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蒙·莱斯特, 朱欢  来源：中美聚焦

　　现在看似乎已经久远，但其实是在奥巴马行将任满的时候，当时，美国和中国的官员非常努力地试图达成一项双边投资协定（BIT）。虽然不确定两国政府能否达成协议，也不确定美国国会能否批准，但无论如何，为了实现全球经济治理当中一个重要领域的共同愿景，两个重要的经济大国曾经携手合作。如果美国和中国能为国际经济法规与政策确立共识，那么全球经济必将受益。
　　到今天，中美两国就经济关系或经济治理确立共同愿景的希望已经渺茫。美国国内的言辞越来越激烈，两党在对华强硬方面有了明确的共识。特朗普总统也许在打头阵，而许多国会议员还在敦促他加快脚步。
　　在外国投资领域，由于担心中国获得关键技术，威胁美国在先进产业中的主导地位，双边投资协定已经被搁置。中国的几个重要投资项目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下降。最近国会通过立法，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外来投资的审查范围，并额外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虽然中国近期在美投资减少，是因为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外的原因，但对外国投资交易实行更严格的审查肯定会让情况恶化。更糟的是，此举有可能促使中国在本国市场上有样学样。已经有报道称，中国正在起草规则，把国家安全审查与上市公司的对外战略性投资联系在一起。无论对外资开放的趋势如何，原本商定的双边投资规则已经被逆转了。
　　经济关系的紧张在贸易政策领域尤为突出。美国和中国深陷愈演愈烈的贸易战，双方都在提高关税，都声称对方破坏了法律规则，哪一方似乎都不会让步。
　　眼睁睁看着关系恶化，人们难免感到无助。究竟怎样做才能使这两个大国放下架子，抱着善意尽力软化措辞，遏制贸易和投资限制的升级呢？
　　过去，我们曾呼吁中美达成一项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如今这也许成了奢望。然而双方需要用某些方法，来摆脱当前的单边主义和限制政策。
　　两国去年夏天达成“百日行动计划”，彼此在若干行业稍稍开放了市场。如今再这么做或许有助于让一切重回正轨。朝正确方向迈出任何一小步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更广泛地说，为扭转两国关系的下滑和由此产生的负面经济后果，美国和中国需要找到回归法治的办法，以此作为管控双边关系的工具。在当前美中关系背景下，WTO的多边法规太弱，而双边法规更是几近于无。这两种状况都需要改进。
　　WTO制度有助于维护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和整体秩序。如果两个最大的国家摈弃这一制度，其他国家就有可能效仿。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和中国都应该尊重自己的国际义务，把问题诉诸争端解决机制，而不是通过采取单方行动来对付违规行为。此外，在缺乏规则的领域，两国应当展示带头谈判新规则的意愿。在这方面，中国近年来惊人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它足够富裕，可以接受更深入的贸易自由化承诺。
　　在双边范畴，美国和中国都应该认识到，受控于明确规则的良好关系会使双方受益。持续的关税战已经扰乱了贸易，给特定行业的企业和整体经济增加了大量成本。放弃关税战，就更好管控双边关系的规则达成一致（如投资协议、自由贸易协议或行业协议），其意义将是重大的。
　　除了改进法规，两国政府还必需承认境外其他大国的作用。良性竞争会提高生产力和效率，只要中国愿意全面履行其国际义务，美国就不应该过分担心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或过分担心合法的技术转让。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都将受益于先进技术的充分利用与开发。对中国的工业化应当予以鼓励，而不是惧怕。与此同时，中国必须同意按规则竞争，某些做法显然是越界的（网络剽窃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人们越来越认为这是中国的欺骗行为，为改变这种看法，中国应当采取更多预防措施，让自己的行为符合国际规范。例如，“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基本思想，似乎是鼓励在一些最终产品上使用国产部件。中国应该表明，其政府不会扮演指导销售和采购的角色，让市场因为这个计划而扭曲。同时，其他国家政府也应在必要的时候就这些措施到WTO投诉中国。
　　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不愿调整它的政策，什么时候调整，将来会不会调整，现在都不清楚。8月份的中层官员会谈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下一次高层会晤时机可能是11月份的APEC和G20会议。能否在这些会议或其他场合达成解决方案，也许取决于贸易战让美国经济承受了多少痛苦。不幸的是，在新政府上台之前，也许什么都不会改变。
　　但中国也是中美关系的行为方，它可以主动提供新的条件。例如，可以对美国有关监管壁垒、补贴和行政环境不透明的投诉做出回应，并提出开放的建议（当然也要换取其他的东西，比如在反倾销过程中有更好的待遇，以及美方放宽出口管制）。
　　未来几年美中贸易关系会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让它成为一种积极关系至关重要。我们处在一个相互角力的时期，眼下很难看出事态会如何发展。但如果两国领导人选择合作的话，两国政府仍然是有合作空间的。中美关系中总会存在竞争，对两个竞争中的经济大国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但两国也有很多合作机会，偶尔的合作对两国关系和全球经济十分重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没有这种合作，两国关系可以很快地转向压制和报复。在酿成重大伤害之前，两国必须开始寻找合作机会，而不是彼此对抗。

