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蒂芬•罗奇  来源：中美聚焦

　　在人际关系中，相互依赖永远没有好结果，而从美国与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判断，经济关系也是如此。
　　2014年我出版了一本有关美中经济关系相互依赖的书，我可能是最先承认这一点的人：把人类心理学知识用于评估国家的经济行为，这是一种开拓。随着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陷入危险的泥沼，其中的相似性令人惊讶，它的预后也更令人信服。
　　用最基本的术语来说，相互依赖发生于双方关系处在一种极端的状况下，即两个合伙伙伴从对方索取的东西超过了向自己内在实力的索取。这不算是一种稳定的状况。随着合作伙伴的回馈变得日益重要，依赖程度会越来越深，结果就是自信心逐渐减弱。这种关系变得极其被动且令人充满焦虑，紧张也不断加剧。屡试不爽的是，当一个伙伴忍受到极限，开始寻找新的生计来源，另一方会感到被蔑视，并由此沉溺于否定和指责，最终怀着报复性冲动而出手还击。
　　多年来，美中经济相互依赖的状况一直十分引人注目。在经历过毛泽东“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屡次动荡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处在崩溃边缘的中国很快转向了美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寻求外部支持。与此同时，70年代后期陷入滞胀的美国也渴望寻找新的增长方案，而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对收入有限的美国消费者来说简直是解药。
　　而且，美国还开始随意取用中国庞大的剩余储蓄。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储蓄赤字国来说，这是一个简单方便的解决方案。自然而然地，这种双向依赖发展成了一种看似幸福的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姻。
　　可叹的是，这并不是充满爱意的关系。中国在19世纪鸦片战争后经历的所谓百年屈辱，美国在评估中国这类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威胁时的固步自封，这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怨念使长期以来的互不信任得以延续，也为当前的冲突打下基础。正如人类的相互依赖病状所预告的，双方最终会分道扬镳。
　　中国率先拥抱了变革，它通过把增长模式从外部需求转向内部需求，从出口投资转向私人消费，努力争取实现经济的再平衡。中国的进展情况复杂，但它从储蓄过剩变成了吸收存款，从这一点来看，结果已经没有悬念。在2008年达到52.3%的峰值后，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已经下降了大约七个百分点。随着中国强化其一向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鼓励中国家庭减少预防性储蓄，中国的储蓄率还会不断下降。
　　同时，日益数字化（无现金）的经济下电子商务的爆炸式增长为中国新兴中产消费者提供了强大的平台。按照习近平主席的“新时代”百年愿景，从引进转向自主创新是中国长期战略的核心，既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也为了到2050年实现大国地位。
　　与人类的相互依赖病状一致的是，中国的转变已经成为让美国越来越感到不适的源头。对于中国储蓄上的变化，美国很难高兴的起来。去年不合时宜地实行减税之后，美国的储蓄不足如今更加恶化，所以只能越来越依赖中国这样的储蓄过剩国来填补亏空。而中国变成了需要吸收存款，这就使选择的余地缩小了。
　　此外，虽然依大多数标准来说，中国新出现的消费驱动增长态势令人印象深刻，但有限的市场准入限制了美国企业，使其无法占领它们所认为的这一潜在富矿中的公平市场份额。当然，对于这种面向创新的转变有巨大的争议，这也许恰恰是当前关税战的核心。
　　无论是什么渊源，相互依赖的冲突阶段现在都已经到来。中国正在发生变化，至少它在尝试这么做，而美国却没有。美国仍然固守一个有多边巨额贸易逆差的储蓄赤字国的陈腐意识，它需要随意提取全球的过剩储蓄，来支持经济的增长。从相互依赖的角度看，如今美国是觉得被以往顺从自己的合作伙伴轻视了，因此它不出所料地开始出手还击。
　　这就引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美中贸易冲突将以和平解决的方式收场，还是双方最终会惨烈地分手？人类行为的教训也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两国都必须集中精力，从内部重建本国经济实力，而不是用责备、蔑视和不信任来回应对方。这就要求双方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要在两国所采取的核心经济战略方面作出妥协。
　　迄今为止，创新上的两难处境是最具争议的问题。在相互依赖的冲突阶段，它被视为一场零和斗争，美国所指控的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完全被特朗普政府描绘成了对美国经济前途的生死威胁。但作为相互依赖的经典症状，这些担忧其实是过虑了。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创新的确是持续繁荣的命脉。但没有必要把它描述成一场零和斗争。中国需要从引进转向自主创新，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绊脚石。美国则需要再度关注创新，以克服另一场令人担忧的、可能导致破坏性停滞的生产力放缓。
　　这也许是相互依赖关系中贸易冲突的底线。为了达到自身目的，按相互依赖的术语说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成长，美国和中国都需要创新驱动的经济。把相互依赖的零和冲突转变为互利互存的正和关系，是在事态变得无比糟糕之前结束这场经济战争的唯一方法。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Trade Wars of Codependency”（2018）

