主义。他主要是传递这个信号。
  现在学界研究共产国际解散也不少,因为共产国际有很大的资源,共产国际解散以后资源都转到了苏共中央国际部,所以他们说解散共产国际是假的,是换汤不换药。不对,资源当然不能浪费,转到苏共中央国际部是可以理解的。但关键的问题是,斯大林要表明:苏联战后的方针不再搞世界革命,不再消灭资本主义。
  再有就是为了建立雅尔塔体系,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是实行“联合政府”的方针。为了与西方合作,特别是跟美国合作,苏联在所有自己势力范围内(东欧这些国家),全部搞的是多党制联合政府。除了南斯拉夫,它的情况比较特殊,但是南斯拉夫表面上也有一个人民战线,其他像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都是搞多党制,苏联红军来到东欧,各国共产党都非常高兴,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盼来了,说政权就交给我们吧?不行,你们那里不是还有农民党、民主党、自由党吗?说他们都跑了,跑了叫回来,没有的马上建。就是要建立一个多党选举制的联合政府。
  另外,在其他不是苏联势力范围的地方也实行“联合政府”政策。法国,当时法国共产党在二战期间势力特别大,掌握民族军50万人,意大利共产党也有25万人的军队,还有希腊共产党,这是欧洲三个最大的党。斯大林分别通知,多列士、陶里亚蒂,全叫到莫斯科,告诉他们:回去以后解散军队,你们都加入政府。所以法国共产党交枪了,意大利、希腊共产党都交枪了,都加入政府了。中国也是,斯大林给毛泽东发电报,你必须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当时毛泽东都下了命令,八路军、新四军立刻占领华北、华南各大城市,中共中央任命了上海市的市长、南京市的市长,江南五省的省长都是共产党员。斯大林说,你这样干就是要打内战,不行,赶快到重庆,就是建立联合政府,在中国也是要搞建立多党制。
  所以总体上说,斯大林是要维护雅尔塔体系,维持跟美国的合作,除了安全问题,经济上还指着美国给贷款,好歹给100亿、50亿,战后恢复经济建设,苏联的发展需求也是要通过雅尔塔体系实现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维持住这种关系?1945年二战结束到1947年两年,冷战就爆发了。冷战爆发的一个标志就是美国提出了杜鲁门宣言。有人说,最近彭斯(美国副总统)的讲话是不是铁幕演说?不对。铁幕演说是丘吉尔到美国做的,他只是说苏联非常危险,要威胁到欧洲,这是英国的看法,重点是讲英美的特殊关系,因为美国回到北美,欧洲没有美国什么事。实际上苏联和西方发生的矛盾主要是和英国的矛盾,跟欧洲的矛盾,对美国一点都没有碰,斯大林不想招惹美国。丘吉尔就是担心这个,劝说美国人要管这个事。其实,彭斯的讲话更像杜鲁门宣言,就是说美国要管欧洲的事,所以苏联在哪里扩张都不行,都得管。
  对应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到9月份苏联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宣布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也就是到了1947年夏天、秋天,冷战就爆发了。所以只有两年时间,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快?说到关于冷战爆发到底谁负责任、谁挑起的,史学界争论特别大,就包括这几十年,各种说法都有。我个人觉得,看了这么多材料,我觉得还是美国是主导和主要的方面,美国和西方——主要是英国,英国在这里挑逗的作用非常大。最后美国信了丘吉尔。
  从逻辑上讲,苏联不可能挑战美国,他什么都不如美国,怎么挑战?军事不行、经济不行,没有实力,没事闲得向人家挑战?逻辑上讲不通。事实上也没有,二战后期发生的所有矛盾,苏联和西方的矛盾冲突都不是冲着美国去的,没有一条,现在谁能够拿出一条史料说斯大林要主动针对美国的?不是,主要是跟英国,为什么?因为苏联在欧洲,英国也在欧洲,他们矛盾是欧洲内部的矛盾,跟北美没有关系,涉及不到。唯一有冲突的是在日本问题上,结果也是斯大林让步了。但是,那时候已经到了波斯坦会议,美国的情况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事实上斯大林也不可能主动向美国挑战。
  既然这样,美国负主要责任,是不是苏联就没有责任了?苏联就是无辜的呢?也不是。可以这样讲,苏联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刺激了美国、刺激了西方。本质的问题还是意识形态的分歧造成了这种双方的战略疑虑。这主要是在罗斯福去世以后发生的。罗斯福这个人特别重要,但他是美国连任四届的总统,就他一个,当时威望特别高,而他明显是左倾。到二战后期时罗斯福已经压不住了,美国就这样,不能两个党老是你执政,你做得再正确也得靠边,也得换。到第四届大选时罗斯福在党内也受到很大压力。原来第三届当总统的时候,搭档是谁?是华莱士副总统,比罗斯福还左,很有民主党的传统观念,比较左翼。结果到选举时都没有选他,而是换了杜鲁门,杜鲁门在民主党内比较中性,本事也不大,平时也不大说话,就让他当。结果罗斯福一死,右翼势力立刻抬头,国会、共和党以及民主党内的右翼势力。杜鲁门又没有什么主见,所以美国国内的右翼势力抬头。他们再看苏联时,怎么看怎么别扭,说的错是错,说的对也打个问号。国防部长换了,国务卿也换了,华莱士后来当了商务部长,也被撤职了。美国右翼势力抬头的情况下就开始猜忌苏联。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本来应该冷静应对,你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要非常慎重,不要给右翼再增加筹码。苏联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很多问题加剧了美国对苏联的战略疑虑,主要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苏联的国内政策跟国际政策完全背离。对外政策想得很好,这种报告很多,包括斯大林的批示,跟美国合作、跟西方合作搞经济发展、安全保障等等各个方面。跟过去不一样,美国的电影、杂志也可以进来,双方科学家往来都可以。但是国内政策非常保守。因为二战接近尾声时苏联社会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因为苏联人开始走出国际,原来都不许出去,苏联跟咱们文革前差不多,出差得拿介绍信,有单位批准,特别是农民,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证,不能随便走。二战后期苏联军队出了国界,几百万人去了欧洲,一到欧洲发现,原来世界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人,不是农民就是工人,回国以后互相通信,那个时候苏联的安全都有邮检,写一封信先到公安局,公安局拆开看了以后没有问题再封上发出去。
  现在全都是档案,我看到公安局邮检留下的文件,都是讲他们在欧洲所见所闻。有些人说到匈牙利,占领了匈牙利,进了一般市民的家,说家里还挂着壁毯,那在苏联是贵族家里才有啊,他们家里还有马桶,怎么战败的资本主义比战胜的社会主义国家生活水平还高,不是说我们是最好的吗?所以老百姓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一传十、十传百。再一个农民对集体农庄的反感、厌恶,到战后已经可以随便讲,过去谁也不敢讲。一是希特勒来破坏了很多,再加上战争,对农民的束缚也放松了,再一个知识分子可以出来说话,因为跟西方可以交往,所以写文章什么的都可以。最重要的是干部,在干部当中也有一批人觉得苏联要变革,不能再像过去那样。
  我发现了一个1947年2月起草的文件——苏共十九大报告的提纲。我们都知道十九大后来没有开。我还没有找到更多的文件,但是可以推想,这个时候要开十九大了(1947年初),那是一个什么方针呢?一看这个文件就知道,和后来苏共二十大的文件非常相似,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放权简政,都是这些措施和想法。当然后来没有执行,因为十九大没有召开。是1952年开的十九大,但说法和做法跟这个纲领已经完全不一样。说明了什么?说明在党内也有一批人认为苏联应该进行变革。
  当时整个苏联国民经济体系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要重整,无论国内、对外,都是苏联体制进行变革最好的一次机会,这个时候比列宁那个时候好。顺便说一句,苏联最后垮台核心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科技发展不断地调整,但是苏联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机会。二十年代搞新经济政策是一次,列宁去世的比较早没有搞下去。第二次就是战后,这个机会比20年代还好,至少有国际环境,二十年代时没有国际环境。第三次没有搞成就是赫鲁晓夫(60年代),没有走上改革调整的道路。
  为什么?他担心政权不稳。斯大林认为这些都是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就是要推翻苏共的领导。所以从这一点出发担心对国内加强控制,日丹诺夫主义就是这个时候出来的(1946年初)。所谓日丹诺夫是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拧紧螺丝钉,对言论、出版严格限制,提出了反对世界主义的口号,检查文学作品、文章、报纸,今天批这个,明天撤那个,闹得鸡飞狗跳。
  特别是斯大林出来站台,1946年2月9号斯大林公开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非常重要,他在莫斯科的选举演说,公开讲的,说苏联老百姓不要胡思乱想,苏联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没有这个制度我们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吗?没有这个制度,我们不把国家的精力都放在重工业、军事上,我们能抵得住法西斯的入侵吗?所以二战的胜利证明了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这是第一个主要观点。第二个主要观点,当今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时代。资本主义就是战争。把原来列宁讲的一套又拿出来,腐朽的、没落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因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所以我们要准备打仗,因为我们要准备打仗,所以你们还得过苦日子,还得把国家的财力集中到重工业、军事工业。大概意思是这个。
  这个话本来是说给国内的人听,说给老百姓听,但是在美国人听起来感觉苏联又要打仗,跟谁打?跟资本主义打,至少在美国人的理解当中他认为苏联又回到战前的状态。所以斯大林讲完,没多久丘吉尔就出来了,到美国发表了富尔顿演说,说铁幕已经拉下,就叫“铁幕演说”。因为铁幕演说比较有名,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其实当时并不重要,对美国没有特别大的影响。苏联驻美国大使、驻英国大使当时都写回来很多报告,给斯大林,说不要担心,虽然丘吉尔在这里说话、放狠话,但是西方社会没有太受影响。为什么?就是因为丘吉尔挑拨性的语言美国人不大爱听,他们本来在北美待着挺好,非得弄到欧洲去跟苏联对抗,什么意思?所以美国人本能有一种抵触。当然有人很赞同,比如说杜鲁门一天到晚拉着他到处走。但是多数——从舆论报刊到多数人不大在意。
  后来又一个比较重要的文件,凯南的电报,这个对美国政界影响非常大。凯南原来是一个大学教授,一直搞苏联问题研究,很有权威性,当时他在外交部门只是一个参赞,在苏联大使馆。丘吉尔铁幕演说以后,美国国务院要求评估一下到底现在苏联是什么状态,是不是要进攻美国,要做评估,正好大使斯密斯不在,就交给凯南,凯南发回一封8000字的电报,那是一篇论文呀。他写的什么呢?苏联的行为及其根源,首先定义苏联是一个扩张型的国家,为什么?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怎么从一个大公国一点点扩大,雄霸欧亚大陆,所以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就是扩张。第二,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是要扩张,因为他要搞世界革命,要搞共产主义,当然要扩张,把全世界资本主义都消灭,所以苏维埃的俄国一定是扩张的。把苏联的行为确定为扩张,苏联行为的根源就是传统和意识形态上的扩张主义,那么美国怎么办?遏制。必须得遏制它,不能让他随随便便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遏制战略就是这么出来的。
  其实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但当时影响非常大,国务院如获至宝,印发给各个部门,大家一看这分析多透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就是凯南说的这两条都不是现实存在,而是他意识、理论上的。第一扩张,苏联那时已经不需要扩张了,需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原来彼得大帝设想三个出海口他至少拿到两个,土耳其海峡至少也有通航权,波罗的海没有问题,加上太平洋,苏联周围都是他的势力范围,还扩张什么呀?一扩张势必跟西方产生冲突,所以没有扩张的需要。第二,苏联的观念也发生变化,你说他是共产主义,那会儿早就放弃了,解散共产国际就说明斯大林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方针。
  所以本来凯南这个电报没有多大道理,但是正好迎合了美国右翼势力的思路,就广为传播。这样美国的反对声音更大。回过头来看,当然这是斯大林讲话引起的,本来斯大林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他是说过苏联人听的,美国人听了很不舒服。英国人又折腾,一步步造成了美国国内对“苏联威胁论”的定位。这是很重要的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苏联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做法。什么做法?斯大林对周边国家,主要是指东欧势力范围内,责任区范围内的状况不放心,过度干涉人家的内政,为什么?他不熟悉选举制。斯大林允许东欧各国搞多党选举制,但是自己不知道什么叫选举。苏联的选举都是假的,斯大林做选举演说,还用说吗?不用说也得选你,敢选别人吗?东欧就不一样。东欧真是几个党在那里争,但是苏联又不熟悉这个,专制惯了,没有搞过选举,说这东西不好搞,搞不好就让资产阶级上来了。一开始斯大林给东欧出的主意,他说,你们就占住几个主要的部长位置,比如说安全部长、国防部长,其他的都给他们,什么教育部、农业部,都给他们。想得太简单了。从1944年开始到1946年底,因为解放的时间不一样,在东欧国家的几个选举当中,苏联暗中操作,操作又不大会,弄得漂亮一点,要么改选票,要么把选举的人给逮捕了,让人家特别反感,说咱们这还是选举吗?那些民主党、自由党的领导人,人家不行就跑了,跑到西方去了,有的是故意逼走的。
  斯大林本来对东欧的设计挺好,树立捷克斯洛伐克的样版,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总统贝奈斯比较亲俄,恨西方。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因为德国打捷克,英法不管,结果先占领捷克,然后才打的波兰,所以捷克人本身就有一种对西方的反感,苏联解放了捷克,所以对苏联很亲近。贝奈斯这个人在捷克的威望特别高,所以斯大林想借助贝奈斯总统,在东欧设计一个模式,看起来不是共产党在这里管,但实际上共产党说了算。但是很难实行,主要没有搞过民主制、没有搞过选举。一会波兰出事,一会匈牙利出事,一会保加利亚。西方人认为你的承诺都是假的,说什么搞多党制、选举制,都是假的。
  这里还有一个因素,东欧共产党在这里鼓动,一会上眼药,一会谎报军情,夸大敌对势力,所以苏联也担心。这样就造成了在东欧国家的民主选举制的问题上,引起了西方极大的反感和不满。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走到制度性的分歧和对抗的边缘了。
  第三个因素,对外政策的机会主义行为方式引起西方的担忧和疑虑。在对外政策上,斯大林总体上是与西方合作的,对雅尔塔体系也很满意,但是这个人太贪婪,而且特别机会主义。有便宜他一定要占,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伊朗问题,一个是土耳其问题。怎么有便宜呢?当时伊朗油田担心德国人控制,所以英国和苏联出兵占了伊朗,当时商定二战结束以后三个月撤军,英国人撤走了,苏联不走。为什么不走?他跟伊朗说,北部的油田你得租给我。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商业的事,慢慢得谈,但是他不,把军队往这里一搁,你不租给我,军队就不走。伊朗当然也不愿意、也有西方撑腰,就硬顶着,他就煽动库尔德人自治,建立了库尔德人民党。你再不同意,别说油田,这块地都是我的,结果伊朗一纸状告到联合国,说苏联斯大林欺负人。
  现在俄国档案都解密了,关于伊朗危机,一开始怎么想、怎么策划,其实很简单就是要石油,要石油就要石油,为什么一会弄军队,一会策动人家自治,还煽动人家成立反对党,其实苏联没有做任何占领的准备。伊朗一告,美国就不高兴,说你是仗势欺人。杜鲁门一个电报打给斯大林,你不能这样做。斯大林那会儿不愿意跟美国闹翻,所以说立刻退缩了。多大的事儿,不去就完了,不要了,给谁都行。美国也劝伊朗,说你跟苏联签一个合同就可以了。结果两个国家就签了租用油田协议,这个事就过去了。后来伊朗又把合同撕了,苏联也没有办法,目的也没有达到。但是这个事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说斯大林仗势欺人,美国你不敢碰,但是你不能对周边国家想欺负谁就欺负谁。
  这个事结束以后,又出现了土耳其危机,也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土耳其海峡控制着黑海国家通向地中海的航道,战前几个国家和土耳其共同签订了一个蒙特勒公约,规定凡是黑海沿岸的国家都可以自由通行土耳其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亚海峡。二战后期的时候,土耳其和英国的关系走的比较近,斯大林就有点担心,说这个要让英国控制了土耳其,我的黑海舰队就出不去了。因为舰队必须要经过土耳其海峡才能达到爱琴海,再到地中海。所以他就跟土耳其政府建议,你得让我在海峡地区建一个军事基地,要一个军港。土耳其说不行,这是我们的领土,你怎么可以说在这里建就建。说不行那好,我们两国还有领土问题呢,马上划出一块地,说这里的居民原来都是俄罗斯的,就翻历史旧帐。土耳其就害怕了,海峡不给你,你就划领土,又一纸状告到联合国。美国一看又来了,第六舰队开过来了。斯大林一看,说“至于吗,算了算了”,这事就完了,这就是土耳其危机。但是这个事让英国人抓住了,说这就是苏联扩张的表现。
  还有一件事跟土耳其危机同时发生的是希腊危机,希腊危机是冤枉苏联了。原来档案没有解密,谁也不知道。英国这么说,说希腊危机就是苏联造成的。怎么回事?原来希腊共产党加入政府,放下武器,但是他们在政府里面待着憋屈,就像资产阶级政党在东欧待着憋屈一样,因为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早在1944年10月有一个百分比协定,丘吉尔到莫斯科和斯大林两个人坐在那里喝茶,说将来东欧怎么分?丘吉尔拿了一张纸画,罗马尼亚我50%、你50%,哪里我80%,哪里你90%等等。斯大林拿着红蓝铅笔打一勾,就这样了。后来苏联否认,但是这张纸找到了。档案一解密又翻出来了,确实有,当然后来实际情况有些变化。在那个时候斯大林已经确定,英国你把东欧让给我,我把希腊让给你,包括希腊共产党全给你,不要了。所以当时谈好了。斯大林这个人还是比较守信用,他不能自己违反。所以希腊共产党在政府里待不住,几个人一商量还是拉杆子上山打游击,拉出来就找苏联,你得支持。当年你把武器让我们都交了,现在受气,又出来。苏联说现在不行,国际关系很复杂,什么时候你们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政府我们就承认。说建立政府还不容易,第二天在山上竖起一杆子,希腊民主共和国成立了。承认吧,莫洛托夫又说我们先看看,等别人承认我们再承认。所以这个谈判,对希腊共产党,苏联道义上不能不支持,都是共产党,但是实际上他又不想惹事,因为这是明摆着跟英国对着干,所以就不想让他们折腾。钱象征性的给一点,吃的、喝的总得给,但是武器装备绝对没有。所以英国人、西方人完全是一种印象、一种概念,共产党背后肯定都是苏联支持,没有别人,所以就把这个事安到苏联头上。也说明意识形态对立会造成一种战略性互疑,不管什么事都会往最坏的方向考虑。希腊危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样到了1947年年初时,美国接受了英国的鼓动,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宣言,其实就是在国会有个讲演,讲演的目的是说,我们要援助欧洲,支持欧洲。丘吉尔的言词比较能打动人,1946年欧洲特别冷,缺煤、缺粮食,战后社会混乱。所以他有一个结论,贫穷、饥饿、寒冷那就是混乱,混乱的结局就是革命,就会给苏联一个可乘之机,到那时候整个西欧就会丢给苏联。
  这样一讲美国人就接受了,于是杜鲁门宣言就发表了,其结果就是美国重返欧洲,原来苏联跟欧洲的矛盾就变成了跟美国的矛盾,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其实杜鲁门宣言发表以后,苏联还是采取了让步的政策,没有全面的抵制,斯大林还是抱有一线希望。5月份在莫斯科开会,莫洛托夫态度强硬,跟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谈判,会议不欢而散。斯大林下来专门找马歇尔谈了一次,这个谈话也解密了,可以看出来斯大林还是想力挽狂澜,当时氛围非常紧张,还是想说服美国,苏联没有想挑战美国的意图,所以还是要合作。
  苏联内部也很紧张。苏联本身对西方建立的经济体系也想加入,但是太不熟悉,就特别谨慎。比如布雷顿森林会议要建立国际经济体系,要建立国际金融体系,搞世界银行等等,苏联开始也派代表去,其实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不大懂,回来以后各种各样的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小心为上,不去了,免得让人给玩了,所以就没有加入,除了加入安理会(安全理事会),其他的一概不参加。苏联的经济运作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自己在体制内循环,不想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其实如果那个时候加入后来的状况就完全不一样,前期他非常谨慎。
  这时美国已经下了决心,所以马歇尔回国以后就到哈佛大学做了演说,著名的“马歇尔计划”,6月5号发表的。马歇尔计划的发表就是杜鲁门宣言的经济版,杜鲁门是一个政治宣言,但是得有实际行动,就是马歇尔计划,拿大笔的钱援助欧洲,恢复经济搞建设。
  但是苏联不知道怎么回事,马歇尔计划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的经济学家瓦尔加,还有驻美国大使、英国大使,说你们研究研究马歇尔计划是什么?研究完了以后一致认为,根据资本论的描述,这就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爆发,他们资本过剩、钱太多,没有地方去,资本输出。斯大林说既然是资本输出,就给咱们输出一点,咱们去要钱。莫洛托夫带着一百多人去巴黎要钱,而且鼓动东欧所有的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要钱去。结果根本谈不拢。
  马歇尔计划里面讲这个援助是包括苏联和东欧,也包括西德(德国问题一会再讲),其实内心不想给苏联。苏联的想法很简单,你钱都没有地方用,借给我,我要多少你给我多少,我连本带息还给你,就这么简单。美国人说不行。拿这钱干什么?你要盖工厂还是要修水坝,你得把水文、地理资料拿过来,要有可行性报告。苏联说这怎么行,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就要把情报给你了。怎么都谈不拢。
  其实那个时候美国人就下决心不能给苏联,苏联是一厢情愿。这个时候斯大林得到克格勃的一个情报,在巴黎的苏联特工窃听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谈话记录,人家两个人早商量好了,这才知道,原本就不想给我们,还把我们全忽悠来。就全走了,全撤了。撤了以后,因为巴黎会议没有谈成,还要有第二轮什么时候谈。他们回来一商量,以后也不要去了,去了也不给你。这样,第二轮东欧国家都去,目的就是把这个事搅黄了,我得不到谁也不能得到。第二天斯大林起来一想,不行,别这些人去了为了自己的利益,把我甩到一边,干脆谁都不许去了。第二轮谈判东欧国家都不许去。他越走这一招越错。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就是要跟苏联做经济上的切割。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没有经济关系,本来要把东欧留在这里,东欧留在这里还有一点连带关系,但是他又担心,西方挖墙脚,自己控制不住东欧。所以整个做了切割,不让去。后来确实没有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出了一个事。
  出了什么事,波兰说苏联是苏共中央发的通知,不许去,共产党接到了,但是我们外交部长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不听。捷克共产党也接到通知,但也不行,为什么?议会通不过。斯大林一想,这弄的什么联合政府政策,这不是作茧自缚吗?现在我说话都没有人听了。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全部拉到莫斯科,关到一屋里,好好想,搞不清楚谁也别出来,关了一夜,这样没有办法,只能给贝奈斯打电话,说服议会通过了。后来波兰外交部长跳楼自杀了,怎么死的也不知道,反正是死了,这个障碍排除了。大家都拒绝了马歇尔计划。但是实际上这个结果对苏联非常不利,对苏联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完全就被排除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科技发展潮流之外。
  苏联应对马歇尔计划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斯大林认为联合政府的政策不能再执行下去,说话没有人听,还是得搞一党制,一句话说完大家都跟着走,好办事。所以在东欧各国重新推行一党制,做法是让社会党和共产党合并,选举上就占了多数。你看东欧各国都没有叫共产党,至少开始没有,后来70年代罗马尼亚改名,原来都是社会党、统一社会党、工人党、劳动党,就是因为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所以对东欧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再加上这个时候西欧也出问题。
