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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杰：三角关系与朝鲜半岛新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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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杰：三角关系与朝鲜半岛新棋局

作者：孙兴杰  来源：FT中文网

　　隔了两个月，朝鲜官方媒体开始用比较严厉的话语来抨击美国，而美国特种部队的演习悄悄地在日本、韩国、菲律宾举行，美国最大的核潜艇“密歇根号”进驻横须贺海军基地。本来在8月份设立的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也出现了新情况，韩国可能要推迟这一计划。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了个文，之后就取消了蓬佩奥第四次平壤之行，特朗普式的博弈外交再次重现。
　　半岛的事情，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用双边关系来理解半岛的局势，任何的双边关系的变化都会引发或者源于第三方，这是典型的三角关系。在朝鲜半岛理论上有十几对三角关系，但是在中美朝三角关系的大框架之下，中朝韩、美朝韩两对三角关系持续互动，而美日韩、中朝俄在三角关系和阵营化之间摇摆不定。
　　半岛已经呈现出多极态势，但是阵营外交的逻辑时有浮现，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经历着功能分离与结构性的重组，每一方都试图追求自己的关键角色和优势地位，多重三角关系叠加之下的互动，最终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冷和平的状态。
　　一
　　从6月份美朝领导人实现了历史性会晤并且达成了四点共识之后，半岛棋局出现了重大的转变，那就是进入外交的新阶段，通过外交手段逐渐解决问题。这与之前朝鲜发展核武，美国实行极限施压，双方随时都可以擦枪走火的状态，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半岛棋局的主题也就是从战争转向了和平，激活了半岛地区的外交活动，可以说，围绕半岛问题展开的外交活动也到了近年来的新高。
　　现在的半岛既不是冷战时期的阵营对垒，没有明确的阵营的界线；也没有形成集体安全机制，在两者之间的就是灵活外交阶段，敌友的界线越来越通过议题来设定，谁都不想被绑定在一个阵营之中。这样的外交场景更像是19世纪的欧洲，对每一方都是严峻的考验，因为任何外交活动都具有系统效应。双边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任意第三方，以及双方与任意第三方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三角关系。三角形具有稳定性，三角关系也是出于流动之中，能够维持体系的稳定性。在三角关系中，没有任何一方的实力足以达到不需要顾忌其他两方的感受，也没有任何一方想与另外两方为敌，任何一方都希望在三角关系中占据一个关键地位，或者成为三角关系中最重要的焦点，或者与其他两房都有联系，也就是左右逢源。
　　三角关系中，没有任何两方的关系好到可以结盟，更不用说是刚性的同盟，因此，在三角关系中没有哪一方试图要发动战争。三角关系也是一种和平的机制，或者说是制止战争的机制，一战爆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性的结盟最终取代了三角关系。
　　朝鲜半岛的外交棋局越来越接近三角关系的定义和标准，最直接的标志就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实现了外交的突围，与中国、韩国、美国等国家元首实现了会晤，朝鲜拜摆脱了孤立的状态。回过头来看，朝鲜打破外交孤立付出的成本是什么呢？可以说几乎是零成本。根本的原因在于朝鲜是这一外交体系的关键角色，战争与和平决定于朝鲜，在一定意义上说，朝鲜有选择的空间：是继续发展核武器，还是做出一定的让步。
　　去年11月底，朝鲜进行了两次远程导弹发生，基本上具备了对美国的核威慑力，至少是理论上的威慑力。朝鲜的外交政策的调整也是从按个时候就开始了，从新年贺词到平昌冬奥会，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了。首先，朝鲜核问题事关重大，不仅关系到地区安全，也关系到全球战略稳定以及核不扩散的规范，从金正恩频频登上世界主要媒体的头条就可看到，朝鲜获得了与其实力完全不能匹配的影响力；其次，朝核问题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战争的风险不断上升；最后，无论美国、韩国、中国还是周边国家都不希望爆发冲突，但同时又被朝鲜绑架，朝鲜的核武器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朝鲜崩溃的风险。这是弱势的朝鲜在三角关系中获得的结构性的优势，因此，在朝鲜决定暂停核导，而努力实现外交突围的时候，获得了出人意料但又合乎情理的成功。
　　在美朝实现会晤的过程中，中方扮演了中介和担保的角色，金正恩在去新加坡之前两次访华，而特朗普在新加坡的记者会上也特意感谢了中国提供的帮助。美朝领导人会晤其实是中美朝三角关系互动的结果，美朝之间处于长期对立之中，而中方与美朝两方都有常态的联系。
　　美朝领导人会晤之后，中美朝三角关系已经成形，金正恩委员长第三次访华，通报相关的情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加坡会晤之后也到访中国，围绕朝核问题，中美朝三角关系形成了。可以看到三方对于无核化的理解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也是中美朝三角关系形成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有不同的理解和立场，所以任何两方也不能完全站在一起。同时，中美朝三方都希望是和平的无核化，这是从战争危机向和平转换的根本动力。
　　朝韩关系的回暖是实现半岛形势转变的牵引力量，尤其是在美朝会晤的关键转折点上，美韩朝呈现出三角关系的特征。美韩是军事同盟关系，而且是针对朝鲜的军事同盟，在理论上说美韩与朝鲜是阵营对垒的关系，沿袭了冷战时期形成的关系模式。但是在文在寅上台之后，韩国将对北关系作为外交的优先方向，同时文在寅政府将民族大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或者说缓和南北关系是符合韩国利益的，无核化倒是其次的。先是韩国放出了美朝会晤的信息，当特朗普宣布取消美朝会晤之后，5月26日朝韩领导人在板门店二度会晤。韩国扮演的是显性的“经纪人”的角色，这也使得美韩与朝鲜的阵营化关系向三角关系转变。在美朝韩三角关系中，朝韩关系发展迅速，双方实现了离散家属的团聚，双方进行了多轮磋商落实“板门店共识”。美韩关系的强度要超过朝韩关系，在朝韩关系进展比较快的时候，韩国可能要面对美国强势的干预，而韩国又没有资本“退出”美韩军事同盟，这是个两难的选择。美韩同盟主要针对朝鲜，如果朝韩关系改善，美韩同盟的必要性就会下降，而美国又不可能容忍韩国的“背叛”。
　　中韩朝三角关系也在成型和转型。中国与朝韩双方都有外交关系，中朝在理论上是同盟关系；中韩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双方处于对立之中的时候，第三方自然会获得关键的地位和角色。朝鲜和中国、韩国迅速改善了关系，朝鲜的地位自然有所改善，只是限于朝鲜在无核化上还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依然如故，朝鲜在中朝韩三角关系中获得关机地位的机会就小得多。中朝韩三角关系更多的是地缘经济性的，而朝鲜对于中韩的诉求也会主要集中于经济层面，尤其是在拥有核导武器之后。
　　日本和俄罗斯并不是半岛棋局的主要参与者，更多的是工具性的参与，希望能够保持局中人的角色。在美朝会晤之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平壤，朝鲜外相也访问了俄罗斯，媒体报道，朝鲜劳工再次进入俄罗斯。相比于美日韩三方趋近于阵营化的关系，中俄朝关系处于变动之中。
　　二
　　多重三角关系并不是理想的国际秩序，或者说非稳态的国际秩序，但是对于当下的半岛棋局来说，这种状态将会持续下去。美朝首脑会晤及其达成的共识给半岛棋局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然而，从系统的角度来看，金正恩和特朗普的会晤并没有改变系统的结构，改变的是半岛的氛围以及预期。
　　无核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朝鲜的策略还是拖延，而美国现在就是甩锅。在无核化的问题上，美朝都在利用三角关系，以实现各自的利益。从美朝关系的结构来说，无核化很难成为先决条件，而是应该是半岛形成的多重三角关系运作的最终的系统效果，需要各方参与，而不是由美朝双方首脑商量一个无核化换安全保障的“大交易”就可以完成的。为什么特朗普和金正恩可以打成这样的模糊的共识呢？各取所需！
　　对朝鲜来说，这个交易的意向其实就是安全保障，没有时间限制，没有具体的规定，无核化只是一个目标，通过蓬佩奥与朝鲜外交高官的磋商来落实首脑共识，达成这样的大交易。从蓬佩奥第三次访朝之后，朝方发表的声明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谈判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认为，朝鲜还在进行核导开发，特朗普在国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从新加坡会晤之后，美国的保守派就认为特朗普被骗了，因为首脑共识中所表述的只是说要朝着半岛无核化的方向努力。这样的指责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朝鲜方面的验证，朝鲜认为美朝外交谈判的优先事项还是终战宣言。也就是说，美朝双方各自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朝鲜要的是安全保障，而美国要的是无核化，这样说来，美朝在这份大交易面前又回到了原点。
　　对于朝鲜而言，安全保障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基础，在朝美峰会之后，金正恩委员长对国内经济问题进行了密集的视察，从工厂到田间地头，都留下了身影以及对批评建议。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转变，金正恩时代朝鲜的政治合法性正在发生转型，在金正恩刚上台的时候也提出要让老百姓吃饱，直到朝鲜“七大”召开，金正恩时代才真正来临，而在七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完成了先军政治的事业，全党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从金正恩的视察内容就可以看到，朝鲜经过先军政治、核经并进路线之后，到了先经时代，朝鲜大街上的宣传标语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朝鲜在先军政治时代是东北亚地区市场经济网络中的黑洞，现在朝鲜正在改变这种状况。在朝韩首脑会晤的时候，金正恩事实上承认了朝鲜经济的落后，希望朝鲜也能修建高铁。当然，朝鲜在军事，尤其是核武器方面是有优势的。这些转变事实上都在美朝会晤之前，可以看到，朝鲜的外交战略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外交突围也是国内战略调整的必然选择。发展经济当然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美朝领导人会晤带来的最大的效应就是和平的红利。核武器加美朝“新型关系”（还在构建中）构成了朝鲜安全的双重保障，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金正恩在国内展开了密集的经济视察。
　　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于朝鲜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说，市场因素的引入会释放体制的红利。金正恩的合法性基础从“白头山血统”转向绩效，既包括他历史性地实现了金家三代的夙愿——成为一个核国家，也包括发展朝鲜经济，改善民生。守住现在的安全的底线，拖延下去，逐渐稀释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最终可以实现朝鲜利益的最大化。在半岛形势转圜的时刻，朝鲜战略重心的调整，带动的是半岛从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的转型。
　　在发展经济的主题之下，朝鲜有可能融入到东亚模式的潮流之中，以经济合作的名义将中国、韩国卷入其中。至少在推进半岛经济合作发展上，中国与韩国是有共识的。作为朝鲜的邻国，中国和韩国有地利之便。问题在于，联合国制裁决议虽然主要涉及到经济方面，但是针对的还是朝鲜的核导，在可见的未来，还看不到核导问题的突破，这就基本限制了中韩朝三方的经济互动。朝鲜经济部门的官员也在进行“突围”，但是以经济合作捆绑中韩的努力，基本难以取得成效。
　　朝鲜的拖延战术带来了特朗普的甩锅策略。他发表推文说，在中美贸易问题难以结果的时候，美国无法期待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配合。所以，特朗普取消了蓬佩奥的平壤之行。蓬佩奥任命了新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本来计划一同前往平壤进行磋商，但是特朗普认为现在不可能取得成果。中美双方在贸易战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500亿美元规模的贸易战已经成为事实，双方也没有退让的迹象。特朗普此时将贸易问题和朝核问题挂钩，就可以将美国在朝核问题的失败归咎于中国的不配合。将两个问题捆绑在一起，在中美双方都有类似的声音，其实这是扁担绑在板凳上，根本无法合拍。从三角关系的角度而言，美国不可能在短期内让朝鲜放弃核武器，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互动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
　　中美朝三角关系中，朝鲜的拖延和美国甩锅，实质都是捆绑，逼迫中国选边站。在朝美会晤之后，也有人担心中国被出局，也是杞人忧天了。朝鲜获得了一定的选择空间，但是中朝关系的进展要远远快于美朝，但中朝关系的限度在于无法突破联合国制裁决议，中国无法满足朝鲜诉求。而美国将贸易问题和朝核捆绑，也是给中国挖坑，如果以朝核问题来换取美国在贸易上的让步，必然让中朝关系大幅度退步。
　　三
　　半岛棋局到了一个瓶颈期。
　　多重三角关系的互动，需要以系统的观点去观察朝鲜半岛的新棋局。德国首相俾斯麦通过运筹三角关系，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外交体系，至少保证了德国统一之后没有遭遇到列强的围攻，巩固了德国统一的成果。三角关系需要对各方的利益诉求以及彼此的互动保持高度的敏感，同时以灵活的外交手段去应对，避免敌对性的对抗，也避免刚性的同盟义务。
　　中美朝三角关系除了地缘政治层面的含义之外，未来会被赋予更多地缘经济的内容。中美关系主要还是地缘经济性的，而朝鲜发展战略的调整为朝鲜加入到国际经济体系创造了条件，金正恩指导之下的制鞋厂的目标就是打入到国际市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从经济层面进行解决，双方到目前为止还是就事论事，没有延伸到汇率问题，虽然特朗普试图将贸易问题与其他议题捆绑，但是中方还是坚持“脱钩”。
　　朝鲜不发展或者不进行核导试验，基本可以“冻结”朝核问题，特朗普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多次表扬了自己，至少最近一段时间，朝鲜没有进行核试验和导弹发射。如果说，在建国7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朝鲜对自己的核导实力只是“低调”展示的话，那么金正恩和特朗普之间的私人默契还是可以维系一段时间的。
　　对于半岛的棋局，主题的转换是至关重要的，从地缘政治尤其是核武器向地缘经济转变是可以期待的。对于朝鲜试图突破的经济合作的壁垒，最终还是要通过联合国的框架来实现，并且将朝鲜无核化的承诺与之相挂钩。即便韩国有所突破，也会遭到美国强力的打压，并且将无核化无果的责任推到韩国身上。对于这一点，韩国当然是知晓的，这也是为什么近期推迟南北共同事务联络所的设立，来自美国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地缘经济的主题转换包括中日韩三角关系的互动。中日韩的合作主要是经济层面，尤其是在贸易战的威胁之下，中日韩之间的合作有了更大的迫切性。日本当然希望能够免于美国的贸易战，即便美日进行贸易磋商，日本也不要寄希望能够得到比当年TPP更好的优惠。特朗普的贸易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金融霸权国对世界的贸易战，尤其是中日韩这样的贸易型国家。中日韩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美日韩的对冲，不要寄希望日韩与美国的脱钩，只要能够实现中日韩自贸区的推进，就是半岛棋局中地缘经济的转向。
　　在中日韩合作的基础上，将朝鲜纳入其中，当然，需要中日韩三国推动联合国层面逐步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如此，中国避免在美朝就无核化问题上对立过程中进行选边，也就是说，中美朝三角关系的互动需要中日韩三边关系发展作为补充和对冲。中美朝三角关系结构中，中国获得的关键地位因为美朝关系破冰但又没有实现良性互动而受到冲击，美朝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但却是通过捆绑的方式。选边站，意味着三角关系的结构将出现断裂，同时，选边站就意味着失去了主动权。
　　多重三角关系的半岛棋局，看起来眼花缭乱，但是却代表着经典外交的回归，当然对每一方都是非常严苛的考验，同时，也是一个可以涌现大外交家的时刻。

来源时间：2018/8/30   发布时间：201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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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劳特邓德隆：中国企业在贸易战时代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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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劳特邓德隆：中国企业在贸易战时代的生存之道

作者：王丰  来源：FT中文网

　　8月23日，美中两国副部级官员在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无果而终。当天早些时候，两国原计划中的第二轮“关税炮火”——向对方价值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已经打响。这场贸易战将按早已张扬的排兵布阵计划，继续走向深入，短期内难见缓解迹象；各界分析人士对其持续时间的预期，早已从“月”为单位过渡到“年”。贸易战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和各个产业的影响，已经有汗牛充栋的分析；但是从微观层面，每家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应对未来数年的艰难局面？同样是“共克时艰”，怎样才能比竞争对手过得略好，活得更久？逆境之下又如何寻找机会？继几个月前的《高端视点》访谈——《特劳特邓德隆：定位理论在互联网时代更加强大》后，我在近期与特劳特伙伴公司全球总裁邓德隆又聊了聊，着重讨论的就是这个话题。
　　在访谈中，邓德隆提到了“隐形冠军”这个概念。所谓“hidden champion”, 是由德国商业思想家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于1990年最早提出，指在特定领域占据全球领导地位的中小型企业，以高质量、高科技含量和技术壁垒的产品致胜，但相对低调，较少为公众所知。原始的“隐形冠军”概念往往是基于欧洲语境：比如其营业额须不超过30亿欧元，西蒙选出的第一批500个企业案例也多数位于欧洲德语系国家。但在我们的讨论中，邓德隆用中国市场的背景和“定位”理论，将“隐形冠军”的概念有所调整和发挥，提出了一个更像是“中国的隐形冠军”的理想模式。
　　以下是我们的访谈摘要。

　　FT中文网总编辑王丰：今天我们FT中文网的“高端视点”节目再次请到了特劳特伙伴公司的全球总裁邓德隆先生，聊一聊中美贸易战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以及中国企业的应对之道。贸易战已经正式打响一段时间了，双方的敌对性措施正在不断加码。未来短到几个月、长至几年，甚至可能更长的时间，中国企业都要面临一段相当不确定、相当艰难的时刻。
　　邓德隆：我们服务于纯出口型企业比较少一些，但是我认为这一次贸易战的影响面远远不只出口型企业，应该是对所有的中国企业都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整个形势是不容乐观的。现在的企业对贸易战是高度关注了，但是恐怕并没有做好准备。
　　在贸易战背景下，在行业里面不能获取主导地位的企业，可能会迅速衰败，迅速出局。这是所有的企业家都应该要高度警惕的。恐怕要做好长期打算，要打一场持久战。企业家要尽快思考自己的企业在哪一个方面能够获取主导地位。以中国的市场规模，即便是外贸出口受到影响，以及因为出口形势带来的消费信心下降，但企业的这种主导地位，它是一种最可靠的，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抗风险的地方。
　　有了主导地位，我就可以在这个领域有很多最前沿的技术创新，这些技术创新使得我能够拥有定价权。“掌握定价权”才是面向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是未来四十年外部不确定性的唯一的应对之道。
　　FT中文网：现在企业命运的兴衰速度跟前几十年的企业不同：一家企业兴起会很快崛起，几年之内从默默无闻成为巨头，又有可能迅速迅速衰败。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如果在初期掌握了定价权、主导权，它又怎么样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主导权和生命力？
　　邓德隆：首先，企业在迅速崛起的过程之中，就要有足够的警惕，自己在财务上、营收上的成就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只是因为现在交付、支付的方便，通过“跨界打劫”进入各行各业，迅速把生意规模、交易额做得很大，这种崛起固然快，但是它垮的可能会更快。企业在崛起的时候就应该思考，哪一类用户我要，哪一类用户我不要；要甄别我在什么样的轨道运行。如果是偏轨道的这种快，那可能就埋下了迅速衰败的种子。应该看自己在哪个领域具备绝对的主导权，占据了哪个行业的定位，在这个领域有独特的技术积累、运营积累、知识积累，就能够构成它的抗风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FT中文网：回到贸易战中短期背景之下。就您所了解的中国企业来说，他们面临哪些具有共性的挑战和威胁？
　　邓德隆： 现在可能一个非常大的共性，就是中国的经济要彻底转型到一种创新型经济，你要去创造一种新的需求，或者说是要更新创造一个全新的行业才行。现在企业恐怕基本上都要面临这三个问题：一是创新的方向在哪里？二是技术层面的创新如何能够转化为顾客价值创新？第三，现在大家对创新的复制能力都很强，企业应该如何护航创新？
　　这三个课题是现在企业家都必须要去思考的。思考好这三个问题的企业家，如果扎扎实实去做，三五年下来，我觉得大环境的变化会大大增加行业份额向头部企业集中的机会，将分散的行业加速向有核心能力、有强大定位的公司去集中，这实际上对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并不是坏事。
　　FT中文网：您能给我们举出一些国内企业做好这三件事的案例吗？
　　邓德隆：比如我们的合作企业，杭州诺贝尔瓷砖，这三件事就做得很好。诺贝尔瓷砖在行业里面原来一直享有的声誉，就是它是品质最好的瓷砖之一。从规模来说，它也是在前三甲，第一阵营。它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定位，我们就要强化它。所以，诺贝尔就推出了市面上完全没有的一种全新的产品，叫做“瓷抛砖”，完全是自己研发的技术。
　　诺贝尔用瓷抛砖这种新产品把整个瓷砖行业带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几年前，整个瓷砖行业，大家在“抛釉砖”这种产品上，已经把价格战打得像原来的彩电一样，基本上大家都是卖（每平米）100块钱以下的产品为主，其实是谁都挣不了几个钱。要挣钱就是靠透支环保、把成本降低、把人工工资降低，其实已经在透支产业链了。
　　诺贝尔的骆总（骆水根）他就思考到，如果是这样玩下去，那这个产业就完了，诺贝尔也完蛋了，他就要走一条不同的路。他主动淘汰（抛釉砖），自己推出这种瓷抛砖，产品价格就从（每平米）100块钱左右提到了（每平米）500块左右了。这个战略执行两年，现在来看应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他把500块钱这个价位立住了，立得很稳。整个行业从原来卖100块钱以下产品为主，现在上移到了200块钱左右的产品为主力，整个产业链就活了。而在这个过程中，诺贝尔因为是在最高端，所以受益一定会最大。
　　中国企业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市场规模足够大。哪怕像瓷抛砖这样一个很小的品类，或者这个品类本来就还没有，但是我如果能够在这个品类占据主导地位的话，就能够整合全球的技术，就能够有话语权和定价权。这个品类的推出，这些技术知识的积累都是诺贝尔完成的，所以这个品类一旦做大的话，它就掌握了足够的话语权。
　　比方为诺贝尔提供颜料的那家意大利公司，就是一个隐形冠军，做了好几代人的一家公司，它把整个研发中心就建在诺贝尔。（应用于瓷抛砖的颜料技术）他们原来没做过，因为原来这个市场规模不支撑它做这样的产品，但是中国的市场就可以足够支撑诺贝尔和它的供应商来研发这种新技术。
　　FT中文网:诺贝尔前期的投入肯定也是非常巨大，利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要受到很大的冲击。什么样的情况能让企业家在宏观的危机到来之前，自己能够选择走出如此具有风险的一步？
　　邓德隆： 没错，我们所有的创新肯定都是不确定性的，有巨大的风险的。
　　特劳特给企业的贡献，通常会通过定位这个知识，为企业这种创新增加一些确定性。像您讲的这种前期的投入，从研发投入到把这个新产品全部导入到市场，它的投入是什么概念呢？把全国的专卖店重新装修一次，至少要花十个亿以上。然后技术研发设备这一块又要投入几十个亿。还要不断的教育，不断去做营销，这又要花一大笔费用。
　　那么凭什么诺贝尔敢去做这样的一场“豪赌”呢？我们会跟企业一起分析，通过定位来做一种战略导航：你已经是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作为一个领导者，你最佳的战略就是通过技术升级把这个行业引领上来，这里的风险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通过精准定位在牵引企业的创新方向：诺贝尔如果往其他很多方向创新可能不行，但是往瓷抛砖方向创新，加强领导地位，做强你原来“品质领先”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定位，这一类的创新是有确定性的，不完全是盲目的冒险。
　　另外就是，瓷抛砖这种技术，我们通过定位来把它转化为顾客价值。瓷抛砖是一个技术术语，只有工程师能听懂。我们在外面跟用户做价值沟通的时候，告诉用户，这是新一代的瓷砖。你记不住“瓷抛砖”没关系，它是新一代的瓷砖，是替代现在的这种抛釉砖的瓷砖。对用户来说，就是全新一代的产品，就像智能手机替代了诺基亚这种键盘手机。用户听起来会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价值。
　　FT中文网: 您刚才提到了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隐形冠军。中国有没有隐形冠军？隐形冠军跟其他的企业比起来，具有哪些独特的生存之道？
　　邓德隆： 回答是肯定的，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有大量的隐形冠军，但是为什么大家不讨论它？就是因为它隐形了：它有可能是太垂直了，有可能是toB端（面向企业）的，大众就不关心。消费者买的最终产品，尽管里面使用了隐形冠军的产品，但消费者是不知道的。
　　隐形冠军，我觉得不在于它隐不隐形，因为这个隐形它只是相对概念，大众不知道，但是它的客户群里面大家都知道；关键他是冠军。这个是现在中美贸易战大环境之下，每一个企业都要去学习的地方，就是你在某个领域能不能做到冠军。用定位的理论来说，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提高要求：不只是你在市场规模是冠军，而且在用户的头脑里面要能够建立起一个对应的定位。很多的企业市场规模可能很大，甚至可能是第一，但是用户还不知道谁是第一。这个时候是有风险的。
　　隐形冠军如果做得更好一点，他应该不隐形。它应该是跟它的用户直接产生一个沟通，这样能产生更强的护城河：当外部环境恶化的时候，他的用户粘性和定价权会更强一些。哪怕是你的上下游都只有那么几家公司跟你打交道，也要向大众来宣传。当然不是说每个企业都应该这样做，但根据你的行业特点适当的往外走的话，会给你加分。
　　其实我对中国企业家最大的一个建议就是，隐不隐形不是太重要，除非你这个产业真的是很怕人家来袭击你；最重要是拿到冠军。
　　就像（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讲的：企业十几个人的时候，在这一个城墙口冲击；当我有18万人的时候，我还是冲击同一个城墙口。这个企业它就不怕中美贸易战了。再大的外部宏观的环境，他都有一种抗风险的能力，这是企业能控制的。有的时候我跟企业家聊，我说你如果太关注外部了，也会有无力感，因为你控制不了。还是把你可控的做好——你可控的就是把自己的价值厘清下，看看我的这个生意最终和用户达成的契约是什么？用户认为我在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一把手，一定要把自己的企业在用户头脑中给定义好。
　　FT中文网：那什么样的企业有潜力成为冠军？
　　邓德隆： 从理论上来讲，每一家企业都有潜力成为行业冠军。因为中国市场规模足够大，一个行业不是说一个老大就可以全覆盖。看用户允许我有哪一个定位的机会，我就把它这一块作为我的城墙口，我就来定义它，我就把这一块做的淋漓尽致。你是行业老二也行，老三也行，甚至老五都行。你是不是在用户头脑里面对应着有一个强大的定位，用户认为你在这方面是老大，是无可替代的，这是中国经济最需要注意调整的结构。
　　大多数企业家可能只是关注，我是不是这个行业市场份额最大的？市场份额最大，固然是一个很好的位置，但是毕竟每个行业只可能有一个市场份额最大。我们看iPhone，它在行业的市场份额并不是最大，但是为什么iPhone能够把行业的主要利润吸光？它胜在整个技术原创；在智能手机的最高端占据了一个很强大的定位，在这方面它无可替代。只有这个第一才是关键。
　　就中国经济来说，就是把经济结构往纵深发展，整个经济就会更丰富，这也是中国的机会。
　　FT中文网：今天非常感谢邓总又给我们做了精彩的分析。
　　邓德隆： 谢谢王老师，很高兴跟王老师一起讨论。

