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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报告:《权力的游戏:应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之一:“一带一路”如何重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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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引子
  近期,美国权威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亚太安全项目发布了名为《权力的游戏:应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报告。这是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做的一个系统研究,百人论坛专门组织专家对报告进行了翻译。从内容来看,有些分析判断难免有失偏颇,但是对中国学者全面观察“一带一路”却有一定的意义。报告中某些观点能让我们更清醒地了解“一带一路”的国际评价,对我们完善“一带一路”决策具有很大帮助。报告内容很多,我们将分三期刊出。
  第一章     引入和背景
  中国正在制造一场权力的游戏,以将全球大部分地区转化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核心。它的“一带一路”战略力图通过基础设施项目,将亚洲、中东、非洲和欧洲连接起来,这些项目包括港口、铁路、发电厂和通信网络等。中国已经将“一带一路”描绘为一个共享发展和增长的引擎。但是,尽管北京的战略确实解决了基础设施的需求,“一带一路”最终是为中国实现经济、外交和军事领域的野心而服务的。
  据估计,2013年由习近平主席提出,北京仍然叫做“一带一路”的战略(尽管在英文中叫做“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尽管“一带一路”的许多方面仍然不透明,且它的范围和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它的三个要素是明确的。第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它始于中国,贯穿中亚,直至欧洲,还包括一些分支延伸到巴基斯坦和中东。第二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始于中国沿海,直到东南亚,穿过印度洋,并以东非和地中海为终点。快速出现的第三个要素是“新数字丝绸之路”,它将会为海陆沿线提供通讯和信息联通性。
  对中国来讲,“一带一路”最初且依旧是首要的动力来自国内。这一战略使中国在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回报逐渐减小的时候,可以向外转移过剩产能。它可以通过将中国边远的欠发达省份与国外市场联系起来,从而加快它们的经济增长。此外,“一带一路”为国有企业创造了国际机遇,而北京一直致力于将国有企业打造为全球最优。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民族复兴”愿景——中国在亚洲不受限制并引领全球的重要工具。
  地缘政治动机同样支持着“一带一路”,且已变得日益明显。对数字联通性方面日益增长的关注,表明北京对塑造21世纪经济治理标准和平台的浓厚兴趣。“一带一路”战略也反映了北京对于其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而非仅仅依赖需经过脆弱海上瓶颈的海运的持久渴望,以及对创造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没有支配的国际组织新形式的渴望。
  为“一带一路”争取联合国的支持
  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获得高水平的多边支持以巩固这一战略的国际合法性。这包括一个主要且成功的努力,即赢得联合国对“一带一路”的支持。2016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签署了一项关于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展开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在2017“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有巨大的潜力”,指的是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潜在协同作用。联合国正在将其最初的修辞上的支持扩大为加强与“一带一路”合作的更广阔的号召。2018年6月,联合国大会(UNGA)召集了一场题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规格讨论会。联合国认为一带一路与其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极强的重合性,这并非偶然。中国已经利用了联合国办事处,在那里,中国人占据了重要职位以使“一带一路”胜出。在美国对联合国采取一种较为对立的措施的时候,额外的中国资金前景也可能增加了“一带一路”的吸引力。
  “一带一路”将实际的项目与巨大的宣传努力结合起来。在一项旨在扩大这一战略影响力的信息性叙述支持下,“一带一路”描绘了一幅中国不可避免强势崛起的图景。为了支持这一愿景,北京强调了“一带一路”的规模和范围。在与参与国的双边声明中,中国例行公事地宣布了它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履行的令人惊讶的投资承诺。在2017“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的开幕辞中,北京将确保国家元首的出席作为最优先的考虑,大部分是为了面子的缘故。最近,中国公开声明已将“一带一路”扩大到包括北极和拉丁美洲的经济活动。这一新的发展为北京的战略带来了危机。“一带一路”修辞上的扩大,最终到底会加强中国的优势还是散播困惑,仍是不明确的。
  尽管有很多最近广为人知的挫折,“一带一路”仍保持着可观的势头。这一战略将可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扮演核心角色,十九大已经把“一带一路”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第二章:“一带一路”如何重塑世界
  中国的“一带一路”正在侵蚀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础。“一带一路”的影响已经日渐显著,并从地缘政治延伸到商贸,再到国家治理和发展。
  (一)地缘政治
  中国军队(PLA)将会更加全球化。“一带一路”增加了中国投放海外军事力量的需求,同时也增强了中国这样做的能力。保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需要解放军海军更定期地巡逻连接中国遥远港口投资的海上航线。此外,随着中国投资和工人进入遥远甚至危险的地区,解放军将更加频繁地面对保证平民疏散、人道主义援助、赈灾和反恐的情况。类似2015年从也门疏散中国公民和其他外国公民的行为表明,当中国利益迫在眉睫时,解放军将在海外行动。过去,专门物流网络的缺乏限制了解放军部署海外地区的能力。通过建设两用的基础设施,例如支持解放军在印度洋地区及其他地区行动的港口和机场,“一带一路”解决了这一缺陷。中国在吉布提建造了一个临近的商业港口之后,获得了军事设施,这可以作为“一带一路”为全球性解放军铺路的一个很好典型。
  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军队将会面临新挑战。从中国的海外军事扩张开始,“一带一路”呈现了大量的军事挑战。在吉布提,中国现在与美国势力以及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势力近距离运作,鉴于曼德海峡基地的增多,在如此日益混乱的操作环境中,很有可能出现突发事件。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的邻近,也对美国的军事积极性造成了威胁,从情报收集问题到对美军的骚扰,正如近期向一位美国飞行员发射激光所表明的那样。抛开吉布提不说,“一带一路”也有助于中国潜艇在印度洋的永久驻扎。这些增加的水下力量将首先影响美国和印度海军,但也会为日本和欧洲控制印度洋地区的军舰造成问题。从更广的角度而言,若到了中国部署反舰巡航导弹并将空军和导弹防御能力整合到“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军事节点或基地这样的程度,它会更确定地将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在西太平洋地区之外的军力置于危机或冲突风险之中。最后且最重要的是,中国“新数字丝绸之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技术生态逐渐增长的参与,可能会危害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建立的网络。这会使美国前线基地的运营安全复杂化,并束缚加强美国与其他外国军队互动的机会。
  中国将会获得持久的外交领导力。通过贷款给一些政府,这些贷款超过其偿还能力,中国制造了将接受国置于依赖和脆弱性境地的债务陷阱。中国通过这一方法获得的外交领导力是长期的。财政义务超越了政治领导权的变化,并束缚了继任政府的回旋余地,甚至包括那些想要摆脱北京的政府。此外,债务负担变成一种灵活的影响形式,使中国能够获得外国资产的控制权和军力的介入权,并从南中国海争端到人权问题,中国都可以迫使这些国家予以支持,或至少减少反对。中国成功地将斯里兰卡的债务义务转化为债务换股权方案,获得了极富战略意义的汉班托特的99年租期,这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希腊在中国对其大量投资之后,成为北京反对欧盟人权定罪的防卫者的新角色。
  欧洲关于中国的分歧将会加深。“一带一路”正在削弱欧洲对华政策上的一致性,因为南欧和中欧不太富裕的国家公开欢迎中国投资,而西欧和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仍然很谨慎。西欧的领导人,例如英国的特蕾莎·梅和法国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已对明确签署“一带一路”协议表示出了克制态度,并强调中国达到国际标准的需求并防止把他国变为附庸国。欧盟已经采取了一个相似的手段,要求“一带一路”坚持一系列准则,包括市场规则和国际标准。与之相比,南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包括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希腊,已经正式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展望未来,“一带一路”的相关投资将会限制欧盟在对华关键问题上的行动,从在国际论坛上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到发展出一种共同的要求来筛选中国在敏感产业的投资。
  中国为地缘政治利益操控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将会提升。通过海外投资活动,北京将会在将全球的供应商和消费者联系起来的分配网络中扮演一个越来越有影响力的角色。这在主要集装箱港口最为显著。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国在2015年拥有或投资的港口承担了所有集装箱运输的三分之二,这一数据从那时起可能已经增长,因为北京已经着手新一轮的购港狂欢。除港口之外,中国在船舶工业也扮演着领导者角色。由于在全球供应链中拥有多重砝码,如果贸易冲突逐步增强,或者当军事危机或冲突发生,中国将有能力通过限制工业制成品和不可再生商品例如关键矿产等的供应来影响市场价格。这可能有多种形式,从延缓交货,到让货物停靠在码头并否决装载/起吊权。通过这种方式,“一带一路”将会扩大北京的经济强制手段。在和平时期,中国会更巧妙地利用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例如,通过把低效率引入一个地缘政治上很重要的外国公司的供应链,来降低其竞争力。
  中国掌控能源安全的能力将会提高。如今,北京的能源进口绝大多数依赖海上贸易,并对未来冲突中海上封锁的经济影响十分担心。它意图让“一带一路”中的管道网络和港口形成马六甲海峡的替代选项,这一承担了大约80%的中国进口石油的海峡可能会成为潜在的瓶颈。当与解放军在印度洋地区不断扩大的足迹联系起来的时候,“一带一路”项目,例如计划中的连接瓜达尔、巴基斯坦到喀什(中国最西部省区——新疆的重要城市)的输油管道,会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新高度的象征。不过,事实上,鉴于它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和从中东和非洲进口大量化石燃料,在“一带一路”下建设的管道和港口可能对减少中国对于海上咽喉的依赖并没有多大作用。
  (二)商业
  国际商业标准将会受到压力。随着中国竞相在亚洲、中东、非洲和欧洲建立和实施基础设施项目,它的行为有时偏离了现存的商业标准。这些标准,例如透明的投资程序、与社会和环境责任准则的一致性,和债务可持续性等,反映出被投资国和接受国一直学习的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公平地说,“一带一路”不是一整块巨石,其中一些投资坚持了全球准则。但是,其他投资却将项目引入被世界银行列入黑名单的公司,涉及极度不适宜的贷款利率或者虚增的费用。例如,中国对缅甸皎漂深水港项目最初的估价达到73亿美元;而一个外部实体则预测同样的项目可以用13亿美元完成。当地民间社会团体也表达了这样的关切,即这一项目忽视了世界银行在环境和人口重新安置上的最佳做法。北京声称,它意图建立一个新的“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这表明其战略将对现有国际法律标准造成越来越多的挑战。正如所提出的那样,相比接受国的当地法庭或者现存的国际仲裁框架而言,这一机制将会置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之下,并为北京提供一个更具延展性的工具来解决“一带一路”的法律争议。
  中国在数字领域的竞争能力将会提高。“一带一路”提出了北京成为世界领先的信息技术大国的意图。随着中国国内的科技精英出国建设“新数字丝绸之路”,中国建立国际标准和建设新的在线连接平台的大胆想法将会获得额外的动力。深化中国在那些对未来网络治理模式仍有矛盾心理的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生态系统的参与度,将会支持北京提出的建设一个新的网络模式的能力,在这种模式下,国家权力和主权得以贯彻。为了进行全球竞争,中国快速增加的技术公司要求获得更多的外国数据。“新数字丝绸之路”的通讯基础设施很可能带来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将最终使中国公司更有效率地对接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地区的市场和消费者。这些数据也可能使中国的人工智能工业繁荣起来,加强中国已经享受的优势条件,鉴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和政府支持性的规章制度。除数据之外,“一带一路”还可能作为一个机制,为中国在合作技术项目上招募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通过这样的技术合作,中国可以利用来自全球的人才,尽管它本身还不是一个相对有吸引力的高技术人才移民的目的地。
  主要国家将会努力偿还“一带一路”债务。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大部分融资涉及贷款而非赠款。许多接受中国投资的国家也缺乏评估其偿还能力的技术能力,这是一个特别的挑战,鉴于北京忽视债务可持续标准的意愿,而债务可持续标准通常可作为投资国和受援国的护栏。根据一项最近的研究,“一带一路”项目未来的融资把八个国家置于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下:吉布提、马尔代夫、老挝、黑山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在这八国当中,吉布提、马尔代夫或者巴基斯坦的还债危机将尤其会为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制造可怕的地缘政治后果。除了中国,世界上主要贷款国都是巴黎俱乐部的成员,巴黎俱乐部为债务国所遇到的还贷困难找到了协调和可持续的解决措施。在重建方案中,中国可能会提出侵犯债务国主权的非标准让步。为换取债务减免,中国可以进一步扩大在吉布提的军力,或者确保战略性商业资产的所有权。巴基斯坦的金融危机将会给北京带来额外的领导力,以便于在瓜达尔附近布置兵力,更不必说对印度和阿富汗潜在的溢出效应将会进一步动摇这个国家。这将会与中国解决斯里兰卡债务的方式一致,以确保对汉班托特港为期99年的租约。复制到别处,这样一种手段将会使北京建立一个逐渐扩大的军民两用设施网络,而这将会为其军事力量介入印度洋地区的美军行动奠定基础。
  非中国公司将会面临不公平竞争。从表面上看,中国计划投在“一带一路”上的巨大基础设施花费为总部在美国、日本、欧洲和其他高度发达经济体的公司提供了广阔的商业机会。尽管中国公司可能有潜在的费用优势,但像柏克德和福路这样的公司仍然是很有竞争力的,由于其出众的供应链管理、技术和效率。至少,非中国公司可以提供提供许多支持“一带一路”项目的专业性服务和高价值的元件。但是,一份最近的研究发现,中国出资的亚洲和欧洲交通项目的89%的承包商都是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合同的竞标中,中国公司有众多优势。许多“一带一路”项目直到官方宣布之前都是不透明的,这为与政府有联系的中国公司提供了信息优势,有利于它们在外国公司有机会投标之前确保交易。此外,中国公司可以获得通过不透明机制,例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分配的大量国家资金。外国公司明显缺乏这一易得的融资方式。这并不是说中国将外国公司排斥在“一带一路”之外;它们确实可以参与和获利。但是,这样的参与将会在北京的条款之下,通过像被用来提取外国技术和组织诀窍的合资企业这样的架构来进行。在对“一带一路”怀疑态度不断增长的国家,与非中国公司合作可能会帮助北京赢得当地信任。
  中国将会努力把“一带一路”的一些金融风险转移到外部。北京正在鼓励美国和欧洲投资银行及制度投资者把资金投入“一带一路”项目中去。一些西方企业已经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举办了“一带一路”会议并指定高级人事部门领导工作。西方银行也开始直接参与“一带一路”融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渣打银行,它已经承诺到2020年要为“一带一路”提供200亿美元的融资。今年年初,渣打银行还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在这些条款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会在未来5年为渣打银行提供15亿美元来支持贷款。而渣打银行将会“做出缩减的决定,并承担借款人的信用风险”。一个正在出现的现象是,中国建立投资工具以为“一带一路”项目融资的企图,这可能会掩盖潜在的风险。由于为“一带一路”融资将会在下一阶段主要被中国控制,这些争取西方资本的企图值得密切关注。
  中国的金融雄心将不会得到满足。北京一直以来致力于将人民币转化为全球货币,并在世界上扮演更加核心的金融角色。与之相应,“一带一路”的一个目的就是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而中国已经迫使很多国家接受“一带一路”投资以人民币进行交易。但是,人民币在这些国家的使用依然并不一帆风顺,事实上人民币已经在近年来的所有国际交易的份额中都下降了。“一带一路”对中国在国际债券发行市场上的地位是有利的。中国证监会最近允许外国公司和政府支持的机构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一带一路”官方债券。然而,区分这些债券的标准仍然模糊不清,外国发行者遣返资本的能力也是如此。至少在短期内,“一带一路”不太可能克服中国全球金融角色的结构性限制,从资本管制到人民币可兑换性的缺乏,都是如此。在利润率提升的情况下,中国的金融影响力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支付系统的采用,这些系统已经在国际上有所推广。
  (三)治理与发展
  一些接受“一带一路”投资的国家的治理质量将下降。参与“一带一路”的许多国家都有较高的腐败程度和较低的民主程度。尽管中国在2011年颁布了反外国贿赂法,但中国在其海外公司实施承诺上并没有显示多少兴趣。在治理较弱的国家,中国企业将面临强烈的诱惑参与贪污和其他不诚实的商业行为,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可以通过迅速推进一带一路而在国内获得政治信用。“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层面将进一步加剧腐败问题;在中国寻求控制战略性商业资产或军事准入的国家,政治精英的获取可能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中国几乎不是民主和人权的捍卫者,它表示愿意在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的日益偏远的地区捍卫专制领导。 马尔代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北京在该国宣布紧急状态并监禁法官及反对派政治人物后支持阿卜杜拉·亚明总统。
  中国的数字监控机制将会扩散。北京正在利用无处不在的摄像机、人脸识别软件、在线监控以及通过人工智能的新进展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来建立世界上最全面的数字监控机制。“一带一路”将会在中国公司建立支撑“新数字丝绸之路”的通讯基础设施的同时,出口这种机制的元件。中国科技公司对于和专制政权合作几乎没有什么不安。 据人权观察组织称,在埃塞俄比亚,可能在“一带一路”出现之前,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就“出售技术并提供培训,以为埃塞俄比亚的专制政府监控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活动”。今天在肯尼亚、印度尼西亚、阿联酋以及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与中国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华为公司正在与地方当局就被称为“安全城市”的领域进行合作——一个提供全面城市监控的平台。在一些中国城市,这个平台已经与国家警察数据库完全整合在一起,使当局能够跟踪居民的旅行和个人社交,并将一些人标记为易于犯罪。即使出口版本的“安全城市”没有立即达到这种效果水平,隐私和自由将会在“新数字丝绸之路”受到损失。
  真正的基础设施需求将被满足。“一带一路“解决了印度洋沿岸和欧亚大陆各国未来基础设施需求与目前投资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仅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这一差距估计为2016年至2020年预测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4%。“一带一路”不会缩小这一差距,但却会是基础设施支出的主要来源,这将补充多边开发银行(MDBs)和发达经济体捐助者提出的问题。虽然一些高利率的“一带一路”项目相当于白象,对于促进受援国的长期增长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但将大多数中国建造的基础设施视为经济上不可行是错误的。许多国家迫切需要改善其运输、电力和通讯基础设施,“一带一路”为他们提供了这样做的机会,特别是在他们的主权信用评级较低并缺乏许多非中国公司在运营时所要求的国内稳定性的情况下。
  各国将体验“中国第一”发展模式。虽然“一带一路”所解决的基础设施需求是真实的,但中国的方法推进了一种旨在最大化其经济利益的发展模式。 首先,大多数项目融资将来自贷款而非赠款。中国经常引进自己的工人来建设基础设施,剥夺当地人的就业机会,与其他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公司在建立人力资本或转移技能方面几乎没做什么,尽管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一带一路”项目也可能使各国陷入单方面的财政收入分享协议当中。例如,在巴基斯坦,中国预计在未来四十年内将获得瓜达尔港口91%的财政收入。在执行“一带一路”项目时,北京也忽略了当地对环境破坏和重新安置的担忧。最后,在推动“一带一路”下的燃煤电厂出口方面,中国在受援国推动了污染密集型电力形式,而中国在国内却在致力于向清洁能源过渡
  多边开发银行将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合作。世界主要多边开发银行不会成为“一带一路”的平衡力量。事实上,许多机构是支持它的,因为西方国家对参与MDB资本额调整工作的兴趣有限。世界银行尤其支持,其行长已经明确认可:“世界银行集团非常自豪地支持中国政府雄心勃勃、前所未有的努力。.……‘一带一路’将改善贸易、基础设施、投资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仅跨越国界,而且跨越大陆范围。”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同样寻求在“一带一路”上与中国合作。如果多边开发银行坚持维护国际标准,例如透明采购程序和债务可持续性等等的话,它们未来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共同融资可能会提高标准,并有助于削弱目前的“中国第一”发展模式。然而,鉴于多边开发银行目前投入基础设施的资源比较少——尽管它们开始在这方面投入更多资金——一些项目的共同融资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一带一路”的特征,其资金大部分来自中国国家机构。
  关于作者:
  丹尼尔·克里曼,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亚太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美国对华战略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同盟和伙伴关系的未来趋势。再加入CNAS之前,克里曼曾在国防部副部长政策办公室任职,担任亚洲一体化高级顾问。在那期间,他是第三次抵消战略发展和执行的主要亚洲专家,并为国防部解决一系列地区问题建言献策。克里曼还曾任职于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他最新的专著是《决定性的转变:民主如何主导崛起大国,从一战前夕至中国优势凸显》。
  阿比盖尔·格蕾丝,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亚太安全项目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及美国的印太战略。加入CNAS之前,格蕾丝曾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员,她致力于美中关系竞争方式的发展和实践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格蕾丝经常在有关亚洲安全问题的媒体上发表评论,她的评论和分析曾在多家媒体上出现,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客》、CNN网站、BBC广播、《今日美国》、《外交政策》、《海峡时报》、《国家利益》、《中国简报》和《康奈尔国际事务评论》等。
  关于亚太安全项目
  亚太安全项目致力于通过分析美国如何再平衡其优先利益、塑造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秩序、促进传统盟友的现代化、提高新伙伴的生产力以及加强多边机制和对法治的尊重来影响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力。从探索本地区不断升高的海上紧张局势,到提出战略以扩大和加强美国的影响,本项目利用团队的丰富经验和背景、在本区域和华盛顿的深厚关系以及CNAS的号召能力来塑造和完善美国在日渐变化的印太地区的政策对话。
  译者:
  孙夏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2018级博士。
  审校:
  袁剑,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来源时间:2018/10/10   发布时间: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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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顿院长盖瑞特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

