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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专家聚北京探中美关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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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至君  来源:中评社

亚欧地缘战略竞争与中美关系的公开论坛在北大举行(中评社 郭至君摄)

现场座无虚席(中评社 郭至君摄)

重磅会议,来听的人很多(中评社 郭至君摄)

主持人——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中评社 郭至君摄)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出席并发言(中评社 郭至君摄)

日本原外务大臣川口顺子女士发言(中评社 郭至君摄)

  中美关系的在今年内发生了不少波折,10月21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在秋林报告厅举办了公开的北阁论坛,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十个国家的专家汇聚一堂,共同探讨现在的亚欧地缘战略竞争与中美关系。中评社记者在现场听会发现,大部分专家强调了我们需要乐观看待中美关系,也强调了尽管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我们审视其的时候需要放在全球国际大格局之下来考虑。
  美国原常务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表示,四十年前,中国当时还是很贫困的状态,而现在中国已经丢掉了这些包袱,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快也许中国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中美的双边关系在这个世纪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了。对我来说,我们双方都有责任来管理这个关系,运用我们稳健的态度,同时也要认识到有巨大的机会,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繁荣在四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当然我们有一些短期的问题和挑战是需要处理的,无可避免的。两个大国都在发展,中国现在在崛起,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可以管理的,两国之间会出现矛盾,例如在南海的不同意见,在贸易商务方面的摩擦,甚至是贸易战。尽管我们在贸易方面有不同的观点,但经济关系必须是稳定的,这对中美关系和世界稳定都非常重要,当我们进入到了严肃谈判的时候,我们会找到两国之间经济稳定的方案,在这达成了之后,我们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冲突会更好的解决,以维护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托马斯戈马特说,我们现在都希望有一个自由国际的秩序,但因为美国的新形势,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情况。这里面有风险,我们必须保护自由的国际秩序,这样其他的国家才不需要在中美关系之间扮演一个角色。作为欧洲国家,我们其实也在探索和中国的合作,希望能在WTO和气候变化等深度话题上有更深层次的交流。欧洲不会做出战略性的调整去反对美国,欧洲会“自立”开展工作。我们面临的情况存在风险,我们展望未来,中美关系还是有很强的动力的,最好两国还是相向而行。
  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金星焕坦言,他在来中国之前,曾非常担心中美关系,这两天的会议谈下来,他松了一口气,两国之间虽有冲突,但是这和冷战时期是不一样的。但他还是有一些担忧,这样的冲突短时间会持续存在,中美关系会影响到韩国,贸易战就是例子。没有中美的合作,也无法落实朝鲜无核化的进程。中国和美国的朋友都说要寻找解决方案。我们韩国人说,“笑脸不出恶语”,希望中美两国能保持笑脸。
  美国原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表示,从长远关系看,中美关系好,从短期来看,中美关系不好。中美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状态,这不是冷战期间。中美之间发生新冷战的概念是错误的,当时美苏之间在贸易、社会、人文之间没有任何交流,但中美之间现在幷不是冷战,因此不要轻而易举的说现在是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和中美必有一战的概念也不适当。从长远来看他还是保持乐观,我们的利益还是趋同的。短期关系不好,有两个原因,一、美国很多人在抱怨中美关系,他们在华盛顿有这样的感受,经济领域美国认为中国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整个环境是有利于中国的。还担忧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应该实现市场化和自由化进程,但中国的开放程度在下降。南海局势也是让很多美国人感觉南海岛屿在军事化,说到没有做到,中国违背了游戏规则,这些不管是不是特朗普当总统,都会有这些。而特朗普则是火上浇油的作用,他是重商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人,他认为必须基于对等来开展贸易。现在客观存在的情况加上特朗普的火上浇油,所以形成了大火。我们不要妖魔化双方,在语言的使用上要谨慎,要用“竞合”这个词来形容中美关系,我们要在气候变化、朝鲜问题、阿富汗问题上开展合作,中美之间有很多的合作机会,短期的不利因素会转化成长期的有利因素。
  日本原外务大臣川口顺子说,中国的发展让我感到十分的欣慰。中美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关系,我们当然感到非常担忧,中美关系的发展中不会只有一个总统,所以不要太纠结在特朗普身上,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东亚地区在过去已经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中获益,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这个国际秩序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也是我们东亚国家的身份认同,所有WTO成员国都要自问一下,自身收益多少?贡献多少?日中关系也会从中收益,在座各位都是年轻人,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年轻人之间要进行交流,我们必须要互相理解,互相了解,我发现如果我们沟通的话会更好地了解,这就会进一步推进我们之间的关系,不管是高层交流还是民间交流都是如此。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执行主席、所长沃克尔佩尔特斯说,今天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特朗普总统的处理方式,事情都在发生。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其实是全球的贸易危机,中美的关系会走向何方?我自己猜测,基于历史关系上的变化,中美关系会先恶化,再变好。现在美国总统频繁“退群”,但这些是目前国际秩序的表现,但我乐观得觉得这还是临时的缺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国家就应该更加投入到这些国际机构上。
  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指出,国际秩序在快速的发展变化,中美关系会影响到印度,印度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可以发展转型,需要开放的全球经济,不用去选边站。直接的冲突是不会出现的,中印关系其实也很复杂,我们有边境冲突,但我们也很好地管理了分歧,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印留学生交流也很频繁。尽管我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但应该是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合作,找到适当的方式,联起手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表示,如果说中美目前关系可以比喻成“感冒”,那么美俄关系可以说成是“瘫痪”,现在俄罗斯很多人想,就别和美国打交道了吧,不管你多么善良,美国都会穷追猛打。但我认为尽管美国是个不容易合作的伙伴,但中美关系绝对不是一个冷战的关系,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合作。
  埃及前外交部长纳比尔法赫来指出,目前的中美关系比起中东状况来讲,还没有那么糟糕。但在中东地区,中美之间的竞争也会影响到当地国家的发展。中东国家和中国、美国都有不同的合作,包括打击恐怖主义等。中美关系很重要,但不代表世界的全部,中美都是地球村的成员,我们要把这个关系放到全球的视角下来分析。埃及对华、对美都希望保持良好关系,此外,我们也需要其他的国际朋友来平衡。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和大多数乐观的专家有些许不同的观点,他对短期中美关系有一定信心,但对中长期的中美关系有一定担忧。他说,我们现在的地缘政治环境尚可,例如半岛形式发生了让人高兴的变化,中日关系继续改进的势头,中俄关系处在最好的时期,南海诸国的关系和中国也尚可。但是他认为这是短期的“避险”心理,很多国家在特朗普政府的乱象面前,宁可做一些调整。我们也听到了越来越多的新冷战的声音,我没有那么乐观。如果两方有矛盾,但始终朝着合作的方向去建构,长期来看就真的变成可持续合作,哪怕双方关系现在看着不错,但是如果把对方看作是假想敌,看作是竞争者,看成是实施冷战的目标,那么从中长期看,这个建构的过程就导致两个本可以避免对抗的大国最后走向一条不归路,坦率的说,就中长期来看中美关系不那么确定,没有那么乐观,这是我最近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其实对中国也好,对美国也好,都期待朝着良性变化,都期待不要出现大的对碰、倒退或者对抗。
  美国国家利益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保罗桑德斯说,目前美俄的竞争关系已经远远掩盖了合作关系,那么我们要如何处理这样的大国竞争?对政治方面有什么影响?现在我们面临美俄之间的信任危机,这使得美俄关系举步维艰,导致两国政府没办法进一步加强合作。美俄关系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多波折,领导人的更替会影响到两国关系。处理中美关系也一样,要保持积极向上的信心,太纠结与两国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那它就会自我实现的。
  印度尼西亚前外长马尔迪纳塔勒加瓦表示,我们要以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容忽视,他们同样可以影响到其他国家和世界。我们要看到权力的转移和实力的变化,这得益于技术的发展,这用传统的方式是很难达到的。国际秩序不是一家独大,应该是基于公共产品的动态平衡。
  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大卫米利班德最后表示,我们经常谈到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一个多极的世界,我们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会影响到全球。在一些政府不作为时,非政府阻止也可以往前迈一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为这场北阁公开论坛的主持人。多国外交官、多家中外在京媒体、北京大学的学生等数百名听众参加了此次活动。

来源时间:2018/10/23   发布时间:201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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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先生在中美关系闭门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贾康  来源:贾康学术平台

