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迈克尔·霍顿，乔恒译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近几十年的外交政策总是优先考虑以军事干涉推进自己的海外利益。特朗普当选后承诺让美国远离卷入外国战争的传统。若美国专注国内问题，采取克制的建设性而非破坏性外交政策，就可能给中国崛起之路增加更多障碍。但中国人没必要担心。现在美军仍常驻阿富汗、叙利亚，与伊朗的冲突逼近，谈及干预委内瑞拉……美国继续处于长期战时态势。
　　这对北京是好消息。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大相径庭。中国没采取保守、短视、忽略后果的做法，其战略审慎而高瞻远瞩。北京决策者和专家的思考和规划跨越几十年而非几个月。眼下，那些规划的着重点是建设而非（像美国那样）轰炸。这并非是说中国不顾自身利益，而是考虑将尽可能多的国家拉入其经济网络，巩固大国地位。北京放眼长远，而华盛顿将资源和全球政治资本消耗在打不赢的战争上。美国热衷对外干涉是自毁长城，而中国将是主要受益者。
　　自1979年以来，中国再没打过外国战争。中国领导人似乎奉行古代军事哲学家孙子的忠告，“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中国把绝大部分资源用于国内发展，在39年里取得连最大胆乐观的专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成就。中国如今的基础设施堪比许多西方国家。相比之下，过去20年华盛顿的首要投资是反恐战争。据估算，“9·11”事件后，战争已耗掉美国4.6万亿美元，其国内基础设施很多却已破破烂烂。
　　中国人不惜重金修建基础设施，在国防支出上却很有分寸。除了在势力范围的兵力投送，其他都被列为次要。中国人没必要派一架价值1.1亿美元的飞机绕半个地球去轰炸一些武装人员，就像美国在没完没了的战争中常做的。但这并不等于在也门、阿根廷等遥远地方就不能感受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在许多地方，中国人宣示权利，就是希望静待美国出局。
　　也门一名外交人员告诉笔者，“中国人想的与美国人大不一样。他们很有耐心。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不要树敌太多。”他说，中国外交官在也门首都外出或到其他地方，从不带保镖。反观美国，其外交官很少离开使馆，出门有装甲车队和保镖陪伴。这位外交官认为，中国的“第二目标是学习。中国大使馆的人对也门一些地方比我还了解。在学习基础上，他们着眼于第三目标，就是把各国拉入中国的经济（轨道）”。
　　中国人正忙于现代化自己的国家，他们似乎乐于等待，让一些外交问题自行消失，即便这会历时一两代人。有时候，不做反而效果更好。美国则相反：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府都实行昂贵、保守的对外军事政策，同时放任很多国内问题不管。
　　中国的外交政策根植于现实主义、自我保护和对影响力及权力的渴望。他们在世界各地修建铁路、管道、道路、工厂、学校和医院。这统统是美国人曾擅长的。中国人研究、学习美国的经验。相比之下，美国决策者几乎不注意过去的经验教训。相反，其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短视，漫无目标。中国人正按兵不动，尽其所能避免冲突，对内努力解决问题，投资于基建和民生，对外广交盟友，静待美国继续过度扩张，不断变弱，最终自我消耗、一蹶不振。

来源时间：2018/10/24   发布时间：2018/10/23

旧文章ID：17295

作者：  来源：法意读书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威胁论”的炒作下，美国长期将中国视作世界霸权的竞争对手，尤其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接触政策开始被抛弃，世界范围内多个维度上对抗中国影响的冲突加剧。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研究员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最近出版了新书《无可匹敌：为什么美国仍将是唯一的超级大国》（Unrivaled: Why America Will Remain the World’s Sole Superpower）。作为对其观点的摘录，2018年9月他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停止担忧，中国不会危及美国的霸权》（Stop Obsessing About China, Why Beijing Will Not Imperil U.S. Hegemony）一文，认为大国不仅在于其规模，更在于其效率，GDP等指标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国家实力，扣除国家总成本后的净资源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中国生产、行政、军事效能较低，美国将保持领先甚至扩大其优势。因此，美国应停止不必要的担忧，专注国内投资发展，“练好内功”。

　　作者：Michael Beckley
　　翻译：唐亦文

　　美国是一个极度分裂的国家，然而有一种观点却越来越超越两党的分歧：这个国家正面临着被中国赶超的紧迫危险。许多人认为，除非华盛顿作出更多努力来对抗其最大的竞争者的崛起，否则美国可能很快失去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根据这一新兴的共识，美国数十年的投资和外交让步帮助创造了一个地缘政治的怪物。中国如今拥有世界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它正利用其不断增长的力量在东亚制定自己的规则，掏空美国经济，破坏全球民主。作为回应，许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同意，美国必须加强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对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打击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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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一新兴的共识与其带来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中国非但不会在经济上或军事上超越美国，相反，从衡量国家财富与实力的最重要的指标看来，中国目前都只是勉强跟随，并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进一步落后。如果美国能够避免国外过度扩张、国内投资不足，它现在是，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内继续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因此，美国的战略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做得太少，而在于对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担忧反应过度。华盛顿应采取更为温和的举措，加强东亚现有的权力平衡，重振美国经济，而不是大肆宣扬中国崛起，准备进行新的冷战。为保持和平，美国领导人应拉拢而不是疏远北京，因为长期地缘政治趋势将有利于美国。
　　从GDP到净资源（MEASURING WHAT MATTERS）
　　常常被用作证明中国所谓不可阻挡的崛起的主要证据在于其庞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其他基本上是GDP组成部分的各种数据，包括工业和制造业产出、贸易和资金流动、以及军事、研发（R&D）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然而，这些总指标在衡量国家实力上都非常糟糕。正如我在一本新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这些指标未能体现过去200年来大国的兴衰，在预测国际争端与战争的胜负上的表现也仅比投硬币稍好。
　　实际上，在这些指标之下，中国曾一度处于领先地位：十九世纪，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军事力量。 而且在与其他大国的贸易中保持顺差。然而，今天许多中国人认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屈辱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他们的国家把大块领土和大部分主权权利都输给了更小的竞争对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英国和日本。同样，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拥有欧洲最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力量，但它在对抗英国、法国和德国中遭遇了一系列的惨败，并最终导致了1917年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在上一世纪，苏联在包括工业产出、军事和研发支出，以及部队、核武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等各项资源总量的指标上都超过了美国。但它仍然输掉了冷战。
　　这些以及其他数百个案例说明了一个简单而重要的观点：GDP和军费开支等总体指标夸大了人口较多的国家的实力，因为它们仅仅计算了大量劳动力和军队的好处，而未考虑到供养、管理、保护并服务这些人的巨大支出。
　　较大的人口显然是一项重要的资本。例如，卢森堡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大国，因为它的经济仅是世界市场的一个零头，而其军队规模甚至小于克利夫兰的警察部门。但是较大的人口并不能保证大国的实力，因为人们既生产资源，又消耗资源。10亿农民可以带来巨大的产出，但他们也会很快消耗掉大部分的产出，留不下多少资源用于向海外输出实力。
　　相比之下，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一个国家需要积累大量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反过来，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同时拥有规模和效率——而不是只有其中之一。它不仅必须动员大量投入，还必须尽可能多地从这些投入中提取产出。简而言之，一个国家的力量不是源于其总资源，而是源于其净资源——减去制造它们的成本后留下的资源。
　　国家实力的成本（MIGHT MAKES RIGHT, BUT WHAT MAKES MIGHT?）
　　这一系列的成本很多。首先，生产成本，包括生产财富与军事力量所消耗的原材料，与这一过程所产生的负面副产品（比如污染）。其次，福利成本——国家为防止国民饿死街头所承担的支出，如食品、医保、教育和社保的费用。最后，安全的代价：政府必须管理并保护它的国民免于内外敌人的攻击。无需赘言，这些成本都会累加起来。实际上，它们往往会消耗掉一个国家的大部分资源。