来源时间：2018/10/3   发布时间：2018/10/2

旧文章ID：17169

作者：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来源：中美聚焦

　　随着美中双边贸易中超过半数商品被加征关税，我们已迎来一场全面贸易战，并且无论美国还是中国似乎都不太可能让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威胁要对所有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同时中国政策制定者们也开始探讨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差异性关税，即对那些中国可以轻易用其他国家进口替代的美国商品加征高关税。
　　随着以牙还牙举措的升级，赌注正在指数级增加。这一切始于特朗普对美中巨额贸易逆差的关注。此后，美国政府的301调查精确瞄准了非公平市场准入和旨在实现技术追赶的中国产业政策，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
　　如今，特朗普似乎执意要开展一场影响深远的全面贸易战。总统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虽然已经被踢出特朗普政府，但他仍反映了这届政府在贸易上的强硬路线观点。他最近说，美国的战略是要让贸易战令中国感受到“无法承受的痛苦”，并且其规模将“史无前例巨大”。对班农来说，终极目标是重建美国制造业，这是所有大国的长期基业，并将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产业链拒之门外。
　　中国和美国经济融合的无序决裂——“中美国”的终结——已隐约可见。这令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首次“霸权对决”的风险上升。
　　研究权力转移的学生热衷于找到决定霸权转换的特殊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一个显著的例子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败，这一事件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进程，开启了英国霸权的大门。同样，1904/05年日本在阿瑟港（旅顺）之战打败俄罗斯，逼退了俄罗斯在远东的扩张，也令日本在未来40年来成为这一地区的支配性力量。
　　但权力转移在历史上并非总是清晰明确的。英国被两场世界大战和帝国的过度扩张掏空，但在1945年仍是取得胜利的同盟国之一。不过，这是英国霸权的终点，美国承担起了国际领导力的重责。
　　最后，在一些案例中，一方竞争者的内部态势可能改变历史进程。虽然苏联在美国里根总统发起的军备竞赛中感受到压力，但最终主要还是被自身所压垮。中央计划经济无法和西方资本主义日益敏捷、进取和创新的经济相竞争。
　　如今的情况和上述案例完全不同。无疑，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是唯一有可能真正从经济上、金融上、技术上，以及最终军事上挑战美国的国家。不过，动用核武器的全面战争将是灾难性和自杀性的。
　　因此，霸权竞争最初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展开。一场最初可能通过谈判解决的相对较小的贸易冲突，如今正变成一场不断扩大的争夺经济主导权的竞赛。虽然美国两党政客们未必支持特朗普的关税，但他们拥有一致的战略目标，即遏制中国崛起、保持美国的全球支配地位。
　　相应的，特朗普政府正将贸易战当成是一场经济冷战的序章。中国也同样开始从结构性视角来看待贸易战：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发展，尤其是中国培育将来可能挑战美国的本国技术的努力。
　　这意味着在一场谁也不愿让步的懦夫游戏中，赌注不断加码。虽然仍有可能拆除引信，双方找到方法保住面子并达成“协议”，但更大的可能是贸易战将被置于更大的权力斗争背景（霸权对决）下来审视。
　　虽然霸权斗争可能持续数十年，眼下的对决可能只需数月或数年。双方都各有优势和劣势。谁先眨眼并后退谁就“输”了。当然，双方都不会承认，但观察者洞若观火，因为当痛楚大到一定程度，有一方一定会让步。
　　如果中国被迫后退，将丢掉面子，但可以为自己争取时间。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有所放缓，当然这取决于达成何种“协议”，但该国的势头很可能不会遭遇重大打击。
　　很大程度得益于其充满活力的私人部门，中国高度进取并富有创造力。其产业政策和监管体制的重大改变很可能不会阻止技术发展的趋势，甚至还可能有所帮助。此外，和美国的经济关系不搞得太坏也有显著的好处。
　　最相关的一点是，对中国来说这种霸权对决来得太早了。较为理想的是，中国能再等上五到十年再挑战美国。因此，祈求和平给中方带来的好处要远高于给美国带来的好处。中国可以韬光养晦，继续发展经济并等待一个更加适当的时机。
　　而美国的算计可能完全不同。由于中国遭受相当大的金融伤害，特朗普似乎正在赢得贸易战，但美国政府能做的相当有限。如果美国因为通胀上升、供应链混乱和公司利润下降造成国内政治压力而被迫让步，这将被视为是一场历史性的失败，意味着美国经济霸权终结的开始。
　　当然，这种对决未必会决定正在进行的权力转移的最终结果，这种转移很可能将延续多年。美国也有可能重振势头。但这将成为一个标志性失败，并向全球其他国家发出信号。
　　这或许正是为何特朗普会拒绝在2018年5月达成可能的协议。国务卿迈克·蓬皮奥最近的表态进一步反映出目前的赌注有多大。他说美国无意弱化针对中国的进攻性贸易政策，并表示“我们下定决心要取得胜利”。此外，美国政府似乎正试图和欧盟和日本协同来集体向中国施压。
　　鉴于赌注已经很大，对决很可能快速升级。但时间并不在特朗普一边。从政治上看，如果民主党在11月的国会选举中拿下众议院，他的筹码将减少。此外，减税和增加开支带来的财政刺激效应从2019年开始将减退，而这恰恰是贸易战成本开始显现之际。
　　中国面临的政治压力更小，习近平主席已经稳固了他的权力。政府也有足够多的可以利用的经济工具来刺激经济，缓冲全面贸易战的冲击。当然，如果美国、欧盟和日本结成联合阵线，这些判断会发生改变。
　　所有这些都制造了一个高度有毒的环境。所幸的是，这些动能目前还没有扩散到战略领域。不过，随着美国把自己逼入角落，而中国觉得时间在自己一边，我们最好都准备好迎接当今超级大国及其崛起竞争者之间的首场战略对决。

