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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北大17所中美名校图书借阅榜公开:对比结果惊到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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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留学全知道

  “图书借阅榜反映了一个时代大学生的思想和兴趣偏好,信息量很大。
  美国数据库项目“开放课程”(The Open Syllabus Project)收集了各大学过去15年以来超过100万项课程和图书阅读信息,公布了美国大学学生的阅读书目数据,而中国的各大高校也公布了当年关于图书借阅情况。
  阅读榜一放出,就有机智的筒子们将中美名校阅读榜单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差别很大。
  在没看之前,你猜中美高校学生各会最偏爱哪本书?

美国高校

  美国十所高校图书阅读综合排名
  1.《理想国》柏拉图
  2.《利维坦》霍布斯
  3.《君主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
  4.《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
  5.《风格的要素》威廉.斯特伦克
  6.《伦理学》亚里士多德
  7.《科学革命的结构》托马斯.库恩
  8.《论美国的民主》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
  9.《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10.《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普林斯顿大学
  1.《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
  2.《全球化及其不满》斯蒂格利茨
  3.《美国国会行动的逻辑》道格拉斯·阿诺德
  4.《财政学》哈维·S.罗森
  5.《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约瑟夫·熊彼特
  6.《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
  7.《大外交》亨利·基辛格
  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
  9.《停战》理查德·霍布洛克
  10.《冲突中的种族集团》唐纳德·霍罗威茨
  哈佛大学
  1.《在伯明翰监狱里写的一封信》马丁·路德·金
  2.《风格的要素》威廉·斯特伦克
  3.《领导大不易》罗纳德·海菲兹
  4.《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
  5.《思考,快与慢》丹尼尔·卡内曼
  6.《君主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
  7.《政策分析入门》伊迪斯·斯托基
  8.《正义论》约翰·罗尔斯
  9.《公司财务原理》理查德·布雷利
  10.《感谢您的忠告》杰·海因里希斯
  耶鲁大学
  1.《理想国》柏拉图
  2.《季度回顾》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
  3.《隐身人》拉尔夫·埃里森
  4.《奥德赛》荷马
  5.《让我们来歌颂那些著名的人》詹姆斯·艾吉
  6.《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
  7.《人类学》弗朗茨·博厄斯
  8.《萨帕塔和墨西哥革命》约翰·沃玛克
  9.《反政治机器》詹姆斯·福格森
  10.《伊利亚特》荷马
  哥伦比亚大学
  1.《文明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
  2.《理想国》柏拉图
  3.《论自由》约翰·密尔
  4.《社会契约论》让-雅克·卢梭
  5.《利维坦》托马斯·霍布斯
  6.《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7.《道德形而上学》伊曼努尔·康德
  8.《国富论》亚当·斯密
  9.《微积分:早期超越》詹姆斯·史都华
  10.《文明及其不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斯坦福大学
  1.《理想国》柏拉图
  2.《季度回顾》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
  3.《隐身人》拉尔夫·埃里森
  4.《奥德赛》荷马
  5.《让我们来歌颂那些著名的人》詹姆斯·艾吉
  6.《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
  7.《人类学》弗朗茨·博厄斯
  8.《萨帕塔和墨西哥革命》约翰·沃玛克
  9.《反政治机器》詹姆斯·福格森
  10.《伊利亚特》荷马
  芝加哥大学
  1.《伦理学》亚里士多德
  2.《尼各马科伦理学》亚里士多德
  3.《应用STATA做统计分析》劳伦斯·汉密尔顿
  4.《办公时间》诺姆·福斯特
  5.《君主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
  6.《罗马史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
  7.《道德形而上学》伊曼努尔·康德
  8.《忏悔录》奥古斯丁
  9.《人工智能》斯图尔特·拉塞尔
  10.《政府论》约翰·洛克
  麻省理工学院
  1.《利维坦》霍布斯
  2.《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3.《宏观经济学》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4.《君主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
  5.《宏观经济学讲义》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6.《资本论》马克思
  7.《风格的要素》威廉·斯特伦克
  8.《经济学》保罗·克鲁格曼
  9.《日语口语一讲》哈尔茨
  10.《季度回顾》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
  杜克大学
  1.《计量经济学》詹姆斯·斯托克
  2.《社会成本问题》科斯
  3.《国富论》亚当·斯密
  4.《公地悲剧》加勒特·哈丁
  5.《计量经济学》林文夫
  6.《领导大不易》罗纳德·海菲兹
  7.《解析政治学》梅尔文·希尼克
  8.《公司财务原理》理查德·布雷利
  9.《宏观经济学》罗伯特·巴罗
  10.《宏观经济理论》托马斯·萨金特
  宾夕法尼亚大学
  1.《俄狄浦斯王》索福克勒斯
  2.《艺术写作指南》巴尔内特
  3.《黑暗的心》康拉德
  4.《合作的进化》罗伯特·艾瑟罗德
  5.《理想国》柏拉图
  6.《富兰克林自传》本杰明·富兰克林
  7.《印第安次大陆的艺术与建筑》哈尔莱
  8.《坎特伯雷故事集》杰弗里·乔叟
  9.《忏悔录》奥古斯丁
  10.《劝导》简·奥斯丁
  布朗大学
  1.《学习和教学》哈罗德·詹姆斯·谢里丹
  2.《赛博公民》克里斯·格雷
  3.《技术社会》雅克·埃卢尔
  4.《学习中心》罗伯特·布朗
  5.《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6.《透明社会》大卫·布林
  7.《美国技术社会史》露丝·施瓦茨·柯旺
  8.《启迪》瓦尔特·本雅明
  9《拟像》让·鲍德里亚
  10《控制革命》詹姆斯·贝尼格
  从综合排名的 TOP 10可以看出,美国学生阅读最多的是经典的政治学、哲学著作,而这些经典书目,很少出现在中国大学生的榜单中。
  浙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大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米红分析,阅读榜单的差异,其实是折射出中美大学在教学模式的不同。
  “欧美大学很多老师的授课就是以讲授经典专著为主,基本不受现在互联网影响。在老师教授古典名著的影响下,常春藤学校的学生读《理想国》、《国富论》这类资本主义制度奠基性的专著和文献,就不足为奇了。”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教授的课程,古典的比例不是很大,“我们主要针对现在和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米红建议,中国的大学生也应该多读中国的古典作品,包括文化、历史、科技甚至军事著作,并尽量选择繁体版本,因为繁体字本身就蕴含了深刻的古典文化传统。

中国高校

  浙江大学:《平凡的世界》四次冠军
  1.《平凡的世界》
  2.《我执》
  3.《万历十五年》
  4.《狼图腾》
  5.《常识》
  6.《牛奶可乐经济学》
  7.《心理学与生活》
  8.《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9.《天龙八部》
  10.《国富论》
  清华大学:《三体》系列受欢迎
  文学类
  1.《三体2》
  2.《解忧杂货店》
  3.《白夜行》
  4.《从你的世界路过》
  5.《三体3》
  6.《偷影子的人》
  7.《三体》
  8.《嫌疑人X的献身》
  9.《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10.《平凡的世界》
  社科类:
  1.《极简欧洲史》
  2.《暗时间》
  3.《异类》
  4.《稀缺》
  5.《激荡三十年》
  6.《机器学习在量化》
  7.《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8.《人类简史》
  9.《祖先》
  10.《耶路撒冷三千年》
  科技类:
  1.《算法导论》
  2.《LATEX入门》
  3.《断舍离》
  4.《哥德尔、艾舍尔、巴赫》
  5.《LATEX 2e 完全学习手册》
  6《MATLAB 完全学习手册》
  7.《MATLAB R2014a 完全自学一本通》
  8.《Spark大数据处理》
  9.《少有人走的路》
  10.《时间简史》
  北京大学:最关心民主
  政治法律类:
  1.《论美国的民主》
  2.《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4.《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5.《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经济类:
  1.《激荡三十年》
  2.《大数据时代》
  3.《货币战争》
  4.《21世纪资本论》
  5.《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哲学宗教类:
  1.《心理学与生活》
  2.《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3.《叫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4.《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5.《亚里士多德全集》
  文学类:
  1.《盗墓笔记》
  2.《藏地密码》
  3.《老舍文集》
  4.《天龙八部》
  5.《王小波全集》
  复旦大学:最想看《心理学与生活》
  文科图书:
  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2.《王小波全集》
  3.《正义论》
  4.《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5.《第二性》
  理科图书:
  1.《微积分学教程》
  2.《基础有机化学》
  3.《费恩曼物理学讲义》
  4.《数学分析》
  5.《力学》
  医学图书:
  1.《人体解剖色彩图谱》
  2.《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
  3.《生物化学》
  4.《神经科学》
  5.《生物化学原理》
  年度最想阅读图书:
  1.《心理学与生活》
  2.《解忧杂货店》
  3.《追风筝的人》
  4.《平凡的世界》
  5.《如何阅读一本书》
  武汉大学:武侠小说爱好者
  中文图书:
  1.《明朝那些事儿》
  2.《平凡的世界》
  3.《神雕侠侣》
  4.《读库》
  5.《盗墓笔记》
  6.《藏地密码》
  7.《知日》
  8.《新周刊年度佳作》
  9.《绝代双骄》
  10《张爱玲典藏全集》
  山东大学:爱追《明朝那些事》
  1.《明朝那些事》
  2.《平凡的世界》
  3.《藏地密码》
  4.《盗墓笔记》
  5.《冰与火之歌卷一 权利的游戏》
  6.《你好,旧时光》
  7.《冰与火之歌卷二 列王的纷争》
  9.《蛙》
  10.《深夜食堂》
  华南理工大学:又见《平凡的世界》
  1.《平凡的世界》第一部
  2.《平凡的世界》第二部
  3.《十一字杀人》
  4.《平凡的世界》第三部
  5.《C++程序设计》
  6.《生死疲劳》
  7.《围城》
  8.《嫌疑人X的献身》
  9.《明朝那些事儿》
  10.《野火集》
  对于中国高校的这些榜单,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蔡天新这样评价:
  从榜单来看,中国的大学生们较少阅读有想象力的书籍,较少阅读有国际视野的书籍,较少阅读综合类或有普遍意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
  还有一个现象,名校和普通高校学生阅读差异不大。我希望大学生有更多个性化的阅读。过去两百多年来,剑桥大学有个使徒社,每周定期探讨一本书或一个话题,最后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可以说没有使徒社,就没有英国文明。

来源时间:2018/8/26   发布时间:2018/8/25

旧文章ID:16882

中国部分人患“恐美症” 就让他们练练胆

作者:社评  来源:环球时报

  原标题:有人民的支持,所以中国谈判团从容

  中美副部长级贸易磋商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美国对另外16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星期四开始实施。从本周一到周末,美国还在举行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听证会。这一周中美可谓边打边谈,一边是“烽火连天”,一边是双方官员隔着谈判桌的博弈。
  多数分析人士都不对中美这一轮磋商会取得决定性成果抱希望,原因是,华盛顿尚未形成通过平等谈判解决中美贸易纠纷的诚意。美方仍把构筑对中国的更大压力当作优先事项,它把现阶段同中国谈判作为对华施压的辅助性手段。
  中国坚决抵制了美国的对华关税攻势,我们的反击震动了美方,现阶段同美谈判,必须与这种抵制一脉相承。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也决不怕打贸易战,谈判的立场应当紧扣这一态度,坚决打掉华盛顿对于美方压力有可能已经产生效果的任何幻想。
  华盛顿对贸易战一轮接着一轮加码,就是希望中国的态度早点松动。中方的坚定、冷静要一以贯之,我方态度决不被美方贸易战加舆论战的混合攻击牵着鼻子走。要让美方确信,它施加多大的压力都没用,在这之前,华盛顿不会真的把注意力放到谈判上,也不会用寻找最大公约数来取代对其单方利益的强行追求。
  时隔两个多月,中美再次谈判,我们希望中方谈判团队放松精神,不要有要谈出个什么结果的压力。说实话,中国社会没有中美双方能很快达成协议结束贸易战的预期。大家普遍不认为这是普通的贸易战,我们做好了这场贸易战有可能旷日持久、中方会因此而付出一定损失的思想准备。
  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清楚,政府的确不想与美打贸易战,这场贸易战完全是美方打上门来,试图压服我们,并以此重新定义中美关系。政府奋起抵制,是着眼于中国的长远利益,给美国定必须平等对待中国的规矩。贸易战的所有痛苦都是美方造成的,它不是中国政府的错,更不是商务部的谈判官员们无能。
  互联网上有一些人在抱怨,但那是多元社会必然存在的现象。重要的是,那些声音的确不代表中国社会主流态度。大多数中国人希望看到中美早点结束贸易战,但他们决不愿意这样的休战以我方做出无原则退让为代价。政府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的立场恰是无数中国人的心声。
  中国有一部分人患有“恐美症”,就让他们通过这场贸易战练练胆子,跟着大多数同胞学习一些骨气吧。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一直有恐美、恐西的情结,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同美国或某个西方大国在必要时开展斗争,并且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自我。
  政府方面要相信广大公众的觉悟,应对贸易战的专业团队不要担心会遭到舆论的抱怨。喜欢抱怨的人,有没有贸易战都会抱怨,但是真正的群众们知道政府在为捍卫人民的利益竭尽全力,专业团队更是在调动一切智慧,为国家和老百姓在贸易战的逆境中争取最好结果。这是这场全球贸易战中最同仇敌忾的一个国家。
  贸易战只打了几个月,中国体制性优势和社会韧性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这种展示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相信,越往后谈,中方将越从容,美方会越急躁。

来源时间:2018/8/26   发布时间:2018/8/22

旧文章ID:16881

李峥:警惕华盛顿推动中美科技脱钩

作者:李峥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媒体统计说,这是1978年以来最早生效的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说明了两党对法案内容的高度共识。在这份厚达800多页的文件中,中国与俄罗斯成为最热关键词,充分体现了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大国竞争”基调。
  相比政治、军事领域,法案中若干涉及中美科技领域关系的条款并没那么刺耳,但每一条都将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法案要求美国军方禁止购买中国生产的“受控电子产品”,将华为、中兴等公司永远拒止在美国联邦采购市场之外。法案捆绑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改革条款,将加大国防部、中情局等国家安全部门在安全审查中的职责,对外国企业投资美国公司提供安全评估报告。除传统并购行为外,CFIUS的审查范围还将扩大到非控制性投资,其中包括美国“关键技术公司”与非美国实体就知识产权、专有技术等进行的交换与转让。CFIUS还将实行出口控制制度,要求美国企业在出口敏感技术产品时向CFIUS事先申报。
  虽然CFIUS改革并未明确表明针对目标,但从其列举的众多事例不难看出,中国几乎是唯一针对对象。法案生效将基本上阻断中国企业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的机会。事实上,“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早在2010年就将上述关切写入年度报告,要求CFIUS谨慎处理相关并购。自此之后,CFIUS多次以“国家安全因素”否决了中国企业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的行为,包括2016年劝阻仙童半导体接受中国收购要价、2018年否决蚂蚁金服并购美国速金汇等。如果说上述否决案例还只是个案,如今阻止中国企业并购美国高科技资产则成为CFIUS的法定职责之一。
  审查技术转让和出口控制条款则会产生更加长期、深远的影响。法案在这一条款上给美国政府留下若干“自由裁量权”,例如在圈定“关键技术公司”“专有技术”“技术合作方式”等核心要素上,美国政府有着很大灵活空间,可以根据具体评估结果随时调整宽严程度。出口控制制度则给美国阻止敏感技术流入中国加上“双保险”,将把现有出口管制体系未覆盖的新技术和交易方式纳入监管范围。两项新要求对中美科技企业的合作与交易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两国企业拿不准美国监管部门的尺度和标准,不得不做最坏打算。由于企业间合作需要投入巨大成本和前期准备,新法案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产生“寒蝉效应”,将一些合作计划消灭在萌芽阶段。
  中美企业间的科技合作是两国科技交流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两国企业互有需求、互有优势,都迫切希望借助外国合作伙伴扩展海外市场,提高本国企业在某项技术领域的市场地位。企业间合作为两国民间科研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应用市场和资金支持,一旦企业间合作动力不足,两国各领域的科技交流也将随之减缓。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福鲁哈尔认为,此次CFIUS改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美国不再将经济利益置于国家安全风险之上。诚如其言,美国在科技领域正放弃“商人思维”,不再相信通过市场扩张和技术输出控制他国经济命脉的大逻辑。从“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相关条款看,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对华态度已发生180度大转弯,其对在科技领域被中国赶超的担忧,甚至远超上世纪80年代对日本企业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的程度。美国对中国的目标正从遏制中国部分科技企业和科技产业发展,转向寻求让美国科技产业逐步疏离与中国的关系,最终让中国无法获得美国任何先进科技资源。
  这种根本逻辑上的转变将通过若干标志性案例来实现,循序渐进地改变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和中国合作伙伴的看法。近期,美国谷歌公司和脸书公司有意重回中国市场,就很可能成为新法案的首个“试验品”。两家公司的中国计划能否成行以及能将多少业务和技术带入中国,都将成为外界看待该法案尺度的重要标杆。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44家军工类企业实施技术封锁体现出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另一个战略方向,即通过不断扩大封锁目录阻断中国获取美国高科技技术。在愈发强调科技领域的“安全风险”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未来存在着不顾本国企业反对、全面阻断两国科技领域交往的潜在可能。
  美国在科技领域转变“商人思维”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一方面,长期下去,中国的市场和资本可能不再成为吸引、绑定中美科技领域共同利益的主要承载,因而不足以阻止美国政府采取破坏性的措施和行动。另一方面,中美科技全面“脱钩”的潜在风险让我们重新认识基础科研和完整产业体系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应做好依靠“非美世界”和自身能力推动科研进步的准备。(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8/8/26   发布时间:2018/8/16