  这次会议上难得有这么多学养深厚的顶级专家在,我对今天讨论的主题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但还是按捺不住做个发言来向各位请教。我想按四个层次谈谈自己基本的框架性看法。
  第一个层次,我怎么看待中美之间的关系。对这一被称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其作个追溯的话,我觉得最开始阶段,美国方面主导的表现应该讲是很有“情怀”的,典型的是有庚子赔款以后,美国人主动考虑把这笔钱返回来在中国发展教育和医疗:建设燕京学堂是办教育,成为北大清华的基础;建设协和医院是办医疗——我注意到洛克菲勒家族的掌门人当年以极大的热情做了非常精细的考虑,随着硬件还有软件,以全套的支持要把中国的现代医学发展起来,培养出了后面中国医学界一大批带头人;还有后来抗战中的飞虎队,以及大家现在越来越多接触到的像司徒雷登这样长期在中国做教育的教育家的事迹。这个阶段主要是体现了“情怀”这个关键词。
  到了1949年开始的新阶段以后,中国对苏“一边倒”,在朝鲜战争“热战”之后又跟着两大阵营的冷战走,可以“热战-冷战”作为关键词,当然这也使中美关系陷入低谷,而且曾经一度认为是最主要的敌对性质的关系。到了决定邀请尼克松访华以后,这个新的阶段,我觉得主题词就是“战略”了:中国和美国的战略不期然走到了一起,中国必须在战略层面考虑和美国的互动来制约苏联;在美国这边可以理解,尼克松也是从战略家的角度认为“不战而胜”是一个最好的前景,他在主动地与中国建立关系方面,也应该承认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所以,再到后来于卡特的任上中美建交,邓小平的战略思维是和前面的高水平战略思维一脉相承的,中美的合作有很广阔的空间。在这个建交以后的阶段上,我觉得它的主题词就是“利益”——大的战略方面有默契、有认同以后,主要的利益考量方面,也是高高低低地变化,摩擦曾经非常明显地上升到以导弹袭击我们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没想到又出了“9·11”,又是由利益给双方拉到了一起,遂有了中国入世以后相当好的一段双方关系在利益方面的共享期,被人称为“中美国(Chimerica)”。
  现在的转折点,我认为就是到了一个早晚要来的“丛林法则”主导的阶段,过了一个临界点,丛林法则要起主要作用了。中国的总量超过美国以后,越来越多地酝酿了这个丛林法则要翻过来主导整个中美之间关系的局面,当然主导的方面是在头号强国美国那边。这个丛林法则按照哲理上说,是人类文明不论怎么发展,不论说多少自由、平等、博爱,它到了某个临界点以后,老大必然是排他的、要打压老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设中国未来真的能成世界头号强国,也一定是要打压老二的,这个事就没有更多道理可讲。我们在这个层面上不用再过细讨论什么贸易逆差里面的谁是谁非,确实里面有谁是谁非,但都已不是非常关键的决定性的问题,你讲再多的道理也没用。美国现在的战略,就是人们说到的进入了以中国为头号遏制对象的新的阶段,而且这个阶段它一定有长期化的特点。
  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作为一个冰山于海平面以上直观看得见的部分,底下一定是全面的考量与连带关系: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金融的影响力、辐射力,军事方面考虑到极端情况的对抗,还有就是软实力这方面的较量。在这个全景视角考虑,中国远远没有达到跟美国可以去做什么对决的平台,你根本不要想在这方面采取什么决一死战方案。网络上面有的评论说,“宁可战死不当美国奴”,我就忍不住做了个评论:“战死就没有中国梦了”。理性的讨论一定要考虑,在中国远远没有达到和美国对决实力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个中美关系上所谓的质变。这个新的阶段,竞争为主可能就是主题词、主基调了,但是可能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可能表现为在这个过程中摩擦、冲突烈度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个中美关系演变到现在,如果是做个小结,我认为就是进入新的阶段,关键词是竞争、“过招儿”,而且这个阶段有长期特征。这是没有办法的,丛林法则主导之下的竞争已是现在的基本特点。
  第二个层次,我认为在这个时候确实跟过去的冷战有可比之处,但是我们要全力避免落入类冷战局面,而且存在着避免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最简单地说,我们这些年研究新供给经济学,是想从学理上说明人类社会的供给侧创新,已经推到正面讲的共享经济时代,全球化使中国美国相互投资,曹德旺跑到美国去办厂,打了贸易战以后马斯克还跑到中国上海建全世界最大的单体外资工厂,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还相当大。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后面还有十分可观的发展空间,世界上许多有心的投资者,其实都还在盯着中国市场。正面讲的共享经济激励,还有负面讲的核毁灭制约——这个可能性二战以后已可看得非常清楚、但现在很多场合仍没有捅破窗户纸的“核威慑”。为什么二战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迟迟没有出现?就是核威慑已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人类社会未来的可能性成为极小概率事件了。其实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再也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期,就是邓小平80年代他总结学者研究以后所说的我们时代主题变了,时代的主题现在是和平与发展。学理上对此是完全可以论证的,而这个全局认识框架之下的这一战略思维、战略设计的原点,非常非常可贵。当时邓小平说的这个话,似乎并没有多大冲击力,但是这几十年我做研究中反复思考,从原点认识到整个逻辑链条展开的不一样之处,决定着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是完全顺理成章的。所以,现在中美之间在以上说的共享经济和核威慑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时代特征下,加上信息化,加上顺应前面有专家说到的新生代的主流诉求(他们很快会主导整个社会生活),我们当然就要全力争取中国继续按照这个时代主题实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这种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同义词,就是美国那边不管怎么样难受与无奈,还是和平地接受中国越做越大,而不诉诸战争。
  第三个层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确实像很多人所说,我们自己的可能性空间,就在于我们能选择什么,怎样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中国在被动接招的同时,努力反制的同时,一定要下决心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在这个已经全球化的经贸体系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把大政方针的改革开放,做得更像样些——实际生活中间我们不少方面做得已经越来越不像样。到了改革的深水区,有这么多的改革宣示,这么多的指导原则,但落实的乏善可陈。在社会矛盾累积的情况下,改革和社会矛盾的累积在赛跑,有人直称改革和中国的革命在赛跑,不要拖延到了不可收拾的田地。怎么真正改革攻坚克难?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要真正攻坚克难,恰恰开放就是一个很好的倒逼。上一轮的入世,杜润生老先生说这是逼着中国变法,清理文件柜——变法,就是求新,就是图强,新的一轮贸易战也可以起这个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言,贸易战使我们有可能“变坏事为好事”。贸易战对双方都不是好事,美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有它的底气,它的筹码多。中国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讲,耐受力比美国强一些,但那是老的概念,如中国到了某个临界点突然一下不可收拾,便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了。“做好自己的事情”有非常深刻的内容,有必须抓好抓实的迫切性。在这个方面“变坏事为好事”,当然我们就得“变压力为动力”。我觉得这已经有所体现。比如今年博鳌论坛,总书记在场宣布我们主动降低关税。实际上主要就是压力逼着我们变,跟着,便有金融系统的领导宣布十条左右的金融降低准入措施,这都是很实的事儿。克强总理宣布,我们降低关税首先要降低汽车关税,其实这是必须降低的——佐立克专门说到这一条:中国入世以后这么多年,中国这边进口美国车的关税是25%,而美国进口中国车是2.5%,“我怎么跟总统交代?”确实是交代不过去。降低汽车关税的旁边,中国自己还降低了老百姓特别需要的治癌症等药物的关税,也正好是呼应了影响很大、好评如潮的《我不是药神》的电影(克强总理专门强调,降低药品进口关税之后,还必须盯着药品价格的降价,落实到位)。这些是有社会基础、也有官方不得不认同的改革空间的。这些都是属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逐渐地“变被动为主动”。
  这个过程如果从长期的视野,从历史长河来看,确实应认清:人类社会一个一个经济体你追我赶的发展,不可能走在前面的永远是老大。历史上英国经过追赶赶超了荷兰,美国经过追赶赶超了英国,那些时候可能还有更多的血与火,而现在是越来越多地按照“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大家怎么过招的问题,不至于走到最后那么残酷的大战局面了。
  在对这些情况作通盘把握之下,中国逐渐做大做强发展起来,又是一个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哲理上说,于其内核上我们必须切实认同的逻辑:到了这个全球化共享经济和核威慑的时代,“地球村”就是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这是总书记明确宣示过的话。有人可能理解为这是宣传用语,我不这样认为——我们研究者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说透,它实实在在是以严谨的学理支撑出来的道理。在这样一个“和平与发展”过程中间,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新兴大国,中国是在走上坡路,或者说,美国总的趋势是走下坡路,这是没有办法视而不见的。所以,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如要以几十年的时间段往前看,如果中国能够避免矛盾的爆发越过临界点、能够大体消化这个矛盾凸显期的话,在时间这个“最好的朋友”的帮助下,应有信心以改革开放之路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有的学者以数据画出了一个曲线很有意思:美国从1900年开始到2017,GDP总共翻36倍。那么中国到2017年找一个前边GDP翻36倍的过程,是从1987年(改革开放已经走了8年)开始的,GDP翻36倍的两条曲线高度一致,但时间轴上中美是1:3.9!这就是中国在工业革命落伍以后“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直观表现,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潜力,又碰上全球化和核威慑的天赐良机,能不能继续这样,真的与全球一起按照共赢逻辑走出一个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之路,这是我们应做出一切努力来争取的前景。
  按照这个框架来理解中美关系,我觉得我们现在可做的事情,确实还非常值得把它排列一下,能不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个改革里,我认为一定要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些地方如老百姓所说的是“打右灯往左拐”,甚至“打双闪开倒车”:宁左勿右的氛围,一轮轮喧嚣起来的什么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退场,说起来都人心惶惶,跟十九大文件完全对不上,但是说这种话的人他们却非常有安全感(确实他们没受到什么威胁)。总是有这种暗流涌动,翻成明面上是在否定党的基本路线,这方面能不能有更坚决的态度来遏制?中央要求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那么重庆打黑那么多错案冤案敢不敢动?现在全国只翻了一个张文忠案,顾雏军那个案子似乎就碰到了很大的阻力,诸如此类时间关系不展开说,这都是实事儿。1880到1920年4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进步时代”碰到的问题,跟中国现在社会上矛盾累积的情况大同小异,有学者专门写了文章曾经引起高层的高度重视,就是可通过各方难以拒绝的从“加强管理”角度来切入的清理苛捐杂税、政府财力汲取靠规范的东西——依法的税制这是必然选择,还有这些钱拿来了以后怎么用,税收和其他非税收入合在一起,预算怎么样讲规范化,怎么透明而加上公众参与、接受公众监督,结果真正“人民当家作主”这套东西就都进来了。在这个过程中间,公众意愿的表达机制借助媒体,现在已不可遏制,不仅有官办媒体,还有自媒体和这么多的多元化的媒体,一起来监督政府,督促政府把事情做好,这都跟美国在进步时代的举措大同小异。这方面我们可以抓住现在社会上大家都关心的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这正是美国最典型的两个直接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就是得到了进步时代确立的这两个直接税支柱的作用:联邦政府主要靠个人所得税过日子,地方政府local这个层级,靠财产税过日子,中间的州更多靠销售税——形成非常清晰的政府“钱从哪里来”的框架,而且以有效的再分配不断地缓解收入差距。虽然现在也有批评缓解得不够,但至少比中国的缓解做得好得多。中国到现在为止说了这么多社会主义,我们自己的直接税还很不成样子,而且相关改革做起来还困难重重。这都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所必须做的。这里只能点到为止说一下。
  对外,我觉得一定要低调处理一些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中俄之间还要这么高调,盛传的基辛格所说美国要跟俄国一起来遏制中国,基辛格自己否定,但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任何一个战略思维的大家,都会有这种思维的本能。我们没有必要过于高调地跟俄国折腾这些事儿,俄国石油卖给中国,价格上我们是吃大亏,亏了血本,何必呢?邓小平当时看得很清楚,他表面不宣扬这些东西,实际上看清楚了,跟李慎之说,几十年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中国怎么致富?既然不是说要以战争与革命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再发展,那么一心一意谋发展中,这不是个最基本的常识吗?现在对非洲似乎也应注意不要过于高调,搞万邦来朝形式主义的花架子,老百姓都在那儿骂,网络上面看看,简直已怒不可遏了。国内这么多的教育问题、社保问题、各种扶贫的问题,高调搞那些有什么意思?我觉得这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应有建设性的意见,促成这方面回归常识处理好此类非常现实的问题。至于说欧洲和日本,可能他们也希望看到美国遏制中国,同时他们也觉得他们有了机会。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们眼中的这些机会,实际上于多边博弈中,肯定是能反制美国一些的。
  这样寻求在中美斗而不破的过程中,避免最坏的类冷战,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过程中,找到阶段性的一些新平衡点,推着来——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方面,我觉得实际上有很好的基础,现在了解一下中国较有素质的人,孩子都在哪儿?反正我女儿是在美国,其他我接触到的很多的人,上层的、中层的、知识分子的,一说起来孩子都是在美国。龙永图说他的孙女在美国,他虽然感情上有点接受不了,但知道那种内在的力量,谁都抗拒不了。什么道理?软实力。教育、科技、人文,这个基本常识层面的东西,你要跟它对着来,何必呢?所以,这个事情从孩子来看已是这样。从企业来看,大家都知道曹德旺到美国去办厂,跟着产能走,这都是经济活动里最基本的东西,这也是很好的基础。跟着产能走的企业投资、资产布局,不应是这样吗?大量美国资产到中国来,大量中国资产跑美国去,这是好事,这些事情、这些基础因素,都值得非常好地调动起来,运用于无形之中。
  在原理上要说一点认识: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那么我们中国现在应很好运用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的东西。关于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其实专门强调了不是一般地否定对私人财产的占有,只是否定利用它来奴役他人。在“资本论”里非常清晰地提出,在资本主义发展成就的基础之上,在联合劳动、资本社会化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过去由于我们思想框框多、僵化,不敢讨论这个命题,其实马克思所讲的,绝对不是有人所说的生活资料所有制——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是天然所有,不用讨论,工人他拿着自己的工资必须吃,必须穿,这就是他对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没有什么重建的问题,无可讨论。马克思讲的,其实就是当时已经意识到的,我们现在称为“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扬弃,而且马克思已经区分了“消极扬弃”并上升到“积极扬弃”的认识,这不就是说得很清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起点吗?而且继承这些原理,是对应着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那个理想、那个初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共产党人现在到了执政党地位以后,占领道德高地,这是多么好的一套原理!很遗憾,中国现在,就是前面沈教授说的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但是人家调侃:写成一块块牌子插在公园里这是正能量,你把这牌子拔下来街上走一圈,就是负能量,这是中国现在的尴尬和现实纠结。
  我跟媒体说,你们谁敢举办一个关于自由的研讨会?谁也不敢,这不是很荒唐吗。
  (L:他们讲的“自由”肯定不是你说的“自由”。我们社会主义价值观讲的“自由”肯定不是你说的这个“自由”。
  贾:这就是学者解说的问题了。
  L:这个不对的,绝对不可能的。我确实采访了起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我那个时候做了实证调查,我去采访他们,我说你讲的自由是不是美国讲的资本主义,是不是人人投票?他说不是的,是社会主义自由。
  贾:这就是问题了,你贴这个标签,你就要说清楚社会主义“自由“和所谓资本主义的“自由”怎么划开。
  L:他说清楚了。
  贾:怎么说清楚了?哪里说清楚了?
  L:他说我们不搞自由主义,党的领导东西南北中。
  贾:不能这么理解,那都是宣传的套话。
  W:我觉得贾老师说的是对的,东西南北中就是美国现在为什么要打你。
  L:可是这里面的矛盾很有意思,我采访的美国人认为东西南北中很牛,因为你要成功他才打你,如果像贾老师说的一样东西南北中要导致中国失败,他才不来打你呢,他高兴还来不及呢。这里面的矛盾很有意思,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了解下来,美国是认为你要成功它才要打你,美国如果觉得你现在做的东西都是很烂的,你国内要搞得很烂,要搞极左了,要搞文革了,要搞党支部把我们资本家全干掉了,它怎么会来搞你呢?它觉得你要马上垮掉了。它是认为你在成功的道路上,它才要来打你。)
  贾康:你这个利益考量与优劣比较,需要以不同的学者解说,来讲它会如何生出各种各样解释的模式。正面讲,这个“自由”它到底是怎么样和民主与法治结合在一起,我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走向共和”,辛亥革命时中国早就认清楚这个事情了——我说这个走向共和应是“把权力和人性都关进法治的笼子里”,这在全球我觉得都可以讨论,都可以形成它的共同点。美国说要打压中国——我说的丛林法则,没有更多道理可讲,但要在“自由”这个道理上说清楚中国到底怎么样能崛起,怎么样起不来,那讨论就没有边了。我现在先在我这个认识框架里把话说完:这个理念里中国有它自己的空间,有我们对接道德制高点更好地跟各经济体交流合作的很好基础,我们这个基础用得是不够的,我是这个意思。
  在这里,我可接着说一下,其实我理解,马克思的理想,很大部分如今首先是实现在北欧和英国。“从摇篮到坟墓”的这种福利国家,不就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前景吗?高额累进税,节制资本,这些事情都可以再进一步讨论,前些年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那个讨论好像又变成了贴标签的方式、必须要按照资本主义自由化来批判的东西,过分了。为什么不能讨论?恩格斯晚年已经非常清晰地指出了有可能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原来他们认为用暴力革命手段去解决的问题。实践中间,已经从人本主义视角现实地在肯定着北欧和福利国家这一系。我觉得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是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当然,这恐怕也很难一下形成共识,但一定是应当继续讨论的。中国现在恰恰缺的就是,你在软实力里不让大家讨论,那怎么办呢?这是我们的短板。如果说美国人认为鼓励中国东西南北中一个人说了算这就是决定中国一定要垮台的东西,应当鼓励你这个东西,那充其量只是美国人中一部分人的想法。我接触到的美国人他们很多(特别是精英阶层)是不能够完全脱离我前面说的第一阶段他们的“情怀”的,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情怀,确实在很多的场合起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起作用。我觉得应求同存异,对于这些情怀与理念的共同点,我们要调动起来。
  最后一个层次,在大思路的基础上,我们可提出的几点建议。基本思路,就是我们把握大的战略和高水平的战略,还是要援引邓小平当年的思维和总书记现在已提出的一些很好的概念。这都是领导人的说法,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进而领会到的:为什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要有一千条理由搞好?
  跟着来讲,第一,淡化意识形态,不要陷在意识形态里。要务实地认定前边几十年间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这是常识告诉我们的、合作竞争中一个基本的统计现象支撑出来的我们应有的考虑。在中美交流这方面,应该充分展开,中国向美国充分地学习,一定是必要的。华为被美国打压得那么狠,但任正非到美国去了以后,他由衷地钦佩美国的高科技,反复强调好好地向美国学习。其实这是一千条道理里的一个非常务实的角度,而没有一条道理要搞坏。当然综合起来,战略、策略上说,该反制的,还是得反制的。
  第二,“韬光养晦”。这个说法可能翻译上已经说出去了,一些人已经形成一个中国在“耍滑头”的概念,但实质上就是邓小平前面那句话“善于守拙”,就是我们自己要实事求是、有自知之明地看到确实很多地方技不如人——现在科技日报已经列出几十个核心科技领域我们的短板是怎么个样子。当然我们也有走到前面的,如高铁整装能力上,在这个阶段,高铁350公里左右时速,中国在招投标方面是最有竞争力的,但是高铁用的轮轴,中国还一根都做不出来,完全要依靠进口,这都是我们的短板。“善于守拙,韬光养晦”告诉我们的是不扯旗,不当头儿,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邓小平说那个头我们当不起,很多优势反而就都会失去,这对现在有非常强烈的指导意义。
  第三,一定要坚持全面开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最好的选择,而且从全球来说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大逻辑上讲,你要和平演变我?我还要和平演变你呢!真正的自信在于谁能更好认识与顺应客观规律,摩擦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总体来说坚持争取共赢,是没有硬障碍的。
  第四,中国要非常好地扩大内需。领导人已经注意到了,现在一系列措施正在部署。扩大内需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我们现在说的投资后面应该跟出来的“以活力和向好预期支撑的消费”。将近14亿人的大市场,回旋余地这几年已经表现,我们出口这方面实际对中国增速的支撑力,已经下降到很低水平了,统计下来,在2016年已经表现为负的支撑力了。所以,这方面我们要有一定的信心,现在这种不良的心态、不良的预期很多,观察下来是有夸张特色的。等它得到消化、收敛了以后,更多的东西有利于我们凝聚这个扩大内需的信心与实效。
  第五,改革一定要攻坚克难,现在应该肯定的一些东西,还是要继续扩大战果。比如三中全会提前召开以后对大部制改革,有今年两会上的部署,这是多少年来没敢动而终于动了的。养老金的全社会统筹,应该乘势实现,这次个人所得税跟出的轩然大波,已经有可能乘势解决这个攻坚克难的问题——这是部门利益阻碍了多年的事。在企业混改这方面要借助PPP,很多具体正面设计的混改做不下去,但你要一做PPP,就会发现那个特殊项目公司(SPV)天然就是一个政府根本不想一股独大、给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充分空间的混合所有制。靠这种东西,让大家、让全社会去看,而不是陷入邓小平说的争不出结果的那种争论。还有司法改革,这对于中国太重要了,现在民众对于中国司法的信心已到了很低的水平,这一定要改变。
  第六,我认为“一带一路”这个倡议还是有它非常合理的内核的,应循序渐进,向西为主,扩大联系和影响。这个过程中锻炼中国人自己知道怎么处理复杂的事情,怎么样跟大家一起和平发展。
  第七,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中国要长期打算,一定是几十年的过程。细的内容不展开说了,势必要走到中国有能力“自拆防火墙”,使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其后中国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这一定是对我们的一个综合考验。
  第八,提升中国软实力。这篇文章还远远没有研究,但又是不可回避的。
  这些还很不系统的想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贾康介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来源时间:2018/10/23   发布时间:2018/10/22

