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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总统:关税令美国贸易谈判中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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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在美国可能会最早在星期一宣布对来自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提高关税让美国在贸易谈判中占上风。
  特朗普在星期一上午的一则推文中说,“关税令美国处于非常强有力的谈判优势。数以百万亿美元、大量的工作流向我们的国家,但到目前为止成本增加几乎无法觉察。如果有国家不跟美国达成公平协议,他们将被‘关税恐惧’。”
  《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都报道说,如果特朗普总统兑现诺言,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中国将退出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定于本星期举行的谈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再次强硬表示,如果美方对华出台任何新的加征关税措施,中国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
  几个月来,美与其它贸易伙伴的纠纷似乎正在一个个得以解决,但跟中国的贸易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特朗普总统的一个个推文、采访、演讲中看不到任何立场可能会软化的迹象。
  此外,正如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推文中所指出的,到目前为止,贸易战还未曾给特朗普总统带来太多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几乎没有显示出被贸易战破坏的迹象,市场继续上涨。
  到截稿时为止,美国星期一的股市期指略有下降,幅度在0.1%左右。反观中国,贸易战重创之下,中国股市星期一又跌1%以上,下探2015年股灾以来新低,而今年迄今为止的跌幅已近20%,在全球95个主要股指中表现倒数第一。
  《纽约时报》星期一的一篇报道注意到,以前克林顿、布什和贝奥巴马总统时期,华尔街出面帮中国说话都还灵验,但这次华尔街似乎倍感回天乏术。
  来自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等大公司的高管们目前正在北京集会,预计星期一跟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见面。王岐山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出面灭火,他这次亲自出马跟华尔街面议机宜被认为是两国贸易战中中国释放的一个新的重要信号。

来源时间:2018/9/17   发布时间:2018/9/17

旧文章ID:17036

文在寅:在美国与朝鲜的要求之间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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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韩国总统文在寅9月17日表示他将与朝鲜领导人进行真诚的会谈,推动平壤与华盛顿之间更好地对话。
  文在寅总统将于18号前往平壤与金正恩举行今年第三次峰会。
  他在内阁会议上说:“我愿意同金正恩委员长举行坦率的会谈,在美国要求去核化与朝鲜要求停止敌对政策,实施安全保障措施之间寻求平衡。”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今年六月的峰会上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去核,特朗普则承诺安全保障并暂停了与韩国的重大军事演习。
  朝鲜采取了一些步骤,包括拆除核试验场等,但美国官员表示,朝鲜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裁军措施,才能得到外界的让步。
  美国上星期对一家总部在中国并与朝鲜有联系的公司及其俄罗斯子公司进行制裁,这是特朗普当局想要结束平壤核项目的最近一次行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五对媒体表示维持对平壤的制裁是促使它放弃核武器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
  分析说这次峰会将考验文在寅是否能扮演好在美朝之间斡旋的角色。
  韩国星期天公布了陪同总统文在寅访朝的韩方代表团名单。除了14名正式随行人员以外,名单中还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公民社会等各界的52名特别随行人员。其中经济界人士中有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现代汽车集团副会长金容焕等韩国四大企业高管。

来源时间:2018/9/17   发布时间:2018/9/17

旧文章ID:17035

两本新书揭秘特朗普治下白宫内幕

作者:爱德华•卢斯  来源:FT中文网

  如果美国民众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虚伪、自恋与无知的事迹感到震惊的话,那还不足以阻止他们选他。在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之前,我们就知道他是谁。自从他当选为总统,我们对他的了解就更多了。每一次关于他的新料出炉——其中最耸人听闻的当属今年早些时候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所著的《火与怒》(Fire and Fury)一书——我们的愤怒就比前一次减少了几分。我们已经麻木了。特朗普极不适合当总统,但显然任何人都对此束手无策。
  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出书的时机不凑巧:他的书里充斥着猛料,但时至如今,这些猛料已经无法使人震惊了。伍德沃德的优势是其个人品牌。自作为《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调查记者与同事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一道揭露水门事件(Watergate)以后,他写了很多书。其中一些著作,如《鸵鸟政策:战争中的布什》(State of Denial: Bush at War)等,丰富了我们对总统一职的看法。另一些作品,如为颂扬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著的《大师》(Maestro),则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伍德沃德的另一个优势是他的策略。他能说服内部人士出于如下恐惧不得不接受他的采访:担心其他内部人士会在伍德沃德面前将事情描述得对他们不利。这是一种经过测试和检验的策略。那些拒绝配合伍德沃德的人往往被描绘得更不堪。
  就《恐惧》(Fear)一书来说,众所周知,特朗普本人没有与作者交谈,尽管特朗普声称他曾想这么做。在伍德沃德讲述的几乎每件轶事里,总统都形象不佳。正在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也是如此。相比之下,总统的前私人律师约翰•多德(John Dowd)则被描述为一个机智人物,擅长周旋于特朗普和穆勒之间。《恐惧》引用多德的话多过引用其他所有人物。猜猜是谁跟伍德沃德谈了许多个小时?其他看上去积极配合了伍德沃德的人包括:特朗普的前首席策略师、自诩为列宁主义者的“另类右翼”(alt-right)领军人物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遭到特朗普羞辱的其第一任幕僚长雷恩斯•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还有特朗普的前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Gary Cohn)。他们每个都被描述得老道、表达清晰,有时甚至还很有原则。
  在书中形象不佳的有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班农抱怨伊万卡在椭圆形办公室(Oval Office)进出自如,说她“跟(此处省略脏话)工作人员”似的。伊万卡反驳道:“我不是工作人员。我也永远不会成为工作人员。我是第一女儿!”这句话简直可以当她的墓志铭了。可以推断她跟丈夫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都没有与伍德沃德谈过话。伍德沃德自己评价道(这是书中为数不多的不假借他人之口说出的评价):“他们仿佛一群揣测者,在特朗普身边逗留、观察,以家人及高级顾问的身份与总统互动。”
  另一位显然没和伍德沃德说过话的人是特朗普手下倒霉的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他遭到了一连串羞辱。在一次交流中,班农说特朗普赢得大选一定是天意,从而说服了塞申斯不要辞职。“我们知道,要不是天意,这件事没有丝毫可能会发生。”班农说。塞申斯同意不辞职。下一页就讲到特朗普称塞申斯为“弱智”、“愚蠢的南方佬”。如果塞申斯和伍德沃德谈过,后者也许下笔会轻一些。
  即便如此,《恐惧》确实充实了我们对特朗普的看法,即使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看法。如此大量的轶事,勾勒出特朗普没有同情心、说谎成性的形象。那些曾与特朗普亲密共事的人,包括多德、还有他的第二任幕僚长约翰•凯利(John Kelly)以及班农,都说他是个“职业骗子”、“(此处省略脏话)骗子”、“(此处省略脏话)蠢货”,掌管着“疯人镇”。他享受当总统的感觉,但对真正的执政工作没多大兴趣。
  在被指控家暴两任前妻后灰溜溜辞职的前白宫秘书罗伯•波特(Rob Porter)似乎跟伍德沃德聊了不少(他在书中的形象不错),波特曾设计了一套取悦特朗普的方案。他每天都会起草两到十份“决定备忘录”给总统。这些备忘录都不会超过一页。然后,特朗普会用他的黑色魔法记号笔签署这些备忘录。“特朗普喜欢签字。”伍德沃德写道,“这表示他在工作。”
  伍德沃德刷新了我们关于特朗普有多自恋的认识,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助手们竭尽所能地控制总统发推文。这些推文通常会在早上3点到8点这种“巫师时间”,从普里巴斯所说的“魔鬼作坊”(特朗普的卧室)里发出。但特朗普拒绝被管束。“这就是我。”当他们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起草没有拼写错误的推文供他批准,并在一天中更“文明”的时间段发送时,特朗普说。“这就是我当选的原因。”特朗普每天会边发推边看6到8小时的电视。他唯一想读的东西就是他要求打印出的推文,这些推文都被点赞过20万次以上。当Twitter将推文的字数上限翻倍时,特朗普说:“我曾经是140字的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海湖庄园(Mar-a-Lago)期间,助手们会敦促特朗普花更多时间陪他11岁的儿子巴伦(Barron),作为阻止他发推的方法。
  与伍德沃德相反,欧玛罗莎•马尼戈•纽曼(Omarosa Manigault Newman)带着严重的声誉劣势起步。她曾是特朗普的电视真人秀《学徒》(The Apprentice)中的明星,也是一名结过三次婚的前选美皇后,目前是有执照的浸礼会传教士。此人绝不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纽曼曾帮特朗普打理非裔美国人外联工作,后来又在白宫担任高级助手——她写道,自己是“粉刷得比篱笆还白”的白宫里唯一的黑人——纽曼现在想报仇。她相信特朗普在主持《学徒》那些年的录音还在,在录音中特朗普曾多次使用“黑佬(negro,对黑人的侮辱性称谓)”一词。我不确定这些录音曝光是不是件好事。假如它们曝光了却没什么后果又该如何?不管怎样,比起伍德沃德,纽曼有一个优势:她非常了解特朗普。
  他们在真人秀节目《学徒》中相识。纽曼在曾经的钢城、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出生,家世非常不好。她的父亲和哥哥死于谋杀。她的意志力强大到令人震动。在通过《学徒》试镜后,纽曼很快就明白“爆红”的途径是扮演坏人。她是真人秀节目中的“反派”(heel),很像世界摔角娱乐(World Wrestling Entertainment)中的坏蛋。特朗普喜欢这个。她的“15分钟(名气)延长为很多年”,并把她送入白宫。“我在《学徒》撞大运了,”她写道,“我和特朗普都是。我们与这个节目以及互相之间的纽带就在那时确立了。”
  她认为,特朗普的精神状况严重滑坡。在《学徒》第一季,他注意力敏锐,心算速度快、词汇量大、双手平稳而且情绪稳定。但在10多年后踏入白宫时,他几乎无法阅读(“勉强算识字”)而且差不多不识数了。她甚至用了“老年痴呆”这个词。“老年痴呆,”她写道,“什么事都记不住、糊涂、词汇量减少、吸收处理信息的能力变差。中风。颤颤微微的双手,很难把一瓶水送到嘴边……”
  这种非专业诊断有多大意义暂且抛开不谈,纽曼的书揭示了很多东西。她在书中描写了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她如何试图让特朗普与黑人选民建立联系,这些描写很宝贵。在底特律一个黑人教堂的活动上,特朗普跟纽曼说:“你不能让我跟这些人待在一起。”他说这话时眼睛里泛着恐慌。她劝他随着音乐舞动。“他开始怪异地摇摆,”她写道,“我当时想告诉他,‘好吧,别做了吧’。”在他们离开教堂时,特朗普抱起一个婴儿。婴儿开始尖叫。纽曼说:“我当时也想尖叫。”特朗普一度曾拒绝将20美元钞票上他最喜欢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换成当过奴隶的废奴主义领袖哈丽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他看了一眼她的照片,问道:“你想把这张脸印在20元钞票上?”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因为他对特朗普的崇拜被称为“斯戴普夫特•维普”(Stepford Veep,Stepford指唯命是从的机器人,veep是副总统的简称——译者注)。纽曼书中对彭斯的描写尤为不留情面。她这样描写彭斯是如何凝视特朗普的:“如果有人这么看你,你会感到不安并考虑申请一份限制令。”史蒂夫•班农在书中的形象也很糟糕。他告诉纽曼,他的极右翼观点与她对自己身份的自豪并无不同。“就像你以身为非洲裔美国女性为豪一样,我也以身为白人男性为豪,”他告诉纽曼,“我的自豪与你的自豪有什么不同呢?”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她写到特朗普最初对于总统就职仪式的那些想法:特朗普希望手按《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特朗普找人代笔的畅销书)宣誓就职,而不是手按《圣经》(Bible)。他还希望把就职仪式变成一项付费浏览的活动,这样他就可以赚钱了。纽曼说,她和其他人说服了他不那么做。
  纽曼的自我推销本事不亚于特朗普。但她没有假装不是这样。她拜的是最厉害的老师。
  《恐惧:特朗普在白宫》(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作者:鲍勃•伍德沃德,Simon & Schuster出版社出版,建议零售价30美元/20英镑,共362页
  《精神失常:特朗普治下白宫内幕》(Unhinged: An Insider Account of the Trump White House),作者:奥马罗萨•马尼戈•纽曼,Simon & Schuster出版社出版,建议零售价28美元/20英镑,共334页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9/17   发布时间:2018/9/17

旧文章ID:17034

这本写特朗普的新书,中国该怎么读?