来源时间：2018/9/5   发布时间：2018/8/30

旧文章ID：16932

作者：王付东  来源：中美聚焦

　　特朗普上台以来的对朝政策基调，一般归纳为2017年主推的“极限施压”和2018年来以无核化为主题的外交接触。两者看似矛盾，但实则是一体。前者是实现后者的手段，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其特征属于典型的“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即采用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有限的武力来迫使对象国停止或开始某些行为。
　　战后，美国依靠超级大国地位对其他国家采取过多次强制外交，国际学者对此的研究已相当深入。根据彼得·维戈·雅各布森等人的研究，多数成功的强制外交具备如下的四个条件：一是威胁使用武力或采取有限武力挫败对方的目标；二是为对方的服从设定期限；三是让对方相信，屈从于威逼后，不会再有更多的要求；四是对对方的顺从给予奖励。归纳起来，强制外交成功的关键就是既要有威胁的可信性，又要确保激励的可信度。
　　特朗普前两点做的非常不错，这是朝核问题出现转圜的重要原因。虽然有观点认为，外界对朝鲜的制裁和高压已经几十年，并没有让朝鲜弃核，因此极限施压也不能改变朝鲜的拥核立场。但这种观点忽视了 “极限施压”政策与此前的对朝鲜施压有质和量的差异。
　　首先，在经济制裁方面，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安理会多边制裁和美国的“次级制裁”，本质上是全面制裁，与此前的针对性制裁有着天壤之别。针对性制裁主要针对朝鲜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部门、企业、物品和个人等，有利于避免损害普通民众和人道主义危机。但朝鲜特殊的体制很容易将这些制裁转嫁给普通民众，以致于在过去的针对性制裁期间，朝鲜的外贸和经济增长甚至保持着稳中有升的态势。全面制裁是对朝鲜进行全面的经济、贸易、金融封锁，这掐断了朝鲜与外界的大部分经济往来，其半年的效果比过去20年的制裁大得多。制裁实施以来，朝鲜的贸易逆差达到20多年来最高，近90%的出口受阻，石油等战略物资的进口也大幅锐减，2017年经济增长率为负3.5%（20年来最低）。
　　其次，加大对朝鲜动武的姿态展示和方案准备。根据相关研究，向对象国展示军事打击的可信性是强制外交能否成功的关键，对于制裁成败也具有重要意义。除1994年克林顿政府展示武力解决朝核问题的意愿让朝鲜惶恐外，此后的美国政府面对朝核威胁，主要是依靠增加军演规模和频次，加大在韩军事存在等防守性姿态。此举非但不能威慑朝鲜，反而可能让朝鲜判断美国会容忍朝鲜拥核。特朗普则反其道而行之，利用军事打击预案准备、极端言论和高级幕僚集体发声等姿态大肆炒作对朝动武选项，刻意升级半岛紧张情绪。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甚至表示将用“地球上前所未见的火与怒”惩戒朝鲜，引发全世界的担忧。任何一个理性的政权，面对地球上最强大霸主的军事威胁，都不可能置若罔闻。特朗普在军事行动上的不确定性看似疯狂，实则精明，使朝鲜切身感受到了军事行动的威胁。
　　其三，在外交上，美国推动国际社会孤立朝鲜，避免朝鲜利用各国矛盾各个击破，保障了极限施压的效果。2017年以来，在美国推动下，葡萄牙、约旦等国宣布与朝鲜断交，墨西哥、秘鲁、科威特、西班牙、意大利等国驱逐朝鲜驻当地大使，泰国和菲律宾等国采取了大幅缩减与朝鲜经贸交流的措施等。特朗普对中国、俄罗斯也采用贸易战和制裁等威胁，逼迫中、俄等加大了对朝高压。
　　因此，今年朝鲜在核问题上出现重大转向，与特朗普政府的强制外交有密切关系。特朗普政府和其日、韩盟友也都把朝鲜立场转变归功于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但当前美朝之间的无核化谈判遇到瓶颈而迟滞不前，则与特朗普政府过于重视强制外交成功的前两个条件（威胁的可信性）、而忽视后两个条件（激励的可信性）有密切关系。正如“强制外交”的命名者、斯坦福大学教授亚历山大·乔治所指出的，强制外交包括“大棒”（强制）和“胡萝卜”（外交）两个部分，并且需要极高的操作技巧才能促其成功。
　　对于决策者来说，须知所有政策的效果都有其限度和边界，重要的是保持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平衡。如果特朗普政府执迷于极限施压的效果而不考虑给予朝鲜足够的激励（如弃核后的可信且长久的安全保障和机制、经济补偿等），那么朝鲜为何要冒政权安全的巨大风险弃核呢？一个理性的政权，在政权安全的根本威胁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如果遇到难以承受的高压，宁可选择“站着死”的风险，也不可能选择“跪着死”的风险，毕竟前者更有生的希望。
　　因此，当前的关键问题是，不仅朝鲜要有弃核的勇气和决心，美国也必须拿出大交易的魄力和决断，在朝鲜弃核后的制裁解除、安全保障、经济补偿和体制存续等问题上提出切实、具体、明确的机制性方案，而不是给朝鲜画饼充饥。如果没有这样的大手笔，那么特朗普的强制外交恐怕也难以避免虎头蛇尾的命运。

