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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滨：基辛格与美国“现实派”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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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滨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现实派大师基辛格要特朗普 “联俄抗中”的传闻，在国内外媒体不胫而走。对此，基辛格办公室对美国媒体（《每日野兽网》Daily Beast）的质询不予回应，给人留下不少想象空间。
　　大三角的诱惑
　　基辛格这张地缘政治的大牌怎么打，人们还要拭目以待。如今美国国内反俄情结弥漫，“通俄门”调查没完没了，特朗普又口无遮掩，变着法儿地“袒护”普京，反而弄巧成拙，大大压缩了联俄制华战略的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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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等西方主流媒体，在特朗普当选不久后，就在讨论“联俄”，图片截自2017年2月11日该刊文章。

　　“联俄”困难重重，也是由于美俄之间太多的历史恩怨，这包括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痛苦转型，西方以冷战胜利者自居的傲慢与偏见，以及北约东扩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后美国的全面制裁，双方信任度创历史新低。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中，对普京的妖魔化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尽管如此，美国决策界仍然难以割舍“联俄抗中”的构想。毕竟，美国在大三角中同时与中俄对抗，不符合美国长远的战略利益，尤其是在美国国力相对下降时期。打一拉一，各个击破，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庞大的反美板块，才属上策。
　　在美国现实派看来，2014年乌克兰危机是造成俄罗斯向中国靠拢的根本原因。为此，基辛格和已故的布热津斯基都主张对俄罗斯网开一面，避免更为激进的政策，以防止中俄进一步接近。[1]  美国学界现实主义领军人物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更认为希拉里等自由干涉派（liberal interventionism）在乌克兰危机中挑衅俄罗斯在先；西方应该从长计议，力争俄罗斯反水，共同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2]
　　其实早在2016年大选前，美国学界和智库就在酝酿如何弱化、拆散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位于西海岸的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BR）与美国多家智库和大学联手，发起了一个有数十名专家参与的为期两年的研究项目（笔者也应邀参加并提供论文），目的是要找出中俄关系的“离合器”到底在那里，什么原因使中俄志同道合，又有哪些潜在的因素会使中俄反目，从而为美国的“联俄制华”战略提供契机。[3]
　　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该项目的绝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属建制派，在政见上可能与特朗普格格不入，恐怕也难以接受特朗普对俄罗斯的一片痴心，但在联俄制华问题上，却是急特朗普所急。
　　美国卡内基中心俄罗斯项目主任尤金·鲁曼尔（Eugene Rumer）不久前在《莫斯科时报》发文，历数西方在后冷战期间对俄罗斯的“慷慨援助”后反问，“如果以后俄罗斯有难而西方又无能为力，中国会取代西方而对俄罗斯慷慨解囊吗？”[4]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在美国日益极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环境中，“亲俄” “通俄”已是政坛一大忌，美国参众两院535人中，对俄 “接触”派似乎只有一人：肯塔基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美国学界中的众多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中，也只有纽约大学的史提芬·科恩 （Stephen Cohen）敢于公开质疑恐俄仇俄的闹剧。美国的现实派要复制尼克松和基辛格当年的业绩，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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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代》杂志将其7月刊封面定为一张特朗普和普京的合成照片，旨在说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特殊时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现实派往事不堪回首？
　　后冷战时期现实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阳痿”，非一日之寒。老布什政府（1989-1993）可以说是美国现实派的末班车。面对突然降临的后苏联时代，布什试图维系与中俄等国的关系。但民主党新秀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大选中乘机攻击老布什姑息“暴君”，一举击败以冷战功臣自居的布什。
　　此后24年，“克林顿主义”（人权外交），新保守主义（小布什），“自由干涉主义”（奥巴马加希拉里）轮流坐庄各八年，都以推行美式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为己任，均用非友即敌的观念透视世界，无法容忍任何“灰色地带”。传统现实主义的均势（equilibrium）战略，在美国已被视为绥靖主义的代名词。
　　对于美国政治和外交中这一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泛道德主义现象，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有点睛之语：“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其命运不是有没有意识形态，美国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化身”（It has been our fate as a nation not to have ideologies but to be one）。[5]
　　在没有外力制衡的世界上，美国基本抛弃了欧洲古典现实主义中审时度势、慎用武力的内核，以上帝选民的姿态，从山巅之城踏上了在世界范围内改天换地的不归之路。
　　秉信现实主义的基辛格对此忧心仲仲，在9·11前三个月出版的《美国还需要外交吗？》一书中，哀叹美国在后冷战时期除了军事和经济政策以外，已无真正意义和实质性的外交而言，取而代之的是高度意识形态化,、有强烈的传教风格、且往往是最后通牒式的发号施令。[6]
　　然而基辛格的警世之作没有回天之力。9·11以来，美国对外穷兵黩武，致使大中东地区乱象丛生，杀戮无度，难民如潮；恐怖分子越打越多，并一度拥有固定的国土和政权；冷战后相对安定的欧洲也战火再起；战略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俄罗斯则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叙利亚等一系列问题上与西方不惜背水一战。对于世界唯一尚无战乱的亚太地区，美国也以军力制衡崛起的中国，挟持亚洲国家联手制华。
　　上述种种，不仅搅乱了国际秩序，耗费了西方的宝贵资源，也使一大批被忽悠和忽视的群体揭竿而起，冲击西方建制派苦心经营的世界秩序。使西方建制派人士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突然“终结”痛不欲生。[7]
　　尽管如此，建制派不仅欠缺反思，还把西方内外的种种乱象归咎于中俄。[8] 只有少数现实派学者指出西方的“自由-干涉主义”对现存国际秩序的盲目性和破坏性，[9] 但在排山倒海的反俄喧嚣中，这些逆耳忠言大都自生自灭了。
　　其实，即便那些致力于联俄制中的现实主义者，对于中俄之间的战略互动也存有诸多盲点：要么认为中俄之间的每一个互动都是针对西方，要么认为中俄之间的巨大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差异难以弥合，中俄的合作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能想象也无法理解在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境问题并排除了意识形态因素的中俄两国，已经超越了西方修昔底德的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恶性循环。
　　双边关系正常化30年来，欧亚大陆的两个大国都在探索、适应和协调一种正常却又特殊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的问题很少被政治化，互信和协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扩展。如此种种，不是西方某个说客或短期行为就可令中俄反目成仇的。
　　与此同时，双方对结盟都十分慎重，都希望在加强双边关系的同时保持最大程度的自主性和自由度，都乐见对方与美国保持正常关系。美方要重拾冷战期间零和式的大三角机制各个击破中俄，无异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
　　基辛格：沉默是金
　　回到基辛格要特朗普“联俄抗中”的问题。基氏对传闻不做回应，应属正常。古典现实主义中一个重要内核，就是不择手段的(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秘而不宣，左右逢源，纵横捭阖，也是基氏的一贯作风，捅破了窗户纸，说客的回旋余地就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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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

　　基辛格在大三角问题上的沉默，使笔者想起多年前基氏的另一次“沉默”。1999年《纽约时报》前首席驻京记者帕特里克·泰勒（Patrick Tyler）出版了一部《六位总统与中国》的书，涉及到中美关系突破前夕美国高层的一些决策的内幕，[10] 在美国媒体和学界引发一番波澜。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走出各自战略困局。然而这一历史性突破，在泰勒笔下有相当的偶然性。尼克松1969年1月入主白宫， 3月中苏在珍宝岛兵戎相见，勃烈日涅夫6月初提出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同时向中苏边境大举增兵，包括6个拥有战术核武器的机械化步兵师。8月, 苏方暗示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实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当时，尼克松外交的首选目标是从越战“体面”脱身。骤然升级的中苏对抗，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战略契机。该年6月底，基辛格在一份备忘录中建议，如果美国在苏联遏制中国（containment）时保持中立，这对美国非常有利。
　　据泰勒解读，基辛格的目的是以美国的“中立”换取苏联减少对越军援，迫使越南接受美国的谈判条件，使美国从越体面撤军。此外，美苏还可以在军控、中东和柏林问题上进一步合作。
　　泰勒写道，尼克松的防长莱尔德（Melvin Laird）在接受泰勒采访时，印证了尼基二人“联苏制华”的构想；尼克松对此给予厚望（great hopes），如果这一交易的代价是默许苏联打击中国核设施，那也是划得来的（a trade worth considering）。
　　此后，基辛格在1969年7月14日指示军方秘密研究美国对华核打击的可行性。而在此之前，美军的核打击计划均同时针对中苏，没有单独对华的预案。
　　泰勒笔下，尼基二人在1969年8月以前若干对华示好姿态，包括开放对华旅游、在关岛宣布停止海外“剿共”等，都是要诱使苏方接招，至少是对中苏两面下注。
　　二人最终放弃联苏制华的设想，是因为苏高层对美方的试探意见分歧，迟迟不予回应。无奈，尼克松和基辛格转向中国，期待中美关系的缓和会有助于美国从越南撤军（第62-63页）。
　　按照泰勒的逻辑，那场由尼基二氏顶层设计的中美苏三国演义，几乎上演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脚本。国家间的战与和，盛与衰，有时就是一念之差。
　　《六位总统与中国》出版后，褒贬不一。对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这一“设想”，有学者认为缺少文字依据，不足为信。[11]  该书的部分章节在1999年9/10月号的《外交季刊》上发表后，前总统卡特和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十分震怒，认为是凭空捏造、充满偏见、严重歪曲（fictionalized, grossly biased and distorted）。[12]
　　相比之下，基辛格对于泰勒的“爆料”却相当平静，他在一份给泰勒的书面回覆中称：“我们从未考虑就摧毁中国核能力的问题与苏联人合作” (“we never considered cooperating with the Soviets to wipe out the Chinese nuclear capability”)，但却对泰勒所称单独打击中国核设施的秘密研究项目不予解答（第63页）。
　　***
　　五十年易过，物是人非，泰勒笔下那些当年身临其境者多已作古。然而不管当初动机如何，中美两国最高决策者的破冰之举震动了世界，也大大改变了国际格局。在偶然与必然中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中美俄关系，如今又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中国稳步崛起，美国盛极而衰，还有在历史与未来之间苦苦寻觅的俄罗斯。
　　梅特涅和俾斯麦“均势”战略的笃信者基辛格，迟暮之年仍为延续美利坚治下的世纪伏枥不已，无论结果如何，作为地缘政治大师的他，值得世人和后人瞩目。
　　注释：
　　[1] Henry Kissinger, “How the Ukraine crisis ends,”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5,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enry-kissinger-to-settle-the-ukraine-crisis-start-at-the-end/2014/03/05/46dad868-a496-11e3-8466-d34c451760b9_story.html; Zbigniew Brzezinski, “After Putin’s aggression in Ukraine, the West must be ready to respond,”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3, 2014.
　　[2] John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Foreign Affairs 93, no. 5 (Sept/Oct 2014).
　　[3] 该项目部分论文已经由NBR的学术/政策期刊《亚洲政策》（Asia Policy）今年一月号发表，见http://nbr.org/publications/issue.aspx?id=352.
　　[4] Eugene Rumer, “Russia Is Winning — or Is It?” Moscow Times, 30 July 2018,
　　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russia-is-winning-or-is-it-62387?from=timeline.
　　[5]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19.
　　[7] Niall Ferguson and 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Geopolitics: Be it resolve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s over…” April 28, 2017, The Munk Debates, http://munkdebates.com/; Anne Applebaum, “Is This the End of the West as We Know It?,” Washington Post, March 4, 2016; Fred Hu and Michael Spence, “Why Globalization Stalled,” Foreign Affairs 96, no. 4 (July/August 2017): 54-63; James Kirchick, The End of Europe: Dictators, Demagogues, and the Coming Dark Ag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Martin Wolf, “Davos 2018: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s sick,”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3,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c45acec8-fd35-11e7-9b32-d7d59aace167; Richard Haass, “Liberal World Order, R.I.P.,” Project Syndicate, March 21, 2018,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nd-of-liberal-world-order-by-richard-n–haass-2018-03; Richard Haass, A World in Disarra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8); Barry Posen, “The Rise of Illiberal Hegemony,” Foreign Affairs 97, no. 2 (2018): 10-19; John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96, no. 3 (May/June 2017): 1-7; Celeste Wallander, “NATO’s Enemies Within: How Democratic Decline Could Destroy the Alliance,” Foreign Affairs 97, no. 4 (July/August 2018).
　　[8] 见Robert Kagan, “Backing into World War III,”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6, 2017),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2/06/backing-into-world-war-iii-russia-china-trump-obama/?utm_content=bufferd07ea&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facebook.com&utm_campaign=buffer;  Richard Heydarian, “China Is Making a Bid for Global Prima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1,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making-bid-global-primacy-24767l; Peter Conradi, Who Lost Russia? How the World Entered a New Cold War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17); Robert Atkinson, “Who Lost China?” The National Review, July 26, 2018, 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8/08/13/us-china-relations-who-lost-them/.
　　[9] Patrick Porter, “A World Imagined: Nostalgia and Liberal Order,” Cato Institute, Policy Analysis No. 843, July 5, 2018,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policy-analysis/world-imagined-nostalgia-liberal-order; Graham Allison, “The Myth of the Liberal Order: From Historical Accident to Conventional Wisdom,” Foreign Affairs 97, no. 4 (July/August 2018): 10-19;  Paul Staniland, “Misreading the ‘Liberal Order’: Why We Need New Think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awfare, July 29, 2018, https://www.lawfareblog.com/misreading-liberal-order-why-we-need-new-thinking-american-foreign-policy?from=timeline.
　　[10] Patrick Tyler,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 Great Wall,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pp. 61-63.
　　[11] Evelyn Goh, Constructing the U.S.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1961-1974: From “Red Menace” to “Tacit Al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38-9.
　　[12] Jimmy Carter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Letters to the Editor,” Foreign Affairs 78, no. 6 (December 1999): 164-6.

