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亚生  来源：亚生看G2

　　我在上一篇文章《黄亚生：弹劾特朗普三部曲之一：美国的“金光大道”》中已经指出，8月21日很可能会成为特朗普任期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天，他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和前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先后被定罪。科恩认罪时表示，特朗普曾指使他支付了两笔封口费，掩盖自己的偷情丑闻，以此来影响选举结果。这触犯了《联邦竞选财政法》。
　　弹劾一个总统不容易，也许我上一篇文章过于乐观。 弹劾一半是法律，一半是政治。 从现在情况看，美国的法律体制还在正常运转。如果我在上篇文章是乐观的话，我是对美国的民主一个重要的根基——法治——表示乐观。如果是过度乐观的话，那是对美国的政治程序。
　　但是司法和政治程序并不是互相完全独立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司法会影响政治，而不是政治会影响司法。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表明美国的法律给了我们这么一幅图景：特朗普的世界是一个彻底的“犯罪王国”。但是一个“犯罪王国”的领袖应该不应该被弹劾，这是由美国选民决定的，取决他们的价值判断。
　　要预测特朗普是不是最终会被弹劾要求我们做两件事，一是要了解一些法律的程序和基本事实，二是要对美国选民的价值判断做一个预测。做第二件事是很难的。这篇文章里我来做一个事实陈述，告诉你一件事——特朗普的世界是一个彻底的“犯罪王国”。
　　这个“犯罪王国”由三个层次组成： 特朗普的选举班子、特朗普的经纪人和特朗普的家人。
　　特朗普的选举班子
　　自从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罗伯特·穆勒三世（Robert Mueller III）2017年5月受命成为特别检察官，调查“通俄门”事件以来，他已经起诉了32名个人，以及3家公司。这些人里很多是特朗普竞选班子的成员，也可以被认为是“犯罪王国”的职业经理人。
　　根据美国政治分析网站538的统计，从1973年的国会水门特别调查委员会起，美国到现在一共有11次特别调查。而当统计每次特别调查中第一年所被起诉和认罪的个人数量时，538网站发现，“通俄门”事件被起诉和认罪的个人数量仅次于“水门事件”。值得指出的是，水门特别调查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2月，而尼克松总统1974年8月8日就被迫辞职了。“水门事件”很多突破性进展都是在特别调查委员会成立一年内取得的。“通俄门”的调查在8月21日科恩和马纳福特被定罪后，有可能才刚刚开始提速。

　　

　　在穆勒起诉的32人中，有4人是特朗普竞选期间，以及入驻白宫后的重要亲信。这4个人分别为特朗普政府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特朗普竞选团队前主席保罗·马纳福特，竞选团队副主管里克·盖茨（Rick Gates）以及前总统竞选外交政策顾问乔治·帕帕多普洛斯（George Papadopoulos）。再加上8月21日认罪的科恩（科恩并不是被穆勒团队起诉的，他是被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起诉的），现在特朗普身边已有5人被起诉。这个数字肯定还会上升。
　　弗林担任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不到一个月，后来因涉嫌作虚假陈述被迫辞职。据报道，弗林在被联邦调查局询问是否与俄罗斯大使有过交流时撒了谎。美国公民以私人名义进行外交活动是非法的。弗林是在2016年年底致电俄罗斯大使，当时虽然大选已经结束，但是奥巴马的任期还没有结束。在交谈中，两人讨论了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行为。他于2017年12月因向联邦调查局做虚假陈述而被起诉并认罪。在认罪的同时，弗林选择主动与穆勒达成协议，以合作换取免于日后被穆勒以其他罪名调查起诉。（但穆勒团队以外的美国司法检察官或部门并不包括在协议里，他们有权利选择起诉弗林。）
　　弗林案有可能涉及特朗普， 因为美国前任联邦调查局长科米指出，特朗普曾要求他“放过弗林，停止对他的调查。”特朗普这个要求已经涉嫌妨碍司法调查了。
　　2017年10月，特朗普竞选团队主席马纳福特和副主管盖茨被控12项罪名，包括：涉嫌参与破坏美国利益的阴谋、合谋洗钱、未经登记即担任外国代理人、发出虚假与具有误导性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声明、虚假陈述，以及七项未申报外国银行与金融账户罪。今年2月22日，穆勒再对2人追加银行诈骗、洗钱、逃税等32项罪名。2月23日，盖茨承认了涉嫌对美国不利的阴谋和虚假陈述的指控。在认罪之后，穆勒决定撤销对他的22项银行和税务欺诈指控，换取盖茨配合穆勒的调查。8月21日，马纳福特被判犯有8项金融罪行犯罪，这是穆勒对总统团队调查的首次法庭审判胜利。
　　2017年10月3日，特朗普竞选团队前外交政策顾问乔治·帕帕多普洛斯以伪证罪被控。同年10月5日，帕帕多普洛斯与司法机关达成协议，承认其向联邦调查局就竞选总部与外国人之联系问题提供了虚假证据。
　　特朗普的经纪人
　　美国有句话叫，“跟着金钱的流向去调查”（“Follow The Money”）。美国司法部门调查黑手党最成功的办法就是先把他们打理财务的负责人抓起来。
　　两个帮助特朗普打理财务的经纪人已经选择和穆勒合作了。 一个是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科恩帮助特朗普全权操办了两笔可能故意触犯《联邦竞选财政法》的封口费的所有的流程。另外一个人，艾伦·维塞尔伯格（Allen Weisselberg），更是内部人中的内部人。他是特朗普集团公司的首席财务官。维塞尔伯格在今年早前选择配合美国司法部门调查，并在“封口费事件”获得了豁免权。这对特朗普的“犯罪王国”是致命的一击。 维塞尔伯格早在特朗普父亲时期就帮助特朗普家族打理财政事务，很有可能也掌握很多对特朗普不利的关键性的证据。如果你想“跟着金钱的流向去调查”，那你就需要去调查维塞尔伯格。
　　除次之外，美国传媒的主席大卫·派克（David Pecker）也涉嫌参与了触犯《联邦竞选财政法》的行为。派克已和联邦检察官达成协议，同意为“封口费事件”作证，检察官将确保即使大卫·派克在证言中提供了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也可以被豁免。
　　派克虽然不是特朗普公司的人，但他可以说是特朗普的共谋。他是“封口费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科恩当时指示派克和其旗下的媒体公司买下了女模特卡伦·麦克道格尔（Karen McDougal）与特朗普偷情故事的版权，并在之后拒绝出版，以此达到了封口的目的。 美联社报道派克有一个保险箱，里面存放了多年来和特朗普进行的各种“交易”的文件，包括这次的“封口费事件”的重要文件。这个保险柜一旦被找到，可能会有大量针对特朗普指控的直接证据。
　　特朗普的家人
　　很多人猜测穆勒下一步就会对特朗普家人起诉，这就接近了“犯罪王国”的核心圈子了。 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和女婿库什纳曾在2016年6月9日会见俄罗斯律师，试图寻找希拉里的丑闻。这次会议是整个“通俄门”的一个焦点事件。
　　在2016年6月9日，特朗普儿子小特朗普、时任竞选主席马纳福特和库什纳在特朗普大厦会见了一名与克林姆林宫有联系的俄罗斯律师，理由是一名叫罗博·戈德斯通（Rob Goldstone）的商人曾向小特朗普承诺，“俄罗斯政府律师”将提供有关希拉里的毁灭性负面信息。小特朗普去年7月份在推特上公开了他与戈德斯通当时互通电子邮件的截图，对方写道，这是"俄罗斯和其政府对特朗普先生支持的一部分。”小特朗普的回复是“期待细节”。这次会议的目的已经是确凿无疑：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希望和俄罗斯合作。
　　现在所缺乏的证据就是特朗普是否知情其儿子和女婿与俄罗斯接触的事情，以及是否双方还有更频繁和深入的接触。如果小特朗普和特朗普团队从俄罗斯人那里寻找有关希拉里的“污点”，他们可能会被控合谋违反《美国联邦选举法》。《美国联邦选举法》禁止外国公民为竞选活动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法律同时禁止美国公民接受外国公民捐赠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特朗普本人对这些事情知情，他会嫌疑违反《美国联邦选举法》，他自己就是罪犯。
　　结语
　　我们实际上不知道水有多深。目前科恩等人的案子会将检察机构带入特朗普整个“犯罪王国”，甚至是他当总统前的所做的事。涉及特朗普自身的更多罪行将会随着更多特朗普亲信选择配合穆勒调查而逐步被揭露出来。
　　另外这个“犯罪王国”已经开始扩展到特朗普的支持者了。 根据《纽约时报》8月21日的报道，众议院共和党议员邓肯·亨特（Duncan Hunter）因为滥用选举资金被司法部起诉。另一名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克里斯·柯林斯（Chris Collins）因涉嫌内幕交易被起诉。这两人分别是2016年初选期间第一个和第二个站出来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国会议员。
　　一个犯罪的总统应该被弹劾。这是表达一个观点，而不是一个事实的陈述。特朗普是一个“犯罪王国”的领袖。这是陈述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观点的表达。

