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枫  来源：察网研究

　　2018年8月14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在FT中文网发表《美国共和党的“文明冲突”思维》一文，其中认为：
　　【9•11事件和随后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使人们主要关注在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对于西方文明和穆斯林文明冲突的担忧上。人们忽略了小布什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对中国的强硬政策。
　　共和党总统小布什刚上任后，就表现出了对中国的极大敌意。在小布什之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一直希望和中国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然而，美国在对中国的身份定位这个问题上，缺乏两党共识。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就猛烈抨击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并说中美关系应该定位为一种竞争者的关系。小布什竞选总统时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于2000年1月撰文，声称：“即使有人主张和北京有经济往来，中国仍然是亚太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其军力目前无法和美国抗衡，但是这一状况并不一定会永远如此。我们知道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还有未解决的重大利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一直不满，这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国家’，而是一个想让亚洲的均势发生有利于自己的改变的国家。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曾经所称的‘战略伙伴’。”
　　9•11之后，小布什曾脱口而出“这场反恐十字军战争是要花时间的”。小布什将反恐战争比作十字军东征就是“文明冲突”思维逻辑。（虽然小布什在之后多次否认美国和伊斯兰存在“文明的冲突”。）可以相信如果9•11没有发生，以小布什为代表的共和党右翼会把和中国的冲突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领域，也许会减缓甚至冻结和中国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华盛顿时报》曾发表评论：“如果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没有发生，布什政府很可能会把其注意力集中在(应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对美国的支配地位所构成的威胁上。”没有9•11，中美的贸易战可能在2001年就会发生。】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流行一种谣言，就是认为小布什政权本来已经准备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9·11的发生，使美国注意力转到中东去了，给中国带来了10年的战略机遇期。
　　这一观点，其实是美国情报机构及《华盛顿时报》等喉舌制造出来给中国人洗脑的：“如果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没有发生，布什政府很可能会把其注意力集中在(应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对美国的支配地位所构成的威胁上。”这一论断假定美国并没有历届总统接替连续的称霸世界的系统战略（对华战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被外部诸如9·11恐怖袭击等各种事件所影响。
　　按照这一假设，美国似乎没有连续的稳定的对华战略，特朗普政权当前对华强硬政策，是暂时的，是可以改变的。比如，有的人主张中国对美国妥协退让，割让一部分利益（类似历史上的割地赔款），就可以稳定中美关系大局，为改革开放创造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其实，实践已经证明，这一做法的结果，就是特朗普政权的胃口会越来越大。贸易战以来，经过几轮较量，特朗普的底牌其实已经展示出来了，其目的正是不断对中国勒索和吸血，让中国经济和政治秩序发生崩溃后，颠覆肢解中国。
　　再比如，面对尼克松以来史无前例地反华反共的极右翼特朗普政权，当前很多中国人将希望寄托于2018年的中期选举，认为美国国会两院（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选举中，如果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失去绝对主导地位，中国未来的处境会更好些。面对特朗普政权史无前例的反华反共政策，他们不敢勇于斗争，而是愚蠢地认为当缩头乌龟用一个“拖”字就可以了，最麻烦的境况，熬到特朗普下台就会有改观。其实他们没有认识到，当前特朗普政权奉行的反华反共政策，是美国白人垄断财团的政治共识，2016年大选即便是民主党上台，这一对华政策也不会根本上发生改变。