旧文章ID:16880

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去世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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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印象

  麦凯恩去世(联合早报,2018年8月25日)
  美国政治家、共和党重量级人物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因脑肿瘤去世,享年81岁。
  凯恩曾于2008年参选过美国总统,去世前为共和党亚利桑那州资深联邦参议员。
  麦凯恩自去年7月诊断出患有胶质母细胞瘤后,12月回到亚利桑那州接受治疗。他的家属上周五(24日)发文告说,他“生存力超出预期”,但病情恶化速度和麦凯恩的年岁都使情况不容乐观,麦凯恩也因此决定终止治疗。
  美国政坛重量级人物麦凯恩去世享年81岁 曾与奥巴马竞争总统(海外网 2018-08-26)
  麦凯恩是美国政治家、共和党重量级人物,现为亚利桑那州资深联邦参议员,属于党内的“温和派”,他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担任飞行员。在越战时期,麦凯恩曾被俘虏并在被关押5年多后获释。2000年与2008年,麦凯恩两度竞选美国总统,不过却分别败给小布什与奥巴马。
  海外网8月26日电据美媒报道,美国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去世,享年81岁。
  《纽约时报》称,根据麦凯恩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麦凯恩于当地时间周六(25日)下午4点28分在亚利桑那州的家中去世。他患有恶性脑瘤,又被称为胶质母细胞瘤。自2017年发现患病以来,他一直在接受放疗和化疗。
  此前有媒体报道,麦凯恩(John McCain)的家人于8月24日发布声明,宣布麦凯恩将停止接受脑癌治疗。声明写道,麦凯恩去年夏天确诊患上恶性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并且病情发展预测严重。自确诊后的一年多来,他的生存情况已经超出预期。“但是病情的发展以及年龄的增长已经对他所患上的疾病作出了‘判决’,他凭借自己一向坚定的意志力,现在选择不再继续接受治疗。
  麦凯恩的妻子辛迪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上发文,感谢一路以来关心和照顾丈夫的人士。他的女儿梅根则在推特上写道,对父亲确诊病情后接受治疗这一年多以来受到的爱意与关心表示谢意,并称若非如此,麦凯恩其及家人不可能坚持至今。
  麦凯恩是美国政治家、共和党重量级人物,现为亚利桑那州资深联邦参议员,属于党内的“温和派”,他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担任飞行员。在越战时期,麦凯恩曾被俘虏并在被关押5年多后获释。2000年与2008年,麦凯恩两度竞选美国总统,不过却分别败给小布什与奥巴马。
  麦凯恩担任参议员30余年,以“政治独立”闻名。据悉,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与麦凯恩关系不睦。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党内预选阶段说,麦凯恩在越南战争中遭俘虏,“不是英雄”。而麦凯恩此前对特朗普的自我主义持批评态度,并曾投票反对共和党人取消奥巴马医保计划。在去年接受手术仅两周后,麦凯恩返回华盛顿,在共和党试图废除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法案问题上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此外,麦凯恩还对特朗普赞赏俄罗斯总统普京是真正的领袖公开表达不满。麦凯恩曾经告诉白宫,如果他病故,特朗普不用出席葬礼。(海外网 姚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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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革命”策动者阴谋中国
  《环球人物》杂志2008年02月16日
  特约撰稿王晋燕
  (编者按:将关于麦凯恩的论述提到文章最前面)
   麦凯恩亲自上阵
  “美国现在需要一位总统,他必须能够向美国和世界表明,这个国家最好的时光就要到来,必须准备建立基于自由基础上的持久和平。”2007年11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麦凯恩,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标榜自己的外交立场——“必须扶持全球民主力量”。
  麦凯恩此文一出,当即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世界上的“颜色革命”或许将更加泛滥。
  遥控指挥中亚国家“政变”
  2005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即将举行议会选举前的一个深夜,吉首都比什凯克的一家印刷所内,机器轰鸣,人来人往。这是以在全球推广“民主”为使命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专门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办的。
  在轰轰转动的印刷机旁,“自由之家”的项目总监麦克·斯通,正紧张地等着最后一份报纸印完。这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唯一一份反对派的报纸,正在印刷一期特刊,头版的大标题赫然就是:《现在轮到阿卡耶夫了》。特刊要印20万份,所以斯通在印刷所里等了很久。
  这天夜晚,斯通很“幸运”,因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没有断印刷所的电。他笑着对助手说:“真得感谢麦凯恩!”
  几天前,在斯通的指导下,这份报纸在头版上方刊登了吉总统阿卡耶夫正在建造的豪宅的大幅照片,下面则放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小孩的图像。报纸面世后,吉民众对总统的不满情绪迅速被激发。于是,愤怒的吉政府断了“自由之家”这家印刷所的电。
  但斯通无所畏惧,因为他的后台是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
  麦凯恩立刻拨通了吉外长的电话,指责对方压制民主,“让人无法容忍”。吉外长只好连声道歉,并答应立即恢复对印刷所的供电。
  10天后,存在了10年的阿卡耶夫政权,被“倒戈”的民众抛弃了。当时就有中亚媒体指出,“是麦凯恩把阿卡耶夫赶下了台”。因为正是他将斯通派到了吉尔吉斯斯坦,而后者“出色”地打赢了导致这场“软政变”的宣传战。而且,麦凯恩还指令斯通将“颜色革命教父”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翻译成俄文,在吉尔吉斯斯坦广泛散发,成为吉反对派的必读书和行动指南。
  他的背后是布什总统
  作为资深政客,麦凯恩自1992年起,开始担任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理事会的主席。这家成立于1983年的研究所,总部设在华盛顿,宗旨是在全世界推进“民主”、“自由”、“自治”与“法治”。2005年5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该研究所举办的2005年度“自由奖”颁奖仪式上,曾毫不掩饰地说,20多年来,这个研究所“在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它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变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静了。”
  布什的此番讲话,无疑是对麦凯恩的极大肯定。
  早在2004年8月,麦凯恩就曾声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是独裁者”,并宣称要通过正式支持反对派的方法,与白俄罗斯的“暴政”做斗争。随后,他多次在华盛顿接待白俄罗斯反对派的造访,手把手传授“革命秘诀”。一次,在送别白俄罗斯反对派代表团时,麦凯恩意味深长地说:“变革之风正在吹向白俄罗斯。”一旁的人都明白,他就要对白俄罗斯下手了。
  果然,2005年3月25日,白俄罗斯数百名反对派支持者,在总统府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但这一次,麦凯恩没有成功。
  不过,在白俄罗斯的失败,并不会让麦凯恩收手。目前,“国际共和研究所”在全球设有多家机构,并为50个国家的非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仗着白宫的支持和雄厚的资金实力,麦凯恩连俄罗斯都不放在眼里。他曾多次以参议员的身份,以“俄罗斯压制民主”为由,要求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此外,在不久前刊发于《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里,麦凯恩还对中国发起了攻击——“崛起的中国将是下任美国总统的重大挑战。”
  当下,麦凯恩在共和党的初选中风头正劲,这引起了外界的一丝担忧:这个“幕后导演”,会成为又一个公开推行“颜色革命”的美国总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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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坛巨人麦凯恩病逝 享年81岁

| 2018-08-25 世界日报 |   
  在家属宣布停止接受治疗一天后,罹患脑癌的亚利桑纳州国会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25日撒手人寰,享年81岁。 
  屹立美国政坛数十年的麦凯恩下周即将过82岁生日,家属24日宣布他停止治疗一年前诊断出的脑癌;他表示,"病况和岁月的无情进展已做出判决。"
  麦凯恩被诊断患有侵袭性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是最常见脑癌;和其他脑瘤是从身体开始扩散到脑部的情况不同,胶质母细胞瘤始于大脑或嵴髓,致命性极高。
  根据胶质母细胞瘤的类型和治疗法,存活率从14个月到3年不等。脑瘤协会引用2009年一项研究,发现有10%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可能存活五年或更长时间。
  他的亲人说,麦凯恩"秉持向来的坚强意志,选择停止医疗";他的女儿梅根?麦凯恩(Meghan McCain)甚至说,她无法想像没有了麦凯恩,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麦凯恩纵横参院议场30多年,对战争与和平的辩论,以及国家道德走向,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他是海军飞官,越战时期执行轰炸任务时在河内上空被击落成为战俘,几年后才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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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革命’策动者阴谋中国”文章全文