来源时间：2018/9/8   发布时间：2018/9/4

旧文章ID：17006

作者：车钦仪  来源：世界说

　　8月30日，美国司法部发布利益声明，声援状告哈佛歧视亚裔学生的民权组织“学生为公平录取”（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简称SFAA）。SFAA于2014年正式向联邦法庭对哈佛提起诉讼，称哈佛在录取过程中对亚裔学生的歧视伤害了亚裔美国人的权利，违反美国宪法。
　　司法部称，虽然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允许大学在录取中考虑种族因素，但哈佛没能在招生过程中对此提供具体的执行标准，而是用主观臆断的“个人素质”分数系统性降低亚裔学生获得录取的可能性。
　　这一案件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对平权法案的讨论。自提出以来，平权法案为在许多方面为非裔美国人为首的少数族裔争取了更多的教育及就业机会。但对种族的考量是否会造成另一种不公？考虑到不同族裔的收入背景和生活条件，在教育这一敏感话题上，种族因素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再次成为焦点。
　　哈佛录取机制及调查结果
　　美国大学在录取过程中除了学习成绩和标准化考试分数外，还会考虑学生的个人情况和综合素养。各大名校均将这一过程视作学校的商业机密，拒绝公开，外界存在对其公平性的长期质疑。通过此次诉讼，哈佛的秘密录取机制终于被迫公开。
　　哈佛大学在录取过程中对每名申请者在几个类别中打分，如GPA、SAT分数及课外活动，除此之外还有最为主观的“个人素质”项。SFAA向法庭提交了其雇佣独立专家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其他所有种族，亚裔学生在学术和课外活动类别中获得了最高的分数，但在个人素质中获得了最低的分数。由此可见，录取机制存在针对亚裔学生的系统性歧视。

△ 支持哈佛大学的部分学生组织 来源：美国全国有色人种进步组织（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SFAA称，受平权法案影响，这一歧视背后的动机是为了保持学生群体内各族裔比例保持平衡，因此导致亚裔学生比其他学生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哈佛大学亚裔学生比例在过去十年内从约19%上升到了24%，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相比之下，受到加州宪法要求不能在录取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裔学生占比超过40%。SFAA称，如果哈佛不故意提高对亚裔学生的准入门槛，亚裔学生的比例将远高于现在水平。
　　哈佛大学的招生官William Fitzsimmons对稳定的族裔组成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表示，哈佛将美国分为数十个地区，在各个地区内按比例录取学生。各个地区的人口组成在过去十年内没有太大变化，因此学生群体中的族裔比例也维持不变。
　　在法庭要求下，哈佛大学公布了其在2013年做的一项内部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同样优秀的学生中，亚裔学生的录取率最低。亚裔学生在所有打分项中均表现优秀，但在由招生官决定的“个人素质”项中普遍获得较低分数。报告显示，如果哈佛仅考虑GPA及SAT分数，亚裔学生的比例应近翻倍翻倍达到43%。加入除校友直系亲属和运动员招募因素后，亚裔比例降低到31%，算上课外活动及个人素质后将达到26%，最后约2%的减少确实是由种族和地区因素造成的。SFAA认为，这充分证明哈佛以种族因素为由歧视亚裔学生。
　　哈佛大学的辩护律师称，该调查目前仅得出了最初步的结论，无法直接证明哈佛确实存在歧视。
　　包括哈佛中国学生组织（Harvard-Radcliffe Chinese Student Association）在内的25个少数族裔学生组织共同发布声明支持母校，表示在录取过程中对种族的考量至关重要，不认为哈佛录取过程存在歧视。声明指出，SFAA刻意忽略了哈佛2013年研究中的重要结论：如果哈佛真的在录取中忽略种族因素，在亚裔学生比例仅将提升约3%、非裔及拉丁裔学生比例将下降近50%的情况下，白人学生比例将提升近10%。而申请中同时存在另一个重要因素：未来职业选择。约30%的亚裔学生在申请中表示自己未来希望从事医疗行业，在所有行业中选择医疗行业的学生录取率最低。
　　法律进程及政治考量