来源时间：2018/10/3   发布时间：2018/10/2

旧文章ID：17167

作者：庞中英  来源：澎湃新闻网

　　联合国代表着当今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或者说，联合国是致力于全球治理的全球机构——全球制度。9月25日，特朗普抵达纽约联合国总部。这是他的第二次联合国之行。
　　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是一个问题或者麻烦。这位公然宣布要对抗全球化或者全球主义的美国总统访问联合国本身，对全球治理是一个坏消息。
　　全球问题与国家治理的悖论
　　特朗普居然在联大演讲中说，全球治理威胁美国的主权。这当然是有所指的。前不久，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公开批评国际刑事法院（ICC），说美国不受ICC的管辖。即使有人到ICC控告美国领导人，如前总统小布什等，美国也绝对不会配合ICC把小布什送到ICC接受审判。
　　特朗普关于全球治理威胁美国主权的观点并不是他的，可能来自博尔顿。博尔顿一贯反对全球治理，在担任保守智库美国事业研究所（AEI）副所长时曾在《芝加哥大学国际法评论》上发表《我们应该严肃对待全球治理吗？》一文（Bolton, John R. (2000) "Should We Take Global Governance Seriously?,"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 No. 2, Article 2. Available at: http://chicagounbound.uchicago.edu/cjil/vol1/iss2/2）。所以，这种观点不是什么新东西。特朗普政府目前拥抱的和使用的理论，如经济民族主义，也是很古老的。当然，在其他国家，过去和现在也都有类似的看法。这也说明一个国家接受或者拥抱全球治理并非易事。
　　一般地说，问题变得越来越全球化，或者我们面对的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与全球相关，但是，治理仍然是当地的、国家的。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深刻悖论。
　　为了解决全球问题，逻辑上，是全球治理——解决问题的方案也是全球的，所谓“全球问题，全球方案”。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遵从这样的逻辑的。如果世界就是遵从这样的逻辑，联合国等全球机构和全球会议/论坛就可以派上大用场了。美国面对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如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带来的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或挑战则越来越不依靠全球方式。特朗普目前不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而用“贸易战”来解决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问题，就是一例。
　　特朗普政府的逻辑和在这种逻辑指导下制定的政策，正在严重打击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危机仍将进一步加剧。这是令人担心的。
　　美国会与全球治理一刀两断吗？
　　不过，我们也不要把事态看得过于悲观。从特朗普在联大的讲话中，我能读出的是他的内在矛盾。特朗普的内在矛盾或者其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内在矛盾是必须注意到的。
　　特朗普在联大演讲中强调崇高的主权原则。不少人觉得美国总统谈论主权是奇怪的。在这个世界上，受侵犯或者受到消极影响最少的主权本来应该是美国主权，为什么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居然高呼主权？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特朗普们不断强调美国主权，正是因为美国主权处在困境中，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可一世的主权恰恰也是最脆弱的。其实美国的主权处在困境中，这也不是什么新话题。美国一直以这一点为理由调控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然而，特朗普口口声声强调主权崇高，他治下的美国是否就不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了？特朗普在讲话中不断提到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问题，美国的干涉主义并没有停下来。即使他提到的不喜欢的国际组织，如人权机构，他也说美国要等这些机构改弦更张后再回来。特朗普增加了美国军费，美国军队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例如在东南亚和南海——干预的力度在增加。
　　既然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如此矛盾，我们也没有必要以为从现在起美国就与现存全球治理一刀两断了。美国不是还没有、也不可能退出联合国吗？即便美国真的要与所有的现存全球治理机构一刀两断，实际情况更可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而且，就美国的情况而言，美国不在国际机构中并不等于美国对这些机构没有影响，也不意味着美国不借助这些机构代表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来治理当今世界。
　　没有美国的全球治理是什么样的
　　不过，我们可以假定，未来的全球治理机构中大多数没有美国的席位，这个是否可称为“没有美国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without the USA）？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的全球治理是可能的吗？
　　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有人担心，没有美国的参加，现有的国际合作，包括全球治理就终结了。因为美国是现有全球治理的支柱性国家，是领导国家，“没有美国”——特朗普已经宣布美国不喜欢全球治理，美国不再拥抱全球治理——那么全球治理是否就终结了？
　　但目前欧洲人仍然支持多边主义，说明“没有美国的全球治理”是可能的。就在特朗普讲话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大演讲，他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与特朗普的抵制全球治理形成鲜明对照。如果欧盟在诸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安全治理（如《伊核协议》）等一系列问题上寻求与志同道合的其他力量合作，“没有美国的全球治理”将在困难中前行，但不会终结。
　　另外，必须看到，在特朗普上台前，早已出现了没有美国参加的国际组织——不管是在区域层面还是在全球层面——例如亚欧会议、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亚投行。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是新的全球合作。
　　不过，“没有美国”仍然是一种极端的情况。美国并非铁板一块，美国也并不仅仅是美国联邦政府代表的美国。我们对于“没有美国的全球治理”要有正确判断。特朗普政府不喜欢ICC，但美国一些机构和个人，从ICC的成立到运作，介入很深。
　　不仅如此，我认为，以下两种情况更要注意：
　　在未来，特朗普推动的美国外交政策转变的结果，可能会出乎特朗普政府的意料之外，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和新的全球治理将出现。这是我们不能不估计到的。经过特朗普政府的折腾，现有的全球治理可能将加快改革。首当其冲的是WTO。WTO再不改革，就不可能成为21世纪的全球经济规则的代表。目前，欧盟在WTO的改革中担当领导角色。不希望WTO发生不符合其狭隘国家利益的改革，但又担心WTO的终结带来更大冲击的国家也不得不选择改革WTO，而不是听任WTO名存实亡。
　　其他全球机构方面，这次联大一般辩论上，我们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演讲中，再次听到了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加快改革的呼吁。尽管联合国在维和、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实际上仍然面对着不改革就出局的危险。
　　本文的结论是，特朗普在联合国的这次演讲，将加剧全球治理的危机。在美国进一步退出全球治理的情况下，现有全球治理机构不得不加快改革；而仍然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集体行动的国家将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没有美国的全球治理。