作者:  来源:沃顿知识在线

  沃顿商学院院长杰弗里·盖瑞特(Geoffrey Garrett)于8月25日在上海大学就中美关系发表了一次演讲。
  以下为演讲全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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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塑未来的三大转折点
  我希望改变我今天上午主题演讲的主旨,转而谈论一个非常宏观的话题:当今的中美关系。上周在给我校MBA班级的学生讲课时,我曾谈及即将重塑未来世界的三个“重大转折点”(inflection points)。
  其中之一是技术。技术正在改变一切,包括工作的地点、含义和各方面。
  西方世界的第二个转折点是民粹主义(populism)在美国和欧洲的兴起。
  但是,我想让学生们注意的第三个转折点,是中美关系在全球的核心地位。
  如果让我形容过去35年内世界上发生的最大变化,那么网络和移动技术是其中之一。另一大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回顾20世纪后半叶,亚洲的确出现了一些经济奇迹,比如新加坡、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和中国有什么区别呢?首先,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持续了40年,而日本的经济奇迹只持续了20年,韩国或许持续了30年,新加坡可能更久一点,但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高速增长时期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
  同时,中国的规模也同样重要。新加坡有多少人口呢?五六百万。今天,如果大上海、大北京、珠江三角洲都是国家,那么它们和法国差不多大。但在中国这只是一个城市。所以,如果把中国经济奇迹持续的时间乘以中国的规模,你会发现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是我观察到的第一件事。
  二 中国已经举足轻重
  我观察到的第二件事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在全球都有影响力。如果中国只是一个小得多的国家,如果中国的增长没有这么强劲,如果中国的志向没有如此远大,那么世界不会像今天这样关注中国。
  中国在过去40年获得的成功让许多人开始质疑中国。他们在质疑什么呢?问题并不在于其他国家是否从中获益。我认为答案很明显,世界的确从中受益了。我来举两个例子,说明中国的崛起给美国带来的好处。第一个例子是 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前期,中国对世界而言是低成本的生产商。当时沃尔玛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之后这些商品出现在沃尔玛的货架上。或者我们再想一想苹果,我的苹果手机背面写着,苹果手机是由苹果公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设计,之后在中国进行组装。中国作为全球流水线和世界工厂,的确让其他国家受益巨大。中国使全球公民可以使用的商品范围得以扩大,并且价格还非常低廉。
  如果要用更贴近时代的版本来描述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那就是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我们来谈谈三家标志性的美国公司:苹果、通用汽车公司和波音,它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那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在于中国是它们最重要的、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从苹果公司谈起。苹果过去把中国当作手机组装地,而现在则把中国看作销售市场。
  第二家是通用汽车公司。这家公司在2008年之后破产,时任总统奥巴马助其摆脱困境,之后该公司恢复盈利。那么它是如何做到的呢?正是通过在中国出售汽车。通用在中国出售的汽车多于美国,但为什么它对此事实避而不谈?因为这些汽车是在中国制造的。我还记得十年前参观浦东的上汽通用别克工厂。这是我见过最令人惊奇的工厂。第三家是波音公司,这是美国出口业的一个伟大传奇。如今波音的大部分飞机销往哪里?正是中国。
  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面向全球的低成本组装国家。中国现在是全球最重要的增长引擎。这是一个利好消息。为什么我们要对此忧心忡忡呢?特朗普总统会回答:是的,我们可能的确从中国的崛起当中受益了,但中国获得的好处更多,而且中国是以“不公平”的方式获得更多好处。
  让我尝试解释一下这两种观点。“获益更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在经济学当中,我们总是寻求双赢——你赢,我也赢。我们都变得更好。毫无疑问,中美就是双赢模式。当特朗普说中美更像是我赢你输的关系时,他指的是相对关系(中国获益更多),而不是绝对关系(因为事实上美国也获益了)。
   强调中美双赢 鼓励中国开放
  我的第二点观察是,特朗普总统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公平的,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这里的不公平指的是什么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不公平是指中国政府过多地参与到中国经济当中。但现在全世界的政府都已经永久地参与到了经济当中,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体量大,而且做得很成功。
  所以,特朗普政权对《中国制造2025》的批判,诸如中国不应该拥有自己的产业政策之类,就有些奇怪了。因为新兴市场一直都在运用产业政策,目的是把技术和资本从更加发达的国家转移到本国。这就是发展的方式。我坚信双赢的观点。为什么我们不关注双赢呢?我认为你赢我输的相对观点在经济学上并没有太多意义。同时,我认为存在一个更低调批评中国的方式,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让我来稍作解释。我认为一种非常简单的说法是,当20世纪90年代中国入世、中美经济关系初步形成时,中国市场对美国产品、公司和投资的开放程度,要低于美对中的开放程度,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的中国还远远没有今天发达。今天,我们应该关注中国改革中的双赢领域,换句话说,中国市场的改革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全世界。
  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是20世纪早期起源于上海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和史带集团(Starr)的传奇领袖。他在上周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在文中指出,中国和美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上是不对称的,减少这种不对称对中国同样有利,而美国应当鼓励中国加速这一改革的步伐。
  的确,本届中国政府将进行更多供给侧改革。那我们应关注哪些指标呢?我认为对美国人来说,一个目标就是减少对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并开展业务的限制。以汽车为例,当通用汽车进入中国时,它不得不和上汽集团成立合资企业,因为这是中国当时规定如此,对中国来说这是进入国际汽车制造和生产业的良策。但是如果特斯拉现在要进入中国,或许特斯拉可以成立中国全资子公司。或许,这在金融领域也将同样可行。
  格林伯格不是唯一一位认为提高中国市场开放程度能够助力中美实现双赢的位高权重的美国人。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并于20年前带领高盛挺进中国市场的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若干年前于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也发表了相同的观点。20年前制定的中国金融业法律法规如今看起来已经不太合理了。中国应当适度减少对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限制。美国大型基金管理公司富达集团之前的经验可以作为左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应当成为一个自由的金融区,这一想法很棒,但目前尚未实现。
   既要直言不讳 又要尊重对方
  坦率又诚实的友谊不仅需要直言不讳,还需要尊重对方。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巨大体量和成功发展意味着,中国所肩负的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责任只会不断加重。现在没有人把中国视为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体量巨大、成就卓越、满怀创新大志的经济体,而且有望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不妨看一看中国已居于全球领军地位的各大领域,例如电动汽车、高速铁路和移动支付。中国早已不是日益衰退的贫困国家,而是全球创新领域的领导者和先驱者。
  因此,其他国家提出中国应当效仿美国和西欧的相关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这一观点是可以理解的。这正是友谊的特征之一:说出心中的真实想法。不过,我们还需要尊重对方,意识到讨论变革的最佳方法不是敲大鼓、舞大棒,而是私底下低调地会谈,鼓励中国朋友开展符合双方利益的举措。
  回顾一下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首次访华以来的中美关系历史,事实正是如此。诚然,由于中美的不同历史,两国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截然不同。不过在近50年的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核心趋势是“加强互动”(more engagement)。对两国而言,处理差异的最佳方式是加强沟通与互动,不是制造障碍,而是搭建桥梁。
  我认为,美国仍然应当采取这一政策。每个人都必须承认,现在的中国已不再是1978年刚刚开放的中国,也不再是2001年刚刚加入WTO的中国。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最大贸易国,也是对全球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目前,中美两国正在争夺全球第一创新经济体的席位。而这一切,在1978年都是难以置信的。
  不过,这也为中国带来了全新挑战。美国和欧盟认为,中国应放手市场按照经济规律运行,因为中国已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已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和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我同样认为,最好的双赢方法是鼓励中国的朋友独立思考,最终选择同样符合自身利益的改革方案。要想实现双赢,最佳的变革之路是深化两国间的纽带,而非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或采取威胁政策。
  毋庸置疑,万事并非一帆风顺, 不过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现实的乐观主义者看来,中美近50年来虽有争议,但每次解决争议后,双方的关系都更进一步。两国的互动不断增多,双方合作也不断加深。
  这正是正确的合作之路,我相信双方能够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我希望,我们沟通得越多,就越能从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从而更好地推动自身、对方乃至全世界的发展。
  有一件事总是能让我发自内心开心起来,这就是当我鼓励别人来中国看看,当他们再次回到美国时,我会问他们,你对中国有什么印象?没有来过中国的人无法想象中国的辽阔、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大城市。遗憾的是,有此机会的人并不多。在沃顿商学院,我经常鼓励别人来中国。因为如果你不亲身体验,就无法切实了解。如果你压根不了解,又该如何批判呢?
  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
  提问:感谢您精彩的演讲。我想问的是,我们应当如何响应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所言所行,他经常会说一些我们不喜欢的话,我们应当如何恰当地应对呢?
  盖瑞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能够帮忙回答这一问题,这里的“我们”是指对中美间经济往来的真正性质有深入了解的人。美国国内对于中美关系的说法十分简单。中国持有太多美国国债,国库券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过大,超过3,500亿美元。
  从学界的角度来看,这一关于中美关系的说法未免过于简单。对于中国政府斥巨资增持美国国库券,我有什么看法?我想强调这对于美国民众的好处:在金融危机后的10年内,美国的利息率仍然保持在较低水平。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美国政府债券,我在美国的房贷成本有所下降。这是一个普通大众都能轻松理解的观点,但从没有人提及过。
  第二,美国企业也从不提及他们在中国销售的产品远多于出口至中国的产品,事实上前者约为后者的两倍。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跨国企业喜欢谈论“出口”,这意味着直接推动美国就业。而美国设在中国的子公司的销售额则是为母公司带来利润。因此,对于美国的股东而言,两者都有益无害。
  第三,美国人民可以买到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切实利益。不过,这一事实已经淹没在对中国抢占了美国大量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声讨中了。
  关于对华外交政策,我刚刚提到过,我推崇低调地鼓励对方,而不是在公开场合夸夸其谈。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方案不仅会满足自身利益,也会满足美国的利益。那么,有没有什么例子呢?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一个例证。随着中国越来越强调创新技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未来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西方世界要做的就是鼓励这一趋势,是的,我们要做的是承认中国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同时鼓励中国不断前行。
  那么,中国政府又应当如何应对这一态势呢?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的举措十分明智。一方面,我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必须针对美国关税政策采取针锋相对的报复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一个国家希望自身看起来十分强大,就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不过同时,我相信中国政府正在考虑的部分供给侧改革不仅对国内市场有利,也对美国有利。
  现实是,从现在起到11月的中期选举期间,美国将一直保持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因为从美国国内政局而言,这有利于增加选举获胜机会。我预计,11月初的中期选举结束后,某些意义重大但不引人注意的幕后变化可能会悄悄出现,因为美国的大型企业会采取行动。没有人希望中美全面爆发贸易战。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减轻中美市场开放程度的不对称问题。对我们而言,这是一项严峻的挑战。不过,这一问题在未来两个月内将不会凸显,而是到未来6到12个月内才会显现。
  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8/10/10   发布时间:2018/9/19