  他们往往身居幕后不为人知,但却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生态。他们的身影总是出现在那些刚刚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在塞尔维亚培训反政府学生组织,为乌克兰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在缅甸危机中为僧侣提供指导……他们有的是资深学者,有的曾为军方和情报机构的官员,有的身居政府要职,有的则曾是风靡全球的“金融大鳄”……
  他们拥有充足的资金,以非政府组织和机构负责人的名义在世界各地活动。如今,他们已经把发动“颜色革命”变成一个成熟运作的“产业链条”,自己就站在这个链条的关键节点上,策划活动,组织进攻——尽人皆知的是,在美国政府输出民主战略的背景下,他们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
  鲜为人知的是,这群人也早已把中国列入其目标范围,一直在暗中观察,寻找时机……
  “精神教父”20年的阴谋
  在2007年11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颇为耐人寻味:《你所不知道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他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理论,对全球民主与独立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乡——美国却鲜为人知。吉恩·夏普也许就是你从没听说过的最重要的人物。”
  哪里有“颜色革命”,哪里就有夏普
  如今已年近80岁的吉恩·夏普,长期隐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东波士顿的一幢公寓里。这个瘦弱的老头,看上去甚至有点腼腆。对外界来说,他的生活始终是个谜——他不仅从没有过妻子、儿女,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头竟是颠覆过多个国家政权的“总导演”,是一些国家反政府组织的精神领袖。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前登上一辆坦克发表讲话的一幕,一直被西方媒体视为苏联瓦解的经典画面。但是,在这个有点闷热的夏日里,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在叶利钦发表演讲的不远处,散落着一些小册子——《非暴力革命指导》;更没有多少人注意小册子上的作者署名——吉恩·夏普。
  那时,夏普还没有成为“颜色革命精神教父”。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发生的所有世界瞩目的‘颜色革命’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前苏联、东欧、拉美和中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在介绍吉恩·夏普的文章中,甚至将中国也列进了夏普的“攻击目标”名单。这篇文章透露,“每天,吉恩·夏普都会在他的寓所里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这些电话大多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反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希望获得夏普关于非暴力政权更迭方面的指导,以及资金上的支持。”
  2002年,70多岁高龄的夏普受到“邀请”,来到荷兰的政治中心海牙。当时,他所在的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不要去了,但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我一定要去。”在海牙,来自很多国家的“非暴力精英”得到了夏普的亲自培训。同一年,在他的得意门生们的策划、活动下,塞尔维亚爆发“天鹅绒革命”,反对派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政权。
  夏普在塞尔维亚的“成功试验”,很快引发了连锁反应——据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披露,塞尔维亚反对派推翻米洛舍维奇后,马上帮助格鲁吉亚同行发动了“玫瑰革命”,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政权;而格鲁吉亚反对派则“指导”乌克兰同行发动了“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也是按夏普设定的模式爆发的。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被西方媒体称为“藏红色革命”的政治危机。大约3个月后的12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4年,一位颇有远见的美国人,出现在泰缅边境地区。他向那些从缅甸逃出来的学生传播非暴力抵抗理论……”《金融时报》文章提到的那个美国人,正是吉恩·夏普。文章随后透露,在过去的3年中,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缅边境地区,培训了3000多名来自缅甸各地的反对派,其中包括数百名僧侣。培训内容除非暴力革命的各种策略和方法外,还包括如何与警察等现政权维护者展开沟通的技巧。此外,爱因斯坦研究所还为这些人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比如为僧侣们提供手机等通讯信工具。这都为2007年9月僧侣们策动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作了铺垫。
  人们发现,在缅甸危机中,反政府人士严格按照夏普的“战斗策略”行动,比如,僧侣们的行动显得很“克制”。他们不与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前解散。这使缅甸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颜色革命圣经”,198种“战法”
  有人说,在发展中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简直就是夏普的“精神信仰”。为此,他苦心钻研,推出了一系列理论“专著”。
  上世纪60年代初,夏普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3年,他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一个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项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当年与他一起从事研究的同事很是惊讶:“我只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后来开了一个研究所,但真没有想到他居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当时,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也很单纯,从不与人争什么。”
  就是在哈佛大学进行研究期间,夏普在马萨诸塞州筹建了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这家机构的真正使命都不甚清楚。但很快,人们就明白了——这家研究所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通过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因为在这里,夏普很快就出了一本书——《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该书刚出版时,谁也不会想到,它竟能引起“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重视。再版时,乔治·凯南亲自为其作序——“尽管在书中,夏普把这种非暴力运动主要设定在欧洲,但在欧洲之外,这种方式拥有更大的潜力。”
  1993年,夏普又推出了奠定其“颜色革命精神教父”地位的著作——《从独裁到民主》。该书面世不久,就被一些追随者奉为“颜色革命圣经”。在书中,夏普基于亲身实践,总结了198种“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的方法。比如,书中有一章详细论述如何在短期内搞好与军警的关系,从而让军警在司法和心理上都不便镇压抗议活动。该书已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东欧、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多国出版。为了便于“广泛传播”,夏普特许“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传播和翻印此书”——他自然也没放过中国,亲自部署将其翻译成中文。
  夏普对自己的这本著作颇感满意。一次在接受匈牙利媒体的采访时,他毫不掩饰地说:“这本书是一本革命指南。使用它,在发动革命时就能避免受到残酷的镇压。”夏普还得意地提到了在塞尔维亚的经验:“在塞尔维亚革命中,(反对派)就是根据书中介绍的方法,使用了儿童,才使警方不敢动用暴力。后来,反对派领袖又(根据书中介绍的办法)与司法部门进行谈判,和对方沟通并建立关系,才最终达成了协议。”
  中情局的培训师,美国政府的“枪手”
  外界普遍认为,夏普及他的爱因斯坦研究所,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建立的最初几年间,一直不为人知。大约到了1989年,由于“成绩突出”,它在学术圈内已小有名气。而且,这个时候,夏普策划的一系列反共产主义运动也“初见成效”。在此情况下,夏普和他的研究所引起了美国中情局的注意。当时,中情局高层日益感到,用暴力方式颠覆别国政权的方法困难重重。而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让他们“看到了其中隐藏的希望”。于是,他们向夏普发出邀请,请其出任中情局的“顾问”,专门从事对一些国家进行秘密颠覆活动的策划。与此同时,爱因斯坦研究所也开始秘密为中情局训练“颜色革命”人才。
  自此以后,很多地方爆发的“颜色革命”,差不多都是夏普和中情局合作创造的产物。据报道,早在1989年,爱因斯坦研究所已开始在缅甸展开秘密活动。当时,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在缅甸活动的专用经费。此后,夏普曾亲赴缅甸,为当地的反政府人士提供理论和实战培训。
  也有报道称,爱因斯坦研究所,还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交报告和计划,在获得许可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具体实施。因此有人说,经过20年的发展,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夏普及这些组织的影子。
  “急先锋”曾密赴香港
  被称为“颜色革命”推手之一的罗伯特·赫尔维,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人物。他曾是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名军官,做过美国驻外使馆的武官,也曾在美国五角大楼工作。丰富的经历和官方背景,为他日后成为“颜色革命”的“急先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偶遇夏普
  从美国马歇尔大学毕业后,赫尔维曾先后在美国陆军参谋指挥学院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深造。
  校园里的赫尔维此时还不知道,在远东的缅甸,美国情报人员正在展开秘密行动。据前民主德国出版的《中情局谁是谁》一书披露,当时,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有44名中情局特工,他们均以外交官的身份为掩护,隐秘地四处活动,目标只有一个——分裂缅甸。不过,美国人的图谋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
  于是,美国政府改变了策略,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缅甸策划、组织了风起云涌的非暴力反政府运动。
  就是在这个时候,赫尔维肩负着五角大楼的指令,来到了缅甸,出任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武官。但赫尔维丝毫激动不起来——他带着满脑子的军事理论而来,结果却不得不服从“非暴力运动”的大局。他当年在缅甸时的一位同事回忆说:“赫尔维一直对美国政府的这一安排耿耿于怀,很多时候,他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生闷气。”
  就在赫尔维心灰意冷之时,在一次有关非暴力抵抗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他与夏普相识了。会议间隙,赫尔维请求夏普解答他的一个疑惑——之前美国策动的颠覆缅甸政权的活动为何均遭失败?夏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他听自己的发言。“我听完夏普的发言,感觉自己被深深触动了,之前的困惑烟消云散。我决定开始研究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并决定放弃公职,加入爱因斯坦研究所。”赫尔维至今仍忘不掉当年的那一刻。
  从此,赫尔维的人生发生了彻底转变,成了“颜色革命”战场上的“急先锋”。上世纪80年代末,他曾受夏普的指派,专程前往香港,试图谋划针对中国内地的行动。
  “创新”理论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得夏普“真传”的赫尔维,再次来到泰缅边境,从事“非暴力革命”培训工作。他还特意把夏普拉到缅甸,为当地的反对派领袖传授“真经”。由于赫尔维有着“暴力革命”的背景,因此他的“革命策略”与其他的“革命者”不大一样,他的“非暴力革命”有时夹杂着一些暴力色彩。赫尔维在泰缅边境从事“非暴力革命”培训工作时,他也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指示下,秘密为一支反对派提供武器,支持他们对缅甸政府进行“可控制的小规模暴力抵抗”。
  随后,赫尔维又出现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街头,开始谋划颠覆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他为“抵抗组织”的头目开设培训课程,帮助他们分析南联盟政府的“弱点”;指导缺乏政治运动经验的学生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参加……
  他甚至结合自己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对夏普的“非暴力革命”理论进行了补充。比如,他曾强调,“在培训反对派领袖时,重要的不是要他们如何推翻现政权,而是要说服他们,告诉他们在新政权里会有他们的位子。”
  2004年,赫尔维推出了《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一书。书中说:“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靠摧毁对手继续战斗的能力或意志。在这一点上,非暴力战略无异于武装冲突,只是两者所用的武器系统截然不同。”他还在书中列举了非常具体的参考案例,比如在南联盟大选前怎样把60吨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怎样让游行队伍带一块干净的白布,以利于医疗救护;怎样处理伤者,以及如何吸引记者的镜头,等等。
  诱惑学生
  作为推动“颜色革命”的一位“急先锋”,赫尔维还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年轻人的工作”,而他在一系列新的理论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他自己也一直实践着这一点,而且“效果不错”。
  国际问题专家注意到,最终使米洛舍维奇政权2000年倒台的,既不是哪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也不是他手下将领的叛变,而是一个学生团体——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
  这个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组织,是赫尔维1998年10月亲手组建起来的。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
  OTPOR的“成功”,使赫尔维备受鼓舞。于是,在爱因斯坦研究所和美国另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下,他带领OTPOR的骨干成员,在布达佩斯建立了一家“非暴力抵抗中心”,专门培训来自其他地区的“年轻革命分子”。2004年11月,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这里的情况:“这些熟练操作电脑的年轻人,挤在一间间狭小昏暗的办公室里。他们都是来自各地的‘革命’骨干。假如你想知道如何推翻控制着大众传媒、法院以及警察系统和投票站的现政权,这里有的是年轻学生等着你去雇用。”
  赫尔维的这些“创新”,随后迅速被运用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2001年1月,“Zubr!(野牛!)”组织在白俄罗斯创立。8个月后,该组织试图利用选举策动非暴力政变,但惨遭失败。2003年4月,“Kmara!(受够了!)”组织在格鲁吉亚出现。2004年6月,“Pora!(是时候了!)”组织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创立……这些组织的标志如出一辙:塞尔维亚反政府组织使用的标志是紧握的拳头;乌克兰反政府组织的标志则是时钟——暗指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下台指日可待。此外,网站、博客、车贴、短信、涂鸦等“年轻人喜欢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斗争手段”。
  这些,都是赫尔维的主意!
  麦凯恩亲自上阵
  “美国现在需要一位总统,他必须能够向美国和世界表明,这个国家最好的时光就要到来,必须准备建立基于自由基础上的持久和平。”2007年11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麦凯恩,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标榜自己的外交立场——“必须扶持全球民主力量”。
  麦凯恩此文一出,当即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世界上的“颜色革命”或许将更加泛滥。
  遥控指挥中亚国家“政变”
  2005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即将举行议会选举前的一个深夜,吉首都比什凯克的一家印刷所内,机器轰鸣,人来人往。这是以在全球推广“民主”为使命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专门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办的。
  在轰轰转动的印刷机旁,“自由之家”的项目总监麦克·斯通,正紧张地等着最后一份报纸印完。这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唯一一份反对派的报纸,正在印刷一期特刊,头版的大标题赫然就是:《现在轮到阿卡耶夫了》。特刊要印20万份,所以斯通在印刷所里等了很久。
  这天夜晚,斯通很“幸运”,因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没有断印刷所的电。他笑着对助手说:“真得感谢麦凯恩!”
  几天前,在斯通的指导下,这份报纸在头版上方刊登了吉总统阿卡耶夫正在建造的豪宅的大幅照片,下面则放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小孩的图像。报纸面世后,吉民众对总统的不满情绪迅速被激发。于是,愤怒的吉政府断了“自由之家”这家印刷所的电。
  但斯通无所畏惧,因为他的后台是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
  麦凯恩立刻拨通了吉外长的电话,指责对方压制民主,“让人无法容忍”。吉外长只好连声道歉,并答应立即恢复对印刷所的供电。
  10天后,存在了10年的阿卡耶夫政权,被“倒戈”的民众抛弃了。当时就有中亚媒体指出,“是麦凯恩把阿卡耶夫赶下了台”。因为正是他将斯通派到了吉尔吉斯斯坦,而后者“出色”地打赢了导致这场“软政变”的宣传战。而且,麦凯恩还指令斯通将“颜色革命教父”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翻译成俄文,在吉尔吉斯斯坦广泛散发,成为吉反对派的必读书和行动指南。
