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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黎明：卡舒吉事件难撼美沙盟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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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2018

作者：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长期为《华盛顿邮报》等美国媒体供稿、与沙特政府持不同政见的记者卡舒吉本月2日在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后失踪，此事引起了美国舆论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亦强硬表态：如果卡舒吉事件确实是沙特方面所为，将给予沙特“严厉惩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抵达沙特首都利雅得，将与沙特国王萨勒曼就卡舒吉事件进行会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驻伊朗前任大使华黎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卡舒吉事件难撼美沙盟友关系。
　　记者：目前已经有媒体报道称，沙特准备承认卡舒吉因“审讯不当”死亡。此前特朗普发表了将“惩罚”沙特的强硬言论。卡舒吉事件将对美国与沙特的关系产生多大影响？
　　华黎明：美国和沙特的地缘政治利益把双方紧紧连载一起，当前特朗普和沙特政府都在做危机公关，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大。美沙联盟瓦解，动摇美国在中东的根本利益，而中东各方势力相互之间的关系可能都要重新洗牌，甚至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问题也会受到影响。
　　这次特朗普政府的处境很尴尬，虽然他们不想把把沙特化友为敌，但美国国会对卡舒吉事件的反应很大。长期以来美国国会中的很多人反沙特，认为"9·11"事件的幕后有沙特。这次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很愤怒，中期选举在即，所以特朗普被迫应对，于是就讲了一些“重话”。实际上特朗普政府还是想稳固沙特与美国的战略盟友关系，不想去破坏这种关系。
　　沙特也是一样。沙特方面刚开始矢口否认，但现在各种证据出来了，沙特也顶不住了。之前我判断这件事可能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沙特咬牙否认，让事件不了了之；一种是沙特被迫承认卡舒吉被杀害，但找一个出替罪羊来。现在从调查结果看，沙特已经躲不过了，应该会承认有这个事情，但要表明不是沙特国王、王储和政府要干的。
　　按照目前的势头发展，美沙关系还能维持，因为双方都不想破坏美沙联盟关系。
　　记者：虽然美国和沙特都不想使双方关系受到破坏，但事件在伊斯坦布尔发生，还牵扯到了另一个中东大国土耳其。
　　华黎明：卡舒吉事件对美土关系肯定有影响，不过埃尔多安也不想把事情做绝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释放了一直关押的美国牧师。美土关系虽然受到影响，但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沙特在土耳其领土上制造了这起“失踪”事件，土耳其不会善罢甘休，不过沙特既然找出了替罪羊，对土耳其也算交代了，这样双方都可以体面地下台阶，毕竟之前两国在干预叙利亚时也有过合作。
　　记者：事件最终将会怎样收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抵达了沙特。
　　华黎明：蓬佩奥就是去灭火的，跟沙特商量怎么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双方都能接受。最后应该是会大事化小。还是那句话，如果美沙、美土搞僵了，整个中东地区都会面临大洗牌，这是美国和沙特都不愿看到的。
　　专家介绍
　　华黎明，1956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自1963年起至1983年先后在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和中国驻伊朗使馆任职员、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和一等秘书。1983年后先后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处处长、参赞和副司长。曾担任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波斯语翻译。1991年——1995年任中国驻伊朗大使。1995年——1998年任中国驻阿联酋大使。1998年——2001年任中国驻荷兰大使兼中国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代表。1998年被阿联酋总统扎耶德授予“一级独立勋章”。2006年至今，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8/10/16 发布时间：201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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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佩奥访华，中美媒体报道迥异，这只是个技术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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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2018

作者：枫叶君来源：精致小号

　　一叶知秋。一则消息，可以看出不同媒体的报道方式，如果是不同国家的媒体，更可以探寻不同的文化心理，以及这种心理背后更深层次的内容。
　　10月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京，这是中美双方都非常重视的访问。中美毛打得不断升级，美国FU总统PS又刚刚发表了被视为“新LZ”风向标的对华政策讲话，蓬佩奥这个时候来中国，得不到好脸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是，蓬佩奥显然不是来听好话的，除了双边关系，更有朝核问题包含其中。毕竟，在朝核问题上，美国显然离不开中国的帮忙，而且，在中美关系处于目前情况下，美国担心北京态度有所变化亦在情理之中。
　　对于蓬佩奥这次访问，人民日报和美国之音的报道有不少区别，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人民日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8日在京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美国之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美国对中国在RQ和南中国海等几个方面的行动表示“严重关切”。
　　这是各自报道的第一段。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的第一段，也是消息中最突出的导语部分，只是“程序性的”，只说中国外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而在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开门见山提出美中分歧，对几个方面的“严重关切”，告诉读者，这就是蓬佩奥来华的原因，至少是部分原因。
　　人民日报：王毅说，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美方应正确看待和认识中国的发展走向，停止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的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牢牢把握和坚持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中方坚定致力于同美方发展良好的中美关系，同时也将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王毅阐述了中方在中美经贸摩擦、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贸易战解决不了问题，中方仍愿与美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必须在平等、诚信和严肃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完全尊重所有国家自身的选择，从来不会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光明磊落，问心无愧。
　　美国之音：蓬佩奥在北京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我们有根本分歧。”在这样一个外交场合，两人都使用了不同寻常的直白语言。
　　现在，中美在多个领域的严重分歧已经公开化，所以才会出现当前的局面。人民报的报道正面讲述中国自己的看法，并希望美国如何去做。这种报道方式看似照顾了两面，但实际上，它对于双方之间的分歧是淡化的，如同“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和“现在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的区别一样。
　　而美国之音的报道是直接就根本问题说话，两国之间存在“根本分歧”。
　　通常，中国人讲话比较委婉，喜欢绕圈子，而美国人通常直奔主题，在新闻报道中更是如此。
　　会谈是双方之间的，因此除了自己一方表述观点外，还要谈到对方讲了些什么。与前两点相比，中国媒体的毛病还是和过去一样，那就是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模糊处理”。如果对方赞扬我们，适度拔高；如果对方批评我们，尽可能弱化。
　　人民日报：蓬佩奥说，美中在很多问题上有明显分歧，但美国不反对中国发展，也没有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双方应在基于规则的基础上加强合作。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继续就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与中方加强沟通与合作。
　　美国之音：王毅指责美国加剧了与中国的毛衣紧张关系，并表示华盛顿与台湾打交道的方式“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北京认为这个自治的岛屿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人民日报的报道讲到了美方的立场，美国之音的报道讲到了中方的立场，但差别很大。前者对分歧的表述采取了淡化方式，强调中美在发展双边关系中的“共识”，或者说维护这一关系的愿望。相反，后者则明确表明，目前，中方认为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并着重强调了台湾问题。
　　美国之音的报道很有技巧，在讲述中方立场时，实际上也是在讲述自己的立场，美国并不认同中方指责，但愿意直面，因为这恰好说明了美方的观点，即两国之间在诸多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这一点，美国毫不回避。
　　那么人民日报对美方立场的报道呢？虽然承认“明显分歧”，但是强调的却是两国的“共同点”，如，“不反对中国发展”，“加强合作”，“一个中国政策”。
　　这与美国之音的报道恰好相反，美国之音也谈到“共同点”，但只以一句“两人也谈到需要加强合作”一带而过。美国之音强调的是“分歧”，而人民日报淡化的是“分歧”。
　　从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未来前景看，谁抓住了这次会谈的重点？显然是美国之音。很难说我们的媒体认识不到这一点，但是在操作上则明显口没有跟上心，于是报道便离开了主干，而在旁支上打圈圈。可是，读者中的很多人并不高明，这样的报道看多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认知，就这次访问而言，他们会认为，蓬佩奥国务卿是来北京“闲聊”的，是来听中方的立场的，而不是来强调中美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分歧”的。
　　同一天，杨洁篪也会见了蓬佩奥。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杨洁篪阐述了中方立场，而对于蓬佩奥的表态，消息中只有这样一段话：蓬佩奥表示，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实现合作共赢。美方愿与中方加强沟通，共同寻找解决当前两国关系面临挑战的建设性方案。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继续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同中方保持沟通协调。
　　如果仅从这段文字看，蓬佩奥到北京的目的，只是向中方表示美国有发展美中关系的良好愿望，以及听中方阐述立场的，不算朝核问题，就为这个，蓬佩奥会来一趟北京吗？
　　可是，在美国之音的报道中，中方对中美关系的立场非常明了：在蓬佩奥此次访华期间，中国似乎丝毫没有掩饰对美国的不满。杨洁篪在会晤蓬佩奥国务卿时说，中国“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中国外长王毅也以罕见的语言抨击美国，称美国在不断升级对华贸易摩擦的同时，又指责中国的内外政策。王毅还要美国“停止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的错误做法”。
　　可见，美国之音的报道是清晰，准确的，读者可以从报道中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中方的立场和态度。
　　当过学生的都知道，重点划错了，会影响考试成绩。为什么很多国人对时局总是认识不清，而且还特别愿意争论？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是因为看划错重点的东西太多，久而久之，早就偏离了真正的考试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而且时间越久，越不自知。
　　这就带来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想让读者知道什么？
　　事实上，打毛衣让中美关系遭遇重大挫折，而PS最近的讲话更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对美国对华政策作出根本性调整。蓬佩奥在这种时刻访问北京，可以这样讲，很多话好说不好听。
　　乔治城大学教授、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车维德对美国之音表示：“我认为，王毅表现出的部分愤怒证明，中国人对毛衣战感到非常不安，他们一直认为美国将会罢手。这显然不是美国在做的，”
　　车维德说，他预计美中关系正走在他所说的“对抗性非常强的轨道上”，至少延续至下个月的美国选举，也许会更长。
　　事实上，这次蓬佩奥访华最令外界关注的一点，也是中美建交几十年来从未出现的情况，即美国国务卿在访华期间没有见到中国ZG领导人。美国之音的消息着重提到这一一点。
　　美国国务卿虽然主管外交，但却是美国政府中除总统外最重要的官员，按照惯例，过去几十年，每次美国国务卿访问北京，中国ZG领导人都会给予接见。蓬佩奥此次没能与中国ZG领导人会晤，被美国媒体解读为，这传递出中国对美国近来在处理两国关系上的做法“强烈不满”的重大信号。
　　这一点中国媒体当然不会报道，也不必报道。从美国媒体来说，它们不会略过，因为这是一个重要信号，媒体观察到，就会将自己的解读告知读者。这是媒体应该做的。而不是相反，将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而刻意隐去一些不希望读者知道的信息。
　　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外长原来想在华盛顿见美国总统，但是因为对方不满而没有见到，中国媒体会在报道中写明吗？依照国人性格，基本不可能。美国之音在报道中说，蓬佩奥本来是希望能见到中国ZG领导人的，但是没能如愿。
　　美国之音和人民日报都是官媒，报道都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这令它们的观点和视角与其他许多媒体有所不同。不过，就报道方式而言，如此次蓬佩奥访华，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反应美国政府立场的同时，依然会照顾到新闻规律本身，相对来说，人民日报的“剪辑”特点过于明显，内容水一些，例如，蓬佩奥此行目的明确，但从人民日报的报道看，中方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而蓬佩奥似乎是来听课的。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一则消息不算什么，并不会对思维方式造成多大影响。可是，如果这样的消息总是出现，读者，特别是有些读者，会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和电影一样，被剪掉的内容往往很关键，失去了这部分内容，人们的正确理解就会受到影响。新闻报道也是如此，如果很多报道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大家得到的信息就不够全面，理解就会产生偏差。加上有些人“补足”这些内容的能力不足，时间久了，就会出现很多气壮、好争论、听上去“真理在手，成竹在胸”的人，让很多明白人看着他们着急。
　　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把东西搞得很水其实并无助于问题的办法。美国人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就像很多人批评特朗普一样，但是，美国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很少回避问题，通常是直面它的存在。因为他们明白，问题不会因为面对它的人往里面“掺水”而消失。

来源时间：2018/10/16 发布时间：201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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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都不放过！美国对非洲发起“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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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2018

作者：见闻君来源：华尔街见闻

　　正当所有人都将注意力放在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任命上时，美国参议院却“低调”一口气通过了一系列非洲法案，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将有三个。
　　但与大法官任命在美国激起了（反映出）巨大裂痕，最终仅以50-48比例的票数在参议院通过不同，美国在对非洲支持问题上却异常团结，最终以93-6的绝对高票数通过。特朗普在接下来几天将“高调”签署法案。
　　美国这次“针对”非洲的经济法案力度空前，美国究竟想干什么！？
　　01　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拥抱”
　　10月3日，在全球目光都聚焦在大法官任命上时，美国国会一口气通过了“拥抱”非洲的法案，其中最重要的当属BUILD：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中文翻译有点蹩脚：更好地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
　　那这个BUILD法案究竟是怎样“拥抱”非洲的呢？
　　首先，法案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将现存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升级”成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OPIC听起来像是一家私人公司，但实际上它却是接受美国预算拨付的“基建魔王”。而OPIC升级而来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预算较OPIC翻番，达600亿美元。
　　此外，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授权范围也较前身OPIC有所扩大：新机构将不受原先OPIC所受到的一系列制约，将拥有“广泛的授权”。此前OPIC被限制只能放贷款，不能进行股权投资，而且项目审核非常严格，务必保证必须有经济效益——在过去40年其盈利帮助美国政府削减了85亿美元的政府赤字。但新“公司”的战略导向从盈利转变成了为美国非洲影响力服务。
　　新法案对新“公司”有非常明确的“要求”：
　　1. 它将增强美国相对于贸易伙伴的全球竞争力；
　　2. 它将支持美国企业在前沿市场寻求机会；
　　3. 它将消除制度上的效率低下，当美国公司进入具有挑战性的新市场时，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将为它们提供更多协助。
　　第一条显然是竞争性的，旨在“跟上”贸易伙伴的步伐；而第二和第三条主要强调对新市场的开发。
　　而对新市场的占据中又包含了两个含义：一个是开发处女地；另一个是转移现有产业链。
　　纵观全球，能称得上是处女地的现在只剩非洲。而OPIC一直以来的“支持”重点也是在非洲。
　　而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成立将为特朗普政府提供宝贵机会，在近期贸易限制和收紧移民政策给企业带来困难的背景下，提高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企业中的声誉，助力中期选举。
　　“升级”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使其成为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是一个明确的“开明自利”之举。原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投资项目已经支持了超过800亿美元的出口并创造了28万个美国就业岗位。除了提高出口和就业外，在特朗普全球开打贸易战试图重塑全球产业链之际，也给美国企业留了条“生路”——“实战中”不可能将所有产业链全部都搬回美国，既然被关税打击的国家已经不能呆，新成立的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将与转移的企业在其他地方共同构建新的产业链结构。
　　参议院正式批准后，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将开始“引导”大批美资开发新大陆。
　　02　“买通”人心组合拳
　　在直接的经济“攻势”之外，美国国会在通过BUILD法案的前6天，重新授权了全球食品安全法案：Global Food Security Act，该法案旨在通过美国政府的支持，向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和饥饿开战，重点照顾怀孕妇女和两岁以前的儿童，满足其最基本的营养需求。而全球的饥饿问题主要集中在非洲，从粮食角度对非洲进行关照，也只有粮食生产过剩的美国可以做到，其他大国很难在这方面与之竞争。
　　在接下来的几周，国会还将再通过第三个关于支持非洲的法案：Women’s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 Act——妇女创业和经济赋能法案。
　　这项法案将进一步拓展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权限”，让其小企业发展项目进一步拓展，对由女性管理和控制的贫困地区中小企业提供特别支持，保护女性的财产权和降低针对女性的暴力等等。
　　从道义上来讲，美国做得确实无可指摘，但如果仔细看里面充满了拓展美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制度设计”。
　　首先，非洲国家多数都是采用名义上的民主选举制。与其他大国在非主要通过与精英阶层“勾兑”不同，美国采取的方式是自下而上，通过聚拢民心来实现“和平演变”。
　　第二，国际开发署即将新获得的“权限”，如保护财产权和降低对女性暴力等等实际上都是主权国家权限，而美国各类打着国际扶贫和和平的国际组织背后都有CIA的踪影。
　　美国的三大法案实际上开启了美国从经济和政治上对非洲的全面竞争。而在历史上被大国竞逐的相对弱小的对象，一般最终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走向代理人混战、另一个是选边站后获取经济繁荣。