来源时间：2018/8/30   发布时间：201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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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力发展海军，在太平洋与美国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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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EVEN LEE MYERS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大连——今年4月，在中国海军建军69周年之际，中国的首艘自主建造的航空母舰，离开了它位于渤海港口城市大连的泊位，被拖船牵拉着离开港口，开始海试。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刚有点动静，美国、日本和印度就坐卧不宁了，”国内一家军事新闻网站兴奋地说，中国认为这三个国家是其主要的对手。
　　不久以前，人们会认为这种吹嘘是一支二流军事力量的虚张声势，不屑一提。现在不再如此。
　　中国以建设海军和导弹部队为重点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已经改变了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美国及其盟国才刚刚开始领会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
　　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火力的能力还落后于美国，但中国现在可以在对自己最重要的区域——台湾周边的海域、以及有争议的南海——挑战美国的军事霸权。
　　这意味着，太平洋越来越多的部分再次陷入争夺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以来，美国在太平洋的行动一直没有受到过挑战，中国的军舰和飞机经常在那里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军舰和飞机打照面。
　　据密切关注中国军事发展的官员和分析人士说，中国要想在这些海域占上风，不需要有能够彻底击败美国的军事力量，只需要有足够的军力，使得在该地区进行任何可能的军事干预，代价都高到让华盛顿不敢考虑的程度。
　　为了做到这点，中国一直在发展“反介入”能力，用雷达、卫星和导弹压制美国强大的航空母舰打击群所享有的决定性优势。中国还在迅速扩大自己的海军力量，目标是建设一支“蓝水”海军，让中国能够在沿海水域以外捍卫自己日益增长的利益。许多分析师表示北京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
　　“中国现在有能力，在除了与美国开战之外的任何情况下，控制南海，”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Indo-Pacific Command)新任指挥官菲利普·S·戴维森海军上将(Adm. Philip S. Davidson)在今年3月参议院批准其提名的过程中提交的书面陈述承认。
　　他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中国不是靠以武器对武器的火力匹配，而是通过建设关键性的“不对称能力”，包括用反舰导弹和在潜艇战中的能力，来赶超美国。“不能保证美国在一场与中国的未来冲突中能获胜，”他总结道。
　　去年，中国的海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拥有比美国还多的军舰和潜艇，并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建造新的军舰。尽管美国舰队仍从质上面来看更厉害，但中国的海军覆盖面更大。
　　“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4月在中国南部的海南岛出席海上阅兵时宣布。阅兵后，海军进行了一次有48艘船舰和潜艇参加的军事演习。中国的国防部说，那次演习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就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同时，中国的军舰和飞机也在加快在日本、台湾以及南海诸群岛附近水域中的行动步伐，中国不顾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的反对，称对南海中的岛屿、浅滩和暗礁享有主权。
　　今年5月，当两艘美国军舰——“希金斯号”(Higgins)驱逐舰和“安提坦号”(Antietam)巡洋舰——在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Paracel Islands，中国称西沙群岛——译注）附近几英里范围内航行时，中国的船只快速赶来，对后来被北京方面谴责有“挑衅行为”的美国军舰驶入表示挑战。今年4月，三艘澳大利亚军舰从南海驶过时，中国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
　　仅三年前在白宫玫瑰园里，习近平曾站在奥巴马总统身边承诺，中国不会把在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s，中国称南沙群岛。——译注）南部的人工岛屿军事化。中国官员已在那之后承认在这些人工岛上部署了导弹，但辩称，因为美国“入侵”中国水域，部署导弹是必要的。
　　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访问北京时，习近平直截了当地警告他，中国不会放弃“一寸”属于自己的领土。
　　‘反介入/区域拒止’
　　中国的海军扩张始于2000年，在习近平2013年上台后加快了步伐。他引人注目地把军队建设的重点转向了海军以及空军和战略火箭部队，同时清洗了被指控腐败的指挥官，并裁减传统的地面部队。
　　为了腾出资源来建设一支更加现代的战斗部队，作为中国革命以来共产主义权力基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上已经在规模上有所削减。自2015年以来，陆军已经削减30万士兵与军官，将全军规模减至200万人，相比之下美国的军队规模为140万。
　　中国武装部队各军种在火力和经验方面都不及美国，但中国已经在非对称武器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削弱了美国的优势。其中一个重点是美国军事规划者所说的A2/AD(anti-access/area denial)，即“反介入/区域拒止”，中国人称之为“反干预”。
　　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建立高速弹道导弹库，这种导弹是为打击移动的船只设计的。最新版本是东风-21D，2016年还加入了东风-26，由于能够在美国舰队中最强大的军舰接近中国之前就对之构成威胁，它们被俗称为“航母杀手”。
　　东风-26型导弹是2015年在北京举行的阅兵式上首次亮相的，去年在渤海进行了测试，据五角大楼本月发布的有关中国军事力量的最新报告，这种导弹的射程将使其能够威胁到远在关岛的舰船和基地。它几乎无法探测和拦截，通过中国越来越精良的雷达和卫星网络，对移动目标实施打击。
　　中国在今年4月宣布已列装东风-26。国家电视台曾展示了装载22枚该型导弹的发射器，但具体部署数量未知。据称驻扎在中国中部河南省的一个旅配备了这种武器。
　　这种导弹对美国指挥官来说是一个格外大的挑战，因为任何压制它们的行动，都需要深入中国领土展开攻击，那将导致态势严重升级。
　　美国国会研究办公室(Congressional Research Office)今年5月在一份报告中警告说，美国海军以前从未面临过这样的威胁，还说，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导弹“改变了游戏规则”。
　　今年在南海部署的导弹已成为这些“航母杀手”的补充。南海部署的导弹包括新的鹰击-12反舰导弹，菲律宾和越南之间的大部分海域都在其射程之内。
　　虽然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似乎不可想象，但据《军事战略科学》杂志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国军方正在为“一场来自海上的有限军事冲突”做准备。
　　“我们需要为之准备的战争，尤其鉴于核威慑力的背景，是一个大规模高度集中的海上局部战争，”论文说。
　　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分析师莱尔·莫里斯(Lyle Morris)说，中国在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部署导弹，“将极大地改变美国军队（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行动方式。”
　　他还说，美国最好的对策是，“找到”在这些导弹射程之外部署舰队的“新的、有创意的方法”。但是，由于这些弹道导弹的射程较长，对美国海军可能在亚洲面临的“大多数紧急情况”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蓝水野心
　　4月份首次试航的是中国的第二艘航空母舰，但却是第一艘国产的航空母舰。这是旨在推动中国进入一流军事大国的现代化项目的最突出表现。只有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的美国有一艘以上的在役航母。
　　第三艘中国航母正在上海附近的一个港口建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最终将建造五到六艘航母。
　　传统上专注于击退陆上侵略的中国军队，现在正越来越多地将力量投射到世界上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蓝水”，以保护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和外交利益。
　　航空母舰吸引了最多的关注，但中国的海军扩张远不仅限于此。中国海军——其正式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仅在过去十年中就建造了100多艘战舰和潜艇，比大多数国家的全部海军舰船还多。
　　去年，中国还推出了第一艘新型重型巡洋舰——或称“超级驱逐舰”——根据美国海军情报局的说法，这种军舰“在许多方面与大多数现代西方战舰旗鼓相当。”据官方媒体报道，还有两艘在7月于大连干船坞下水。
　　去年，中国共有317艘战舰和潜艇在役，而美国海军有283艘，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美国舰队在开放海域还未曾遇到过敌手。
　　与在冷战军备竞赛中耗尽了金库的苏联不同，中国的军费开支在其经济增长中的比例是可控的。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的估计，北京的国防预算为2280亿美元，在美国的6100亿美元之后，排在世界第二位。
　　中国关注海权和“区域拒止”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95年和1996年被许多中国人视为羞辱的事件。当时台湾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国向该岛附近发射导弹，促使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派遣两艘航空母舰来到该地区。
　　“我们回避海洋，把海洋当成天朝上国的护城河与嬉戏玩闹的小池塘，”海军分析师陈国强最近在海军的官方报纸上写道。“不但丢掉了所有的海上优势，就连本土也成为列强竞食的“腐肉”，最后甚至连走向海洋的自信和勇气也丢掉了。”
　　从那以后，中国的海军建设十分惊人。1995年，中国只有三艘潜艇。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上月的一份报告，它现在有将近60艘潜艇，并计划扩大到近80艘。
　　正如在民用经济中一样，中国购买或吸收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技术，在某些情况下是非法获得的。它的大部分军事装备都来源于苏联，或以陈旧的苏联设计为蓝本，但分析人士表示，随着每一次新的生产浪潮，中国都在部署更先进的军事能力。
　　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最初是苏联于1988年下水的，三年后苏联崩溃时，它被丢在一边生锈。新独立的乌克兰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把它出售给一名中国投资者，该投资者声称将把它改建成一个浮动赌场，然而他其实是代表北京行事，北京对该航空母舰进行翻新后，命名为辽宁号。
　　目前尚未命名的第二艘航母主要是基于辽宁舰的设计，但据报道，它配备了更先进的科技。今年2月，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披露，该公司已经有了打造核动力航母的计划，这种航母的续航能力远超需要中途加油的航母。
　　中国的军队已经遭遇到一些发展初期的问题，为习近平誓言要消灭的腐败所困，并且缺乏实战经验。作为作战力量，它尚未接受过实战的检验。
　　1月，当中国海军最先进的潜艇之一靠近日本称之为尖阁诸岛(Senkaku)、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岛屿时，因为被发现而尴尬不已。攻击型潜艇永远都不该被探测到。
　　第二艘航母似乎也不太顺利。它的首次海上试航4月就宣布了，但被推迟，原因不明。5月的试航开始没多久，据新华社报道，中船重工的总经理由于“严重违纪违法”而遭到调查。新华社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维护自己的主张
　　中国的军事进步还是让该国领导层备受鼓舞。
　　今年夏天，在辽宁舰与其他六艘军舰穿过分隔日本琉球群岛的宫古海峡，并且在太平洋执行了首个飞行任务后，官方媒体宣布辽宁舰“已做好了战斗准备”。
　　辽宁舰战斗群现在会定期绕台湾航行。中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也是如此。
　　中国的新型歼-20隐形战斗机5月在海上进行了首次训练任务，轰-6战略轰炸机则首次降落在了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上。从那里的机场或从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机场，这些轰炸机能打击整个东南亚。
　　五角大楼近期的报告指出，部署在太平洋的轰-6轰炸机，旨在展示能够打击美国在日本、韩国军事基地的能力，最远还能打至关岛。
　　“在美国看来，这是竞争，”北京的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分析人士李杰表示。“中国只是在保护自己在太平洋的权利和利益。”
　　而中国的利益正在扩大。
　　2017年，中国在非洲之角吉布提建造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表示该基地将用于支持其参与多国反海盗巡逻，将海盗赶离索马里的行动。
　　它现在似乎正计划将印度洋各港口和基地形成一个可供自己使用的网络。根据华盛顿一家名为C4ADS的研究机构的新报告，尽管表面看来它们都是商业用途，但这些项目为一连串加油、补给安排奠定了基础，这样的安排将“为北京的远程海军作战提供便利”。
　　“比如，他们很快就能将一中队的舰船派遣至某处，例如非洲，并且拥有所有能够大举登陆以保护中国资产的能力，”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专家瓦西里·卡申(Vassily Kashin)表示。
　　2015年，当也门内战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爆发时，中国战舰从也门将629名中国人和279名外国人撤离后，这一需求变得非常明显。
　　其中一艘护卫舰“临沂号”被展现在了爱国大片《红海行动》中。
　　“中国人将会更多地参与进来，”卡申表示，“每个人都必须要习惯”。

　　Steven Lee Myer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Olivia Mitchell Ryan和Claire F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8/8/30   发布时间：2018/8/29

旧文章ID：16893

加藤嘉一：贸易战、中国政局与台海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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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贸易战、中国政局与台海局势

作者：加藤嘉一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以美中贸易战为契机，对于习近平体制的不满正在高涨，导致一些人正在试图复权，”8月上旬，日本著名证券公司一位驻香港的金融家对我这样说。他长年观察中国政治和经济，并为投资中国市场的日本金融机构和人士提供关于中国政治经济与市场走向的信息和分析。“毕竟是北戴河会议的时期，我们更关注美中贸易战会不会破坏中共政治的基本稳定。”
　　上周，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自从美中四轮谈判失败以来，第一次率领代表团访美进行磋商，却似乎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或进展。8月23日，第二轮贸易战开始，美方按原计划针对相当于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当日中方也针对美方产品采取了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美方还在考虑针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并为此召开听证会，听取美国企业与行业组织的意见。
　　中国政府的立场似乎是坚定的。在我看来，其代表性的言论如下：商务部于7月10日发表的声明里主张：“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今年3月份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专访时指出：“以强硬对强硬，看谁能坚持到最后，我们将奉陪到底”。中国官方在探索通过谈判化解摩擦的同时始终坚持自己立场，并指责美国一贯实行“霸权主义”与“霸凌主义”来树敌与遏制对方。“以美国一以贯之的逻辑，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了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最大挑战者，”《人民日报》8月10日的文章写道。“中国无意改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美国无法左右中国，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发展。”
　　已经发生了的美中贸易战走向何方，尚不明朗，前景不容乐观。如今关注中国市场的日本投资家们关注并担忧的主要问题，除了双方如何制定出口战略，寻找软着陆的办法以外，更具体地说，对习近平体制不满的势力会不会趁机反击。
　　如今，在贸易战持续发酵的背景下，中国国内的民粹主义日益蔓延，如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提出的“中国已超越美国”等言论容易使大众舆论变得自傲，在此氛围下民众会要求政府在对美贸易谈判中不要做出任何妥协，而务必打赢。而这其实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在我周围，包括政府官员、北大校友、90后等，也有主张此刻中国应该冷静下来，谨慎、低调处理对美贸易摩擦，趁机从倒逼改革的思路出发促进中国的结构改革和对外开放的。
　　然而，根据我对社交媒体的观察，以及跟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的一些交流，主张党政府坚决不要向美国妥协，通过打赢对美贸易战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声音似乎更大、更多。不少人甚至认为，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给中国的崛起带来了历史性的战略机遇，而打赢贸易战是抓住这一机遇的必要条件。从中也不难发现，他们还是从“百年耻辱”的受害者意识出发看待当前形势的。
　　至于习近平体制是否因对美贸易战而遭遇弱化，还有待观察。8月上旬，我在北京试图寻找一些答案。上述日本金融家还提到了最近广为流传的谣言，即对美贸易谈判崩塌导致分管经济的刘鹤在体制内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并导致习近平的处境变得尴尬。但中国外交部一名干部回应我的问题时说，“刘鹤副总理得到了习近平主席充分的信任，他是没问题的。但对美贸易战陷入今天的局面，他们俩肯定也有不小压力。”另外一名国家领导人的亲属、革命后代则指出，“贸易战从短期看对经济下行形成压力，但长远看对中国有利。反腐斗争告了一段落的今天，人心惶惶，中国此刻需要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对美打贸易战可以起这个作用。”
　　在我看来，综合国力明显处于劣势的中方敢对美打贸易战，跟习近平就任以来大力提倡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必须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等主张，以及中国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所形成的氛围密不可分。我2003年至2012年在北京求学生活，倘若是胡温时期，我个人难以想象中国像今天一样应战美国，还公开表达“不怕打”、“奉陪到底”等言语。
　　中共高层敢打贸易战背后的战略考虑，首先需要从“中国梦”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讨论。中方公开认为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正在试图通过发起贸易战来遏制中国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过美国的超级大国。在中方看来，“中国制造2025”无疑是振兴本国制造业、发展高科技和军事能力的国家战略，美方的警惕和反对，正是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的体现。
　　除此以外，在我看来还有三点因素使得中方主观认为可以打贸易战：一，国际舆论。在特朗普政权忽视甚至侵蚀全球化、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国际规则等，从而失去公信力，导致西方阵营陷入分裂的情势下，中方认为国际舆论可以站在中方一侧，甚至可以扮演“白色骑士”（white knight）的角色。二，国内体量。中共高层认为，基于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巨大的市场体量，足以把对美贸易战打下去，何况国内不少民众也从“爱国”的角度支持党和政府这么做。三，美国国内的反特朗普势力。中共高层大概看到了，美国存在不少质疑甚至反对特朗普政权对华政策的势力，包括贸易组织与在中国大量投资的跨国企业。他们虽然认为美方应该向中方施压，敦促改变其扭曲市场公平性的产业政策，尊重知识产权和开放市场，但并不认同打贸易战的做法，因为短期来讲，对他们也没什么好处。中方认为可以拉拢和团结这些美国国内的势力，把主导权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个人则预测，中方会继续向国际社会和舆论宣传“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美方首先挑起的”、“美国挑动贸易争端的做法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7月30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亨特主持第九次中英战略对话后一起见记者时表示），虽然也有向美方暗示让步的可能性，但只要美方不改变现有的政策，就不会做出妥协，坚持“不怕打”、“奉陪到底”的态势。
　　其实，日本曾经也经历过对美贸易战。日本前外务审议官、1985——1987年作为课长负责日美经济关系的田中均(Hitoshi Tanaka)7月在日本一家财经媒体《Diamond Online》的专栏里回顾当年的情景写到，“1980年代后期，占美国贸易赤字约50%的日本一直面临来自美方的压力和威胁。可是，在多数情况下，在美方发起制裁措施之前，日美双方经过艰难但积极的谈判达成共识，美方终究也没有对日采取加征关税等制裁措施。”他解释，“那个时候，日美之间总共达成了26项协议，其中多数是日方承诺开放本国市场的措施，但也有日本主动限制对美出口的。由于日本的安全依赖于美国，我们始终没有针对美国的制裁采取反制措施的想法。”
　　田中均于今年6月份跟我分享过负责对美贸易谈判期间的场景，他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负责外务的官员，当年我的总的思路是利用来自美国的外压迫使日本国内保守的行业和市场进一步开放，趁机把国家利益最大化。”
　　前述那位中国外交部干部则对我表示，“当下对美贸易战，确实没有找到出口战略。但最好的途径还是倒逼改革，用来自美国的压力推动国内改革”，这与田中均的思路基本一致。不过，这位中国外交官进一步提出，“当时的日本主动限制出口来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中国可以参考，不过，就与美国的实力对比而言，与当年的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国还是（跟美国）更加平等，所以，中国主动妥协的空间比当年的日本小”。
　　8月下旬，我跟日本经济产业省负责对美关系的官员讨论美中贸易战，他与我分享了对现状和前景的观察，“我们认为当前的美中贸易战的严峻程度超过当年的日美贸易摩擦”，并解释说，“回顾当年的日美，其对立局面激化到一定的程度时美方的国防部从维护日美安保关系稳定性的角度对USTR（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部、国务院施压，停止继续打下去。但今天的美中恰好相反，美国的军方考虑到知识产权、网络间谍等问题支持USTR、商务部、国务院等保持对华强硬的态度。”
　　平心而论，约30年前对美贸易摩擦，因“广场协议”的签署而加剧的汇率波动等的确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命运——泡沫崩溃及后来所谓“失落的二十年”，但正如这位经产省官员解释的，当年的贸易摩擦没有影响到日美之间以安保为最核心的同盟关系，不可否认，它也保证了迄今为止日本作为主权国家的基本稳定和繁荣。
　　此时此刻，我个人围绕美中贸易战的前景最为担心的问题是，它会否牵连台湾问题。本月，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中南美洲的行程超越以往的简单过境，先后在洛杉矶和休斯顿停留，并参与多项活动。可见，特朗普阵营已经开始运用台湾牌。倘若特朗普阵营采取进一步措施，为了逼迫中方在经贸问题上妥协而把台湾问题作为一个筹码，比如，向中方暗示打算派遣负责国家安全的总统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R. Bolton)访问台湾，或根据《台湾旅行法》大力推进美台之间的议员互访等，中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收拾局面呢？
　　“关键还是它会否波及安全问题，”上述经济产业省官员这样说道。“我估计，贸易战不会停留在贸易领域本身，而会持续延烧下去。假如在两年后的选举中获胜，美中贸易战也会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继续发生下去。”
　　加藤嘉一(Yoshikazu Kato)是日本作家、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文专著有《我所发现的美国》、 《爱国贼》、《中国的逻辑》等。“三国+1”是加藤嘉一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记录他对日本、中国、美国三个国家及其互动的观察与思考。

