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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出生美国人口数创新高，新移民多来自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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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ABRINA TAVERNISE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根据周四公布的政府数据，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数量已达到自1910年以来的最高，和过去几十年相比，新移民更有可能来自亚洲并拥有大学学位。
　　人口调查局2017年的数据证实了赴美者的重大转变。多年来，新移民往往来自拉丁美洲，但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显示，自2010年以来，有41%的人来自亚洲。只有39%来自拉丁美洲。分析发现，大约45%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而2000年至2009年间，这一比例约为30%。
　　“这与我们过去的想法截然不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人口统计学家威廉·H·弗雷(William H. Frey)说。“我们认为移民是来自拉丁美洲的低技能工人，但在最近到来的移民中，这种情况少得多了。来自亚洲的人已经超过拉丁美洲人。”
　　新数据的公布正值美国变化的人口构成成为全国政治焦点之时。特朗普总统和许多共和党人都对移民发出了警告，并建议政府需要限制进入美国的人口数量和类型。
　　根据数据显示，2017年，在外国出生的人口为13.7%，即4450万人，而2016年为13.5%。
　　移民美国的上一个历史性高峰发生在19世纪末，当时大量欧洲人为了逃离本国的贫困和暴力来到美国，其中数量最多的人群包括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这波浪潮在世纪之交达到顶峰，当时外国出生的人口总数接近15%。但在1920年代，严格的种族配额制度通过后，外国出生的人口在20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里急剧下降。到1970年，该人群比例低于5%。
　　1965年通过了一项更加自由的移民法，结束了种族配额，并优先考虑家庭团聚，开创了新的人口构成统计数据。而这些变化近年来才加速。
　　墨西哥曾连续多年成为移民的唯一最大促成因素。但自2010年以来，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数量有所下降，而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数量激增。弗雷发现，自2010年以来，来自亚洲的人数增加了260万，比来自拉丁美洲的120万人多了一倍多。
　　一些最大幅的增长来自移民人口最少的州，这表明移民正在美国广泛蔓延。自2010年以来，拥有大量移民人口的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增幅都不到6%。但同时期田纳西州的外国出生人口增长率为20%，俄亥俄州为13%，南卡罗来纳州为12%，肯塔基州为20%。
　　这些数据还表明，在拥有大比例外国出生居民的州中存在一种政治模式。在移民密度最高的15个州中，除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之外的所有州都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投票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弗雷发现，许多外国出生人口密度较低和密度中等的州投票支持特朗普。
　　在那些低密度的州，外国出生的人口往往比本土出生的人口受教育程度更高。例如，在俄亥俄州，43%的外国出生人口接受过大学教育，而在美国出生的俄亥俄州人中只有27%。大约43%的外国出生人口来自亚洲，远远超过拉丁美洲的20%。
　　在拥有大量移民人口的州也可能如此。马里兰州去年约有15%的国外出生人口。在这些人中，42%拥有大学学位，而美国出生的马里兰人的比例则为39%。
　　2003年，来自中国的马里兰州哥伦比亚数据科学家赵武（音）表示，他早就了解美国的亚洲研究生情况，因为他曾经是其中一员。但直到他开始竞选县教育委员会的一个席位时，才注意到这个人群的丰富性和变异性。
　　“我拓展了自己的接触范围，我意识到这里有一个大型的亚裔商户社区，有餐馆和杂货店，”他说。他还说，最近在他所在的城市，他参与组织了一个与中国姐妹城市举办的仪式。40号公路的一部分更名为韩国路。
　　但是，不断上升的教育水平并没有令所有人都得到提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分析，亚裔美国人现在是美国经济上差异最大的种族或族裔群体。从1970年到2016年，亚裔美国人的收入不平等几乎翻了一番。
　　虽然来自亚洲的人口占最近新移民的最大份额，但外国出生人口多数仍来自拉丁美洲，占50%，而亚裔占31%。
　　弗雷说，自2010年以来，北达科他州的外国出生居民增幅最大，增长率达到87%。1996年从黎巴嫩移居美国的胃肠病学家法德尔·E·那默尔(Fadel E. Nammour)博士表示，自2002年搬到北达科他州以来，他注意到移民开的餐馆更多了。近年来，该州有来自伊拉克、索马里和刚果等国的难民。弗雷发现，总体而言，北达科他州的外国出生人口从2010年的1.66万人增加到了2017年的3.1万人。
　　“现在有更多的多样性，”那默尔说。“你可以通过食物来判断。开了一些印度餐厅。现在还有一个非洲餐厅。那些小事情现在有了一些小小的不同。”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18/9/14   发布时间：2018/9/14

旧文章ID：17023

减少贸易逆差能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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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绍伟  来源：澎湃新闻

　　“减少贸易逆差会促进经济增长”似乎是一个经济学常识，另一个相应的提法是“投资、消费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按照支出法计算的GDP公式是“国内生产总值=消费 + 投资 + 净出口”，显然，增加出口或净出口，就能提高经济增长。因此，第二个常识似乎印证了第一个常识的正确，进口太多会减少净出口和经济增长，减少贸易逆差就能提高经济增长。
　　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的“会计幻觉”
　　关于贸易摩擦，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智囊、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在2016年的一份经济白皮书里就是这么说的：“当一国的进口大于出口而产生贸易赤字时，赤字部分要从增长额中减去。…..2015年，如果美国通过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而不是取消贸易的方式来去除5000亿美元的逆差，那会使美国的GDP增长达到5.97%。”
　　不幸的是，“赤字部分要从增长额中减去”或“减少贸易逆差会提高经济增长”，确实只是一个由“会计幻觉”导致的错误，也是一个连纳瓦罗这样的经济学家也会犯的低级错误。如果按照“国内生产总值=消费（含政府支出）+投资+净出口”的公式而认为，进出口逆差要从GDP里扣除，所以逆差下降会助推GDP下降，就等于误读了公式的含义而落入“会计幻觉”。
　　实际上，GDP本来就是国内的而不是国外的生产总值，进口是来自外国的产品，所以不能算进GDP，进口对GDP的计算来说永远是零而不是负数。GDP的公式也可以这样表述：“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出口-进口”。公式中之所以要减去进口，那只是因为，在计算包含了进口品的消费和投资时，没有预先扣除进口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公式中要加上可能是正数或负数的净出口，那是因为在计算国内消费和投资时，没有预先把高于进口的出口部分算入；或者，没有先把高于出口的进口部分从公式中排除。
　　总之，增加出口确实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减少进口却不能提高经济增长，除非减少的部分或全部进口品能够由国内产品所替代。
　　按照上述道理，我们既不能说“如果2015年美国出口多1亿美元，进口少4999亿美元，结果贸易平衡，美国的GDP多了5000亿美元”，也不能说“如果2015年美国出口多1亿美元，进口少4999亿美元，结果贸易平衡，美国的GDP多了1亿美元”。
　　也就是说，假定美国2015年贸易平衡了，说GDP多了5000亿和说GDP多了1亿都是错的。因为，说GDP多了5000亿正是纳瓦罗所陷入的“会计幻觉”，少进口的部分未必能部分或完全由国内产品所填补；说GDP多了1亿，则是没考虑少进口部分可能有一定的比例会被国内产品所替代。关键就在于，进口少4999亿，这个部分的需求有可能被国内产品补上，但能补上多少很难确定（见下文美国企业家的看法）。
　　国内替代进口的能力与三种弹性
　　即便假定他国不报复因而出口不受损，通过增关税、降进口解决贸易逆差，还会涉及三个大问题：一个叫“国内产品的供给弹性”，另一个叫“国内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第三个叫“国内产品的需求性价比弹性”。
　　如果国内产能跟不上，国内产品供给弹性低，少进口的部分就无法被国内供给全补上。如果同类的国内产品价格太高，同时这部分产品的国内需求价格弹性高（即需求对价格的反应太敏感），少进口的部分也无法被国内供给全补上。最后需要考虑的，还有价格之外的产品性能和质量；如果国内替代品的性价比太低（性能更好或一样但价格高太多），国内需求性价比弹性太高（即需求对性价比的反应太敏感），少进口的部分也无法被国内供给全补上。
　　无论如何，总有一部分进口品不能被国内产品替补上，结果，美国的GDP不可能是多了5000亿或多了1亿，而是GDP的增加部分会介于1亿至5000亿之间，即不确定性非常大。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国内替代进口的产品能否生产出来，并自动被消费者所接受。消费者可能存在势力分散难以协调行动的问题，但大进口商和大生产商就不同了。例如，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NAM）就明确反对贸易保护，因为其会员中，交纳80%会费的20%的大公司反对增加进口关税，这背后的逻辑才是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全球化逻辑。
　　为什么？因为，知道有合适的中国产品存在，这必然会使美国国内的替代品变得更难被接受；而即便能从其他国家（如墨西哥）进口，仍解决不了本来想解决的贸易逆差问题。更复杂的还在于，许多进口品恰恰是美国厂商在中国生产后返销回美国的，而国内替代品即便能生产，也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投产。
　　结论很简单：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是中美摩擦，背后却是美国进口商和需求者与美国国内替代品供货商的冲突，同时，美国的出口商当然也面临他国提高关税和出口受阻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在2018年8月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举办的对华贸易问题听证会上， 358名美国各行业代表中有95%表示反对加征关税。这些美国公司反对改变现状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八类：
　　第一，如果大公司从中国搬离工厂损失会非常大，时间会同转移出美国一样长，替代的新供应商需要很长时间也未必能找到（存在价格、规模、批量、工艺、技能、设施、运费、供应链等问题）。
　　第二，很多领域中国占了全球一大半的产能，很难在短时间内在中国以外投资于这么大的替代产能；如果中国产品被征收关税，其他国家的供应商一定会针对美国市场涨价，上涨的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身上。
　　第三，美国的工厂可能会因为关税而从中国搬到墨西哥而不是搬回美国，因为从墨西哥进口产品是免税的，减少贸易逆差的想法会因此落空。
　　第四，美国公司因关税而需要以更高的价格从中国进口，等于无形之中提高了欧洲和日本公司相对于美国公司的竞争力。
　　第五，美国的中小型公司和创业公司，主要零部件都要从世界电子制造基地的中国买，这些公司很难承受涨价25%的冲击，也无力负担搬迁工厂和更换供应商的成本，故很可能就此倒闭。
　　第六，大量美国公司和中国供应商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取消订单将会面临高额损失，提高关税也可能只会帮助中国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第七，不少产品的美国需求只占全球10%以下，中国供应商减少对美出口也损失不大，美国进口商则必须承受巨额关税。
　　第八，即便是支持加关税的厂商也承认，对成品加关税可以，但零部件加关税不行，产业回流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美国的企业家们给出的信息是清楚的：即便能从中国撤资也需要时间，即便时间没问题也只能转投到墨西哥等国，即便最终能转回美国也会面临三个弹性和零部件依赖问题。更何况，目前美国4%以下的失业率和4%以上的季度增长率，已经表明了熟练工人的紧缺和贸易逆差问题与增长及就业无关。
　　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
　　事实确实就是如此。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在扩大（从1976年的基本平衡到2006年的六千多亿和现在的四千多亿美元），可在同一时期，美国的经济总量却扩大到原来的三倍多（从1976年的6万亿到现在的近20万亿美元），这充分证明美国的经济增长完全不是减少进口所能带来的。可是，为什么中国（还有德国）能够通过扩大贸易顺差促进经济增长，而美国的经济增长却伴随着贸易逆差的扩大呢？
　　事情要从二战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说起。“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其他货币再与美元挂钩，由此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但是，这个体系的维持，是通过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或美元的净流出）来实现的。如果美国纠正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则美元稳定，金价稳定，但美元在国际上将供不应求；如果美国听任它的国际收支保持逆差，则美元的国际供给不成问题，但由此积累的海外美元资产，势必远远超过美国的黄金兑换能力。这一“特里芬两难”及挤兑美国黄金储备的实际结果，最终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美元不能再按固定价格兑换黄金。（“特里芬两难”又称“信心与清偿力两难”，19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1911—1993]提出，用来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的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编注）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美元完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信用货币，它的价值基础不再是有内在价值的黄金，而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和美国经济的强大程度。在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比的情况下，美国贸易逆差的“潘多拉之盒”也就随之被打开了。
　　对美国来说，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令美国无需像其他国家那样，要通过出口创汇去参与国际分工交易，这势必减少了美国的出口动力，同时也提高了用印钞来支付进口品的动力。不管有多少国家在背后抱怨美国如何是在透支自己的货币信用，美国就是有能力以尽可能高的贴现率去挥霍自己的信用；这种信用的支撑是未来的货币收益，但货币收益最终仍然落实为某种具体效用，它一方面体现为美国政府支付公债利息的能力，另一方面体现为美元在美国的实际购买力（低通胀时价值会向资产转移），即是美国政府的能力与美国经济的强盛。
　　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对较高的人力成本导致美国不少产业开始外移，美国公司的返销品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进口的增加。还有，消费信贷和消费观念的发展，推动美国人的储蓄率偏低，低储蓄和高公债都提高了对外资的需求，而美国的外资需求和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则推动了更多国家出口美国以换取美元。
　　由此可见，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完全是由美元的性质、美国政府的信用、美国经济的强大、美国的高人力成本、美国公司的灵活性、美国市场的开放、美国人的消费观念、美国资本市场的发达以及美国公债的扩大等多个因素造成的，这个长期现象甚至与美元的强弱周期也不相关。为什么大幅减少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不可能之事，原因在这里。
　　特朗普要通过提高关税和鼓励产业回流来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很可能是他和像纳瓦罗、班农这样的人，因为某些顽固的信念而误读了美元的信用和霸权本质。诚然，一些国家出口产品到美国，也确实存在不公平贸易问题（如补贴、退税、倾销、汇率操控、侵犯知识产权等），但美国自己也存在出口禁令和限制外资等问题。无论如何，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在已经全球化中走得很远，特朗普的短暂政治生命完全不可能逆转整个潮流，即便是出于美国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策略和国内政治筹码的考虑也完全文不对题。
　　当前，美国经济靠的是高科技和服务业的稳步增长（美国在商品贸易之外的服务贸易一直是顺差），在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提高关税和鼓励产业回流来减少贸易逆差，既会损害美国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也会增加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分配矛盾，结果只能给国际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设置障碍，给全球金融市场徒增风险，伤人伤己，并以“降逆差促增长”的完全落空而告终。

来源时间：2018/9/14   发布时间：2018/9/11

旧文章ID：17022

田浩：我与中国研究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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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田浩 著 刘倩 译  来源：澎湃新闻

　　我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美国东南地区佛罗里达州一个叫克雷斯特韦尤（Crestview）的小镇长大。当时我的眼界只局限于居住在小镇里的家人和邻居，外面的广阔世界对我而言，遥远而抽象。记得在我七年级的时候，班上正筹划一个派对，一个女孩提议准备些中国幸运签语饼。这对那个年代的美国农村来说，是一个既异乎寻常又非常陌生的事物。而我当时对中国的全部了解也仅限于这是一个在地球另一端、离我的世界极其遥远的国度。那么这个乡巴佬是如何一步步认识并热爱中国，将他的人生奉献给中国历史与思想研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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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浩

　　通往中国研究之路

　　我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是在我研究生学习的第一年。当时，欧文·海厄特（Irwin Hyatt）教授带着我们来到亚特兰大市的一家小中餐馆。在此之前，我只是在书里和照片里见过中国人。海厄特教授在佐治亚州埃默里（Emory）大学所开的课程是我第一次学习中国历史的课程，但我开始关注中国历史始于之前有关二十世纪欧洲史的一门课。在密西西比州的贝翰（Bel-haven）文学院学习时，我到附近的密尔赛普斯（Millsaps）学院修了一门长达一年的课。那门课的老师是麦克马伦（McMullen）女士。她在几十年前和她的历史学家父亲从希特勒控制的奥地利逃离，并最终到达美国。尽管她的课程严格专注于欧洲历史，但是她为我们所列出的研究论文题目之一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在1950年之前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因为我来自于一个被归类为“竞争对手”的大学，所以只能坐在一个离讲台最远的座位上。我也成了最后一个收到研究论文题目选单的学生。幸运的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学生没来上课，我有机会在这个有关中国的论题和另一个题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经济政策”的论题之间做出选择。在无人给我在中国论题方面提供指导的情况下，我漫步在图书馆去阅读一切我可以找到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现代史的资料。虽然我最终还是完成了这个课题，但我觉得当时美国大学的图书馆里关于中国的书不是很多，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进入中国历史的研究领域其实是很难的。于是我就觉得自己将来可以在中国历史领域做些研究，做点贡献。

　　我在埃默里大学上完四门有关中国及东亚历史的课程后，转学到了弗吉尼亚（Virginia）大学。在那里，我师从马思乐（Maurice Meisner），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以及林毓生，一位睿智的儒家史家。他们都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但都是在哈佛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指导下完成论文的。在我们第一个学期期中的一堂课上，马思乐教授突然宣布他已经接受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职位。此后，他帮助我成功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尽管在弗吉尼亚的时候，我的室友就是一个从台湾来的中国人，但我是到了哈佛以后才开始结交许多帮助我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的中国朋友。

　　在哈佛，我带着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强烈兴趣开启了我的研究。然而，当我在第二学期进行有关吉田（Yoshida）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信件的研究时，我经受了难以获取近期历史档案数据的困难与沮丧。约七年后，我修改了那篇论文，它被《大西洋地区历史杂志》（Acsdiensis）接收，但是当时的编辑因为政治原因不断推迟发表的时间。因此，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我平生第一次发表的中文文章（1983年发表在《历史研究》）。《大西洋地区历史杂志》主编诺里斯·亨德利（Norris Hundley）其实是反对我对杜勒斯的批评的；我说杜勒斯越俎代庖，是因为我发现当时的史料证明，他实际操刀了那封当时日本首相吉田的信，导致他自己的上司美国国务卿约翰·阿切森（Dean Acheson）错误认识杜勒斯所处的角色，同时虽然他已经有了这封信修改过的草稿，他却告诉阿切森他还没看过这封信，这一切以便于他在有关台湾的问题上操纵阿切森和杜鲁门总统。尽管《历史研究》的编辑们对其中的一些用语提出了质疑，但是他们对文章所揭示的事实以及我的结论均持更为虚心开明的态度。

　　我在哈佛研究生院学习的第二年，宋代儒学成为了我研究兴趣的中心。这种转变尤其得益于史华慈教授为我们讲授的《朱子语类》这一课程。没想到我为这门课所写的论文在修改之后，极大地冒犯了陈荣捷教授。这是因为尽管我从《语类》中摘录、引用了许多有关“天心”的原文和注释，陈教授仍然质疑朱熹是否真的曾用过这个概念，所以不肯亲自翻检我注解所引《语类》的材料。在我复印、邮寄给他所有这些原文并和他通信讨论之后，他终于承认我的确论证了自己对朱熹运用这个概念的理解。虽然陈教授认为这个概念并没有意义，但他还是收回了对这篇论文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发表的强烈反对意见。由此，我的文章最终得以发表。关于这篇论文的中文版，请见我的《旁观朱子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因此，从研究生学习之初，我就有一种揭示历史资料真相的倾向，通过揭示而得来的这些资料颠覆了那些描述历史事件和阐释重要历史人物的主流观点。

　　在我研究生学习的那些年里，美国人还几乎不可能到中国旅行，而我也不过是一个很少有机会旅行的乡村男孩。我在美国之外的第一次旅行是1970—1971年间在台北为期13个月的经历。在那段时间里，除了竭尽全力地学习语言，我还被中国文化和当地的人们深深打动。这一切对我这个来自美国南部农村的男孩来说，显得比我原来所预期的更为熟悉，而非陌生或有异国感。在适应波士顿地区的文化风俗时，我曾偶尔遇到困难；然而，通过一些方式我发现，同波士顿相比，中国的环境更加让我有家的感觉。1976年，我从哈佛大学毕业，并幸运地在当年获得仅有的两个教授中国古代历史的工作之一。之后，我将精力集中于教学与研究发表，期望得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

　　当收到哈佛同意出版我的第一本书《功利主义儒家》的接收函时，我申请并获得了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资助我于1981年前往中国大陆第一次旅行的研究资金。这次旅行除了观赏许多历史文化名胜之外，我的主要目标是和那些通过学术著作给过我教益的学者见面。通过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的私人关系，我得以见到陈智超先生，一位社会科学院研究宋代的历史学家，他也是我在北京与其他一些重要学者见面的桥梁。不过，在北大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用了更为直接的方法去联系这些学者。我给邓广铭先生和张岱年先生发电报，请求与他们见面。考虑到当时的时间极为有限，我意识到发电报是引起他们注意的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邓先生很有风度地回应了，于是我和他以及张先生于1981年5月在北大见面。