作者:沈逸  来源:观察者网

如书名描述的那样,粗粗看过20页的《恐惧:白宫里的特朗普》,笑个半死之后,真正让人有了字面意义上瑟瑟发抖的感觉:这届白宫的主人,真可能是个适合用Moron(白痴)来形容的特殊个案,原本可能视为传言的说法,即前任国务卿蒂勒森称特朗普为“Moron”然后遭遇解职,恐怕亦非空穴来风,其真实程度远比人们预期的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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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这本书挺厚的,目前看完的是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总统经济顾问科恩,以及总统助理和白宫秘书罗伯特·波特,如何与特朗普斗智斗勇,阻断其签署一份宣布美国推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信件。

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首先,特朗普完全拒绝下属,无论是经济顾问科恩,亦或者是国防部长马蒂斯,就美韩同盟重要性以及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对美韩同盟重要性,对特朗普总统进行的简报;

其次,特朗普存在特殊的写作团队,理论上波特是统管特朗普信件等文件起草的唯一管道,但退出美韩自贸区的信件草稿,居然是从波特不知道的途径出现在总统办公桌上的;

第三,科恩与波特采取的措施,是放弃对特朗普的治疗,直接从特朗普的桌子上拿掉这份草稿,而特朗普也就真的会忘记,过一段时间反复一阵子;

第四,特朗普虽然会忘记那份草稿的存在,但是对于退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却念念不忘,而一度曾经被认为处于核心圈的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则会拿着特朗普的话,去尝试执行。

第二个故事,是班农和特朗普的两次会面,由琐碎细节表现出的班农对特朗普的态度,以及两个人在互动中的某种微妙关系。

2010年班农第一次和特朗普见面,不到1页的描述中,班农说了3到4次的F**k,并最终确认,这人(特朗普)不是选总统的料;6年之后,班农在特朗普逆风时,被Mercy家族游说加入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约好了在特朗普大厦会面,班农赶到之后,被告知,特朗普从来不在这个时候来大厦,然后电话联系得知要去高尔夫球场会面,去了之后,班农发现原先说是两人会面,变成了一堆人会面;以为特朗普是要认真准备辩论,发现是一堆人闲聊;以为特朗普真的有准备,发现是吃汉堡、打高尔夫、发牢骚,以及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干啥。有趣的是,从一见面开始,特朗普与班农之间就展开了微妙的互动,争夺话语权,争夺行为的主导权,小到会面地点,中到交流议题,大到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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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体挖掘的细节看,诸多故事也是如此。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该书的作者,曾经报道水门事件的知名记者——伍德沃德造假;否则,这本书的价值,对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美国对外战略产生的影响,都将是空前:伍德沃德扮演了童话故事里指出国王没有穿衣服的孩子的角色,告诉人们,白宫的新主人,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也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并不具备担任美国总统职务所必须的知识和能力,即缺乏担任总统职务所必须的基本常识,而且这种缺陷,被其特定的人格因素严重放大了。

顺从这个逻辑,特朗普出人意料的“不确定性”,并非源自某种神逻辑,更不是“一盘大棋”,而是某种事实上失控情况下,主要基于特朗普个人的无知和偏执所做出的决策;这种决策本质上是孤立的,单线程的,非逻辑的;各种措施之间,如果产生耦合,与其说是巧妙的设计,不如说是纯粹的巧合更加恰当。

尽管不具备当总统所需要的资质,但作为一个狡猾的商人,推卸责任、自我吹嘘、虚张声势等小伎俩,特朗普还是一个不缺的。在中美贸易战的未来走向中,这些资质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在《恐惧:白宫里的特朗普》发布之后,北京时间9月12日凌晨,有突发新闻显示美国财政部长再度发出邀请,希望与中国进行谈判。这是一种混合的信号,对中国来说,需要明确的是,任何回应,都不应该提供让特朗普借题发挥,证明其无知的冒险政策对中国产生了效果。1930年代,希特勒下令入侵莱茵兰非军事区,手下军官做好了发动政变的准备,只要英法开火反击,马上将希特勒弄下台,以免毁了德国;结果英法的绥靖,证明了疯狂元首的“英明”,也将世界引入了不堪回首的深渊。今天的特朗普总统显然日趋具有显著的疯王气质,给《纽约时报》写匿名信的白宫抵抗军成员也已经初步具备“狮心家族弑君者”的气质,虽然这种配置与1930年代的魏玛德国仍然不能同日而语,但面临的共同任务:如何实质性的阻断领导人由于个人因素,对国家安全以及世界秩序进行不必要的冲击和挑战。

从美国方面看,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特朗普从诸多候选者中脱颖而出,并且能够入主白宫至今,是一个充分利用美国传统精英内部的矛盾和分裂,梯次脱离控制的过程。特朗普的显著优点在于:足够执着,足够坚定,脸皮足够厚。只要能够满足获得最高权力的目标,他并不介意做出任何调整;另一方面,他有足够坚定乃至固执的人格,就是要以自己的理解,去运用手中的权力。无论是背后的财团,亦或者是班农这样的超级幕僚,尽管可能具备特朗普不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但对特朗普而言,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必须由自己,而非他们,来决定如何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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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特朗普成为了一个变数,一个掌握美国行政权力最高决策权的变数;这个变数的行为逻辑,不仅对中国是陌生的,对美国也是;更加危险的是,部分美国精英认为,这个变数的出现和持续存在,提供了一种在中美关系中使用“好警察,坏警察”策略的机会:如果中国不想面临坏警察疯王特朗普的打击,那么就必须对好警察(商务部长罗斯或者财政部长姆努钦)做出超出预期的让步。直到昨天晚上再度提出重新商谈的要求时为止,美方仍然在继续这种非常廉价且充满投机色彩的红白脸策略。

同样的,在充分认识疯王的行为逻辑之后,中国的选择也就非常简单:关上任何投机性冒险行动可能的获利空间,确保美国无法通过讹诈,或者任何其他拙劣的表演,获得原先不应该获得的收益。这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需要美国的精英清醒的认识并感觉到,疯王特朗普和他的小丑顾问纳瓦罗,除了透支美国的经济长期增长潜力,摧毁美国的软实力,以及给美国的盟友制造更多的麻烦之外,非但没有解决中国崛起的威胁,而且制造了一个最终有利于中国崛起,和美国自我衰败(self-defeating)的结构性环境。那个时候,体现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美好愿望的良性转折才有可能真正到来。

简而言之,无论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诉求,中美关系长期稳定,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角度来看,中国都有理由和必要吸取国际关系史上的各种教训,避免给任何试图实施战术、战略层面投机行为的对手以任何错误的回馈,这才是负责任大国应有的作为。

来源时间:2018/9/17   发布时间:2018/9/17

旧文章ID:17033

学者在引用数据时必须精益求精——评《2018、2019、2020 将是最艰难的三年》一文

作者:  来源:中美印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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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和2020是最艰难的三年》口述者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魏杰,文章由正和岛精编。

  最近网上流传的一篇关于《2018、2019和2020是最艰难的三年》的文章,第一部分是关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由此入题。但这一部分的基本数据和概念都是错的。
  一、数据错误
  1.报告说:“如果年前打贸易战,我们当场就趴下了。”“2007年我们对出口的依存度接近70%”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7年出口额为12180亿美元(小数点后略),GDP为246619亿元,世行统计折算为35520亿美元。出口相当于GDP34.3%。
  2.又说:“2017年底,我们对出口的依赖度已经…降到了10%左右。“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17年出口额为153321亿元,GDP为827122亿元;出口相当于GDP18.5%。
  3.“去年我们GDP总量是82万亿,出口的贡献是8万亿左右。“
  出口贡献8万亿依据在哪里?
  前述2017年出口总额153321亿元,相当于当年GDP827122亿元的18.5%。但这个比例只是个参数,不是内涵性比例。因为出口是总值,GDP是增加值,二者不是同一口径。
  由于出口主要是工业品,暂时拿工业品出口与GDP进行比较。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17年工业增加值279997亿元。
  但出口额包含的是工业品的总产值。没有全国数字,参照上海总产值与增加值比例是:2017年上海工业增加值8303亿元,总产值36094亿元,倍数4.35。代入全国工业总产值:279997×4.35=121.7万亿元。即201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121.7万亿元。
  又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17年全国工业品出口交货值为12.323万亿元。即出口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为10.1%。
  换算回增加值,出口所含工业增加值:12.323万亿/4.35=28329亿元,加上从产品出厂到出口出运交货这部分的增加值,也就3万多亿元。说8万亿是没有根据的。
  4.“其中美国贡献了1/3左右“。
  据海关总署统计,2017年对全球出口折美元为22634亿,对美出口为4237亿,占18.7%。
  二、专业解释错误
  1.“10年前,我们国家发展战略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10年前也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2005-2007年是净出口对GDP拉动最大的年份。即便那几年,GDP差不多80%的增长来自国内投资和消费。
  GDP增长贡献度(百分点)
  2005年, GDP增长11.3 ,投资拉动4.4,消费拉动4.4,净出口拉动2.5(占22.1%);
  2006年, GDP增长 12.8 ,投资拉动 5.1,消费拉动5.5 ,净出口拉动2.1(占16.4%);
  2007年,GDP增长14.2,投资拉动 5.6,消费拉动6.0,净出口拉动 2.6(占18.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作者简单地把出口额除以GDP作为出口依存度。但这仅仅是参数,不是内涵性比例,不是国民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因为二者的基数是不同的。出口是总值,GDP是增加值。具体已在上面第3点阐述。
  学者当然可以提出不同的数据进行讨论。但所提出的数据,必须有严格的第一手出处,且以官方或国际组织统计为准。学者担负着教授学生、引导社会舆论,抑或给领导提供决策咨询的重要职责。因此必须实事求是,严谨、科学。绝不能随意编造数据,或随意阐释。否则误人子弟,并容易带来误判。

  作者|何伟文 人民大学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8/9/16   发布时间:2018/9/16

旧文章ID:17032

佐利克:“希望中美双方能够继续解决的分歧,至少能够管控这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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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浙外中研

  前美国副国务卿,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日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表示,希望中美双方能够继续解决的分歧,至少能够管控种分歧。
  佐利克全文发言如下:
  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非常高兴看到很多老朋友和过去的同事。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0年。当时我在香港,是做研究。所以,我看到了中国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想大家都应该对中国取得历史性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减贫运动,这是中国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对中国人民的努力和他们的决心而表示敬佩。
  中国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这些改变在今天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因为中国的规模已经很大了。其中一个挑战就是要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第二个挑战是要实现可持续和包容的增长。第三个挑战是理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当我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我也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国2030报告》上进行了合作。刘鹤先生、李伟先生、卢迈秘书长等等,他们给我介绍了很多中国发展的情况。我还记得当时中方的合作伙伴非常关注的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在60年代的时候,我们审视了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在之后的50年,只有13个国家成为了高收入国家。我们和中国一起探讨如何从以前由投资出口推动的经济转型为内需和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我们也讨论了关于中国的城镇化、创新、环境、社保,以及对创新、土地、劳动力的依赖。中国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包括推动消费的增长,以及金融行业的改革。
  我非常高兴看到中国现在继续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我注意到尤其在一个领域还有一些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债务在增长,同时国企还在进一步增长。我知道尼古拉斯·拉迪也在场,他做了一些研究,他说中国的信贷越来越多的被导向国企,而不是私营企业。他也注意到国资委旗下的这些央企的资产大幅度增长,这也意味着资产回报率从6%下降到2%点几。另外40%-50%的企业都是亏损的。所以,中国需要更多的信贷才能支持每单位GDP的增长。
  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私营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现在可能被挤出了。中国对国企的依赖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感到警惕。与此同时,美国自己的政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今天并不是代表特朗普政府来发言,我觉得他们也不希望我来代表他们发言。我在美国也解释过我对现在美国政府政策的不同意见。我想给中国朋友一个警告,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只局限于特朗普政府。假设中美关系在中期选举,或者是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回到过去是不太现实的。我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担忧:
  第一,国企的作用。在外界看来,中国好像转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我们担心中国私营企业没办法公平竞争。
  第二,我在过去10年观察到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前非常支持和中国的友好关系,现在变得越来越沮丧。因为他们需要进行强制的技术转让,可能会有监管方面对竞争的限制,以及对知识产权的窃取等等。以前的商界是非常支持中美关系的,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扮演这个角色了。这一点是未来我们可以扭转的局势。
  第三,中国制造2025。对某些人来说,看起来好像是要在未来统治科技行业。我知道中国需要向高端转移,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在不断缩小。我也理解中国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我们的期望。但是,和外国人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国需要基于自主创新,是基于保护主义,基于补贴,以及对海外科技企业的收购。美国的这种担心,我读到的最好的一份报告是来自于欧盟在中国的商会的报告。
  第四,中国的外交政策,从以前邓小平时代的自我克制转向现在这种非常自信的大国外交,我想是有一些差别的。我想帮助大家理解,除了特朗普政府以外,其他的美国阶层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我参与了中国加入WTO历时17年的谈判,后来是巴尔舍夫斯基接替我。现在中国加入WTO时的那些衣服已经不太合身了。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了很多承诺,可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更多的承诺。但是,现在中国的平均关税还是9%点多,是其他国家的3倍。像我这样的人就很难向特朗普总统去解释为什么中国对美国的汽车进口关税是25%,而美国对中国汽车的进口关税是2.5%。
  还有规则的运用,怎么样对待国企,如何要求外企强制转让技术,以及一些歧视性的政策等等。从2001年以来,WTO本身也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我们看整体的投资和贸易情况,双方的条件确实不是对等的。所以,在美国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看法。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在过去70年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让步太多了。虽然说这些体制是美国所创造的,但我不同意这种关系,但是我想对于这种不公平待遇的认识会增加对中美关系的压力。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对美国的政策变化感到非常困惑,他们说到底美国要什么?到底谁来负责谈判?是特朗普总统自己呢?还是其他人?我希望双方能够继续解决双方的分歧,至少能够管控这种分歧。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必须自己来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知道中国国内也面临一些挑战,今天李伟主任也谈到了,但是也有很多国际影响。我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取决于国际经济条件的支持。在刚才的短片里,我们看到中国的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今天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因此,更加开放的政策可以使得全球的经济更加一体化,中国可以回应那些对中国的批评者。我认为改革者也能够重建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
  考虑到美国政府现在遇到的困难,没有办法得出一致性政策。我是希望美国商界能够超越他们自身的担忧来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因为美国的商业圆桌会写了一份4页的报告,我希望未来美国的商界能够跟中国一起合作,来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
  另外,中国也有需要扮演非常重要的国际角色。我知道亚投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治理方面、透明方面、国际标准方面、合作方面树立了典范。但是,“一带一路”好像没有亚投行那么好了。因为大家会觉得这是不是要建立经济增长的走廊?还是说要出口中国过剩的产能?还是说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我希望中国能够将亚投行的原则运用于“一带一路”,也就是反对腐败,同时进行公开采购政策,创造全球的就业,以及和当地建立联系,同时不要给很多的“一带一路”国家增加太多的债务。我在世界银行工作过,我知道有些国家未来将出现还不出债的风险。世界也会要求中国解释为什么给其他国家贷那么多的款,我们也要对中国的贷款保持比较透明的态度。
  另外,与欧盟、日本,当然我也希望和美国合作,一起来解决WTO的问题。我今天上午没有时间给出具体的例子,但是我想我们不要只考虑今天的矛盾,或者说今天的矛盾应该用什么策略来解决,不要只是依赖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来应对美国,而是应当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我们还记得我在2005年做过一次讲话,中国应该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中国那个时候刚刚加入WTO不久。在之后几十年,美国一直希望能够把中国纳入世界一体化的系统。现在结构性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中国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的成员,我们也在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贡献。未来并不是说中国是否参与国际事务,而是中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支持这些国际体系。尽管说我们还在不断地适应和改变这些体系。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形式上的合规,而是在实质上的合规。比方说,无论是在网络安全,还是对于南海问题,都是这样。最近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写了一篇短论文,从历史中来学习和管理好中美关系。他提出双方不应该互相威胁、让摩擦升级,这一点是应该绝对避免的,要避免对抗。我们应该寻找双方的共同点。过去40年中美之间的合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益处。所以,他最后也提到双方应该互相尊重。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明智的建议。
  谢谢!