1960年至2017年中美两国GDP总量对比, 来源：data.worldbank.org

　　因此，为准确判断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分析者需要考虑这些成本。近年来，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已经开展这项工作，并发布了对各国资源净储备的粗略测算。它们的分析集中在三个方面：生产资本（人造物品，如机器、建筑物、战斗机和软件）、人力资本（国民的教育、技能和工作寿命）和自然资本（水、能源和耕地）。此外，投资银行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发布了各国私人财富净值的数据。虽然这三个统计使用了不同的数据和方法，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描绘了相同的图景：美国的净资源储备是中国的几倍，而且这一领先优势可能每年都在以数万亿美元的规模扩大。
　　事实可能更加惊人。这些数字仅是保守估计，因为它们依赖于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而这些统计数据将中国的产出夸大了30％，并忽略了侵蚀其财富和军事能力的众多成本。例如，为生产相同的产出，中国企业大约使用两倍于美国企业的资本、五倍于美国企业的劳动力。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国工业产能被浪费。超过一半的研发支出被挪用。近三分之二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成本高于未来可能带来的经济回报。中国每年还比美国多花费数千亿美元来供养、管理、保护并服务本国国民。
　　低效和障碍同样拖累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平均而言，中国的武器系统在射程、火力和精确度方面的性能大约是美国武器的一半。中国的海陆空三军缺乏战斗经验，接受的训练不足美国部队的一半。此外，边防和国安至少消耗了中国军费预算的35％，并且占去了其一半的现役部队，而美国军队则拥有安全的基地，几乎可以完全专注于向国外输出力量。
　　当然，美国军队的力量分散于世界各地，而中国则集中在东亚，使其成为一个强大的地区性大国。但是，美国在全球许多遥远角落的军事存在是一个政策导向而非必要性的问题，这意味着华盛顿可以迅速将部队从一个地区重新部署到另一个地区而不会严重危及其安全。相比之下，中国必须让大部分军队在国内保持警戒。首先，它面临的国内动乱比美国更加严重。它还与19个国家共享海上或陆地边界，其中5个国家曾在上世纪与中国交战，其中10个国家仍对中国部分地区主张权利。至关重要的是，其中许多国家已发展成先进的空中、海上和导弹力量，可以阻止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大部分地区建立海上或空中控制权。
　　总之，美国保持着对中国巨大的经济和军事领先优势。为迎头赶上，中国需要更快地增加其实力资源（power resources）。然而，不仅由于中国的巨额债务、日益减少的资源以及猖獗的腐败，更因为其萎靡的劳动力，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一些估计，在未来30年内，中国将失去四分之一的工作年龄人口——超过2亿工人——而65岁以上的人口将增加三倍以上。因此，中国工人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从目前的7比1缩小为2比1。与此同时，美国劳动力预计将增长30％，美国工人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保持在3比1左右。
　　恐惧的代价（THE PRICE OF FEAR)
　　除了以上错误之外，有成见认为，中国是一个旨在夺取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大国，这一成见带来了危险的政策影响。它给人一种美国和中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感觉，崛起的大国挑战既存的霸主，双方陷入了一场大战。这种在这两个国家都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敌意。受全球对其崛起的炒作所鼓舞，中国已经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国家领土扩张活动，对东海和南海80%的领土主张主权，并向其军队投入大量资源。相应地，美国则将中国视作敌人，对中国商品征收严厉的关税，迫使美国国务院为军方筹集资金，让美国军队介入东亚领土争端，并制定计划一旦发生战争迅速打击中国。
　　减缓这种僵局需要双方采取清晰的眼光来认清现实的力量对比。中国必须承认其经济和军事力量不足以支撑领土征服和地区霸权的雄心壮志。因此，最好的选择是成为现有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另一方面，美国必须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实现地区霸权，更不用说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了。因此，最合理的路径是与中国保持深厚的经济、外交和文化联系，同时采取明智的措施来控制中国。
　　例如，美国应该通过帮助中国的邻国发展防御性军事能力、在东海和南海的盟军海岸部署美国反舰和地对空导弹发射器，来加强东亚现存的力量对比，而不是花费数万亿美元来打造一支355艘船只组成的海军。美国应该通过改革后的WTO、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有针对性的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来惩罚中国的贸易违法行为和间谍活动，而不是匆忙进入20世纪30年代式的关税战争。美国应该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中国发起的国际组织并从内部改造它们，就像中国对待世界银行那样，而不是反对它们。美国应该利用其自由的媒体和开放的公民社会作为软实力工具来揭露和批评中国的干涉活动，而不是模仿北京关闭媒体、文化交流和社会组织来打击中国。美国应该将资金用于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研究和就业培训，而不是在国外的可疑基础设施上花费数十亿美元来反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领先地位的主要威胁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地缘政治的过度炒作，一方面为北京壮胆，另一方面鼓励美国外交冒险、导致国内投资不足。美国长期以来的接触政策（policy of engagement）也许不会使中国民主化，但它保持了美国的领先地位，并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让夸大的恐惧破坏这一成就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最终将使美国不复安全、强大和繁荣。
　　翻译文章：Michael Beckley, Stop Obsessing About China, Why Beijing Will Not Imperil U.S. Hegemon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21, 2018
　　网络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9-21/stop-obsessing-about-china?cid=nlc-fa_fatoday-20180921

　　译者介绍
　　唐亦文: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2017级法律硕士。法意读书编译组栏目成员。爱好当下的声色光影，在法意偶尔关心人类。

来源时间：2018/10/24   发布时间：2018/10/14

旧文章ID：17293

作者：李丰  来源：峰瑞资本

　　专栏第 13 期，想跟大家探讨的是——最近热议的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问题。
　　这半年可以说是整个民企和民营企业家们信心最低的时候。过去两个月，基本上每个见到我的 CEO 都会问，怎么看当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当下的形势是不是对民企不友好？到底是减税，还是增税？中美会打起来吗……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恢复大家的信心，也反复讲，能做 CEO 的绝大多都是聪明人，大家不要从朋友圈看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当前中国遇到的问题和背后的机遇，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做投资以前，我也不像现在这么关注宏观经济。主要是早期投资基本上是从宏观里找系统性的机会，也就是今天看起来不合理，但三五年后注定会发生的事情。对于当下发生的这样那样的新政和不确定，我的结论是，从未来五到十年来看今天，目前正是民营企业获得长周期发展机遇的新拐点。