来源时间：2018/8/30   发布时间：2018/8/27

旧文章ID：16892

黄亚生：弹劾特朗普三部曲之一：美国的“金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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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亚生  来源：亚生看G2

　　编者按
　　8月21日，特朗普经历了被美媒称为“可能是总统任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两位重要亲信——前私人律师科恩和前竞选主席马纳福特，在1个小时之内双双因金融犯罪被定罪了。两人的定罪很有可能为进行了一年多的特朗普‘通俄门’调查迎来突破。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美国民主在2016年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选择了特朗普做总统。而民主有责任和义务做自我纠正。为了美国的未来，为了民主的未来，唯一的‘金光大道’就是弹劾特朗普。”
　　此文为黄亚生教授“弹劾特朗普三部曲”的第一篇。三部曲的后两篇会在近期陆续发出，敬请关注！

　　上世纪70年代过来的中国人都会记得那个年代有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叫《金光大道》，这部小说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小说主要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作家浩然从农村创办互助组写起，一直写到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展现了中国农村通过变革，走上了“金光大道”。
　　当下，美国和自身民主制度的“金光大道”就是让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台。我们已经开始走近，甚至已经走进了这个“金光大道”了。走上这个“金光大道”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是8月21日。在这一天，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和特朗普的前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分别被定罪。科恩在纽约达成认罪协议，对八项罪名认罪，包括逃税、欺诈和违反竞选条例。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关于违反竞选条例的指控，这条指控直指特朗普。科恩表示其“在一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指使和协助下”给两名女性封了口费，让她们在2016大选期间保持沉默，“我参与了这些活动，目的就是影响大选。” 马纳福特也在弗吉尼亚被裁定八项罪名成立，包括税务与银行欺诈、以及未主动公开外国银行账户等。
　　作为特朗普曾经的两名重要亲信，科恩和马纳福特的定罪会对特朗普产生重要影响。如今，特朗普面临一个双重法律危机。首先，科恩的认罪以及对特朗普的指认会使得特朗普直接成为科恩的犯罪同谋。给两人支付封口费构成了政治捐款，而不披露政治捐款是犯罪行为，违反了《美国联邦竞选财务法》。更为重要的是，科恩和马纳福特在面对刑罚压力下，很有可能选择配合特别检察官罗伯特·S·穆勒三世(Robert S. Mueller III)的“通俄门”调查。科恩的辩护律师兰尼·达维斯（Lanny Davis）在接受MSNBC和CNN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示科恩拥有会让特别检察官穆勒“感兴趣的证据”，暗示科恩可能会为了减刑而配合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为穆勒的调查带来实质性的证据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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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曾经的两名亲信迈克尔·科恩（图左）和保罗·马纳福特（图右）在8月21日分别接受了庭审

图片来源：CNN

　　让美国总统下台不需要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可以去通过法律和政治程序，来弹劾特朗普。对于美国总统这个特殊身份，想要只通过法律程序起诉他是很困难的。因此，想让他下台，需要在有法律依据的基础上走政治程序。弹劾特朗普需要两个步骤。一是需要法律依据，二是启动弹劾这个政治程序。在我看来，目前有两个潜在的弹劾特朗普的法律依据，就是上一段中提到的特朗普面临的双重法律危机。当然，让特朗普下台最重要的是第二歩的政治程序——弹劾，但是即使是政治程序也是要有强大的法律依托的。
　　法律依据一
　　迈克尔·科恩和《美国联邦竞选财务法》
　　科恩周二在纽约联邦法院承认了8项刑事指控，其中包括两项直接涉及特朗普的《美国联邦竞选财务法》违法行为。科恩表示，在2016年大选之前，他对两名女性付了封口费，以隐瞒她们与特朗普有婚外情的事实。两笔封口费，一笔13万美元，给了美国艳星斯通米·丹尼尔斯（Stormy Daniels），另一笔是15万美元，用于遮掩涉及Xx的绯闻女模特卡伦·麦克道格尔（Karen McDougal）。科恩告诉联邦法官，他这样做是试图影响选举结果。虽然科恩在法庭没有直接说特朗普的名字，但他明确表示自己是受到“时任总统候选人”的指使，相当于直接说出了幕后主使特朗普的名字。检察机关针对科恩违反《美国联邦竞选财务法》的指控主要有两点，一是他要去一家公司对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进行了非法捐款，二是他本人对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做出了超额捐款。
　　法庭文件显示，科恩安排公司AMI以15万美元买下模特麦克道格尔的故事版权，并将相关故事压了下去。这是第一个违法行为。检察官表示，这笔款项是对特朗普总统竞选活动的实物捐助，违反了禁止企业向竞选活动捐款的禁令。
　　科恩的第二次违法发生在大选前几天，科恩向丹尼尔斯支付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科恩承认支付了这笔钱，这样她就可以“封口”，不会损害特朗普的竞选。检察官表示，这13万美元是科恩对特朗普竞选活动的超额捐款。根据联邦法律，在每个选举周期(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竞选捐款限制在每人最多5400美元（而且还要以夫妻的名义，单人名义的上限是2700美元），并且需要披露。即使特朗普在事后进行了偿还，这笔资金也需要上报。
　　8月22日，特朗普坚称，由于支付给这些女性的钱不是由他的竞选委员会支付的，他们没有违法。他在《福克斯与朋友》（Fox & Friends）节目中说:“他们不是从竞选活动中支出的，这很重要。”他还说：“这甚至算不上违规。”
　　问题是犯不犯法不是由特朗普决定的。 根据《美国联邦竞选财务法》，捐款是“任何可以影响联邦选举的有价值的捐赠、贷款或提前支付。”关键的问题是目的：这笔钱只要是为了影响选举，这就是选举捐款。这就是为什么科恩的认罪书这么重要。科恩供出特朗普命令他付封口费的目的就是影响大选，这就是犯法。
　　科恩的律师达维斯在庭审后发表声明，表示“今天他(科恩)宣誓作证，特朗普曾指示他通过向两名女性支付款项，主要目的是为了影响一场选举，他因此犯下了罪行，如果这些款项对科恩来说是犯罪，那为什么对于特朗普来说就不是罪行呢？”


迈克尔·科恩的律师兰尼·达维斯表示，“如果这些款项对科恩来说是犯罪，那为什么对于特朗普来说就不是罪行呢？”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法律依据二
　　穆勒的“通俄门”调查
　　自从去年五月成为特别检察官以来，穆勒关于“通俄门”的调查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俄罗斯干预2016美国大选，特朗普团队是否有协调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通俄门”。 二是特朗普在“通俄门”调查期间是否有阻碍司法过程和程序的行为。“通俄”或是妨碍司法，这两个罪名有一项成立就有可能构成所谓的“严重犯罪和不检行为”（High Crime And Misdemeanor），为弹劾程序启动提供了充足理由。
　　对于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目前已经有很多指向特朗普的证据。前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B.Comey）在被解职后曾公开表示，特朗普总统曾向其施压，要求停止调查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T. Flynn），此举有可能已经构成了妨碍司法。而在科米被解雇后，特朗普在接受美国NBC电视台莱斯特·霍尔特（Lester Holt）的采访时表示，他在解雇科米时，脑子里一直想着“俄罗斯的事情”。这可以看作是特朗普无意识承认解雇科米的目的是要阻碍科米开启的“通俄门”的调查。
　　美国的司法需要证明你是否有“邪恶的意图” （“corrupt Intent”）。科恩和马纳福特被定罪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有可能可以提供特朗普邪恶意图的佐证。 科恩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和特朗普有超过十年的交情。而马纳福特曾是特朗普的竞选主席。两人是内部人中的内部人，应该手握众多有关特朗普的关键信息和证据。而在前文我已经提到，科恩的辩护律师达维斯明确表示科恩拥有会让特别检察官穆勒“感兴趣的证据”，而马纳福特更是直接参与了2016年小特朗普和俄罗斯方面在特朗普大厦的秘密协调会面，知晓会面的内幕。
　　的确，如同特朗普律师所言，科恩和马纳福特的定罪和“通俄门”是没直接关系的。但是特别检察官穆勒可以用判刑的量度向两人施加压力，促使两人选择与穆勒在“通俄门“调查上和他合作，向检方提供特朗普竞选运作的内部信息。对于科恩来说，即使他选择了认罪，仍有可能面临5年以上的监禁刑罚。 而对于马纳福特来说，他最多可能被判囚80年，另外，他下个月还要就被控洗黑钱、作虚假声明等控罪，在华盛顿特区法庭应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美国也是管用的。
　　弹劾的政治程序
　　我们经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话是这样，但实际不是这样的。如果特朗普不是美国总统，那么依照事态的发展，他现在就肯定会像科恩和马纳福特一样被起诉。但是因为他是在任总统，把他拉下马，直接走法律程序可能是行不通的。在美国能不能直接起诉现任总统是有争议的。因此，最后可能只能走政治程序。而政治程序就是弹劾。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如果有足够多的议员投票认定总统犯有“叛国罪、受贿罪和或其他严重罪行和不检行为”，国会可以在总统任期未满前解除其职务。首先，众议院会就一项或更多弹劾条款投票表决。如果以简单多数通过至少一项弹劾条款，总统就会被弹劾，这其实就相当于法律程序中的遭到起诉。接着，参议院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督导下进行审讯。扮演检察官角色的是来自众议院的一组议员，他们被称为检控干事。总统会有辩护律师，参议院则充当陪审团。如果有至少三分之二的参议员认为总统有罪，总统便会被解职，由副总统接替其职务。
　　美国如今的现实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不会启动弹劾的程序。 这就需要中期选举使民主党能够控制国会，至少民主党要在众议院赢得多数席位。 这就是为什么上面的法律讨论对于启动弹劾这个政治程序是重要的。 这些基于法律的事实和判决会影响民众投票。根据民意调查网站RealClearPolitics的调查，在2018年中期选举的民意调查中，民主党一直保持领先，而在最近，这种领先的优势还在扩大。而根据《经济学人》数据分析师乔治·莫里斯（George Morris）5月份的统计模型分析，民主党目前有65%的可能性夺取众议院多数席位。俗话讲“万事皆备，只欠东风。”一旦民主党中期选举获胜，弹劾特朗普就会摆在日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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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RealClearPolitics的调查，最近，民主党的民意的领先优势在持续扩大

图片来源：RealClearPolitics

　　结语
　　美国民主在2016年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选择了特朗普做总统。但民主有责任和义务做自我纠正，而且我认为仅仅通过选举的机制—2020年的大选—来纠正这个错误是不够的，应该通过司法的程序和政治机制设置的制约来纠正这个历史性的失误。原因很简单：选举可以纠正一个错误，但是选举不应该是一个纠正犯罪的机制。一个罪犯总统是没有资格再次参与大选的。一个罪犯总统必须要用司法和弹劾的手段解决。
　　通向美国的未来和她的民主未来，唯一的“金光大道”就是弹劾特朗普。

来源时间：2018/8/30   发布时间：201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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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靖：探究美国对华强硬的战略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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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靖：探究美国对华强硬的战略根源

作者：黄靖  来源：环球时报

　　特朗普执政以来，对华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舆情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阻碍中国发展，保持美国霸权。然而，与中国对抗能够使美国保持强大吗？回顾美苏对抗历史，对回答这一问题或有所助益。
　　借力对抗
　　冷战期间，美国曾两次强势对抗苏联。第一次是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利、华沙条约组织成立等事件以及亚非拉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令美国朝野一片焦虑;疯狂的麦卡锡主义更进一步撕裂了美国社会。由于战后的经济调整以及艾森豪威尔执着的"平衡预算"政策，美国经济也于1954 年滑坡，1958 年更跌入衰退边缘。而此时的苏联在赫鲁晓夫领导下，公开扬言要"埋葬"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全面出击咄咄逼人。
　　在此形势下，艾森豪威尔宣布苏联为最根本的"安全威胁"，制定了以"大规模(核)报复"为主要内容的对苏政策，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表明美国不惜动用武力阻止苏联的扩张。借力与苏联的强势对抗，艾森豪威尔不仅将西方世界团结在"反苏"的大旗之下，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在国内采取了废除种族隔离法案、签署国防教育法案、建设高速公路网、成立美国航天局等一系列强硬调整措施，启动了美国 "左进右退"的大调整。
　　继任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继续与苏联"全面对抗"，同时更积极地实施促进民权、改革税务、支持工会、"摆脱贫困"、打击黑社会、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的"左倾"政策，逼迫大资本右翼保守势力向产业工人和弱势群体妥协让利，建立"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 。其结果是，不仅铲除了黑手党和与其相关的腐败政治，彻底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而且扭转了美国政治经济"北重南轻"的长期失衡。在整个60年代，美国经济以5%的年均增长率快速发展。
　　第二次是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越南战争的失败、石油危机、美元危机、经济衰退、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反战运动引发的左翼人权运动等不仅严重撕裂了美国社会，也使美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而此时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全面出击，其强势与美国的疲软形成鲜明对比。
　　1981年里根上台后，立即摒弃了缓和政策，宣称要打败苏联"邪恶帝国"，全面升级美苏对抗。里根一方面与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西方右翼保守力量呼应配合，重整反苏阵线。另一方面通过削减个人所得税、缩减社保福利预算、打压工会、冻结最低工资、推行由大资本主导的"供给侧经济"等右倾政策，强势整合美国政治。随着美国社会"右进左退"的大调整，美国经济也进入第二个高速发展期：里根主政期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3.6%，实力大增。
　　可见，美国在以上两个困难时期，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政，都通过与"强敌"苏联的全面对抗，强力推动国内的调整与整合，逼迫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从而迅速扭转不利局面，使美国"更加强大"。
　　而这两个时期的苏联在面临快速变化的国际局势、尤其是美国采取强势对抗姿态时，未能及时调整政策，而是随着美国的步调以硬对硬。这不仅使"苏联的巨大威胁"成为美国内部整合的助力器，而且使苏联内部的因循守旧，日益僵化。经济长期依赖重工业，导致发展失衡和效率低下。社会上官僚特权泛滥，腐败盛行。最终导致内在发展动力干涸，国家凝聚力衰退，民族自信心失落。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时，苏联已经病入膏肓。
　　乱局更甚
　　今天的美国，内外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对外由于自小布什以来的对外政策乏善可陈，美国的领导能力和信誉都显著下降。对内由于有利于资本的分配体制、日益"赋权化"的福利制度、政治化的工会体制、利益集团的固化以及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支撑的消费型经济，导致资本不断外流和产业空心化。其结果是大资本鲸吞了经济全球化的巨大红利，而薪酬阶层和农民为主体的中产阶级的地位下滑。这不仅持续拉大贫富差距，而且将建制派政治精英–围绕政治体制和公权力形成的权力集团–推入了结构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要依赖已经全球化的大资本以获得不可或缺的资本扶持;另一方面却要迎合反对全球化的选民以赢得同样不可或缺的选票。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右翼保守的福音派在美国政治中的异军突起，左翼自由派高调维护种族、教派、性别、民权的绝对平等，把持道德制高点，导致了"政治正确"在政治、舆情、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滥觞。两相对撞的结果，是打翻了建立在多元种族和文化之上的美国"大熔炉"。美国政治中拉动选民的已不再是候选人的政策主张，而是其在"泛政治化"议题(性取向、堕胎、种族/教派关系、女权等)上所持的立场。而这些议题上的冲突，反映的其实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矛盾，因而很难妥协–不能妥协的民主政治必然导致民粹和极端。其结果是美国政治板块不断向左右两个极端拉伸，形成难以逾越的政治鸿沟。
　　正是在此乱局之中，与政治体制以及建制派毫无瓜葛、出身大资本家却高举反体制、反精英大旗的特朗普赢得了2017年总统大选。
　　战略动因
　　特朗普乱中取胜，与建制派格格不入，执政也无章可循。但总统大权在握的他却精明地认识到，要为自己博出生存空间，就必须在两个领域有所作为。其一，在因涉及根本利益而棘手的重大议题上–伊核、朝核、赤字、债务、税改等–标新立异，甚至不惜蛮干;其二，与大国发生纠缠，甚至不惜以无赖耍横为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样一来，在重大议题和大国关系上有巨大相关利益的建制派就不得不与他打交道，他也因此获得与建制派讨价还价的筹码，并掌握主动权。
　　事实表明，特朗普在这两个领域的蛮干达到了目的。但他得到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和建制派最关键的共同关注点：中国。通过与中国在贸易不平衡上的纠缠，特朗普已经体会到建制派在中国问题上战略构想：这就是树立中国是"美国最大威胁"的强敌形象，进而通过与中国的对抗来推动美国迫在眉睫的战略调整和内部重建，使美国克服乱局，重新焕发。
　　显然，这个战略构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始发于奥巴马的"再平衡"战略。但建制派认定"再平衡"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中美之间的互相依赖使美国制定任何制华政策都会引发内部利益集团的剧烈斗争而难以见效。但是，随着中美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美国想要遏制中国的冲动也日益强烈。建制派中右翼的共和党和左翼的民主党都一致认为，"逆转"中国崛起已时不我待。为此，必须釜底抽薪，打掉中美之间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和中国"脱钩"。
　　但与中国"脱钩"必将导致美国政治与经济利益结构的重建，重建过程中强大的反对力量，首先要破局。不破不立，只有打破现存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才能开始重建。特朗普上台不到一年，已经取得了数项重大的政策突破：退出巴黎合约和伊核，大幅度增加军费，减税、限制外来移民、大幅度消减外交经费等等。这些"破局"之举，如果没有右倾保守力量支持和推动，是难以想象的。而特朗普的这些"破局"举措，也使能源产业、军工集团、华尔街、福音派等右翼利益团体大获其利。美国"右进左退"的战略大调整已然开始–"里根模式"悄然再现。
　　其次，通过与"强敌"的对抗的来迫使相关利益集团妥协让步。建制派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坐实中国是"集权体制下的非市场经济"，在中国与西方经济之间划出一条意识形态的分界线;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双边谈判，重写游戏规则，借此打破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最大优势–全面完整的产业链，与中国"脱钩";通过贸易战在美国民众中树立中国是"敌人"的形象–这就是《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用"经济侵略"来界定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用心所在。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战中表现出来的不守信用出尔反尔，其实是他和建制派不断磨合妥协的产物。
　　特朗普正是在"破局"和"树敌"这两个关键点上发挥了作用，因而撞对了建制派的战略方向。老道的基辛格指出：特朗普的胡打乱撞或将在"无意间结束一个时代"。
　　美国对华采取强硬的对抗姿态，目的不仅是为了阻碍中国发展，更是为了通过与华为"敌"，推动美国内部必要的结构整合。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而是跟着美国的步调"硬碰硬反击"，就很可能按照美国的战略轨道进入全面对抗的"中美新冷战"，成为美国战略转型期间内部矛盾的调和器和推动美国内部整合的助推器。
　　从长远看，由美国挑起的中美对抗，其实是双方整合内部、重新焕发的赛跑。要赢得这场赛跑，中国需要更聪明一些，保持定力和理性，不仅专注对方的脚步，更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借此不断壮大自己，使自己的脚步更加有力持久。(作者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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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8/8/30   发布时间：201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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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动贸易摩擦的理论之谬与实践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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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甬军、张记欢  来源：光明理论