来源时间:2018/9/16   发布时间:2018/9/16

旧文章ID:17031

朴素的前总统——吉米•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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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译者:谷会会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
  2018年8月17,华盛顿邮报发布了题为《The Un-Celebrity President》文章,讲述了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卸任后,远离繁华,返回家乡佐治亚州过着朴素生活的故事。卡特朴素的生活与其他前总统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金钱和权力至上的时代,这一精神与品质十分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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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特兰大的平原小镇(Plains)与朋友吃过晚饭后,吉米与夫人罗莎琳在特勤局特工的陪同下,沿着教堂西街往家走。
离开白宫后,这对曾经出生在平原小镇的第一夫妇回到了故乡。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周六的晚餐是三文鱼西兰花焙盘,盛放在一次性纸盘里。用餐后,吉米·卡特的脸上闪烁着他标志性的笑容,露出白白的牙齿,顽皮地对伴随他72年的夫人说,“来吧,孩子。”
  她笑着握住他的手,两人小心地穿过邻居的厨房,厨房里装满了1976年的竞选徽章、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照片和几瓶还没打开的比利啤酒。两人从后门出来,与在那里守候三名美国特勤局的特工人员会合。
  吉米•卡特差不多已经94岁了,夫人将近91岁,他们每个周末都会到在他们出生的小镇朋友吉尔·斯塔基(Jill Stuckey)的家共进晚餐,用一次性塑料杯喝着冰水,每人一杯便宜的霞多丽(一种白葡萄酒),然后步行半英里回到他们于1961年盖的平房。
  在这个乔治亚州南部夏天的傍晚,气温依旧接近90度(华摄),他们拿出一个装着喷雾剂的小瓶,把驱虫剂喷洒在脸上,以驱赶四处乱飞的一团团小虫子。随后,两人再次握紧对方的手,继续前行。这位前总统穿着牛仔裤和笨重的黑色鞋子,而前第一夫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拐杖。
  美国第39任总统选择过着朴素的生活,与他的继任者们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总统离开白宫后往往选择了另一种类型的权力——财富。
  即便是那些起初并不富裕的前任总统们,例如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也在离开白宫后不失时机地赚了大把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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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夫妇到他们的朋友家里共进晚餐,用一次性塑料杯喝冰水,每人一杯便宜的霞多丽(一种类似夏布利酒的无甜味白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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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周六晚上,卡特都很享受他在朋友家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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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夫妇牵着手往家走,他们已经结婚72年了。

  在经历了一个动荡的任期后,卡特在1980年大选中败给罗纳德•罗根(Ronald Reagan),离开了白宫,回到平原小镇。小镇人主要以种花生和棉花为生,目前的贫困率仍高达40%。
  这位前民主党总统拒绝加入企业董事会或用演讲赚大钱,因为他说,他不想“通过自己的白宫经历来谋取经济汇报”。
  总统历史学家迈克尔·贝施洛斯(Michael Beschloss)说,卡特的前任及密友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是第一位充分利用前总统身份获取高额报酬的总统,但是“卡特却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自福特之后,其他前任总统,有时甚至是他们的配偶,每次演讲都会赚取数十万美元报酬。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错,也不会责怪其他人这样做,“卡特在晚餐时说,“只不过赚钱从来就不是我的野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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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雷恩
斯市吉米卡特少年时代的农场上,人行道上还有卡特留下的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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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总统来到Stuckey的家中共进晚餐,穿着休闲衬衫、牛仔裤,皮带扣上还有两个字母——“JC”(吉米·卡特的缩写)

  “他不喜欢大人物”
  从华盛顿回到平原小镇时卡特才56岁。他说他在任时将自己的花生生意转入了匿名信托,结果欠下了100万美元的债务,不得不将其出售。罗莎琳坐在他旁边说,“当时我们以为会失去一切,”。
  卡特决定通过写作增加收入。他写了33本书,关于他的生活与事业、他的信仰、中东和平、妇女权利、老龄化、钓鱼、木工,甚至还与他的女儿艾米•卡特(Amy Carter)合写了一本儿童书。
  凭借写书获得的收入及每年发给前任总统的210700美元的养老金,卡特一家的生活过得很舒适。但是他的书从来不像最近几位前总统那样获取了巨额版税。
  卡特卸任总统已经37年了,比历史上其他前任总统都长。他这种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少见了,更何况在如今的特朗普总统时期,这位亿万富翁在其私人飞机、曼哈顿的顶层公寓和马阿拉歌庄园的洗脸池都是镀金的。
  卡特是当代唯一一位退休后仍回到从政之前所住的房子里全天居住的总统。卡特的房子是一个两居室的平房,估价为167000美金,这个价格甚至比房子门口停着的几辆美国特勤局的防弹车的价值还要低。
  美国的前任总统们往往喜欢乘坐私人飞机出行,有时候飞机是从富商朋友那里借来的。但是卡特出行一直选择商业航班。他的朋友斯塔基说,在最近从亚特兰大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上,卡特从过道上走过时向其所有乘客打招呼,与他们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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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aranatha Baptist Church教堂上完第800次主日学校的课之后,有人给卡特抓拍了这张照片,右边挂的画是卡特自己画的。
离开白宫后,卡特每隔一个周日的早上
都会在小镇边上的Maranatha Baptist Church教堂授课,人们为了占到座位常常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排队了。

  “他不喜欢大人物,而且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人物。”卡特白宫新闻办公室主任杰拉德•拉夫顺(Gerald Rafshoon)说。
  美国总务管理局(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说,卡特比其他前总统们花纳税人的钱都少,他本财政年度的开销总共是45.6万美元,其中包括养老金、办公室、员工及其它费用。相比之下,这还不到老布什总统预算(95.2万美元)的一半;而另三位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每年花纳税人的钱都超过100万美元。
  美国总务管理局还说,卡特甚至无法享受联邦退休员工的医疗保险福利,因为他只在政府工作了四年,未满足最低联系五年的最低要求。卡特说,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为他提供了医疗保险,他在那里教了36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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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小镇杂货店曾经属于卡特的叔叔
巴迪(Buddy),销售卡特的纪念品和花生酱冰淇淋。

  联邦政府为每位前总统支付办公费用,卡特位于亚特兰大卡特中心的的办公室是最省钱的,今年只花费了11.5万美元。卡特夫妇本可建造一个更精致的带有生活区的办公室,但是数年来,他们每个月都有一星期要睡在沙发床上。前些年,办公室置办了墨菲床(不用时可折入墙上柜内)。
  与奥巴马53.6万美元的办公费用相比,“卡特中心”的开销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据美国总务管理局称,克林顿的办公室开销为51.8万美元,小布什(George W. Bush)为49.7万美元,而老布什(George H.W. Bush)为28.6万美元。
  曾经在改造过的车库写书的卡特说过,“我是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的崇拜者,他是我最喜欢的总统,我很努力地模仿他。他是一个值得钦佩的榜样。”
  但是,尽管杜鲁门退休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密苏里独立城,但是总统历史学家贝施洛斯说,杜鲁门仍然住在了他富有姻亲名下的一栋豪宅里。
  卡特在一片白面包上抹上一层厚厚的黄油,我问他有没有想过未来的某任总统卸任后也会像卡特这样生活,特别是当前白宫里坐着一位炫耀自己亿万富翁身价的总统。
  卡特说,“我希望如此,但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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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们离开平原小镇的一个便利店。大约有700人居住在亚特兰大以南150英里的平原小镇,对卡特来说,这里就是一个活博物馆。

  “一位很好的南方老先生”
  平原小镇直径一英里,被佐治亚州的农田环绕,,中心是一个火车站,这个车站曾是卡特1976年的竞选总部。大约有700人住在这里,位于亚特兰大正南150英里。对卡特来说,这里就是一座活博物馆。
  卡特的叔叔巴迪(Buddy)曾开办了一家杂货店,现在出售与卡特相关的纪念品和花生酱冰欺凌球。卡特少年时期生活的农场,如今仍是20世纪30年代的模样,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
  “吉米•卡特国家历史景点”基本就是整个城镇,每年吸引近7万名游客,为平原小镇带来400万美元的经济收入。
  卡特卸任后通过位于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全力支持全球人权、开展国际健康项目及观摩世界各地的选举是否公正。他还帮助“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在14个国家改造了4300所住房。本月晚些时候,卡特还要带上自己的锤子和工具箱,前往印第安纳州为低收入人群建造住房。
  但是定义卡特的平原小镇。

  晚餐后,卡特夫妇二人从朋友家的车道走出,两名特勤人员紧随其后。

  卡特的步态最近以来有些不稳了,如今距黑色素瘤转移到他的肝脏和脑子已有三年。在2015年的新闻发布会上,卡特公布了自己的病情,似乎平静地向世界告别他当时说,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平静应对。
  但是经过放疗与化疗,卡特说他身上的癌细胞全部消失了。
  10月,卡特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二位年满94岁的前总统;老布什在今年六月的时候过了94岁的生日。卡特依然敏锐、诙谐和机智。
  卡特夫妇每天都会经常沿着平原小镇的主要街道教堂街(Church Street)散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们就在这里散步。
  当卡特夫妇穿过沃尔特斯街(Walters Street)的时候,卡特看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有几个孩子。
  “你们好,”这位前总统说道,笑容满面,表情跟在杂货店装饰花生圣诞饰品一样。
  “你好,”一个穿牛仔裙的女孩高兴地跟卡特打招呼。
  这两个15岁的孩子说,平原小镇的居民将卡特夫妇看作是邻居、朋友,就像其他居民一样。
  玛雅•永利(Maya Wynn)说,“我经常在教堂遇到他。他是一个好人,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大卫•莱恩(David Lane)说,“他是一位很好的南方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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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后,卡特夫妇二人从朋友家的车道走出,两名特勤人员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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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ins Mtd的主人Gene Mattson,在纪念品店门外喂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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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医弗兰克·皮尔斯(Frank Pierce)坐在他位于Plains的诊所门口。

  卡特说,平原小镇养育了他,在他心中播下了种族平等的种子。大萧条时期在农村长大的他养成了他谦逊与节俭的习惯。他的朋友经常半开玩笑地形容卡特“一毛不拔”。
  这种朴素求实的性格在他在白宫的时候并不受欢迎,直到卡特离开华盛顿,人们才开始喜欢这种品质。许多人认为,卡特抹掉了一些总统权位的光彩,因为他经常自己拎着行李箱上空军一号,并拒绝乐队演奏《向总统致敬》。
  卡特当年的的助手及传记作家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Stuart E. Eizenstat)说,卡特取消了高级官员的司机,这一做法效果很差,因为这意味着高级官员每天要从阅读与工作中拿出1到2两个小时的时间开车。
  艾森斯塔特说,“卡特觉得自己不适应那种富丽堂皇的做法。平原小镇确实是他基因中的一部分,他把这种品质带劲了白宫,在卸任后又带出了白宫。”
  1977-1981年卡特总统任职时期,给美国人民印象最深刻的是加油站排起的长队和伊朗人质危机。
  卡特说,“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可能过于强调人质们的困境。但是我个人非常同情人质及其家人,我愿意做任何事情让他们能够安全回家。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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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们正在平原小镇高中的礼堂观看“卡
特的一生”视频。卡特在这所高中从一年级读到十一年级。如今这所学校是“吉米•卡特国家历史景点”的所在地。

  卡特说,他很遗憾当时他未能让民主党团结一致。
  当卡特回顾自己的总统任期时,他说他最值得自豪的是秉持了“维护和平、支持人权”的理念、促成了以色列与埃及进入和平的“戴维营协议”和实现了中美邦交正常化。2002年,卡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卡特说,“我总是实话实说。”
  卡特一直很少评论特朗普总统。但是在今天晚上,在特朗普就职接近两年的时候,卡特没有闪烁其词。
  卡特说,“我认为他的当选对人权、对国民福祉、对人人平等就是一场灾难。”
  罗莎琳说,“最糟糕的是,他不说实话,单凭这一点就会毁掉一切。”
  卡特说,他的父亲从小就教他真诚的重要性,在美国海军学院读书更加强了这一观念,在海军学院学生可能会因为撒个小谎就被开除学籍。
  他说,“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对真相、真理的态度从来就是无知的。”
  卡特说,他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诉联邦政府一案的裁决(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government decision)已经将“美国的政治体系从民主政治变成了寡头政治。如今是金钱至上,民主制度下了地狱。”
  他说,他相信美国的“道德与价值观”仍然完好无损,美国人民最终将“回归正确、得体和真实。”
  “但是,我怀疑我是不是能等到那一天,”他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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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卡特国家历史景
点”每年吸引约70000名游客,给这个地方带来400万的经济受益。