  法国共产党多列士这个人比较狂,法国共产党势力确实很大,有四个内阁部长,而且还当了副总理,所以在内阁里面经常跟人家挑事、闹事,美国早就烦了,背后让社会党把他给卖了,他自己不知道。法国内阁闹起来了,一个是越南胡志明成立民主共和国,到底承认还是不承认,那里原来是法国殖民地。再一个汽车工人工资的问题,还有马达加斯加的问题,好几个事加在一起,双方闹起来,多列士带着人退出政府,他以为退出就是内阁倒台,重新选举。人家早就做好准备,你退出正好社会党上来,就把共产党排除出去。意大利也是这样,陶里亚蒂也被人赶出去。这样在欧洲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斯大林原来设计的联合政府政策就彻底破产。
  斯大林认为这样不行,必须重振旗鼓,所以在9月份筹备召开了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共产党都不听话了怎么行?原来好在有第三国际,有组织,有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说话你得执行。共产党情报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从策略上讲斯大林还是比较明白、比较聪明的人,他知道不能跟西方对抗,现在没有这个实力,所以设计的策略是“内线进攻,外线防御”。所谓内线进攻就是把势力范围内的各党管好,步调一致,凡事请示汇报等等,恢复到原来共产国际有上下级关系的状态。表面上没有这么说,实际上是这样。但是,对外不要到处出击。所以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时候希腊共产党不让参加,说你一直要搞革命,虽然共产党情报局在口号、战略上要重新革命,搞世界革命,但是希腊共产党正在革命,就是不让参加。中国共产党也在革命,1947年内战如火如荼,在报告里面就提了一句。所以,成立这个组织不是策划向西方进攻,而是要守住自己的阵脚。
  不过,苏联的战略还是要和美国对抗,就提出两个方针,这两个方针最要命。一个方针是建立社会主义阵营。日丹诺夫的报告讲,整个世界划成两个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阵营。在这种情况下,就激活和重新提出世界革命的方针。因为在两个阵营当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广阔的中间地带,亚洲大部分地区既不是资本主义阵营也不是社会主义阵营,中间地带就被裹胁了,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名义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就是这么加入。还有各国共产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等,各国共产党都提出来要归苏联领导,导致冷战向亚洲的转移。
  苏联共产党设计对抗美国的战略目标,实际上就把自己推到了一个无法回头的道路上。又重新回到你死我活的状态,两个国家你死我活就不可能和解,我要生存你必须得死。这就是共产党情报局当时确定的对美国挑起冷战的战略回应,划分两个阵营,重新提出世界革命的口号,重新搞共产主义国际运动,这样冷战就在欧洲定格了。
  冷战在欧洲定格的过程当中,其实斯大林并不想在欧洲跟西方发生冲突,因为自己的实力不行,最典型的就是1948年柏林危机。柏林危机是美国步步为营,斯大林应对失策。柏林原来分为四个区,后来西方连成一块,西战区、苏战区。但是柏林是在苏战区,为了名义上表明公平,柏林也分了四块,那个时候没有柏林墙,就是一条街,这边是东柏林,那边是西柏林,随便过往,在西柏林喝酒,在东柏林上班。柏林西占区让苏联和东德很不舒服,眼中钉,肉中刺,老想把他们赶出去,而且斯大林认为这没有什么,本来就是个名义上,你非得在东德弄一个西柏林。所以就封锁柏林,逼着你走。加上柏林管理的问题也比较复杂,主要是经济问题。西方想把自己的货币统一起来,苏联不干,最后就吵。苏联封锁柏林,他认为封锁完美国就撤走了,但是美国不但不撤,反过来封了东西德,结果把东德就封锁了。西德经济比较发达,很多人上班在西德。而且柏林也封锁不住,人家弄一个空中走廊,每天几百架次往这里送大米、白面、自来水,全是空投、空运,弄了一段时间,斯大林一看不对,最后宣布解除,而且无条件解除。这个事苏联就感觉到跟美国对抗力不从心,步步失招。
  就在这个时候,亚洲的事情出来了,给苏联一个强心针,就是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亚洲的事本来没有那么复杂,苏联跟美国都不想在亚洲发生碰撞,美国到欧洲就有点迫不得已,不想来,再弄一个亚洲,那么大,又贫穷落后,不大想管,苏联也不大想管。原来说好苏联的势力范围在远东地区有三块,一是日本海、千岛群岛和南斯拉哈群岛,日俄战争时被日本夺走的,还给苏联;二是外蒙古独立,苏联跟中国就有一个中间地带,和东欧的作用是一样,是他的卫星国;第三是苏联控制东北,主要就是旅顺港、大连港和中国长春铁路,两个港口加上一条铁路,为苏联在太平洋提供一个出海口、不冻港。这是苏联在战后对整个远东战略利益的设计,设计的非常好,而且美国都同意了,雅尔塔远东秘密协定就是这个,而且美苏合作逼着蒋介石签了一个中苏同盟合约,这样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就合法化了。这样的就结果,在亚洲地区美苏双方都是满意的。
  苏联也有一点不满意的,就是日本。在波斯坦开会时说好,日本本土和太平洋的日军由美国人去消灭,大陆关东军由苏联去消灭,苏联也同意,所以出了150万大兵去打关东军。但是对朝鲜没有说好,朝鲜到底由谁占领。实际上是苏联先占领了,因为苏联离的近。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来,对日作战一打响,苏联军队马上从陆地和海上进入到朝鲜,两路军一起。所以到日本投降时,苏联军队已经过了三八线。美国就着急了,那时美军还在冲绳呢。好歹你得给点面子,朝鲜受降要有美国一个地盘。美国人设计了一下,其实三八线是特别随意划的,就是把朝鲜一分两半,美国人想的苏联会讨价还价,我提三八线他肯定不同意,苏联提出什么条件美国都准备接受。汉城给你,汉江给你,到三六线都可以。没有想到斯大林没有讨价还价,说行,就三八线。美国人当时就傻了,斯大林这么精明的人怎么脑子进水了。其实没有,斯大林脑子很清楚,三八线向西延伸就是旅顺、大连,都在三八线以北,包括内蒙的大部分地区,三八线向东延伸就是日本的北海道。他的主要的目的是想苏联军队要在日本本土登陆,结果美国人耍花招,杜鲁门说这事不归我管,你得问麦克阿瑟,他是远东盟军总司令。结果安东诺夫找麦克阿瑟,他就不同意,说不可能。结果苏联就吃了一个哑巴亏。后来为什么战后在日本问题上,苏联没有发言权?主要是在本土没有驻军,如果苏联在日本本土有驻军,现在国际局势就完全不一样。
  吃亏就吃亏了,也认了,总体上斯大林是满意的。但是国共内战一打就把这个事给搅了,主要是共产党打赢了,共产党打输了倒没有什么。共产党打赢了,苏联的想法特别简单,原来是根本不答理共产党,说他们就是农民起义,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与苏联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跟美国人就把中国的问题处理了,而且跟蒋介石条约也签了,东北是我占领的,别让第三国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日本突然宣布投降, 谁也没有想到。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八路军、新四军离东北近,从山东、山西、河北就去了,国民党还远着呢,在缅甸、云南大后方,所以苏联就面临一个问题,共产党先来的,给还是不给。不能给,给了共产党,我就违约了,所以把共产党就赶走了,赶到农村。东北可以待,我看不见的地方就行,离大城市至少50公里以外,别让我看到。就想等着国民党来接收,履行条约,东北就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他就满足了。
  但是没有想到蒋介石信不过苏联,而且他要跟共产党争东北就很着急,他没有办法,只能借美国的飞机和军舰,自己没有。这下就犯了斯大林大忌,自己来就可以了,你坐美国的军舰、美国的飞机什么意思?迫不得已,苏联就得打中共这张牌。所以到了长春机场,美国飞机下不来,为什么?他把机场交给共产党了。说你赶快,国民党就下不来。等国民党走了又把共产党给赶走了,还是去农村待着吧。军舰也是,国民党军队坐着美国军舰来,要登陆了,苏联赶快通知共产党,说国民党马上来了,你们赶快进入阵地,把他赶跑。国民党当然登陆不了,这边老是开炮。说怎么回事,不知道,可能是土匪吧。
  结果折腾一阵,后来还是没有挡住,国民党的飞机海上不行,就从陆地上走。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都是从陆地上一步一步往北开,挡不住,全是美式装备。结果四平一战,共军打不过。这个时候马歇尔来调停了,苏联也希望别打了。中共最后提出一个,干脆我们建立一个东北自治共和国,由中共领导,中共把河北、山东、苏北根据地全部放弃。很像日内瓦会议解决越南问题,十七度线。结果美国也觉得可以。苏联当然赞同。苏联不赞同,中共也提不出这个方案,就是蒋介石不同意。
  蒋介石太过高的估计自己,他认为三个月共产党就完了,我刚丢了一个外蒙古,再丢一个东北,还算领袖吗?不行,坚决不干,不干就打。结果打输了。共产党一进关就出了问题,过了长城就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在东北没有问题,美国也不会干预,但是在中原打起来,苏联管还是不管。这个时候苏联和美国思路完全一样,苏联不想管,他怕苏联管了美国有借口出兵,本来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在中国,天津、青岛都有,要是再派增兵,派空军来,这不成了苏联和美国在中国打仗。美国其实也不想干预这事,美国担心的是,如果我参战了,苏联就有借口出兵了。关键是美国跟苏联都不想在亚洲这里碰撞,所以给共产党提供了机会,中共就把蒋介石打败了,打败了以后问题就更大了。
  1949年年初,基本上大局已定,国民党三大主力都被消灭了,中共百万大军阵兵长江。过去有一个说法不对,说斯大林要阻止中共过江,其实不是,来来往往的电报都公布了,其实不是阻止中共过江,只是当时国民党提出和谈,斯大林不想让美国主导和谈,而要让苏联来主导和谈,因为到12月苏联已经做了基本判断,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预,如果要干预早就干预了,现在国民党主力都没有了,美国人来干什么,不会来。但是很可能美国要进行政治干预,如果共产党拿了天下,美国跟共产党勾搭起来,对苏联就是威胁,东北美国都要染手。
  所以斯大林主要目的不是阻止中共过江,而是阻止美国主导国共和谈,所以他给毛发了电报,说我接到电报照会,他们要和谈,你不能让美国人来,所以我给你起草了一个电报,你把电报发出去。他给毛泽东起草了电报,谁都能调停,就是美国不行,而且我们主张是由苏联调停。就这么一封电报。没成想毛泽东根本就不想谈,谈什么谈,我过了长江天下就是我的了,我谈什么。所以他给斯大林回了一个电报,说没什么好谈的,和平谈判那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是人都看的出来,这事你还不明白?我给你起草一个回电吧,你就这么答复国民政府——他替斯大林起草了一个回电,说苏联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斯大林一看,哭笑不得。领导苏联和世界革命这么多年,哪有人替我起草电报。
  但是这个时候主动权在中共手里,中共势大,所以他没有办法,就说:你理解错了,不是说非让你和谈,只是和谈的旗子你应该抓过来,你只要提一些他们不能接受的和谈条件,就谈不成了,你想打过江就过江。毛泽东一看这个电报,也顺坡下驴,既然这样,就没有问题了,我已经提了八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惩治战犯,第一个战犯就是蒋介石,他肯定不接受。后来这个事就过去了。
  过去以后斯大林就嘀咕,毛泽东究竟是什么人?从1947年春天毛泽东就发电报给斯大林,一直到1948年11月,三番五次要去莫斯科见斯大林,斯大林就不让他来,为什么不让他来?斯大林怕担责任,中共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你这个时候到莫斯科,不就是告诉人家这个事是我在背后搞的。这会儿更不能让他来,不了解,这是什么人呀。于是派米高扬去一趟,这就有米高扬秘密访问西北坡。
  1949年2月,这个访问的结果非常好,中共和米高扬所有的谈话记录,以及米高扬和斯大林来往的电报都解密了。从这些档案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又能做事又会说话,涉及到中共利益的寸步不让,但是到这会儿好话说尽,你看这谈话记录,就是吹捧苏联,说苏联走过的路就是我们要走的路,中国共产党就是要跟着苏联走,你们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我就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这话说了三遍。斯大林觉得还不错,苏联真正决定要跟中国共产党结盟,就是米高扬回去以后。一个证据就是,原来苏联对中共的援助都是在党的系统决定,你看档案,全部是在党的会议上做决议,政府从来不干预这事。因为你不是政府部门,你是在野党。但是1949年4月,改由苏联部长会议做决议了,援助中国政权,说明苏联也不在乎公开化了。但是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我说了这么多好话,米高扬也没有表态就走了,斯大林是接受我还是不接受?所以就说,刘少奇你赶紧去一趟莫斯科,咱们也秘密访问。
  后来历史上这个事闹了一个很大的误会,因为档案没有解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刘少奇什么时候去的,但是都知道毛泽东6月30号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这个都知道,但是怎么一个因果关系呢,大家不清楚。后来师哲写回忆录,说刘少奇是7月4号去,就是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以后刘少奇去的莫斯科,因果关系就是中国先向苏联一边倒,然后刘少奇再去征求苏联的意见。其实不是,刘少奇6月27号到了莫斯科,而且当天晚上就跟斯大林谈了,谈的结果非常好。斯大林说,少奇同志有什么要求呀,说吧。刘少奇也不客气,提出要钱、要枪、要炮,要海军、空军,要贷款、要专家,开了一个大单。斯大林说没有问题,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要什么给什么。第二天,6月28号刘少奇把电报发给毛泽东,谈的非常好,斯大林完全接受了我们,这样毛泽东才下了决心发表一边倒的宣言。
  这个当中还有一个事,美国人当时也在探听,中国共产党是跟着苏联还是不跟着,还是怎么着,也想摸这个情况。所以南京解放的时候,司徒雷登没有走,周恩来当然知道什么意思,他就派黄华去跟司徒雷登接触,而且告诉司徒雷登,你到北平有可能见到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不知道为什么司徒雷登没有把这个事告诉白宫,我查了他的日记,还有很多美国档案,也可能觉得这个传话不可靠,不是直接跟他说的。等到23号他要回国述职时,黄华给周恩来发了电报,说司徒雷登要回国了,上次跟他说来北京的事,他也没有回音,是不是再问问他。这个时间是6月23号,毛泽东亲自在周恩来的回电上加了一句,请转告司徒雷登,还有北上这件事,在适当的时候。那个时候毛泽东也留了一手,当然已经宣布要向苏联靠拢,这个在党内已经讲了,但这时还是不知道苏联的态度,万一一脚踩空怎么办,要留一手。
  司徒雷登一看这个消息是真实的,马上告诉白宫,中共让我去北平,去还是不去。美国正好是中期选举,也怕这个事透露出来,做的非常慎重。发了电报以后就跟黄华讲,去也可以(没有得到批准的时候),我不坐火车去,要坐飞机,而且要坐美国航班。你们看怎么办?黄华28号把这个电报打过来,结果电报到了周恩来那里时,毛泽东已经接到刘少奇的电报,拿到电报一看,又加了一句话,告诉司徒雷登爱来不来,来也没有什么好谈的。随后就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但是美国人还是没有下决心,他们对言论看的不是很重,要看实质问题。
  那个时候蒋介石还在重庆、云南,一直到11月8日,国民政府才迁到台湾,到年底,毛泽东又去了莫斯科,但是一直没有结果,也没有音信。这个时候,美国必须做出决定了,到底对中共和新中国采取什么立场。其实毛泽东去莫斯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废除1945年的中苏同盟条约,就要重新签订一个条约,但斯大林不干,因为苏联的利益都是这个条约保证的。你不干我就不走了,结果所有共产党领导人祝寿完都走了,就毛泽东住在那里不走,他也不出门,一天到晚看电影。
  这种情况对美国人来说,当然是个机会。他们判断中苏之间一定有麻烦,有矛盾。12月29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开会讨论,决定放弃蒋介石。当时美国军人一派意见,美国国务院一派意见,军人主要是军事角度,觉得台湾不能丢,台湾得在美国人的控制下,所以得保护国民党,但是艾奇逊说不能这么看,关键不是台湾归谁,而是中共跟谁。美国在亚洲的敌人是苏联,不是中国人,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分裂中苏,让中共靠近美国,或者让他中立,怎么办?很容易,你把蒋介石卖了,就完了。毛泽东现在最想统一台湾,让他统一就可以了。
  这样,杜鲁门就在1月5号发表了宣言,宣布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会干预在台湾发生的战争、1月12号艾奇逊有发表公开演说,和这次彭斯的讲话差不多:我们对中国人多好,历史上怎么怎么样,我们在中国没有租界地,又没有参加八国联军,是谁欺负了你们?你们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谁给夺走了?谁在新疆给你们捣乱?谁把外蒙古捣鼓出去的?这就刺激了斯大林,美国的想法是要离间中苏,但是他刺激的是斯大林,斯大林本来不想答应毛泽东这些条件,最后没有办法都答应了。所以签了一个新条约,而且关于东北问题的协定也按照中国的要求,1952年要无偿归还旅顺港,协定签订之日起无偿归还大连港,1952年还要归还中长路。结果,美国人本来想离间中苏,反而促成了中苏同盟条约。
  但是,美国虽说帮了中国的忙,也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乃至整个冷战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本来想拉中国,没有拉着,反而给推出去了。中苏同盟条约一签,美国一看坏了,整个世界格局就发生了变化。原来共产党的势力在欧洲,现在到了亚洲,而且到了太平洋边上,跟美国面对面了。所以1950年4月份,美国政府确定了一个新的战略方针,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全面围堵,全面遏制。原来在欧洲遏制,现在在亚洲。
  在这种情况下,从大的格局来看,美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共产党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闹事都是一种危机。其实朝鲜战争是非常偶然的,朝鲜战争、中共打台湾、越南胡志明都一样,美国都会反击,为什么?4月份的文件一经确定,美国顾问又回到台湾,军事援助也开始增加了,这都是在朝鲜战争之前发生的事,如果朝鲜战争不爆发,美苏之间在亚洲的冲突可能会推迟,但是美国的政策已经定了,那就是看社会主义阵营有没有动作?果然有动作,就是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爆发,我们看亚洲冷战,是以热战的面目出现。先是朝鲜战争,后来又是越南战争,又是金门,全是热战。亚洲朝鲜战争爆发的大背景,一是朝鲜本土矛盾,是南北方的冲突,二是美苏冷战,已经全面对抗,但是导火索不是南北之间、也不是美苏之间的事,而是中苏之间的事,是中苏矛盾,是斯大林点燃的导火索。因为苏联必须与中国签订新的同盟条约,否则就会让美国的阴谋得逞,但是中苏结盟的结果,是斯大林要放弃他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丢掉旅顺和大连、中长路,失去在太平洋的不冻港和出海口。那么,斯大林有没有办法做到两全其美,能不能想一个办法,既保证跟中国的同盟关系,又能维持住在远东地区的出海口和不动港。怎么办?就是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
  为什么会做这个判断,我们还是来看档案文献。其实,这也是中国提供的一个启示,周恩来递给斯大林的解决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的方案中有一条,前面是讲你要归还什么,里面有一条讲到:如果远东地区发生战争或者战争危险,苏联军队可以继续留在旅顺港,1月26号周恩来把这个方案交给苏联人。1月28号苏联回复同意了这个方案——背景就是刚才说的美国的压力。同时苏联又加了一个补充议定书,就一句话“如果远东地区发生战争或者有战争危险,苏联军队可以沿中长路自由调动”,最后中国同意了。说明什么、结果是什么?中苏同盟条约按照中国的意见签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远东地区出现了紧张的局面、战争的局面,我们可以不履行这个协议,苏联还可以继续留在旅顺港,中长路仍然由苏联控制。
  斯大林就要点燃导火索了。1月28号苏联把这个方案交给中国以后两天,1月30号斯大林给金日成发了电报,我同意你的军事计划,但是这件事要做得非常缜密,你到莫斯科来,我们仔细商量。在此之前,斯大林一直都不同意,金日成三番五次要开战,要这个要那个,斯大林不同意,毛泽东也不同意,毛泽东甚至跟斯大林说过,是不是可以在朝鲜找一个更有经验的领导人。但是30号,斯大林就突然改变了主意。后来,朝鲜战争就爆发了。
  现在来看,朝鲜战争爆发是亚洲冷战的一个标志,其实起因之一是中苏同盟,如果中国不跟苏联结成同盟,苏联也许就不会同意金日成开战,美国整个亚洲战略也不会发生变化。朝鲜战争爆发,是朝鲜南北双方的矛盾、美苏之间的矛盾和中苏之间的矛盾这样三种因素重叠在一起的结果,内在原因是本土的,外在原因是国际的,而点燃导火索的是斯大林,是中苏矛盾。
  现在很多人说,当时中国不应该与苏联结盟,美国人也在讨论,是不是失去了机会,回过头来说,中共当时很难做出要跟美国合作的决策,如果是1944年还可以,1944年真有机会,结果美国人没有抓住。“迪克西”使团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话都说到家了,跟美国人讲,我们要向美国学习,只有美国可以援助中国,别看我们是共产党,我们现在不搞社会主义,我们所有的政策没有一件是美国企业家不能接受的,我们共产党的目的跟美国总统林肯一样,就是解放黑奴。当时中国战区蒋介石跟史迪威矛盾特别大,朱德说中国战区特别需要统一指挥,而且最好由美国人指挥。美国一听,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强多了。周恩来还说,希望美国在延安建个使领馆,这样办签证就方便了。
  但是这个机会美国没有抓住。1949年中共已经没的别的选择了。中共当时又不了解美国的政策,即使有情报,也未必敢相信。我刚才说的是这些情况,是因为档案已经解密了,看起来很清楚。所以,历史学家都是事后诸葛亮,当事人并不知道当时这个事情,他知道的就是美国人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要消灭共产党,苏联跟美国势不两立,如果不靠苏联,中国共产党何以维持政权。
  亚洲的冷战,归根到底是因为苏联确定了划分两个阵营和继续世界革命的方针以后,把中间地带——中国、朝鲜都是中间地带,卷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使得冷战在亚洲,在全球范围爆发了。
  回过头来归纳一下,可以看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冷战主动方面是美国,这个结论是不错的,但是苏联在很多方面应对的方略失策,还有当时的状况,因为它和美国还没有进入到一个体系,所以很容易分手。现在中国跟当年苏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中国现在跟美国在一个国际体系中,不管是安全问题、贸易问题、金融、气候问题等等,在一个体系中运作,要想分开谈何容易。斯大林当年跟美国就是谈恋爱,谈两年没有谈成,两个人分手了,现在您跟美国都领了结婚证,想离婚,哪有那么容易——这房子归谁、汽车归谁?搞不好还有两个孩子呢。真的是这样,所以美国人想打中国人一拳,不知道哪一拳打到自己身上。就现在中国和美国状况,要说真正进入冷战,还有一些日子,至少得做清楚的切割才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给中美两国领导人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时间,好好想想是不是真要走到这一步,真到这一步对谁有好处?
  谢谢大家。
  潘英丽:沈教授对冷战作了最权威的解读,他也是中国这方面最权威的专家。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提问:沈老师,我想提一个问题。我们研究历史就点像研究红学的索引派,要以档案为主,要看到真凭实据。听讲话时老师有说,日本、德国、意大利反共轴心三国的问题,说苏联要加入,您是通过逻辑推演还是说真的看到档案,那个真有点骇人听闻的感觉。
  沈志华:我可以找给你看。俄文的会谈记录原来就公布了,现在德国的档案也有了。只是这个问题不好写。
  提问:我的问题是,提到美国1950年4月国安会做的决定,在全球封堵共产主义的挑战,沈教授的观点认为这是中苏结盟的结果,这个问题是不是值得商榷,因为当初美苏更激烈的对抗该是在欧洲。柏林危机、希腊危机、土耳其危机,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国安会的决定更多的是由欧苏问题导致,而不是由中苏同盟的影响。沈教授这是您的推论,还是有学术界的共识?
  沈志华:这个问题有道理。关于68号文,这个准备比较早,大概2月份开始准备,那个时候中苏条约还没有签,首先是针对1949年8月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但是在文件准备的过程中,紧接着10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跟着2月份中苏签同盟条约,使苏联的势力范围一下子扩大到亚洲,这与苏联在东欧的卫星国绝对不一样,一下子就跨到了太平洋沿岸,而且中国这么大的体量跟苏联拢在一起。美国的目标当然不是中国,还是苏联,但是一直到1962年之前,美国的思维定式就没有变过,他认为中国和东欧一样也是苏联的卫星国,所以他是针对苏联的,没错。但是他把你算作苏联的势力范围,就像他对东欧国家的态度,是一样的。
  潘英丽:再一次感谢沈教授精彩的演讲。讲话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8/11/1   发布时间:2018/10/29