来源时间：2018/10/15 发布时间：201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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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伟：美国对华失去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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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2018

作者：来源：文汇报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指责中国干涉美国选举之后，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在智库演讲时也指责中国干涉美国中期选举，并强调中国希望换一位美国总统。此举在美国舆论和社会引起大哗，他们以嘲讽的口吻强调，中国是否干涉美国中期选举不知道，但是美国人的确想换一位总统。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10月3日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试图破坏或改变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中国也不会背这个锅，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出，（美方）“纯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鹰派需要打压中国新借口
　　美国总统和副总统一再指责中国干涉美国中期选举，已经变成了政治策略。当然，也意味着白宫对中美关系的地位失去理性思考。
　　美国是全球超级大国，很多国家不喜欢美国，不喜欢特朗普总统的人更多。但是，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干涉美国内政。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选举干涉是常事，从伊朗到俄罗斯，只要美国不喜欢，选前选中对反对派不吝支持，若反对派败选则指责选举不公。至于武力干涉，美国也在全球留下了诸多“模板”，无论是以反恐名义进行的战争，还是以民主自由为借口的政权颠覆，美国都是手到擒来。因此，指责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已经成为了美国政治的一大笑谈。若再指责中国干涉美国中期选举，美国政治真成了脆弱的玻璃屋。不仅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不相信，稍有思考的人都不会相信。
　　但是特朗普和他的鹰派团队需要一个打压中国的借口，尤其是在中期选举的关键时刻。
　　一方面，面对美国贸易摩擦上的逐步加码和全面开火，中国没有像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墨西哥等选择屈服，特朗普的极限施压策略，在中国完全失效。因此特朗普需要对中国施加更大更强的压力，故在台湾军售、南海巡游以及印太战略上开始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与施压。
　　另一方面，美国在外交上也频繁制造小摩擦，如无端指责中国叫停第二轮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
　　当然，无论中美贸易战升级，还是在台湾南海等西太区域的地缘政治博弈，以及中美两军暂时中止的双边会晤，凸显中美关系到了危险的拐点。而这正是特朗普政府所要的结果，因为美国需要一个重量级的敌人。由于美国建制派将俄罗斯看成制衡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武器，中国就成为特朗普反制建制派和执行美国优先的政治标本。
　　诬蔑中国干涉选举成选战策略
　　迄今为止，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策略还是“成功”的。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对美贸易的不公、偷窃美国知识产权等在美国社会各界引起了共鸣，除了和中国贸易密切的美国商界，美国舆论界和政界的知华派基本上消音。这也意味着，中国实力的提升带给美国社会集体有意识的恐惧和焦虑。因此无论是共和党的特朗普执政，还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在位，都会对中国进行遏制。只是，对华博弈的手段有差异，对华遏制的方式存在差别。特朗普指责中国干涉美国选举，手段看似弱智，但是很能激发起美国右翼选民的反华情绪，遏制对华理性声音。
　　由于美国建制派炒作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已成制衡特朗普的大杀器，客观上也造成了美国人对外国干涉美国选举的忌惮。因此，指责中国干涉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团队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一是这是逼迫中国在贸易上向美国屈服，通过莫须有的栽赃实现对华贸易战的目标。二是转移视线，让美国人从“通俄门”丑闻转向反华这边，特朗普通过指责中国干涉美国中期选举为自己解套。三是为自己拉抬选情，彭斯都说出中国要换美国总统的话了，白宫利用中国吸引选票的目的可见一斑。
　　从美国掀起的全球贸易摩擦到中美贸易战，美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集体有意识焦虑。这种焦虑让共和党和建制派通过非理性的“通俄门”打击特朗普，白宫则集中火力和中国博弈。贸易战不奏效，台湾牌和南海牌效果也不明显，将中国诬蔑为干涉美国中期选举者，就成为特朗普打击中国、转移“通俄门”视线和拉抬选情的手段。
　　然而，指责中国干涉美国选举是把双刃剑，这也许会在美国激发其一部分反华民意，但对大多数人不会相信白宫的指责。因此，失去理性思考的特朗普政府，既不会让中国屈服，也未必一定能够赢得中期选举。

来源时间：2018/10/15 发布时间：201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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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不是美国赐予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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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2018

作者：来源：《光明日报》

　　日前，台湾主持人黄智贤一篇回应美国领导人的文章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反响。文章列举了美国领导人指责中国的种种不符合历史常识、事实逻辑之处，有理有据，收获了大量网民的点赞。今日，本报特约国内中美问题专家，解读相关历史。
　　1

认识中美关系的历史需要实事求是

朱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美国曾经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二战期间，中美两国是伟大的战时同盟，曾在反抗和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中共同战斗。但美国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并非像美国副总统彭斯所说的，只是一味的“救护者”。19世纪后期中国劳工对美国西部开发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却遭受了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的欺辱。美国参加了八国联军，也曾获得了当时中国政府被迫赔偿的“庚子赔款”中的7.75%。这部分钱部分用于接受中国留学生和在中国兴建西式学校，但并非彭斯所说的都返还给了中国。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虽然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行动，但直到1941年5月之前依然保持对日正常贸易关系和石油运输。只是美国日益意识到日本在东亚的侵略扩张野心威胁到了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和商业利益，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对才不断走向强硬。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美国本土遭到日本袭击，美国对日宣战，才最终促成了中美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拉纳·米特（RanaMitter）在他出版的《被遗忘的盟国：1937—1945年中国的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曾充满感情地回顾：中国军民英勇的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行动，打响了二战世界自由国家阵营抵抗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的第一枪。而当时的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并没有同步和中国一起向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开战。中国人恩怨分明。近现代历史上美国对中国的帮助和扶持我们不会忘却，但彭斯同样不能因为曾经帮过中国而“高高在上”。中美关系的历史，我们同样需要厘清事实、实事求是。
　　2

中美并非受惠者与施惠者关系

陈定定（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

　　美国副总统彭斯4日在长篇演说中对中国进行了全面抨击，充分暴露了美国的“选举焦虑症”和“对华焦虑症”。正如台湾地区女主持人黄智贤所言，美国基于渴望掌控全球霸权，对中国的富强，有负面的想象。事实上，中美关系并非是施惠者与受惠者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得益于外部环境与自身改革的双重因素，并非来自某一个国家的馈赠。对于中美关系施惠与受惠的认知所导向的亏欠与回报思维，将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健康因素。事实上，细究后就会发现，此类观点不但混淆视听，还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很危险。该观点的首要问题是不符合美中关系史。这听起来无异于美国将“现代化”当作礼物送给中国。这种观点大错特错。这不仅忽视美国经济本身从中国出口获益的现实，而且完全淡化中国自己的作为。抱怨中国未能像美国希望的那样发展，将无助于加强美中关系。如今，美国是时候接受一个不同且强大的中国，无论这将令美国如何不舒服。继续透过意识形态的棱镜看待中国，将不利于中美关系和世界的发展。
　　3

“庚款兴学”目的是向中国输出美国价值观

冯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资助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以及开办作为留美预科学校的清华学堂，这一段历史常常被人误解。一些中国人天真地认为，美国出钱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深造是出于“善举”，是为了促进中国科技水平和教育水平的进步。但是，历史的真相却并非如此。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把中国学生的留学潮流引向美国……美国一定能够使用最有效和最巧妙的方法，亦即通过对中国领袖们在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控制，将中国的发展掌握在我们手中。”这表明，美国人的“庚款兴学”的目的是为了向中国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培养中国各个领域的亲美领袖人物，并且弥补1904年生效的“永久性排华法案”对中国人民的严重伤害，进而希望重新塑造中国人眼中具有道义感的美国形象。因此，清华学堂的设立恰恰不是中美两国那段时期友好关系的历史象征，而是美国与其他列强沆瀣一气对中国掠夺的见证。
　　4

不要将庚子赔款助学神化

孙兴杰（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要求中国赔偿“受害国”4.5亿两白银的损失，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达到10亿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美国也是“八国联军”的一员，虽然1899年的时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就提出了“门户开放”的照会，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维护中国主权，而是要在中国利益均沾，在“庚子赔款”中，美国就拿到了相当大的一块蛋糕，达到3294万两白银，超过美国所声称的“损失”的两倍。
　　1904年美国国会将“排华法案”无限延期，中国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希望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通过“退还”庚子赔款的方式来挽回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平息中国的怒火。1907年中国驻美公使提议美国政府核减赔款额，后来美国政府也认为索取的赔款过多，1908年美国国会同意退还多余的“赔款”，以教育基金的方式分期还给中国。为什么要将退款变成教育基金呢？原因就在于通过教育来赢得中国的下一代，这也是美国的传教士、教育家们的主意。在中国一直传教的明恩薄就认为，退还赔款用于中国学生的教育能够帮助美国在未来中国占据非常有利的统治地位。
　　5

中国最危急时刻，美依然供日战略物资

李庆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所谓返还庚子赔款为中国办教育，本来是美国从列强掠夺中分了一杯羹，伪善地拿出一小部分做慈善，并不是像他们说的，全部反哺中国教育。燕京大学学生张大中说，美国“在中国办大学比派军舰重要”。美国使用庚子赔款在华办教育，本来是拿中国人的钱给自己做一本万利的生意。二战日本侵华之初，中国孤立无援，美国并没有伸以援手。即使到了中国最危急的时刻，美国依然供应日本战略物资。据陶行知日记，1937年至1941年间，真正给国民党援助最大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从1931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美国提供了日战略物资的54.4%！如果不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发动战争所用的战略物资如废金属、石油和橡胶等的供应还将持续下去，大谈美国对华有恩的论调经不起推敲。由此，美国副总统彭斯所谓的对华恩惠，可谓天下奇谈。
　　6

二战美国援华是出于太平洋战局考虑

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

　　二战前，日本侵华战争最早可以追溯到1931年的“9·18事变”，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基本上是孤军奋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持非常有限。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美国，虽然美国坚持不承认主义，但最初并未给予中国太多的物质援助来对抗日本。虽然美国也意识到日本在东亚的扩张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不过当时美国并未下定决心要和日本开战，其原因主要源自美国国内政治的约束。受世界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思潮影响，美国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忙于处理国内事务，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援助请求基本拒绝，而与此同时，美国与日本之间依然保持着大规模的贸易，甚至连战略物资石油都没有进行太多的限制。直到1940年以后，美国出于太平洋战区的局势考虑，才开始给予中国一些军事援助。珍珠港事件以后，美日正式交战，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不断增多，此时增强中国的实力有助于消耗日本实力，才使得中美在二战之间能够更好地并肩作战。
　　7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偏袒日本由来已久

王鹏（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后来在甲午战争之后为日本所霸占。二战后，钓鱼岛本应根据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随着台湾一起归还于中国，可当时的美国却以占领者之姿态，窃取了钓鱼岛的管理权。尤其是1971年美国擅自把钓鱼岛管辖权划归日本，使得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成为中日两国之间争执不下的困局。
　　美国在钓鱼岛争议中偏袒日本可谓由来已久。早在甲午战争前、中、后期，当时美国政府就偏袒日本，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华（清朝）的侵略战争。
　　二战后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则无视史实，重要决策大多建立在知识性错误基础之上。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主要从地缘政治与权力均衡角度考虑本国战略利益；美国至今仍把黄尾屿和赤尾屿作为射击靶场而不肯撒手；日美之间的相互利用也不容忽视。譬如，2010年以来，美国虽然没有改变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原有立场，但实际上更加偏袒日本。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在2014年4月首次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这使得日本一些势力在钓鱼岛问题上更为有恃无恐。同年4月，日本政府开始在与那国岛建立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设施。2015年4月奥巴马总统再度做出同样表态后，11月日本防卫省又决定在距钓鱼岛最近的石垣岛部署500名陆上自卫队员。此举实现冲绳西南岛屿的要塞化和东海的军事化，目标便是中国。特朗普上台后加强美日同盟，甚至公开对日本政要渲染所谓“中国军力增长对日本的威胁”，并以此作为向日本推销美国军火的主要理由、说辞。
　　8

美国埋下钓鱼岛问题祸根

　　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简称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在日本所谓“发现”而实则是“窃取”之前，中国已对钓鱼岛实施了长达数百年的管辖。
　　中日钓鱼岛主权归属争端，源于19世纪末日本对外扩张。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秘密将钓鱼岛“编入”版图。这严重违背国际法领土取得的相关规则，是侵占中国领土的非法行为，不具有国际法效力。通过《马关条约》，钓鱼岛作为台湾岛的附属岛屿一同“割让”给日本。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根据先前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规定，钓鱼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应与台湾一并归还中国。但是，1952年以后，美国擅自扩大所谓“托管”范围，非法将钓鱼岛纳入其中。1972年，美国将钓鱼岛“施政权”“归还”日本。美日私相授受的行为，不能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到，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不惜在中日之间埋下钓鱼岛问题的祸根。

来源时间：2018/10/15 发布时间：201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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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的本质与前瞻，中美会脱钩并冷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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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2018

作者：何伟文来源：大国策智库

一、回顾、前景和影响估计

　　（一）回顾之一：发生了什么？
　　史上最大贸易战与2018年7月6日爆发。
　　第一步：7月6日美东时间0：01（北京时间12：01），美国对华340亿美元（818种）输美产品征收25%关税付诸实施。同日北京时间12：01（美东时间0：01），中国对美340亿美元对华出口产品反制关税25%生效。
　　简要背景是：6月15日，特朗普批准对中国1102种、价值500亿美元的对美出口产品征收25%关税。其中第一组，818种，340亿美元产品关税，自2018年7月6日起征收；
　　第二组，284种，160亿美元产品清单进行公示，关税实施日期待定。
　　两小时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发表谈话，表示将按同等力度、同等税率进行反制。
　　四小时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对美659项约500亿美元产品征收25%的关税。
　　其中对545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约6日期征收；其余商品加征关税时间另行公告。
　　6月18日，特朗普再次发表声明，
　　——指示USTR提出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清单，施加10%的关税；
　　——并扬言：如中国再反制，便对第二个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实施10%的关税。
　　6月19日北京时间9：40(华盛顿时间6月18日21：40），商务部发言人再次发表谈话：
　　第一，美方是“极限施压和讹诈”，
　　第二，“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的反制。
　　第二步：8月23日，中美副部级磋商在华盛顿举行，没有达成实质性成果。当天，USTR宣布对16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25%关税生效；同日，中国对美国160亿美元产品加征25%生效。
　　同日，USTR开始就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征收25%关税举行听证会。
　　8月27日，特朗普就美墨贸易协议发表谈话，声称：“现在不是（与中国）谈判的合适时机。”
　　与此同时，特朗普实施迂回包抄：
　　7月25日，与欧盟委员会发布联合声明，朝向美欧自贸协定努力；
　　8月3日，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同时签署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FIRRMA)，在很大程度上针对中国。
　　8月27日，与墨西哥达成就修改NAFTA进行谈判的协议。
　　库德洛8月3日扬言，中国“最好不要低估了总统。他将保持强硬。”
　　第三步：9月17日，特朗普宣布批准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征收10%的关税，从9月24日美东时间零时（北京时间中午12：00）实施；并从2019年1月1日起调高到25%；并声称，如果中国实行反制，则再对中国267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
　　9月24日北京时间12：01（美东时间0：01），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对美国600亿美元产品征收5-10%不等的关税。