旧文章ID:17177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

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

  6月22日至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图源:新华网)
  政策和策略是外交工作的生命。制定正确外交政策和策略的重要前提是正确认识把握国际形势和时代潮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同志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他在许多重要场合深入阐述如何把握国际形势,并总结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这为我们准确分析世界发展大势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有效方法,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和实际工作水平提升指明了方向。
  树立正确历史观,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潮流
  观察国际形势,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还要弄清楚发展趋势,思考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这就要求我们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
  回望最近100多年的世界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跌宕起伏而又波澜壮阔的画卷。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其他战乱和冲突,还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人们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免于战争、缔造和平,扩大合作、共同发展。同时,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带来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也日益增多,这些都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到更高水平。
  回顾历史,人们由于立场不同、认识水平不同,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结论也迥然不同甚至截然对立。我们要树立正确历史观,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丝剥茧,厘清各种重大事件的原委与始终,从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和社会革命潮落潮起中认准时代发展潮流,从地缘政治冲突和发展利益博弈中把握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只有运用正确历史观来观察世界,我们才能理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理解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认清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这个时代的潮流。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树立正确历史观,就要尊重历史规律,自觉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若逆潮流而动必将被时代抛弃。我们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头脑还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思维的老框框内,而应认清历史趋势,跟上历史前进脚步,顺应时代潮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起手来一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树立正确大局观,准确判断国际关系变革趋向
  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事物的性质主要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因而,要看准、看清、看透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避免在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就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更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树立正确大局观。
  今天,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人民渴望和平发展、谋求合作共赢的意愿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强烈,各国之间经贸联系、人文合作、安全对话与科技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趋势和特点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鲜明。与此同时,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诸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民族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思潮有所抬头,人类社会面临许多共同问题,需要携手合作解决。
  在这种形势下,树立正确大局观首先要把握全局,通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以及矛盾的各个方面:既看到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既看到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洞察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既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看清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既看到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本质,从全局中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看到长远趋势。尽管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尽管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尽管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然而,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正是基于这样的大局观,习近平同志作出科学论断:“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
  正是因为拥有这样既符合时代要求又饱含辩证思维的大局观,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利益的共同性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超越民族文化认知、超越发展水平与时空距离,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契合世界各国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期盼,体现了中国追求实现人类共同繁荣发展的全球视野、广阔胸怀和大国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树立正确角色观,准确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我们观察分析国际形势,归根到底是要为制定对外方针政策服务,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服务,为给我国改革发展创造有利外部环境服务。这就要求我们把从中国看世界与从世界看中国两种视角统筹起来,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还要把自己摆进去,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对外方针政策。只有树立正确角色观,我们才能在充满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不被乱花迷眼、不被浮云遮眼。
  改革开放后,经过40年努力,中国同世界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都得到极大扩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重大改变,中国已成为推动国际格局发展变化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这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普遍共识,也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
  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如此重大的积极变化,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党对我国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历史方位的认识越来越明晰。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同外部世界的交往与合作日益广泛和紧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更为深化。2016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归结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并且指出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上。他指出:“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敞开大门搞建设,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积极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互动持续加深,中国的朋友遍布世界。”中国在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秉持开放心态,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愿意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受益,实现共同发展。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秋天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很快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参与的合作平台,为世界共同发展增添了新动力。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角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作为世界最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历史使命、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不管未来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在继续深刻改变自己的同时,还将更加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世界,中华民族将为人类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于洪君,中联部原副部长)

来源时间:2018/10/10   发布时间:2018/10/8

旧文章ID:17176

中美博弈不为人知的脉络与战场

作者:袁浩  来源:观察的眼

  国家治理有很多都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今天讲一讲关于中美贸易战“只能做不能说”的内容。
  中美贸易战爆发,媒介与知识界有一段时间集体发声批评——“不韬光养晦”“心态膨胀”……导致了中美全面对抗。
  这些批评表述很含混,并且语焉不详。其实就是不便明言——主要就是批评的对象“不便明言”。
  表面上,批评的对象是针对“厉害了,我的国”等宣传。其实都是指桑骂槐,批评目标是对着“上面”去的。
  为什么媒介与知识界罕见的集体对“上面”提出公开的批评?
  不为人知的脉络
  给大家讲一讲中美博弈不为人知的脉络。
  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并且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差不多这个时期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口号。
  老二要崛起,作为老大的美国是非常敏感的。
  美国精英阶层对美国的定位就是“永远做世界的领导者”——这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谁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就是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
  所以,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就一定要弄清楚——你“崛起”的定位是做一个优秀的“老二”,还是要挑战我的“老大”的地位。
  2011年H总访美,奥巴马就直接要H总给出中国方面关于中美关系的定位。
  H总给出一个“新型大国关系”。
  何为“新型大国关系”?全文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总共14个字,没有分谁主谁次,更没有单独提出来认可美国“全球领导权”。(为什么当时中国要给出这样的战略定位,先别急,等我后面来讲)
  大家想一想这样一个场景——老大问老二,你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定位呀?老二说,“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猜猜当时老大的心理是什么感觉?
  所以,对于中国这个中美关系的“新型大国关系”定位——美国是相当不满也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从2012年开始,奥巴马政府开始全面打压中国——包括搞环太平洋协议,搞环大西洋协议——就是另外拉人建群,把世贸这个大群架空,其实就是孤立中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将美国军事与外交资源向亚洲倾斜,以遏制中国的发展等等。
  2015年X总访美与奥巴马会晤。对于中美关系,X总明确表态:事实充分表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强大生命力。 (新华社2015年9月26日报道)
  2016年美国大选,当时的形势是希拉里赢得大选的可能性很大。高层其实心如明镜,中美之间未来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如果希拉里这个美国精英阶层的典型代表成为美国总统,中美之间可能爆发全面的冲突,甚至可能在局部敏感地区爆发军事冲突。
  所以从2015年开始,中国开始推动供给侧改革——把经济发展的速度压一压,对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军事上大幅度增加军费预算——055这种最先进的万吨导弹驱逐舰象下饺子一样开始建造,国产航母拼命赶工期;南海拼命建设岛屿等等(为什么要做这些准备?其实当时高层已经预见了未来中美博弈的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
  2016年川普奇迹般逆袭赢得大选,2017年川普出访第一站就跑到中国,什么贸易赤字谈判都是幌子,最关键的还是美方希望中国调整中美关系定位——认可美国的全球领导权。但是官方媒介报道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依然没有任何改变,虽然中方为了安抚美方开出一个2500亿美元的超级订单——但是经济利益怎么能替代美国最核心的战略利益?
  川普回国后,签署《台湾旅游法》,并且很快发动了中美贸易战。
  这就是中美贸易战后中国媒介与知识界集体批评“上面”“不韬光养晦”“心态膨胀”由来。
  为何中方要坚持“新型大国关系”
  按照媒介与知识界的观点——中方应该韬光养晦,尊重美国的领导地位,不过早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尽量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
  这个观点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其实也是犯了知识分子流于表面、夸夸其谈的错误。
  在知识界与媒介思想里,中美关系的定位只要文字修改一下,表达出“充分尊重美国领导地位,甚至绝不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意思,就可以皆大欢喜——中美就不会爆发冲突,中国就可以继续在WTO框架内做生意,每年贸易顺差爽歪歪拿到手。
  那有这么简单!
  美国人不是傻子,说几句漂亮话就会轻易相信你?
  假如中方在中美关系定位中明确表达“充分尊重美国领导地位,绝不挑战美国领导地位”——这个认可美国“全球领导权”的表述是一定要“落地”的!也就是说,美方会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中方必须得满足美方的要求,才能让美方相信中方的“崛起”不会挑战美方的领导地位。
  美方会提出什么要求?
  很可能是三大要求(这不是我的臆想,后面发生的事情已经得到证明):
  第一:中方放弃《中国制造2025》
  第二:大陆与台湾保持现状并且承诺不单方面改变现状。
  第三:中方停止在南海的扩张,并且放弃对九段线的主权要求。
  如果中方能全面满足美方这三大要求,美国基本就可以放心——中国的崛起是无法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的,中美双方也就不会爆发后面的冲突。
  为什么?
  我们一个一个分析。
  中方放弃《中国制造2025》——这就意味着中国放弃以国家力量推动国内的产业升级,仅靠民间企业的那点实力,基本无望去冲击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高端产业,也就是说,中国制造将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中低端产业链上,而美国将继续在产业链高端分享到最大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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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与台湾保持现状并且承诺不单方面改变现状——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解决台湾问题,虽然美国也会约束台方不走向法理“TD”。但是双方都不改变现状事实上对TD更有利,其实就是造成事实上的TD而中方无所作为。中国不论是要成为现代化的强国还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实现统一是基本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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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停止在南海的扩张,并且放弃对九段线的主权要求——这个要求包含的玄机很多人可能不大明白,这里稍微展开讲一下。
  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很高,每年进口的石油要占国内需求的60%以上,为了这个石油安全的问题中国近十几年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详见《中国油价涨和跌——真相并没有那么简单》)
  近几年全球开始爆发能源革命——就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型能源来逐步替代传统以石油为主的能源。这个能源革命让美国首先成为受益者(主要是页岩气的开发)——由过去的能源进口大国渐渐发展成为能源输出国。
  能源革命对于中国也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目前中国能源革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个是页岩气——这个主要在四川与重庆有比较丰富的储藏量;一个是可燃冰——这个主要在南海与东海有丰富的储藏量。我们拼命加强军事力量在钓鱼岛在南海宣示主权,从经济利益的角度主要就是争这两个区域的可燃冰。
  页岩气+可燃冰——商用开采就这几年可以实现。一旦完成这两个方向能源革命,中国就可以逐渐实现减少能源进口,最终实现能源完全自给的!这是涉及中国能源安全的重大利益——大家想一想未来这样的场景,一个全产业链制造大国,在主粮实现自给,再实现能源自给是个什么概念?
  放眼全球无论是什么对手中国是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啊!
  所以,如果中方满足美方上述三大要求,就意味着中方制造业停留在中低端,中方放弃能源自给,中方放弃统一台湾——这么多短板被美方捏在手中,美方才能放心中国的崛起不会挑战美方的领导地位。
  但是这就意味着中国放弃了未来!
  为什么中国要坚持“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哪怕这个定位必然与美方爆发冲突也在所不惜?因为中国领导人必须要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是执政党的历史使命。所以,中美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中美冲突的主要领域
  中美博弈目前双方主要在三个战场较量:
  经贸、台湾、南海。
  经贸:美方主要就是对着我们2025来的,包括对中国高端产业加征关税,限制中国对美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立法禁止美国政府采购华为、中兴产品,甚至还搞出一个中兴事件。
  台湾:签署《台湾旅游法》,为美方高层官员访问台湾提供法律支持;通过《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公开提出要加强台湾军事力量。
  南海:前期美国在南海的策略是挑动南海周边国家闹事,自己再跳出来给中国施加压力。甚至不惜出动军事力量压迫中国屈服。
  有一个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的事件国内报道语焉不详,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中美博弈震撼了整个亚洲。
  2016年,在美国支持下菲律宾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投诉中国南海侵犯菲方权益,国际海洋法庭不予受理。但是时任该法庭庭长日本人柳井俊二拉了“四位专业人士”组成一个仲裁庭,中国拒绝出庭。
  2016年6月美国在南海集结2个航母战斗群,200多架飞机,1.2万人,以军事威胁要求中国遵守即将出来的仲裁结果。
  中国则集结多艘军舰聚集三亚,国防部发言人引用一段著名的歌词警告美国:朋友来了有好酒,财狼来了有猎枪。
  7月12日,仲裁庭支持了菲律宾的全部诉求,要求中国立刻停止南海所有的行动。
  中国官方回应表态:仲裁结果不过是一张废纸。同时强硬宣称美国无权插手南海事务。
  美国敢打吗?
  它不敢!
  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曾经成功预测中国将在朝鲜参战)就有一个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美军在全世界基本都可以横着走,只有一个地方是禁区——2015年中国国境线外500公里以内,这个区域美军作战没有胜利的把握。到2025年,这个禁区变成中国国境线外1500公里以内——(兰德公司在96年台海危机也出过一个报告,报告预测美军只要出动2个飞行联队就可以横扫中国沿海,全歼中国全部海空军。对比一下前后20年兰德对中国军力的评估,中国实力增长速度确实令人震撼——同时可以看出,中国近十几年来国力增长后,大幅度提高军费预算是多么重要!)
  所以,最后美军灰溜溜的退出南海。留下为了仲裁案前后花费3000万美元的菲律宾在风中凌乱……
  7月25日,中国与东盟发表联合声明,只字不提仲裁案。然后菲律宾总统面对中国制裁后港口成千上万箱腐烂的香蕉屈服了,表态将接受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最近一位去过南海的朋友告诉我,中国修建的岛屿快要连到菲律宾了)
  2018年,美国防长在香格里拉会议上拼命鼓动南海周边国家联合反华,结果反应冷淡,菲律宾直接表态将与中国合作开发南海资源——傻子才会再次相信美国人的承诺。
  不能挑动南海周边国家闹事,美国就自己亲自上阵,以“自由通行权”为借口,不断派出军舰飞机侵犯我南海领空与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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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明白,如果当初我们在中美关系定位中放弃“新型大国关系”,表示对美全球“领导权”的认可,美方是一定要中方在产业升级、台湾、南海等三大领域做出让步才有可能满意的)
  虽然中美的冲突无法避免,但是美国也有颇多忌惮。
  还是那句话——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只要这个基石在,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的可能性不大。每年双边6300亿美元的贸易,美资在华5000亿美元的销售,这么大的利益是随便能动摇的?
  中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是长远的战略利益,但是如果中美全面冲突就是触动资本的现实利益——让资本为了国家战略利益买单?资本主义社会好像还没有这个先例。这就是中国敢于坚持“新型大国关系”的底气所在。
  举一个例子。
  今年4月中国民航致函全球各大航空公司要求将台湾更名为“中国台湾”。全球各大航空公司纷纷更名,最后只剩下美国几家航空公司拖着不办。有记者采访这些美资航空公司,答复是更名要美国政府同意。
  接着川普发言人出来为中国民航更名要求横加指责。
  到了7月25日最后期限,面临中国可能严厉的制裁,美资几家航空公司终于屈服了。在中国政府设置的7月25日限期最后一天,美国航空、联合航空、达美航空3家美国航企按照中方要求,删除了其网站上将台湾列为独立国家的标注。之前连台湾自己的航空公司也按照大陆要求乖乖更名,气得蔡姐姐吐血。
  所以,指望资本放弃自己的利益为中美冲突买单是绝对不现实的。
  所以,虽然我判断中美近期谈判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不大,中美冲突长期化复杂化不可避免,但是全面恶化陷入冷战的危险,目前还没有这个可能。
  中国知识界有那么一帮人,只要中美爆发冲突就觉得天都要塌了,一方面百般指责我们自己这里不对那里不好,另一方面恨不得立刻跪下来投降。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当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之后,有些人是注定会被钉在耻辱柱上成为我们教育下一代的反面教材。