旧文章ID:17307

《环时》社评引〝共存共荣〞舆论哗然

作者:  来源: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月25日访华得到了高规格接待,中国对日外交策略的改变引起外界关注。当天,《环时》发表了一篇社评,高调宣扬要重建中日友好。文中将日本侵华时期汪精卫伪政府提倡的〝共存共荣〞阐述为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原则〞,令舆论界一片哗然。

""

  据了解,《环时》10月25日发表的那篇招致舆论反弹的社评,以〝中日社会需调整心理 重塑彼此认识〞为主题,一反常态地开始〝反省〞过去紧张的中日关系。其文声称,〝中日最不该的是互相看不起,搞意气之争。〞又称由于中日相互搞〝远交近攻〞,导致〝原本一般的冲突就能演化成双方的严重对立,事事都能上升到国运和国家尊严的高度〞云云。
  然后这篇社评宣称,〝在确立了彼此尊重和共存共荣的大原则后,中日就容易和而不同了。〞
  接着,这篇社评又罕见承认〝日本从技术更新到精细管理,有很多值得中国长期学习的优点。〞甚至声称〝中国身边有一个日本这样的规模不很大、但精致程度却很高的国家,是很不错的一件事。〞
  该文并声称,中国社会应该〝克制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想像〞,不要总是拿日本可能重新侵略中国的风险来〝吓唬自己〞。
  最后,文章把前几年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日本的〝不断躁动〞,并呼吁中日双方减少〝互疑〞,增加〝相互谅解和适应性〞,以便〝为两国关系的回暖不断加注动能〞。
  以往一贯在对日问题上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发表激昂言论的《环时》,现在突然改弦更张,把日本侵华时期汪精卫伪政权宣扬的中日〝共存共荣〞阐述为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原则〞,令一众中国网友惊呆。


汪伪政府和平反共
建国宣传单

  有网友表示,《环时》的这篇社评让自己〝一头雾水〞,直言自己过去几年被《环时》等洗脑,早就〝仇日仇到骨子里〞,现在突然高调媚日,要大家与日本人〝共荣共存〞,这简直让自己都〝快精神分裂〞了。

""
""

  有网友发帖说:〝@环球时报和各位主编,你们现在是不是疯了?还是有意为之?‘共存共荣’这词儿能随便用?这种明确的历史性词汇,有明确历史出处。下一步难道为了讨好太君,〝大东亚共荣圈〞这词儿也要用出来吗…有点基本底线行不行…〞

""
""

  还有中国网友整理出过去几年《环时》发表的仇日言论,还有该报煽动中国人抵制日货的相关报导,讥笑《环时》是世界上〝最强车手〞,那个〝弯〞想怎么拐就怎么拐。该网友感叹,〝很少有人能兼顾爱国狗和叛国狗,你们就做到了……〞

""

  针对《环时》的社评把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归结为日本右翼〝挑事〞的说法,网名为〝小可〞的作者撰文反问道,〝什么?日本右翼‘斗志昂扬’的原因,竟然是中日社会没有淡化历史?!

""

  2012 年 ,在中国的多个大中城市曾爆发过声势浩大的〝反日大游行〞,当时就有人打出了〝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的大横幅,以宣示要与日本人死磕到底的决心,而这和《环时》等媒体不断发表仇日文章有一定的关系。

""

  因此,前述〝小可〞的评论文章,对这种〝名为爱国实为害国的爱国贼〞表示〝扼腕叹息〞。
  〝小可〞接着又翻出了《环时》2012年9月11日发表的一篇煽动国人〝保钓〞反日的文段,其文称——〝保持并扩大争议都必须有行动,在钓鱼岛问题上这些行动就是民间保钓,组织渔船前往作业,中国执法船越来越频密的巡航等等。随着日方控制行为的加码,我们的行动也要不断升级。与日本不是斗一天两天,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发展需要不断压到钓鱼岛上。〞

""

  最后,〝小可〞感慨道,〝以前一直以为神雕大侠杨过的黯然销魂掌是最厉害的,如今面对总胡编的‘朝三暮四拳、翻云覆雨手’,请允许小可我频频骂街!〞
  其实,作为日本的邻居,中国与其和平相处是应该的。日本确实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值得我们学习,至少说许多人用的照相机都产于日本。它优美的风景和整洁的环境也吸引了不少国人前去参观游览。这都很正常。但两国国民的感情过去几年受到严重伤害,因此中日关系几年内很难回到三、四十年前的蜜月期。作为媒体还是应该有定力,至少应该保持一贯的办报理念,否则会丧失公信力的。
  老人家早年说过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现应改为世界不是我们的,也不是你们的,是《环时》的。

来源时间:2018/11/1   发布时间:2018/10/28

旧文章ID:17306

刘亚伟:美国中期选举及其政治和政策走向

0

作者:刘亚伟  来源:大国策智库

  美国中期选举如火如荼,选民手中的选票既可以维持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对美国政治舞台的继续垄断,也可以让民主党人成为拉住特朗普这个脱缰野马的绳索,使得美国的国内政策不再走极端,对外政策不再以退群和打压为主。然而,无论中期选举结果如何,美国对华政策的高压态势不会马上发生变化,美国千疮百孔的民主之车也不会马上进入大修。
  投票和选举是美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司空见惯的组成部分。2018年11月6日,美国将举行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的中期选举,从参与选举的候选人和选民的情绪来看,这次选举仿佛格外重要,与美国的国运有关。
  特朗普总统隔几天就参加一次助选集会,声嘶力竭地动员共和党人提前投票或在选举日投票,否则民主党就会“卷土重来”,他们肯定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民主党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和前副总统拜登也走不辞劳苦地走南闯北,告诉民主党的支持者,选举是有后果的,如果他们还要有医保、救济、流产的权利,如果他们还希望美国不对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关闭大门,他们必须把共和党人“赶出”国会、州政府和州议会。
  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美国的大新闻“层出不穷”。10月4日,美国现任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高调宣布美国与中国进入大国竞争时代,并指责中国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10月22日开始的一周,美国警方相继发现寄往索罗斯、希拉里、奥巴马和拜登家中的炸弹包裹,而这些人不是民主党的大佬就是金主;一直攀升的美国股市也于近两周出现大幅度下滑。
  最近一个月来,只要在美国拿起报纸、打开电视或收音机,读到的、看到的和听到的都与竞选或对中期选举的分析有关。一次例行的选举为何会让美国的政客和选民如此紧张?这次选举会给美国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它会改变美国对中国越来越强硬的政策吗?它会帮助完善问题重重的美国民主制度吗?
  一、历史是一面镜子
  在美国,每两年一次的中期选举不如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那么激动人心,但它的重要性一点不弱于大选。首先,它牵涉国会众议院435名议员、参议院100名参议员当中的三分之一和近30多个州长及州议会成员的席位;其次,它是选民给白宫主人做出的重要操行评语;第三,它决定未来两年美国政治的走向;最后,它决定两年之后总统选举的态势。美国历史不乏一次中期选举改变美国当时“国运”的例子。
  1858年,刚刚成立四年的共和党借着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奴隶制浪潮,一举在众议院中获得多数席位,彻底改变了美国就奴隶制的立法态势,使得一直拥护奴隶制的民主党突然处于守势。美国南方各州的领导人放话说,如果共和党人在两年后入主白宫,他们就会出走和另行建国。两年后,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美国南方11州独立,美国内战爆发。
  从1858年起一直控制着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在1874年的中期选举中一下丢掉96个席位,民主党再次控制了立法权,由共和党主导的旨在恢复种族平等、把黑人纳入政治和社会主流的南方重建运动戛然而止。南方进入一个对黑人歧视和欺压超过奴隶制时代的新种族隔离时代。
  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把共和党打得落花流水的民主党人于1966年在众议院丢了47个席位,在参议院丢了3个席位,多年失势的共和党利用民众对民权和反战运动的不满和厌倦,高举恢复稳定和治安的大旗,再次控制了立法权,结束了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启动的“新政”,并为两年后尼克松当选总统铺平了道路。
  1994年,由共和党人金里奇(Newt Gingrich)统领的“共和党革命”通过猛烈抨击克林顿和启用崭新的草根政治动员造成民主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丢了53个和7个席位,使得共和党自1952年以来第一次同时掌控参众两院。克林顿总统痛定思痛,及时打右舵,将曾急剧左转的民主党拉回到中间道路,终于在1996年获得连任,但未能阻止共和党1998年对他的弹劾,并因此“身败名裂”。
  2010年,在奥巴马总统主导下通过的奥巴马医改法案成了共和党和新近崛起的茶党攻击民主党的主要靶子,共和党在选举中一举夺回67个众议院席位和6个参议院席位,彻底打乱了奥巴马政府的立法和执政节奏,一个本来可以改变美国的领导人不但没有改变美国,反而使得美国的沉渣泛起,最终导致了特朗普的上台。
  二、民主政治不是一场游戏
  不少人认为民主政治就是金钱交易和暗箱操作,就是政客的无理吵闹和相互攻击,是一种没有效率和效力的程序游戏。在美国,政治肯定离不开钱,但钱仅仅是政治的一部分。特朗普有钱,但是他竞选的时候并没有花自己的钱,募捐到的钱也远远低于希拉里,他的当选不是金钱政治的产物,而是愤怒政治的产物。美国那些被全球化和信息化抛在身后并被“政治正确”激怒的选民参选的积极性大大超越了民主党选民,从而让一个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会被抛弃的候选人成了总统。
  那么,美国这次中期选举的后果会是什么?目前美国媒体和专家的基本判断是,民主党在众议院获得多数的可能性很大,在参议院胜出的可能性较小。民主党只要从共和党那里夺走24个席位就可以成为众议院的多数,而目前有25个众议院选区是希拉里2016年获胜的选区。民主党在不少州政府和州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也很大。
  如果民主党在两院和地方选举中获胜的话,美国政治马上会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民主党在众议院获得多数席位意味着由共和党主导的立法议事日程将被有效制止。特朗普执政以来最大的立法胜利是减税,而减税的最大受益人是美国的富人阶层和跨国公司,穷人和小企业获益微不足道。民主党因为在众议院势单力薄,无法阻止这一立法。特朗普想要还没能付诸行动的其他法案,如移民、基础设施重建、福利制度改革和废除奥巴马医改等,将被众议院多数党冻结或修改。民主党人还能控制联邦政府的预算制定,有效控制特朗普政府要扩大国防开支、减少科研、教育和社会福利开支的本能。
  民主党人控制众议院还意味着各个委员会调查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是否“通俄”的力度将会加大,资源也会增多。更为重要的是,众议院还可以根据调查结果及特朗普的其他“违法”行为,诸如拒绝公布自己的纳税记录、拒绝将自己的财产转入无名托拉斯(blind trust)、鼓励外国政府和企业使用特朗普酒店和会议场所等,启动弹劾程序。
  如果民主党能在参议院也获得多数席位,那他们就可以阻止对民主党人来说不啻于噩梦的共和党议事日程——在最高法院和各级联邦法院安插保守派的法官,通过司法决定改变联邦法律,使得美国的社会生活急剧右转。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他提名的两名最高法院大法官都获得了确认。即使民主党人动用所有政治资本也无法阻止特朗普的提名,因为在参议院确认联邦层面的法官只需要简单多数。特朗普上任两年以来提名和确认的联邦巡回法院和上诉法院法官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奥巴马同期。这些法官的任命都是终身制,意味着即使白宫和国会改弦更张,司法机构仍然可以长期捍卫共和党的价值观以及由共和党控制国会时通过的法律和白宫做出的行政决定。
  美国将在两年后举行新的一次人口普查,而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将决定每个州在众议院的代表数。与此同时,各州的立法机构将根据人口普查重新划分选区。哪一个党控制州级议会、州长及州务卿的位置,他们将按照本党选民的分布情况重新划分选区,以保证本党在位政客和参选候选人更容易当选。如果共和党继续目前对州议会和州政府的控制,特别是在南方各州,他们将按照本党利益重新划分选区,这样一来,民主党要“翻身”的梦想可能在2020年-2030年这段时间都只能是梦想。
  三、特朗普是一面“旗帜”
  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并不在中期选举的选票上,但这次选举与他本人的政治前途和政治遗产息息相关。与美国传统从政人士相比,特朗普显然是异类。他是富家子弟,与美国绝大多数选民没有相通之处;他没有任何执政的经验,也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商人;他不但爱吹牛,还撒谎成性,常常靠恐吓和威逼迫使对手让步或妥协;他见异思迁,已经离过两次婚,跟无数女人有染;他虚荣心极强,报复心更重,对背叛自己的人穷追猛打;他是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其政治生涯起于指责奥巴马出生在非洲,没有当美国总统的资格。
  这样一个“烂人”怎能在2016年战胜一个一辈子都在政治角斗场内磨爬滚打的职业政治家?首先,美国本身的选举制度导致选民意愿与选举团选票脱节,希拉里在选举中得票超过特朗普,结果还是败北;其次,特朗普从百万富翁摇身成为亿万富翁的传奇对不少选民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商人治国也许更有效;第三,特朗普曾主持过收视率极高的“学徒”节目,在全国有极高的知名度,并知道如何扣牢观众们的注意力;第四,他不拘一格的竞选语言、摆脱“政治正确”的煽动风格、对症下药的政治承诺给美国政坛带来一种“新气象”;第五,他熟练掌握了社交媒体这个最直接拉近与选民距离的工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知道美国下中产阶级在21世纪的不安和愤怒,并有效地把他们的不安和愤怒转化为参政热情,他用“美国第一”和“让美国更伟大”两个简单易懂的口号牢牢控制住了这些人的政治神经。
  但是,特朗普清楚他在2016年的胜出或许是偶然,他也知道自己的民调支持率一直处于40%或更低的水平,至少有一半以上的选民对他深恶痛绝,他更了解在中期选举中不满的选民一般都会拿总统所在政党出气。而最让他担心的两件事是:一、一旦共和党败选,民主党控制众议院,他会面临被弹劾的危险;如果共和党同时丢失众议院和参议院,他被弹劾下野的可能性则更大;二、共和党的大败将表明他的政治魅力和个人感召力烟消云散,本党其他跃跃欲试的政治家将会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预选中向他发起挑战,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目前待价而沽的共和党人包括亚利桑那州即将退休的参议员杰夫·布雷克(Jeff Blake)、俄亥俄州长约翰·凯西奇(John Kasich)和最近刚刚辞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一职的妮基·黑莉(Nikki Haley)。
  因为共和党“败走麦城”的后果如此严峻,特朗普在竞选中已经越来越口无遮拦了。在2016年选举中,他说一旦当选他会让墨西哥政府为在美墨边界建筑大墙买单;最近,中美洲难民往美墨边境进发并执意要进入美国寻求政治避难,特朗普对选民说,这些难民中混入不少中东人,为阻止他们入境,他会冻结给中美洲国家的援助并动用美国武装部队封锁边境。他对选民说,请投票支持共和党,他保证选后再启动一次新的减税。他在演讲中还嘲笑和讥讽民主党候选人,说他们不过是社会主义的下三滥。他甚至指责中国和俄罗斯在窃听他的个人电话。尽管特朗普这些话都是无中生有或人身攻击,他所去的每个造势场合都会爆满,他的演讲使得那些支持他的选民如醉如痴。
  特朗普是共和党的一面旗帜,共和党目前最重要的中流砥柱。在过去几个月的共和党预选中,他在推特上支持谁,谁就会脱颖而出成为正式候选人。共和党没有一位候选人不请他去本选区助选,连在2016年选举中被他骂为“骗子”的得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泰德·克罗兹(Ted Curze)也请他去站台。如果这次共和党守城成功,特朗普就是最大的功臣,他们的“看齐意识”会筑成新的保守主义铜墙铁壁,把“特朗普主义”进行到底。
  当然,如果共和党丢城失地,那特朗普后两年的日子会过得如坐针毡。
  四、中国不是一张牌
  回望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中的重要承诺,他基本兑现了四项:废除了跨太平洋合作伙伴机制;退出了巴黎气候协约;大幅度减税;拿中国对美贸易的巨大顺差开刀。7月份中美贸易正式进入冲突阶段,双方刚开始感到这一冲突带来的严重后果。在美国,股市最近几次大幅度下跌、房市也开始下滑,新一轮经济萧条的迹象已经若隐若现,而美国百姓可能在感恩节和圣诞节前后第一次感受到征收关税对他们钱包的挤压。在中国,人民币贬值、股市持续下行、企业资金流断供,而贸易摩擦带来的最大危害在于由此形成的心理压力和信心丧失。
  因此,在中美两国都有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中期选举上,希望共和党的失败可以改变国会的构成,转变行政部门的心态,为中美尽快就贸易问题达成妥协营造新的氛围。当彭斯在10月4日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之后,不少人说,这是特朗普在打中国牌,试图以中国威胁动员选民去投票,保证共和党在选举中不失守。
  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打中国牌,卡特1979年决定中美建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打中国牌,但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引发苏东巨变之后,中国就不再是一张牌,而是美国“笼络”的对象、改革的目标和潜在的伙伴。29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中国要钱、要技术、要市场,不吃笼络,特立独行,终于在2018年年初被美国贴上了“修正主义大国”的标签,而彭斯的讲话则公开宣布,大国之间相互竞争的“战国时代”正式开始。彭斯讲话的另一个意义是对中美关系作出了新的定性,两国表面看现在是因为贸易问题发生冲突,其实两国之间的水火不容是全面的和深刻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几十年一路走来形成的积怨不会在短期内化解,它需要两国领导以最大的诚意、超人的勇气、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无比的决心去面对,共同寻找解决的办法。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不共戴天的今天,如果说两党还有什么共识可言,那就是:中国是正在扶摇崛起的竞争对手,如果不遏制,美国将会被赶出东亚和西太平洋,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守势。
  美国今日的惶恐从2009年就开始与日俱增,奥巴马因此提出了“亚洲再平衡”,但一直没有跟中国翻脸。只有特朗普这样的人敢跟中国翻脸,会跟中国翻脸,并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试图逼迫中国就范,改弦易辙。
  对今天的美国来说,中国不是一张牌,是强劲的对手,是拥有举国模式的敌手,是价值观不同、治国理念相悖的另一个灯塔。中期选举不会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中国应该未雨绸缪,做好与美国长期竞争的准备。
  五、美国的民主是不是一辆破车?
  美国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民主是它成为超级大国并保持其世界“霸主”的主要机制。但是,美国的民主在近20年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竞选总统,前者由于最高法院的判决当选总统,使得人们意识到美国建国之父设计的选举制度存在巨大漏洞。美国朝野仁人志士纷纷提出要进行选举改革,取消选举团制度,推行一人一票决胜负。但这样的改革必须修改宪法,而宪法修正案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会议员支持,还要经各州公投认可,,要动太多人的奶酪,目前完全不可能。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对公民联合委员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United Citizens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一案中判决前者获胜,允许美国企业可以作为个人对竞选无限制、不封顶捐款,美国选举从此进入拼钱时代。
  因为共和党在美国南方和中西部大权在握,他们先后通过了一系列限制底层选民投票的法案,使得民主党的投票基础日渐萎缩。
  2016年特朗普出人意料获得大选胜利,标志着美国民主进入一个动荡时代。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崇拜者们,他们无法回答以下的问题:这样一个犯了无数致命错误的候选人怎么可以当选?这样一个公私不分、撒谎成性、辱骂老兵、蔑视女性、歧视移民和少数民族的总统怎么会被美国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看成历史上最好的总统?是美国人改变了价值观,还是美国选民真的鼠目寸光和无知因而无畏?
  美国的三权分立是民主制度防止政客专权和腐败的最佳制度安排,但是美国目前的制衡状况是,行政部门一个人说了算,执政近两年,联邦政府层面许多高级官员位置仍然空缺,白宫高官像走马灯一样更替;立法部门因为两党各执己见,很少能心平气和地议政,更难通过两党都支持的议案,国会议员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雇佣军;最高法院因为特朗普提名大法官和共和党控制参议院而变得可能已经丧失了司法独立,成了保守派打击进步派的前沿阵地。
  中期选举如火如荼,美国选民手中的选票既可以维持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对美国政治舞台的继续垄断,也可以让民主党人成为拉住特朗普这个脱缰野马的绳索,使得美国的国内政策不再走极端,对外政策不再以退群和打压为主。
  无论结果如何,美国未来两年的政治走向会因为这次选举发生重大变化,但不会马上启动对美国这辆千疮百孔的民主之车的大修。