  在教堂街,卡特左手指着市长的房子,右手依旧牵着罗莎琳。
  “我的父母曾经住在那个砖房里,”他一边说一边指向街对面的一个小房子,“我们现在用它当办公室了。”
  “那边住的是洛根博士(Dr. Logan)”
  每个房子都有一个故事,世代相传。谁家曾祖母的门廊上摆着破碎的水盆和摇椅,卡特都非常了解。
  “奥斯卡•威廉姆斯先生曾经住在这里。他家曾经是我们粮仓生意的竞争对手。”
  他指向平原小镇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就是在那里,他从海军学院回家度假的一个晚上,他遇到了年轻的埃莉诺•罗莎琳•史密斯(Eleanor Rosalynn Smith)。
  他约她出去,晚上两人一起看了场电影,第二天一早他就告诉母亲他要和罗莎琳结婚。
  罗莎琳笑着说,“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呢。”
  我问他们是否还有什么是他们一直想要但从没有机会得到的东西。
  卡特说,“我想不出有什么东西了”,然后转头问罗莎琳问,“你呢?”
  罗莎琳说,“没有,我感到很幸福。”
  卡特说,“回到这里,我们感觉就是回到了家。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小镇的居民们会照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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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拉纳萨浸礼会教堂
(Maranatha Baptist Church),吉米和罗莎琳•卡特在一个早上的礼拜后,与想与他们合影的人照相。

  “一颗服务的心”
  每隔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卡特都会到小镇边上的拉那塔浸礼会教堂(Maranatha Baptist Church)的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讲课。为了有一个座位,人们在前一天晚就排起长队了。
  这个星期天早上,正好是他离开白宫后的第800节课。
  他走了进来,里面穿着条纹衬衫,打着绿松石领带,外面套的西装外套在肩膀处显得有些肥大。他问人们都来自哪里,台下至少有超过20个国家的人,包括来自加拿大、肯尼亚、中国和丹麦的游客。
  他告诉会众,他正计划与朋友特德•特纳(Ted Turner,美国著名媒体人士,CNN的创始人)一起去蒙大拿州钓鱼,而且他准备开他儿子的旋翼飞机(一种小型直升机)去。
  他说,“我仍然相当活跃,”大家都笑出了声。
  他谈到,人的生活要有目的性,但是也要有足够的时间休息与反思。驻日学校结束后他与罗莎琳会与任何想与他们合影的人拍照留念,其中有一对来自弗吉尼亚州安娜戴尔的夫妇——史蒂文和乔安娜罗利(Steven and Joanna Raley)带着他们三个月大的儿子杰克逊•卡特•罗利(Jackson Carter Raley)。
  史蒂文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后能够像卡特总统那样有一颗服务的人。”与当年的卡特一样,现在的史蒂文在海军潜艇队服役。
  乔安娜说,“我们用卡特总统的名字来给我们儿子命名的原因之一是卡特总统是如此的谦虚。”
  卡特抱着婴儿,对着相机拍照留念。“我喜欢这个名字”,卡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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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原小镇一家便利店
门口,有一颗带着露齿微笑的特大号花生雕塑,这颗花生来自印第安纳州,是为了向之前的花生种植者卡特致敬。

  平淡的生活
  当走到家门口时,卡特夫妇在人行道上右转,穿过宽阔的草坪朝他们的房子走去。
  卡特突然停下来,指着一颗高大的玉兰树,这棵树是从白宫草坪上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栽种的一棵树上的一株新芽移植来的。
  他们走过一个池塘,这个池塘是卡特帮着挖的,他在这个池塘里练习他的飞蝇钓技术。他们指着池塘边一片略微倾斜的草坪上的一棵柳树说,,他们过世后将会被埋葬在那里,简单的石碑上会刻着他们的名字。
  他们知道他们的坟墓将吸引游客,促进平原小镇的经济发展。
  他们的平房被一个栅栏围着,这个栅栏是联邦政府的,曾经围绕尼克松在福罗里达州比斯坎湾的房子。卡特已经将房契交给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局将来会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
  他们的房子虽然老旧,却非常温馨舒适,里面有乡村风格的起居室和小厨房。厨房里有一个放着总统印章的小冰柜,卡特说他们用它来放剩饭剩菜。
  在不久前的一次装修中,这对夫妇自己推倒了卧室的墙。罗莎琳说,“我们已经与‘仁人家园’合作太久,对我们来说,自己装修房子易如反掌。”
  每天清晨,罗莎琳•卡特会练太极、打坐,他的丈夫要写东西,要么在泳池游泳,他还在车库自己制作家具和画画。一副红衣主教的画像的颜料还没干,那将成为他们今年的圣诞贺卡。
  他们会看亚特兰大棒球队勇士队(Atlanta Braves)的比赛,或是电视连续剧《法律与秩序》。卡特刚读完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发明家们》(The Innovators)。他们没有厨师,经常一起做饭。他们甚至还会自己做酸奶。
  这个夏天的早晨,罗莎琳将薄饼面糊混合在一起,并在上面撒了自己家地里种的蓝莓。
  卡特用平底锅将其煎熟。
  吃完后,卡特起身去洗碗。
  原文链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national/wp/2018/08/17/feature/the-un-celebrity-president-jimmy-carter-shuns-riches-lives-modestly-in-his-georgia-hometown/?utm_term=.d9bde95e60f0&wpisrc=nl_most&wpmm=1

来源时间:2018/9/16   发布时间:2018/9/16

旧文章ID:17030

知道了这些白宫内幕,你就真正了解特朗普了

作者:孙太一  来源:海外看世界

  如果你认为特朗普是一个有清晰大战略、精心策划了打压中国的贸易战、充满智慧和才干、并极具管理和领导能力的能人,那你真该仔细看看伍德沃德本周推出的新书《恐惧:白宫里的特朗普》(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书中涵盖了大量特朗普政府内人物间的互动,以及在面对重大事件时内部的交流和反馈。这些描述可以说和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匿名专栏“I Am Part of the Resistance Insid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我是特朗普政府内抵抗力量的一份子)所描述的情景不谋而合。这里和海看的读者们分享一些书中比较值得关注的细节。
  可信的方法论
  特朗普上台以来描述其政府和个人轶事的书已经出了不少,但伍德沃德这本《恐惧》却是数一数二的。这与伍德沃德这个水门事件的起底者的严谨、操守以及所使用的可信的方法论分不开。身在华盛顿,一个非常常见的规则就是“off the record”(不留记录规则),意思就是现场的发言、讨论的内容只是让在场的人知道、助其理解,决不能泄露出去谁说了什么。而伍德沃德在每当采访对象有这样的要求时他都直接拒绝而提出改用“on deep background”(深度背景规则),也即记者可以在不写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将真实的信息整理后呈现给公众。因为伍德沃德也在受访人允许的情况下把几乎所有的访谈都录了音,所以他这本通过整理自己和几乎所有白宫及国会能采访到的高官和知情人士访谈内容的书就非常可信而与众不同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方法论,使得他曾经写过多位总统及其政府内部的情况,并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这位曾经对尼克松下台功不可没的调查记者此次又抖出了特朗普的哪些猛料呢?
  特朗普个人的特点
  特点一:为达到目的言辞无所顾忌
  第1章里描述了特朗普历来就是逢人说人话,遇鬼说鬼话。2010年在特朗普大楼里,David Bossie这个共和党活动家想介绍班农认识特朗普,因为觉得特朗普很有潜力。但是他们也直接向特朗普指出他的一些行为和观点会让共和党人反感,比如他支持堕胎,比如他不太投票,比如他80%的政治捐赠都是给民主党候选人的。特朗普马上回答说“我反堕胎啊!”“我每次都投票啊!”当被指出纪录是公开可查的时候特朗普表示居然这都可以查,但还是说“我每次能投的时候都投啊。”
  第9章里描述了特朗普先是在公开场合说北约已经过时了(obsolete),然后在内阁和参谋的劝说下过了几天又公开说“I said it was obsolete. It is no longer obsolete.”(我之前说它过时了。现在它不再过时了)。语言因人因场景而变换,以达到目的为唯一目的,是特朗普的一大特点。所以,和他谈判之后定下的任何事情你还会认为是真的定下了吗?
  特点二:缺乏基本常识,厌恶学习,厌恶实证主义
  特朗普的白宫里有几位讲证据的实证主义者,经常想通过给特朗普摆事实、讲原理来科普他,以让他更好地做决策。特朗普从来都听不进去。因为特朗普从来都不在乎学习,上大学的时候不去上课不记笔记,考试前一天借别人的笔记临时抱佛脚一晚,第二天拿个“C”就足以(第11章)。所以当注重实证的前高盛高管科恩想用数据和逻辑告诉特朗普贸易对美国是有好处的,贸易逆差本身不是个问题的时候,特朗普完全不理会,因为他早已有自己先入为主的想法。当科恩告诉特朗普未来美国利率可能会涨的时候,特朗普马上说,那我们应该去借一大笔钱来,然后等利率高了抛掉,赚利息。而且,特朗普还老想着为什么白宫不能免费印些钱来花(第7章)。
  又有一次,特朗普责问财长努钦说怎么还不去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努钦说虽然中国以前可能操纵了汇率,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去支持中国仍然是,美国法律规定的“汇率操纵国”的标准中国达不到(第27章)。特朗普说:“你先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然后再去找理由。
  特点三:不讲情面,毫无共情能力
  特朗普当选开始组内阁的时候团队已经商量并内定了努钦作为财政部长。但是有一天科恩被邀请到白宫面聊时,特朗普觉得聊得不错,就直接邀请科恩说:“我之前选错了财政部长,要不你来做我的财政部长吧?”关键是他俩聊天的时候努钦就坐在旁边!(第7章)结果科恩结束聊天还没走出白宫,电视里就报道了“特朗普选了努钦做财长”一事。据库什纳说,科恩与特朗普的对话把努钦给吓坏了,所以他赶紧提前放出消息,坐实自己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一事。
  整本书里充斥着特朗普一不满意就嘲笑白宫高官们“弱”、“无能”的片段。包括解雇幕僚长普利巴斯和国务卿蒂勒森时,特朗普都是出其不意地直接发个推特宣布了,完全不考虑被解雇人的感受。普利巴斯后来表示这个总统完全没有共情的能力(第28章)。
  特点四:很注重外在形象,自恋
  这个特点表现在多个层面。首先是为他工作的人长得好看、穿着得体非常重要,要能上镜。因为特朗普的第一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出了事被迫辞职,特朗普在上台后没多久就开始面试弗林的接班人。而麦克马斯特因为第一次见特朗普时穿了套看上去比较便宜的西装而被特朗普嘲笑说穿得像个推销啤酒的(第11章)。后来麦克马斯特了解到情况后在第二次面试时穿了军装才勉强过关。但特朗普一直都因此厌烦麦克马斯特,还经常当着很多下属的面训斥麦克马斯特,让其为难。而特朗普特别喜欢沟通部主任希克斯,除了其能力确实不错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当过模特。
  这个“好看”不光是人,数字、言论也是。在讨论税改的时候,特朗普也不在乎税率背后实际的影响和算数,而直接说“我要个整数,10、20、25这种,推销起来方便”(第35章)。
  特朗普会经常将点赞超过20万的自己的推特拿出来欣赏,也经常会长时间地看电视,看看政治评论员对自己怎么评价。有很多特朗普自恋的细节这里不再赘述,但特朗普有的时候受外界、尤其是媒体评论人的影响甚至比自己团队成员的影响都大却是不争的事实(第34章)。
  特点五:不耐烦,冲动
  有很多美国法律对政令有程序要求,不是总统发个推、签个字就能生效的。比如提升贸易壁垒就得和国防部长磋商,确定不会有损于国家安全才能推进。特朗普特别不喜欢这种程序上对他施政的拖延(第19章),他很不耐烦。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绝大多数政绩都是“破”奥巴马的政绩,而“立”的内容却屈指可数。
  这种不耐烦使得他会经常去做一些冲动的决定。底下的人跟他提起个什么事儿,他马上会说来来,我马上来签一个总统令。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有的时候一些有自己动机的人就会绕过流程,让特朗普快速达成自己的目的。比如有一次,班农和普鲁伊特(美环保署署长)就在没事先预约的情况下进入特朗普的椭圆办公室,要求总统马上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签署相关文件,结果这些文件在特朗普签之前被总统助理波特偷偷拿走了(第23章)。要不是特朗普是一个注意力跨度很短的人,要不是白宫内部非常混乱,很多政令可能都会因此而生效。
  特点六:注意力跨度短、健忘
  特朗普对任何一个问题的注意力跨度都很短,随时可能转换话题而把前一个话题忘了,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又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书里与特朗普接触过的人几乎都反映特朗普很难在一个话题上待很久,随时都会将对话转到毫不相关的别的议题上去。如果想跟他详细地说一个议题的来龙去脉和各种细节,几乎不可能。超过10分钟他的注意力就到别处了(第33章)。
  当然,这种注意力跨度短也被抓住利用了。比如白宫幕僚长凯利和科恩都觉得纳瓦罗是白宫内部混乱的主要制造者。纳瓦罗仿佛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官僚体系里的位置,经常擅自进入总统办公室,而且一见总统就鼓动特朗普加关税,打贸易战,并且给总统一些毫无根据的造假的信息、数据)。所以,凯利决定明确上下级,把纳瓦罗编入科恩的团队,让其听科恩指挥。又因为总统助理波特的配合,纳瓦罗有一段时间两个月都没获得与总统见一次面的机会。特朗普有一天突然问:“Where the hell is my Peter? I haven’t talked to Peter Navarro in two months.” (我他妈的彼得到哪里去了?我俩月没见到彼得纳瓦罗了)。周围人也不出声,结果特朗普说着说着想到了别的事,就做别的事去了,就把这茬事儿给忘了。
  书中有很多章节描述的是穆勒对特朗普“通俄门”的调查。这是特朗普最大的心病。他尤其不能忍受自己在和别国很强势谈关税的时候(比如墨西哥、加拿大),对方讥笑“Are you going to be around?”(你还会在位子上待多久?),意思是你都快被弹劾了,别那么嚣张。这种让他自己觉得“变弱”的情况他无法忍受(第21章)。特朗普经常无法集中精力、注意力跨度很短也许也和穆勒调查悬而未决有关。
  特点七: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示弱
  特朗普经常开会的时候指名道姓骂幕僚太弱(you are weak)。而在交流的时候,他也会告诫别人千万不要示弱,别人强,你要显得更强。这在针对如何应对金正恩的时候,特朗普尤为强调(第33章)。所以才会有“我的按钮比你大”这一出。
  夏洛茨维尔出现白人至上主义者驾车冲撞人群的恐怖事件后,特朗普一直不愿意发表一个他的幕僚们建议的以“爱与治愈”为主题的演讲,因为他觉得听上去太弱了。“You’ve got to show strength.”(你必须展示实力。)
  特点八:钱很重要
  在特朗普这儿,联盟、自由市场、价值等都不重要,衡量国家利益的唯一标准就是钱。他很纳闷为什么美国要花35亿美元去维持驻韩美军,免费给韩国提供萨德去保护别人。韩国对美国贸易顺差180亿美元,特朗普觉得韩国可是占了美国的大便宜。所以一直想撤出驻韩美军,撤出萨德,并通过贸易壁垒让韩国人交关税补偿美国(引言)。特朗普想退出北约、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是同样的理由。当将军们苦口婆心和特朗普讲战略时,特朗普嗤之以鼻,觉得这些将军们完全不懂,从来不去考虑如何在让美国参与任何外事时都赚到钱(第28章)。“These military guys, they don’t get business”(这些军人,他们不懂经商)(第38章)。对特朗普来说,美国的所有海外行动都应该带来净利润。
  特朗普政府及内阁成员的特点
  特点一:平行政府、持续政变
  《恐惧》一书的开篇描述的就是特朗普想要退出与韩国的贸易协定 — 哪怕他的内阁成员都反对 — 而科恩不得不偷走总统办公桌上的待特朗普签署的给韩国总统的信,以避免美韩关系破裂导致美国在东亚影响力受损(引言)。这种拿走特朗普要签字的文件的事情常有发生,也不止科恩一人在干(上文就提到了总统助理波特拿走过退出巴黎协定签字文件的事儿)。而如果没有人提醒他、就相关事情刺激他,特朗普往往是想不起来的。(Without a trigger, it conceivably might never happen。)所谓的刺激也许来自电视里提及的议题,也有可能是诸如纳瓦罗这样的闯入办公室要总统马上推进某个议题。这种偷文件的举动直接架空了总统的权力,严重干扰了总统执行政令与决策的能力,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断在发生着的小型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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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从特朗普桌上偷走的信)