来源时间：2018/9/5   发布时间：2018/8/28

旧文章ID：16931

作者：王帆  来源：中美聚焦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良好的和平环境，以及与世界上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大国之间的合作。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开放，通过学习美国的先进管理和吸引美国的资金，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未来，美国仍然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中国GDP世界第二，但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实现小康，还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初级阶段，过去中国依靠国家的宏观指导、百姓善于学习和国民的勤奋工作，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奇迹，而未来的目标更加艰巨，未来的路更加难行，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话，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继续改革开放也就意味着继续向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学习。
　　中国一方面针对新的环境、新的形势和新的领域强调探索新的观念、新的方式，引领创新，另一方面仍然需要不断学习人类先进成果，与世界各国就合作发展问题平等交流，相互借鉴。事实上，也有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或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和汲取。比如日本的都市管理，日本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功解决城市移民问题。再比如匹兹堡实现了由老旧的钢铁之城经过约40年的转型，成功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现在是成功的科技金融与服务的现代化城市。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总体发展的均衡，一些中西部城市获得越来越多的发展项目、高科技项目。比如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就获得了智慧城市项目。在大企业落户小城市促进地区发展的均衡方面，美国有丰富的经验，比如如何以更合理的税收、生活条件吸引世界各地的技术人员和年轻人前来工作居住等。
　　中国有许多工业老城，刚刚开始经历美国几十年前的转型。中国的转型城市向美国学习经验十分必要。包括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知识产权保护、质量监督等，美国都有许多先进之处。中国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改革开放，以谦虚的姿态向所有国家学习，这是中国在新时代的重要发展思路，也是展现新一轮改革开放精神和与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重要方式。以平和的心态展现学习精神是完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途径。改革开放需要勇于创新，而创新并不是一味否定，而是在人类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与改革开放相伴随的就是学习的心态，是承认差距和不足，是奋起直追的努力。
　　未来的中国将更加开放，更具有国际视野。面向世界的中国不能妄自尊大，仍要勇于承认不足，勇于面对现实的问题，尊重发展差距，并能努力改进。这样才能展现更大的自信。而过去的成就让我们对中国的学习能力更有信心，也对基于学习的创新能力更有信心。
　　中国需要对他国包括美国的改革转型经验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肯定，以学习的心态化解两国的误解和对立。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中美之间从来不是因为相似性而合作，从来都是包容差异而合作。由于历史文化秉赋的不同，中美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也会不尽相同，但这并不影响两国之间的合作交流，相互借鉴。中国在创新驱动、新型交通手段、新媒体融合、互联网+、社会动员以及制造业发展中取得的经验也可以与美国交流探讨。总之，两国虽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两国经济具有互补性，也具有竞争性，更具有联系性，这些特性并不影响两国的交流与合作。包容互鉴才是实现相互促进、互利双赢的唯一方式。中国要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学习新的改革路径，实现方法创新，离不开对他国成功经验的学习。