旧文章ID:17281

特朗普发出警告后,移民大军人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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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霍克  来源:美国之音

  成千上万的移民聚集在危地马拉通往墨西哥的边境地区,争取穿越墨西哥进入美国。他们大多数来自洪都拉斯。但他们在路途中遭遇困难,或者在墨西哥边境遇到障碍,致使很多人返回了洪都拉斯。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政府发出警告说,如果他们不阻止移民大军,后果自负。
  墨西哥政府有关部门上星期在墨西哥与危地马拉之间的一座大桥上阻拦了移民大军。可是很多移民随后游过了苏恰特河,或者乘坐简易木筏渡过苏恰特河,继续北上。
  洪都拉斯移民梅科说:“我们冒着巨大的风险过了河。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是因为在洪都拉斯没有机会过好日子。没有前途。”
  特朗普总统赞扬墨西哥阻止了移民。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我要感谢墨西哥。墨西哥很了不起。因为墨西哥现在尊重美国的领导地位。”
  特朗普政府被批评在美墨边境严酷对待移民。前副总统乔·拜登星期天在内华达州再次提到这个议题。
  前副总统乔·拜登说:“美国究竟在发生什么?在边境从母亲手中夺走婴儿?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干了什么?”
  特朗普总统在内华达州另外一个地区为共和党人拉票时,指责民主党人邀请罪犯进入美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民主党公然邀请上百万的非法移民违反我们的法律,越过我们的边境,让我们国家不堪重负。民主党人希望有移民大军。他们喜欢移民大军。”
  特朗普总统已经将移民问题变成11月6日中期选举的政治议题。他威胁说,如果墨西哥未能阻止移民,美国就终止地区援助,关闭美墨边境。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他们进入美国之前,我要关闭边境,把军队调过来。不是调动我们的预备役,而是要把军队调来。”
  危地马拉与洪都拉斯的总统星期六举行联合记者会,敦促移民们回国。
  洪都拉斯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说:
  “我要让洪都拉斯人放心,因为我们有工作组迎接他们。我们还根据每位公民的人生意愿,提供综合的工作机会。”
  他们还说,很多人已经回到了国内,要美国放心。
  危地马拉总统吉米·莫拉莱斯说:“大约两千人,差不多这个数字,我们还要与洪都拉斯进行核实,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两千人已经安全回到洪都拉斯境内。”
  但还有很多人誓言,要想办法进入美国。

来源时间:2018/10/23   发布时间:201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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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彼岸强冷空气来袭,天将大变

作者:红拂  来源:微博

来源时间:2018/10/22   发布时间:201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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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德洛指责中国拒绝缓解美中贸易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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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姆斯•波利提 , 吉莲•邰蒂 , 萨姆•弗莱明  来源:FT中文网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指责北京方面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与习近平可能于下月阿根廷20国集团(G20)会议期间举行会晤的前夕未作任何努力来缓解贸易紧张,这一言论给外界对美中经贸战休战的预期浇了一盆冷水。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采访时称,中国未表露出任何它愿满足美方要求、以使两国之间可能取得突破的迹象。
  今年,美国对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几乎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一半——加征关税,中国则以对1100亿美元美国输华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报复,不断升级的冲突给全球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特朗普要求中国全面调整经济政策,包括缩减中美贸易顺差、打压工业补贴和强制技术转让等做法。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要求遭到中国官员的抵制,他们认为这些要求不切实际且有违他们的利益。
  库德洛称:“我们给了他们一份详细的要求清单,比如关于技术的,五六个月来基本未作更改。这件事的问题是他们不作回应。什么回应都没有。完全没有。”
  他表示:“实际上主席和中共,他们必须作出决定,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或者他们作出了不采取任何行动的决定,任何行动。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
  中国官员则抱怨美方缺乏灵活性、以及特朗普政府难以捉摸和其内部缺乏统一的声音。
  如果未来几周没有进展,预计美国将推进其计划,在2019年初把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税率从10%上调至25%,进一步提高双方的赌注。特朗普甚至威胁要对另外267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这将意味着加征关税的范围将覆盖所有中国输美商品。
  库德洛的言论将加大北京方面目前背负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上周五,在政府公布十年来最低的季度经济同比增幅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中国央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的头头们,费了好大一番周折,来安抚大幅下挫的中国股市。
  此外,人们也越来越担心,中国可能会策动人民币贬值,来抵消关税的影响。
  但库德洛表示,他相信最近人民币疲软是由于市场因素,而非刻意的政策使然。
  库德洛说:“我感觉到了中国的资本外流,我知道它是受控的市场,但我认为他们正在流失资金,人们正往这边来,(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火爆的经济体。”
  他表示:“我感觉我们必须关注它,它非常重要,是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但(人民币)疲软更多是市场导致的。”
  刘鹤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兼首席贸易谈判代表。他表示中美谈判代表正在“接触”,并称贸易战的影响更多是“心理”的而非实际的。
  随着11月6日中期选举逼近、以及民主党有较大可能从共和党手中夺回众议院控制权,库德洛表示,他担心特朗普以减税、放松管制和化石燃料生产为基础的经济议程可能会受阻。他还将近期股市出现的紧张情绪归咎于国会权力的可能换手。
  他说:“最让我担心的是两周后的蓝色浪潮。”
  库德洛补充说:“我不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但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么风险就是他们会推翻我们的政策,我们将停止繁荣……市场知道、而且非常担心这一点。如果他们搞砸了这波繁荣,我们会回到1%至2%的增长。”
  多数策略师认为最近的抛售是受外界对美联储(Fed)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推动,较长期债券收益率因此被推高。关于“蓝色浪潮”的猜测已持续了好几个月,而且远在最近的股市下跌之前。
  库德洛坚持认为,美国经济正在全线增长,其中最令人鼓舞的方面是蓝领和低薪服务业工人工资和就业的增长、以及小企业增长加速。他表示:“信心水平持续上升。现在有更多的人开始创业——他们认为现在要更容易一些,复杂的规定流程和税负也减少了。他们看到了一位正在终结讨商战争的总统。”
  现年71岁的库德洛曾经是美联储和华尔街经济学家,后来在CNBC担任电视节目主持人。他表示,债券收益率上升是“增长”的标志,而不是通胀或债务担忧的反映。他说:“通胀预期得到很好的控制”。
  但他为特朗普最近对美联储的公开抨击作了辩护,当时特朗普曾猛烈抨击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Jay Powell)收紧货币政策。
  库德洛表示:“(特朗普)担心利率上升会损害经济增长,老实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另一方面,他没有去美联储,没有打电话给杰伊•鲍威尔,也没试图强迫他们改变政策,他只是在给出他的意见,他一直很清楚,事实上他说他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
  米强(Tom Mitchell)北京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10/22   发布时间:2018/10/22

旧文章ID:17278

中国调整对非洲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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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翰•阿格里昂比  来源:FT中文网

  由中国融资的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到乌干达边境(最终希望延伸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铁路,堪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演变过程的缩影。
  从蒙巴萨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首期工程长475公里,造价32亿美元,在16个月前大张旗鼓地开通,尽管外界对融资条款的不透明提出广泛批评。在通车后的几周内,第二期工程启动,造价15亿美元,长120公里,从内罗毕到地处东非大裂谷(Great Rift Valley)中心地带的纳瓦沙。这一次,外界对融资条款的审视更为严格,工程计划在2019年6月完工。
  今年9月在北京举行三年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期间,肯尼亚政府原本期望签订一项协议,由中国为第三期工程(从维多利亚湖沿岸的纳瓦沙到基苏木)融资。但中国不愿同意支付38亿美元总造价的一半。肯尼亚基础设施部长詹姆斯•马查里亚(James Macharia)表示,中国要求展开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以证明商业可行性”。
  中国政府的保留态度,可以说首次体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次峰会的一个商业论坛上的讲话。他表示,对于在非洲投资和向非洲放贷,中国将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策略。习近平表示:“中非合作找准基础设施不足等制约非洲发展的要害,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搞花架子。”
  分析人士表示,策略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各方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府负债日益上升的担忧,以及已被北京方面否认的指控,即中国正把非洲国家往债务陷阱里推,目的是夺取资产,就像在斯里兰卡那样。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非研究倡议”(China-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的数据,从2000年至2016年,中国向非洲大陆放贷约1250亿美元。
  “一带一路倡议现阶段的关键是让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走向成熟,这确实意味着区分轻重缓急,”泛非银行Ecobank研究总监爱德华•乔治(Edward George)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切断资金。这意味着‘我们希望与你们保持良好关系,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不能贷给你们更多’。”
  但正如乔治所言,大量资金仍在流动,或者至少得到承诺。其中很多被打包为“一带一路”相关贷款。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上承诺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投资、贷款和无偿援助,与2015年举行的上次中非合作论坛一样。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德博拉•布劳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表示,对于习近平而言,还有国内考量。她表示,尽管中国对非洲政府和项目的贷款“在大幅削减”,但企业间的往来正变得更为密切,尤其是在建筑行业,在该领域,中国企业的海外收入有32%来自非洲。“我看到有中国企业在努力游说将非洲项目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她表示,“从中国建筑行业产能过剩的角度来看,这对它们很重要。”
  目前,中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遥遥领先的最大贸易伙伴:根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编纂的数据,2017年,该地区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是排在后几位的国家(美国、沙特阿拉伯和英国)的至少两倍。参加本届中非合作论坛的非洲领导人数量,超过了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上次峰会。
  然而,布劳蒂加姆教授表示,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项目不仅仅关乎金钱。“除了商业,它们还有着政治-外交因素。”
  这一点在今年7月习近平访问非洲期间充分展现。他访问的国家包括卢旺达和塞内加尔,两国都不属于“一带一路”倡议最初包括的沿线国家。这种多管齐下的战略本月也出现了例证:中国将埃塞俄比亚用于修建一条40亿美元铁路的一些贷款的偿还期从10年延长到30年。
  布劳蒂加姆教授表示,非洲的“一带一路”只是证明一项已实行几十年的政策的最新例证。“这是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她表示,“其内容是推动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中国人将继续做这样的事情。习近平在政策‘打包’方面非常聪明。”

  译者/梁艳裳

来源时间:2018/10/22   发布时间:2018/10/22

旧文章ID:17277

卢斯:谁丢掉了美国?