来源时间：2018/10/3   发布时间：2018/10/2

旧文章ID：17123

作者：  来源：界面新闻

　　2008年金融危机将美国经济整体拖入衰退，数百万人失去工作，房价暴跌和股市腰斩也让家庭财富大幅缩水。在危机十年后的今天，美国很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截至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已持续扩张35个季度，失业率触及纪录新低，股市和房价双双打破历史新高，股市还走出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轮牛市行情。
　　但经济复苏与就业改善，并未对美国工人的薪资增速带来显著提升。银行“大而不能倒”的状况也没有发生改变，未来一旦陷入危机，华尔街的巨无霸们或许依然需要联邦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社会贫富差距则进一步扩大，有钱的更有钱了，贫穷的更穷了。
　　1、GDP
　　在经历近两年的衰退后，美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复苏。实际上复苏从2009年第四季度就开始了，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已经持续扩张35个季度。历史上，美国GDP持续扩张的平均时长为15个季度。若从持续时间来看，这轮扩张表现不错，而且还有望继续。
　　但若从增速来看，美国经济的复苏就显得有些苍白无力。2009年至2017年间，美国GDP的年增速一直都在2%上下浮动。历史上，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速在3%左右。
　　虽然今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4.2%，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宣称今年或可实现逾3%的年增速，但经济学家们指出，上季度的扩张主要是受去年年底推出的减税措施提振。随着减税效应消退，以及消费者支出受到利率上涨抑制，今年下半年的增速有可能放缓。
　　2、就业
　　金融危机造成美国大量人员失业。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失业人数总计260万人，为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2009年1月就有近60万美国人失业，失业率接近8%，并在当年10月触及10%的最高水平。
　　到2018年8月，美国连续第95个月实现就业增长。当月失业率也降至3.9%，接近自1960年代以来的最低值。
　　3、薪资水平
　　过去十年中，虽然就业情况持续改善，但美国工人的薪资增速却长期停滞，以至于这一因素被视作劳动力市场的阿克琉斯之踵。直到今年8月，薪资增速才有所改善。当月美国的平均时薪同比增长2.9%，为2009年5月以来最快增速。但这一数据未经通胀调整，其代表的购买力并不一定强于之前。
　　4、预算赤字
　　金融危机期间，由于经济衰退导致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大幅减少，以及政府为了提振经济而大幅增加支出，美国2009年和2010年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别高达9.8%和8.6%。
　　此后，随着美国经济逐步复苏，政府支出回归正常水平，预算赤字占GDP之比也逐渐回落。到2015年初，这一比值已降至2.4%。1970-2015年的历史平均水平为2.8%。
　　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赤字规模料将大幅提高。因为去年年底推出的减税措施将导致收入减少，而政府在军事和国内项目上的开支却不断增加。高盛预计，到2021年，美国联邦赤字占GDP之比将升至5.5%，到2028年进一步升至7%。
　　5、债务
　　由于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连续几年扩大支出以提振经济，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也随之水涨船高。2009年1月奥巴马上任时，美国联邦政府的总债务为11.1万亿美元，与GDP之比为77%。到2017年1月奥巴马卸任，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已高达19.8万亿美元，逼近20万亿美元大关，与GDP之比为104%。外界预计，美国债务占GDP之比将在2030年后达到125%。