△ 司法部利益声明截图  来源：美国司法部

　　备受争议的平权法案诞生于美国平权运动大潮，最初由美国总统肯尼迪于1961提出。为了让历史上受到严重歧视的少数族裔有入学和就业机会，政府开始允许各机构在录取和招聘中考虑申请者的种族来作出最终决定。
　　最常见的反对意见之一是这样的种族考量创造了另一种不公平，应该单纯考虑申请者的资质和成就，而不是让种族因素影响公平竞争。这一意见的有力体现是2008年的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一案。原告Abigail Fisher在2008年被德克萨斯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拒绝后将其告上法庭，称她的录取资格受到了州立大学对少数族裔学生优待的影响。这一案件在2013年被最高法院驳回重审后，于2016年再次打上最高法院，也奠定了平权法案的现行三大标准。
　　一，大学只能在高度严格的标准下谨慎参考种族因素。大学必须能够证明其对种族的考虑符合宪法，服务于其教育目标；二，大学不能为各种族设立既定比例或名额。但在一定范围内采取增加多样性的手段属于合法行为；三，大学必须证明不考虑种族的录取过程不能够满足其教育目标。如果考虑和不考虑种族因素的录取过程结果相近，则必须减少对种族的考量。
　　总而言之，虽然法院允许对种族因素的考量，但必须按照严格标准执行，不能对其他种族造成伤害。肯尼迪大法官在判决中写道：“大学应该被允许自行定义对其核心教育目标存在重要意义的特质，如学生群体多样性等。但美国教育系统依然面临挑战，寻找调和对多样性的追求和宪法保证的平等待遇间矛盾的方法。”
　　这个案件的最终目的则是让法院宣布对种族的考量违宪，彻底推翻平权法案。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数十年间最高法院在平权法案问题上处理的案件全部针对政府机构或公立大学。包括2013年Fisher案在内，所有案件的法律立足点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宪法要求各州在其领土范围内给予所有人平等的法律保护，即必须用相近的标准对待每一个个体。因此，此次SFAA诉讼也是两手准备。在状告哈佛大学获得大量媒体曝光的同时，SFAA也将公立的北卡莱罗纳大学告上了法庭。如果两个案件中有任何一个最终抵达最高法院，平权法案都将面临重大挑战。
　　此次诉讼背后的政治目的同样明确。主流意见早已认可多样性的重要程度，68%的美国人支持平权法案，认为大学和工作场合中都应该保证有来自各个种族的人。在各族裔中，最为反对平权法案的是中低收入的白人群体，其中大部分是坚定的保守派共和党选民。
　　本案的背后推手Edward Blum便属其中，Blum是一名著名保守派法律策略顾问，长期在全国寻找符合保守派议程的案件。在过去的十几年内，Blum成功将6个案子打上了最高法院，包括2013年的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这6个案件全都涉及种族议题，涉及到选区划分和平等雇佣等问题，着重打击任何涉及种族因素的问题。Blum从未对亚裔群体的利益表示过关心，因此也有意见认为亚裔群体这次是被Blum利用，实际上服务于白人至上主义的保守意识形态。
　　而司法部发布的利益声明也非平常之举，利益声明应在司法部认为某一案件存在涉及到美国政府核心利益时发表。此前数任总统都鲜少采用这一手段，而在奥巴马时期，司法部开始频繁发布利益声明，主要对涉及平权或种族歧视的案件发声。在特朗普上任后，司法部延续了这一策略。2017年至今，司法部共发布了7份利益声明，涉及案件主要关于言论自由和阿片药物等。
　　自特朗普就任以来，教育部已经推翻或撤销了多项奥巴马时期惠及少数族裔的政策。
　　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对平权法案的强硬立场将有利于共和党继续笼络保守派选民，争取继续维持在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近期被特朗普提名最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对平权法案长期持反对立场。若他最终获得任命，此次案件抵达最高法院之时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平权法案被彻底推翻之日。
　　亚裔身份认同及社会地位
　　随着整体教育及收入水平提高，亚裔人群不再满足于做被忽视的“模范少数族裔”，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其中，亚裔最为关心的莫过于教育，大学也不是矛盾爆发的唯一焦点。
　　亚裔学生平均成绩突出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受法律要求不得考虑种族因素的学校中亚裔学生的比例往往远超亚裔占总人口的比例。这也为重视多样性的美国教育界带来了问题。
　　今年6月2日，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表示准备提出立法，要求纽约市最优秀的公立高中留出20%的名额给来自贫困学区的学生。白思豪指出，相比之下，大部分非裔及拉丁裔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无法和许多亚裔及白人学生享有同样优渥的学习环境和资源。这一提议在亚裔群体中引起极大的反弹。目前纽约市两所著名公立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和Brooklyn Technical High School在仅考量学术成就的情况下，学生群体中亚裔学生比例达到62%。而占纽约市学区总学生数 达67%的非裔及拉丁裔学生比例仅为15%。许多亚裔家长认为这再一次反映了政府将为了提高其他少数族裔地位而直接牺牲亚裔群体的利益的做法，对平权法案表示极度不满。
　　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亚裔在受教育权利的问题上多次受惠于平权运动大潮。在最高法院于1954年审理由黑人学生发起的案件，推翻“分隔但平等”原则前，亚裔学生只能就读于种族隔离的公立高中。直到1968年在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引起的群体抗议后，美国大学才开始在录取中重视对各少数族裔学生的录取。在平权思想推动下，最高法院才在1971年宣布加州要求华裔学生就读单独隔离高中的做法违宪。
　　SFFA v. Harvard一案预计将于10月开始正式庭审，此案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平权法案的未来。亚裔群体在教育权利议题中该何去何从？答案有待揭晓。