　　▍为什么我们真的不用那么丧？
　　2018 年确实是一个充斥着 “内忧外困” 的年份，无论是持续了半年多的中美贸易战似有扩大化的趋势，还是国内金融去杠杆、资管新规、连环爆雷下的从严治理、社保新政等等，很多新闻都很难让人振奋。
　　但如果我们稍微回望下过去，就会发现，要论悲观，改革开放的 40 年间，中国曾遭遇很多更加糟糕的时刻，不过这些让人无比悲观的日子，最终都带来了新的市场化机会。
　　也就是说，每当我们国家遭遇了严重的内忧外患时，比如需要拉动经济、解决就业等重大困难，或者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都会带来一次开放垄断市场的市场化机会。
　　而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往往是那些反应灵敏、生存欲望强烈的民营企业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通过驱动效率变成了市场当中的主力，这一过程发生在过去 40 年里的绝大多数行业中，比如流通和餐饮、制造业、房地产、金融、城市服务业，等等。
　　▍我们先看看 1980 年代。
　　那是新中国个体户的萌芽期，民营经济最早出现在流通和餐饮行业。在此之前，这两个行业的经营主体是供销社和国营饭店。为什么会开放呢？
　　1979 年，持续了十年之久的 “知青下乡” 运动走到了历史的终点，知青返乡的帷幕迅速拉开[1] 。同年 2 月，760 万知青大军涌回城市[2]，而据估计，之后每年还会增加 300 万[3]。如此庞大的人群迁徙，是当时许多城市无法消化的。可以想象，如果数千万年轻人满怀憧憬回到城市，却发现就业得不到解决，甚至无法生存时，社会危险不言而喻。
　　面对 “返城洪峰”，如何开闸放水，成了当务之急。虽然当时国务院知青办批复了每年 3 亿多元的知青工作经费，但受制于职工终身制，工厂腾不出那么多位置，传统的路子走不通，只有鼓励大家自谋生路[4]。
　　可以说，流通和餐饮行业向民营经济打开，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返城知青待业这个急迫问题。
　　就在知青们集中返城的二三月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就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不过，政策也没有完全放开，报告里有个规定 “但不准雇工。”
　　虽然依然有 “不准雇工” 这一受困于意识形态的限制性表达，但从一线到中央，“开闸放水” 的驱动力是很强的。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很多人做起了小商品流通和餐饮的生意，尽管在此之前，这些领域全部归属国营。吴晓波认为，正是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从法律和政策意义上，中国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开始被确定下来[5]。
　　在小商品流通和餐饮业向民营打开的过程中，焦虑、悲观和争议一直存在。
　　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多次被邓小平 “点名”、被称为 “中国第一商贩” 的安徽商人年广久。年广久是炒瓜子的好手，手艺远近闻名，因为生意越来越好忙不过来，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一年下来，人们发现他请了 12 个雇工。这一下子就犯了大忌。
　　为什么犯了大忌？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任何政策的松动依然需要从经典中寻找理论支撑。根据 1981 年和 1983 年国务院先后颁布的关于 “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 的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两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七人。“七个人” 的说法据说来自马克思在《资本论》，“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是剥削。”
　　严重 “跨线” 的年广久迅速引发了全国的理论讨论。但在 1979 年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约十万个体工商户中，年广久的情况并非个例。
　　事实上，在面对急迫的现实问题时，发展私有经济的窗户一旦打开，雇工数量的红线便开始让位于实践需要：私营企业的发展必定会扩大规模，而扩大规模就意味着雇工数量的增长。
　　越来越多人，甚至是领导层也意识到私营企业在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就业问题上的巨大贡献。虽然理论层面的争执一直在持续，但那时很多个体经济早已突破了七人红线。
　　1982 年，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上，邓小平首次谈及这一问题，他以年广久为例子，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 “看一看” 的策略。当年，年广久瓜子厂的雇工已经达到 105 人。
　　你看，即便是在夹缝和争议中，以个体户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依然焕发了旺盛的生命力。到了 1987 年，那年出台的中央 5 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被彻底放开[6]。
　　但这一切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因为邓的 “点名” 而被认为 “无人敢动” 的年广久，先是在 1986 年被指控采用有奖销售扰乱市场，遭遇库存积压，血本无归；接着又在 1989 年被起诉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以及流氓罪，最终被羁押 3 年。
　　就在年广久被羁押期间的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第三次提到年广久时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 ‘傻子瓜子’ 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阵，影响改革的全局。”
　　邓小平谈话后，法院对年广九案重审。1992 年，年广久无罪释放。据说，邓小平的这段话后来被年广久印在了自己名片的背面[7]。
　　不妨想象下，如果你也生活在 1985 年，是一个比年广久生意小很多的个体户，你当然会很焦虑：年广久是国家示范，做着做着就被审问，被抓起来，这几乎是 “进一步退半步” 的极致体现，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多的小个体，肯定会因此噤若寒蝉。
　　但如果我们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即便有这种反复的过程，流通和餐饮这两块曾经的垄断市场一旦走向开放，就再也没有完全退回去过，现在我们已经基本看不到国营饭馆了。事实证明，中国第一代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大多来自那个时期，当然，前提是你不要过线太多。
　　▍1980 年代还有另一个例子——乡镇企业的诞生和发展。
　　在那个阶段，乡镇企业也可以说是诞生于内忧外患的 “意外产物”。之前，我在专栏里曾经对乡镇企业的历史角色做了分析。我觉得，正是依托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得以沉淀了足够庞大的工业劳动力和足够长的制造业产业链，这一阶段的发展成果我们至今仍在受益。
　　乡镇企业可以理解为就地用小工业的方法、小制造业的方法来解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企业组织。
　　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发展起来，还要源于发生在安徽小岗村的一场变革。“大锅饭” 的弊端让生存困难的农民被迫探索出了一条 “分田到户” 的路，以解放生产力。从 1978 年，一间破草屋里，18 个农民冒死签订 “大包干契约”，到 1983 年初，全国农村已有 93% 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
　　新的土地政策解决了老大难的吃饭问题，但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被解放出来的大量闲散农村劳动力要如何消化？符合就近原则，处于灰色地带的乡镇企业最先吸纳了这部分生产力，当时小手工作坊的形态可以算得上是制造业的前身，而巨大体量的农村劳动力，让乡镇企业开始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势能，也让其开始步入了合法地带。
　　可以说，正是 1980 年代初到 1990 年代初期的这十年，乡镇企业的巨大发展，使得大量流出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转化为制造业工人，完成了劳动技能的培训，从农民变成工业工人，进而赋予了制造业发展需要的庞大的、已完成劳动技能养成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最终推升了制造业的起飞。
　　但这个过程中，同样出现了我们所说的 “进一步退半步”，比如乡镇企业由于不在国家计划内，买不到平价的钢材、水泥、木材等生产原材料，便不得已通过向政府物资部门工作人员拉关系，以平价或者加价购买生产急需的原材料，但很可能又因此被判刑；1980 年代中期时，法学界还有观点认为乡镇企业不仅破坏了计划经济秩序，而且还是贿赂型经济的源头，必须严厉打击。在经历了数年的理论争辩和实践摸索后，到了 1987 年，高检院才确立了 “打击、保护、服务、促进” 的 “八字方针”[8]。
　　如果你是个 1980 年代的乡镇企业的厂长，日子也是可想而知的焦虑和恐慌。想想华西村，“八十年代搞计划经济，政策不明，当时我们就偷着办厂，江阴县的领导下来，我把厂门上锁，人员疏散，怕领导知道后不让我们办厂……”。
　　根据《中国乡镇企业年鉴》，中国乡镇企业的经济总量增加值在 1978 年仅占全国 GDP 的不到 2%，而到了 1995 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 25.3%，而其中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 30.8%。
　　虽然过程曲折坎坷，但从长期看，这一历史时期无疑是硕果累累的。很大程度上，中国之所以能够坐上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宝座便是此间的产物，一方面得益于乡镇企业发展的积累，另一方面，在 1990 年代世界范围的制裁威胁下，工业被迫尽可能地形成闭环，这也让中国形成了足够长的制造业产业链，集纳了丰富的上下游环节。
　　你看，虽然经历了很大的困难，甚至看起来更像是危局的 “意外” 产物，乡镇企业还是在夹缝中焕发了活力，完成了重要的历史使命。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 1990 年代，那时我们同样遇到了严重的问题。
　　其实，当经济出了问题时，老百姓能直接感知到的无外乎两件事，一件叫就业，一件叫物价，就业与失业率相关，物价与通胀率相关。如果说前面 1980 年代，经济挑战的直接表现是就业的话，到了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我们重点要说的就是通胀。
　　先摆数据，1988 年和 1989 年中国曾经历了一轮高通胀——1988（18.8%）、1989（18%）[9]（2017年，我国年通胀率为7.5%[10]）
　　年通胀 18% 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什么事没干，每年工资平白无故少了 18%。再形象点，根据国家物价局出版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 年，在国家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 383 种商品中，动价面达 95% 以上，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 18.5%。
　　年轻人们可能对 1988 年的抢购潮没什么印象。当时，因为价格双轨制的弊端日益明显，中央在上海试点，希望尽快让物价转向市场单轨制，但局面却很快失控，上海的物价开始脱缰上涨，并进一步传导至全国，人们疯狂抢购，从袜子、布、盐，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进而诱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不得已调整政策，再次提出 “宏观调控，治理整顿” 的方针。