  他的背后是布什总统
  作为资深政客,麦凯恩自1992年起,开始担任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理事会的主席。这家成立于1983年的研究所,总部设在华盛顿,宗旨是在全世界推进“民主”、“自由”、“自治”与“法治”。2005年5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该研究所举办的2005年度“自由奖”颁奖仪式上,曾毫不掩饰地说,20多年来,这个研究所“在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它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变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静了。”
  布什的此番讲话,无疑是对麦凯恩的极大肯定。
  早在2004年8月,麦凯恩就曾声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是独裁者”,并宣称要通过正式支持反对派的方法,与白俄罗斯的“暴政”做斗争。随后,他多次在华盛顿接待白俄罗斯反对派的造访,手把手传授“革命秘诀”。一次,在送别白俄罗斯反对派代表团时,麦凯恩意味深长地说:“变革之风正在吹向白俄罗斯。”一旁的人都明白,他就要对白俄罗斯下手了。
  果然,2005年3月25日,白俄罗斯数百名反对派支持者,在总统府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但这一次,麦凯恩没有成功。
  不过,在白俄罗斯的失败,并不会让麦凯恩收手。目前,“国际共和研究所”在全球设有多家机构,并为50个国家的非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仗着白宫的支持和雄厚的资金实力,麦凯恩连俄罗斯都不放在眼里。他曾多次以参议员的身份,以“俄罗斯压制民主”为由,要求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此外,在不久前刊发于《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里,麦凯恩还对中国发起了攻击——“崛起的中国将是下任美国总统的重大挑战。”
  当下,麦凯恩在共和党的初选中风头正劲,这引起了外界的一丝担忧:这个“幕后导演”,会成为又一个公开推行“颜色革命”的美国总统吗?
  帕玛的“15年梦想”
  在“颜色革命”的战场上,马克·帕玛是又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国人。《纽约时报》曾将其誉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推动者”。
  帕玛是“自由之家”的副主席。该组织被称为“老牌颠覆专家”,在12个国家设有分部,主要任务就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英国《卫报》曾毫不客气地说:“作为‘颜色革命’主要建筑师之一的‘自由之家’,不过是中情局的门面而已。”如今,该组织不仅活跃在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有分部。
  帕玛涉外经验丰富:曾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工作6年;曾担任4年的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卡特执政时,在国务院主持战略核武及传统武器控制办公室任职;里根执政时,作为副助理国务卿,主管美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外交事务……其简历还特别提到了他在东欧国家推动“民主”的工作。
  1986年,帕玛出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从那以后,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俨然成了美国政府推动匈牙利“民主改革”的前沿阵地。匈牙利各路“民主精英”成了他的座上宾,以致当时的匈牙利外长多次要求美国国务院将其召回。
  像帕玛一样,美国一些外交人员也成了“民主变革”的一线“斗士”。比如,在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的行动中,美国前驻南联盟大使理查德·米勒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时,他“恰好”又在那里当大使。
  2003年,帕玛出版了《粉碎邪恶轴心》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帕玛在书中宣称:“如果按1974年以来世界民主化的平均速度计算,也就是每年3个独裁政权结束统治,15年后,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暴君了。即使按再慢一半的速度来计算,2025年之前,所有的暴政也都该结束了。”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帕玛现在的工作重点是中国。2006年6月,他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就曾多次要求美国政府要加强对中国的渗透。他甚至提议让美国驻华大使在北京的公园里与传播邪教的人员一起练功,以此显示美国的姿态。此外,他还倡议每年设立一个“中国民主日”,在全球范围内向中国施压。
  索罗斯的另一副面孔
  2003年11月23日晚,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就在辞职前数月,他曾多次透露,华盛顿和“金融大鳄”索罗斯密谋逼其下台。随后的调查显示,谢瓦尔德纳泽怀疑得没错。此时,人们突然发现,索罗斯这位前东欧移民的犹太人后裔,已成为美国推进非暴力政权更迭的领军人物之一。
  如今在格鲁吉亚,到处都有索罗斯的影子——“索罗斯基金会”驻格分支机构,是格现任总统萨卡什维利2003年发动“玫瑰革命”时的“小金库”;在政府中,有1/5的部长曾在“索罗斯基金会”工作过;从总统到街头交警,他们每月的工资中,都有一部分是索罗斯提供的“补贴”。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宣布,基金会的使命之一是“帮助打开封闭社会”。他直言,基金会的使命是搜寻可能的“民主萌芽”,然后采用各种手段扶植它发展壮大,“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到最后,它终将导致‘民主’在一些国家中诞生。”如今,“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分支机构已遍布东欧、拉美、东南亚、中东等地的50多个国家,雇员超过1000人,每年花费超过3亿美元。
  从1990年到2004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设立了25个分支,共投入8200万美元,资助反对派组织。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就是“索罗斯基金会”下属“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董事会的成员。
  在俄罗斯,“索罗斯基金会”有专项计划——大规模地向俄地方媒体渗透,企图以此影响当地精英,试图煽动地方分裂主义倾向。同时,基金会还向一些大学提供研究资金。如今,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莫斯科一些大学的课程表上,增加了不少传授西方价值观的课程。
  在乌兹别克斯坦,“索罗斯基金会”投入了2200多万美元,用于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
  据报道,2006年6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悄然进入中国,出现在中国一家民间组织的资金捐赠者名单上,捐资金额约为200万元人民币。
  产业化的“颜色革命”
  在上世纪冷战时的六七十年代,包括5.5万辆坦克、数千架战略轰炸机、上万枚核弹在内的苏联军事力量,虎视眈眈地面对着欧洲大陆;而美国的几十万大军,则正在越南重新体验着血淋淋的战争噩梦。那时,也许不会有人在意一个尚无名气的学者吉恩·夏普,一个在华约国家中穿梭任职的外交官马克·帕玛,一个刚刚创建了量子基金的犹太后裔乔治·索罗斯以及两个在越南战场的军官罗伯特·赫尔维和约翰·麦凯恩。然而,在今天的美国政界,提起他们以及由他们幕后操纵的一场场“颜色革命”,谁人不知?!
  “提起政变,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这样的画面:示威者占领议会大厦,从大厦的窗子里飘出充满硝烟味的滚滚浓烟。可是这些画面也许要永远停留在想象中了。因为,事实上,如今占领议会大厦和取得整个国家完全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这就是非暴力政权更迭。”这是当今美国著名“非暴力革命”专家马克·帕玛对“颜色革命”下的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花费数千亿美元、搭上了数千美军生命的伊拉克战争相比,“颜色革命”成本之低,不能不说是美国人把战争思维用在“软实力”上的一个创新。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藏红花革命”后,西方一位政治分析家评论道:“‘藏红花革命’标志着非暴力政权更迭模式的全面成熟。”
  事实也许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股票基金等都成了美国对外推行“颜色革命”的工具。那些挑动“颜色革命”的团队,在其中如鱼得水。一些国家的政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渐渐地,人们发现,支撑“颜色革命”团队的,是一个拥有巨大军事、经济、文化力量的强大帝国,为了让这个帝国永远强大,“颜色革命”已成了这个帝国一个“新兴的特殊产业”。而这又意味着,“颜色革命”必将继续蔓延。
  有分析认为,中国是冷战结束后唯一发展良好的社会主义大国,那些早就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西方国家,自然不会放过中国。从1992年开始,西方国家连续11年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人权提案”,就是最好的明证。2001年,小布什视察中央情报局时公开宣布说,“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它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中的重点。”
  对于美国而言,无论从理想主义还是从现实主义角度而言,都有着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内在冲动。一方面,美国向来以“民主的灯塔”自居,并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认为其美国式文明,从价值观到社会制度,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世界的楷模”。
  另一方面,美国一直认为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对其有着现实的地缘政治利益。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发展成令美国敬畏的强大力量。在部分美国学者看来,如果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化”,实行与美国相同的政治体制,中国将成为一个亲美国家。到那时,中国将不再是一个“挑战力量”,而将成为“美国治下和平”的支撑力量,从而成就并能长时间维持美国的“单极霸权”。
  美国《民主杂志》的主编拉里·戴蒙德曾就如何在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美国对“封闭”的共产党国家进行人权和民主化运动的任务,是要在这些国家“建立文明社会”,其步骤“首先是要突破统治党和政府在新闻、组织和权力方面的垄断”,继而要创建独立的出版物,另立工会、企业等团体和其他组织,缩小政府的权力;然后,由“民主分子”发动一场分享权力的运动,并最终接收权力。
  戴蒙德甚至认为,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
  曾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如“索罗斯基金会”、“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已开始进入中国。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人员,广泛搜罗中国国内问题和社会矛盾,打着“扶贫”、“技术开发”等幌子进行渗透。此外,一些西方人利用传统媒体扩大其影响力,进行思想渗透,千方百计地削弱中国主流舆论的影响;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与中国争夺思想文化阵地;以多种形式利用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冲击中国的文化市场,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利用某些社会敏感问题,造谣污蔑,恶意炒作,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歪曲和贬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党和政府的形象;曲解、丑化、淡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等等。他们期望靠这些手段,对中国国家和民族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力。
  由此观之,对抗“颜色革命”、避免国家和民族沦为西方的附庸,已成了中国人必须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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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屡战屡败老男人的胡说八道
  三杉的博客
  据环球时报驻澳大利亚、新加坡特约记者张清淼辛斌环球时报记者吴志伟报道:当地时间5月30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在澳大利亚发表演讲。这名老牌政客用指责中国在亚太的行为像“恶霸”的激烈言辞,成功吸引到世界媒体关注。他呼吁盟友与美国站在一起,并建议澳加入美国在南海展开的航行自由行动。对此,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没有做出直接回应。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5月31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麦凯恩的冷战思维浓重,他的身体进入21世纪,但思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所以他说的很多话,第一很刺耳,第二不靠谱。
  一个屡战屡败的老男人,约翰·麦凯恩三世(JohnSidneyMcCainIII,1936年8月29日-)是美国的一个政客、共和党重量级人物,现为亚利桑那州资深联邦参议员。麦凯恩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曾经角逐共和党的提名,但被乔治·沃克·布什击败。2007年宣布参加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并在初选中迅速击败党内对手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最终在与民主党的奥巴马参议员的对决中落败。
  行将就木的麦凯恩的脑袋,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冷战思维上,已经快成为一具僵尸的行尸走肉,还在那里声嘶力竭的放出反华的“毒气”。
  谁是“恶霸”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上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从来就没有收敛过。
  武力侵略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没有带来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人权,而在美国主导和支持下上演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也没有带来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人权。与美国决策者主观愿望相反,“基地”组织和其他一些极端组织趁中东混乱之机却得到了迅速发展。世人看到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灾难。中东一些国家的人民每天面临着战争、恐怖、饥饿和死亡,成千上万家庭背井离乡,那情景惨不忍睹。
  如今,世界虽然没有大战,但局部战争却连绵不绝,多种挑战牵动着世界安全。中东被搅成一团乱麻;阿富汗枪声还没有停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东扩,美俄在俄罗斯边境,各自搞海陆空军演,互秀“肌肉”;美欧因乌克兰危机而制裁俄罗斯,致使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使太平洋不太平,造成亚太地区逐渐失去平衡。动不动就将航母开进别人的领海,将战机侵入别人的领空不断干涉别国内政。
  二战后,美国的军事存在几乎遍及全球,它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军事基地曾达5000多个(其中近半数在海外)。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以及驻在国人民的反对,美军事基地的数量大大减少。目前美海外军事基地374个,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驻军30万人;本土基地871个,其中海军基地242个,空军基地384个。
  2017年美国军事人员有213万,其中在役军人131万,预备役军人81.7万。其中,有19.95万人驻扎在美国本土之外。
  其中,日本驻军人数最多,近四万人。其次是德国和韩国,分别为34805人和23468人,二战三大战败国日本、德国和意大利驻军人数均超过1万人。但是作为战胜国的韩国尴尬了!估计是美国一直以来就把韩国当成战败国看待!韩国还在帮美国设置萨德系统遏制中俄。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再看看中国,除了应联合国要求派出维和人员外,在海外没有任何军事基地,没有一兵一卒!
  中国建立的亚投行、倡议的一带一路,都是对世界发展经济,维护和平有好处,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对待无论是小国或大国都本作平等互利原则和平共处。这是“恶霸”的做法吗?
  从中美的各种表现就证明了谁是“恶霸”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这个麦凯恩曾经被指责,涉及一起储蓄与贷款丑闻。在上世纪80年代,同一家倒闭储蓄贷款机构的主管基廷关系密切,并从他那里获得礼物和捐款,以向监管者“证明”其公司状况良好;同时受贿的还有另外4名议员,他们当时都受到参议院的调查。
  再看看麦凯恩的另一面,麦凯恩18岁时,入读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后学习驾驶战斗机。他经常将战斗机开到老远的地方去,但并非都是去训练,有时候是去约会。开着战斗机去“泡妞”。有一次,麦凯恩参加军方组织的巴西度假活动,在短短的几天里,麦凯恩和一名巴西女郎打得火热,回美国后还给她写过热烈的情书并向她求婚,遭到拒绝后伤心欲绝。
  1965年,29岁的麦凯恩娶回了一个美女模特卡罗尔,不久就去参加“越战”了。在越战中,麦凯恩第23次执行轰炸任务时被击落,他从驾驶舱里被弹出来,落入越南人民军手中,做了5年半的战俘。等他1973年回到美国,发现原来身材高挑的卡罗尔因为车祸而残疾,身高也矮了十几公分,从此就移情别恋了。在这段时间里麦凯恩到底有多少次外遇目前还不得而知,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外遇。后来他干脆抛弃了残疾的原配,和比他小18岁的富商之女、大美人辛迪再婚。这就是麦凯恩的德行。
  如今,此人已这么老了还不“歇火”,在那里吊起嘴胡说八道,究竟谁是当今世界“恶霸”,是由事实讲话,世人自有公论!(http://wemedia.ifeng.com/17338010/wemedi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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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昭根:“将门虎子”麦凯恩的  叛逆人生