　　中美建交近40年来，中美双边贸易额增长达200多倍。当前，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早已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两国经贸关系高度依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研究表明，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不仅对两国本身，同时也对世界经济增长举足轻重，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一良好关系对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起到了“动力源”与“加速器”的作用。
　　但是，2017年下半年至今，美国高擎贸易保护主义、霸凌主义、单边主义的大旗，挥舞201、232、301调查的大棒，挑起了一场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中国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反制措施。目前这一仍在进行当中的贸易摩擦，必定会对中美两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广泛的影响。
　　01
　　美国挑起贸易战有违经济学理论
　　首先，让我们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西方经济学经典作家的观点来看中美贸易摩擦。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来，自由贸易理论逐渐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并成为指导国际经济发展、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思想。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两国之间应该相互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处于劣势的商品，从而通过自由贸易实现“互利共赢”。此后，大卫·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中发展了斯密的构想，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的另一重要基石——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认为两国的贸易条件并不需要那么“绝对”，他指出两国贸易的基础是生产率的相对差异，只要各国内部的两产品劳动生产率不同，国家间就存在贸易的可能性，每个国家可以出口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从而可以实现对两国均有利的国际分工，使得两国可以在国际贸易中扩大生产能力、增强消费能力、实现经济发展。上述两本著作都对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有较为深刻的剖析。斯密指出“以高关税或绝对禁止的办法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够生产的货物，国内从事生产这些货物的产业便多少可以确保国内市场的独占”，这“对享有独占权的各种产业往往给予很大的鼓励，并往往会使社会在那种情况下有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产转用到这方面来”，然而，这是将“国家的劳动由较有利的用途改到较不利的用途”。李嘉图认为这将“迫使资本流入了本不该流入的行业，这就减少了商品的总产量”。李嘉图更是剖析贸易保护虽然使得部分产业被保护起来了，但是消费者和其他制造商将“必须支付额外增加的价款”，他因此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
　　从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来解读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短期来看，美国提升关税、限制进口，虽然会增加美国的税收收入，提升本国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增加美国国内相关企业的营业收入。但这会抬升相关产品的一般价格水平，使得消费者在购买该项产品时不得不接受更高的价格，不得不减少对产品的需求量，不得不承受消费者利益损失；同时这将提升以被限制产品为中间产品的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企业负担，严重者会由于中间品供给和生产成本等问题破产倒闭。在美国本次加税商品清单中，大部分产品是供美国企业生产所用的中间品，美国重型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制造公司等纷纷表示受贸易战提高关税的影响，公司成本被迫提升，利益受到损害。美国劳工部也不得不承认，过去一年美国消费品价格上涨2.9%，为6年来最高增幅；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粮食和能源商品价格上涨2.4%，这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大增长。
　　长期来看，这种措施扼杀了美国国内市场的竞争活力和消费者对于产品多样性的需求，它所保护下来的可能是在国际市场上不具竞争力的低质、劣质产品，这将严重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诉求。一些在贸易战中被保护起来的相关行业将呈现出“朝阳产业”的假象，虚假的繁荣可能会蒙蔽市场，使其在资源配置方面失灵，导致大量的劳动和资本向该行业集聚，损失了这些生产要素在其他行业可能创造的更大的社会价值。这样的假象也可能引致相当规模的“潮涌”现象，即过度的剩余生产能力引起的投资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等突出问题，为未来的生产失序埋下伏笔。
　　其次，让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来看中美贸易摩擦。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的观点对于当下中美贸易摩擦依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曾自述其走上经济研究道路的最初动因就是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他虽认可保护关税制度对于发展生产力和形成现代工业体系的作用，但是从促进社会更大发展、加速社会革命的角度出发，马克思归根结底并且在原则上是赞成自由贸易的，他指出“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
　　恩格斯在《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一文中用大量翔实的案例展示了自己对于两者的态度。恩格斯认为国家起步阶段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是有必要的，但是当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只有实行自由贸易，“巨大生产力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在他看来，前期通过在国内市场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在国外市场实行自由贸易极力推销自己商品而“成了一切最重要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者”的英国，之所以能够在之后突破对外贸易增长这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并且更加巩固了它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及时实行了自由贸易制度。恩格斯形象地指出保护关税制度“一旦实行起来就不容易再摆脱了”，它就像“一种无穷的螺旋，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把它转到头”。他进而指出，当时处于快速发展的德国因为突然实行“最坏的保护关税制度”，培养了大量的托拉斯，杀害了“一只下金蛋的母鸡”；法国则因为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吃了苦头”，保护关税制度愈来愈成为生产方式发展与进步的“绊脚石”，要想改变，就只能是“实行大胆的自由贸易”，把法国工业家“带到同外国对手竞争的新鲜空气中去”。有意思的是，恩格斯写作这篇文章时，美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正面临着实行保护关税还是自由贸易的抉择。恩格斯认为，美国在之前的发展初期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有益于国家发展，但在当时已变成了发展的障碍，美国应取消保护关税制度，实行自由贸易，而且“取消得愈早，对一切人愈好”。他曾预言“如果美国实行自由贸易，它十年以内将在世界市场上打败英国”。
　　历史总在长叙事中展现相似之处，给人以借鉴与警醒。当下的美国早已实现了恩格斯的预言，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看，两国早已超过了需要凭借保护关税制度来保护发展的阶段，实行更大力度的自由贸易才是实现更伟大发展、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法宝。这一次，当美国再一次面临实行保护关税还是自由贸易的抉择时，却选择了贸然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挑起了贸易战争，这将会导致美国出现严重的托拉斯，这实际是在“保护生产者”，而“防御消费者”，最终会使自己进入“无穷的螺旋”，阻碍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进步。如果美国执意延续贸易战争，那么恩格斯对于英国的预言——“当英国工业家认为自由贸易会使他们破产，并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对付外国人竞争的时候，这些竞争者抛弃今后毫无用处的保护关税制度并且用自己的武器——自由贸易去摧毁日益软弱的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关头也就来到了。”——将会在美国身上再次得到验证。而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坚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实现超越发展的关键。
　　最后，让我们从萨缪尔森的观点来看中美贸易摩擦。
　　保罗·萨缪尔森是197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美国在该奖项的第一位得主。从长期的研究经历来看，他无疑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早在1938年他就用简明的推理论证了贸易均衡使得每个国家在贸易条件下比在自给自足条件下的状况有所改进；关税和限额的取消对贸易双方都有利；自由贸易是可以实现的最优的贸易政策。1977年萨缪尔森又和多恩布什、费希尔在李嘉图比较优势框架下进一步指出，在两国贸易中，当一国的各商品生产率相对于另一国无差别地、成比例地提升时，两国均能够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实际收入。1983年在其著作《充满灵性的经济学》中，萨缪尔森更是坚决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认为关税和限额是“有害”的，强调自由贸易应该坚持到底。
　　但是，2004年萨缪尔森发表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的一篇名为《主流经济学家眼中的全球化：李嘉图—穆勒模型给出的证明》的文章，却似乎对自由贸易产生了质疑。该文以两种和三种产品的中美贸易为研究对象，并指出：相较于自给自足的情况，中美两国依靠自身比较优势进行自由贸易可以实现专业化分工，将会提高全球总收入，并提升两国人均实际收入；在两国已经处于自由贸易状态的情况下，当中国原本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部门发生技术进步（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时，世界产出将会提升，美国也将由于这一进步提高实际人均收入，但是中国就有可能要承受人均收入下降的“痛苦”，产生“自我贫困化”现象；当中国原本处于比较劣势的生产部门发生技术进步（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并且足以降低美国在该部门产品的产出时，中国将会当然地受益，而美国将长期遭受实际人均收入的损失，甚至将会被逼回自给自足的状态。
　　该文一出，一些高呼中美贸易让美国“吃亏”的人将之作为支持美国实行贸易保护甚至发动贸易战的理论依据。这其实是对文章的过度解读甚至是有意误读。首先，该文所得出的结论只是在精心挑选的极个别、极特殊的生产率状态上进行的数字实验，并不具备一般性。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程文利和中央财经大学的张定胜2007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的生产率提升真的会损害美国吗？萨缪尔森例子的拓展》，就沿着与该文同样的思路拓展研究发现，若其他方面条件不变，当中国持续发生进口偏向型技术创新时，中美贸易模式将会发生丰富多样的变化，其中可能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只是阶段性“插曲”，并非“持久”的，当技术进步继续深化到一定程度时，中美两国都将从中获利，也即：从长期来看，自由贸易及其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力”将会为双方释放更多的红利。其次，极个别的离散的点并不能描述连续的、动态发展的累积过程，针对特定生产率状态点的双边利益研究，忽视了在过去40年中已被理论和现实所验证的事实,即中国的开放、两国的贸易以及中国各个生产部门的技术提升，已经为两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没有考虑未来两国自由贸易深化带来的累积效应。再次，现实当中，美国从来没有停止过技术探索，并且可以预期在一定时期内依然会保持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其不断涌现的新的科技创新正在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所以，仅靠文中中美两三个部门的生产率相对演化的简单数据结果，就呐喊美国“吃亏”，是夸大了理论结果的现实应用性。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指出的，即使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现实中却是不重要的。最后，萨缪尔森在文中已经特意强调，该文结论“并不意味着国家应该或不应该引入选择性的保护主义措施。即使自由贸易世界中随机演化的比较优势会带来真正的伤害，民主国家为自卫而想方设法采取的行动常常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且明确指出“自由贸易实际上可能是对每个国家最好的选择”“关税是经济动脉硬化的诱因”。
　　综上，通过分析萨缪尔森的国际贸易思想并对其2004年的文章进行辨析，对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更大程度的开放是可以期盼的最好结果。中国的科技进步、生产率提升总体上对中美双方是有益的，美国通过科技研发不断巩固的传统比较优势和创造的新的比较优势同样也在产生更大的收益。从更加全面的视域分析中美产业部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中美双方的利益仍然处在正向提升的阶段。因此，美国以中国技术进步为借口发动的贸易摩擦，是没有理论依据的。
　　02
　　在提升动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积极应对贸易战
　　第一，以“战”止“战”，回归谈判。
　　美国对中国发动有针对性的贸易战，是希望打乱中国制造强国和贸易强国的建设步伐，影响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从而避免中国的发展“危及美国第一”，并妄想在中国复制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但是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面对贸易霸凌，中国从来不缺“战”之决心，同时也不缺“战”之信心。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硬实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初见成效，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新一轮消费张力的爆发是可以预期的。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脱贫攻坚战，这为抵消贸易战的影响打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未来几年大量的脱贫人口仍将迸发出巨大的消费力。美国试图阻止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可是5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10年来金砖合作的深化发展、4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已经使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获得了全世界的支持，这些都是打赢这场贸易战的重要资本。
　　但是，“迎战”不是为了“战”，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大量研究表明，大国之间的贸易战会耗尽贸易利得，必定“两败俱伤”，而且会对全球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中美发生贸易战对于两国的互损程度、对于世界的波及广度与深度将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解决贸易问题的重要途径依旧是理性对待双边贸易诉求，回到谈判桌前，通过谈判探讨合理的、对于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关税等政策。
　　第二，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美国挑起贸易战，践踏了自己主导缔造的国际经贸体制，动摇了国际经贸秩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引发了国际社会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徘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正如曾担任过世界贸易组织顾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在其著作《今日自由贸易》中所指出的，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够为了捍卫自由贸易理论而去据理力争”。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伟大发展成果，得益于把握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历史机遇，中国深知“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而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还远远没有释放完全。面对世界的迟疑，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给出了“中国答案”：“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他还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呼吁，“我们要继续做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
　　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新方向应该有更加开放的姿态。党的十九大向世界宣告“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为此，必须在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进行大胆而卓有成效的实践创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世界才能更加便捷地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中国和世界才能够以更大的韧性对抗美国贸易战的影响。
　　第三，增强学习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增长的方法》中认为，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中真正重要的不是静态比较优势，而是动态比较优势，而动态比较优势关注的最重要的“禀赋”是学习创新能力。学习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以演化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甚至可以颠覆传统的、静态的比较优势，带来巨大的“创造性毁灭”效应。在现阶段中美两国贸易摩擦过程中，美国关注的核心在于部分行业贸易利得的变化，这是一种以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审视动态演化的比较优势的思维逻辑，缺乏时代前沿性。必须承认的是，当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中国应该着力于增强学习创新能力，培育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用够硬的科学技术把握自己的“命门”，用够强的科学技术更自信地打开大门。
　　（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8/8/29   发布时间：201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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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岛：警惕！美欲在贸易战外开辟“第二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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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喆  来源：微信公众号“侠客岛”

27日报道，如今看来，美国是铁了心要在贸易战外开辟“第二战场”了。

8月23日，特朗普召开相关会议，与国会议员和内阁官员专门讨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作为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该法案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更加严格审查外资收购美国公司。

更新的内容很多。比如将CFIUS审查期限延长，从原来的30天延长至45天，“特殊情况”下的调查期限还可以再延长15天；同时强制书面申报，即如果一项交易导致某外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拥有“重大权益”的外国人收购了美国企业的“重大权益”，各方须在交割前不超过45天提交一份书面声明。（侠客岛注：简单理解，就是如果某企业/个人是被其所在国的政府控制的，该企业和个人在收购美国企业时，各方需要提交书面声明）

联系到过去一年，美国政府多次以国安为名叫停中资背景企业收购美国公司，这一变化无疑有着明确的指向性。

事实上，会上，特朗普本人虽未将法案直指中国，但汤姆卡顿、卢比奥等国会议员均赤裸裸将矛头直指中国，称“该法案为解决中国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几段发言很有意味：

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是什么？美国为什么拿起这个武器？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应该怎么办？弄清楚这些问题，或许有助于我们在贸易战的关头，更好地应对一系列挑战。

双刃剑

简而言之，外国投资是国际经济往来中的一种经济现象，它们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化程度有巨大推动作用。但由于外资可能带来技术外流、产业被外国企业垄断，甚至对国家构成安全威胁，因此，各国基本都建立了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这一制度本质上是一把双刃剑，“缺位”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越位”则可能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贸易便利化的大趋势。因此，寻找“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的平衡点，是大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一定程度上讲，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一国外资管理的底线，一般情况下行政管理部门都不愿意触发审查。但随着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美欧等国对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有强化趋势。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是最早建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国家。其制度在立法体系、程序方面都较完善，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法律制度模板。我国现有的安全审查制度，也对其有所借鉴。

二战后，美国主要有三部比较重要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法律。一是1988年美国通过的《1950年国防生产法案》，将最初的审查决策权以及调查职责，转交给CFIUS。其背景主要是应对日本、德国等在美国兼并企业的高潮。最典型的是1987年日本富士通公司企图购买仙童半导体公司80%股份，由于仙童半导体公司负责为美国国防部门生产电脑芯片，这一跨国并购遭致了美国国防部门的大力反对。

二是1992美国通过的《伯德修正案》。这次修正案增加了两条提起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可能性。第一，提出并购的企业，是其所在国的国有企业或者受到外国政府控制；第二，该跨国并购可能导致在美国从事州际贸易的人受到控制，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

三是2007年通过的《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该法案旨在加强CFIUS对于跨国并购安全审查的力度，对“国家安全”界定扩大化，从传统国防产业扩大到港口、电信及石油等。这一法律的背景，主要是2001年的“9·11”事件。

客观说，在这三个阶段，美国并未将矛头直指中国，彼时，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美国的并购审查有相当数量，而美国总统直接对中企在美并购行使否决权的案例也只有三项。

其实美国的逻辑很简单，我是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我的市场世界第一，我的货币是全球货币，来了就要受我的法律约束，不想来还有很多国家想来。

蚂蚁金服收购Money Gram被美叫停

“敏感主体”

其实，该法案在国会中研议多年，但一直未得到大规模推动，直到特朗普上台后“大刀阔斧”才加速通过，并被列入国防授权法。

无疑，对于中国来说，这次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具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意义。

首先是新的冷战思维。面对“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美国特朗普政府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没有从自身的体制机制中找原因，而将中国作为美国全方位和全球性的战略竞争对手。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进而团结西方国家，尽最大努力遏制中国的崛起、孤立中国。

其次是新的审查权限。这次美国白宫官员特别强调，要增强CFIUS的权限，让他们能更佳处理相关事件。事实的确如此，新法案规定设立CFIUS基金，自2019年至2023年每一财年提供2000万美元资金；

同时，法案给予CFIUS更大权限，确定了四种新型的“受管辖交易”，将“新兴和基础技术”划入“关键技术”的定义范畴中，规定了外国投资委对书面申报作出回复的期限，延长了外国投资委的审查期限，允许提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委托提交）书面声明，规定外国投资委有权收取申报费用，并确立了识别无需申报交易的流程。CFIUS在规范外国投资敏感科技，尤其是与军事相关的敏感科技方面，可以加强审议。

再次是新的重点审查国家。对于中国这个名副其实的“敏感外国投资主体”，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动作可谓司马昭之心。更新法案的加强报告要求，商务部长每两年（至2026年）应向国会和外国投资委提交一份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报告，包括对对外直接投资总体状况说明和按金额、NAICS代码、类别和政府控制情况分类提供的明细。报告还应包括对中国投资模式以及这些模式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匹配程度的分析，并确认对全面收集中国投资信息的任何限制。

最后是新的“管辖国际化”趋势。美国作为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法律管辖全球化、“长臂管辖”特点突出。新法案在国家安全审查领域，已从原先的“属地原则”过渡到“效果主义”，针对在美国实施跨境并购、影响在美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方变化的审查进一步突出。另外，法案规定要加强与盟友的信息共享。CFIUS在基于国家安全目的及遵守保密要求的前提下，向美国内政府机构或美国盟友或合作伙伴国的政府机构披露信息的能力增强。

如何应对

无疑，从当下来看，投资战已经正式成为美国在中美贸易战外开辟的“第二战场”，“国家安全”也再次成为美国实施保护主义的借口。那么，在此情况下，中国该怎么办呢？

答案很简答，还是两条成功经验不动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早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主旨演讲上，习近平主席就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也正是在博鳌，习主席在投资方面向世界作出了庄严的承诺，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和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今年，中国政府推出2018版中国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性条目压减24%，大幅放宽金融等服务业、汽车等制造业外资股比限制。今年上半年外资投资数据也证明了效果，实际使用外资683.2亿美元，同比增长4.1%，美国在华实际投资金额同比增长29.1%。

不可否认，“国家安全”是经济安全的底线，但绝对不是借口。正常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可以理解，但必须明确，滥用安全审查必然会阻碍正常的全球经济秩序，损害投资国以及东道国的利益，破坏国与国之间的商业信任。

在今天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说，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

这也是中国利用外资的积极而开放的态度。

来源时间：2018/8/28   发布时间：2018/8/28

旧文章ID：16888

杨光斌：历史残酷，看中美关系不可浪漫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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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贸易战，进一步揭开了中国舆论场的真实生态。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过去“冒进”的对外政策让美国感到害怕，贸易战是对中国的一种反应性政策。如果真是这样，中国采取低调的对外政策就应该可以避免中美贸易战乃至其他方面更严重的冲突，中国似乎就可以闷声发大财，中美之间永远相安无事。
　　一厢情愿莫过如此，浪漫主义如此无度。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大国之间的国际间政治，不是两国之间的事，而是事关“国际体系”的大历史。对美国人来说，正如亨廷顿在其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中直言，“国际体系”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体系呢？
　　第一，经过30年宗教战争打出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规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过去欧洲人都是地区认同或宗教认同，此后便是民族国家认同，因此，这个体系首先是确定了民族国家的主权、疆界等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一般人认识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到此为止了。
　　事实上，威斯特法利亚体系还有第二个更重要的性质，那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这是因为，西欧民族国家一经诞生，便开始了海外扩张进程，贸易和战争是欧洲国家成长的两条腿，这样到1900年，全世界基本上都成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的主导者先是英国（1700-1900），然后是美国（二战之后）。
　　在建立帝国主义性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过程中，出现过几个波次的挑战。先是法国的拿破仑战争，接着是德国，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挑战英国霸权。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都属于一个文明类型的挑战，即都属于基督教文明一脉的西方文明，因此法国和德国的挑战属于争夺“领导权”，并非旨在改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帝国主义性质。第三次挑战则是来自有着东正教背景的又信奉共产主义的苏联，东正教和基督教同源，后来分家，也算是兄弟文明关系吧，但是共产主义则是美国式自由主义民主的替代性理想，因此，这次挑战不但是要改变“领导权”，还要改变帝国主义体系的性质。
　　苏联失败被一些美国人狂呼“历史终结了”，即美国式政治制度是人类最终也是最好的制度形式，而且美国再也没有敌人了。对此，作为美国右翼白人保守势力代表的亨廷顿立刻站出来，指出还有“文明的冲突”呢。对于亨廷顿而言，仅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历史（不到500年）而言，历史是终结了；但是，现存的世界秩序并非无本之木，目前的也不是永恒的。回望世界大历史，500年前（公元1000-1500年）的世界是什么样的？2000年来的世界又是什么样的？
　　公元1000-1500年的500年里，欧洲正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在几个世纪内，基督教文明和临近的伊斯兰文明之间进行了十几次的“十字军东征”，基督教和东正教之间也发生过严重冲突。从过去联系到当下，即1970年代以来的伊斯兰教的“复兴运动”，亨廷顿认为，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就将发生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果不其然，刚进入新世纪，2001年就发生了“9·11事件”。
　　虽然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迫在眉睫，但伊斯兰文明的挑战不具有根本性，因为没有“核心国家”的伊斯兰文明很难撼动西方主宰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那么，谁有可能撼动这一体系呢？
　　亨廷顿把目光投向早在2000年前就在东亚秩序中居支配地位的中国文明（他称为“儒教文明”）。在1997年给《文明的冲突》的“中文版序言”中，亨廷顿这样写道，“如果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原因很简单，中国的规模。亨廷顿援引1994年李光耀的说法：“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0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
　　基于中国的规模，相信“修昔底德陷阱”的亨廷顿更相信，“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持续10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其能够保持统一（似乎是可能的），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做出反应。
　　在《文明的冲突》发表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不但保持着政治稳定和连续性高速经济增长，还早就走出了亚洲，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很快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会对主导“国际体系”的美国人构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也不接受“太平洋足够宽广”之说，因为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太平洋是美国的“内湖”。
　　中国多次声明不挑战美国的主导权，但是美国不能接受中国的发展。考虑到来自一个超大规模的异质性文明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就有遏制中国的大战略，只不过“9·11”暂时性地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中国则很好地把握了新世纪的战略机遇期。在美国，出于对“接触中改变”中国政治战略的失望，以及为了转移美国国内已经激化了的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和民族矛盾（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民粹主义”），美国政界、学界和商界的对华态度大变，试图以“遏制战略”代替对中国的“接触战略”。
　　理解了“国际体系”的大历史，就知道那种认为中美贸易战源于中国“冒进”的政策的看法是多么浪漫主义。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右翼白人的战略思维是，对内担心移民对“美国信条”的冲击所形成的“国民性危机”，外则担心谁将挑战白人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国右翼白人依然沉迷于“白人优越论”，因此不管你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只要威胁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盎格鲁-萨克森人主宰的世界秩序，都要“遏制”。想想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那斯拉夫大使馆吧，那时两国可处于“蜜月期”，1997年江泽民主席是10年来第一次访美的中国国家元首，1998年美国克林顿总统回访中国，但是美国依然对中国发动了事实性战争行为。
　　对于“白人优越论者”而言，除非中国不再是中国人的中国，除非中国不再是儒家文明的中国，除非中国和过去一样陷于贫穷落后状态，否则，中国的发展必然被视为根本性威胁，中美之间必然存在“文明的冲突”。看不到这一点，就没法理解李慎之先生说美国人是“优势下的恐惧”。中美关系是一场事关世界秩序的大棋局，国内切不可自欺欺人，更不可以浪漫无度。

来源时间：2018/8/27   发布时间：201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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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

王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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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缉思  来源：《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

　　[内容提要] 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主要思想基础。国内民主是这套简单划一的价值观的制度基础。社会多元化带来的民主外延的扩大，扩大了美国价值观的社会适应性，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多数人的专制”。它逐渐超越了白人种族主义和基督新教的“天命观”，在对外事务中演化成特殊形态的美国民族主义，造成了霸权思想的膨胀。美国人在追求民族私利的时候很少有道德顾忌，充满自以为是的领袖欲望。同时，在美国的权力制衡、决策机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仍然存在着某些自我约束、自我反省的因素。
　　关键词：美国/霸权/意识形态/民主