　　直到 1990 年 6 月，物价指数降到了 3.2%，抢购风潮画上句号。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透支后 “硬着陆” 带来的消费持续低迷，老百姓更愿意把钱放在银行。
　　这是国内，那国际环境又怎样呢？
　　钱其琛曾在回忆录中将上世纪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的那段时间，描述为他任外长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最艰难的时期[11]。那时，国际风云突变，北美、欧洲等西方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世界范围内也掀起了反华浪潮。虽然在 1990 年，部分国家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接触和正常经贸关系，但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无论对内对外，当时的中国有多困难。
　　在最困难的时候，1992 年邓小平的第二次南巡讲话，强调坚持改革开放，肯定特区发展，鼓励 “闯” “冒” 的精神，坚持引入外资。这些定调和举措在当时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中国民营经济改革和经济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在那个节点，一个重要的行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市场化和民营化的过程。这个行业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就是大家讨论最多的房地产行业。
　　很多人即使没经历过，也会知道原来的住房都是国家分配的。1990 年初，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房地产行业被开放给了民营。彼时，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已经摸索了 10 年。但在过去，除开 1988 年的严重通胀大大挫伤了改革的进度，一些关键政策的缺失同样影响了改革的步伐。
　　1990 年开始，为了拉动国民经济，一系列政策火速出台，这些政策确立了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制度，又提出完善住房融资体系，特别是将金融引入到行业的决定让房地产一下子迎来了全新的局面[12]。
　　1992 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中央向全国传达了《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整体的政策环境宽松下，全国各地数千亿资金流向了海口、广西北海等南方沿海城市，直接带来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有记录的首次房地产热[13]。
　　外资和民资开始在住房行业的市场化进程中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92 年，海南全省房地产投资达 87 亿元，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一半。同年，海口市经济增长率高达 83％，海南全省财政收入的 40％ 来自房地产业[14]。
　　虽然，几年之后，房产泡沫迎来一次惨痛的破灭，但正是以此为契机，房地产市场化开始进入快车道，民营资本也在摸爬滚打中，开始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三个例子，一个道理
　　上面我举了三个例子，其实想表达的是一个简单的规律，即在面对内忧外困的局面时，国家会找到更多的方法，来解决跟老百姓相关的重大问题，不管是增加就业、提振经济、缓和通胀，还是应对国际危机。即便可能不是原本的计划内，或是原本的计划初衷，但几乎没有例外，国家会打开垄断性市场，鼓励外资，引入民企。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的 40 年来看，每一次在出现经济挑战的特定历史时间点，都会迎来垄断性市场的市场化开放和改革的时间点，如果你用足够长的时间维度去分析，你会发现：
　　垄断市场一旦被打开，即便大多会经历一个 “进一步退半步” 的过程，但是拉长时间维度去看，一定都是走向开放的；
　　开放的过程，往往是同时鼓励外资和民营企业进入。而长周期来看，在这些被开放的行业，最终多是民营企业占据了重要地位，除了政策原因，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跟本土结合紧密、生存欲望强烈；
　　如果顺应国家为应对内外危机所做出的经济结构调整，民营企业将迎来巨大的长期机会，但每一次的拐点都会伴随巨大的焦虑、悲观和争议，因为调结构第一意味着处于内忧外患，第二意味着换了跑道。这是正常的，也是历史上反复发生的。
　　▍那么，现在呢？
　　回到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在问题也很明显。这套逻辑还适用么？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嗅到一些信号了。
　　很多人也许都关注到了 2018 年 7 月的一则新闻——中国放宽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特斯拉成为第一家在华独资建立车厂的外企。
　　消息的宣布是个巨大的震动。因为，这是一件突破中国历史政策极限的事情。几十年来，外国汽车品牌在华建厂，一定要与中国企业合资，即便是为了引进技术，外资的占比也不能超过 50%[15]。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曾在特斯拉第二季度财报分析会上指出，上海超级工厂的资金来源计划 “利用中国本地银行提供的贷款”。
　　大家可以想一下，特斯拉独资车企获批，最先受影响的会是谁？多半是之前享受这个相对垄断市场保护的国企。有媒体源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特斯拉上海工厂直接开出三倍工资抢人，挖走了上汽一大批技术人员。
　　很大程度上，在内忧外困的背景下，对内我们需要降杠杆去泡沫，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对外我们要应对贸易战，所以国家需要打开市场欢迎外资，用市场换时间和合作伙伴。这个小信号背后反映了一个长周期的政策风向。其实跟 1992 年那个时点，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 “坚持改革开放”、“多搞点 ‘三资’ 企业” 的重要表态，是相似的。
　　与开放外企独资建车厂类似的是 2018 年 9 月份媒体热议的海湾石油三元里加油站，虽然事后被证实，其背后股东仍是内资，只是拿了海湾石油的品牌授权[16]，仍然可以被视为对外资加油站开放的注脚。
　　这两条新闻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政策背景，即 2018 年 6 月底，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负面清单由原来 63 条减至 48 条，共在 22 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新政于 2018 年 7 月 28 日起实施。
　　如果仔细看下清单内容，相信大家肯定会有所惊喜，比如在能源矿产领域，国家就取消多项外商投资准入限制，包括电网、加油站、新能源汽车、特殊和稀缺煤类、稀土与石墨等。除此之外，市场开放的范围还包括铁路、船舶、通用飞机、粮食收购批发、银行、证券、期货、寿险等，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放开外资股比限制[17]。
　　9 月 20 日，打开金融业的声音也有了。李克强总理说，3 年后会有外国企业获得中国金融业全牌照全股比经营资格[18]。
　　可以说，随着中国加入 WTO 进入第 18 个年头，越来越多曾经垄断性的行业开启了市场化进程，无论是为了兑现当初的承诺，还是现实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一旦这些超大型的垄断行业开始开放，政府无论从市场规律还是国家形象的角度，都不再可能公开地通过大幅度的政策倾斜和补贴来维护国企的垄断性地位。那么，往后看十年内，谁最有可能在日渐开放的市场环境里获益，就只有三个选项——国企，外企，还是民企？
　　离开了长期依赖的补贴和倾斜，国企需要先完成自身的调整，那么就只剩下两个选项，要么让外企挣钱，要么让生存欲望强烈的民企来挣钱。之前 40 年的经验表明，一旦越来越多体量庞大的垄断行业走向市场化，从长期看，即便可能出现我们说的进进退退和反复的过程，最终更多的是民营企业的机会。
　　比起我们上文提及的 1980、1990 年代的那两次拐点，迎来了流通与餐饮，以及房地产业的民营化，也收获了乡镇企业的诞生和发展。
　　中国今天所处的局面显然没有更糟糕，我们现在之所以有很多的焦虑，是因为大家往往站在今天看明天。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地更长，争取能站在五年后回看当今中国，如果历史的规律不变，大概率上，我们依据在 2018 年后半年看到的这些国内外的情况和信号，可以预判，当下正是一个周期五到十年的拐点时期的起点。
　　对于我们股权投资行业来说，我是很乐观的。越来越多像火箭这样原本由国家垄断的行业都向民营开放了，虽然可能经历进进退退，但开放的过程不可逆，这对民营企业们是好机会，对我们这些致力于新经济的长期投资者来说，也一定是很好的机遇，因为在新经济结构上涉及到长期投资的各种事情都会好。
　　最后，我想说，如果大家只通过看朋友圈文章（甚至就扫一下文章标题）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肯定会被焦虑所困。理解为什么在今天这个节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比附和别人给事实赋予的情绪更重要。真正能治得了我们的焦虑症的，是用更加长期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今天的问题和机会。
　　▍参考资料
　　[1]《1978年云南知青大返程事件爆发的前前后后》，来源《世纪风采》2010年第8期，作者：王心文
　　[2]《激荡三十年》，作者：吴晓波，p52
　　[3]《1979年胡耀邦提出如何解决“返城知青”就业问题？》，来源：人民网，作者：胡德平、周海滨
　　[4] 《老知青忆返城后：找不到工作总觉得比人矮半截》，来源：《日志中国(回望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第3卷)》，作者：新京报社编著
　　[5]《激荡三十年》，作者：吴晓波，p53
　　[6]《激荡三十年》，作者：吴晓波，p55
　　[7]《年广久：一生感谢邓小平》，来源：《半岛都市报》2008年10月15日B54版
　　[8] 《人民日报头条里的“周末工程师”》，来源《江苏法制报》，作者：宋世明
　　[9]《中国历年通货膨胀率数据(1980-2016)》来源：好金贵
　　[10] 《2017年中国通货膨胀率》，来源：好金贵
　　[11] 《90年代初中国是怎样顶住西方的制裁压力的？》，来源：观察者网，作者：胡新民
　　[12]《海南90年代房地产市场泡沫产生的几个重要事件》，来源：房天下
　　[13] 《[历史借鉴]90年代海南房地产泡沫记实》，来源：琼海房产信息网
　　[14]《该认真想想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的事了，我们先从海南开始复盘》，来源：投资干货公号，作者：上善若水资产
　　[15]《特斯拉将在中国独资建厂！中国版“特斯拉”们将无路可走？》，来源：车叫兽公号
　　[16]《“首家外资加油站”身份存疑 只是品牌授权 股东方是一家国企》，来源：上海证券报，作者：陈其珏
　　[17]《发改委&商务部：外商独资新能源车企准入正式获批》，来源：EV芯视野公号
　　[18]《李克强：3年后会有外国企业获得中国金融业全牌照全股比经营资格》，来源：中国政府网
　　本篇总结
　　1 我们站在了新的拐点，危与机并存。过去 40 年里，每一次我们遇到内忧外困，无一例外，解决方案都是：实行市场化开放、欢迎外资、允许民营企业参与。
　　2 垄断市场一旦被打开，即便大多会经历 “进一步退半步” 的过程，但是把时间维度拉长去看，一定都是走向开放的。从长周期来看，在这些被开放的行业，最终多是民营企业占据了重要地位，除了政策原因，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跟本土市场结合紧密、生存欲望强烈。
　　3 从未来五到十年来看今天，目前正是民营企业获得长周期发展机遇的新拐点。