  作者博客:2008-05-05 03:55阅读:114
  或许是与生俱来的叛逆性格所致,麦凯恩在许多议题上都与共和党主流不大同调,但2000年竞选党内提名失败的前车之鉴,使麦凯恩意识到回归主流的必要。除了同布什修好,麦凯恩也尝试向他在2000年得罪的宗教保守派“输诚”。这使他不但有能力争取到独立及温和派选民,还有可能团结起本党保守派人士,从而有机会再次成为“最幸运的人”。 
  2008年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之间的争斗近来占据美国媒体主要版面,共和党方面的约翰·麦凯恩自从3月4日一举锁定党内提名胜局后,反而有些曝光不够。为了不让民主党人抢尽风头,麦凯恩在不久前到伊拉克、以色列、英国等“走透透”之后,于3月31日开始在国内展开“自传之旅”,全面展示他由叛逆青年成长为海军飞行员,再到政坛大展宏图的前尘往事,以期吸引更多选民注意力。
  按照日程表,麦凯恩名为“服务美国”的自传之旅先从他家族“老家”(麦凯恩本人出生于巴拿马运河区)所在的南方密西西比州默里迪恩开始,之后来到他上中学的华盛顿特区及其附近他曾就读美国海军军官学校的安纳波利斯市,再后来是他在海军服役时驻扎的佛罗里达州,最后将在其国会参议员选区亚利桑那州结束。
  与奥巴马在夏威夷出生、印尼长大,于加州、纽约和马萨诸塞州三地深造,其间投身芝加哥黑人社区竞选公职,最后从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任上竞选总统的传奇经历相比,麦凯恩作为“将门之后”与“越战英雄”的人生履历毫不逊色。按照《新闻周刊》的说法,麦凯恩“使得其他总统候选人看起来像身长不足5英尺的侏儒——俾格米人”。那么,这到底是怎样一个能让民主党人心悦诚服投他票的共和党人呢?
   将门之后,不羁青年
  麦凯恩的父亲和祖父皆为知名的美国四星级海军上将,而且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对父子海军上将。他的祖父领导的美国第三舰队中最强大的一艘航空母舰参与了二战中的关键战役,在升为海军上将后又负责指挥大西洋上的舰载机侦察部队。同样,麦凯恩的父亲在 二战时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潜艇指挥官。在越南战争期间,他的父亲指挥所有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麦凯恩1936年8月29日出生于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区域一个名为可可-琐罗的美国海军基地。正因为如此,有的媒体认为如果麦凯恩当选,美国会出现第一位“拉美”总统。麦凯恩一家人包括他的姐弟,均随他的父亲在美国本土和太平洋地区的海军据点来回迁居;麦凯恩总共到了约20个不同的学校读书。直到1951年,家人才定居弗吉尼亚州北部,麦凯恩这时就读于亚历山德里亚的一个私人预备寄宿学校——圣公会中学,并于1954年毕业。
  在那年秋天,如同祖父和父亲选择的道路,麦凯恩进入了美国海军学院就读。不仅如此,麦凯恩爷孙三代还有许多类似之处,他们身材都并不高大,看起来都比较严厉且有点冷漠,此外都好斗和酗酒。就麦凯恩个人来说,他还是一个不墨守成规者。通常人们以为,他会是一个厉行纪律的人,而且他在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很优秀。其实不然,麦凯恩除了酗酒,还赌博,性格也极其顽固和狂放不羁。作为军校的一年级新生,他就挑战每一个公认的礼节,他曾是海军学院里被“记过”最多和学习成绩最差的学员之一,他的一大堆缺点让他好几次差点被开除。1958年,他在同期894名学生中排名倒数第五而“光荣”毕业。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自高中以来就以一个凶狠、娴熟的摔跤手而小有名气。
  从安那波利斯毕业后,麦凯恩前往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彭萨科拉(Pensacola)飞行学校。在那里,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不大,他驾驶一个护卫舰,与很多不同的妇女约会并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酒吧和沙滩聚会上。随后他到得克萨斯州的科珀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的海军高级飞行基地接受训练。他的新航空职业生涯是从美国海军“无畏号”航母和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出发,驾驶A-1“天袭者”攻击机飞行。这时,他才开始获得值得称道的成就及美誉,而不是他以前的“浪子”的称号。他在海上指挥航母的能力让他的上司认为他是天才的指控官。在做了9个月彭萨科拉空军培训基地长官参谋后,他感到沉闷。在一次与海军次长保罗·菲打网球后,他要求帮助找一个在越南参战的机会。菲当即答应他会尽力。1966年12月,麦凯恩被分配到佛瑞斯塔号航空母舰上驾驶A-4天鹰攻击机。 
  5年半的越南“苦旅”
  在1967年春天,“佛瑞斯塔号”航母被安排参加轰炸越南北部的“滚雷行动” (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此时麦凯恩是一名31岁的少校。在成功完成5次轰炸北越任务后,1967年10月26日早晨,麦凯恩驾驶的A-4天鹰攻击机被一枚北越的苏制防空导弹击落,坠毁在河内的竹帛湖(Truc Bach)附近,在弹射出飞机时他还摔断了双臂和一条腿。麦凯恩逐渐恢复意识后,发现自己已被数百的越南人包围,一些人不断对他吐口水和踢踹,扯掉了他的飞行服装;有人则用步枪枪托击折他的肩膀,甚至还有人用刺刀戳他的左脚踝和腹股沟。碰巧,一辆军用卡车抵达,他被抛进车后厢。麦凯恩被转移至华卢监禁所(Hoa Lo),也就是被美军俘虏们戏称为“河内希尔顿”的地方。在那里,可怕的审讯开始了。由于麦凯恩拒绝向北越提供任何情报,他经常被拷打至失去意识。
  当北越人从剪报中发现麦凯恩的父亲是美军太平洋指挥总部的一名高级指挥官时,他作为战俘才获得了在华卢医院6周的最低限度治疗。此时的他不仅瘦了50磅,而且头发全白了。再等到麦凯恩的父亲1968年7月被任命为越南战场所有美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时,北越人立即给了麦凯恩被释放回国的机会,但他断然拒绝了交换条件。他只接受“先进先出”,也就是在他之前入狱的美国兵也要获得遣返。
  随后更残酷的折磨开始了,北越人用绳子绑在他疼痛的地方并每隔两小时殴打他一顿。有一次,在经过残忍的拷打后,当麦凯恩的手臂已被打到抬不起来时,他被迫签下了一份由越南文写成的反美宣传的“自白”。依据麦凯恩的说法,误签这份文件是他身为战俘的数年里最感到后悔的一件事。但他后来写道:“我在那儿懂得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忍受极限,我已经达到极点。”饱受摧残后,他从此无法将手臂举过头顶。不过在签下第一份自白书后,越共觉得这份文件不够好而没有使用,试着强迫他签下第二份声明,这次麦凯恩拒绝了。为此,他在越南监狱内曾两次试图自杀,但均失败了。美越《巴黎和约》签订后,在北越当了5年半战俘的麦凯恩终于在1973年3月15日被释放。回国后,当时尚拄着拐杖的他受到尼克松总统的亲自接见与问候,成为了所有越战老兵的代表。
  在被释放后不久,麦凯恩重回海军工作岗位,但每年的体检都不合格,晋升指挥官无望,只好于1981年以上校的军阶自海军退休。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他总共取得一枚银星奖章、一枚铜星奖章、一枚功勋勋章、一枚紫心勋章以及一枚飞行十字勋章,这些荣誉让他在美国当时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仅是上校的麦凯恩,与叱咤风云的爷爷和爸爸相比简直差得太远。不安分的他又开始了其新婚姻及新的从政之旅。 
   老夫竟凭“新”妻贵
  麦凯恩的从政之路得从他的婚姻说起。1965年,麦凯恩与来自费城的女模特卡露(Carol Shepp)结婚,之前卡露曾结过一次婚并育有两名子女,婚后麦凯恩领养了这两名孩子,卡露于1966年为麦凯恩诞下一名女儿西德尼。在麦凯恩被北越俘虏坐牢的5年期间,卡露母兼父职,独力抚养3名子女。卡露在1969年车祸中严重受伤,但她拒绝让军方把消息传给身在战俘营中的麦凯恩,避免丈夫担心。于是当麦凯恩于1973年重返美国后,赫然发现卡露变了一个人,她拄着拐杖,矮了4吋,体重也增加不少。
  1979年,麦凯恩和芳龄25岁的辛迪·亨丝莉在夏威夷一场鸡尾酒会上相识。当时麦凯恩任职海军在国会参院的协调专员,陪同一个国会访问团走访全国,已经对政治充满野心。麦凯恩对辛迪一见钟情,随即向她热烈追求,尽管当时他乃有妇之夫,且两人年龄相差18岁。
  认识辛迪不到一年后,麦凯恩急切地向佛罗里达法庭寻求与原配夫人卡露离婚。卡露极不情愿地于1980年4月与跟自己关系尚佳的麦凯恩离婚。卡露后来称婚姻失败“既不是由于她自己的车祸,也不是因为越战或其它的事情”,而是因为麦凯恩“年届40岁但却想重回25岁”。麦凯恩后来回忆时承认,离婚完全是由于他的个人自私和幼稚。麦凯恩离婚时出手也很大方,同意将名下两栋房产全部给卡露,同时每月支付她1625美元的赡养费。
  离婚1个月后,麦凯恩即迎娶辛迪,并且迁徙至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辛迪来自富裕家庭,曾在亚利桑那州牛仔大赛选美封后,父母则是百万富翁、百威啤酒批发商。在那里,他替岳父经营的百威啤酒代理分销公司工作。麦凯恩婚后“夫凭妻贵”,在那里他也开始得到当地商业团体的政治支持。当亚利桑那州任职最久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罗德(John Jacob Rhodes)宣布退休时,麦凯恩宣布将以共和党籍参选1982年的国会众议员选举,最后成功当选,顺利进入政坛。1986年,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贝利·高华德(Barry Goldwater)退休,麦凯恩又一次成功接替了高华德的联邦参议员职位至今。
  作为参议院里5名越战老兵之一,麦凯恩积极推进美、越政治对话,并促成反对虐俘的立法在国会通过。此外,2004年大选前夕,当时坚定支持布什连任的麦凯恩在“快艇老兵要真相”事件中,谴责共和党对越战老兵、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克里的服役记录的攻击是“不诚实而且可耻的”。不久前,“独行侠”麦凯恩又以存在串通嫌疑为由,迫使五角大楼放弃将数百亿美元的空中加油机订单交予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波音公司,最终,该单以便宜60亿美元的价格被欧洲航空防务和航天公司及其美国合作伙伴取得。
  回来说麦凯恩和辛迪的婚姻,在他们婚后的第五年,他们的女儿莫罕出世,两年及4年后,两个儿子杰克和詹姆斯(吉米)相继问世。吉米和麦凯恩相差52岁,他在17岁那年应召入伍,两年前加入海军陆战队,并被派到伊拉克。麦凯恩去年感恩节时曾到伊拉克探访吉米及其所属的部队。为了儿子的安全,麦凯恩曾与传媒取得默契,不会报道与吉米有关的消息。但在今年4月初,吉米的行踪却意外被曝光,麦凯恩因此感到十分懊恼。 
   政治中间派,还是见风派?
  1997年,《时代》杂志将麦凯恩列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麦凯恩在1999年所写的回忆录《将门虎子》(Faith of My Fathers)成了最畅销书,这也促涨了他的总统选举声势。2000年共和党初选中,麦凯恩跳过了艾奥瓦州的首场选举,专注于赢得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他访问每一个城镇,先发表10分钟改革议题演讲,接着回答每一个人的问题。他在新罕布什尔州逗留了200多个地点,几乎走遍新州的每一个镇,试图以这种“零售政治”的宣传方式战胜布什的家族名声。最后他以49比30的票数赢得新州初选,瞬间成为当年的知名人物。分析家预言,若是麦凯恩在南卡罗来纳州获胜,他将会拥有无可抵挡的获胜气势。然而麦凯恩输掉了南卡州的初选,使得布什重振选举气势。
  麦凯恩后来仍赢得了密歇根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初选,但由于麦凯恩在弗吉尼亚州的一次演讲中批评了右翼的福音教派名人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和杰里·费尔维尔(Jerry Falwell),错误地指控布什有反天主教倾向,同时还被批评曾称呼那些俘虏他的越南人为“gooks”(对亚裔人士的贬称),但后来又不得不对此道歉。这些致命的错误最终使他失势。尽管麦凯恩之后仍赢得了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康涅狄格州和佛蒙特州的初选,但总体上仍无法与布什相抗衡,最终布什赢得党内提名。
  麦凯恩以“反主流”著称,常与布什政府在诸多问题上唱对台戏,在社会政策上的大逆不道尤其触犯了保守派。他总是投票支持妇女堕胎的权利,曾反对旨在禁止美国各州允许同性恋结婚权的修宪企图,甚至支持增加联邦政府拨款以开展干细胞胚胎研究。或许是与生俱来的叛逆性格所致,麦凯恩在许多议题上都与共和党主流不大同调,常常让国会共和党党团头疼不已。特立独行的性格和直率的脾气,更让麦凯恩被不少本党同志视为“叛逆”。麦凯恩多次在投票中“叛党”。他曾不顾共和党内的反对,成为国会仅有的4位反对“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的共和党议员之一;他还曾投票反对共和党支持的“联邦婚姻修正案”,并且也是唯一反对“1995年电信法案”的共和党参议员。2001年及2003年,麦凯恩均投票反对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
  麦凯恩主张打破政党界限,实现党派妥协,在国会不少改革活动中站在了民主党一方——包括与民主党人法因·戈尔德一起提出了改革竞选资金的相关法案,还与泰德·肯尼迪一起推动移民改革问题,而这些法案是大部分共和党人所反对的。2006年,麦凯恩更是倡导了有关“专项拨款”的改革,以削弱“游说集团”对白宫的影响力。他也是民主党议员在提起有关防止全球变暖以及赋予反恐战争中被拘留者以诉讼代理权利之类的法案时最爱找的伙伴,以至于麦凯恩的老友和同僚约翰·克里据传还曾邀请麦凯恩担任他的竞选搭档。这些让他在党内遭遇反对的同时也获得了中间派的形象。
  然而,2000年失败的前车之鉴使麦凯恩意识到回归本党主流的必要。2001年9·11事件后,他经常赞美布什在反恐战争中的领导能力。麦凯恩在2004年大选中公开支持布什并不下20次参加布什的助选活动,公开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为布什的伊拉克政策辩解。2006年9月末,当布什总统的公众支持率岌岌可危时,麦凯恩在保守派思想者的一次宴会中公开宣称“同乔治·布什一起竞选是我生命中最为骄傲的时刻之一”。除了同布什修好,麦凯恩也尝试向他在2000年得罪的宗教保守派“输诚”。他2006年5月到自由大学接受费尔维尔披挂一条白色佩带,这是由于他“对传播保守思想作出贡献”而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标志。另外,麦凯恩还在悄无声息地推销“不引起赤字的减税政策”,力卖自己的财政保守分子的面貌,扩大他在社会政策上保守的一面。当一切准备妥当后,麦凯恩不顾72岁的高龄,再次毅然踏上了迈向2008的征途。
  一个真正“最幸运的人”
  麦凯恩喜欢将自己形容为“活下来的人中最最幸运的人”,或者是“你所能遇到过的最幸运的人”。的确,麦凯恩的一生真可谓九死一生,多次侥幸死里逃生。
  麦凯恩在得州的海军飞行基地练习飞行期间,他的飞机一次发生意外坠落至科珀斯克里斯蒂湾,但麦凯恩只受了轻伤。麦凯恩1967年7月29日又一次死里逃生。当时美国海军的“佛瑞斯塔号”航母正驶离越南海岸准备发起攻击行动,一架停在甲板上的F-4幽灵式战斗机挂载的火箭突然意外发射,击中了麦凯恩所驾驶、正准备起飞的A-4E天鹰式攻击机。麦凯恩随即爬出了驾驶舱,跳离正在燃烧中的航空母舰甲板,紧接着就在意外发生的90秒后,掉落的炸弹在飞机底部爆炸。爆炸和接踵而来的大火造成舰上134名水手罹难,62人受伤,摧毁了至少20架飞机,并差点造成航母的沉没。尽管麦凯恩的腿部和胸部都被弹片击中,但仍侥幸逃过一劫。1967~1973年,他在北越当了5年半的战俘,其间双臂和一条腿摔断,刑讯逼供以及伤后没能获得妥善照顾使情况更加恶化——他患上了痢疾并导致了严重的痔疮。其他的美国犯人甚至认为他活不过一个星期。麦凯恩自己也不堪拷打准备自杀,但在最后关头还是被监狱看守发现并阻止,最终他还是得以获释回到美国。
  回顾麦凯恩2008年的参选历程,运气似乎也帮了很大的忙。麦凯恩起初并非一帆风顺:先是曝出竞选筹资告急,甚至为选举押上了自己的人寿保险单,后是竞选班子有数名高层离职,班子松散离心、接近崩溃。由于他在传统社会价值上持温和中间立场,也使他备受共和党内部的主流保守势力攻击,人们一度认为麦凯恩无望继续竞选。然而,形势比人强,他的对手们拱手将提名资格送到了麦凯恩手里。
  麦凯恩的两名主要竞争对手罗姆尼和哈克比因同属保守宗教阵营,相互分流了保守派选民的选票。哈克比第一战就拿下艾奥瓦州,粉碎了罗姆尼的票源“发电站”,重创了财大气粗的罗姆尼。而在去年一直人气领先的朱利安尼出人意料地主动放弃前几个州,将宝押在1月29日才举行初选的佛罗里达州上。朱氏的“刀刃”策略导致其开局不利,最终无力回天,支持他的中间选民迅速转向麦凯恩。表现不佳的汤普森一直挨到南卡罗来纳州才退出选举,但还是从哈克比手中分流了足够的票数,使得麦凯恩赢得了关键州的胜利。再后来,原来被多数大选观察人士认定为“麦凯恩最大对手”的罗姆尼由于在超级星期二的选举中表现令人失望,不仅退得快,而且马上转而支持麦凯恩。这样,2月5日的超级星期二刚过没几天,麦凯恩在共和党提名战中就已经坐稳了江山。甚至连哈克比看起来也在帮忙,尽管他选得很顽强,但他对麦凯恩的批评始终也不温不火,拒绝发动抹黑式攻击;尽管哈克比在保守的南方有所斩获,但他最终还是在3月4日晚上适时地退出了竞选,给当时正惊讶于希拉里咸鱼翻身的美国媒体一个重新关注麦凯恩的理由。
  好运还在延续?
  好运看起来还在延续。民主党内还在自相残杀,有共和党的竞选策略师将希拉里和奥巴马之间日益肮脏的混战称为“意外的幸运”,希望这场预料7月1日之前不会消停的混战能消磨民主党选民的热情。一名共和党竞选顾问甚至说道:“希拉里在得克萨斯州所说的话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籁之音。”在3月4日民主党初选举行前夕,美国选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名为“国家安全热线(Red Phone)”的电视广告:凌晨3时,一个小孩在家中安详地睡觉,白宫的国家安全热线突然响起,旁白是“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刻,你想让谁来接白宫的电话”。这是希拉里在得州投放的竞选广告。这则广告似乎反而在帮助麦凯恩,因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无论希拉里还是奥巴马,与“越战英雄”麦凯恩拼经验显然不是明智之举。难怪有人戏称,共和党应该把这个广告使用权买下来“为我所用”。
  应该看到,由于麦凯恩政见独特,他得到了温和保守派及中间选民和独立人士的大力支持;他在财政上的保守亦能让共和党传统派感到满足;他在初选中流失最多的主要是福音派为主、极为保守的南方社会保守派的选票。但可能让最保守的右派感到满意的是,麦凯恩在外交政策上是一个真正的鹰派。他在9·11恐怖袭击前就号召发布一个新里根宣言——“压平无赖国家”。2007年11月他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标榜自己的外交立场——“必须扶持全球民主力量”。麦凯恩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都极端强硬。最近访问伊拉克时,麦凯恩一再表示伊拉克形势正在大大好转,万万撤不得,甚至还要增兵。他还强调,为确保伊战胜利,美军不惜驻军伊拉克100年。这些亦正中党内新保势力的下怀。因此,现在看来,麦凯恩不但有能力争取到独立及温和派选民,还有可能团结起共和党保守派人士。
  麦凯恩下一步重要的棋子将是挑选自己的竞选伙伴——如果对手是希拉里,麦凯恩的副总统人选很可能会是一名女性;如果对手是奥巴马,麦凯恩的副手很可能会是一名非洲裔的美国人。黑人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目前在副手人选民调中位居榜首,但鲍威尔本人还在观望。比较受看好的还有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查理·克里斯特、两名前竞选对手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和前阿肯色州州长哈克比,甚至对伊战负有部分责任、但兼具女性和黑人身份的国务卿赖斯,也被一些共和党战略分析人士看好。无论麦凯恩最终挑选哪一位,没挑中的人都不会像民主党雌雄争霸中的落败者及其支持者那样心怀怨恨及不满。
  正如笔者早前的文章指出的那样,麦凯恩如在大选中对阵奥巴马,他的优势在于其经验和军事背景。何况,进入3月之后,奥巴马的“粉丝”开始回复清醒,一度使选民神魂颠倒的“奥巴马狂热”(Obama mania)在消退,“奥巴马失势综合症”(Obama Comedown Syndrome)已在蔓延。而对于希拉里,由于她的支持基础是那些讲究党派派性、长期忠实于民主党的选民,这样,麦凯恩的独立性就能吸收那些游离的选民选票。如此说来,麦凯恩是否会在今年总统大选中“笑到最后”,延续麦氏家族的辉煌与传奇,再次成为一个“最幸运的人”?