  文章部分内容发表在《财经》杂志2018年第24期(2018年10月20日出版)。

来源时间:2018/11/1   发布时间:2018/10/30

旧文章ID:17305

美中贸易战会不会在年底休战?

0

作者:邓聿文  来源:FT中文网

  自美中贸易战开打后,形势一直向悲观预期方向发展,尤其在特朗普威胁对余下265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后,市场忧虑两国贸易清零脱钩。但事情或许未坏到这个地步,我提出一个大胆的预测:贸易战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前休战。已有迹象显示这一点。
  言辞和情绪很多时候并不能代替真实的市场感受。无论从理论还是以往贸易战的实情看,贸易战都是损人不利己的,不过是损失多少而已。美中贸易战的数额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因此不可能像特朗普吹嘘的那样只对中国有杀伤力,对美国损失不大或所受影响可忽略不计。从中国公布的前三季度贸易数据以及联合国贸发局发布的上半年各国投资数据看,贸易战并未达到美国期望的改善贸易逆差和吸引外国投资之目的。
  中国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2.2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9%,其中出口增长6.5%,贸易顺差1.44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对美出口同比增速6.5%,在贸易战开打后的7、8、9三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连创新高,每月都突破300多亿美元。这与美国对华出口增速降低有直接关系,也可用贸易战的滞后反应来解释,但至少说明,贸易战很难从根本上扭转美国的贸易赤字。鉴于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机电,假如美国进口中国的产品也以机电占大头,那么基本可以断言,美国难以做到舍弃中国市场,因为要寻找替代产品并不容易。换言之,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比人们预估的要高。退一步说,即使贸易战的影响在明年显现,由于中国对欧盟和东盟的出口增速都高于对美出口,中国还开辟了俄罗斯、波兰、非洲等新市场,所以对美出口的减少也可由上述市场的增量抵消一部分,因而贸易战整体对中国的出口影响不是很大,至少不是致命的。
  另外,中国在今年上半年吸收的FDI增长6%,总额超过7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而美国则暴跌73%,下半年美国吸收的对外投资或许比上半年有好转,但资金净流出仍将是大概率现象。这种情况未来几年都不一定能扭转,这使得特朗普吸引外国对美投资的目标也落空。
  上述状况会否导致特朗普政府对继续威胁打贸易战要仔细权衡,不好判断,然而,这至少会成为牵制华盛顿的一个因素。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会增加抵制美国的信心。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也没有掉以轻心。因为贸易战影响的主要是人心和信心,中国市场本来对去杠杆就杯弓蛇影,贸易战的叠加效应会进一步放大市场的脆弱,这已在中国股市和汇市得到验证。市场经济是信心经济,信心不足,迟早也会使经济出大问题。
  由此看来,美中双方其实都有止战愿望。中国政府对此不隐瞒,特朗普虽然口头还很硬,但从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透露两国首脑将在11月召开的G20会议上见面、协商贸易问题看,不排除特朗普亦想借此休兵,如果中国答应的条件让特朗普满意的话。
  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如何来判断特朗普是否满意中国的条件。特朗普自称交易大师,美国迄今对中国的出牌,包括贸易战在内,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特朗普在朝核问题上的做法的翻版,即在一个对象上进行极限施压。特朗普采取这一手段,迫使金正恩走向谈判桌。只是中国在贸易施压上的反应超出其预期,这使得特朗普也寄望于通过两国领导人的直接会面来解决贸易争端,就像他和金正恩做的一样。特朗普在祭出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时已做出这个表态。但中国对此没有回应。
  G20会议对美中领导人都是一个机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参会,不和特朗普见面似乎不妥,而他不去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双方见面而达不成成果,还不如不见。因此,双方一定是有备而来,双方团队会就可能的妥协展开协调。换言之,特朗普不大可能像之前那样对中国漫天要价,否则中国定会不答应,但中国可能亦不会死守过去的原则,可能在美国在意的某些方面,做出较大让步。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最近在G30国际银行会议上的发言已经透露出这一点。易纲的讲话外界需要注意的有三点。一是,提醒美国不能只盯着对华贸易逆差,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存在巨大盈余;另外,美资企业在中国生产、销售的数额也相当大,而这并未统计在中美贸易数据中。二是,中国已经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然而,仍真诚希望找到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三是,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
  考虑北京年底要举行改革40周年的庆祝会,在这个会上总要出台一些实质性改革举措以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的关切,而且,从贸易战发生后,中国社会对改革的焦虑及体制内学者、高级官员以及官媒不断放出的以改革应对外部挑战的信息看,习近平不难体认到改革并非可以做做表面文章就可糊弄过去的。因此,如果易纲的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对贸易战的最新口径和表态(而事实上很可能是这样),那么,习近平带给特朗普的礼物很可能是在国企的保护问题上采取“竞争中性”原则来满足美国的要求。
  另外,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日前在接受三大官媒的联合采访中也透露,中美正在接触。接触什么?不外乎两国的工作团队在为习特会的见面进行协调,包括对双方可交换的礼物进行讨价还价。双方一旦敲定“礼品”清单,习特会如期上演。
  基于此,有理由推断,习特会会就贸易休战达成共识或协议。
  但假如特朗普对习近平的“礼物”仍不满意,那么习特会很可能就不会举行,因为在此情况下,两人还不如不见,换言之,要见面就需有一个对双方都拿得出手的东西。而如果特朗普执意要将贸易战打到底,正如易纲所讲,北京已做好最坏准备,这其实暗示,北京大概率会以打击美国对华服贸顺差和在华企业作为报复——即使这样做会造成中国失业人数增加。

来源时间:2018/10/29   发布时间:2018/10/29

旧文章ID:17304

FT社评:本土恐怖主义助燃美国文化分歧

作者:社评  来源:FT中文网

  在不到一周时间里,美国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反犹太袭击——一场导致11人死亡的大屠杀——并发现一波土制爆炸装置被寄给至少14名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批评者,包括他的前任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第三起事件中,两名非洲裔美国人在食品店被枪杀。杀人疑犯放过了一名白人顾客,扬言“白人不杀白人”。前两起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塞萨尔•萨尤克(Cesar Sayoc),他涉嫌寄出爆炸装置邮包;以及罗伯特•鲍尔斯(Robert Bowers),他被控在匹兹堡的一个犹太教堂枪击会众和警察——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社交媒体上的阴谋论蛊惑,这些阴谋论大肆炒作特朗普讲述的中美洲移民大军正在向美国边境进发的故事。反犹分子认为,这支移民大军是由对冲基金界的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资助的,他也在爆炸装置邮包的收件人之列。
  作为总统,特朗普的首要职责应该是呼吁国家团结。他却利用这个机会来挑起更大的分歧。他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爆炸装置是那些担心在下周中期选举中失利的民主党人发起的一次“栽赃嫁祸行动”。“共和党人在提前投票中表现很好,现在‘炸弹’事件发生了,势头大大放缓,”他在推文中写道。尽管他谴责了反犹太主义,但他对匹兹堡大屠杀的反应同样不恰当。他说,生命之树(Tree of Life)犹太教堂应该有武装警卫。这些都是极具煽动性的回应,让特朗普有借口来淡化未来任何针对其批评者的暴力企图。
  但他的过错比此更深。作为总统和候选人,特朗普经常支持针对他不喜欢的人的暴力行为。如今,他的煽动性言论已成为家常便饭,以至于它们不再令人震惊。无论是为殴打一名非法移民的暴徒鼓掌,转发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处在瞄准镜准心的表情包,还是为任何攻击抗议者的人支付律师费的提议,特朗普都已正常化了在日常政治中诉诸暴力的做法。他还创造了一个推波助澜的词汇表,将反对者和媒体称为“人民的敌人”,对一名殴打记者的议员赞赏有加,并威胁要对批评他的人展开调查。“把她关起来”(指希拉里)仍是特朗普集会上常用的口号。
  现在的危险是,其他人会开始效仿特朗普。当然,在法律上,无法追究他被指煽动暴力行为的责任。也不能把沙特阿拉伯本月蓄意杀害记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沙特已经承认)的事件归咎于他。尽管如此,美国总统占据着独特的天字一号讲坛,为国内外的其他人树立了一个效仿的榜样——无论好坏。特朗普的言论为政治强人提供了效仿他的借口。并不令人意外的是, “假新闻”这个词现在经常被威权者用来攻击独立媒体。
  即使特朗普坚持自己的方式,其他人也应该捍卫文明的标准。民主党人绝不能参与一场逐底竞争。正如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所说:“以眼还眼只会让整个世界变得盲目。”在美国左翼阵营中,有关内战的清谈已经过于司空见惯。特朗普的批评者对阴谋论也不陌生。但是,椭圆形办公室要负最终的责任。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只要他愿意说,就没有什么道德约束。如果说他教给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民主文化是一个脆弱的有机体,必须小心加以保护。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10/29   发布时间:2018/10/29

旧文章ID:17303

约瑟夫·奈:特朗普是我见过最差的美国总统

作者:  来源:凤凰网

  编者按:在采访约瑟夫·奈之前,我对身边的亲友进行了一组迷你采访。问题只有一个:你知道约瑟夫·奈吗?答案自然不出所料: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他的软实力理论。这其中,有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有平日“两耳不闻天下事”的工科生,也有关心时尚多过时事的家庭主妇。在那一瞬间,我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产生了又一次的惊讶。不用一兵一卒,将“软实力”的概念推广至全球,成为妇孺皆知的道理,这是约瑟夫·奈在各种光环之外的真本事。
  采访是在约瑟夫·奈密集活动的夹角间进行的,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学的期间,他保持着至少每天两至三场的正式活动安排。尽管行程满满,八十一岁高龄的他,却一直西装笔挺,精神矍铄,思路异常清晰。
  虽然曾高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一职,但约瑟夫·奈并非单纯的政治学家。他曾是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双重智囊,在政府工作的实务经历也让他对国际关系中的“实然”和“应然”都了然于心。
  在北京大学关于软实力的讲座中,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我想要别人帮我擦地板,当然可以强迫他这么做。但是我更愿意将擦地板视为一种对他也有好处的公共利益,然后邀请他来帮我。这种理论与中国的孙子兵法不谋而合。约瑟夫·奈一副外国面孔背后,似乎住着一个鬼谷子,住着一个苏秦。
  谈到特朗普,约瑟夫·奈并没有摆出外交家式的风范,而是该怼就怼,直言特朗普是他见过最差的美国总统。这其中当然有党派之争,不过更重要的还在于理念之别。在约瑟夫·奈看来,特朗普更像是一个棋局的破坏者。
  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倡导者,约瑟夫·奈认为特朗普破坏了既有的国际秩序,也缺乏必要的国际“大战略”。在软实力上,他批评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只会降低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时常展现美国弱势一面的特朗普,自然与约瑟夫·奈一直强调的软实力理论背道而驰。

  文丨凤凰网《高见》访谈员 任冠青
  访谈嘉宾:约瑟夫·奈
  约瑟夫·奈,著名政治学家,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
  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而闻名。曾出版《权力与相互依赖》、《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美国世纪结束了吗?》、《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美国权力的悖论》等。
  一、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并非孤立主义
  凤凰网《高见》:奈教授,我们知道11月6日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日子了。你也曾给八位美国总统打过分,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乔治·布什(老布什)得A,最低分是小布什,你给他打D+。那么基于外交政策,你给特朗普的中期表现打多少分?
  约瑟夫·奈:特朗普是目前为止我见过最差劲的美国总统。我曾经认为小布什是最差的,但是特朗普打破了这一最低分,我可能给特朗普打D或D-吧。特朗普对国际制度和世界格局都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比如,特朗普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破坏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秩序等。同时,他经常说谎,降低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也是我给他最低分的原因。

""