　　首发于财新网。欢迎在文末留言，分享你的见解。

来源时间：2018/10/24   发布时间：2018/10/23

旧文章ID：17292

作者：吉莲•邰蒂  来源：FT中文网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敌意达到了新高度，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已经分裂为势均力敌的两大阵营。分歧之大令人沮丧。但是，如果你想从更全面——更令人振奋——的视角来看待美国政治，一份名为《隐藏的群体：美国社会分化情况研究》(Hidden Tribes: A Study of America’s Polarized Landscape)的新报告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见解。该报告由一群社会科学家在近期发表。
　　研究者们对8000个人进行了民意调查，并与不同政治派别的人进行了30次访谈，每次访谈时长为一小时，他们认为，用二元分化的方法来探讨美国政治或者用人口统计数据（如种族或年龄）对人们进行分类是错误的。相反，他们认为，对美国人的核心世界观所作的分析表明，大多数人并不是非此即彼地可以简单归类为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人们也不会基于他们是否相信自由市场政策来界定自己。更有意义的分类是按照一套有关身份认同、权威和社会的基本核心价值观将人们划分为7个“群体”。
　　有些群体耳熟能详：大约8%的美国人是“进步活动人士”，他们“比较年轻、非常积极、世俗、见多识广、愤愤不平”。该报告指出，“（该群体成员）在政治话语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尽管他们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报告补充称，他们“对有关公平和平等的问题高度敏感”。他们认为移民于国有益，女权主义是好事，警察很野蛮，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糟糕透顶。
　　处于另一极端的是，19%的美国人是“传统保守主义者”，还有6%的人被形容为“忠诚的保守主义者”。这两个群体的成员往往是白人，看福克斯新闻(Fox News)，相信努力才会成功，移民于国无益，女性应该扮演与男子不同的角色，警察勤谨奉公——而特朗普是位了不起的总统。在“忠诚的保守主义者”中，88%的人表示支持穆斯林禁令，63%表示“反对妥协”。
　　还有4个群体，其中3个属于政治左翼，不认同特朗普：“传统自由主义者”（占总人口的11%，往往“较年长、已退休、理性而谨慎”）；“消极自由主义者”（占总人口的15%，通常“不快乐、没有安全感、多疑、不抱幻想”）；以及温和派（占总人口的15%，“具有公民意识，关心时政，悲观”）。最后，还有“政治脱节”群体（占总人口的26%，往往“收入低、不合群、爱国、相信阴谋论”）。
　　最后4个群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对当前体制的两极分化感到非常厌倦，因而对政治感到“疲劳”，往往保持沉默。作者指出，“他们绝大多数认为，美国政府受到操纵，专为富人显贵服务，他们希望现状发生改变”，但他们也“愿意在政治观点保持变通”。事实上，这些“政治疲劳的大多数”中65%的人表示“我在政治上认同的人必须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并作出妥协”；也就是说，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分化”。
　　这是好消息吗？从理论上讲，确实是好消息。毕竟，如果这些沉默、政治疲劳的多数人能发出声音，政治可能会开始变得更加理智、平衡和务实。而《隐藏的群体》这项研究的委托方——名为More in Common的国际非营利组织，在英国议员乔•考克斯(Jo Cox)遭谋杀后成立——试图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它的使命是帮助建立更加团结的社会，使社会“更能应对日益增多的两极化化和社会分裂威胁”。
　　但有一个障碍：不管这些论点听起来多么令人信服，政治体制中的激励因子似乎根本不是要让务实、明智的举措发挥作用，而是截然相反。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有必要看一下去年由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发表的另一篇精彩研究报告：《为什么美国政治产业缺乏应有竞争》(Why Competition in the Politics Industry is Failing America)。这份由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哈佛商学院受人尊敬的教授）和凯瑟琳•吉尔（Katherine Gehl，政策活动人士和政治改革家）合著的报告认为，美国政治的问题是缺乏竞争。因为尽管左翼和右翼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但核心政治结构并没有受到其他模式的干扰——因此也就不存在真正服务“消费者”（即选民）的压力。
　　“政治行业是大产业，几乎所有参与者都与双头垄断的一方或另一方存在联系，”哈佛商学院的这份报告指出，“双方都根深蒂固，没有压力去更好地为客户服务。”或者，换句话说，真正的问题是，美国的政治行业——几乎不同于所有其他行业——自己制定交战规则。经济激励有利于那些能争取到忠诚、极端的追随者的政治家，从而进一步激起两极分化。
　　鉴于这种商业结构，“政治疲劳的多数人”保持沉默或许并不令人意外；那么多美国人有脱节感也不足为奇。有什么事会改变这种情况吗？这就是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聆听寂静——而不要只听那些喧哗。
　　译者/马柯斯