来源时间：2018/9/3   发布时间：2018/8/15

旧文章ID：16921

“通俄门”有新锤：又一人认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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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见闻君  来源：华尔街见闻

　　上周，特朗普的前任律师科恩主动认罪，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被控8项刑事罪名成立，两位“身边人”的落马一度令特朗普被弹劾概率骤增。本周五，美国“通俄门”调查又有新进展。
　　马纳福特的前助理、47岁的Sam Patten认罪并免于起诉，承认没有合法披露为乌克兰政府游说的代理人身份，并将配合调查。更惊人的是，他披露出特朗普就职委员会非法接受了外国人捐款。
　　Patten认罪的消息传出后，美股短线走低。结合美加贸易谈判迟迟未果，道指一度跌超百点。但市场整体反应不大，美元指数在周五美股午盘时涨破95关口，现货黄金跌破1200美元/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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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的原因是，Patten认罪与审判马纳福特直接相关，与特朗普的关系暂时不大。
　　01
　　特朗普就职委员会或非法接受外国人捐款
　　法庭文件显示，Patten曾雇佣了一位不具名的美国人担任“稻草买家”（straw buyer），借其身份为一位“著名的”乌克兰寡头花5万美元购买了4张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入场券。“稻草买家”从Patten与一位俄罗斯人创办的咨询公司处拿到支票，该支票被乌克兰寡头的塞浦路斯账户报销。
　　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规定，胜选总统的就职委员会不能接受来自外国公民的钱，Patten的做法显然违规，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就职委员会中，是否有人知情这笔钱来自乌克兰。彭博社揭露，特朗普就职委员会筹集了创纪录的1.07亿美元，比2008年奥巴马的就职委员会筹款高出一倍。
　　为了掩盖雇佣“稻草买家”一事，Patten还承认了其他刑事犯罪行为，包括用拒绝提交文件的形式，干扰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在2018年1月某次问询活动，给出了虚假和有误导性的证词来掩饰买票代理的事宜。该国会委员会也向美国司法部提请发起刑事调查。
　　02
　　认罪的马纳福特助理与俄罗斯有关联
　　调查发现，Patten从2014年起为上述乌克兰寡头及其反对集团政党（Opposition Bloc Party）服务，佣金至少1百万美元。这位寡头很像该党党首Sergei Lyovochkin，马纳福特当年正是为此人及其政党游说。
　　该党官网显示，2017年1月（特朗普就职典礼在1月20日举行）Lyovochkin恰好在美国华盛顿，而这个政党是亲俄罗斯的。
　　2015年，Patten与一位俄罗斯人Konstantin Kilimnik共同成立了政治咨询公司Begemot Ventures International Ltd。其中Begemot在俄语里表示“庞然大物”，公司官网称会“帮助客户赢得大选、强化政党建设、在国内外受众面前塑造正确形象、取得更好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FBI认为，Kilimnik曾为俄罗斯联邦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GRU）工作，关系一直持续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但被此人否认。6月对马纳福特的指控中，Kilimnik也被特别检察官穆勒团队缺席指控，认为他涉嫌干扰马纳福特一案的证人。而Kilimnik不仅是Patten的商业合作伙伴，也做过马纳福特在乌克兰游说和咨询工作的善后处理。
　　虽然三人都与乌克兰游说工作相关，也与俄罗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不能确定Patten和Kilimnik谁先认识了马纳福特。Patten曾在2008年担任小布什政府国务院主管民主和全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000年代初帮助美国国际共和学会（IRI）组建了莫斯科办公室，K是员工之一。
　　03
　　英国剑桥分析公司再被提及，或与美国大选有关
　　此外，Patten还与特朗普竞选过程存在关联。美国偏左派的新锐网站Daily Beast曾在4月透露，Patten参与过英国剑桥分析公司的微观靶向（mircotargeting）工作，随后这种针对竞选受众的模式“被至少一位主要的美国总统候选人采用”。
　　虽然这位主要的候选人没有点名，熟悉3月Facebook“数据泄露门”丑闻的人不难发现，这位候选人似乎就是特朗普。英国剑桥分析公司据称参与了特朗普总统竞选，非法获得了至少8700万用户的Facebook账号信息，进行的工作也是“微观靶向”类的助选活动。
　　美国前联邦检察官Harry Sandick表示，尚不清楚Patten认罪后“配合调查”的性质。除了能提供“稻草买家”为特朗普就职委员会非法捐款的动机之外，可能还会作为9月对马纳福特第二场审判的出庭证人。穆勒团队一直给马纳福特施压，希望得到特朗普是否与“通俄门”有关的证据。
　　华尔街私享会·金卡会员专属文章《历史总是惊人相似 特朗普距离被弹劾还有多远？》曾提到，科恩和马纳福特的“落马”，预示着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程序从理论上的危险变为鲜活的现实：
　　特朗普非常忌讳外界把他与因水门事件丑闻黯然下台的前总统尼克松相提并论，然而两人的相似度除了大环境下的经济政策（大打贸易战、公然干涉美联储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及对法律和道德的极具蔑视之外，连危机“套路”都如此雷同……
　　许多人认为，民主党手中握有的“实锤”足够成功弹劾特朗普，一旦中期选举获胜掌控众议院，许多民主党人私下认为他们最终会走到那一步（即弹劾总统）。
　　民主党人现在保持低调的原因在于不想让特朗普赢取民众的“同情分”，特别是在他们对八年来首次中期选举获胜信心十足的关头。此外，他们还想等到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就特朗普“通俄门”和妨碍司法公正一事发布调查报告，民主党人相信穆勒的报告将会助他们一臂之力。

来源时间：2018/9/3   发布时间：20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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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国勇：中美贸易谈判低调重启 如何探寻和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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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国勇：中美贸易谈判低调重启 如何探寻和解之道？

作者：梁国勇  来源：FT中文网

　　我们正在见证处在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也将见证走向十字路口的中国发展。“新冷战”不可取，“新伙伴”不现实，“新关系”是否可行？