中美双方初期终止减税范围与征税领域

　　（二）回顾之二：特朗普没有出尔反尔
　　可以把前述过程大致梳理为八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是打（3月22-5月2日）：
　　3月22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授权贸易代表依据对华301调查对中国500亿美元输美产品征收25%关税，4月3日（北京时间4月4日凌晨），美国贸易代表署公布对从中国进口约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关税的1330多种产品公示清单。
　　北京时间4日下午，即不到24小时后，中国政府立即公布了对来自美国进口的约值500亿美元的108项产品征收25%关税的清单，同等规模，同等力度。
　　同时将美国301调查和单方征税向WTO起诉。
　　第二个回合是谈（5月3-18日）：
　　8日，特朗普一改口气，发推特称，不管两国在贸易争端上发生什么事，他和习主席永远是朋友。
　　10日，习主席在博鳌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向世界宣布中国将从四个方面扩大开放。
　　12日，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有关关税的讲话带来了美中两个彼此不加征关税的可能性，甚至可能降低关税。
　　并称，如果中国愿意向更多美国产品开放市场，美国可能避免贸易战。
　　（1）第一轮：5月3-4日，中美高层贸易磋商在北京举行。
　　中方：刘鹤率领；
　　美方：姆努钦率领（包括莱特希泽、罗斯、库德洛、纳瓦罗、布兰斯塔德）。
　　进行了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1.双方均认为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十分重要，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解决有关经贸问题。
　　2.双方就扩大美国对中国出口、双边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在有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
　　3.双方认识到，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需要继续加紧工作，取得更多进展。
　　4.双方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并建立相应工作机制。
　　美方漫天要价：
　　1.未来24个月内共减少对美贸易顺差2000亿美元。
　　2.停止对“所谓”中国制造2025计划10个领域先进制造业的补贴。
　　3.接受美方可以限制中国制造2025项下工业产品的进口。
　　4.采取“立刻、可验证的步骤”停止对美商业网络的网络盗窃。
　　5.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6.接受美方对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不予报复。
　　7.关税降低到美国关税水平，非关键部门平均税率为3.5%。
　　8.服务业和农业对美国竞争开放。
　　双方每季度碰头一次，检查进度。
　　从中可以看出，美方谈判目的和打贸易战的目的没有区别。难怪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普拉萨德说：“这个清单读起来像是投降条件。”
　　（2）第二轮：5月16-18日，华盛顿，中方刘鹤带队，美方姆努钦领衔。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取得多项成果。给人感觉是关税不会有了，贸易战已经避免。但仅仅两天后，即5月20日，姆努钦和莱特希泽均表示：关税措施只是推迟，没有取消。即美方没有说不打贸易战。
　　第三个回合又是打。
　　5月29日，白宫发表声明宣布，6月15日将公布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清单，并很快实施。6月30日起将对中国采取其他投资和产品限制措施。
　　第四个回合（6月2-3日）又是谈。
　　罗斯率团来华。双方就中国扩大从美进口进行了积极磋商。但中方有言在先：如果美方实施关税和其他限制，所有成果将“一风吹。”
　　第五个回合（6月15日起）还是打。
　　白宫宣布对华500亿美元产品征税25%从7月6日起实施。
　　第六七个回合是打和谈同日进行。
　　8月23日，中美副部级磋商在华盛顿举行，同日USTR宣布对中国160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即日实施，并启动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的听证会。
　　第八个回合还是打，虽然发出谈判邀请。
　　姆努钦发出谈判邀请后，白宫即于9月17日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自9月24日实施。
　　梳理一下这个轨迹，我们能够看出什么吗？很明显，可以清楚看出三点：
　　第一，打和谈，都是手段，不是目的。
　　第二，无论打和谈，目的都是一个，即美国第一，中国按照美国利益做出让步；-取消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政策和国家补贴；大幅度减少对美贸易顺差；保护美国技术优势；中国必须按照美国规则从事中美经贸。
　　第三，他的具体策略是：先扬言打，把大棒做大；然后在大棒下与你谈，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中国不接受美方条件，就打。
　　所以，打是美国贸易政策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谈则是桌边的贸易战。二者都是同一贸易政策的不同工具，并无本质区别。特朗普政府交替使用两手，两手都很硬；变化的是策略，不变的是政策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没有反复无常。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谈判就万事大吉，打就大祸临头。
　　（三）下一步的基本态势
　　估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特朗普政府仍将保持策略的“两个不变”，即：第一，抛开多边贸易体制，无视WTO规则，采取单边行动不会变，仅做策略微调；第二，从战略高度遏制“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总方针不会变。也将保持“两个特点”：第一，“数量型加质量型”极限施压，技术和投资限制大面积付诸实施；第二，“单边加包抄”：在继续对我采取单边行动时，更多采取对我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如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分化拉拢，企图构筑“联合阵线”。此外，还有两个可能策略，即打和谈两手准备。谈，即不时发出谈判信息，把贸易战爆发的责任推给中国的反制，并在世界上和美国国内争取舆论。打，则是关税措施升级、其他限制陆续出台，形成高压。在高压下迫使我接受或基本接受美方条件，以战迫降。
　　对中国来说，打还是谈，也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维护世贸组织和世贸规则的权威地位；维护中国发展的权利，这两大原则不可动摇。以世贸规则为标准，要求美国承认WTO规则，放弃301调查，停止单边关税、停止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全面打压，并要求双方在WTO规则体系框架内，以相关规则为依据，对技术转让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平等谈判。因此，中美贸易摩擦，面临复杂、艰难的前景。
　　（四）前景估计
　　根据上述我们可以预测到三种前景的可能：1.开始谈判，并迅速达成协议。但这已被证明没有实现。2.贸易战全面爆发，加征关税已经达到美方对我2500亿美元，我对美方1100亿美元。美方会否再追加2670亿美元，并扩大到科技、投资、金融、服务领域。这一可能性在增大，我们应做好备案。3.打打谈谈，直至最终达成协议。这种前景的最终可能性最大，但这个过程很可能持续到明年，会花些时间，也会有一定规模的损失。判断的依据是：第一，中美两国分歧非常大，利益相差很大，这决定了不可能迅速达成协议，除非中方大幅度妥协；第二，相对而言，美方误判中方撑不住，自信能够通过贸易战压服对方，所以不排除贸易战会继续升级，直至全面贸易战发生；第三，大约一年后，美国将发现贸易战未必对它有利，需要改变和达成某种协议。
　　（五）影响估计
　　那么，中美贸易摩擦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目前来看还不明显，大致在今年底，明年一季度开始显现，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第一，对外贸出口的影响。据陈德铭部长此前对上海、苏州外贸企业的抽样调查，如果美方对500亿中国产品实施25%关税：2019年被调查企业出口可能下降5%。企业在近期可以尝试与美方买家（零售商)沟通，能否适当涨价，并寄希望于人民币适当贬值；中期则将生产向境外转移（台湾、东南亚）；从长期来看就是彻底转出去到美、越、马等地。
　　第二，对“中国制造2025”和产业安全也会产生影响。芯片和其他相关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生物医药发展可能遇到较多困难（不是根本性困难）。同时，网络安全和金融安全可能受到威胁。
　　第三，因产业链被破坏的连锁反应，中美两国也会产生经济损失。中美两国的产业链非常完整，特别是计算机和电子领域，许多中间品来自日本、韩国等。中国除GDP增长率可能减少0.1-0.3个百分点之外，就业、财政收入、股市以及相关产业和代表性企业股价也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就业。对美国则是关系到210万人的就业，也对农业（尤其大豆）、钢铁制品、汽车、飞机、信息通信技术、仓储、物流、零售、消费等行业也存在影响。
　　第四，对全球供应链相关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欧洲、东南亚国家会产生较大影响，以及对世界经济贸易、金融市场也有一定影响。
　　还有一种极端估计：贸易战如果大打，中美GDP累计会减少3个百分点；欧盟减少4个百分点；加拿大、韩国等将会减少10个百分点，可谓“世界正处在柏林墙倒塌以来最危急的状态。”

二、 本质和根源

　　（一）本质
　　中国为何做出强硬回应？难道不怕损失吗？这不是贸易限制的问题，而是关乎世贸规则还有没有用，多边贸易体制还能不能维护。更关乎中国有没有权利发展新兴和高技术产业，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这一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战略。我们必须坚持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世贸规则不可侵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行301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单边关税，完全无视世贸基本规则。美韩之间已有先例，韩国妥协了，世贸规则已遭破坏。如果中国政府也委曲求全，那WTO就没用了。当前美国挑起的这场单边保护主义行动，是一场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全球化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严重斗争。它关系到全球化和世界自由贸易规则体系的未来。特朗普已经扬言要退出WTO，如果这时中国政府不挺身而出，坚决反对美国301调查和单边关税，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关进WTO笼子里，全力挽救多边贸易机制，中国就不能算负责任的大国。
　　第二个原则是中国发展权利和正当利益不容侵犯。301调查是覆盖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领域，不是产品贸易领域。通过观察美国贸易代表署公布的立即对中国818项产品征税25%的清单，可以发现这同覆盖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领域的301调查没有多大关系，而是瞄准“中国制造2025”十大领域。特朗普对华关税瞄准的是战略，是不允许中国再新兴产业上超过美国。更重要的是，这种被赶超不是发生在美英同类国家之间，而是在美国和刚刚被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定位为战略对手的中国之间。因此，这是一个发展与压制发展的战略斗争，远远超过了贸易范围。对此，中国政府必须坚决反对，有力反制，才能捍卫自己的发展权，捍卫自己合法的技术和产业发展。

“中国制造2025”重点内容

　　（二）根源
　　说到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次根源，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
　　1.国内政治根源：中选临近，特朗普必须对选民有突出回馈。中选临近，他越是反对多边规则，越是单边限制，越是到处打压顺差国，并在此基础上大肆忽悠民众，越能获得选民支持。中国是最大、最好的靶子，这就是国内政治绑架贸易政策。
　　2.战略根源：定位中国为战略对手。美国贸易政策五大支柱第一个：国家安全。其中一个突出点是中俄为战略对手。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入世以来，并未如美国当初所愿，成为它们一样的“民主国家”，相反成为共产党强大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大国。而中国制造2025计划，将推动中国在高技术和高端产业上成为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
　　3.历史根源：80年代的过时经验。特朗普被称为“80年代的囚徒”（prisonerofthe1980’s)，现在，作为总统的特朗普仍在奉行他作为80年代房地产商时的做法，认为“中国卖给我们消费品，拿走我们的钱，我们输了”。
　　4.理论根源：过时的19世纪重商主义+贸易逆差—失业—贫富差距伪理论：特朗普及其贸易团队全面反对多边主义，向众多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强征单边关税的理论基础是贸易平衡论，即凡是美国有逆差，即为贸易不公平。而美国有逆差，意味着美国工厂关闭、工人失业、收入下降、贫富差距扩大。所以要美国第一，其他国家服从美国利益。这完全是伪理论。必须颠覆，否则贻害无穷。
　　实际上，据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过去18个月来美国贸易逆差累计增加了858.76亿美元。至此，特朗普进入白宫前一再承诺、进入白宫以来一再奋斗的削减逆差努力迄今完全失败。逆差不仅没有削减，反而把奥巴马任期八年减少的794.05亿美元贸易逆差全部抹平。
　　逆差为何产生？首先，逆差扩大是经济强劲、进口增长加快的必然结果。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逆差扩大或缩小的轨迹显示，它与工业生产即经济好坏正相关。因此，要想逆差减下来，美国需要出现经济衰退；其次，贸易逆差无关“不公平贸易”，进出口是商品与货币的跨国交换。出口方交付商品，进口方支付货币，二者等值。
　　第三，逆差扩大并未造成就业下降。据美国劳工部统计，2018年上半年美国虽然贸易逆差扩大，但无论制造业就业总数，还是逆差扩大较多的产品大类，就业都不降反增。贸易逆差折年率接近历史最高点，但失业率却降到3.8%，为20年来最低点。逆差扩大得较多的大类中，化工逆差扩大115.06亿美元，计算机及电子逆差扩大83.24亿美元，机械逆差扩大56.38亿美元，汽车及零部件逆差扩大14.96亿美元。2018年7月与去年同期比较，化工就业增加7900人，计算机及电子、机械和汽车及零部件就业分别增加2.99万、4.44万和4.08万。特朗普政府虽然实施了钢铝税，但上半年钢铁贸易逆差仍然从去年同期的92.31亿美元扩大到108.22亿美元，扩大15.91亿美元。不过就业并没有因此减少，相反7月份同比增加了5200人。可见，钢铝税是多余的。
　　稍微前推一点，也可看出相同结果。
　　2017年全年贸易逆差增加594.78亿美元，2018年3月制造业就业人数则同比增加23.2万，达到1263万。在逆差最大的六大类产品计算机及电子、运输设备、油气、服装、电气设备与电器、及机械中，除服装贸易逆差略降3.35亿美元外，其他五大类逆差都是增加的，分别增加218.24亿、90.88亿、121.28亿、66.36亿和84.17亿美元。有趣的是，除了服装外，这五大类就业都是增加的，分别增加2.2万、1.85万、0.52万、1.57万和3.78万。恰好服装部门就业减少了6200人。因此，事实证明的恰好与特朗普的声称相反，就业减少与逆差增加并无相关，倒是与逆差减少呈现正相关。
　　第四，就业相对减少的原因是技术进步，不是国际贸易。第五，中产阶级实际收入下降的原因是金融资本的贪婪和政府政策缺失，也不是国际贸易。2009至2013年，全美个人收入增长量的85.1%进入了最富的1%家庭。2013年，1%的家庭占有全美全部个人收入的20.1%。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表明占有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依靠资本运作收入的群体比依靠劳动收入的群体收入增长快得多，这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建立在这种反科学的“理论”基础上的贸易政策体系，显然是反科学的。因此，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驳斥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体系。
　　5.政策纲领根源：《致命中国》和《中国经济侵略》，该报告将301调查和国会经济与安全委员会报告结合起来，加以扩充，并上升到战略高度。把许多国际贸易正常做法说成侵略；把知识产权的个案问题系统化；其中许多是援引其他报告，缺乏第一手确凿证据。这一系统阐述，是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体系的基本依据，危害非常大。
　　因此，我们分析美方挑起对华贸易战，不应简单地归结为特朗普个人的商人性格，那是肤浅的。应该努力分析问题的本质和根源。