来源时间：2018/10/23   发布时间：2018/10/23

旧文章ID：17290

作者：安峥  来源：上观新闻

“如果美国退约，冷战以后建立的世界军控体系将受到沉重打击，美俄可能卷入一场新的军备竞赛。”

刚刚过去的周末，特朗普又打算“退群”了。他20日在参加竞选集会时宣布，由于俄罗斯长期违约，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美媒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威胁，可能预示着新一轮核军备竞赛的开始。

曾是里程碑式妥协

  《中导条约》全称《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由时任美苏领导人（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经过6年紧张谈判，于1987年共同签署。条约规定，美苏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两国当初为何要达成这份协议？根本原因是美国感到苏联强大的中导力量，已对其欧洲盟友和北约部队的安全构成威胁，”复旦大学教授、军控问题专家沈丁立指出，“因此，美国要求苏联放弃射程覆盖驻欧美军和北约部队的导弹。作为交换，美国也不再保有和发展这类导弹，让苏联免受来自欧洲的导弹威胁。”

美苏当时共计销毁2700余枚导弹。舆论普遍为此喝彩，认为这是相互妥协的产物，也标志着两国军备竞赛的结束。“《中导条约》将冷战时期美苏军控谈判推向高潮，”《时代》周刊评价称。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某一类导弹做出全面禁止的规定，同时制定了相应的核查机制，签署了配套的开放天空协议，”沈丁立指出，这一整套安排可以说是提高全球战略稳定性的重要成就。

现在美欲冲破束缚

  然而，31年后的今天，美国为什么打算亲手埋葬这份“成就”？

特朗普的理由似乎是“比烂”和“甩锅”：俄罗斯没有遵守条约，因此，“我们将结束这一条约”。美媒报道称，美国一直抱怨莫斯科部署的9M729巡航导弹射程超过500公里，违反《中导条约》。英国《卫报》指出，退约是特朗普的鹰派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主意，后者认为，条约使得华盛顿在对待俄罗斯和中国时“过于软弱”。

沈丁立认为，美国以俄罗斯违约为借口，就是要把退约的责任推给对方，从而取得自身发展导弹的合法性。事实上，自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俄便就此事争执不断，只是最后，奥巴马政府“两害相权取其轻”，让事情不了了之。

“《中导条约》首次陷入困境发生在2011年，”美国《野兽日报》称，当时奥巴马政府警告称，俄罗斯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开发可能违约的中程巡航导弹；2013年，白宫正式宣布俄罗斯违约。“但是，美国非但没有阻止俄罗斯研发新武器，反倒用自身行动挑衅对方，”《野兽日报》指出，比如2015年，五角大楼开始在罗马尼亚部署标准3型反导系统，被俄罗斯人视为一种威胁；再如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正式写入美国的军备升级计划。

俄联社指责美国“蓄谋已久”，旨在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也有评论认为，美国不满其他国家在导弹领域取得的发展，想要彻底摆脱“束缚”，获得在导弹部署方面的更多灵活性，发展全新的陆基高超声速导弹，威慑中俄。

新一轮军备竞赛？

  “《中导条约》自1987年以来已走过很长一段历程，事实上，美俄两国都已突破相关限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冯玉军指出，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美国的标准3反导系统射程均超过500公里，换言之，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导条约》已经“名存实亡”。

但美媒普遍认为，即便如此，无论从道义还是安全的角度，美国都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迫使俄罗斯“回归”，而不是草草将其撕毁。一来，美国的离开，将给普京“帮忙”，不仅解除了对俄罗斯的束缚，还让俄罗斯得到道义优势。二来，在与欧洲盟友充分协商前，退出条约只会危及北约和欧洲国家的安全，进一步扩大美欧分歧。

专家指出，从长远看，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冷战末期建立起来的世界军控体系正遭受沉重打击。一方面，美国2011年已退出《反导条约》，如今又威胁退出《中导条约》，第三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虽未到期，但最终命运仍不确定；另一方面，尽管美俄核武库的数量在减少，但核武库的质量却在加速现代化——既有战略稳定体系的崩溃，将给国际安全形势带来更大的挑战和威胁。“我们正慢慢滑回苏联时期的冷战状况，但现在可能更糟，美俄可能重启新一轮核军备竞赛，”俄罗斯政治分析家德米特里·奥列什金说。

更值得注意的是，冯玉军提醒道，随着美俄关系的恶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新领域的军备竞赛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比如网络战、反导系统、人工智能军事化、高超音速武器等。这些新技术领域往往缺乏国际条约和规则的约束，存在安全“真空地带”；为获取战略优势，俄美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竞争态势可能会加强。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安全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颇为“巧合”的是，就在特朗普发布“口头预警”的当天，博尔顿启程前往莫斯科。他将与俄官员就两国关系、军控等问题举行会谈，并计划在23日与俄总统普京会晤。美媒称，特朗普政府的耐心似乎已经耗尽；但也有美方官员指出，华盛顿还没有做出退出条约的“最后决定”。

这场危机仍有转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专家詹姆斯·阿克顿指出，俄罗斯或许可以调整其巡航导弹的射程；作为交换，美国可以准许俄方人员进入其位于欧洲的反导基地进行核查。“我相信，会有一种保全面子的解决方案。”

来源时间：2018/10/23   发布时间：2018/10/23

旧文章ID：17288

作者：宋国友  来源：环球时报

　　当前的美国政府憎恨对外援助吗？上任初期确实如此，但现在已显著改变。在各种因素推动下，现任美国政府逐渐重视对外援助在美国外交中的重大作用。就在近日，总统特朗普批准建立“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这样一个新的对外援助机构，美国对外援助的力度将大为增加。而在2015年总统竞选刚开始时，特朗普曾严厉批评对外援助，就任总统以来他曾提议削减30亿美元海外援助，支持取消对“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提供的资金，并试图拆散美国国际开发署。
　　之所以在援助问题上有这样的转向，首先是因为美国主流政治精英一直高度重视对外援助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积极效应，这些精英以国会为阵地，以审批政府预算为手段，集体抵制“去援助化”的设想，并向总统灌输对外援助的好处。这些好处既包括有助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诸如维护盟友关系、打击恐怖主义、确保美国的非传统安全等，也有利于提升美国软实力，例如传播美式价值观，支持民主转型国家，对重点国家渗透意识形态等。
　　无论在冷战期间还是后冷战时代，对外援助一直是美国外交的有力武器。这是美国战略界的一个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前从狭隘的经济成本算计出发，认为对外援助是“花大钱、帮别人、损国力”，现在已经逐渐调整过来，也认识到对外援助是“花小钱、帮自己、增国力”。
　　另外，现任美国政府也越来越从中美竞争的角度看待对外援助问题。美方挑起的贸易战仍在继续，美国国内与中国对抗的声音依然很大。同中国在各领域迎面竞争成为现任美国政府诸多官员的共识。这种竞争不仅表现在贸易、投资或技术领域，而且日益蔓延到了援助领域。要抑制中国在对外援助领域的影响力，守住美国在若干关键地区和国家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主导角色，确保美国在对外援助中获得的商业利益，美国必须增加对外援助金额。
　　以创建“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为标志，从反对对外援助到支持对外援助，从缩减援助规模到大幅扩大援助规模，现任美国政府对外援助政策出现了从弱化到强化的转向。美国总统也已意识到，对外援助不仅仅是软实力，也不仅仅是硬实力，而是软硬兼备的一种实力。最新的案例是美国政府通过威胁减少援助，要求洪都拉斯解决对美移民问题。然而，这一转向的逻辑起点不是因为美国政府的道义、理想或是国际责任，而是非常直白地把对外援助当成谋求利益的有力手段，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以及确保美国国际竞争地位。换言之，利益推动、竞争导向促成了美国政府的转向。
　　当然，从特朗普本人的个性出发，他不可能完全接受美国以前的对外援助模式。毕竟，在竞选中他就有改革美国对外援助体系的承诺。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这一机构的成立，既能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总统兑现了诺言，又能更好维护美国利益和实力，因此是他可以接受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体现了现任美国政府对外援助改革的新模式。一是私营化。这一新机构脱胎于此前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同时整合了其他美国官方援助机构。因此，其资金来源不仅有政府资金，更有私营部门的资金。通过这个新机构，为美国私营部门资金搭建走向其他国家的桥梁。二是市场化。这一机构将进行市场化的运作，减少成本同时增加透明度。市场化还意味着“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最好还要盈利，要在对外援助中获得利润。
　　美国政府不仅希望这一新机构为其他国家提供所谓“中国援助之外的资金选择”，而且还要通过“新模式”与中国竞争，抑制中国对外援助模式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与中国一较高下的竞争思维很浓。美国增加对外援助，无论其动机如何，毕竟扩大了世界范围对外援助的总盘子，这是好事。但和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一样，援助国的对外援助模式也是多元化的。总体而言，成功的援助一定要结合受援国的国情和实际需求，一定要能通过援助帮助受援国实现自身发展。如果执迷于所谓的模式或标准，把援助当成赚钱的生意做，或是一定要把援助和价值观挂钩，恐怕是唱歪了经、走错了道，最后还是只能落得失望而归。(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时间：2018/10/23   发布时间：2018/10/23