　　自2018年7月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 500亿美元的关税措施已经生效，后续2000亿美元的清单也已走完听证程序。数月以来，两国间的正式谈判陷于停滞。最新消息显示，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应邀于8月22至23日率团访美，与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建设性、坦诚的交流”。值得注意的是，中方的新闻稿显示“中美双方将就下一步安排保持接触”，而美方则表示“将向更高级别官员汇报”。对双方而言，下一步的工作目标将是谈判路线图的拟定和高级别谈判的重启。
　　虽然转机初现，挑战仍然极大。达成最终协议的难点在哪里，如何才是中美贸易战的和解之道？ 解铃还须系铃人 —— 问题的解决首先还是在于对现状不满并试图改变的一方。美方应该见好就收，确定现实可行的谈判诉求，避免因“狮子大开口”而错失良机。同时，中方不妨以退为进，通过短期有利于人的让步获得长期有利于我的结果。其实，贸易战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停止贸易战对双方都是重大利益所在。对中国来说，更可以将中美贸易博弈作为推动对外开放、促进内部改革的动力，通过构建一个新的、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架构进而塑造一个有利于中国长远、健康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
　　中美经贸关系：如何避免“压舱石”变成“暗礁”？
　　今夏，世界经济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贸易战于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开打，并可能全面升级。7月6日，美国开始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另外160亿美元的关税措施也已于8月23日生效。7月11日，美国还公布了20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计划加征10%的关税，随后又威胁将幅度提高至25%。针对这两轮关税措施，中方“以牙还牙”，采取了必要的反制措施。
　　7月的贸易数据显示，在好于预期的整体外贸环境下，中美双边贸易呈弱化趋势：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从上月的19.7%降至19.3%；自美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则从7.8%降至7.2%。由于时滞效应，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将在随后几个月进一步显现出来。8月2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开始就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举行为期6天的听证会，具体可能于随后几个月出台。美方第2轮攻势的规模五倍于第1轮，其实施将使中国一半的对美出口置于贸易战的炮火之下。如何应对贸易战冲击、保持经济稳定，已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当务之急。
　　在这样的背景下，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的判断，提出了“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的要求，这是非常及时的。“六稳”的核心问题是稳外贸。贸易战如果升级，难免对出口和经济增长带来显著冲击，并影响就业和金融等方面的稳定。另外，稳外资和稳外贸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如果高关税持续，加之原有的成本上涨压力，更多的企业会将生产外迁。考虑到外资企业仍占中国出口的四成，贸易战可能对外资带来的间接冲击也不可低估。
　　笔者此前发表于FT中文网的评论中指出：“只要坚持磋商，达成妥协，双方都是赢家”。在中美双方经过一番旗鼓相当的较量之后，这一判断仍然有效。加征关税已有一段时间，现在可以对贸易战的客观影响进行初步评估，以期有效应对。除此之外，对中国而言还有三方面的现实考量。首先，中美出口规模差别很大，贸易战的“弹药库”不对等，向更大的范围“经济战”升级也非明智之举。其次，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的背景决定了，现在双方对贸易战冲击表现出来的“承受力”有所差别。再次，在美国一对多挑起贸易战的情况下，应战者无法联合抗敌，有的已率先妥协，如欧盟。当然，搬起贸易战石头的美国也难免砸到自己的脚：美国政府承诺向利益受损的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补贴，贸易战对美国出口部门的负面影响可见一斑；听证会上的反对声浪也反映了美国企业界对贸易战的担忧和不满；最近两次美联储FOMC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与贸易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加剧，全球贸易争端可能伤害美国经济。
　　显然，在500亿关税已来、2000亿关税（中国对美反制措施规模为600亿美元）未到的时间窗口，中美双方应尽量重启谈判，实现和解。应努力避免贸易战演变成持久战、消耗战，“边打边谈”、熬过中期选举的想法并非理性。下一步的几个时间节点值得关注：一是听证会结束后，2000亿关税措施的具体情况和实施时间；二是本轮工作层面、试探性磋商的后续接触情况和拟定谈判日期；三是11月12-18日的APEC峰会和11月30日-12月1日的G20峰会。如果双方能在拟定的2000亿关税实施日之前达成协议，则可化干戈为玉帛。11月中旬以后，美国中期选举业已结束，多边峰会之际两国领导人可能举行的双边会面也将为双方贸易和解提供契机。
　　中美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相互依赖”。两国之间严重的贸易不平衡其实是经济全球化深度演进的结果，也是国际投资、贸易和价值链高度融合的产物。实际上，中国出口的约40%，对美出口的约60%来自在华外资企业（也包括美资企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受美国关税打击的中国高技术产品中，87%的产品与外国公司相关。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然而，随着近年来两者经济差距的迅速缩小，“挑战者”给“守成者”带来的压力也不断增大；加之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反全球化思潮的崛起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矛盾迅速激化。这种矛盾根植于美方对现状的不满，而这又来源于对历史的反思。部分美国人认为让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错误，而美国政府对这一点也经历了从讳言到直言的转变。早在2010年9月，时任律师的莱特希泽向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提交了题为《评估过去十年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作用》的文章，并在作证时指出：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的初衷并未实现；相反，“中国的重商主义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毁灭性影响”。时过境迁，当时这种“非主流”的判断已渐成“主流”，而作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业也成为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操盘手之一。
　　中美之间目前分歧的本质在于：一方想改变现状，一方想维持现状，贸易和经济利益的争议是关键，背后则蕴含着规则、体制和领导力之争。正因为这样，博弈双方也就有了主动、被动的区别。美方主动出击，要求改变其认为不公平、不合理的“现状”；作为被动接招的一方，中方也认识到“现状”可能不得不发生改变。问题是，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新现状”将是怎样的？对中方而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短期有利于人的让步谋求一个长期有利于我的结果 —— 这并非自欺欺人的臆想，而早已为入世以来的实践所证实。中国当年所作让步不可谓不大，但入世带来的收益之大则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如果说2001年加入WTO 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确定性的外部制度环境的话，那么当前贸易战的爆发则说明该环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表现在逆全球化的现实冲击，也意味着国际经贸规则的可能改变。很明显，“六稳”中的“稳预期”是极其重要的 —— 这既包括对经济中、短期增长前景的预期，也包括对国家长期发展道路的预期。健康稳定的大国经贸关系是决定中国发展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中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因此，需要稳妥应对挑战，探索中美长远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力避经贸关系从双边关系“压舱石”变成“暗礁”。
　　全球贸易体系：主要经济体短期博弈的长期影响是什么？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挑起贸易战并不仅限于中国，而是四面出击。因此，制定有效的应战策略，不能仅专注于双方较劲，还要看包括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复杂博弈。实际上，美国之外各方的利益冲突决定了“合纵”的可能性很小，而美国通过“连横”实现各个击破的可能性较大，而这种情况已经并且正在发生。
　　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在汽车、农产品等方面存在明显分歧，对华经贸政策也有差异，但在产业补贴、国有企业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上的立场则是一致的。实际上，美、欧、日三方在这些涉华问题上已经联合起来协调行动 ―― 这种“一致对外”的立场也使它们较快地弥合了围绕关税问题产生的“内部矛盾”。5月31日，三方贸易部长会议在巴黎举行。在前两次会议的基础上，美、欧、日重申了对“第三方国家非市场导向政策” 的关切，明确了共同目标和可能采取的行动，还提出了制定更严格产业补贴规则的具体要求。
　　7月16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北京参加第20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会后的联合声明出现了“抵制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措辞。然而，10天后容克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宣布停止欧美之间的贸易战，更重要的是双方同意致力于实现“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和对非汽车业产品的零补贴”的自贸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合声明的第4条，双方明确表示将联合起来保护美国和欧盟的公司免受“不公平全球贸易行为”的侵害，并着手应付“知识产权窃取、强制性技术转让、产业补贴、国有企业造成的扭曲和产能过剩”等行为。虽未点名，但针对意味非常明显。实际上，欧盟不仅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还与日本实现了自贸谈判的突破。7月17日，欧、日领导人在东京正式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双方将分阶段取消大部分关税并承诺开放服务市场。
　　其实，面对持续多年的多边困局，主要发达经济体在自由贸易方面的努力并未停止，而是更多地通过多边层面之外的谈判进行推动。特别是美国，10年来一直致力于引领全球贸易体系的变革。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一脉相承的是抛开多边体系另起炉灶，但具体做法又有明显不同。奥巴马政府重视区域层面，因此有了TPP和TTIP的所谓“两洋战略”；而特朗普的贸易团队则侧重双边层面，通过实施“双边战略”力求在一对一的谈判中发挥优势，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对于贸易摩擦和分歧，前者主要还是在多边规则框架内解决问题，后者则奉行单边主义，强调“美国优先”，挑战原有制度安排，不惜大打贸易战。
　　美国现在的四面出击并非意味着多方数敌。在对中国坚持强硬立场的同时，美国选择了与欧盟和解。奥巴马时代推出的TTIP因为涵盖了贸易和投资，不可避免地面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这一棘手问题，因而使谈判陷入僵局。而现在的方向更加专注，相对较容易取得突破。美日之间尚处于美国退出TPP后的“修复期”，但在欧日协定达成后，美国已向日本抛出了自贸谈判的“橄榄枝”。如果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自贸安排破局，多边贸易体系将进一步边缘化，其对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大打折扣。另外，发达经济体试图引领的WTO规则改革专注于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等问题，这对中国亦非好消息。无论对于长远自贸战略的制定，还是短期贸易战的应对，这两方面的影响都值得中国重视。
　　贸易和解之道：美国见好就收，中国以退为进？
　　在全球体系和双边关系的变局中探索中美经济之间的“新均衡”，就经贸谈经贸是比较理想的场景。然而，这难免面临干扰：其一、非经济问题可能干扰经济逻辑，如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其二、短期利益考量可能干扰长期战略思考，如对贸易战直接影响的简单化估算和战略性低估；其三、道德制高点的优势可能干扰达成妥协的意愿，这在内部沟通较之外部交流中更容易表现出来。
　　探索两国经济“新均衡”和贸易和解之道，中国和美国都必须面对双方的立场差异。特朗普及其国际经济团队在理念上强调所谓“自由而公平的贸易”，政策层面则强调双边谈判，并设定了零关税、零非关税贸易壁垒、零补贴的“三零”目标。针对中国，他们关注所谓“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在近期磋商的新闻简报上，美方还特别强调了“公平、平衡、互惠”的经济关系。反观中国，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可预见的、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贸易安排，而这既需要开放的外部市场，也离不开公平的经贸规则。客观地讲，美国要的“公平”和中国要的“发展”其实并不矛盾，而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也同为两国所认可，因而双方应该可以找到足够的交集以达成共识。
　　关键问题是如何对“现状”作出两方都认可的必要改变。美方是主动的一方，因此其诉求是影响谈判结果最重要的因素。5月份首轮谈判美方开出的要求清单是否会调整仍有待观察，哪些是决定性内容也需要分析。但在此“非和即战”的关键时刻，美方应见好就收，确定现实可行的谈判诉求。可能列在清单上的要求很多，例如取消产业补贴、削减过剩产能、停止所谓“强制技术转让”、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增加自美进口、避免人民币汇率贬值等。这些要求中，有的是中国可以接受乃至乐意为之的，如去工业产能、稳定人民币汇率等；有的方向一致，双方分歧在于程度和节奏，如增加进口、降低关税、开放金融市场等；还有一些问题双方的观点背道而驰，如产业政策、国有企业、云计算市场开放等。谈判难点显然在后两方面。
　　展望后续谈判，一份“可接受的协定”较之5月19日“中美经贸磋商联合声明”将更广泛、更具体。其中，对于“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和“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将有量化的描述。另外，对于“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等也将有具体的措施。实际上，随着负面清单的调整，中方近年来一直在主动地、单边地推进对外资的准入，而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也是重要的受益者 —— 如特斯拉在上海的投资项目为100%纯外资，而摩根大通也获批成立持股51%的合资券商。中国甚至还在汽车等关键行业采取了主动降低关税的举措：随着整车进口关税从25%降至15%，7月中国汽车进口总额猛增了72%。由于开放准入和下调关税可能降低贸易战反制措施的效果，因此下一阶段此类措施可能将更多地用作筹码和谈判挂钩。
　　有来无往非礼也，如何化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也值得思考。在回应对方要求的同时，中方也可明确提出自己的诉求。具体的要求清单既可以包括放松出口管制、取消投资限制、降低进入壁垒等直接的、现实的目标，也不妨涉及加速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启动自贸可行性研究、介入服务贸易协定谈判等相对间接的、宽泛的内容。很明显，这些要求与美方所说的“公平、平衡、互惠”的经济关系是一致的。就具体协定内容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必须对“停止实施任何新的关税举措”作出明确规定，以防美方出尔反尔或得寸进尺。谈判中特别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贸易谈判的短期、战术性博弈中贯彻发展战略的长期、战略性考量；如何协调国内各产业和部门的利益，如何通过“照顾”美国企业界利益以期重新发挥其“压舱石”作用；如何通过短期有利于人的让步获得长期有利于我的结果，如何通过构建一个新的、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架构塑造一个有利于中国长远、健康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
　　在以下两方面达成一致有助于帮助中美双方化干戈为玉帛，构建稳定的双边经贸关系架构。第一、中美都认为双边货物贸易存在严重不平衡，但双方对其具体规模和程度的认识存在差异；中美双方共同致力于大幅度消减双边贸易不平衡，并明确几年内消减多少亿美元顺差（逆差）的目标。第二、中美都认为双方在货物贸易关税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缩小这种差异有助于缓解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中国同意下调特定产品的进口关税，双方共同致力于通过双边谈判最终实现零关税并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除此之外，双方在知识产权、产业补贴、市场准入和人民币汇率等方面能达成何种共识也将影响谈判进程。
　　最终谈判结果不仅取决于对方要什么，还取决于我能给什么。对中国而言，谈判“底线”的确定并不仅是双边经贸关系的博弈问题，也是自身发展道路的决择问题 —— 这也许正是中美经贸博弈的难点所在。从全球范围看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如何兼容，能否共荣？对中国而言，不妨把外部压力变为内部动力，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不断优化经济体系和增长模式，实现中国与世界经济更良性、更高效的互动，以此推动自身的长远发展。
　　展望未来： “新冷战” 还是“新关系”？
　　我们正在见证处在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也将见证走向十字路口的中国发展。在关键时刻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六稳”显然并非权宜之计，而具有战略意义。这背后其实还隐含着“稳中美关系”这一重要工作。由于两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关系和高度活跃的各领域、各层面交流，中美走向“新冷战”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如果贸易战持续升级，两国滑向“经济冷战”的危险则是现实存在的。因此，“稳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可低估：一方面是稳中美经贸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稳经贸关系稳双边关系。这在美国政府明确把中国界定为 “战略对手”、政治和安全领域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显得尤其重要。
　　有人将现在的美中关系与1980、90年代的美日关系做类比。这种类别有合理性，也有不妥之处。相同点在于，两者都反映了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加剧，也都出现了贸易摩擦的迅速升级。不同点在于，美日之间存在同盟关系，日本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性和抗打压能力，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今日的中美关系较之当时的日美关系复杂得多，地缘政治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经济的依存度非常高，安全的依赖度也非常高。展望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对两国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都至关重要。“新冷战”不可取，“新伙伴”不现实，但建立在和平、互利基础上的“新关系”则是可行的。“新关系”在操作层面的关键是以有效沟通和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无疑，当下最重要的是通过谈判妥善解决两国之间的经贸摩擦，避免贸易战升级。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两国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来源时间：2018/9/3   发布时间：201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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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美国退出WTO梦想正在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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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庞中英  来源：《华夏时报》

　　2018年8月30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威胁美国或将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英国《金融时报》等全球有影响媒体在报道这一新闻时普遍认为，“这是对全球经济治理支柱之一发起的新一轮攻击”。特朗普在接受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采访时警告称：“ 如果它们进展得不顺利，我就会退出WTO。”
　　一、特朗普政府在用行动威胁WTO
　　特朗普之前就曾要求美国在WTO享有更好的待遇。这本来是很滑稽的。美国作为WTO的发起国，设计了WTO的非歧视性等根本原则。WTO没有歧视，又哪敢歧视美国？美国在WTO中享受的待遇应该说是最好的，即使没有形式上的特权，也享有事实上的特权。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美国总统居然不断威胁要退出WTO，这让WTO情何以堪！
　　6月末，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曾为特朗普灭火一次，驳斥了美国新闻网站Axios上一篇关于美国正在考虑退出WTO的独家报道，姆努钦称该报道“夸大其词”。不知这位财政部长表明自己是明白人，还是此地无银。
　　注意，这个Axios新闻网对特朗普要退出WTO做了最多的独家报道。最近的一篇是《特朗普的贸易计划将给WTO致命一击》。
　　我的看法是，包括Axios的报道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特朗普威胁WTO的大嘴，亲自印证了这一点。特朗普政府可能推翻现存的世界贸易秩序这一最坏的情况不能排除。我们不能淡化特朗普的新威胁，说什么“美国退出WTO是损人不利己”，并因此得出美国不会真的退出WTO的结论。我觉得，现在到了该高度重视特朗普的美国是否将退出WTO的时候了。
　　美国著名学者、“软实力”概念提出者奈在2018年8月罕见地激烈批评美国现任总统，认为特朗普的白宫说谎成性。
　　不过，特朗普及其团队威胁美国要退出WTO，应该不是说谎。而上述的美国财长说不退出WTO，可能才是谎言。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在用实际行动威胁WTO。就在特朗普对他信得过的媒体说要退出WTO之时，关于美国政府将否决WTO大法官的再任命的新闻到处都是。特朗普政府的理由是，以此抗议成员国滥用WTO的贸易纠纷解决机构（appellate）。我们知道，该机构执行大法官目前只剩下3位，是该机构正常运作最低限度的大法官数。这是WTO成立23年来首次遇到的真正的制度（体制）危机。到2019年底，WTO上诉机构将有两位大法官任期届满，而新的大法官又补充不进来，WTO的这一机构将瘫痪看来毫无悬念。
　　如果特朗普的美国真的重视WTO，就会想法设法确保WTO上诉机制拥有足够的大法官。想一想、比较一下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做法，就知道特朗普是多么怠慢WTO了。7月9日，特朗普力主提名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以确保接替上月宣布退休的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
　　二、美国在寻求新的贸易安排
　　在加剧WTO危机的同时，特朗普政府在抓紧时间寻求新的贸易安排。这些新的贸易安排，都是在WTO之外进行的。从这一点看，特朗普政府放弃WTO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地区安排方面，特朗普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意志坚如磐石。墨西哥在政府更迭中不得不对美国做出大的让步，预计比墨西哥要强一点的加拿大能挺一阵子不让步，但最后也只能痛苦地接受。而在双边安排方面，7月2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已经同意特朗普的要求，开始与美国以“零关税”和“零非关税”等为目标的贸易谈判。这一谈判的最终结果将有利于特朗普的美国。
　　欧盟之所以别无选择，是因为冷战后的20多年，其志大才疏或者眼大肚小，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没有创造出一体化的巩固的强大的欧盟。在相对于美国的贸易谈判地位上，欧盟因此是弱者。在英国进入退出欧盟的过程和美国对欧发起贸易战的双重冲击下，欧盟的易受伤害性（vulnerability ）和脆弱性（fragility）再次暴露无遗。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最受伤害的倒不是美国，而是欧盟。在2009-2011爆发的欧盟部分成员国的债务危机，尤其是以资格造假进入欧盟的希腊，情况严重，暴露了欧盟一体化中没有“共同财政政策”的“设计缺陷”。
　　今日欧盟面临着两大选择：一是听任各成员国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执政，那样的话，欧盟就归于终结；一是用新的措施“挽救欧盟”。目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正在这样做。但远水不解近渴，在新的欧盟尚未诞生前，面对特朗普的贸易进攻，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欧盟，居然与墨西哥、加拿大的命运一样。
　　说实在的，我能理解特朗普针对欧盟等贸易伙伴的逻辑。特朗普其实是在“追远”，他把今日美国与欧盟等贸易关系 “不平等”的根源揭露出来，从源头上清理美国与欧盟等之间的贸易关系。美国早在冷战年代就为一系列盟国，包括当时的西欧国家和东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了主要的海外市场。这是这些“盟国”接受美国的“领导”，跟着美国在冷战中冲锋陷阵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不互惠或者不对等的贸易，是美国给这些国家的。美国国际关系曾有一些著名的大理论在论证这样的理由，诸如“霸权稳定”，沾沾自喜，即美国为这些盟国提供了外部大市场，确保了跨大西洋关系，甚至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
　　所以，特朗普认为美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关系不公平，也不互惠（reciprocal），并不是什么新发现。特朗普想结束这种不公平不互惠才是新东西，才是美国的盟国要面对的挑战。
　　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对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贸易的互惠性或者对等性（reciprocity）是有深入研究的。事实上，在欧盟取代欧共体以来（1993年起）的25年里，欧盟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是趋向于互惠或者对等的。美欧之间不仅是贸易伙伴而且是贸易竞争。欧盟其实已经不再享受美国霸权提供的接近美国市场的优惠，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说欧盟仍然“享受”了“不对等性”的特朗普指责的“好处”可能言过其实了，因为跨大西洋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就逐步进入到了“后跨大西洋”时代。在奥巴马时代，美欧关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谈判，并不是为了解决美欧之间贸易关系的不对等性问题，相反，奥巴马政府和欧盟之间从来没有说过美欧贸易关系是不对等的，而是要塑造美欧作为平起平坐的贸易伙伴的全新关系。
　　不管不对等性的程度，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与其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及欧盟之间贸易关系不对等为借口，强迫他们与美国订立新的贸易协定。而这些协定一旦达成，势必重塑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在未来，美国与其直接的传统的贸易伙伴的关系将发生巨变。当然，这一巨变对美国和这些国家的政治和战略关系的影响是什么，则是另一个有趣的议题。
　　在美国重构具有替代性的贸易安排中，有一点值得注意。与墨西哥的关系中，特朗普政府没有考虑墨西哥的“发展中国家”属性。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在与中国的贸易冲突中，也不顾中国在WTO的身份是“发展中国家”。不再承认或者忽视WTO中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别，构成对WTO成立的基本原则之一的釜底抽薪。
　　目前，欧盟主张“WTO”改革，特朗普政府不反对WTO改革，相反，特朗普政府正是以WTO没有改革而攻击WTO。特朗普政府要求的WTO改革，与欧盟的WTO改革不同，与其他成员关于WTO改革的立场也不同。
　　假如美国的WTO改革不是让WTO死亡的另一种说法，特朗普政府也深知WTO的改革将耗时费力，且并不能保证改革后的WTO符合美国的意志和目标，所以，特朗普政府已经不管WTO的死活了。
　　所以，若是美国真的退出了WTO，原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支柱之一的WTO将大厦倾斜。欧盟和中国等能否支撑起一个没有美国的WTO？