　　之所以出现上述种种错误判断，其缘由是某些中国人没有分析清楚，美国将注意力放在中国身上，或者说对中国采纳强硬政策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政治倾向的人结论会不一样，总结来说，会有如下答案：1、从中国获取或者剥削巨额经济财富和利益；2、将中国变成依附于美国的经济殖民地；3、改变中国的对外政策，使中国遵从美国设计的维护美国霸权的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秩序；4、颠覆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5、肢解中国，使中国版图四分五裂，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称霸世界的潜在危险。
　　所谓“9·11转移了美国注意力，给中国带来战略机遇期”论的前提假设，就是认为美国并没有颠覆、肢解中国的战略目的和计划。按照这一假设，美国对华战略最多只停留在上述第一个层次。按照这一判断，应对特朗普对华强硬政策，最好的办法就是妥协、退让、投降。有的著名学者兼智囊甚至按照这一投机主义思路给领导人提出了如下战略思路：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交投名状，开启了中美蜜月期。2001年，小布什政权本来计划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然而，9·11事件爆发后，中国积极帮助美国打反恐战争，中国甚至向美国开放了新疆边境的瓦罕走廊等敏感地区，帮助美国反恐，这才赢得了10年战略机遇期。今天，面对特朗普政权的对华强硬政策，只有中国帮助美国解决朝鲜、伊朗、委内瑞拉乃至俄罗斯等问题，才能为中美关系开创另一个蜜月期。
　　这一投机主义思路完全是与虎谋皮。事实上，中越关系刚刚出现摩擦时，美国就已经向越南伸出了橄榄枝。后来苏联出了个对美全面投降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集团，中越战争此时还没完全结束，美国就已经开始抓紧时间准备拉拢越南。苏联解体后，美越正式走近，打得火热。这是我们后来必须反思和调整中越关系的重要现实原因。掌控中国金融的新自由主义势力抛出的所谓“投名状”一说，是在将改革开放解读成“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高度警惕。
　　所谓战略，就是为了达到终极目的，长期执行的系统性的总体政策。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伴随总统及政党的更替而改变，这个国家就是个没有战略目的的国家。上述投机主义思路，其实是认为美国没有称霸世界的世界战略，也没有对华战略。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种族主义垄断财团及统治阶级1999-2001年左右就将已中国锁定为主要对手。2001年，何新根据来自美国的绝密情报，披露了美国有解决世界问题、称霸世界的的时间表，次序是：【（一）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二）朝鲜、中国，（三）俄罗斯。】因此，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其最终目的都是剑指中国和俄罗斯。尽管已将中国和俄罗斯锁定为主要对手，但美国的计划并不是直接攻击中国和俄罗斯，而是在遏制中俄前提下，先扫清外围，诸如伊拉克萨达姆、利比亚卡扎菲、叙利亚阿萨德父子等反美政权后，再攻击中国和俄罗斯。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在执行此战略，美国在执行这个时间表过程中，初期非常顺利，连下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数城，但是在后期被觉醒的普京主导的俄罗斯所强力破坏。
　　与二战前相比，当今美国及西方垄断财团的野蛮性、腐朽性、反动性，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美国仍然是一个疯狂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对外政策，其一是反共主义，即不允许劳动者共同所有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地球上存在。其二，则是种族主义，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为霸主，德国和日本是其辅助者，他们共同防止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摆脱帝国主义体系的控制和剥削，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发展。今天美国奉行的对外政策，上述两点依然是其出发点。无论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他们都是垄断财团的白手套而已。不消灭帝国主义，不反对帝国主义，不消灭垄断资本，中华民族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解放，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永恒的主题，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我们这个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我们不得不面临的宿命与使命。