　　在中国的所有人当中，邓先生和我最有渊源，因为他在北大的毕业论文以及较早整理的古籍都与陈亮有关，而这正是我第一本手稿的关注焦点。临近初次见面讨论的末尾，他和张先生都欢迎我再次回到北大做一段时间的研究以继续我们的讨论。回到美国以后，我马上申请了我的第一次带薪研究假期和专业研究资金，从而得以回到北京继续我的研究。到我在北大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之前，我又向“美国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递交了延期一年的申请，报告了我的研究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在美国的研究资金局和我所在的大学都同意了我的申请。

　　我从1982年秋至1984年春在北大。近两年里，我经常拜访北大教授，尤其是邓先生。我们的讨论往往从我所准备的有针对性的问题开始。不过我们逐步扩展讨论的主题与问题。例如，他对中国历史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和传承的状态极为关注。经历了20世纪的混乱，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认为有关中国历史的知识变得任人涂抹摆布，似乎是被一小部分资深学者手中掌控的长线牵着走。他同时提到80年代是中国重新获得它的历史传统的最后机会。幸运的是，邓先生被任命为一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评估中国大学的教学课程设置以及设立大学教授的标准。他对许多大学老师缺少中国历史资料阅读训练的现状非常不满。因此，他将自己的希望和努力集中在80年代的新一辈研究生身上。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讨论了一个他已经参与两次的出版项目，其目标是出版一本宋代文集的篇目索引。这本来是哈佛燕京学社在30年代编辑出版系列的一部分，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有相关资料都遗失了。在60年代早期，北大的学者重新启动了这个项目，但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他试图再次发起这个项目，因为这不仅对研究者非常有价值，也是他为训练新一代研究者阅读宋代历史资料所做出的一种努力。鉴于之前帮助王德毅先生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以编写宋代人物数据索引的经验，我毛遂自荐，提出如果邓先生愿意申请，我也愿意帮助他。我们后来写了一个给哈佛燕京学社的申请，北大因此收到了第一年的基金。

　　虽然申请的是连续几年的哈佛燕京社基金，但是我们不得不每年提交一份报告并再次申请。不幸的是，新的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决定中止资助邓先生和王先生项目的基金，以使哈佛燕京学社能资助更多的东亚学者来美国大学访问。对索引的整理再一次被打断了。幸运的是，张希清教授从北大退休之后，仍然不忘这项大计划，使这一项目得以完成——《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五卷本）在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我们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基金的时候，张希清还只是邓先生的研究生和特别助手，后来他成为历史系的教授，再后来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这个中心是邓先生及其他几个北大教授在80年代早期共同成立的。

　　子承父业

　　在北大潜心研究期间，我不但学术上受益非浅，还有幸在80年代早期将我的妻子宓联卿和两个孩子带到北京生活了两年。如果我的家人没有跟我一起来，我不可能和北大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当时我希望我的儿子田亮在北京上小学。某一天，北大外事办打电话给我，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告诉我北大的决定。那时，浦嘉珉（James Pusey）正在北大教达尔文主义，他的儿子在北大小学的分校上学。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北大外事办告诉我，我的儿子作为第一个美国孩子被小学的主校区接受了。不过，出于对我儿子特殊情况的郑重考虑，外事办非常谨慎，为此曾讨论了一个多星期。

　　在列出了一长串“黑头发”孩子的优秀素质和举止后，外事办又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对的“金头发”孩子的不良素质和举止。暂停了一下后，他们宣布我的儿子是“金头发”。北大是在有条件的基础上接受我的儿子的，他们要我仔细跟儿子解释，他“要像黑头发的孩子那样”。田亮很快适应了学校，并很顺利地被老师所接受，在班上颇受欢迎。总的来说，我个人从未观察到任何外国孩子或成人能够适应得这么好，并这么快乐地享受在中国的生活。当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留学办公室里的黄道林老师告诉田亮欢迎他随时回来。1990年他16岁的时候，田亮申请作为一名暑期班学生回来上学。起初，我们有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感到很奇怪。过了差不多两个月，我们收到黄老师的一封信，被告知田亮已经被录取，并附有常规的申请材料。直到我读到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并且高中毕业时，我才理解迟到的原因。这个夏天对田亮能够恢复并保持流利的中文口语很关键。在90年代后期，他成为伯克利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师从吉德炜（David Keightley）学习甲骨文和商代历史。不过，在吉德炜教授退休后，田亮决定离开研究生院去支持他自己的新家庭。现在，他生活在台北，为世正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在我们刚到中国的时候，我的女儿田梅开始学说话，所以她很快转换为完全说中文。当时这个生活在勺园的年纪最小的孩子，成为周围许多居民的小甜心，这中间包括戴维·唐。他那时在北大教英文，并且努力克服他的广东腔说普通话。他后来成立了上海滩（Shanghai Tang）——一个奢侈品连锁店，伊丽莎白女王亲自授予他爵位。

　　田梅当时上了北大的幼儿园。多年以后，她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拿到英国文学学士学位，并获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资助于2003年回到北京，在清华学习中文，在北大学习历史。两年后，她成功地回到伯克利分校成为中国历史方面的研究生。在2010—2011年，她在富布赖特—海斯（Fulbright⁃Hays）博士论文研究奖学金的资助下再次回到北大。其博士论文研究题目是关于1903到1953年间中国幼儿园和学前班的建立情况。2013年，田梅完成了论文。

　　回想80年代曾经在北大幼儿园度过的一年多时光，我觉得她之所以会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可能是受到了这段经历的启发。在北京进行博士论文研究期间，她在北大的导师是历史系的牛大勇教授。有趣的是牛教授曾经在普渡大学做过访问学者，这也是小梅今年8月获得预备终身教授职位的大学。她在一个和北大有着紧密联系的历史学系获得了教职，这令她感到特别高兴。

　　我希望以上这些对我人生和家庭进行回顾的代表性片断能展示我自身的转变与所接受的教育。随着这种教育不断地拓展我的视野，世界似乎变小了，而且变得愈来愈丰富多彩和有趣。最终，我在个性和心灵世界也同时成为了中国人和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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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录自《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金元时期<中庸>与道统问题》,【美】田浩/【美】苏费翔 著，肖永明 译，中华书局2018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来源时间：2018/9/14   发布时间：201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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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童年：美国式的个人奋斗还能不能创造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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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春娇  来源：澎湃新闻

　　《新闻编辑室》第一季第一集中，威尔在美国大学演讲，台下有学生提问，为什么美国是世上最伟大的国家？威尔犹豫间看到观众席中举起一块答题板，上面写着“美国不是”。
　　许多美国人认为在美国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世上其他国家是找不到也不存在的。这一发展于19世纪的美国民族精神影响深远而广泛，它赋予了美国人独特的优越感，美国的环境没有人为的阻碍，每个人在抉择时不会因为出生阶级、种族、信仰而受到限制，人们称之为美国梦。
　　美国梦意味着人们在美国容易获得经济自由，政府在社会中扮演很小的角色，社会阶层不停流动。因此美国梦的实现依赖个人的努力，而非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也就是说，美国梦激动人心的关键在于，人们的机会的平等性。
　　但现如今的美国是否是一片平等的乐土？《乡下人的悲歌》这部蓝领阶级后代的自传体小说，就是对一大批人丧失美国梦的审视。作者J.D.万斯的祖父母为脱离贫穷，从肯塔基州迁至俄亥俄州。他的母亲和其不停变更的男友不断搬家，他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缺席，母亲还因为贫穷、酗酒、滥用药物、精神创伤等问题，使他的童年在混乱的环境下度过。他回忆，整个童年所接触的人中间，有机会念大学的人寥寥无几，许多人甚至不能从高中毕业。而人们都借口家庭、环境、贫困默认了这样的生活状态，鲜有人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自身。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个群体首先接受了自己没有所谓通向上层阶级的平等机会，“美式勤奋”在他的故乡，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个奇迹。
　　尽管他最终实现了向上流动，但这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奢侈和难得的幸运。为他创造这种幸运的，正是他的祖父母，还有与他同母异父但感情深厚的姐姐。祖母为他提供了稳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并使他相信，只要愿意的事，一定可以做到，尤其别为自身的惨淡找借口。他们的陪伴是他困境的出口。万斯坚持念完了高中，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完成了耶鲁大学法律系的学业。彼时的他才第一次认识到上层的世界，也意识到蓝领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差距不仅在财富，也是生活和行为方式、亲子及人际关系各方面的背道而驰。他通过挣扎获得的地位，对别人而言，只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从而为自己生长的世界深深悲哀。
　　美国贫富两极的分化真正造成的，是对下一代生活机遇的影响。《乡下人的悲歌》代表了美国正在经历的现象，人们不再抱持乐观的态度。有一批学者先后跟踪调研了上百个不同阶级的家庭和生活在美国各地的年轻人，与黄金时代相比，美国社会结构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显著的现象是阶层固化，尽管蓝领阶级也在极力适应中产阶级生活的要求，依旧难以解除因为阶级鸿沟日益扩大而面临的危机。
　　哈佛大学教授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描绘，“20世纪50年代的克林顿港早已不知何处去，随之一同消失的是普遍的经济繁荣、社区中无所不在的凝聚力、惠泽所有家庭的平等机会。”如果曾有美国梦存在，机会平等性的消失正是美国梦衰落的警钟。“富家子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通向机会之路的种种制度。而且游刃有余地运用这些制度，为他们服务。相比之下穷孩子，往往就不得其门而入了。因此错过了向上走的机会。上层阶级的孩子见多识广，更懂得如何把握人往高处走的时机。然而下层阶级的孩子，却总是满怀疑虑，犹豫不决，机会从手边溜走也不自知。”
　　《我们的孩子》花费数年，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各地的107位18-22岁的年轻人，包括工业衰退地带的小镇、中产阶级云集的旅游胜地、发展不平衡的都会区和超级富豪的住宅区。感知他们对各自童年的理解，和对未来的规划。书中以“剪刀差”为意象，讨论了穷人孩子与富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全方位不同。除了最直接地体现在经济上，穷人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给予孩子的引导、提供孩子的资源也都因此出现了短板。或者更糟，和J.D.万斯一样，孩子可能出生在破碎的家庭，童年无法获得父母的关爱，还要饱尝生活的苦难，他们宁可相信，努力都是徒劳。这些差异也正是逐渐导致美国阶级流动停滞的原因，也难怪人们要发出“在这个生而不平等的年代，仅仅谈机会均等都是不公正的”的感慨。
　　事实上，贫困未必是绝对的劣势。富孩子与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征和品格。他们理应得到各自发挥的机会。
　　不同阶级的人们操持不同的行为语法，人们对此形成了共识。富人家重视协作培养，父母平等对待孩子，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感受和观点，孩子也敢于挑战权威。家庭的节奏以孩子的活动为中心，孩子以成人社会的规律组织着自己的活动。但兄弟姐妹间容易形成竞争关系，亲戚之间或邻里之间维持着点头之交；而穷人家的孩子多为自然养成，父母与孩子有明显的界限，孩子通常接受或服从父母的命令，很少发起挑战或反驳。但孩子们的活动多为自发组织和形成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和兄弟姐妹或邻居孩子一起度过，互相扶持。
　　客观而论，两种培养模式各有所长，难以简单地评判，但最终确实是中产阶级孩子得以从社会中获利。美国宾夕法尼亚社会系教授安妮特·拉鲁定量考察了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的生活后，写下了《不平等的童年》，直击要害。“美国也许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但它也是一片不平等的土地。父母的社会地位会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儿童教养’的文化逻辑”是其中之一。“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母亲可能多会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反映出类似‘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的理念，但她们的具体行为是截然不同的。当他们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机构的世界里，他们发现这些文化惯性并未被赋予同等价值”。
　　从学校到公司，社会核心机构到整个美国社会推崇的价值观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相当，反之亦然，中产阶级影响或形成了社会思维的主流，养成了社会有利于他们自身的评判标准。和《我们的孩子》其中的结论相似，安妮特·拉鲁认为中产阶级的孩子具有熟悉社会规则的优势，因此对日后所处环境如鱼得水，生成优越感；而贫穷阶级的孩子的优势无法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面对完全陌生的成人环境，生活在局促感中。
　　优越感与局促感同样体现在家长身上，导致不同阶级家长对孩子生活的了解和干预程度的差距。中产阶级的家庭习惯挑战（以学校为主的）社会机构，书中提到中产阶级母亲在目睹舞蹈班老师纠正女儿的每一个动作后，并不是要求女儿，而是对老师的教学方式提出质疑（事实上不少老师都表示自己受到过中产阶级家长的质疑和建议）。她了解两个女儿的弱点是答题速度慢，对应的方式也不是要求她们加快速度，而是事先告知老师她们的做题方式，并希冀老师对此作出特殊的照应和培养。而工人阶级的家长则尽可能规定孩子满足学校要求的各项条件。他们也许会对别的机构据理力争，但学校在他们心中保有权威性。工人阶级家长们倾向教育孩子服从和适应学校，在与学校的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而中产阶级家长则更多地对学校形成影响，促使学校为迎合自己的孩子做出调整。孩子也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家长行为的观察，各自接收了不同的暗示。“由于家庭中的文化技能库与组织机构采用的那些标准有很高的相似度，中产阶级孩子及其家长拥有很多优势，虽然他们看不到自己是如何受益的。”
　　或许现在仍然相信“美国梦”的，恰恰是已经拥有了特权的精英。他们也在做出一些维系梦想的尝试。以精英教育闻名的圣保罗中学通过设立一系列制度，终止依靠继承和封闭复刻的特权，取而代之的，培养开放坏境下美国的“新精英”。例如，让学生褪去家庭背景，统一起跑线，体验阶层流动，通过个人能力向上流动的“等级教育”。切断学生与家长的一切联系，将所有人的身份统一为“圣保罗化”，依靠个人经验积累自然形成他们认为属于精英的“淡定”气质。知识教育上，不再局限于知识点本身，而是重视思维习惯的培养，并以更开放的态度接纳更多新事物。
　　但实质上，这些企图消解特权的仪式，只是堆砌了一种真空环境下的假象。当学生走出学校，现实社会中的特权依然存在。而在学生们被“圣保罗化”之前，他们不平等的经历和文化地位也是既成事实。而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开放并不等于平等”，当精英正在展开高阶的学习研究，公立学校的孩子还在为曾经旧精英们瞄准的知识点奋斗。“新精英”的规则，是旧精英们为自己锻造的进步阶梯，这些假象说服的，也正是享用着特权却看不到自己正在受益的精英们，使他们错觉，他们的地位全凭自己赢得，忽略了父母的财富保证了他们稳定优良的生活环境，或是当自己实力不够时，父母的付出代价如何替他们买了单。奋斗无疑可以创造奇迹，但我们也至少可以肯定，在机会平等不存在的语境下，“美式勤奋”的意义已经产生了偏离。

来源时间：2018/9/14   发布时间：201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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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越进化，性别越两极分化？——美国19世纪末的性别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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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隆基  来源：澎湃新闻