来源时间：2018/9/3   发布时间：20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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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为何斗而不破：世界生产体系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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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民权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从今年3月22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开始，中美贸易战已打了近半年时间，但截至目前，进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算大，甚至单看中美7月贸易数据，并未呈现减速迹象，而且顺差还在继续增加；事实上，中美一直是边打边谈，而在是否升级贸易战规模的问题上，95%的美国行业代表在USTR贸易代表办举行的听证会上表达了反对意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斗而不破”的状态？本文指出，最近几十年世界生产体系已然巨变，跨区域的供应链与价值链迅速出现与蔓延，形成了全球化的生产体系。这一变化大大推动了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小企业成为生产主体，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化空间得以开辟。由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当然，发展中国家还要应对基建落后、人力资本投入、生产链脆弱等挑战。文章原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说，供应链和价值链与市场共存。自从人类开始为市场生产以来，某种形式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就已经出现了，但只是在最近几十年，在强大的生产碎片化力量的驱动下，供应链和价值链才达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复杂性和规模。此外，供应链和价值链以前就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运作，但直到跨区域的或全球的生产链（或网络）迅速出现和蔓延，它们才成为当今世界商品和服务生产的一个主要特征。
　　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链的迅速出现和扩大，其动因是生产碎片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和深入，后者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与经济体进行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条件。最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发展取得的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例如中国的成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一世界性的变化。同样的因素也将影响其他国家与经济体在其今后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将面临的条件和机会。的确，这些国家和经济体目前还未能从上述世界性变化中充分受益。然而，伴随着这些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前景的改善，它们也将面临一些新的冲击和风险。诚然，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以往就遭遇到各种冲击和风险，但今后可能面临冲击和风险将更大。另外，尽管这些潜在的冲击和风险会对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但每个国家都将会感受到它们的重大影响。从真正的意义上说，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本文将首先说明世界生产体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根本变化，以至于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机会产生怎样重要的影响。然后，着重说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机会目前正在经历哪些关键变化，以及为充分利用好相关条件和机会，这些国家需要在通信运输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本方面做怎样的投资。与此同时，相关条件和机会的改善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遭遇更多冲击和面临更多风险的可能性。
　　▍世界生产体系的变化
　　供应链和价值链最常见的定义是指一个包括组织、人员、技术、活动、信息和资源的系统，涉及从供应商到最终客户的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和转移。供应链的重点是将自然资源和零部件转化为某种成品或服务，并交付给最终客户，因此它涵盖了从最初生产到最终交付的整个活动链。但价值链则包括“从概念设计、采购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到生产、营销、分销等方式实现的全部产品增值活动，以及对最终消费者的支持”。描述这两个概念差别之处的另一种说法是：价值链包括某一产品周期中从产品概念设计到最终客户消费所有阶段的价值创造，而供应链则只涉及其中的生产和销售活动。
　　显然，任何典型的供应链或价值链都会涉及生产。这一部分被称为生产链（或生产网络）。具体而言，生产链指的是一组企业在给定的供应链或价值链内生产给定产品或服务的网络。因此，生产链包含了一家或多家领头企业如何组织安排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网络以生产某一特定最终产品，其中领头企业通常控制某些关键资源和开展某些关键活动，如产品设计、国际品牌、打入最终产品或服务市场，从而保持其对生产网络中其他供应商的关键影响。图1描述了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链之间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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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球价值/供应/生产链  APEC（2012）

