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洪  来源：FT中文网

　　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讲话，对中国政府多有批评。中共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很快进行了批驳。双方唇枪舌剑。于是有人说，新的冷战开始了。这显然有点夸大其词。因为冷战最最重要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而仔细看一看中美政府的争论，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同意一组政治正确的规则。争论的焦点不是不同规则的争辩，而是对方是否违反了共同认可的规则。
　　例如，《人民日报》文章的题目就叫作“并不高明的造谣术”，它没有反对彭斯指责所依据的规则，而是斥责他罔顾事实。反过来，这篇文章进行判断所依据的，是与彭斯同样的价值立场。如一个国家要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利；一国政府不应干涉另一国的内政；一国不应对另一国进行网络攻击；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要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间分歧，不要进行军事对抗；甚至在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区，也要坚持和平统一等等。既然如此，就不能说是新冷战，两国之间就有着继续进行战略合作的价值基础。
　　当然，彭斯先生对中国政府的批评相当严厉。但首先不能把批评政府当作攻击国家；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如果批评是对的，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第二，要更深入地理解“国家”的含义：她既不是一两个人，也不是政府，甚至不是当下的全体公民，而是一个人群经过世世代代的发展与积累形成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一组原则。在今天这些原则大部分体现在成文宪法中，或蕴含于民众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之中。因而，当我们说一个国家时，我们是说这一组原则；爱这个国家，就是爱这一组原则，也就是宪政爱国主义。在国际上，这个国家的这一组原则与另一个国家的另一组原则也许是重叠和兼容的，这就会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在中国，很早就有天下主义观念，按照顾炎武的看法，如果“国家”还有与具体个人的牵扯的话，“天下”就是一组文明规则。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批评一国政府并不就是攻击这个国家。如果根据这个国家所秉持的宪法原则对这个国家进行批评，更可以说是爱这个国家了。彭斯对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批评，无论是否准确，说到底是符合中国宪法原则的。中国《宪法》第34条规定了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第35条规定了表达自由，因而对损害这两项自由的行为和现象提出批评，就是爱中国的表现。即使批评涉及的事实可能有出入，也是一个相对于宪法原则来讲次要一点的问题。更何况，事实相差不大。在今天，中国有世人皆知的网络防火墙，这就损害了中国公民在国际范围自由表达的权利，也成为限制他们在国内自由表达的条件；我们不只一次看到，一些地方的警方或许出于炫耀的目的，拘留微信中私下对警察不敬的人，并在网上公示。
　　关于“不干涉内政”，双方异口同声。分歧是什么是“干涉内政”。由于有不同角度，讨论起来可能异常复杂。但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就是对称原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行为被认为干涉了本国内政，什么行为就干涉了别国内政。对于中国官方报纸在美国报纸上打广告影响美国选举一事，《人民日报》的辩解是“这不违反当地法律”。这显然是比较弱的辩护，因为国际关系不仅只是遵循法律，还要有国际关系准则和道德价值。更简单的判断就是对称原则。中国政府是否允许美国政府在中国如此行为呢？很显然，美国政府根本没有可能这样做，因为中国的法律不允许这样做。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法律?因为这样做不对。那么，根据对称原则，在中国不对的行为在美国也不对。反过来，如果不承认对称原则，就不可能有公正与和谐的国际关系。
　　虽然我们还不能说这场中美政府争论就是冷战，但确实也有走向冷战的危险。而冷战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会更为严重。所谓“损失”，绝不只是指丢掉了美国市场，而是指丢掉了邓小平一手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础。1977年7月，邓小平刚一复出，一手在国内推进改革，一手在国际上落实中美建交。速度之快，令人惊诧。1978年7月开始谈判建交，12月16日发表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就正式建交了。在此之后，邓小平再也没有如此关心过与一国的建交了。这说明邓小平把中美关系看作是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础，只要把与美国的关系搞定了，与其它国的关系也就大致搞定了。因为美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最大国家集团的盟主，而且是导致这种结果的制度结构的发源地。而这种制度结构，也就是以市场制度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保证市场制度不被侵蚀和损害的政治制度。中国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制度资源。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四十年的改革过程中，除了本土制度资源，有大量制度是对美国制度的仿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用开放促改革”。
　　反过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保证。如果中国还停留在文化革命，对内搞阶级斗争、实行计划经济，对外输出革命，就不可能有如此的中美战略合作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给民众带来了经济自由，还带来了政治结构上的变化。思想解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对言论自由的钳制；市场经济自由让人身摆脱了单位的桎梏；市场在更多的方面起作用减少了政府对社会的直接支配。而要实施市场规则，就要依赖于公正的法治结构。这样一个朝着市场化、法治化和政府民主化方向前进的中国，才能在战略上为美国所接受，也才能形成中美战略合作的格局。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使中国与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消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在价值观上逐渐接近。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是从强制性革命转变为和平的改革，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再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从而给人民带来幸福；而是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谈判与交易创造财富。为了进行市场化改革，就要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就要用“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哲学。经过40多年的演变，市场被抬到了“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高度；“依宪治国”也进入了中共代表大会的决议。
　　更有中共提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大部分与美国和西方世界认同的价值观重叠，如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和公正等，其它部分，如文明、和谐、诚信和敬业等，也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不相矛盾。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价值观的接近和认同，才是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由于有了价值观上的接近，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才会被认为是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因素，而不是一个声称要推翻资本主义世界，不惜使用暴力的国家，才有可能被人看作是可以信赖和紧密合作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与国的争端，而不是动辄诉诸武力，才能为世界提供一个稳定和公正的国际秩序。
　　因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美的战略合作，是互相依赖的两件重要事情。也就是说，不存在没有改革开放的中美战略合作，也不存在没有中美战略合作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这两个重要因素恰巧同时发生，并且“太上不知有之”地发挥作用，使得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同时受益。所不同的，是中国受益更大。因为在40年前，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的人均GDP倒数前十。因而，较之美国，中国更应珍视这一改革开放与中美合作的互补结构。这个互补结构才是中国人最大的价值和财富。如果认为中国已经富裕了，甚至“全面超过美国”了，就可以低估这一互补结构，甚至不惜在坚持国内垄断利益集团的利益时丢掉中美合作这个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国际环境基础，就会犯最大的历史错误。
　　那么，美国就是那样不可超越吗？显然不是。美国不是一个完美国家，在历史上也有过很多罪恶。现在美国人的祖先也是用暴力把领土扩展到了现有的美国版图，美国殖民了菲律宾，在中国的抗战之初还在发战争财，她错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她也不当地开打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人也很傲慢，彭斯先生的演讲似乎体现了这种态度。他说美国“再造了中国”时，“中国”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宾语，仿佛中国奇迹全要拜美国所赐。然而，美国的这些错误甚至罪恶只能告诉我们，这正是一个由凡人组成的国家，我们可以加以批评和引以为戒，但并不能用来否定美国同时拥有的优点和功绩。与现在的美国相比，中国政府更应受到指摘。因此，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美战略合作仍是中国改革开放、以至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必需的国际环境基础，不能轻易丢掉。
　　也许有一天，中国能够超过美国，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这一定不是由于放弃了改革开放和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所能取得的，而只能是在改革开放和与美国战略合作的互补结构下实现的。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以违反中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着高度重叠的文明规则的形式称霸世界。在遵循有着人类共识的文明规则基础上，中国若再能克服现在美国的错误与偏差，才有可能成为有道德感召力和强大经济实力的文明中心。在今天，中国面临着偏离改革开放轨道的危险，这一危险又会导致失去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将是一个满盘皆输的结果。
　　对于彭斯先生的讲话，虽然我们可以指出他对历史的不恰当的叙述，但不要太过费心。我们还是要把他的讲话看作是一个善意的劝告。他明确地说，他希望中国保持邓小平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这包含了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一定的并不断扩大的政治与言论自由度，以及一个向着宪政民主和法治前进的趋势。这对现在的中国政府来说并不难。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总体上还是邓小平意义上的改革开放的结果，虽然出现了一股小小的逆流，但只要能够警醒，克服这一逆流，保持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并不困难。