三、不正确观点种种

　　（一）替特朗普说话
　　认为是中国第一，强制技术转让；第二，不遵守WTO规则；第三，中国搭了WTO快车，现在应该向美国交点“车费”。事实上，第一，技术转让是否存在政府的强制，还没有看到事实证据。如果有，应该是个案，局部问题。中国在开放中虽然存在问题，但双方可以在事实确凿的基础上，依据WTO相关规则，通过谈判解决。第二，是否遵守WTO规则，由WTO说了算，不是那个成员说了算。一个基本衡量数据是WTO争端解决机制里谁当被告最多。2018年1-8月，WTO共立案31个，其中美国为被告19个，占61.3%，不遵守贸易规则的是美国。第三，美国不是WTO的输家。数据显示，2002-2017年，美国无论对全球，还是对加拿大、墨西哥或中国，出口累计增速都超过了进口增速。
　　（二）空洞乐观
　　如搞好与特朗普关系；认为特朗普就是商人，做交易即可之类，这是一种“土豪”思维，起不到什么作用。还有人认为中美一定会合作，但缺乏有效对策。
　　（三）顺着特朗普论调买买买
　　认为购买美国几百亿的商品，就可以避免贸易战。对此我们必须明确：贸易不平衡只是特朗普的“政治正确”，不是根本目的。无论是2017年百日计划、全面经济对话还是特朗普访华时2530亿大单，都没有改变特朗普政府301调查、钢铝税、对华关税和投资贸易打压的时间表。这个问题必须再探讨。
　　（四）认为中美应该大打贸易战
　　毫无根据地认为贸易战越激烈，对美国越不利，对中国越有利，并且幻想通过贸易战实现中国的崛起。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想法。
　　（五）中国撑不住了
　　这是特朗普的误判，不应该是我们的误判。对此解释如下：
　　1.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说法是严重误导。我国即便在GDP两位数增长的年代，出口对GDP贡献度不超过2个百分点。
　　2.美国无法把中国“打回新石器时代”。第一，中国制造业仍然明显落后的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元器件，除芯片外，主要进口并非来自美国。第二，实际上美国高技术和制造业跨国公司业对中国市场依赖相当大。

四、对策建议

　　总的估计是贸易斗争趋于激烈，全面贸易战难以避免，但最终谈判达成协议仍有可能。总方针上，打和谈，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总战略上，但战略上我们藐视它，因为深信最终美方无法成功。但战术上不可以忽视，要精心运作，不只准备现在，要做好中期准备。总原则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要有理有利有节。总策略上，既斗争又合作，以斗争求和合作则合作存，以退让求合作则合作亡。以斗争维护合作，以合作支持斗争。因为我们还有很大的合作的一面，斗争要硬，毫不客气。
　　谈判也要硬，不能以301调查为基础，只能以WTO规则为基础，停止要求单边关税，停止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全面打压，这是我的谈判前提。我方认为没有关税就可以谈，美国则相反，如果中国不报复就可以谈。谈判的基础必须是世贸规则，双方在WTO规则体系框架内，以其相关规则为依据，对技术转让即其他相关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平等谈判。谈判的方略，美提出清单，我也提出对等清单。我们要注意，谈判的对手主要对手是莱特希泽，不是姆努钦；不要老是琢磨特朗普贸易团队的内部矛盾，并寄希望于“鸽派”上位；这个团队是一个整体，老板是总统。
　　我们要学会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并尽可能争取更多成员维护世贸原则，反对美国单边行动。适当调整与欧盟经贸关系，争取欧盟明确支持世贸规则。一边诉，一边反制。
　　还有就是善用同盟军，一方面我们要联合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单边关税的贸易组织、协会，特别是零售商协会、半导体协会、美国商会、美中贸委会、中国美国商会等。因为特朗普关税的受害者是它们。我们要坚信这一点，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实施关税是一把双刃剑，既打了中国，也打了美国自己。第二个是美国在华跨国公司，这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们要耐心听取他们对我投资环境、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审批不透明、公平竞争等的实际诉求，迅速抓好几个典型（正面、负面），立即大规模宣传。另外我国媒体对美国国内商界和民众反对特朗普关税措施的报道和评论相当片面。换言之，美国相当大的舆论是，反对特朗普的关税措施，但赞成特朗普对华贸易行动的宗旨。在美国，话语权在特朗普手里。我们需要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宣传方式，通过美国和西方其他主流媒体，用实实在在的事实和例子，说明中美贸易本来并没有影响美国老百姓，是特朗普无理挑事；说明这次中方是被迫反制，只要特朗普取消关税，中方关税自然不实行。
　　同时我们要眼睛向下，走向草根，抓好合作。面向美国广大州、县、市，广大企业，一如既往推进贸易、投资合作。不要等待。以加州为例，其2017年对华贸易达到1750亿美元，并且州长布朗5月3日斥责特朗普打贸易战“愚蠢”。最近加州众议院全票通过决议，要求联邦政府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我们要知道加州不受华盛顿政治左右，加州有自己的政治。历史不是华盛顿创造的。中美互补的客观经济规律，任何一个政治家也无法颠覆。中国对美投资将经历一段低潮。美国对华投资势头可能基本维持。中美建交近40年，政治、经贸摩擦始终未断，双边贸易额却增长了240倍，为人类文明史以来所仅见。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

战略格局前瞻

　　中美会脱钩并冷战吗？中国会不会被世界贸易边缘化？
　　首先，中美会科技脱钩、经济脱钩，走向冷战吗？脱钩的前景可以基本排除。因为经济规律不是政策能够改变的。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均已深深融入全球产业链，例如半导体和信息通信、航空器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特朗普政府关于中美科技、经贸脱钩的威胁、战略和政策，都仅仅是上层建筑，不是经济规律，是反全球化的思想和政府强力，却不是全球化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全球化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扩大而产生和发展，本身是一种经济规律。所有政治行动、政党主张、政治人物竞选纲领、所有的贸易安排和对它们的立场，都是上层建筑。它们只是前者的反映，反作用于前者，但不可能决定前者。相反，最终必须服从前者。科技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技政策是有国界的。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说过：“任何伟大的王者都无法改变大海中的洋流”，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改变不了的。而且我们看这不是理论上的乐观，有实际依据。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载体是跨国公司。它们是世界先进技术的研发、应用、生产、销售的主力。2018年财富500强，总计销售额30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37%。但这个不可比，仅仅是个参数。其中美国126家，中国120家。跨国公司都是全球布局，并日益成为全球公司，无法用国界阻断，并且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并非美国垄断。中国已经是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与苏联经互会时期完全建立在不同的全球基础上。将中美科技、投资、贸易“脱钩”，只是特朗普团队的企图和战略，本身是对抗客观经济规律的，不会成功的。但错误的上层建筑会阻碍、干扰经济基础，我们会付出时间、经济和社会的代价。
　　中国会被世界贸易边缘化吗？这需要设定课题，深入研究。但从目前和中短期看，可以排除。
　　第一个热点是美欧何时能够建立自贸区？我认为眼下美欧声称要谈自贸协定只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愿景，旨在稳住美欧贸易关系。如果启动并最终达成协议，需要经过数年艰苦的谈判。目前看来这一前景相当渺茫，现在有三个问题。第一，容克仅是欧盟28国（英国尚未办完脱欧手续）的管家，不是老板。老板是28个成员国政府。欧盟是以一致通过为议事规则，只要有一个国家反对就容易泡汤。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表示反对。第二，即便启动，也只是2013年美欧谈判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TTIP）的简装版。TTIP尽管美欧领导人不遗余力，仍因分歧太大，无疾而终。特朗普当美国总统阻碍就更大了。因为特朗普要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美国第一。从理念上说，它与自由贸易是相反的。第三，只要美欧协定不包括农业和服务业，美国国会就基本无批准可能。
　　美加墨最近达成新的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USMCA）。但美国国会有可能不批准。为什么？因为国会说的很清楚，不会批准超过NAFTA框架下的条款，就是说必须是符合NAFTA精神的。新的协定去掉了FTA，即不再是自贸协定，而是有许多政府限制（关税、配额、零部件比例，生产工资标准比例等）。即便新的协定，其世界意义与过去也无重大区别。
　　美日欧自贸区即便建立，会取代世贸组织吗？不会。美欧日相互贸易只覆盖世界贸易一小部分，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都不大。它们占比小的根本原因是美欧日没有覆盖全球供应链的全部。它们都占据商品生产高端，属于水平分工和水平竞争，缺乏原材料和中间品的生产，也缺少组装。这部分多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因此需要大量与后者进行贸易。美欧日加与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一起，才能构成全球供应链。这也是为什么美日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贸易额，往往大于它们之间的双边贸易额的缘故。因此，即便美欧、美日历经数年终于达成某种程度的自贸协定，加上欧日自贸协定，也只是美欧、美日和欧日三个跨区域或双边协定，或世界数百个区域及双边贸易协定中的三个，远远不是世界贸易安排的全部。它们要制定规则，也只是局部规则，或多边贸易规则的补充。相反，它们已经并将必须继续和大批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签署自贸安排。因此，规范全球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的只能是多边贸易机制；多边贸易机制只能是以目前已有164个经济体的世贸组织为中心。世贸组织当然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改革，但无法被取代。任何夸大美欧日贸易安排和否定世贸组织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在我们的对外经济战略考虑中，全球对外经济贸易伙伴格局的排序，第一仍然是美国，第二，亚洲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南亚；第三俄罗斯和其他金砖国家；第四欧盟；第五非洲、拉美。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现有基础上把概念和范围扩大，即一带一路无边界，与对美对欧合作是协调而不是分离的。同时，无论短期、中期还是长期，都应当努力保持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稳定。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在未来，中美很有可能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实现头号和二号位置的转换，从而证明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局限性。

来源时间：2018/10/15 发布时间：201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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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斌：美国“新孤立主义”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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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2018

作者：石斌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孤立主义作为美国政治文化与外交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流地位早已为全球主义所取代,但每逢美国的国际处境恶化或国内问题突出,孤立主义便会抬头。就维护自身利益的目标而言,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其实殊途同归。冷战后尤其是伊战以来,美国人的孤立情绪确实有所上升,但新孤立主义的政策主张更多地反映了某些特殊利益群体的需要,未必代表公众的普遍意愿。美国的世界地位、“国家风格”及其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放弃全球主义。
　　[关键词]　美国外交　孤立主义　“新孤立主义”　全球主义
　　中图分类号:D87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 1369(2008)1- 0057- 04
　　一
　　自冷战偃旗息鼓以来,有关美国“新孤立主义”的议论不绝于耳。伊战以后,更有人断言美国外交的“钟摆”正步入新一轮孤立主义“周期”。一个向来标榜“替天行道”,如今环顾左右不见一个竞争对手的“新帝国”,准备自甘寂寞、孤立自处,这在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听来,不免如“涣有丘,匪夷所思”。
　　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是一种对外政策思潮和外交原则,在二战之前,主要指不干涉、不卷入欧洲的联盟和战争,不承担任何国际政治、军事义务。历史上,孤立主义有三种不同的主张:少数极端孤立派反对卷入一切国外事务;“美洲堡垒”派反对卷入西半球以外的事务,但很乐于借地缘之便干涉西半球;“亚洲第一论”者反对卷入欧洲事务,但主张积极干涉亚洲事务。因此,美国孤立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闭关锁国式的全面孤立,而只是局部孤立:在地缘上,主要指对欧洲事务的孤立,在亚洲、拉美等地区则奉行干涉主义;在内容上,主要指军事、政治上的孤立,在经济贸易方面则积极进取。
　　“孤立主义”实际上反映了一国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和对外战略基本取向,并非美国所独有。历史上其他国家采取对外孤立政策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规避外来政治、经济或思想意识形态威胁。美国的孤立主义则不但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还与美国人对其“生活方式”的自信和道德价值观上的优越感有关。美国人不仅在地理上,更在思想意识上将美欧视为新旧两个世界,前者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后者则是专制、陈腐、落后的同义词。这种根植于立国信念,缘自清教思想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感是美国孤立主义传统“历久弥新”的一个深刻原因。
　　众所周知,孤立主义作为一项外交原则以华盛顿发表的《中立宣言》和《告别辞》为开端,其最初形式是中立主义。1796年9月,华盛顿发表著名的《告别辞》,告诫美国人不要卷入外国事务尤其是欧洲的争端,避免订立任何长期的结盟,在与他国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关系。告别辞所确立的中立和不介入欧洲事务的原则,对美国外交和政治生活影响深远。1801年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也告诫“不要缔结任何纠缠不清的联盟”。1823年出台的“门罗主义”,更是这一原则的发展。它明确揭示了美国孤立主义这枚硬币的另一面:不允许任何欧洲国家染指西半球。
　　立国之初,美国羽翼未丰,无力与其他大国抗衡。在华盛顿发表《告别辞》时,美国人口还不到500万,“门罗主义”出台时,也不过1000万多一点。美国首先要考虑的是保卫国家独立,同时在北美大陆开疆拓土,发展经济。美国远离国际纷争的漩涡并拥有两洋屏障,这也是保持孤立以求生存和发展的天然便利。它当时要竭力避免欧洲列强插手西半球,没必要也没能力干涉欧洲事务。总之,从建国之初到二战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华盛顿的遗训始终是国会外交政策辩论的基调,孤立主义在美国外交思想中处于支配地位。
　　孤立主义曾使建国初期的美国深受其益,得以避免卷入欧洲战乱,集中精力发展自己。有人甚至认为,19世纪以孤立主义为特征的外交政策和以领土扩张为主题的西进运动是美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条件,孤立主义推动了西进运动,西进运动推动了现代化。
　　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它迫切需要开辟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孤立主义仅相对于欧洲事务而言的特点愈加明显。美国通过单边行动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掠夺了大量领土。1914— 1917年间,美国力图避免卷入一战,战后又拒绝加入国际联盟是孤立主义的表现。20— 30年代,美国传统孤立主义掀起最后一次高潮。孤立主义者强烈反对卷入欧洲冲突。美国不愿对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实施贸易限制,对西班牙内战双方实行武器禁运,参与逼迫捷克割让苏台德地区,坐视法国败亡,以及1935— 1937年的中立法,都体现了孤立主义的巨大影响。1940年孤立主义者还成立了“美国第一委员会”。随着欧战愈演愈烈,美国的中立立场才逐渐改变。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国会以压倒多数批准的租借法案,这是美国由孤立主义转向全球主义的标志。12月7日发生的珍珠港事件更是使孤立主义元气大伤,从此退出统治地位。
　　二
　　二战以后,美国登上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外交也走上了全球主义的道路。1948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范登堡决议案”,首次以立法的方式,确定了美国对外联盟政策的基本原则,推动了美国全面迈向全球主义。但孤立主义的传统并未就此销声匿迹,而是以新的面貌不时抬头。随着欧洲政治经济的发展,美国人当初意义上的落后欧洲自然已不复存在,“孤立主义”的含义于是转变为专注美国自己的事情,避免过多介入全球事务或承担过多国际义务。类似的思想、情绪或政策主张经常被称为“新孤立主义”,直至今日。
　　二战以后,孤立主义至少有过三次大回潮。
　　50年代初,由于对华政策失败和朝鲜战争的挫折,孤立主义一度抬头。孤立主义者一方面批评杜鲁门政府在欧洲承担了过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义务,另一方面却继承传统孤立主义关于“亚洲第一”的主张,在亚洲坚持强硬的干涉主义立场。在孤立主义的压力下,杜鲁门政府不得不加强对台湾国民党的援助。在1952年总统选举中,共和党自由派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及其老谋深算的外交顾问杜勒斯为取得孤立派的支持,也不得不做出妥协。直到1954年民主党控制国会,朝鲜实现停战,孤立主义的影响才悄然而退。
　　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由于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特别是在越战中的失败,孤立主义再次卷土重来。这同时也是美国孤立主义思潮的转型时期。20世纪以来,孤立主义的中坚是共和党保守派,力量集中于美国中西部。两党自由派则主张“国际主义”,并以东部地区为大本营。越战期间,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党派分野发生显著变化:民主党自由派从国际主义转向反干涉主义,加入新孤立主义阵营;孤立主义的地域界限也发生变化,中西部不再是孤立主义势力的“基本盘”;虽然大多数新孤立主义者仍然要求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但同时也主张从亚洲撤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尼克松决心结束越战,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外部威胁减弱,干涉世界事务的理由大为减少,美国人因在海外失去目标感和“兴奋点”而四顾茫然,加之全球化的冲击,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突出,孤立主义于是又浮出水面,并发展成了新的孤立主义思潮,形式五花八门,如经济孤立主义、安全孤立主义、环境本土主义等等。近几年美国人更因“9·11”事件和对伊战争而情绪低落,产生重大的挫折感,“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孤立情绪再度高涨。
　　新孤立主义者强调美国的行动自由和战略独立,反对在国际组织、国际机制以及与盟国的关系中承担过多责任,反对向海外派兵,反对或要求减少对外经济援助,反对大量向美国移民,提倡贸易保护主义,拒绝承担新的国际条约义务,有的甚至主张解散北约,反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总之是反对美国干涉或参与无关自己核心利益的国际事务。他们认为,美国过多地插手中东、巴尔干事务只会自找麻烦。但他们同时也支持增加国防预算,发展导弹防御系统。
　　美国的许多政策行为也因此被打上了孤立主义的印记,如否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退出反导条约,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大幅增加国防预算,阻碍贸易自由化进程,削减对外援助金额,拖欠联合国会费等。
　　不过,这些被舆论称为新孤立主义的行为,原因其实不止一端,实际上还反映出美国外交受到国内党派政治和利益集团左右的现实。新孤立主义的主张未必真正反映民意,某些孤立主义论调其实是对民意的误解甚至误导。美国公众未必如某些美国政治家或评论者所言在冷战后已转向孤立主义。因此,新孤立主义被一些研究者称为“误解公众”的“神话”。这种外交政策与民意背离的现象看似怪异,原因却很简单,因为美国公众普遍漠视外交事务,民意作为美国政治生态的平衡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少数利益集团、族群集团以及党派利益乘虚而入,政策常常被这些用力最勤、声音最大的利益群体所左右。
　　三
　　“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大思想传统。一般而言,全球主义主张美国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促进自由市场经济,推动全球一体化;孤立主义则主要关注美国自身利益与安全,对国际事务不感兴趣,对海外军事行动持审慎态度,希望保持外交上的行动自由,因此还倾向于单边主义。历史上,共和党内的孤立主义势力更为强大。新孤立主义者的成分则更为复杂,既可能来自美国两党、政府各部门、地方权势集团或社会上层,也可能是公众的一般情绪。而国会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对政策影响最为直接,主要是通过国会在防务授权、外交拨款、条约审批等具体问题上发挥影响。
　　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都已成为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前者历史悠久,后者则基本上是一战前后发展起来的。孤立主义在思想上或许更接近许多对国际事务一无所知的美国人的“本能”,但在实践上却是全球主义更多地占上风。自战后以来,美国国内普遍认为孤立主义并不可取,即便在越战期间,也少有人以孤立主义者自居。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9·11”事件后的美国政策说明,孤立主义在冷战后并未主导政策方向。
　　美国国内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政治结构也表明,孤立主义其实并无太大市场。尽管一些老保守派还有难以割舍的孤立主义情结,新保守派却是国际主义者,不仅主张积极介入国际事务,还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要性。他们同时也是崇尚武力的现实主义强权论者。自由派中的强硬派即民主党中的鹰派,与新保守派非常接近,只不过在手段上还有认同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的一面。温和自由派则一向提倡多边主义、国际规范和自由贸易,希望更多利用软实力来维持美国霸权。
　　如果说孤立主义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主要指不卷入欧洲的联盟与战争,进入20世纪,则表现为不愿加入国际联盟或其他国际组织,不愿积极应对国际危机,尽量避免或推迟卷入世界大战。战后以来的所谓新孤立主义,其实并无统一的目标与指向,关注的议题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内容更为广泛同时也更具有选择性。但新孤立主义的精神实质与传统孤立主义并无二致,无非强调“美国第一”、“美国利益优先”、“美国便是一切”,并且排斥异乎于美国的思想观念,其对外部世界与国际事务的消极态度和不愿承担国际义务的倾向,也一脉相承。
　　美国的孤立主义从来就不是要与外界绝对隔绝,孤立是相对的、局部的和有选择的。对欧洲的孤立主义与对亚洲和拉美的干涉主义自始就并行不悖,已经很说明问题。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两种外交政策思想,看似南辕北辙,实则殊途同归,因为其共同基础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孤立主义同样是以把美国想象为上帝特选的国家这种信仰为依据的。正如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其审慎形态可能主张尊重别国的权力与利益,但走向极端却可能发展为修昔底德笔下那种雅典式的、肆无忌惮的帝国主义。同样,以清教思想和天命观为基础的美国式理想主义,也常常产生两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结果,与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均有不解之缘。盖因美国人的道德优越感使之要么倾向于脱离这个世界,要么设法改造它。事实表明,这种摇摆往往又有非常现实的考虑。当自己实力虚弱或处境不利时,便奉行孤立主义和不干涉政策,以求洁身自好或独立自保;当实力强大或无所顾忌时,便祭出全球主义或国际主义的旗帜,伸张权势并改革与传道。看上去颇有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意味,其实无论是“内敛”还是“外放”,皆出自战略目标与战略能力的权衡,出发点都是维护自身利益。这是理解所谓美国“国家风格”与战略文化的一条重要线索。
　　不过,事物总有两面,孤立主义在“外人”看来也并非一无是处。孤立主义不愿承担应有的国际义务和过分强调行动自由的单边主义倾向,固然有其保守、狭隘乃至自私的一面,但战后美国外交所面临的困境和招致的批评,根源通常并不在于它对国际事务介入太少,而恰恰是太多,因此新孤立主义者反对美国过多干涉海外事务的立场,也不乏实际意义。
　　美国孤立主义的回潮有明显的规律:要么因为一场大战刚刚结束,国家要休养生息,“子弟兵”要安居乐业;要么由于国内社会矛盾恶化或经济状况不佳;要么就是在海外陷入困境、吃亏碰壁之后。总之,每逢国内问题突出或国际处境逆转时,孤立主义情绪便油然而生。
　　当前美国人的孤立情绪确实因为伊拉克问题而有所高涨。但冷战后的世界仍然存在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在传统安全与地缘政治之外,美国还面临诸如武器扩散、环境污染、贩毒、恐怖主义以及贸易逆差、财政赤字等各种新的威胁,这些都事关美国切身利益,且必须通过国际参与和国际合作才有可能解决。
　　无论如何,美国今日的世界地位已远非其建国先贤们所能想象。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使之不可能真正放弃全球主义。它既挡不住霸权的诱惑,也不会轻易放弃美国式“理想”。
　　即使在受挫之余回归孤立主义或“狭隘的、犬儒式的”传统现实主义,那必定只是其全球主义主旋律下的一小段插曲,或者根本就是这一主题在特定情形下的某种必要的变奏。