　　今天，交错密集的覆盖许多产品和服务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生产网络已经形成，而且这种趋势仍在加速。然而，与供应链和价值链相比，这些交错密集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生产网络只不过是最近出现的一个现象，特别是在过去三四十年中出现的一个现象。在这段时间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各种全球、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货物运输和人员交通设施的改善，以及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诞生与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交通和其他跨国经营成本。同时，企业竞争的加剧，也给企业开拓新市场和生产基地、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带来了巨大压力。领头企业开始把越来越多的以前由它自己完成的活动转包给其他公司（即“外包”）。领头企业有时也会选择把它们的某些活动从母国迁到其他国家（也即“离岸外包”）。
　　这些最近的发展被称为“生产碎片化”或“生产分割”，即一个原本完整单一的生产过程被“分割”成许多不同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只生产某个组件或部件，并且由不同的厂商完成，最后组装成以前的由单一流程，由同一家公司，甚至由同一工厂完成的产品。通常，这里所说的“产品”为“最终产品”，但随着生产碎片化程度的提高，也可能只是用于生产某一最终产品的某种组件或部件，而组成这些组件或部件的又是许许多多的子组件或子部件，分别由更多的分包商完成。生产分割的要点是：每个生产阶段（或子阶段）都可以由位于遥远的国家甚至不同大陆内的厂商分包完成。由于这些公司都只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某一节点上参与，因此它们可被看作共同组成了一个生产链或生产网络。
　　以上所述的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重组，实际上是“世界生产体系”所经历的一次根本性变革。我们可在内涵上把“世界生产体系”定义为：以价值链为单位，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并在地理上分布的方式。
　　在上世纪80年代前，对绝大部分价值链来说，与之相关的生产活动大部分是在一国内部（有些是在同一企业内部）展开并完成的。虽然当时针对组件、部件和半成品的贸易也有，但远远没有达到今天的规模。自上世纪80年代起，由于离岸外包的兴起，许多生产活动逐步转为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组织和展开。从外延上说，该概念指具体的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展开的生产网络。
　　▍新世界生产体系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机会
　　以上所述趋势，对重塑目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机会有着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小企业成为工业化的重要主体；二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机遇的转变。
　　（一）中小企业成为工业化的重要主体
　　通过外包产生的生产分割，意味着中小型企业现在可以用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参与全球生产过程。通过离岸外包，这些中小企业不必来自与领头企业相同的国家。相反，它们完全可以来自发展中国家。相比较而言，领头企业更有可能来自发达国家。以前，一家领头公司可能只在其本国边界内的某个地点集中生产和管理整个生产过程，并将其成品跨国销售。通过外包和离岸外包，它现在可以将不同的生产活动（生产最终产品所必需的，或生产某一标准部件所必需的全部生产活动）分散到整个区域乃至全球。以前，一个生产链不但是由一家大公司领导的，而且往往也是由其完成的，所以只包含一线大公司。现在则不同，一个生产链可以不止包含一线大公司，它还可以得到许多层级的中小企业的支持。其中，许多企业可以来自发展中国家，而领头公司则通常是一家运作和控制许多跨国生产活动的跨国公司。
　　图2提供了全球生产链的一个可能示例。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描述中，各级中小企业的区别在于它们在全球生产链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创造的附加值。终端中小企业供应商是生产最终产品所需的零部件和提取加工原材料的企业。二线和三线中小型企业使用终端中小企业加工的原材料，并将其转化为最终产品所需的各种组件（或组件的组件）。一线大公司是最后阶段组件被组装以完成最终产品的地方。需要注意的是，下游方向的每个下一级中小企业的规模，通常比其直接的上游合作伙伴的规模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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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小企业在全球生产链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强调中小企业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当整个生产过程被分解成一些相当精细的阶段时，特别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上游或者更上游的话，这些阶段的生产任务很可能在一个中小企业都能完成。第二，在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刚刚开始经济发展或工业化进程，或者说仅仅处于其早期阶段的国家，大多数公司很可能是中小企业。第三，考虑到它们的成本优势和通过加入现有区域和全球生产链而达到提升自己目标的强烈愿望，这些公司很可能正是某一生产链中的领头公司所寻求的合作伙伴。
　　（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机遇的转变
　　这些新的全球趋势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机会具有重大影响。由于这些庞大、密集、日益紧密和相互关联的生产网络往往跨越整个区域乃至全球，通过外包和离岸外包（即通过生产分割）而紧追成本优势，渴望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在有成本优势的前提下，可以相对简单地通过融入这些生产网络来实现其工业化目标。无论是通过出口（即主动走向国际市场）还是进口替代（即取代进口品）策略，它们不再需要在技术上掌握和复制生产某一最终产品所需的全部技术和整个生产流程，并在此基础上与其他制造商或国家进行竞争。相反，它们现在只需善于生产某些用于最终产品的组件或子组件，也即通过加入相关的区域和全球生产网络，依然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并同时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诚然，它们现在只是在组件或子组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整个产品的基础上这样做。假以时日，它们很可能完全能够在生产全产品基础上进行国际竞争（特别是如果其经济规模足够大的话），或者至少在技术上不断攀登所在国际生产链的顶峰。显然，这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开辟了全新的技术空间。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这些国家大规模工业化的技术门槛因此大大降低。可以预期的是，生产某一最终产品的某一或某些部件所需的技术能力，会大大低于生产整个最终产品（或至少其大部分组部件）所需的技术能力，就像在旧的世界生产体系情况下那样。
　　第二，这些国家不再需要建立用来生产完整产品所必需的规模足够大的、技术足够先进的工业综合体或生产基地来开展工业化。相反，现在即使是一些具有适当市场地位和技术装备的中小企业，也可以加入甚至引领本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如前面强调的那样，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通常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大多为中小企业。与大公司相比，中小企业通常只需要更少的财力和组织管理技能就能够有效地建立和运行起来。因此，它们更有可能在缺乏资源和技能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环境中涌现。
　　第三，由于旧体系下的国际竞争通常是以生产整个产品的方式进行的，因此许多小国家和经济体实际上没有很大的工业化可能性，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的经济规模不足以支持从原料加工到成品生产所需的整套投资和技术能力。它们也许能够生产某些完整的产品，但这些产品的种类通常很少。当然，这些经济体可以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些区域性共同市场或经济联盟，但是产生这样的区域性组织所需的国际政治进程一般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常常充满困难。在新的世界生产体系下，因一国经济规模小而造成的问题也会相应减轻。
　　第四，虽然理论上存在其他可能性，但在实践中，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旧体系下开展工业化的技术门槛一般都很高，因此可能没有任何跨越它们的真正机会。而实际上为了跨越这些门槛，这些国家首先必须开始其工业化进程，因为只有从实践中学习，它们才可能真正跨越这些门槛。在新体系下，它们会有更多从实践中学习的机会。
　　从上述角度来看，新开放的技术可能性空间在改善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前景方面是革命性的。然而，新的工业化格局在其他方面也呈现革命性。在旧的世界生产体系下，各国通常以封闭的经济体运作，它们的任何工业化努力基本上都将在此基础上进行。由于经济封闭，它们的工业化举措通常面临两个严重的制约因素，即国内储蓄和外汇，两者在发展中国家经常会出现供应不足的现象。这一现象经常被称为“双赤字”。由于在旧的世界生产体系下一国的工业化行动在规模上具有非连续性，这一问题便更加突出。为了达到这些行动所要求的规模和技术门槛，通常需要大量的国内可投资资源和外汇（以用于购买任何必要的外国技术），但有关国家可能完全没有这样多的可投资资金和外汇，最后被迫放弃相关行动。
　　然而，在改变了的世界生产体系下，一方面，降低了的技术门槛意味着减小了工业化所需的投资资金的规模，即减少了投资资金上的非连续性。另一方面，随着限制国际资本流入的各种壁垒的减少以及这些投资环境的普遍改善，双重赤字——国内储蓄和外汇赤字将因此大大降低。各国仍然可能面临这些赤字，但它们的严重程度将会远低于以往。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外国直接投资（FDI）。这不仅意味着上述双重赤字的减少，而且还可能意味着外国硬技术和软技术的流入（外溢）、本国管理技能的提高和进入外国市场机会的扩大。所有这些要素，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初期或中期，往往都处于极度短缺的状态。此外，外国直接投资通常以大型跨国公司离岸外包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甚至可以直接成为整合东道国企业（通常是中小型企业）的枢纽，使之与现有的区域乃至全球生产网络融为一体。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公司本身可能成为这些网络的核心部分。
　　▍新世界生产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面临的挑战
　　如上所述，由于生产碎片化的日趋深化以及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网络的日益密集化和完整化，新国际生产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开展工业化的技术空间和资金空间大大提升。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突出表现为：一是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改善与人力资本投资，二是生产链脆弱性增加及应对。
　　（一）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改善与人力资本投资
　　首先是运输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改善。最近几十年生产碎片化之所以迅速加深，并且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网络迅速扩大，是因为它们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促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其一，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强劲趋势。其二，冷战的结束和东西方分裂的终止。然而，这些因素的影响虽然重要，但它们应该或多或少地对所有国家产生同样的影响。以下的因素则不同，它们与新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出现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根本改进有关。事实上，从新的区域和全球生产格局中获益最多的国家，恰恰是那些对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最大投资的国家（例如中国）。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在远距离跨境经营中需要持续的有时甚至是实时的通信。另外，新的区域和全球生产体系也隐含着对货物和人员运输需求的大幅增加。如果没有健全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新地区或全球生产体系下降低成本的希望将无法实现。因此，旨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所面临的新的挑战，从根本上而言是迅速投资于这些基础设施，以有效地支持它们和现有的（以及新的）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网络，也即那些最适合它们国情的生产网络的紧密结合。
　　在这方面，除了充分使用其本国资源和技术能力外，国际援助将会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重要资金和技术来源。在中国的影响下，尤其是通过其最近发起的亚投行以及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国际援助已开始更多地重视发展中国家相关基础设施的改善。
　　在新的、改变了的世界生产体系下，尽管发展中国家现在有着更大的可能性来开展工业化，但仍然需要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如果没有一大批接受过适当教育、拥有实际技能的劳动者，任何国家都很难从日益改善的工业化机会中获益。一切都取决于拥有合适的人力资本。事实上，因为在新的世界生产体系下，所有国家的工业化规划几乎都必然受到强有力的国际竞争的制约，而竞争的结果往往取决于人力资本（以及上述交通和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以往更需要在教育和人力资本领域进行投资，以确保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然而，人力资本投资一定会是比基础设施投资更为漫长和曲折的一个过程。例如，就教育而言，即便存在有效需求，供给能力（如合适的课程、胜任的师资队伍、适宜的校舍和教材设施等）经常会是一个问题，而且往往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加以解决的，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期的投资。但也应该认识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在不同层级的教育中，以上问题的严重性和克服的难度是不同的。
　　一般而言，这些问题在高等教育方面会尤其突出，而在基础教育中（小学及中学）其严重程度和克服难度会相应降低。实际上，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教育的广度和质量是首先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新的世界生产体系下，也即在其初步融入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链时），大量需要的就是受过这类教育的劳动者。当然，即便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些国家也会需要一定数量的受过高等及以上教育的员工。从短期看，这方面的需求一般可通过两种途径来满足：一是引进合适的境外员工；二是派遣学生到海外留学。在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所走的实际上就是这两条道路。而从长期看，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逐步实现培养自身所需的高端人才的目标。
　　另外，教育（或正规教育）只不过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方式，另一种同样重要的方式是在干中学。一方面，许多与具体生产链相关的操作技能，一般都需要通过干中学才能掌握。所以尽早开始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本身对一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干中学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弥补正规教育的不足之处。正规教育与干中学之间的关系是：前者帮助劳动者掌握基本的阅读、计算和分析能力，后者则直接帮助其掌握某种技能。两者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二）生产链的脆弱性及其应对
　　虽然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网络的大规模涌现，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工业化机会，但也增加了供应链的脆弱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将生产链延伸到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的做法，必然会增加整个供应链的脆弱性。当企业的经营范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本地市场时，它们就会面临更大的供求变化风险。例如“虽然某离岸供应商的收费可能更低，但是需要更长的准备时间，而且更容易受到运输系统的干扰”。事实上，企业现在“不仅容易受到自身资产的影响，还会受到其供应商、客户、运输商、通信线路和与其经营相关的生态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影响”。
　　现实世界中的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典型的事例如，在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国际恐怖主义事件之后，从原材料到组装工厂到产品需求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某些自然灾害如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2008年的中国汶川地震、2011年的日本东部地震，以及世界许多地区政治的不稳定，都对全球和区域生产体系造成了重大冲击。如果管理这些复杂供应链的流程和方法到位，类似的冲击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对区域性与全球生产网络造成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将先前的本地供应链扩展到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国际竞争加剧了，公司所面临的减少生产成本和缩短生产周期的压力大大增加了。因此，许多企业采用了所谓的“精益供应链”，也即最大程度地缩小和缩短库存的数量和时间以降低成本。“准时供应”和“准序供应”就是两个被广泛采用的库存管理方法。
　　采用这些管理供应链的方法，虽然有效降低了正常情况下的生产成本，但也大大增加了系统的脆弱性，使得相关供应链更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也使得事后恢复更加困难。实际上，即使在事前，发生某些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也会在相关供应链的合作伙伴之间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对他们的决策和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与复杂的供应链和高度动态的商业环境密切相关的不确定性本身，也会对供应链造成很大的干扰。
　　上述讨论可能会被视为是从一个典型的来自发达国家的领头企业的角度出发的。然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在这些供应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小企业，实际上有可能遭受更大的脆弱性，因为它们“通常是在低迷的现金流和低资本储备的情况下运行”，这意味着它们通常“更没有能力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或缓冲各种供应链风险”。
　　无论是在企业层面、国家层面抑或国际层面，怎样有效应对以上供应链风险，将会是一项日益重要的管理和决策课题。从单纯企业的角度出发，目前国际上提倡的是：由各企业针对其具体情况和可能遭遇的风险制订合适的“业务延续计划（Business Continuity Plan）”，采用保险和“冗余（Redundancy）”等方法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确保企业业务照常进行。特别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企业现在可以对各种可能的风险，有些甚至是与遥远市场相关的风险，作出更为精确的风险分析和判断。同时，及时和实时的通信将有利于提供早期预警。当然，在一个地区性与全球性生产链或供应链内，如果只有单独一家企业制订并执行相关业务延续计划，而其他上下游企业不同时采取行动，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需要所有相关企业合作行动。推动这一点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制定相关国际标准并加以认证。在这方面，目前国际上的主要标准和认证平台有：“黄金认证（Gold Certification）”,“供应链操作参照（Supply Chain Operations Reference, SCOR）”，以及ISO标准。
　　除企业层面的“业务延续计划”外，一个重要的控制和减少供应链风险的办法是更好的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更好的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不但是降低基于生产碎片化之上的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链成本的重要手段，也是抵御各种冲击包括自然灾害冲击的有效手段。例如，当发生某一局部灾害时，更为密布的交通设施更有可能为局部救灾和恢复生产提供替代交通设施。另外，质量更好的交通设施本身也更能抵挡一些类别的灾害。而提供更好的交通设施一般说来是政府的责任，需要政府进行规划并提供投资，包括使用国外援助。在这方面可以预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会为相关受援国作出重要的贡献。其实，在国家层面，政府的作用并不限于提供基础设施，还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比如，政府可以提供必要的激励，鼓励企业制订并有效执行企业“业务延续计划”，以及提倡企业达到某种关于供应链操作的国际标准。
　　总之，为有效控制和抵御供应链风险，需要以上三个层面的广泛干预和密切协作及配合。应该认识到，即使以最有效的方式做了最大努力，对供应链的冲击有时仍会发生。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相关风险，而只能努力把风险控制在最低的水平上。
　　▍结论
　　生产碎片化的加深，以及在越来越广阔的商品和服务生产范围内出现的庞大、密集的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链，使得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都不再需要通过生产整个产品来与其他竞争者竞争，而只需善于生产其中的某些部件。由此形成的新的世界生产体系的意义是深远的，它大大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障碍。各国现在可以通过加入这些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链，并且选择加入那些最适合它们的生产链来实现工业化。此外，它们现在可以通过鼓励其所拥有的众多中小企业，而不一定通过建立全新的大型工业综合体或企业集团来这么做，因为它们可能会严重地缺乏必要的资本、技术和技能来成功地建立后者。
　　如前所述，新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生产体系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新的挑战，主要有两类：其一，它们需要大量投资于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本。如果没有适当的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以及充足的人力资本，一个国家成功地加入和融入现有的或新兴的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链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其二，虽然新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生产体系给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可能面临更多的突发事件，或者说它们更有可能遭受这些事件的冲击，使得它们的经济更为脆弱。如果要最大程度地降低这种脆弱性，就需要企业层面、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多方参与和协作。目前国际上已有一些相关的实践和行动，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即使以最有效的方式做了最大努力，对供应链的冲击有时仍可能发生。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相关风险，而只能努力把它控制在最低的水平上。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原标题为“世界生产体系的巨变与发展中国家的际遇”，注释从略，此处对原文进行了部分删节。

来源时间：2018/9/3   发布时间：20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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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叶力：全球互补治理中的平衡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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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叶力  来源：赛托邦

　　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特聘高级研究员、总参第四部原副部长郝叶力将军在会议致辞中表示，自互联网诞生以来，全人类就通过网络联系在了一起，仿佛同在一艘航行的大船上。然而，随着中美关系深刻调整和全球动荡等问题的出现，目前看很难找到某块现成的压舱石，而是需要人类开启新智慧，主动设计，携手打造。
　　本文为郝叶力将军在2018年8月22日由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于主办“人工智能、国家治理与法治论坛”上的主题发言，经由杨宇霄、张纪腾整理，并得到郝叶力将军授权后发布。
　　以下为发言全文：

　　我跟高奇琦院长沟通了一下，发现华东政法大学现在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方面的研究确实是走在前列。在参加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研究过程当中，通过引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进行治理能力指数的评估，说明我们是很有超前意识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在这个专业领域谈不出任何东西来，但是我想有一点，我首先从方法论的视角上谈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思考。因为我退休五年了，这五年来我一直从事网络安全的国际对话和交流。在我从营门走出国门这样一个经历当中，确实有一些感悟。昨天高院长跟我谈到了关于能力指数评估方面的问题，东西方在这一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自己评估出来的这套指数的结论，可能跟西方对中国、对我们的评估差距甚远。我觉得可以从多维视角上去思考“西方看中国与自己看中国存在的反差”等问题。因此，我今天就跟大家简要的分享一下我将在9月4号召开的互联网安全大会上观潮论坛的主题发言，题目是“携手打造地球村的压舱石”。
　　考虑到现在的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世界局势也开始变得更加动荡，整个人类的这条船确实遇到了惊涛骇浪。过去一直被称为压舱石的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大国关系发生摩擦后，被不断撼动。从目前的状况看，我们有没有必要重新寻找一个压舱石，在任何领域有没有一个现成的压舱石，包括网络空间会不会成为中美竞争和未来世界的一个新的动荡热点，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所以说，我们在这届的观潮论坛上，试图探寻一个让世界再平衡的新路径，这正是这次观潮论坛的出发点。
　　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整个人类都被卷入了同一条船上。尽管美国不承认中美是在一条船上，但其实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股大潮，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让世界各国走到了一条船上。目前看来，很难为这艘船找到某块现成的压舱石，而是需要人类开启智慧，主动设计，携手打造。具体来说，我们要赋予她三个要素支撑，即：同舟共济的世界观、多维视角的方法论、面向治理的问题树。
　　世界观指的是在思想层面上寻求稳定和平衡，同时还要把这个理论假设，通过向问题延伸，找到实践的路径。所以说，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全球化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梳理成一个问题树。我们以问题为导向，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钥匙打开这串问题之锁。为此，我设计了三个议题，分别是网络空间的冲突与稳定、网络空间的碎片化趋势和影响、网络犯罪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同舟共济的世界观，这个不做太多的解释，中国外交的主旋律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在一条大船，这与我们以前陆地上的思维真的不一样了。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陆地时代的思维下，一个家庭，夫妻矛盾激化的结局是离婚，一个组织，如果闹派别纷争的结果是退群。而现在从家庭到组织，以至国家，如果都在一条船上，那有了矛盾和分歧，还是大打出手，头破血流，很可能产生的结果就是船毁人亡，同归于尽。由于现在人和人之间，国和国之间，相互依存加深，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赢家的。因此，我们应该构建一个新的地球村的世界观。
　　第二个问题是多维视角的方法论。我在2016年的首届观潮论坛上发表了针对网络主权问题的三视角模型。网络主权问题，其实本身不该有太多争议。但是没想到，自从这个问题被提出以后，国际社会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对它的诟病。为什么？我认为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多维视角，最忌讳的是单一视角和一根射线发射后不管。我在中欧二轨对话后，发现我们在网络时代谈主权问题的时候，应该扩展国际视角和国民视角，这样就在三大视角三大行为体当中，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可以视为在网络空间，研究任何问题要有分层的观念，而不是一刀切。再把三角型的三点、三边、三角建立后，再分三层，这样就有了一个物理层、应用层、核心层，这就可以让我们和国际社会在这个三角形的对话框中中分层解析，区别对待，求同存异。这里面就体现了排他性和让渡性，越到核心层越强调主权的排他性特点。各国在制度、法律、意识形态和政权的问题上，都体现差异化，彼此应该相互尊重。越往下两层增加让渡性，在物理层和应用层上，大家处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网络空间，我们要遵循共同的标准，例如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等，这是三视角的1.0版。

""