来源时间：2018/10/20   发布时间：2018/10/19

旧文章ID：17269

作者：洪农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2018年10月4日在位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标志着美国的对华立场更趋强硬。彭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提出各种指责，尽管他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重复特朗普政府之前有关中国的言论。特朗普政府此时此刻采取这种公开对立的立场，其背后的动机值得深思。彭斯明确表示美国反对中国的国内政治，他提到了人权、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更是多有抱怨，其范围从政治和安全问题，如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军事扩张和对台施压，到经济问题，如“债务外交”，再到教育和文化问题，如所谓强迫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为中国政府提供情报。
　　彭斯的讲话一开始就解释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形成路径。他试图举出特朗普决定采取新的对华“强硬路线”的理由，并把这一政策选择与对中国的指责相联系，声称中国“采用全方位政府手段，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和宣传工具提高影响力，并从美国谋取利益”。在历数1945年至今的两国关系史后，他指责中国辜负了美国长期以来对“重建中国”的支持，比如美国曾支持中国获得WTO等国际机构的成员资格。彭斯讲话所传达的信息，正如他所说，是“特朗普总统的领导力正在发挥作用，而中国却希望有一个与之不同的美国总统”。
　　显然，彭斯的讲话是出于政治考虑，是为了临近的11月中期选举和2020年总统大选。鉴于当前两国关系的气氛并不友好，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普遍悲观，而将选民注意力从特朗普在国内的困境转移到“中国问题”上，这种做法的政治成本较低。特朗普政府竭力把中国推向前台，包括特朗普最近的联合国大会讲话和这次彭斯的演讲，都发生在勾结俄罗斯使2016年选情对特朗普有利一事受到调查期间，也发生在特朗普涉嫌参与不正当税收安排的敏感时刻。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政客们很少有人不打“中国牌”。奥巴马和罗姆尼都利用他们的第二次竞选辩论发表对中国的强硬言论。1992年竞选总统时，克林顿指责时任总统的竞争对手布什袒护中国独裁者。布什则说克林顿“错误地称中国为战略伙伴”，以及向北京发出美国对台政策的“不良信号”。彭斯声称，俄罗斯对美国选举的干涉与中国的干涉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中国的目的是让唐纳德·特朗普下台。然而，除了公开游说的例子，特朗普政府还没有拿出任何能够支持其说法的证据。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表示，中国更多的是进行工业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而不是攻击美国的选举系统。
　　虽然彭斯讲话的明确动机是即将来临的选举，但他提供的信息，即美国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政策，不应该被忽视。上任第一年，唐纳德·特朗普已经证明他是“闯入瓷器店的公牛”。曾经有若干迹象显示，美中关系有可能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其中包括特朗普努力建立与习近平主席的私人关系、海湖庄园会晤、特朗普的“国事访问+”、内阁级外交与安全对话、朝鲜安全问题合作等。这一切也都让中国官员对美中关系在过去几个月里急剧恶化倍感困惑。从2017年12月开始，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双边关系轨迹一直是负面的。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报告中，中国被认定为“修正主义大国”和“经济侵略者”。两国关系中迄今免受争议的领域，如签证政策、所谓中国的“影响力行动”、中国干预美国国内政治进程，这些如今都变成了新的紧张焦点。
　　彭斯的指责让中国难以接受，但也不是所有方面都跨越了红线。南海争端已持续数十年，对航行自由行动的争论仍将继续，但同时也会得到妥善管控。两国目前的危机管控机制，如《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谅解备忘录和《行为准则》，在处理突发事件和防止海空意外事件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中贸易与投资关系已经达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坏程度，但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用斯里兰卡和委内瑞拉的例子来指控中国的所谓“债务外交”可谓相当严厉，但中国会以不干涉内政原则为自己辩护。
　　不过在中国看来，某些问题绝对是红线，其中之一就是台湾。在讲话中，彭斯提到最近与台北断绝关系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个拉美国家，称这些行动“威胁台湾海峡的稳定”。正如他所说，“美国始终相信，台湾拥抱民主为全体中国人民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特朗普的台湾政策令中国非常担忧，尤其是他试图利用台湾来左右中国。2016年赢得总统大选不久后，特朗普于12月2日与蔡英文女士通了电话。这是1979年以来美国总统或当选总统第一次与中华民国总统直接对话。
　　从那以后，特朗普政府批准了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今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允许美台高级官员互访。该法案于3月16日由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法案为总统提供了政治庇护，使他得以用激怒中国的方式显著改变美国的对台政策。今年6月，“美国在台协会”（事实上的美国大使馆）所在的造价2.5亿美元新办公大楼正式揭幕，华盛顿和台北均把此举视为美国对台承诺的象征。最近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是华盛顿最亲台的人物之一。所有这些进展都说明，尽管彭斯声称特朗普政府“将如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所表明的，继续尊重一个中国政策”，但美国的台海政策正在发生变化。
　　彭斯的讲话等于美国点名羞辱中国，但他几乎没有谈及美国准备如何在实践中回击北京，虽然他声称美国将“继续维护在印太地区的利益”。中美双边关系的负面轨迹会延续到2019年和2020年吗？回想起来，《国家安全战略》是否会被视为关键的转折点，预示未来三年特朗普政府将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呢？这场冲突会不会扩展到其他有争议的政治领域，比如“一个中国政策”，或者美国政府的“印太战略”？
　　彭斯的强硬讲话一方面有助于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将选民注意力从俄罗斯和特朗普在国内的困境转移到“中国问题”上来，另一方面，它也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的更加强硬的立场，这倒符合中美关系是一种新兴的对抗关系的主流叙事。