约瑟夫·奈对美国历史上八位总统的评分。来源:大西洋月刊

  凤凰网《高见》:你将美国的领导人分成了两种,变革型(transformational)和交易型(transactional),特朗普是哪种呢?
  约瑟夫·奈:我们还不能确认他将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就目前来看,他的态度是交易型的。但是,他自身可能希望能成为一个变革型的领导人。如果他改变了整个政治体系,可能会是变革型领导人。不过,现在还很难说,只有等他任期结束后才能做出更准确的评价。
  凤凰网《高见》:你认为,特朗普有对于外交上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吗?
  约瑟夫·奈:我认为他没有什么大战略。但是他会对外交有一些态度,比如保护主义。这和一个明确的战略相差甚远,如果他有一个清晰的战略,他的行动就会更有说服力,更顾全大局。
  凤凰网《高见》:许多人观察到当前美国保守派观点的崛起。你怎么看待特朗普对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和皮特·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鹰派观点的看重?
  约瑟夫·奈:这是一些共和党中的极端者,其实特朗普并不代表正常的共和党人,他没有太强烈的意识形态背景。鲍勃·伍德沃德在《恐惧:特朗普在白宮》一书中就指出,当年特朗普给民主党候选人捐的钱比给共和党候选人捐的还多。对特朗普来说,他只是觉得选择一种非常强烈的保守立场在政治上更有利。
  很多正常的共和党人都抵制特朗普,他们不会投票给他。而这些绝不投特朗普的人都没有在特朗普政府任职。结果,一些在外交上比较极端的共和党人进入了特朗普政府,这些人可不是正常的共和党人。
  凤凰网《高见》:特朗普是首个质疑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美国总统。你认为这一转变是偶然吗?为什么是现在?
  约瑟夫·奈:特朗普认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一个陷阱。我认为特朗普利用的是有些人对全球化和移民潮的不满,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60%的美国受访者都表示美国需要外向的外交政策。因此,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走向了民粹主义。
  凤凰网《高见》:基辛格曾观察到,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一种非连续性,一种极端是过度参与,一种则是孤立主义。你觉得美国现在的外交政策只是一种暂时调整还是彻底回到孤立主义?
  约瑟夫·奈:我认为这次只是暂时的调整。正如你所说的,美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有一个周期性的循环。特朗普这次更可能是一种战略收缩(retrenchment),而不是像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经历的孤立主义。我认为这次还没走到那么远,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会回归更为正常的外交政策。虽然我觉得破坏一旦形成了,国际秩序就不可能回归原状,但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会进行一些修复。
  二、 提“美国优先”是短视的表现
  凤凰网《高见》:下面我们来谈谈修昔底德陷阱吧(注:“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一书中就重点分析了这个概念。你认为,这种安全困境是否不可避免?
  约瑟夫·奈:我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有些被夸大了,我的同事格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写过《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他总结了16个新兴国家挑战既有强国的案例,发现12个都以战争收场。我认为这样想是不对的,因为历史上不止这16个案例,而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引发战争。
  我认为,这一切都取决于决策者所做的的每一个决定。我并不认为这种安全困境是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也不会发生在中美关系上,因为中美之间没有真正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历史上,德国和苏联都对美国构成了重大威胁,而中国并非如此,中国并不想侵略或改变美国。我认为,相较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对特朗普崛起的恐惧才应该多得多。
  凤凰网《高见》:你能看到摆脱现状的出路吗?
  约瑟夫·奈:我认为,中美在某个时候会有妥协,但不会太快,因为特朗普非常固执。有些人认为, G20峰会可能是一个契机,也许就表示着某种程度上的妥协的开始,现在还很难说。
  凤凰网《高见》:说到G20峰会,九年前的情况跟现在完全不同。当时虽然各国共同面临金融危机等问题,但多方合作的态度是明确的,现在的状况似乎有所区别。
  约瑟夫·奈:因为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态度上完全不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国家利益有着很狭隘的理解, 所以他才会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其实,每个国家的领导人肯定都会将本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但是,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定义“国家利益”,要关注短期利益还是长期利益。
  特朗普所说的“美国优先”是民族主义崛起的体现。他认为美国对其他国家太客气了,导致自己成了其他国家的受害者。他认为美国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处于劣势,在双边贸易中才能展现出自身的优势。他希望改变国际贸易体系来为美国获取一些短期利益,获取一些“胜利”的假象。我个人的观点是,他这个做法是错误的,但这正是他现在在做的。
  凤凰网《高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美关系一直是趋于友好与合作的。但是,现在特朗普却称中国为“战略对手”。你怎么看这四十年的发展?
  约瑟夫·奈:从1972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将近二十年间,中美两国处于平衡稳定的状态。苏联解体后,一直到2012年的二十年间,中美两国开展了大量的贸易往来。现在我们正处于下一个二十年,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二十年会是怎么样的。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称这个时期为大国竞争的复苏(the revival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并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作“战略对手”。我认为正确的一个词是合作性竞争(cooperative competition),因为中美合作能为双方带来更多的利益,所以我说特朗普对此的定义是不正确的。
  凤凰网《高见》:你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会持乐观态度吗?
  约瑟夫·奈:我对中美的长远关系持乐观态度。因为中美在合作中是可以共同获利的,双方并不会给对方造成威胁,我也不认为中美双方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我对中美的短期关系是不乐观的,因为特朗普的意识形态不正确,他提出的保护主义观点和受害者心理都是破坏现有国际体系的。
  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解决短期的矛盾,避免它们产生更长远的破坏性。中国应该有一些耐心,等待特朗普出局。
  凤凰网《高见》:你对国际新秩序的愿景是怎样的?
  约瑟夫·奈:特朗普虽然对国际秩序造成了不小的破坏,比如对气候协议和国际贸易体系等,但并没有摧毁国际秩序,因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还在稳固发展。因此,如果说国际秩序已经瓦解,那就有点夸张了。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问题在于:既然中国认为可以在现在的国际秩序中受益,那么中国是否会同美国合作,共同维护这样的国际秩序?我们很难说特朗普政府会如何做,但是奥巴马政府和中国一直保持着合作,比如中美在2016年同步批准了巴黎气候协定。
  三、 “美国衰退论”是种错觉
  凤凰网《高见》:你在《美国世纪结束了吗?》提出,美国的衰退只是一种错觉(illusion),为什么这么说?
  约瑟夫·奈:很多人都说,美国在衰退,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看美国,就会发现,美国依然非常强大。从人口来看,美国仍是人口最多的发达国家;从能源角度来看,美国曾非常依赖能源的进口,现在对外部能源的依赖越来越小;从科技角度来看,比如生物科技,美国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在高等教育上,美国也占有绝对优势。
  凤凰网《高见》:那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受害者”心理是哪来的呢?此前美国可从没有这种心理。
  约瑟夫·奈:我觉得这种心理都是胡扯。当工厂迁到中国后,很多人丢了工作,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梦想破灭了,这些人认为自己成了受害者。
  凤凰网《高见》:虽说美国的衰退是种错觉,但是错觉作为一种意识也是有效的,不是吗?
  约瑟夫·奈:当然,意识非常重要。这种意识会对民众的选举以及民众对事物的看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特朗普在这一点上很聪明,他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民众意识的。但这并不表示美国在衰退,特朗普也无法说服大家去相信这一点。
  凤凰网《高见》:我们来聊聊软实力吧,为什么你认为特朗普在削弱美国的软实力?
  约瑟夫·奈:不同于强迫(大棒)和经济收买(萝卜)等手段,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即吸引别人想要你想要的。可是如果你打着“美国优先”的口号,就意味着其他国家都在其次,这对其他国家来说都是没有吸引力的。
  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的软实力由于特朗普的原因正在下降。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软实力不只是关于政府,它也来自于社会的力量,例如好莱坞、大学等等,这些都没有改变,因此这部分的美国的软实力还在。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越战时期,人们对美国政府是非常反对的,但是来自美国社会的软实力仍保持着吸引力。
  凤凰网《高见》:总体上来讲,你认为美国软实力的下降是一种假象吗?
  约瑟夫·奈:不是假象。我认为历史上讲,美国的软实力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你去看民意调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越战,美国的软实力有所下降,此后在七八十年代又开始上升。到了小布什执政时期,由于伊拉克战争,美国软实力又有所下降。之后,在奥巴马时期又上升了。现在美国的软实力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又下降了,我认为特朗普之后会再次上升。
  凤凰网《高见》:你认为特朗普是一种趋势的症状吗?
  约瑟夫·奈:我认为特朗普代表的是那些感觉被时代落下的人,是民粹主义的表现。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不会成为一种趋势。正如我刚刚提到的,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外向的外交政策。

来源时间:2018/10/29   发布时间:2018/10/27

旧文章ID:17302

金灿荣:美对华定位已经改变

0

作者:郭至君 张爽 海涵  来源:中评社

  在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接受了中评社记者的采访,他首先肯定地表示,尽管中美关系不好,但还没有到“新冷战”的状态。金灿荣说,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个多元民主社会,执政党和在野党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另外美国的民众跟华盛顿的精英又不太一样,最近大家去美国,到华盛顿就感觉气氛不太好,老吵架,可是到了地方老百姓挺高兴的,所以像加州议会通过一个决议,压倒性地希望要保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所以美国跟一般国家还不太一样,它不是说少数精英说了算。所以我们只能说执政当局就对我们态度不太好,这一点从特朗普的讲话中看的出来,但是你不能说整个美国就对你不好,那就是误解美国,还有机会。
  对于美国军舰是否真的有可能11月在台湾海峡进行所谓的“军事相关行动”,金灿荣表示,我觉得不会,虽然以前(美国)也说海军陆战队要公开的进台湾,最后也没有。美国在南海、在台海,其实军事上已经没有优势了,中国目前在第一岛链是没有对手的。美国人来一条舰,中国三条舰围,谁威胁谁?况且美国根本派不出这么多条军舰,中国现在能远洋作战的舰只上百条,虽然美国一共285条,但他不可能都派来台海地区,所以这个是不会发生的。但是我们担心的是,美国不断给你打擦边球,包括美国去年和今年的两个国防拨款法案以及要求美船停靠台湾。之前它派了一个科技考察船来,搞得中国现在哭笑不得。你说他是不是军舰?它好像没有写“US Navy”,但是它的主人可是美国海军下面的一个研究所,这就弄得很尴尬。你不反应也不好,反应也很奇怪,所以这个很麻烦。美国不断地打擦边球,但擦边球总有一天会真得切到肉。
  金灿荣也表示,中美贸易战可能在明后年就会结束,但中美关系不好就会长期化。原因是现在他打贸易战有个经济原因,中国现在在经济转型,经济比较糟糕,可是美国经济相当好,但美国经济好,又有水分。其实奥巴马在去年1月20交班的时候已经给特朗普交了一个很健康的美国经济,所以最近这几个月奥巴马到处讲说美国经济好是他的功劳。那这个其实这是一部分正确,就是说现在美国经济好到这个程度还是特朗普帮了忙。他上台以后给美国经济打了四针兴奋剂。一个就是给企业减税,从35%减到21%;一个是让海外资金回流,第三个就是他宣布了一个1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计划,投资到“铁公机”,这个对经济还是有点作用;最后一个就是奥巴马在金融危机之后,推出了几个金融管制计划,以防范再出现那个08年的金融危机,特朗普上来以后把它全给废了且鼓励金融投机。所以这四针鸡血打下去,美国经济就看上去就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还有点神经病,他不仅跟我们打贸易战,他跟欧洲、日本、韩国、印度、土耳其、加拿大都打。到了明年之后我估计这几个药效都会逐渐丧失。那样他就会老实了,到时候中国再做一定的让步,然后贸易战就结束了。贸易战本身不用太担忧,最迟后年经贸易关系就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程度)了。
  但是为什么整个中美关系不行,就我刚才讲,原来中国在美国眼里是有毛病的伙伴,不太满意的伙伴,所以他天天训我们。但现在定位变了,现在定位就是主要的战略竞争者,这个就麻烦了。这最初是表现在2017年12月28号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原来美国是认为你人挺好的,但有点小缺陷,但现在就是个坏人,所以就有一系列麻烦找来,贸易战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美国属于就是行动能力很强的国家,而且手段资源很多,所以我估计贸易战打完了没有达到效果,他就会打别的,所以我们比较担心“台湾牌”、“南海牌”甚至是“朝鲜牌”、“印度牌”、“一带一路”牌,这样整个中美关系来说,我估计未来都会比较糟糕。危险永远不能排除,希望能够控制住。

来源时间:2018/10/26   发布时间:2018/10/26

旧文章ID:17301

美国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0

作者:寿慧生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10期

内容提要:美国近年来的变幻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如何在此背景下认识美国的治理问题是理解全球治理困境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前提。在美国面临的各种棘手难题中,经济不平等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议题。当今美国政治中出现的所有重要现象无不与其有关,如政治极化、左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反自由贸易、抵制全球化、排斥外来移民等。特朗普和桑德斯在2016年大选中的异军突起,也离不开美国经济不平等加剧。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根源所在。美国经济不平等有着深刻的政治根源,其中公共政策、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等要素在影响美国收入和权力分配上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它们之间又相互关联,彼此作用。经济不平等加剧已成为一个全球普遍现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经济不平等; 极化; 利益集团; 公共政策; 经济金融化


 

""

1引 言

美国近年来的变幻引起全世界关注,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这些变化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全球背景,反映出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在全球化时代正在面临挑战。对于熟悉20世纪初期美国和世界史的人来说,今天的西方世界似乎正在重复一个世纪前的悲剧——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狂欢之后紧随而至的是尖锐的社会矛盾、精英治理的失败、民粹主义的泛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国际秩序的幻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从未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而与以往不同,今天的挑战基本上来自西方社会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自我调整的艰难。也就是说,贯穿于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在今天已经让位于对社会矛盾和国家关系的治理机制调整上。但是,西方国家,尤其对于美国来说,战后的长久繁荣稳定和全球化引擎的优越地位不可避免地抑制了这个社会自我调整和创新的动力,导致在巨大的全球变革的洪流中显得内外交困,精疲力竭。

如何认识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面临的挑战以及在此背景下的运作治理体制,是理解全球治理困境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前提。在各种棘手的难题中,经济不平等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核心问题,当今美国政治中出现的所有重要现象无不与其有关,如政治极化、左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反自由贸易、抵制全球化、排斥外来移民等。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Bernard Sanders)在2016年大选中的异军突起,也离不开美国经济不平等加剧。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代表的很多学者甚至担忧不平等引发的这些问题可能导致美国民主体制的衰败。因此,不平等问题集中反映了美国社会内部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美国政治力量在处理这些关系中的特殊作用,从而为我们理解美国的治理机制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窗口。

对美国的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并非罕见。在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畅销于世之后,西方国家的不平等问题(美国是其中最主要的案例)变得十分明显。但是,更为深入的研究依然匮乏。特别是尽管皮凯蒂和其他经济学家已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和政治的视角,对此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依然欠缺,尤其对经济不平等的政治根源的分析远远不够。

因此本文将更多着眼于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动力,探讨公共政策、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等政治要素在影响美国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重要角色,并将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进行详尽的梳理,提供一个比较完整、动态的逻辑关系。同时,这些复杂关系也将被置于一个比较和历史的宏观视野当中,使我们对美国不平等的全球背景有更深入的理解。

本文认为,不平等本身虽然令人担忧,但更需要关注的是造成今日不平等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因素——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不平等以及制造美国精英分裂的结构性要素。这些要素是最终造成美国民主治理失败的根源。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考虑如何解决问题时,简单地反对不平等、提倡推进平等的公共政策,而不解决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对不平等本身的狭隘的攻击只会助长反市场和反全球化的力量。鉴于不平等已经成为21世纪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复杂根源上获得启发,对各国自身面临的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好地制定解决方案。

""

2富豪回归与节节败退的美国中产阶级

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同时又是一个争论的热点。对这个现象的深入认识必须在一个历史的视角下才会足够清晰。对一个国家不平等的最常见的描述工具是基尼(GINI)系数。尽管基尼系数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测量工具,但历史的轨迹仍然可以让我们对美国不平等有较为直观的感受。

(一)在1%和99%之间:财富的聚集与美国富豪回归

从图1可以看出,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79年始持续上升,只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略有下降。总体的变化趋势似乎与执政党派无关。在经历20年共和党(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和16年民主党(克林顿和奥巴马)执政后,2014年的系数远高于1979年以来的大部分时期。虽然里根时期(1980—1988年)增长最快,但克林顿后期(1996—2000年)的增长似乎并不慢。很明显,系数的变化更多受制于经济周期的影响:1987年股市崩盘、1991年经济衰退、2001年互联网泡沫崩溃2008年次贷危机等是基尼系数下降的主要推动力。

""

更深入的分析需要超越基尼系数,将人群分类比较,并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背景中。以下数据将从收入和财富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两者尽管给出的图景略有不同,但结论相同:美国经济不平等的第一个显著状况并非单纯的收入水平在各类人群中差距拉大,而是财富向最高收入人群的集中。

""

收入变化可以从比较1%高收入人群(富豪)与其余99%人群(大众)的收入增长状况开始。图2给出从1913年以来的实际收入状况。可以看出,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到70年代初,大众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是美国中产阶级最好的时期,富足安逸,就业压力小。此后大众收入增加趋于缓慢,仅在20世纪90年代末略有上升。而富豪的收入则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扶摇直上。即使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到2012年就已经回升到危机前的家庭平均收入100万美元/年的水平。相反,大众收入则在2008年后持续低迷,即使是2015年的最高值(4.7万美元/年)也仅达到2005年的水平,远低于2007年的4.9万美元/年。而这些比较并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

图3和图4是对10%高收入人群的详细分析。图3显示排名在前10%的高收入群体的总体收入占比的变化。图4则把这组人群进一步细分,比较各组人群的差异和各自的变化。从两个图的数据中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

""

第一,从一个历史视角来看,美国收入不平等并非一成不变,更不像很多人假设的,是根植于特殊的美国文化中(潜台词是因此可以被接受甚至有益无害)。相反,美国的不平等在过去一个世纪呈现出明显的U型走向。20世纪初的巨大不平等在大萧条之后被逐步抑制,从30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所谓的“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时代,高收入人群的财富被压缩,财富分配向中产阶级倾斜。但从70年代末开始,情况开始发生逆转,收入分配向20世纪初的不平等状况回归。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上述10%人群的收入占比就已经超过了大萧条前的最高值(2007年49.74%,1928年49.29%),在2012年后甚至增至更高(50.6%)。

第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似乎并没有像1929年之后的大萧条那样,让财富的平均分配紧随其后。相反,不论就10%的高收入人群总体而言,还是内部三组细分人群的收入占比(也包括图2的实际收入),在2009年之后都稳步回升,几乎达到甚至超出它们在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也就是说,20世纪大萧条所引发的财富分配调整并没有在21世纪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发生。在10%高收入者内部的两组当中,5%—1%的人群受到的影响最小,收入恢复也更快;而1%的最高收入人群虽然受冲击最大,但其恢复能力也让人惊讶:在2012年的收入占比已经恢复到22.8%,高于2007年前大部分时间的状况。而这个新值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短短三四年间,足以显示富豪们在这个新时代不同寻常的敛财能力。结合大萧条之后发生的政治变化,一个可靠的结论是:如果没有其他公共政策的配合,经济危机本身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财富分配状况。

第三,越是富有的人,其收入变化越符合U型结构,也就是说有能力回到他们在20世纪初的收入占比水平。例如,最高1%人群的收入占比变化最为激烈,在两个世纪初都远远高于其他两组(5%—1%和10%—5%)人群的收入占比,而在“大压缩”时代也降低得最多。但是他们目前的收入占比已经与20世纪初的最高水平几乎持平(2007年的23.5%相比1928年的23.9%)。相反,虽然同是站在收入金字塔的顶端,10%—5%人群的收入占比变化平平,仅有微小的增长(尽管对90%的人群来说这些增长绝非小数),远没有达到相同区位的高收入人口在一个世纪前的地位。介于1%到5%的人群稍好些,他们的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较为明显,但距离一个世纪前也仍有0.8%的差距(1934年的17.3%相对于2015年的16.5%)。相比于这两个人群,最高1%的富豪的收入占比扶摇直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9%跃升到2007年的23.5%。如果我们进一步将1%的富豪细分,他们当中的超级富豪,即最高0.01%人群的收入恢复得更快,不论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还是之后,都已经远远高于一个世纪前的水平(如图5)。

""

第四,这个差异同时也回答了另一个问题:从10%高收入人群变为富豪的路有多远?以2015年的家庭年收入水平计算:前10%人群的家庭最低收入必须要达到12.48万美元,前5%人群则需要达到18万美元,前1%俱乐部的成员则需要达到44.3万美元的家庭年收入标准。也就是说,从10%变成5%需要5.5万多美元的额外收入,但晋升到1%俱乐部还需要再增加26万美元。这个差距需要被放在一个历史的视角中才能更清晰:今天,1%人群的家庭年收入分别是前5%人群和前10%人群的2.45倍和3.55倍。回到1981年,这两个数值分别是1.84和2.35。

以上两点显示的高收入群体内部的显著差异对我们理解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意义重大,因为我们通常过于简单地把处在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一小部分人群(例如前10%)视为同质的、利益相关的群体或社会阶层。事实上,这个群体中的不同部分对美国经济不平等有不同影响,需要进一步分析。

收入仅是财富的一部分。这一结论对于收入高的家庭来说更准确,因为他们的财富中可积累的部分会更多。相反,收入越低,可积累部分越少,收入与财富的差距越小。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的平均储蓄率为11.4%。但从图6可以看出,不同人群的储蓄率有极大差别,尤其是普通大众与高收入阶层之间分野巨大。在正常年份,1%和0.1%富豪的储蓄率都高于20%,并且持续上升,近年已经达到40%—50%之间,意味着富豪们接近一半的收入被积累起来转化为财富,可以产生新的利润,让他们变得更富有。而10%—1%高收入人群和90%大众的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下降趋势。虽然10%—1%高收入人群的储蓄率依旧能够维持在可观的10%以上,90%人群的储蓄率自9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是负值,意味着他们总体上债务高于收入,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

图7显示财富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以及变化趋势。首先,从财富占比来讲,今天的1%人群的家庭财富占全部财富的比例达到41.8%,10%—1%人群的占比为35.4%,两项合计为77.2%。也就是说,90%的大众的财富总和不到国民财富的23%。其次,从历史角度看,这两类人群的财富占比变化呈相反的趋势:在“大压缩”时代,富豪们的财富受到强烈挤压,财富占比剧烈下降;其他高收入家庭则呈上升趋势,尽管相对较为温和。20世纪70年代末对两个群体来说都是一个重要转折,此后两者的财富占比都开始向相反方向发展。1%的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占比从1978年的22.9%迅速上升,到2012年达到41.8%,尽管这与他们的历史最高点——1928年的50.6%——仍然相去甚远,但已经与20世纪早期的绝大多数时期的水平相当。其他较低的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占比也基本回归到一个世纪之前的水平。