　　高盛指出，美国的财政前景“不容乐观”，并且将在下一轮衰退中给美国的经济稳定带来威胁。该行认为，美国的借贷和偿付能力不会面临风险，但债务水平不断上升，在债务可持续性成为重大问题前很早就会引发严重冲击。
　　6、股市
　　2008年，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指数全年分别下挫38%和34%，双双创下1931年以来的最大年度跌幅。当年，纳斯达克指数也下跌40.5%。不过自2009年3月9日触及666点的最低点后，标普500指数便开始一路向上，并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轮牛市行情。
　　到今年8月22日收盘，标普500指数连续3453天未出现过20%或大于20%的跌幅。此前，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轮牛市是从1990年10月11日持续到2000年3月24日。
　　从2009年3月9日至今，标普500累计上涨近340%。纳斯达克指数在8月末刷新纪录高点，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指数均在9月刷新纪录高点。鉴于目前企业营收依然漂亮，经济增长也强劲，再加上通胀率保持在低位，投资者认为，这轮美股牛市虽已处在周期尾部，但仍有上涨空间。
　　7、房价
　　作为次贷危机始发地的美国房地产市场，在经历房价大跌、900万美国人失去住房后，不但再现了往日辉煌，而且越来越繁荣。
　　据S&P CoreLogic Case-Shiller房价指数，从2008年1月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至2012年1月的低谷，全美房价下跌了21%。而眼下美国的房价早已再创历史新高。根据上述指数，2018年1月的房价已经比十年前高出14%。
　　8、银行集中度
　　2008年金融危机凸显出了银行业过度集中的风险。雷曼兄弟破产后，美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改革这一行业。
　　毫无疑问，相比十年前美国现在的银行体系更加安全，大型金融机构的资本状况有了重大改善，他们的融资模式更可持续，风险测量和管控也比金融危机前好得多。
　　但银行“大而不能倒”的时代并没有结束。到2016年，美国最大五家银行拥有的资产依然占全部商业银行资产的近一半，比十年前反而有所上升。未来一旦陷入危机，这些巨无霸们或许依然需要联邦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
　　9、储蓄率
　　由于薪资增速疲软，又担心经济持续衰退，经济危机后的数年间，消费者减少了个人支出，增加了储蓄力度。2008年4月，全美的个人储蓄率为3.4%；到2012年10月，这一比例上升至8.8%。此后，随着经济和就业形势好转，储蓄率出现微幅下降，2018年1月的个人储蓄率为7%。
　　10、贫富差距
　　皮尤研究中心在对来自美联储委员会理事会（Federal Reserve Board）《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的数据做了分析后指出，2007-2009年的经济衰退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
　　尽管最近几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富整体获得了增长，但增幅并不足以弥补他们在经济衰退中遭到的损失。分析显示，2016年，美国低收入家庭的财富中值（median wealth）比2007年时少了42%；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富中值比2007年时少了33%。
　　但高收入家庭的经历截然不同，他们在经济衰退中遭受的损失更小，复苏也更为强劲。到2016年，高收入家庭的财富中值为81万美元，相比衰退前2007年时增加了10%。2016年，高收入家庭的净财富中值是中等收入家庭的7.4倍，是低收入家庭的75倍。2007年时的这两个数据分别是4.5倍和40倍。