　　在冷战后的世界上，一提起“霸权”，人们首先甚至惟一想到的是美国。关于“霸权”的定义，国内外已有不少著述论及。[i]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霸权是“在国际关系中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别国的行为”。[ii] 美国的一本权威辞书对霸权（hegemony）的定义是：“领导、权威或影响，常指在联盟或邦联中一个国家或政府的政治支配地位（political dominance）”。[iii]
　　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关于霸权的看法有一些微妙而重要的差别。正如上引词典所界定的，在中国人眼中，霸权首先是一种“行为”，一种主观决定的政策，而不是指一种客观态势，于是有“称霸”、“争霸”的说法。霸权一词含强烈的贬义，让人联想到称王称霸、专横霸道、倚强凌弱的做法。将霸权当作“主义”来推行，就带有更加严重、恶劣的性质。所以，我们常常声明，无论将来中国如何强大，“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受到西方霸权的压迫，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还受到苏联霸权的威胁，所以对世界政治中的霸权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英文中的hegemony则是源于古希腊语的一个比较深奥的词，没有明显的贬义。它指某个国家、国家集团或政权所处的超群的优势地位或能力，而不是指一种行为或政策。hegemony有“支配”的含义，但很难体会出“横行霸道”的味道。一般英文词典上没有“霸权主义”（hegemonism）的词条，西方学术专著也很少使用“霸权主义”这个概念。所谓“霸权国”或“霸主”（hegemon), 亦是一个中性词，指“有能力确保管理国家关系的原则、并愿意这样做的国家”。[iv]因此，对于美国被别的国家称为霸权国，一般美国人并不敏感。[v]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其近著《美国实力的悖论》[vi]中谈到：“‘霸权’是俄罗斯、中国、中东、法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不时使用的一个责骂用词。在美国的软实力影响大的国家里，这个词不经常使用，使用中也没有那么多的贬义。如果霸权意味着有能力强行制订或者至少支配国际关系中所使用的规则和安排的话，那么今天的美国很难说是霸主。……如果更谨慎一点，把霸权界定为一个国家比其他国家拥有多得多的资源及能力的一种局面，那么它仅仅表示美国的优势，而并非一定表示支配和控制。”[vii] 奈在这里也说“霸权”不一定是贬义。他也把霸权描述为一种能力或地位，而不是一种愿望或政策。
　　本文将“霸权地位”同“霸权主义”加以概念上的区分，前者指一种能力和客观局面，后者指使用强权胁迫及其他损害他国权益的手段追求霸权、维持霸权的指导思想、行为和政策。霸权地位和霸权主义主要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了霸权地位就有能力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而霸权主义能够加强霸权地位。但是，两者之间又可能产生不协调，比如过度推行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会危及本国的霸权地位；某个国家霸权地位在衰落的过程中，其霸权主义却有可能更为嚣张。
　　今天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是许多国内外因素合力的产物，包括“天赋”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以及历史机遇。例如，没有苏联的消亡，就没有美国“独霸”的机会（当然，美国的所作所为也促进了苏联的消亡）。但在诸多国内外因素中，美国自身的强盛是第一位的。[viii]同理，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政策和思想，也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也应当从美国国内寻找。然而在我们对美国霸权的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恰恰在于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内根源。本文仅就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内思想基础、制度基础和所受到的国内制约，发表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 简单划一的意识形态
　　美国霸权主义的主要思想基础，是其国内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说美国人的“意识形态高度统一”，一定会遭到许多美国人的驳斥。首先，“意识形态”（ideology）在美国政治中含贬义，通常表示一种偏狭的信念。在美国的政治词汇中，其他民族和人群的信仰可以称为意识形态，而美国人持有的是一种价值观（values）、信念（creed）、精神（spirit）、气质（ethos）、理想（ideal）、信仰（faith），甚至可以称之为神话（myth）。更重要的是，美国人会强调他们社会中种族、宗教、文化背景上的多元化，以及由此派生的思想观念上的多元化。一个开放、多元而且言论自由的国家，怎么可能产生一种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呢？
　　美国社会的开放、多元和言论自由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正是美国人引以为自豪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向往美国之处。但是，“开放”、“多元化”、“言论自由”等等，本身就是带有强烈美国意识形态色彩的观念。当然，这些观念的根源应追溯到欧洲。但美国人又会说，他们的许多祖先是因为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受到不开放、不宽容的宗教迫害而迁居到北美去的，是在美国享受到更大自由的。美国人向来鄙视欧洲残存的封建传统，“把欧洲战乱频仍归咎于否定自由及人性尊严的政治体制当道。”[ix]
　　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宪法至高无上的法治等等，都是美国社会的成员一致接受并且不容挑战的原则。这些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早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例如，美国人都认为没有个人自由和私有制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美国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所争论的，不外乎如何解释和实践这些原则。在美国，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之争构成政治思想斗争的主线。但是，“即使是传统的保守主义，他们所要保守的也是自由的传统。他们所要保守的也就是形成于英国、光大于美国，从盎格鲁—萨克逊到美利坚一脉相承并扩展整个世界的自由主义大传统。”[x]在美国政治光谱中左端的激进派，则主张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激进的左派以批评美国政府、国会、资本家集团为己任，但其思想武器仍旧是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原则，即政府是为人民设立的，个人的权利高于国家的权力，因而美国人民有理由批评以至推翻自己所不信任的政府。[xi]这样，在美国人当中，连极右派和极左派也仍然有许多共同奉为圭臬的原则，互相攻击对方违反了这些原则。美国的政治主流一般都在温和的保守派和温和的自由派之间徘徊，以争取最大范围的政治共识。不管是标榜自由主义的民主党还是提倡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其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依然是相同的。
　　简单地说，将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传统核心观念是“自由”，是一种个人权利观。所有美国政治派别，都以“自由”为自己的旗帜，无一例外。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概括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表述。二十世纪末的一项民意调查问道：“你作为美国人最感到骄傲的是什么？”69%的人回答说：“自由”。[xii]如果单就意识形态来说，美国国内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或“持不同政见者”。
　　这套以“自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美国的立国之本，通过《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宪法前十条修正案）、《联邦党人文集》等经典著作化为文本。华盛顿、林肯等早期政治家的言行，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些判例，直到当代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词（“我有一个梦”），美国总统的演说、声明、国情咨文，都在体现、补充和强化这套意识形态。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一立国之本，就没有美国，更没有当今美国赖以称霸世界的实力地位。
　　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同美国意识形态不断地相互强化。美国外交中特有的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的结合，“孤立主义”同扩张主义的交替，“美国例外论”和美国人的“天定命运观”，都构成美国推行霸权政策的基础，国内学者对此著述甚丰，无须赘述。[xiii]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就其扎根于美国社会的深度而言，就其文本和其他体现形式的广度而言，就其历史生命力和世界影响而言，美国意识形态都超过历史上其他霸权国的思想基础。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xiv]激起了国内外其他民族的激烈反抗。法西斯德国的种族优越论只能在德意志民族中产生共鸣；日本称霸时期的“东亚共荣”论在日本以外的任何地区皆缺乏号召力；苏联霸权主义最终在国家内部的种种弊端、意识形态同现实生活的脱离、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叛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无法维持。相比之下，美国意识形态却能够适应新形势，补充新观念，而且万变不离其宗。[xv]
　　意识形态的简单化使美国人不容易在国际事务中“换位思考”，甚至很难理解其他国家的复杂国情。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早就发现，美国人虽然大谈个人权利，他们的思想其实非常单调乏味，鲜见有真正独立头脑的人。[xvi]作为美国人邻居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意识形态的简单化也感到难以理解。加拿大学者沙卡文·伯科维奇评论道，美国人生活在一个自己制造出来的神话当中，它“是一个由一致的意识形态联结在一起的、多元的、讲究实际的民族……，（它有）数以百计的派别，虽然彼此之间毫不相同，却都在执行着同一使命。”[xvii]美国人眼中的世界一直就是两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和以美国的敌人为代表的“邪恶”世界。美国的使命就是“捍卫自由世界”和“消灭邪恶势力”，灰色地带是不存在的。
　　从美国国内的思想论争来看，内容不可谓不丰富。但是，当通过美国人的意识形态透镜来观察外部世界时，视角又不可谓不简单。例如，堕胎问题是当代美国重要的政治议题，以强调胎儿生命权的“重生命”者为一方，以强调妇女选择权的“重选择”者为另一方，论点相当复杂，争斗十分激烈，成为总统和国会选举中政治家必须表态的问题，甚至提到“关系到国家兴衰”的高度。[xviii]但是，当涉及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时，争论双方却一致加以反对，因为无论是妇女选择权还是胎儿生命权，都是个人权利问题，同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道理找不到适当的共同点。由于美国社会精英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一致，没有任何有影响的政治派别会为本·拉登的恐怖主义活动击掌叫好，会理解和支持朝鲜发展核武器，会赞赏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的政策，会哀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消亡，会赞成中国大陆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二 立足于国内民主的霸权主义
　　不难发现，在美国意识形态指导下产生的国内体制和政治行为，与同样受美国意识形态指导的对外政策主张和行为，有着深刻的矛盾：前者倡导权力制衡，后者主张美国独霸；前者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后者否认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前者主张法律高于一切，后者经常无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前者摈弃政治斗争的暴力方式，后者动辄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前者禁止军队干预政治，后者允许国防部和军方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此等等。资中筠先生在提到美国的对外行为时，使用了“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的说法，是很贴切的。她并且指出，不能因为美国的霸道而拒绝借鉴它的国内经验，也不能因为它的民主而放弃同它的霸道做斗争。[xix]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出自同一个社会根源，同一种历史传统。美国的对内民主和对外霸道表面上十分矛盾，实则有多重的内在联系，相辅相成。美国外交学者米德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出自同一个国内民主过程。他说：“传统观点认为，民主社会不适合于在外交政策上取得成功。恰恰相反，美国外交过程的混乱，尤其是由于它植根于民主社会，长期以来总体上是有益的。”[xx]美国的对内民主给它在世界上的霸权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而它的某些霸权行为又给它的国内民主增添了越来越多的新内容。
　　美国民主为霸权行为服务，首先表现在对外霸权行为可以通过民主制度获得其合法性。美国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在对外关系中主要是国会和行政当局的分权。[xxi]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会否决了威尔逊政府加入《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的决定，成为国会同行政当局在外交上唱反调的典型事例。但是，在当代特别是冷战后的美国外交中，鲜有国会否决行政当局重大外交决定的情况。[xxii]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在国会某种认可后发动的，于是便取得了在美国政治中的合法性，或曰战争得到了国会的“授权”。
　　国会议员不是政府官员，因此在批评外国政府、指点外部事务中很少顾忌，基本不受外交口径的约束。国会通过许多外交方面的法案和议案，如损害中国主权的《台湾关系法》、充满霸权主义色彩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向外部世界施加美国政府难以施加的压力。有些国会决议对本国行政当局没有约束力，却有损外国的形象和利益。美国国会议员参与外交活动，发挥了政府官员难以发挥的某些作用。这是美国民主可以支持其对外霸权的又一个方面。
　　美国通过各种类型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倾向和看法。为数众多、政治倾向各异的教育和研究机构、慈善基金会、思想库、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都对国际问题感兴趣，愿意参与对外关系。跨国公司和财团更在海外有巨大的利益。虽然美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分歧明显，但总体上看战略目标一致，合力大于分力，分歧点仅在于达到战略目标的方式、手段和步骤。
　　对于美国普通公众和一般团体来说，由于对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和了解不多，信息来源局限于本国媒体和政府声明，加上美国媒体在全球信息传播中所处的垄断地位，多数人很容易做出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判断。即使在专业性很强、对外部世界了解相当深的思想库和大学里，对国际事务的判断标准也大同小异。例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一度高涨，但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发动这场战争的人数一直居多。即使在反战的人群中，也不会出现同情萨达姆·侯赛因的舆论。
　　这种在观察外部世界方面的舆论一律，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很容易被国内民主程序所认可。同国会议员一样，许多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前政要、外交智囊、军人、学者、教授、科学技术专家、商人、新闻媒体工作者以至普通公民，都会自觉地为本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辩护，从而加大了美国的外交活动范围。在美国同非西方国家的双边关系中，经常出现一个社会对付一个政府的局面，即在美国方面是政府、国会、媒体、民间团体、商界、学者多管齐下、软硬兼施，而对方是政府的单一渠道、同一种声音。这样，美国国内的多元化就可以成为施行霸权政策的一个工具和借口。例如，当中国人指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违背国际准则的霸权行径时，美国人会振振有辞地辩解说，此项政策也许有不合理之处，但它是以《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得到美国国会和舆论支持的。如果中国要改变美国此项政策，必须先说服美国公众和国会议员。
　　当代美国新保守派思想家布鲁姆指出，美国民主同时又是一种多数人的专制（tyranny of the majority）。他说：
　　除非反对派的意见确实有坚实的基础，大多数人的意见总是占上风。这就是真正危险的多数人专制的形式。它不是积极迫害少数人的那种专制，而是粉碎了内心反抗意志的那种专制，因为反主流原则的够水平的资源不存在，更高的正确性也不存在。只有多数派存在，多数人的决定是惟一的裁决。这种专制的可怕不在于其权力，而在于其貌似正义。……
　　在理性的政体中，由于缺乏原有意义上的、基于原则或者公正信念的阶级，理性越发一览无余。对于最根本的政治原则，人们有一个基本共识，于是对这些原则的怀疑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在贵族政体中，还有一个平民党，但是在民主政体中没有贵族党。这意味着反叛主导原则的人们既得不到保护，也得不到尊敬。……
　　思想的自由不仅要求（或者说甚至不特别要求）解除法律的禁锢，而且要求替代性观念的存在。最成功的专制不是那种用武力来保证一致性的暴政，而是让人们不知道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不能想像别的道路也能走通，不了解天外有天。赋予一个人以自由之身的，并非感情或者义务，而是思想，有理性的思想。感情基本上是约定俗成的。真正的差异是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差异。民主里的很多因素导致了对差异认识的否定。[xxiii]
　　美国国内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民主舆论”，通过上个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冷战和本世纪初的反恐战争，已经形成一种“多数人的专制”，一种布鲁姆所说的“真正危险”而又“最成功的专制”。它使美国人对世界事务的认知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趋于一致，排斥国内外真正的不同意见。这就给美国领导集团和政治精英授予了一把“可怕而貌似正义的”软刀子，让他们能够以表面上十分理性而实质上常常是非理性的方式，通过国内民主使国家的“软实力”在国内实现最大化，使美国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意志（特别是对比作为整体的欧盟和一些在国内缺乏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国家而言）。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4.6%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如此霸道，其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国内民主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句话，美国的霸权思想深深扎根于国内民主的土壤之中。
　　三 民主的扩大促进霸权思想的膨胀
　　美国国内民主的发展变化，加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充实了它的霸权主义思想。历史上的美国民主，主要是美国白种男人之中的民主。早期美国政治家中的白人种族主义倾向盛行。开国元勋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对黑人的歧视是人所共知的。连以主张解放黑奴闻名于世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也说过天性在白人和黑人之间设定了一条鸿沟，可能将永远阻止他们完全平等地生活在一起。[xxiv]早期的美国意识形态和霸权主义，是以种族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所说：“（过去的）美国决策者以种族等级来衡量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价值。他们对背离美国模式的革命，尤其是左派的革命，显示敌对态度。”[xxv]美国外交中的种族主义色彩，在对待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态度上，在越南战争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此外，国内的种族歧视，对人权的粗暴践踏，包括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麦卡锡主义，使美国民主对外界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对保卫美国起到了巨大作用，种族主义开始不攻自破。冷战初期，出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杜鲁门政府取消了美国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中，马丁·路德·金援引《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的人权原则，证明“人人生而平等”对白人和黑人同样适用。[xxvi]其后美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批新移民的涌入，对美国民主的形态和政治凝聚力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事实上的种族歧视远远没有销声匿迹，但种族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已经臭名昭著。族际平等、肤色平等、男女平等，成为社会必须遵守的“政治正确性”。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在大批新移民进入美国的时代，一个缺乏共同文化、共同种族、共同宗教的“美利坚民族”的根基是什么？依靠什么来凝聚？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解释是：美国比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需要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信念来支撑。[xxvii]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也需要更多地体现这些“美国理想”，因为外交毕竟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在外交中更多地表现美国意识形态和“民主诉求”，对其他国家而言则意味着外交中更强烈的霸权色彩。
　　美国民主中的多元化趋势，已经明显地表现在对外关系中。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对古巴实行霸权政策，才带来了古巴难民外逃，古巴血统的美国人才可能急剧增加到现在的130多万。同时，这些美籍古巴人对佛罗里达等州的地方政治，对美国对古巴的政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强化了美国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府的敌视态度。越南战争的后果之一，是越南统一前后大批越南南方人移民到美国。现居住在美国的越南移民已经超过了100万。亚太血统的美国人现有总数达1250万以上。在美国的外交系统、军队系统、情报系统和跨国公司中，少数族裔和非白人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些涉外系统雇用美籍亚洲人去担任同亚洲各国相联系的工作；用美籍拉美移民去加强同拉美各国的联系；用美籍伊朗人、美籍阿拉伯人去收集有关中东地区的情报，从事反恐斗争；在驻韩美军中利用有韩国血统的官兵同韩国人沟通……。同时，美国政府很少担心这些少数族裔的美国人会被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国家利用来对美国策反。这是美国外交在心理和手段上的重要优势。在人才的使用上，美国能够不拘一格。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基辛格，出生在波兰的布热津斯基，出生在捷克、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官阶最高的女性的奥尔布赖特，父母来自牙买加、本人出生在纽约黑人区的鲍威尔，都是美国多元化在外交上的代表。对他们的重用，不仅为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添砖加瓦，也有利于加强国内少数族裔的向心力。[xxviii]
　　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所占数量、比例和政治影响的增加，一方面对社会凝聚力和美国的白人文化传统形成了挑战，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近几十年来进入美国的新移民，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活跃分子，增加了美国对外扩张和“人权干预”的动力。在美国定居的外国人和新移民中的政治活跃分子，通常是原来国家内部的反对派，不少人以受本国迫害为由，想通过他们的“新祖国”去实现在故土没有条件实现的目标，力争在美国长期居住并发挥影响。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往往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加积极地要求美国加强对外干涉的力度。可以说，对外国内政的干涉符合这部分美国公民的“民主要求”。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中，民族宗教问题十分突出，对日益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也构成重大挑战。 克林顿在他1993年的就职演说中强调：“现在内政与外交之间已不再有明确的界限。”[xxix]这一点在民族宗教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9·11事件对美国的一个警示，就是世界范围的民族宗教问题，特别是伊斯兰的激进思想和势力，如果任其发展，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国内稳定和团结。9·11把世界范围内“文明的冲突”进一步延伸到美国国内，加剧了政治主流同种族、宗教、文化多元的矛盾，加剧了社会控制同公民权利的矛盾，加剧了开放的移民政策同排外情绪的矛盾。缓和这些国内矛盾的方法之一，就是以反恐为旗帜，打击国际上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和“邪恶国家”，巩固美国的世界霸权。
　　在国际上反恐和在国内缓和内部矛盾的这种微妙关系，对美国领导集团来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9·11之后，美国领导人反复强调，恐怖袭击的原因同美国的中东政策无关，也不是“文明的冲突”。他们对9·11的解释，是美国代表着自由、民主、人权、宽容的理想，因而遭到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邪恶国家”）的嫉恨；后者代表的是专制，是偏狭和仇恨，是对人类尊严、自由和生命的藐视。把9·11视为对美国民主制度和理想的攻击，为美国人所普遍接受。在9·11当天发表的演说中，布什总统就说：“美国成为攻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在世界上代表自由和机会的最明亮的灯塔。”[xxx]在9·11之后两个月，布什在穆斯林斋月前夕发表讲话，对美国和全世界的穆斯林致以“热烈的问候”，称颂伊斯兰教“教导人们仁爱、怜悯与和平”，“它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宗教之一，现在美国已有几百万信众”，并宣扬美国正在通过人道主义援助，重建阿富汗。[xxxi]12月13日，布什又向穆斯林祝贺伊斯兰新年。这些姿态，旨在表示美国的“兼容并包”和“仁慈”，企图把外部世界对美国霸权的不满和反抗，统统归入“反自由、反民主”的行列，从而加强国内凝聚力。
　　纵观历史，可以看到一个不变的美国信条，即深信“国家的伟大有赖于为自由而创造安全的世界。”[xxxii]随着国内的社会变化，特别是种族、宗教、文化多元化和民主外延的扩大，美国霸权的社会和宗教基础逐渐从白人种族主义和基督新教的“天定命运观”过渡到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适价值观”。[xxxiii]布什总统在2002年美国独立日的演讲中说，今天“没有美国种族，只有美国信念。”（“There is no American race; there’s only an American creed.”）[xxxiv]如果美国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为其霸权行为提供了思想基础的话，民主则为其霸权行为提供了制度基础，使美国人在国家的旗号下团结对外。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霸权思想的膨胀，是同美国民主的逐渐扩大和多元化趋势的增强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的。正如王希所论证的，在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国家不再仅被视为一种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的权力机制，而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体系，一种经济利益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当国家成为了公民利益的绝对基础时，维护国家利益便成为公民的愿望与义务。”[xxxv]
　　四 民族主义和基于国内体验的国际行为方式
　　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都包藏着若干非理性的因素。比如，民族主义通常包含这样一种信念：自己的民族是可爱的，伟大的，爱好和平的，乐善好施的，自己的民族强大起来是全人类之福；而别的某个或某些民族却是丑陋的，渺小的，侵略成性的，自私自利的，它们强大起来便是全人类之灾。站在超越民族主义的立场，这样一种信念是狭隘而没有说服力的，缺乏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学理基础。但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这一信念却是很自然的，是被本民族对历史和文化的描述而趋向理性化的。美国的民族主义披上了漂亮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理性外衣，从而向国内公众掩盖了它非理性的一面。
　　美国的民族主义是和美利坚民族[xxxvi]的形成相关的。由于美国人不是来源于同一种族、文化或宗教，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即上文所说的意识形态）便成为美国民族主义的主体。华裔美国学者裴敏欣在一篇专门论述美国民族主义的文章中指出，美国民族主义的首要特征就是它基于政治上的理想，而非文化或种族上的理想。裴敏欣的文章还揭示了美国民族主义的另外一些特征，如美国的民族自豪感来源于美国的物质力量、科技成就和全球影响；爱国主义由民间自发推动而不是由政府来促进；美国民族主义是胜利诉求，乐观地向前看，而不是像绝大多数的民族那样是悲情诉求，倒回去看历史，因而美国人对悲情诉求的民族主义甚少同情。这些都是很精辟的归纳。[xxxvii]在这里我还想做一些引申。
　　美国人的自豪感不仅表现在为本国的称颂和辩护上，还表现在对本国的批评上。一些美国思想家和学者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政策的批评，对其历史的反思，对种族歧视和其他社会弊病的揭露，其尖锐、深刻的程度甚至超过外国人对美国的批评。美国不少文艺影视作品把美国国会议员甚至总统作为反面人物来刻画。但是，当代美国人却几乎从不以任何外国为榜样，或者认为美国人的丑恶行为超过其他国家。换句话说，他们看到了美国的恶，但看不到有比美国更好的国家。他们更不会因为批评美国而站在美国的敌人一边。著名的美国左派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在9·11之后强烈谴责美国自己的恐怖主义行为，但同时指出：“（本·拉登）这伙人在以往的二十年里残酷伤害当地穷苦和被压迫的人民。恐怖分子从不把人民放在眼里。”[xxxviii]伊拉克战争之前访问中国的一位美国学者，表示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但他又说，一旦战争爆发，他会盼望美国速战速决，减少美军伤亡。尖刻地揭露和批判“美利坚帝国”外交的学者查默斯·约翰逊写道，冷战时期苏联在东欧建立卫星国，其实美国在亚洲所做的也是建立自己的卫星国；现在“美国官员和媒体总是说伊拉克和北朝鲜等国家是‘无赖国家’，但我们必须问问美国自己是否已经成了一个无赖超级大国。”[xxxix]无论如何，约翰逊并没有说、也不会说美国的行为比苏联、伊拉克和朝鲜更恶劣。
　　美国的民族主义确实是由民间自发推动而不是政府促进的，美国也很少有形式上的官方媒体或“御用文人”，这是美国人很引以为自豪的。美国媒体如果想让公众怀疑外国（特别是它们眼中的专制国家）媒体报道的准确性，只须说“这是该国官方媒体说的”。这是美国公众对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很难同情或理解的重要原因。此外，同欧洲等地的人相比，有出国旅行和在国外生活经历的美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很低。今天美国的社会精英绝大部分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长期生活在国内稳定和衣食无忧的环境下（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所谓“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们难以想像、更难以接受其他国家尤其是穷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美国是个外向的民族。美国人不讳言私利，而且认为私利同公利未必是矛盾的。美国人对于自己在外交上追求私利的目标和自以为是，也很少加以掩饰。1998年2月，时任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在为美国向伊拉克发射巡航导弹的行动辩护时说：“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国家。我们站得高，看得远。”[xl]短短几句话，充分表现了美国人的一种心态，包含着一种逻辑。这个逻辑就是：美国像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企业那样，向世界提供着某种公共产品（稳定、经济增长等等）。一个大企业的动机是为自己创造利润，但它纳税，提供公共产品，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同理，美国的动机当然是自私自利的，但别的国家都需要美国，因此它在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美国为自己做的越多，对世界贡献越大，它的利己就是利人。关于企业和社会的关系，里根总统的一位密友和谋士、大企业家贾斯廷·达特说过：“我从来不寻求一个要造福于人类的企业。我觉得，一个企业如果雇用了很多人，赚了很多钱，它事实上就在造福于人类。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包含着贪婪，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错。”[xli]奥尔布赖特和达特的话代表着美国人对企业利益、国家利益的认识，他们坦言一己私利，而没有感到在道德上有什么缺陷。
　　美国人为什么不能用像他们的国内政治那样一种民主、平等、温和的方式来维护他们在国际上的权益，而往往要诉诸强权乃至暴力呢？这个问题也可以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得到一些解释。
　　美国自由民主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美国人从小受到的个人主义思想灌输，推崇的是依靠个人奋斗，在激烈无情的社会竞争中取胜，取得安全感和成就感，成为本行业的先锋和领袖。同欧洲发达国家和日本相比，美国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更加强调个人和企业的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政府和社会保障，强调个人利益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让人们按照自己的自然天性去自由竞争，实现人力和物力的最佳配置。美国学校鼓励个人与众不同的表现，培养领导才能。这种社会习俗和思维同中国社会中那种依靠家庭、集体和组织来解决个人问题的行为方式，那种把一切个人成就归功于集体、归功于领导的思维习惯，是截然相反的。美国人以具备领导才能为骄傲，到处都搞竞选和“竞争上岗”，在国际上当然也会以“舍我其谁”的态度去争“领导地位”，而不会像在渗透了儒家文化的社会里那样，担心“枪打出头鸟”。
　　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中，法制不健全，边疆无限大，社会鼓励的是一种挑战权贵、尚武斗狠、见义勇为的孤胆英雄。将这种西部牛仔精神搬到以缺乏权威和法制、竞争激烈、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国际舞台上，就产生了美国式的霸道和领袖欲。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在冷战时期就指出：“一个美国人终其一生而追求某种安全感，而他对个人主义的不可割舍又使这种安全感可望而不可即。美国民族就像美国个人一样，在物质、社会和道德方面都做出自我破坏来追求某种安全感，但却永远无法获得它，因为美国不是试图通过平等与合作来赢得安全，而是试图获取优势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许多地区。”[xlii]如果此言不谬，那么今天美国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军事上追求绝对优势的理念，就是美国式“个人英雄主义”灵魂深处所固有的特征在国际舞台上的自然表现。
　　关于美国人通过战争来实现个人梦想的传统，另一位美国学者罗伯逊这样写道：
　　美利坚民族今天常常被看成一个大写的个人。个人的品质、美德和理想归属于国家。美国人仍然讲着美利坚民族的故事，仍然相信美利坚国家的团结、伟大目标和最终命运。这些故事的主题常常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常常是体现了民族主义和自由理想的战争。美国的战争是革命，是具有世界规模的内战。那些战争的目标是自由，是摧毁奴隶制（无论其形式如何）和实现个人和国家的独立。在美国神话中，战争表现了这样的信念：只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心甘情愿地为所向往的目标贡献自己的一切人力和物力，美国人就能做到想做的一切，能够缔造诸多国家或重建诸多社会，能够加速进步，给世界带去自由和民主。[xliii]
　　罗伯逊这段话写于1986年。此后美国从海湾战争一直打到伊拉克战争，续写着它的战争神话，其模式、理由、目标和国内动员方式与罗伯逊的描述如出一辙，都是“正义战胜邪恶”，要求敌人彻底投降。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李普塞特所指出的，“与其他国家不同，我们很少认为自己只是在捍卫本国的利益。由于每一场战争都是善与恶的较量，因此惟一可接受的结局就是敌人‘无条件投降’”。[xliv]
　　那么，在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中，是否有一种支持其对外霸权行为的暴力倾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十分谨慎，因为每种文化、每个民族都兼有和平与暴力两方面的传统，很难说美利坚民族要比其他民族更崇尚暴力。但是，几十年来美国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却不断在宣传美国比别的国家更爱好和平，无论如何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美国学者米德在解释美国外交何以取得成功的近著中探讨了美国的“好战倾向”（warlike disposition）。他说，“人们常说美国人民比他们的西欧盟友更信奉宗教。但同样正确的是，他们也更加具有军事倾向。”[xlv]关于美国社会的暴力传统，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的话也很有启发：
　　我们总自以为是一个温和的、宽容的、仁慈的民族，一个受法治而不是君主统治的民族。……然而，这决不是我们传统中惟一的气质。因为我们一直是一个崇尚暴力的民族。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视我们国家的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身体内有一种破坏性的欲望。它源于我们历史上社会制度中的黑暗和紧张关系。毕竟，我们从一开始就屠杀印地安人并奴役黑人。毫无疑问，过去我们做这些事情时，手持《圣经》和祷告书，但是，没有人能像我们意识到自己国家的使命。在它的深处，在它的传统中、社会体制中、条件反射中和灵魂中，深深地埋藏着一种暴力倾向。
　　……
　　我们无法逃避这样的指责：我们的确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因为在这10年间我们杀死了3位在世界上代表美国理想主义的杰出领导人（引者按：指肯尼迪兄弟和马丁·路德·金）。
　　我们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因为我们在过去3年来一直在从事一场与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没有关系的战争来毁灭另一半球的一个弱小国家（按：越南战争）。
　　我们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因为世界上许多人怀疑对美国最真诚的朋友和学者丹尼斯·布罗根（按：英国学者）先生的结论中有其内在的联系：“在国内凶杀成性的国家又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投掷原子弹的国家。我们能肯定这是偶然的吗？”
　　我们是一个最可怕的民族，因为我们在国内和国外的各种暴行到现在还没有唤醒我们的政治家的良知，或者削弱我们在道德上自以为始终准确无误的超然信念。[xlvi]
　　五 霸权行为的国内制约
　　像施莱辛格这样一位曾任肯尼迪总统特别顾问的著名学者能够如此深刻而尖锐地批评本民族的劣根性，甚至称本民族为“最可怕的民族”，这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是不容易想像的。在政治家中，卓尔不群的是曾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美国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他在各种非议和讥讽面前，勇敢地发表了揭露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决策中不可告人的内幕、否定自己言行的回忆录，并根据越战的教训，对冷战后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xlvii]本文中提到和没有提到的许多美国思想家、批评家对美国的反省，尽管囿于个人见闻和政治观念，在我们看来还不够到位，但足以说明美国人是敢于而且善于反思的。这些批评家作为一个精英群体，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对政府决策有影响的思想库里十分活跃。除了学术追求、社会良知以外，许多人还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利益考虑。在两党的政治角逐和宦海沉浮中，政治谋士同现行政策保持一定距离，针砭时弊，进行“小骂大帮忙”式的批评，有时会有利于个人前途。无论其动机如何，效果有多大，知识精英对政府的批评和质疑，对美国的霸权思想和行为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美国政治中的权力制衡、舆论监督、公众参与，也给美国的对外行为和政策选择划定了几个界限。第一个是权力和权威的限制。总统虽然在外交上享有所谓“帝王般的权力”，但在发动大规模战争、国防预算、军事战略、外交大政方针等许多方面，仍然要受到国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等行政机构的制约，无法独断专行，完全按照个人的意志和政治利益决策。从整体来说美国的外交决策服务于其国家的长远利益，而不会像希特勒德国或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的对外政策那样，走向极端的狂热、短视和非理性。
　　20世纪70年代初的越南战争后期，美国的对外政策走到了本国历史上狂热、短视和非理性的顶点。至少上百万越南人和五万多美国人直接死于这场战争。1973年美国被迫从越南撤军，最后导致给美国带来巨大民族耻辱的失败。越南战争的结束固然主要是国际因素的作用，但在美国民权运动背景下的人民反战运动，也是约翰逊总统宣布不竞选连任、尼克松政府决定撤军的重要原因。尼克松曾经哀叹道：“越南战争不是在越南的战场上输掉的。它是在国会大厅中、在大报和电视网的编辑室里、在杰出大学的课堂上输掉的。”[xlviii]的确，当时尼克松虽然还有权力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但已经失去这样做的政治基础和道义权威了。
　　其次是程序的限制。同历史上的霸权国家相比，美国外交决策的透明度较高，可预测性也较强。2002年9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激起了许多国家的强烈批评。但是，如果美国决定对其他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会在一段时间对该国进行公开的军事威胁，利用危机，设定双方让步的底线，大造国内外舆论，与盟国磋商，而不会采取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日本偷袭珍珠港、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那种突然袭击的方式。这并不说明美国霸权的“善意”，而是说明美国决策过程的复杂会给其他国家提供应对危机、影响美国决策的机会，而不至于让局面完全失控。
　　第三是道义的限制。由于政治、文化、宗教上的多元，美国政府无法垄断道德资源，不能自称是道义上的最终评判者。正像越南战争的结局所说明的，霸权的极端不义之举终究会在美国国内失去道义支持。当美国的外交孤立、战争的持久和惨烈、无数的生灵涂炭、美国扶植的南越政权的腐败无能、越南人民的英勇抗击……，一切都活生生地摆在美国公众面前时，所有为战争所做的辩解和动员都已无济于事。此后，美国人在对外军事干涉方面时，都会被越南战争的阴影所笼罩，不得不给战争持续的时间、美军伤亡、对方的平民伤亡等等划出一条底线。
　　第四是信息传播的制约作用。虽然美国政府在冷战后的海外军事行动中竭力对新闻媒体加以控制，特别是9·11之后美国在对外关系中的舆论一律现象更为突出，但在全球化时代，信息毕竟是封锁不住的。伊拉克战争前后世界性的反战、反美舆论和示威游行，在美国的媒体、思想库和民意调查机构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1970年，在国外出生的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4.7%，2000年这一比例已高达10.4%，即2837.9万的美国人是在国外出生的，[xlix]相当于法国人口的一半，接近加拿大的人口。就此看来，尽管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人出国的比例不高，但可以用来了解外国的国内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国际信息十分发达。
　　六 结论
　　概括地说，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美国霸权主义的主要思想基础。国内民主是这套简单划一的价值观的制度基础，而社会多元化带来的民主外延的扩大，使这套价值观具有更广泛的社会适应性，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多数人的专制”。它逐渐超越了白人种族主义和基督新教的“天命观”，在对外事务中演化成特殊形态的美国民族主义，造成了霸权思想的膨胀。国内社会发展的体验，使美国人在追求民族私利的时候很少有道德顾忌，充满自以为是的领袖欲望。同时，在美国的权力制衡、决策机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仍然存在着某些自我约束、自我反省的因素，为美国霸权主义走向狂热和短视设定了边界。
　　对美国霸权行为的思想基础的探讨，同挖掘美国霸权主义的经济动机、战略利益动机和国内政治动机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我想强调的是，“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简单逻辑，不能为美国的国际行为提供完整的解释。美国霸权行为的重要特征，正在于美国作为一个民族有一种近乎宗教式的非理性的冲动。美国物质力量的强大、科学技术的进步，部分来源于这种冲动。这种非理性的冲动同时也造就了美国的全球扩张，以及外部世界对美国的反抗、反感和迷惑。人们可以用石油等经济因素来部分地解释美国1991年发动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而用经济因素来解释科索沃战争就很牵强。阿富汗战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等等，都离不开某种地缘政治的考虑，却都与经济动机挂不上钩。但是，上述战争无一不同美国的价值观有关。
　　最后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霸权地位同霸权思想、霸权行为的区别上来。自从冷战走向尾声，我们一直期待着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多极化时代的到来，而事实情况是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巩固的形势逐渐明朗，我们对多极化的表述则从90年代中期的“加速发展”变成今天的“在曲折中发展”。历史进程说明，特定形态的国际格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苏联的迅速解体和消失出乎人们的想像，美国霸权地位的上升也违背人们的愿望。美国独霸的局面决不会是永恒的，但历史何时发展到美国迅速衰落的阶段，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把美国从霸权地位上拉下来，把世界上其他权力中心的地位提上去，超过了现阶段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能力，因而是不现实的。但是，外部世界却能够对美国的霸权政策和行为施加影响，对美国的霸权思想进行分析和批评。9·11恐怖袭击对美国霸权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然而这种冲击没有分化美国社会（其策划者也未必设定了这样的目标），相反却增强了美国的内聚力，进一步激活了美国的保守势力、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客观上促成了美国牵头的反恐国际阵线，巩固了它的霸权地位。由此可见，用恐怖主义活动来打击美国霸权只能适得其反，同它进行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也得不偿失。要有效地牵制美国的霸权行为，除了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折冲之外，还需要深入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以便充分利用美国社会中制约其国家霸权行为的诸多因素。
　　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内思想基础根深蒂固。在美国没有从霸权地位上跌落时，要想撼动它的霸权思想，就要铲断那个单一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改变美国人的民族主义和思维框架，使他们相信世界上有比美国更值得羡慕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当听到外国人对美国在世界上四处插手的批评时，美国人经常不无得意地讥讽说：“是啊，全世界的人都在高喊‘美国佬滚回去’，但又要悄悄补上一句：‘把我们带上’。”这就是美国霸权的逻辑！可以推断，只有当各国的美国领事馆门前不再人头攒动时，当美国形成向外移民的风潮时，美国的霸权心态才会泯灭，多极化时代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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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国内学者中，周柏林对霸权概念做了较为详尽的比较。见周柏林著：《美国新霸权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1-22页。西方学者有关霸权和“霸权稳定论”的观点评述，见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305页。
　　[ii]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1页。
　　[iii] Webster’s New Universal Unabridged Dictionary (New York: Dorset & Baber, 1979), p. 841.
　　[iv]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234. 转引自门洪华：《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第79页。
　　[v] 然而美国官方和了解中国外交的政要、学者对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是很在意的，他们认为中国说的反霸就是反美。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这点上强调的最多。
　　[vi] 这本书的中文版把书名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翻译成“美国霸权的困惑”。在书中，“American Power”几乎一律翻译为“美国霸权”，但在其他地方则把power译为“力量”或“实力”。可见译者并非不能区分power和hegemony的不同含义，而是另有用意。见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vii]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5-16.
　　[viii] 在国内学者关于美国强盛之道的论著中，资中筠近年来的成果当属精品，其代表作见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上卷，第1-304页。
　　[ix]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x] 刘军宁：《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xi] 见王缉思为霍华德·津恩著《美国人民的历史》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xii]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61页。
　　[xiii] 关于美国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和理想主义、天定命运观、美国例外论等概念，可参见国内学者的以下近著：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xiv]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6页。
　　[xv] 参见王缉思：《美国意识形态的新趋势》，《美国年鉴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223页。
　　[xvi]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p. 247.
　　[xvii] 转引自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xviii] 赵梅：《“选择权”与“生命权”——美国有关堕胎问题的论争》，《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第55-85页。
　　[xix] 资中筠前引书，上卷，第21-22页，第286-299页。
　　[xx] Walter Russel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2), pp.84-85.
　　[xxi] 关于国会与行政当局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参阅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九章（第267-315页）。
　　[xxii] 一个重要例外是1999年10月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拒绝批准克林顿政府要求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xxiii] Bloom, op. cit., pp. 247-249.
　　[xxiv] 关于美国的种族主义理论和观念，参见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47-452页。
　　[xxv]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71.
　　[xxvi] Martin Luther King Jr., “I Have a Dream,” in Melvin I. Urofsky, ed., Basic Readings in U.S.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1994), pp. 230-232.
　　[xxvii] 参见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New York: W.W. Norton, 1998).
　　[xxviii] 在具有强烈保守色彩的布什政府中，两位黑人（鲍威尔和赖斯）同时担任外交决策中的两个主要角色，其中还有一位女性，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xxix] 中央编译出版社编译：《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集》，1995年版，第450页。
　　[xxx] Quoted in Kurt M. Campbell and Michele A. Flournoy, To Prevail: 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th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The CSIS Press, 2001), p. 351.
　　[xxxi] 布什总统2001年11月15日在白宫的讲话，卢宁译，朱世达校，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课题组编：《布什言论（2001年1月16日-12月31日）》（未出版），第338页。
　　[xxxii] Hunt, op. cit., p. 171.
　　[xxxiii] 在推崇普适价值观和宗教多元化的背景下，连“神”（God）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总统在演讲结尾时常说的God bless America，通常翻译成“上帝保佑美国”，现在似应翻译为“神保佑美国”。因为“上帝”在当代中国专指基督教的神，不指真主安拉、佛祖或别的宗教中的神，但美国宗教进一步多元化之后，God在政治生活中已经泛化，不专指基督教的上帝。参见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xxxiv] Quoted in Minxin Pei, “The Paradoxes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3, p. 34. 该文的译文见《美国民族主义的悖论》（门洪华译），《学习时报》2003年6月9日。
　　[xxxv] 王希：《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问题》，《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第28页。
　　[xxxvi] 严格地讲，美利坚人是否构成一个“民族”（nation），在学术上是有争议的。按照欧洲传统的民族理论，只有拥有共同祖先（血统）的群体才称之为nation。
　　[xxxvii] Minxin Pei, op. cit., p. 34.
　　[xxxviii] 诺姆·乔姆斯基：《恐怖主义、全球化与美国》，载《读书》2001年第12期，第68页。
　　[xxxix] Chalmers Johnson,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9), pp. 216-217.
　　[xl] Quoted in Andrew J. Bacevich and Lawrence F. Kaplan, “Battle Wary,” New Republic, May 25, 1998, p. 12
　　[xli] Quoted in Robert N. Bellah et al., Habit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pp. 263-264.
　　[xlii] Henry Steele Commager, “Forward” to Francis L.K. 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1), pp. xvii-xviii.
　　[xliii] 詹姆士·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7页。加重号为引者所加。
　　[xliv]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
　　[xlv] Mead, op. cit., p. 222.
　　[xlvi] 小阿瑟·施莱辛格：《暴力》。转引自梁茂信：《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362页。
　　[xlvii] Robert S. McNamara,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xlviii] Richard Nixon, The Real War,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80. Quoted in Joseph A. Amter, Vietnam Verdict: A Citizen’s History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 349.
　　[xlix]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2002 (New York: World Almanac Books, 2002), p. 384. Sou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来源时间：2018/8/27   发布时间：200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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哗然：美国政府新声明对华人学者和中国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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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知识分子