作者:爱德华•卢斯  来源:FT中文网

  上世纪50年代初期,“谁丢掉了中国?”这个问题给了美国政治一记重击。今天的问题是:谁丢掉了美国?美国政治止于海洋边界的日子开始被颠覆。美国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噬咬美国政治的灵魂。
  两国分别受到一个美国党派的谴责——中国被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共和党谴责;俄罗斯被民主党谴责。两党都想在国内压对方一头。民主党人认为,为赢得大选,特朗普曾与俄罗斯勾结。特朗普声称,中国黑客曾试图干预2016年大选,以使形势有利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华盛顿被互相指责的零和内耗吞噬。结果是,美国把控国家利益的手开始打滑。
  这给美国的盟友带来了严重问题——并为其竞争对手带来了意外收获。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两党一直坚持一项广泛共识:遏制苏联。他们的差异主要在用何种策略实现这一目标。
  本月,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宣布与中国的一场新冷战。这次演讲令人震惊:它原本想要示意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但在国内瞬间失败。民主党人根本没理睬这次演讲。
  彭斯声称,与中国相比,俄罗斯所涉嫌的干涉美国大选行为“小巫见大巫”,然而彭斯没有拿出多少证据来支撑这种说法。此外,(彭斯还说)“中国希望美国有个不同的总统。”。与旧冷战时情况不同的是,彭斯没有提出遏制中国的战略。他暗中打的算盘是转移视线,让人们不再关注民主党关于总统通俄的指控。
  民主党的短视则正好相反。不久前,曾在2016年参与竞选并正考虑参加2020年大选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讲,其中他只提及中国一次——其内容还是正面的。
  他说,美国和中国应共同努力应对全球变暖问题。威权主义的俄罗斯,则是对全球进步价值观的主要威胁。民主党避谈中国,这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极不协调。反而是两位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和特德•克鲁兹(Ted Cruz),在领头指责中国涉嫌拘留多达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
  左派的视而不见部分源于习惯。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押上了极大赌注,赌中国将逐渐变得更加自由。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中国面临的迫使其民主化的压力将会增大。这是一个历史性误判。中国在价值链阶梯上攀得越高,其在政治上就控制得越紧。与前任胡锦涛当政时相比,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虽然富裕得多,但受到严密得多的控制。实际上,中国比上世纪90年代末时更不自由了,那时中国经济规模只有如今的三分之一。
  然而,民主党几乎没有更新他们已经站不住脚的世界观。尽管俄罗斯经济规模只是中国的零头,而且在技术上也无足轻重,但莫斯科被视为美国的主要威胁。他们想象美国政治任由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摆布,这太抬举他了。
  现在,恐华症和恐俄症的文化深入到每个党派的基层。像福克斯新闻(Fox News)这样的保守派媒体,时不时报道有关中国监控技术和社会信用评分的危言耸听的故事。与此同时,左派死磕克里姆林宫的黑客工作坊和僵尸程序大军。
  一个连贯的美国外交政策能从这个烂摊子中出现吗?无论怎么考量美国国家利益,都会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大国威胁。
  美国正梦游般地走进一个地缘政治极度不确定的世界。它亟需一种学说。特朗普有一件事是对的。构成更大战略威胁的是中国,不是俄罗斯。但他完全不知道对此该怎么办才好。通过挑起与加拿大和日本等盟国的争吵,并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他抛弃了一种可能奏效的方法——通过多边施压迫使中国遵循全球规则。
  他也疏远了印度,而直到不久前,印度还一直被视为美国的“天然盟友”。上周,印度向俄罗斯购买了价值50亿美元的导弹,并邀请俄罗斯建造6座核反应堆。印度也退出了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四国联盟”(quad)军事演习。正在失去印度的正是特朗普。
  在俄罗斯与中国越走越近、印度脱离美国轨道之际,美国日益自我封闭。美国政界不是寻求就如何驾驭多极世界达成共识,而是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打击袋,通过击打它们争取在国内得分。“谁丢掉了美国”这个问题的答案越来越明显:美国民主正在丢失自我。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10/22   发布时间:2018/10/22

旧文章ID:17276

萨默斯:一次横穿美国的旅程

作者:劳伦斯•萨默斯  来源:FT中文网

  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往往透过适配统计数据、经过市场现实检测的模型来观察这个世界。经济模型提供独有的有力视角:我曾利用这些模型证明,如果当时对经济放任不管,如果决策者并未吸取历史和理论的忠告,2008年金融危机本可能会导致又一场大萧条。
  但还有其他方法可以了解经济和经济中的劳动者。我发现这一点,是在上个月陪妻子走了一趟与我以往经历的截然不同的旅程时。在那两周时间里,我们驱车行驶在从芝加哥到波特兰的双车道公路上,途中穿越了北美大平原(Great Plains)和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我们途经的稍大的城市包括爱荷华州的迪比克(Dubuque)、怀俄明州的科迪(Cody)和蒙大拿州的博兹曼(Bozeman)。
  与从飞机上俯瞰不同,驾车穿越美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庞大的国家有多少土地杳无人烟。在路上,我们接二连三地碰到提醒我们检查油量的标志,因为距离下一个加油站还有50英里的路程。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有时候,我们距离任何可以买到iPhone充电器的地方都有250英里。很多时候也没有手机信号。
  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土地不仅无人居住,而且似乎也未派上什么经济用途——因为太过干旱而无法耕种、甚至无法放牧的谷地;因为地势过于起伏不定(易受雪害或存在落石和山火风险)而无法全年开展经济活动的山脉。我们开车经过了一些浪漫的“鬼城”,但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荒废的咖啡馆、加油站和旅馆。
  地广人稀的现象似乎不仅存在于农村,也存在于城市。我们参观的每一个景点都有足够的停车位,车位数量都是到访游客数量的10倍。下车吃午饭时,无论是在迪比克还是吉斯通(Keystone),我们都能在主街上找到计价停车位泊车。
  我们也震惊于在这些地方,美国沿海地区关心的那些事情显得多么遥远。酒吧和餐厅里的电视很少会调到新闻频道。似乎没有人关心围绕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大法官提名人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争议。我们看到,路旁的各种政治标语中,反堕胎标语的数量是其他任何政治标语的15倍。
  我们无意中听到的谈话更贴近本地事务。我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向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是一件好事,而处于弱势阶层的父母将最支持这一想法。
  现在我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当我们参观西部一所大学并与该大学的招生官交谈时,他们告诉我们,在他们这个比较乡村的州,父母的心态是矛盾的。很多牧民和美国原住民都希望看到孩子接受教育,但又担心孩子不再依恋自己家的生活方式。
  我开始觉得,对那些关心政治经济学的人而言,“生活方式”一词是非常有用的一条思路。现在流行谈论商业领袖和国际化精英,这些人更关心与自己一起在达沃斯论坛(Davos)开会的人在担心什么,而不是底特律或德国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同胞在担心什么。人们将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归咎于这些人。在这次旅程中,我亲眼目睹了在美国不同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多么截然不同。我开始比过去更深刻地理解,在与土地的联系更为紧密的小地方,那些祖祖辈辈过着同样生活的人们是什么样的。
  在我们此行造访的大多数地方,人们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倾向于投票支持共和党。教会晚餐、狩猎俱乐部和当地集市的标语多过政治标语,甚至多过商品广告标语,这颇能说明当地的文化。但经济图景更加复杂。美国政府1803年买下法属路易斯安那,联邦政府资助了第一次穿越美国西部的刘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远征,从那时开始,自由市场与美国西部的定居活动和经济发展就一直没什么关系。我们此行造访的很多地方的经济,都是美国政府一手打造的。大萧条时期的项目出资修建了发电厂、登山道,并帮助让山区通了公路。西部的旅游经济以国家公园、森林和古迹为依托,还有很多大学是依靠政府赠送的土地创建起来的。
  美国之所以了不起,因为它集合了很多了不起的地方。美国存在很多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美国人希望保留这种差异。或许,如果美国社会的领导者能够加深对这一点的理解,我们的国家就能够在眼下这个美国史上无疑十分复杂而艰难的时刻,变得更强壮、更团结。
  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 at Harvard),曾任美国财政部长
  译者/马柯斯

来源时间:2018/10/22   发布时间:2018/10/22

旧文章ID:17275

美国总统竞选人杨安泽:华裔标签是我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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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思睿  来源:FT中文网

  距离2018年2月10日美国总统华裔候选人杨安泽占据《纽约时报》周末版封面第一次向群众宣布其要代表民主党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已经过去了八个多月。这位比奥巴马还要小三岁的少数族裔总统竞选者的出场并没有其他人惊艳,但他却想做第一个华裔美国总统。
  他在近期于纽约举办的白麓论坛上接受专访时说, “就算竞选失败了,我相信我也有其他方法可以一起将美国建设得更好,只是做总统可以做更多的事,有更大的影响力,我愿意为建设更好的美国付出努力。”
  “特朗普终结者”
  从特朗普一上台就想要竞选美国总统的杨安泽表示,当前美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最低工资标准。杨安泽说,特朗普上台以后,最低工资标准并没有得到增加,但生活成本、医疗成本、教育成本却增加了。
  “如果仔细分析上一次选举的选民数据会发现,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对于特朗普格外支持,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地区制造业的机器人和自动化集中程度越高,特朗普的支持率就越高,”杨安泽说。
  然而他认为,由于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的普及,美国中部制造业即将面临一次大地震,或将失去400万个工作机会,卡车司机可能成为第一个被影响到的群体,接下来零售业工人、呼叫中心的服务人员、快餐店店员等也可能被辐射。如果公民不能安居乐业,社会则难以稳定。
  于是杨安泽将“人性至上”设为自己的竞选口号。他提出“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即为所有18到64岁的美国人每人每月发放1000美金的基本生活费,以保障其基础生活。这笔费用将来源于企业。例如,企业在自动化的过程中因为解放人力和提高效率会获取大量利润,因此有理由来要求它们通过多缴纳增值税的方式来支付这笔费用。
  担心短期失业率增加的同时,杨安泽希望美国政府可以多关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给社会带来的变化,他表示,当前美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两者对社会的影响有任何关注,也没有任何应对措施。
  “国家的资源应该尽可能的帮助每一个个体变得更强大,我们还需要提升公民的健康水平、高等教育受教育率、商业水平,以及让更多人得到重返学校的机会,”他说。
  他笑称听说过媒体给他贴的“特朗普终结者”的标签。“我觉得我就是那个人,我是来想办法解决问题的。”
  “与时俱进的美国梦”
  杨安泽出生于纽约北部一座安静的小城市, 成长于华人知识分子的移民家庭。他在布朗大学完成经济学学士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杨安泽毕业后顺利成章地成为了一名企业律师,负责并购和银行业务。但是这份工作他只做了六个月就离职了。“第一因为我不想一直做律师,第二我觉得一旦成了律师,就很难再从紧张的生活中脱离出来。于我而言,这是一个及时止损的过程。”
  25岁时,杨安泽投身于互联网创业大潮,但却被埋没于互联网泡沫。第一次创业失败后不久,他加入曼哈顿培训公司,随后担任CEO,并将公司成功出售给教育机构开普兰,也因此体会到商业的魅力。
  公司卖出后,他创办了非盈利机构Venture for America,助力刚走上社会想创业的年轻人。项目主要招募名校毕业生,他们被安排到匹兹堡、底特律、新奥尔良等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中西部和南部城市,在当地的创业公司里经历两年在岗培训。
  项目第一年预算不超过20万美金,仅招募到了40个人,然而到2017年时,项目预算已经超过600万美金,共培养了500多名毕业生。他们先后创立了近30家公司,创造了上千个工作机会。
  他说,人们总是在讨论美国梦,40-50年代的美国梦是“要过得要比上一代好”,但是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 ,已经有50%左右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孩子不一定比他们过得好。他提出,美国必须将经济发展贯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应该怎样让自己变得更发达。
  杨安泽提出给每一位赴美学习的国际学生发放绿卡。“我不觉得国际学生夺走了美国公民的工作机会,相反,大量国际学生涌向美国工作和学习可以给美国经济带来活力。更进一步地说,我觉得美国的优势就是可以吸引大量的国际人才。”
  “我要感谢你们来学习!不幸的是特朗普正在破坏这个优势,美国人应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拥有更有前途的职业发展和更好的生活。”
  “Yang 2020”
  杨安泽从不认为他身上的华裔标签是他竞选的阻碍,他自信地认为这是他最大的优势之一。
  他曾表示,“我觉得美国人希望看到一个非政治背景的领袖,一个年轻有力的领导人,一个认识到美国的问题,而后去解决的人,我就是这个人。而且,除了总统竞选,我希望自己打破种族的束缚,带领大家去关心美国。”
  杨安泽认为自己与特朗普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希望让更多美国公民切实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让美国公民更自信,同时也让来美国学习和工作的国际学生对美国有一定的归属感。“国际学生对美国的经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有权利得到一份归属,” 他说。
  提及中国政策,杨安泽表示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势必会有赢家和输家,但目前很多美国人都不觉得美国是赢家。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且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于美国,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一定对美国产生威胁。
  “中美两国应该是共赢合作的,两国应共同面对一些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
  竞选美国总统,杨安泽仍然面临很多困难。缺乏政治背景和从政经验,让他在扩大自身知名度和募集资金时受到了较大阻力。
  他表示,在竞选中他将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易传播的属性,让更多人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他为竞选付出的努力和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在正式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前,杨安泽还需首先登记成为纽约州的总统候选人,然后合法地在该州全民投票中竞逐选票,从而获得总统候选人资格。
  2018年10月10日,前纽约市市长、彭博创始人迈克尔•布隆伯格通过社交媒体中宣布,自己正注册成为美国民主党成员,并正式考虑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此前,布隆伯格曾大手笔向民主党捐款,以帮助该党夺回联邦众议院的掌控权。而这一次布隆伯格正式考虑加入总统之战,不仅会让杨安泽代表民主党竞选的道路面临更多挑战,也将为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增加一份有趣的谈资。
  (注:作者系财经记者,常驻纽约,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自由撰稿人。作者微信公号:思睿说(Sirui _Threeshow)。

来源时间:2018/10/22   发布时间:2018/10/22

旧文章ID:17274

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文明的冲突”!