来源时间：2018/10/3   发布时间：2018/10/1

旧文章ID：17122

作者：向小田  来源：向小田（公众号）

　　美国制造业岗位是怎么流失的，坊间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文章和讨论。在美国，这一话题已经成为了左右选举的重要议题。然而，在国内，那些美国社会的重要议题，例如乡村的衰落、毒品的泛滥、人们的失业，都不在普通中国民众所关心的范围之内。当我们尝试去了解更多信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它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问题，而是内部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PBS制作的一个纪录片，叫做《Left Behind America》。PBS以Dayton这个俄亥俄州城市为例，讲述美国三线城市社区的崩溃。这个节目2018年9月份播出，里面富含大量的细节，既有学者的讨论，又有普通人的采访，反映的是最新的情况。
　　我们将从这个纪录片中去理解为何特朗普的政策广受欢迎，并且去思考那些曾经繁荣的城市为何会逐渐衰落，到底是什么原因。
　　“城市（指Dayton）会投希拉里，但整个县（Dayton所在的蒙哥马利县）会投给特朗普。”
　　过去28年，Dayton所在的地区都是民主党人胜出，然而这一次，是特朗普赢了。这是上次总统选举的变异。
　　Dayton的贫困率是34.5%，高出美国平均水平三倍左右。让人震惊的是，就是同一块地方，几十年前，是美国财富、繁荣和智慧的缩影。现在1/3以上的人生活贫困。
　　曾经这里的人们相信，努力工作就会让生活更加美好。这是美国梦的一部分。然而，现在他们却不这么想了。
　　上个世纪早期，Dayton是制造业的硅谷，是重要的发明中心，航空中心，汽车中心。它们共同创造了20世纪的美国。我们都知道的著名的莱特兄弟，就是在Dayton制造的自行车。Dayton的人均专利位列美国首位。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富有创新的工业城市。
　　在当时，Dayton有七八万的高薪工作岗位。从1930年到1970年，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崛起，他们的收入比富人阶层增长更快，许多人第一次拥有住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和美国其他城市一样，Dayton成为了一座极其繁荣的城市。
　　然而好景不长。
　　真正的转折点时1970年。从70年代开始，公司开始和工会之间的矛盾激化。华尔街要求公司必须降低成本，得益于全球化，公司开始把工厂转移到海外，这给资本家提供了一个与工会博弈的很大的砝码。
　　1993年，克林顿签署北美自贸协议，允许汽车零部件厂商到墨西哥投资建厂——这被特朗普批判为史上最差的贸易协议。（笔者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上台之后，立即要求重新议定北美自贸协议）。意料之中的是，节目将2000年中国加入WTO视为对美国制造业最大的冲击。
　　2008年圣诞节的前两天，通用汽车关闭在Dayton的工厂。工人平均时薪35美元的重负，让美国的汽车工业面对全球竞争时严重缺乏竞争力。就连当时下岗的工人自己都称，当时的工资确实很高——以后也很难找到这样高收入的工作了。如今，这位工人在福耀玻璃的工厂上班，工资是通用时期的三分之一。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搬迁到Dayton之外，这座城市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失业率达到两位数，大量社区被荒废，街区空无一人，人口在过去50年减少了50%，让Dayton几乎成为了一个死城。
　　看不到希望的人们沉迷于毒品，毒品又进一步加剧城市的衰亡。找不到工作的人们求救于救援机构，依靠免费发放的食物度日。
　　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即便有工厂来到这里，也招募不到合格的工人。我们在一篇文章《曹德旺说制造业不可能回流到美国》中曾经讲过，在Dayton地区最大的外国投资商——福耀玻璃的老总曹德旺就讲到，长期的去工业化，已经让美国失去了足够拥有经验的产业工人。而这是制造业的基础之一，没有工人，什么都干不起来。
　　对于Dayton的人们而言，福耀玻璃的到来是挽救他们的一根稻草。当记者问道，如今12美元的时薪对于美国工人而言是否太低之时，曹德旺回答道，你要看是跟谁比。如果跟华尔街比，那确实是一个零头都比不上。但是如果跟日本、跟墨西哥、跟中国比，美国工作的工资就高多了。美国工人的工资，是日本的2倍，是中国的6倍。
　　确实，在两位数的失业率下，如今有工作已是幸事。然而，这些工作基本上都刚刚好位于最低线上。一位全职工作的妈妈，职位是护士助理，每天辛苦工作，每个月赚的钱都还不够全家人的温饱，还需要靠每月230美元的食品券去福利中心领食物。
　　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不禁会考虑一个问题。拥有过去涨了10年的美国股市，高达十几万亿美元的GDP，那么多成功的数千亿美元的高科技公司，为何在这个被地球人都羡慕的美国，竟然还有这么多人过着这样的生活。
　　难道真的是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夺走了他们的工作吗？
　　这不过是表象罢了。总的财富在增加，很大一部分人却从中产阶级返贫，怎么说都是公共治理的失败吧。当一部分人成功之时，另外一部分人被果断抛弃了——他们是前者的牺牲品。
　　而如今，牺牲者越来越多，对特朗普的投票象征着底层民众的反抗已经崛起。可惜的是，这种怒火没有对准始作俑者，既得利益集团早就给他们找好了替罪羔羊——中国。他们称中国的崛起夺走了美国的机会，他们说中国发展制造业成了美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他们成功转移了矛盾。
　　这个锅真的不应该让中国来背。