来源时间:2018/10/10   发布时间:2018/8/21

旧文章ID:17175

神赐卡瓦纳 天佑美利坚

作者:沉雁  来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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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8/10/10   发布时间:2018/10/8

旧文章ID:17174

宋伟:软对抗乃中美竞争核心

作者:海涵  来源:中评社

  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发表了强硬对华政策讲话,引起一片哗然。有言论称彭斯的演讲为“檄文式演说”,甚至将其视为中美之间“新冷战”的“开篇词”。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正在加剧,其表征不仅有彭斯副总统日前发表的这篇强硬演讲,还包括美国近来的种种“小动作”:美国军舰9月30日在南海被中国海军驱离;五角大楼发布报告称中国企图破坏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美国近日与韩国、墨西哥、加拿大等都达成了修订后的贸易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美军可能在台海军演——尽管发生了上述一系列“不甚友好”的事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却于8日访问中国,并与王毅外长举行会晤。蓬佩奥此行又为中美之间的复杂形势增添了迷云。
  彭斯为何会于日前发表强硬对华政策讲话?美国在与中国的博弈中是否会再度打出“台湾牌”?中美是否真的进入了“新冷战”?蓬佩奥访华究竟意欲何为?
  关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员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伟日前向中评社一一进行了回应。他表示,近几年美国主流精英们的反华情绪日益加剧,彭斯为了中期选举的胜利故而宣示此政策来赢得选民支持;台湾问题虽是美国可以打的一张“牌”,但却是中国的底线,美国不太可能以此挑战中国底线;如今的中美之间是一种不同于美苏的“新冷战”;蓬佩奥的访华虽难以实质上改善中美关系,但却表明中美双方都在努力管控好双边关系。

  以下为访问全文:

  中评社: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了长篇演说,对中国“一番数落”,并称“中国干预美国2018年中期选举”。作为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为何要选择在此时做这么一番演讲?
  宋伟:彭斯发表强硬对华政策讲话,其背景是过去几年来美国主流精英们日益强烈的反华情绪,认为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和美国类似的国家,因此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威胁。至于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主要是考虑到今年11月美国将要中期选举,而共和党并无必胜的把握,宣示强硬政策可以吸引选民的支持,也真实反映了共和党和彭斯对中国在爱荷华州刊登反贸易战广告的脑羞成怒。另一个考虑是最近美国与韩国、墨西哥、加拿大等都达成了修订后的贸易协议,美国方面开始更有底气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
  中评社:除了彭斯针对中国的演讲之外,还有媒体报道美军可能在台海军演,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要再度打出“台湾牌”?
  宋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可以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让中国大陆不舒服,例如出售更多更先进的武器、台海军演、更高层的官员到台湾访问、在国际上支持台湾。因此台湾问题确实是美国可以打的一张“牌”。但是,这张“牌”不会太有效,主要是台湾问题太敏感,涉及到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以及维护主权完整的决心。美国不太可能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底线。
  中评社:有言论称,中美之间似乎进入了“新冷战”?对此您怎么看?您如何评价当前中美之间的局势?
  宋伟:对美国来说,打断中国的经济崛起进程就可以消除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美国并不需要消灭中国;它要的是打压中国或者改变中国。由于两个国家都是核大国,因此它们之间不太可能发生直接的战争。通过软对抗的形式,将另外一方从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排挤出去,将是中美竞争的核心所在。因此中美竞争是一种新冷战,但不同于美苏时期。苏联对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程度远远低于中国,中国对于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的依赖程度高于苏联。
  中评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日访华,并与王毅外长进行了会晤。蓬佩奥在这样的局势下访华意在何为?他的访华是否能为中美关系带来积极面的影响?
  宋伟:美国国务卿的访华并不让人意外。不管中美关系多么紧张,双方还是存在共同利益,例如朝核半岛的无核化,沟通也是化解冲突的必要手段。同时,特朗普政府惯用“极限施压”的战略,这一战略要求的是在谈判中施加最大的压力,最终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如果没有谈判,也就没有极限施压了。蓬佩奥的访华难以实质上改善中美关系,但这表明中美双方都在努力管控好双边关系。

来源时间:2018/10/10   发布时间:2018/10/10

旧文章ID:17173

王海良:彭斯吹响了“遏中”集结号

作者:张爽  来源:中评社

  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王海良对中评社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讲就是想抹黑中国,树立靶子,聚焦目标,为其内政外交制造舆论,做好铺垫。“彭斯是为了做一次国内外总动员,发动内外所有可用力量,集合起来,对付中国,博取政绩。”
  王海良认为,中美不可能脱钩,因为这不是美国的目的,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比较可能的发展趋向是美国重新对华实行接触+遏制的策略,类似近年来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政策,
  王海良说,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讲,通篇批评指责中国,甚至把中国描述成不择手段地干预美国政治并从中谋利的危险行为体,几乎是指名道姓地说,你中国是想颠覆我美国民主政体的邪恶敌人,也是威胁现存国际秩序的世界公敌。这如同平地一声惊雷,不知惊醒了多少人,可能也吓坏了不少人。彭斯这是要干什么?是在发出新冷战的信号吗?
  历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王海良对中评社表示,彭斯的演讲可谓有备而来,不仅大讲历史,还历数重大事件,借以说明中国是一无是处、顽固不化、忘恩负义之国,而美国是主持正义、出手相助、无私忘我之国,中美两国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完全在中方,美方不仅无错,而且很冤枉,已经到了彻底清算、拨乱反正的时候了。没想到彭斯对历史这个“小姑娘”兴趣这么浓厚,竟随心所欲地把她打扮了一番:对美国参加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历史,彭斯只提“门户开放”政策,不提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八国联军和火烧圆明园,好像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与美国没有半毛钱的干系,其实美国在其中的斑斑劣迹是永远抹不掉的。即使是他当作正面行迹的“门户开放”政策,谁不知道那恰恰是列强瓜分在华利益宴席迟到者的“利益均沾”把戏?彭斯又说到二战爆发后美国帮助中国之举,却不讲在啥时间点之后才伸出的援手,1937年的“七七事变”?还是1939年的德国入侵波兰?又或是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更不堪的是,彭斯指责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如何,却不说清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不成,转而对华采取冻结在美资产和封锁禁运;点到了残酷的朝鲜战争,却不提志愿军都撤军60年了,“联合国军”破旗下的美军仍赖在朝鲜半岛。到了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直到建交,都不能脱离中美苏大三角这个国际博弈背景。
  王海良说,彭斯只历数美国帮中国做了哪些好事,不管中国帮了美国什么,美国政府真是大公无私。再后来,苏联解体了,美国以为中国虽不会解体但一定会“自由化”,那就给她机会,让她进入世贸组织吧,尽管相关谈判者都把头发谈白了。“其实,彭斯忘了提一提最惠国待遇问题,那更是一场政治化的经贸马拉松。”
  王海良表示,到最后,彭斯们发现,他们原以为不可避免的“政治自由”,即中国的制度变化未能如期变成现实,他们便无法不生怒了,难以再容忍了。既然救世主挽救不了“冥顽不化”的中国,那就只好动手修理她了。这就是彭斯大谈历史的思维逻辑。
  抹黑中国意在竖立靶子
  王海良指出,彭斯在演讲中把特朗普经常挂在嘴边的事情又罗列了一遍,尽情渲染中国如何不履承诺、不守规则、不公平交易、不安分守己、不爱好和平等等,简直是一无是处、恶贯满盈,在他眼里原来过去25年“我们重建了中国”,建起来的却是一个强盗式的恶魔,一个已有能力和手段威胁全世界的恶霸。
  “他举的最新鲜的实例是中美军舰南海靠近及美舰被驱离事件,还说美国不怕,还会来南海。这证明美国才是彭斯所说的恶霸,只不过穿上了华丽的外衣。你看,中国干预美国选举了,咋干预的?没有答案、没有证据、没有事实。”王海良说,相反,干涉中国内政的正是彭斯本人,是他在大谈中国的人权、自由、宗教,极尽煽风点火之能事。或许是习以为常了,美国对自己干涉别国内政无感,但对别国“染指”美国政治很不习惯,更难接受。这就是霸主的做派和心态。正应了中国俗话“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彭斯长篇大论,大放厥词,意欲何为?王海良对中评社说,这篇演讲就是想抹黑中国,树立靶子,聚焦目标,为其内政外交制造舆论,做好铺垫。从内政方面看,主要是中期选举,就是为博取支持和选票而制造议题,他相信选民都相信中国是造成美国国力衰退的罪魁祸首;在外交方面主要是把打击目标从强硬的俄罗斯转移到温和的中国身上,因为在经济上,俄罗斯与各国没有贸易摩擦,在政治上中国与西方之间更壁垒森严,另外彭斯将代替特朗普出席东盟峰会和APEC峰会,需要做“热身运动”。简而言之,彭斯是为了做一次国内外总动员,发动内外所有可用力量,集合起来,对付中国,博取政绩。
  铁幕演说还是冰幕呼喊
  王海良对中评社说,彭斯的演讲不由让人想起二战结束后不久丘吉尔发表的著名铁幕演说,该事件被认为是开启冷战的标志。故此,有人认为彭斯的演讲也可以说是开启新冷战的标志。
  王海良认为,这里需要弄清四个问题:第一,新冷战的定义是什么;第二,这两次演说的大背景是否相似;第三,有没有积极响应的国际力量;第四,有没有避免新冷战的办法。
  “关于新冷战的定义,一百个人有一百种,看来并不存在一种普遍接受的定义,大家心中的定义都是比较模糊的,坦率地说很多人连冷战的定义都不清楚,何以界定新冷战?”王海良说,从文本和语境看,人们基本上是把它界定为中美之间除战争形式外的全面长期对抗。问题是假如只是中美之间的对抗,那就与冷战相差太大了,也就无须彭斯动员国际力量了。冷战开启的背景是战后美苏争霸并引发两大政治阵营对峙,而今还谈不上中美争霸,更看不到两大政治阵营的影子。“即使彭斯想像丘吉尔那样呼吁国际力量集合到一起,他也会发现对面并不是一道铁幕,充其量是一道冰幕,是坚冰不错,但也脆得很,且透明可见,根本不是硬碰硬的事,不然就不用谈几千亿美元贸易额等等了。何况看遍全球也难找到一个愿意跟着美国对中国打冷战的国家。”
  王海良认为,以下方法可以让中美两国避免把对冲变成新冷战:第一,美国得抛弃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取向,不要奢望不付高昂代价就能遏制住中国;第二,中美双方重新认识对方,明确各自底线,加强互信,防止猜疑;第三,中美双方都要认识到对世界的责任,而中美全面对抗可能危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而也影响自身的和平与发展;第四,真诚地建立并真正发挥危机管理机制,防止双发的局部矛盾扩大成全面对抗。
  至于彭斯的演讲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放弃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王海良不认为中美可能脱钩,即使贸易战的结果是双边经贸量骤减,中美走向不接触的重新隔绝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是美国的目的,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那样的话,不光中国的事美国只能旁观了,世界上的事,美国什么也做不成了。我认为,比较可能的发展趋向是美国重新对华实行接触+遏制的策略,类似近年来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政策,双方保持交往,但维持僵局,只有争执、没有合作,而又斗而不破,不让冷对抗滑向热对抗。”