旧文章ID：17287

作者：肖河  来源：澎湃新闻

　　自从土耳其捅出《华盛顿邮报》记者卡舒吉沙特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失踪，并疑似遭到谋杀以来，美国就被推到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在美国国内，压力的乌云则盘桓于白宫之上。从媒体到国会，从智库到公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就是“卡舒吉事件”的幕后指使者。由于过去两年来特朗普与萨勒曼父子“相交甚欢”，各路媒体更是对其穷追不舍，这也让白宫的主人应接不暇。
　　随着“卡舒吉”事件中越来越多的细节逐步曝光，特朗普也开始改变口风，从最初表示相信此事为“独行杀手”（ rogue killers）所为，到本周一对沙特在卡舒吉被杀事件中的解释感到不满，并称将“调查到底”。然而，特朗普显然不希望美沙关系因卡舒吉事件而动摇，他曾多次表示不管卡舒吉事件走向如何，但保持美国与沙特的关系极为重要。卡舒吉事件在国际社会引发轩然大波，美国国内也不乏呼呼制裁沙特的声音，当此之际，美国财长姆努钦仍然决定参加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反恐筹资会议。
　　无论如何，这一事件让美国政府的道义立场和利益立场进一步拉开了距离，使得美沙之间的盟友关系看上去更加岌岌可危。在这种局面下，纵然特朗普治下的白宫未来不会改变“重利轻义”的立场，沙特要在心里掂量未来的美国政府是否终将会有“抛弃”自己的一天。毕竟，同床异梦难以持久，土耳其和美国的交恶就刚刚发生在眼前。
　　追求道义还是追求利益，这不仅是美国面临的外交难题，华盛顿的答案也同样困扰着很多像沙特这样与华盛顿“利合而义不合”的盟友。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国家利益和价值道义之间的冲突不是美国独有的问题，对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国民而言，理想中的外交都是要既符合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则，又要有切实的成效。换而言之，就是既要叫好，又要叫座，实可谓“君知其难也”。
　　对于美国而言，这一矛盾并不会因其拥有强大的软硬实力而消失，反而因其超级大国的地位而愈加突出。作为利益遍布全球的超级大国，美国虽然能力更强，但是面临的挑战最多、应对的问题最为复杂。尽管美国社会对政府的外交期许极高，美国政府也想竭力维持其“洁身自好”的形象，美国的执政者们很清楚“道义”很多时候只能停留在言辞上，否只会力不从心、适得其反。
　　美国在步入国际舞台之初就在这个问题上被好好上了一课。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自认为美国的参战为协约国的最终取胜做出了关键贡献，他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又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道义上的热烈反响，因此总该轮到美国按照自身的原则塑造“新世界”了。但是没想到的是，战后英法等国很快就把美国抛在一旁，重新搞起了旧式外交。这不仅让美国改造世界的努力遭到重挫，也间接断送了威尔逊的政治生命。在批评者看来，战后外交的结果证明美国加入一战本身都是大错特错，完全是受到了国内一部分“战争贩子”和欧洲列强的蒙蔽。这次挫折使得美国的国际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国内都抬不起头来，也直接导致美国在二战爆发后一直踟蹰不前：小罗斯福虽然早就有心对抗轴心国，但是迫于国内压力不得不多次做出绝不会参战的承诺。
　　痛定思痛，在二战之中，美国负责设计战后新世界的“智者一代”就在考虑如何平衡外交的道义追求和现实利益。平衡自然就意味着与“必要的恶”妥协。与纯粹的威尔逊主义不同，罗斯福在构思联合国这一升级版国联、探索集体安全的同时，也提出了“四大警察”的想法——这实际上是暗示了各大国将拥有自身的势力范围。更不用说，罗斯福还接受了丘吉尔提出的“百分比协定”，事实上和苏联一起明确划分了在战后东欧的势力范围。
　　但是在接受现实主义的外交观念上，罗斯福比他的同时代美国人走得要远的多，这使得他不得不在国内政治中“两面三刀”，从来不曾对公众甚至是大部分下属讲清楚他的心中所想。正因如此，杜鲁门在意外接班后，完全不知道美苏两国已经决定好了波兰的命运，还一直坚持要在波兰搞“自由选举”。
　　罗斯福在二战中的做法也是之后美国外交的缩影，那就是在外交中要搞一些现实主义，但是要么不能搞得太多，要么不能说得太清楚，否则虽然国际上没有问题，但是国内理解不了，终究要出政治上的乱子。虽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但是一个要放在桌子上，另一个大部分时间只能在桌子底下。
　　“我们的狗娘养的”
　　二战后，随着美苏矛盾的日趋尖锐，原来拿来与苏联合作的现实主义在1945年后开始服务于美国和各种第三世界国家的反苏合作。美国和“卡舒吉事件”的主角沙特阿拉伯，就是在这一时期搭上了线。当时，为了确保中东的石油资源和地理通道不会落入苏联和潜在的亲苏革命力量手中，美国特别重视当时在海外和中东的一大批君主国，沙特、伊拉克、伊朗的君主开始频频出入华盛顿。
　　如何向国内解释？至少在当时这还并不是问题。因为在美国社会看来，主要的敌人是苏联，因此无论是君主政体、军人政权还是广泛存在于新独立国家的传统型独裁政治，都可以解释成是为了对付苏联而不得不与之妥协的“必要的恶”。一方面，和沙特这样的国家合作可以防止它们倒向或者落入共产主义之手；另一方面，美国也相信，这种双边合作将推动这些国家变得更加“美国”。简而言之，美国认为适当的现实主义外交并不是对道义的背叛，只是一种必须的中间阶段。
　　“我们的狗娘养的”就是对这一时期美国外交中道义和利益之间张力的最形象概括。这句话的全文是“他可能确实是狗娘养的，但是他是我们的狗娘养的”。其最初出处并无定论，有的说这是罗斯福在1939年用来形容尼加拉瓜的索摩查的，有的则说是指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直到1960年的一次广播引用后，这句话才算得上风靡全美。不管是南越的吴庭艳、伊朗的巴列维，还是菲律宾的马科斯，这句粗话用起来都毫无违和感，也很匹配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等一干美国总统或放浪不羁、或阴险狡诈的形象气质。
　　不过，美国在满足了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还会讲一点“道义”，尤其是冷战结束，苏联这个大敌消失后。因此，美国对它的一些盟友的容忍并不是无原则的，更不是无限期的。这主要体现在美国试图改造那些不符合自己价值标准的盟友。也正是因此，对如今的美国主流社会而言，沙特是一个让人尴尬的“历史遗留问题”，其表明美国“王霸杂糅之”的外交手段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道义问题，即使是已经过了75年。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社会对沙特越来越不耐烦，哪怕后者是世界石油市场的最主要供应国、是美国军工产业的头号主顾。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中，沙特向美国购买了1120亿美元的军火，但是换来的却是奥巴马的冷眼和对“所谓盟友”的不屑。在行动上，美国更是采取措施降低对沙特的石油依赖，而且此举还颇有成效。显然，过了75年仍然一点都不像美国的沙特，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已是美国外交中欲除之而后快的“污点”。
　　特朗普的执政虽然暂时解决了“引爆”美沙关系的引信，但是并没有改变美国社会的这一整体冲动。要知道，在“卡舒吉事件”中，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保持了高度一致。目前，还只有对俄政策能够享受这一待遇。
　　同床异梦难长久
　　在美国看来，实现和维护其利益的根本方式是塑造一个有利于其持久繁荣的国际环境，而这实际上意味着将其他国家都改造为美国所能接受的形式。当然，通过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合作，美国也能得到一些甚至是不少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归根到底还是被视为不稳定的。在主流美国社会看来，这种做法作为推动对方改变的权宜之计固然未尝不可，但是如果长期坚持不变的话那么就无异于“饮鸩止渴”。例如，美国不少声音就认为，虽然对沙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能获得现实好处确实很大，但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损害也不容小视。
　　归根到底，认知决定利益。美国更愿意追求的始终是长期的、可预期、与美国版的道义观相匹配的国家利益，因此沙特所能提供的总是难以满足美国的胃口，难以抑制后者要“改造”前者的冲动。
　　中东地区特殊的脆弱性让美国在对待海湾地区君主国时多了一份耐心，长期的同盟合作关系也让沙特在建立了庞大的利益游说网络，但是这些都无法防止在价值观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双边关系危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早已影响到了美沙关系的方方面面，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对沙特的强烈负面看法。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不亲则难长久。
　　美国和沙特的双边关系危机是典型的美国式危机，这种期待与期待落空导致的冲突也绝不仅在于这两个国家之间。对美国而言，虽然现实的国家利益非常重要，但是其始终希望这种利益不仅高度稳定，而且能够与美国的需要全方位匹配。美国处理价值观与国家利益之间冲突的“法表儒里”的方式决定了同床异梦难持久，沙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国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8/10/23   发布时间：201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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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博一  来源：澎湃新闻网