来源时间：2018/10/20   发布时间：2018/10/18

旧文章ID：17263

作者：李峥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时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讲。美国方面在一周前就已经为此次演讲做了预告，声称演讲将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定调。中国方面担心演讲会给已经高度敏感的中美关系增加负面情绪，甚至让国际社会认为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已经不可避免。从彭斯演讲的内容来看，这次演讲更多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目的，有意将中国作为特朗普民意支持下降的替罪羊。
　　演讲汇集了近年来美国国内对于中国的不满、猜疑和误解，给中美关系留下了更多的困惑。如何理解这些困惑很可能将决定着中美关系的未来。
　　第一个困惑是演讲没有说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根本逻辑。演讲以“特朗普对华政策”为题，但是演讲的绝大部分内容与中美之间的互动无关，而是关于所谓的中国干涉美国内政问题。相对于两国在经贸和军事领域的诸多问题，“中国干涉美国内政问题”只是一个新近出现的、仍具争议的话题，在中美关系中所占的分量很小。这种问题如同中美两国之间出现的若干突发性危机一样，不足以决定中美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演讲没有解决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性问题，即美国如何与中国建立一个可持续、对美国和世界和平有利的关系。彭斯在演讲中称，希望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如果说这种关系是以美国通过贸易、外交、军事等领域施压来“改造”中国为基本手段，那么这显然并不是建设性关系。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两国之间的对立和敌意，最终演变为不可逆转的螺旋。
　　第二个困惑是演讲并没有证实中国如何干预美国内政。彭斯在演讲中提出了很多所谓中国干涉美国内政的证据，例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美国30多个电台播放对中国友好的节目；在美中国留学生建有联合会；中国试图分化美国商界、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在中美经贸摩擦上的团结等等。但是，彭斯所列举事例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运用商业渠道在他国投放有利于本国国家形象的宣传片是一种国际惯例，属于软实力宣传的范畴，美国同样试图用“美国之音”等媒体对华宣传。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结社自由应当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和美国政府的接受。而美国商界、地方政府与中国各级政府的互动，多数并非是由中方主动发起，而源于美国地方政府对特朗普极端贸易政策的忧虑。美国的联邦制和选举制度给了地方政府和各种利益集团充分表达其诉求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基石。
　　第三个困惑是演讲让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表述更加令人费解。彭斯的演讲延续了特朗普总统在对华表述上的一贯矛盾：特朗普既希望与中国领导人建立良好友谊，又毫无忌惮地批驳中国的对外战略，将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政策描绘为可怕的阴谋。特朗普既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遭殃，又把让中国股市大幅下跌、中国国内投资者损失惨重作为其贸易政策有效的证据。这些相互矛盾的表述损害了美国政府在中国的信誉，使中国难以确信与美国的谈判能够得到长期有效的结果。
　　第四个困惑是演讲提出了一个双重的公平、对等和尊重标准。彭斯认为，中美关系重新回到以合作为主的渠道需要双方以公平、对等和尊重重建信任。但是，从彭斯的表述来看，这种所谓的公平、对等和尊重标准是以中国在各方面的无条件让步为前提。美国可以随意挑战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却不准中国拥有自卫能力；美国可以增加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干涉中国内政问题，却不允许中国在美国投放商业广告宣传本国形象；美国可以在印太地区推出大规模基建机会，却不允许中国继续推动其“一带一路”倡议。这种双重标准源于美国的优越感和“美国例外论”，这与公平、对等和尊重的精神是矛盾的。彭斯希望中国把美国视为“他同我们也一样”，但他所提出的要求却表明美国希望中国把美国称为“圣上”。
　　第五个困惑是演讲没有给出美国对华政策的清晰前景。彭斯称美国向中国伸出了手，希望与中国共同迎接未来。但是，彭斯的演讲并没有解决中美竞争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例如，中美关系的下限在哪里？中美之间是否需要遵守一些共同规则？中美是否应当共同避免陷入某种形式的“新冷战”？中美之间如何在当前形势下相向而行？美国希望通过怎样的机制来解决中美关系中的新问题？等等。
　　这些困惑表明彭斯讲话并没有给特朗普对华政策画下句点，没有标志着美国对华新共识的形成，没有预示着中美新冷战必然发生。如何看待、处理这些困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在积极方面，这些困惑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良好期望并没有完全消失。彭斯所提出的问题不少是中美关系中的长期性问题，另一些则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带来的新误解。中美双方仍然有可能通过澄清误解、在利益冲突问题上展开务实对话来解决大部分问题，并且将一些难以短期内解决的问题留给将来。这种将问题分解、逐一沟通、分阶段解决的方式是1972年以来两国形成的较为成熟的模式。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双方也有机会通过沟通寻找共同利益和创造新的合作机遇。中国官方对于彭斯讲话的回应已表明，中国没有放弃与美国建立建设性关系，不希望让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局面放任自流。
　　在消极方面，这些困惑意味着美国方面仍然有可能采取更单边的措施来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有效性。由于美国缺乏通过中美良性互动的方式解决中美关系诸多问题的意愿，美国更可能采取一些突发性、可以持续升级的措施来逼迫中国让步。这种政策不仅将像“中美贸易摩擦”一样给两国关系带来超预期的消极影响，也可能给世界和平及美国经济带来反作用。除了少部分对华有深刻偏见的人士，没有人希望中美完全决裂和走向全面对抗。这种结果也将标志着特朗普“良性大国竞争”世界观的失败。