作者:黄老道札记  来源:黄老道札记

  塞缪尔·亨廷顿(1927.4.18–2008.12.24),英文名Samuel P. Huntington,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甚至可称之为政治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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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当前的美国和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学界,似乎已经没有人可以与亨廷顿比肩。亨廷顿最为震撼世界的著作是《文明的冲突》,预言了此后的“9·11”。
  早在1983年,塞缪尔·亨廷顿就预言了苏联必然崩溃。
  他发现,  苏联解体后,在八十年代种族冲突增加了3倍。 在所有冲突中,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印度教徒、华人、佛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对抗性的,沿着伊斯兰国家的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
  9·11事件后,布什在公开讲话中说,袭击世贸大厦的恐怖分子之所以会那样做,是因为他们反对美国的生活方式。而由生活方式差异引发的冲突,其实就属于文明的冲突。目前美国把反恐战争当作自己主要的对外战略目标之一,同时它又把自己的主要反恐战场选择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个伊斯兰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反美的恐怖分子也都来自伊斯兰世界,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预言: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合作,将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形成巨大的挑战。
  亨廷顿提出的观点刺激到了中国人的敏感神经。他的观点大致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由意识形态对抗转为不同宗教文明的对抗。伊斯兰教文明,儒家文明都将会对抗西方文明。一些持极端民族主义观点立场的人反映尤其强烈。于是,国内刊物和报章上出现了连篇累牍的反驳文章,批判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左派指控“文明冲突”论是帝国主义的最新翻版;右派嫌他打破了全球化天下大同的美梦。
  早些年,文明的冲突”表现较激烈的是西方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重点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极端分子恐怖分子的危害甚烈。中国的儒道加马列尚且比较内敛。
  中美贸易战表面看来仅仅是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其实深层次的的东西是价值观的冲突。
  2016年12月12日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周年,中国原本期待在这一天成为WTO协定下的“市场经济”国家,然而,结果却是,美欧日等西方大国全都认,拒绝承认中国是经济国家。指责中国没有兑现15年前的承诺
  中国认为,国情特殊,不按美国所定的规则束缚自己,才是发展捷径,“弯道超车”,“商场如战场”。
  但在美国看来,游戏必须讲规则,不守规则就是不公平竞争,就不能跟你玩。
  不是说中国从美国赚了钱,发了财,中国人就必然感谢美国。相反的是,中国人有钱了,更加自信,反而瞧不起美国,敌视美国!
  “十八大“之前,中国“韬光养晦”,十八大后,中国提出“三个自信”,在国际上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在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也与美国不和。多年来在许多重大国际事务上反对对美国。用贸易中赚来的钱支持美国的敌对势力。美国人必然解读为中国意欲在国际上扩张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全面挑战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
  《我的国,厉害了》,很刺激神经!还有大力宣传的所谓全面赶超美国!美国人“吓尿”了!一类
  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上,今天的中国,和100年前的中国没有两样。大致不外乎张之洞的八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西方的技术,不学西方的制度。文明内核,我们坚持自我。
  自1840打开国门,洋枪洋炮很快被吸收,科技、教育则逐渐被推崇,西方的制度很难被接受,西方的信仰和价值观则被排斥。如1990年的义和团运动
  上世纪八十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实则是新一轮洋务运动。一方面我们积极拥抱西方的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但另一方面,我们较难接受西方的制度文明,很难接受西方的“普适价值”,拒斥西方的信仰文明。中国近些年来的“拆十字架运动”,还有去年的搞的“抵制圣诞节”活动和义和团很相似。
  而所谓“文明的冲突”即价值观的冲突,则很少被媒体做真正深度的解读,但这一层面的矛盾才是决定中美关系的核心与关键,相比之下,经济贸易以及发展模式都还只是手段,最终都要服务于文明追求。
  中国人不要想象川普下台,美国会改变对华战略。当然那是一种对中国最好的局面,相反应该设想一下最坏的局面:川普当政八年+彭斯再当政八年,美国将中国长期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可能性。
  在本质上,“文明”和“文明”是不会冲突的,文明与野蛮才会冲突,不同文明间的相合性永远大于对抗性。
  能否像日本一样突破自我、把文明的冲突化作文明的的融合?实现传统中华文明与市场文明、法治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全面融合。大概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也许是根本不可能做的。能做的话,一百年前就做了。

来源时间:2018/10/22   发布时间:2018/7/30

旧文章ID:17273

中美如果发生陆战,主战场会在哪?美军专家给出的答案出人意外

作者:烽火瞭望眼  来源:搜狐

  我们知道,丛林战比一般的战斗难度要高出很多,复杂的地形,而且茂密的植被到处都是掩体,交错纵横的林间小道一般人根本难以摸清方向。因此在丛林战中不管是追踪还是搜索都非常的艰难。早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大兵虽然身带最先进的武器,却依然被越南军人在丛林战中耍的团团转。近年来美军多参与的是山地战和沙漠战,因此本身就不善于丛林作战的美军士兵几乎已经丧失了丛林作战的技巧。
  近年来,美国为了应对未能可能发生在亚洲岛礁热带雨林中的作战,美军已经开始不断对大兵们进行丛林作战训练。为了让美国大兵充分掌握丛林作战技巧,美国已经于法国达成了协议,借用法国在非洲加蓬的丛林战学校对美国大兵进行丛林作战训练,并且高薪召集世界丛林作战顶级教官进行指导。据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第82空降师和第3步兵师的士兵已经全部抵达法国在非洲加蓬的丛林战学校,美军认为,这样的学习将会在未来持续进行,美国大兵也将会分批次的前往法国训练。
  俄罗斯军事专家分析称,美军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他表示,美军这么做很有可能是在为今后的丛林战做准备,因此俄专家认为,美军未来战争的主战场或将会是丛林战。美国军事专家表示,美军在丛林战技能上并不擅长,但是在这一领域的作战,中国和越南却是这方面的高手。但美军是土豪,技能不够装备来凑,美军凭借着足够先进的装备,虽说无法打赢丛林战,但是足以应对。我们知道,越战时期,美军就在丛林战中使用了一种叫红外探测设备,它能够穿透丛林和灌木丛清晰的到监测人类的热源,形成红外成像,从而快速搜索到对手的所在位置。
  俄军事专家认为,一旦美国大兵在法国加蓬的丛林战学校学到丛林作战技巧后,未来美军极有可能不断纵深战线。近日,西方军事专家认为,未来如果中美一旦发生陆战,主战场不会在内陆,极有可能会在亚太地区星罗棋布的岛礁,因为到了中国家门口作战美军毫无胜算,但是如果是丛林作战的话,掌握丛林作战技巧以及装备精良的美军将会更有自信。