　　19、20 世纪之交的思潮在思想史上一般称作世纪末（the fin de siècle），贯穿着“世纪末”思潮的是“文明没落”“人种退化”与“阳刚的隳沉”等母题。这股思潮如今我们已感到陌生，在19、20 世纪之交却是远为广被的达尔文主义话语的一个重要成分。该世纪之交和我们的20、21 世纪之交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当时达尔文主义占压倒性优势，因此，即使是社会人文思潮都多少带点生物学色彩。我们的世纪之交则被笼罩在语言学与高科技大众传媒的影子底下，符号思维成为时尚。如果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时尚来判断今日，肯定会把当代文明判决为已无可救药地掉到了颓废（decadence）的谷底，因为人工的符号远离生物的本能，一个让符号完全覆盖了本能的文明无疑已进入死巷。但今人并无这种危机感，乃因为今日抽象符号至上的思维，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生物主义全然背道而驰。
　　“世纪末”思潮如今看来有其局限，也有它无法解开的死结。达尔文进化论造成的总氛围仍然是相信进步的，因此也是乐观的，它的文明观却内含危机感。一方面，宇宙进化从生物界演变到人类文明被认为是直线上升；另一方面，文明是人工的，文明越现代化、人工化，即越偏离自然界，最终会否受到惩罚？因此，当时的思想界又开展该给现代文明保留一个健康的本能基础的讨论，而这个首要任务的重担则落到了男性的身上。
　　用性别介入文明观制造了下列一连串问题：按照进化乃从简到繁、从同质到异质的轨迹，当时出现了颇为风行的“文明越进化，性别越两极分化”的信念。它涵示了男性是比较进化的性别之命题。事实上，从达尔文开始，进化论都有“雄性是进化的先锋，雌性是物种的守成者”之说。然而，文明如果有偏离本能界的倾向，则文明越发达、越现代化，男性就会越趋“女性化”，亦即男性之女性化成为文明没落的指标。这种焦虑感在当时衍生了男女教育分途的学说，并促进了让男孩回归“原野”为文明保存一个健康的本能内核的运动。
　　女人是物种的守成者
　　达尔文在1871 年的《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中如此说：
　　雄性所经历的变化一般比雌性要多些——在整个动物界里，凡是两性在外表上有所不同的物种，总是由于雄性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才不同的，倒转来的例子是难得的。因为，一般来说，雌性对本物种的幼小动物总比雄性保有更为密切的相似的程度，而对本物种所属的物群，小至于属，大至于科或目中的其他成年的成员，也要相像得多些。这种情况的发生似乎是由于几乎所有动物的雄性在情欲方面比雌性更为强烈。因此，在雌性面前，互相战斗的是雄性，而富于诱惑力地把种种色相展示出来的也是雄性；而且其中的胜利者就把他们的优越性传递给了下一代的雄性。
　　这里是说：雄性是物种的革命派，而雌性则是物种的守成者，她不只接近同种成员的儿童阶段，而且与物种所归的“属”“科”甚至“目”之成年成员近似，亦即较接近共同祖先分享的未分化状态。西方“世纪末”性别观的形成，当然不只凭达尔文一句话，而是在达尔文同时甚至比他更早已有人用时尚的生物学话语在建构此论，概被笼统地称为“达尔文主义”。
　　一位“世纪末”文化的研究者指出：斯宾塞在其进化论宇宙观中，把进化定义为从同质（the homogeneous）到异质（the heterogeneous）的过程，因此进化阶段越高也就越分化，亦更个人化。 他虽然没有特别提及性别，但两性趋于两极化该是异质化的一环，达尔文心目中“经历的变化一般比雌性要多些”的男性理应比女性更先脱离同质状态，亦更易形成“个性”。卡尔·福格特（Carl Christoph Vogt，1817—1895）—即马克思笔下的“福格特先生”（Herr Vogt）—测量男人与女人的脑量，并测量优秀民族与劣等民族的脑量，得出如下结论：“女性头颅较小……男性与女性的头颅该被当作两个不同物种般分开……女性头颅的类型在许多方面接近婴儿的，在更多方面接近低等民族的……”
　　男女教育分途说
　　在1873 至1874 年，哈佛大学的校监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e，1820-1877）医生发表了《教育得看性别：女孩成功有多少机会》（Sex in Education；Or，A Fair Chance for Girls）以及《脑的建构》（The Building of a Brain），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生常谈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他引用最新的权威：达尔文于1871 年发表的《人类的由来》，书中指出进化阶段越高，性别亦越分化，雄性的新陈代谢率高于雌性，因此多变异，具有更多的属性面对自然淘汰，变得更强、更聪明，雌性在新陈代谢方面已经不利，又被母职加诸其身，唯有依赖雄性一途，既然无须全面投入生存竞争，就越来越落后于雄性。达尔文又将心智功能排成位阶，最高是理性，然后依次是想象、直觉、情感，最后是本能，男性偏向上层，女性偏向下端。克拉克把达尔文学说应用到教育学上头，并敲响警钟：要求女子承担男子一般的教育会使她的大脑受损、胸部退化、子宫萎缩、经期停顿，非但成不了事，反而对社会而言糟蹋了当好母亲的材料。
　　从同一个达尔文主义前提出发，美国心理学泰斗G. 斯坦利·霍尔在19、20 世纪之交提出男女教育分途说。霍尔乃现代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的美国大弟子，他回国后从事改造教育的工作，并于1892 年与其他25 位学者创立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并出任首任会长。霍尔反对中学男女同校，似乎和民国初年中国的保守派观点相同，但后者是感叹“有伤风化”，霍尔的论据则是以生理学为根基的心理学。他认为两性在心理上很不同，在成长的关头上，任何一方必须在不受对方的影响下，才能“顺乎自然地”发展得完整。霍尔不是性保守的卫道之士，他甚至支持妇女解放，不过他的看法是妇女该从男性理想底下解放出来，而不是去变成跟男人一样：
　　男人与女人不论在活动范围、感觉、皮肤、器官、能力、所犯的罪、所患的疾病各方面都不同；这些差异被今日的科学加以推演、强调，因此文明日进，两性差异必日增。在原始状态，男女身体结构与从事活动都差不多，真正进步发生在两性分殊，把原先存在的差异予以繁衍与加强。性别之间的差异，在具性活动的阶段就达到了顶峰。小男孩与小女孩玩在一起，做同样事情，在多方面品位相同，对性无知觉。人到了老年阶段，两性的差距也开始复合——老汉与老妇变得彼此相同，在此意义上，也成为无性别。
　　唯有在青春期，两性的差异最显著。在此阶段上，几乎世界各地有此共识：男女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在这个紧要关头上至少需有两至三年彼此隔离，让心身都发生酝酿作用，达到功能的成熟，导致婚姻生活。这个倾向亦充分表现在家庭生活上。从12 到14 岁之间，兄弟姐妹过着比以前更彼此脱离的生活，无论在家内的操作、游戏、兴味，皆出现分殊。这全是生物学现象，是正常的。因此，学校及其他机关就该把这个分殊推至极端，使男孩日益成为男子，女孩日益成为女子。我们该尊敬性别差异的自然法则，切不可忘记做母亲与做父亲是大不相同的。男女当各自终止相互模仿，终止相互为对方设下楷模，好让各自发挥本性，在两性交响乐中奏出和音。
　　显然，在“对性无知觉”的小孩阶段，两性不分化状态并不碍事，但为了成长以后“导致婚姻生活”，就必须“使男孩日益成为男子，女孩日益成为女子”，这是由异性恋体制规定的一项急务。霍尔为此重弹了“文明越进化、性别越两极分化”的滥调，无甚创意。他的创新在于提倡男性在小男孩阶段必须“重温”（recapitulate）人类进化的初民阶段。“重温说”的创始者是德国进化论大师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他认为人从怀胎到诞生是在9 个月之内重温从单细胞到人类的千百万年进化过程，而文明人的童年阶段则相当于“初民”的进化水平。霍尔则把它应用在教育学上，他责备现代教育、尤其是女老师把小男孩柔弱化，再演变下去会造成人种退化。 既然男孩成长的各阶段会“重温”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待到了成年阶段自然会超越“初民”阶段，但能保留一个健康的本能内核，使文明建立在一个更建康的基础上。然而，霍尔不主张女孩去“重温”初民阶段，在他的眼中，女性代表的正是“文明化”功能，对复活了的男性本能具制衡作用，但文明只有女性一面就静止了，没有男性带头冲锋的文明就是守成。这正是他的男女教育分途说的精神所在。这个分途说的出发点显然是达尔文“雄性是物种的革命派，而雌性则是物种的守成者”的命题。
　　建立“美国童子军”的路线斗争
　　霍尔敦促男孩回归自然的主张，在美国童子军的创立人欧纳斯特·汤普森·西顿（Ernest Thompson Seton，1860-1946）手中获得实践。他是苏格兰裔的加拿大人，生长于城市，面临环境日遭工业化的侵蚀，社会问题丛生，终于把自己的效忠从家庭转向原野和野生物。他在安大略省与曼尼托巴省以及美国西南的原野经验令他选择了原野画家、作家与博物学家的生涯，并一度成为加拿大与美国两国保护自然运动之间的大使。西顿歌颂原野与边疆，但与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的美化边疆不同，后者歌颂开拓者，西顿则珍惜在文明面前撤退的原野，并特别认同印第安人。他毕生同情印第安人的权益抗争，并认同了他们的自然观，认为人对自然的宰制只是一个幻觉，人对待动物该采取民胞物与的态度。 他对达尔文的理解亦异于时人，认为人类的道德该根植于动物行为学，处于大自然的人将会如动物一般与大自然结合，共同臻于至善。 这是人脱离了自然就导致本能衰退、文明趋于腐败的“世纪末”思想之另类诠释。
　　西顿写作的动物故事很受欢迎，他描写动物角色的笔调多带同情，其故事里的人类角色则多非善类，乃唯物主义与工业文明的化身。当时的动物写作流传至今最有名者反而是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但真正的巨擘该是西顿。众多起而效尤的次级作家缺乏专业背景，遂引起了非议，招致博物学家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及其支持者老罗斯福总统的攻击，被讥为“仿冒自然者”（nature fakers）。后者尤其讥讽西顿“把事实与浪漫幻想混同”，误导青年读者，他宁可服膺昔日西部捕猎者对自然的诠释。这也难怪，老罗斯福虽然在任内竭力通过保护自然的法令，但他的原野经验来自捕猎，他的原野概念是特纳式边疆塑造了美国性格的神话，尤其不能接受印第安人关于动物有超自然特征的说法。
　　西顿其实也服膺老罗斯福的“艰难辛苦的生活”，强调少年、冒险、户外生活。这个原野理想在当时导致少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都怀有透过下一代振兴美国性格的目的。和他们一样，西顿也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不是学术而是男子气概（manhood）” 。他与老罗斯福等人一般，相信东岸只是欧洲的翻版，真正的美国是西部，但他与其他文明再生论者不同之处在于美化印第安人，主张“真正的”美国人该放弃拓荒者的模型，学习印第安人的优点。西顿在1902年成立了“丛林学的印第安人联盟”（League of Woodcraft Indians），把男孩组织起来，要求他们学习印第安人在原野中留意踪迹、潜步追踪的生存之术，并从自己人中选出酋长和部落官吏——这是美国童子军之始。
　　1905 年，另一个“美国童子军之父”丹尼尔·卡特·比尔德（Daniel Carter Beard，1850—1941）成立了“丹尼尔·布恩之子”（Sons of Daniel Boone）的男童户外组织，其精神就与西顿的背道而驰。 丹尼尔·布恩（1734—1820）是美国史上的民间英雄，他是猎人，是开拓肯塔基州的拓荒者，其中不乏与印第安人的战斗。 在野外身披鹿皮的“丹尼尔·布恩之子”成员以“堡垒”（forts）为单位，他们的等级不是以印第安人官吏为名，而是以美国史上的拓荒英雄为名号。这倒符合由特纳与老罗斯福等人代表的主流原野思想。
　　西顿把他的经验写成书，并于1906 年赴英推广他的户外运动，结识了罗伯特·巴顿-鲍威尔（Robert Baden-Powell，1857-1941）。后者是一位将军，曾于大英帝国的印度、阿富汗、南非等地服役，并于波尔战争（Boer War，1899—1901）中死守一座边城而声名大噪。他的活动多涉及军事情报，发展出一套在敌后斥候、藏匿、逃遁之术，在1899 年发表了训练军事斥候的手册Aids to Scouting，成为畅销书，为学校与青年组织广泛沿用，而后来“斥候”一词前面加上“少年”亦变成了“童子军”（young scouts）一词，其军事化的倾向很明显。鲍威尔结识了西顿后，把后者的野外生存游戏大量收入修订版中，西顿抗议他抄袭，无效。 但西顿是有心栽花花不成，鲍威尔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后者从无成立少年户外组织之意，是少年业余斥候者慕他之名而来，这个童子军运动于1907年在他指导下正式诞生。
　　待到1910年美国童子军（Boy Scouts of America）成立时，鲍威尔的方案已成世界潮流，美国大财团与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赞助成立美国支部，西顿与比尔德等人只得把他们的“丛林学的印第安人”与“丹尼尔·布恩之子”融入了该组织。该组织还须仰仗西顿的声望，因此让他当童军总头目（Chief Scout）。西顿的印第安化运动与鲍威尔那套脱胎于大英帝国殖民地战争的丛林学和恢复帝国光荣的青少年训练纲领简直南辕北辙，尤其是穿上军装的童子军，与他让男孩在原野中培养个性的纲领全面抵触。 西顿仍待在美国童子军运动里，希望从内部扭转乾坤，却是逆水行舟。组织内，比尔德等同事不会反对军事化，最要命的是身为名誉副主席的前总统老罗斯福公开赞许鲍威尔的方案，认为它有助于平时培养优良公民，以备战时成为优良士兵。 这与老罗斯福以美式足球为战场预演的思维是一以贯之的。
　　美国童子军成立后，西顿的大权即旁落于执行秘书詹姆斯·威斯特（James E. West，1876-1948）之手，这位老罗斯福时期的华盛顿官僚从一开始就偏向巴顿-鲍威尔方案，在其手里也为童军运动建构了一个中央化的机构。至1915 年，威斯特以西顿从无申请美国公民为由，迫他辞去童军头的职务。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国内参战之声尘嚣日上，老罗斯福等人即暗示西顿利用美国童子军散播反战与无政府主义思想。 这也难怪，西顿的确倾向社会主义，他对进化论的理解尤其接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eter A. Kropotkin，1842-1921）的互助论。翌年，美国童子军总部还宣称西顿在童军手册里的写作无关宏旨。西顿唯有恢复他的丛林学运动，于1916 另立美国丛林学联盟（Woodcraft League of America）。
　　西顿虽然在路线斗争上败下阵来，但由他开风气之先的男童子军组织迅即成为全国最大的青年组织。他在1910 年为该组织写作的男童子军手册30年后在美国就出售了700 万册，仅次于《圣经》，其宗旨即使西顿的反对者亦会俯首赞同。西顿说：“一个世纪前，美国的男孩都接近自然，但自此以后国家经历了工业化与都市化，不幸导致人的‘退化’（degeneracy），如今必须由美国的男孩重新倡导‘户外生活’（Outdoor Life）。”
　　在美国童子军内部，西顿方案败于巴顿-鲍威尔方案，自有其客观因素。前者的印第安模式只适合北美，后者的士兵模式则通行于全球；前者的原野模式只能在一年内某些时段执行，后者的城乡并立模式较有弹性、全年都可落实；前者的独立组织理想难于维持，后者可以让童子军附属于其他单位。更深的原因该是意识形态：西顿偏向印第安人的自然信仰，尤其痛恨他父亲的加尔文式基督教，指控它是“献祭孩童的宗教”（a religion of childsacrifice）。 在美国童子军成立时代，却是以基督教男青年会为中坚，当时连天主教少年都不参加，后来才减少新教的色彩。被视为蛮子的印第安人在这个基督教中心的文明面前能有什么地位？近年来，美国童子军运动被摩门教渗透，则激化了性别问题。在过去30 多年，其他国家的童军已采取男女合流，被摩门教徒左右的美国童军活动则远远落后于国际潮流，仍维持两性是对立的心态。
　　我们归根到底重返美国性别对立的议题上来。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原野理想基本上是男性化的，它令“男子汉”与“户外客”（outdoorsman）画上等号，后来纵使有女童军的成立，并无改于“户内”是女性空间这个事实，甚至有人戏言：一直等到“花花公子杂志的哲学”（Playboy philosophy）盛行的20 世纪50 年代末，美国男人才占据经它重新定义的“户内”。 同样道理，童子军冒现的时代，也是美国有组织性的体育迅速兴起的时代，其时代背景相同，都透露出男性焦虑的信息。 纵使有大量女子参加体育运动，体育却没有成为美国女性“性别角色”的标签。事实上，“体育”与“户外”都被本质化为男儿性征。男性与体育的联系是先天的还是文化的？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来质问男性与“自然”的联系。是在西顿重建他的丛林学运动之后，1921年的一部著作，把自然人格化为“母亲凯蕾”（Mother Carey），亦称娜娜包鹫（Nanaboujou），她与大精灵（the Great Spirit）和其他印第安神祇同在。 对大母神的崇拜并无损于印第安的男子气概。显然，对“男子汉”和对“自然”的定义都因文化而异：在主流的美国白人文化里，文明表现为对原野的征服，男子汉表现为对女性化的否定，男性成长则是“杀母”。
　　比现代文明危机更深层的因素
　　两性应该越来越不一样的命题与日趋民主化的潮流相抵牾，至20 世纪上半叶，达尔文的物种内呈多样化以应付自然选择的命题受到突变说（mutation theory）的挑战。 斯宾塞那种铺天盖地式的进化论宇宙观也让渡给专业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开始修正达尔文主义背景的生物决定论，倾向用“环境”“习惯”等概念来取代“本能”与“遗传”。新学说有利于两性教育机会均等的实施，并支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美国妇女亦终于在1920 年获得投票权。
　　然而，在美国，性别的两极化却以其他形式持续。教育机会均等与投票权是民主社会底下保障的基本民权，这些形式平等保障了男女作为抽象的“人”之权利相同，却无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也不触及“异性恋”底下的男女该是唱对台戏这个信念。在“二战”后，大量美国妇女摆脱“家内领域”，步入“公共领域”，缩小了差距，但无补于差异，仍需进一步摇撼在“异性恋”中男女必须两极化的设定，而异性恋是一个伟大的美国制度（a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作为美国人的基本信念，其比重与平等的理念相若。
　　在本书的进程中，读者将看到这个世所罕见的两性对立论至20 世纪70 年代亦彻底破产，代之而起的女权凌厉攻势把这个对立重新改造成对女方更有利的那种形式，“对立”亦因此变成“敌对”，对社会总趋势来说则有助朝个体日趋原子化（atomization of the individual）的方向发展，替代了性别的两极化，而且很反讽的是，原先由男性专利的“分离与个体化”如今成为全民模式。这似乎乃美国社会“日趋民主化”的一种实践形态，问题是：世界其他地方构筑民主文化，是否也踩同样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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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孙隆基 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7月。

　　（本文节选自《杀母的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第三章，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来源时间：2018/9/14   发布时间：201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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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中美谈判是好事，但中方无需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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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政府要求高级官员在本月晚些时候与中国开展新一轮贸易谈判，美财政部长姆努钦已向中国官员发出谈判邀请，谈判地点将在华盛顿或者北京。中国商务部星期四确认收到了美方的相关邀请，并对此表示欢迎。
　　美方的舆论战迅速跟进。美国媒体报道说，美方这样做是要在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之前“再给北京一个机会”，解决华盛顿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关注。
　　美方已经结束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听证，一方面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可以对另外267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那等于是对所有中国输美产品都加征关税;另一方面他没有向很多人分析的那样在结束听证的第一时间实施关税的加征。
　　特朗普政府邀请北京举行新的谈判，会有以下因素推动他们这样做：
　　首先，对华贸易战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在逐渐转化成对政府的压力，白宫对此需有所反应。
　　第二，11月的中期选举逐渐临近，与北京举行新一轮谈判，如果能达成协议，对共和党是重大利好，达不成协议，白宫可以对美国舆论宣扬他们“尽力了”，尽量减少公众的不满。
　　第三，白宫的情绪不稳定，既想通过施压迫使北京屈服，又眼看着北京的态度很坚决，美国国内的反对声越来越大，他们对贸易战不停打下去究竟会发生什么，心里没有底，焦虑在上升。
　　总的来看，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特朗普已经在对华贸易战上回心转意了，白宫已经形成与中国通过一轮艰苦谈判结束贸易战的决心。华盛顿的整体态度仍是强硬的，但他们在策略上不拒绝“打谈结合”，通过这样做既舒缓美国社会的焦躁，也希望能够起到逐渐瓦解中方意志的作用。
　　双方能谈判当然好，但是中国社会要有一个基本预期，那就是近期很可能不是中美能够达成协议的时候。
　　华盛顿同北京认真谈判，下面两个条件必须至少形成一个。一是白宫确信，无论它施加再多压力，它也达不到自己的期望目标，贸易战接着打下去，它只能蒙受更多损失，决得不到比它通过谈判能够得到的更多好处。白宫一开始对施压的作用很自信，现在它显然开始怀疑、犹豫了。但它仍没有完全放弃原来的想法，加上担心一旦妥协会有负面政治效果，它似乎在进入一段动摇期。
　　二是美国舆论的压力已经强大到严重伤及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支持率的程度，那么白宫无论如何都要后退。现在的情况是，美国舆论反对贸易战的声音不断增加，但没有到达可以逼白宫立即掉头的临界点。
　　所以在现阶段，中方的基本策略应当是继续拖，我们需要承受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的大棒落下来，它会给中美都造成损失，我们需要证明，我方的综合承受力确实高于美方。把这一役挺过去，对美贸易战我们就算赢了一半。
　　因此中方谈判代表完全不需急于在即将到来的中美谈判中达成协议。请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压力。中国人现在都已清楚，这场贸易战就是中国崛起路上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国内舆论场上也有一些抱怨，但这是正常的，完全不代表中国社会希望不顾代价地对美言和。无论接下来的贸易战意味着多大实际困难，大家一起扛。

来源时间：2018/9/14   发布时间：2018/9/13

旧文章ID：17018

白宫“捉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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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捉鬼记”

作者：百里明颐  来源：侠客岛©

　　美国时间9月11日，以调查揭发“水门事件”而闻名的记者伍德沃德发布了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这本书的预热，和纽约时报一篇名为《我是特朗普政府中的一名抵抗者》的匿名文章相辅相成，激得特朗普火冒三丈，惊得白宫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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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两个月，前总统奥巴马和现总统特朗普皆已下场拉票助威。这个时候，任何政治事件和舆论动向都会牵动选情，更何况这么一颗深水炸弹。
　　由是，一出“谁是内鬼”的大戏在华盛顿热闹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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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内鬼”
　　事情要从一周前开始说起。
　　9月4日，著名记者伍德沃德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中部分内容曝光，仅是这先导剧情就甚是精彩——
　　比如有一次，特朗普准备签署一封美国退出与韩国贸易协定的信件，时任经济顾问科恩和时任幕僚秘书波特认为这是个灾难性的决定，于是从特朗普桌子上“偷走”了尚未来得及签署的信件。而特朗普压根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因为“视线之外”等同于“不在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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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沃德书中片段

　　再比如，现任白宫幕僚长凯利称呼特朗普为一个“傻瓜”，而防长马蒂斯则直接忽视了特朗普下达的“刺杀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命令。
　　如果说伍德沃德新书是侧面反映了白宫官员们对特朗普的抵抗与不满，那么纽约时报5日罕见发表的匿名文章《我是特朗普政府中的一名抵抗者》则毫不含蓄地指出，“他（特朗普）的政府中许多高级官员都从内部不懈努力，以挫败他的部分议程和最糟糕的倾向，而他还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困境。”
　　这位据称是政府内一名高级官员的匿名作者是这样评价特朗普的：“总统没有道德观念……总统的领导风格是冲动鲁莽、对抗、小气和低效的……与他的碰面常常会离题偏轨，他会不断咆哮，他的冲动往往会导致考虑不周、信息不全，有时还颇为鲁莽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必须被撤回。”
　　于是，面对这样一个特朗普和他糟糕的决定，白宫内部出现了一群这位作者称之为“无名英雄”的“内鬼”，他们与特朗普对着干，竭力避免让“错误决策传出白宫西翼（总统办公地点）”。
　　忙回应
　　此书此文一出，舆论炸锅，特朗普咆哮，白宫人仰马翻。
　　要知道，作为调查揭露“水门事件”的两个记者之一，伍德沃德曾为其就职的华盛顿邮报斩获两个普利策奖。他对事实真相的极度忠诚和热忱，让他被美国人认为是一个可信赖的叙述者，甚至有美媒说，在如今充斥“另类事实”与“假新闻”的语境下，伍德沃德带来的真相是“黄金典范”。
　　故此，公众对此书的期待值和信任度远超此前《火与怒》的秘闻爆料；同时，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顾忌损害公信力，轻易不会发匿名文章。双重作用下，此事影响力不可谓不大，也无怪乎特朗普为首的一干人等急忙出来回应。
　　特朗普仿佛被人踩了尾巴，一周内为此发了数十条推特，仅在4日下午到5日上午，就连珠炮似地发推十条，说伍德沃德的书是一本“小说”、一个“笑话”，还转推白宫幕僚长凯利和防长马蒂斯就书中涉及内容的驳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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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纽约时报的匿名文章和其作者，特朗普用上了大写咆哮体“TREASON（叛国/谋逆）”，喊话纽约时报“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把他交给政府”。此外，他还要求司法部以“国家安全名义”对纽约时报和此文作者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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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厢特朗普忙着发火，那厢吃瓜群众忙着猜测谁是匿名发文的“内鬼”，而被点名怀疑的一众官员亲信忙不迭地表“忠心”。
　　CNN给出了包括副总统彭斯、防长马蒂斯、司法部长塞申斯、白宫幕僚长凯利、驻联合国大使黑莉、高级顾问康威，甚至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在内的13人“嫌疑名单”。
　　副总统彭斯是被众人怀疑的首要对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匿名作者用了“lodestar（北极星）”这一较为少见的词汇，而彭斯此前曾多次使用。美国前驻华大使、现驻俄大使洪博培也被怀疑为“内鬼”，理由是此文作者的观点、语气都肖似洪博培，而文中引例主要与俄罗斯相关，正是洪博培目前工作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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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特朗普上任以来“显眼”的炒鱿鱼战绩，和“谋逆”这口大锅，白宫上下点名的、没被点名的官员亲信都跑出来撇清干系，“重点被怀疑对象”彭斯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甚至表示愿意接受测谎仪的测试。总统顾问康威在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我们内部对这篇文章的一致愤怒，让我们更团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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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我”澄清表态