来源时间：2018/10/20   发布时间：2018/10/19

旧文章ID：17262

作者：桑普森·奥佩迪萨诺  来源：中美聚焦

　　自从上任以来，唐纳德·特朗普已经表明他会不遗余力地推行其“美国优先”议程。然而，每位总统也都从前任那里继承了问题和威胁，对这些问题和威胁，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像对待自己的个人议程一样给予优先考虑。对特朗普来说，朝鲜对国家和全球安全构成的威胁在他的待办事项中一直是当务之急。在对抗这个隐士王国方面，特朗普在某些地方比他的前任走得更远。
　　首先，特朗普终于迫使中国加大对其邻国的压力，以切断朝鲜及其核计划的收入来源。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中国同意实施联合国的制裁（包括禁止进口朝鲜的煤炭和铁矿石）。今年夏天，特朗普和朝鲜的金正恩主席在新加坡会晤，讨论废除朝鲜的核计划。简言之，这次首脑会晤达成了一个“努力实现”无核化的模糊协议。这份善意协议的形式，是朝鲜方面宣布拆除一座导弹工厂，美国方面则决定在谈判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减少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后来有报道说，美朝还计划举行第二次峰会，同时，朝韩领导人也为进一步谈判举行了第三次会晤。
　　然而，虽然特朗普努力推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问题：一个无核化的、和平的朝鲜半岛会是什么样子？许多人希望朝鲜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与韩国关系正常化，并为实现统一而努力。且不论从事实上说，实现这一结果需要废除金氏政权，单就朝鲜而言，它已经变成了其邻国兼唯一盟友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抵押品。这一现实只会使最终可能出现的结果复杂化。
　　朝鲜仍然是少数深受中国影响的国家之一，而且它极度排斥美国和它的西方制度及价值观。考虑到这一点，如果韩朝实现统一，同时保留韩国的政府，那么这对美国是有利的。原因有几点。首先，美国不必操心将金氏政权转变为一个开放民主的政体。其次，中国在努力制衡美国在本地区的存在方面将失去一个关键盟友。中国历来都在利用与朝鲜的亲密关系减缓美国日益增加的存在，并时常通过贸易来为它的邻国提供支持。如果和平斡旋奏效，朝鲜放弃其核计划，中国就将失去这个制衡美国的工具。
　　另一个使朝鲜半岛无核前景复杂化的因素是朝鲜的欠发达。现金短缺的经济代表着一个尚未开发的市场，代表着基础设施开发机会，这对美国的产业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例如，埃克森美孚、泰森食品、嘉吉(家畜和食品)这类公司就将受益于为其产品开辟的新市场。如果朝鲜被韩国统一，就会采用现有的贸易和经济政策，美国就更容易进入这些市场。这将有利于美国在新合并的韩国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许多时候，中国的利益、目标和观点与美国是并行不悖的。北京对朝鲜半岛的和平斡旋也持同样看法。中国利用它与朝鲜的关系及朝鲜对核武器的追求，使其成为遏制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力量和价值观的手段。尽管如此，中国很清楚朝鲜的不稳定，它与美国一样期望该地区实现和平。但半岛的和平统一并不一定对中国有利。对中国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朝鲜和韩国达成和平协议，重新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但又不正式完成统一。中国不能冒险让朝鲜被韩国或美国的西方民主价值观所动摇。与中国一样，朝鲜是当下仅存的几个非民主政体之一，它同样排斥许多西方的价值观和准则，这让保持中朝关系对中国来说显得如此重要。
　　虽然全世界都在等待美朝之间可能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晤，但重要的是，中美两国无论自身利益如何都应共同努力营造和平。中美两国都明白，真正的统一即便有可能，也会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朝鲜和韩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如此截然不同。中美两国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实现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由此，才有可能就如何最好地实现“统一”进行谈判斡旋。不过，由于朝鲜有根深蒂固的反西方价值观的历史，并且一向喜欢放弃协议，美国和中国都必须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统一”的形式也许只是朝韩双方建立更正式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而不是合并成为一个单一主权国家。