　　导读
　　四年前，美国最大的医学科研机构、年度经费逾三百亿美元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柯林斯在中国发表演讲称“科学不分国界，知识属于全人类”。同样是他，近日发表声明“对知识产权和同行评审可能受到外国影响”表示关注，给国际合作泼凉水。不仅如此，他还声称NIH正在协助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调查与国外机构有合作、收到经费资助的美国科学家。
　　此前，NIH不仅不限制国际合作、而是积极鼓励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基金机构联合资助研究项目。这一新声明究竟意味着什么？真是简单的蜻蜓点水、只限制个人谋利、打击国际合作中的违规行为？还是美国政府发生标志性转向、压制国际科研合作、甚至压制华人科学家？目前海内外华人科学家有不同意见。对于这一重大问题，欢迎投稿争鸣。《知识分子》将持续关注，今天是第一篇报道。
　　本文由《知识分子》集体创作
　　● ● ●
　　8月20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发表了一份令人不安的声明：关于保护美国生物医学研究诚信的声明（Statement on Protecting the Integrity of U.S. Biomedical Research）。
　　在这份声明中，柯林斯表示，美国的生物医学的知识产权安全以及同行评审公正性正遭受威胁：1）一些接受NIH资助的研究者并未完整汇报自己接受的其他资助；2）一些研究者将NIH所资助研究的知识产权成果进行转移；3）一些同行评议的评议员将保密信息泄露，影响评审公正。
　　声明指出，对此NIH将与联邦其他机构采取措施：以保证研究者准确汇报所有经费资助、经济利益和服务单位；继续与包括国外科学家与机构合作的同时，降低知识产权安全的风险；探索更多的措施以保护同行评议的诚信。

　　8月23日，科林斯在参议院听证会结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已经给大约10000个NIH资助的机构写信，警告他们不要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受到外国的影响，鼓励他们就知识产权和外国干预的威胁向当地FBI汇报。
　　与此同时，他还谈到对于违规行为，惩罚将取决于影响的严重程度，包括失去获得NIH资助的机会，不能申请其他一些资助，视为违法行为，失去工作的机会等。
　　同样是在8月23日，由特朗普提名、即将上任的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Kelvin Droegemeier在参议院的任命听证会上表示：来自中国的国际竞争，对美国的科学与技术构成了威胁。
　　经费庞大的NIH，其目标不是用于刺激美国经济发展，也不是刺激美国生物医学产业发展，更无关军事，它的明确目标是“为改善健康和拯救生命做出重要发现”。所以，美国之外的科学家，如果有好的研究课题，也可以竞争NIH的研究经费。例如，北京大学从二十多年前到现在都有科学家获得NIH经费资助。这些中国科学家当然都有中国政府的基金资助。
　　那么，柯林斯的这一声明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是否意味着美国突然提出要限制美国华人科学家获得中国资助？
　　事实上，美国政府对中国发展科学不认为有利于人类共同利益，对中国投入基础科学感到的不是竞争压力，而是视为威胁。今年6月，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表示说中国是美国“最大最显著”的威胁，并称中国在美国的每个州都有间谍活动。
　　有学者向《知识分子》表示，NIH院长的声明必然将影响大批华人：他们要么不与中国合作，要么回到中国。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声明对在美华人与中国合作的影响不大，甚至是促进中国学术规范化的契机。
　　针对中国的行动第一步？
　　“这一声明我个人认为可能主要是针对中国而做的。毕竟中国现在是美国的一个强劲对手，而且我们的制度有别于西方的制度，所以他们感觉到压力也是正常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亚洲及大洋洲生物化学家及分子生物学家联盟主席昌增益对《知识分子》说。
　　在多位学者看来，NIH的这一声明是中美贸易摩擦在基础科学领域的延续，虽然声明并没有明显针对某个国家。
　　“我个人认为其担心和要求也合理，应该说以前对科学家的要求也是一样的，不过是这一次在大的政治环境下要求各单位有具体的举措加强对在外国有基金支持的美国科学家管理，显得意有所指。”德国国家癌症中心研究员刘海坤向《知识分子》表示。
　　“我听说德州大学安德里森癌症中心已经有两三个教授被停止工作了”，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华人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告诉《知识分子》，“一个FBI的负责人告诉我说，有一个中国学者企图把未发表的数据带回中国，在机场被截下，并被没收计算机”。该院士自己也在近期被所属大学非正式地询问到自己在中国国内的相关工作。
　　据《休斯敦记事报》（Huston Chronicle）报道，8月8日，100多位来自德克萨斯的学术和医疗机构领导，参加了FBI主办的会议。该会议旨在帮助这些机构防止知识产权盗窃，尤其是来自机构内部的盗窃。
　　8月23日听证会结束受，柯林斯评价外国政府企图获取美国研究机构知识产权问题时，重点提到了中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

""