　　看选情
　　真的更团结了吗？
　　首先要说明，匿名文章中所言“内阁中有人悄悄谈起”的宪法第25条修正案，现阶段是无法罢免特朗普的。
　　该修正案第四节主要讨论的是总统失去能力时，宪法赋予国会、内阁和副总统来移除总统的权力。现实中，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总统需要接受麻醉等治疗时，其会将自身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历史上从未出现副总统主动要求移交权力的情况。
　　就程序上来看，需要内阁成员私下偷偷提出并附议，且必须副总统签字，最终由国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
　　由于总统对内阁成员的任免权力，一旦走漏风声，特朗普随时可以通过炒掉附议的内阁成员、甚至解散内阁来阻止此提议送达国会；即使众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特朗普拉下马”，国会共和党人也会因为担忧失去特朗普支持者的选票，而不予赞成；再即使国会表决通过此提案，继任者副总统彭斯也很难做人——这等同于政变，继任者会被视为背叛者，获罪于特朗普选民，举步维艰，也无法谋求连任。
　　但是，纵使不会被推翻罢免，特朗普的日子也会更不好过。
　　最明显的是，此事已在其团队内部投下一颗猜忌的种子。外界猜测，白宫可能迎来新一轮的“离职潮”；即便特朗普不去炒鱿鱼，他是否还能信任身边之人也要另说，毕竟，此前的《火与怒》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家人亲信的权力。
　　更重要的是，中期选举在即，共和党选情不容乐观。此轮对特朗普和白宫的爆料，也让参选的共和党人沾了一身腥。
　　根据民调集合网站Fivethirtyeight的预测，截止到9月10日，民主党有78.4%的可能性掌握众议院，而共和党的可能性只有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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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参议院那边也有隐忧。民调显示，在传统红州田纳西，民主党候选人支持率超共和党候选人两个百分点；而在多个特朗普大选时获胜的州，两党出现了势均力敌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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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共和党与特朗普还处于塑料利用关系，一旦中期选举失利，特朗普到2020年大选前面临的压力只增不减。
　　“内鬼”事件尚在发酵，特朗普和其团队的补救措施似乎只是扬汤止沸。
　　藉由此事，在伊利诺伊为民主党助选的奥巴马大批特朗普，称其为找出匿名作者而向司法部施压是对美国既有体制的破坏。
　　正如伍德沃德在其文中所写，“这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行政权力的崩溃”。
　　或许，特朗普才是这其中的“内鬼”。

来源时间：2018/9/14   发布时间：2018/9/12

旧文章ID：17017

中美贸易战中方面临的压力比美方大？ 外交部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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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公众号（xws4_fmprc）消息，在9月14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美方近日表示，中美贸易战对美方造成的损失比中方的损失小，中方面临的压力比美方大。中国经济看上去很糟糕，商业和投资正在“崩溃”。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耿爽：中方在中美经贸摩擦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我们一直强调，贸易战解决不了问题，只会损人害己。中国有句话叫“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我觉得讨论谁损失一千、谁损失八百没有任何意义。
　　我想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近日美方就拟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举行的听证会上，绝大多数与会代表认为加征关税将对美国企业造成伤害，甚至摧毁有关行业。美国商会在提交的书面意见中表示，加征关税将对美消费者、工人、公司和美国经济造成显著伤害。在美贸易代表办公室收到的1400多条意见中，大多数都认为加征关税将推高美国民众从摇篮到坟墓——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生活成本。
　　就在昨天，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在华美企认为美国首轮加征的500亿美元关税已影响其在华业务，超过70%的在华美企认为拟议征收的2000亿美元关税将对其产生负面影响，美政府关税举措将适得其反。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决策者倾听美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强烈呼声，倾听国际社会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一致主张，尽快回归理性，停止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
　　至于中国经济状况，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上半年GDP增速是6.8%。1-8月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9.1%，全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了102.7%。尽管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但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中国政府有信心、有能力确保经济继续平稳健康发展。
　　最后，正如昨天我商务部的同事和我所说的，中方已经收到美方就经贸问题举行新一轮磋商的邀请，对此持欢迎态度。贸易冲突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在平等、诚信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和协商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来源时间：2018/9/14   发布时间：2018/9/14

旧文章ID：17016

反对身份政治：新部落主义与民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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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身份政治：新部落主义与民主的危机

作者：[美] 弗朗西斯·福山, 译者：苏子滢  来源：澎湃新闻

　　从几十年前起，世界政治开始经历一场戏剧性转变。从1970年代初到本世纪的前十年，选举民主制国家（electoral democracies）的数量从大约35个增长至110多个。同时，世界商品和服务的输出量翻了四倍，这一增长几乎涵盖了世界各个地区。赤贫的人口比例急剧下降，从1993年占全球人口的42%降至2008年的18%。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这些变化中受益。在以发达民主国家为主的许多国家中，经济不平等也极度加剧，因为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流向了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的货物、金钱和人口从一处向另一处转移，带来了破坏性的变化。在发展中国家，以前用不上电的村民突然发现自己住进了大城市，开始看电视、用手机上网。中国和印度出现了一大批新中产阶级——但他们做的工作取代了发达国家原本的中产阶级的工作。制造业从美国和欧洲平稳地转移到了东亚及其他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同时，在服务业日益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力市场中，男性正被女性取代，低技能工人则被智能机器取代。
　　这些变化最终减缓了朝日益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秩序演变的进程，这一进程开始摇摆，很快就扭转了方向。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开始的欧元危机，是最后一击。在这两次危机中，精英阶层制定的政策都导致了大幅度的衰退、高失业率和无数普通工人收入的下降。美国和欧盟是采取自由民主制的主要典范，因此这几次危机也损害了整个自由民主体系的声誉。
　　事实上，近年来民主国家的数量有所下降，民主制几乎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所撤退。同时，许多专制国家则变得更自信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似乎很成功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包括匈牙利、波兰、泰国和土耳其——已经倒退。2010-2011年的阿拉伯起义扰乱了中东的独裁统治，但在民主化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成功：起义后专制政府仍然掌权，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深受内战折磨。更令人吃惊、也或许更重要的是，2016年民粹民族主义在世界上最老牌的两个自由民主制国家取得了选举的成功：英国选民投票脱欧，唐纳德·特朗普则在总统竞选中令人不安地意外取胜。
　　这些事态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全球化的经济、技术转型有关。但它们也取决另一个现象，即身份政治的兴起。二十世纪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问题规定的。左翼政治以工人、工会、社会福利项目和再分配政策为核心；右翼则主要关心缩小政府规模，并发展私人产业。然而，规定当今政治的与其说是经济或意识形态问题，不如说是身份问题。在如今的许多民主国家中，左派对构建范围更广的经济平等的关注减弱了，转而更多地关注如何促进各个边缘群体利益，如少数民族、移民、难民、妇女和LGBT群体。与此同时，右翼将其核心使命重新定义为对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式维护，这种身份通常明显是与种族、族裔或宗教相关。
　　这一转变颠覆了一种长期以来的传统，即认为政治斗争是经济冲突的反映。尽管物质性的个人利益很重要，人类会也受到其他力量的驱动，这些力量更能解释如今的状况：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都凭着这样一种观念动员支持者，即他们的尊严被冒犯了、必须恢复这种尊严。
　　当然，这种呼吁在一些国家已经是老生常谈。比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谈到了苏联解体的“悲剧”，并指责欧美借俄罗斯在1990年代虚弱之机扩大北约。但是，对受屈辱的愤恨在民主国家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黑人生命平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发源于一系列广为人知的警察杀害非裔美国人的事件，它也促使世界其他地区关注警察暴行的受害者。大学校园和美国各地办公室里的女性，对似乎普遍存在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感到愤怒，她们认为男性伙伴们根本不把她们看做和自己平等的。变性人——他们之前并没有被普遍当做区别对待的目标——的权利引起了一时的轰动。许多投票给特朗普的人都向往更加美好的过去时光，他们认为那时候自己在社会中地位的更稳固。
　　群体开始一次次地认为他们的身份——无论是民族、宗教、种族、性、性别还是其他的身份——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身份政治不再是个次要现象，仅限于大学校园内，或者为大众媒体推动的“文化战争”中的低成本、小规模冲突提供背景。相反，它已成为解释全球事务进展的主要概念。
　　这种状况为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带来一个重要挑战。全球化引发的经济、社会急速变化使社会变得更多样化，并产生了要求对原本被主流社会忽视的群体予以承认的要求。这些要求引起了其他群体的激烈反应，他们产生了地位丧失、被取代的感觉。民主社会正断裂为按照日益狭窄的身份划分的碎片，这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展开商议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构成了威胁。这条路只会导致国家崩溃，以失败告终；如果这些自由民主制国家不能回归于对人类尊严的更普遍的理解，它们将会使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陷入无尽冲突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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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9月即出的新著《身份》