来源时间:2018/10/10   发布时间:2018/10/10

旧文章ID:17172

社评:特朗普吹响新冷战号角 但美中难脱钩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国副总统彭斯代表特朗普政府10月4日发表了一个火力全开,逐一数落中国各种不是的对华政策演讲。由美国领导人亲自出面如此高调强硬地发表对华演讲,至少在1989年以后是没有的。这个演讲被许多观察家视为特朗普政府对抗中国的“战斗檄文”,更有人担心,这是否特朗普开启“新冷战”的美版“铁幕”宣言。
  这种担心不是杞人忧天,特朗普确实已经吹响了“新冷战”的号角。何谓冷战?冷战就是世界上两个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阵营,建设各自的体系与秩序,互相隔绝,互相围堵,互相对抗,互相威慑的非热战对峙状态。过去40年,美国人在解释自己没有遏制中国时,经常说:我们与冷战时期的对苏遏制手法不一样,只要看看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看看美中之间的人文交流状况就知道了。如果是遏制,美中之间怎么可能有一年近6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量,怎么可能有1500亿美元的相互投资,怎么可能有一年近500万人次的人员往来,怎么可能有35万中国留学生正在美国留学?
  然而,这一切在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手法下发生逆转并非完全不可能。彭斯的演讲已经明确宣告,前几届美国政府采取的对华接触政策没能实现扩大中国自由的希望,现在特朗普政府正在对中国采取新的手法。他向世界各国、商界、媒体、学术界和美国人民发出了警惕中国扩大影响力,希望他们按照价值观与中国保持距离的呼吁。通篇演讲中,彭斯对于中国对美“施加政治影响力,干预美国民主”的指控是最引人注目的,俨然美国主权已经受到了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侵害,因而呼吁中国要与美国建立“公平、对等、尊重主权”的关系。对比在软实力上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担心美国搞“和平演变”,担心美国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彭斯的新指控让人有时空错乱、角色对换之感。
  在实际操作中,“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就是想让“理念相近”的国家组成与中国分庭抗礼的“自由民主同盟”。彭斯明示美国更新核武库、部署新战机、建造新航母、组建太空军等强军措施,意在威慑中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对来自中国的2500亿美元商品加税,贸易战还可能升级到打击几乎所有的双边贸易商品。美方通过立法,收紧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审查,中国对美投资已经出现大规模滑坡。不管是最新的美国国防工业报告提出避用“中国制造”,还是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嵌入其它国家不得与“非市场经济体”签自贸协定条款,都是想摆脱美国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拉开世界主要经济体与中国密切的经贸关系。对于所有来美中国学生学者都可能是“间谍”的指控,和禁止所有中国学生来美留学的动议,隐含着特朗普政府中的“鹰派”切断人文交往的企图,这无异于给美中关系釜底抽薪。
  如果这些政策举措变本加厉,美中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等各个方面的脱钩(discoupling)之势就会愈演愈烈;美国就更可能联合盟友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围堵;在柏林墙倒塌近30年后,新的“铁幕”在“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间徐徐落下,形成类似上世纪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局面,并非庸人自扰的危言耸听。
  不过,全球化时代的当今世界毕竟不同于70年前刚饱受世界大战蹂躏的世界,在现行秩序中崛起、受惠于全球产业分工转移的中国也不同于军事巨人、经济侏儒的前苏联。纵然特朗普政府有意与中国脱钩对抗,并吹响了“新冷战”号角,但美国能否“一鼓作气”,抑或“再而衰,三而竭”,尚在未定之天,断言美中两国肯定会形成“新冷战”局面为时尚早。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首先,美国国内尚未形成与中国脱钩对抗的共识。尽管随着中国崛起,美国人焦虑感、危机感越来越强烈,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已是两党共识,美中战略竞争加剧已成“新常态”,但在对华打交道的具体手法上,两党的倾向性大相径庭,甚至共和党的强硬派与温和派也表现迥异。彭斯的演讲更像是主要针对美国国内听众的共和党和特朗普的“助选宣言”,党派色彩浓厚。这就是为什么彭斯讲话后,许多民主党政府的前朝官员和学者纷纷表示,特朗普政府如是毫无遮拦的对抗做法是有反效果的。在他们看来,“接触加防范”的对华手法才是真正符合美国利益的,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美国自己。
  其次,特朗普政府实施对华脱钩政策会有许多掣肘。特朗普本身在国内的民意支持度低迷是软肋,这就是为什么当彭斯抱怨“中国就是想要一个不同的美国总统”时,美国网络上一片“me too”的嘲笑声。如果国会中期选举被民主党人翻盘,共和党政府会受到更大制约,特朗普因“通俄门”受到弹劾的可能性增大。更重要的是,对华关税战的消极后果开始显现。8月份的进出口统计报告显示,贸易战开打两个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减反增;贸易战形同给美国人加税,部分抵消特朗普减税政策的正面效应,将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继续增加。经济专家预言,美国经济面临新一轮低迷可能为时不远,如果届时正值下一轮大选来临,特朗普还会这么硬气吗?如果大规模限制中国留学生、游客、移民来美,美国教育界、旅游业界、零售业界、人权团体能答应吗?
  第三,国际社会不会追随特朗普政府全面围堵中国的脚步。哪怕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这样美国着力构建的“铁四角”关系的伙伴,它们在安全上是想与美国加强合作,威慑中国,但经济上谁不想与中国搞好关系,搭上中国经济快车,分享巨大市场?更遑论那些受益于中国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和发展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如果美国无法提供有力有效的替代选择,彭斯发出的“债务陷阱”警告,在曾经饱受西方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听来,显得空洞苍白。特朗普“退群”成瘾,视盟友为负担,轻视国际协议,既让特朗普在全世界的支持率持续低迷,也令美国的全球领导性受到质疑,那国际社会为何会随特朗普的反华号角而动呢?
  第四,中国过去40年建设起来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不是吹的,中国作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全球供应链布局,不是说撤就撤,说断就断的。特朗普想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回归美国,只是一个既不美好又难以实现的愿望,不用问别人,去问问苹果总裁库克就知道了。关税战之前评估负面影响的听证会和评论,美国商界的回应很明确:想跟中国产业链脱钩,“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不要低估中美之间人文交流的广度、深度与密度,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纽带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斩断的。尤其是在美国人自豪的民主社会里,“麦卡锡主义”死灰复燃是不得人心的。
  第五,中国如果应对得当,“新冷战”即破功。一个巴掌拍不响,上世纪冷战乃因美苏争夺霸权。正如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所强调的,中国宪法和中共党章都规定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不会重蹈“国强必霸”的老路。我们认为,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咄咄逼人之势,中国应当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加强法治建设,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中国应当承担新兴大国的责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在现行国际体系基础上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应当继续致力于与美国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如是,特朗普吹响的“新冷战”号角势必成为无人响应的空洞喧嚣。
  在彭斯讲话之后访问北京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无意围堵中国,也没有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但愿,蓬佩奥的表态真能代表特朗普政府的想法,让二十一世纪的“新冷战”流于鹰派们的异想天开。

来源时间:2018/10/10   发布时间: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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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处理海洋权益与领土争议的实践与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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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天旭 贾庆国  来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 年第5期

  内容提要:领土边界争议问题是影响国家关系和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处理不当容易导致国家间的对抗和战争。作为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也与一些国家存在海洋权益与领土上的争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处理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上主要采取了四种做法,包括放弃要求、外交谈判、提交国际仲裁以及搁置争议等。美国在处理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时均注意追求国家利益和基于某些价值的原则,美国的上述做法也是如此。正是基于利益和原则的双重考虑,美国采取了上述的处理海洋权益和领土争议的做法,从而使之避免了与有关国家的关系恶化和陷入由此而产生的难以掌控的冲突之中。
  关键词:美国 海洋权益 领土争议 解决之道