当地时间10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导条约》，理由是俄方违反了条约规定。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20日在内华达州出席活动时向记者表示，由于俄罗斯一再违反美苏在1987年签署的《中导条约》，除非俄罗斯愿意签订新协议，否则会终止有关条约并带领美国重新发展核武。

“我们是尊重协议的人，我不知道为何奥巴马总统不退出条约。我们不会再让俄方违反条约并继续去制造武器。”特朗普说。就特朗普表示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的言论，俄罗斯外交部21日发表评论说，美国此举是为了追求单极世界。俄外交部网站刊登的评论表示，很久以来美国就试图退出《中导条约》，俄曾多次揭露美国这一企图。

美国妄图追求单极世界，但这在当今世界是不可能实现的。评论指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和其他国际条约都有同样的出发点，因为这些国际条约规定美国与其他国家地位平等，没有给予美国特权地位。特朗普要退出的《中导条约》是怎样的一个条约？特朗普政府为何要选择在此时退出该条约？退出条约后究竟会对全球安全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什么是《中导条约》？

《中导条约》的全称是《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是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签署的一项条约。条约规定美苏将按计划销毁射程介乎500至1000公里的短程导弹，以及射程介乎1000至5500公里的中程导弹，包括搭载常规与核弹头的导弹、导弹的陆基发射器。迄今为止双方在这一条约下已销毁了2600多枚导弹。

《中导条约》的签订一定程度上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愈演愈烈的中程导弹竞赛有所降温，有助于欧洲大陆的和平，并且为后续核军备控制开了个好头，利于保持全球战略的稳定。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日报道，该条约是美苏两国在冷战军备竞赛期间一项分水岭式的协议，保护了美国的欧洲盟友免于被苏联导弹攻击的威胁。报道称，对于美国将退出《中导协定》的举措，美国国务院前发言人约翰·柯比表示，该条约的初衷“并非旨在解决美国与苏联的所有问题”，而是“旨在为欧洲大陆的战略稳定提供保护措施”。因此，他认为特朗普宣布将退出的决定，可能会让美国的欧洲盟友感到不安。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就在两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参加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时表示，“如果俄罗斯遭到导弹袭击，将会使用核武器来进行应对”。

为什么现在退出协议？

据《纽约时报》20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表示将在下周出访俄罗斯时向俄方正式表明美国退出协议的计划，理由是俄方4年来多次违反条约规定。据CNN报道，美国早在2014年即指责俄罗斯违反了《中导条约》。更早前的2008年，美国就向其北约盟国通报了俄罗斯涉嫌违规的巡航导弹试验行为。然而直到最近，北约才正式确认俄罗斯的活动是违反条约的行为。报道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北约“担心俄罗斯不尊重其国际承诺，包括中导条约”。

“这项条约是我们安全的关键因素，然而由于俄罗斯的行动，现在该条约处于危险之中。”斯托尔滕贝格说。斯托尔滕贝格还透露，“俄罗斯最近终于承认了一种名为9M729的新型导弹系统的存在。对于这一导弹，俄罗斯没有提供任何具有说服力的答案，而所有北约国家都认为俄罗斯的行为违反了《中导条约》，俄罗斯迫切需要以实质和透明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他说道。美国国防部2月份发布的最新“核态势评估报告” 也提到莫斯科未能遵守《中导条约》，该报告称俄罗斯“继续违反一系列军备控制条约和承诺”。

对此，俄罗斯称9M729巡航导弹完全符合《中导条约》的规定。而据法新社最新消息，对于美国方面的举措，俄罗斯外交部回应称，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幻想建立“单极世界”，这样的做法“不会成功”。

退出条约会带来哪些影响？
特朗普政府这一举措，令外界担忧将引起全球新一轮冷战。据央视新闻报道，在去年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针对此前美国政府指责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的言论，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曾强硬回应称，俄罗斯一直在认真执行《中导条约》，并将继续执行下去；不过，一旦美国选择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也将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国很多官员和智库担心，一旦美国单方面退出条约，将会引起北约内部的“大规模的政治争端”，欧洲人担心美俄是否会掀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把欧洲大陆变成一个新的核武火药桶。据新华社报道，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防和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克林采维奇表示，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对俄来说不是意外，美国指责俄破坏《中导条约》，但却无法提供证据。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对俄罗斯和全世界都构成严重挑战，给全世界带来新的军备竞赛。《纽约时报》20日的报道还称，特朗普此举的另一个目的，或是为了加强美军导弹在全球的部署，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此前由于《中导条约》的限制，美国无法在西太平洋部署中导武器，而退出条约或将使得西太平洋地区进入中导军备竞赛。

“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核军备控制危机。”英国皇家国防安全联合服务研究所副总干事马尔科姆·查尔默斯向《卫报》说， “如果中导条约崩溃，并且随着另一项制约美俄发展核武器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在2021年到期，全世界可能将自1972年以来首次面对核国家的核武库发展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

来源时间：2018/10/23   发布时间：201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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