  这种小型政变还体现在调整总统意愿上。比如当叙利亚发生人道主义灾难时,特朗普本想刺杀阿萨德并对叙利亚狂轰滥炸,而国防部长马蒂斯表面上不直接反对,暗地里却偷偷将行动降级变为仅使用战斧导弹,而且减少了特朗普想要使用的数量(第18章)。

  特点二:内部派系斗争激烈
  特朗普政府内部可以比较笼统地分为两派:
  1.特朗普眼中的全球主义者(globalists): 科恩、努钦、蒂勒森、马蒂斯、波特,以及被特朗普称作来自纽约的温和民主党、自己的女儿女婿伊万卡和库什纳;
  2. 特朗普眼中与自己想法一致的人,也就是民粹贸易保护主义者:纳瓦罗、罗斯、莱特希泽、班农、米勒等。
  当然,从《恐惧》一书的描述来看,凯利应该也是特朗普眼中的前者。派系内也有合作关系,比如科恩与波特就经常合作通过程序阻止或滞后民粹派推动他们的议程。蒂勒森和马蒂斯两个人经常单独见面,每周有多次固定通电话的时间(这也让后来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很不爽)。有一次蒂勒森去卡塔尔谈判,照理是应该和麦克马斯特商量的,但这个国家顾问居然完全没有被告知。蒂勒森为了避免卷入白宫的疯狂,有的时候在外交上完全不与白宫打招呼,自己直接把事做了(第26章)。
  因为民粹派与特朗普想法一致,所以哪怕全球主义派能力较强、资源更丰富、占领更重要的位置(伊万卡、库什纳,包括后来的凯利都可以随时进入总统办公室旁听会议),但最终还是逐渐被民粹派逐渐打压。中美贸易摩擦中,提倡不断增加关税的也都是民粹派。民粹派中的罗斯好不容易和中国谈了个鸡肉牛肉相关的协议,结果被特朗普臭骂一顿,说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好的谈判家,不再相信他了,从此贸易谈判都由莱特希泽接手(You’re past your prime. You’re not a good negotiator anymore. I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you’ve lost it. I don’t trust you.)(第19章)。可想而知,与中国谈判的其他官员再也不敢轻易让步了。
  特朗普其实很喜欢底下的人吵起来,越激烈越好,因为他认为这是在给自己增加筹码(第34章)。当然,普利巴斯认为他完全没有林肯那种平衡政治竞争者的能力,他只是让一群天然的肉食动物带到了桌前(第28章)。
  两派虽然经常互相拆台,在特朗普面前说对方的坏话,但有一点是几乎有共识的,那就是都觉得特朗普是个无知的蠢货(Moron, idiot, fifth-sixth grader, a joke等等)。很多人其实都只是想利用特朗普来实现自己个人的一些目的。
  特点三:不断地危机反倒推动了创新
  特朗普团队的混乱不堪是否有其好的一面的?根据伍德沃德的描述,我觉得是有的。比如2016年大选的时候,因为其团队内部实在太混乱了,这使得一些看不下去的人不得不站出来,拼尽全力来挽救,背水一战。而希拉里的团队,感觉充满各种人才,但大家太安逸,仿佛温水中煮着的青蛙。
  因为特朗普的注意力跨度短,很多事情他顾不了细节(第3章),这也给底下的人较大的发挥的空间,有种创新的动力。同时,因为特朗普毫无共情能力,经常抱怨下面的人工作做得不好,但某种程度上这种抱怨使得团队始终不敢松懈,一直在拼。
  关于中美关系
  科恩与莱特希泽早就想从知识产权的角度用301调查来联合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地区围堵中国(第41章),之后再去搞什么特朗普要的钢铁关税。特朗普一开始也觉得可以。但当习特会面后,特朗普觉得在朝鲜问题上必须依赖中国,命令自己就301调查演讲的写稿人把一切关于中国的措辞去掉,同时将相关的调查对象广泛化(第33章)“I don’t want to make it China-specific. Let’s just do it for the whole world.”所以特朗普后来之所以向各个国家一起开战,而不是只针对中国,与习特会直接相关。特朗普多次提到,与中国的贸易战要打,但是和习的友谊对他来说更重要。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制裁朝鲜的议案投了赞成票一事更让特朗普确信他与习有着特殊的友谊。
  科恩虽然想针对知识产权议题打击中国,但极为反感通过增加关税的方式。“如果你是中国,同时想摧毁美国,只需要停止向美国出口抗生素即可”(If you are the Chinese and you want to really just destroy us, just stop sending us antibiotics.(第33章))有九种主要的抗生素不在美国生产,包括盘尼西林。美国使用的96.6%的抗生素都是中国生产的。特朗普及民粹派的回应是:“那我们可以从别国进口啊。”科恩解释这个“别国”也会从中国进口,然后提高价格转手再卖给美国,赚个差价,你们觉得这有用吗?遇到这种对方有数据有逻辑的情况,民粹派通常会说“fake news”(假新闻)。
  特朗普对台湾的态度与对韩国的态度一样,凭什么让美国花钱去保护它?“What do we get from protecting Taiwan?”(我们从保护台湾中得到了什么?)言下之意,要么台湾多交保护费,要么别指望我们再掏钱来保护你了。
  小结
  这些来自于华盛顿高层亲历者的一手资料(且全部有录音),真实地反应了特朗普政府内部混乱无序、充满危机的状态。我们中文媒体上经常会出现对特朗普战略、思考甚至是长线大计的分析,仿佛他是一个极具长远眼光且富有智慧的谋略家,在下一盘大棋。美国建制派尤其是华盛顿官僚体系成员们新的遏制中国的思路不假,建制派也一直有自己的策略在推进他们的想法。但特朗普的出现以及特朗普白宫内运作的状况告诉我们特朗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缓解了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与遏制。如果是一个极具管理能力又有条理思路清晰的总统在位的话,针对中国的暴风雨可能会更为猛烈。在考量我们是不是有时对特朗普过度解读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后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华政策变得更为敌对的可能。