来源时间:2018/8/26   发布时间:201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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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大萧条,国家做对了什么?

作者:谭保罗  来源:《南风窗》2018年17期

  不少中国人对美国大萧条的认识,几乎停留在高中文科班教科书的层次,这是不对的。因为,这可能让我们对中国当下经济的思考失去重点。
  股市一夜崩盘,投机者看完报纸跳楼,农场主把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也不给穷人喝等,这些都只是表象。大萧条的发生过程犹如一副多米诺骨牌的倒下,每个环节层层相扣。
  从爆发,到传导,再到危机的全面深化,这个恶化的过程中,其实执政者有多次斩断链条,拯救经济的机会,但都没有抓住。
  最终,危机的恶化长达数年,而拯救它的时间更长。甚至于,最终依靠一场世界大战才彻底让国家走出萧条的泥潭。
  现在,距离1929年的华尔街大崩盘尽管已经90年,但结合当下中国经济的某些现状,这种回顾依然有着非凡的意义。
  不是股崩,而是信贷紧缩
  股市崩盘和经济溃败,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少数人的麻烦,而后者是多数人的灾难。从少数人到多数人,这中间将经历三个环节,分别是资产暴跌、银行危机和信贷紧缩。
  1929年10月,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从超过380点的高位崩盘。截至1929年年底,最低跌到了200点,市值几乎跌去了一半。这场大跌一直持续到1932年,当年,道琼斯指数最低跌至41点,这几乎是1929年市值高峰十分之一。
  必须注意,在长达3年的大跌之中,也出现过一次大幅度的回升。到1930年年中的时候,道琼斯指数已经回升到了接近300点的位置,投资者的信心也有所恢复。随着股市收复失地,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重新一派歌舞升平,大家相信,经济基本面并无大碍。
  乐观,并不是毫无道理。1929年,美国股民人数约为总人口的2%,这个比例非常之低。要知道,中国目前有1.2亿股民,占总人口比例约10%,这个比例是美国当年的5倍以上。即便如此,2015年的A股股灾也并未直接引发中国的经济萧条—只是以中产阶层的财富大缩水为代价。
  因此,从“表面”看,1929年的美国股市崩盘也只是少数人的财富噩梦,还谈不上危机。不过,乐观也只是“表面”而已。几个月之后的1930年年底,真正的大清算终于到来,乐观而进取的美利坚民族开始遭受惩罚。
  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银行业出现倒闭潮,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在1929年底,美国的银行数量大约2.5万家,而在大萧条底部的1933年,这个数字降到了不到1.5万家,即三分之一的美国银行倒闭或被清算。
  如此大规模的银行危机,对任何经济体来说,都是一次伤筋动骨。它使得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融资功能被严重削弱。对中小企业来说,银行是它们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对大企业来说,尽管它们很多已经上市,但银行依然持有它们的债券,也直接或通过代理人持有他们的股票,是它们的最终融资者。
  将近1万家的银行从金融市场消失,而那些没有消失的银行,同样陷入资产质量恶化的困境。首先,由于股市的崩盘,很多银行持有的资产大幅贬值。尤为严重的是,彼时的美国银行业是混业经营,银行可以直接经营证券业务和投资业务,它们持有大量的股票,股市暴跌,银行资产质量遭殃。
  此外,信贷泡沫也不断侵蚀着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一点远不如股市暴跌那么引人注意,但它可能比前者更具杀伤力。
  一项统计数据说明问题,按照当年的价格,1929年美国的GDP是1024亿美元,但同一年,美国人的消费信贷就达到了60亿美金。信贷购物占GDP的比例超过二十分之一,这是极为恐怖的数据。与之相对的却是,超过80%的美国人在银行没有任何存款。
  资产恶化,进而带来了信贷紧缩。贷款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最大的资产,当一部分资产(贷款或者债券)的质量恶化,那么银行将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在新增贷款时,必然追逐更加安全的贷款,降低整体资产的加权风险。因此,更多中小企业的贷款将被拒绝。二是资产的减计,将侵蚀银行的资本金,这会严重束缚银行的资产扩张,银行将变得更加惜贷。
  因此,金融机构的惜贷,触发大萧条真正的按钮—信用紧缩。跟随信用紧缩而来,是经济活动的全面停滞。此时,大衰退已经无法避免。
  利益集团“扯皮”,贻误拯救时机
  某种意义上讲,对大萧条的反思也可以套用中国当前经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外贸的框架。
  1929年-1933年,美国银行体系商业贷款的余额减少了一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再投资,投资减少了90%。除了信贷紧缩导致投资下滑加剧之外,消费和外贸也遭遇厄运。
  股市暴跌和之后纽约、芝加哥等地楼市的大跌,直接削弱了相对富裕阶层的购买力。随着企业投资下滑,失业开始蔓延,普通阶层吃饭都成问题,内需更加无从谈起。1929年,美国失业率是3.2%,而1933年为24.9%,这相当于四个劳动人口一个没有工作。当时,美国人口约1.2亿,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养活自己。
  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包括日本打起了贸易战,全球市场进一步萎缩(本策划第三篇文章将讲述这场贸易战)。
  按照后来经济学家的统计,1929年,美国的GDP是 1036亿美元,到了1933年,这个数字直接被腰斩,当年GDP是564亿美元。
  大萧条看似为一种多因素叠加,进而互相强化的循环效应,但爆发的核心因素则是信用紧缩。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学界对大萧条进行了深刻反思,从早期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弗里德曼,到2008年金融危机临危受命的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最主流的观点都是当时没有拯救银行危机,才导致信用紧缩,进而触发经济崩溃。
  不过,今天来看,这种崩溃不是偶然的政策失误,而是美国政治治理传统在当时的宿命。
  美国的立国传统强调地方分权,这种分权导致美国金融业的严重分割,最典型的标志就是银行数量众多,比如,大萧条之前就有2.5万家。这不是分支机构数量,而是法人银行数量。为什么银行如此众多?《南风窗》此前一篇文章曾分析,这主要是各州地方利益集团不允许银行跨州扩张所致。
  这种分割保护了本地银行,但负面效应是,除了纽约、芝加哥等地的少数大型银行之外,全国各地的银行规模都非常小,抗风险能力弱。而且,由于中部和西部地方金融、工商利益集团和联邦政府不断“扯皮”,美国的中央银行也建立得非常晚。
  在美联储建立之前,美国差不多每隔20年就有一次银行倒闭大潮。最终,各方终于统一认识:如果没有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美国的小舢板式银行群体根本经不起经济波动的风浪。于是到了1913年,中央银行美联储才正式建立。这比欧洲很多国家至少晚了一百年。
  那么,既然大萧条时期已经有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为什么也没有也能够挽救近1万家银行的厄运呢?因为那个时代的美联储,并不是现在的美联储。
  现如今,美联储是全球央行的标杆,它用 “央地分权”,即联邦和地方的分权,来遏制某些国家常见的央行滥发基础货币的行为。与此同时,还多次果断采取措施,遏制了可能的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
  无论是遏制滥发货币,还是运用货币政策拯救危机,都是通过“权力”的运用来实现的。央行最大的“权力”是货币政策,它主要靠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美联储设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实行一人一票的投票制,有12名成员。
  7名成员来自联邦储备体系理事会,这个理事会位于华盛顿,委员都由总统任命,可以说“代表联邦”。另外5名委员则来自地方的联邦储备银行,代表地方民众和企业的利益。
  从人数结构上看,“联邦利益”更重,这使得货币政策可以从全国统一的金融市场的立场上来制定。但大萧条之前,美联储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遗产,国家权力的扩张与边界
  美联储建立之初,对银行救助的决定权也是掌握在一个12人组成的委员会手中,一人一票,多数赞成即通过。但这12人来自12家位于全国的“区域级”联邦储备银行,他们代表着当地银行和工商团体的利益,根本无法做到“全国一盘棋”。因此,最后无法达成任何进行救助共识。
  美联储没能拯救大萧条,根本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一方面,联储的12位决策者自身就是各地的大银行家或者是他们的代言人,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希望中小银行倒闭,减少竞争对手。
  另一方面,很多中小银行也并不愿意加入美联储。因为,加入联储需要交纳存款准备金给美联储,这种准备金占用了自己的现金,却没有利息或者利息极低,在当时,这被称为是“准备金税”。既然没有成为联储成员,那么自然也得不到联储的救助。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从1929年-1933年,美国倒闭的银行也基本上都是中小型银行。
  银行的倒闭大潮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个体理性很容易演化为集体非理性和市场的非理性。银行挤兑就是一个典型。
  银行危机,始于挤兑,后者是将近1万家银行消失的触发器。挤兑是一种“传染病”,用现在金融监管常见的话来说,叫作“风险传导”。因为,储户根本无法分辨哪一家银行不会倒闭,所以所有人都会去存款的银行赶快提款。于是,“好银行”和“坏银行”一起遭遇了挤兑,然后又一起倒闭。
  接下来,银行为了应对储户集中提款,必然会变卖资产(债券、股票或者房产)以获得现金。但是,在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之中,如果银行群体都在变卖资产,那么资产价格就会暴跌,从而越卖越便宜,最后可能卖不出去,进而银行现金枯竭,只能关门大吉。因此,现代央行的重任之一就是要防止这种整个市场资产价格的传导式暴跌。这种监管目标,用现在的话说叫作“宏观审慎”。
  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大萧条救市(金融市场)失误,给后世留下的最大技术性遗产就是一定要遏制“风险传导”和确保“宏观审慎”。但可惜,当时的美联储根本都做不到这两点。
  直到罗斯福1933年上台,美国才清醒过来。在金融领域,美国人做对了两件事,一是银行全国歇业;二是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1933年,罗斯福总统宣布全国银行大歇业。彼时,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坚信,唯一让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句话的意思后来被人不断泛化,而当时指的就是银行危机—储蓄者的恐惧,加剧了挤兑,加剧了危机,恐惧就是危机的根源。因此,银行关门,是阻断恐惧蔓延的唯一方式。
  但是,阻断恐惧也不能关门了事。随即,美国成立了FDIC,这是一招妙棋,它在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的发挥两者之间做到了一种平衡。在FDIC投保的银行,储户存款将被FDIC兜底,最初的保额是2500美元,后来提高到5000美元。
  出于预料的是,各家银行在FDIC投保的热情远超过了成为美联储成员的热情。FDIC成立不久,全国商业银行总数的90%迅速在FDIC投保,而彼时,全国不到50%的银行是美联储的成员。显然,这背后是市场激励,如果银行不在FDIC投保,将立刻失去储户的信任。
  此外,通过1933年银行法和1935年的银行法,美国还做了另外两件影响深远的事情。一是,美联储的联邦权力得以加强,成立了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其12名成员中的7名来自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而不是之前那样全部来自区域级的联储银行。这种权力架构,持续到今天。
  二是,汲取大股灾之中银行资金大量流入股市的教训,将银行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此外,还通过成了美国证监会(SEC),专门打击证券欺诈。从此,SEC让内幕交易者以及各种证券欺诈人士闻风丧胆。
  美国与大萧条的搏斗历程,从本质上讲,即是联邦(国家)权力入场,并通过国家信用大扩张,来拯救信心崩溃和信用紧缩,进而推动经济复苏的改革史。但是,在拯救危机之时,如果权力无限度扩张也将让国家和民族走向命运的反面,比如同一时代的第二经济大国德国。
  因此,设定和遵守国家权力扩张的理性边界,这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担当。

来源时间:2018/8/25   发布时间:201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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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失衡,被忽略的危机根源

作者:何子维  来源:《南风窗》2018年17期

  1935年,美国帕克兄弟公司从一名叫查尔斯·达罗(Charles Darrow)的热水器推销员手里买下一款名为Monopoly的游戏。首发时正值美国大萧条,帕克兄弟公司一度担心难以收回成本,没料到潦倒失意的美国人竟然聚在一起废寝忘食地开玩,Monopoly也成了这段艰难岁月中特有的慰藉和记忆。
  而游戏的设计者查尔斯也荣登CNN在2009年炮制的“在大萧条中致富的10人”排行榜。时隔90年,回顾美国大萧条这段岁月,令人唏嘘也发人深省。
  穷人靠信贷
  Monopoly意为垄断。桌游Monopoly在中国被翻译成《大富翁》或《地产大亨》,游戏者靠掷骰子买地、建楼、赚租金,最后剩下一个大赢家,其余则以破产收场。这款既靠个人运气,也靠交易策略的桌游,日前已经拥有5亿粉丝,是桌游中人气最旺的。
  查尔斯在《大富翁》里设计了一个个复杂又疏离的场景,地点、人物、时间如同一张大网,连同“大众宝藏卡”“机会卡”一起被塞进了游戏里。虽然缺衣短食,这款桌游让美国人仍然以为,躲在室内玩儿桌游,围在收音机边上听洋基队比赛,阅读阿加莎·克里斯蒂和达许·汉密特的悬疑小说,就能尽他们所能地让自己的生活快乐,继续着他们20年代的黄金岁月,就像凭运气掷骰子一样。
  1920年代,一战刚刚结束,财富和机会终于向美国人敞开了吝啬的大门。整个美国经济高歌猛进,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0% 以上,通胀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联邦政府年年预算盈余,以至于联邦债务减少了13%。失业率持续下跌至降到 3.2%的历史最好水平。
  正是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大繁荣时代,资本家攫取了高额利润,垄断了美国绝大部分资产。据Stuart chase统计显示,从1920年到1929 年,1%最富有的人获得了75%的收入增长。全美前 10%富有阶层共 270 万户,拥有270亿美元的收入,平均每户1万美元,而剩下的90%(共2430万户)拥有 540 亿美元的收入,平均每户仅2200美元。
  然而,当一部分人挥金如土的时候,有一大批贫困人群被忽视了。
  近600 万个家庭的年收入微薄,衣食窘迫。在农村,农业一直没有从战后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农产品价格下跌导致大批农场倒闭,大批农民陷入困境。在工厂,机器大量使用, 技术进步的垄断资本压迫下,导致大批工人失业。此外,黑人依然在种族歧视的阴影下挣扎。
  美国在经历了100 年的工业革命后,生产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瓶颈,消费需求才是瓶颈。然而讽刺的是,资产的垄断者将大众的购买力转化为了红利以及更高的薪水和奖金。同时,各种形式的垄断,像采矿业和制造业中伪装起来的联合、兼并,有助于维持价格的居高不下。
  但是,普通消费者所收获的仅仅是不足挂齿的碎屑,就连生产商也只是收获了眼前的那么一点好处。这一切限制了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造成市场的相对狭小。
  这时,消费信贷变得异常火爆,看上去仿佛解决了有效需求出现的严重不足的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私人汽车。1923 年,美国销售的 350 万辆汽车中,65%是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的。
  在汽车的带动下,信贷消费被推广到其他商品中。据统计,截至1927 年,美国人消费中的75%的汽车、80%的留声机、75%的洗衣机、65%的吸尘器以及 25%的珠宝等都是以信贷消费形式购买的。持续贷款的结果是人们借的越多,欠的也就越多,市场是一种虚假繁荣。
  但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财富分配不公所造成的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让美国的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1928年,一位向银行家咨询股市的人得到这样的回复:“牛市已经持续了太久,它很有可能马上下跌。”但没人愿意相信,总统赫伯特·胡佛也盼着在歌舞升平中上任。到了第二年,10月24日,美国迎来了“黑色星期四”。金融崩溃,股票暴跌,股指从最高点骤然下跌了。
  繁荣时期就此结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人的吃、穿、住都成了问题。就在全美国惶惶不知所措的气氛笼罩下,查尔斯的《大富翁》游戏可谓别具一格,它让玩游戏的重新凭借想象而富有,给大萧条平添了某种虚无主义的魅力。
  无能为力的个体
  大萧条刚开始的时候,部分有韧性的美国人仍然对自己充满信心,认为只要自己努力,就能找到一份工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乐观。
  被美国奉为圭臬的勤劳致富准则失去了效果。不管勤奋的、懒惰的,一概倒霉。绝望笼罩着美国,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
  在大萧条发生的第一年冬天,数据显示,美国自杀的人数增加了3倍。美国一些酒店的服务生面对客人讲的第一句话不是“欢迎光临”,而是问“您是来休息的,还是来跳楼的?”社会学家们想方设法缓和人们的压力,埃米尔·迪尔凯姆过去创造的“利他主义自杀者”这个术语派上了用场,但事与愿违,只好草草收场。
  以“不允许任何人挨饿”为原则,罗斯福政府于1933年5月颁布了《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援署(FERA)。其后的一个月里,400万户家庭获得了政府的直接救济。到1934年3月,800万户家庭前来领取救济,达到了最高峰。
  直接救济确实是必要的应急措施。但由于美国幅员辽阔,救济需求庞大,直接救济避免不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着野草根、蒲公英,避免不了肯塔基州的人吃着紫罗兰叶,也避免不了城里部分人去争夺被扔出来的腐烂水果和蔬菜。更救济不了远离城市的人。
  比如农民。他们挣扎在旧的生活模式和生活理想被现实击得粉碎的困境中里,生存成了第一要务,心灵已然荒芜,一度成了社会矛盾的焦点。
  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在其名著《愤怒的葡萄》里有过一段这样的描述:樱桃熟了,一毛五一磅。糟糕,这样的价格,连采摘的工钱都不够。黑樱桃和红樱桃,又大又甜,让鸟儿把每一颗都吃掉了一半,黄蜂又嗡嗡地钻到鸟儿啄成的洞里去。果核落到地下,跟那粘在核上的破碎的黑果皮一起干掉。
  面对诱人的丰收,农场主却只能默认农产品的滞销,只能让成熟的水果烂在地里,肥猪埋在土里,橘子浇上煤油烧掉,羊杀掉再扔到峡谷里。
  曾经的葡萄,是财富,也是美国梦。大萧条以来,葡萄继承了愤怒的基因,充塞着每一个美国人的心。
  绝望开始演变为暴力,数量惊人的美国人走向犯罪。著名记者威廉·曼彻斯特记录显示,底特律的救济事业停顿了,随之而来的是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林肯市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5000人占据了10层楼的市政府大厦;芝加哥市5000名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晒得黑黝黝的农民甚至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和警察干了起来。
  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立即采取措施,制止了美国社会动荡和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曼彻斯特松了口气: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
  国家的领导力
  出身于名门望族的罗斯福认为“在现代文明中,政府对它的公民有些不可避免的义务”,因此他要帮助“破产的、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
  1933年3月成为美国总统后,坐着轮椅的罗斯福第一次炉边谈话的第一句话就让人精神一振,他说“我们唯一应当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并承诺给美国人一个“新政”。
  1700万人失业,2500万人衣食无着,约16%的家庭需要靠救济才能维持生活。如此大的救济要求,按传统的主要依靠公、私慈善机构和州、市、地方政府的救济体制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罗斯福政府推出三项互相联系的调控措施—直接救济失业者、以工代赈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立法保护失业者,以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
  在这三项措施中,罗斯福只把直接救济当作经济复苏前的权宜之计,而政府的王牌措施是启动一系列大规模公共工程,以工代赈,扩大就业。
  罗斯福建立了一系列以工代赈机构,设立了很多联邦组织,这些组织被戏称为“字母局”,如TVA、NRA、CCC和WPA等。在其后近10年的时间里设立了大小约60多个机构,用工数达当时美国人口的15%,失业人数从罗斯福就职时的1400万减到了500万。从这点上看,以工代赈的效果非常明显。
  事实上,罗斯福新政并没有完全使美国走出大萧条,美国人勒紧裤腰带又苦熬了七八年后,二战爆发,全世界把目光聚焦到反对法西斯上面,而战争对于各种物质的超常规需求,才使美国逐步走出大萧条的阴霾。
  作为罗斯福前任的胡佛,反倒是替罗斯福背锅。在胡佛担任总统的四年里,美国已经开始实施以工代赈。联邦政府开建了37000英里的公路、亚利桑那州胡佛水坝等。不幸的是,大萧条打碎了美国人的美国梦,美国人却不公平地指责胡佛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他们甚至忘记了胡佛曾在10多年前成功地救济欧洲1.5亿人。
  如果把胡佛称为悲情英雄,也许并不为过,谁让罗斯福一直都是好运呢。正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命运亦如一叶扁舟,无论总统还是平民,都是如此。失意的胡佛在卸任时,送给新政府一句话“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们无能为力了。”
  拥有远大抱负的罗斯福不仅推行了新政,也着手研究了一项事关长远的政策—“救济、减少和预防未来失业”。作为具体体现,1935 年《社会保障法案》颁布,这个“使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都有保障”的法案,奠定了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框架。到1940年6月,这一法案为2800多万工人提供了失业保障,约有200万以上65岁退休的老人得到相关的补助。
  在罗斯福看来,经济上的不平等,将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而没有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就失去了意义。要贯彻美国“以自由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政府必须坚强到足以保卫人民利益,确保自由的存在。显然,这与《大富翁》所推崇的“垄断财富,碾压对手”的价值观恰恰相反。
  要确保避免收入鸿沟过大,必须降低门槛,扶持新产业,让社会财富能够进行不断重新分配。这也可以解释自罗斯福之后,为什么美国政府更加坚定地反垄断。1945年,美国铝业公司被强制拆散。1984年,电信老大AT&T被肢解为7个地域性公司。1998年,微软遭遇“世纪审判”。
  从大萧条里走出来,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愈加突显,但大萧条使美国人认识到,政府到底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这种认识,不光是美国人民的财富。