来源时间:2018/10/22   发布时间:201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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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访美“旋风九日”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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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玮  来源:《党史纵览》 2015年第10期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邀赴美国进行了9天的正式访问。9天内,75岁高龄的邓小平参加了超过80场密集活动,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长期以来的错误看法,被美国媒体形容刮起了“邓旋风”。
  一部讲述邓小平1979年访美历程的电影《旋风九日》在全国公映。电影用真实详尽的文献资料和亲历者的口述,揭秘了邓小平访美9天的外交风云。当时担任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兼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副组长的钱嗣杰,看到电影中熟悉的镜头,不由得忆及当年自己见证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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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上报道首访美利坚的征程
  1977年1月,吉米卡特入主美国白宫。基于中国在地区和世界上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一事实,卡特政府把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作为它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1977年8月和1978年5月,卡特分别派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就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方进行磋商。1978年7月,中美两国代表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台湾问题成为谈判的关键。这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美方谈判代表伍德科克,直接与他就建交联合公报方案交换意见。美方随后提出修改草案,基本满足了中方要求。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亲自参与谈判,使中美建交谈判得以在数日内一锤定音。
  中美两国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将于建交后不久对美国进行一次重要的正式访问。不久,作为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副组长,钱嗣杰正式接到上级通知,邓小平访美日程已定在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新华社决定派记者组全程随访。记者组由新华社国际部主任陈伯坚带队,成员有对外部的吴晋、胡根康、李郁文,摄影部的钱嗣杰、谢丰泉、郭占英及两名电务处人员,此外,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的于民生、夏兆龙也将与记者组在华盛顿会合,参加采访。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彭迪出任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兼管有关的新闻报道。
  能有机会参加采访这样一次重要访问活动,钱嗣杰激动不已,但是任务的艰巨性也使他颇为紧张,而且随着对这次访问的重要意义认识的加深,这种紧张心情也日益加重。彭迪、陈伯坚在召集记者组开会进行动员和布置时强调指出,联系当时的国际局势看,邓小平这次访问的重要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这次访问不仅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且也将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报道,不允许出现任何政治性差错。
  在动员会上,新华社领导还指出,这将是一次难度很大的重要报道,不仅任务重,而且将面对在人力上十百倍雄厚于我们、在传播手段方面远比我们先进的西方新闻媒体的激烈竞争。从实际出发,我们的报道方针应该是确保重点,扬长避短。所谓确保重点,是指必须准确、及时、全面、充分地报道邓小平在访问中的一切公开活动,对于代表团的其他活动则只能有取有舍、择要反映;扬长避短则是说,要确保我们的报道在政治上准确无误,在宣传上全面服从和服务于代表团的访问。时效,特别是重大动态新闻的时效当然重要,应该分秒必争,但是政治上、宣传上的准确性毕竟居于首位,对此,思想上不能有半点含糊。
  动员会上的字字千钧,使钱嗣杰等记者组成员更加感觉到此行责任之重大。很快,钱嗣杰等便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按邓小平访美的行程,广泛收集各种有关的历史、地理和人文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1979年1月28日,正值农历正月初一,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卡特的邀请,踏上了访问美国的行程。同行的有副总理方毅和夫人殷森、外交部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公安部副部长兼邓小平特别助理凌云、国家计划委员会外事局局长浦寿昌、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代表团新闻发言人(邓小平新闻助理)彭迪、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桢、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冀朝铸、礼宾司司长卫永清、国家科委局长吴明瑜等26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这天一早,前来为代表团送行的人挤满了首都机场的候机大厅,他们之中有李先念、邓颖超、余秋里、耿飚、王震等邓小平的老战友和政府官员,还有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芮效俭夫妇和日本驻华大使左藤正二夫妇等。他们同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以及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一一握手道别,祝福一路顺风。
  专机航线从北京起飞,经停上海,取道安克雷奇,最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总距离14300多公里,计划飞行16个小时。由于中美两国尚未通航,根据国际惯例,凡国家间没有建立通航关系的,应由对方派出领航人员为专机领航。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政府派出两名领航人员提前一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等候,然后由上海上飞机,引导专机直飞安克雷奇。
  时任中国民航局北京管理局副局长徐柏龄亲自担任了这次专机的飞行任务。8时30分,舱门关闭、舷梯撤离,机组与指挥塔台联系,请求起飞。正在这时,塔台收到气象报告:上海大雾,虹桥机场的能见度只有100米,不符合飞行标准,指挥员不同意专机在上海起降。于是,徐柏龄走出驾驶舱,向邓小平报告:“邓副总理,现在上海是大雾天气,飞机暂时不能起飞。”
  邓小平的眉头微微一蹙,说:“这么多的老同志送行,等久了怎么受得了啊!”徐柏龄建议说:“能否先将飞机滑出去,等送行的首长和同志们离开后,再滑回来。您看行不行?”邓小平表示赞同。
  经塔台指挥员同意,机组启动发动机,将飞机滑出停机坪,在跑道上转了一圈。当送行的同志全部离开之后,飞机又滑回了原处。这时塔台报告说,上海的大雾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无奈,飞机只得关闭发动机等待。
  过了一会儿,邓小平低头看了一下手表,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美国方面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走不了,耽误了行程那怎么成啊?”他要求“马上想办法,采取措施,争取尽快起飞”。
  身在机舱里的钱嗣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飞机滑出停机坪后又返回?为什么过了预定的起飞时间还迟迟没有动静?
  现场指挥室里气氛异常紧张,空军和民航的领导都聚集在那里。他们个个表情严肃,双眉紧锁,方案一个个被提出来,又一个个被否定了。经反复权衡,最后决定:飞机多加些油,立即起飞,倘若上海机场天气有所好转,则降落上海,飞机按原定方案飞行;如果上海天气仍旧不好,则只好丢下美国领航人员直飞东京,在东京加油后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
  9时45分,尾翼上涂有醒目的五星红旗标志的波音707专机终于从首都机场腾空而起,以每小时950公里的速度朝上海方向飞去。
  机上报务员不间断地与上海虹桥机场进行无线电联系。飞机越过济南、泰山后,机组陆续收到上海方面发来的天气实况:大雾正在消退,驾驶舱内的紧张气氛一扫而光。机组立即向北京报告:2406专机将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
  天有不测风云。当飞机飞越无锡市上空,下降进入“上海走廊”时,恼人的平流雾又推过来了,天气再次变坏,能见度迅速由1100米下降到800米……飞机穿云进入虹桥机场着陆方向时,地面塔台又传来了坏消息——能见度继续恶化。驾驶舱里的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见此情景,徐柏龄镇定地鼓励飞行组:“大家要沉着!认真操作,主动配合,确保安全!”
  由于地面能见度太低,飞机落地全部依靠机场盲目降落系统。当飞机下降到距离地面高度约30米、能够看见跑道引进灯和跑道头时,已偏左约一个跑道。徐柏龄果断下达命令:“复飞!”
  飞行组成员立即加大油门至起飞功率,飞机昂首再次冲向蓝天。坐在机舱里的钱嗣杰又有些纳闷:“怎么又起飞了?”他透过舷窗向空中看过去,飞机在云雾中飞行,什么也看不见,许多人和钱嗣杰一样瞪大双眼注视着机窗外,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情。
  徐柏龄日后回忆说:“飞机盘旋在虹桥机场上空,有的同志建议直飞东京,但我考虑,如果把美国领港人员丢下,飞机抵达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机场的时间已是深夜,如果天气也不好,要去美国其他机场备降,手中没有备降机场的航行资料,安全实难保证。这次降落失败,虽然有技术原因,更主要的是心理紧张所致,修正动作量偏大。如果动作柔和、细致一些,我相信可以安全降落下去。于是我决定,依然按原计划在虹桥机场再作一次降落。”
  这一次,飞机穿出云层,准确地对准跑道中线灯,平稳地降落在虹桥机场上。顿时,客舱内响起热烈的掌声。钱嗣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中好似一块沉重的大石头瞬时落了地。
  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加油后,天气仍未好转,能见度仅有三四百米,正常航班在这种天气条件下是不允许起飞的。但中国民航局领导考虑到这次飞行任务重大、特殊,特批可以起飞。徐柏龄带领机组全体成员一起仔细周密地研究了特殊处置的安全措施,明确了分工,由他在左座亲自驾驶飞机出港。
  2406专机离开上海后,随即转弯,驶入太平洋上空。随着飞机的高速飞行,蓝天在无限延伸,碧海也在无限延伸,天海相连,浑然交汇,在一朵朵白云和一座座岛礁的点缀下,驾驶窗前映现出一幅幅壮观的“天海图”,令人心旷神怡。可机组人员却无暇欣赏这大自然的美景,千方百计地寻找理想的高度层,争取更有利的飞行速度,力图把在北京延误的时间抢回来。
  机舱内,钱嗣杰看到邓小平正在靠近舷窗的座位上认真翻阅报纸,于是走过去拍了几张照片。邓小平见状笑了,说:“你们记者的工作很辛苦的!保重身体呀!”钱嗣杰连连道谢,并提出想和他合个影。邓小平欣然答应,于是坐在外边的卓琳让了出来,钱嗣杰立即坐上去,靠近邓小平并坐着,请同事照了张相。
  太阳渐渐地消逝在西边的海面上,洒下一片金色的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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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红旗第一次在白宫与美国星条旗并排飘扬
  美国东部时间1月28日下午4时30分,专机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南部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机徐徐降落,钱嗣杰一看手表,比预定的时间迟了整整90分钟。
  此时,正是华盛顿最寒冷的时节,机场上空飘着小雪,气温大约在摄氏零度以下,但是这没有影响主人对邓小平隆重热烈的欢迎。身穿深灰色呢子大衣的邓小平连帽子也没有戴,神采奕奕、含笑挥手走下舷梯,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夫妇、国务卿万斯夫妇所率的美国政要等热烈地迎了上去。手持鲜花的女青年向邓小平和卓琳夫妇、方毅和殷森夫妇献花。钱嗣杰抓紧时机,拍摄了一个又一个精彩镜头。
  一位美国记者在看到蒙代尔及万斯的身影时不胜惊讶,告诉钱嗣杰等中国记者:“这是破格的!超国家元首级待遇!”因为通常即使是外国元首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美方也只会派一名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国务卿只是在市中心华盛顿纪念碑附近迎候由机场乘直升机来到的贵宾。而邓小平此次是以中国政府副总理的身份来访,美方接待规格之高应该说是大大超常了。钱嗣杰注意到,在严寒中,机场上有400多人前来迎接,欢迎的人们手举中美两国国旗不停地挥动,一条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
  与平时不同的是,白宫没有立即举行隆重的正式欢迎仪式,也没有大摆国宴招待来宾,邓小平一行从机场直奔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下榻。起初,钱嗣杰还以为美国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的访问不重视,很是郁闷。后来才了解到,原来,美方知道中国人在正月里有走亲访友的习惯,客人来了总要摆家宴接待,以示热情。在接待活动的安排上,卡特总统别出心裁,首先安排邓小平出席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家庭晚宴,力图使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在家宴上,邓小平津津有味地品尝了布热津斯基夫人特地为他烹制的“典型的美国菜”——烤牛肉。
  29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上午10时,卡特总统在白宫草坪上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有着179年历史的白宫,被装点得像过节一样,草坪上铺着红地毯,五星红旗第一次在白宫的旗杆上与美国星条旗并排飘扬。美国政府要员、三军参谋长、参众两院议长、各界朋友、美裔华人华侨约1000多人聚集在这里,热烈欢迎邓小平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
  除了对邓小平极为尊重之外,美国政府对新华社摄影记者也以礼相待。按照规定,他国通讯社记者是不允许在白宫随意拍照的,但通过外交部交涉,钱嗣杰等中国摄影记者也取得了同白宫摄影师一样的待遇。
  当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卡特的陪同下,缓步登上铺有猩红色地毯的检阅台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乐队高奏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按照国际礼宾规格,在鸣礼炮方面,接待国家元首是21响、政府总理是19响、副总理是17响,这又是一次超规格的待遇。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次在美国上空回荡,钱嗣杰用手中的摄影器材记录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有美国记者大发感慨地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并陪同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极其罕见。
  检阅仪仗队后,邓小平由卡特陪同回到中心讲台,卡特开始致欢迎词。他说:“具有历史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期望,这种正常化能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的世界……副总理先生,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日子。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让我们一同保证,美国和中国都会表现出为使我们的新关系继续保持下去所必需的那种谅解、耐心和坚持性。”在场的多是美国政界上层人物,都能听懂这些言辞的弦外之音,因此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邓小平在致答词中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无疑地将是一个重要因素。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此做出应有的贡献。”他接着说,“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然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钱嗣杰站在白宫前的草坪上,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上空迎风飘扬,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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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日”和“邓小平时间”内的忙碌