来源时间：2018/10/15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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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话语、行为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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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2018

作者：贺先青来源：《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

　　本文摘要
　　影响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个性、情势以及“美国优先”三变量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这对人们预测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造成较大难度。然而，特朗普政府涉南海话语有其隐含的身份、内容、含义和逻辑。通过对话语的分析，可以对特朗普政府南海行为的必然趋势进行把握。分析表明，特朗普政府涉南海话语把中国的身份塑造成具有威胁性的“他者”，并传达出美国关注“秩序、航行自由、军事化、和平”等内容。这些内容通过“权力、知识、事实”的逻辑连接起来，体现出“秩序权力化、知识滥用化、事实歪曲化”的特征。实际上，美国南海政策以维护其在南海地区秩序中的权力地位为目标，并通过滥用国际法以及航行自由权等知识，歪曲对军事化、和平事实的描述以建构中国的负面形象。由此推之，特朗普政府在南海地区的挑衅行为将呈长期化趋势，并将强化与同盟国和伙伴国的关系来干预南海，同时继续加强法理攻势和舆论宣传。
　　一、分析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三重视角
　　既有研究从特朗普个性、南海议题在美国外交格局中的位置以及“美国优先”的视角探讨了美国南海政策和行为的变化。这些分析有助于把握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变化的偶然性，但对特朗普政府南海行为的必然性缺乏解释力，存在无法准确预判美国南海政策的问题。
　　（一）特朗普个性与南海行为
　　“善变”的特朗普在美国政治环境中——即“政治正确”的不可质疑性，当选美国总统有些出人意料。因此，特朗普个性与外交行为的关系成为研究者分析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出发点之一。但是，以领导人个性分析法对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走向进行分析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原因在于个性处于变化之中，是一个不能确定的变量。同时，个性也不是决定性因素。个性分析的局限造就的结果是，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行为趋势缺乏确定性，即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走向到底是什么，个性研究者并不能得出一致和肯定的回答。本文拟从特朗普政府官方话语的叙述逻辑中探讨其南海政策的行为趋势，解决个性研究者回答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问题。
　　（二）情势变化的影响
　　南海议题是美国众多外交议题之一。决策者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外交议题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以优先解决最重要的外交议题为目标。此外，南海议题处于特定地缘格局中，有研究者从亚太或印太乃至更大范围内对美国南海政策走向进行了分析。
　　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走向取决于其他问题领域的重要性排序。例如，刘卿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一张一弛”的政策，即当朝鲜问题更热的时候，美国就会降低在南海问题上的调门，一旦朝鲜问题有所缓和，美国便倾向于在南海挑衅。达巍认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优先方向是应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威胁”，因此中国在美国的外交议程中虽然重要，但仅处在“第二等级”。美国学者多以批评的态度看待特朗普政府对南海问题的忽视。例如，美国智库观察者基金会的莱茵·纽豪斯（Les Neuhaus）认为，美国聚焦于北朝鲜而忽视了更具战略意义的南海。丹德·鲁斯（Dan De Luce）则认为，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军事化以及人工造岛行为正在特朗普政府的忽视中悄然推进，特朗普“亚太之行”更关注的是朝鲜、贸易而非南海问题。因此，美国南海政策的走向取决于其印太乃至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排序，根据美国整体外交的调整而变化。
　　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外交情势也会影响其南海政策走向。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并指出“代表着自由与压制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正在印太地区上演”，“中国寻求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中国在南海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做法危害自由贸易，威胁其他国家主权，破坏地区稳定”，因此美国提出美国将与盟友及伙伴一起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维护自由开放的海上交通线。同样，《2018美国国防战略》称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者，在南海推进军事化。中国将继续推行军事现代化，在短期内寻求印太地区的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获得全球领导地位。在这种情势下，特朗普政府是不会放弃南海这一抓手来遏制中国这个“战略竞争对手”的。
　　从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外交情势来分析美国南海政策，可以清晰地确定南海问题在美国外交议程中的地位，可以根据外部情势的变化来预判其南海政策的变化。但学者们根据外交格局与情势变化对特朗普政府南海行为的预判并未取得一致的认知。有学者指出：“中国只处于美国外交议程的‘第二等级’”，基于此，南海议题或许并不处于美国外交议题最重要的位置，因而美国在南海地区的行动并不会过于具有进攻性。而有学者认为，美国干预南海的力度将空前加强。和个性分析视角一样，情势的分析视角也存在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原因在于情势也时刻处于变化之中。个性研究者本寄希望于对情势的把握可以弥补个性分析的不足，然而情势这个变量的不确定性也并不能推论出确定的外交政策走向。
　　（三）“美国优先”视域下的南海政策走向
　　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竞选口号并最终入主白宫，舆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是服务于“美国优先”。例如，有学者认为，“美国优先”的基本内涵是“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用美国主义取代全球主义”，因此，在亚太地区可能采取收缩战略，更多把精力放到国内事务上。也有学者指出，即使在“美国优先”的背景之下，特朗普战略收缩的内在矛盾使得美国无法在亚太地区真正实行收缩。在“美国优先”的战略背景之下，特朗普政府信奉“以实力保和平”和“强人哲学”，在南海问题上倾向于采用“军事优先”，其南海政策的操作或更加具有“精确性”并兼顾“战略威慑”态势与“战术突击”能力。总之，学者们认为“美国优先”将对美国的亚太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但得出的结论却并不一致。
　　既有研究从特朗普的个性、美国的亚太/印太战略环境、“美国优先”三个视角分析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可能出现的行为。从个性来看，特朗普“逢奥巴马必反”，上台后指责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软弱，因而采取了更具“进攻性”的行动。从亚太/印太乃至全球战略的角度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南海议题的重视取决于其他议题的重要性以及相关情势的发展变化。从美国优先的视角看，美国在南海议题上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强调政策的操作性与实际效果。但既有研究没有对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走向得出一致的结论。以上三种视角解释了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偶然性，即美国南海政策会随着“南海议题”的“外部性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在同一分析视域下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实际上，美国“南海议题”有其本身的逻辑，通过对特朗普政府“南海议题”本身的逻辑进行分析，可解释其南海行为的必然性趋势。特朗普政府官方话语的叙述中暗含了美国南海议题的逻辑，这些话语不仅指涉了南海地区的美国与“他者”的身份关系，还传达了特定的内容。通过话语分析可解决个性、情势以及“美国优先”视角下对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预判的不确定性问题。
　　二、研究设计：话语分析中的政策含义
　　特朗普政府的官方话语中蕴含着美国南海议题的逻辑和特定的含义。本文拟通过对特朗普政府涉南海议题的官方话语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行为进行合理的推论。
　　（一）分析框架
　　外交行为是一个涉及“自我”和“他者”关系的问题。本文的分析首先需要明确美国南海议题叙述逻辑下指向的对象是谁，即解决话语中的身份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可以明确美国是何种身份，而其南海政策所要指向的“他者”又是谁？明确这个问题才能清晰地理解美国南海政策的指向性意义。其次，对特朗普政府涉南海话语中传达的内容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明确美国在南海议题上关心的到底是什么。再次，分析美国南海话语内容的明义和暗义，把握美国南海政策的真实意图。最后，分析美国南海议题叙述中的逻辑，从而推导美国南海政策的趋势。