来源时间:2018/8/25   发布时间:2018/8/22

旧文章ID:16877

对学术“洗白”特朗普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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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来源:《南风窗》2018年17期

  在米勒公共事务中心任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前任法务局局长马克·肖特担任高级研究员一年后,弗吉尼亚大学最近面临抗议风暴。两名教职员工与该中心断绝了关系,一份拒绝该决定的请愿书已经收集了近4000个签名。去年,我所在的机构爆发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因为特朗普的前竞选经理科里·莱万多夫斯基被任命为哈佛政治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
  特朗普政府让大学面临着严重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大学必须对不同观点持开放态度,包括那些与主流观点相冲突或可能对特定群体构成威胁的观点。分享特朗普观点的学生和教师,应该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自由发言。大学必须继续进行自由调查和辩论。此外,学校和公共事务机构必须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与当时决策者接触的机会。
  另一方面,存在使堪称讨厌的总统职位正常化和合法化的危险。特朗普每天都违反自由民主所依赖的规范。他破坏了媒体自由和司法独立,维护了种族主义和宗派主义,并促进了偏见。他轻率地说出一个又一个的谎言。
  那些与他一起服务的人,必然会受到这种经历的污染。特朗普的亲密伙伴和被政治任命者是他的推动者—无论他们的个人优点是什么,以及他们多么试图与特朗普的话语脱离关系。“情报”“有效性”“诚信”和“共同性”等词汇—米勒中心主任威廉·J.安特霍利斯用来证明肖特任命的理由—当它们被用来推进一个不自由的政治议程时,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
  污点超出了政治人员的范围,也涵盖了经济政策制定者。特朗普的内阁成员和高级别任命人员,共同承担起支持不体面的总统任期的责任。他们应该受到非议,不仅仅因为他们对贸易逆差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持有胡思乱想,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继续服务使他们完全参与特朗普的行为。
  因此,学术机构必须走狭窄的道路。它们不能背弃特朗普及其随行人员,也不会忽视他们的观点。否则,它们会扼杀辩论。这与大学的立场背道而驰。作为一个务实的问题,若给予特朗普阵营另一个妖魔化“自由派精英”的机会,也会适得其反。
  但是,明确的参与规则是必要的。应当坚持的最重要原则是,听取某人和尊重某人之间的区别。应该欢迎特朗普的直接圈子和高级官员进行讨论和辩论。他们出现时应该以民事方式对待他们。但是,他们的资历和政府职位通常不值得给予他们尊重。毕竟,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光荣服务的正常政府。
  这意味着没有尊敬的头衔(研究员、高级研究员),没有指定的讲座,没有主题演讲来领衔会议或活动。虽然个别教师和学生团体可以自由邀请特朗普任命的人在校园内发言,但通常不应由高级大学官员发出此类邀请。讲座和演讲应始终提供激烈的质疑和辩论的机会。
  没有双向互动,就没有学习或理解;只有布道。不应该欢迎只是想发表声明并逃避讯问的政府官员。
  同情特朗普的学生和教师,可能认为这种做法具有歧视性。但鼓励言论自由和意见交换之间没有冲突,而大学也要明确自己的价值观。
  与其他组织一样,大学有权根据其价值观确定其实践。例如,一些学生可能认为某一课程的要求过于严格,或者考试是浪费时间。大学允许就此类问题进行自由辩论,但它们保留制定专业要求和考试规则的权利。通过这样做,它们向社会的其他成员发出了重要信号。
  允许对特朗普主义进行全面辩论,同时拒绝兑现它,也不例外。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著有《贸易大白话》。

来源时间:2018/8/25   发布时间:2018/8/25

旧文章ID:16876

社评:美方找了个荒唐理由推卸半岛责任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3日宣布将于下周访问朝鲜。一天之隔,特朗普总统就取消了这一访问。24日,特朗普在其推特上说,取消此访是因为他感觉到美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没有取得足够进展。他还说:“此外,因为我们对中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贸易立场,我认为他们在无核化的进程上并不像曾经那样帮忙。”
  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目前美朝谈判出现停滞,责任主要在美方。金特会后,朝鲜以炸毁丰溪里试验场、拆除导弹发射场设施、归还美军遗骸等具体行动表示了诚意。但美方迄今没有相向而行,还不断发出单方制裁朝鲜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对话怎么可能进行下去。
  看上去白宫似乎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借口。将半岛无核化与对中国对贸易战的坚定反击联系在一起,既可缓解美国国内对金特会成果的质疑情绪,亦可回应不断上升的抨击白宫贸易政策的声浪,在中期选举前争取更多支持。但是,这从另一面暴露了白宫对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毫无诚意。
  半岛无核化需要有时间表,但这个表的快慢不能由着美方恣意操控。美国如果真心希望解决问题,就应该和朝鲜在政治上“对表”,而不是让朝鲜的表总跟着美国的表走。半岛无核化要往前推进,美国必须顾及朝鲜的安全诉求。
  回顾以往半岛核问题的关键点,几乎总在距离突破口一步之遥时出现倒退,原因就在于美国总是按照自己的政治时间表行事。需要在表面上展现一些诚意时,白宫会显露出积极姿态。而需要做出实质性政策变动时,白宫又会重回其对朝政策基点,继续在朝鲜最看重的安全问题上保持强大压力。只不过这一次,白宫想让中国来背这个黑锅。
  美国不是东北亚国家。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主要是政治的。美国有安全利益,但美国的安全利益出自对盟国的军事承诺,仍是为其政治利益服务的。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强大军事存在,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指挥权。因此,美国对半岛无核化问题的考虑,出发点首先是其政治需求。华盛顿最担心的当然不是这一地区国家所承受的安全压力,以及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制约,而是白宫能否在政治上获益。
  中国一直对美朝对话持积极立场,为此做了不少工作。没有中国的支持,美朝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中国愿意继续支持美朝通过对话,在双方的利益关切上找到一定的共同点,为启动无核化奠定基础。但华盛顿应当想到的是,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蛮横无理、死缠烂打,还要指望中国像之前那样与其配合,是不大可能的。中方不会把半岛无核化问题当牌打,但中美互信的削弱必然会影响到中美在很多领域的合作。
  中国有足够的能力抗衡和反击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根本用不着打半岛无核化这张牌。在美方贸易战的压力下,中国更希望的是无核化进程有所推进,以缓和对这一地区国家带来的政治限制和制裁,有助于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释放。地区其他国家也抱有相同愿望。
  现在看来,白宫依然缺乏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的诚意,更没有为半岛最终的持续和平做好任何准备。白宫在这一问题上的“表演”折射了其全球政策的境遇。在政治、经济、贸易和安全等诸多问题上“重新洗牌”,并没有让美国变得“重新强大”。相反,美国在遭遇了各种形式的阻击、反攻与拒绝配合之后,更像是一个搅局者。真不知道美方高层这样的拙劣把戏还能再演多久?

来源时间:2018/8/25   发布时间:201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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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称中方态度变化影响美朝通过谈判解决半岛核问题 中方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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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网

  8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就当前朝鲜半岛核问题形势答记者问,内容如下:
  问:近日,美方表示中方近来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变化,影响了美朝通过谈判解决半岛核问题的进程,请问你对此有何评论?
  答:美方的说法违背基本事实,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对此严重关切,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多年来,中方为推动半岛核问题的妥善解决作出了不懈努力,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中方一直全面严格执行安理会涉朝决议。国际社会对这一切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支持美朝双方按照两国领导人新加坡会晤共识,积极推进政治解决半岛问题进程。现在的问题是,有关各方应当坚持政治解决的方向,积极接触、商谈,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展示更多诚意和灵活性,而不是反复无常,诿过于人,这样才能确保政治解决半岛问题进程不断取得进展。
  中方将继续与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和东北亚长治久安发挥积极作用。

来源时间:2018/8/25   发布时间:201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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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中美磋商后,中方的思路应更清晰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中美副部长级贸易磋商星期四结束,显然没有取得重要的进展。双方的对外通报都是“交换了看法”“进行了建设性、坦诚的交流”,均未谈及成果。双方也没有提及是否以及什么时间会举行下一轮磋商。这个结果是舆论之前就大多预期到的。
  华盛顿和北京看来都不想把贸易战无限期地打下去,否则双方就不会举行这一轮磋商,直接把贸易战往大了打就行了。但是双方副部长级的接触除了专业性沟通,看来也在相互试探火力,美方想了解它的压力是否起作用了,中方是否软下来了,中方则想了解美方的强硬要求是否有所松动。
  实际情况是,双方看来仍站在原有的立场上,或者说双方的立场差距依然很大。
  美方提出的一些要求是严重不平等、有违WTO原则的,触及了中国的经济主权,威胁到中国经济的未来,中国肯定不会对它们让步。只要中国这个国家继续保持运转,我们就会坚持经济及科技全面发展的权利,美方现在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只好通过我们对贸易战的反击让它来认识。
  美国最终是很有可能放弃它要求中国“不发展”这一真正的核心要求的,但前提是中国要展示出它阻止不了我们发展的能力。有两方面的情况可以向华盛顿传递相关信号。
  一是中国经济能够顶住美方的第一波压力,在贸易战的环境下稳定下来,保持有竞争力的发展节奏和势头,中国的科技进步也能够不依赖同美国的交流实现自我创新能力。换句话说,贸易战会对中国有一定影响,但它的影响远不像华盛顿想象的那么大,中国经济的韧性将打击美方的气焰,重挫它的锐气。
  二是现在美国经济形势正是最好的时候,美国减税、海外资金回流、基建投资计划推出等叠加推升了乐观情绪,增加了白宫对华打贸易战的信心。但是情况会变的,上述几个利好因素很快就会减弱,目前美国又已处在经济增长周期的末端,大量分析认为,美国经济明年的压力很可能比今年大得多,贸易战冲击美自身经济的后果亦将显现出来。到那时白宫的底气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它会发现用经济对撞来阻止中国崛起很不现实。
  贸易战既伤对方又伤自己,它不像军事冲突那样,可以有明显的胜利标志,中美贸易战最终要通过谈判解决。但美方现在的态度仍很傲慢,仍希望通过极限施压增加自己未来获得更好谈判结果的筹码。我们必须让它确信它达不到这个目的,用行动与它对话。
  中期选举也是美方坚持目前强硬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美方的2000亿美元征税大棒很可能会打下来,中方已经做好反击的预案,我们要做好接下来那一仗会实际开打的思想准备和产业应对准备,顶过去2000亿美元的那波冲击,中方以战止战就成功了一半。
  中美贸易战升级趋势明显,但话说回来,迄今为止双方都未显示出把贸易战打向其他领域、借用地缘政治手段助阵的明显倾向。希望双方能坚持这个“规矩”,贸易的问题贸易了,因为如果为取得贸易战优势而开辟“新战线”,双方都有手段,也都有能力攥住对方的敏感处,双方的代价都将大比例上升。双方如果能够避免那样的更坏情况,会最终对因贸易战损害了的双方互信形成一点补偿。

来源时间:2018/8/25   发布时间:201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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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正式重启第二舰队,叫嚣为应对中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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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外网

  海外网8月25日报道,当地时间24日,美国海军宣布正式重启第二舰队,并称“必须保持美国的竞争优势和海洋统治地位”。美媒指出,第二舰队的“重振旗鼓”预示着美国军事战略上出现了变化,将其首要关注点转移到了美国与中俄日益激烈的竞争上。
  综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及美联社报道,24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举行的典礼上表示:“我们必须保持美国的竞争优势和海洋统治地位。(重建第二舰队)不是在寻求战斗,但避免战斗的最佳方法就是发展最强大、最致命和最具竞争力的海军。”
  理查森叫嚣“美国国家安全”的两个重要因素——海上控制和军力投射,正受到“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外国势力崛起的挑战”,并声称中俄“试图取代美国成为自由和繁荣国家的首选合作伙伴”。
  理查森还提到,如果接到命令,那么基地位于诺福克的第二舰队“将展开决定性的战斗行动来击败任何敌人”。他也认为美国正面临海上竞争以及“针对美国海上安全和优势的挑战”。
  美媒指出,舰队的重启反应了美国在军事战略上发生了更为广泛的变化,将其首要关注点从中东的恐怖主义上,转移到了美国与中俄日益激烈的竞争中。重建第二舰队意味着美军将加强对北大西洋的关注,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组织性方面,恢复了海军上将级别的指挥权,来监督美国军舰在美国东海岸和巴伦支海间的部署。
  在理查森发表上述言论,并提及要在北大西洋地区遏制俄罗斯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副主席阿列克谢·孔德拉季耶夫回应称,美国重建第二舰队威胁俄罗斯北方海军通讯设施,为此俄罗斯将采取适当的回应措施,以保障北极地区的安全。
  据悉,美国第二舰队组建于1950年,在冷战时期与苏联的对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奥巴马执政期间,舰队被解散。2018年5月,美国宣布恢复第二舰队编制。

来源时间:2018/8/25   发布时间:201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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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中国凭什么重塑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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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穗生  来源:凤凰大学问

  本文为丹佛大学赵穗生教授在7月31日CCG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讲演,由凤凰大学问在录音稿上整理并发布