　　灵魂的第三部分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的行动是由对物质资源或物品的欲望驱动的。对人类行为的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西方政治思想，构成了大部分当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但这一理解忽略了古典哲学家们发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尊严的渴望。苏格拉底认为这种对尊严需求构成了人类灵魂不可或缺的“第三部分”，它与“欲望的部分”和“计算的（calculating）部分”并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称这一部分为“激情”（thymos），英文勉强翻译为“精神”（spirit）。
　　在政治上，激情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我所说的“特大激情”（megalothymia）：渴望被视为高人一等。前民主社会基于等级制度，它们认为某一阶层的人——贵族阶层（nobles, aristocrats）、王室成员——固有的优越性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特大激情”的问题在于，每当一个人被视为高人一等，就会有更多的人被视为低人一等，后者作为人价值得不到公众的承认。一个人得不到不尊重时会产生强烈的愤恨感。另外一种同样强大的感受——我称之为“平等激情”（isothymia）——则使人希望被看做和其他人一样好。
　　现代民主制的兴起是“平等激情”战胜“特大激情”的历程：只承认少数精英权利的社会被承认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取代了。20世纪，阶级化的社会开始承认普通人的权利，被殖民的国家也争取独立。美国政治史上反奴隶制和种族隔离、争取工人权利和妇女平等的伟大斗争也是由这样一种要求驱动的：希望扩大能被政治体系承认为完整人类的个体的范围。
　　然而在自由民主制国家，法律规定的平等并没有引起经济或社会上的平等。对一系列群体的歧视依然存在，市场经济也造成了巨大的结果不平等。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总体上富有，但在过去30年间，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极度加剧了；大部分人口收入增长停滞，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经历了阶层的下滑。
　　人们对个人经济地位受到威胁的感受，或许有助于解释美国及其他地区民粹民族主义的兴起。受教育程度在高中或高中以下的美国工人阶级，近几十年来的处境一直不好。这不仅反映在收入停滞或下降和失业上，也体现为社会崩溃。对非裔美国人来说，这一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移民十年之后）就开始了，当时黑人移居至芝加哥、底特律和纽约等城市，许多人在肉类加工、钢铁或汽车行业找到了工作。当这些部门衰落、男性开始因去工业化而失业，一系列社会弊病随之而来，包括犯罪率上升、可卡因流行以及家庭生活状况的恶化，这使贫困从一代人传到了下一代人。
　　在过去十年间，这种社会衰退已经蔓延至白人工人阶级。阿片类药物的盛行掏空了美国各地的农村白人工人阶级社区；2016年，严重的药物滥用导致60000多人因吸毒过量而死，这是该地区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的两倍。2013至2014年间，美国白人男性的预期寿命有所下降，这在发达国家十分罕见。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白人工人阶级儿童的比例也从2000年的22 %上升至2017年的36 %。
　　但是，把特朗普送进白宫（也促使英国投票脱欧）的新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或许也在于人们感到被忽视了（perception of invisibility）。愤愤不平、害怕失去中产阶级身份的公民指责精英阶层，认为他们忽视了自己，同时也指责那些在他们看来得到了不公正的优待的穷人。经济困难往往被个体视作身份的丧失，而不是资源的丧失。努力工作应该能为个体赢得尊严，但许多美国白人工人阶级认为他们的尊严没有得到承认，政府还给那些不愿遵守规则的人提供了过多的好处。
　　收入和地位的关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民族主义或宗教保守主义的呼吁比传统的、从经济阶级出发的左翼呼吁更有效。民族主义者对那些不满的人说，他们一向是一个伟大国家的核心成员，而外国人、移民和精英一直在密谋压制他们。“你的国家不再是你自己的了，”他们这样说，“你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得不到尊重。”宗教右翼也有一套类似的说法：“你是伟大的信徒团体的一员，这个团体被不信教的人背叛了；这背叛导致了你的贫困，也是对上帝的犯罪。"
　　这种说法的盛行解释了为什么移民在那么多国家都备受争议。移民和贸易一样，能提高整体的GDP，却没有惠及社会中所有的群体。占多数的族裔几乎总把移民看做对他们文化身份的威胁，尤其是在跨境人口流动如近几十年这般频繁的情况下。
　　然而，对移民的愤怒本身还不足以解释为何欧美民族主义右翼近年来也吸引那些原本支持左翼政党的选民。右转的趋势也表明，当代左翼政党没能与那些相对社会地位由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而下降的人对话。过去的进步主义者，诉诸对富有资本家的剥削和愤恨这一共同经验:“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在美国，从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一直到1980年代罗纳德·里根掌权，绝大多数工人阶级选民都支持民主党。欧洲的社会民主制也是在工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团结的基础上建立的。
　　但在全球化时代，大多数左翼政党都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围绕大的群体——如工人阶级或遭受经济剥削的人——建立团结，而开始关注越来越小的群体，这些群体感到自己以各种不同的、独特的方式被边缘化了。普遍和平等承认的原则，转变为对特殊的承认的要求。这种现象也逐渐从左翼转移至右翼。
　　身份的胜利
　　1960年代，世界上发达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爆发了强有力的新社会运动。美国民权活动人士要求美国践行《独立宣言》中承诺的、内战后写入美国宪法的平等。随后的女权运动也是要为妇女争取平等待遇，该运动激发了大量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受到了这个过程的影响。一场同步展开的社会革命打破了性别和家庭的传统规范，环境运动重塑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随后的几年内，我们看到了维护残疾人、美洲土著人、移民、同性恋男女以及变性人的权利的新社会运动。但尽管法律有所变化，边缘群体获得了更多机会和更有力的法律保护，每个群体在行为、表现、财富、传统和习俗方面依然各不相同；偏见和偏执在人群中依然普遍；少数群体依然要继续应付歧视、偏见、不被尊重和关注的负担。
　　这种状况向每个边缘群体呈现了一个选择：它可以要求社会像对待主流群体成员那样对待它，或者它可以为其成员坚持另外一种的身份，并要求人们尊重他们与主流社会的差异。后一种策略逐渐占据了上风：马丁·路德·金早期的民权运动要求美国社会以对待白人的方式对待黑人。但到了1960年代末，出现了黑豹党（Black Panthers）和伊斯兰国度（Nation of Islam）等组织，它们认为黑人有自己的传统和意识；在它们看来，黑人应当为自己的身份而骄傲，而不是遵从社会想让他们成为的样子。它们论证说，美国黑人真实的自我与白人不同；黑人是由在白人主导、充满敌意的社会中长大的独特经历塑造的。这种经历充满了暴力、种族主义与污蔑，是在其他环境下长大的人不能理解的。
　　如今的黑人生命平权运动继续讨论了这些话题；该运动始于为警察暴力的个别受害者伸张正义的要求，但很快便扩展为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美国黑人日常生活的性质的努力。塔-奈希西·科茨（Ta-Nehisi Coates）等作家把当今警察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与奴隶制和私刑的漫长历史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认为这段历史是构成了黑人和白人间不可逾越的理解鸿沟的一部分。
　　女权运动内部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变。主流女权运动的要求原本侧重于妇女在就业、教育、法庭诉讼等方面的平等待遇。但从一开始，女权主义思想的一条重要脉络便指出，女性的意识和生活体验与男性有根本的不同，并认为女权运动的目的不该只是鼓励女性像男性那样做事和思考。
　　其他社会运动也很快抓住了生活经验对他们斗争的重要性。边缘化群体越来越不仅要求法律和机构把他们和主流群体平等对待，还要求更广泛的社会承认、甚至赞美那些使他们区别与主流群体的内在差异。“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一词——原本只指多元社会的一种特点——成了一个政治计划的标签，该计划平等地重视各种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经验，有时会通过引人关注那些过去被忽视或低估的文化来实现这一点。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最初关注的较大的文化群体，如说法语的加拿大人、穆斯林移民，或者非裔美国人。但很快它便成了这样一种图景：社会分裂成许多有着不同经历的小群体，以及一些由不同形式的歧视共同规定的群体——比如有色人种的妇女，她们的生活不能单从种族或性别的角度来理解。
　　随着制定能带来大规模社会经济变革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左翼开始接受多元文化主义。到了1980年代，整个发达世界的进步团体都面临着生存危机。本世纪上半叶的激进左翼，从根本上接受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激进平等主义的愿景；社会民主左派的议程有不同：它接受自由民主制，但试图扩大国家福利，让社会保障遍及更多的人。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希望通过国家权力、财富再分配和让每个公民都有机会获得社会服务的方式，促进社会经济平等。
　　随着二十世纪结束，这一战略的缺陷凸显了出来。马克思主义者被迫对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实现了工业化的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变得更富有，开始融入中产阶级。革命和废除私有财产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社会民主党左翼也陷入了死胡同，它不断扩大福利国家的目标在动荡不安的70年代遭遇财政拮据的现实。当时政府的反应是印钞票，这导致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再分配项目则扭曲地刺激人减少工作、储蓄和创业，反过来又缩小了整体经济体的规模。尽管人们雄心勃勃地试图消除不平等，例如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倡议，不平等仍然根深蒂固。社会民主党被迫与资本主义讲和。
　　20世纪最后几十年，左翼在大规模社会经济改革方面的志向的削弱，和它对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的接受汇合了。左翼的特征依然是它对平等的激情——“平等激情”，但它的议程从早先对工人阶级的强调转向了日益扩大的少数边缘群体的要求。许多社会活动者开始把传统工人阶级和工会看做特权阶层，认为它们对移民和少数民族的困境缺乏同情。他们试图扩大一系列的群体的权利，而不是改善个体的经济状况。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工人阶级被抛弃了。
　　从左翼到右翼
　　左翼对身份政治的拥护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不同身份群体的生活经验不同，往往需要以特定的方式解决这些群体的问题；局外人常常意识不到他们的行为会对这些群体造成伤害，许多男性在MeToo运动揭露性骚扰和性侵犯后意识到了这一点。身份政治旨在改变文化和行为，这也为许多人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
　　身份政治通过把焦点转向更狭义的不公正的经验，使文化规范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促成了一系列对许多人都有好处的具体的公共政策。尽管警察暴力依然存在，黑人生命平权运动的确使美国各地的警察部门对他们对待少数人种的方式更自知了。MeToo运动拓宽了大众对性侵犯的理解，并引发了一场有关现有刑法在这方面的缺陷的重要讨论。它最重要的影响或许是对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场所的互动方式的改变。
　　因此，身份政治本身并没有错，它是对不公正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反应。不过，身份政治关注文化问题的倾向，转移了进步人士对一些问题展开因素思考的精力和注意力——即该如何扭转近30年来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趋势。争论文化问题远比改变政策更容易，让女性和少数群体作者进入大学课堂比增加收入、扩展象牙塔之外的女性和少数群体的机会更容易。此外，最近身份政治运动的重点选区，如硅谷女性高管和好莱坞女明星，都处在收入分配的顶端。帮助她们进一步实现平等是件好事，但这对于解决收入最高的1 %的人群和其他人之间悬殊差距却没有什么帮助。
　　如今的左翼身份政治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更大的群体上转移开了，那些人严重的问题被忽视了。直到不久前，左翼社会活动者对日益加剧的阿片类药物问题，或者在美国农村贫困的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的命运几乎什么也说。民主党也没有给出任何有雄心的策略，来处理与自动化发展相伴的大量失业风险，以及技术可能给所有美国人带来的收入差距。
　　不仅如此，左翼的身份政治也对言论自由和维持民主所需的理性话语构成了威胁。自由民主国家致力于确保人们在思想市场（尤其是政治领域）中什么都能说的权利。但对身份的过分关注与公民对话的需要产生了冲突。身份群体对生活体验的关注，使得内在自我的情感世界优先于对外部世界问题的理性审视，它更看重发自内心的观点，而不是理性的商议过程——这一过程可能会迫使人放弃之前的观点。某个主张冒犯了某人的自我价值感的事实，经常被当做贬低发表主张的个体、让他闭嘴的理由。
　　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对身份政治的依赖也有缺陷。目前美国政治体系的失衡和衰退也与极端且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有关，这使政府的日常管理成了在边缘上的试探（exercise in brinkmanship）。这主要是右翼的问题，正如政治科学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所指出的，共和党转向极右的速度比民主党转向相反方向的速度要快得多；但双方都已经离开了中间选民。关注身份问题的左翼活动家很少能代表全体选民，事实上，他们的担忧往往使他们与疏远主流选民疏远。
　　不过，左翼目前践行的身份政治最糟糕的一点，或许在于它也激发了右翼的身份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左翼对政治正确性的拥护——这是一种使人们在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或意见时，不得不担心招致道德羞辱的社会规范。任何社会中都有一些与社会基本的合法性理念背道而驰的观点，它们是公共话语的禁区，但人们很难跟上新身份的不断发现，以及可被接受的言论的基础的不断变化。在一个高度应和群体尊严的社会中，新的界限会不断出现，之前还可被接受的说话、表达方式会变成冒犯。比如，如今某些场合下只使用“他”或“她”可能被解读为没有考虑双性人或变性人的标志。这些言论并不会威胁到基本的民主原则，而是对某些群体的尊严构成了挑战，表明对他们的斗争缺乏认识或同情。
　　事实上，左翼一方也只有少数作家、艺术家、学生和知识分子支持最极端的政治正确性，但这些个例被保守的媒体选取出来，作为整个左翼的代表。这或许能解释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特朗普在核心支持者群体中很受欢迎，而他的行为如果放在更早的时代，注定会使他竞选失败。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嘲笑了一名记者的身体残疾、把墨西哥人描述为强奸犯和罪犯，在一段录音还曾吹嘘过他猥亵妇女的事情。这些言论与其说是对政治正确的违背，不如说是违背了基本的正派准则，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也不一定同意这些言论，还有特朗普其他语出惊人的言论。但在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公众言论被过度监管了的情况下，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会欣赏他没有被舆论压力吓住、而避免冒犯这一点。在一个被政治正确形塑的时代，特朗普体现了一种真实性，这是许多美国人都钦佩的：他或许有恶意的、偏执的、不像个总统，但他至少敢说出自己的想法。
　　然而，特朗普的崛起体现出的并不是对身份政治的保守拒绝，而是反映了右翼对身份政治的接受。特朗普的很多白人工人阶级支持者都感到他们被精英阶层忽视了。生活在农村的人——他们不仅是美国的、也是许多欧洲国家民粹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往往认为他们的价值遭到了世界主义的城市精英的威胁。尽管他们属于主导的种族，许多白人工人阶级却感到自己受了伤害、被边缘化了。这种情绪为右翼身份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身份政治表现为明显的种族主义-白人民族主义。
　　特朗普直接推进了这一进程。他从房地产大亨和电视真人秀明星向政治竞选者的转型，是在他在成为种族主义“出生地阴谋论”（birther conspiracy theory）——即怀疑巴拉克·奥巴马出任总统的资格——最著名的推动者之后开始的。作为总统候选人，当他被问及前三K党领袖大卫·杜克（David Duke）对他的支持这件事时，回避了问题，他还抱怨说，监督有关特朗普大学一案的美国联邦法官对他“不公平”，因为这名法官是墨西哥裔的。2017年8月，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白人民族主义者举行暴力集会——一名白人民族主义者杀害了一名反示威者——后，特朗普断言说“双方都有很好的人”。他花了很长时间把黑人运动员和名人挑出来进行批判，也乐于利用人们对拆除邦联领袖纪念雕像的愤怒。
　　特朗普使白人民族主义从边缘走向了几乎是主流的位置。白人民族主义的支持者抱怨说，尽管人们在政治上可以接受谈论黑人权利、妇女权利或同性恋权利，但要想提倡美国白人的权利，就不得不被冠上种族主义的标签。左翼的身份政治实践者会争论说右翼对身份的强调是不合法的，不能同少数族裔、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放在同一个道德层面上，因为他们体现的是历史上享有特权的群体的观点。这显然没错——保守派过度夸大了少数群体获得优势的程度，正如他们也夸大了政治正确限制言论自由的程度一样。许多边缘群体的现状仍未改变：非裔美国人继续遭受警察暴力，妇女仍然被强奸和骚扰。
　　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右翼是如何从左翼那里借来这套语言和框架的：白人正遭受伤害，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被社会中其他人忽视了，造成了这种状况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尤其是媒体和政治体制——需要被打破。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两端，身份政治都是目前人们看待大多数社会问题的视角。
　　对信念的需要
　　社会需要保护边缘的、被排斥的群体，但也需要通过审议和达成共识的方式实现共同目标。左、右翼政治议程转向对狭小的群体身份的保护，最终将威胁到这一协商过程。补救的办法并非放弃身份的观念——这是现代人理解自己和周围社会的方式的核心，而是规定出更大、更具整合性（intigrative）的国家身份，它需要把自由民主社会确实具有的多样性考虑在内。
　　人类社会离不开身份或身份政治。用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话来说，身份是一个“强大的道德观念”，它基于激情（thymos）这一普遍人类特征。这种道德观念告诉人们，他们有一个未被认可的内在真实自我，而外部社会可能是错误的、压抑性的。它关注人们要求其尊严得到承认的需求，并为表达不被承认时的怨恨提供了一种语言。
　　让这种对尊严的要求消失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自由民主制是建立在个体在决定自己的集体政治生活方面享有同等的选择、行动权的基础上的，但是许多人并不满足于仅被平等地承认为一般人类。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现代生活状况。现代化意味着不断的变化和中断，以及先前不存在的选择不断敞开。这总体上是一件好事：几代人以来，无数人逃离了那些没能为他们提供选择的传统社区，选择了给他们选择机会的社区。但现代自由社会的自由与选择的程度也可能使人不开心，并与其他人疏离。他们感到自己怀念他们认为失去了的社区和有条理的生活，或者失去了他们的祖先似乎曾拥有的生活。他们追求的真实身份将他们与他人联系在一起。体会着这种感觉的人可能会被一些领袖引诱，这些领袖告诉他们，现有权力结构背叛了、且不尊重他们，他们属于某个重要的社群，这个社群的伟大将再次得到承认。
　　然而，现代身份在在本质上是可变的。一些人可能会对自己说，他们的身份基于生理、不受他们的控制。但现代社会的公民拥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是由社会互动形塑的，身份取决于人的种族、性别、工作场所、教育、亲密关系和民族。身份政治的逻辑是要将社会分成一个个关注自己的小群体，但它也有可能创造出范围更广、整合性更强的身份。为了使人意识到他们和更广大的公民群体共享着价值和激情，并不需要否定个人的生活经验。换句话说，生活经验可以只是经验——它将个体和与自己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把他们分开。因此，尽管在现代世界没有哪个民主国家能免受身份政治的影响，每个的民主国家却都可以将它引导回范围更广的、相互尊重的形式上。
　　首先一个最明显的出发点，是反对那些导致一些群体受伤害、被边缘化的具体虐待行为，例如警察对少数群体的暴力和性骚扰。任何对身份政治的批评都不能说这些情况不真实、不是迫切需要具体解决方案的问题。但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也必须更进一步，政府和市民社会团体必须着眼于将小群体融入更大的整体中。民主国家需要推进政治科学家所说的“信条式国家身份”（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这种认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个人特征、生活经验、历史纽带或宗教信仰上，而是围绕核心价值和信念建立的。这种观念的目的在于鼓励公民认同于他们国家的根本理念，并利用公共政策有意识地融合新成员。
　　要想在欧洲对抗身份政治的负面影响，将会很困难。近几十年来，欧洲左翼提倡的多元文化主义削弱了把新成员整合进信念式国家文化的重要性。左翼欧洲政党以反种族主义为名，低估了多元文化主义妨碍融合的证据。欧洲新兴的民粹右翼则怀旧地回望着日益衰落的民族文化，这些基于民族或宗教的文化在基本上没有移民的社会中，曾一度兴盛。
　　欧洲必须从修改国籍法开始反抗身份政治。执行这一议程超出了欧盟的能力，因为欧盟的28个成员国都热切地捍卫自己国家的特权，随时准备否决一切重大变革或转变。因此，无论好坏，都只能在单个国家层面上开展行动。为了不再让某些族裔群体凌驾于其他族裔群体之上，国籍法基于血统原则（jus sanguinis）——“血权”，即依据父母的族裔赋予公民身份——的欧盟成员国应当采取新的、基于出生地原则（jus soli）的法律，即“土地权”，赋予该国领土上出生的任何人以公民身份。然而欧洲国家也应当像美国多年来所做的那样，对新公民入籍施加严格的要求。在美国，新公民除了必须证明已在该国连续居住五年之外，还需要能读、作和讲基本的英语，了解美国的历史和政府，品行良好（即没有犯罪记录），并通过宣誓效忠美国来表明对美国政体的原则、理念的认同。欧洲国家应当对新公民有同样的要求。
　　除了调整对公民身份的正式要求外，欧洲国家也需要改变基于种族的国家身份。近20年前，一位叙利亚裔的德国学者巴桑姆·替彼（Bassam Tibi）提议将主导文化（Leitkulture）作为新德国国家身份的基础。他将主导文化定义为对植根于启蒙运动的自由理念的平等、民主价值观的信仰。然而，左翼学者和政治家抨击了他的主张，认为他把那些价值观置于其他文化的价值观之上了；这样，德国左翼就不知不觉地满足了那些不在乎启蒙理念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极右民族主义者。但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确实迫切需要像替彼的“主导文化”一类的东西：一种能使土耳其裔德国人自称为德国人、非裔瑞典人自称为瑞典人的规范性调整。这种转变已经开始，但是速度太慢了。欧洲创造了一个值得他们自豪的了不起的文明，一种能包容来自其他文化的成员、又始终能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的文明。
　　与欧洲相比，美国对移民的欢迎程度要高得多，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在其历史初期就建立了一种信念式国家认同。正如政治科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指出的，一名美国公民可以被指责为“不美国”（un-American），而一名丹麦公民不可能被描述为“不丹麦”，日本公民也不能被指控为“不日本”。美国主义是一系列信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族裔。
　　如今，必须把内战后出现的美国信念式国家身份重新树立起来，以抵御来自左、右翼双方的攻击。右翼白人民族主义者希望用基于种族、族裔和宗教的国家身份，来取代信念式国家身份。左翼的身份政治提倡者则试图通过强调受害（victimization）来暗中摧毁美国国家叙事的合法性；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是在暗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系统性排斥内在于美国的基因中。这些缺陷向来是美国社会的特征，它们必须被克服。但进步人士也应当讲述另一个版本的美国历史，一个侧重于关注越来越广的人群是如何克服壁垒、赢得对他们尊严的承认的历史。
　　美国的确从多样性中获益了，但它不能基于多样性建立自己的国家身份。一种可行的信念式国家身份必须给出实质性的观念，如宪政、法治和人人平等。美国人尊重这些观念；这个国家有理由不把公民身份赋予那些拒绝这些观念的人。
　　回到基础
　　一旦一个国家明确了一种对现代社会确实具有的多样性保持开放的、恰当的信念式国家身份，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的性质必将改变。目前在欧美，这一争论都处于两极化的状态。右翼试图完全切断移民、把移民遣送原籍；左翼则主张自由民主国家实际上有义务无限地接纳全部移民。这两种立场都站不住脚。真正需要讨论的，是把移民融合进该国的信念式国家身份的最佳方案。成功融合的移民会为一切社会带来健康的多样性，融合不当的移民则是国家的累赘，在一些情况下会构成安全威胁。
　　欧洲政府口头上表示需要更好地融合，但未能贯彻这种说法。许多欧洲国家制定的政策都主动妨碍了整合的进程。比如按照荷兰的“柱状化”（pillarization）体系，儿童会在彼此分离的新教、天主教、穆斯林和世俗系统下接受教育。在国家资助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却不用接触自己宗教以外的人，是很难加速融合的。
　　在法国，情况有些不同。法国关于共和国公民的概念和美国一样是信念式的，它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理念。法国1905年关于世俗主义（laïcité）的法律将教会和国家正式分开，因此荷兰的那种公立宗教学校不可能存在。但是法国也面临着其他重要问题。首先，无论法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普遍存在的歧视都妨碍了该国的移民。其次，法国经济多年来一直表现不佳，失业率是邻国德国的两倍。法国青年移民的失业率将近35 %，法国青年整体失业率为25 %。法国首先应当通过开放劳动力市场来帮助移民融入社会，让他们更容易找到工作。最后一点是，法国国家身份和文化的观念被攻击为伊斯兰恐惧症；当代法国的许多左翼人士在政治上都不接受融合的概念。这令人遗憾，因为这样会使极右翼民族阵线的本土主义者和极端人士把自己定位为普遍公民权（universal citizenship）这一共和理想的真正捍卫者。
　　在美国，融合的措施将从公共教育开始。几十年来，基础公民课程的教学越来越少，对于移民和对本土美国人都是这样。公立学校也应该停止近几十年来流行的双语和多语课程。（纽约的公立学校系统会提供十几种不同语言的教学。）这类课程被宣传为是加快非本地学生学习英语的方法，但经验证据表明它们的效果好坏参半；它们事实上也可能减缓英语学习过程。
　　美国也应通过对国民服役的普遍要求，来加强信念式国家身份，国民服役会强化美国公民需要负责任和付出的观念。公民可以通过服兵役或者从事市民工作来履行服务，比如在学校教书、或者在公共资助的环保项目等新政所创造的类似岗位上工作。结构设计合理的国家服务和兵役一样，能迫使年轻人和来自不同社会阶级、地区、种族和族裔的人一起工作。国民服务和其他形式的共同付出一样，它让新公民融入国家文化。国民服务可以成为当代版的古典共和主义，一种鼓励德性和公共精神的民主形式，而不只是让公民独自为他们的私人生活奋斗。
　　融合民族
　　在欧美，关注融合的政策都需要解决接受移民的程度问题。随着移民人数相对于本地人口数的比例增大，融入主流文化会变得更困难。当移民社群达到一定规模，他们便倾向于变得自给自足，不再需要与其他群体建立联系。他们也会压垮公共服务、超过学校等公共机构关怀他们的能力限度。从长远来看，移民对公共财政产生的净影响或许是积极的——但前提是他们找到工作，成为纳税的公民或合法居民。大量新移民也会降低本地公民对慷慨的福利的支持，这一因素存在于欧美两地关于移民的论辩中。
　　自由民主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都能从移民中受益匪浅，但这些国家无疑也有对自己边境的控制权。所有人都有获得公民权的基本人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除了自己或他们父母的出生国家之外，还有权获得任意国家的公民身份。况且，国际法也并不否认各国控制边境，或设定公民资格标准的权利。
　　欧盟需要比现在更好地控制外部边境，这在实践中就意味着要给希腊和意大利等国以更多的资金、更强的法律权力来管理移民的流动。欧盟负责这项工作的机构——欧盟边防局（Frontex）——人手和资金都不充足，并且没有得到那些最想阻止移民入境的国家的强有力的政治支持。除非欧洲外部边界的问题能够解决，否则允许欧盟内部人口自由内部流动的体系在政治上将是不可持续的。
　　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移民法的执行不一贯。它一开始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数百万人非法入境并居留，随后又开展零星的、似乎是任意的驱逐，这种政策——这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个特点——很难长期持续。但是特朗普对于在墨西哥边境“修一堵墙”的承诺只是一种本土主义立场：很一大部分非法移民都是合法进入美国的，在签证到期后依然留了下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系统，以处罚那些雇佣非法移民的公司和人员，这需要一个帮助雇主分辨哪些人可以合法地雇佣的国家身份识别系统。该系统尚未设立，因为太多的雇主都受益于非法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此外，左翼、右翼都有许多人由于担心政府越权而反对设立国家身份系统。
　　结果是，现在美国收容了大约1100万非法移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很多年，正从事着有益的工作、养家糊口，在其他方面都是守法的公民。少数人则犯罪，正如少数本土美国人也会犯罪。但是，因为非法移民违反了美国入境法或者在美国居留，就认为所有非法移民都是罪犯的观点是荒谬的，就像认为美国可以强迫他们统统离开美国、返回原籍国一样荒谬。
　　有关移民改革的基本协议的大纲，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联邦政府可以用严厉的执法措施来控制国家边境，同时为没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这样的协议大概会得到大多数美国选民的支持，但铁杆移民反对者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大赦”，亲移民团体则反对更严格的执法。
　　着眼于如何让外国人成功融入社会的公共政策，或许能出其不意地打破目前欧美民粹主义热潮的僵局。激烈反对移民的团体是由关注点各不相同的人组成的联盟：铁杆本土主义者受到种族主义和偏执的驱使，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但其他人对大规模移民导致的社会变革的速度的担忧更加合理，他们担心现有机构能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关注融合的政策或许缓解他们的担忧，把他们从偏执分子那里拉拢过来。
　　当穷人和边缘人被他们的同胞忽视时，身份政治就会兴盛。对丧失地位的不满源于真实的经济困境，而消除不满的一种方法便是缓解他们对工作、收入和安全的担忧。在美国，许多左翼人士在几十年前就不再考虑那些雄心勃勃、或许有助于改善穷人处境的社会政策了。谈论尊重和尊严远比提出或许代价高昂，但能切实缓解不平等的方案容易得多。这种趋势的一个主要例外是奥巴马，他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是美国社会政策的里程碑。该政策的反对者试图把它描述为身份问题，他们暗示这项政策是由黑人总统提出、以帮助他的黑人选民的。但是平价医疗法案实际上是一项旨在帮助不富裕的美国人的国家政策，和他们的种族、身份无关。该法案的许多受益人都是生活在南方农村的白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说服去给决心推翻平价医疗法案的共和党政治家投票。
　　身份政治使得制定这种有雄心的政策更加艰难。虽然二十世纪早期围绕经济政策展开的斗争产生了尖锐的分歧，但许多民主政体都发现，那些持相反经济观点的人通常也能抛弃分歧、互相妥协。相比之下，身份问题更难调和：你要么承认我，要么不承认。对丧失尊严或被忽视的愤恨往往植根于经济问题，但有关身份的争斗往往会背离那些真正有帮助的政策。因此，通过建立更广的联盟来为再分配而斗争，就变得更加困难：那些同时属于地位较高的身份群体的工人阶级成员（如美国白人）倾向于反对与身份低于他们的人联合，反之亦然。
　　现在尤其是民主党，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它可以继续尝试通过增加在动员身份团体方面的赌注来赢得选举——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职业女性、LGBT社区等等，如今这些团体产生了一些最狂热的社会活动者。或者，该党也可以试着赢回一些白人工人阶级选民，他们从新政到伟大社会计划以来一直是民主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最近的选举中却投奔了共和党。前一项策略或许能让民主党赢得选举，但就治理国家而言这个方案很糟糕。共和党正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成为少数人群政党。如果这一进程继续下去，身份将完全取代经济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这个结果对于美国民主将很不健康。
　　更为统一的未来
　　人们对未来的恐惧往往会很好地表现在小说中，尤其是试图设想新技术下未来世界的科幻小说。20世纪上半叶，许多展望性的恐惧都集中在扼杀个体性和隐私的大型、中心化的官僚暴政上：比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然而，人们设想中的反乌托邦的性质在本世纪最后的几十年开始发生变化，其中一条线索谈到了身份政治引发的焦虑。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和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等所谓的赛博朋克作家，看到了一个在互联网推动下产生的、不受中央独裁控制，而由不受控的社会分裂主宰的未来。
　　斯蒂芬森他1992年的小说《雪崩》（Snow Crash）中，提出了一个无处不在的“虚拟实境”（Metaverse），个体可以在其中选择虚拟化身，任意改变身份。在这部小说中，美国已经分裂为一个个“郊郡白柱区” （Burbclaves）——只欢迎特定身份群体的郊区小区，如新南非（种族主义者特区，有邦联旗）和李先生的大香港（中国移民特区）。从一个社区去另一个社区需要护照和签证。中央情报局已经私有化，航母美国“企业号”（Enterprise）成了难民们的漂浮家园。联邦政府的权力已经缩小，只涵盖联邦建筑的所在地。
　　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同时走向彼此对立的超中心化乌托邦，和不计其数的碎片。比如，有的国家正在建立一个巨大的独裁政权，政府会收集每个公民日常交易的十分具体的个人数据。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央机构正在崩溃、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正在产生、两极化加剧、对共同目标的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促成了一些自给自足的社区，它们不是被物理壁垒，而是被共同身份隔离开来。
　　关于反乌托邦小说的一个好消息是它几乎从来不会成真。对于当前趋势会怎么以更夸张的方式愈演愈烈的想象，会成为一种有效的警告：《1984》成了人们想要避免的那种极权主义未来的有力象征，它能帮助社会抵御专制主义。同样，今天的人可以把它们的国家设想为一个支持多样性扩展的更好的地方，但这也包括设想如何让多样性服务于共同目标、维系自由民主制，而不是摧毁这一制度。
　　人们永远不会停止从身份的角度思考他们自己和所处的社会，但人们的身份既不固定，也不一定生而有之。身份可以用来区分，也可以用来统一；这最终将是补救目前民粹主义政治的方法。