　　我的这个观点没想到还得到了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智库学者在内的充分正面的肯定和回应。美国的国防部网军的戴维斯将军，他专门为三视角的理论写了编者按挂在公司网站上，命题是《对立统一，走向进步的起点》。我们中国的一个将军看了以后，说一个中国将军提出的观点，被美国将军给予正面评价，十分罕见。这个事情使我感觉到，我们跟西方如果进行对话，在重大敏感的问题上，一定要找到比较理性的沟通方法，有些事情他们也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现在他们主动提出从主权问题开始，跟我们进行合作，共同的研究网络空间安全。我为什么先讲主权，因为主权是那些问题树的树根。我们先从根抓起，在这个问题上赢得全球的共识，才能更好的进行全球治理问题的探求。

""

　　这个模型的1.0版重在强调核心层、物理层、应用层三点三角三边。我今天为什么在这里谈这个问题，因为去年也是在这个时间点，我来到华东政法大学，是高院长主持了一个研讨会。那次我来到华东政法大学的时候，跟高院长谈到三视角的时候，他给我一个重要的启发，从那次的对话，我通过一年的时间，进一步的深化三视角，提出了一个2.0版本。这个2.0版本和1.0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过去是以国家这个视角为顶点，核心层只是和国家诉求、利益相连的。2.0版，则是任何一个点都可以作为一个顶角，也就是说，国际、国民，从每个视点上看，都可以分为核心层、物理层、应用层，他也有他的分层。任何一个行为体都有一个核心利益，就是这个红色小三角。小三角的部分是每一个行为主体的核心关切，是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的，是不能轻易触碰的。除此之外有一个共同的绿色区域，这个就是大家共同让渡的那个部分。在这个区域形成了一个共识区和求同的区域，大家可以共享。如何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方面把握这个小三角的大小，如何让三方的共同利益和福祉更大，这是我们研究任何问题把握的方法论。
　　还有一个，我们在三角之外画了一个外接圆，这个在几何学当中，任何一个三角形都决定了一个外接圆，但是边长之和固定，三边相等的时候，这个圆的面积最大。我们可以把这个面积看成是多元利益的共同体，也就是多方的共同利益。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大家同处一个空间，各自让渡一部分自己的私权利，最后形成共享的利益。我们认为把这些问题想透了以后，可以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合理的遵循。这是我的三视角，从主权问题开始，再把这个作为一个方法论，把它延伸到各个网络空间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和矛盾，会得到很好的解答。比如说我们遇到信息关防的问题，就是大家所说的防火墙，这个问题我们在国际上躲都躲不开，西方逼着你回答。我想我们应该直面问题，不应该躲闪，而是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依据三视角的模型提出了网络主权与信息关防的一些看法。 这个问题，应该从三个视角，管理、技术、社会(舆论)的视角，进行整体的权衡。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中国在网络空间相对合理的，既保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也可以得到国内国际普遍认同的管理政策。我认为这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还有例如数据跨境流通，可以从管理的角度来讨论。
　　最后我们形成一个结论，即压舱石的核心是需要平衡和稳定，而平衡和稳定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的平衡。首先，应该做到一个东西方之间的平衡，随着网络开放度不断的增加，互联网的开放性就决定了我们人类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最后一定要走向合力的趋势。我们应该跳出东西方的价值对立，不是说一定东方压倒西方，或者说西方压倒东方。我们在做能力指数评估的时候，也应该充分的吸纳这样的观点，充分看到西方的长处和短处，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个互补，而不是互斥。其次，是虚与实的平衡，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也需要平衡。最后，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和绝对优先化，而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一定是失衡的，而失衡的结果一定会出现战乱，最后只能导致同归于尽，没有赢家。因此这三个平衡，就是全球互补治理。

来源时间：2018/9/3   发布时间：20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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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在国葬纪念仪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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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屋子里的树

　　【编者按】这个久违的总统讲话，是奥巴马今天在美国为麦肯恩参议员进行国葬的典礼上应邀发布的。现总统未被邀请出席，而是由民主党、共和党的两位前总统分别致辞。有一句话说，“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在这里，要说成“直到死亡把我们团聚”才合理。麦肯恩的去世使得人们反省他所秉持的美国精神是否正在被现实的混乱分裂所削弱，而未被邀请的推手并没有在仪式上消失，相反，他在字里行间以被暗示性批评的方式获得了历史的存在感。奥巴马的讲话中提到了福山使用过的一个词“信条（Creed）”，这个理想主义字眼在玩世不恭的消费主义时代里也许显得过时或忽悠。但是，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不正是两三百年前所种下的理想主义的结果吗？如果说真实，没有什么比眼前的一切更真实。关键是，这真实是基于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思考。这就是启蒙的精神。布什的讲话主要通过以军队有关的话题和一些事例，重申了美国精神在世界上的意义，并含蓄地暗示麦肯恩是精神领袖。

　　“今天只是未来生命中的一天，但你的未来却取决于你今天做了什么。”

　　——海明威

　　【前总统奥巴马讲话全文】
　　致约翰心爱的家庭，麦凯恩夫人、辛迪和麦凯恩的孩子们，致布什总统和夫人，克林顿总统和国务卿夫人，副总统拜登和夫人，切尼夫人，戈尔副总统以及约翰所言“我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来是庆祝一个非凡的人，一位政治家，一位在如此体现美国卓越之处的爱国者。
　　布什总统和我，是在曾在最高政治层面上与约翰竞争的幸运少数者之一。就像他让参议院更好、让这个国家更好一样，他也使我们作为总统做得更好。
　　像约翰这样的人，如果他在世时问你，当他离开后为他讲话，这是一种珍贵而独特的荣誉。今年早些时候，约翰为此事打电话找我时，我承认我很悲伤，但也有一些惊喜。在我们的谈话结束后，我意识到这件事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约翰的一些关键品质。
　　首先，约翰喜欢不可预测，甚至有点逆势而为。他没有兴趣一板一眼遵守参议员的预定形象做事，他也不想要一个墨守陈规的纪念仪式。这也表明了约翰对自怜的蔑视。他是去地狱走过一趟的人，但却从未失去他的精力、他的乐观、他对生活的热情。所以癌症并没有吓倒他。直到最后，他都保持着那种活泼的精神，顽固地保持着不安分，一如既往，全力地为投入他的朋友，尤其是投入于他的家人。这显示了他的不谄媚、他的幽默感，以及有一点淘气。让乔治和我向全国观众讲他的好话，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他是“笑到最后的人”呢？最重要的是，它表现出了大气，一种超越差异寻找共同基础的能力。
　　其实从表面上看，约翰和我的差别实在不能再多了。我们属于不同的辈份。我来自一个破碎的家，从来不认识我的父亲。约翰成长于美国最杰出的军人家族之一。我有保持冷静的名声，约翰可不是。我们传承了不同的美国政治传统。在我担任总统期间，当他认为我搞砸时，约翰从不犹豫地告诉我，差不多每天一次。但是，抛开我们所有的分歧，尽管我们争吵了那么多次，我都毫不掩饰，我想他也理解，我对他的长久的钦佩。
　　约翰说他自己是一个反叛的年轻人。就他而言，作为海军上将的儿子、孙子，还有什么办法比反叛更容易让自己出名？但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真正在世界上留下自己印记的唯一方法，就是投身于超越一己的东西。对于约翰来说，这意味着响应最崇高的号召，在战争时期为他的国家服务。
　　本周以及今天早上，其他人已经谈到了他在河内的监狱里所遭受的痛苦之深重、勇气之坚韧，日复一日地把铁锻炼成钢。这让我联想到海明威写的一些东西，梅根提到这是他最喜欢的书：“今天只是未来生命中的一天，但你的未来却取决于你今天做了什么。”
　　在被囚禁期间，约翰以一种我们极少能够体会的方式，领悟到了这些话的真谛。每一个时刻，每一天，每一个选择都是一种考验。约翰·麦凯恩一次又一次地通过了这些考验。这就是为什么当约翰谈到服务和勇气等美德时，对他说话这不仅是词汇，而是他生活的真理，他准备以死捍卫的真理。它甚至迫使最玩世不恭的人也在思考：我们到底为国家做了什么？我们会为了什么去不顾一切风险？
　　本周很多人都谈过特立独行的约翰。事实上，约翰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说实话，有些说法也值得给我留上几票。但他确实理解，有一些原则超越政治，有一些价值超越了党争。他认为，维护这些原则和价值是他的职责之一。
　　约翰关心自治机构，关心宪法、民权法案，关心法治和三权分立，以至关心参议院那些繁复的规则和程序。他知道，在一个像我们这样庞大、喧闹和多样化的国家，那些机构、那些规则、那些规范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塑造并维护着我们的共同生活的东西。即使我们互相不同意。尤其，是当我们互相不同意时。
　　约翰相信诚实的争论，并听取我们的观点。他明白，如果我们习惯于为了符合政治的权宜或者党派的正统而扭曲事实，那么我们的民主就会失灵。这就是为什么他有时宁愿自成一派，偶尔在财政和移民改革的事物上还跨党派投票。这就是为什么他力挺自由独立的媒体对我们的民主辩论至关重要。事实上，媒体给了他充分的报道，对他并没有负面影响。
　　约翰所理解的，正如肯尼迪所理解的，正如罗纳德·里根所理解的，我们国家的伟大之处在于，我们的成员资格并不是基于血统、不是基于我们的外貌和姓氏 ，不是基于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来自哪里、何时抵达，而是基于坚持一个共同的信条：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们的创造者赋予了我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今天有人提到，本周也传过录像，在2008年竞选期间，约翰反对他的支持者对我的爱国情怀提出的质疑。我很感激，但我并不感到惊讶。正如乔·利伯曼所说，那是约翰的本能。我从未见过约翰因种族、宗教或性别因素而对任何人区别对待。在提到的竞选期间那些时刻，他认为自己是在捍卫美国的品质，而不仅仅是我的品质。他认为，每个热爱这个国家的公民，都必须公平对待所有人。
　　最后，虽然约翰和我在各种外交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关注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角色，相信以强大的力量和伟大的赐福来承担巨大的责任。这种重担主要落在了我们的男女军人肩上。像道格、吉米、杰克这样的跟随他们脚步的将士，以及与我们的部队一起服务的家庭。但约翰明白，我们的安全和影响力并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不仅取决于我们的财富，不仅取决于我们有能力令他人屈服我们的意志，还取决于我们有能力通过坚持普遍的价值观而激励他人，包括法治、人权、坚持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尊严。
　　当然第一个告诉我们他并不完美的人，也是约翰自己。像我们所有进入公共服务的人一样，他确实有一个自我。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毫无疑问他投了一些事后遗憾的选票，他做出了一些希望能追悔的妥协和决定。
　　有人提到他脾气暴躁，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脾气爆发时简直是一种自然奇观。他咬牙切齿、脸色红通，目光能在你身上钻一个洞。并不是说我曾经亲身体验过。但是了解约翰的人都知道，尽管他的脾气可能会迅速发作，他也很快原谅并会请求别人原谅自己。他不仅知道自己的缺陷、盲点，而且他知道如何取笑自己。这种自我意识，使他更加有魅力。
　　我们没有大势声张，但在我担任总统期间，约翰经常会来到白宫，我们两个人就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聊天。我们会讨论政策，谈论家庭，讨论政治状况。在这些私人谈话中，我们的分歧并没有消失。分歧很真实的，而且往往很深。但是我们享受着闪光灯外的时光，我们相视而笑，互相学习，从不怀疑对方的诚意或其他爱国主义，从不怀疑该说什么说什么之后我们还是一个队伍里的。
　　尽管我们存在各种分歧，但我们仍然忠实于几代美国人为之奋斗牺牲的理想。我们认为我们的政治斗争是一种特权，是为理想主义充当保持者、并在国际上为之充当倡导者的机会。我们把这个国家视作一个一切都有可能的地方，把公民身份视作确保永远保持国家形象的义务。
　　约翰在职业生涯中不止一次与泰迪·罗斯福进行比较。我相信大家都注意到，罗斯福身边的人似乎是约翰这类的。罗斯福欣赏那些努力奋斗、敢于做伟大事情、有时赢有时输但总是尊重对手的人。这与那些既不知道胜利、也不知道失败的冷酷而怯懦的灵魂形成鲜明对比。这不是我们本周在庆祝的精神吗？努力变得更好、做得更好，值得我们的创始人传承的伟大遗产。我们的政治、我们的公共生活和话语，多少都变得小气、卑鄙和琐碎。夹带着泡制的愤怒，那种政治只是假装勇敢、假装强悍，但事实上是出于恐惧。约翰呼吁，我们比那些的档次高。
　　今天只是未来生命中的一天，但你的未来却取决于你今天做了什么。还有什么更好的纪念约翰·麦凯恩的方式，比得过效仿他的榜样来证明，进入竞技场并为这个国家而战的意愿不是为少数人保留的，而是对所有人开放，并且事实上需要我们这个伟大共和国的所有公民的参与。我们最好地尊重他的方式也许就在于，认识到有些事情比党派、野心、金钱、名誉或者权力更为重要，那些事情就是值得冒一切的风险去捍卫的永恒的原则、坚韧的真理。约翰完美地向我们展示了那意味着什么。为此，我们都对他深深感激。
　　愿上帝保佑约翰麦凯恩。愿上帝保佑这个他所赤诚服务的国家。