来源时间：2018/10/3   发布时间：201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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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奇渊  来源：奇渊经济笔谈

　　原文已经发表在《财新》APP。

　　中美贸易冲突已经历时半年有余，其间双方经历多轮磋商，但是谈而不合，合而又散，散而再斗。从利益分歧、民意基础、历史经验等角度来看，中美贸易冲突将旷日持久，在相当长时期内将维持一定烈度的摩擦，甚至烈度还会有所起伏。
　　除了时间维度上的久久僵持之外，本轮冲突在横向方面也涉及了更大的广度。例如，本轮冲突中，美国的施压内容不仅仅包括历史上双边所一直纠缠的知识产权保护、劳工保护、环境保护、国有企业改革、汇率水平等问题，而且还拓展到了强制技术转移、人才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同时美方施压的产品和行业范围，不仅仅涉及中国现有的具有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而且还涉及到中国未来发展所关注的重点产业方向。
　　从纵向持续期、横向广度，以及强度等各方面来看，本轮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国最为迫切的事情，就是要明确一点：中国经济的核心利益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要明确核心利益？
　　商务部发言人曾经指出，中方不会拿核心利益与美国做交易。那么中国经济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例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确实是中方的核心利益。但是这样的核心利益界定过宽、过于抽象，从而没有可操作性，甚至无助于消除内部分歧。因此我们需要回答，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经济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在于何处？
　　具体而言，可操作性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双边经济政策的交锋过程中，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寻求合作、在多边平台寻求空间的过程中，取舍的决策在所难免。而哪些方面是中国可以舍弃的，哪些方面是中国要力保的，哪些方面是中国不可放弃、需要坚守的——这些都需要对中国的核心经济利益有准确的判断，从而才能决定取舍。
　　在中美贸易冲突过程中，决策和取舍方面容易出现的一种错误的倾向——“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赞成”。首先，这种观点将自己的立场、决策完全建立在对方的决策基础之上，实际上是完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了克服这种错误倾向、做出正确判断，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也正是对中国经济核心利益的判断。
　　最后，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推特政治、用脸书翻脸。一时间，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大幅上升，虽然中方的政策力求保持战略定力，但是也不免发生跟随性的摇摆。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政策需要锚定一个稳定的目标，从而增强政策定力。而找到中国经济政策重心的驻锚所在，其关键也在于对中国经济核心利益要有准确判断。
　　核心利益的界定及三方面延伸
　　中美贸易冲突当中，关于中国经济核心利益的准确界定，可能有不同的观点。笔者比较倾向于以下这种看法，即：维护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地位，这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利益。
　　这一判断，又可以延伸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目前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地位。其次，中国经济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上升和发展空间。最后，中国经济在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过程中，效率与风险的平衡问题。过去40年，中国是参与全球供应链的极大受益者，经济效率大幅提升，但是中美贸易冲突当中所裹挟的中兴事件，则提醒我们深度参与全球供应链之后也可能面临较大风险。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体现在诸多方面。从供给端来看，主要体现为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上述发展能力已经外化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重要地位。
　　要进一步维护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地位，一方面就在于保证中国的上升空间，一方面是在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过程中，要平衡好效率与风险两个方面。在中美贸易冲突当中，只要坚持对上述两个方面具有积极影响，我们的经济政策方向就不会发生偏离。
　　在本轮中美贸易冲突过程中，美国同时在前述三个方面向中国施压。即，一方面，通过强调压缩中国出口，从而挤压中国当前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地位；二方面，通过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措施，限制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上升和发展空间；再者，通过中兴事件，中国也不得不面对全球供应链带来的两难选择，即效率与风险的两难。当前，有部分解读将这些压力上升到更高层面的分歧，最后这必然导致中美贸易冲突无解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要完全消除中美贸易冲突的难度固然很大，但是，要缓解双边冲突、在贸易冲突中维护中国经济的核心利益，这并非没有可能。甚至牢牢守住中国的核心利益，有所取舍，中国可以做得更好。