来源时间：2018/9/5   发布时间：2018/8/28

旧文章ID：16930

作者：ROSS DOUTHAT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上周，特朗普的司法部鼎力支持了对哈佛大学的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诉讼，本案中一组亚裔美国人原告——凭借大量证据——提出主张，称这所著名的常春藤名校歧视他们，就像它曾经歧视犹太人一样。在这起诉讼发生的同时，美国票房第一的电影是《疯狂的亚洲富人》(Crazy Rich Asians)，一部让人有负罪快感的浪漫喜剧，讲的是一位年轻的华裔美国女经济学家与一位新加坡豪门继承人相爱的故事。
　　这两件事的交汇，反映了特朗普时代美国的一个被低估的现实。我们截然对立的移民辩论围绕的是墙和边界，因为我们刚刚经历了来自南方邻国的一波旷日持久的移民浪潮。但这个移民潮正在消退，近十年来，美国接受的亚洲移民数量超过了西语裔移民。因此，在特朗普时代过去之后，我们的种族政治斗争将逐渐被亚裔如何理解美国文化，美国政治如何理解他们，以及他们（因为“亚裔”中包含了许多族群）之间如何相互理解而重塑。
　　在我亲身经历的时代，有过两个故事是关乎亚裔美国人在本国政治联盟中的定位的。在里根的80年代，他们被视为最亲共和党的移民群体，他们比其他移民群体受过更多的教育、也更富裕，通常是反共的（尤其是越南裔和台湾裔），心怀与共和党传统价值观相符的儒家或基督教价值观。
　　但那以后，从克林顿时代开始，亚裔选民转向了民主党——这种转向可能反映了移民构成的变化（南亚移民相对于东亚移民有所增长，非基督教移民相对于基督徒有所增长），最显著的反共特征减少，并对共和党的继续右倾和白人南方基督教特征做出了回应。
　　这导致了一个新故事的产生，亚裔美国人在这个故事中成了一个新兴的民主党多数派理所当然的支持者，将白人霸权冲走的多元文化大河中的一个支流。
　　在关于亚裔美国人的讨论中，“模范少数族裔”被时不时提起（并饱受谴责）。有意思的是，我刚刚描述的两个故事都在贩卖这种说法的某个版本。里根时代的故事将亚裔移民描绘为勤奋、努力工作的自然保守派，（与其他移民、其他少数族裔不同）他们不需要施舍。克林顿时代的故事则把他们塑造成自由派联盟中最高尚的群体——愿意把与少数族裔的团结放在可能会诱使他们右倾的经济担忧之上，而且，为了更大的利益，他们愿意接受一种更有利于其他人而非他们自己的族裔优待体系。
　　这种想法对许多关于哈佛诉讼案的自由派观点有影响，这些观点往往把平权行动的保守派批评者描绘为入侵多元文化伊甸园的引诱者，并敦促亚裔美国人保持自己模范少数族裔的纯洁，抵制只不过是精英利己主义的诱惑。
　　但是，除了指责悄声暗示的保守派毒舌外，哈佛诉讼案的自由派批评者们也在越来越多地把亚裔作为对象——特别是经常在流行社交媒体应用微信上交流的那些近年来美的中国移民，一位Vox作者抱怨说，微信已“成为针对亚裔的歧视故事的回音室”。
　　对于自由派人士来说，这些人是坏亚洲人，他们把自己的部落仇恨置于种族进步事业之上。让人惊讶的是，他们也是《疯狂的亚洲富人》中备受推崇的人群，该篇的一组开场镜头是：华裔侨民中的谣言从纽约通过（你猜对了）微信传到了新加坡。
　　从这种复杂性中唯一可以得到的是，新的自由派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就像旧的保守派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一样，很可能会随着亚裔人数、影响力、多样性和权力的增加而瓦解。
　　亚裔对平权行动的强有力支持将在这种新形势下受到考验，如果得以持续的话，那就可能会成为一种更自觉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一些第二代的亚裔美国人已经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正如赖汉·萨拉姆(Reihan Salam)最近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指出的那样，这是与美国文化精英同化的一种独特方式。
　　同时，如果亚裔对种族进步主义的支持破裂的话，有两种可能性。亚裔选民中有些人可能真的转向右翼——特朗普的白宫显然很希望这种可能，但这只有在共和党找到一种摆脱特朗普气氛的方法后才会发生，特朗普代表的是白人身份政治和偏执。
　　或许更有可能的是，那些拒绝平权行动的亚裔美国人，可能会开始在民主党内部形成自己的中间派阵营，这个阵营将把民主党拉回到某种20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主义，与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所代表的方向相反。
　　或者这两种情况在不同的亚裔美国人社区里都可能发生——华裔美国人将倾向于共和党，而印度裔美国人则坚定地坚持中间偏左的立场。
　　但无论如何，本周影院与法院的事件交汇并非反常现象。这暗示着亚裔美国人的影响力和亚裔美国人的分裂即将到来。