  欢迎仪式结束后,卡特与邓小平走进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开始进行两国高级会晤。这时,记者们蜂拥而入,抓紧抢拍这难得的历史镜头。在长方形谈判桌两旁就座的美方人员有:蒙代尔、万斯、布热津斯基、伍德科克、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方人员则有:方毅、黄华、柴泽民、章文晋、浦寿昌、彭迪、卫永清、朱启桢、冀朝铸。
  钱嗣杰看到卡特以“动人的微笑”与邓小平等中国客人寒暄,一派主人的客气。在开始正式会谈前,卡特尽量拿一些能套近乎的家常话来热闹场面。他说:“记得1949年4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在中国青岛待过一阵。”
  邓小平听了微笑着点点头。他不但知道卡特年轻时在青岛做过短暂的逗留,而且还知道卡特经常从传教士舅舅那里听到关于当时中国的情况,因此从小就向往中国。当卡特1949年初从香港乘潜艇去青岛时,正逢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时。邓小平巧拾话题:“你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青岛。”
  机智的布热津斯基幽默地插话说:“照这样说来,你们早就见过面了。”邓小平笑答:“可不……”谈判桌上顿时洋溢起一阵轻松的笑声。
  随后,邓小平和卡特就世界局势和发展双边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初次会谈时,卡特提出:既然贵国实行开放政策,那就不要阻止向美国移民,并以此来换取最优惠国待遇。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他操着浓重的四川话慢条斯理地回应说:“那好嘛,移民对中国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告诉总统阁下,眼下我们有10亿人口,你要多少,我们可以给你多少。那先给你1000万,你说够不够?”
  卡特一听此言,略作寻思,不觉感到自己有些失言,顿时语塞。在座的人见到如此尴尬局面,均忍俊不禁。钱嗣杰看到,微窘的卡特也随之失声大笑。
  会谈持续了将近80分钟方告结束,邓小平由万斯陪同用毕午餐后来到国务院休息室,被一群守候在那里的记者团团围住,希望他能谈谈上午会谈的内容。邓小平以东方式的幽默回答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我们无所不谈。”这个巧妙的回答把记者的口堵得严严实实。
  当天下午,中美双方又进行了持续两个半小时的会谈。
  晚上,卡特和夫人举行盛大的国宴,热烈欢迎邓小平和夫人。在国宴开始前,邓小平夫妇与卡特夫妇合影。邓小平客气地让卡特站在中间,自己站在最右边;卡特则请卓琳站在自己左边与夫人罗莎琳?卡特在一起。站好后,卡特示意,钱嗣杰喊了声:“Say Cheese!”随着“咔嚓”一声,这友好的画面被永远定格下来。
  宴会厅里洋溢着热情欢乐的气氛,特地从卡特总统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色彩缤纷、婀娜多姿的山茶花装点着各个角落,为晚宴增添了浓郁的春天气息,也令代表团成员一步入宴会厅就感受到了主人的精心安排。参加这次宴会的约有150多人,宾主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欣赏了乐队演奏的中美两国的民间乐曲,中国中央电视台和3家美国电视台转播了这次“全世界多数人所注视的筵席”。
  当晚国宴后,美方又一改传统做法,不是在白宫举行小型音乐演奏会,而是在华盛顿人引为骄傲的、气势宏伟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为邓小平一行举行了一场有1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的大型文艺演出,而最后的一个节目更是显示了主人对客人的异乎寻常的友好——由100多名肤色不同的美国小朋友齐声用汉语高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当演员向观众谢幕时,邓小平在卡特的陪同下登上舞台,热情地和演员们握手,他还抱起一名金发碧眼的美国小演员亲吻面颊,这些充满人情味的举动被记者们一一摄入镜头。一位女士激动地告诉钱嗣杰等中国记者:“今晚的这种场面在华盛顿的外交场合是少见的!”
  早在宣布邓小平来访之初,美国就有20多个城市纷纷给白宫及中国驻美联络处写信,邀请邓小平前往做客,美国政要及各界名流也以会见这位中国领导人为荣。一时间,邓小平下榻的布莱尔大厦前车水马龙,前来拜访和请求会面的人络绎不绝。由于美方加强了安全措施,每次代表团出行时,不仅有数十辆摩托车为车队开道护卫,还出动了骑警和直升机。新华社记者吴晋后来回忆说:“由于我们文字记者被安排在由20多部小车组成的车队的最后,在一些短暂的活动中往往赶不上趟。以1月31日上午为例。邓小平一早就在国宾馆同卡特政府的内阁部长们共进早餐,接着在宾馆的一次短暂仪式上接受美国坦普尔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然后去市内宇航博物馆参观,第四项活动是到林肯纪念堂献花圈。在很是紧凑的4项活动中,我们只能按‘接力’方式工作,我负责报道第二项和第四项活动。授予学位仪式的时间极短促,待我通过层层检查进入国宾馆(布莱尔大厦)时,仪式已近结束,我赶紧找人把主要情节核实清楚,把消息用电话传给在旅馆打字机旁守候的李郁文。这时,另一位记者随队参观宇航博物馆,而待我再赶到林肯纪念堂时,只见邓小平正缓步走下纪念堂高高的台阶,准备回到宾馆接见来访者……”
  此外,文字记者到晚上还要发一条新闻特写,综合介绍邓小平当天的主要活动;作为摄影记者的钱嗣杰则是全程跟踪拍摄,如此一天奔走下来真是精疲力竭。好不容易回到驻地后还要冲洗照片、选择图片、斟酌图片说明,再传真回国内,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午夜过后,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彭迪参加完代表团的汇报会回到大厦后,往往还要向随行记者们“吹风”,有时还没有谈上几句,有些记者已经在座位上睡得东倒西歪、鼾声四起了。
  2月2日18时许,中国代表团应邀去休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当邓小平从旅馆楼上下到楼下大厅准备出门乘车时,突然有一个人插到美方安全警卫人员凯利的前面奔向邓小平,并迅速从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向邓小平方向扔去。在这危急时刻,只见凯利急步抢上前去,胳膊一挥将那人击倒,在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他捉住。邓小平在我方随行人员的护卫下安然出门上车。
  瞬息之间,化险为夷。钱嗣杰感叹:邓小平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面对意外袭击,他神态镇定,若无其事,表现出临危不惧的伟人气度。
  经检查,极端分子抛出的是一包反华传单。事后,据美方通告,这是美国最老的恐怖组织三K党的党徒,名叫路易斯?比姆,他被拘捕后还有几个同党举着要求释放的标语牌上街“示威”。
  当晚,凌云约请美国安全局负责国宾安全的官员泰勒喝咖啡。凌云对他说:“鉴于今天发生的险情,访问期间必须严密部署,确保安全。我们的要求是要有百分之百的保证。”泰勒笑了,说:“对邓的安全绝不许有万一,他们一定会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
  凌云及时召集代表团随行工作人员开会,提醒大家警惕反华势力的捣乱破坏,全力以赴确保邓小平和代表团的安全。不久,钱嗣杰注意到,美方的警卫部署显然升级了,动用了防暴队和大量的警察,还有高头大马的骑警封锁了路口,旅馆周围和参观现场实际处于戒严状态。
  马术表演是美国体育运动中独具一格的项目。此时暮雨初收,正好盖住了驯马竞技场的尘土。盛情的主人奔上贵宾席,向中国客人每人赠送了一顶当地产的牛仔帽。当时,两位女骑士策马来到邓小平和方毅面前,把两顶乳白色的牛仔帽献给了他们。钱嗣杰注意到,邓小平笑着接过牛仔帽,毫不犹豫地戴在头上,身边的翻译冀朝铸为他扶正了帽檐——全场一片掌声。邓小平戴上牛仔帽向当地百姓致意的情景,不仅留在了钱嗣杰的镜头中,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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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动人的一幕还在后面。戴着牛仔帽的邓小平接受竞技场主人的邀请,走下贵宾席来到场间,登上了一辆仿制的19世纪马车。马车绕场两圈,邓小平从马车的车窗中伸出手来,向四周的观众挥动。钱嗣杰看到,数百名观众以美国南方人特有的豪放和热情,用响亮的口哨声和欢呼声,对中国客人表示最真挚的欢迎。人群一度把钱嗣杰早就对好方向的镜头挡得严严实实,他焦急地等待了半天,终于记录下这一动人时刻。
  如今,那家牛仔竞技场虽然因主人去世已经关闭,但邓小平头戴牛仔帽、向美国公众挥手致意的友好和自信形象已定格在历史中,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永久象征。
  根据日程安排,邓小平将在2月4日下午参观位于西雅图的波音飞机制造公司。据悉,反华势力操纵的敌对分子预谋在邓小平参观过程中制造严重事端。钱嗣杰得知消息后,不禁为邓小平的安全担忧。美国方面也深知事态的严重,中美双方保安人员立即紧急磋商对策。
  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面对顽固反华势力的恫吓毫不退缩,在美国保安人员的严密保护下,按原计划参观了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受到公司董事长威尔逊、副总经理斯坦珀以及许多工人的欢迎。邓小平乘坐电瓶车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波音747飞机装配厂的铆接和机身装配线,在行进途中,斯坦珀向他讲解了生产流程。在装配线的末端停着一架接近完工的巨型喷气式客机,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飞机,还参观了工人们检测着陆排挡的操作。威尔逊告诉邓小平,中国订购的3架波音747飞机中的第一架将在1980年交货。邓小平向威尔逊及波音飞机制造公司表示感谢。一直跟随采访的钱嗣杰看到邓小平在参观过程中表情轻松、神态自若,为他过人的胆略感到钦佩。
  在访美期间,75岁高龄的邓小平还不知疲倦地走访了华盛顿和卡特总统家乡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等美国著名城市,与美国总统和其他官员进行了会谈,并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企业家和教育界人士,在不同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回答了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随行的中国官员同美国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签订了建立领事关系的协议,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议并就此进行了商谈。2000多名记者跟踪采访报道,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世界舆论普通认为,邓小平这次访美所受到的隆重接待和空前欢迎,是近20年来美国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
  在访美期间,邓小平还利用各种有利时机,积极宣传我国的对外政策,令在美的外籍华人和华侨激动不已,有华侨兴奋地说:“祖国变了,我的腰杆也硬起来了。”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其1979年第1期的封面人物。
  邓小平的访问是一次旋风式的访问,使得在美国的每一天都成为“中国日”。那几天,钱嗣杰忙于采访、发照片,每天的睡眠时间都不足3小时。到邓小平访问结束前夕,他和同事吴晋在西雅图旅馆浴室的磅秤上一称,发现自己在几天之内体重减轻了整整5公斤,其他同事大概也差不多。
  2月5日,邓小平圆满结束了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访问,乘专机从西雅图回国。归国途中又对日本进行了两天访问,于2月8日下午抵达北京。
  在飞行途中,机组人员提出想与邓小平合影,邓小平高兴地答应了,于是,钱嗣杰分别给他们留下一张张难忘的珍贵的历史照片。
  当2406专机安全地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时,邓小平没有立即下飞机,而是来到驾驶舱,亲切看望徐柏龄等机组人员,同他们一一握手,微笑着说:“你们辛苦了,任务完成得很好,谢谢你们。”
  回到北京时,邓小平一行受到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邓颖超、王震、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亲属们的热烈欢迎。邓小平的小孙女第一个跑向舷梯,同爷爷拥抱,欢迎爷爷胜利归来。由于没有思想准备,钱嗣杰没能摄下这一真情流露的场面,他深感遗憾。
  卡特对邓小平的此次访问的评价是:“影响深远,坦诚,亲切,和谐,极其有益和富于建设性。”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邓小平此行的确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晚年,钱嗣杰高兴地看到,中美两国关系尽管有过很多曲折,但总的来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大有成效;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钱嗣杰认为,中美两国关系已经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他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也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发展友好互利合作的进程,反映了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符合时代的潮流与要求。”
  看着《旋风九日》电影,忆及那次随邓小平访美的经历时,钱嗣杰念念不忘邓小平在同美方高层人士交往中所展示的高瞻远瞩的伟人气概和开朗坦荡的广阔胸怀,以及明快犀利而又不失友善风趣的谈吐,他的这种大政治家、大外交家的风范一直深深地印在钱嗣杰的脑海里,直到今天仍印象深刻。

来源时间:2018/10/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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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改革开放40年