  领土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也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之一。边界和领土争议既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引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往往会成为国家间利益争议的焦点,如若处理不当,就会成为冲突甚至武力对抗的导火线。伴随着海洋权益观念的不断加强与海洋资源利用的深化,各国如何处理海洋领土和权益纷争也显得格外重要。本文试就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处理和解决与其邻国间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等问题作深入探讨。
  一、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海洋权益和领土争议
  美国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在不断扩展领土疆域的过程中,美国通过具体条约对陆地边界加以划定,所以在陆地边界方面与邻国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美国与邻国出现争议的领土边界问题主要体现在海上,包括两类争议:一类是海洋权益争议,主要涉及 200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捕鱼区的划界问题;另一类是海上领土争议,主要涉及一些岛屿,包括海礁、浅滩等。
  (一)美国有争议的海洋边界情况
  美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议产生于20 世纪60-70年代。这一时期国际海洋权益争议开始凸显。自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海洋权益得到法律上的确认,海洋划界逐渐成为热点问题。伴随着海洋权益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各国渔业管辖权的扩展、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确立、海底油气资源开发技术的成熟以及大陆架石油开采的兴起,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上升。在此之前,海洋划界争端只偶然涉及相邻领海的划界问题,在此之后的海洋划界争端已不仅发生在海面,而且延展到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和专属渔区等海域,这使得海洋边界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
  与美国的海洋边界有关的国家,主要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古巴等与美国邻近的国家。1976年4月13日,美国总统福特签署了《渔业保护和管理法》(the Fishery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Act)。该法案于1977年3月1日生效,确认了美国在200海里的渔业保护区内的专属渔业管理权。由于200海里的这一区域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的声索海域有重叠之处,因此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强调自己将会通过协商和谈判的方式与有关国家的政府就共同关心的各自管辖区进行划界。为了进一步表明立场,美国政府在 1977年 3月7日的《联邦记事》(Federal Register)上刊登了关于渔业保护区界线的通告,并在序言中表达了如下观点:美国政府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与邻国政府就共同关心的管辖问题通过协商和沟通的方式加以解决。
  早在颁布《渔业保护和管理法》之前,美国就已经着手和周边国家就重叠海域进行划界工作。美国与墨西哥等国通过谈判确定了双方的海上边界,但与加拿大之间的海上边界至今仍然存在争议。1977年美国《渔业保护和管理法》生效时,美加两国主要在四处海域存在划界争议,包括位于大西洋的缅因湾(Gulf of Maine),位于太平洋的胡安德富卡海峡(Strait of Juan de Fuca) 和迪克森入口(the Dixon Entrance),位于北冰洋的波弗特海(Beaufort Sea)。在这四处争议海域中,胡安德富卡海峡和迪克森入口的面积很小,缅因湾和北冰洋波弗特海的争议面积比较可观。在缅因湾的划界问题上,由于协商未果,美加两国于 1981 年同意将划界事宜提交国际法院(ICJ)进行裁定,并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判决。该案例是国际海洋划界的经典案例之一。目前,美国与加拿大尚存在三项海洋边界争议,其中尤以波弗特海最为引人关注。
  波弗特海是北冰洋的一个边缘海,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以北和加拿大西北部沿岸以北至班克斯岛之间,因1806年英国海军水文地理学家弗朗西斯·波弗特到此考察而得名。美加两国在此海域的划界争议焦点集中在海域分界线的走向上。两国主张的海域存在着约6180平方海里的争议地区,这恰恰是波弗特海油气资源富集区。根据加拿大国家能源局预测,此区域可能蕴藏能够提供全国消费20年的17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和超过10亿立方米的石油。此外,由于该海域位于北极圈内,对未来北极地区的局势可能产生潜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二)美国与他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岛屿
  美国目前与其他国家存在主权争议的岛屿有六处,分别是位于太平洋的威克岛(Wake Island),位于加勒比海的纳瓦萨岛(Navassa Island)、塞拉尼亚浅滩(Serranilla Bank)和新浅滩(Bajo Nuevo Bank),以及位于缅因湾的玛基亚斯海豹岛(Machias Seal Island)和北岩岛(North Rock)。
  谈及美国的海外岛屿,不得不提到 1856 年出台的《鸟粪岛法案》(The Guano Island Act),因 为 美 国 所 宣 称 拥 有 主 权 的 小 海 岛 地 区(small insular areas)大多数都是基于《鸟粪岛法案》来主张权利的。这些海岛上的鸟粪经过长期累积风化,变成磷酸盐矿,是农业生产中的优质肥料。大约在 19世纪中叶的时候,美国的农民逐渐意识到将鸟粪作为肥料对农业生产的巨大好处,因而对鸟粪的需求量大增。据统计,1844年美国进口的鸟粪约为 700 吨,这一数字在十年之后飙升到175849吨。美国制定《鸟粪岛法案》的目标,是为美国公司开采鸟粪提供法律和军事保护。这些小海岛绝大部分为美国私人公司所拥有,这些公司开采并出售作为肥料的鸟粪。对美国而言,颁布《鸟粪岛法案》的意义在于,如果那些拥有鸟粪的被发现的岛屿无人定居且不受其他国家管辖,那么发现者就拥有排他性的权利来为美国开采鸟粪矿。在六个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中,美国对纳瓦萨岛、塞拉尼亚滩和新浅滩进行的主权声索都是以《鸟粪岛法案》为依据的。
  1. 纳瓦萨岛
  纳瓦萨岛位于加勒比海,是一个梨子形状的岛屿,地处海地和牙买加之间。该岛北边距离古巴的关塔那摩湾约有100海里。美国方面认为,纳瓦萨岛是由美国公民彼得·邓肯(Peter Duncan)发现的,他于1857年援引 1856年颁布的《鸟粪岛法案》宣称该岛属于美国。对纳瓦萨岛有主权声索的另一国是海地,海地在宪法和官方文件中都坚称该岛的主权属于海地。纳瓦萨岛现由美国管理。
  2. 塞拉尼亚浅滩和新浅滩
  塞拉尼亚浅滩和新浅滩都是珊瑚礁,二者相距不远,都位于加勒比海,具体位置在牙买加南部海岸东南方大约180英里处。美国依据《鸟粪岛法案》宣称对塞拉尼亚浅滩和新浅滩拥有主权。除了美国之外,牙买加和哥伦比亚都对新浅滩提出主权声索,牙买加、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则对塞拉尼亚滩提出主权声索。尼加拉瓜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对这两个浅滩拥有主权,但它声称对所有位于其大陆架上的海岛和珊瑚礁都拥有主权。塞拉尼亚滩现由哥伦比亚控制,并在珊瑚礁上建有灯塔。
  3. 威克岛
  威克岛位于北太平洋,在关岛以东大约2060公里处,由3个小礁岛组成。该岛地处关岛和夏威夷之间,战略地位重要,被称为 “太平洋的踏脚石”。与前三处争议岛屿不同,美国对威克岛的声索主张并不基于《鸟粪岛法案》。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美国陆军准将弗朗西斯·格林(Francis Greene)在去菲律宾的途中登上了威克岛,并在岛上升起了美国国旗。次年,美国海军指挥官陶西格(Taussig)登上了威克岛,并宣称美国占据了该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威克岛先是由美国海军管理,1962 年又被划归美国内政部管辖。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位于该岛以南500公里左右) 以该岛在其传统宗教仪式上的重要性为理由,对该岛提出主权要求。
  4. 玛基亚斯海豹岛和北岩岛
  玛基亚斯海豹岛和北岩岛位于缅因湾,是两个非常小的岛屿,其中玛基亚斯海豹岛略大一些。与前述争议岛屿不同,这两个岛距离美国本土很近。230多年来,美国和加拿大都宣称对这两个岛拥有主权,双方的争议可以追溯到 1783年终结美国独立战争的 《巴黎条约》。玛基亚斯海豹岛与北岩岛临近227平方英里海域被当地渔民称作 “灰色地带”,因为美国和加拿大都对此宣称拥有主权。玛基亚斯海豹岛现由加拿大控制,岛上建有灯塔并由两名灯塔看守人乘坐直升机每28天轮换一次看守。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处理海洋权益和领土争议的实践
  尽管目前美国与他国存在上述海洋权益和领土争议,不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种争议的数量在不断减少,美国主要通过和平的方式对其加以解决或管理。美国解决海洋权益和领土争议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外交谈判、国际法院裁决和暂时搁置。而通过双边外交谈判解决争议又有两种具体方式:一是放弃主权要求;二是通过谈判划界,各自取得部分争议地区。在已经解决的领土争议案例中,放弃主权要求这一解决方式占比例颇高。
  (一)放弃主权要求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美国已经放弃了20处原本同其他国家有主权争议的岛屿或海礁(islands or atolls)。这些岛屿或海礁有五处位于加勒比海,其余25处位于太平洋。美国之前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声索主要依据《鸟粪岛法案》。通过签订双边条约,美国分别与基里巴斯、库克群岛(1965年成为新西兰的自由联系国)、新西兰、图瓦卢、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解决了海上领土争议问题,放弃了与上述国家存在争议的岛屿的主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一般来说,领土争议问题会因久拖不决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争议各方也会越来越难以达成妥协,甚至连协商都无法进行。在美国放弃主权要求的岛屿中,图瓦卢和基里巴斯属于刚独立就与美国签订解决争议领土条约的国家,国家间争议领土存续的时间较短。更具代表性的案例是美国解决与洪都拉斯关于天鹅群岛的主权争议的案例。自1921 年洪都拉斯正式向美国就天鹅群岛的主权提出异议,到 1972 年美国正式放弃对天鹅群岛的主权,这场争议持续了51年。天鹅群岛位于加勒比海,由三部分组成,面积最大的是大天鹅岛(Great Swan Island),其次是小天鹅岛(Little Swan Island),最小的是鲣鸟礁(Booby Cay)。洪都拉斯认为自己应当继承原来西班牙殖民统治其时所拥有的岛屿,而时任美国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 则于1863年援引《鸟粪岛法案》,宣称天鹅群岛属于美国。1921年,洪都拉斯派出一位政府官员去接管该岛,两国的主权争议公开化。1939年7月,洪都拉斯方面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希望解决天鹅群岛的归属问题。9月初,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将洪都拉斯的立场报告给罗斯福总统,并建议与洪都拉斯进行直接谈判。他还建议,如果谈判仍然无法解决问题,可将该问题提交国际法院仲裁。1939年9月11日,罗斯福总统就美国方面对天鹅群岛的立场正式表态。他接受了助理国务卿的建议,认为天鹅群岛的经济价值很有限,解决该群岛的主权争议不是什么棘手的事情。罗斯福总统称,在他看来,该岛的唯一用途是进行反潜艇战时可作为海上飞机的抛锚之所。不过,由于英法两国几天前刚刚对德国宣战,国际局势骤然紧张,战火很可能会蔓延到西半球,所以罗斯福总统认为,鉴于该群岛对洪都拉斯并无实际用处,为了维护西半球的团结,洪都拉斯应当放弃对该群岛主权的声索。然而,洪都拉斯方面一直坚持其对该岛的主权要求。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以后,天鹅群岛再次成为关注焦点。美国为了反对卡斯特罗政权,开始重新重视该群岛的价值。中央情报局希望通过发送出版物和建立电台广播的方式,来削弱卡斯特罗在古巴的统治。由于天鹅群岛在地理位置等方面具有优势,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展的一系列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活动中,有一项重要活动是在离古巴不远的天鹅群岛建立广播电台。这个电台就是后来所谓的天鹅广播电台(Radio Swan) ,它在1961年4月的猪湾入侵中发挥了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不过,随着猪湾入侵的失败以及美国将关注点逐渐转向越南,天鹅群岛的重要性逐渐开始下降。1968年5月,设于天鹅群岛的广播站被关闭,相关设备也被转移到越南战场。1971年11月22日,美国和洪都拉斯的代表在洪都拉斯的圣佩德罗苏拉(San Pedro Sula)签订了条约,美国单方面放弃了对天鹅群岛的主权要求,承认了洪都拉斯对该群岛的主权声索。
  (二)外交谈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该种方式解决边界问题的典型案例,当属美国与墨西哥解决邻近重叠声索海域的划界问题。美国政府认为:“关于海上边界问题的争议,应当在公平的原则下达成协定,然后签署条约加以解决。条约不应是单方优势最大化的体现,也不应为任何一条特殊的国际法理论所推动。它们应当是在考虑相互利益并适合具体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谈判达成的。”
  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大多时间处于紧张状态;美墨边界问题由美国主导,美国依仗强权政治无视国际法,墨西哥则处于被动、隐忍地位。而事实并不尽然,1963年,美国放弃两国存在争议的边界领土卡米日尔(Chamizal),这被看作是两国边界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0 世纪70年代末,美墨两国迅速达成海上边界划定协议,为消除两国间的潜在冲突、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海洋边界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太平洋地区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下加利福尼亚州的临近海岸、西墨西哥湾地区得克萨斯州与墨西哥东北部的临近海岸,以及东墨西哥湾地区的路易斯安那州与尤卡坦半岛之间不足400海里的区域。美墨两国划定海上边界的实践最早始于1970年,两国政府于当年11月23日签订了海洋边界条约,在太平洋和墨西哥湾划定了12海里的领海界线,该条约于1972年生效。20年代中后期,随着各国陆续划定捕鱼区和专属经济区,美墨之间的海上边界问题再一次凸显。不过,在所有与美国有争议的海洋划界国中,美国与墨西哥的海上边界是最早确定的。两国政府于1976 年11月24日以换文(Exchange of Notes)的形式达成海上边界协定。签订该协定的目的开始是为了处理捕鱼权和外缘大陆架等一些紧迫的现实问题,但后来两国以该协定为基础,将1970年划定的 12海里领海边界加以延伸,确定了海上边界线。该边界线为一条简单的等距离线,用同等面积进行交换,对于岛屿具有同等效力。1978年5月4日,美墨两国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以该协定为蓝本的海上边界条约。为了对墨西哥湾大陆架超过200海里的区域划界,美墨两国政府于2000年6月9日在华盛顿签订了第三个双边海上边界条约。通过上述三个边界条约,美墨之间的海上边界基本划清。
  (三)国际法院裁决
  美国解决海洋权益和领土争议的第三种方式是将争议提交国际法院(ICJ)进行裁决,这方面最著名、经典的案例是美国与加拿大存在争议的缅因湾划界问题。
  缅因湾位于大西洋东部,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一个半闭湾,南部连接大西洋,湾内最大水深达200米。缅因湾的自然环境优良,由于有陆地河流注入,湾内鱼类资源丰富。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首次就缅因湾的大陆架划界问题发生争端。后来,划界争端又扩大到渔业方面。由于缅因湾渔业资源丰富,是两国渔民传统的捕鱼区,因而时常发生冲突。在两国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为了解决边界争议,美国和加拿大两国驻荷兰大使于1981年11月缔结了一项特殊协定,要求国际法院组成一个由五名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根据捕鱼区和大陆架划界的相关国际法,划定两国在该海湾的大陆架和渔区界线。
  在诉讼中,美国和加拿大都主张用一条线同时作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分界线,但是加拿大认为两国的争议海域不存在自然边界,主张以等距离中间线作为两国的边界线。美国不同意加拿大的划界方案,主张在毗邻加拿大边界的缅因湾盆地最深水线与东北水道的连接线划界。美国方面认为,无论是相关国际法律还是国际习惯,都没有强制性要求采用等距离线划分争议水域;采用单一方法划界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并考虑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国际法院经过调查认为,如果完全采用等距离中间线原则划界会造成不公平的结果,因此尝试根据美加两国海岸线的长度,通过在比例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修正的方法来进行划界。
  根据国际法院的测算,美加海岸线之比为1.38:1。国际法院认为,在根据这一比例进行修正和划界的同时,还应当考虑加拿大的锡尔岛(Seal Island)和新斯科舍半岛(Nova Scotia Peninsular)深入缅因湾这一实际情况对划界的影响。这就使加拿大获得的海域有所增加,美国获得的海域相应减少。不过,国际法院也认为,如果赋予锡尔岛和新斯科舍半岛完全对海域主张的效力,也不太妥当。因此,国际法院仅赋予二者部分效力,并最终将海岸线的比例由1.38:1调整为1.32:1。
  1984年10月12日,国际法院特别分庭以4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对缅因湾划界案作出判决。在划界过程中,法庭力求公平地考虑缅因湾背部全部为美国连绵的海岸这一事实,并且比较了加拿大和美国在缅因湾的海岸线长度。考虑到美国在这里的海岸线比加拿大的海岸线长等因素,国际法庭最后判定的缅因湾海洋边界由三段组成,分别从加拿大和美国共同决定的起点A开始,由A到B,B到C,以及 C到D。D作为终点是两国主张的200海里渔区的一个交汇点。具体情况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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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加两国将缅因湾划界争议提交到国际法院进行判决之时,由于两国对玛基亚斯海豹岛和北岩岛的主权归属存在争议,为了使岛屿及其周围争议海域不影响缅因湾的划界工作,双方同意选取争议领土之外的点作为划界起点(A点)。国际法院的法官们被要求在确定面向陆地的边界起点时避开这两个小岛,以免牵涉它们的主权问题。这一存在主权争议的 “灰色地带”与国际法院划定的边界线之间的关系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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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搁置争议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对有争议领土采取搁置的处理方式只是在进行正式划界前的一种临时性安排,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海洋权益和领土争议问题,却有助于管控争议,避免局势升级和失控。从政策力度上看,以搁置争议的方式处理问题说明相关国家的政府对争议领土持低调姿态,但并不意味着搁置争议本身是一种消极退让行为,因为这种处理方式能够使有关国家降低因争议领土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为争议双方提供沟通的时间和机会。
  目前,对与海地等国存在争议的纳瓦萨岛和与哥伦比亚等国存在争议的塞拉尼亚浅滩和新浅滩,美国就采取了搁置争议的处理方式。在美国搁置领土争议的案例中,最典型的当属美国与加拿大处理存在争议的玛基亚斯海豹岛和北岩岛的主权问题。
  美国与加拿大分享着世界上最长的陆地邻国边界,双方唯一存有争议的领土就是位于缅因湾中的玛基亚斯海豹岛和北岩岛。加拿大在玛基亚斯海豹岛上的存在更明显。自1832年起,当时其还属于英联邦,就在岛上修建灯塔并持续控制该岛至今。当美加两国政府决定将缅因湾划界问题提交国际法院裁决时,双方主张将该岛的主权争议搁置起来,独立于缅因湾划界。虽然会有美国籍的当地民众登岛宣示主权,但以生物学家等为代表的美加两国科研工作者也会共同登岛进行科考活动,并彼此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每到夏季,还有来自美国缅因州和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的游客登岛。两国间的主要摩擦来自当地捕捞龙虾等海产品的渔民,特别是在捕捞量减少的年份,双方出现摩擦的可能性会大增,不过两国至今尚未因此而 “剑拔弩张”。尽管美加两国都没有放弃自己对海豹岛及周围“灰色地带”的主权要求,但总的来说,双方基本上保持一种和谐相处的状态。
  有学者建议美加两国政府着手彻底解决玛基亚斯海豹岛及周围“灰色地带”的主权争议问题,部分当地民众也对此事比较热情,但两国政府似乎兴趣不大。由于双方过去在处理争议领土问题上一直保持着低调态度,因而美加关于该岛的争议被称为是 “历史上最友善(most amicable)的边界争议”。对于缅因湾内有争议的“灰色地带”,美加两国政府就在有争议地区管控双方的捕捞活动达成了谅解,即:有关的渔业法律只适用于本国的捕鱼船只,而不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捕鱼船只。这一协议也被称为船旗国 (flag State) 执法。
  三、影响美国处理海洋权益和领土争议方式的主要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与若干国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了不少有争议的海洋权益和领土问题,划清了原本模糊的海上界线,搁置了一些争议。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解决有争议领土的做法显得比较 “克制和低调”,没有因为领土边界问题与相关国家陷入激烈的冲突。为什么美国会选择放弃部分“神圣”领土和“重要”的海洋权益,搁置相关有争议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个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国际法原则与国际规范的要求
  20世纪以前,国家以武力为手段、通过发动战争来获取领土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态。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1928年多国签署的《非战公约》首次正式提出放弃战争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虽然这个公约并没有阻止之后战争的爆发,但经过数十年的时间,和平解决国家间冲突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创伤进一步强化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观念,最终导致该《公约》原则被正式写入《联合国宪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现代国际法准则和国际规范也都强调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家间的争议,包括国家之间的领土和边界争议问题。在此背景下,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一国际规范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强大的观念,具有较强的行为约束力。作为当初积极倡导这一原则并通过维护这一原则来维护自身利益的美国,其行为也不得不有所约束。
  (二)维护美国国家现实利益的需要
  领土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毋庸置疑。国家间常常因为领土问题而关系恶化,爆发冲突甚至战争。统计数据表明,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对领土的控制、使用和(或)所有权引发的冲突约占这一阶段爆发的所有战争的一半。不过,自从拿破仑战败之后,领土问题的重要性就在逐渐下降。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伴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突破,以及市场、信息和资本轻松跨越传统上划定的国界藩篱,领土作为界定国家生存和发展机遇的指标,其重要性不断下降。历史上通过直接控制领土才能获得的好处,现在通过现代贸易和金融体系,借助信息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样可以获得,而且成本更低,代价更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再次崛起就是实例。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程度逐渐加深,武力作为对外政策工具的作用相应降低,对外使用武力不但成本太高,而且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即便对大国也不例外。一国动武甚至威胁动武马上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从而影响其对外经贸关系和国际形象,同时与国内重要的价值观也相抵触。这些都意味着通过武力来扩张和控制领土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与日俱增。俄罗斯针对克里米亚采取军事行动所产生的效果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此背景下,当年曾经倡导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美国,无论从道义还是利益角度考虑,均认为以武力手段解决领土边界争议问题得不偿失。
  (三)基于对有争议领土性质的认识
  领土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但是,有争议的领土是不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对此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国家利益分主次大小和轻重缓急。属国家核心利益就应坚决捍卫,非核心利益则可视情务实地处理。美国决策者认为,不同的领土争端涉及的利益会有所不同,有的有争议领土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有的则不然。基于上述看法,美国决策者在处理有争议的领土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以天鹅群岛、塞拉尼亚浅滩和威克岛三个争议岛屿为例,对于天鹅群岛,美国放弃了主权声索并承认了洪都拉斯的主权要求; 对于塞拉尼亚浅滩,美国虽未放弃主权声索,但从态度上来说消极低调,从该地由哥伦比亚实际控制并在礁石上修建灯塔可见一斑;对于威克岛,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决不允许他国染指。这些不同的做法是美国根据不同的情况,结合内外部的环境变化,理性地考虑了其实际利益之后做出的政策选择。
  罗斯福总统曾认为天鹅群岛的唯一用途就是作为海上飞机的抛锚之所,后来的美国政府则认为美国在天鹅群岛的实际利益主要是以椰子种植为代表的农产品生产,以及为航海和通信提供帮助。显然,他们都没有将天鹅群岛视作美国的核心利益。当然,美国在处理天鹅群岛的问题时也有其自身的政治考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古巴革命成功之后,天鹅群岛的重要性陡然上升;随着猪湾入侵失败以及美国将关注点转移到东南亚,其重要性又开始下降。在整个过程中,美国没有激化与洪都拉斯之间的主权之争。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为这个群岛与一个关系友好的小国陷入纷争得不偿失。正是对天鹅群岛的价值评估和对美洪关系的考虑,导致美国在 1971 年与洪都拉斯签订双边条约,承认洪都拉斯对天鹅群岛的主权声索。
  在塞拉尼亚浅滩问题上,美国虽仍未放弃主权声索,但对它并不十分“上心”。当有人向美国国务院询问有关塞拉尼亚浅滩和新浅滩的情况时,国务院负责处理加勒比地区事务的官员保罗·迪·罗莎(Paolo Di Rosa)含糊其辞地回应道:“对于部分岛屿、浅滩抑或其他,我们已经在各种国际场合,包括与其他声索国面对面的场合,表达了我们的主权主张。我们认为我们的主张(较他国主张)更站得住脚。”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并没有采取行动改变哥伦比亚对塞拉尼亚浅滩的长期控制,甚至默认了该国在岛礁上修建灯塔。
  美国决策者更重视争议边界领土的地理位置及其战略意义。对于有“太平洋的踏脚石”之称的威克岛,美国选择坚决不承认其他国家的主权声索的做法。1941年12月,就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不久以后,威克岛也被日军轰炸并最终占领,史称 “威克岛战役”。在经历了短暂的易手之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牢牢控制着该岛,将其作为美国的主要空军和潜艇基地。1962年,威克岛的管理权由美国海军转移到美国内政部。目前,该岛由美国陆军太空与战略防御司令部(Army Space and Strategic Defense Command)使用。
  如果说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边界争议是美国处理相关问题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根据实际情况理性地权衡利益所在,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和多样化处理相关问题,则是美国处理有争议领土边界问题的关键。
  (四)“法律解决”有其利好
  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和平解决领土边界争议问题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 “政治解决”,另一类是“法律解决”。“政治解决”主要有三种做法,即谈判与协商,斡旋与调停,调解(和解)。“法律解决”主要是通过国际法院等权威的国际组织进行判决和仲裁。国际法院自1946年成立以来由其所判决的边界领土争议案件逐渐增加,国际社会越来越倾向于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国家间的领土争端。
  美国之所以选择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边界领土争议,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其一,有助于减少在有争议领土问题上的国内政治炒作;其二,有助于在国际社会树立自己“守法”的良好形象;其三,国际法院在判决时会兼顾当事国双方的感受,最终的裁决通常意味着某种妥协,结果不会对美十分不利。以 1984年国际法院判决的缅因湾划界案为例,最后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双方的诉求,使得两国都不是完全的胜利者或失败者,从而也使得这种解决方案双方都能够接受。从长远的角度看,缅因湾内两国的边界线的最终确立不但使两国之间长期的管辖范围之争得以终结,而且为规范两国渔民的行为提供了依据,为两国在缅因湾的渔业合作奠定了基础,使两国都从中得到了利益。
  (五)部门之间有效合作的结果
  解决领土边界争议问题会牵扯到涉及渔业、航海、法律、国土资源、能源甚至军方的各种利益纠纷,单靠外交部门无法解决这些纠纷。此外,划分边界需要熟悉争议地区的地理情况、历史渊源,需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勘测,需要专业人士为划界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紧密配合。
  以美国划定捕鱼区界线为例,为了有效完成确定美国海上边界的任务,在1976 年《渔业保护和管理法》出台以前,美国国务院就开始联合美国国内的相关部门共同开展行动,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来自国务院的地理学家与国务院海洋、国际环境及科学事务局(The Bureau of Oceans,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和国务院法律顾问室(Legal Adviser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负责主持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小组,处理前期工作。小组成员的来源非常广泛,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分别来自国防部、司法部、内政部、联邦能源署、海岸警卫队和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The National Oceanograph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小组最初关心的议题是美加之间就缅因湾大陆架划界事宜,后来这一机制被用于处理美国所有与《渔业保护和管理法》有关的边界问题,成为部门间有效沟通的渠道。
  部门间的有效合作是理性务实地处理领土争议的制度保障。如果相关部门之间缺乏有效而畅通的沟通渠道,可能会造成在复杂的划界问题上理应被考虑的相关利益被忽略,或造成某些方面的利益被过度强调,甚至被政治化,导致有争议的领土问题得不到有效管控和解决。可见,美国政府较务实地处理海洋权益和领土争议,各部门间的有效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语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与若干国家存在领土主权争议,在海洋边界划分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些争议海域和领土并非都由美国控制,比如玛基亚斯海豹岛由加拿大实际控制,塞拉尼亚浅滩由哥伦比亚实际控制;也并非都是资源匮乏之地,比如波弗特海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并且会对未来北极地区的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尽管领土边界争议很容易引发国家间的冲突和对抗,但在管理和解决争议领土边界的问题上,美国表现得较为低调和克制,没有运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进行强力 “维权”。美国之所以选择主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和处理海洋权益和领土争议,原因在于它认为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符合国际规则。正是基于利益和理念的双重考量,美国才采取了相应的处理海洋权益和领土争议的做法,从而避免了与有关国家关系的恶化和陷入冲突。