　　Ross Douthat自2009年起一直在时报担任观点版面的专栏作者。他著有多本书，最近的一本是《改变教廷：教宗方济各和天主教的未来》(To Change the Church: Pope Francis and the Future of Catholicism)。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DouthatNYT。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8/9/4   发布时间：2018/9/4

旧文章ID：16927

作者：张明  来源：FT中文网

　　2017年，全球经济迎来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最好的一年。在2017年，经济复苏终于从少数国家扩散到大多数国家，全球经济呈现协同复苏局面，这带来了全球贸易与短期资本流动的回暖。在2017年，除美联储之外，中国央行、英格兰银行也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相继释放会在未来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由分化转为集体收紧，这也是美元指数显著回落的原因。在2017年，欧元区大国在选举方面的政治风险没有变为现实，荷兰、法国、德国的国内大选中，极左与极右政党最终都败给了主流政党。在2017年，地缘政治冲突最终被证明是可控的，无论中东问题还是朝核问题最终并未酿成大的冲突。
　　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却急转直下，呈现出如下新的特点：第一，全球经济由协同复苏再度转为分化。在发达国家中，除美国经济依然维持较高增长外，欧元区、英国、日本经济增速均呈现显著回落态势；第二，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重新分化，全球货币政策也由预期中的集体收紧转为重新分化。目前，仅有美联储仍在持续收紧货币政策，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发生调整，欧元区、日本央行也推迟了收紧货币政策的计划。全球货币政策由多家收紧转为美国一家收紧，这也是美元指数在2018年重新走强的重要原因；第三，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明显加剧。美国在2018年第2季度宣布退出伊核协议的行为，直接将全球油价中枢水平推高了每桶20美元左右，并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滞胀压力；第四，中美贸易摩擦明显加剧，并有在未来继续升级的态势。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削弱美国、中国等增长较快经济体对全球其他经济体的需求外溢效应，从而不利于全球贸易与全球经济的复苏。
　　客观而言，尽管事先确有一些征兆，但中美贸易摩擦从2018年3月至今如此激化，却是之前大多数人没有预料到的。从经济基本面来讲，2017年全球经济协同复苏，导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在2017年重新达到8000亿美元以上的历史峰值，这是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的背景之一。然而，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有着更深层次的目的与诉求。笔者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表面原因，是中国对美国有着庞大的货物贸易顺差，而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各种措施来降低这一贸易失衡。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心存忌惮，试图通过贸易摩擦来阻断中国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最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美国政府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试图通过贸易摩擦来遏制中国经济的崛起，以长时间保持美国经济的全球霸主地位。
　　目前中国国内存在一种观点，即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延续过去韬光养晦、隐藏实力的策略、避免在国际社会与多边层面与美国进行对抗，中国就可能不会成为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这种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却可能低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必然性。事实上，在过去一个世纪以内，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一直对可能挑战自己地位的国家心存警惕，竭尽全力来进行打压。这种打压与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固然有关系，但更大程度上却主要取决于两国之间相对实力的比较。美国除了会打击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手，也会打击自己的盟友。正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而不论两国在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方面相同还是相异。
　　自20世纪之初以来，可能挑战美国全球领袖地位的国家或国家群体，大致先后包括德国、苏联、欧盟与日本。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败北，主动终结了自己挑战霸主之旅。二战之后，美国与苏联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冷战，直至苏东解体。而一旦欧盟与日本的经济实力可能威胁到美国之时，美国也都发动了双边贸易战。通过美欧贸易战与美日贸易战，美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自然是19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1985年日本政府被迫签署广场协议，同意通过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来缩小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了对冲本币大幅升值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日本央行实施了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与股市泡沫。当两个泡沫在1990年代初期相继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了三个不景气的十年。因此，与其说，日本强劲增长时代的终结始于1990年，不如说始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就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觉与重视。事实上，美国政府对华整体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机，并非发生在特朗普上台之后，而是发生在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战略举措是针对中国而言的。其一，是奥巴马政府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战略的意图是抑制中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上升；其二，是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的TPP与TTIP倡议，这两个倡议的意图是在WTO之上重新建构一套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而把中国排除在外。奥巴马政府的上述举动，意味着美国对华总体战略已经从“接触”（Engagement）转为“遏制”（Containment）。而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事实上延续了而非否定了奥巴马政府的对华策略。事实上，即使不是特朗普上台，而是希拉里上台，美国对华的强硬政策恐怕也不会发生改变。