　　本文原标题为“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8年9/10月号，Vol. 97，No. 5。

来源时间：2018/9/14   发布时间：201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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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刘香成 | 中国记者天天跑智库和白宫，却对美国人的生活毫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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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子人  来源：界面文化

　　1954年，在香港出生、仍蹒跚学步的刘香成被父母送回母亲的故乡福州。他对“玩”的最早记忆是参加“除四害”运动——根据《人民日报》1958年4月19日的报道，300万名北京市民在一天时间内逮住了83249只麻雀。彼时的刘香成并不理解这场政治运动的含义，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因为母亲被划定为“官僚阶级和平地主”，自己无论多么努力也无法在“政治表现”上令人满意，而他切实目睹的，却是“大跃进”政策狂飙突进下带来的普遍饥饿与营养不良。
　　1960年，他在父亲安排下回到香港；十年后，前往纽约市立大学主修政治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刘香成选修了《生活》（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里（Gjon Mili）的摄影课。小时候，他曾在父母的安排下每个周末去学习油画，学了几年之后觉得自己没有绘画的天赋，但在摄影当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创作热情。米利发现了这位人才，邀请他毕业后去《生活》杂志当他的助手，刘香成的摄影生涯就此开始。
　　职业机会随着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而至。1978年，美国几大新闻机构预测中美即将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纷纷准备在中国开设分社。作为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条款之一，中美双方将派遣同等数量的记者前往对方国家。当年，刘香成作为首批来到中国的 8位记者中的一员，成为《时代》（Time）杂志在中国的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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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摄影家刘香成。摄影：潘凌

　　于是他正式开始了自己在两年前暗自许下的诺言：拍摄“毛以后的中国”。1976年，毛泽东逝世。刘香成接受《时代》杂志拍摄毛泽东葬礼的委托从巴黎赶往广州。在滞留广州期间，他拍摄了一组广州市民的照片，注意到人们的肢体语言和神情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直觉告诉他，“中国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毛以后的时代”。
　　以镜头为笔，他记录了改革开放时期政治逐渐从日常生活中退居幕后，人们开始在私人生活中享有越来越多自主权的奇妙瞬间：在老人的严肃目光中亲密私语的上海情侣；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在故宫里把手里的可口可乐玻璃瓶凑到镜头前，咧嘴笑道“尝起来马马虎虎”；刚做完开双眼皮手术的年轻女士；在天安门华灯下认真学习的青年；在巨幅政治标语前排演久违的肖邦曲目的音乐学院师生……这些照片将一个逐渐从政治创伤中恢复的国度展现给外界，根据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记录，从1979年到1981年，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有65%是由刘香成拍摄的。
　　1983年，企鹅出版社出版了刘香成的中国影集《毛以后的中国》（China After Mao），收录了他拍摄于1976-1983年的作品。在第一版自序中，他讲述了一个烟灰缸的故事：1979年8月，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Walter Mondale）访问《时代》杂志北京分社，期间刘香成随同蒙代尔夫人和她的女儿参观北京一家景泰蓝工厂。当他准备拍摄一张母女二人选购纪念品的照片时，一位新华社摄影记者抬手挪开了镜头中的一只烟灰缸。刘香成之所以对这个插曲印象深刻，是因为它所代表的中国式摄影从根本上与他的摄影理念大相径庭，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专访时，他反复强调这是中国教育理念带来的束缚。意大利记者、作家蒂奇亚诺·坦尚尼（Tiziano Terzani）在该书第四版序中这样写道：“在中国，……这里需要的是智慧。勇于透过事物的表面，戳破那层为容易被满足和希望活得轻松的人织就的谎言与虚假印象的大网。刘正带着这种令人羡慕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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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

【美】刘香成 著

2011年2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按照英国艺术评论家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的说法，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刘香成总是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获得各种成功，例如1992年获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1990年，刘香成被美联社派驻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晚，刘香成混入克里姆林宫，在戈尔巴乔夫发表完那番举世震惊的演讲、将演讲稿猛地扔到桌上的那一瞬按下了快门。第二天，这张照片出现在了全球各大报纸的头版。事后回想起来，刘香成依然觉得那是他“人生最大的一场赌博”。
　　不过直至今日，中国依旧是他事业与生活的重心。进入21世纪，刘香成完成了从记者到职业经理人的转型，担任过时代华纳驻中国首席代表、新闻集团（中国）常务副总裁等传媒集团高管职务。三年前，他从北京搬至上海，并创办了上海摄影艺术中心。2019年，他将出版影集《中国与苏联》。
　　2013年8月，刘香成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举办个人摄影展，他直接将之命名为“中国梦”——对他来说，“中国梦”不是一个政治标语，而是中国人在走出毛的影子之后，大跨步实现的物质梦想。对于一个后毛泽东时代的亲历者而言，他理解中国人迫不及待地寻求物质安全，并带着这份同理心将镜头对准了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今天，社会似乎处于某种普遍的焦虑与失落中，人们似乎又开始感到了宏大历史对私人生活的控制。当下的中国观察者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呢？
　　“你要从生活里感受人和事的鼓舞，这其实就是我们活着的原因不是吗？而不是被宏观的政治词汇吵得睡不着觉。因为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对自己好，你也不知道怎么对别人好。”他说。
　　回到中国拍照，
　　看政治是如何干预日常生活的
　　界面文化：在你小时候就曾亲眼目睹过中国政治运动。当1970年代再次回到中国时，你对当时的中国有过哪些预设？
　　刘香成：我对中国当然有感情依赖。如果说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表述的话，我总是觉得中国这杯水是半杯满的，而不是半杯空的，这个区别我觉得非常重要。摄影师和文字记者一样，如果对事物的观察没有这种同情心的话，你看到的所有事情都是半杯空的水。至于半杯空的水好还是半杯满的水好，我觉得最好是通过阅读作品来判断，而不是你自己去解释。
　　界面文化：你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外国人被排斥于重大事件之外的国家。你是如何发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将之和宏大事件联系起来的？
　　刘香成：这句话可能不是我的原话。客观来说，20世纪很长时间里基本上是西方主导世界秩序，中国在1974年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而当时的中国又存在人为的自我封闭。我记得当时西方的汉学家和记者得到中国的签证就像中了彩票一样，很难进入中国。所以我回到中国的时候，觉得摄影倒是一个挺好的工具——图片无论哪个国家、说哪种语言的读者都能看懂，所以要如何把这个拥有全球1/5人口的国家重新介绍给外界，也是一个很微妙的挑战。
　　（对于选择拍摄对象）我没有一个公式。可能我今天起床，就是跟朋友见面。我的思维逻辑是一个文字记者的逻辑，我会好奇地去听人家说话，回去学习这个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是通过了解事情去引导、告诉自己（值得记录的）画面在哪里。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从巴黎赶回中国，没法去北京——因为当时一定要通过中旅社买票而中旅社不卖去北京的票——我赶不上毛泽东的追悼会，只好留在广州。当时如果没有我童年的生活经验，没有参加过“除四害”，我在1976年不会注意到中国人的肢体语言开始放松，肩膀开始不是那么僵硬了。中国人的身体、眼睛和脸孔，这些是摄影师需要观察的。
　　所以当时我觉得中国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毛以后的时代。我就告诉自己，如果我有机会来，我要拍中国。你可能会问，为什么选择拍摄中国？如果按照文字记者的逻辑来思考的话，你不拍中国还能拍什么呢？这是最显然的一个选择，也是最容易做的一个选择。作为摄影师你要做的是讲故事，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故事，你不去这里，要去哪里？我觉得今天依然如此。所以很多人问我，刘老师，如果你今天要拍中国，你会拍什么？我说，如果要让我来告诉你的话就完蛋了。你应该自己告诉自己。有那么多选择，是不是？
　　界面文化：你印象最深的一张照片是？
　　刘香成：图片的力量是用真实的画面来传递一个更大的故事。1981年，我和一所美国大学的教授去大连理工大学教MBA课程，一个早晨中方老师教他们打太极，我就一个人在校园里溜达，看到年轻人在毛主席的像前溜冰。这种画面如果你对中国没有思考的话，拍也就拍了，但是你可能不会等到你觉得最理想的画面瞬间——这个瞬间就是，年轻人要走的方向和毛主席的方向是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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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大连，校园里一位年轻人在毛泽东像前溜冰。图片来源：刘香成

　　界面文化：《毛以后的中国》中很多照片看起来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随意瞬间。这是否提醒了我们应该注重保留任何对此时此刻的记录，因为在未来它们都将成为历史的见证？
　　刘香成：有可能，但是当时的北京摄影圈子觉得这是根本不值得拍的，所以还是一个理念问题。《中国日报》的一位摄影师看到《毛以后的中国》的时候说，好像拿一个锤子锤了我的脑袋一下。他说，这不就是我们身边的生活吗？但是中国的摄影记者受到的教育就是采访人民大会堂或中南海才是值得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记者还有着同样的问题。
　　前段时间，财新的一位专栏记者采访了我在美联社的老同事John Pomfret（注：中文名为潘文，1986年期成为美联社驻华记者，1998年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现为《华盛顿邮报》洛杉矶分社社长），他告诉记者说，我觉得很奇怪，中国来的记者天天跑智库研讨会，他们好像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毫无兴趣。反过来想想美国记者来到中国写了什么，张彤禾（Leslie T. Chang）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她利用自己的周末时间跑深圳和东莞，写了《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她的丈夫何伟（Peter Hessler）也写类似的书，谈自己是如何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在四川当老师的，后来他为《国家地理》和《纽约客》写作。为什么我们的记者只关心白宫和智库研讨会，美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们的摄影师和记者都去干什么了？这个和我们的教育是有关系的。
　　回头去看《毛以后的中国》，对我来说观察生活就是我来中国的原因。在这里生活的人，他们的渠道可能比我更多，但是他们就是不去拍，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没什么意思。如果你对生活中最重要的细节没有兴趣，那你为什么要当摄影师？
　　界面文化：拍摄了那么多照片后，你是如何理解“毛以后的中国”的？
　　刘香成：到了1990年代后期、2000年代初，中国已经从一个集体社会转变为一个个人社会。所以“毛以后的中国”是说，从毛的影子里走出来。毛时代是政治挂帅——农民在峨眉山吃饭，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墙上有一幅毛主席的画像，有一句“听华主席的话”的标语。当时的中国人已经麻木了，但对我来说，回到中国看到这些东西，把日常生活有选择地拍摄出来的话，可以讲述一个更大的故事，就是政治是如何干扰日常生活的。我们一般很难通过摄影来做政治报道，但只有在中国，政治是如此明显地干预着日常生活，这甚至超过了苏联。所以你可以说这是日常照片，但仔细看，会看到一切都和政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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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四川峨眉山，一个农民正在吃饭，在他背后的架子上有一幅褪色的毛泽东像。图片来源：刘香成

　　界面文化：北京和上海是你关注较多的两座城市。在你参与编著的《上海：1842-2010》一书中，你指出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末，上海的与众不同被淹没在人民共和国的整体性格之中，而现在我们看到上海开始重现了某种20世纪初的特质。你如何评价北京与上海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越来越迥异的城市性格呢？
　　刘香成：我觉得中国其实是很多个中国的集合。北京是中原文化的象征，上海则是中国海洋文化的象征。上海是因为1842年的《南京条约》作为通商口岸开放的，所以它一直带有这种国际性。我印象很深的是，1970年代末我前往外滩采访一个英国人，他是英国渣打银行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七十年代末上海的房子还很陈旧，晚上也没有什么灯火，我看到这个银行家坐在办公室里，又阴暗，又没什么人。他说，哪怕是在文革的时候，中国人也是及时付账的。通过这个细节你会发现，对外开放给上海带来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上海人比较相信合同，有了合同就要按照合同做事情，但如果你去中原文化占强势地位的地方或者东北，人们是签了合同以后再开始谈合同，理念还是很不一样的。跟国外通商的过程中，国外的理念传播到了中国沿海地区，产生了化学反应。所以当时的几个经济特区都是在沿海地区，这是有原因的。
　　我们不用太在乎外界的误解，
　　不用总是和别人较劲
　　界面文化：2013年，你出过一本题为《中国梦》的影集。你是如何理解这个词的？
　　刘香成：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多多少少关系好一点就有一种说法，关系不好的时候又有另外一种说法。我当时在中华艺术宫做这个展览的时候跟副馆长李磊聊，说不如就把展览称为“中国梦”吧。那个时候中国梦还没有作为一个政治词汇提出来，所以我的中国梦和现在大家说的中国梦——复兴中国文化什么的——我觉得是两回事。我的理解是，我经历过中国的五十年代，1968年又回广州探过亲，我知道当时中国人的生活一切都离不开粮票、布票、各种票。在毛以后的中国，我觉得中国人追求物质生活，这个过程就是中国梦的实现。你去问毛时代的人，为了孩子结婚，买一辆自行车都是个不得了的大工程，要到处找关系。所以我的中国梦是说，我看到中国人花在这个问题上的心血，所以我说中国梦已经实现了。这组照片是表现了中国人从毛的影子里走进阳光的过程，中国人已经实现了他们的梦，这不是一个牵强附会的结论。
　　界面文化：从近代以来，如何理解世界、如何认识自己就成了中国身份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对自己的制度和文化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自信。你对此怎么看？
　　刘香成：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出版了《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一书。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教育当中“百年耻辱”的说法是有问题的。用百年耻辱来表述中国的百年历史，这既是对自己的不公平，也是不尊重历史，因为百年耻辱给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形成“我是受害者”的心态。邓小平说落后就要挨打，我不要落后，我要和世界接轨，这是一个正能量；负能量的表现就是说，所有人都在欺负我，我永远是一个受害者。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心理，这个心理是说，你是随时准备和别人吵架的，你对历史是一种很简单的表述。这四个字怎么能够形容整个百年？不可能。所以我编那本书的主旨就是看这100年里，中国人是怎么活的，发生了什么——这期间也有正常的生活，也有战争，也有通商。我想尽可能通过前人留下来的部分记录去还原历史，而不是说这100年就是那四个字。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的文化包容性很高，我们对外来事物的态度是很开放的，但与此同时我们有自我不安全感。有时候中国人很喜欢较劲。从人类历史来说，从这个世纪到那个世纪中国很先进，不代表中国永远先进。意大利的前身是罗马希腊，曾经也很先进过，但现在你不可以说它是最先进的文明。客观来讲，我们有落后的时候有追赶的时候，为什么要和别人较劲。比如说你去看中国摄影圈的对谈，很奇怪的现象是，他们会讨论为什么我们得不了（国际）奖项，而得了几个荷赛奖后又不说这个话了。但你得到的只是一等奖，还没得到当年最佳照片（Picture of the Year）啊。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就有不安全感，很多事情要和别人较劲，我觉得特别没意思，是很落后的思想。这个我觉得需要时间（克服）。如果说中国梦是复兴中华文化，那它的核心就是let it go（随它吧），不要一天到晚和别人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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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
【美】刘香成 著

2011年10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界面文化：很多中国人一方面抱怨中国总是被外界误解，一方面又坚持认为外界无法理解中国和中国经验。对你来说，所谓的“真实中国”应该如何呈现？中国要如何理解外界，处理与外界的关系？
　　刘香成：我们不要太在乎这件事情。你去搜索一下，欧洲其他国家写法国的书有多少？他们笔下的法国也不是法国人认同的法国，不是吗？你去看Jeremy Paxman（注：BBC知名主持人）写的《英国人》（The English: A Portrait of a People），他也是说，你来告诉我什么是一个纯粹的英国人？基辛格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的概念。作为一个文明的话，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明白了，这就是中国”。你问10个人什么是中国，我不觉得你会找到统一的看法。你找5个上海问什么是上海都没有共识呢。
　　但中国急切想问的是，为什么人家不了解我？你反过来问一个中国人，你觉得你了解美国人吗？并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答案也是至多只能做到模棱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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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急切想问的是，为什么人家不了解我？你反过来问一个中国人，你觉得你了解美国人吗？并没有。”摄影：潘凌