　　从维护核心利益来看，中国应该怎么做？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关注中美贸易冲突是否有解。如果有解，这种解的性质是什么？
　　在贸易冲突中，美国对中国的施压已经和中国的核心利益发生了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发生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无解的冲突。美国的部分代表性观点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冲突是根本性的，中国的力量上升就是对美国地位的削弱甚至毁灭。这种代表性观点认为中美冲突已经超出经济层面，因此必然导致双边较强烈度的冲突，甚至这一冲突可能扩展到经济领域以外的各个方面。这种观点不仅在美国有一定市场，而且在中国也很有代表性。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个层面，则中美贸易冲突必将无解，我们只能看到双方关系紧张程度的不断升级、甚至失控。
　　第二个层面是有解的冲突。在这轮中美贸易冲突当中，原来一些亲华的美国企业界、金融界人士，也走向了支持对华进行施压的立场。班农之类的力量存在，早已有之。但是，与中国经贸往来关系密切阶层的立场转化，最终导致了美国国内民意力量的根本性转变。而这一部分立场转变所带来的冲突力量，恰恰是有解的。来自该领域对中国经济的置疑，更多关注中国如何实现在全球供应链当中地位的上升？中国经济地位上升的方式、手段是否合理，是否可以接受？基于此，美国方面所关注的中国强制技术转移、市场准入、不合理的补贴等问题，部分可能是存在误解，更多地可能确实是中国政策存在改进空间。但是不管怎样，与这部分冲突力量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而且，这部分力量的改变和转向，将有望对中美贸易冲突的未来走势产生积极影响。
　　基于两种冲突力量的划分来看，中国方面不宜将两者纠缠在一起，不宜过度关注中美贸易冲突无解的一面。否则，中美贸易冲突的悲观预期将自我实现，真正的演变为一场国际经济体系的灾难。中国应该做的，是将两个层面的冲突来源划分清楚：对于无解的冲突，他强任他强。对于有解的冲突力量，则要谨慎对待、充满诚意的推动达成共识，甚至在保证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有所取舍、积极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的实质性改革。
　　同时，在应对中美贸易冲突的过程中，中国的政策也需要从核心利益出发，避免政策失误。例如，有观点认为，美国政府限制从中国进口产品、限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所以中国的反制措施也应该限制、惩罚美资企业。从中国维护自身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来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排斥美国企业，中国至少将部分地脱离全球供应链，在一定程度上重回闭门造车的处境。而且，从特朗普税改的初衷来看，其目的正是要重新将美国企业吸引回本土。中国如果将反制措施强加到美国企业身上，虽然这些企业未必就能回归美国本土，但必然会对特朗普税改提供进一步的加持效果，同时有可能弱化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地位。并且，这还可能将前述原本有解的冲突力量进一步推向无解。因此，中国不但不应该制裁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相反，应该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一视同仁地对美国企业实行更为开放的市场准入政策。
　　从全球产业链的效率、风险权衡来看，不仅中国面临这样的两难处境，美国也何尝不是如此。在2018年8月美国贸易办公室举行的内部听证会上，很多美国企业都表示，对中国的贸易进行制裁，将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对美国企业、美国经济造成冲击。之后，特朗普政府原定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也被迫降至正式实施的10%的水平，同时对加征25%的旧方案推迟执行。这表明，在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过程中，美国同样面临着效率、风险的两难选择。
　　国际经济体系纷繁复杂，这既是一席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的盛宴，又是一场你死我活、一较胜负的拳击台。而在拳击台上，除了积极进攻、消极防守之外，还有第三种战术，就是搂抱。处于弱势的蓝方，在扭转局势之前，可以搂抱住红方，这样红方就无法再进攻。蓝方抱得越紧，则红方越是无计可施。
　　全球供应链也是这样，中国和美国抱得越紧，美国就越难以对中国进行攻击，而且中国和美国抱得越紧，也越有利于中国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当中、并且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因此，在美国决意对全球供应链的旧格局发起冲击的时候，中国要捍卫的不仅仅是多边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还要努力捍卫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并且在此基础上，中国应逆风而上，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经济贸易联系，而不是跟随美国一起对原有的供应链体系进行切割。在今后中美贸易冲突的日子里，中国和美国抱得越紧、经贸关系越密切，则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越小。从此意义而言，在中美贸易冲突当中，中国要强化与美国经济贸易的联系，而不是与之脱钩。

来源时间：2018/10/3   发布时间：201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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