图1 本文分析路径

　　图1中箭头连接的三个部分并非“导致”的关系，即本文分析路径非因果关系而是建构关系。话语建构了身份并传达了特定的内容和含义，而行为只是内嵌于话语的逻辑体系之中。本文要解决的是“美国南海政策怎样成为如此？美国南海政策是什么？”的问题而非“为什么”的问题。对特朗普政府官方话语的分析旨在理解美国南海行为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蕴含于官方话语所塑造的身份、建构的意义和逻辑之中。
　　（二）解释路径
　　任何议题或对外政策，必须通过话语得以确立和传播。在国际关系领域，通过话语分析能明确话语体系中“自我-他者”的身份、制定规范的过程以及权力关系。此外，话语既是政治的也是社会的，话语结构通过生产和再生产形成特定的意义、观念以及身份来塑造事实，这种事实对某种外交政策的选择具有了合法性或非法性的影响。同时，话语结构中的逻辑隐含着外交政策的形成。特朗普政府官方话语对南海问题的叙述，暗含了美国参与南海博弈的身份，也传递了它所关注的内容及可能采取的政策倾向的信息。
　　首先，话语建构“自我-他者”的身份关系。官方话语作为语言中的一种，在国际关系以及对外政策的形成与执行过程中扮演着最为核心的作用，要想理解国际事件对于某行为体的含义，只需要把涉及同一事件的不同文本加以综合分析，就可理解在某一事件中“叙述主体是谁、他在向谁叙述、叙述的目的是什么”。在话语、政治、关系和社会条件之下，身份的概念化意味着外交政策话语总是清晰地界定了“自我”和一系列的“他者”。总而言之，官方话语在表达关于对外关系的含义时，往往在该叙述中表明着此种对外关系中“我是谁，他是谁，他和我是何种关系，我和他如何相处”等凸显身份的叙述。
　　其次，话语传达并承载了特定的内容。要想理解已经发生国际事件的含义，人们需要把叙述该事件的不同文本联系起来，理解是谁在叙述事件的经过，叙述者从何种角度（世界观或立场）进行叙述，在什么场合下叙述，听众是谁。人们不仅需要解读叙述者讲述了什么（明义），而且还要关注叙述者没有讲什么（暗义）。
　　最后，话语暗含了特定的逻辑。除了建构身份以明确某种关系，话语中还包含了权力、知识、事实等必不可少的元素。话语叙述者在创造的话语文本中，决定着传播何种知识，怎样描述事实。话语中的权力、传播的知识以及选择性表达的事实，是理解话语中行为指向的关键要素。值得指出的是，话语分析中的权力不同于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物质权力概念，话语中的权力更多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权力不是以物质力量的强制为核心，而是通过话语活动来定义情境的能力，而这些话语活动最终与强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此种观念之下，权力甚至与知识本身紧密相关。
　　总之，对外政策话语具有主体间性，是国家向特定对象传达的观念、意义并建构的事实。这些事实通过身份、权力、知识等话语要素体现出来。要通过话语分析国家的对外政策，首先需要分析话语中所表达的身份关系，其次需要分析话语中表达的内容的含义，最后分析话语中的权力、知识、事实等逻辑关系。
　　（三）操作步骤
　　话语分析是根据特定文本对话语中的内容、逻辑以及政策倾向进行合理的判断和推理。首先，选择和确定需要被分析的对外政策文本。其次，分析话语包含的身份关系、内容、逻辑。最后是分析身份、内容和逻辑指涉的行为含义。
　　1、话语分析的文本选择
　　本文选取了特朗普就职至2018年4月30日为统计区间，以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网站上公开发表的主要领导人的演讲、与他国签订的联合声明、新闻稿以及公开出版物中涉及南海的话语为分析对象。共收集30篇文献，其中美国国防部涉南海的话语文献7篇，美国国务院涉南海话语文献7篇，美国白宫涉南海话语文献16篇（见表1）。

　　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作为美国政府部门中对外交政策影响最大的3个机构，它们发布的官方话语文本对外交政策的叙述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选取其主要领导人公开外事活动中有关的联合声明、演讲、新闻稿等作为分析内容，可梳理出美国官方话语中关于南海议题的内在机理。不过，本文只选取文本中涉及南海有关的话语段落，因为文本内的其他内容与南海议题无关，不能体现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内容和逻辑。此外，鉴于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国防安全战略报告》对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性，本文并未将其纳入表1的统计范畴，而是在话语分析中单独指出它们各自的话语内涵。
　　2、词频分析
　　笔者通过词频统计工具“Word Frequency Counter”对收集的文本进行了词频分析，并根据词语对南海议题是否具有“所指性、描述性、解决性”的原则对出现的词频进行了清理。对单个单词的统计剔除了诸如：of、the、and、for、in、a等没有实际所指意义的助词、介词、冠词等，也剔除了诸如：sea、region、south等必须连用才有实际所指意义的单词，选取了词频在10以上词语。对于两个及以上单词的词组的清理，也遵循了“所指性、描述性、解决性”原则，剔除了组合在一起不能清晰完整地表达和南海议题相关的词组，例如：in the、south China；in the south、of the sea；uses of the sea、law of the sea；the two leaders underscored the、the law of the sea，选取了词频较高的列于表2。本文选取1到5个单词作为词频统计的原因在于，5个单词以内的词组能够简洁清晰地表达某种含义，笔者也尝试选取6个及以上的单词作为统计尺度，但是这些词组极少能完整、清晰地表达出实际意义。

　　表中呈现的统计结果是根据同一文本但不同统计标准而得出的结果。通过综合分析，美国对南海议题的关注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特朗普政府对南海议题的描述和“印太”有关；第二，美国南海议题关注的是秩序、争端、国际法、航行、自由、规则、安全、军事化等；第三，美国也强调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话语分析的目的是要明确话语中蕴含的对外政策含义。对外政策的官方话语中总是涉及“我”如何处理与“他”的关系，即包含“自我-他者”的身份，同时还暗含了叙述者建构的权力关系以及传达的特定内容。因此，通过选取特定的文本并对文本内容进行整体分析，则可对话语中的身份、逻辑体系等暗含和指涉的行为趋势进行预判。
　　三、话语分析：特朗普政府涉南海话语的内涵
　　南海议题在美国官方话语逻辑中包含了指涉的对象（他者）和国际法、国际秩序、解决方式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含义和逻辑进行分析可勾勒出美国在南海的行为图景。
　　（一）中国作为“竞争者”的身份
　　确立“自我”与“他者”的身份是美国南海政策的第一步。本文选取的美国白宫、国务院以及国防部的话语文本中，中国多被描述为“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破坏基于规则的秩序”“不尊重国际法”“军事化行动危及美国盟友安全”等形象。由此表明，中国在美国南海议题的官方话语中是绝对的“他者”，这种他者以“威胁者”的形象出现。实际上，“他者”并不总是以威胁者的形象出现的，通过对选取的文本分析表明，美国的官方话语中几乎都把中国以外的南海相关国家视为伙伴或盟友，强调这些国家维护南海地区秩序、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出台的《国防安全战略报告》均把中国作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都指责中国在南海进行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与秩序，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形象描述为“破坏者”。2018年8月13日，特朗普签署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某种程度而言，该法案是对上述两个报告中“他者”身份的再确认。该法案指出，“美国国防安全战略报告明确了美国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重新出现的长期的战略竞争。而中俄是这一长期战略竞争的对手，因为中俄通过威权模式、破坏稳定的行动、威胁美国及盟友安全的方式塑造世界。因此国防授权法案将帮助美国遏制中俄进一步的进攻性行动”。此外，该法案还规定“除非国防部长授权，否则禁止中国参加环太军演”，与此相对应，“美国的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体系为全世界的安全和稳定提供了基础。随着对手积极努力侵蚀该系统，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承诺势在必行。”该法案制定了明确而详细的军事发展计划以及对盟友的相关军事援助计划。
　　简言之，特朗普政府官方话语叙述逻辑下的中国是具有“威胁性”的他者。盟友、伙伴国则是美国的“友好”型他者。正是通过对这种身份的建构，中国成为美国不得不遏制的对象。《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签署，标志着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身份认知得以法律化，并开始转化为具体的政策。
　　（二）话语的含义
　　特朗普政府涉南海议题的官方话语不仅塑造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还承载着特定的内容并传达了一定的意义。这些话语对“秩序”的关注暗含了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权力地位。同时，这些话语中还存在对“知识”的滥用以及对“事实”的歪曲。
　　1、“秩序”的权力含义
　　“规则”（rule、rules）、“秩序”（order）是文本统计中出现的高频词汇，这两个单词经常连用，即“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对于这个词汇的理解，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共识，但该词汇却经常出现在政治家对亚太地区秩序构建的呼吁中。有澳大利亚学者指出，在中国崛起且区域内存在政治不稳定、互不信任、海上和领土主权争端的背景下，“基于规则的秩序”应该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4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中强调的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所有国家应基于国际法来实现其主张；二是国家不应该使用武力或威胁实现其主张；三是国家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在2017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讲话中强调了美国“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深刻和持久的承诺”。根据马蒂斯的说法，这一秩序是由“平等尊重国际法”和“航行与飞越自由”构成的，并植根于联合国、东盟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他补充说，区域国家都获得了现有地区秩序的好处。美国前太平洋海军司令部长官哈里斯也发表过对“印太”地区自由秩序的看法，他认为：“自由开放的秩序包含许多关键原则：法治、遵守国际法和其他国际标准、和平解决争端、所有民用和军用船只和飞机的航行自由，以及开放进入海洋、空域、太空和网络空间领域。奉行这些原则的结果是安全与开放、合法的贸易得到巩固。持久的安全需要有效、持久的民事和军事制度来保障，这些制度以这些原则为指导。交叉运用国防、外交以及发展等手段，并继续相互促进，促进稳定，建立和维持稳定的民主国家。”哈里斯的讲话不仅指出了美国“印太”秩序构想的基本原则，还提出了实现这些原则的操作手段。
　　但是，“基于规则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反应的是其被创立之初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规范和偏好，这种秩序反映了某种权力结构的安排。同时，“有些秩序本身就是国家争端的原因”。在特朗普政府涉南海议题的官方话语中，通常出现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法”，维护“海上航行与飞越自由”，遵守“仲裁决议”，“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等表述。实质上，对以上秩序观的叙述体现了美国的权力地位，正如马蒂斯2017年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强调的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是建立在美国在该地区存在的基础上的”。
　　从特朗普政府官方话语的表述来看，美国表达了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关心，主要包括航行与飞越自由、遵守国际法、采用和平与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等内容，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潜在含义则是“美国主导”。因此，表面来看，中美在南海地区的博弈表现在“航行自由、国际法、和平手段”等所谓秩序规则上的较量，而实质是美国担心其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而对中国的“责难”。在中国实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之下，美国的“责难”必将常态化。
　　2、知识“滥用”
　　根据《辞海》和韦氏词典的解释，知识（knowledge）是指人类的经验认识成果，体现出人们对某些事实进行的科学总结以及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达成的共识。知识来自于社会实践，其初级形态是经验知识，高级形态是系统科学理论，知识的总体在社会实践的时代延续中不断发展。
　　在对特朗普政府涉南海议题官方话语的词频统计中，符合知识的词语有“国际法”“航行与飞越自由”“和平解决争端”等，这些词语在知识的意义上是指国家在管理国家间关系时达成的共识，是同时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且能对国家间关系进行有效管理的认知和经验。但是，特朗普政府对以上知识的叙述体现出了滥用。首先，特朗普政府对国际法知识的滥用。美国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法的体现之一，是要求中国遵守由菲律宾单方提起的仲裁裁决结果。但实际上，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仲裁案背离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的原则，属于滥诉。中菲南海争端涉及领土主权和海上划界问题，而菲律宾却背离这条规定提起仲裁，损害了《公约》框架下解决争端机制的公信力。这桩仲裁案只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博弈。此外，国际仲裁庭的仲裁决议本身存在诸多法律问题以及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该仲裁裁决在法律程序、实体问题、裁决结果上都存在明显的法律问题，甚至存在司法造法现象。因此，美国政府要求中国遵守单方强制提起且存在法律瑕疵的仲裁决议，实质是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政治目的服务。
　　同时，美国并非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而蒂勒森曾表示美国是否加入该公约则是根据其是否能满足美国利益而非公约在解决海洋领域争端时的公平正义原则。其次，特朗普政府对“航行自由”权的“滥用”。尽管美国声称，它执行航行自由行动是根据国际法挑战沿岸国的过度海洋主张，但是特朗普上任以来，在南海地区，美国政府不再公开宣布航行自由行动的时间和具体地点，也不说明美国挑战的是哪些“过分海洋主张”，这将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和混乱，并削弱对有关主张的挑战力度。因此，这些行为不得不让人怀疑美国背后的政治动机。
　　3、事实“歪曲”
　　在笔者统计的文本中，符合事实概念的词汇有“军事化、安全、合法、遵守”等。在美国的官方话语中，这些事实词汇被表述为：“美国反对南海地区的军事化，认为这危及南海地区及其盟友、伙伴的安全与稳定；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化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中国不遵守国际法”等形式。首先，美国对南海地区军事化行为的应对采取了“双重标准”。冷战结束以来，越南在南海岛礁上进行了积极建设，以达到将占据的南沙岛屿变成“既成事实”的目的。2016年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公布了越南在南海岛礁上的建设以及部署相关设施的卫星照片，尽管美国呼吁越南停止岛礁建设，但最终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认为越南的岛礁建设是应对中国的威胁，而中国的行为被指责为危及南海周边国家的安全。特朗普上台以来，多次把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建设以及部署的防卫军事实施叙述为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威胁南海周边国家安全，但未对其他国家的军事化行为做出相应地批评。可见，美国对南海周边地区国家的岛礁建设以及部署相关设施的行为采取了“双重标准”。其次，美国频繁的航行自由行动与军事化行为威胁地区稳定。尽管美国声称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但却多次把军舰等驶入中国岛礁的12海里范围之内，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
　　特朗普政府通过话语表达出对秩序的关心，实质上是建构自己在南海地区的权力地位，名义上是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实质上是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地，通过“滥用”知识、“歪曲”事实污名化中国，并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三）话语中的逻辑
　　“基于规则的秩序”在特朗普政府官方话语中隐含了美国在南海议题上的权力地位，这个权力地位的实质是美国主导地区秩序愿望。特朗普政府对“国际法、航行与飞越自由、和平与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等知识性概念以及对事实性概念的运用，建立在“美国主导地区秩序”的权力地位基础上。其话语逻辑是根据“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对美国权力地位的隐含表述，进而决定了知识的滥用和事实的歪曲（见表3）。