　　上述分析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作为守成大国（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即使这种摩擦不以贸易战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会以其他摩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意味着，中美贸易摩擦注定会长期化、复杂化，短期内通过达成一揽子协议来妥善解决的概率很低。既然中美贸易摩擦可能长期化、复杂化，那么中国政府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方式就至关重要。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应通过加快改革开放而非闭关自守的方式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应该通过依赖多边合作而非单纯双边对抗的方式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政府应该按照预定计划来继续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不应被中美贸易摩擦的外部冲击乱了方寸。
　　尽管在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取得了亮丽的成绩。然而自2008年以来，几乎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各种指标（例如劳动生产率增速、全要素生产率、民营企业投资收益率等）均在持续下降。在经济增长效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这意味着投入了更多的资源。这种模式无疑是不可持续的。此外，实体投资回报率下降，也是过去几年金融空转与脱实入虚的重要原因。而能够持续提升经济增长效率与实体投资回报率的，唯有结构性改革。
　　在四年前的三中全会决议中，本届政府给出了结构性改革的宏伟蓝图。例如，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关键词的国有企业改革、以使用权流转为关键词的土地改革、以市场化与开放为关键词的金融改革，以及对民间资本开放服务业部门等。过去几年，国企改革、土地改革与服务业部门开放的节奏明显慢于金融改革的节奏，这既是造成金融空转与金融资源脱实入虚的原因，也是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原因。因此，从2016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了金融强监管的努力。不出意外的话，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基本上得到控制之后，结构性改革就会如期展开。
　　然而，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使得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显著恶化。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将会降低中国贸易顺差，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也削弱了国内机构投资者的信心，造成国内股市显著下跌。换言之，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均面临负面冲击。这恰恰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从2018年第2季度起开始调整的原因。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新的三难选择。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前提下，中国政府要同时实现控风险与稳增长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当前的政策指针正从控风险的一级朝着稳增长的方向在摆动。然而，中国政府必须要努力避免宏观政策的过度放松。一旦宏观政策过度放松，中国政府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努力就可能受到损害，中国结构性改革的节奏也可能再次放缓、甚至暂停或逆转。
　　因此，保持政策定力，对中国政府而言至关重要。在中美贸易摩擦不可避免、未来冲突可能升级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该把控风险、调结构的目标放在稳增长之前。事实上，只要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只要没有爆发系统性财政或金融风险，中国政府就应该适当容忍经济增速的下滑，而继续保持控风险与调结构的方向不动摇。换言之，中国政府不应该被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乱了阵脚，而应该以我为主，继续推动系统性风险防控与实体经济结构性改革。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继续保持持续较快增长。
　　除了对内加快改革之外，中国政府也应该坚定不移地推动对外开放。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可以适当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对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机构投资者的开放。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国内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行真正的国民待遇。中国政府应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这样既有利于通过市场对价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也有利于激励国内技术的自主创新。中国政府应坚定地通过G20、WTO等国际多边组织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积极推动新一轮的贸易与金融全球化。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8/9/4   发布时间：2018/9/4