来源时间：2018/10/20   发布时间：2018/10/18

旧文章ID：17261

作者：高尚涛  来源：澎湃新闻

　　2018年10月2日，沙特著名时评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离奇失踪，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很多国外媒体报道，卡舒吉因长期批评沙特王储默罕默德·萨勒曼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引火上身。这些媒体根据从不同渠道得到的音频和图片资料推断，卡舒吉已经在沙特领事馆遇害。但是，沙特国王和沙特政府表示对卡舒吉失踪一事毫不知情，对自己“亲爱同胞”的遭遇深表同情，他们同意美国政府的要求，与土耳其成立联合调查组，深入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
　　在卡舒吉离奇失踪事件上，特朗普政府的处境比较尴尬。因为，一旦沙特记者卡舒吉真的在沙特领事馆被害，如果沙特政府，尤其是沙特国王或王储，真的与此案有牵连，那么，特朗普政府无论怎么作出反应都会有错，可谓动辄得咎：特朗普如果坚持原则制裁沙特政府，那么，美国和沙特的盟友关系就会受到严峻考验；特朗普如果不坚持原则放过沙特政府，他就会遭到民主党和部分选民的道德指责，从而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对特朗普而言，最好的结果是卡舒吉在神秘失踪几天后突然现身，使沙特政府和特朗普政府自然解套，但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对特朗普政府比较好的结果是，美国推动沙特政府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调查，最后得出沙特国王和王储均对卡舒吉之死毫不知情的“权威结论”，从而避免特朗普政府在这一事件上面临两难选择的困境。
　　那么，特朗普为什么如此看重并非要维持美国与沙特的盟友关系呢？
　　石油、军火、改革都不是美国的核心关切
　　有人说美国需要沙特的石油，有人说美国需要沙特的军火市场，还有人说美国需要沙特继续推进开明化改革，等等。但是，这些说法都没有触及特朗普政府维护美沙同盟关系的核心考虑。
　　首先，美国政府从奥巴马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扩大本土石油产能，争取实现能源自足，以为其撤出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军事力量做准备。到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已基本摆脱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所以，美国没有必要出于石油考虑而刻意维持与沙特的盟友关系。
　　其次，在军火交易方面，沙特毫无疑问是美国军火的大主顾之一。但是，美国绝不是沙特军火进口的唯一目标国。恰恰相反，沙特为了避免在军事装备上过分依赖单一国家，大量从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西班牙、俄罗斯等国进口先进武器。不仅如此，沙特从美国进口的武器数量也不是最多的。所以，美国自然不会过于依赖沙特这么一个客户。美国军火销售遍及全球，沙特市场不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至于沙特的开明化改革，美国当然是乐见其成的。但是，沙特的改革也仅仅是从萨勒曼国王和他的儿子默罕默德·萨勒曼王储上台执政后开始的，在此前美沙盟友关系的漫长岁月里，沙特作为王权垄断世袭制国家，几乎全方位压制民权，美国政府几乎对此视而不见，沙特的做法几乎没有影响美国与沙特发展友好关系。所以，改革也不是美国对沙特的核心关切所在。
　　影响力：沙特在美国眼中的真正价值
　　那么，美国对沙特的核心关切是什么呢？很明显，在于沙特在阿拉伯国家中所处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美国需要借用这种地位和影响力，低成本地影响和控制更多中东阿拉伯国家。
　　中东地区有22个阿拉伯国家，其中大多数是如沙特那样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国家，而且沙特坐拥伊斯兰教两大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国王是两大宗教圣地的主持人，具有维持宗教正宗的地理优势、道德义务和雄心壮志。因此沙特不断利用石油、美元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以确立了自己的影响力，在海合会国家（2017年6月以后的卡塔尔除外）尤其如此。所以，沙特是中东地区影响力最大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只要拉住了沙特，就可以间接控制一大批受沙特影响的其他阿拉伯国家。这是沙特在美国人眼中的真正价值所在。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对美国的中东政策进行了大规模重构，每一个新政策的实施都离不开沙特的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
　　第一，特朗普政府废除伊朗核协议，重新对伊朗施加严厉制裁，美国为此组织了反伊朗的中东国家阵线，其核心成员就包括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沙特在其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第二，特朗普政府为了更加有效和低成本地干预叙利亚内战、维护住库尔德武装的控制区，也组织了专门的干预叙利亚统一战线，其核心成员包括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国家和法国，沙特在这里也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特朗普政府制定了全新的“巴以和平”草案，这一草案的内容尽管还没有正式公布，但媒体也已透露出不少细节，其中包括阿拉伯国家正式承认以色列、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承认流亡的巴勒斯坦难民放弃难民身份并同意就地安置，等等，这些政策都需要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在沙特的影响和美国的诱导下，很多阿拉伯国家基本已经默认了美国的方案。约旦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根据美国方案，它需要就地安置数量庞大的巴勒斯坦难民，约旦国王担心因此引发骚乱，所以还没有答应。但无论如何，沙特在美国的这一“世纪交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没有沙特及其所影响的“小伙伴”们的鼎力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一计划肯定无法落实。
　　美国和沙特“皆大欢喜”还需土耳其配合
　　鉴于沙特在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特朗普必须小心处理和精心呵护其与沙特王国的战略友好关系，不允许卡舒吉事件之类的干扰因素对此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所以，对特朗普而言，卡舒吉事件的调查最好不要坐实沙特国王和王储的责任，否则，特朗普总统就真的不好应对了。
　　我们可以想见，特朗普总统派遣他的国务卿蓬佩奥赴沙特和土耳其访问，目的很可能就是撇清沙特国王和王储的责任（如果他们有责任的话），促成一个让美国和沙特皆大欢喜的结果，而不是去寻求事实真相。
　　然而，特朗普要想达到这一目的也并不容易，如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不合作的话，特朗普的愿望就可能实现不了。如果特朗普想要埃尔多安合作，就要在“居仑运动”负责人的引渡问题上、在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但是，无论美国在哪一方面做出让步，都会触及美国政策的底线，特朗普恐怕很难轻易做出选择。

来源时间：2018/10/20   发布时间：201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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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网