作者:华生  来源:来函照登

华生: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改革开放40年

——在复旦大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


  很高兴到复旦这样的百年名校来参会。我想张军院长请我来参加这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论坛,大概是因为我正好参加了这整个过程,也做过一点事。要说我确实与改革有些缘分,而且作为一介书生来说,运气也是真好。距今正好40年前,我在苏北农村插队多年后,进了当地一家集体小厂当工人,写了第一篇经济学论文,题目是“应当实行资金利润率”。在还是大锅饭流行的年代提出要按资金回报去考评项目和评价企业,这篇文章当时还有幸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一期上。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让我更幸运地一下子接触到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问题和众多重量级人士。当时会上出现价格改革放和调的两种思路,放派说只有放才有真市场,调派说现在放开不现实,必须先调。双方争得热火朝天。我与参会的另外4位研究生同伴一起讨论碰撞后,做了个今天说起来是个挺简单的工作,就说别争了,我们综合一下出个第三条思路,放调结合吧,双管齐下两条腿走路。这个放调结合双轨并进的改革思路,经过激烈的辩论被会议接受后,我被派去参加了向时任国务委员、中财办秘书长张劲夫同志的汇报,并参与起草这部分会议纪要。结果,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建议很快为国家正式采纳。
  看来接触了前沿和高层,人的眼界和格局也就不同了。1985年,我和同伴们很快学会站在全局角度写了一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报告,针对当时希望用一揽子方案尽快完成改革转型的情绪,提出一个当时很超前也很争议的重要判断:“改革不是一次或一组相互配合的行动,而会是一个艰巨漫长的历史过程。” 这样,渐进增量的双轨推进就不仅是价格改革,更将成为整个中国经济运行模式转换的主导形式。报告认为双轨制的理论意义在于,由于中国改革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的发展不会在自由竞争的一般均衡中找到归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自稳定系统中实现。双轨制是我国找到的风险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转换形式,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伟大创造。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市场和市场主体都需要一个逐步发育和培育的过程,更是考虑到在这个潜伏着激进翻车和倒退风险交织而又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为了克服改革中不断会产生的阻力和干扰,需要双轨渐进的改革路径,以在增量做大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克服和转化既得利益,不断发育壮大推动改革前进的力量。
  由于改革需要重新构造新的微观经济基础,在报告下半部分我们特别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及系统,统一履行国有资产代表职能,以替代各工业局、专业局、各系统以及财政部的行政管理职能。由于当时还没有资本市场,我们提出在对企业资产评估后以市场化的招标竞聘选任经营人员,以资产安全、收益和增值作为考核评价企业家的主要标准。这个报告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上下两部份独立发表后分别获得中央国家机关优秀论文一等奖和孙冶方经济学奖。
  报告很快也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1986年4月陪同领导外出视察,在专列上召开会议时,我有幸向国务院主要领导们先后作了两次专题汇报。我还被抽调去参加国务院改革方案办的工作,并在国家体改委的支持下,在几个省市组织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竞聘企业领导人的试点,从而推动了1988年我国第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2003年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了国资委,提出用国资委来实现管人管事与管资产的结合。我随即发表了“企业改革的三个里程碑”的文章,提出三结合只是起点,国资委的最终改革目标应是以管资本为主来替代管人、管事、管资产。客观地说,国资委的职权和功能即便到今天,还远远没有做到15年前也没做到30多年前我们报告中的建议。
  90年代留学归国后,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造成产权定义不清的问题,1996年写了一篇“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的分析报告,提出用赎买流通权的方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消除中国股市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分裂现象,与国际规范市场接轨。2001年国务院决定启动国有股减持,我发表了“漫漫熊市的信号”、“有错就改”的文章,批评否认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产权差异的强行减持。后来由于股市越走越低、市场反应强烈,国务院最终决定暂停和终止国有股减持。随着股权分置的消极影响日益明显,改革开始引起中央的重视。我被邀请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内部系列讨论会,并在股权分置改革的最后准备和改革最初非议很多的困难阶段,有幸在《中国证券报》头版通栏陆续发表了六、七篇万字长文,推动了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巧合的是,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整体改革的双轨增量渐进、国资创设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这四篇开拓性的文章,最初都是发表在有影响的学术杂志《经济研究》上,成为理论文章影响或推动全国性重大改革实践少有的幸运案例。近些年来围绕着农民工市民化以及相关的城市化和土地问题我也做了很多研究,虽然没有产生像之前那样的影响,但应当说运气也已经是足够好了。
  过去在回顾这些历史时,我总强调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看到有人因改革争名争发明权时,觉得自己还挺谦虚的。今天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关口回过来看,我很为自己感到脸红。没有当年改革开放不拘一格、广开言路、领导不耻下问和随时纠错的宽松大环境,我们这样的普通学生学者根本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在历史的巨流中,我们不过是逐浪而行的几粒小沙,离开了无数或位高权重或身份卑微的人组合的历史巨流,我们压根不会产生那些想法,产生了也不会有什么真知灼见,有见解写出来也不过只会是躺在书架上的几篇很少人问津的文字,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在历史的洪流中,即便是显赫的权势人物,也只能多少影响短暂的一刻,至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作用更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我觉得站在复旦这样百年名校的讲坛上,我们需要有历史的厚重感和长远的大视角来看改革开放这40年。正好在去年底,中央提出了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的判断。显然,站在过去的一个时代结束之后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宏观也更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这样一个时代。
  百年视角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改革开放40年的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首先可以从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几百年历史的视角,然后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特色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这40年。最后看我们为何和如何走进了新时代,以及将来历史对今后这个时代演变的可能评价。
  大家知道,我们搞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是曾任英国的大法官、下议院院长的托马斯·莫尔, 在1516年即几乎恰好500年前,他在传世名著《乌托邦》中,描绘了一个消灭了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同时实行6小时工作制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民自治管理的理想社会。莫尔本人后来也因其坚持与王权不妥协的信仰而献出生命。莫尔的乌托邦广泛影响了后来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把这种空想出来、存在某个海外孤岛上的理想社会,置于真实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社会演变的过程之中,指出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人类第一次能够实现终结阶级对抗和阶级差别,进入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特权和等级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这个美好社会不再是理想,而是现有社会自身演变的必然趋势。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是从反对封建专制的抗争中发展起来的。14-18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二者的产生共同提供了思想基础。当然,二者很快分道扬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去一切世纪的总和,它像魔法一样从地下呼唤出改天换地的力量和大量的人口。生产的不断变革、生产工具的不断革命化,将全球带入一个持续变革的动荡时代,这是其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我们知道,马克思之后150多年的发展则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新科学新技术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信息革命、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人类必须不断重新定义周边世界乃至人本身。现在甚至人类这个物种的外部和内部存在方式都开始受到挑战。
  当然如果资本主义发展如此一片光明,社会主义思想即便出现也早就自生自灭了。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的血腥,童工包身工的奴役和大规模贩卖黑奴,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早期的动力。尽管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逼迫资本主义增加了诸如八小时工作制、累进所得税、社会保障保险等社会主义因素,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还是使得社会主义得以最初在俄国,后来在一系列东欧国家以及中国这样饱受近代帝国主义之辱的个别亚洲国家取得胜利,形成了二次大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东西方对垒。
  但是,这个曾经具有极大感召力和向心力、又有现代物质生产基础和自身逻辑支持的理想社会,20世纪在这么多国家付诸实践之后,大多数居然在几十年后纷纷解体,而且除了一直坚持暴力高压的罗马尼亚经历了只针对统治者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流血事件外,其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完全和平地解体。特别令人困惑地是,当年感召着无数人特别是亿万青年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国家和政党,在其解散、解体的时候,尽管并没什么危险和压力,但几乎没有人出来反对和抗争,被称为“竟无一人是男儿”。这是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令人震惊和最值得总结和反思的现象。
  那么,是马克思的预想遇到了新情况的挑战,还是苏东模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两者都有。首先应当说,在经济模式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若干主要框架确实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建立,全面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了计划经济模式,实行按劳分配。但是由于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按劳分配的“劳”实际上无法计量,所以在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都是用级别和等级的计时工资制来近似按劳分配。这样就自然造成普遍的吃大锅饭,以及在狭窄的等级而且主要是在官本位台阶上的竞争。而苏东模式又背弃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属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本质,把计划经济对物的管理延伸为对人的控制。这样,在革命胜利后最初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不断衰减之后,缺乏真实信息的计划与缺乏激励机制的分配造成了普遍的效率低下。由于现实版的计划经济完全封杀了每个人的创业自由、择业自由、乃至迁徙、居住的自由,同时极大限制了人们交往和消费自由的选择,使得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受到普遍压抑。人的能动性思维,包括每个人每天各自都在自我规划的优化选择被规制在一个极小空间内。计划经济要求每个人都拧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无私奉献,脱离了人的本性,窒息了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活力。这样在短短几十年后,即便是原本与西欧一体的东德和捷克,其人均GDP水平也跌落为西欧的若干分之一,这自然极大的影响了原本想象美好的社会主义蓝图对人们的吸引力。故而邓小平90年说,经济上不去,是这些国家出问题的主要原因。
  应当指出,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而是要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的设想需要根据后人的实践而改变和发展,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但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又阻碍了这一点,而这种的政治模式,又恰恰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和设计。
  纵览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论述,他们终其一生始终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受剥削的经济根源,而国家机器则是人们受压迫的政治根源。因此,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国家,是无产阶级并行的两个历史使命。马克思在经典名著《法兰西内战》中指出,过去“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摒弃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魇。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左右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掠夺品”。“因此,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有了两个多月的无产阶级实际掌握政权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论断已经过时, 这也是他们生前提出的对《共产党宣言》的唯一重大修改,这就是“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转到另一些人手里”,而是要打碎它,摧毁它,这是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国家机器本身都是压迫性的,不可信赖和使用,必须打碎。那用什么替代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让他们找到了这种替代,这就是工人阶级不通过国家机器的全民自我武装和直接自治。仅有如此,才能“防止国家从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而这是在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马克思认为,根据巴黎公社经验,工人阶级这一新替代的政治模式包括几个必不可少的内容:1用武装全体工人阶级及国民去替代常备军和警察,这样使国家失去压迫工具而无法有压迫性质。2、用普选制替代等级授职制,各级政权按自治原则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并随时可以撤换。这样,“公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3、废除官员的一切特权,所有官员只领取普通熟练工人的工资。这样,通过取消常备军、警察和官吏及其厚禄与特权,公社实现了有史以来真正廉价政府的口号。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的统治就是直接靠工人阶级和人民自己,而不必也绝对不能借助于任何国家机器。恩格斯晚年在为《法兰西内战》写导言时指出,巴黎公社其实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废除国家的第一也是关键一步。因为国家最好不过是无产阶级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无产阶级将与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清除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把这个国家废物全部抛掉。他形象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巴黎公社。它清除了国家的最坏方面。记得我那时只十几岁,在农村田埂上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当时拍腿叫绝,觉得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太好的。当然,今天看起来,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设想也有空想的成份,但其精神实质,无疑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剥削、又反对压迫,从而追求人类真正解放的不变初衷。不言而喻,苏联东欧的政治模式更像旧国家机器的翻版,而与马克思主义相差太远。
  这样回看历史就很明显,苏联模式照搬和僵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设想,遇到问题和挑战也不知改革创新,在政治模式上又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工人阶级直接管理、防止国家从公仆变主人的关键性制度,抛至九霄云外,自己享受特权当主人。这样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提高缓慢,经济缺乏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人们失去了私人财产权的遮护和市场的经济自由选择,又面临着保留下来的国家权力的空前扩张,这样从普通人到最高层的官员都难以避免地受到权利侵害,乃至随意被作为敌人迫害致死。这样当然就严重脱离了人民,也极大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影响力,最终为人民所抛弃,造成曾经感召无数人为之浴血奋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
  正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逐步瓦解崩溃的过程之中和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东方崛起。在短短40年内,中国从世界上最穷之列、多少亿人吃不饱穿不暖,当时八亿多总人口中绝大部分还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到今天仅仅农村人口就有七亿多人脱贫,一跃进入中等以上收入行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当中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变,中国文化没有变,唯一的实质改变就是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搞了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从而大大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社会主义几百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跨越。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当年邓小平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而作出的划时代判断。中国改革开放40年奇迹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搞了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从而给了十几亿人创业择业移居等经济自由,造成社会财富的涌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八亿农民可以种粮,可以种经济作物,可以发展农副产业及加工业,可以不当农民去务工,可以进城镇打工乃至创业,这带来了从农副产品、工业品、建筑品直到电商品的极大丰富;城市改革使无业待业以至刑满释放人员可以做买卖、干个体户活跃经济,方便生活。计划和价格改革使企业经营人员可以自由采购,自由销售,自由定价;所有制公司制改革,使社会各阶层的人可以自由自主创业,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席地而起;对外开放带来了具有先进技术、管理和理念的境外企业、资本和信息,各类经济特区开放区蓬勃发展,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化大潮,大大缩短了我们和世界上发达国家原本惊人的落差。所以这些,皆拜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之功。
  市场经济是不同产权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因此单一公有制基础上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来设想的单一公有制,本来就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是与计划经济配套的。计划经济的废弃,必然要放弃单一公有制,而要实行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首先将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样也就消灭了无产阶级及一切阶级及阶级差别,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因为实行公有制既是国家真正作为社会的代表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也是国家最后一个独立行动。由于对人的统治让位于对物和生产过程的管理,国家职能就会在各个领域先后停止,国家成为多余而自行消亡(《反杜林论》)。
  我们现在从实践知道,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还根本不可能消灭或消亡国家,即便硬性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经济,也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有人说,共产主义肯定要消灭私有制,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其实,所有制和经济模式都是形式和工具。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马克思定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特权,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可说是人类有史以来各种大同理想的共同目标,试想,除了就是想要高人一等的资本或权力狂人,谁不想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呢?今天,科学进步使得各种宗教信条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资本主义自己带来的全球化造成了全球人口结构扭曲,相对于发达国家,落后国家人口急剧膨胀,造成贫富两极化的国内外对立和相互激化,导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的移民、难民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冲击威胁,无力给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人以理想社会前景。而随着马克思预见的生产社会化、自动化、全球化发展的深化,以及今天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的发展,人类既不断从自然界获得更多自由、也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地球村上,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性越来越强。因此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没有贫困、歧视和特权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世界不是越来越渺茫而是越来越为人们所渴望。有人问我是否相信共产主义,我说我真诚地愿意相信,因为相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期待。只是应当看到,在当今科学革命不断、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不仅在每天更新颠覆着人类的各种既定的见解和主义,而且甚至挑战人类中心的人文主义本身的时候,我们甚至无法想象30年50年后,更不用说一百年和几百年、几千年后的社会发展和人类变化,除了对人类未来的信心和美好社会的期待之外,我们今天去规定未来社会有什么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是不自量力和极为愚蠢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解放现有社会已经孕育的新社会因素。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将来仍然可能会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消灭私有制、消灭政党、消灭国家,但我们今天真是无法想象具体会如何实现。因此,有人今天三天两头用要消灭私有制吓唬民营企业,其实是很可笑的。就像共产主义也要消灭政党,消灭国家,你能拿这个每天去吓唬党吓唬政府吗?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确立私有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的平等地位,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倒退,而是在计划经济之上的大踏步前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不断发展自由人联合体,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计划经济限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人们按统一的指令工作生活,那样只会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给人们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权,是向理想社会过渡的现实和可靠的途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国营企业是与计划经济配套的,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营企业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和改造。正如市场并不就是资本主义,国营也并非就是社会主义。中国两千年前就有盐铁官营,西方国家的国有国营也很有历史,故而恩格斯曾无情嘲讽把国有国营混同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公有制要能与市场经济相兼容,必须突破国营形式,发展政企分开的股份制与混合所有制。随着现代专业化分工和委托代理关系的普遍发展,世界上众多跨国公司都已经是以激励企业家精神为中心的经营者主导、所有者监督的模式,西方很多公共性质的国家主权基金、行业性退休养老基金或事业性的如大学公共基金,都借助于现代企业制度取得了不逊于私人投资的回报。企业家以非大股东身份主导企业、接受所有股东监督已经是现代大型企业中的普遍现象。因此,公有制改革不是一些人说的那样没有路,而是路很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松开行政权力给公有制套上的绳索,真正做到政资政企分开。这是确保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灵魂,也是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的前提。因为政企不分,企业就无法真正独立核算,无法自负盈亏,无法成为真正的企业。政企不分,企业无法公平竞争,政府无法公平执法,也就无法造就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改革长期以来徘徊和反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就经济改革而言,现在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中国几千年来长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缺乏对任何独立于国家的产权保护传统,后来又学了苏联模式的国家计划经济。因此,斯大林的国营企业可以不讲盈亏,要讲整体“超级盈利”的计划经济思想仍然有潜在影响,结果给公有制企业附加了太多的非经济功能绳索和不自负盈亏的借口。其实,公有制经济要成为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基础,就是要为增进和增厚这个基础发挥作用、作出贡献。所有在市场中长期不能盈利,不能存活要靠输血的僵尸企业,无论挂多少个国有国营的牌子,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都是消耗和掏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反服从社会主义法律法规指引,为国家贡献税收,为职工解决工薪社保的民营企业,无论包括何种经济成分,都增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都是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基础。理论与实践都表明,消灭私有制与消灭国家必须基本同步,否则必然是灾难性的,导致马克思所说的梦魇成真。
  当然,我们肯定包括私有制在内的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不可动摇的地位,并不是要神化私有制。私有制当然不是万能的。正如在当今条件下,公有制有效率损失和交易成本高的弊端一样,私有制也有局限性和消极一面,如有加剧贫富差距的马太效应,有因贪婪和货币权力膨胀而无视法律和道德底线的狂妄冲动,有造成和放大机会不平等的内在趋势。若非如此,资本主义今天也就不会有那么多难以解决的头疼问题了。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贫富差距的极端扩大而引起社会撕裂动荡、政治极化反弹和改革开放夭折。激进失衡的社会变革往往导致向另一极端的强烈反弹,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大国尤为如此。伊朗从60年中东开放变革的旗帜到后来全面回归宗教极端主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所以过去在私有化呼声很高时,我一直坚持强调说,把如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国的大银行这样的大型企业都私有化,变为私人家族控制,不是中国稳定的因素,不会减少而是会增加官商勾结,不是中国人的福音。
  记得我和同伴们10年前在“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反思与前景”一文中分析,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与发达国家落差的缩小,中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发生着从微不足道、互助互补到竞争对手的转化。同时,国内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而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市场化发展导致的贫富差距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的严重腐败和权力滥用,都标志改革到了极具挑战性的转折点。正是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变化后的多重压力和挑战,改革开放才会结束其第一个阶段或时代,所谓“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其实,这也不奇怪。40年改革开放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正因为其是对公有制计划经济颠覆性的突破和创新,它必然是探索性的、稚嫩不完善和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挑战的。过去总是有人埋怨中国改革的步子太慢了,其实这是因为低估了改革的困难和复杂性。对中国这艘在历史轨道上航行了几千年的大船来说,仅仅在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起步的短短40年中,就已经旧貌新颜,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何慢之有?况且无论从中国还是外国的发展史看,社会进步不怕慢,就怕倒退和循环反复。幸运地是,从大历史的视角,改革开放40年已经让中国跨过了几千年来饥饿和贫困陷阱的循环而不可逆转。当然,40年只是一个开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如何演变,又会在业已500年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后续发展史上留下怎样的记录,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今天和以后的挑战。
  限于时间,关于如何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视野看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又为何和如何结束改革开放的前一时代而进入新时代,以及这个新启动的时代,将来会如何演变,又有怎样的历史地位,当然都是更具挑战性也许更敏感的话题,就留下次有机会来复旦这个历史讲坛时再讲吧。只是考虑到我年龄的关系,希望张军院长下次邀请不会是在40年之后。谢谢。

来源时间:2018/10/22   发布时间:201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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