　　因为教育的束缚，
　　中国人对新闻摄影的理解有点教条主义
　　界面文化：你如何理解新闻摄影？
　　刘香成：我觉得在中国，我们对新闻摄影的理解有点教条主义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在19世纪发明摄影后，德国人发明了徕卡这样的小型相机，把摄影设备从摄影棚带到了户外，更贴近人的生活。最早以图片来讲故事的摄影画报是《柏林画报》，然后是《法兰西画报》《巴黎画报》《伦敦画报》。1930年代传到美国，在中国出生的亨利·鲁斯（Henry Luce）创办了《时代周刊》、《财富》杂志，收购了《生活》杂志将之改为一份摄影画报。他的创刊理念是，用摄影来看有权势的人，来看穷人和富人，来看男人喜爱的女人，等等。基本上那一代人对新闻摄影的理解就是，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
　　我觉得我比较幸运，作为驻外特派摄影记者，基本上在一个地方待四到五年，纽约总社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拍什么，除了重大事件以外，编辑部告诉我们你是我们报社的眼睛和耳朵，你在印度、中国、苏联，你来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这种办刊理念是西方主流媒体一直执行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可能就是交朋友，朋友告诉我他们的社会、他们的国家，我带着一种不熟悉的眼光去学习，去感受，这个其实是报道的初心。我觉得Irving Penn（注：美国摄影师，以时尚摄影、肖像和静物出名）是世界上最好的摄影师之一，他的作品现在在市场上非常昂贵，比Cindy Sherman（注：美国女摄影师、艺术家、电影导演）。他是学人类学的，在印尼和非洲拍摄当地的人，他的出发点也是人文探索，去了解当地的精神，把他看到的、感受到的东西表现出来。
　　我觉得“记录”这两个字被滥用了，一旦文字工作者要做采访，摄影师要拍摄图片，本身就是一个选择，而不是记录。这更多反映了我们国人在理解事物上的束缚。中国的教育历来是自上而下的，西方的教育则是从左到右的；他们的教育经常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经常说“大师是这样说的”。这种教育体制在创新方面会受到很多限制，这一点在摄影上也体现出来了。
　　界面文化：我们知道上世纪中叶西方是存在反共意识形态的，这是否会对西方摄影记者的工作造成压力？
　　刘香成：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让意识形态勾着人的鼻子走路的理念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陈旧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解放前《生活》杂志有很多摄影师在中国，有Dimitri Kessel、Carl Mydans，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在中国的拍摄也是受到了《生活》杂志的委托。布列松曾经加入过法共，但他拍的东西是用共产主义思想拍的吗？其实根本没有关系。我觉得这种思考方式去阅读一张摄影作品有点离题。哪怕是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摄影记者有机会来到中国我也不觉他们带有这种思想。七十年代，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受到周恩来的邀请访问中国，我们回头去看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纪录片，其实从画面去理解，你可以说可能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肢体语言还不是那么熟悉，他会发现一个情况，但如何解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个层次上，西方人的眼光只是在于他们来到中国能够记录什么，看到什么，但我觉得摄影的追求要更深刻一点。你去看布列松的作品——中国人当然很尊敬崇拜这位摄影师——但我觉得他拍摄自己的国家法国，拍摄欧洲，还是更显得深刻。
　　界面文化：摄影的优劣是否和个人的知识结构和信仰追求有关？
　　刘香成：我觉得生活是经验（积累）和学习的过程。比如说你去读一本书，一个好的作者能够把人描写得淋漓尽致，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知识结构取决于你读了多少书、对事物有多少了解，尽量不要狭窄，要有广阔的视野，但视野不是你要广阔就能广阔的，而是要通过读书，要去参加研讨会，然后自己思考别人说的有没有道理。但中国人习惯了只用背诵的方式学习——人们开玩笑说不要和中国人一起考试，他们能把整本字典背下来——我不觉得这是厉害，你也可以说是麻木。能彻底明白字典里1/5的字的含义比背下来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好可以在教育上回到人类的中心——我们是纵向的，西方是横向的，最好我们能找到中间的点。不然你拍的照片别人总是看不懂。很多中国人拍的照片西方人说看不懂，这个很奇怪。
　　界面文化：你在美联社工作了16年，亲眼见证了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因为那张戈尔巴乔夫的照片获得了1992年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20世纪下半叶被认为是新闻摄影的黄金时代，你的成就某种程度上也是时代的赠予。但现在摄影已经不是专业摄影师的特权了，社交网络成为了新闻事件的直播现场，短视频被媒体广泛采用。你如何看新闻摄影的现在与未来呢？
　　刘香成：根据统计，2017年人类总共拍摄了13万6000亿张照片。这么大量的照片有多少能够保存下来，进入博物馆，进入书本，留在人们的共同记忆里？我觉得很少。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传统媒体确实受到网络数字媒体的冲击，我们的阅读习惯改变了。在iPad上看图片和在报纸或杂志上看图片的区别在于在iPad上你可以放50张图片，在杂志上不可能一篇报道放50张图片。我在传统媒体所处的黄金时代生活工作过，那个时候被派到国外去，机会是比较难得的，一旦你被选中去做这种工作，机构会给你很高的自由度去旅行，去一个不同的环境中生活观察。今天很多机构要求记者拍照片，拍视频，做这个那个，但人作为一种动物其实是不擅长一边听别人讲话，一边观察，一边手按快门的。
　　画面能够成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共同记忆，是通过媒体的传播实现的。所以我们记得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经典图片，但今天，叙利亚你记得有什么图片吗？伊拉克有什么图片？阿富汗有什么图片？我们已经记不得了。现在摄影艺术的功能已经转交给了博物馆，把好的摄影作品做成展览和画册，通过另外一个渠道传播，而以前这个功能是属于媒体的。现在的媒体不是没有好的画面，而是它的传播的数量和方式方法已经很难进入大家的共同记忆了。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好的地方在于，图片编辑不会说这个故事是我们的摄影师拍的，我们就不用别人的图片，他们会按照最佳的图片来选。你会发现每一个突发事件和新闻故事，大家可能都用同一张图片，比如说当年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被枪击，大家用的都是那一张照片。那种对摄影的认识和审美是不谋而合的，而那些照片就成了我们的共同记忆。
　　界面文化：所以现在是不会产生经典照片的时代？
　　刘香成：很难说。比如说1991年我拍戈尔巴乔夫，因为这是那么重要的时刻，我是唯一在场的摄影记者，那张图片可能是比较意外地上了全球报纸的头版。我拍那张照片的时候觉得1917年的苏联大革命在我面前就要结束了，我是这种感觉。如何解读这个时刻？一定要让这张纸虚化。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赌博。1/30秒的时间里人会动，人动了，这张图片就没有了。
　　这种机会已经很少很少了。整个20世纪的下半叶都是冷战，1991年12月25日，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这么有象征性的故事，有一个画面能够表现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解散苏联，这种情况是人类很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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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演讲宣布辞职，苏联解体。图片来源：刘香成

　　界面文化：从《时代》杂志和美联社常驻中国的摄影记者、在香港创办《中》月刊杂志，到进入商界担任传媒集团高管、创办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你如何评价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的选择呢？
　　刘香成：现在还没有到给我的人生盖棺定论的时候吧（笑）。中国人说“多做多错，小做小错，不做不错”，我的理念还是做比不做好，这个理念会影响到你如何生活。我觉得对于中国，由于我有兴趣，我选择用我的镜头去了解中国，除非我明天走不动路了，我才会停止。人有一种内在的生存需要，就是讲故事。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去讲故事，所以我觉得做媒体也好，做艺术家也好，做别的创作也好，哪怕是做生意也是在讲故事。如果一个人活着对讲故事没有兴趣，那你的生活动力在哪里呢？担任媒体高管是因为我当时觉得中国进行媒体改革，一个大国需要一个世界上受人尊重的媒体，这很重要，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挺远的，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第五届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Photofairs Shanghai）将于9月21日至23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刘香成是参展艺术家之一。】

来源时间：2018/9/14   发布时间：201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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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未加掩饰的遏制——美国对华战略转型与中国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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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未加掩饰的遏制——美国对华战略转型与中国的应对

作者：俞建拖 卢迈  来源：比较

　　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完成了由接触向遏制的转型。新的战略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外交上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结合的产物，中心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减缓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减缓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速度。中国需要理性务实地正视这一转变，通过坚定不移和稳健的改革，实现又好又快的增长，以积极的防御来阻遏战略恫吓、投机和冒险行为。
　　01 引 言
　　2017年12月，美国公布了特朗普执政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发布后，人们普遍聚焦在《报告》对美国安全形势“非常危险”的渲染上，对中国和俄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上，以及中俄各在报告中出现的次数，当然也有提及美国与中俄在一些领域的合作需求。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报告总结部分的一句话，“该战略是由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指导的。
　　“现实主义”（realism）这个词出现在国家安全报告上极不寻常。不熟悉国际关系理论的人，极少会关注这个抽象的词，人们通常更关注那些易于理解、能直接带来刺激的字眼，但实际上正是这些概念构筑了报告的基石。上一个在类似意义上使用“现实主义的”是小布什执政时期，在2006年国安报告的结语中提到，“我们安全战略的目标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而手段是现实主义的（realistic）”。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安报告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词，而在老布什政府1991年（8月份）、里根政府在1988年的报告中均多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也就是说，这是冷战背景下被使用的国际关系词汇。
　　现实主义是一把钥匙。通过它可以洞悉美国对华新战略的实质内涵。因为在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包含着一整套对国家性质及其动机的假定，以及行动策略的安排。美国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是在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中诞生的，在过去近80年里，存在诸多现实主义流派。在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思想家如何看待世界？这一理论框架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这些思想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美国的外交战略？在当下其对象和策略是什么？本文将试着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讨论。
　　本文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完成了由接触（engagement）向遏制（containment）的转型。具体的战略目标和抓手就是阻遏中国经济增长，延缓美国相对实力和影响力的下降速度，获得更长的战略准备期和主动权。面对这一战略调整，中国需要调整自身的认知，立足自身的优势，通过大力改革来实现又好又快的增长，如此方有迫使美国调整战略、谋得两国以及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机会。
　　02　现实主义与美国外交战略
　　研究美国外交战略，需要注意其背后的思想体系。凯恩斯曾有名言，“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通常自认为能够完全免除于知识的影响，其实往往都还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他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的这段话，常被用来形容观念的持久影响力。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人罗伯特·基欧汉在《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论文集中[1] ，也引用了这段话，以阐明学习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真正成形较晚，但是国际关系的许多思想，都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格劳修斯、洛克、卢梭、康德、马克思等思想家的论著中，甚至是古希腊思想家（如修昔底德）的著述中。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如孙武）和著作（如《战国策》）中，也有很多与国际关系有关的讨论。
　　1.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演变
　　战争与和平长期以来都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命题。从17世纪中叶成形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19世纪初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并不能使人类社会持久地摆脱霍布斯丛林，战争成为国家间的常态，主权国家利益争夺愈演愈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正是基于对惨烈“一战”的反思，1918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这被认为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流派的起源。尽管这些建议十分具有建设性，为人类社会摆脱野蛮的丛林杀戮带来了曙光。但是美国在参与“一战”后的全球体系上半心半意，力量上也没有充分做好准备；欧洲的老列强则急于瓜分战后的胜利果实，拒斥美国发挥领袖作用。最后形成了大打折扣的《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到20世纪30年代末，这个烂尾工程的新体系已经摇摇欲坠，东方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西方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崛起和德国对邻国的威胁。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是从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中产生的。基于对“一战”后二十年国际关系的批判性反思，爱德华·卡尔在1939年出版了《二十年的危机》[2] ，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1948年，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出版了《国家间政治》[3]， 奠定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石。摩根索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行为主体，国家是理性的，国家利益在于不断扩大自身的权力。由于人性好斗，所以利益冲突是常态，最终国家利益是由均衡状态的权力范围决定的[4]。 肯尼斯·华尔兹是摩根索之后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开创了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流派。他在《人、国家与战争》（1959）等著作中[5]， 修正了摩根索理论中对人性天生争权好斗的假定，将无政府结构和权力均衡作为分析的基础，提出国家间冲突的根源在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anarchic structure）。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年代，随着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博弈论，大量研究讨论了无政府结构下国际冲突的信息机制、协调机制、谈判机制问题，认为正是国家之间彼此不能确认战略意图，无法合理分担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导致了合作和权力均衡的困难。
　　2001年，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发表了《大国政治的悲剧》[6] ，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offensive realism），而将新现实主义等理论归为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7]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由于大国之间不能确信彼此的意图，而且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追求霸权，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下，大国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就要不断扩张自己的力量（军事），一国只有成为霸主之后才会停止对权力（军事优势）的追逐。理性的霸权大国将更多依靠发展自身的能力实现安全，不会虚耗实力，在此原则下，要将破坏均衡的责任推给崛起大国，将抑制崛起大国的责任更多由其他国家（如盟友）承担，为自身赢得保全和积累力量的时间，确保霸权地位的巩固。
　　2. 现实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缺陷
　　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并非无懈可击，在实践上也不完全具有说服力。理论层面的批评，通常有几个方面：首先，现实主义过低地贬抑了人性、道德、正义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和影响；其次，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中过多地将行为主体集中在国家身上，将国家作为原子式的行为单元，既没有考虑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也没有充分考虑其他主体（如企业、个人、社会组织）在促成合作中的作用；第三，从方法论上，现实主义的视角是静态的，没有考虑到国际秩序发展的历史性和动态性，因而夸大了国际体系无政府结构的作用，也没有考虑历史发展的开放性和未来新的可能性，陷入一种概念和愿景上的自我循环。以上的批评性分析和讨论，在美国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基欧汉、约瑟夫·奈、蒂莫西·艾什等著作和辩论性的论文集中都有涉及。除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及后来的自由主义）流派，国际关系中还有其他思想流派，包括建构主义、历史主义、革命主义等。但是这些思想派别虽然各有其到，在美国政策决策中影响尚浅，因此也不多加着墨。
　　除了理论上的缺陷之外，现实主义在实践上也面临挑战。“二战”后建立的、很大程度上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本身就是理想主义道德观念的产物。虽然威尔逊的理想主义遭遇了挫折，但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全球主要大国之间没有再出现“一战”、“二”战这样全面性的战争，甚至连直接的战争没有再出现，虽然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冷战对抗和不时爆发的代理人战争，国际体系的基础架构仍是稳定的。这里面固然有核恐怖平衡的作用，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的向往，国际政治中对独立、平等、公正的追求，仍是促成战后国际秩序总体稳定的重要力量。总体上看，国际合作的规模和范围在不断扩展，合作的层次和密度不断增加。这些都展示了人类社会走出野蛮残酷的霍布斯丛林的可能性。
　　就美国自身看，它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也常常是双面的。美国本身是建立在自由平等观念上的国家，这种特点使其在国际秩序构建和维护中展示出强道德诉求的一面；但美国又是一个霸权国家，在冷战后更是成为全球唯一的霸权，因而克制不住霸权本能的驱动，展现出傲慢、自利、霸凌的一面，甚至为维护霸权利益不惜损害自己主导建立的体系。无论如何，这种双重性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现实主义对国际秩序单一、狭隘的叙事。
　　3.现实主义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影响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对美国外交战略制定具有深远的影响。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本人就是有影响力的理论家，汉斯·摩根索、麦克乔治·邦迪、乔治·凯南、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亨利·基辛格、格雷汉姆·艾利森、约瑟夫·奈等都在政府外交和国防系统中担任要职。一些学者，如华尔兹、基欧汉虽然一直在学术圈中，但他们对外交战略的影响仍是深刻和深远的。
　　在美国当下的现实主义思想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老一辈的基辛格、艾利森、米尔斯海默、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也有在理论盛年的哈佛大学的斯蒂芬·瓦尔特、麻省理工学院的巴里·博森、达特茅斯学院的威廉·沃尔福斯、斯蒂芬·布鲁克斯等。在“二战”以后至1970年代末，现实主义思维主导了美国的外交战略。人们熟知的有“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报”，提出了美国对苏联采取遏制(containment)战略。中国读者更熟悉的还有基辛格的“三角外交”(triangle diplomacy)。
　　在1980年代后，现实主义流派在华盛顿外交决策圈的地位逐步被边缘化。在“冷战”结束后至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外交战略更具有影响力。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的成功，一方面是正确地抓住了国际关系的部分本质和现实，另一方面也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密切相关。但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外交战略，在全球攻城掠地，最终被自身的傲慢与偏见所主导。不出意外，在一系列失败后，新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左翼自由主义、新老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又重新取得政治上的主导权。
　　这里，特别要区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和外交战略思想的差别。在国内的战略研究中，通常总是大而化之拿一种混淆另一种。譬如，美国新世纪以来，小布什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新保守主义，但在外交战略上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奥巴马政府的意识形态是左翼自由主义，外交战略上先是新自由主义，然后又转向现实主义[8]（有人称之为道德现实主义），体现在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上。但是，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和外交战略的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不兼容的，奥巴马的左翼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也存在内在的逻辑冲突，所以注定这两者的结合不会持久。直到特朗普开始执政，现实主义者终于迎来了转机。特朗普政府的杂糅式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民族主义、宗教、对武力的信仰和追求上，和现实主义诉求有许多天然的契合点。
　　4.美国的现实主义者如何看待中国
　　美国的现实主义者有很多细分。一旦进入外交政策层面，现实主义者们给美国开出的药方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但是，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者在外交政策分析中，都将中国置于首要或优先的位置，视为对美国霸权的潜在挑战者。
　　现实主义者都有修昔底德情节。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将修昔底德奉为现实主义的鼻祖。很多美国现实主义理论家，都爱引用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段话：“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赢得时人的赞赏，而是为了永垂不朽”。在现实主义者心中，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个重要的隐喻。艾利森在近著《注定一战》中[9]，将这一隐喻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种隐喻构成了美国学者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国内对此重视不够，只是将之作为一种谬论一驳了之，却低估这种隐喻对美国战略选择的长期深层影响。这并不等于说现实主义者爱好战争和鼓吹战争，他们的理念更接近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均势战略和自身的实力准备避免战争。多数现实主义理论家都批评美国发起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认为是虚耗国力，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所有的现实主义者在评估中国影响的时候，在乎的都是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增速。现实主义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和美国在科技上还差距悬殊，在军事力量上也是如此。但是中国有巨大的人口和经济体量，而且经济增长速度要显著快于美国。这种经济力量的快速增长，未来会转化成科技、军事以及其他方面的力量，并且中国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以经济合作为筹码迫使其他国家就范，从而获得区域内的主导地位。李光耀在接受艾利森的采访中，也特别强调了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带来的挑战[10]。
　　现实主义者并不十分关心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以及文化、价值观念，他们要确保的是美国的领先地位（primacy）。任何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只要有可能威胁美国的这种领先地位，都是现实主义者的战略评估对象。特朗普的竞选口号“美国优先”，人们更多从“优先考虑美国利益”考虑，但实际上还有另一层含义，“美国要继续保有充分的领先地位”，这和现实主义者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如何定义中国未来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美国的选择，各流派的分析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譬如，巴里·博森认为应该采取维持性策略（restraint）,即在加强同盟对中国制约力量的同时，审慎地维持现有的力量边界，不激化敌意和对抗。[11] 威廉·沃尔福斯和斯蒂芬·布鲁克斯认为中国很难在短期成为与美国相并列的一极，但中国可能会成为美国之后、其他强国之前的准一极。[12] 进攻性现实主义观点的理论家，包括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瓦尔特，则判断美国不可避免要采取遏制战略，避免中国挑战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专栏作家和现实主义者罗伯特·卡普兰也相当程度赞同米尔斯海默的看法。[13] 一些现实主义理论家，包括布热津斯基、艾利森等，又倾向于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等角度，阐述中美冲突的高可能性。
　　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的对华战略究竟采取的是哪一种现实主义的逻辑？我们认为，答案就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将大国的生存置于核心诉求，应对倾向于采取“离岸均衡”(offshore balancing)策略。这一策略的要旨是，当一个国家要崛起成为区域霸权时，美国首先要将责任推卸给崛起国家，并要让更多区域的其他大国承担遏制的成本，在必要时美国再介入。离岸均衡战略不同于孤立主义，前者保留了介入的可能，而后者则选择回避。
　　瓦尔特在2018年《国际关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与美国利益有关的地区出现地区性霸权的可能性。他认为欧洲的德国和俄罗斯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两个国家都不可能在未来主宰这个地区。在中东，他建议美国允许俄罗斯的部分存在并更多由地方力量处理ISIS崩溃后的问题，不要介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争端，只要这个区域不出现支配性的大国就可以。亚洲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面对中国的挑战，但是周边国家力量不够，需要美国给予实质性的支持进行遏制，同时确保在东亚地区有更强有力的军事存在，并领导区域的反制力量，同时尽力保持和北京关系的平稳。 [14]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人米尔斯海默2014年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长文，详细分析了美国对华的可能战略选择。 [15]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他分析了美国的霸权之路和内在逻辑，认为中国今后也会如美国一样行事，寻求确立自身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未来对华的最佳策略可能是遏制。遏制策略可能有三种选择：一是直接发起预防性战争，但这是不可操作的；二是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这比直接战争要好，但在现实上不可行。除非中国受损比美国更大，而且美国能找到新贸易伙伴而中国不能，但后者他认为很难，中国很难在经济上被孤立；三是促退策略（rollback），即美国在中国周边扶持反华的领导人上台，以及在西藏和新疆制造不稳定，这也是美苏冷战时期就采取的策略。他认为，随着美中之间竞争加剧，两国可能会有代理人战争、军备竞赛或诱使一方陷入战争泥潭、互相锁定为主要对手、限制人员互访（特别是高科技和安全领域），在此过程中也不排斥经济继续往来和个别事务上的合作。米尔斯海默还判断，中美之间的战争可能性可能会比美苏冷战时期要高，因为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复杂，中国和多个国家还有领土纠纷，他认为儒家文化和平论和商业和平论在现实中缺乏基础。
　　如果观察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行动，可以发现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期是高度一致的。包括渲染美国安全形势极度危险（生存诉求），提出印太战略需求更广泛的遏制联盟，要求盟友更多承担安全责任和成本，限制安全和高新技术的人员交流，扶植中国周边国家的反华领导人和抑制亲华力量，高调介入台湾问题，干预西藏新疆的内部事务等。
　　此外，对中国的崛起进行道德指责和污名化，也体现了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思维。中国的改革开放，包括许多政策和制度，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但美国显然将这种不足放大和扩大化，将中国的发展包装成一个长期阴谋和欺骗的结果，塑造一个道德恶劣的形象，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却是美国战略上的需要。
　　美国发动贸易战中的种种行为，也可以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得到解释。首先，中美贸易战会给美国带来损失，但美方判断中方的损失更大，这使美方认为自身的相对地位可以得到巩固。其次，美方重新与欧盟、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发动贸易战，与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不一样。对于盟友和其他伙伴，目标是巩固自身的同时，鞭打盟友形成对中国的统一战线。美国利用欧盟和日本在防务上的依赖，以及对美国市场的追求，做了一个杠杆，这个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奏效（但不完全奏效）。第三，特朗普及其团队来中国谈，谈了又不认，反反复复背后，也可以用打乱中国节奏来解释。
　　尽管米尔斯海默作出了“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缺乏可行性”的判断，但这正是目前遏制战略下的举措。这符合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才是美国的最大关切，所以不惜采取战略上的冒险。仅仅凭借贸易战并不足以支撑整个战略，美国还要积极采取各种举措加快自身的发展，包括通过大力度的税收改革，以及制造外部的不确定性，吸引资本回流美国。此外，通过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制裁（如违反对伊朗和朝鲜的禁运）以及关税政策，瓦解中国在制造业供应链上的规模优势和范围优势。甚至在特朗普的推特中，也毫不掩饰地为中国经济放缓而欢欣鼓舞。
　　03　中国的应对：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
　　中国正面临一场不加掩饰的遏制。既然美国的对华战略实质已然清晰，那么对中国在近期和长期有何影响？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
　　1.遏制战略的基础及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外交战略思想一经确立，通常会持续很久。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前后持续了40多年。冷战后的新自由主义也坚持了20来年。所以，大概率现实主义在未来5-10年还将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但是同样是现实主义战略，其内涵可能会发生变化，譬如由遏制转向维持，甚至接受双极、准双极或多极格局。美国的遏制战略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其所期待的效果，既取决于自身的战略实施能力和条件，也取决于中国能否妥善应对。这里先讨论前者。
　　当前的遏制战略的抓手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要实施这一战略，需要国内政治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技术基础以及国际关系上的准备。这些条件在短期是具备的，在长期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仍将较长期具有优势的领域是科技、美元和军事。中美科技上的差异巨大，但是美国自身也并不掌握全球基础性和前沿技术的绝大部分，在技术领域和商品领域一样也存在着全球供应链的问题，发动一场全面的科技封锁，很有可能对美国的科技产业本身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美元作为全球货币，具有双重性，既是美国为全球提供的公共物品，也是从全球汲取资源的工具，如果美元作为全球货币被逐渐削弱，那么美国从全球汲取资源用于自身发展的能力也会被削弱。在军事上，在后殖民时代，如果没有战争和占领的机会，军事存在越强大，美国国力消耗越大。
　　在内政上，特朗普拥有相当一部分的民意基础，并以此为杠杆撬动党内取得一致。特朗普本人具有强大的明星效应，在推特上贴大字报，踢开党委闹革命，有许多坚定的粉丝。即便支持他的选民不一定在共和党内占据绝对主流，共和党要在州级政府以及议会中维持地位，没有党内大佬敢忽略这一群体，只能相忍为党。但美国毕竟是价值观和利益格局多元的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格局也会对其战略实施构成制衡。
　　在国际上，以美国的防务和市场为筹码，也能够在短期约束盟国取得一致。但是盟国也不能忽略与中国合作的利益，除非美国能够给予更多的利益补偿，这个代价是美国长期难以承受的。相反，随着中国市场的成长和其他新兴市场的成长，美国市场的重要性变得相对次要，维持联盟的动机也会趋弱。此外，让盟友更多承担防务和安全成本，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美国可以短期减少支出；但另一方面防务自主的德国和日本，就具备挑战霸权的潜力，美国也未必乐见。除了一般的国际关系层面，美国的霸凌在国际上也得不到道义上的支持，在长远也会侵蚀其影响力和在国际秩序中的合法性。
　　此外，就经济政策而言，美国对华经济层面的诸多遏制性政策，因为存在内在的冲突，很难奏效。譬如，美国希望重振制造业和改善基础设施，但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则会减少资金来源。美国希望通过减税，吸引资本流入，减少贸易失衡，但这本身又会促进美元升值，抑制本国的出口和就业。就贸易战而言，如果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实施，本国的供应成本和通胀压力会加大，进一步增大加息的压力。
　　综上，美国当前对华的战略遏制，很难在长期收到成效，但是短期对中国造成的麻烦和压力不可小视，需要审慎应对。尽管如此，中国也需要有长期应对压力的准备。
　　2.多数人的现代化与中国的道路选择
　　在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里，现代化及其代表的高水平生活质量只为少数国家和全球少数人口专享。到2015年，全球发达经济体的总人口也只有10亿左右，占全球总人口比例不到15%，这是一种“少数人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or the minority）。
　　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发展。在过去40年里，中国有6亿农村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城镇人口增加了6亿。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社会发展领域也取得长足进步，突出体现在人均预期寿命、营养、教育、住房等指标的改进上。不仅是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巴西、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阿根廷、泰国、南非等国发展势头也引人瞩目。2015年，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经济体GDP总额占全球27%，2010-2015年全球经济新增部分超过60%来自这些国家。尽管发展中国家在赶超的过程中会反复经历波折，但增长和发展的基础仍在。快速的经济增长是现代化的产物，反过来也推动进一步的现代化。未来还会有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现代化的行列。
　　如果包括上述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10-20年里继续保持快速的进步，这将在根本上重塑全球的发展版图，使全球向“多数人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or the majority)转型。当这些国家到2030年整体进入上中等或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意味着全球将有60%以上人口得以享受现代文明成果。这是历史性变化。
　　从少数人的现代化向多数人的现代化转型，是历史的必然，有天然的正义性与合理性。[16]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符合这一历史趋势，并且通过自身的发展使这一转型的趋势得以加快和确认。由于中国超大的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树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而且推动了全球经济版图的改变。中国的发展并非是孤立地实现的，而是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化，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经济贸易与发展合作实现的。中国通过融入世界取得发展，同时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做出贡献。
　　正是因为全球向多数人的现代化转型，这也注定中国只能走和平发展道路。从15世纪-20世纪上半叶，少数国家依靠科技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对全球其他国家进行征服和掠夺。不仅如此，领先的国家也可以不加节制地挥霍使用各类自然资源，维持优厚的生活水平。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21世纪已经再也走不通了。当全球有新的30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面临的资源需求将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要摆脱“一战”和“二战”这样的悲剧，只有走合作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路。这也是中国目前正在孜孜以求，并努力实践的，并且中国也从来不吝于与各国分享自己的经验与成果。
　　3.中国的应对原则
　　中国需要认识到，在这场遏制和反遏制中，最大的资本就是自身的稳健增长。在这场博弈中，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则：
　　第一，认清现实，提高定力。现实主义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回归将是长期的，新战略的本质是遏制，中心目标是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遏制作为一种战略，其内容是全面的，不会仅限于贸易、投资、科技，还会有更多外交、军事方面的举措。美国可能会四处出击，分散中国的注意力，持续制造恐慌。在贸易以及相关领域的谈判过程中，态度虚虚实实，让中国在乱中出错，打乱发展的节奏。除非确认美国已经作出实质性的战略调整，对战略圈和相关人员的放话试探不要轻信，要作底线打算。
　　第二，抓住根本，减少虚耗。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根本上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家庭和企业生产活力的释放，得益于改革开放前较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相对公平的分配，得益于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得益于对外开放吸收国际资本、管理和技术，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当前，中国的技术进步迅速、产业体系完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依然突出，经济体系有自身的韧性，有潜力向更高的发展水平跨越。只要中国能通过结构性改革，逐步消除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激活企业和个人的活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中国实现又好又快的增长是可期的，就可以掌握主动权，迫使美方调整战略。
　　第三，坚决回击，掌握分寸。对于美国霸凌，要坚决予以反击。反击的时候不过线，既要使对方付出代价，也要留有后续出牌的筹码，并避免走向全面失控。中美是竞争对手，但还不是敌人。要继续扩大双方的人员交往，对于美国战略界的学者，即使学理上主张遏制的，也不要贴上“反华”之类的标签，需要进一步接触和对话。警惕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对于美国及周边国家不利于我的言行和举动，在回应时也要理性考量评估，避免意气用事。此外，我们仍然要学习借鉴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的经验、技术、知识以及吸取发展过程中的教训。
　　第四，立足自我，善于用力。中国是不结盟国家，面对美国的战略遏制，最根本的还是要立足自身的发展，充分认清自身的力量所在和短板，扬长补短，不能指望其他国家在对抗美国遏制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基础上，也要巧用力，通过广泛的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自身抗逆力，抵消美国遏制的影响。
　　4.激活中国经济增长潜能
　　当前，要充分认识到经济稳健增长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性和基础性作用。大国之间实力越接近，矛盾冲突激化的可能性越大；相持的时间越长，后果就越不可控。要发挥规模的优势，用优质和高速的增长实现对美国经济总体实力的较快超越和摆脱，减少战略相持的时间。不仅如此，只有中国自身发展好了，才有可能阻碍美国战略上的恫吓和投机冒险，为两国乃至世界赢得和平、合作和发展的未来。有鉴于此，对激活中国经济增长潜能，我们有以下的主要建议：
　　第一，纠正流行的认知误区，充分认识和发挥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好增长不等于慢增长，慢增长也会成为坏增长。要充分考虑中国经济体系在规模和范围上的特点，认识到我国结构性改革的巨大空间，看到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此基础上认识中国增长的潜力。克里姆金等（2015）对中国长周期增长的研究表明，在改革情境下，中国在2012-2024年间仍有望达到7.8%的增长率，但是如果不改革增长率将只有5%。相差的增长率就是不改革的机会成本，低估机会成本可能会导致改革动力的弱化。[17] 从我国自身的发展规划看，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需要经济保持6.5%左右的年均增长率。许多民生和社会问题，也需要通过较快速的经济增长提供缓冲和解决的空间。新一轮改革要瞄准提高城市化、国企、土地、人力资本等要素生产率未充分发挥的领域，要坚持通过改革使经济增长率达到潜在增长水平，避免走粗放式增长的老路。
　　第二，加快落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改革。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极，要培育并充分发挥城市对经济增长的支柱作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研究表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全国12个大型城市群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20%，人口占60%，但在全国经济占比从2006年的70%提高到2015年的82%。当前，首要的是将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的2020年1亿人进城落户做到实处，实现市民化待遇，通过完善公共服务鼓励举家进城，避免由原来的半城市化变为“统计城市化”。
　　第三，以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为契机和抓手，激活沉淀资产和资源，促进城乡优势资源互补。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结合已有试点改革经验，全面推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加快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和自愿基础上的流转，扩大农村宅基地长租试点和使用权流转抵押，完善农地增减挂钩，加快建立全国性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在农村人口减少的前提下，鼓励和推动城市优质资本、人才和技术进入农业和农村，为城市资本提供投资出口。
　　第四，加大对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的投资，将城市作为投资的主战场。当前尤其具有紧迫性的是城市教育服务供给不足和农业转移人口子女进城入学难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课题组的评估分析认为，当前应该抓紧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抓紧新建1万所左右的学校。扩大教育领域的投资，当前可以有三方面的好处：一是增加公共支出规模、优化公共支出结构，稳定经济增长；二是在贸易战下稳定和凝聚人心，增强人民的国家认同；三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为长期增长奠定基础，要特别考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步的背景，为提高未来时代的劳动力素质做好准备。
　　第五，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已经为新时期的国企改革提出了许多很好的顶层设计框架，当前迫切需要在此框架下进一步细化，加快改革的步伐。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保持国有资本控制权的前提下，要依市场规律充分放活经营管理权；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用人制度和激励机制；建立和完善免责机制，鼓励担当作为；让各类所有权形式的企业进行公平竞争。
　　第六，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的相关举措。落实对外开放举措，有两重必要性：一是吸引外国投资，提振经济活力；二是做大利益共同体，形成国际性的统一战线。当前对外开放中，存在突出的“进门容易经营难”的现象，要切实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加强中央层面的协调统筹，克服部门利益的掣肘，通过主动对外开放赢得对改革开放的自主权和话语权。
　　第七，切实做好国民经济降成本的各项举措。要通过综合的税费改革，切实降低国内外企业的经营成本，以及国民的生活成本。要充分利用好税费快速增长的窗口期，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率、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率、以及企业的社保缴费水平、清理取消过时的收费，提高国民的获得感和认同感，打造全球性的投资洼地，吸引更多国际和国内资本留在中国。在税收政策制定上，当前迫切需要打破部门视角，在大国竞争和国家发展的全局下考量。
　　第八，在大国竞争的框架下，坚持和掌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步骤。目前推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十分正确的。在操作层面上，要坚持以我为主，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层面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仍要坚持，已经采取的措施和行动的结果需要维护，保持政策方向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要避免政策推行过程中的过急和扩大化倾向，充分考虑稳增长的重要性，掌握好改革的节奏和步伐。
　　04　结 语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与1990年代提出“历史三峡论”，认为中国1840年以来的现代化转型需要200年左右才能完成。在过去近180年里，这个转型过程是异常困苦艰难，一代又一代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今天虽然没有完成，也终于有了基本模样。民间有古语，“行百里者半九十”，以两百年论，也差不多是现在这个时间点。能否在未来5-10年应对好这场遏制，对中国来说是关键时刻。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有自身的合理性、必然性、道德性、正义性，没有理由在遏制面前低头告罪，放弃自己的发展权和发展道路选择权。“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已经确保了七十余年的总体和平，这也证明了道德和正义的力量。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国际合作的发展，最终会加强这种道德和正义的力量，推动人类社会走出霍布斯式的野蛮丛林。
　　但在眼下，我们还在丛林中，必须经受考验。中国能否跨过这道关口，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诚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完美和挑战，从政府到社会，都有巨大的需要改进的空间。这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企业、个人、社会组织在良好的法治框架下，相互赋权、相互谅解、寻找利益公约数，共同应对内外的各种挑战。我们坚信，中国人民经过自身的艰苦奋斗，每一个人都会赢得应得的有尊严的体面生活。