来源时间:2018/9/15   发布时间:2018/9/15

旧文章ID:17029

华尔街的天就是这样塌的……

作者:刀贱笑  来源:补壹刀

  2008年9月14日晚,提前获知消息的大批记者和围观人群,簇拥在纽约时代广场旁的第七大道上。他们注视着一个个西装革履的投行精英,神情沮丧地走出第七大道745号大楼,失意的人们怀抱纸箱或文件夹等办公用品,上面印着“LEHMAN BROTHERS”的醒目标识。
  次日清晨太阳照常升起,这家有着158年历史的华尔街“债券之王”,却已宣告寿终正寝。
  雪崩时刻
  根据美国《破产法》规定,雷曼兄弟当天向纽约南区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当此穷途末路,雷曼总负债已高达6130亿美元,虽然总资产仍有6390亿,但其中大量垃圾次贷债券根本无人接盘,非但不能抵债,反而压得雷曼无法喘息。
  总裁理查德·福尔德1994年起就开始执掌公司帅印,率领当时资历尚浅且业务面狭窄的雷曼,一步步杀入华尔街五大投行之列。
  现如今雷曼破产,昔日英雄也一夕间变成罪人。
  不少雷曼员工说,2006年次贷危机风起,警钟就已敲响,但福尔德等高层没能洞察险情,扭转方向错误,反而越走越远,拖着雷曼滑向深渊。
  2006年前的5年,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加上政策利率水平较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膨胀。
  次级,就是一些信用等级差、还款能力弱的购房者,在银行等金融机构帮助下,通过金融衍生品操作获得贷款,购买房子。
  随着楼市降温,短期利率上升,次贷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这部分购房者的还款压力随之陡增。2006年夏,美国媒体上关于次贷购房者违约的报道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还不起房贷,被银行扫地出门。
  银行虽然收回房子,但却卖不出高价,因而面临大面积亏损,次贷危机爆发。
  福尔德早早嗅到了次贷市场上弥漫着钱的味道,他指挥雷曼大举进军房贷市场。2004到2007年,雷曼迎来它的次贷巅峰时刻,不仅买下多家房贷公司和银行,还将次贷包装成债券出售。
  虽然次贷危机已初露端倪,但福尔德错判了形势,依然逆风而上,加码次贷市场,尤其大量投资商业办公项目。
  次贷危机逐渐加剧,雷曼账下积压的垃圾债券也越来越多且无法脱手,累积多时的雪花终于变成了雪崩。
  2008年6月发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雷曼巨亏28.7亿美元,1994年上市以来首次亏损。
  这时,雷曼的任务不再是扩张,而是寻求保命。
  见死不救
  破产前大半年时间里,福尔德使出浑身解数,他打电话给所有能想到的人和机构,巴菲特、索罗斯、美国银行、巴克莱银行等等,希望对方接手雷曼部分资产。
  但那些人都知道,雷曼急欲甩手的资产中,埋着无人能够应对的债券“地雷”。
  一次次兜售失败后,福尔德甚至将视线投向国外,先后与日本和韩国的潜在买家接触,但都因价格没谈拢而未能成行。
  8月底9月初,福尔德的私人飞机穿梭于纽约和首尔之间,与韩国产业银行商讨25%股权收购事宜。这时,雷曼兄弟位于曼哈顿的办公楼里一片繁忙。
  一大队人马正通宵达旦,筹划注册一家名叫REI Global的新公司,300多亿美元资产将从雷曼总公司剥离出来,注入这家公司。
  REI Global准备停当,已是9月12日。四面楚歌中的福尔德,打出了他雷曼CEO生涯的最后一个重要电话,接电话的是美国财长保尔森。
  福尔德转向财政部和美联储求救,并非毫无缘由。
  一周前,美国政府刚刚决定注资2000亿美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以防“两房”破产进一步重创本已深陷困境的楼市。之前,美联储还出资300亿美元作为信贷支持,鼓励摩根大通收购了华尔街五大投行的另一家,贝尔斯登。
  在他俯瞰白宫的办公室里,保尔森接通了福尔德的电话。短短几小时后,他就现身曼哈顿下城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部,并约来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银、瑞士信贷等大公司CEO,共商雷曼财务危机。
  一个由高盛和瑞士信贷组成的专家小组,严审REI Global以及准备注入的300亿资产,以弄清它到底值多少钱。
  审计结果让保尔森和在场其他大佬颇为丧气:300亿美元资产的实际价值只有65%。也就是说,收购雷曼公司至少有100多亿美元甚至更大的窟窿要填。
  这个大窟窿吓退了潜在的兴趣买家。保尔森也是咬牙切齿,决定分文不掏,任由雷曼走向灭亡。
  为何美国政府对雷曼见死不救?这是过去10年间被反复提及的一个问题。
  保尔森曾坦言,雷曼的窟窿深不见底,不知拿多少钱才能堵上。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深层也更让人唏嘘的原因,事关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政治考量”。
  拯救贝尔斯登和“两房”,媒体和公众批评一片,责备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私人金融机构的投资失误买单。为了帮助银行业脱困,政府制定了一项总额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这时也因批评声浪而在国会受阻。
  怎么办?只有让公众和市场体会到痛,知道如果政府不出手将带来何等严重后果,才能扭转局面。
  这时候,雷曼出现了。雷曼破产引发美国股市甚至广泛外溢的金融危机。当人们发现一家庞大的华尔街公司倒塌,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时,“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在国会获得通过,舆论的批评也减弱了。
  美国学者尼尔•弗格森说:“就像伏尔泰名著中那位被处死的英国海军上将,雷曼必须牺牲,才能使人认识到注入公共资本的必要性,才能说服立法机构批准注资计划。”
  雷曼垮台,使美国政府得以向经济提供更多援助,它转头就以更大投入,挽救了濒临破产的美国国际集团(AIG)。
  雷曼,以它自己的生命,为濒危的同行们做了嫁衣。
  为雷曼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福尔德,对此耿耿于怀。在一个月后的国会听证会上,这位62岁的前CEO还怏怏地说,就算进了坟墓,他也不明白为何政府只救AIG,而让雷曼倒闭。
  坑了世界
  市场不是毫无预感,只是没成想来得如此之快。
  就在破产前的那个周末,雷曼还在竭力与英国巴克莱银行谈判。但在美国财政部再次确认不提供信贷担保后,英国政府叫停了巴克莱的收购计划,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落了下来。
  15日凌晨1点45分,雷曼一纸破产声明,把那个星期一变成了华尔街的黑色记忆。美股开盘后即暴跌,道琼斯指数更是创下“9·11”事件以来单日最大跌幅。
  正当人们密切关注华尔街第四大投行雷曼的境遇时,美国银行当天发布声明,宣布以近500亿美元收购了第三大投行美林。
  在剧烈的金融风暴中,美林踉跄爬上岸来,避免成为紧跟雷曼倒下的又一块多米诺骨牌。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五大投行中硕果仅存的两家,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随即向美联储请求转为银行控股公司。获批后,它们既可设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吸收存款,也可永久享受从美联储获得紧急贷款的权利,以此渡过难关。
  至此,不到一年时间,雷曼破产,贝尔斯登和美林被收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被迫转型,五大投行死走逃亡,这成了华尔街面临严峻考验的缩影。
  美股“黑色星期一”旋即波及全球。16日,亚洲股市大幅下跌,日本、韩国、香港等跌幅超过5%;澳大利亚股市遭遇地震,澳元开市走弱……
  雷曼破产,不只是一家公司倒下那么简单,它的业务遍及40多个国家、7000多个实体。如今,这些实体不得不经历复杂的资产重估甚至清算程序。
  世界金融体系内的大范围挤兑随之而来,最终引爆了系统性危机。
  美国首当其冲,2009年实际GDP下降2.4%。大量普通美国家庭丢了房子,收入萎缩。一项研究测算,这场危机将使每个普通美国人一生中的收入减少7万美元。
  在危机爆发那一刻,来自各方的反思就已开始。
  美国金融业严重缺乏监管,私人金融机构借着金融自由化之风,滥用金融工具创新,引诱普通百姓通过非合理性借贷,进行超前消费甚至入市投机,这是被普遍接受的危机之源。
  放松金融业限制,始自1980年代初里根政府时期,随后二三十年,又被一个接一个的立法延续和强化,华尔街上投机气氛越来越浓,这才有了2008年的一场整体性危机。
  正因如此,小布什时期的经济顾问艾德•拉齐尔说,他不同意把危机比喻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这已不是阻止第一块骨牌倒下,比如救了贝尔斯登甚至雷曼兄弟,其他金融机构或整个华尔街就会安然无恙。
  相反,他认为当时的华尔街已陷入了“爆米花式”危机:
  “做爆米花时,把锅加热,玉米粒们会受热爆开。这时,你把第一个爆开的玉米粒从锅里拿走,根本没用。其他玉米粒仍在受热,无论怎样它们都会爆开。”
  有鉴于此,2008年危机后上台的奥巴马,一上来就着手重建金融监管体系。
  两年后的2010年,他签署了以加强监管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这个法律很快就被证明存在漏洞,但也算是美国这个始作俑者对引爆危机的一个交待。
  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开启了他任内最具标志性的政策:量化宽松,短期内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接近于零,给市场注入巨量美元货币。
  量宽政策帮助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有效缓解了美国自身的金融危机困局,但同时也祸水外引,催化了危机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蔓延。
  2010年后的欧债危机、部分金砖国家增速放缓甚至陷入衰退,大的背景都是那场危机,以及美国为求自救不惜祸及他人的政策自私。
  10年前的那个9月,拉加德作为法国财长目睹了雷曼破产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10年一瞬。一周前,她以IMF总裁的身份,写下对国际金融危机十年的纪念。
  拉加德说,这场危机给经历洗礼的一代人留下永恒的烙印,它给世界投下长久阴影,这个阴影短时间内难以消散。
  十年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采取令人印象深刻的政策协调。相关国家政府采取财政刺激、资本支持、债务担保和资产购买等措施,限制遭受重创的金融部门拖累实体经济。
  拉加德说,阻止那场全球金融危机变成另一场“大萧条”的,正是这种国际合作。
  但讽刺的是,当危机阴影还未消散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却发生“节外生枝”的变化,有关国际合作的承诺正在逐步消失,其中包括一些国家推行保护主义和内向型政策。
  究竟谁在“节外生枝”,谁在吹起国际合作的逆风?拉加德欲言又止,事实却不言自明。

来源时间:2018/9/15   发布时间:2018/9/15

旧文章ID:17028

特朗普已指示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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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日星期四指示助手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彭博新闻社星期五报道说, 4名知情人士对该新闻社说, 尽管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已经邀请中国继续谈判,但特朗普总统仍然作出了这一决定。
  美国和中国已经相互对总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此外特朗普总统还威胁要再对总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星期四公布的对430多家的问卷调查也显示,关税对美国企业的负面影响是“明显且深远的”,很多公司利润减少、成本增加,超过三成的受访企业正在离开中国。此外,摩根大通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如果贸易战升级到美国对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失业将激增至550万。
  不过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强调,从目前的主要指标来看,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还不是太明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也说,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他还说讨论谁损失一千、谁损失八百没有任何意义。

来源时间:2018/9/15   发布时间:2018/9/15

旧文章ID:17027

中国的年轻人与年轻的中国:一个美国90后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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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三才(Zak Dychtwald)  来源:FT中文网

  当我第一次去中国内地旅游时,我担心自己可能被偷器官的妓女绑架。这不能怪我。我那温文尔雅的香港教父菲利普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他告诫我不要去深圳,并特别警告了三件事:
  首先要当心扒手。其次,不要购买假冒商品,这可能会使我从中国内地返回香港的旅程节外生枝。第三,也是最令人不安的,“不能找在街上拉客的妓女。因为你不仅有染病和被抢劫的危险,她们还可能偷走你的器官”。
  最初驱使我踏上中国之旅的力量是对未来的着迷。作出国留学决定的时候,我问自己,是去欧洲研究过去,还是去中国考察未来?这不难抉择。
  我是去香港大学交流学习的两名哥伦比亚大学交换生之一,也是我在香港的朋友圈中唯一一个持有中国内地多次往返签证的人。我想去深圳看看中国的“一夜城”——这个国家在过去20到30年里实现爆炸性增长和变化的纪念碑。不顾教父的警告,我乘火车去了罗湖站,完成了我的第一次通关。
  一走出海关大门,巨大的嘈杂声就扑面而来。小贩们涌向刚出海关大门的游客,向他们兜售各种商品,从水果到西装,再到国际航运物流咨询。我看到了用英文写的标志牌,尝试着用英文问路,但不像在香港,没人会说英语。我试着给预定的青旅打电话,但是我的手机在中国内地不能使用。最糟糕的是,菲利普的警告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几乎要认定,人山人海中的每一个人都像是伪装的妓女,在密谋窃取我的内脏器官。
  我平安无事地找到了那个坐落于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街区的漂亮青旅。那天晚上,我和一些同龄的中国大学生一起吃了晚餐,虽然语言交流不顺畅,但非常愉快。我的第一次中国内地之行平静地结束了。我于第二天回到香港,器官完好无损。
  学生时代的这些深圳之旅,是我决定在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的原因。我觉得,美国和全球的媒体、以及造访过中国的人们向我描述的中国,与我亲身经历的中国有天壤之别。我对西方人眼中那些博人眼球的新闻故事不感兴趣。我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中国人如何看待世界。
  这成了我遇到过的最复杂、最令人兴奋的文化难题: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为什么许多外国媒体把他们的形象描述得那么负面?我怎样才能突破那道文化之墙呢?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我收拾行囊,买了一张去中国的单程机票。我不认识任何人。我也没有提前找好工作。我只有一个旅行箱和苏州一家旅舍的地址。
  在我第一次来深圳的8年后,我完成了《年轻的中国:不安分的一代将如何改变中国和世界? 》(Young China: How the Restless Generation Will Change Their Country and the World)这本书的手稿。
  * * *
  尽管我一直很爱读书,但我其实不是个爱写东西的人。然而,我周围的所有人以及我自己都同意,这本书必须得写。我想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当我的父母、朋友、同学、老师和我打过交道的商界人士向我描述中国时,他们要么关注“共产党”政府,要么关注中国庞大而不断增长的经济。没有人关注这里的人。即便有一些关于中国人的文章,也要么耸人听闻,要么自相矛盾。你能在同一本杂志中找到土豪驾驶玛莎拉蒂和贫穷的村庄举办吃狗肉节的故事——暴富,赤贫,但没有“正常”。他们会写没住人的“鬼城”,也会写由于人多、乘客是被推进地铁车厢的。
  这些基本都是例外情况,是关于中国极端情况最疯狂故事的集锦。我想把焦点对准同龄正常中国人普通而现实的生活、爱情、情感、恐惧和梦想。
  我相信,理解是良好关系的基础。我在中国的朋友们花了很多时间了解西方世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他们看我们的电影、电视节目,关注我们的时尚。
  穿梭于中美两国之间,我发现,我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是多么无知。就别说知道谁是吴亦凡和范冰冰了,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美国人甚至不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没有夸张。
  我相信,更多地了解中国至少会让我们自己受益。
  我最坚信不疑的一点是,中国年轻一代强烈的自我意识将挑战我们默认“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西方化”的看法。中国年轻人最酷的地方在于,他们可能在现代历史上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真正的东方化。
  《年轻的中国》是一个故事集,我选择的故事都代表了正在中国发生、并对大部分年轻人产生影响的重大趋势:为什么婚姻市场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支柱,在如今的情况下如何孝敬和照顾老人,高考导向型教育体系与经济对创新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等等。
  我用两种方式来总结我的主要发现:把中国和西方的千禧一代进行比较;把中国的年轻人和他们的长辈们进行比较。
  * * *
  在本文中,我把中美千禧一代的差异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规模。每个人都在谈论美国的千禧一代(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并询问:我们喜欢买什么?我们经常跳槽吗?我们会把选票投给谁?美国的千禧一代有8000万人。中国的千禧一代(80后加上90后)则超过4亿。这一数字是美国千禧一代的5倍,超过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人口总和。中国的千禧一代比欧洲、北美和中东同龄人的总和还要多。
  第二是童年。在中国,童年的最终目标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强调“全面发展”。当我们在户外玩耍、周末在外过夜、去游泳或打篮球时,我们的中国同龄人都在学习。“压力”是我在中国最常听到的关于童年的词之一。中国的年轻人在出了名的巨大学习压力下成长,这是我们在西方从未经历过的。这都是因为高考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童年时期的目标就大不相同,在人格与三观形成的最重要的几年里,这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每一天。
  听到中国学生学习的刻苦程度时,与我交谈的大多数美国人通常都吓得直哆嗦。“我家的小约翰怎么能竞争得过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并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人取得成功?创造力和勤奋,哪个更重要?什么才能让你想出一个有创意的想法?
  第三个主要特征是民族自豪感。有趣的是,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越多,中国的年轻人就越不迷恋外面的世界。目前,在美留学生已经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新的普遍看法认为,世界上所有政府和社会都有缺陷,但至少中国的似乎还算效率高。我在中国遇到的年轻人大都对作为中国人感到自豪,这令人印象深刻,甚至令人羡慕。尤其是我自己的国家新任总统的竞选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口号其实说明,我们觉得现在我们不那么伟大了。
  * * *
  接下来,中国的年轻人与他们的长辈们有什么不同呢?在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因素曾经是“你是哪里人”,而现在则成为“你是哪个年代的人”。全世界都存在代沟,但中国的代沟达到深渊级别,可以称之为“代渊”。由于社会的快速变迁,中国人在文化方面的代际距离比全球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
  我发现中国的年轻人与他们的长辈们有四大不同。
  首先,中国的年轻人令人惊讶地开放,尤其是想到他们的长辈们是多么地与世界脱节。我的朋友小飞1990年出生在四川,与我同岁。他的父母还记得,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街坊邻居会挤进邻居破旧的房子里,因为他们家的泥巴墙上钉了份月历。那12张“欧洲田野”图片是当地人唯一能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对大多数人来说,西方世界就是共产党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推出的一系列鼓动性口号。政府下达的指令是“超英,赶美”!对许多人来说,出省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出国了。
  而中国的千禧一代是不断观察着外面世界长大的。他们是数字原住民。小飞和他的同龄人学英语已有大约10年时间,且英语是必修课。尽管中国给互联网设置了限制,但他还是看着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长大,他追赶西方时尚,研究西方政治。我的很多中国朋友都能引用马丁•路德•金等著名美国领袖的名言,甚至是《老爸老妈浪漫史》中的巴尼等电视剧角色的台词。
  他们不仅仅是从远处了解世界。中国的年轻人正实实在在地亲历世界,并在全球旅游业掀起巨大的波澜。在拥有护照的中国人中,三分之二不满36岁。尽管只有大约9%的中国人拥有护照,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市场,千禧一代是主要推动力量。
  他们的第二个特征是白手起家“逆袭”的故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资本主义成功故事之一是由全球最大的共产党推动的。我朋友的父母来自贵州省,他们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孩子的他们为了不被饿死,还吃过树皮。而同样也是在1969年,我的父母在争论去不去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从我出生的1990年到现在,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原先的2.5倍: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在同一时期,小飞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的GDP增长到原来的27倍。中国的年轻人在短暂的人生中就见证了一系列巨大变化:从农村到城市,从自行车到汽车,从狭小破旧的房子到高层住宅。这些变化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
  第三,即使总数超过4亿,中国的年轻人也比长辈们数量少。当毛泽东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中国家庭平均有5到6个孩子,平均寿命约为40岁。那时中国的人口结构就像一个金字塔,年轻人是大大的塔基,老年人是小小的塔尖。子女就是中国传统的退休保障系统,众多子女共同照顾年迈的父母,这套制度是比较撑得下去的。
  如今,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可能会限制这一代年轻人的未来。金字塔正在被翻转过来。财富的增加意味着寿命的延长,中国的老年人平均寿命达到76岁。但实施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现在的年轻人相对较少,通常的家庭结构是4-2-1:4个祖父母、2个父母,1个孩子。而且,因为在城市养育孩子的高成本和激烈的竞争环境,许多家庭仍旧选择不生二胎。
  无力照顾老人不仅仅可能由一场经济危机转化成政治危机,也是一场精神危机。在中国,好人基本等于孝敬。这一代年轻人拥有照顾父母的意愿,但许多人还不得不接受着父母各种形式的照顾,这种窘境困扰着他们。
  许多人把这些独生子女称为“小皇帝”——因全家的关注点都集中到唯一的孩子身上而被宠坏了。伴随这种关注而来的是几乎难以想象的压力——要考进好学校,要事业有成,要结婚,要生孩子,最终还要承担支撑起整个家庭的重任。虽然有些孩子确实被宠坏了,但许多中国年轻人感觉自己被这种关注和期待压得无法呼吸。
  第四是他们很自豪。许多外国人认为,感到自豪的中国年轻人一定是被洗脑了。然而,眼见为实。
  中国千禧一代见证了他们的国家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和规模摆脱贫困。他们认为自己的政府是有效的,虽然有缺陷,但至少把该做的事情做了。话虽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受够了政府的审查,并担心更专横的互联网改革和文化标准。
  中国年轻一代渴望自由。千禧一代把“自由”一词纹在肱二头肌上,写进音乐里。但与外界设想的不同,大多数人争取的并不是摆脱一个压迫的、限制的体制,而是摆脱一套压迫的、限制的传统期望。
  例如,年轻女性被告知要在学校花更长时间接受高等教育以获得成功,但如果她们晚婚或根本不结婚,就会被称为“剩女”。年轻男性被告知要照顾父母,要生孩子,但他们要拥有房产才会被认为有结婚资格,最终结果是,他们向父母和祖父母借钱,而不是赡养他们。他们被贴上“啃老族”的标签。中国新的文化如何改变,才能在新的现实中容下传统?
  这一代年轻人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代可以权衡“想要什么”与“需要什么”的人。大多数人不必想“我的家人怎么才能弄到饭吃?”相反,这一代人会问,“我想要怎样的自己?怎样的家庭?怎样的国家?”他们是有身份意识的一代,不安分的一代,他们也是将决定在现代世界中,作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的一代。
  (注:作者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出版Young China: How the Restless Generation Will Change Their Country and the World.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原文为英文,译者/何黎。本文亦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北京的支持。)