　　“直到最近，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些不端行为不仅发生在国防、IT及工程领域，也发生在生物医药领域，比如你看中国的千人计划，就企图想要获得医药领域方面的专业技术。” 柯林斯说。从2008年开始，中国开始有计划地重点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物，其中很多有在美国工作的经历。
　　柯林斯还表示，NIH正对大约六位“可疑的”研究者进行调查。这些研究者都未向NIH完全汇报从国外政府获得的资助。目前，还不清楚这六位研究者的身份。
　　中国“千人计划”害了美国吗？
　　中国的千人计划，基本是吸引本国留学人员回国的人才计划。实施十年来，虽然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很有效，对于年资高的旅美华人学者，千人计划的效果很有限，所以出现获得千人计划资助还不愿意全职回国的情况。这一现象在中国科学界也有不少议论甚至诟病。
　　“这些人是因为个人和家庭情况，甚至可以说因为更愿意生活在美国，而根据最新声明的潜台词，柯林斯等人却怀疑他们在美国吃里扒外。”一位资深科学家告诉《知识分子》。
　　事实是怎么样的？
　　上述资深科学家举例说，《细胞》杂志本周发表的一篇文章，研究的负责人、文章的通讯作者A教授，同时身为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也获得了中国“顶尖千人计划”支持，担任中科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对该中心有常规的年度经费支持，数额不小。在该文章发表时用的通讯地址中第一个是哈佛，而第二地址才是中国科学院。关于经费资助则先注明有美国NIH的，后排列有中国科学院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个别现象。
　　在中美两国都获得研究资助的华人科学家的工作，到底是损害了美国利益，帮助了中国，还是占了中国的经费便宜，有利于美国？
　　该资深科学家表示，如果旅美学者在美国全职工作，而用了中国的经费，一般而言良好的理解是两国合作支持了共同认为应该支持的科学研究，如果要计较知识产权，恐怕绝对不是柯林斯和美国政客所指责的一面之词，利益受损的不是美国而很可能是中国，因为理论上美国的科研机构得到知识产权，而中国的单位不能共享。
　　他向《知识分子》进一步解释道，当前较为普遍的情况是，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受到了两国研究机构的资助，但一般是在美国全职，而中国只是获得经费。这种做法，对于中国的资助机构来说，是不得已，一方面当然可能是希望以部分时间作为过渡，争取旅美学者最终全职回国。但如果这些学者不回国，他们的工作虽然对中国有些单位可能有所帮助，但总体上可以认为是旅美学者占了中国的经费便宜，而不是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为他们全职在美国工作，他们的专利按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规定，毫无例外全部是职务专利，全部归美国雇主机构所有。而中国单位一般不可能要求全部专利，实际上，因为与美国单位的合同所限，中国单位一般完全不能分享旅美华人在中国兼职带来的专利。也就是说，实际是中国吃亏，美国占便宜。
　　基于此，上述资深科学家认为柯林斯前述声明显得不可思议。“如果旅美学者的国际合作研究用了中国经费，按NIH警告，难道这对美国不好吗？科学家出身的柯林斯要么是在美国政客压力下患了软骨病，要么是无病呻吟。”
　　谁会受到影响？
　　在国外担任兼职的研究者可能会受此政策影响，西湖大学的研究员（PI，principal investigator）、遗传学家郑厚峰表示，“因为措施里面提到要提升报告研究支持、经济利益和隶属关系的要求”。
　　而对于在海外没有实验室的研究者将不会受此政策影响，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王映真说。
　　王映真告诉《知识分子》，在UCSD，很多PI在欧洲有海外实验室，但更多是在中国有海外实验室。这些PI会花很多时间在中国，并发表大量的论文，为学校带来大量的NIH资助。因此，学校对PI的缺席行为并未采取任何措施。这一现象已经引发其他没有海外实验室的PI的抱怨。
　　“我在中国没有实验室，但我和我以前的一个博士后有合作，项目是他在我的实验室启动的，这个博士后现在中国有实验室。即使有这一政策，这种诚实的合作将继续进行。”王映真说，诚实透明的国际合作将不会受该政策影响。
　　刘海坤也表示，此次声明主要针对美国以外的国家有基金支持但故意不申报的情况，特别是事关敏感技术的知识产权的损失。正规国际合作项目都有透明的管理和调控措施，“如果是两个实验室不牵涉共同基金的合作只要告知所在单位，也不会有负面影响”。
　　“这个声明不会让我故意排斥可能的美国合作者。合作对象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对方的科学和技术背景是否能够对课题的进展提供显著的推动作用。”刘海坤补充道。
　　上文提到的在美中科院外籍院士也表示，自己以后会给学校汇报更多信息，但他和中国研究者的合作并不会受到影响。
　　不过，一位在NIH做博士后研究的青年学者则表示，“表面上看这些政策和措施无关痛痒，但今后NIH对中国员工和申请者的审核会更苛刻，比如会调查你是否有任何和国内科研项目或者经费的联系。”
　　“根据这个声明，如果只局限于同行评审不允许别国参与这一块，似乎短期内不会影响到国内与美国同行的合作。”曾在美国做研究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毓龙表示。他同时认为，如果这样的思维继续加深，会影响国内实验室和美国同行的合作。
　　刘海坤也指出，如果此类调控越来越多，可能会影响合作的灵活度，让寻找美方合作的科学家三思而行。
　　美国的科学保护主义？
　　“我认为在科学逐渐成为一个全球共同体的今天，美国还在宣扬民族保护主义是非常愚蠢和可笑的。民族主义只会葬送全球化的未来。”针对NIH发表的这一声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课题组长仇子龙说。
　　仇子龙认为，美国NIH主任的这份声明是在暗示，他们认为在美国，来自某些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可能把美国的一些尖端科学机密泄露给别国，声明还暗示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可能不能参加美国的同行评议等等。
　　“我们在中国的基金委评选和科技部基金评选中，邀请了大量拥有美国国籍的中国科学家。既然中国都不怕邀请美国国籍的中国科学家参加基金评审，涉及大量未发表的科学机密，美国有什么好怕的，所以我认为美国这样做是非常愚蠢和短视的。”仇子龙评价说。
　　王映真也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保护性政策将影响到美国的研究。“美国的科学成就主要是由移民推动的，没有他们，美国将失去它的优势。”她在邮件中告诉《知识分子》。
　　学术不规范，可能吃官司
　　“从其内容本身看，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都是任何一位诚实的学者应该遵守的学术规范。”昌增益在评价NIH的声明时说。他同时指出，“希望我们的‘千人计划’人才要特别注意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以免受到不利影响。”
　　刘海坤也认为：“我觉得不应把这个声明看作是对国际合作的打击。中国受此影响的我个人估计会是‘千人计划’和‘外专千人’，以及是在中美都有兼职的科学家。”刘海坤补充道，“伪兼职”是各方都不欢迎的，中国应该在国际学生合作的通行规则下规范兼职教授管理，建立多方知情并同意的合理制度。
　　实际上，学者在美国政府研究机构任职同时，被指从其他机构获益的事件并不少。今年2月，据美国司法部官网消息，中国学者王春在在任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海洋专家时，同时作为“长江学者”接受中国政府提供的薪资，违反美国“供职于美国政府不得接受其他薪资”之法律，被判处有期徒刑。王春在同时还参与了“千人计划”，以及“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很多学者在隐瞒事实的情况下，从中美两方拿钱，是不道德的。”上文提到的中科院外籍院士和刘海坤的看法相似，“我们应该通过这次的争议把自己的规范理顺。中国要想弯道超车，也必须有规范的制度。”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对于美国政策经验老到的人，可能看到这一声明背后的实际内涵，当然事实影响如何也需要时间进一步验证。
　　柯林斯声明是善举吗？
　　美国政府机构如NIH不可能为中国设立规范，那么其声明背后的实际含义是什么？
　　早在2013年，据《纽约时报》报道，3位纽约大学医学院的中国籍研究者，被指控接受来自中国医学影像企业和在中国研究机构的贿赂，向该企业和该机构提供他们在纽约大学的研究的非公共信息。该研究由NIH支持。实际上，上述资深学者解释，以前只有瞒着专利拥有者、工作者的单位提供非公开信息才是违规，而一项研究获得外国资助本来不违反任何规定。“这类事情以前NIH没有调查的资格，新的声明意味着现在有可能被调查。”该学者说。
　　在接受《知识分子》访谈中，有学者认为柯林斯的声明，违反了科学研究的人类共同属性本质，违反了美国NIH本身的目标。科学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共同的智力财富。科学超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种族、文化，在黑暗中仍然是人类的纽带，而NIH也以“为改善健康和拯救生命做出重要发现”为终极目标。

""
柯林斯发给接受NIH资助机构的信函。

　　何东明、李可、段睿颖对此文亦有贡献，特此感谢。
　　参考文献：
　　1. 华裔纽约大学前教授虚假陈述罪名成立，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9/150912_china_scientist_conflict_interest
　　2. 3 N.Y.U. Scientists Accepted Bribes FromChina, U.S. Says, https://www.nytimes.com/2013/05/21/nyregion/us-says-3-nyu-scientists-took-bribes-to-reveal-work-to-china.html
　　3. FBI warns Texas academic and medical leaders of ‘classified’ security threats, https://www.houstonchronicle.com/news/houston-texas/houston/article/FBI-warns-Texas-academic-and-medical-leaders-of-13142650.php?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4. NIH is investigating researchers who might have failed to disclose contributions from foreign governments, https://www.statnews.com/2018/08/23/nih-is-investigating-researchers-who-might-have-failed-to-disclose-contributions-from-foreign-governments/
　　5. Trump’s pick to advise on science and tech faces the Senate, https://fcw.com/articles/2018/08/23/droegemeier-ostp-hearing.aspx
　　6. Former Research Oceanographer Sentenced for Accepting a Salary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www.justice.gov/usao-sdfl/pr/former-research-oceanographer-sentenced-accepting-salary-people-s-republic-china
　　7. Ex-MSU professor, ‘renowned’ robotics expert accused of $400K fraud, https://www.mlive.com/news/grand-rapids/index.ssf/2018/02/ex-msu_professor_renowned_robo.html
　　8. 8月23日听证会视频
　　https://www.c-span.org/video/?449980-1/nih-director-collins-testifies-agency-stewardship=&start=506
　　9.NHI主任柯林斯的新声明
　　https://www.nih.gov/about-nih/who-we-are/nih-director/statements/statement-protecting-integrity-us-biomedical-research?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来源时间：2018/8/26   发布时间：201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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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外国投资新法案讨论聚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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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继民财经汇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会见国会议员与主管经济的内阁官员，讨论在国会终审议多年终于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简称FIRRMA）。国会议员以及政府资深官员都表示，这是为了因应来自中国的威胁。
　　特朗普总统8月23号星期四上午会在白宫跟几位国会议员以及内阁官员，讨论已经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IFIUS）更加严格审查外资收购美国公司，并对外国投资美国企业提供国家安全评估报告。参加会议的内阁阁员包括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John Kelly）、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Munchin）、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罗（Larry Kudlow），副国家安全顾问里卡迪尔（Mira Richardel ）等。与会的国会议员包括约翰科宁（John Cornyn）、汤姆卡顿（Tom Cotton）、鲁比奥（Marco Rubio）等人。
　　法案主要目的为保护美国科技研发领域的知识和关键技术不会被其他国家借由收购或投资美国公司而轻易获取，而焦点则锁定了中国。该法案给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IFIUS）更大权限，使其在规范外国投资敏感科技，尤其是与军事相关的敏感科技方面，可以加强审议。
　　特朗普总统在会议开始前表示，这项法案在国会当中研议了多年，终于通过，并包括在他之前签署的国防授权法当中，而该法案将保护美国免于受到有害的外国投资的侵略。他说：“这个法案提供新的授权，将能够增强我们保护尖端美国科技，以及攸关我们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的能力。你们都读到关于我国的知识产权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被其他国家盗窃。以后他们要这样作就难了。我们正在加入许多的安保措施，而我们将大力抗拒外国收购土地，尤其靠近敏感军事设施的土地。”
　　星期四上午8点半，白宫召开针对背景简报会，会上政府资深官员直接点名中国。其中一位政府资深官员说：“第一目标当然是要处理某些对我们国家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包括侵略性投资政策，尤其某些中国的政策。我们也了解必须要增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让他们能更佳处理此类事情。我们和国会合作，推出一项跨党派法案，获得有力支持，达成立法目标。”
　　汤姆卡顿参议员也直接点名中国，他在白宫的会议上说：“国会现在正视中国是我们主要的长期竞争对手。 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知道中国一直在伤害我们的制造业，他们并没有购买足够的农产品。他们歧视我们企业。他们刚刚否决了美国公司高通公司和荷兰公司恩智浦的合并。这与中国毫无关系，只是为了伤害美国和我们的工作。他们进行间谍活动多年，你注意到，他们的飞机看起来像我们军队中的飞机。F22战机。现在他们能直接购买我们的技术，而不必再盗取这么多。特别是在技术，人工智能或量子计算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小型企业。我们这项立法正视这些威胁，并阻止中国购买我们所需的最关键技术，以巩固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超级大国的角色。”
　　以下是白宫官网发布的该圆桌讨论会全文内容（中文翻译仅供参考）
　　11：35 A.M。 EDT THE PRESIDEN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here this morning， and thank you to Secretary Mnuchin for joining us。 And congratulations。 You’re doing a great job。 We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Steve.I especially want to welcome Senators John Cornyn， who has been working so hard lately， and especially at the border。 We’re doing things that nobody else thought we could do with very bad legislation。 Better get that legislation changed。 I think we’ll get it done.Tom Cotton， Mike Crapo， Marco Rubio， and Jeb Hensarling — I want to thank you all。 This has been a tremendous thing that we’re sort of announcing today， but people are — they found out about it.Each of you was instrumental in passing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 so important — which was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that I signed into law earlier this month.This new authority will enhance our ability to protect cutting-edge American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ital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You’ve all been reading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ll sorts of different things of that nature are being stolen from us by other countries。 It’s going to be very hard for them to do that。 We’re putting a lot of safeguards in， and we’re doing a lot of things against foreign acquisition of property， and especially where they’re near sensitive military installations.So this was a very big deal。 This was a very important deal。 And the people in this room are the people that really were most instrumental in wanting it and getting it passed.Because of our incredible achievements， other nations seek to steal， copy， or control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we had very， very little safeguards up。 We had， in many cases， I would say， Marco， no safeguards。 And now we have probably the best there is in the world。 We’ll see if that’s good enough， and if it’s not， then we will keep adding on to it.This weakens our economy when they steal， destroys our jobs， and threatens the security of our country。 I’m pleased this new legislation provides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er authority when it comes to reviewing foreign ownership of American firms with critical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And if we see something we don’t like — some country is buying something that we don’t want them to be buying — we stop it。 We now have the right to stop it。 They won’t be stealing our companies anymore， especially companies that are quite complex.We will protect America’s crown jewel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from harmful foreign investments。 I look forward to a productive discussion with the members of Congress here today。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is a little bit of a celebration meeting， more so than a meeting， John。 Right？ More than a meeting on the act itself。 Because we passed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But we’re very proud of it。 It was in the making for years， and we got it done。 So I want to very much thank the people in this room。 This is really the group that worked so hard to get it.And， Mike， maybe I’d have you start off。 We’ll go around the room； we’ll say a few words about what we’ve done。
　　罗斯福室上午11：35 EDT
　　总统（以英语发言）： 非常感谢你今天上午来这里， 并感谢财政部长Mnuchin 先生加入我们。 恭喜你 你做得很好 我们非常感谢史蒂夫我特别想欢迎参议员约翰约翰·科宁， 他最近一直在努力工作， 尤其是在边境地区。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没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做的到的，因为当前的法律是如此非常糟糕。 所以最好让立法改变。 我想我们会搞定的汤姆棉， 麦克课， 马可。 卢比奥， 和亨萨林-我要感谢大家。 这是一个巨大的事情， 我们今天宣布， 大家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你们每一个人都努力确保《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如此重要的法案能顺利通过，该法案终于在我本月早些时候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中被列入。这个新的权威法案将增强我们保护尖端的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对我们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能力。 你们都知道， 我们知识产权和各种不同的性质的东西都被其他国家偷走了。 将来他们会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 我们正在实施大量的保障措施， 我们正在做许多反对外国收购财产的事情， 特别是在它们靠近敏感的军事设施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协议。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交易。 这间屋子里的人都是那些在想要它和得到它的时候最有帮助的人。由于我们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 其他国家试图窃取、复制或控制美国的知识产权。 我们的安全措施很小 在许多情况下， 我们不得不说， 马可， 没有保障。现在我们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 我们将看看这是否足够好， 如果它不是， 那么我们将继续添加到它。当他们窃取， 破坏我们的工作， 威胁我们国家的安全，削弱了我们的经济。 我很高兴这项新的立法为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权力， 尤其是当它审查美国公司拥有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外国所有权时。如果我们看到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有些国家正在买一些我们不想让他们买的东西–我们就必须阻止。 我们现在有权阻止它。 他们不会再偷我们的公司了， 尤其是那些相当复杂的公司。我们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先进技术这些皇冠宝石。 我期待着今天在这里与国会议员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 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一个小小的庆祝会议， 比一次会议， 约翰。 对？ 不只是会议上的行为本身。 因为我们通过了《外商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但我们为之感到自豪。 这是在策划多年， 今天我们完成了。 所以我很想感谢这个房间里的人。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团队。麦克也许我该让你开始 我们将按顺序，让大家对我们所做的事说几句话。
　　SENATOR CRAPO： Certainly.
　　THE PRESIDENT： Thank you， Mike.
　　SENATOR CRAPO： Well， first of all， Mr. President， I appreciate the attention that you’re bringing to this issue。 I don’t think that it is well known enough the intensity and the scope of efforts by other nations to steal or to simply outright purchase and access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our technology that’s critical for our national security.And you’re right， this legislation updates critical procedures that we have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in both our export controls， as well as in our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put us on the cutting edge to protect America’s technolog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ultimately our national security。 So thi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And I just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realize the scope of assault on America today that is happening across this globe.
　　THE PRESIDENT： It’s true。 That’s true。 Thank you. Great job you’ve done.Marco？
　　SENATOR RUBIO： Yeah， Mr. President， as you know， we often talk about this， and I’m constantly thanking you for finally standing up to China after far too long of not doing it， as an American governmen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ince 1991 that we have a near-peer competitor in the world。 It was only America and everybody else。 And now we are starting to wake up to a reality that we have a near-peer competitor。 And this competitor is cheating， stealing， and undermining us， using virtually every tool at their disposal。 And one of them 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They steal the stuff from us， oftentimes innovated through American taxpayer investment， and then they reverse engineer it and use it for their own purposes。 Because they seek to replace us in the world — not to be equal to us； to overtake us。 And it’s almost too late。 But finally， someone is standing up to them。 And I’m grateful to your administration for making this a priority on every front — on trade， but also on national security.And I’m glad we’re having this meeting today。 And we’ll be with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on this.
　　THE PRESIDENT： Great job， Marco。 And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 and you see it； you brought it up to me the other day — so our country， since the election， we’re up $10 trillion in worth。 And unfortunately — but this is the way it goes — China， over the last four months， is down about $15 trillion. We have to stop it。 We can’t allow the things that were happening to happen.And also， we can’t allow just common trade to stay the way it was — $517 billion in deficits each year。 So that’s not happening anymore.No， I think we’re going to — and as you see， we’re rising very rapidly。 We’re rising。 And people have said to me， it’s the first time they’ve ever seen it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is like a hot country. We used to be a hot country many years ago。 but now we’re the hot country again.Everybody wants to be here。 Companies are moving in. We want some of these companies to move in also， and they’re going to be now protected and we’re going to be protected that there won’t be theft of high-grade technology.So， thank you， Marco. I appreciate it.John？
　　参议员： 当然可以。
　　主席： 谢谢你， 麦克。
　　参议员： 嗯， 首先， 总统先生， 我很感谢你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我不认为大家对其他国家窃取或干脆直接购买和获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和我们的技术， （这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关键）的强烈程度和范围之内有充分的认识。你说得对， 这项立法更新了我们现在在美国的重要程序， 无论是我们的出口管制， 还是我们在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 都将我们置于保护美国技术的前沿，知识产权， 最终我们的国家安全。 所以这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重要的是， 美国人民已经意识到袭击美国的风险今天正在世界各地发生。
　　总统： 这是真的。 谢谢。 你干得真棒马可？
　　参议员卢比奥： 是的， 总统先生， 正如你所知道的， 我们经常谈论这个问题， 而且我一直在感谢你， 因为在美国政府的长期不做之后， 现在终于关注到中国。 这是自1991年以来我们第一次在世界上有一个近乎同行的竞争者。 只有美国和其他人。 现在我们开始觉醒到一个现实， 即我们有一个近乎对等的竞争者。 而这个竞争对手是在欺骗、偷窃和破坏我们， 使用他们所掌握的几乎所有的工具。 其中之一是知识产权盗窃。他们窃取我们的东西， 这些是美国纳税人的投资创新， 然后他们并以自己的目的而使用它。 因为他们寻求取代我们，不等于我们；而是力图超越我们。不过现在已经太晚了 因为最后， 有人站起来反对他们。 我感谢你们政府将这作为优先事项，包括在贸易战上在，因为这同时也是关于国家安全的问题。我很高兴我们今天要开会。 我们会和你一起在这方面的每一步。
　　总统： 干得好， 马可。 我得告诉你-你看到了那天你向我提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国家， 自从选举以来， 我们的市值增长了十万亿美元。 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四月里， 中国的市值下降约为15万亿美元。 我们得阻止它 我们不能允许正发生的事情继续发生。此外， 我们不能只允许普通贸易保持这种方式–每年赤字5170亿美元。 这样就不会再发生了不， 我想我们要–正如你所看到的， 我们正在迅速崛起。 我们在上升 ；人们对我说， 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美国就像一个热门的国家。 多年前， 我们曾经是一个热门的国家。但现在我们又成为热门国家了。每个人都想来这里。 许多公司正在搬进美国。 我们希望这些公司中的一些也搬进来， 他们将被保护， 我们将得到保护， 高级技术不会被盗。所以， 谢谢你， 马可。 我很感激。约翰？
　　SENATOR CORNYN： Mr. President， under your administration， we’re finally taking the big step to address the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posed by China， which has grown dramatically， as others have already said。 And I believe that China represents the foremost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challenge to our country of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
　　THE PRESIDENT： Not Russia？
　　SENATOR CORNYN： — in the long term.
　　THE PRESIDENT： Not Russia？
　　SENATOR CORNYN： In the long term.In addition， its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its belligerence in places like the South Sea — South China Sea — as Senators Crapo and Rubio have pointed out — they’ve engaged in outright theft of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But this addresses the problem of foreign investment made strategically to exploit gaps in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for them to be able to acquire the know-how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y need in order to gain access to this cutting-edge， dual-use technology.I just want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to Secretary Mnuchin and Secretary Mattis， the Attorney General， Secretary Ross， and your entire administration for your partnership。 We could not have gotten this done without each of these people at the table and certainly the leadership of Chairman Crapo on the Senate side and Chairman Hensarling on the House side。 And just， this is a great accomplishment。 Now we need to make sure it gets implemented。 And that’s — I know we’re top of Secretary Mnuchin’s list to make sure it operates as Congress intended it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se goals.
　　THE PRESIDENT： Well， I think not enough focus has been put on China。 And that’s been for a long time。 And we want to have — a big focus is on Russia。 Not enough focus is on China — and other countries， frankly。 Not just Russia and China； it’s many countries we have to watch。 And probably individuals also.But this goes a long way。 And I appreciate， very much， your words。 It’s — you’ve done a great job。 Thank you very much， John.Steve？
　　SECRETARY MNUCHIN： I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everybody in this room on this important legislation。 I think this is just a great example of the Senate and the House working together， giving us， at CFIUS， the new critical tools that we need to protect inves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also allowing for inves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will be launching the pilot program very quickly， and we look forward to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gislation next year.So， thank you to everybody.THE PRESIDENT： You guys like all those cameras behind your head as you speak？ （Laughter。） I’d be very， very — I’d take a long time in combing my hair if I was going to be in that seat。 （Laughter。） It would take a long time.Tom？
　　SENATOR COTTON： Well， it’s a really good thing that the Congress now recognizes China as our chief， long-term rival。 We’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that China has been hurting our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they’re not buying enough of our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y discriminate against our companies。 They just turned down the merger from Qualcomm， an American company， and NXP， a Dutch company。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China； just to hur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jobs here.They’ve been conducting espionage for years。 You know， you’ve noticed that their jets look a lot like our jets in our military。
　　约翰·科宁参议员： 总统先生， 在你们的政府之下， 我们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来解决中国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 正如其他人已经说过的那样， 这个问题已经大大增加了。 我认为， 中国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中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的首要挑战–
　　总统： 不是俄罗斯吗？
　　参议员约翰·科宁：-从长远来看。此外， 在南海-南中国海等地的军事变革及其好战行为， 正如参议员和卢比奥指出的那样， 他们已经彻底窃取了我们的知识产权。 但这解决了外国投资在战略上利用外国投资委员会漏洞的问题， 并使它们能够获得所需的知识产权知识， 以便获得这种尖端、两用技术。我只想向 Mnuchin 财政部长和马蒂斯部长、司法部长罗斯和你的整个政府表示感谢。 如果没有这些人努力， 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 在参议院方面， 也有领导层和众议院亨萨林主席的努力。 只是， 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现在我们需要确保它得到实现。 这是-我知道我们是 Mnuchin 部长名单中的重要位置的， 我们需要确保它的运作， 因为国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总统 （以英语发言）： 嗯， 我认为没有足够的重点放在中国身上。 这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很大的焦点在俄罗斯。 坦率地说， 过去我们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注不够。 不只是俄罗斯和中国；我们要看的国家很多。也可能是个人。但这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很感激你的话 你干的不错 非常感谢， 约翰。史蒂夫？
　　MNUCHIN 部长： 我很感谢有机会与在座各位一起就这项重要的立法工作。 我认为这只是参议院和众议院共同努力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让我们在外国投资委员会中， 我们需要保护美国投资的新的关键工具， 同时也允许在美国投资。 我们将会很快推出这个试验计划， 我们期望明年能全面实施这项法例。所以， 谢谢大家。
　　总统： 你们在说话的时候都喜欢你脑袋后面的那些摄像头吗？ （笑声） 如果我要坐在那个位子上， 我会非常非常非常-我会花很长时间梳理我的头发。 （笑声） 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汤姆？
　　参议员棉：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国会现在承认中国是我们的长期竞争对手。 我们早就知道， 中国一直在伤害我们的制造业， 他们对我们的农产品的购买还不够。 他们歧视我们的公司。 他们只是拒绝了美国公司高通和荷兰公司 NXP 的合并。 这与中国无关，但结果只是为了伤害美国和我们在这里的就业。他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间谍活动。 你知道， 你注意到他们的喷气机看起来很像我们军队的喷气机。
　　THE PRESIDENT： Especially the F-22.
　　SENATOR COTTON： Exactly。 And now they’re just outright buying our technology。 You know， they don’t have to steal it so much anymore， especially if you’ve got smaller companies that have critical breakthroughs in technology 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quantum computing， what have you.This legislation will allow us to recognize those threats for what they are， and to stop China from buying our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 that we need to maintain our role as the world’s greatest superpower.So I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for this legislation， and thank you to all my peers around the table， and encourage Secretary Mnuchin and everyone on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to take a very tough look at everything that China is do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ESIDENT： And， Tom， you know， we’ve put a $50 billion number out there。 Now， the total number is $250 billion。 But of that， $50 billion has to do with technology — high tech and things。 And there’s a 25-percent tax on that， now， coming in.And I think that， economically， also helps us。 This is very different， but it also helps us。 And people are saying that’s already having a big effect。 And it is already； we’re collecting that money。 It’s a lot of money。 Much of it is being collected。 Some of it starts in a week。 But it’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money coming into the coff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nobody has ever seen that before。 Nobody has ever come close to seeing that before， actually. Jeb？
　　REPRESENTATIVE HENSARLING： Thank you， Mr. President。 I’m very happy to represent the House today。 I don’t know what to think about the ratio。 Does it take one House member to equal four senators？ I don’t know。 I’ll let them draw their own implications。 （Laughter。）Mr。 President， I just came from doing a series of town hall meetings in the 5th District of Texas。 People are enjoying — most of them — the best economy in their lifetimes。 And they send their gratitude.Your leadership on the Tax Cuts and Jobs Act， the deregulatory agenda of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a real difference.But you know， and this administration knows， we’re not going to keep 3 percent-plus economic growth if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chnology is taken from us by hook and crook， and ill-gotten gains and improper leverage.So， with your leadership， CFIUS has been upda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decade。 Needed gaps were filled。 And also， Mr。 President， I wanted to just thank you for helping unite our Congress and unite our nation。 Because the bill that came out of the House was almost unanimous。 I think we had two or three dissenting votes。 And so Congress is united to ensure that th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does not continue； that we stand up to all the countries that are not playing by the rules， including — and especially — China.So I want to thank my fellow Texan in the Senate for leading here， my counterpart， Senator Crapo。 I want to thank a couple of the House members who aren’t here： Robert Pittenger of North Carolina who authored， originally， the House bill， and Barr， who helped shepherd it through our committee.And I want to thank the Secretary who played a very vital role， Mr。 President， in negotiating those few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House and Senate， and ensuring that we could get this into the NDAA and get your signature。 So I wanted to acknowledge yourself as well.THE PRESIDENT： Thank you， Jeb， very much。 This is really a great achievement， and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in the room very much。 Great job.Thank you， everybody， very much。 Thank you.END11：49 A.M。 EDT
　　总统 ： 特别是 F-22。
　　参议员棉： 没错。 现在他们只是直接购买我们的技术。 你知道， 他们不必再偷它了， 特别是如果你有小公司在技术或人工智能方面有重大突破， 或者量子计算。这项立法将使我们认识到这些威胁是什么， 并阻止中国购买最关键的技术， 我们需要保持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的作用。因此， 我感谢你对这项立法的支持， 并感谢在座各位同仁， 并鼓励 Mnuchin部长和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每一个人都对中国对美国所做的一切采取强硬的目光。
　　总统 （以英语发言）： 汤姆， 你知道， 我们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开始征税号码。 现时的总数为2500亿美元。 但是， 其中500亿美元与技术高技术和事物有关。 还有百分之的税， 现在要开始征收。我认为， 在经济上， 这对我们也有帮助。 这是非常不同的， 但它也帮助我们。 人们说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 而且已经是了。我们正在收集那笔钱（关税）。 这是一大笔钱。 其中大部分正在收集。 其中有些是一周后开始的。 但这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流入美国的金库， 这是从来没有人见过。 事实上， 以前没人能看到这一点。杰布？
　　代表亨萨林： 谢谢你， 总统先生。 我很高兴今天能代表国会。 我不知道该怎么考虑这个比例。 有一个众议院成员等于四名参议员吗？ 我不知道。 我会让他们画出自己的含义。 笑声。） 总统先生， 我刚从德克萨斯州第五区的一系列市政厅会议中赶来。 人们正在享受–他们中的大多数–他们一生中最好的经济体。 他们也会感激你的。你领导的减税和就业法案， 长路的议程， 这个政府， 已经取得了真正的不同成绩。但你知道， 而这个政府知道， 如果我们的知识产权和技术从我们身上被盗走， 以及产生不良的收益和不当的杠杆所夺走， 我们就不会保持3% 的经济增长。因此， 在你的领导下， 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十年中首次更新。 填补了所需的空白。 而且， 总统先生， 我想感谢你帮助团结我们的国会和团结我们的国家。 因为从众议院出来的法案几乎是一致的。 我想我们有三张反对票。 因此， 国会团结一致， 以确保这一知识产权盗窃不会继续下去；我们将反击在那些没有遵守规则的国家， 包括–尤其是中国。所以我要感谢我在参议院的同胞们， 包括我的对手参议员。 我想感谢几位不在这里的众议院成员： 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 Pittenger， 他最初是众议院的法案， 还有巴尔， 他们帮助通过我们的委员会。总统先生， 我要感谢财政部长在谈判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的为数不多的分歧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并确保我们能把这个 NDAA， 并得到你的签名。 所以我也想让你知晓这个情况。
　　总统： 非常感谢你。 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我要感谢在座的每一个人。 干得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谢谢。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特朗普的“封口费”事件进展
　　特朗普现在开始反击封口费事件，他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
　　“。 ”If I ever got impeached， I think the market would crash， I think everybody would be very poor，“
　　“。“如果我被弹劾，我认为市场会崩溃，我认为每个人都会变得很穷。”特朗普在回答福克斯新闻的记者安斯利·埃尔哈特（Ainsley Earhardt）的提问时说。
　　埃尔哈特问他，如果民主党夺回国会的控制权，他是否会弹劾他。“你会看到一些你不会相信的数字。”
　　当被问到他如何评价自己执政业绩时候，他说：”我给自己一个A+。我认为没有一位总统做过我所做过的事。“他。”你知道吗，我想这说明了一些很高的犯罪率我不知道你怎么能控告一个干得很出色的人。“特朗普说。“我们甚至还不到两年。史上最大的减税。很快会有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我相信卡瓦纳法官会批准。大法官Gorsuch一直是一个明星。看看我们在监管方面所做的一切，经济是历史上最好的。我唯一做得不好的是媒体没有公平地报道我。”特朗普说。The only thing that I have done wrong is to win an election that was expected to be won by Crooked Hillary Clinton and the Democrats。 The problem is， they forgot to campaign in numerous states！ 我做错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赢得了一场预计将由不诚实的希拉里·克林顿和民主党赢得的选举。问题是，他们在很多州都忘记参加竞选了！
　　白宫发言人也极少为特朗普辩护，当记者不断追问特朗普是否对美国人民说谎时候，白宫发言人死寻底线，用相同的答案回复所有相关的问题，以下是白宫发言人和记者的交锋实录：
　　Q 谢谢你， 莎拉。 在宣誓仪式上， 科恩承认–在这场战役中， 麦克杜格尔的丹尼斯和凯伦。 他说他是在美国总统的指导下做的。 你认为总统犯了罪吗？桑德斯： 正如总统所说，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遍， 他没有做错什么。 对他没有任何指控。 我们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评论。Q 那么为什么不报告和披露这些付款？桑德斯： 再一次， 我不打算深入到后面的细节中去。 我可以告诉你， 正如总统多次指出的那样， 他没有做错什么。 在这一点上没有对他的指控。 而仅仅因为科恩提出了认罪协议并不意味着总统对任何事情都有牵连。Q 你今天能站在这里说总统从来没有对美国人民撒过谎吗？ 因为现在有那么多人回头看他在空军的录像带， 他说他对这些付款一无所知， 事实上， 我们现在知道他知道这些付款的一切。 他撒谎了吗？听着， 我觉得这是个荒谬的指控。 总统在这件事上没有做错事。 也没有对他的指控。Q 总统说， 福克斯新闻， 在采访安斯利 Earhardt 今天上午， 这不可能是一个非法的竞选捐款， 因为他支付的钱。 他在竞选中投入了6000万多美元的资金。 那么， 你如何画出界线-我的意思是， 也许这并没有在竞选资金中支付，但你如何在一个竞选资金和什么可能是支付给某人其他目的之间的界线？桑德斯： 听着， 我不打算回答涉及法律的部分。我想请你去见总统的外聘律师。 正如我告诉塞西莉亚的， 我能告诉你的是总统多次说过的话： 他没有做错什么。 对他没有任何指控。 就因为迈克尔。 科恩已经达成了协议， 对总统没有任何意义。史蒂文。Q。 莎拉， 总统今天上午推特说， 他对迈克尔？科恩所写的挫折感到失望。 也许你能在那上面多一点光。 因为这意味着迈克尔。 科恩放弃了一些总统宁愿保密的事情。 这是我们应该读到这一点， 还是有另一个解释？桑德斯： 总统已经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没有任何进一步补充。
　　Q 你好。谢谢你，萨拉。一些法律专家和议员说，总统腐败，有理由提出弹劾案。白宫是否对此表示关注，这可能会对中期选举–产生影响？而且，白宫是否认真对待这些指控？桑德斯：当然，我们认真对待指控。坦率地说，弹劾的想法是民主党人的一个可悲的尝试。这似乎是他们在期中考试中得到的唯一信息。我认为这再次有力地提醒了我们，为什么美国人应该支持其他志同道合的候选人，比如总统，这些候选人实际上专注于继续发展经济，继续维护我们的边境安全，继续关注所有美国人的安全。我认为，你能做出的最大的对比是民主党的信息，这无非是攻击总统，看廉价的政治噱头，而白宫和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则专注于真正为美国人民做好事
　　看来特朗普要走出目前的至暗时刻还需要更多的努力，特朗普反击的策略是死守底线，认为这个不涉及通俄门，认为这个是来自民主党的政治迫害。
　　通过特朗普执政来所发生的系列事件，我们似乎发现原来第一超级帝国的一把手日子并不好过，特朗普年纪一大把当上一把手要权权不多，老被限制；要钱钱没有，不但自己丢进几千万美元竞争上岗还不拿工资；要名名没有，私生活混乱、对公众说谎、把名声全砸了；这个没权没钱没名的一把手位置，特朗普怎么就这么坚持不懈呢？