来源时间:2018/10/9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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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认为与中国的贸易战是双赢

作者:德鲁•汤普森  来源:中美聚焦

  几十年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直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与国家安全问题不同的是,他在贸易、税收和金融监管方面知识渊博,且充满热情。大选时他始终主张与中国建立更加公平互惠的贸易关系,并在上任后迅速使之成为他的优先工作。
  本周,他决定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这反映了他对自己战略和地位的信心。他认为,贸易战的两个潜在积极结果将使美国立于不败之地。
  要么是中国修订产业政策,允许美国企业互惠进入市场,要么是关税使美国企业脱离中国,把制造业带回美国或者从不对美国安全构成长期威胁的国家进口产品。
  特朗普的首要任务是在他所认为的不公平关系中寻求互惠,这种关系的特点包括存在巨大的贸易不平衡,持续不断地窃取美国技术,以及限制美国公司的市场准入。
  特朗普政府与前任历届政府一样都与中国进行接触,为的是打开并改革中国市场,同时也录得中国的行为、政策,以及让它感到令人反感的做法。
  白宫3月份发表的301条款报告通篇记录了美国人的不满。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向中国谈判代表提出他们的要求,要求减少贸易逆差,保护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为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作为回应,中方谈判代表提出通过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来减少贸易逆差,同时要求美国取消长期以来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禁令。
  由于中国并未解决造成贸易失衡的基本产业政策问题,美国拒绝了这一提议,坚持不做让步,并发出了更多的关税威胁。
  华盛顿的拒绝不能说是顽固,而是因为相信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无论贸易战是短暂的还是长期的,美国都能够获益。
  随着时间推移,北京的行为让华盛顿断定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其反映就是政府的国家安全文件,以及政府以新的活力确保美国面对中国崛起时保持竞争力。
  这并非遏制战略,它反映的是美国认识到必须有所作为,以保持经济的活力,最终维护其长期以来的经济主权。
  中国利用贸易手段对政治分歧进行报复,如2010年中方渔船船长被捕后对日本实施稀土出口禁运,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之后限制从挪威进口三文鱼,2012年南海紧张局势升级后限制从菲律宾进口香蕉,2017年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后抵制在中国的乐天商店,所有这些都改变了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贸易的利益算计。
  北京的策略带来一种暗示,即与中国的广泛贸易关系也许是一个负担。批评人士指责中国将经济武器化,他们认为,贸易上的依赖绝非双赢,而是中国用于胁迫的潜在工具,尤其当一个国家开始依赖中国,或者中国变得不可或缺的时候。
  通过对双边贸易征税来发动一场对华贸易战,存在两个可能的结果,两种结果都对美国有利。如果中国寻求迅速结束贸易战,接受美国的要求,开放其市场,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那么这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好处。
  如果中国坚持拒不开放市场,那么美国企业受关税影响将从其他国家寻求市场和进口产品,从而使两个主要经济体脱钩,降低北京在将来的政策分歧中利用贸易手段要挟华盛顿的可能。
  特朗普对他的对抗手段充满信心。国际上,与韩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取得进展,验证了他追求双边而非多边协定的正确性。今年7月,中国试图拉拢欧洲对抗美国的努力失败,一份初步的美欧贸易协定浮出水面,使欧盟得以自由表达对中国产业政策的不满。
  在国内,特朗普认为他已经获得共和党、蓝领工人和民主党的广泛支持,这些人即便反对动用关税,也承认必须起来面对中国的挑战。
  最重要的是,美国经济繁荣,失业率低,GDP增速达到4.2%,股市和消费者信心处在历史高位。工资自2009年以来出现最快增长,页岩气热潮使美国成为能源出口国。
  白宫西翼也许混乱不堪,但当总统透过窗户眺望这个国家的时候,他肯定十分乐见他所看到的事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理查德·尼克松任总统的时候以来,美国的政策一直是试图推动中国的崛起,当然是作为一个和平的负责任国家,一个对孕育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体系给予支持的国家。
  遗憾的是,中国的主流说法是美国试图遏制中国,阻止中国的崛起,并输出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越来越反映在华盛顿对北京的强硬态度上。中国把特朗普的贸易战略视为一种遏制它的努力,或者是故意在11月中期选举前向国外转移国内的政治麻烦。
  对美国目的的这两种看法都是错的,而且两者都增加了贸易战长期化的可能性。