　　当沙特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被曝在沙特驻土耳其的领事馆内被残忍杀害并肢解之后，全球在震惊之余，也纷纷呼吁对此事情进行全面调查。然而，面对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在舆论前一向敢于大放厥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异乎寻常地竭力保持“谨慎和冷静”。
　　据《华盛顿邮报》10月18日报道，特朗普身边的官员和顾问表示，无论是在和沙特王室通电话的过程中，还是在椭圆办公室内办公期间，特朗普总是在寻找保护美沙关系的理由。
　　起初，特朗普强调称，尽管卡舒吉一直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并为《华盛顿邮报》写作，但这位记者是沙特公民——这暗示着即便卡舒吉失踪了，也不一定是美国的问题。
　　在15日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后，特朗普又称，他相信有其他人在沙特王室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这件事——尽管越来越多外媒掌握的证据显示，如果没有33岁的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的直接参与，这起离奇的案件很难发生。
　　美国当地时间18日，特朗普再次强调，自己没有包庇沙特政府，他已要求土耳其方面提供可以证明卡舒吉遇害的关键录音和视频。特朗普说相信会在本周结束前得知真相，“如果录音存在的话”。
　　事实上，与特朗普的淡定与冷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仅美国主流媒体纷纷密切追踪此案，而且美国政界也在对特朗普施加更多的压力。17日，美国两党多位参议员纷纷对沙特提出批评，如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就强硬表态，认为美国应该就此事“对沙特阿拉伯实施制裁”，并承诺再也不会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合作。
　　再一次，特朗普与美国舆论场站在了相反面。
　　谨慎的特朗普与蓬佩奥
　　与卡舒吉被杀事件引爆全球媒体的密集报道不同，特朗普在多次针对此事的发言中，一反常态地非常谨慎，甚至倾向于为沙特开脱。
　　“现在我们再次遭遇了同样的状况，即无罪之人直到被证明无罪之前一直是有罪的——我不喜欢这样。”在16日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特朗普将卡舒吉失踪一案和之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被控性侵的事件进行了类比。
　　但不同的是，面对不断曝出的证据，特朗普试图通过不断强调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来为自己的态度辩护。他强调沙特对美国军工业的巨额投资，并担心如果放弃两国关系会让中俄的军工业“获益”；他还表示担心石油资源丰富的沙漠王国会切断对美国的石油供应，甚至警告不要在中东失去一个对反对伊朗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关键伙伴；特朗普还辩称，即使美国试图孤立沙特，这个“太富裕”的王国也不会真正被孤立。
　　与之类似，在整个过程中，特朗普所信任的副手国务卿蓬佩奥也不断表达出谨慎的姿态。蓬佩奥强调在访问利雅得时亲耳听到对方否认杀害卡舒吉的声音，但他却忽略了访问土耳其时埃尔多安就此事的表态——土耳其表示他们已掌握了卡舒吉在领馆内被虐待、杀害并肢解的证据。
　　最直接的，直到17日返回华盛顿，蓬佩奥一直拒绝向记者们说明特朗普会以怎样的态度处理此事。而且，蓬佩奥17日还对外强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他确认，在调查中得到了沙特的配合。
　　与此同时，卡舒吉的悲惨遭遇在特朗普与蓬佩奥看重的“双边关系”中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特朗普和蓬佩奥从各种外交政策层面上，强调了美国和沙特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沙特阿拉伯一直是我们在中东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特朗普17日指出，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军火交易价值达到了1100亿美元——尽管这一庞大的数额实际上只有145亿美元兑现了。
　　在结束访问沙特和土耳其后，蓬佩奥在布鲁塞尔也对外表示，在沙特政府对卡舒吉失踪事件进行调查并得出结论之前，美国必须小心处理美沙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我们和沙特之间存在着很多重要的关系，包括美国和沙特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及我们在世界各地共同努力的事情，包括对抗伊朗在内。”蓬佩奥还表示，这些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也是在处理任何事务时都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
　　特朗普和蓬佩奥的态度在美国政界及媒体中，引发了强烈的争议。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在16日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表示，不能因为与一个国家存在合作就无条件与之肩并肩，对卡舒吉的关注值得美国去打破美沙关系的现状。
　　总统家族与沙特王室的经济渊源
　　美媒指出，在特朗普包庇沙特政府的背后，是特朗普与沙特政府之间存在着的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也是为何在面对相似的问题时，特朗普只对沙特采取更加柔和的处理方式的原因。
　　“根据公开报道，特朗普家族几十年来一直与沙特政府及王室成员保持着商务联系。”一群民主党参议员在17日指出了特朗普难以辩驳的事实。
　　虽然特朗普在推特上坚称他在沙特阿拉伯没有经济利益，但他在过去大放厥词的事情使得他自己没法圆满这个谎。事实上，大量的证据，包括从沙特房地产投资者获得的资金，以及自2016年总统大选以来沙特向特朗普酒店投入的大量资金，都让特朗普的辩解显得苍白。
　　CNN报道称，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期间，一家沙特阿拉伯游说公司向特朗普在华盛顿的国际酒店支付了超过27万美元；最近几个月，特朗普在纽约和芝加哥的酒店也正受益于来自沙特阿拉伯源源不断的游客。
　　《华盛顿邮报》则报道称，更早之前，特朗普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自己和沙特政府的友好关系。在他的国际酒店中，他曾公开赞扬利雅得是一个漂亮的城市，并称在他访问之前，沙特曾经花费5000万美金清扫整个城市。一位当时在场的匿名者回忆称，特朗普还埋怨美国对沙特的帮助太少。
　　此外，今年8月，特朗普在他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内对参加晚餐的宾客表示，他曾对他的海湾朋友们表示，美国正在保护他们，所以美国不需要为石油支付那么高的价格。
　　《华盛顿邮报》还称，除了特朗普自己的商业帝国使其格外小心外，特朗普身边的官员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一位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官员向《华盛顿邮报》透露，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甚至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特朗普对沙特的政策。这名官员表示，与王储关系密切的库什纳已经向特朗普强调了沙特对于中东和平的重要性，暗示特朗普采取谨慎的行动。
　　据CNN18日报道，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想要向库什纳提问有关卡舒吉的事情时，随即遭到阻拦。
　　中期选举或给特朗普寻求平衡的契机
　　据CNN17日报道，近年崛起的共和党参议员本萨斯对特朗普处理卡舒吉失踪事件的方法表示担忧，他认为需要对卡舒吉一案进行国际调查。
　　本萨斯强调，卡舒吉的失踪不是一件可以被忽略掉的事，还建议特朗普能听取情报部门提供的信息，而非仅仅来自沙特官员的说法。
　　据《纽约时报》17日报道，美国情报部门掌握的信息已使他们越发确信，卡舒吉的失踪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相关。CNN的报道也指出，围绕卡舒吉一案的调查，已越发深入到王储的身边。而身陷其中的美、沙、土三国，都在掩饰某些真相。
　　此外，还有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特朗普在一个月内向国会报告他与沙特王室存在的财务关系，尤其是那些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关系——这些都是特朗普在未来处理此事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对此，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7日对媒体表示，蓬佩奥从中东返回后，将适时拿出一份关于此事的“全面报告”，相信真相也会水落石出。
　　《华盛顿邮报》18日指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表示，他们没有理由怀疑土耳其掌握了相关录像和录音，但由于缺乏分析师对此事的评估，美国政府很难对谁谋杀了卡舒吉一事提供独立判断。
　　与此同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考克18日透露，政府已经开始“压制”有关卡舒吉案件的情报的分享。他说，原定于16日举行的情报通报会被取消了，并且他被告知暂时不能参与情报的分享。
　　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参议院议员表示，参议院在这件事情上可以决定是否将要对沙特采取行动，正如去年参议院在特朗普不同意的情况下，以98比2的票数通过了制裁俄罗斯的决定。
　　18日，有美国军方背景的《防务新闻》刊登报道，对国会可能取消去沙特的军售表示担忧。文章认为，虽然美国的舆论场与国会围绕卡舒吉一案呈鼎沸之势，但是在中期选举前，国会恐难有实质性动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媒体分析称，特朗普很可能在维持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以及为应对舆论压力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特朗普深知不能允许随意肢解一个人的事情在这个地球上任意发生，但是他也知道，自己不能全盘满足一些议员们在这个事件上的期待，因为那并不符合特朗普政府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在欧盟议会研究外交关系的研究员Jeremy Shapiro分析称。
　　美媒认为，卡舒吉失踪一案凸显了特朗普对于美国力量与利益截然不同的认识——他倾向于用采取交易的方式来维护双边关系。在他眼中，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更加重要，而人权和民主则不再那么重要。