""

以上对财富分配和变化的分析与前面对收入的分析一致:高收入人群与富豪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一方面,两者的收入和财富的绝对值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两者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这产生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尽管10%—1%人群的收入和财富远远高于90%的大众,但相比于1%富豪来讲,这两部分人群的地位变化事实上更为一致(虽然图中没有显示,但90%人群的财富占比变化趋势与10%—1%人群完全一致)。

图8是对不同收入人群的另一种比较。在这里,收入入口以“五分位法”分为四组,分别为最低20%人群,中间介于21%—80%的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属于81%—99%的高收入人群,另加上最高1%人群。如果以1979年为起始点,假设各组人群的收入为零,图中数据显示,1%富豪的收入增长远把其他人群甩开,在2008年增长到1979年收入的314倍,2012年达到273倍。相比之下,其他几组人群的收入增长逊色得多。高收入人群最高达到过73倍,中等和低等收入人群则只增加了40多倍。

""

以上分析是基于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相对于1979年水平的变化。假如比较各组人群的收入占比与他们各自在1979年时的位置,低收入人群的状况更为窘迫。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数据分析,最高1%人群的收入占比在2007年达到1979年的130倍左右,前20%人群达到25倍左右,而其他几组人群的增长是负值且一路下滑。

以上数据都指向一个结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不平等最主要的特点是财富的高度集中,即一小部分经济精英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绝大多数利益,而其余的人群,甚至包括上层中产阶级,只能获得这些精英的残羹冷炙,尽管这99%人群本身的收益状况差异巨大。为了印证这一结论并理解其重要性,让我们再给出一组数字。

""

表1给出不同人群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收入增长率,意在比较1%富豪与其余人群如何分配这个快速增长的蛋糕。第一栏的数据显示各个历史时期的平均收入增长率。第二栏和第三栏分别是1%人群与99%人群的收入增长率。可以看出,两者的差距巨大。平均而言,在整个历史时期,富豪的收入增长了94.5%,而其余大众只有14.3%。

如前所述,金融危机对富豪的影响并不深远,因为2009年后的经济恢复期内他们的收入增长率依然是可观的37.4%,而大众的收入增长仅为7.6%。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栏数据:最高1%人群从每个时期的平均增长中获得的份额。例如,从全部历史时期看,美国的平均增长率为25.7%,但最高1%人群从这些增长中获得52%的收益,而其余大众的份额只有48%。克林顿时期的财富集聚状况相对弱些,最高1%人群获得的份额为45%,但此后一直在50%以上,在小布什时期最为严重,达到65%。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恢复期内,13%的增长率中仍然有52%归1%人群所有。

(二)经济极化:对美国经济平等的双重打击

经济不平等可能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如果收入和财富分配只是在各个收入人群中差距拉大,后果可能不一定是灾难。因为随着蛋糕的日益变大,各个人群彼此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会不可避免地拉大,但低收入者尽管收入微薄,也仍然可以在经济增长中获益。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喜闻乐见的“滴漏效应(trickle-down effect)”。不幸的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的状况并非如此。在收入和财富向极少数人群集聚的同时,大多数人群不仅远远跟不上前者的增长节奏,有些群体实际上被逐渐挤压和边缘化,产生的后果令人担忧。这就是中产阶级的消失以及随之产生的经济极化。

前文的某些数据已经给出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下面的数据将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和财富状况进行分析。中产阶级被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即占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3(67%)到两倍(200%)之间的家庭(以三口之家标准进行调整)。从人数比例看,表2显示,中等收入家庭中的成年人的占比从1971年的61%下降到2015年的50%。其他人群中,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占比变化都很小,而两极的人群占比变化增长显著。例如,最低收入人群的比例增长4%,而最高收入人群则增长6%,显示出人口占比上的极化:两端膨胀,中间部分缩减。

""

不同阶层的收入情况与人口比例的变化一致。在图9中,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略有上升,90年代之后则开始下降。与此同时,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上升明显,只是在最近几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略有下降。低收入家庭的变化不大。在中等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之间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是两者收入占比的历史变化。在1970年,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占比为62%,是高收入家庭(29%)的两倍多。但此后双方的份额差距开始拉大。到21世纪初,高收入家庭占比开始超过中等收入家庭的占比。与此同时,低收入家庭的占比从10%降到9%,基本维持原状。

""

""

以上这些数据都显示,从经济收入上讲,美国社会正在发生极化。如皮尤中心研究报告的结论所言:“中等收入美国人已经不再占有美国社会的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正在失去领地。”对一个不平等正在严重化的社会,消失的中产阶级无异于雪上加霜,让不平等带来的社会上下层之间的矛盾失去了重要的缓冲机制。更关键的是,来自中产阶级的焦灼和不安是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威胁,将左右国家的政治经济局势。

3不平等的国际比较

大量对美国不平等的成因的分析基于经济学考虑,把主要原因归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去工业化浪潮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80年代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和教育(人力资源)等。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不可否认。贸易带来的市场扩张和技术进步为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收入,放大了能力和天赋上的自然差异。

特别是从比较竞争优势的角度讲,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更有利于高技术人才,从而使得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增长远高于普通工人。这个论点背后的假设是,目前观察到的不平等的扩大是新技术革命的产物。在某个时间段之后,随着国际贸易“平等化效应(equalization)”的深入,更多的个人会从技术革新中获益,不平等也就会随之下降,也就是前述的滴漏效应。但是这种说法的假设是,与美国具有相同资源禀赋的西方发达国家与美国在不平等方面应该经历相似的状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全球化、科技进步和教育不是美国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图11是对西方发达国家2007年与2013年两年间基尼系数的比较,这个非常粗略的比较至少可以显示,美国不平等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相比其他大部分国家,美国的不平等在金融危机之后继续加剧。我们在前面的数据中已经看到了这个事实。这里的疑问是为什么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收入较高的国家,例如北欧和西欧国家,甚至包括同属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英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它们的不平等会下降而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显然很难用经济周期或技术进步等因素来解释。

""

再看高收入人群的状况。图12中,欧洲和美国在二战后经历了同样的“大压缩”时期,前10%人群的收入占比一路下滑,20世纪70年代后也同样看到他们收入的回升,但这个回升的势头在欧洲远远低于美国。

""

从财产聚集的角度看,如图13显示,不论是以高收入的10%还是1%人群来比较,在20世纪前期,欧洲的财富集聚高于美国,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欧洲则低于美国。

""

(二)不平等背后的公共政策

以上这些粗略的比较可以证明,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不平等状况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并非普遍现象。这些国家与美国共同享有的资源禀赋和全球化的结构性影响并没有为它们带来与美国类似的不平等的回归,至少在程度上远不可比。因此用全球化、技术、教育等因素来解释美国的不平等是有问题的。合理的分析有必要超越经济层面,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解释美国独特的不平等现象。

""

这里着重分析两个公共政策:第一个是税法,第二个是最低工资。税法是30年来分裂美国政治的最重要的一个政策争议点。美国税收自里根以降的右倾趋势已是不争之实。图14的数据显示,在1979年之前,高收入1%人群及以上的平均税收都在45%以上,而最高收入人群的平均税收更达到75%左右。此后的30年间,这些人群的平均税收趋于一致,都降到40%上下,与其他几组人群的平均税率相差无几,最高一组与最后四组分别相差大约3%、7%、9%、11%;而在1970年,这些差距分别为39%、50%、53%、55%。而且请注意,与前五组高收入人群的下行方向相反,最低三组人群的平均税收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实际上是在上升的。

将最高收入人群与其他收入阶层比较,如表3中的数据显示,虽然在平均收入上高收入与低收入人群差距惊人,税率之间的差距却远非如此。中等和中高收入与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差距几乎是五到三倍,而他们的税率相差仅有14%—9%左右。

如果把20%最高收入的人群进一步细分,可以看出,在2013年,最高1%人群与其他高收入人群之间同样存在着收入与税率的强烈反差——最高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紧随其后的最高5%—1%收入人群的近5倍,而他们的平均税率差别只有8%。

""

影响收入再分配的另一个重要政策是社会保障政策,即通过提供社会福利来拉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从而缩小收入不平等。美国的福利制度在发达国家里,不论是以政府福利开支比例、福利待遇,还是覆盖人群范围来论,都居于末位。

尽管今天的美国人习惯于骄傲地把低福利看成是美国文化崇尚自由竞争的表现,但这种观点显然是反历史的。图15对比了美法两国最低工资的历史发展趋势。最低工资比大部分其他福利制度都更直接影响收入不平等,尤其是对最低20%人群的收入影响直接而明显。图中显示,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之间,美国的最低工资呈上升趋势,以后一路下滑,从最高的10美元下降到90年代初的7美元左右。而同期的法国的最低工资一路上升,增长4倍以上。

""

税率和最低工资这两项政策的比较足以显示,经济不平等在美国具有深刻的公共政策原因。但究竟是什么使得美国政府采取与欧洲政府大为不同的政策?是什么力量推动美国政府偏离新政以来的平等政策,让美国社会回归到“咆哮的二十年代”,让美国政治再次卷入汹涌澎湃的社会运动旋涡中?

4美国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强调政治经济动力对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影响,这其中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其一是共和党力量上升带来的政治极化。其二是共和党上升背后的经济动力,也就是大资本的回归和资本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

(一)政治极化与经济不平等的互动

图16显示美国经济不平等与政治极化之间的紧密关联,为了解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动力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其中,如前面已经介绍的,经济不平等用最高1%人群收入占比来代表。政治极化曲线中每一个数据点代表一个特定年份中温和的两党党员在议会全体两党党员中的占比。而每个党员的保守和自由倾向度用他们在众议院中的投票倾向来测量,具体技术可参看诺兰·麦卡蒂(Nolan McCarty)等人的详细解释。

""

图16数据显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极化呈现高度正相关,两者的发展趋势可谓亦步亦趋,紧密相随。前文对经济不平等的U型趋势分析可以用在政治极化的发展趋势上。在20世纪中期的“大压缩”时代,国会两院的政治极化程度也是最低的。在这个时期,两党都被温和派所控制,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少被意识形态绑架,因此两党党员之间交叉投票是普遍现象,意识形态之争导致的政府功能失效极为罕见。而此前和此后,当经济不平等现象严重之时,也是议会内部党派之争白热化之时。20世纪40年代之前最严重的分裂是在20年代,而当时最高1%人群的收入占比急速攀升,至1929年经济危机之前到达巅峰。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两组数据同时快速攀高,在21世纪初都超过了一个世纪前的水平。

那么经济极化和政治极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同时上升意味着什么?一方面,经济不平等直接助长了政治极化。很自然,高收入人群会投入更多时间和资源去支持反对再分配的政党。底层的民众当然也会支持另一派。另一方面,政治极化也推动保守的共和党倾向于制定那些增加不平等分配的公共政策来获得政治支持。如果共和党在议会中占多数,就会利用这种优势去制定减少再分配的政策,例如在里根和小布什期间的减税改革。如果共和党不占优势,就会成为阻碍改变现状(例如提高富人税收的税改政策或者提高最低工资的政策)的力量。总而言之,在一个分裂的政治环境当中,共和党可以有效地用积极的立法和消极的抵抗两种方式来实现其政策意图,而且非常成功。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由非政治的原因引起的不平等——例如技术、教育、社会习惯的改变等——无法通过政治过程来改变,反而被强化。

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共和党变得日趋保守极端进而阻碍不平等分配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为什么民主党没有能力去抗衡?毕竟,在美国这样的两党对抗的制度环境里,如果双方势力均衡,政治极化可能带来政策革新的停滞,但并不必然导致整体政策的右移。而且,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代表左翼势力的民主党已经统治美国政治长达40多年。保护平等的政策已经深入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什么让民主党如此轻易地溃退?

""

图17的数据显示,美国政治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并非简单地日趋极化、左右对峙,而是在整体向右偏离的过程中发生的极化。可以看出,共和党在这个时期向右大幅度偏移。相比而言,民主党的整体左移幅度要小得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南方,北方民主党人几乎没有太多的偏移。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民主党在南方的阵营快速丧失。今天,整个南方各州几乎都已经成为保守派的势力范围,而大部分北方地区由民主党控制,让人不禁想到内战前的南北分裂。从图17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之争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美国南部。温和的民主党人普遍被共和党人取代,只能留下那些足够强硬的民主党人在这个日益敌对的环境中生存。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民主党和自由派本身的变化。在共和党和保守派急速远离再分配政策的同时,民主党和自由派在同期也同样偏离它们原先热衷的福利政策,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一些更具有个人化的社会议题上,例如种族、环保、性别、性取向、堕胎、女权等问题。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民主党和自由派在收入平等和社会福利等问题上的投入。

从一个更大的角度讲,民主党和自由派的这个转变也是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变动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的平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虽然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平等,但也造成了美国社会和政治的新分裂。针对民主党和自由派对种族、性别平等问题的推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开始复苏(即新保守主义)。早在1964年,以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bGoldwater)参选和败选为标志,大量共和党资深政客与戈德华特的同时败选也使得年轻一代的美国保守派得以在党内崛起,以激进的方式来取代共和党内的建制派。

从此以后,民主党实现了从基于阶层的党派到种族联盟的转变,而共和党也随之把自己定义为反民权和反移民的党,为日后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埋下种子。1972年麦戈文—弗雷泽委员会(Mc Govern-Fraser Commission)修改了民主党选择被提名人的规则,要求为女性、少数族裔和年轻人提供一些席位,一定程度上更刺激了共和党保守派中的激进势力。

这些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文化分歧取代经济福利政策,成为两党之争的新焦点,也成为两党选民在地理和种族方面日益分化的要素:一方面是南北分化,另一方面是白人中产阶级和其余人群的分化。对于共和党来说,文化分歧成为在反击民主党和美国社会要求修改经济不平等政策的时候转移目标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例如,规模庞大、思想保守的福音派教徒是共和党重要的选民基础。他们中的低收入者要远比同样收入水平的非福音派信徒更倾向于投票给代表高收入阶层的共和党。在2004年协助小布什连任时,被称为“布什的大脑”的卡尔·罗夫(KarlRove)成功煽动很多州把Anti homosexual marriage作为州宪法修正案,从而激发保守派选民出来投票。

简言之,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文化的变化带来的政治极化对美国的经济和福利政策的影响深远。尽管两党的分歧日益严重,阶级差异却不再成为分歧的焦点。相反,文化分歧产生的身份政治开始主导美国政治。经济平等和社会福利仍然是民主党纲领的重要内容,但民主党已无力抗拒经济政策整体右移的大环境。

(二)大资本回归和资本利益集团的兴起

美国经济政策整体右移的大环境虽然有党派和社会文化背景,但并非简单的文化和政策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结果,也就是权力分配的结果。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美国社会科学界最重要的争论之一是美国社会究竟是被谁统治的——普通公民、经济精英还是利益集团?以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美国政治由军界、财阀、政府高层人员组成的权力精英统治。他们制定的决策决定了美国社会的结构并左右了中下层人们的生活。但争论的结果是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多元民主理论获胜:权力广泛分布于相对平等而多样化的公民团体、利益集团和政党之间,没有单一的占绝对地位的团体或联盟。这些组织彼此竞争影响政府,从而保证普通公民的基本利益需求能够在公共政策中得到表达。

但是前面的数据却显示,当达尔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他的理论的时候,美国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他所描述的以经济平等和政治妥协著称的“大压缩”时代与此前此后的美国社会都大为不同。对于那些经历过所谓的“咆哮的二十年代”的美国人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汹涌澎湃的社会运动不过是一个世纪以来又一次经济分化、政治衰败的结果。

与20世纪初的情况类似,主导21世纪初社会变动的是大资本对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控制。同样,今天的研究再一次证明,美国政治越来越被精英和利益集团控制。传统理论所宣称的选民控制和多元民主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普通选民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在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资本利益集团的影响是一般大众组织的两倍。而且,利益集团很少代表普通选民的意见。有时,例如在持枪问题上,美国枪支协会的意见和普通公民的意见相左但依然能够左右政府决策。

美国学者雅各布·海克尔(Jacob Hacker)和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在分析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时,把这个过程的最主要的特点称为“胜者通吃政治(winner-take-all politics)”——美国政治成为资本控制的有组织的战斗(organ-izedcombat)。在此背景下,资本利益集团卷土重来,通过影响金融市场、企业规制、劳工关系以及税法等公共政策和政府规制,改变市场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结构,使其向大资本(例如1%的高收入人群)倾斜。到里根执政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共和党成功地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政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这和大资本的资金帮助是分不开的。到80年代中期,共和党的资金量是民主党的5倍之多。

但是不同于20世纪早期,今天的美国资本利益集团不再依赖于类似于摩根和洛克菲勒等少数商业巨头的个人影响力,而是聚集在美国商会和商业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之类的游说集团下面,以更庞大、更复杂、更隐蔽的方式实现利益表达。就资金而言,代表劳工和下层民众利益的利益集团(例如工会),从来都不是资本利益集团的对手。但近年来这个差距日益扩大。一项2014年的学术研究显示,在联邦政府层面上,84%的游说花费来自大公司和代表大资本的商业协会。

但金钱并非资本利益集团唯一使用的工具。通过游说直接影响政治家和决策过程也已经显得过于直白,难以被今天的大众接受。相反,通过学界和智库为它们的利益和主张背书,利用在学界、政界、商界之间形成的“旋转门”可以将它们的主张和要求更好地表达出来。这些人的社会和学术背景高度一致,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密不可分。

此外,借助各种社会团体进行全民动员,增强它们的公共影响力,已经成为今日资本利益集团最重要的战术。例如,以积极参与政治著称的商业巨头科奇兄弟(Koch Brothers)资助甚至直接建立了大量保守的基金会、智库(包括著名的卡托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和民间团体,在减税、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产生巨大影响。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它们最近组织的一个民间团体——繁荣美国人协会(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在人力和资金规模上可以匹敌民主党和共和党,堪称美国第三大党。

再如,代表大资本家的利益集团会隐藏它们的出资身份,组织各类草根组织,将它们的商业利益借用这些草根组织的外衣更为隐秘地表达出来。这种策略被讽刺为“人工草根(astroturfing)”但的确极为有效,成功帮助它们避开美国大众的监督。

除了利用各种途径表达观点和维护利益,今天的美国资本利益集团更注重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甚至社会价值观上影响美国政府决策和运作,从而将政府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上整体向右转移,更为主动地接受甚至积极推动资本利益集团主张的政策,这使得它们在利益表达和维护上更为多元、灵活、隐蔽,因此也更加有效。这种策略被称为“思想洗白(thought laundering)”,其影响的力度和持续性远非20世纪初的商业巨头们所能想象。

就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而言,美国资本利益集团在过去30多年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就,是培养出一个对政府持有相当敌意的民众。经过利益集团几十年的努力,里根总统的名言——“英语中最令人恐怖的几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是来提供帮助的”以及“政府扩张意味着自由的萎缩”——已经深深扎根在今日美国民众的政治潜意识里。自里根以降,减税、放松管制、小政府等词汇,已经逐步变成美国政治文化中的Political Correctness,成为资本利益集团控制共和党政治家的有力武器,帮助它们成功地将温和的共和党成员排除在主流阵营之外。在“大压缩”时代,统治美国政坛的是温和派,“保守的民主党人”和“自由派的共和党人”在当时是溢美之词。而今天,这些人被视为骑墙者。尤其是在某些议题上认同左派观点的共和党人会被称为“犀牛(RINO,Republican In Name Only)”,意思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并列入黑名单而口诛笔伐。

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不仅是把共和党向极端方向推动。更重要的是,在金钱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力下,民主党政治家在这个过程中基本无力抗衡。金钱在选举中的作用日渐重要,因此向左倾斜的代价显而易见;而借助于民间社会力量来抗衡大资本和资本利益集团并不现实——左翼社会力量在新政以来长期缺乏动力形成新的力量将各方联合起来。“占领华尔街运动”可以说是左翼社会力量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主义运动,但尚在初期,而且缺乏美国精英层面的强力呼应,远不足以与保守势力抗衡。

最重要的是,向大资本和资本利益集团屈服并非一个党派问题。民主党并非没有机会来改变现状,反击美国共和党的政策。克林顿时期(1992—2000年)民主党控制议会两院,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改变现状。相反,克林顿政府在推进新自由主义政策方面丝毫不逊于共和党政府。当戈尔在2000年参加竞选以不平等为竞选议题时,受到党内无情攻击,足可显示民主党内右倾的意识形态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虽然分歧越来越深,但实质区别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因为无论是哪个党派入主白宫,华尔街和大资本集团的根本利益都难以触动。更重要的是,两党都已经完全在意识形态上臣服于华尔街。如前所述,自然的结果是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并没有在金融危机之后下降,而是很快回升并进一步增加,因为没有公共政策相随,危机对财富集中的负面影响短暂而微弱。奥巴马主政期间的增税改革对富人的收入仅做了微调而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尽管奥巴马尽全力挽救华尔街于金融股灾,但并不代表华尔街买他的账。金融危机过去不久,在一次到华尔街的造访中,奥巴马试图游说华尔街同意控制经理人日益攀高的薪酬,帮助平息公众的愤怒。但没有任何华尔街代表出席他的演讲会。又如,根据2016年4月的一个新闻,希拉里·克林顿拒绝公布她与高盛银行和其他华尔街代表见面时的演讲词,遭到伯尼·桑德斯的质疑。民主党已然如此,共和党则更成为这个利益集团的代理人,被完全俘获。

5哪一种不平等更值得担忧?