　　[1]Keohane, R. (eds.)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2]Carr, E.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ennial, 1939
　　[3]Mogenthau, H.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A. A. Knopf, 1948
　　[4]摩根索的理论对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制定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他本人也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顾问。
　　[5]见Waltz, K. Man, State, an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Waltz, K.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Little, Brown, 1967; Waltz, K.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1979.
　　[6]Mearsheimer,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7]他将新现实主义和后来的其他现实主义定义为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这些理论不认为国家间的冲突完全不可避免，但主张国家要采取必要和有限度的策略，确保自身的基本安全和利益。
　　[8]Maitra, S. “U.S. Foreign Policy: Back to Re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view, January 13, 2013.
　　http://www.iar-gwu.org/node/453
　　[9]Allison, G.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10]Allison, G. et al.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MIT Press, 2013
　　[11]Posen, B. “The Rise of Illiberal Hegemony: Trump’s Surprising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
　　[12]Brooks, S. and Wohlforth, W.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0(3), 2015
　　[13]Kaplan, R. The Return of Marco Polo’s World: War, Strategy,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andom House, 2018
　　[14]Walt, S.M.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Can realism explain it? Should realism guide i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8 Vol 32(1): 3-22
　　[15]Mearsheimer, J. “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 National Interests. October 25, 2014. 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在2006年以“中国的不和平崛起”中就提出来了，参见Mearsheimer, J.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16, 160-162.
　　[16]邓英淘: “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载于邓英淘先生的遗著《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再版），大风出版社，2012年
　　[17]Cheremukhin, A., Golosov, M., Guriev, S., Tsyvinski, A. “The Econom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53”, https://economics.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iles/Faculty/ Tsyvinski/
　　china1953.pdf

来源时间：2018/9/14   发布时间：201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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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选战：特朗普和奥巴马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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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隆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重新进入美国政治舞台，代表民主党参加竞选活动，希望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从共和党手中夺回国会控制权。 奥巴马发现自己正在与接替他的人唐纳德·特朗普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因为他们都在努力激励各自的政党。
　　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重返竞选活动。 在伊利诺伊州，他敦促年轻的民主党人继续争取社会和经济正义。
　　他说：“每当我们更接近这些理想时，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就会往后推。 这并非始于唐纳德·特朗普。 他是症状，而不是病因。他只是在利用政治人物多年来煽动起来的不满情绪。这是根植于我们过去、但也是你们年轻一代所经历的巨大动荡所产生的愤怒与恐惧。”
　　在加州，奥巴马号召民主党人在11月中期选举中踊跃投票。
　　他说：“当我们没有参与时，当我们没有注意时，当我们没有挺身而出时，其他声音就填补空白。 但好消息是，在两个月内，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政治中恢复一些理智。”
　　奥巴马发现自己正在与接替他的职位并试图取消他多项成就的人展开竞争。特朗普总统最近一直为共和党人助选。
　　他在蒙大拿的一次助选集会上说：“这次选举是关于就业， 关于安全和工作。由于共和党的领导，我们的经济在我们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 想想看，在我们的历史中。 没有人知道这会发生。”
　　川普还警告其支持者说，如果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中拿下众议院多数席位，他就可能被弹劾。
　　他说： “等发生了再来担心。 但如果这真的发生了，那么这就是你们的错，因为你们没有去投票。 知道吗？ 你没有去投票。”
　　特朗普已接受了11月国会中期选举实际上是对其任职表现进行全民公决的观点。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专家拉拉·布朗说：“两边的热情的确与总统有关。我看到的最新数字是，超过40％的美国人表示很可能会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投票，这些投票者将选择支持或是反对总统。”
　　奥巴马已被证明是对选民有强大的激励作用，他能够有效地动员民主党人投票，但也令共和党人感到厌恶。
　　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奥巴马可能会重点鼓励年轻人和非白人选民。
　　他说：“整个民主党和各人口群体都有这种热情。许多选民将首次看到选票上真的有选项，这些选项看来以不同的方式谈论某些问题，这总是会对选民有吸引力。”
　　特朗普和奥巴马可能永远都不会作为对手出现在选票上，但他们在今年的中期竞选活动中面临着一场关键的代理人战争。这场竞选关系到两党对国会的控制权。

来源时间：2018/9/14   发布时间：201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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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美国在华企业深感贸易战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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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一项对数百家美国在华企业的调查显示，关税对美国企业的负面影响是“明显且深远的”，很多公司利润减少、成本增加，超过三成的受访企业正在离开中国。
　　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9月13日星期四公布的对430多家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中美双方已实施的500亿美元产品关税中，63.6%受访者表示受美国关税影响，62.5%受访者表示受中国关税影响。近一半的美国公司预计，或许即将到来的美国两千亿美元的关税会给它们带来“很强”的负面影响。
　　除了关税以外， 有超过52%的受访公司说，中国的非关税报复也令他们倍感压力，其中包括检查增加、清关速度放慢以及官僚监督或监管审查的增加等等措施。
　　此次调查还显示，为应对贸易战，35%的受访企业已把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等其他国家，或者正在考虑这么做，31.1%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正考虑延后或取消在中国的投资。有高达42%的受访美国企业认为其产品不会在中国获得成功，反应了贸易战阴影之下，弥漫在美国企业中的悲观情绪。有6%的受访企业甚至考虑迁回美国。
　　美中两国的贸易纷争已持续好几个月，其升级程度大大超过了人们最初的预期。目前美国经济表现强劲，并正在陆续跟其他贸易伙伴达成协议，唯有中国谈判毫无进展迹象。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三说，美国已向中国发出重启贸易磋商的邀请。
　　反观中国，在目前经济疲软的局势之下，经济学家担心贸易战有可能令中国出现大规模失业。 摩根大通星期三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现阶段的中美贸易战规模，可能使中国损失70万个工作，而如果贸易战持续升级，中国失业将激增至550万，国内生产总值跌1.3%,这远远高于以前的0.5%左右的估计。
　　调查于8月29日至9月5日进行，访问了432家企业。调查没有公布受访企业名称，但两个商会成员包括苹果公司、波音公司及通用汽车等美国大公司。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瑞达(Kenneth Jarrett)称，该调查的目的之一是为美国商会于本月稍晚面见国会议员提供数据。

来源时间：2018/9/14   发布时间：201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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