来源时间：2018/10/20   发布时间：201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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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朔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美贸易争端已有数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决两国经贸关系多年形成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时间。而在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影响下，两国关系可能进入一个合作与竞争并存、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的新时期。正如一些国际有识之士指出的，中方面对美国的恣意妄为，已不屑于实施“以牙还牙”的直接报复，而是着力通过释放自身潜力渡过难关。
　　中国经济的发展究竟靠什么？
　　近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中称，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所推动的”“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重建了中国’”。事实果真如此吗？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商业文明的研究者，在中美贸易争端爆发后，我也经常问自己，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是靠自身的努力奋斗出来的，还是像一部分美国人认为的，是靠不正当、不公平手段抢来的、偷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的可口可乐、惠普、宝洁、肯德基到90年代的IBM、英特尔、微软、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再到21世纪的苹果、高通、特斯拉，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员工素质、经济增长方式都有切身了解。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18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73%的美国企业2017年在华实现赢利，74%的企业计划于2018年扩大在华投资，受访企业几乎都认为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执法力度保持稳定或有所提升，62%的受访企业认为过去五年中国政府政策制定和沟通的透明度有所提高。如果中国市场充满了不正当性，美国几乎所有跨国公司会如此一致和踊跃地投资中国，并获得丰厚收益吗？
　　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是什么？我认为不是“机会主义”和“制度性套利”，而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释放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一部企业家精神的史诗，是亿万劳动者的奋斗与创造的史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是什么“歧路”，而是市场经济的正道、康庄大道。中国的发展没有颠覆经济学常识，相反让我们看到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的重要性。
　　我采访过很多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从创一代企业家到分享了股权的创业合伙人以及二代接力者，九个代际的创业者在中国这块热土上打拼。中国的市场主体从1978年的49万个到目前的1亿多，每天还有1.81万家企业诞生，虽然也有生生死死，成功并不容易，但没有人能否认，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者最多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国红利的根本特征是创造者红利，劳动者红利，企业家精神红利。
　　中国是从高度统一和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无论是在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还是在经济立法等软件方面，以及在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等方面，政府之手总体上是帮助之手（helping hand），营造了适合发展的稳定和亲商的环境，这是客观事实。当然，从更加健康可持续的角度看，政府应当从招商引资、创造政策洼地的前台，转变为以提供制度化、便利化、法治化的环境和服务为主旨。
　　中国竞争力的核心是什么？
　　今年的《财富》世界500强，中国企业已经有120家，距离美国只差6家。而1995年这一榜单设立时，中国只有三家企业，包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各一家（台湾电力和香港怡和）。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中国快速发展，进而开始走向全球。那么中国竞争力的来源究竟又是什么呢？是“血汗工厂”、透支环境、政府补贴，还是中国企业通过管理和创新，创造出了更高的消费者价值？
　　这里要再回到一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市场的规模决定分工的效率。
　　改革开放，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国际化，这一切造就了世界工厂的奇迹。今天中国强大的制造业的基础，就是大市场支持了精细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分工。成熟完善的分工配套，使得中国企业能够用最经济的成本结构最高效地生产出世界上绝大部分产品，而且有良好的性能。麦肯锡2015年的一项关于中国创新能力的研究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有利于打造持续创新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包括比日本大四倍多的供应商体系，1.5亿具有经验的工厂工人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中国市场巨大的规模和发展健全的供应链，给硬件类产品提供了15%至20%的成本优势。”过去20年中国互联网应用能够迅猛发展，走到世界前列，同样是拜中国的市场优势和制造优势所赐。