  本文原载于《南华早报》,经作者同意转载。

来源时间:2018/10/9   发布时间:201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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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下中国的改革

作者:沈联涛 肖耿  来源:中美聚焦

  去年6月,英国的《经济学人》哀叹“特朗普正在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为他不惜以“对世界的长期伤害”为代价追求“美国的短期胜利”。如今,随着特朗普升级他的对华贸易战,以及双方似乎都准备为争夺技术领域领导权进行旷日持久的竞争,这种威胁只会越来越大。
  长期以来,贸易看上去是让各方受益的。这一假设支撑着对贸易规则的广泛全球共识,其中包括相对一致的知识产权保护。例如,中国成功融入全球经济就是因为它的企业学会了如何在WTO制定的框架内经营和竞争。
  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再指出的,新自由主义对自由放任市场的痴迷无法解释效率提升所产生的分配成本。不平等现象急剧上升,刺激了许多人不仅对造成不平等的具体原因越来越不满,而且对几乎所有形式的开放和全球化,包括移民和自由贸易感到幻灭。
  特朗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选的。这种逆流并非美国独有,英国脱欧公投也出于同样的担忧,一如从意大利到波兰许多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崛起。这些政治发展趋势——它们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促使基于规则的现有世界秩序即使不被废弃,也开始被重写。国家和国际层面都被迫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但正如斯蒂格利茨和哈佛大学的大卫·肯尼迪在2013年的著作《中国特色的法律与经济学》中所写,“市场建立在法律安排基础之上,并通过监管框架实现稳定”。这意味着解决市场分配效应失灵需要创建新的司法、行政和监管框架,其过程需要时间。
  攻击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人最喜欢针对中国,这个国家目前正面临巨大的改革压力。由于中国市场的增长快于其税收、监管和司法安排的进步,它遭受着收入不平等加剧、污染、金融风险和腐败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都必须在下一阶段的结构改革中予以解决。
  然而究竟应该怎样改革,中国的精英、决策者、弱势群体以及外国利益相关方对此仍有激烈的争论。随着与美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要求政策清晰明确的呼声也越来越迫切。
  中国企业家及其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首先关注的,是他们在税收、金融、跨境资本流动乃至环境监管日益收紧情况下的财产权,包括他们所积累的财富的安全。与此同时,中国年轻人和低收入家庭则担心高涨的房价,工作的不稳定,以及少数科技巨头用迅速膨胀的市场权力挤压中小企业。
  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和美国等贸易伙伴,它们的关注重点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政府过度支持国有企业,以及面向技术升级的产业政策。这一领域的政策制定还需要考虑新技术对商业模式、供应链、生活方式甚至中国国内政治的破坏性影响。
  当务之急是,中国领导人要对这些各异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关注做出坚决果断的回应。这意味着要进行一系列大胆改革,不仅是为了提振信心,也是为了增加与美国和外国投资者谈判的筹码。
  中国要做的第一步应该是重申政府2013年的承诺,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要让这一承诺具有可信性,中国必须为外国公司、本国私人企业、国有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好消息是,在不确定、转型甚至危机时期,意义深远的改革实际上更容易被证明是合理的。然而,当前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会妨碍改革,那就是地方官员的风险厌恶情绪。
  以往,地方层面的试点和创新与中国的进步密不可分,省、市和企业之间的竞争通常有助于中国打破官僚主义和结构僵局。但目睹了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运动让他们的同事和上司纷纷落马,许多地方官员如今对采取大胆举措犹豫不决。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必须加倍努力,就像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所做的,释放国内企业的“动物精神”,鼓励地方政府带头改革。虽然美国等贸易伙伴可能反对这种带有政府主导性质的做法,但其最终结果将是市场更加稳定和充满活力。
  成功的关键在于强化产权保护的基础,包括纠纷解决机制、司法体系、商业及技术标准。为此,当局最好是借鉴香港、美国、英国和欧洲国家的产权基础设施,这些地方尽管遭遇政治和社会动荡,但其产权基础设施依然保持稳健。
  一直以来,中国对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演变——甚至存亡——影响有限。但通过将产权安排与发达经济体接轨,中国可以为共同繁荣和互利交往提供支持,从而缓解近来加剧全球动荡的某些紧张态势。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Chinese Reform During a Trade War”(2018)

来源时间:2018/10/9   发布时间:2018/10/8

旧文章ID:17166

美国让中国独担全球发展责任

作者:扎克·蒙塔古  来源:中美聚焦

  在去年的第一次联合国大会演讲中,特朗普总统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他特别提到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把它们归类为国际秩序的威胁。他在外交事务上摆出一副新的好斗态度,这使世界大部分国家不知该如何回应。
  特朗普对抗性的外交风格和毫不妥协的言论令人感到震惊,但他表达出的新外交立场受到人们的重视。他在某次讲话中发誓说,如果朝鲜威胁到美国,就把它“彻底摧毁”。可几个月之后,特朗普就在与金正恩举行的首脑会晤中讨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无核化问题。这也许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努力的一大亮点,其间,特朗普的变化莫测战略和强硬的交涉似乎取得了成果。由于他和韩国官员的外交工作,他甚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正式提名。
  然而今年,当特朗普再次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表讲话的时候,他的言论就算不可预测,也是毫无意义的。他非但没有利用自己的时间解决跨国威胁与合作路径问题,反而转向另一个人们熟知的目标——全球主义。他嘲讽国际刑事法院等多边机构,赞扬美国在今年6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重申美国将致力于走向孤立主义和本土主义。
  华盛顿对自己曾经扮演的全球稳定守护者角色突然怀有敌意,引来人们对国际秩序将会如何演变的疑问。2016年以来,许多国家已转而让中国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分析人士密切关注着北京悄悄——有时并不情愿——发挥更积极领导作用的无数个领域。
  特朗普在联合国抨击多边外交和全球合作,而未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继续践行着这些理想。9月初,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了来自53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并宣布为整个非洲大陆提供600亿美元的新一轮发展融资。这加快了中国对非洲大小项目的支持,更使之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为南亚和东欧地区的项目提供资金。
  而美国在意识形态驱动下突然退出世界事务的举动,已经证明给全球体系带来了破坏性冲击,即便北京可能也无力弥补。虽然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援助和国家建设方面实行吝啬的“美国优先”政策已有两年之久,但这种政策对全球安全与发展的影响究竟有多严重,仍然有待观察。
  北京填补了华盛顿在非洲、拉美和中东等经济困顿地区留下的空白,但研究表明,特朗普在联合国所阐述的政策,有可能以有碍长期安全的方式令其中一些地区出现倒退。由于特朗普政府的两大外交政策重点是反恐和安全,因此这些孤立主义策略就显得异常地具有反作用。
  早在2017年,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大幅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发展机构的预算之后,100多位退休将军曾经联名向国会递交了一封信,重点强调美国的发展援助与全球安全之间显而易见的关系。这封信反映了高级军官们的一个常见观点,即深思熟虑的发展援助通常是对抗极端主义和为世界不稳定地区的政府机构提供支持的重要手段。布鲁金斯学会2017年3月的一项实证研究找到了支持这种信念的证据,它表明,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教育水平低下与失业相伴有可能促使人们支持暴力和激进的意识形态。
  然而,特朗普政府不仅完全拒绝这一理念,而且继续削弱与世界接触的渠道,预置极端主义和动荡的温床。就在今年9月,华盛顿将巴以冲突解决方案援助削减了1000万美元,并取消了另外一笔给巴基斯坦的3亿美元军事援助。与直觉相悖的是,后一笔削减被说成是为了激励巴基斯坦更加有效和积极主动地镇压叛乱。
  华盛顿背弃了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同时排斥伊朗这样的传统“流氓国家”,与此同时北京却采取截然相反的做法,为这两个国家的一系列主要发展项目提供资金。北京可能是出于地缘政治原因而有兴趣支持德黑兰和伊斯兰堡,因为这两个国家过去都与西方大国不合,但同样,中国的支持也正在创造出更加接受中国政策要求的日趋安全稳定的国家。
  即便如此,华盛顿的退出显然也不是没有影响。中国虽然财力雄厚,但肯定不是无限的。在性质上,中国历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也与华盛顿不同。北京对国外项目的支持经常是国有银行的贷款,而华盛顿传统上是提供直接援助,这种援助取决于某些政治让步,如实行民主改革和尽人权义务。随着非洲等一些国家的债务开始突破红线,中国以贷款为基础的模式也许不足以让这些新兴经济体保持增长。
  特朗普政府公开表示对安全和反恐有兴趣,那么,他在联合国阐述的政策往好里说也是短视的。中国和美国在某些地区的动作一直带有竞争目的,有时甚至是直接对抗。然而,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里,两国按惯例都是为了全球发展与安全这一共同目标而努力合作,共同为开发世界的各个角落进行着有效投资。华盛顿如今把这副重担留给中国,不仅是放弃了它曾经支持的国家,还可能是在破坏自己在国际安全领域里的既定目标。

来源时间:2018/10/9   发布时间:2018/10/8

旧文章ID:17165

特朗普错了:中国可不是墨西哥

作者:马丁•沃尔夫  来源:FT中文网

  “当一个国家(美国)在与几乎所有存在生意往来的国家的贸易中赔钱,损失高达数百亿美元时,贸易战是好事,取胜轻而易举。”这条于3月2日在Twitter上发表的推文勾勒出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贸易政策的目的和手段。此次美国看上去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取得的胜利以及一项新贸易协议的签署,将使他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但中国可不是墨西哥。
  这位美国总统相信,如果一个国家出售给一个贸易伙伴的商品总值超过它向对方购买的商品总值,那么它就“赢了”。他还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从一个贸易伙伴那里购买的商品总值超过它向对方出售的商品总值,它就能够“赢得”保护主义战,因为对方更输不起。这两种信念——双边重商主义与痛苦程度的不对称——指引着他。他的政策是利用让美国“损失”的东西来取得胜利。因为美国在任何双边关系中也都是较强大的一方,它必赢。
  严肃的经济学家(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鼻祖)会坚持认为,寻求对每个贸易伙伴国都取得贸易顺差并不是“赢”——这是荒谬。这甚至不是明智的重商主义——明智的重商主义将聚焦于整体的贸易平衡。然而,特别是在自由资本流动的情况下,整体贸易平衡是愚蠢的目标,也是贸易政策无法实现的目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原始的观念竟然统治着这个地球上最先进的国家。
  姑且先不评判这种观念。一个超级大国能轻易战胜那些拥有巨额双边贸易顺差的国家吗?答案是“能也不能”。2017年,墨西哥对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8%,而加拿大的这一比例为19%。美国对墨西哥出口仅占GDP的1.3%,而对加拿大出口仅占1.5%。当某个国家像加拿大和墨西哥一样不对称地依赖美国时,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可能获胜。在双边谈判中,美国可能会得到它想要的大部分结果(尽管它似乎没得到全部)。
  中国则是另一回事。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占GDP的比重(4.1%)明显高于美国对华出口占GDP的比重(0.7%)。中国的双边顺差约占其GDP的3.1%,远低于2006年的10.2%。想象一下美国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都征收了高昂关税。人们可能认为,此举的效果是使得中国的GDP降低4.1%。错了。随着中国的报复举措发挥作用,美国对华出口也将减少。此外,中国出口商品三分之一的附加值是进口的。中国出口商还可以把商品销往其他地区。
  最终,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此类贸易战可能造成中国GDP下降不到2%。这大约是4个月的增长。此外,中国想要抵销这些需求损失也不难。与此同时,美国的整体贸易平衡很可能不会改变,因为这取决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
  虽然北京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它不会为此不惜高昂代价。所有的中国人都被灌输了“耻辱的世纪”这一观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内地位稳固。然而,即便是他,如若对外敌欺辱卑躬屈膝,可能也会地位不保。
  特朗普犯了两个典型的错误。首先,他的目标定得过高。中国无法实现双边平衡的贸易,因为它无法强迫中国人民购买他们不想要的商品。美国对华贸易的重点不在于它从中国进口太多:中国对美出口额占美国GDP的比重,与中国对欧盟出口额占欧盟GDP的比重差不多。区别在于美国对华出口额太低。这表明美国商品缺乏竞争力。最后,中国不会放弃技术升级的希望。没有哪个大国会放弃这一点。
  其次,他高估了美国的实力。在贸易政策的其他领域,协议可能会达成。我们可以设想中国在知识产权政策和排除美国企业方面做出改变。我们还可以设想这样一项协议,即中国放弃了发展中国家地位,以换取市场经济地位。但是,为了实现这些结果、或更好的结果,特朗普需要盟友,尤其是欧盟和日本(两个都是他所鄙视的,也许是因为它们不实行专制)。但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希望达成此类协议:如果知识产权得到更好地保护,那么将有更多的美国企业在华投资。这似乎与他想要的结果背道而驰。
  特朗普可能会鼓吹达成历史上最棒的贸易协议(他从中获得的好处相当少),令我们大吃一惊。但假设冲突还是升级了,导致高昂的双边关税。谁赢了?宽泛的答案是没人是赢家:贸易被打断,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被摧毁,中美关系受损,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然而,哪一方损失更大?这很难分析,因为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欧洲央行分析的一种可能性是,贸易冲突将扩散至全球。就连特朗普政府或许也意识到了,贸易转移对他们不利:他们停止从中国进口,改为从其他国家进口,比如越南。因此,他们要征收10%的全面关税。世界其他国家以牙还牙,同样对美国征收10%的关税。欧洲央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美国会遭受损失,中国甚至会获利。在贸易战中,规模更大的经济体遭受的损失较少,因为它失去的贸易对它来说没那么重要。世界其他地区的总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三倍。
  美国可能在知识产权和市场自由化方面与中国达成协议。但美国无法达成一份平衡双边贸易或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协议。它可以通过与盟友密切合作来达成这样一份协议。如果美国坚持纯粹的双边主义,它就赢不了。但这将对它自身、贸易、世界经济以及国际关系造成损害。贸易战不好。与大国打贸易战,取胜也没那么容易。

来源时间:2018/10/9   发布时间:2018/10/9

旧文章ID:17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