　　【前总统布什讲话全文】
　　辛迪和麦凯恩的家人，我很荣幸能和你在一起，表达我的同情和庆祝一个伟大的人。整个国家和你们这个非凡的家庭一起，为约翰·麦凯恩而悲痛和感激。有些生命如此生动，很难想象会结束。有些声音如此充满活力和独特，很难想象从此平静。一个很少休息的人会安息下来，他的缺席是感觉得到的，就像强大的咆哮之后的沉默。
　　关于约翰生命的事情是惊人的推进。从越南的一个小牢房到美国参议院的座席，从麻烦事件制造到总统候选人。无论约翰在世界各地经过何处，人们都立即知道有一位领导者来到了他们中间。一个史诗般的人生，写下了我们国家的勇气。对于约翰来说，这是一次个人旅程，艰苦奋斗。
　　他可能会让我感到沮丧，我知道他会对我这样直言不讳。但他也让我变得更好。近年来，我们有时会谈论那样激烈的时期，就像橄榄球运动员记住一场大型比赛。竞争已经消失了，我得到了生活中最棒的礼物之一，约翰·麦凯恩的友谊，我会想念它。
　　在我与菲尼克斯参议员约翰克里的最后一次辩论之前的那一刻，我试图在休息间整理一些思绪。我感觉到有人来了，睁开眼睛，麦凯恩站在离我六英寸的地方，大喊：“放松，放松！”
　　约翰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秉持着为他的人生和国家带来了力量和目的的一系列公共美德。他很勇敢，靠着这勇敢挫败了他的俘虏、激励了他的同胞。他很诚实，无论是谁会被冒犯，连总统们都没能幸免。他也很崇高，总是认识到他的对手仍然是爱国者和人类同胞。他热爱自由，因为曾经失去的自由而对此充满激情。他尊重每一个生命所固有的尊严，这种尊严不会停留在边界，也不能被独裁者抹去。
　　也许最重要的是约翰厌恶滥用权力、无法忍受偏执狂和大摇大摆的作风。他为弱势的、被遗忘的、偏远地方的人发声。来自海军学院的一位朋友回忆说，约翰有一次看到一个上等人斥责服务生，他就告诉那个混蛋收敛。在六十年的服务期间，他总是这样行事。
　　这种力量和信念来自哪里？也许来自一个充满荣耀气氛的家庭，或者来自经受过残酷、并且留下毕生痕迹的亲身经历，或者从道德原则的深层次。不管是什么原因，正是这种勇气和体面的结合，决定了约翰的志向，并且与祖国的呼唤密切相关。
　　这种勇气和体面的结合，使美国军队成为历史上的新事物，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这种勇气和体面的结合，使美国走上了一条在全世界解放死亡集中营、防范极端主义、维护自由的真正和平而努力的道路。约翰在骨子里感受到了这些诺言。
　　从俄罗斯到朝鲜到中国，这么多地方的异议者和囚犯都知道，他站在他们一边，这是对他的道德指针的致敬。而且我认为，他们的尊重，对他来说，比任何奖章和荣誉都更重要。对公平和正义的热情延伸到我们自己的军队，当他发现海员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过度时，他会把管事的海军上将或将军降衔。他到底都是一个麻烦鬼。
　　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也不能幸免。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约翰都直面那些他认为对不起国家的政策和做法。麦凯恩坚持认为，我们比这更好，美国比这更好。
　　约翰是第一个告诉你他不完美的人，但他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最完美的国家理想。他的动力来自于美国在其原则的力量上不断前进，不断向上。他眼里的国家不仅是一个物理的所在，也不是一种权力，而且是承载者人类长久愿望的载体。作为受压迫者的倡导者，作为和平的捍卫者，作为一种坚定不移、无懈可击、无与伦比的承诺而存在。民主的力量通过其所依据的原则来不断更新，而美国总是找到能够胜任这项任务的领导者，特别是在最需要的时候。
　　约翰的出生是为了迎接这种挑战，捍卫和展示那些定义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理想。如果我们想要忘记我们是谁，对我们的事业感到厌倦，那么约翰的声音会在我们的肩膀上低语提醒：我们比这更好，美国比这更好。
　　约翰是一个不安分的灵魂。他没有沉湎于成功的荣耀或失败的打击，因为他总是做下一件事，下一个经历。
　　他的一本书的结尾是“我继续前进”。约翰继续前进了。他可能不希望我们太纠缠于此，但我们缅怀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离开之后，世界变小了，我们会像往常一样记住他，坚定不移、无懈可击、无与伦比。

来源时间：2018/9/3   发布时间：2018/9/2

旧文章ID：16915

中国驻美大使：6月初以来两国已停止高层对话，中国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恐吓与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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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军工圈

　　特朗普8月30日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在下周公众意见征求期一结束，就推进实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
　　如果特朗普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将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动作，中国已誓言报复。这将标志着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贸易战的重大升级。
　　在特朗普发出进一步升级贸易战威胁的当天，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承认中美关系正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并说有充分理由对两国间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对抗感到担忧。
　　在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进行针锋相对的贸易战，准备征收新一轮关税之际，崔天凯说，北京不会屈服于华盛顿的恐吓和胁迫。我奉劝那些认为可以将另一个‘广场协议’强加给中国，认为中国会屈服于恐吓、威胁和无端指责的人放弃幻想。
　　崔天凯直言不讳，对特朗普及其高级顾问进行了毫不掩饰的尖锐批评，他说：“一些身居高位的人，或一些在经济和战略问题上向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部门建言献策的人，缺乏足够的常识。这些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指责别人来逃避肩负的重责，比如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分化问题等，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四处树敌来让自己变得‘伟大’。”
　　崔天凯表示，“尽管中美两国自6月初以来停止了高层对话，但我满怀信心，只要我们对当今世界的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对两国共同的未来有明确的愿景，我们就可以战胜当前困难，并着眼未来建立一个更加强劲、稳定的中美关系。”
　　崔天凯强调，任何谈判都必须在相互尊重和“体现彼此诚信”的基础上进行。“中方始终致力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采取能照顾双方关切的平衡方式，通过严肃、务实和实质性的谈判磋商来解决经贸问题。这个过程必须是能相互释放善意，体现彼此诚信。通过这样的方式，经贸问题的解决当不至困难如斯。”

来源时间：2018/9/3   发布时间：20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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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教授：固守韬光养晦就是在回避矛盾，要和美国斗一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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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际关系预测

　　华盛顿 —
　　被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评为美国十位最有影响力“中国通”之一的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Sinocism)的创办人利明璋(Bill Bishop)前不久又去了一趟中国。他回来后在8月19日发出的一期新闻通讯中说，近期中国任何关于美中关系的讨论都离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的施压是美国多层面遏制中国崛起大战略的一环。现在看来，这种讨论已经有所定论。
　　人民日报8月29日在第7版发表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的评论文章文章，标题是《理性认识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文章说，“随着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将发生深刻调整。”美国对中国首轮5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反映了美国遏制中国技术追赶的意图”，通过“关税战、科技战逼迫中国改变原有发展模式。”
　　中国国内对于如何应对美中贸易战的讨论在7月末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表美欧日要努力建成零关税自贸区的共同声明后。当时，中国的舆论中、特别是自媒体上认为中国已经不再坚持“韬光养晦”策略，导致美国枪打出头鸟。中国的互联网上，很多人抨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中国综合国力已全面超美”的言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最近在杭州的一次公开演讲上说，仍然秉持“韬光养晦”论的人是在回避矛盾。他表示，中国的领导人采取了“现实派”的处理方法，就是不投降，和美国斗一斗再说。
　　自美中贸易冲突今年6月爆发以来，中国官方对贸易战的说法一直是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美中贸易战的判断是美国想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高关税还不是最重要的，”他说，“最重要的是美国提出要求要改变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使将来有休战，这个措施不会改变，就是美国从现在开始，已经几乎全面地遏阻中国的高技术贸易和发展。”
　　据金融时报报道，在8月22日至23日举行的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当中，双方的谈判集中于特朗普政府5月份第一轮谈判时提出的140多项具体要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在这140多项具体要求中，中方认为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要求是不能谈判的，因为这些要求涉及国家安全和政治原因。这些要求包括，中国调整《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停止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不公平补贴、不干涉美国数据公司的运营、以及停止强制性技术转让。
　　金灿荣说在杭州的演讲上说，这些条件如果中国政府答应了，那就是21世纪的“二十一条”。
　　不过，人民日报发表的隆国强的文章也以前苏联与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和美日的贸易战教训警告说，“（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领导人2013年10月7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的主旨演讲时提出了颠覆性错误的观点。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正越来越朝着一场3600亿美元规模的空前贸易战的方向发展。
　　彭博社8月30日援引六位知情人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希望在下星期征求公众意见期结束后尽早启动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报道说，白宫内部关于如何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的激烈讨论似乎终于有所定论，对华鹰派现在已占据了上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拿下与墨西哥的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后，特朗普有可能把对中国的贸易谈判交给这位以作风强悍著称的谈判手。

来源时间：2018/9/2   发布时间：20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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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与中美贸易战和朝鲜半岛——李大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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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大光  来源：军测校友企业联盟

　　教授介绍

　　李大光，国防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国家安全、军事战略、军事装备和国际政治。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在军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和时评文章1300余篇。研究撰写的咨询报告经常得到中央军委领导的指示。
　　讲课内容

特朗普与中美贸易战和朝鲜半岛

　　课程分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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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8/9/2   发布时间：20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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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美大使崔天凯：美国别幻想强加中国另一个“广场协议”（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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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8月30日上午，中美贸易智库系列对话之二“把脉当下中美关系的温度：当前状况与未来走向”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在华盛顿共同主办。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出席午餐会并发表演讲。经授权，将演讲内容中英文独家刊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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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荣幸再次来到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每次到访这里都让我得到启发，有所收获，特别是今天在座的还有我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学者。
　　在英语中，"Think Tank"一词的意思可望文生义、一目了然，但翻译成中文"智库"，则意思要更复杂些。"智库"实际上意味着"智慧的储备"，不仅要求思考，还要求明智地思考，今天这个讨论也准确反映了这一解释。因此，我在跟智库交流时始终心存敬畏，态度谦逊。我在这里并非想要提出什么智慧的见解，只希望能与你们分享一些常识。
　　坦率讲，当前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些人虽然身居高位，或需要在经济、战略问题上向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部门建言献策，但他们却缺乏足够的常识。这些人相信，他们可以无视经济规律，破坏全球供应链，却不会对自身经济造成任何损害；他们可以永远垄断新技术，阻止他人创新并从技术进步中获益；他们可以通过指责别人来逃避肩负的重责，比如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分化问题等；他们可以通过四处树敌来让自己变得"伟大"。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增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给中美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带来困难。
　　今天午餐会的主题是"下一步"。中方对下一步该做什么是很清楚的。我奉劝那些认为可以将另一个"广场协议"强加给中国，认为中国会屈服于恐吓、威胁和无端指责的人放弃幻想。与此同时，中方始终致力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采取能照顾双方关切的平衡方式，通过严肃、务实和实质性的谈判磋商来解决经贸问题，这个过程必须是能相互释放善意，体现彼此诚信的。通过这样的方式，经贸问题的解决当不至困难如斯。
　　当然，也有很多人关心中美关系何去何从，担心当前局势会对我们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影响。存在这样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满怀信心，只要我们对当今世界的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对两国共同的未来有明确的愿景，我们就可以战胜当前困难，并着眼未来建立一个更加强劲、稳定的中美关系。
　　人们常常谈到"修昔底德陷阱"。我本人也同撰写《必有一战：中美是否能逃脱修昔底德陷阱》一书的作者艾利森教授有过多次很好的交流。我认为很多人对他这本书要传递的主要信息存在误解或误读。在书中，他提到历史上有过16起所谓"新兴崛起大国"对"守成大国"构成挑战和威胁的案例，其中12次以战争和冲突告终，只有4次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了过渡。因此有人认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将在中美两国之间重演。
　　但我不认为这些在欧洲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会不可避免地在中美之间重演。对美国而言，如果相信欧洲历史会重演，那先驱者们为什么要开辟美洲新大陆？对中国来说，我们有悠久而独特的文明。上述16个历史案例所涉及的国家中，有哪个是运用综合调理以达阴阳平衡的中医来看病的？有哪个是协调手指使用筷子来吃饭的？有哪个是应用单字能独立表意、组合则衍生不同含义的方块字来表达的？
　　当然，我不是说中华文化一枝独秀，而是我们确实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找到更好的替代方式。中华文明一直强调和谐、协调、灵活、开放、宽容，如果我们能充分运用这些价值观，相信中美两国必能找到一条新的道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诚然，避免坠入"陷阱"的最好办法就是开辟一条新路，这是我们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也是我们理应担当的国际和历史责任。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有人来指明道路并绘制路线，这就是我们需要智库的原因。相信来自CSIS和人大重阳的专家学者们能发挥好这样的作用。期待从各位的讨论中受益。
　　谢谢！
　　附英文版