来源时间：2018/9/8   发布时间：2018/9/7

旧文章ID：17005

作者：霍建国  来源：环球网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如果世贸组织(WTO)没有改进，美国将退出该组织”。虽然大家都很清楚特朗普已经有过多次类似表态，但这次引起的反响无疑更大一些。原因可能是外界更多人判断特朗普会做出这一决定，尽管不知道是在何时。
　　曾经力推建立
　　关于特朗普威胁退出WTO，此前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他随便说说而已，没有认真对待。但这一次，已经有不少人站出来善意提醒要做好两手准备，因为特朗普最近正处于膨胀阶段，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是完全可能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分析一下美国退出世贸组织的可能性及其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我们也应关注没有美国的WTO是否可以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只要了解一下WTO的由来及历史，你就会明白美国曾发挥着重要作用。WTO及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1947年以美国为首的23个发起国共同签署的一项贸易总协定，意在协调降低缔约方相互间的进出口关税、促进贸易便利化进程。在关贸总协定于1995年1月1日正式转为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在美国的主导和推动下，关贸总协定在1947年至1995年间共组织进行了八轮谈判，前六轮谈判基本围绕降低关税展开，后两轮谈判即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才涉及到一些规则和服务贸易开放问题的安排。
　　由于二战后美国的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竞争力在全球占有绝对优势，所以降低关税减少壁垒有利于美国产品销往世界各地。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之中，1973年9月于日本东京启动的第七轮谈判参加方已达到102个缔约方与非缔约方。
　　而发展中成员的不断扩大，令美国在关贸总协定中主导一切的做法显然受到了约束和挑战，但我们应该承认，历史上关贸总协定还是通过美国组织的八轮降税谈判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和贸易限制措施实现了大幅降低，大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繁荣发展。由此也奠定了关贸总协定在推动世界贸易繁荣发展方面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肯定和支持。
　　意欲主导改革
　　时至今日，世贸组织成员已达164家，美国一家操纵或支配世贸组织的时代已然成为历史，在过度强调“美国优先”政策的影响下，美国不断指责并提醒世界贸易组织要注重美国的贸易利益，并多次提出要对世贸组织现有规则和程序进行彻底的改革。而特朗普再次发出“退出WTO”的威胁，无外乎是一种讹诈，实际上是在敲打WTO，不要同美国作对。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口头警告，希望WTO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改革，否则美国将放弃WTO另起炉灶。
　　从这一角度分析，恰恰说明美国目前对WTO改革还是很重视的，并希望通过改革以达到更加符合美国经济贸易利益。简而言之，特朗普的威胁恰恰是在力挺WTO的改革。
　　而实际上如果美国真要退出WTO，其所付出的成本是高昂的，这意味着美国将全面放弃其在多边场合所做的所有开放承诺，相当于在世人面前全面公开撕毁协议。这种行为将严重影响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尊严和信誉，而且这一行为同美国当今在世界上的身份和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至少美国的政治精英和建制派未必会接受。同时，美国要想退出某一国际组织或机构也是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的，相信在这方面特朗普也将受到挑战和制约。
　　谁的损失更大？
　　WTO的基本原则是公开透明的贸易政策，公平公正的贸易规则，以及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基础的无歧视贸易待遇。其主要职责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组织成员推动降低关税谈判和推动贸易便利化措施，促进贸易的繁荣发展;二是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协调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三是通过对成员定期审议机制来纠正成员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从目前的进展情况看，WTO组织的多哈发展回合谈判由于美欧国家采取不积极的态度，至今无法完成其谈判任务，导致多哈发展回合谈判停滞不前。
　　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由于美方执意阻挠新提名大法官的任命工作，导致目前的上诉机构由于大法官替补障碍濒于瘫痪。贸易审议机制虽然还在正常进行，但其权威性和纠错的能力仍显得非常软弱无力，主要的矛盾在于大国的违规行为如何纠正。比如美国目前引用“232条款”对钢铝加征关税的做法，以及针对中国发起“301 调查”的做法都是明显违背世贸组织有关规定的。但很显然WTO束手无策，从而使其权威性受到严重影响。
　　就目前实际情况分析，WTO确实面临着新一轮改革的迫切要求。美国作为国际多边贸易体制最初的主要设计方及主导者，绝不会轻易放弃对WTO的改革利用。美国只有在对WTO的改革彻底丧失信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选择退出。
　　美国退出WTO很显然受影响的是美方自己，WTO并不会受到颠覆性的影响，没有美国的WTO依然会维持其正常运转，而脱离WTO的美国则在世界上显得更加“另类”。目前的迹象显示美国正在加强同欧盟和日本的沟通和协商，企图在推动WTO改革问题上达成一致，以达到美国对WTO规则的修改目的。所以，当务之急不应将关注点集中到美国退出问题，而应高度关注WTO的改革动向， 做到未雨绸缪。