  今天跟大家一起交流的题目,世界秩序的重塑——中美在全球治理当中的博弈。
  谈到世界秩序,首先要定义什么叫世界秩序,世界秩序实际上是在全球治理当中的一些游戏规则,加一些通常的价值概念和一些机制。这种全球秩序的塑造通常是由大国来承担的,小国常常是追随大国制定的秩序。
  而崛起的大国常常不满意继承大国所塑造的一些秩序,而常常打破这些规则,重新塑造反映它的价值观念、利益的一些游戏规则。
  目前的世界秩序是美国领导,在二战以后塑造的。现在的秩序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
  一个是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很多人认为中国崛起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对现存的国际秩序越来越不满意。因此,中国在挑战,甚至要替代美国,重新塑造国际秩序。
  所有的大国崛起以后都要塑造有利于自己利益、反映自己价值观念的世界秩序,中国也不例外。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美国本身。虽然这个秩序是美国领导、塑造的,但特朗普上台以后做了很多事情,都在瓦解或者是挑战美国自己建立的秩序,包括他所谈的“美国第一”,他所要退出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他代表美国退出的全球气候协议,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
  对于美国所主导的很多区域性和多边的,乃至于双边的一些安全或者经济协议的重新谈判,都反应了美国本身对他自己所建立的这套秩序的挑战。
  这种挑战和中国的崛起加在一起,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的挑战现在成功的机会更大。
  我的回答是,又对又不对。
  中国的的确确对现存的国际秩序有很多不满的地方,中国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但是我的研究证明,中国并没有替代,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替代美国重新塑造二战以后的世界秩序。
  尽管美国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全世界现在也对美国很多不信任。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认为中国做的很多事情,包括气候变化、区域合作、全球治理很多方面,现在起的作用比美国还正面、积极。
  中国是不是会替代美国重新塑造国际秩序?中国正在尽自己的力量在国际治理当中发挥它的参与和贡献者的作用,但是中国没有办法取代美国。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一下二战以后的秩序本身是什么样的。至少在西方,很多人谈二战以后的世界秩序,都说这个秩序是自由主义的秩序,它是一种全球化,跨越国界,或者侵蚀国界,这样一种国际秩序。
  这种说法对,但也不完全对。实际上二战以后,美国所主导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是一个混合原则输出的国际秩序。什么叫混合原则?一方面它有很强的自由主义,或者说全球化的成分。同时,它根本的指导原则还是很传统的,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协议》所建立起来的所谓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这种混合原则是最复杂的原则,这种混合原则反映在现存的国际机构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际机构。
  一方面,主权国家平等,这是联合国宪章最主要的原则。联合国有二百多个成员国,每个国家在联合国里面都有一票,而联合国大会上投票的结果没有强制力,不能强制一个主权国家去接受一个超主权机构所做出的决议,所以主权原则仍然是《联合国宪章》最主要的原则。
  但同时,主权又受到相对限制。比如说一个国家要发起战争,需要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通过,通过投票以后,一个国家才有权发动战争。而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他们来决定一个主权国家有没有发动战争的权力,所以主权国家的主权在这种程度上得到了一些修正。
  这种主权在安全事务上的修正相比于在经济、贸易、投资、金融当中的修正还是小巫见大巫,在经济、贸易、投资、金融领域里,国家主权就得到更大的限制,这也反应在联合国的机构当中,这种机构我们叫做多边金融机构、多边贸易机构。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这样一些国际贸易金融投资发展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跨国界的,主权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的主权一部分让渡给这样一些国际机构做出自由贸易、资金流动的决定。
  所以,多边机构的作用非常清楚,就是通过一些自由贸易、资金自由流动,不仅仅促进全球的经济发展,而且减少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因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跨国公司来攫取资源,为什么还要发动战争?
  多边的《联合国宪章》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机构,构成了二战以后现存国际秩序最基本的制度或者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是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换言之,中国并没有参与二战以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中国在二战秩序建立之初是一个革命性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要推翻这些体制。
  冷战期间世界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自由世界,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中国又不是联合国的成员,所以中国要跟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其他一些有共同理念的国家一起来重建国际秩序。
  中国跟前苏联在一起的时候是革命国家,跟苏联分道扬镳以后,是一个更加激进的革命国家。
  但中国没有一个与现存体系相背离的价值观念,中国用来挑战现存体系的价值观念实际上是现存价值体系当中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
  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基本点就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各自的国家利益,这完全是当时国际秩序最主要的价值概念。所以中国既使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但没有提出替代现存国际秩序的价值跟观念。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就很容易在1971年加入联合国,融入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后开始了艰难的适应和融入,最后变成现存国际秩序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者和贡献者的角色。
  中国参与现存国际秩序最初是从低级政治的领域开始,主要经济、金融、投资、贸易的领域。中国1980年加入世界银行,1981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加入WTO,当时叫做关贸组织。在这过程当中中国很快感觉到,中国能够从参与现存国际秩序,从国家经济、贸易机构当中得到非常大的优惠条件,中国很快成为一个很大的受益者。
  但是中国对于高级政治,主要是涉及到国家安全、人权,这样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中国有相当一段时期的适应过程。既使中国加入了世界银行,中国对这样一个组织仍然是非常谨慎,因为这些组织牵涉到对中国主权的侵蚀,中国是非常谨慎的。所以中国有相当的一段时间,一开始是反对,然后是弃权,然后是不反对,但是也不参与,到最后是积极参与。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安全领域,联合国维和、国际控制多领域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中国给联合国的预算超过了英国、法国,现在是第三位,美国、日本、中国。在联合国维和部队当中,中国承担经费是10%,这是第二位,美国下边就是中国。中国从一个革命的国家已经成为一个领导的国家,是对现存国际秩序有非常重要贡献的国家。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转变?中国国力的增加,能力的变化。弱的时候主权被威胁就很大,国力强大以后,就不用担心对主权的侵蚀。
  这种国家的变化导致中国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变化。中国现在已经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利益相关者,甚至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但是,中国是不是对现存国际秩序只有百分之百的满足呢?中国是不是现存国际秩序一个完全守成的国家?我的回答,中国不是。因为中国常常说现存的国际秩序有很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不满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现存国际秩序的指导原则制定。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在场,它反映的还是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人权或者是对于主权侵蚀的这一套价值观念。而这样的价值观念的趋向越来越强,由于中国国家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西方的一些现存国际秩序塑造过程起了主导作用的国家有很大不同,所以中国感到在现存国际秩序当中是一个被排斥者。
  而且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对很多种价值观念是不可能接受的,比如说一些以自由民主为基本原则来界定国家主权概念。而且,在很多国际发展、国际合作、国际贷款中,现在国际机构的一些指导原则也是以西方价值原则为基础的。比如说世界银行贷款,或者是国际货币基金贷款,要求被贷款的国家要按照一些自由主义、一些削弱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而强调一些非政府因素,强调他们认为的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原则。这样的指导原则中国认为有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代表权、发言权。现存的国际秩序在建立之初,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起很大作用,因为美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的占50%。中国当时是占1%、2%,微不足道。但是经过大半个世纪以后,这个比例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今天美国占全球的比例大概是20%左右,降低了一半,而中国今天是15%左右。中国从1%、2%到15%,美国由50%到20%,但这样一种经济力量变化并没有反应在现存国际秩序的机构和组织结构当中。现存国际制度当中美国仍然占主导地位,美国的发言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跟在二战结束之后几乎没有太大变化。
  所以中国就要求变化,但这种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压制,美国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发言权、代表权。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投票权的改革,2010年,当时G7、G20的会上,中国提出要把很多发展中的国家的投票权加以提高,中国要从4%提到6%。这个提议得到所有成员国的回应而且批准,就一个国家不同意,美国。
  制度上规定这种国际机构的当中投票权增加要美国国会的批准,而不是美国国务院或者美国财政部,荒唐之极。所以这个议案拖了五年,从2010年提出,所有国家同意,到2015年美国国会才批准。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很多人都把这种国际制度的塑造,或者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发言权看作一种零和游戏,看作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工具。TPP美国发起,奥巴马希望国会批准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美国人不去塑造游戏规则,中国人就会塑造。所以在争夺代表权的过程当中,中国人显然是对美国主导地位是不满意的。
  第三不满意是对于美国的双重标准。美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缔造者,但美国所主导制定的游戏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只对人不对己。它要别人遵守这些游戏规则,而美国自己却不完全遵守这些游戏规则。一旦这些游戏规则对美国不利,美国就不去执行。联合国安理会要通过决议以后一个国家才可以使用武力,但是美国在使用武力的时候根本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1999年科索沃战争,美国根本就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也是如此。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很奇怪,最大的作用是建立国际秩序,而美国又是最不遵守国际秩序的国家。因为它是大国,有相当大的国际实力。而且美国强调自由主义的多边的全球化的一些机构,而美国自己又搞了一些这种全球化机构之外的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体系,完全是在现存《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制度之外的体系。这个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排他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相当多的美国主导的体系之外,而美国批评中国希望中国遵守国际秩序,但是美国从来没有遵守过这个国际秩序。
  由于中国的不满,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这种挑战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也在做一些美国所做的事情,中国的挑战主要就是挑战美国在现存国际体系当中的主导地位,所以,中国在亚太地区也建立起了一些机构排斥美国。在这样一些美国没有参与进来,或者被排斥的机构当中,中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最初的机构是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为什么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就因为美国不参与。
  2014年中国领导人在亚太峰会中说亚洲安全是亚洲人负责的事情,这被西方理解中国要排斥美国。所以中国在亚太安全机制当中,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国家看来,不仅是跟美国争夺主导权,在很大程度是要排斥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
  为什么中国要人民币全球化?美国霸权主要依靠两个东西,美国军事力量和美国货币。中国有竞争,一个是中国要军事现代化,第二个就是人民币要全球化。这完全是在和美国进行竞争,进行博弈。在新兴的全球治理领域,比如说海洋、网络还有太空,中国和美国都在竞争,而且提出的竞争原则都不完全一样。
  这样以来,中国要和美国竞争,重新塑造国际秩序,中国要替代美国成为国际秩序的领导者,是不是这样?中国现在有没有这样一种能力来替代美国成为塑造国际秩序的主导者,或者成为全球化的引领者?我觉得中国目前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要取代美国,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取代美国的硬实力。作为一个国际秩序的塑造者是要花很多资源的,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实力资源取代美国。美国当年在二战以后成为主导者的时候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的50%,尽管中国现在的份额也很大了,但远远没有达到美国当年的地位,也就是说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么多资源投入到现存国际秩序提供公共财产这样一些资源的地位。
  很多人说美国在衰退,尤其是特朗普现在上台以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领导的地位在下降,但是美国在全球化当中已经深深的嵌入了,要想退出非常不容易。特朗普现在天天谈要美国第一,但是他的很多政策仍然是脱离不掉在传统国际事务当中的责任。
  就拿最简单的来说,美国国际援助一直占美国联邦政府的很大一部分,现在特朗普要砍,根本做不到,遇到非常非常强烈的抵抗,一些退休的外交官和军人组织反对美国在对外援助经费上的削减。
  而中国对国际援助的数字跟美国相比小很多,高峰论坛中中国提出要建立丝路基金各种各样的基金,很多帖子就出来说中国对外撒钱。这就反映出中国和美国相差很大,美国政府要削减预算,美国的民间团体、各种各样机构反对,要美国增加对外援助,而中国政府刚刚开始增加对外援助,中国民间的反对声音已经非常大了。
  第二个是中国软实力现在也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程度。美国在全球当中的领导地位不仅仅是硬实力,很大方面是软实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全世界有很多国家铁了心跟着美国。比如说日本,特朗普上台第一天,安倍就跑去找特朗普,说美国不能随便放弃TPP,你对我的安全保障不能撤出。中国现在开始也有这样一些国家,但数量跟美国相比还是比较少。
  现在有很多国家跟着中国,一个是认同中国的国家理念,还有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资金,老挝、柬埔寨这些国家,中国基本上是靠钱把这些国家笼络住的。中国也没有办法马上替代美国。
  第三点,中国还是现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试想中国把美国驱除出亚洲,亚洲就会成为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有一个学者说,亚洲这个概念本身就会受到挑战,亚洲国家历史上的恩怨之所以能被压制住,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这些年在这个地区所建立的这套安全体系起了作用。
  最简单的例子,如果美国要日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美国不管了,南韩就发展,连台湾都发展了核武器,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就会一塌糊涂。所以,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一些作用,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是不可能替代的。有一个文章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能够超过美国,但是中国在国际影响力当中很难超过美国。
  由于这三方面的原因,中国尽管对现存的国际秩序有不满,认为是在一定程度上不公正不合理,但是中国现在还没有条件替代美国在亚太地区或在全世界独自塑造国际秩序。
  多年来,中国被很多国家说为是一个搭便车者,中国现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求改革现存国际秩序,而不是要重新塑造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的改革者有三种不同的形势,一种是革命的,要把游戏规则整个改变,在这体系当中的地位加以改变。第二种是要改变的是是游戏规则。第三种要改变的只是它在国际体系当中的地位,而不是游戏规则本身。中国是第三种,也就是说中国在现存的国际秩序当中要改变的不是游戏规则,因为中国还是游戏规则的受益者,要改变的是中国在游戏过程当中的地位、代表权、发言权。
  如此中美两国之间就有相当大的合作空间和谈判空间,如果美国能够和中国谈判,让中国有更多发言权,美国让渡一些霸权,这两个国家就可以联手共同塑造现存国际秩序。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国也应该明确向美国或者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因为中国仍然是受益者,中国要改革的是国际秩序当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激进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权。这是中美之间全球博弈的焦点。

来源时间:2018/8/25   发布时间:201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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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我在中美学界架起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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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神州学人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在近日举办的第13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上表示,留学人员是中美或中外交流的一个桥梁。当今反全球化在全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力量,中国是全球化发展的受益者,而留学人员及海归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作为受益者,其中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继续推动全球化趋势和改革开放的进程。
  赵穗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让现实告诉未来
  1978年,是中国命运转折的一年,也是我人生中转折的一年。从1978年考上北大研究生到后来出国深造,一直到现在,40年来我往返国内外,一天也没有离开高校。我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对我自己人生所留下的深刻烙印。
  01
  再回北大
  1973年,我在北京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考上了北大经济系,那时候在班里我的年纪最小。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化工部下面的第三化工建设公司的一个化工学校教书。虽然教书的日子还算清闲,但我一直没放弃过深造的念头。
  1978年,我本科的系主任胡代光教授提前跟我透露,北大要重新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叫我做好准备。听到这个期待已久的消息,我欣喜若狂,随之而来的就是一段难忘的恶补生涯。因为考研,需要考英文和专业课,而在这之前,我都没有系统性地学过。
  幸运的是,结果是好的。1978年,国家正式恢复研究生考试,我考上了南亚研究所。
  当时的南亚研究所是北大与中国社科院联合创办的。我们所十几个人,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哲学等不同方面研究印度,所长是季羡林,副所长是黄心川。我的导师叫孙培钧,当时是中联部调过来的,是世界经济,尤其是印度经济研究领域非常顶尖的学者,后来做过中国南亚学会的会长。我师从孙先生,开始了印度经济的研究之旅。
  1978年对我来讲,是一个人生中很重要的转折点——我又回到北大了。
  在我们这一批人毕业后,我就留在北大了。集中于我的研究领域,同时我还做了一些政府兼职工作。
  我当时研究印度经济,印度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最多的国家,而且很多都是非常优惠的低息或无息贷款。而且,我写的毕业论文就是《印度怎么利用世界银行贷款》。
  除此之外,因为研究印度如何利用外资,我还被当时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下面的对外经贸组借调过去,参与研究怎么利用外资。
  1978年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很多年轻人参与改革开放决策过程的一些机会。
  02
  留学美国
  1985年,我有幸因北大交换项目出国访学。当时没什么钱,只从北大借了50块钱,做了一身西服。
  此前因为客观条件限制,我一直没机会接受完整的教育。来到美国之后,想上学的念头再次涌现。阴差阳错之下,我在密苏里大学的社会学系念了研究生,拿了社会学硕士学位。
  从那儿开始考博士,然后我就去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政治学系。我的导师Susan Shirk,可能很多人对她的中文名更熟悉,她的中文名叫谢淑丽。她做过克林顿政府的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是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我是她的开门弟子。她这一生招的研究生并不是很多,我是她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是第一个外国研究生。她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非常严谨,我就跟着她在加州大学念了6年。
  1988年,我去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做国家研究员,其实是博士后位置。在那儿做完以后,我就又请了一年假,去了马里兰州的华盛顿大学教书。从那里我到了现在的丹佛大学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当时,他们刚刚成立一个中美研究中心,面向全球招聘中心主任,我很幸运地得到了这个位置。
  1992年,在我的博士快毕业之前,我创办了一个刊物,叫《当代中国研究》。
  其实,创办这个期刊也是阴差阳错。因为当时国际上研究中国的知名英文刊物——中国季刊和China Journal,都是比较传统的汉学研究,重视语言文化社会历史研究,对于当代政策问题关注较少。我当时办刊想要架设三座桥:一是传统汉学研究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国问题相结合的一个桥梁,二是把学术研究中国和政策研究中国的桥梁架设起来,第三就是把西方研究中国与非西方研究中国,尤其是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的桥梁架设起来。
  现在,这个刊物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英文刊物、学术期刊当中的前三名。
  03
  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
  这些年,我每个月或者几个月都要回国一趟,中国的变化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
  当年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北京三环路还没建起来,刚建了一个三元立交,我骑着自行车上上下下。刚到美国时,发现美国到处都是高速公路,基础设施非常先进。没想到,如今中国在这方面,不仅已经完全可以与美国比美,而且有些方面还超过了美国。
  从我留学海外开始,这些年,这些变化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即使中美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但与美国相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改革开放不会停止,也不应停止。尽管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一些反全球化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是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发展的这些年,和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社会的进步,以及自身的改革开放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作为国际社会的参与者和贡献者,这样一个发展方向不应该偏,也不该变。
  这些年,中国给世界作出的贡献,一是在于中国参与国际社会,为继续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改革作出贡献;二是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也是在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现在很多人不讲这个,但是,中国国内很多深层次的矛盾还是要通过改革开放加以解决,如环境问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等。
  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传统发展中国家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不能停留在已经达到的成就上。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这代人努力上进、求知。就算中国发展起来了,这种精神不该丢,也不能丢。

来源时间:2018/8/25   发布时间:201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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