Remarks of AMB.Cui Tiankai at the

Working Lunch of Roundtable Discussion Between CSIS and RDCY

（August 30, 2018）

　　It’s always been a great pleasure to come back to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 especially with my old friends and colleagues today. I feel inspired every time I come here, particularly so as we have Chongyang Institute for Financi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RDCY) with us today.
　　The term “think tank” is very clear and easy to understand in English. But its Chinese equivalent 智库（“Zhiku”）is more sophisticated. It literally means a reservoir with wisdom. It not only requires people to think, but also to think wisely. I am sure this is how we should describe the discussions today, which makes me a little bit humbled and scared whenever I am invited to speak to think tanks. I do not intend to offer you anything of wisdom, but rather something that carries common sense.
　　Honestly speaking, we are facing a big problem. Some people who are in high places or are advising the government and leaders on economic and strategic issues don’t have sufficient common sense. For instance, they believe that they could disrupt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n defiance of all the economic imperatives without any damage to their own economy. They believe that they might keep monopoly of innovation forever and prevent others from making innovations and benefiting from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y believe that they could point finger at others and escape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addressing the increas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ivides at home. They believe that they could make themselves great by making everyone else their enemies. I think it is such a mindset that could go a long way to account for the current uncertain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fficulties in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especially on trade and economic issues.
　　The topic for lunch is “Next Steps”. On what to do next, for China it is very clear. I wish to advise people to give up the illusion that another Plaza Accord could be imposed on China. They should give up the illusion that China will ever give in to intimidation, coercion or groundless accus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China is always ready to engage in serious, substantive and pragmatic negotiations and consultations to address the economic and trade issues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and a balanced approach to resolve the concerns of both sides. This has to be a process of goodwill for goodwill and good faith for good faith. If we can reach an agreement through this approach, I don’t think the current economic and trade issues would be that difficult.
　　And of course many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the impa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would have on the future of our relations and where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is going.
　　I think they have very good reasons to be worried.But I’m still confident that our two countries would be able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and build a strong and steady relationship for the future, as long as we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oday’s world, as long as we have a clear vision of our common future.
　　People now talk a lot about the so-called “Thucydides Trap”. I have had several very long conversations with Prof. Graham Allison, the author of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I think the key message in this book has been misread and misinterpreted by so many people.In the book, he mentioned 16 cases in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called“rising power” and the “existing power”. Out of the 16 cases, 12 ended up in wars and conflicts. Only 4 of them experienced relatively peaceful transitions.So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ould recur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But I don’t think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in Europe is inevitable for our two countries. For America, if you believe so, then why did the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s come to the New Continent in the first place? For China, it has its own long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Out of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se 16 historical cases, how many of them practice a type of medicine that takes the body as an integral whole with achieving balance as the key? How many of them use chopsticks that emphasize the coordination of fingers?How many of them use characters in their languages and each character standing on its own would need a good structure, but together they could make numerous combinations in a very flexible way and mean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am not suggesting that the Chinese culture is exceptional; what I am saying is that we do have a different choice; we do have a good alternative.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has all along stressed the values of harmony, cohesion, flexibility, openness and tolerance.If we give full play to all these values, I am sure our two countries can find a new path and build a new type of relations between major countries. And indeed, the best way of avoiding a trap is to open a new path. And this is I believe a common task for our two countries and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 the world and to history. Of cours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se goals, we need people to show us the way forward, we need people to draw up the roadmaps.That’s why we need people in think tanks, people in CSIS and in RDCY to help us and guide us. I look forward to benefiting from your discussions here today.
　　Thank you!

来源时间：2018/9/1   发布时间：201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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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三场高规格中美贸易智库对话，折射重要信息(附超豪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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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和多家美国智库共同主办的中美智库贸易对话会于2018年8月29日至30日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引起多方关注与重视。新华社为此于8月31日发布通稿（链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8/31/c_1123362433.htm）。9月1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此次系列对话。现结合新华社通稿与相关中美专家名单发布如下：

　　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和多家美国智库共同主办的中美智库贸易系列对话会于8月29日至30日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两国专家和官员代表就中美经贸摩擦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力图找到解决两国贸易争端的正确路径，推动两国政府加强对话沟通，以拆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渡过中美关系的险滩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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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傅莹，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总裁约翰·艾伦（John Allen），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美国亚洲协会主席施静书（Josette Sheeran）等50余位中美前政要与知名智库学者出席对话会。
　　这是自今年初美国频繁采取单边主义措施并导致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以来，两国高端智库专家首次举行大规模贸易专题对话交流。对话会围绕"中美经贸关系""中美贸易摩擦与世界的未来""把脉中美关系：现实状况与未来道路"等主题展开。
　　29日上午，由人大重阳和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共同主办的中美智库贸易对话之一"贸易与中美经济合作"圆桌会议在纽约举行，亚洲协会会长施静书（Josette Sheeran）、副会长温蒂·卡特勒（Wendy Cutler）、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伦斯（Stephen Orlins）等与中方代表团深入交流。
　　30日上午，由人大重阳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共同主办的中美智库贸易系列对话之二"把脉中美关系：现实状况与未来道路"圆桌会议在华盛顿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刘元春教授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张克斯（Christopher Johnson）共同致开幕辞。刘元春校长在致辞中强调，中美智库之间的信任对于目前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在当前敏感时间点上合作主办智库对话，有助于消除误解，理性把握中美的现状与未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出席了与CSIS的午餐会并发表演讲，奉劝那些认为可以将另一个"广场协议"强加给中国，认为中国会屈服于恐吓、威胁和无端指责的人放弃幻想。他认为，避免坠入"陷阱"的最好办法就是开辟一条新路，这是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也是双方理应担当的国际和历史责任。
　　30日下午，由人大重阳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共同主办的中美智库贸易系列对话之三"中美贸易摩擦与世界的未来"在华盛顿举行。布鲁金斯学会会长约翰·艾伦（John Allen）、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等与中方代表团分别就经贸与安全话题对话交流。
　　代表团在纽约、华盛顿期间，还拜访了美国中国商会、美国彭博（Bloomberg）社、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总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等多家机构展开座谈，并与美国两位前国务卿基辛格、奥尔布赖特、美国国际集团（AIG）前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urg）、康宁公司董事长魏文德（Wendell Weeks）、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等多位美国政界、商界领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此次中美智库对话期间，双方坦诚沟通、畅所欲言，相互倾听，一致认为在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关键时刻，中美智库举行贸易对话会，及时沟通情况、表达关切、澄清误解，对促进中美两国政府相互了解与合作、妥善处理两国经贸摩擦、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大局非常重要。与会人士指出，中美关系是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经贸关系仍然是构建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虽然当前中美两国存在一些贸易争端，但两国贸易互利共赢的本质并未改变，中美贸易促进了两国国内经济发展。双方应进一步夯实两国共赢关系的基础，两国经贸合作前景仍然广阔。
　　对于美国政府不断挑起对华经贸摩擦，中方代表在对话中强调，美国国家和社会在分裂和转型压力之下面临严峻挑战，试图拿中国做替罪羊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中方不赞成美方用打压的方式逼迫让步，绝不会、也不能屈服于关税霸凌。中美经贸合作具有全面性和互惠性，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试图让中国与美国乃至世界经济脱钩是不现实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日益成熟的巨大市场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任何"脱钩"的尝试都必然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损伤，包括对美国。
　　美方代表认为，美国最终仍需要通过谈判与中国解决贸易争端，建议两国通过扩大合作领域、管控分歧、开展建设性对话的方式处理双边关系，避免美中两国走向对抗。
　　双方代表商讨了为缓和中美经贸摩擦可采取的短期措施与长期政策方案，期盼两国政府保持理性并加强沟通对话，停止互相加征关税，避免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
　　本次中方代表团专家成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傅莹，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外交部前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前副主任何亚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新闻局副局长袭艳春、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周强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任黄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中美协调人）等。

美方参会名单与日程如下：

中美智库贸易对话之一："贸易与中美经济合作"

　　纽约
　　2018年8月29日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
　　美方参会专家：
　　施静书 (Josette Sheeran)，亚洲协会会长、美国前副国务卿
　　温迪·卡特勒 (Wendy Cutler)，亚洲协会副会长、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副代表
　　丹尼尔·拉塞尔 (Daniel Russel)，亚洲协会副会长、国际安全与外交事务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助理国务卿
　　沃利·阿耶莫 (Wally Adeyemo)，黑岩集团 (Blackrock) 高级顾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高级顾问，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
　　斯蒂芬·欧伦斯（Stephen Orlin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
　　马克·巴恩斯 (Mark Barnes)，毕马威合伙人、亚洲协会商业合作伙伴
　　易明 (Elizabeth Economy)，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高级研究员
　　道格·格罗布 (Doug Grob)，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 (AlbrightStonebridge Group) 高级副总裁
　　邓华威 (Ashwini Kumar Tewari)，印度国家银行美国区区域总监、亚洲协会商业合作伙伴
　　哈罗德·纽曼 (Harold J. Newman)，哈罗德·纽曼资本公司 (Harold J. Newman Capital LLC) 创始人、亚洲协会理事
　　钮小鹏 (Rick Niu)，美国史带战略控股集团 (Starr Strategic Holdings LLC) 总裁兼 CEO
　　贾斯汀·弗戈特 (Justin Vogt)，《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执行主编
　　詹姆斯·克伦佩勒 (James Von Klemperer)，美国 KPF 建筑师事务所总裁、亚洲协会商业合作伙伴
　　王周克璐 (Lulu Wang)，纽约 Tupelo 资本管理公司 CEO、亚洲协会董事会副主席
　　约翰·内格罗蓬特 (John Negroponte)，麦克拉迪咨询公司 (McLarty Associates) 副董事长、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前国家情报局长、亚洲协会理事


中美智库贸易对话之二：把脉中美关系：现实状况与未来道路

　　华盛顿
　　2018年8月30日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美方参会专家：
　　道格拉斯·贝尔 (Douglas Bell)，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办公室贸易与投资副助理部长
　　王杰(Jeremy Waterman)，美国商会大中华区执行主任
　　温迪·卡特勒 (Wendy Cutler)，亚洲协会副会长、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副代表
　　葛来仪 (Bonnie Glaser)，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中国力量项目主任
　　马修·古德曼 (Matthew Goodman)，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兼威廉·西蒙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亚太经合组织和东亚峰会的白宫协调员
　　何瑞恩 (Ryan Hass)，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员、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
　　张克斯 (Christopher Johnson)，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前美国中情局中国事务资深分析师
　　甘思德 (Scott Kennedy)，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
　　尼古拉斯·拉迪 (Nicholas Lardy)，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梅丽·林 (Merry S. Lin)，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贸易与投资政策顾问
　　伊丽·拉特纳 (Ely Ratner)，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副主席、前国家安全高级官员
　　斯蒂芬妮·西格尔 (Stephanie Segal)，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威廉·西蒙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威廉姆斯·科恩（William Cohen），科恩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前国防部长、前联邦参议员
　　雷明（Claire Reade），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经理、前美国贸易代表处中国事务助理
　　阮大为（Dave Rank），科恩集团高级顾问、前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
　　埃里克·阿尔特巴克（Eric Altbach），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副总裁


中美智库贸易对话之三："中美贸易摩擦与世界的未来"

　　华盛顿
　　2018年8月30日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美方参会专家：
　　约翰·桑顿 (John Thornton)，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
　　约翰·艾伦 (John Allen)，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副司令、美国海军四星上将
　　布鲁斯·琼斯 (Bruce Jones)，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外交政策项目主任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巴里·博斯沃思 (Barry Bosworth)，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高级研究员、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经济师
　　卜睿哲 (Richard Bush)，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东亚情报官
　　杜大伟 (David Dollar)，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前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
　　贺诗礼 (Jamie Horsley)，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访问学者
　　尼古拉斯·拉迪 (Nicholas Lardy)，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麦瑞安 (Ryan McElveen)，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副主任
　　乔纳森·斯托姆斯 (Jonathan Stromseth)，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妮可尔图纳·李 (Nicol Turner-Lee)，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员
　　戴维·韦塞尔 (Davi dWessel)，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哈钦斯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韦德宁 (Dennis Wilder)，美国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执行主任、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部主任

来源时间：2018/9/1   发布时间：20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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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亿万富翁，大力弹劾特朗普，获得560万签名，要竞选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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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见闻君  来源：华尔街见闻

　　美国亿万富翁汤姆•斯蒂尔——这位反对特朗普的民主党人，正在采取积极的方式对白宫发起一场进攻。

　　8月23日，CNBC报道称，前对冲基金经理民主党人汤姆·斯蒂尔（Tom Steyer）公开表示，自己并不排除会参加202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
　　根据CNBC对斯蒂尔身边亲友的采访，斯蒂尔私下表示他正准备做出关于是否竞选的决定。这些人补充说，如果民主党人在目前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取得进展，他将大概率参选。
　　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将在11月6日举行，中期选举的实质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权。分析认为，民主党赢得众议院的机会很大，但共和党人可能会继续控制参议院。
　　01
　　弹劾特朗普
　　除了可能竞选总统的举动，斯蒂尔大力主张弹劾特朗普，并发起“需要弹劾”（Need to Impeach）的政治活动。
　　该活动目前已经获得560万个签名，花费了大约4000万美元，此项花费将作为其1.2亿美元中期选举费用的一部分。
　　此外，斯蒂尔还花费100万美元，投放要求特朗普下台的国家电视广告，以扩大其活动的影响力。
　　斯泰尔反对特朗普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特朗普的法律风险正持续增加。上周二（8月21日），总统的前任竞选幕僚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被控犯有八项联邦金融罪。同一天，特朗普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也对八项联邦指控表示认罪。
　　斯蒂尔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你真的相信总统正在犯法、腐败并且没有把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吗？我并不想相信，但很不幸，这是真的。”
　　02
　　又一位亿万富翁候选人
　　和特朗普一样，斯蒂尔同样半路出家，也同样都很有钱。这位57岁的旧金山富豪个人净资产16亿美元，不过不及特朗普在当选美国总统前45亿美元的身价。
　　斯蒂尔毕业于耶鲁和斯坦福，曾在高盛工作。他是对冲基金法拉伦资本（Farallon Capital）的创始人和前联合高管，并且是One California银行的共同创始人。
　　法拉伦资本管理着20亿美元资本，该公司的机构投资者包括大学捐赠基金和基金会。
　　2010年，斯蒂尔和他的妻子签署了一份捐赠书，承诺将其财产的一半捐给慈善机构。
　　2012年，斯蒂尔退休并进入政坛。他是民主党和巴拉克·奥巴马的主要资助者，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自己政治活动的中心议题。除此以外，他还关注移民、卫生保健和教育等问题。
　　这位前基金经理、民主党活动家渴望给美国带来新气象，而究竟能否实现，且看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

来源时间：2018/9/1   发布时间：201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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