来源时间:2018/9/14   发布时间:201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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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降低美中贸易对话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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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迪米 , 詹姆斯•波利提  来源:FT中文网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降低了对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期望值,使得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重启与北京方面对话的努力面临风险。
  特朗普威胁要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新关税,昨天他在Twitter上表示,美国“没有(感受到)达成协议的压力”。他补充说,中国正感受到停止这场贸易战的压力。
  他写道,“我们的市场在飙升,他们的市场在崩盘。我们将很快收到数十亿美元的关税并在国内生产产品。要开会的话,我们就开个会?”
  据一位熟悉中美讨论进展的知情人士透露,姆努钦寻求与中国最高经济官员刘鹤对话,向中国提出了一项建议,这将缓和紧张局势并阻止美国推进新关税。
  昨日,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均表示,北京方面欢迎这一做法,正与美方协调细节。
  但是,特朗普的干预让北京方面更难以妥协,甚至可能在双方尚未开始前就破坏新的谈判。这再次强调了北京方面试图与本届美国行政当局谈判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谁才是真正代表美国总统的官员?
  姆努钦和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不太赞成加征关税,而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则强烈支持对北京方面施加尽可能大的压力,他们的盘算是中国会让步。莱特希泽和纳瓦罗尚未对新的对华商谈的前景发表评论,而库德洛则支持对话。
  库德洛周三向福克斯商业网(Fox Business Network)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话总比不对话好,所以我认为这是好事。”
  译者/马柯斯

来源时间:2018/9/14   发布时间:201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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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裘蒂: “中国威胁论”的前生今世