来源时间：2018/9/8   发布时间：2018/9/7

旧文章ID：17002

作者：孔闻峥  来源：走出去智库CGGT

　　《美国观察》周刊
　　上周，德国总理默克尔率团访问了塞内加尔、加纳和尼日利亚，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拜访了南非、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但从本周一起，50多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齐聚北京，参加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这是继2006年北京峰会、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之后，中非合作论坛历史上举行的第三次峰会，也是参会嘉宾最多的一次大会。此次大会，将推动中非合作更上层楼。
　　在世界关注非洲市场之时，美国亦改变了对外投资策略，正在推动新法案——更好地利用投资引导开发法案，从而提振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美之间除了直接的经贸摩擦问题，在非洲的间接较量情况如何？走出去智库（CGGT）本周推出新一期《美国观察》，由孔闻峥在美国为您提供前沿的资讯分析。
　　新闻观察
　　贸易与地缘政治，是2018年中美之间两大关键词。贸易上，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中国对美国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蓄势待发；地缘政治上，“一带一路”进程始终是美国重点关注的对象。
　　今年7月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印度—太平洋工商论坛”上提出，美国将加大与该地区的经济合作；8月初，16个美国参议员联名向财长姆努钦、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马蒂斯提出，不应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提供贷款。
　　日前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又激起了华盛顿的新一轮讨论，或新一轮的紧张：中非的亲密关系对美国来说，有多大威胁？美国在非洲还有什么机会吗？
　　中美的冲突与美国的优势
　　哪怕最客观的美国学者或媒体，都不会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发展对美国毫无威胁。
　　美国主流舆论观点是，一方面就与美国在国内限制中兴、华为的理由一样，是出于“信息安全”的考量；另一方面，则是担忧美国进入非洲市场的机会受到影响——虽然基础设施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其运营管理还是可以有政治因素在里面的。
　　美国所担忧的不是中国援助非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本身，而由于中国援助消减美国在非洲的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
　　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进行的基础设施援助能给整个区域、以及与非洲有商贸往来的国家带来的切实利益。世界银行的分析显示，如果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在公路及铁路等基建的密度和质量上能赶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那么该地区的人均GDP增幅将达到1.7%，这无疑是有广泛益处的。
　　另外，美国更需承认的是，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期间建立起的互信关系更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美国如果强行打破这样的关系，结果将是“强扭的瓜不甜”。
　　美国应如何应对中国与非洲的加强合作？美国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非洲问题专家就提出，美国需要做的是找到自己的战略性优势。显然，美国在基建方面不如中国具有竞争力——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份分析认为，这与双方的政府结构、投资机制等问题有关。但是，美国拥有优势的行业也不少，首当其冲的就是各类服务行业。随着非洲营商环境的改变，公司体量增大，对专业服务的需求也会随之增高，而这无疑是美国的强项。律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广告公司……许多服务行业中的佼佼者都是美国公司。这些美国公司，本来就有着非常多的跨国运营经验，并且对国际市场的种种规则相当了解，无论是从专业程度、资源广度还是服务质量，都是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不仅如此，美国还有着相当发达的金融体系，各种类型的投资公司、银行、基金让北美金融业欣欣向荣。这类金融服务主要面对的是企业、创新创业公司、需要设立银行账户并进行贷款的个人，美国通过长时间积累所形成的成熟的平台和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很强的竞争力。
　　不仅如此，美国对现代化农业技术的掌握也处于领先地位。其农业完善的研发机制、长期以出口为重点培养出的国际化视野都是美国的优势所在，先进的农业用机械以及农产品加工流程都是美国在农业经济上的突出之处。
　　整体来看，美国在许多行业上都有相当的可为之处，随着非洲的经济发展，美国在很多领域都将成为中国企业强有力的竞争者。
　　中国与美国的全方位竞争：物质与思想，钱与软实力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认为，对于当前的非洲国家，中国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可替代者寥寥无几。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分析显示，由于许多急需贷款的国家自身经济体量较小，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上限也相对较低，并不能满足其需求。
　　显然，美国暂时也还不在非洲各国贷款的选项范围内。但是，今年年初美国国会起草了更好地利用投资引导开发法案（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 BUILD Act），该法案计划设立新的机构——美国开发金融研究院，并整合现有的一些对外金融组织，从而有计划地向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港口、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发放贷款。虽然现在该法案仍未进入投票阶段，但是起草之初已获两党支持，因此未来，在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美国也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有力竞争者。
　　不过当前，IMF还是中美两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真正“短兵相接”之处。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各智库给出的观点还是相当一致：随着IMF改革截至日期的临近、全球GDP的增长、以及一些双边、多边借款协议的逐渐到期（如随着2022年美国条款到期而处于危险状态的新借款协定NAB），借款上限不足逐渐成为可能的风险，此时体系中最重要的国家中国和美国更应寻求合作，以确保这一全球金融结构的核心机构能够顺利有效地运行。
　　彼得森研究所的分析指出，这有赖双方的让步，即美国对借款上限增加放行，必要时甚至放弃美国的15%绝对多数权利，而中国增加其借款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当然，这只是美国专家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特朗普政府迄今仍未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虽然财长姆努钦在7月曾表示，当前IMF的资金充足。如果美国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度，拒绝增加IMF的借款上限，无疑也是增加了中国成为借款国、甚至进一步发展扩大“一带一路”倡议的机会。
　　除了通过真金白银地给非洲国家提供帮助，美国专家们更是意识到了美国与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差距。中国通过数十年的积累，在非洲大陆上收获了较多的支持和正面评价，中国的发展模式比起美国来也是个更好的“榜样”。同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奖学金上的投入使中国对非洲留学生的吸引力更高，这从根本上帮助中国确立了更稳固的地位。
　　但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美国，也有自己的动作。这还要有赖于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他在2010年创立了非洲青年领袖计划，为非洲年轻人提供奖学金，并建立起一个区域青年人社群。对美国来说，在非洲大陆上想在软实力方面追上中国绝非易事，但美国所做的努力也不容忽视。
　　虽然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显示出了相当的民族主义倾向，但是限制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所做的努力，一直是美国各界政府的一致举措。即使在中国与非洲加强合作的基础下，美国仍然谋求着自身的机会。对比起来，中国当前的政策颇有“扬长避短”的智慧，不过要想把握住现在的优势，自身的发展才是重中之重。

　　资料来源：走出去智库（CGGT）合作伙伴——财新-欧洲货币EMIS数据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研究所，皮尤研究中心，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

来源时间：2018/9/8   发布时间：2018/9/8

旧文章ID：17001

作者：爱德华•卢斯  来源：FT中文网

　　在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最新爆料中，最引人注目的描述是前白宫幕僚长将总统卧室形容为“魔鬼作坊”(the devil’s workshop)。从中我们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特朗普领导下的白宫工作人员都要精神崩溃了。
　　特朗普最真实的自我生活在二楼，远离白宫工作人员挑剔的眼睛和耳朵。即便在核心权力圈，特朗普也是孤家寡人的状态。一手拿着电视遥控器，一手发着推文，特朗普的卧室是他的“进取号”(Star Trek Enterprise)飞船主控室。他下楼来到椭圆形办公室进行合影，每天开一两次会。
　　第二个最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他的下属几乎没人尊重他。但这跟第一条其实是一回事了。
　　最新一例是特朗普手下的一名高级官员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宣称正在从内部对总统进行抵抗。这位官员写道，特朗普“反民主”、“冲动鲁莽”、“横冲直撞”、“小气”、“耳目闭塞”。他的大多数下属之所以坚守岗位，纯粹是为了防止他的冲动毁了美国。这篇文章并未提到，这位三军总司令制造破坏的主要地点是他的卧室。
　　我对特朗普穿着浴袍，一边大口吃着奶酪汉堡一边发号施令没有意见。礼仪没那么重要。但决策的重要性被低估了——尤其是被特朗普。这种状况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作决定与下命令之间有天壤之别。特朗普需要作很多决定。其中一例是，特朗普据称曾让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杀死（此处省略脏话）他们”——“他们”指的是叙利亚人，包括叙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如果特朗普起草了一份有法律效力的命令，马蒂斯会发现自己更难以推脱这个命令。但五角大楼可以很容易地无视特朗普的口头要求。
　　懒惰是特朗普的敌人，却是全世界的朋友。本周的两起爆料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传奇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和《纽约时报》的匿名文章在这一点上相互佐证。
　　最令人震惊的一面是，它们的内容一点也不令人震惊。我们早已知晓这一切。此种情形不知道出现过多少次。有报道引述，有内阁官员说特朗普是个“白痴”，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像是一个“五年级或六年级的小学生”。这些官员随后否认说过任何这样的话。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声明只是为一位听众起草的。
　　上述那位匿名作者称，他或她的同僚们都会私下承认，他们每天都在怀疑这位统帅的“言论和行为”。请注意，“言论”一词在先。约束具体的行动要更难一些。
　　无论是伍德沃德还是这位匿名人士，都没有拿出诸如把特朗普的核按钮手提箱藏起来这样程度的例子。伍德沃德写道，有官员从特朗普的办公桌上拿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原本会让美国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美韩贸易协定。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清楚如果他们当时没有这样做会发生什么。如果特朗普让美国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美韩贸易协定，当然是鲁莽的。但这两项举动都会面临来自国会和法院的抵制。
　　唯一一次避免了战争行为的事例是，马蒂斯对特朗普让他暗杀外国领导人的要求充耳不闻。特朗普也没有再提。从床上发出火与怒的威胁很容易。但付诸实践要难得多。
　　话虽如此，过去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对特朗普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无法乐观。他对伍德沃德的新书的回应是下令进行大搜查，以找出这位传奇作家的消息源。他对《纽约时报》那篇匿名文章的回应是一条推文：“叛国？”这两项回应本质上一样。
　　现在，特朗普将利用他所能使用的一切官方权限，找出哪些人不忠于他。这将是徒劳的调查。抛开由谁来领导这场内部调查的挑战不说，特朗普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内部抵抗力量的一部分？即便找到了他们是谁，这样的信息也只会突显他的孤立。
　　除了女儿伊万卡(Ivanka)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以及一些死忠年轻官员——很难假定任何人一定是忠于他的，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Melania Trump)。
　　他将何去何从？特朗普最喜欢的另一处庇护所是竞选活动。就像卧室一样，竞选讲台可以让特朗普从法律顾问和行政秘书的窥视中解脱出来。但他的第一个冲动将是回到二楼，在卧室里，他可以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必担心遭到背叛。在卧室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想象自己多么具有总统风范。这比执政有趣多了。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9/7   发布时间：2018/9/7