旧文章ID：16925

作者：廖峥嵘  来源：FT中文网

　　中美贸易摩擦是两国关系大调整的一部分，也是中美建交以来最为严峻的一场全面较量。历次中美冲突，均以妥协收场。中国形成一种看法，即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中美关系会在遏制与接触、冲突与合作的两个端点间来回钟摆，在曲折中向前。这一次或有所不同，中美关系很可能无法在走向某个极点后再往回调，坏的可能更坏，好却再也好不过从前。中美关系将迎来艰难调整，冲突面将显著压倒合作面，不排除发生最坏情况。双边既有关系已然破局，再回首将是百年身。
　　在这一大背景下审视中美经贸关系，不难看出，既有关系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商品出口、吸引外资、对外投资、引进技术所面向的主要外部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有可能要加上欧日市场），很可能大幅收缩。中国面临的国际市场和国际经贸秩序也将发生巨变。
　　贸易增势难续
　　中美建交后，双边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从1980年的4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6360亿美元。随之而来，中美货物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增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已经从2008年占GDP的10%下降到2016年的不足2%。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也从占GDP的6%下降到2.4%。两组数字对比，意味着两国对外部的失衡显著改善，但是双边失衡却在迅速加大。据美方统计，2016年中美货物贸易逆差同比下降5.5%，但2017年，即特朗普上台后的第一年，又逆势增长8.1%，达到创记录的3752亿美元，成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摩擦的重要导火线。
　　严峻的是，中美贸易逆差缘自结构性因素，改善起来挑战很大。美国处在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占比在13%左右，不得不大量进口，而中国现阶段还需要大量出口，尤其是中国整合了亚洲生产链，90%的亚洲对美出口集中到了中国。根据美日贸易摩擦经验，关税会在短期内抑制逆差增长，但中长期对逆差没有影响。此外，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消费上升，进口需求旺盛。中国虽努力扩大自美进口，但短期内效果有限。摩根士丹利估计，中国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可能需要三年时间才会增加600——900亿美元，短期内农产品进口将增加，随后是能源。以均价计算，美国2017年对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总价值为43亿美元，与2,000亿美元的逆差削减目标相比是杯水车薪。另外，基础设施瓶颈也限制了短期内美国对华油气出口大幅提升。
　　如果双边贸易逆差难以有效削减，美国的关税措施就难以停止，摩擦也将持续，整体贸易关系将受到不断的重击，发展势头可能逆转。中国可籍此加快推进以供给侧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改善国内供给质量，扩大内需，减轻对美欧等外部市场依赖。
　　以资金、市场换技术前景暗淡
　　美国对外投资的金额一直位于世界前列，然而约80%的资金流向北美、欧洲和拉美，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金额占比在1.5%左右。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近年来增长较快。中国吸引美资、对美投资，主要目的是引进或者获得技术和管理决窍。美国对此一直是警惕的。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2017年发布的2015年度报告显示，虽然中企在美投资没有进入前十名，但中企在2015年连续第四年继续成为CFIUS审查最多的国家。特朗普上台后，支持国会通过法案扩大CFIUS权限，新的限制措施对中国影响很大。根据荣鼎集团数据，2016年中企在美投资猛增3倍，达到460亿美元。但是特朗普上台后势头逆转。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8年1月5日报道，美国监管部门从严审查以美国技术企业为收购对象的交易，导致2017年中国相关收购的规模总量大跌87%。根据美国迪罗基公司统计，已宣布的并购交易额从2016年的627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136亿美元。需要指出， 2016年直投爆增3倍是一种非正常增长，源于国内出现资本外逃。中国政府出台措施限制对外投资投向房地产、娱乐等项目。2017年中国对美直接断崖式下降是双方政策收紧的结果。
　　美国监管机构正在收紧对美国技术企业的收购，以吸收先进技术为目的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将面临严格审查。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主要针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对美出口，特别是针对未来将出现的有竞争力的产品。中国难以通过收购并购买获得先进技术，中国的高技术出口产品也难以大规模进入美国市场。除美国外，德国等国也在制定类似限制措施，防止中国通过海外收购获得先进技术。中国的对外投资战略将面临严峻阻碍。这是坏事也是好事，技术封锁会给中国制造麻烦，但也会倒逼中国走自主创新之路。
　　货币“脱钩”势在必行
　　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高达4万亿美元，现在仍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规模。如此规模的外汇储备要想实现保值增值，需要足够深度和广度的外部金融市场。全世界只有美国证券市场符合这一条件。因此，中国外汇储备中的最大比例投向美国国债。有观点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成为美国的大债主，对美国形成了某种威慑力。美国有关方面在2012年做过一个深度调查，结论是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对市场的影响可以消化，在抛售过程中，中国本身会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克鲁格曼也曾经指出，中国外汇储备不得不大量投资美国债市，其实是掉入了“美元陷阱”。