来源时间：2018/8/26   发布时间：201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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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打响美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司法部长起诉上海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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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好  来源：星系花园

　　川普在本周20日发推喊出了“坚决阻止某国的毒品继续杀害我们的孩子”这样的口号，把又一个风口浪尖的争议，转化为了战争元素，打响21世纪美国的鸦片战争！ 图文消息来源：Wikipedia、Twitter、cleveland.com、U.S. News

　　无论你是否在乎人类文明
　　无论你是否知道毒品危害美国的程度
　　无论你是否了解排华法案背后的历史恩怨
　　你都不得不承认
　　向外出口毒品的某国产业要倒霉了
　　川普发推打响禁毒战争
　　与一直试图将毒品合法化的民主党
　　完全相反
　　这一届的白宫主人是个
　　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领袖
　　他对毒品在美国的蔓延早就深恶痛疾
　　以前却碍于一连串的政治因素
　　没把矛盾公开化
　　然而八月底的形势大变
　　白宫霸道总裁开始向毒品宣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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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这么说的
　　来自某不可说国的
　　有毒的合成的海洛因芬太尼
　　正通过便捷的邮递系统大量涌入美国
　　这是咱们无法容忍的
　　咱白宫能够
　　并且必须立即终止这种可怕的状况
　　参议院必须通过一项停止法案
　　坚决阻止毒品继续杀害咱美国的孩子
　　毁灭我们的国家
　　一刻也不能耽搁了啊

""

　　川普这话显然语气非常重
　　虽然为了避免全面冲突
　　故意给某国留面子不符合他的风格
　　但寥寥数语还是把要义阐明了
　　来自某国的
　　芬太尼类药物在美国市场上泛滥
　　光是大选年2016年
　　全美就有超过42000人因过量使用上瘾药
　　而导致死亡
　　其中一半由芬太尼引起
　　该药物的毒性可要比海洛因强50倍
　　进入2018年后
　　关于此类毒品的坏消息接踵而来
　　近一年的国会调查
　　发现从海外购买非法的芬太尼非常容易
　　芬太尼的卖家
　　仅使用美国邮政进行国际快递
　　是因为美国邮政尚没有完全履行
　　电子数据系统
　　来帮助官方识别可疑包裹
　　川普所说之Stop Act
　　指阻止合成药物非法交易和过量使用法案
　　英语全称为
　　Synthetics Trafficking
　　and Overdose Prevention Act
　　该法案将强制所有包裹快递公司
　　安装与联邦快递一样的
　　电子包裹跟踪系统
　　来帮助识别和阻止芬太尼类毒品的运输
　　该法案要求来自外国的包裹
　　在进入美国之前先向美国海关发送
　　该包裹的各种信息
　　包括从哪里来以及发给谁
　　众议院已经在2018年夏通过该法案
　　而参议院方面呢
　　尽管参议院领袖早已宣布
　　提前终止2018年8月的休会
　　但是仍有很多参议员木有回来工作
　　而导致这么重要的议案
　　在参议院没进行表决
　　心急如焚的川普只能再推特上喊话
　　希望两党的参议员们能提前放弃休假
　　赶紧回来加班
　　就目前中美局势而言
　　川普无疑是又用推特打响了一场战争
　　一百年前的美国鸦片战争
　　纵观历史
　　美国因为毒品泛滥而向某国开炮
　　是有先例可循的
　　最著名的就要数100年前
　　那次波澜壮阔的美式鸦片战争了
　　众所周知
　　提炼鸦片的罂粟原产亚洲
　　北美洲并无种植或消费鸦片的历史
　　美国白人清教徒更没吸鸦片习俗
　　然而


图为当年美国人沉溺于中国人开的大烟馆

　　随着中英鸦片战争结束
　　中国接受了通商条约
　　成长为一个国际贸易势力
　　以及本来用作中药制剂的鸦片
　　成了被大量消费和出口的一种工业产品
　　与此同时
　　作为同样是英国死敌的美国
　　接受了海量的中国人前来工作和定居
　　仅1852年一年
　　前往旧金山淘金的中国人就多达30000

""

　　中国人把一种有趣的东方休闲享乐
　　给带来了美国
　　许多美国青年前往体验
　　烟馆成了一种时髦的享乐方式
　　更成了跨国黑帮大赚利润的产业链

""

　　光是1885年
　　美国就进口了20万磅用于消费的鸦片
　　全部供应美国境内的大小烟馆
　　随着烟馆事业的扩大
　　基于烟馆的毒品亚文化也在美国流行开来
　　美国时髦青年们
　　发明了许多基于汉语的吸毒单词
　　比比皆是大烟馆引起了美国精英的反感
　　媒体上出现了
　　16到20岁的白人女孩半裸着
　　和各色男人一起躺在地板上吞云吐雾
　　这类极具煽动性的贬损之辞
　　这对推动美国排华风潮起到了关键作用
　　可以说排华法案能通过
　　和遍布美国的中式烟馆很有关系
　　在媒体新闻中
　　中国商人甚至和鸦片贸易划上了等号
　　配合1882年通过的联邦排华法案
　　在美华人的处境跌到了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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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府绞尽脑汁想办法禁烟
　　但它自我定位于一个市场主义国家
　　只能通过一系列经济手段
　　限制鸦片的传播
　　几年下来收效甚微
　　国会为鸦片特别制定的每盎司75美分的重税
　　不但没能阻止鸦片消费的增长
　　反而使得以三合会为首的华裔黑帮
　　通过非法走私鸦片赚的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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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年
　　美国国会又通过鸦片专卖法案
　　规定美国机构只能进口医疗用的鸦片
　　而禁止进口消费用鸦片
　　但和同时期的禁酒令类似
　　彻底的禁绝鸦片使得美国市场上的鸦片
　　利润疯涨
　　结果不但华人黑帮能赚到钱
　　连美国本土的黑帮势力也大捞了一票

　　随着鸦片价格的提高
　　鸦片在普通中国劳工中的消费大幅减少
　　代之是美国上流阶层对鸦片的青睐
　　作为一种既能打发时间
　　又带有东方神秘感的新鲜玩意儿
　　迈阿密 芝加哥 洛杉矶各地烟馆
　　逐渐发展成美国名流秘密聚会的场所
　　黑社会通过庇护这些精英群体的隐秘爱好
　　获得丰富利润
　　美国文青们发明了一个词叫做HOP
　　既能指代鸦片生意
　　又特指代同时拥有鸦片和美女的秘密聚会
　　与此同时
　　中国从鸦片的进口国转变成输出国
　　鸦片贸易甚至成了中美贸易中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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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府决心彻底对鸦片宣战
　　展开大规模武力清剿
　　同时对一些华人社区进行严格监视
　　光是1913年的洛杉矶
　　清查烟馆的突击行动就逮捕了1300人
　　大量鸦片和烟枪被收缴
　　大部分以半公开名义开设的烟馆都被查封
　　根据洛杉矶警察局的消息
　　有些从广东运来的烟枪
　　在美甚至使用了半个世纪甚至更久
　　然而鸦片的问题并没能得到缓解

　　早在1909年
　　美国就找到当时的中国政府
　　牵头让13个国家
　　联合在上海成立了国际鸦片委员会
　　这是针对毒品进行国际协作的最早努力
　　然而这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中国对美出口鸦片的速度减缓是因为
　　后来难以弥合的军阀割据
　　一战以后
　　国际联盟成立了鸦片与走私问题顾问委员会
　　企图让各国联手根除鸦片走私问题
　　但中国反复革命
　　根本没出现可以兑现承诺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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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的美国鸦片战争
　　配合着的联邦排华法案
　　使得两代在美华人处境非常困难
　　与此同时
　　它也使美国的立法和司法系统蒙羞
　　这是美国历史无法抹除的污点
　　无比讽刺的是
　　让美国市场上鸦片和大烟馆消声灭迹的
　　并不是各州政府的高压
　　也不是白宫发起的禁烟运动本身
　　而是可卡因和海洛因等新毒品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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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世纪末
　　一些中国烟贩就发现
　　毗邻美国的墨西哥的土地适合种植鸦片
　　于是带来了中国鸦片的种子
　　并且在墨西哥将鸦片进一步提纯
　　也就得到了大量的吗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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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拿去和乙酸进行化合与提纯
　　就得到了海洛因
　　然而产自墨西哥的海洛因纯度有限
　　奸商在制造时通常会掺杂半数的奶粉和糖
　　但这些新兴毒品因为携带方便
　　利润率奇高和不需要复杂的吸食工具
　　很快就淘汰了传统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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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二战末
　　美国最后一个鸦片吸食者终于消失了
　　美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彻底结束
　　然而烟馆对华人负面影响却顽固而持久
　　一位参议员如此评价
　　中国人作为劳工 矿工或仆人
　　大批移居到美国来
　　我们欢迎他们
　　我们欢迎他们做劳工欢迎他们做市民
　　因为从密苏里到金门只有100万人
　　但如果他们是带着鸦片来的
　　我们无法欢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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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美国面临的威胁
　　美国是个自由之国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彰显自己的民主
　　不会以强力限制市民吸毒
　　比如西雅图这样的地方
　　市府还花钱建了专门的毒品注射中心
　　让你放心注射不用左顾右盼
　　如果注射过量危及了生命
　　还有专业急救等在一旁
　　本地的公共健康部门还公示了专业吸毒指南
　　以防止各位市民吸食过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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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参与和医护人员的贴心服务
　　并不能带来更安全的局面
　　事实上
　　一些官方的投资是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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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总统一直想要把制造业请回美国
　　回头一看
　　发现美国目前已经到了
　　无可筹之饷 无可用之兵
　　的危险处境
　　毒品危害比林则徐时代的大清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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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周有个在美国面试成功的案例
　　在英美媒体疯传
　　是一个一无是处毫无特长的黑人
　　面试成功的经过
　　他在媒体上透露自己的成功秘诀是
　　30个面试者前29个都没通过毒品药检
　　于是我就这样找到了工作
　　这事在推特上蔓延
　　很快就被希望美国重新伟大的总统看见了
　　于是30日他公开宣布对毒品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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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和前任不一样
　　只要他公开在推文上喊过
　　就一定会在短期内执行
　　本周三
　　川普王朝任命的本轮禁烟运动的钦差
　　就那位软弱的司法部长塞申斯
　　他向全世界宣布了
　　本轮禁毒运动取得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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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查明并打击了
　　来自某国的毒品供应商
　　及他们的暗网交易系统
　　清查了相关的比特币洗钱活动
　　还捣毁了在美国本地的贩毒网络
　　部长大人启封了联邦法庭的一份起诉书
　　这份起诉书
　　对贩毒网为首的
　　两名中国公民提出43项控罪
　　起诉书指上海两父子
　　合谋制造并在全球贩运芬太尼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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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岁的郑Fujing Zheng
　　和62岁的Guanghua Zheng父子
　　被控犯有合谋制造和销售列管制物质
　　合谋向美国输入列管物质
　　持续运作犯罪企业
　　洗钱和其它各项重罪
　　由于涉案药物已致人死命
　　导致被告已被美国司法部定为毒枭
　　如果罪名成立
　　他们可被判终身监禁
　　司法部长塞申斯继续说
　　芬太尼类化合物
　　是当今美国头号毒品杀手
　　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
　　这是司法部在川普总统领导下
　　采取了历史性的新步骤应对芬太尼威胁
　　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去年10月
　　我们首次因贩卖芬太尼起诉中国公民
　　在这些案件中
　　先后已有32名被告受到指控
　　而今
　　我们宣布起诉总部在中国上海的
　　郑氏贩毒组织的领导人
　　起诉书指称
　　他们出售的药物害死了俄亥俄人民
　　通过切断芬太尼及类似物的源头
　　我们可以拯救美国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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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方的起诉书是这么说的
　　郑氏父子伙同他人使用多家公司
　　包括Global United Biotechnology
　　Golden Chemicals
　　Golden RC
　　Cambridge Chemicals
　　Wonda Science等等
　　制造并销售数以万计的危险化合物
　　包括芬太尼及类似物
　　比如卡芬太尼
　　乙酰芬太尼等等
　　他们建立并维持多个跨国网站
　　以超过35种语言推销毒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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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8年至今
　　郑氏贩毒组织以上海为基地
　　合谋犯下各类重罪
　　他们声称每月可从自己的实验室
　　运送超过16吨的危险化合物
　　并可以按照定制以任何数量合成
　　几乎任何类型的化合物
　　他们还声称自己拥有特殊方式
　　通过美国 俄罗斯 欧洲和其它国家的海关
　　如果邮件被海关没收
　　他们保证免费重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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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达88页的起诉书
　　详细地描述了这个贩毒网络的运营方式
　　甚至包括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
　　如何揽客如何洗钱如何售后
　　甚至包括该公司如何运输躲避查获
　　…………
　　心疼美国的FBI和司法部员工，他们在川总的压迫下一定熬了N夜，才写出了这么细致的跨国起诉书……推特时代，作为华盛顿的政府雇员，一件事做不好，或跟不上川总的节奏是会被开的，目前的状况简直是官不聊生；不过对付毒品方面破案率显著提升倒也不错……emmm，以司法部长的名义起诉上海公民确实很不寻常！据传白宫还在考虑，以此为由对中国的相关化学行业施以制裁，希望只是传闻啊……

来源时间：2018/8/26   发布时间：201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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