　　对特朗普政府涉南海话语内涵的分析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原因在于话语作为分析的对象，它包含着身份关系、传达了特定内容和特定的逻辑，而话语传达的身份、内容、含义、逻辑存在一定的交叉。例如，话语的身份建构本身包含了权力逻辑，话语内容是理解话语含义和逻辑的基础。但是，对话语中身份、内容、含义和逻辑的单独分析则有助于明确话语蕴含的行为趋势，这种行为趋势在话语的叙述下显示出某种确定性。
　　四、行为趋势：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走向分析
　　特朗普政府涉南海议题的官方话语暗含着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必然性。从南海议题本身来看，特朗普政府官方话语中塑造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同时包含了权力、知识、事实的逻辑联系，这种“关系”和“联系”指涉了特定的行为倾向，暗含了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必然趋势。
　　（一）“行动挑衅”
　　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权力地位决定其在南海的“行动挑衅”将呈长期化和常态化趋势。正如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宣称：“在与他国关系中我们继续追求我们的利益，包括应对中国在南海及其他区域不断制造麻烦的军事化行为，中国作为崛起中的经济与军事大国，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管理未来五十年中美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安全报告》明确中国为竞争对手，还是在涉南海官方话语中把中国描述为破坏地区规则与秩序的形象，美国官方话语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形象描述充满“恶意”。但中美关系也并非如“霍布斯文化”下的“敌人”，始终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双方在南海更像“竞争对手”，管理和竞争对手的关系既充满了军事力量的威胁，又保持了相当的克制。产生这一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在南海地区任何经济、政治与安全上的进展，都会被视为挑战、威胁美国主导的秩序。
　　美国主导南海地区秩序的愿望以及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决定了中美在南海博弈的长期化。根据词频统计的结果，美国把和平当做了占领道德制高点的砝码，加之南海地区的主权困境、军事冲突的高昂代价，美国只能选择以“行动挑衅”来应对中国的挑战，一者试探中国的反应和态度，二者避免滑向战争冲突。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以“自由巡航”等名义加强了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感。2017年7月，特朗普批准了美国军方推出的年度巡航南海计划，形成了更加频繁的巡航南海的政策。截止目前，特朗普政府已在南海执行了八次“自由航行行动”，而奥巴马执政八年的时间里，总共在南海执行了五次。此外，美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有所加强。“2017年美军在南海的军事化行动，如战略威慑、抵近侦察和军事演习等都在加强，不仅在南海地区构建了更强大的特遣舰队，还试图加强在南海前沿地区的军事常态化”。2018年8月13日，特朗普签署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表明，美国正在为进一步遏制中国加大军事投入。
　　（二）强化同盟、伙伴关系网络
　　在特朗普政府涉南海官方话语中，明确树立了“自我-他者”的关系。“他者”包含两类国家，一是对手，二是朋友。毋庸赘述，中国是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对手，而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朋友也在它官方话语中得以体现。在本文选取的分析文本中，一方面，美国在多边和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新闻采访中不避讳谈及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威胁，另一方面，美国明确表示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关系以应对南海地区的挑战。
　　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关系能够扩展美国实力，保护和塑造美国利益，因此美国期待盟友们在应付共同威胁时承担更多责任”，“美国寻求与具有相似价值观的国家加强伙伴关系以促进自由市场经济、政治稳定与和平”。“日本将是一个有重要价值的国家，因为其长期以来视中国为威胁，并和环南海地区的东南亚国家有紧密联系。澳大利亚与印尼、马来西亚和美国也有紧密的关系，印度和越南也如此，这些关系网络将发挥重要的军事作用甚至超过美国在该地区所能直接提供的军事作用”。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把亚太改为“印太”，表明了拉拢印度的决心，蒂勒森曾表示：“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以及岛礁军事化影响了盟友安全以及区域自由开放的贸易。中国对这些岛屿的持续开发不可接受，岛礁用于军事化目的更不可接受，希望找到方法冻结这些行为。鉴于印度的快速崛起的经济实力以及在印太地区的共同安全关切，加之业已存在的美日澳三边关系，正努力把三边关系转变为包括印度的四边关系。”2018年5月31日，美国国防部正式把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美国试图拉拢印度以应对中国崛起的举动。
　　（三）加强法理、舆论攻势
　　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航行（飞越）自由、自由与开放等概念是特朗普政府官方话语文本中对外传递出的知识，一方面通过向特定对象表达出国际法、国际仲裁在解决南海争端中的重要性，强调南海地区的航行与飞越自由、维护地区开放秩序对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强调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不遵守国际法、破坏地区航行与飞越自由，通过这一话语过程把中国形象塑造成破坏秩序规则的印象。美国既不愿尊重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也不愿放弃以法理、规则等“责难”中国，目的是占据在南海议题上的道德制高点。
　　舆论上，美国以“歪曲事实”来描述中国在南海的行为。除了美国官方话语中描述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岛礁建设和防卫措施的建立危及稳定与和平以外，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舆论界和学术界也在讨论美国如何避免丢掉南海。他们认为，美国正在南海“丧师失地”，除非采取真正的战略让中国付出代价，否则不利于美国的危险状况还将持续。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缺乏明晰的战略，认为特朗普政府把朝核问题、中东问题甚至和俄罗斯的对抗摆在了优先于南海问题的位置，使南海长期得不到重视，因此美国需要在南海采取更加积极的战略。美国舆论对南海问题的关注集中于如何使美国保持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一老生常谈而又常说常新的话题。由此可见，不仅特朗普政府在官方话语中污名化中国的形象，美国舆论界也在对加强其在南海行动推波助澜。
　　从特朗普政府官方话语的内容、含义以及逻辑来看，维护美国在南海地区的权力地位是根本目标。因此，在这一目标的主导下，其干涉南海的行动必将长期化、常态化。加强航行自由行动、军事挑衅将是美国在南海行动的最直接手段，这有助于其试探中国的反应。此外，拉拢盟友，强化伙伴与同盟关系是特朗普政府采用的必要手段。一方面为干预南海寻找立足点，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反华“朋友圈”延伸实力。法理手段将是美国干预南海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凭借强调国际法、航行自由等概念的极端重要性，歪曲“中国破坏地区秩序、不遵守国际法”等事实建构中国的负面形象，占据干预南海的道德和舆论制高点。
　　结语
　　通过对特朗普政府官方话语的分析表明，美国关心南海问题的主要内容有：秩序、争端、国际法、航行、自由、规则、安全、军事化等。这些内容可以分为三类，即权力、知识和事实。而特朗普在运用以上内容时体现出秩序权力化、知识滥用化、事实歪曲化的特征。其中秩序权力化决定了知识的滥用和事实的歪曲。由此推之，美国对南海地区权力秩序的关注决定了其在南海采取挑衅行为的长期性。而知识的滥用和事实的歪曲则决定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法理攻势和舆论宣传的强化，通过法理和舆论手段建构中国的负面形象以占领道德制高点。但是，对美国南海行为演变的强弱状况、变化形式须辅之以特朗普的个性、美国整体外交的情势状况等因素来综合理解。简而言之，中美围绕南海问题的博弈将是长期的，低烈度的军事挑衅和反挑衅、法理战、舆论战将是中美南海博弈最常见的方式。同时，中美围绕争取外交盟友的较量也将长期化。（注释略）

来源时间：2018/10/15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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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仅中美权力秩序的变化不会带来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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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2018

作者：来源：文汇报

　　持续的中美贸易摩擦会改变全球自由贸易规则吗？世界格局会进入新一轮冷战吗？国际体系是否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昨天上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对这些判断都予以否定。在他看来，这些判断的失误源于对权力转移、秩序、格局这三个概念的模糊使用。
　　多极格局未变，但中美权力秩序发生变化
　　对世界格局的变化，海内外国际关系领域专家都在研讨，阎学通指出如果概念不清，就会形成“鸡同鸭讲”局面。而权力转移是近年来用得最多的术语。
　　何谓权力转移？对个人而言，权力是人对人的支配；对国家权力而言，是国家对国家行为的支配。当前，美国支配别国的权力在减少，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的支配权力也在发生变化。作为专业研究，要聚焦权力转移为什么会发生，导致了哪些秩序的变化。其中有三个秩序是必须要考量的。第一是安全秩序，也就是通常说的结构秩序，指是否处于战争状态或和平状态；第二是权力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就是权力的再分配，与之对应，全球治理，则是责任的再分配；第三，规范的秩序。如从贸易角度，就可区分自由贸易还是公平贸易。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规范是一种霸权秩序：由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决定了国际事务，每个国家主权平等。
　　阎学通特别指出：格局变化和秩序变化息息相关，但是，如果格局未变，权力秩序也可以变化。国际格局包括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态势。他举例说，当前的格局和二战后并未变化，从超级大国的数量来讲，可以依然会发展成为两个国家，从国家的站队选边来说，也是在两个国家间选择。美国学者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从和平状态进入战争，但事实上，当前的安全秩序/结构性秩序并未变化，只是权力秩序——中美的权力分配有所变化。从规范秩序的角度，尽管中美贸易摩擦正处于焦灼状态，彼此增加了关税，但是，中国对他国的关税普遍从10.5%降到了7.8%，美国将北美贸易圈改为“美墨加协定”，其贸易额也会有所增长。因此，全球贸易自由化依然在发展，总体贸易额是增加的，各国平均关税也在下降。阎学通指出，此前业内人士担心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否会改变既定的贸易自由化秩序，现在看来，并没有发生。
　　中国遇到了冷战以来最好的战略机遇
　　由此来看，权力秩序的变化只是局部秩序的变化，并不能改变体系和格局。阎学通继而指出开首提出的判断的失误所在。他分析，以往爱用“国际体系”来描绘，其必须有三个要素构成，行为体、格局和规范。以行为体划分国家是比较科学的概念。当前，三个变量中，行为体和规范都没有变，只是格局有所变化，所以，二战后世界体系从强权体系到了霸权体系的局面并没有任何变化。而冷战更是特定时期大国实力的状态的描述。它由三个要素构成：核武器、代理人战争、意识形态成为争夺焦点。从这些要素来讲，目前并没有出现冷战迹象。
　　由外交系和国际政治系组成的国关学院学生和全校有兴趣者云集一堂，听资深学者研判中美关系。
　　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阎学通曾指出：当前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最好的战略机遇。这个论点的提出也是基于对这组概念的梳理做出的逻辑判断。他指出，与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90年代的国际制裁相比，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困难要小得多。特朗普上任之前，美国带着盟友一同防范中国，而现在，特朗普破坏了自己领导的同盟关系，选择和中国单打独斗，从战略意义来讲，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要比此前好得多。从双边关系而言，当前确实不如奥巴马时期和小布什时期，但比出现台海危机、银河号事件的克林顿第一任期的冰点要好得多。况且，中美之间的权力秩序在发生变化。中国实力的增强是有目共睹的。
　　由此，在昨天上午的广东外贸外语大学（下简称“广外”）“国际关系学院揭牌仪式暨中美关系与世界权力转移”研讨会上，阎学通提出，研判国际关系必须有科学的概念，由此，当前会进入冷战，世界遭遇百年未变之大局的判断是错误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未带来全球贸易自由化态势的改变。

来源时间：2018/10/15 发布时间：201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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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针对中国的多国、多方向军演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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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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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2018

作者：高鹏来源：大国策智库

　　导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0月3日报道，多名国防官员向该台透露，美国海军正在制订一个向中国展示实力的秘密计划——11月份将同时在南海、台湾海峡、太平洋、南美、欧洲等地进行“自由航行”或军事演习，以“向中国展示美军具有同时在多个前线，对抗多个潜在假想敌的能力”。据称，美国打算邀请印太区域内外近30国联合参演，约有大小舰艇约150艘，200多架飞机和近2万多人参加。这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多国联合演习在参加国家和兵力兵器规模上的历史之最，也将是特朗普执政和中美关系低走之后美方针对中国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动作。美国的这一举动值得中国关注。

　　关键词：中美关系南海台海自由航行

　　一、特朗普打了贸易牌，又打军演牌
　　自今年7月特朗普发起中美贸易战后，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力度，贸易“战火”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许多分析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如此强硬的对华经贸政策是美国同时调整贸易政策、经济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结果，中美贸易摩擦或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未来，美国会继续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加大对华施压力度。
　　历史告诉我们，美国干涉和介入别国的方式，除了直接的军事和战争方式之外，大量采取的是以经济与准军事能力的间接战略手段。比如，以演习威吓目标国或是舰队航行造成地区局势的紧迫，即运用海权于他国领海外形成压力，迫使目标国投入军事资源或放弃原定企图。此次，美国本想通过发起贸易战横向打击中国的经济，降低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的威胁能力。经过三个月的贸易制裁，美国发现中国并没有屈服的迹象，因此，启动间接战略手段中的军事手段——以大规模的演习进一步施压也就成为其自然的选项。美国的这次军演计划首先是由太平洋—印度洋舰队在靠近中国本土的地方实施，包括让美国军舰和战机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这些最敏感的地区展示“美国拥有国际海域和空域自由航行的权利”。同时，在几天之内，美军还会展开一系列其他行动，行动范围将扩展到美国西海岸和南美洲，并向欧洲、南美乃至于俄罗斯区域多方向延伸。说白了，就是要告诉中国，美国可在全球同时应对多场战争，不仅可以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等周边最敏感的地带压制中国，还可以扩大到全球范围。
　　美国组织这样一个直接针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表明中美博弈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正在由贸易向政治和安全领域扩展，一定程度上也是其对华政策“趋硬”的信号。
　　二、美国为何要“大动干戈”搞联合军演?
　　一是要造成“中国不得人心”的高压态势。美国此次军演邀请众多国家参加，除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美国第一”思维的延续，要让所谓的“受害国”一道分担美国的安全投入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图，就是鼓动区域性内外各国，对中国在南海等地区的所谓“扩张行为”进行“群殴”。毋庸讳言，南海周边诸国在领海和海洋权益上与中国的确多多少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纠纷，中国对南海主权的态度也让这些国家担心，所以对美国的安全保护寄于希望。美国正是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通过多国军演形成“中国不得人心”的国际环境，打击中国，同时离间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二是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设置障碍。美国权威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亚太安全项目发布的名为《权力的游戏：应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报告，向美国政府建议指出，“一带一路”将为海外日益增长的解放军势力铺平道路，美国应该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法国和英国合作，确定未来中国在印度洋的军事设施可能会在何处设置，以及在和平时期、危机和冲突中，其中的哪些将产生最大风险。基于这一评估，美国和这些志同道合的盟国和伙伴应采取协调行动，尽可能限制中国的军事介入，并在绝对必要的地方加以阻止。其实，上述也是特朗普上台后推出的“印太战略”的核心内容。
　　显然，美国一直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耿耿于怀，试图联合印太地区各国，为该倡议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需的平稳局势设置障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因此，此次美国计划中的从南海和台湾海峡开始，并延伸到欧洲、南美等地的针对中国的军事演练，就是要警告中国，美国可以随时切断和封锁中国整个海上能源通道——包括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海上通道，使中国的生意做不下去，让“一带一路”倡议落空。
　　三是对中国在南海的所谓的“军事化”以及对中国军队绕台湾岛和钓鱼岛空中和海上巡航行动表示不满。中国自2012年开始对南海、东海和台海的军事关注，在美国看来直接威胁了该地区其盟国和准盟国的安全，因此，美国希望通过大规模的演习向中国施压和警告。
　　四是似乎也是对由俄罗斯组织、中国参加的“东方—2018”联合演习的回应。
　　三、联合军演与他国的“选边”
　　2018年6月2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防长马蒂斯批评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并鼓动南海周边国家联合反华，他说，中国在南海部署导弹、雷达，甚至试飞轰炸机，就是通过部署军事设施威吓和胁迫其他国家。中国在南海的政策和美国“印太战略”所主张的开放与自由“背道而驰”。但他的演讲并没有得到区域内国家的积极回应。印度总理莫迪6月1日也明确主张对华合作，加大亚洲内部的团结，尤其是发挥东盟的作用。对于美方试图打造的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莫迪今年表现较为冷淡。
　　对于美国的这次军演，据称印度已表示不会参加。菲律宾直接表态将与中国合作开发南海资源。10月9日，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罗克表示，杜特尔特已向中方保证，菲律宾不参加美国海军计划11月在南海、台湾海峡的军演，称“不会做任何损害中国领导人来访氛围的事”，呼吁美国对此类行动应慎重。杜特尔特深知，11月份如果美国在南海、台海军演，中美军队必然剑拔弩张，这对菲律宾来说就太危险了。所以，从菲律宾国家利益视角考虑，这种事不要蹚浑水最好，所以这次菲律宾显然站在中国一边。印菲两国对美军演的冷淡，本质都是不想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和马前卒。其实，菲律宾代表了相当多的本地区国家的想法，因为它们也别无选择，只能与体量庞大、经济上占主导地位且地理上更靠近的中国和睦相处。这些国家需要美国扮演制衡中国的角色，而非彻底成为中国的敌人。特别是特朗普已向亚洲盟友传递出更多不确定性，这可能迫使这些国家决定单独与中国达成谅解。
　　四、中国应对联合军演时要“闹中求静”
　　第一，对于演习所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需要给予重视，并认真观察其发展，但不要急于表态和行动，要“让子弹再飞一会”。从过去的教训来看，在没有搞清楚背景的情况下，立即做出太强烈的反应往往会对全局带来被动。比如，最近美国对解放军高级将领制裁，其实是美国内部矛盾的反映。我们不对其中原委作深入研究，马上就表态、做动作，结果是帮助了美国的强硬派。
　　第二，必须高度关注区域内各国特别是东盟国家参演的态度。美国组织这次多国军演，必然会迫使更多的国家选边站，因此，这也是检验区域各国态度的一个重要机会。对于选择美国参加演习的国家，我们如何应对？之前中国因类似的原因制裁过韩国和日本，但现在来看并没有起到什么从实际效果。如果此次军演有不少国家选择美国，不可能对所有这些国家都进行制裁，这样等于把我们自己逼到了死角。对此，我们需要有一个长远、冷静、全面的考量和应对。
　　第三，加紧与东盟各国达成的“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的落实工作。
　　自去年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宣布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以来，各方已经初步达成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并为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进行了一系列磋商和会谈。今年8月2日在新加坡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中国与东盟国家已就“南海行为准则”（COC)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达成一致，这是“准则”磋商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进展。可是，在10月2日开始的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五国在南海的联合军演中，就有两个东盟国家参与。这意味着8月初中国和东盟各国达成的“南海行为准则”草案，仍没有落到实处，而这两个国家作为南海主权的声索国，却把外国军队带到自家门口演习，无异于引狼入室。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加紧做好与东盟国家达成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成果的落实工作，只要把这一工作抓实、抓细，必将对打算选边中国的国家给予背书和鼓励，而对于选边美国的国家构成极大的制约。