　　中国在1994年对货币制度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确定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形成机制。挂靠美元等于提供了一套透明、可靠的货币制度，稳定了外贸预期，刺激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它还帮助中国制定并完善了人民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稳定通胀水平。经过两轮改革，人民币汇率已不再单纯挂靠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但美元在其中仍然占有最大权重。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逐步扩大，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在收窄，外汇储备规模从被动增长变为被动收缩。外汇占款不再是人民币发行的主渠道。问题随之产生，目前货币发行主渠道是央行新创造的工具，包括常备借贷便利（SLF，创设于2013年初）、抵押补充贷款（PSL，创设于2014年4月）和中期借贷便利（MLF，创设于2014年9月）三大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这些短期工具成本较高，未来还是需要开发国债这类成熟工具。人民币发行与美元脱钩，也使得人民币发行规则发生变化，新规则需要试错、纠偏，才能赢得市场信任，这需要时间。期间资本外逃的压力将始终存在。
　　人民币国际化正稳步推进，中国与多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贸易支付和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比例也在提升，但背后离不开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提供的隐性担保。人民币的国际信誉仍然有美元在背后支撑。中国与俄等国的能源交易中，仍然需要美元支付。这恐怕也是俄在美国西方制裁下力主“去美元化”追捧人民币的原因之一，实质是绕道中国获得美元外汇。当然，如果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逐步实现去美元化，成为真正的关键国际货币，俄也可以乐享其成。
　　从根本上讲，人民币对美元的依赖不符合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的需要，大国间的货币关系应当保持适当距离。有没有贸易摩擦，中美货币脱钩也是势在必行。中美经贸关系生变，美元陷阱对人民币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双方在这一领域实现“脱钩”，为双方提供更多政策调整空间。对中国而言，困难在于长期依赖美元、跌入美元陷阱形成了“路径依赖”，摆脱这种依赖将是一个痛苦过程，将伴随金融风险上升。如果宏观经济处于相对稳定周期，则承受风险顺利转型的可能较高。当前中国恰恰处于宏观经济稳定受到外部和内部严峻挑战，金融风险显著上升时期。人民币制度调整有可能加剧金融风险，但是，坐以待毙风险可能更大。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的有序可控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摆脱美元陷阱，有可能成为化解风险的途径。为此，应当加快培育国内资本市场。
　　经贸秩序经历重塑
　　17年前，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今天中国的经济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美国认为，中国不应当再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美欧日一直拒绝取消反倾销调查中“替代国”做法，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正推动重塑WTO规则体系，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国际制度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美国正致力与欧盟和日本就“零关税、零关税、零壁垒”的新贸易标准达成一致。中国成为主要防范和打击对象。中国要么边缘化，要么争取再度“入世”。中国也在发展自由贸易协议圈。中国已经与24个国家或地位签署了16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各自为战的“自贸圈”正在改写以WTO为主干的世界贸易格局。中国再向美国西方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意义已经不大。中国面对的挑战格局要大得多。中国需要在多重博弈中，积极、全面参与全球经贸秩序重构的各类磋商、谈判，尽最大努力争取话语权。
　　能源博弈复杂化
　　中国原油进口依赖度由2000年的25%上升到2017年底69%，据预测中国2040年原油进口依赖度将达到80%。中国进口原油近50%来自中东，需要海运。这条航线的安全保障主要由美国主导的海洋秩序提供。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上发挥主导作用，能够影响原油价格。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原油生产国，也有条件成为最大出口国，这将加强美国在原油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能源和金融是美国打击对手经常运用的工具。美国对伊朗和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限制伊朗原油出口，将其排除在重要的国际金融支付系统SWFIT之外，加大其交易成本。制裁对俄、伊经济造成重创，严重阻碍两国发展。美新一轮对伊制裁从8月6日起生效，并要求各国在11月4日前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目前，伊朗是中国第五大原油进口来源国，占中国进口原油总量的7%左右。全面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仅从经济上看，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在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双方暂时避开了原油问题（中方一度将原油列入关税报复清单，后又撤下）。如果中国不服从美国禁止从伊朗进口原油的要求，美国会不会对中国实施制裁，实施什么样的制裁，中美贸易摩擦会否蔓延到金融、能源领域，未来美国会不会启动金融和石油工具对付中国，将是衡量中美冲突性质的关键门槛。
　　中美正开展大规模能源合作，中国从美国进口原油目前占比仅2%，但未来中国将大幅增加美国油气进口。但这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对美依赖增长。目前世界能源是买方市场，中国正尝试推动亚洲能源市场建设，希望联合消费方的力量，提高议价能力。中国的能源自给率仍在80%以上（主要是靠煤制品），整体能源安全水平可控。中国也在积极增加原油储备量，提高应急保障能力。中国还积极寻求能源供应多样化，并在发展新能源方面加大投入，努力减轻对外依赖。
　　中美建交四十年来，虽然风雨不断，但总体关系持续深化。中国在增长动力、外部市场、技术、标准、规则、货币本位、制度环境甚至能源供应安全等各方面形成对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依赖”。中美经济关系长期具有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附性特征，是典型的“中心与外围”关系。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这种格局早晚破局，特朗普只是最后的推手。美国政策调整形成现实压力，但有助于结束这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促使中美经贸关系寻找新的平衡。

来源时间：2018/9/4   发布时间：20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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