旧文章ID：16954

作者：祁昊天  来源：澎湃新闻

　　8月13日，特朗普在美国纽约州德拉姆堡陆军基地签署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8月23日，参议院通过拨款案。虽然19财年的军费程序还没走完，但高效通过并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已如预期体现了美国新的军事战略重点，如提高军队人力资源投入，瞄准大国战略竞争，强化技术优势，等等。
　　不过，美国此轮军费上涨是不是像特朗普“吹”的那么意义重大呢？并不。首先，这不仅是实现特朗普扩军的“最后一公里”，而且很可能是其任内“最后的扩军”；其次，2019财年军费不论从数量还是涨幅看，都谈不上“历史性”，而特朗普也绝不是什么“新里根”。
　　所谓“壮举”
　　2019财年军费出台效率之高，十分罕见。在前面的专栏里，我们谈到美国军费出台过程漫长，极易受到不同政府部门乃至个人的偏好影响，高昂的政治和程序成本使得每一步都可能出现延迟，从数周到数月不等。此番军费授权法案按时出炉，实实在在地创了近二十年的一项纪录。
　　不奇怪，这7163亿美元成了最近特朗普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按照白宫的说法，这简直就是巩固美国全球军事优势和安全基石的“壮举”。这笔巨款具体怎么花，因篇幅所限，我们就不一一罗列了。总体而言，人员方面，美军将增加15600名现役人员，并将薪金标准提高2.6%；装备方面，各军种平台武器系统，包括F-35和B-21的采购、研发、配件、维修，3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2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濒海战斗舰后续舰、新平台的开发和建造等等，都分到了所申请的资金，甚至由国会主导提高了额度。
　　针对大国战略竞争，该授权法案也做出了相应安排，涉及美俄军事合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中美企业技术交流、涉台防务问题等各方面。至于热炒的太空军问题，倒是没有在19财年过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流程问题。按照之前美国国会提出的组建太空军的调研要求，五角大楼在2018自然年年底才能完成并提交相关的正式报告，这与白宫不断对太空军情有独钟的表白是两回事。太空军进入2019财年预算原本就不现实，最早也要到2020财年。
　　二是新军种涉及面广，无论资金、人员、组织，还是资产调配都是浩大繁复的工程，短时间内无法搞定，而且这还得是在主要利益攸关方（如五角大楼、空军）全力配合的情况下。现实情况是，即便白宫宣布划拨几十亿美金用于组建太空军，也没什么实际用处——几十亿够做什么？考虑到太空资产高昂的研发生产和使用成本，考虑到军种组建所需要的人员安置、组织调整等政治和程序成本，太空军没有成为2019财年的重头戏在意料之中，也在情理之中。
　　2019财年军费案如此高效，与钱多当然是有些关系的。至少，国会大佬们为各自选区谋福利的争食在饼做大之后变得相对容易。但这饼到底有多大，也不需要过分解读。
　　所谓“新意”
　　可以说，授权法案为特朗普扩军的最后一公里铺平了道路，但是，这笔钱真的像特朗普所言是空前的扩军壮举吗？显然不是。无论从新意还是金额看，都没有特朗普和媒体炒作的那么夸张。
　　即便以军费为指标来看待美国的战略方向，也并非一个从奥巴马武备废弛到特朗普重振军威的过程。重振经济、提高军费、战略重心向西太调整等等，其实在奥巴马任内就开始做了。特朗普即便不算是摘桃子，那肯定也谈不上什么扭转乾坤。无可否认的只是，他很会抢戏。
　　最近美国针对台湾防务的调子似乎高了些，但实实在在的内容，如帮助台湾搞潜艇、台军参演等都是老调重弹，在去年的军费案中就有。而2018财年的军费案与其说是特朗普的宣言，不如说是奥巴马的遗产。
　　非得说“新意”的话，倒也有两点：一是针对中国企业投资和美中技术合作设限，提高相应审查部门的权限；二是本轮军费案通过的效率。前者反映了特朗普对大国竞争的态度，后者则体现了把饼做大之后的便利，也有点最后的狂欢的意味，这个我们后面再聊。
　　再看金额。如果关注美国过去半年的预算动作，这7160亿美元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2月初，特朗普签署两年期的《2018年两党预算法案》，就已经对18财年7000亿与19财年7163亿的军费水平做了“剧透”。从名义增幅看，19财年军费的增幅并不大——不到3%，远远低于18财年的10%。而18财年是奥巴马执政后期开始扩军的延续，即便是“壮举”，也轮不到特朗普头上。
　　从数额上看，19财年的7163亿美元也没有创纪录。奥巴马任内10财年与11财年的军费都比这高，分别为7210亿与7170亿美元。如果把通胀因素考虑进来，根据美国智库的计算，07财年和12财年的美国军费也高于19财年的7163亿。以2019年美元计算，过去十余年的军费峰值出现在2010年，达到8340亿美元。
　　此外，特朗普宣扬的大国战略竞争虽然在法案中有所体现，但并未得到充分落实。例如，采购和研发经费增加了，但幅度有限，具体项目如高超音速武器、定向能武器、导弹防御、无人系统等等，以10亿计的投入只能说是个开始而已，如果还不是杯水车薪的话。
　　事实上，如果我们比较最终版和参议院版的授权法案的话，就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参议院版用了很大篇幅来强调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定位，比如详细谈及无人航空器的战场使用和战略价值，在高威胁区展开由海域到陆地的行动的价值，等等。这些试图瞄准未来大国竞赛的动议，由于理念差异或是军地利益冲突，在众议院遭到了强烈反对，最终搁浅。当然，众议院方面也有一些重要议程未在最终版授权法案中体现出来，比如提高五角大楼的效率和透明度。
　　预算帽与军费周期
　　与奥巴马政府一样，特朗普以两年期的两党预算法案暂时绕过了《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不同的是，他最终还是绕不过这一轮预算帽时代终结的问题。
　　作为1985年《格拉姆-鲁德曼-霍灵斯法案》的“重置版”，《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设置了为期10年的预算帽，要求2011-2021年的军费开支比奥巴马在2012财年预算中所提出的十年开支请求减少1万亿美元，每年军费不得超过5490亿美元。
　　强制/自动减支是柄双刃剑。对于安全战略的执行来说，其杀伤力在于，在必须减少开支时，你无法按照优先次序进行削减，而必须对每一项同比例削减。强制减支被触发需要比较苛刻的先决条件，过去数年，实际触发只有一次。通常情况下，美国政府会通过适度压缩预算要求和短期预算法案提高预算额度，以一种下拉上拽的方式避免强制减支。
　　这一轮预算帽时代即将结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可以更轻松自在地花钱扩军。恰恰相反，2012财年的临近意味着军费下行周期的开始，即便只是一个短暂的小周期。根据国会研究所的计算，为满足2011年预算帽法案划定的线，2020、2021财年的军费很可能陡然降至5000亿美元的水平。事实上，嗅觉灵敏的美国军工业界已经在未雨绸缪做着中长期订单压缩的准备。
　　从这个角度看，2019军费案高效通过后，特朗普政府的弹冠相庆多少带着些无力感，更像是在享受本轮军费上行周期最后的晚餐。