　　中国的竞争力不是单一要素的竞争力，而是结合了复杂、丰富的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力技能的综合性的竞争力，是不容易替代和移走的。前段时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举行为期6天的听证会，以帮助贸易代表办公室最终决定是否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听证会首日，61个发言人被分成8组，涵盖箱包、服装、食品加工到半导体、自行车、化工等多个产业，但赞同加税者只有3位。一家自行车厂举出的证词是，目前美国进口的1800万辆自行车中，94%来自中国，进口的3亿件自行车配件中，60%来自中国，在短期内无法更换供应商的情况下，加征关税的板子将结结实实打在美国消费者和厂商身上。美国饰品协会总裁吉伯森在证词中说，在生产饰品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代替或者和中国竞争。她说，“举个例子，过去3年多我一直在印度寻找皮包用的皮革和小饰品生产的供货商，以为印度这样的国家可以成为中国之外的‘可替代来源’，但最终结论是，印度没有这样的资源、培训成熟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无能力达成中国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规模，特别是要考虑同等质量、价格的时候。美国本土更生产不出来。”
　　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创新？
　　中国通过对外开放获益良多。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在技术、管理、人才、供应链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中国因此可以快速学习、消化吸收，再结合自身特点进行改良和创新。很多制造业领域比如冰箱、空调、洗衣机，发达国家几乎都退出了生产环节，也没有什么技术创新，主要靠品牌，在这些领域技术创新的驱动者基本都是中国公司。在互联网行业，从支付宝到微信，这样的超级应用都是根据中国独特的用户环境创造出来的。而且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现在都在“山寨”中国的产品，比如印尼的电商平台Tokopedia自称“印尼版的淘宝”，Snapdeal被称为“印度的阿里巴巴”。
　　美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比较完善，但也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美国开国初期为了获得英国的先进技术、建立自己的制造业，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历史学家多伦·本―安塔尔在《商业秘密》中曾说：“美国成为世界工业领袖的方式，乃是借助其对欧洲机械及科技革新成果的非法占用。”最典型的例子是被称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的塞缪尔·斯莱特。他是英国人，21岁时在家乡英格兰德比郡的报纸上读到一则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广告，凡能为美国提供纺织制造最新技术者都能获得奖金。斯莱特在阿克莱特创立的工厂当工头。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驱动的纺纱机，是现代工厂体系的创建者之一。英国当时对纺织技术严密封锁，谁要把纺织机器和技术弄出去就要坐牢，同时禁止纺织工人移民。斯莱特全靠脑子记下了阿克莱特的发明，1789年9月脱身赶到伦敦，伪装成农夫，搭乘“农场工人”号蒸汽船前往美国。到纽约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商人布朗，希望得到支持。当时布朗和他的合伙人已经搜集了很多阿克莱特机器的零部件，加上斯莱特的加盟，复制了阿克莱特纺纱机，1791年在罗德岛建起美国第一家水利棉纺厂。
　　美国立国之初曾有一场著名的“杰汉之争”，杰斐逊主张自由贸易、发展农业，汉密尔顿主张发展制造业，并通过提高关税的方式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作为美国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中呼吁，对于从其他地方为美国带来“非凡价值之秘密”的行为要进行奖励。当时一些州政府甚至帮助机械走私者们融资。美国很早就有《专利法》，保护专利权，但反讽的是，当时如果剽窃外国技术成果拿回美国，也能得到专利。
　　举出这些例子是要说，知识产权的保护往往是历史演进的过程。以今天已经成为共识的软件专利权为例，比尔·盖茨最早雇人开发ALTAIR BASIC程序时，大多数使用者也是随便拷贝的。所以他在1976年写了著名的《给电脑爱好者的一封信》，提出硬件必须要付款购买，可软件却变成了某种共享的东西，谁会关心开发软件的人是否得到报酬？谁会从事专业的软件开发却分文无获？由此开启了软件专利的新时代。
　　中国理所当然要走创新驱动的道路，否则转型升级没有希望。我们必须从法治、政策、执行等方方面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尊重国际规则，提升合规水平。但如彭斯在演讲中称：“为了控制21世纪的经济制高点，北京指示其官僚及企业以任何必要手段来获取作为我们经济领导力基础的美国知识产权。北京现在要求许多美国企业交出商业机密作为其在中国经营的代价，并协调和资助收购美国公司以获得其创新所有权。”这种肆意指责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美国很多指责都是在找“替罪羊”过程中的借口，而且不乏以偏概全。我们仔细听，认真反观自己，有则改之，但完全不必自我损抑。
　　在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这不是坏事；中国核心技术、核心原材料、元器件的缺失，也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这都促使我们清醒。贸易争端是一场冷水浴，让我们不要浮躁，骄妄，有助于我们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超越自己。但是，中国经济是怎么走过来的，是靠什么力量走过来的，我们应当有客观理性的认识，应当有自信心和自尊心。
　　中国有一家生产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多年前，公司派了第一个业务员到洛杉矶去开拓美国市场，她带了300美元，还有一包各式各样的电池。由于英语不过关，就把一些标准答案死记硬背下来，然后拿着一本《黄页》，从A开始，从第一个公司名字打电话，推销产品，当她把电话打到Z的时候，英语已经很流畅了，产品也找到了很多买家。两年前我参观了他们在加州兰卡斯特市建立的工厂，有很多美国人因此得到了就业机会。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中国人，在和平年代闯世界，水迢迢路长长，每一步都充满了不易。正是这些永远奋斗的灵魂托举起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基石，并让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底色一天天变得更加亮丽。中国存在的问题无需回避，但只有亿万中国人团结起来，勇敢直面并千方百计去解决问题，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才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顿挫而终止前进的步伐，并终能在风雨之后见到更美的彩虹。

来源时间：2018/10/20   发布时间：2018/10/19

旧文章ID：17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