　　高鹏，大国策智库高级研究员，战略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战略、军事战略。

来源时间：2018/10/15 发布时间：201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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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平研究所：美应关注中国在缅甸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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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2018

作者：编译/季纾纬来源：大国策智库

　　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日前发布题为“中国在缅甸内乱中影响”的报告。报告从缅甸的国内冲突历史、中国在缅利益、克钦邦及掸邦武装冲突和罗兴亚危机等多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在缅甸冲突和和平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为美国政府在缅甸事务方面的进一步举措提供了建议。
　　报告首先回顾了影响中国在缅利益的历史因素。中缅国界线共约一千五百英里，两国领土大面积接壤。自从十三世纪晚期开始，统治中国的各个朝代如元朝和清朝，反复尝试过对缅甸展开军事行动，但都因缅甸当地地形水文等原因作罢。1769年，缅甸与清政府签署了和约，对清政府纳贡称臣。这种微弱的朝贡关系在1885年英国殖民缅甸的时候停止，但十九世纪晚期中缅在两国边境的接触逐渐增加。二十世纪初的战乱导致了中缅边境地区的大量人口流动。加之中缅两国国境线过长，这一现象间接导致了中缅边境频繁的偷渡、走私和毒品交易。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与盟国一道，派遣兵力进入缅甸协同英军抗击占领缅甸的日本部队。但随后的国共内战使得大量国民党军队退入缅甸境内，这使得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与缅甸的关系高度敏感。
　　和平研究所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在缅甸的各方面利益使得其缅甸内部冲突与和平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除领土大面积接壤带来的国土安全原因之外，两国边境贸易和政治影响都使得中国在缅甸有重大利益考量。在国土安全方面，缅甸政府军与各邦民族武装的军事冲突时常迫使难民由缅甸北部的中缅边境进入中国云南境内。中国政府在2013年曾派遣外交使团赴缅甸协助当地民族武装和缅甸政府的和平谈判。直到2015年，虽然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号召和平解决民族矛盾，一部分少数民族武装仍与缅甸政府军有军事冲突，尤其是靠近中国南部省份的缅甸北部地区。报告认为，中国不会希望看到缅甸政府军与民地族武之间的冲突持续下去，因为长期的密集武装冲突极易越过中缅边境，对中国南部省份造成不利影响。在对少数民族武装的控制方面，北京亦对缅甸政府抱支持态度。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报告称，中国政府曾保护缅甸不受联合国的制裁并对缅政府对内部武装冲突的控制提供过外交和物质上的支持。从整体国家安全方面考虑，缅甸的海岸线使其对进入印度洋海域有极大的便利，故可以为中国的海军力量摆脱第一和第二岛链的包围。报告中提出，虽然目前缅甸2008年通过的宪法禁止外国军队驻扎在缅甸本土，如果未来缅甸无法偿还中方债务，缅甸政府可能如斯里兰卡在2017年将汉班托塔港租赁给中国一般，“以港抵债”，为中国海军保留进入印度洋的通道。
　　经济利益方面，中国近几十年来在缅甸不断投资，在自然资源丰富的缅北的投资尤其可观。仅2016-17财年，中缅双边贸易共约10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取道缅北进入云南。中国主要在缅甸购买玉石、木材、金属和石油。作为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合作国，缅甸接受了一些中国企业在缅甸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围绕若开邦主要港口城镇皎漂建立的特别经济区，铁路、道路建设，以及一整套在缅甸和中国云南省之间运输能源和其他物资的管道网络。皎漂港对中国在全球各地区的经济贸易和航海事业有可观的促进作用。皎漂港直通印度洋，可以大幅降低从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进口产品的运输成本。中国在缅甸的可观经济利益足以促使中国在缅甸事务方面给予高度重视。
　　和平研究所在报告中还提到，中国政府似乎已经不再严格坚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本原则，开始更主动地参与到缅甸的和平进程中。该报告指出，北京已经做出一定举措尝试影响缅甸内部冲突各方的决定。例如，尽管缅甸国内的一些组织和团体希望缅甸的内部冲突得到国际社会的关切，中国一再强调域外第三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应参与到缅甸地区事务中。中国还曾提出过调解缅甸与孟加拉之间的冲突，但最终未能成功。报告认为缅甸政府基本肯定了中国在缅甸事务方面的介入具有建设性。包括缅甸政府人员和民族地方武装在内，缅甸内部冲突中各方对中国政府在缅甸和平谈判中做出的努力均持正面态度。但报告同时也指出，缅方对中国政府的真正动机存有一定疑虑。中国政府的利益在缅甸取得长久和平时并非能取得最大化，因为稳定的政府-少数民族关系势必削弱中国政府对中缅边境地区武装力量的影响，在对缅政府接触时会缺少筹码。报告还认为，中国政府希望缅甸内部形势较现在变得相对稳定，以确保中方在“一带一路”和中缅经济走廊项目下的投资不受缅甸当地战乱的威胁，并尽量减少边境难民涌入中国南部地区。但同时，北京又希望在缅甸的内部冲突中获得最优的战略位置，尤其是能在对抗美国在缅甸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实力扩张中拥有谈判的资本。而在冲突尚未被完全解决的时机，为亲中的民地武提供道义志愿和物资支持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既然中国政府不认为缅甸的内部武装冲突会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推动缅甸的内部和平进程对中方仍是成本较低的政策选择。另外，近期的罗兴亚危机为中国提供了扩大对缅甸外交事务的影响的机会，这一危机甚至可以帮助中国获得在东南亚地区处于主导地位的机会。缅甸政府在罗兴亚地区的军事行动在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引起了公愤，而中国恰好为面对严厉国际制裁的缅甸提供了缓冲空间。作为拥有一票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为缅甸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保护，为其减弱联合国制裁的冲击。而北京也无意免费为缅甸提供这一重要的保护伞。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很可能会以此为基础要求缅甸政府提供政策优惠（如允许中国在皎漂的港口建设），和对中国在缅经济和政治利益发展的的进一步保证。虽然缅甸与其他东南亚国家都不希望在政治或经济上过度依赖其他国家以求保证自己在与大国接触中保有最大程度的谈判筹码和自主权，但缅甸仍然需要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带动本国的基础建设和经济的增长。因此，尽管缅甸政府对以“一带一路”项目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建设项目并不总能考虑到缅甸当地居民的态度和地方的生态环境这一问题有一定忧虑，缅甸仍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以确保自身长期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
　　在报告最后，美国和平研究所为美国政府在缅甸事务和中国在缅影响方面给出了一系列建议。报告强调，美国应对更加关注中国在缅甸内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在推动缅甸的和平进程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利益需要，因此，美国政府应继续在政治、社会、经济和安全问题上与缅甸保持长期的接触，继续推动缅甸内部的和平进程，直至取得缅甸政府与民地武的长期和解。在具体执行层面，报告建议美国政府适时对缅甸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后者尽快解决罗兴亚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促进缅甸国内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对中国在缅甸的一系列举措，报告认为美国应积极与北京展开对话，积极与中国就双方各自准备为缅甸的和平进程做出何种举措展开沟通交流，避免形式化和对对方意图的误判。美国政府应鼓励中国加入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对缅援助计划中，合力解决克钦邦武装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和经济困难。报告强调，中国不应将其他国家在缅甸开展的政治、外交和经济活动视为政治竞赛，用“零和博弈”的眼光看待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为缅甸解决内部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在解决缅甸人道主义问题上，为达成效率更高的国际合作，美国政府为缅甸内部和平做出的一系列举措需要足够透明。中方则需放眼于长远的地区稳定，避免使用“零和博弈”思维阻滞国际社会结束缅甸内部冲突的努力。

　　本文由中国国防金融研究会、大国策智库组织编译。原文标题为：China’s Role in Myanmar’s Internal Conflicts。文章内容不代表中国国防金融研究会、大国策智库观点。

来源时间：2018/10/15 发布时间：201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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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每一次走下坡路，需要多久才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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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2018

作者：王文、王鹏来源：观察者网

一年多来，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经济增长形势良好，还对全球采取了单边进攻主义政策，大有重振“美国雄风”之态。国内一些“溢美”、“恐美”的思潮也开始抬头。对此，如何客观地评价美国实力，尤其是从较长的时间段看待目前特朗普的短期行为，显得尤其重要。笔者认为，从二战结束后建立全球霸权算起，美国实力逐渐走上“盛极而衰”之路，这个进程有曲折、有反复，但目前看来，美国走下坡路的大趋势没变。

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了缓慢衰落

从1960年代末开始，美国的全球霸权便呈现出螺旋式衰落的大趋势。大体划分下，在美国本土，有关“美国衰落”政策与学术辩论中，存在“绝对衰落论”和“相对衰落论”两大派别。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从历史研究中得出启发：大国的“过度扩张”容易导致衰落，而美国就和历史上的其他强国一样，也面临过度扩张而导致衰落的风险。罗伯特·吉尔平也指出，为了正常运作霸权而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将导致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收益递减的双重效应，从而使霸权国因逐渐“入不敷支”而走向衰落。此类观点都认为，从长远看，美国的政治与经济霸权都将“必然”衰落，因此被称为“绝对衰落论”。

与“绝对衰落论”不同的是，一些美国学者却认为，只要实施有效的战略，美国霸权地位仍可护持，衰落并非无可避免。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美国可以利用特定的国际制度来改变国际无政府状态，使之成为“宪政秩序”，从而实现对世界的“垂拱而治”。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更明确声称“美国并未衰落”，且将凭借美国在科技、创新等领域无可挑战的优势地位继续以“软权力”、“巧实力”等手段领导世界。在此类美国霸权“相对衰落论”看来，美国所经历的逆境都是暂时的、阶段性的。

在笔者看来，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衰落呈现波浪起伏状的非线性过程。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衰落论”开始兴起，19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美国国力呈现微微走强状态；1990年代中期克林顿执政时，美国经济出现了互联网早期繁荣；奥巴马执政后期、特朗普执政初期，美国经济出现危机后的复苏。但是，总体看，美国国力缓慢下行的趋势并未改变。美国走下坡路的过程是漫长的，正如英国从1890年代初丧失经济实力第一的位置，至二战后彻底让出全球霸主地位，至今逾百年，英国的世界影响力尤存。

美国在各方面仍呈现缓慢衰落之态

一般看来，美国霸权主要由军事、经济与文化软实力三方面构成。从不同领域分别观察得到的数据证明，尽管近年来美国经济形势尚佳，但衰落之势也较明显。

在军事上，1970年代折戟越南让美军颜面扫地，“不败”的神话从此宣告破灭。此后，美国所发动或参与的战争，包括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虽多有胜利，但往往得不偿失。美国为维护霸权在全球所经营的军事基地、给予他国的同盟承诺等，都已给本国经济造成巨大负担。然而，其国内强大的军工利益集团，却早已成为华盛顿决策圈尾大不掉的桎梏。“军工共同体”的共振效应，正在使美国成为一个每过几年必须发动战争的“战争机器”。

按照特朗普“美国优先”的逻辑，美国政府似乎应该大幅削减军费、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战略收缩。然而，特朗普上台后所采取的实际政策却正好相反：不仅未能从多条战线上收缩，反而同时加大投入，更深地卷入地区矛盾中。

上任伊始，特朗普就提出将海军军舰从原有的276艘扩张到350艘的大规模造舰计划。为了在其首个任期实现高达540亿美元的军费增幅以建造新的航母、战舰、战机，他还大幅削减国内民生项目和海外援助等领域的经费。2018年2月，特朗普公布了总计4.4万亿美元的2019财年预算案。其中国防预算为6861亿美元，较2018财年的6320亿美元，增幅高达8.5%；2019财年美国国家安全预算，即军费总计已达7160亿美元。类似扩军之策，无疑于“饮鸠止渴”。

在经济上，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也在逐年下降，同时美元作为世界通用货币的地位也正日益受到质疑。从1960-2016年，美国GD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由1962年的39.17%下降到2010年的23.13%。其间，比重经历三次大起大落：1962年达到第一峰值，1985年达第二峰值33.66%，2001年达第三峰值31.97%，峰值呈逐次递减规律。1980年达到第一次低谷25.19%，1995年达第二次低谷24.73%，2010年达第三次低谷23.13%，谷底值也同样逐次递减。

不仅如此，美国经济轮回的周期也愈来愈短，第一峰值到第二峰值历经23年，而第二峰值到第三峰值只历经了16年。且滑坡有加速趋势，而抬升有减缓趋势。第一次滑坡历经18年，第二次滑坡历经10年，而第三次滑坡历经9年；第一次抬升历经5年，第二次抬升历经6年。近五年来，美国经济份额有小幅提升，常年保持在22％-25%之间，已接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尽管特朗普反复强调他的“丰功伟绩”已经“使美国再次伟大”，但统计数据和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清晰表明，他所鼓吹的“第三次抬升”还远未到来。

从经济学专业视角看，美国经济在上述峰值与谷底值间维持双降低、轮回周期缩短、下滑加速和抬升减缓的过程，属于典型的震荡衰退过程。因此，美国GD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排名在总体上呈衰减趋势是无可争议的。综上，数据支持“美国霸权呈缓慢绝对衰退”的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从政治-军事与经济互动的角度看，人们不难注意到，恰恰在小布什和老布什两位总统任期内，美国经济在世界占比都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他们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这一现象也支持了前文有关美国全球军事霸权及种种“霸凌”行为已经成为其经济负担的观点。

在软实力上，美国国家形象受到了特朗普的重创。特朗普正在大幅透支美国多年积攒的国际战略信誉，并影响到盟国对美国的战略预期与互动。譬如，其“印太”战略提出后，印、日、澳等国应者渺渺，中印、中日关系反而正在实现戏剧性转圜就是明证。在联合国的演讲，特朗普受到了全球的嘲弄，诚如《华盛顿邮报》坦承，“美国不再是灯塔，而是恶霸”。“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则尖锐批评，特朗普“已经严重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极大减少了美国的吸引力。”

中国社会要抑制“恐美、溢美症”

1938年，毛泽东在陕北破败的窑洞中写下了鸿篇巨作《论持久战》，批判了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谬误，如长夜里明灯为四万万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指明了方向。整整八十年后，2018年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面对“特朗普攻势”，十四亿炎黄子孙更没有必要自怨自艾、妄自菲薄，更不要奢望“认怂”就能够乞求和平与怜悯。当然，我们也不宜狂妄自大。对美国，“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传统训导目前并不过时。

中国发展进入到了“精耕细作期”，从过去的重视“量”上的增长要转型升级到了“量质并重”的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尤其是在一些重要领域将各项既定政策落实到位，美国的任何遏制之势能够打乱中国的发展步伐。只要中国能按照自己改革发展的节奏稳步先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会越来越接近，而美国颓势也会越来越明显。只有拥有这种“持续战”、“拉力战”的心态，永不松懈，民族复兴才有最终成功的可能。

综上所述，我们中国人看美国，既要看短期效应，更要看长期走向。前者是为了引起国人对美策略图谋的重视，避免掉以轻心；后者则是提升国民自信，凝聚人心，方能众志成城，力挫“霸凌”。

来源时间：2018/10/14 发布时间：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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