来源时间：2018/9/7   发布时间：2018/9/7

旧文章ID：16951

作者：钮松  来源：澎湃新闻

　　如果说从特朗普参选美国总统时以退出伊核协议为“振臂一呼”的政治口号，到去年底酝酿将该口号坐实，再到今年5月最终正式“退群”并重启对伊制裁的完整步骤，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伊政策的萌芽，即建立在颠覆奥巴马政府伊核协议遗产的基础上。那么今年8月的系列事件则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伊政策已经开始从“破”到“立”的本质飞跃。
　　特朗普8月13日签署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8月16日成立的国务院伊朗行动小组，以及8月19日起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的以色列三日之行，都投射出浓浓的伊朗元素。
　　从《国防授权法案》看特朗普对伊政策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对于特朗普政府以超强武力为后盾，最大限度整合中东盟友以孤立伊朗，最终期望实现对伊“以压促变”起到了关键性的助推作用。换言之，该法案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对伊政策的基本态度。
　　具体来看，该法案的涉伊条款包括：第一，海合会成员国应采取有效步骤来建立一个强调信息共享的共同的弹道导弹防御架构，包括预警和数据追踪，以防御伊朗的导弹威胁。
　　第二，反击伊朗破坏稳定的活动，授权国防部长在征得国务卿同意的基础上，与外国伙伴一道制定和施行反击伊朗破坏稳定活动的战略。
　　第三，关于伊朗遵守《化学武器公约》的情况，要求国防部长在与国务卿协商的基础上，于2019年2月1日前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提交报告，评估伊朗遵守《化学武器公约》之义务的程度。
　　第四，关于伊朗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规定未来5年均要发布有关俄伊军事与安全合作的年度报告，特别是两国在叙利亚的合作。报告还将进一步涉及俄伊情报分享、海上联合军演、在伊朗空间及核项目上的合作、俄罗斯与真主党合作，以及伊朗采用俄罗斯混合作战模式的可能性。
　　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对伊政策已经相对成熟并更加清晰化。
　　首先，力挺沙特为首的海合会，以北约为蓝本，试图打造“阿拉伯版北约”，其目标是防御伊朗的安全威胁，实现美国与中东盟友之间的共同安全。其次，认为伊朗是地区秩序的破坏者，正因如此，美国不断加大对沙特、以色列、埃及等国的整合力度，特别是对沙以关系的“高歌猛进”乐见其成。再次，对伊朗在核武和化武上的态度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尤其是担心伊朗在核武、化武和弹道导弹上的结合，美国从退出伊核协议作为对伊政策的突破口便顺理成章了。最后，高度防范俄罗斯与真主党等伊朗什叶派“朋友圈”之间的全方位合作，认识到叙利亚是遏制伊朗扩张的关键，当前美俄针对叙利亚“最后一战”的博弈正不断加剧。
　　博尔顿的以色列之行除了巩固美以关系以外，更是为特朗普对伊政策的大肆“吹风”。博尔顿指出：“对美国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让伊朗永远都不能在军事上获得核潜力及其运载手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因此退出了伊核协议，并且恢复了经济制裁”，他还特意提醒“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在黎巴嫩通过真主党以及在也门采取的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事实上，新一轮美伊博弈的大幕已经拉开。
　　成立伊朗行动小组的微妙时机
　　就特朗普政府对伊政策的后续执行上，伊朗行动小组将会发挥重要的部门协调作用。国务院成立伊朗行动小组，与国务卿蓬佩奥今年5月发布的对伊12点要求一脉相承，即伊朗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公布其核设施此前的涉军内容、关闭重水反应堆、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开放进入全国范围内所有相关设施的权限、停止发展弹道导弹、释放所有的美国公民、停止对中东恐怖组织的支持、尊重伊拉克政府的主权、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支持、从叙利亚撤出所有伊朗指挥的部队、停止对塔利班及阿富汗其他恐怖组织的支持等。
　　蓬佩奥作为特朗普总统对伊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伊朗行动小组实际上也直接体现了特朗普的意志。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布赖恩·胡克被任命为该小组负责人，他也将以“伊朗问题特别代表”的身份展开相关活动。胡克公开指出，“伊朗政权已是一支不稳定和暴力的力量”，“我们的新战略强调了伊朗威胁的所有表现，并且这个新的伊朗行动小组将集中精力执行该战略。我们在国务院及整个政府拥有一支外事人才的精英团队。伊朗行动小组将在引导我们在国务院内部的努力和跨部门执行总统的伊朗战略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由此可见，伊朗行动小组建立的逻辑基础是对伊朗的极度不信任，特朗普的对伊政策内容将贯穿该小组的思想与实践。特朗普是伊朗行动小组的顶层设计者，蓬佩奥是该小组的直接推进者，胡克则是该小组的具体建设者。从三人思想上的一致性和行动上的协调性来看，伊朗行动小组将会相对高效地展开工作。
　　特朗普政府对伊政策的咄咄逼人态势，再加上伊朗行动小组成立之日与1953年美国中情局主导推翻伊朗摩萨台政府的日子只隔3天，这不得不引发伊朗方面的“联想”和批判。8月19日，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推特发文指出：“65年前的今天，美国推翻了民选的摩萨台政权”，“如今一个‘行动小组’幻想通过施压、误导、散布谣言的方式，让历史重演。这绝不可能。”摩萨台事件影响了战后伊朗政治的走向，也为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伊朗官方将伊朗行动小组与摩萨台事件并列，恰恰反映了伊朗方面对这一机构的高度警惕与极度不满。
　　美以联手促使伊朗内部生变
　　尽管美国在“退群”之后通过对伊“扣帽子”和“挥棒子”的手段不断施压，但特朗普也很清楚，伊朗是一个地区军事强国和什叶派大国，单纯依靠武力手段实现政权更迭在目前并不具有可行性，贸然为之可能会适得其反。
　　美国重新启动且在程度上不断加深、在领域上渐次拓宽的对伊制裁行动与伊朗内部长期累积的政治与经济矛盾相互催化，已经对伊朗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造成了巨大冲击。伊朗政府内部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争斗的缝隙为社会运动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伊朗便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其诉求从经济领域很快转向政治领域，诸多异见人士亦参与其中，而这其中便有美国背景。
　　今年7月便有西方媒体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数月前便建立了联合工作组，主要任务是利用伊朗国内力量，鼓动抗议活动，向伊朗政府施压，其核心是“以压促变”，而社交媒体更是美伊博弈的重要战场。随着11月对伊石油制裁的临近，这将会对伊朗造成明显冲击，异见团体也将利用民众复杂的不满情绪将可能的街头运动引到反政府的道路上去。尽管伊朗期望通过加强与欧俄土卡的经济合作来减少社会动荡，但特朗普的凌厉攻势实际上并没有给伊朗留下太多的回旋余地，如何苦撑待变对于伊朗而言极为重要。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8/9/7   发布时间：2018/9/7