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本文为作者“贸易战火下的美国”系列之五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威胁论”和“冷战思维”的指控再度风起云涌,但是两者之间真的有关系吗?我们是否真的面临了冷战2.0?
  其实“中国威胁论”并非特朗普时代的特产,也不是仅仅由于中国经济崛起之后才有的小肚鸡肠思维。事实上“中国威胁论”几乎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二战后美国在世界秩序中获得主导地位的历史,只是它经由美国政治的演变而有所消长更替。我认为重新审视冷战(1947-1991年)以来“中国威胁论”的演变,对于中国与美国今后相处之道应该有所启发。
  1947-1972,冷战前期
  在大众语汇中的“冷战”,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激烈抗衡。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裴斗虎(Gregg Brazinsky)在他的著作《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期间的中美竞争》(2017)中,则提出中美之间的对抗其实是冷战重要的一部分。他认为很多美国政策专家倾向于夸大中国久远的历史对中国当下政策的影响,而忽视冷战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对外政策更为强大的影响。
  《赢得第三世界》一书的主旨是:在冷战期间,中美在第三世界的互动,大多数处于竞争与对抗的状态。中国的使命是摧毁美国的影响力,以革命的旗帜团结刚脱离殖民主义的国家;而美国视中国在亚非国家的任何进程为威胁,打压中国任何提升自己地位的尝试。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害怕的是,中国会带来一种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而这种模式将根本性地破坏美国现今维持的自由国际秩序。
  裴斗虎重新审视了冷战期间美国与中国之间激烈而持久的竞争,聚焦在两国如何积极争取在新独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建立影响力。通过在亚洲和非洲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希望重新获得其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但美国人担心中国作为一个非白人、反殖民主义国家,在“后殖民世界”中将成为比苏联更加危险的威胁。于是破坏中国提升其地位的努力,成为华盛顿在其冷战布局中软硬兼施的重要动机。
  裴斗虎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国际事务上的主要动机是,报复此前在欧洲殖民主义下受到的屈辱,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动机,也成为共产党领导阶层的世界观。于是在冷战期间,提高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地位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大目标,采用包括外交、经济支援、宣传教条在内的不同策略(注:裴斗虎在全书中并没有用“软实力”这个名词,那是冷战接近结束时由约瑟夫•奈在1990年所提出的概念),以求在新兴国家中提高它的地位。在这些不同的手法背后,主要的信息却保持始终不变:第三世界的人民应该在中国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创建一个新的秩序,抵御外国的侵略。
  为了打压北京想要获得提升地位的一切努力,美国对亚非国家施压,针对共产党进行一系列的负面政治宣传,并且尽量阻遏中国在许多新兴独立国家的支持者,也尽最大能力降低中国经济和军事支援项目的影响。
  裴斗虎认为,北京力图为后殖民国家打造一个非正式的反霸权集团,而中国则是该集团的代表与领导者。这种对国际秩序的不同设想,使得中国和美国形成了公开对立。第一次体现在朝鲜战争,中国支持北朝鲜而美国支持南韩;后来又体现在越南战争,中国支持越南共产党推翻原有政府,先是与法国,后来与美国作战。
  美国抗衡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政策,大多数都是基于一种对于中国可能影响力的“夸张评断”。裴斗虎甚至认为,在冷战期间美国最糟糕的一些策略决定乃基于美国官员把中国的野心“太过当真”,因为害怕毛泽东思想会畅行世界,又担心如果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得胜会导致毛泽东主义在世界得势。
  美国过于高估越南形势对于中国的国际影响的意涵。美国总是高估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或是接受中国援助的负面影响。美国在冷战期间在第三世界对中国的阻挠,已经超过了谨慎措施限度,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对于“中国威胁”的扭曲看法,反而使得美国很难赢得亚非国家的忠诚拥护。
  在贸易和援助政策上美国也犯了类似错误。1950到1971年期间,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贸易禁运以阻止其工业发展,并将其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成功促使联合国做出了禁止向中国运送战略性物资的决议,但是印度、埃及等国家不承认联合国禁运决定的合法性,所以中国仍然能够与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交易,避免了陷入绝对孤立。
  但裴斗虎指出,中国的一些作为也使得它在第三世界的影响有所降低。北京并没有意识到,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几乎所有领域的全面统治地位,不仅使得外国人难以理解这个国家,也使得中国在海外的声望有所减损。
  尽管如此,另外有美国学者认为,即使在冷战正酣之际,美国领导人也暗怀与中国发展正常关系的想法。已故美国前情报部门和国务院高级官员、乔治敦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在《中国威胁:1950年代的记忆、神话和现实》(2012)一书中提出新的观点: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敌对言论和强硬行动,掩盖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实际观点。
  艾森豪威尔私下认为,美国与新中国之间建立密切关系不可避免,美国应该认真考虑与中国的外交。为了应付美国国内以参议员麦卡锡为代表的反共产党政治势力,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采取了更加细致入微的方法,来处理公开和私人立场之间的矛盾,以应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具体挑战。
  到了1960年代末,中美领导人都意识到,合作而非对抗,才能提高两国的地位。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的转折点是一份1966年6月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报告,其中提到美国决不能容忍任何单一势力统治亚洲,但它应当给中国适当的地位和尊重。这份报告并没有根本推翻美国的一贯政策,但是一个月后,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发言中流露出孤立中国的政策松动的迹象,“如果中国大陆的七亿人民被他们的领导人孤立在世界之外,那么亚洲不可能有长久的和平。”
  尼克松在1969年就任美国总统,他认为要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只有将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打造成为地缘政治的三角关系。裴斗虎写道,“当前任政府使劲浑身解数孤立中国,力图毁灭其在第三世界中的声望时,尼克松政府却想让中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并给予其作为世界主要力量应得的尊重。”
  1972-1989,冷战后期
  从尼克松访华到冷战结束,可以算是“中国威胁论”相形式微的时期。这应该是因为“苏联威胁论”占了上风,同时“共同利益”战胜“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特朗普上台不久,美国外交关系学者道格•班多在《国家利益》撰文“打破俄中轴心的尼克松战略”,借此寄望特朗普政权不要同时与中国和俄国为敌,因为如此会造成“撮合”中俄的战略威胁。
  班多回溯1966年北京对沙俄帝国时期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提出异议,边界冲突在三年后爆发,同时中苏紧张关系在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中展开:两国在几次非洲冲突中支持对立的革命派别;对越南问题立场不同; 北京支持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但该政权于1978年被河内赶下台,并于次年与后者展开了短暂的战争;对阿富汗两国也有不同看法。
  鉴于短暂的中俄枪战,毛泽东相信中国需要与至少一个中国潜在对手联手,以减少紧张局势。这个心态为尼克松政府敞开了一条通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和解始于1969年尼克松放松对中国的贸易和旅行限制。同年北京和华盛顿恢复了中美大使谈判。
  1971年,两国进行了所谓的“乒乓外交”,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中国,而尼克松则取消了旅行限制。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美国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并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时告诉毛泽东:“你是一个看到机会来的人,然后知道你必须抓紧时间抓住这一天。”
  中美直到1979年才正式建交。但在吉米•卡特总统领导下,美国和中国继续扩大接触和商业往来。美国“有效地消除了一种潜在的安全威胁”,阻止了中苏联盟重组美国秩序。在地缘政治上,虽然没有完全占有支配地位,但美国在对抗苏联方面获得了灵活性和杠杆效应,以较低的成本享受全球优势。
  中美军事合作也始于1979年。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1981年中美联合监听站在苏联边境附近的新疆地区开展活动。但是中国对美国先进技术的要求并不总能得到满足,部分原因是美国国会议员的反对。他们一则原则上不信任技术转让给共产主义国家,二则担心不能保证这种技术不会落到不友好第三方的手中。美国国务院在1983年将中国的分类改为“友好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增加了可以出售的技术和军备数量。
  1991-2006,冷战过后
  比尔•克林顿总统在任期间,曾经一度尝试把经济政策与中国的民主改革捆绑,但是失败了。因而他基本上是实施“建设性互动”的政策。美国在1999年与中国签署了里程碑式的贸易协定。该协议降低两国之间的许多贸易壁垒,使出口汽车、银行服务和电影等美国产品变得更容易。但只有中国被WTO接纳并且被美国国会授予永久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时,协议才能生效。这个协议也要求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
  尽管当时许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不愿意给予中国永久地位,因为担心人权问题以及中国进口商品对美国工业和就业的影响,美国国会于2000年投票通过了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在克林顿描述对中国外销民主和经济自由的玫瑰愿景背后,当时一位保护主义倾向的贸易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对此持怀疑态度。他曾经在《纽约时报》撰文警告,如果中国加入WTO,在“重商主义”的中国主导之下,“几乎没有(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是安全的。”莱特希泽现在是美国贸易代表,特朗普的全球贸易首席谈判代表。
  196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新保守主义运动,一群对自由主义失望的政治家、专家和新闻从业人员谴责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保罗•沃尔福威茨、理查德•珀尔、约翰•博尔顿等新保守派代表创立了“新美国世纪项目”,其目的是为了预防任何外国政府威胁美国利益的企图。博尔顿目前是特朗普政权的国家安全顾问。
  新保守派在1990年成立了一支被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律师威廉•特里普雷特命名为“蓝队”的阵营,主要由次要政治家、记者和大众媒体评论员组成,如克里斯多佛•考克斯、比尔•格尔茨、彼得•纳瓦罗、罗伯特•卡根。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的经济和安全威胁比其他任何国家(包括俄罗斯)都要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提供了长远挑战美国霸权的手段。“蓝队”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展开影响力,据推测是推动2000年众议院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的幕后势力。
  “蓝队”普遍反对美国外交政策对中国的立场。1989年事件和1996年中国在台湾选举期间的导弹试验加剧了对中国意图的担忧,批评中国者指责克林顿“绥靖”。接任的小布什总统,虽然面临着反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共和党人,却依旧保持着“建设性互动”的原则,未能完全彰显“蓝队”势力。
  “蓝队”认为,中国不仅要实现陆军和海军的现代化,还要隐藏其实际的军费开支。他们声称,中国渴望通过建立海军来统治周围地区,而这种支配地位将不可避免地危及美国利益,并威胁到日本、韩国和台湾等长期盟友。因此,“蓝队”成员严厉批评商务部决定将超级计算机出售给中国,因为这些计算机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
  杨益(音译)和刘新生(音译)在《当代中国》发表的论文“通过美国印刷媒体看‘中国威胁’论:1992-2006” (2012)中指出,美国媒体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与1990年代初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急剧上升相对应。然而自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威胁”的报道并未直线式地反映出中国的稳定增长。相反地,媒体对于“中国威胁论”的报道具有循环性,在标的期间达到三个关键高峰(分别是1996年、2000年、和2005年),随后是下降。
  这个分析也指出,关于“中国威胁”的叙事焦点也随着时间而变化。对中国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威胁的看法在早年(1992-1994)主导了媒体报道,但在1995年后稳步下降,并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完全从美国印刷媒体消失。对中国作为军事和战略威胁的看法取代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自1995年以来,军事威胁一直是美国媒体报道的主导内容,而对中国经济与贸易威胁的看法在整个15年期间持续稳定,到后期明显上升。
  这个分析所指出的三个媒体报道“中国威胁”的高峰节点可能与特定历史事件有关,例如,1995-1996年的“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2000年的《美中关系法》签署,以及2005年7月《纽约时报》引用中国朱成武将军在香港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如果美国人用他们的导弹或制导武器袭击中国领土内的目标区,我认为我们将必须以核武反击。”
  从谷歌搜索英语词汇的频率来看,自从2004年到2018年9月的14年间,“中国威胁”这个关键字眼,在2005年达到最高峰,与以“中国军事威胁”为关键词搜索的频率相符合,其他关于“国家安全威胁”和“经济威胁”则没有相关数据。
  2007-2018,最近十年
  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40多年期间,美国八位总统与中国打交道,基本上选择同样的剧本:与中国的接触越来越多; 稳步鼓励中国现代化和增长; 公开两国在经济利益和政治价值观方面的分歧; 认为冷战式的敌意比维持困难、不完善的伙伴关系更具破坏性。套用奥巴马的名言,“我一直非常明确地表示,感觉受到威胁的中国更令人担心,而不是成功崛起的中国。”
  那么,第九个总统会不会有不同的剧本呢?这是2016年12月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大西洋月刊》封面故事所提出的问题。这篇文章的作者詹姆斯•法洛斯认为,其实中美关系的拐点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新的接班领导人的世界观有所不同。他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美之间的对比已经展开,使中国优越感大增:美国在经历了五年的中东战争之后已显疲态,金融危机始于美国,而中国的时刻终于到来,不但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北京奥运会更呈现中国在各个方面看似“闪亮而不可阻挡”。法洛斯认为金融危机让北京领导层在国外变得更加自信和决断,但也怕重蹈西方覆辙,更加强对国内预防性的管控。
  今年2月1日《人民网》英文版指出,中国提出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温暖,与以零和博弈心态看世界的国家形成对比,因为国际秩序“正变得更加公平,更加有序,更加平衡,更具包容性”,这“使得那些自以为高于其他国家的国家感到担忧和焦虑,担心他们可能会失去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他们在技术方面对中国等其他国家的主导作用。” 而大约同时《中国日报》则谴责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复出”。
  中国实力日益增强,以及它在海外扩大影响力,是否会导致与守成大国美国爆发冲突?裴斗虎在去年底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认为,很难说中国的实力与美国的日益接近是否一定会引发冲突,在很大程度要看美国做什么,以及它如何对中国崛起做出反应。他甚至认为,中国的实力日益接近美国也可能促使它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我认为,拥有实力的更大平衡也可能使中国更加自信,不那么有戒心,减少表现出这种防守性民粹主义的可能。”
  那是在贸易战之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策略随情绪波动,时而将中国作为有价值的伙伴,用来驯服朝鲜的杠杆,时而将其视为对美国优势地位的威胁。近几个月来,以后者居多。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两党势力和主流媒体仍然在中国身上看到日益激烈的“防守性的民粹主义”。从中国的观点来看,美国政治也陷入了民粹主义的波澜。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许多“蓝队”成员包括纳瓦罗和博尔顿重新出山,成为美国政府的高级顾问或官员。在特朗普执政下复活的鹰派“中国威胁论”,跨越了军事、科技、经济和软实力的全方位范畴。从某种角度来说,美国能够真正感到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特别是从竞争的角度上感到中国的威胁,表示中国的增长和实力受到西方警惕。
  其实在特朗普政府发布《301报告》之前,美国国防部在2016年呈交国会的“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报告”中就强调中国的威胁。奥巴马时代的白宫在2016年10月发布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战略计划”,在报告中指出美国不再在“深度学习”的期刊文章中引领世界。
  今年2月,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丹尼尔•科茨将俄罗斯和中国列为对美国威胁的来源。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驳斥他的言论,问:“我不明白美国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不安全感。”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今年4月发布根据美国《1979年贸易法》第301条进行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种种“不公平”政策和行为,如利用对外国所有权限制,包括合资企业、许可程序和其他方式,迫使美国公司将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转让给中国企业; 对寻求在中国就知识产权授权和谈判的美国公司实施非市场性限制; 促进在美国的掠夺性投资和收购,以便向中国公司进行大规模技术转让; 并授权网络入侵美国公司以获取其敏感的商业信息。《301报告》认为商业秘密盗窃不仅仅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并使美国的就业机会面临风险,盗窃涉及关键商业和国防技术的范围,也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
  今年6月白宫贸易和制造政策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和世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报告,开宗明义便引用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结论:“中国政府正在实施一项全面的长期产业战略,以确保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北京的最终目标是让国内公司在国内首先取代外国公司,作为关键技术和产品的设计者和制造商,然后推向国外。”
  这篇报告更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快速经济增长,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归诸于“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超出全球规范和规则的激进‘经济侵略’来实现”,而且鉴于中国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中国的“经济侵略现在不仅威胁到美国经济,而且威胁整个全球经济。”
  史蒂芬•莫舍在《亚洲恶霸:为何中国梦是对世界秩序的新威胁?》(2017年)一书中埋怨:美国朝野从企业、学者到媒体都在姑息中国。他认为中国的野心不只要成为区域性的霸权,而是想要成为全球性的霸权,这必定会威胁到美国的地位。“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占了接近全球50%的GDP,因为民主的理念,和所有民族自觉的理想,却没有称霸全球的野心。” 这一点,许多支持中国的人显然不以为然。
  莫舍认为美国的政策部分取决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不是不变的战略原则。他认为中国有其他的选择,不像美国由于地理的位置所形成的天然“护城河”对于称霸全球形成障碍。相反地,“如果一个国家通过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强烈民族主义和理所当然的文化赋权的结合来扩大其全球足迹,那么与其他14个国家接壤的事实就可以促进这种扩张。” 这个观点未必获得美国外交关系和历史学家的一致赞同,约瑟夫•奈便曾说过,中国的地理位置使它无暇征服世界,因为光是对付这些邻居就够忙的了。
  历来针对“中国威胁论”,来自中国方面的回答是“和平崛起论”。《外交家》杂志副主编香农•蒂耶兹在《北京的“中国威胁论”》一文中指出,中国坚持用“中国威胁论”来解释美国对中国任何在贸易上和经济上的不满,使它过于低估其他国家可能会真正感受到中国行动的威胁。对她而言,引用“中国威胁论”使得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行使力量时,可以怪罪任何对中国企图的质疑。
  蒂耶兹认为,“和平崛起论”者的理论支持是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有入侵他国或实行帝国主义,因此中国不可能会试图滥用权力。然而,“和平崛起论”者怪罪美国的“政治阴谋”,因为他们无法设身处地想象其他国家可能不同意“和平崛起”的宣言。
  蒂耶兹强调,“和平崛起论”者发出的信息已经不足以让其紧张的邻居放心。虽然美国政客的确从“中国威胁论”中换取国内政治优势,但至少有一些担忧是真实的: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美国和邻国并不确定中国的雄心壮志。由于中国分析家坚持认为“中国威胁”仅仅是一种政治掩护,这变成了理解、并最终解决地区冲突的心理障碍。“中国应该努力了解自己的行为如何促成对‘中国威胁’的看法,而不是将其邻国的担忧作为政治阴谋的一部分。”
  回顾和展望
  冷战期间,美国对于中国想要提升它在第三世界的地位百般阻挠,美国政府以零和博弈的视角去看国际事务。在这个观点之下,任何中国之得意味着美国之失。美国的外交官总是对中立的国家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拒绝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拒绝中国的援助,但是这些举动并没有使主要非洲国家背叛中国,反而使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变得更像中国所说的“国际流氓”。
  但是根据《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期间中国没有在第三世界达到它所想要的地位和影响,并不完全是由于美国政策的影响,新兴独立国家的内部政策和不可预测的政局也阻挠了中国达成目标。同时,在1950和1960年代,中国数度获得了亚非新兴国家的尊重,但是中国自己的教条主义,以及拒绝妥协的强硬态度,使它未能真正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
  而目前,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不要外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许多西方人士认为中国也在积极地防范西方式自由主义和民主观念对于中国的“渗透”。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完全逃避意识形态之争。
  回顾中美在冷战前期的对峙历史,对比今日的冲突,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前“中国威胁论”的本质:首先,它已经远远超出过去围绕世界秩序或军事力量的对抗,而是美国全面地感到中国对于美国本土的威胁,从对孔子学院“锐实力”的指控,到对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科的中国学者的怀疑;经由这个角度而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将比关税的打击更为强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特朗普的贸易战在近期内如何发展,防范和戒心将是美国对中国国家、企业、组织、甚至个人的“新常态”。
  其次,它超越了美国两党对峙,而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共识”(参阅我的《美国人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一文)。
  更重要的是,“中国威胁论2.0”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现象,而是几乎在所有西方国家,从英国、德国,到新西兰和澳洲,都有感染式的反响。这表明,中国国内自主创新虽为当务之急,然而一方面,想要借着“搭便车”方式拿到别国的技术,会有极大困难;另一方面,没有思想、人才、技术等高层面的交流,“闭门造车”难度加大。
  面对这样的围堵和压力,中美两国如何才能进行健康的竞争?如何在竞争中加入合作的成分?虽然目前的争议仿佛勾起了许多冷战时期的回忆,但是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比,既然中美之间的竞争跟对峙不可避免,中国人应该分析其中各种层次的根源与焦距,并且加速缩小对外软实力的“逆差”及“赤字”,避免陷入单线思考。
  中国人在创新方面不能抱着得过且过、蒙混过去的心理,冀望等到把中国经济养大了,便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中国应该避免成为美国式冷战思维的镜中倒影,也要避免由于对于美国思想的排拒而表现出义和团式的思想锁国。毕竟“中国威胁论”本身并不能阻挠中国的崛起(我指的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全面的崛起),只有中国自己陷入冷战式的单线思考才会。

来源时间:2018/9/14   发布时间:201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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