以上的分析给出了足够的证据来解释当前美国社会汹涌澎湃的反精英情绪的原因:财富向富豪们集中,金钱日益与权力挂钩,让富豪们用财富左右政治,将民有、民治、民享中的“民”替换为“财阀”,使美国社会向21世纪初的“财阀政治(plutocracy)”回归。

但是简单地把目前看到的现状与一个世纪前的情形相比较,显然忽视了当今全球经济的复杂性和美国在战后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中的独特地位。再回到前面已经触及但尚未深究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公共政策和政党政治会被大资本和资本利益集团绑架,但类似的情形在其他(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发达民主国家没有发生?为什么这些欧洲国家的大资本和资本利益集团没有能力享受它们美国同行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将这个复杂因果关系做进一步处理,让其变得完整。也就是说,需要进一步分析今天的财阀政治背后的经济根源——经济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一)经济金融化与精英间不平等

如前所述,“财阀政治回归”理论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它假设居于这个陡峭的分配金字塔顶端的经济精英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他们享有类似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因而共同分享并齐心维护他们的特权。也就是说,这个分析无可避免地将美国的不平等问题归因于阶级冲突,一如米尔斯在分析20世纪初的精英统治时所假设的。

但这个假设缺乏对经济精英的实证分析。如果把最高1%收入人群(也就是美国富豪——最有能力影响政治的人群)进一步分解,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美国经济精英内部,也就是收入金字塔顶端的这个群体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造成了美国经济精英内部的严重分裂。换句话说,今日美国社会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精英统治及其失败,而是美国精英分裂导致的治理失败。

造成这个金字塔顶端不平等的恰恰是帮助美国登上全球金融霸权地位的金融业。今天,与华尔街金融业相关的人群,例如投资银行家、金融律师、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及各类基金的经理人,已经取代传统的企业经理人,成为占据收入金字塔最顶端的人群。

根据一项对最高收入人群的研究,2004年在最高0.01%的超级富豪中,非金融领域的上市公司经理的收入只占不足6%。而来自那些金融资产管理的行业,例如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等的超级富豪,远比10到20年前所占份额要高。在2004年,年收入超过一亿美元的华尔街投资经理人的人数是上市公司总经理的9倍。其中,最高收入的25个对冲基金经理人的总收入超过标普500公司所有首席执行官(CEO)的收入总和。这个趋势在2004年以后发展更快。到2007年,最高收入前5位对冲基金经理人的总收入就已经超过了后者。

其他与华尔街相关的行业,例如金融律师,也在过去几十年间改变了他们在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位置。在2004年,最大的前100个律师行的1.8万名合伙人的平均收入是100万美元。而在1994年,1.3万名合伙人的平均收入仅为45万美元。也就是说,金融律师的收入上升2.2倍,人数增加了40%。相应地,金融律师在超级富豪中的占比也极大上升。这个研究还发现其他传统行业,例如职业运动员,在超级富豪中的占比在1995年到2004年间少有变化。这项研究的作者称,与现任职于华尔街的一位前美国财长分享他们的数据,对方认为他们低估了华尔街经理人的收入。

与前一个研究的结论相似,另一项对最高收入人群职业分布的研究发现,从1979年以来,最高收入1%的人群在传统行业,例如医药医疗、房地产、科技工程、艺术、媒体、体育等行业所占的比重几乎不变。但是人数在金融领域的占比从1979年的不到8%增长到2005年的13.9%。他们的收入占比的变化同样显著:从1979年的11%增长到2005年的18%。而这个收入占比在那些最高0.01%收入的富豪那里增长更快。根据这些研究中的数据,与金融行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行业中的超级富豪人数占比几乎接近1/3。收入水平越高,这个比例也越高。

这些数据与前面的不平等的数据有何不同?带来什么新的信息?这些数据揭示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经济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对美国经济结构的影响。这也许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发生的最重要变化。

从1972年到1987年,美国前50家股票交易公司的雇员增加了170%;从1987年再到2004年,增长比例为79%。这些人操控的资本额从1972年到1987年增长了10倍,此后从1987年到2004年又增长了20倍。在1970年,最大的23个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不超过1600个,每人平均掌控的资本额约为75万美元。到2004年,每人掌控的资本额达到300万美元。

与此相应,美国金融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2.5%上升到金融危机前的8%以上,日益主导美国经济。其在企业利润中的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16%左右上升到90年代的接近30%,再发展到21世纪初的40%以上。从1948年到1982年,金融业的平均报酬是所有国内产业平均值的99%—108%;从1983年开始,这个比例逐步上升,到2007年达到181%。

与此同时,非金融行业也不断参与到金融业当中,更多地依赖华尔街获得收益。例如,早在2000年,一份华尔街报告估计标普500企业40%的收益来自借贷、风险投资等金融行为。这种非金融产业金融化的现象,使华尔街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入。其结果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已经从一个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转型为金融为主导的经济,企业也逐步向金融业看齐,对金融市场变得日益敏感并受其制约,而与生产市场的关系日益疏远。换句话说,金融业的角色在过去几十年间已经从一个对整体经济的服务部门演变为控制整体经济的主导部门,美国经济也因此从“财富创造”演变为“财富汲取”的资本主义。

""

图18显示,资本收入和资本收益是最高0.1%人群收入中非常庞大的两部分,几乎占总收入的一半。而在0.01%人群收入构成中,资本收益的比重更为巨大,在2007年的最高收入年份占到总收入的一半。资本收益所占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趋上升,而且对于0.01%人群尤其明显,显示出富豪与华尔街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但对于大部分其他美国人来说,资本收益几乎不存在。如图19显示,他们今天的主要财产是房产和养老金。

(二)“金融陷阱”中的美国精英分裂

大量研究显示,经济金融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机会成本,例如,收入分配的扭曲造成收入在各个层面向金融业集中;对人力资源分配的扭曲导致过多的高素质人才向金融业集中,造成其他产业人才短缺;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医疗、教育、培训等基础建设投资乏力;产业布局的扭曲导致制造业凋敝。

""

尽管奥巴马上台后大力提倡振兴制造业,但即使抛开政治极化对改革造成的障碍,改革本身的侧重点是阻止大企业的离岸外包和鼓励购买国货等见效明显的政治策略,而不是目光对内,从根本上改变制造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美国制造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金融化的经济结构中面临的窘迫境况和资源匮乏。前述资源配置的扭曲都在不同方面对制造业产生影响,很难通过税改和补贴等政策手段取得实质性改变。

在这种产业不均衡的结构中,金融主导造成的各产业间的收入和机会不平等以及金融领域寻租机会的增大对美国社会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感,这些问题虽然难以量化却不容忽视。研究结果显示,从事金融、地产、法律等行业的富豪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阻碍社会流动。他们彼此之间结成家庭的比例,从1979年的3.5%上升到2005年的8.8%。他们的政治观念接近,更多的人倾向于共和党。

最重要的是,华尔街为他们的经理人及其他富豪带来惊人数额的回报,却并不必然会为社会创造财富;也不需要像传统投资人那样,在把资本交给一个实体经济生产者手中时需要考虑承担的风险——因为资本来自他人。这些经理人从变得日益庞大和复杂(以及相应产生的法律和政府规定的复杂化)的资本市场的运行中而非从市场本身获益。这个庞大的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不仅挤压实体经济,而且丧失掉金融市场在引导资金流动、促进和调整资源配置、促进企业组织制度的完善、利用金融工具分散实体经济部门运作风险方面的原初功能。

相反,过度的金融杠杆、金融创新产生的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都导致泡沫经济对整体经济形成巨大威胁,而这些投资经理人在推动这个投机市场的过程中获取巨额利润却不需要承担责任——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救助让他们永远有机会和勇气追求更大的投机。

这显然会产生危险的后果。一小部分人造成的损失由美国社会来承担,而这部分人可以很快继续盈利,似乎这些银行在美国社会大池底下凿开一个小孔,通过一个吸管心安理得地吸取利润。最糟糕的是,每个美国政治家都在向他们的选民解释:这些人是美国经济无法取代的创新支柱,理应得到特殊礼遇。

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值得忧虑的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造成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不平等的因素。这些因素令这个金字塔在冷战后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变得极为陡峭而且向右倾斜,最终导致美国精英分裂。用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逻辑来解释,那就是美国精英由过去的包容性(encompassing)——能够与尽可能多的社会利益相契合——的组织而异化为一个狭隘的寻租集团,以卡特尔的保护主义体制扭曲市场激励机制,阻碍技术和组织创新,抑制经济的持续发展。

这是最终造成美国精英治理失败的结构性根源。换句话说,当我们考虑如何解决问题时,简单地反对不平等实际上无济于事。如果不能控制主导金融市场的银行,让它们回归到原本应有的金融服务的角色和地位,而是任由其利用社会代价去投机,整体经济将永远面临威胁,对不平等本身的狭隘的攻击也只会助长反市场和反全球化的力量。

上面对大资本和资本利益集团的讨论中提到美国的“胜者通吃”政治。尽管资本利益集团对左右两党、公共舆论、政府各部门的影响始终是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常规项目,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幕后操手实际上已经转移到金融利益集团手中。因此更为准确地说,“资本利益集团的兴起”应该被称为“金融利益集团的兴起”,因为前述的各种影响政策决定的力量已经越来越集中在金融业手中,而非广泛地散布在各类产业和经济板块中。因此,美国政治决策也变得越来越缺乏代表性,精英内部的分裂自然导致美国精英治理失败。

结合前述美欧比较的分析来看,这个精英分裂很明显是一个独特的美国现象,是美国于冷战之后利用全球化过程追求金融霸权的结果。美国在掌握金融霸权的过程中受益良多,远非其他发达国家能够相比。但回首看来,这个成功的代价巨大。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全世界都在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感到惊愕。

但是,沉浸在金融膨胀带来的富足感,美国人此后继续将更高比例的储蓄和财富进一步投入到已经高度膨胀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中,而不是用来进行新产品开发和创新,似乎丝毫不在意这种做法带来的长期后果。此后的美国,无论是在克林顿的民主党还是小布什的共和党治理下,都在义无反顾地沿此路径继续向前。如一位观察者所言,在所有人都在因为这个猛兽战栗时,美国人却把华尔街当成宠物抱在怀里。而当音乐停止,泡沫破裂,需要有人付出代价时,造成灾难的华尔街却成了首先被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拯救的对象。整个实体产业奄奄一息,却没有政治家愿意为此做任何努力。

这才是令美国社会如此分裂和愤怒的最主要原因。对于那些拥护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美国中产阶级来说,美国今天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止于收入和财富的下滑。以生活水准而论,今天的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好过以往大部分时期。奥巴马任期内美国经济持续回温,失业率逐年下降,在2016年已经降至5%以下,创历史新低。因此单纯从收入来讲很难解释美国中产阶级目前的困境。

真正对他们形成打击的是支撑这个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的美国梦:人人皆可通过勤奋努力实现繁荣富裕。大量的美国人开始对此深表怀疑,据称相信美国梦的人数降到20年来最低点。尤其是年轻人更为悲观,一半以上不相信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经济体系。大量研究显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日益下降,世袭精英制似乎正在统治美国劳动力市场,使年轻人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一项调查显示,从2002年到2014年,千禧一代中自认为中产阶级的比例从45.6%下降到34.8%。这些人中,56.5%自认为是工人阶级,8%自认为是下层阶级。

不幸的是,陷于自我分裂的美国精英们似乎对这个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束手无策无力给出任何有效的方案。在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拥护者眼里,这个美国精英阶层——美国政治家和他们的富豪朋友——的无能是灾难的渊薮。他们无力感受大众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遭受的心理压力,固执于旧有的制度和教条,在Political Correctness和有效政策之间犹豫不决,常常首鼠两端。他们无法为未来指出方向,同时却又热衷于彼此拆台。

美国在这样一个疲惫无力、方向感尽失的年代,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反建制、反精英领袖才能成为众人拥戴的英雄。他们指出的方向不一定是对的。尤其是特朗普,在很多方面可能不具备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素质。但对相信不破不立的美国中产者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他们需要的吗?抨击民粹已经成为今天知识界的时尚,似乎非理性的普通美国老百姓真的有能力绑架民主。事实上,所谓的民主暴政从来没有在现代民主体制中存在过。所有的冲突都是美国精英主导的冲突。如何化解精英之间的矛盾,在各个社会团体和经济部门之间寻求平衡,才是重建治理机制、解决社会冲突的前提条件。

6结 论

美国经济不平等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不平等至少可以被分为三种:一是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各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能力的不平衡;二是经济极化造成中间收入阶层被压缩排挤;三是产业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精英之间收入差距拉大。每一种不平等都会带来相应的社会和政治矛盾,但如本文分析所指出的,后两种不平等造成的后果显然不是第一种——也是我们通常最习惯于理解的——不平等所能比拟。而美国目前面临的不平等问题恰恰在于后两种。

对后两种不平等的分析显示,美国的不平等问题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源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和教育(人力资源)等因素。相反,不平等的最根本来源是公共政策,而这些公共政策的制定本身又受制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

因此本文所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图谱,其核心论点在于强调,美国的不平等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超越美国本身的问题。在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当中,经济不平等既可以作为自变量来影响公共政策和政治极化,也可以作为因变量,成为这些因素的影响结果。因此,试图清晰地描绘出“经济不平等→扭曲的公共政策→政治极化→经济不平等……”这一线性因果联系往往难以让人满意。由此而言,本轮经济不平等的现实与逻辑起点也就成为一个无法证实的猜测

美国的公共政策往往和美国民主体制紧密相关。美国民主在这个政治经济纠葛的过程中负有多大责任,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本文没有更多讨论。但无可怀疑的是,美国民主制度,如福山等学者近年来反复警告的,正在面临一个异常艰难的历史挑战,因为需要改变的不仅是强化一些保护劳工和中产阶级的公共政策和对大资本和商业利益集团的管制。同时,作为现代自由民主基石的资本主义也面临彻底改革的需要。过去30多年来,基于金融深化和金融扩张的美国经济制度造成的危险后果比任何时候都更明显。

然而美国社会对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造。金融部门通过游说能力来摆脱严格的监管,财富集中已具有自我强化的能力,然而美国社会似乎找不出一种抵消这种状况的民主动员机制来平衡形势。福山等学者主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改变这种现状,避免美国民主的衰败。其实,这些主张的核心内容本质上是借鉴北欧和德国等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的混合经济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在桑德斯之前从未被严肃考虑过。对社会主义分配经济的近乎仇恨的意识形态让任何实验都难以形成实质性影响。福山同时也指出,美国的政治衰败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严重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人对美国例外论的狂热坚持使得这个国家更难以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

在一定意义上说,精疲力竭的美国民主或许是美国“衰落帝国综合征”的一个表现。相比于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美国这个全球金融霸主受惠于金融扩张最多,但今天也比任何其他一个国家更多地受制于其精心缔造的这个体系。很难说美国精英不了解或不愿意去改变现状。但像所有面临挑战的帝国一样,最可怕的改革阻碍来自一种身心疲惫的愤怒,如旋涡一样,把所有人拖进去。

这也可能是2016年美国大选和近年来美国现状最让世界不安之处,特朗普可能无法长期左右美国的发展,但被他的个人特点进一步推动的漩涡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消失或减弱。

在金融危机前夕,一位美国观察家表达了他对美国未来的担忧——美国经济正在延续过去的帝国普遍遭遇的衰落: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始于16世纪,荷兰贸易帝国始于18世纪,大英帝国始于19世纪。这些帝国都以金融作为它们最后阶段的经济基础,也都是以金融崩溃为结局。该作者引用美国19世纪末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的观点,认为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深刻的思想观念上的改变:人们的精力不再像以往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表现出来,现在是以资本的形式展现出来。

这样的看法或许过于悲观,低估了美国民主的活力和它的独特性。毕竟,这个国家在19世纪成功地克服内部分裂,建立统一市场,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在20世纪30年代成功地击败大资本和资本利益集团,奠定其全球霸主的经济实力。虽然30年代之后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历史幸运(例如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带来的改革机遇),毕竟有相当部分源自美国民主的活力——20世纪初兴起的进步主义持续了30多年——将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动员起来,最终帮助罗斯福实现新政。

一个世纪后,美国社会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这一次,对手和环境已全然不同。一定意义上说,美国民主的新挑战来自自身:这个雄踞于世界强国巅峰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国家是否还具有当年的活力,让进步主义浪潮再一次点燃创新之火。与此同时,如何让这个在衰落中焦躁不安的大国愿意继续承担全球化和世界和平的重任,不仅是美国精英的责任,也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挑战。

来源时间:2018/10/25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17300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可能意味着什么?

作者:ANDREW E. KRAM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莫斯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R·博尔顿(John R. Bolton)本周在莫斯科,向官员们解释特朗普总统决定退出一项1987年的军控协议。
  特朗普及其强硬派助手,尤其是博尔顿长期以来一直都在表达对《中导条约》(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的不满,他们表示俄罗斯违反了条约条款,而中国不是缔约国。
  “除非俄罗斯来找我们,中国来找我们,他们都来找我们,说‘我们都聪明点,谁都不要研发这些武器’,”美国将退出,开始打造新的核武器,特朗普周六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道。
  作为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S·佩斯科夫(Dmitri S.Peskov)暗示会出现一轮新的军备竞赛,他表示“为了在这个方面恢复平衡”,俄罗斯也将被迫开发新武器。
  该提议及克里姆林宫的反应立刻引发了一些对于这个过时的军控协议的质疑,很多30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协议的存在。它真的那么重要,以至于它的终结会引发一场全球性军备竞赛吗?
  到底什么是《中导条约》?

""

1987年,里根总统与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署《中导协议》。 SOVFOTO/UIG, VIA GETTY IMAGES

  该条约解决了1980年代的一场危机。当时,苏联在欧洲部署了一种名为SS-20、可搭载三枚核弹头的导弹。美国则以巡航导弹及“潘兴2”型(Pershing II)中程导弹作为回应。
  到里根总统与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达成协议,禁止这些武器的时候,由于中程导弹飞行时间短(可以短至10分钟),外界已将其视为核战争的触发器。
  这尤其困扰着苏联司令部,因为他们可能会在下令进行报复性攻击前,就被“晴天霹雳”一般的打击消灭。作为对这种弱点回应的一部分,莫斯科开发出“死亡之手”(dead hand)触发机制,在领导层没有下达命令的情况下,基于计算机对辐射的解析和地震传感器的判断向美国发射导弹。
  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一份官方报纸发文称,这种利用“人工智能”下令开打核战争的体系尽管在和平年代没有被启动,但仍在运行。
  《中导条约》禁止射程在311英里(约合500公里)到3420英里(约合5500公里)间的陆基巡航导弹或弹道导弹的存在。条约没有涵盖空中发射或海上发射的武器,例如从舰船、潜水艇或飞机上进行发射的美国“战斧”(Tomahawk)及俄罗斯“口径”(Kalibr)巡航导弹,这些导弹轻松就能射出类似的距离。
  俄罗斯真的作弊了吗?
  看起来的确如此。2014年,随着乌克兰危机加剧,奥巴马政府首次指控俄罗斯违反该条约。美国官员表示,莫斯科几乎是公开地部署了一种遭禁的路基巡航导弹,西方称之为“SSC-8”,它能对欧洲国家构成威胁。
  即使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之所以说俄罗斯违反了该条约,是因为该国部署了遭禁的战略性核武器,意在威慑欧洲及与西方结盟的前苏国家。
  但特朗普政府最大的担忧可能是在亚洲,在那里,这个1980年代的条约如今限制了美国在陆地上部署短程及中程导弹,以此回应中国在西太平洋打造势力范围,牵制他国海军力量的努力。
  尽管中国人并未签署该条约,但他们周一也加入进来,表示他们反对美国单方面的退出行为。
  接受莫斯科回声(Echo of Moscow)电台采访的博尔顿回应,“中国人不是该协定的参与方,并且希望能将其保存下来。”
  他接着说,这并不令人意外,“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也会这么说”。
  俄罗斯如何反应?
  简而言之,伴随着军备竞赛和其他末日威胁的警告。
  本月早些时候,当被问及美国退出的可能性时,普京总统若有所思地说起了核末日的可能,称俄罗斯人做好了发动报复性打击的准备,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在核战争中进入天堂。
  “侵略者应该知道:复仇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将被摧毁,”普京说。“而我们,作为侵略的受害者,会以殉道者的身份直接进入天堂,而他们只会死去。”
  其他人则更加克制。
  “这一领域的任何行动都会引发反应,”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V·拉夫罗夫(Sergey V. Lavrov)在与博尔顿会面前告诉记者。
  其中包括一轮新的军备竞赛的官方警告,一名外部专家威胁说,俄罗斯将开发一大批小型无人机载炸弹袭击美国,也有人认为此举是美国在中期选举前夕虚张声势。
  周一,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否认俄罗斯违反了该条约,称“恰恰相反”,是美国人违反了其精神。俄罗斯认为,欧洲的美国反导弹发射装置可用于发射攻击性武器,而美国的武装无人机则在条约禁止的巡航导弹范围内飞行。
  博尔顿在俄罗斯间,官方报纸《俄罗斯报》(Rossiskaya Gazeta)以《特朗普转向勒索》为题发文,暗指他把在贸易协议方面采取的强硬手段应用于核协议。
  欧洲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导条约》“已成为我们欧洲安全架构的重要支柱”。 GENT SHKULLAKU/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奇怪的是,虽然俄罗斯新的中程导弹威胁到欧洲,但欧洲领导人抗议美国退出该条约的声音最响亮。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条约“已成为我们欧洲安全架构的重要支柱”;众多分析人士指出,在跨大西洋关系产生深刻压力的时期,该问题有可能为美国与欧洲之间增添新的隔阂。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发言人玛雅·科奇扬契奇(Maja Kocijancic)在声明中说,“美国和俄罗斯联邦需要继续进行建设性对话,以维护《中导条约》”,因为“世界不需要新的军备竞赛”。
  但随着俄罗斯准备部署现有军备控制协议未涵盖的超音速导弹、中国部署中程导弹、美国调整巡航导弹在亚洲的部署以做出回应,许多专家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新的军备竞赛。

  翻译:安妮、晋其角

来源时间:2018/10/25   发布时间:2018/10/24

旧文章ID:17299

最新民调出炉,特朗普收获意外之喜,支持率升至任期最高水平!