旧文章ID：16949

作者：姚云竹  来源：中美聚焦

　　随着贸易战的不断升级，地缘战略竞争的日趋激烈，意识形态冲突的暗流涌动，中美两国关系已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正在重新定义中国，这导致它出现政策上的转向。
　　在重新定义中国方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指责中国通过贸易顺差占尽便宜，同时剽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发动网络攻击，抢走美国的就业机会，而且利用了之前历任政府的弱点。他承诺要阻止中国继续利用他的国家，并死守苛刻的贸易谈判条件。特朗普作为总统重新定义中国，促成了政策的急剧改变。
　　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班子发挥着即时而直接的影响。他们把中国重新定义为最强劲的地缘战略对手：挑战美国在亚太（或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用军事力量或经济实力胁迫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侵犯以规则为基础的海上秩序；企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重建区域经济结构。他们的观点充分反映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等官方文件中，他们的正式讲话和印太战略构想也十足表达了这种观点。
　　在塑造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和政府的对华政策方面，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界一直通过政策咨询渠道和与媒体的频繁互动发挥着重要作用。过去40多年来，美国的主流对华政策主张一直是接触与防范并进。通过接触与合作，鼓励中国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转型。而通过防范和遏制，美国仍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与中国竞争甚至对抗。美国历届政府所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但近年来，中国问题研究界日益弥漫着失望、不满和沮丧，其中最失望的是中国非但没有按照预想的那样发生转变，相反它迅速崛起成为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超级大国。在对中国的认知上，中国问题专家一直是最直言不讳的，他们在当前的对华政策辩论中同样如此。然而，如果以为他们想的和他们说的是一回事，那就大错特错了。《外交》杂志最近邀请一批专家，来谈他们是否同意“美国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完全不相容”这一命题，在34位受访者中，有14人表示同意，2人表示强烈同意，15人不同意，3人表示强烈反对，5人持中立态度。如果在这样根本的深层问题上都存在势均力敌的分歧，那么他们离达成共识还远着呢。
　　最近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和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证明，国会在鼓励和强化对华政策的消极转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虽然五角大楼取消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加环太平洋演习的邀请，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规定除非中方停止在南海填海造地，并撤走在人工岛上的武器装备，否则将禁止中方参加未来的演习。
　　通过以准确、有见地，或者有偏见甚至恶意的方式解读中国，媒体在传播公共话语和塑造国家对华视角方面掌握着巨大的权力。美国企业、地方政府、军队及其他各行各业，以及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它们对中国的担忧和不同期望都对重新定义中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样重要的还有公众舆论的走向。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美国人减少了，令他们担心的主要问题包括美国对华债务、网络攻击、失业和贸易逆差。不过，大约一半年轻人（18-29岁）却对中国有好感。公众舆论走向是缓慢而无形的，但它会积聚动能，在改变或维持政府的政策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当前，中国正在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被重新审视和定义。其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对中国的普遍感觉是沮丧，这种感觉在一个分裂的、两极分化的美国足以成为团结人心的因素。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应该对中国采取强硬行动，但具体怎么做，还没有达成共识。特朗普总统的对华贸易战遭到商界领袖的反对，中国被贴上地缘战略敌人的标签让经验丰富的中国通感到吃惊，加强地区同盟和伙伴关系迫使其他国家要做出艰难的选择，就连呼吁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关系，也仅仅获得了台湾人小心翼翼的回应。
　　中美关系40年来历经风雨，如今两国再次处在汹涌的波涛中，而且风更疾、浪更高。重要的是要明白和理解对方的变化，管控政策的转变，在决策中把握好行动-反应周期。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是审慎冷静地应对特朗普总统任意多变的政策，例如，中国不再使用对美“贸易战”一词，因为它意味着最终结果是胜利，或者失败。中国使用的表述方式是“贸易摩擦”，就贸易摩擦而言，理想的终结状态是“降级”。
　　中美关系太重要，以致不容有失，不仅对两国是如此，对地区的长期安全与繁荣、对世界的持久和平也是如此。

来源时间：2018/9/7   发布时间：2018/9/7

旧文章ID：16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