0

作者:六六  来源:汇通网

  美国2年一度的中期选举只剩下最后2周的时间,第一次正式检验特朗普上任政绩的时刻即将到来,早在几个月前,美国各大媒体就已经开始频繁的进行民调调查,但是这些民调结果大部分对特朗普及共和党均不太有利,但随着中期选举时间的逼近,这种结果似乎变得的和之前不太一样了,近日据最新的NBC/WSJ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一改此前的颓势再度上升,更是获得了上任以来最高的支持率。
  最新民调出炉,特朗普收获意外之喜,支持率升至任期最高水平!
  中期选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共和党及民主党为此也是牟足了劲的为自己所在党派拉票,而美国的媒体似乎也是极为的热衷于调查美国最新的中期大选民调,据10月16日人民网消息,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14日发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1%,较8月底提高5个百分点。总体而言,在注册选民中,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获得53%的支持率,领先共和党候选人11个百分点。在潜在选民、即可能投票的选民中,民主党支持率领先共和党12至14个百分点;
  但是,到了现在距离中期选举还有两周左右的时间,据最新的NBC/WSJ民调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拟投票选民中的支持率为50%,领先共和党9个百分点,该数据显示,民主党对共和党的优势有所缩小,但仍有较大优势。
  最新民调出炉,特朗普收获意外之喜,支持率升至任期最高水平!
  而特朗普的支持率却再一次上升,据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获得了上任以来最高的支持率,特朗普获得的支持率为47%,高于一个月前的44%,而不支持率为49%,低于一个月前的52%。这是他在NBC/WSJ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而在拟投票选民中,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5%,不支持率为52%。33%的登记选民表示,他们中期选票的投票将是反对特朗普的信号。29%的登记选民称投票是支持总统的信号,而36%的选民称,此次投票不代表任何支持或反对总统的信号。
  除此之外,据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哪个政党能更好地应对经济问题上,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获得了比民主党最大的领先优势,43%的登记选民认为,共和党能更好地处理经济问题,仅有28%的选民认为民主党能做得更好。去年8月,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领先民主党14个百分点。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经济问题的处理上,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还是被更多美国人所接受的。
  最新民调出炉,特朗普收获意外之喜,支持率升至任期最高水平!
  通过本次民调结果显示,在经济方面,共和党的支持率优势创下该民调史上的最高水平。而在众议院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两党获得的支持率势均力敌。共和党民调专家麦金塔夫(Bill McInturff)、民主党民调专家弗雷德·杨(Fred Yang)和哈特研究协会共同进行了这项调查,因此本次的民调结果还是比较靠谱的!
  11月6日,中期选举将正式进行投票,改选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三分之一席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共和党在众议院受到的压力更大,而在参议院的改选压力可能相对较小。众议院全部435席全部改选,要成为多数党,两党都需要获得218席,而参议院共35席需要改选,共和党仅需再拿下9席,就可成为多数党,而民主党需要26席。
  但不管怎么说,本次NBC/WSJ的最新民调结果无疑给特朗普和共和党带来了极大的信心,在支持率上特朗普更是收获了“意外之喜”,特朗普这次的中期选举怕是又要多几分胜算了!

来源时间:2018/10/25   发布时间:2018/10/24

旧文章ID:17298

中期选举:美国选民将给特朗普打分

0

作者:迪米  来源:FT中文网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又开始耍起了他的老把戏。最近在爱荷华州西部对数千名支持者发表演讲时,他给自己的最新目标——民主党人辛迪•阿克斯内(Cindy Axne)起了一个绰号,后者正希望成为首位代表爱荷华州的女性众议员。
  “Cindy Tax Me。一个非常棒的名字……我猜应该是Axne,但我们叫她Tax Me,”特朗普大声喊道,此言在康瑟尔布拉夫斯市(Council Bluffs)挤满人群的体育馆内引发此起彼伏的笑声。“这太容易了!”
  此时此刻,特朗普正陶醉于曾帮助他入主白宫的那种致胜策略。但今年,他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目标。这一集会只是他安排紧凑的巡回演讲中的一站,目的是帮助共和党捍卫在众议院日益岌岌可危的多数党地位,同时保持对参议院的控制权。
  下月初的中期选举看来将成为一代人以来最为举足轻重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而言事关重大,该党现在控制着参众两院,但面临在众议院遭遇溃败的风险,因为大量议员将要退休,同时反特朗普的怒火正激励着民主党人。
  对特朗普来说,此次中期选举更是具有戏剧性的利害关系。丢掉众议院将使得民主党人得以动用强行传唤的权力,启动对特朗普的全方位调查,从他的纳税申报表,到他与色情女星斯托米•丹尼尔斯(Stormy Daniels)据称有过的婚外情。更为关键的是,控制众议院将使民主党能够尝试弹劾特朗普——尤其是如果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就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总统可能妨碍司法提交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的话。
  政治民调专家认为,进入中期选举的最后竞选阶段之际,民主党处于强势地位。“库克政治报告”(Cook Political Report)的查理•库克(Charlie Cook)指出,在美国内战以来的38次中期选举中,控制白宫的政党有35次在众议院失去席位。
  民主党需要净赢23个席位才能拿下众议院。“库克政治报告”估计,众议院435个需要改选的席位中,有69个席位竞争激烈——两党都有现实的胜出机会——还有39个席位可能变得竞争激烈。在被库克政治报告列为“机会均等”的31个众议院席位中,共和党目前占着29席,而在竞争激烈的席位中,另有12个被列为“倾向民主党”。
  面对可能出现的民主党浪潮,共和党人正从繁荣的经济(美国的失业率已降至3.7%)汲取慰藉。在他出场的集会上,特朗普宣称,美国将因经济强劲而出现一股共和党“红色浪潮”。“从历史上说……你在中期选举中倾向于表现不好,”他上周对《纽约》(New York)杂志说,“但……这一次是不一样的总统任期,现在的美国经济是有史以来最棒的,所以我们必须考验一下它。”
  在下月的选举中面对阿克斯内的现任众议院议员大卫•扬(David Young)对所谓的威胁不屑一顾。“我不相信蓝色浪潮会席卷爱荷华州……我们有一道红色大坝,”他说,“可能会有一些蓝色龙卷风在全国其他地方降临。”
  然而,民主党人有信心能拿下众议院,即便美国经济表现良好。尽管他们正在就医保等基本问题和呼吁推翻特朗普减税措施展开竞选,但中期选举通常被视为给总统头两年任期打分的方式。
  “这基本上就是对特朗普的一次全民公投,”曾在2004年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说,“我预期我们党能够拿下众议院,实际上我认为我们党也有不错的机会拿下参议院。”
  历史记录似乎表明,当总统的支持率超过50%时,其所属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中的损失就可能比较有限。特朗普的支持率一直徘徊在略高于40%的水平。
  除了选民惩罚总统所属政党的倾向之外,民主党还应该会受益于一项法院判决——在宾夕法尼亚州重划选区,以扭转共和党的不公正选区划分。代表费城的民主党众议员布伦丹•博伊尔(Brendan Boyle)称:“我对夺回众议院非常乐观。”
  让民主党乐观的另一个因素是女性选民的情绪。该党推出了创纪录数量的女性候选人。其中很多候选人在竞争激烈的选区参选,她们得到强大的筹款活动的帮助。
  原中情局(CIA)情报官员阿比盖尔•斯潘伯格(Abigail Spanberger)在第三季度筹到创纪录的360万美元,她试图取代共和党众议员戴夫•布拉特(Dave Brat),后者曾在2014年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初选中,令人震惊地击败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特(Eric Cantor)。斯潘伯格所在的弗吉尼亚选区一年前还是“坚定的共和党选区”,但现在被评为“机会均等”。今年2月,布拉特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他将获胜,但他表示,如果有一股民主党浪潮导致他失败,“那将是一场海啸”。
  民主党女性候选人还受到了#MeToo运动的推动。很多人都对共和党处理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被指性侵的方式感到愤怒;卡瓦诺已被确认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女性已经占到选民的大多数,而且比男性更倾向于出门投票。民调机构Greenberg Quinlan Rosner的合伙人安娜•格林伯格(Anna Greenberg)说,自称将投票支持民主党人的女性百分比自2016年大选以来有所上升。她补充说,民主党正吸引越来越多受过大学教育、住在郊区的女性。
  “你看到大量女性涌入民主党。民主党的女性化让人感觉达到顶峰,”格林伯格表示,她补充称,华盛顿最大规模抗议活动之一,就是在特朗普2017年1月就职的第二天女性上街游行反对他。
  代表费城的民主党众议员博伊尔表示,这种势头在费城郊区将很明显,民主党女性在这里应该至少赢得3个席位,这对一个目前在参众两院没有女性议员的州来说将是一个重大转变。
  阿克斯内在得梅因以西一个小镇的Perk Perry咖啡馆接受采访时表示,女性希望有一个政治声音。在现有的535名国会议员中,只有107名是女性,尽管其中78名是民主党人。
  她说:“每当女性觉得她们遭遇不公正的时候……她们就会站出来说‘我希望确保我的声音得到代表’,而那最好是由另一名女性代表。”已担任两任国会议员的扬在2016年以14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爱荷华州第3国会选区,他承认“这次的竞选比较艰难”。
  11月选举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年轻人是否会踊跃投票。支持阿克斯内的退休社工莫尼卡•佩茨(Monica Peitz)表示,卡瓦诺争议对她来说“不是一个紧要问题”,但对于其他女性而言是。“也许……我是一个老顽固,但我认为这对年轻女性和有过这样经历的女性——她们有很多——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推动力。”
  扬的支持者马克•万普勒(Mark Wampler)说,他“不确定他们(民主党人)能否取得比以往任何时候任何人更大的成功。”
  民主党人正在努力解决这一差距。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最近一次抨击特朗普的讲话中提醒年轻人,2014年中期选举时他们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投了票。这位前总统说:“当前这一届国会没有反映你们的价值观和你们的优先事项,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最近,一个知名人物加入选战——歌手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她表态支持民主党人菲尔•布里德森(Phil Bredesen),后者正与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竞选田纳西州参议员。斯威夫特向她的1.12亿Instagram粉丝表示,年轻人应该登记投票,帮助击败布莱克本。
  为了刺激年轻的民主党人参与投票,一个名为“Knock the Vote”的团体制作了一些视频,用年长选民的口吻嘲笑千禧一代不关心政治。这些退休人员说:“我们是实干的一代,不是抱怨的一代,而我们干得很棒。”他们叫板年轻选民去分享这些视频。
  尽管许多共和党人对他们在众议院的胜算感到悲观,但他们有较大信心保留住参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党人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选举形势,因为需要竞选连任的35位参议员中,有26位来自该党,其中10位还来自特朗普在2016年胜出的州。“库克政治报告”将其中5个州——佛罗里达州、印第安纳州、密苏里州、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归为选举“机会均等”。
  共和党与民主党目前在参议院的席位之比为51比49,因此民主党人需要净赢得两个席位才能获胜。尽管他们有几条狭窄路径,但他们必须保住5个最弱的席位,并在共和党的4个“机会均等”席位——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田纳西州和德克萨斯州——中赢得2个,或赢得类似组合。
  卡瓦诺之争可能激励民主党选民踊跃参加众议院选举投票,但这可能会损害该党在参议院的机会,因为该党正在几个保守州捍卫参议院席位。海蒂•海特坎普(Heidi Heitkamp)本来就被视为参议院最弱的民主党人,在其投票反对卡瓦诺之后,北达科他州似乎已遥不可及。
  尽管特朗普最近几周为多位众议员拉票,但上周他似乎转向参议院,参加了蒙大拿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集会。
  在蒙大拿州,民主党人乔恩•特斯特(Jon Tester)的民意支持率最近有所下降,这提高了共和党人对拿下该州的希望,2016年特朗普曾在该州以57%的得票率胜出。在亚利桑那州,曾经是首位投入实战的女性战斗机飞行员的玛莎•麦克萨利(Martha McSally)与民主党人克里斯滕•希尼玛(Kyrsten Sinema)难分上下,特朗普当年在该州以微弱优势胜出。在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曾取胜的内华达州,共和党人狄恩•海勒(Dean Heller)和民主党人杰基•罗森(Jacky Rosen)的支持率几乎完全相同。
  最有意思的选情出现在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人特德•克鲁兹(Ted Cruz)面临前朋克摇滚歌手贝托•奥鲁克(Beto O’Rourke)的严峻挑战。因拒绝使用民调机构和策略师,且拒绝接受特殊利益集团的捐款,奥鲁克获得了基层支持。他令人震惊地在今年第三季度筹款3800万美元。
  这场角逐已经引发人们猜测,奥鲁克有望在2020年大选中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目前的考验是:民主党人高涨的热情是否有助于赢得一个保守州?
  共和党候选人也面临他们自己的挑战:让特朗普的支持者出门投票。在康瑟尔布拉夫斯的集会上,有许多横幅上写着“做出承诺,遵守承诺”(promises made, promises kept),意指特朗普已经履行了竞选承诺: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伊朗核协议、推动通过减税等等。但现场几乎没有扬的竞选标语牌。
  当现场音响播放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的《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等歌曲时,一位女士在总统走上舞台前冲向一名特朗普粉丝,询问对方是否能举起一条扬的横幅,好让电视摄像机在拍摄特朗普时也能拍到这条横幅。这名粉丝照做了,但这条横幅还是被淹没在成千上万条特朗普横幅中。

来源时间:2018/10/24   发布时间:2018/10/22

旧文章ID:17297

张维迎:理解世界与中国经济

作者: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美贸易冲突的背后不仅仅是中美两个国家之冲突,而是中国同西方世界之冲突,包括欧盟、英国等与中国贸易逆差并不严重的众多国家,也从正面转向负面。这意味着冲突不止是贸易冲突,更可能是背后价值体系之冲突、体制之冲突,而后一问题更为深远、更难以用技术手段调和。为理解这一问题,需要我们从理解世界和理解中国经济两个角度出发探讨:其一要理解西方思考问题的方式,其二要正确地理解我们自己。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国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世界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二战后种族平等的观念逐渐确立,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不得拒绝接受难民,尽管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先进帮助后进也是二战后形成的观念之一。此观念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条件是不对等的,中国一开始作为发展中国家受益良多,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得援助位列世界银行资金流向的首位,中国加入WTO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了很多优惠条款。反观美国为了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承担了很大的成本,从其负担约1/5强的联合国经费就可窥一斑。特朗普政府提出“对等”要求,也是基于中国之发展阶段的变化,所以中国是否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个重要争议。
  3、西方所理解的和平
  西方世界认为,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这是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历史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贸易使得各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民主可以遏制统治者的野心,国际组织则促进各国通过沟通化解误会和冲突。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带来和平。19世纪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巴斯夏曾言:在商品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便不会越过国界;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便会代而行之。
  民主和平论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发明,现在已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赛特和约翰·奥尼尔基于1816-2001年间两千余场战争数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的概率较低。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是非民主政体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当把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加上之后,冲突的可能性下降。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给定年份对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军事冲突。换言之,民主和平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而贸易和平即使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时仍然有效。就世界和平而言,贸易比民主更重要!
  二、理解中国经济
  1、理解中国过去40年的成就
  且不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是否理解,仅仅是中国近40年来的历史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以往40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无人否认的事实,但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尚有争议。目前,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有 “中国模式论”与“普世模式论”两种解释。前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独特的中国模式,即强有力的政府、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和英明的产业政策。后者则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和英国的崛起、法国的崛起、二战后德国、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一样,是基于市场的力量、以创造力和冒险力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中国还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百年间所积累的技术。我年初发表的《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文,总结了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西方世界250年间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后发优势意味着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直接可以共享别人曾经花费巨大代价实验得到的技术成果。
  中国模式论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很不好的后果。
  2、中国模式论不符合事实
  根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国整体市场化指数自1997年的4.01上升至2014年的8.19,期间在2009年“四万亿”刺激政策后市场化指数有些许下跌。但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其中,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场化程度位列前茅,东部的市场化指数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反观地区GDP增长率我们却发现,2007年之前东部的GDP增长率一直高于中部和西部,但2007年之后反而是西部的增长率位于首位,中部次之,东部最低。还有一系列的证据表明近五到十年来,各省市市场化程度与GDP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有一个“中国西部模式”,西部地区的体制和政策优于东部地区,进而要求东部和中部向西部学习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西部的市场化改革起步晚,因而在后期具有了“后发优势”。东部1997年和2001年的市场化程度,分别超过西部2006年和2014年的市场化程度。利用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市场化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的经济增长数据,我们发现不管是近十年还是近四十年,市场化指数的“变化”都与GDP增长率正相关。这便揭示了“中国模式”的问题:市场化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我们不能仅凭某一时点上的经济表现而不结合历史就推断出某种因果关系。
  更多的实证证据可以用来证实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包括中国城镇国有部门(或者私人部门)就业比重、国有(或外资与私人)工业资产比重等指标与人均GDP及增长率的相关关系等等,毫无例外地证明:国有部门越大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越慢;与国进民退的地区相比,国退民进的地区有更高的增长业绩。
  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大部分靠的是技术后发优势提供的套利机会,中国企业家和西方企业都可以靠套利赚钱。随着套利空间的收缩,今后的发展则越来越依赖创新。
  经济学家用三个指标衡量创新:研发密度、专利、新产品销售占比,分别对应投入、中间和产出三个阶段。就这三个指标而言,中国近十来年还是取得了不小进步,但地区之间差别巨大。跨地区数据分析表明,这三个创新指标都同市场化和民营化程度显著正相关,却同每万人拥有的政府机构数量和公共部门就业比重负相关。无论用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还是工业资产,平均而言,国有部门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低;私有和外企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高。
  3. “中国模式论”后果很严重
  上述证据表明,“中国模式论”严重不符合事实。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来自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更大的麻烦是,用“中国模式”解释过去40年的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不利。
  第一,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一味强调独特的中国模式,对内就会走向强化国有企业、扩大政府权力、依赖产业政策的道路,导致改革进程逆转,改革大业前功尽弃,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
  第二,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中国模式论”将中国树立为西方视角下之令人惊慌的异类,必须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冲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对中国过去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在西方人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公平贸易和世界和平不相容,绝不能任其畅通无阻、高歌猛进。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经济学家切勿把“尽管”(in spite of)当“因为”(because of)。
  (本文根据作者2018年10月14日给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MBA/EMBA学员讲座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来源时间:2018/10/24   发布时间:2018/10/23

旧文章ID:17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