　　当然，今天的世界格局与冷战期间及二战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要理性科学地把握其变化的实质。与冷战期间相比，今天的世界格局，最大的变化就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退潮，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更加猖獗和野蛮，新自由主义、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横行霸道，西方垄断资本对劳动者尤其是第三世界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已经逼近战争与革命的极限。无论是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还是后来的伊朗，都在冷战期间或者借冷战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实现了自身一定的独立自主，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附。而今天美国帝国主义正在做的，正是在清洗这些冷战遗产。
　　与二战前那个血腥野蛮的帝国主义时代相比，今天世界格局最大的不同，则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成果及遗产，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工业军事实力及相对独立的国家政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霸权的最大障碍，为了对付这两个敌人，防止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推向中国或俄罗斯，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向某些国家展示其文明的一面。然而，如果美国顺利地实现了上述称霸世界的时间表，整个世界将回到类似二战前的那种野蛮血腥的强盗帝国主义时代。
　　总之，要真正认识清楚特朗普政权当前的对华政策，我们必须将美国冷战后乃至二战后的地缘政治战略做系统总结和梳理。
　　一、美国连续而稳定地执行称霸世界的战略计划——从奥巴马时代的对华、对俄政策谈起
　　从里根到老布什到克林顿到小布什、奥巴马再到特朗普，美国的对外战略是一脉相承的。众所周知，早在2016年12月30日，德国《图片报》就披露，基辛格正为特朗普制订计划以实现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基辛格认为，除与俄对话外的选择只剩下对大家而言都是灾难的对抗。2017年3月底，基辛格在华盛顿出席三边委员会年度会议时表示，世界对俄罗斯存在很深误解。他说：“普京不是第二个希特勒，他无意推行征服政策。他的目标是恢复国家的昔日荣光。将普京塑造成全球超级恶棍——这在未来和实质上都是个错误。”美国出现这种战略动向，其背景是普京在稳固俄罗斯自身、周边及中亚的基础上，在叙利亚战场和克里米亚-东乌克兰战场那样像当年毛泽东在朝鲜和越南那样重创美国及其代理人军队。基辛格是代表美国种族主义垄断财团和普京握手言和，试图像当年稳住中国那样稳住普京，将主要斗争矛头转向对美不断妥协退让的中国（就像对付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和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然而，在基辛格推动特朗普政权试图走联俄反华之路之前，早在2012年初，布热津斯基就向奥巴马-希拉里政权提出了联合俄罗斯、日本、印度围攻中国的战略计划。
　　2012年1月5日，美国奥巴马政权公布了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军事战略报告，非常罕见地公开地点名将中国作为主要的对手和威胁。总体判断上，该报告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会从各个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该报告担忧和警惕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它强调或者说命令中国“必须更明确地澄清其战略意图，以避免引起该地区摩擦”。显然这里指中国军力增长过快将与美国的所谓盟友如台湾、日本、韩国等引起摩擦。中国被明确定位为美国的敌人和对手，该报告称，“美国必须要维持在我们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地区的力量投送能力”，因为“中国和伊朗等某些国家将继续追求利用不对称手段来遏制我们的力量投送能力”，美国的意图是“有效地威慑潜在对手（如中国和伊朗）和阻止他们达到目的”。[1]中国和伊朗一样，被奥巴马政权军事战略报告史无前例地将为明确的公开的两个敌人。然而，最值得关注的是，该报告涉及俄罗斯的内容只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与俄罗斯的接触也同样重要，我们将继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上建立合作关系并鼓励对方在其他领域做出应有贡献。”奥巴马政权制定的对华、对俄政策一目了然。
　　几乎同时，布热津斯基（已经于2017年5月去世）在2012年1月3日于《外交政策》发表文章，恐吓中国：“到了某个阶段，中国会兴起更加张狂的民族主义……一个动摇不定、民族主义强烈的北京无意会促成一个强大的地区联盟与之抗衡。中国的主要邻国中，印度、日本及俄罗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承认中国有权继承美国在世界图腾柱上的位置。他们甚至会试图从一个衰落中的美国寻求支持，以抵消过分张狂的中国势力。……亚洲可能会出现一段极其尖锐的国际紧张时期。之后，21世纪的亚洲将开始与20世纪的欧洲一样——充满暴力与血腥。”[2]布热津斯基虽然正话反说，但其表述非常明显，即美国应该联合俄罗斯、印度、日本共同遏制中国。
　　无论是基辛格还是布热津斯基，都非常蔑视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主导的苏联和俄罗斯。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的《大棋局》中曾说，“在苏联刚刚解体后的几年内，建立一种有效的全球性伙伴关系的主观和客观先决条件均不具备。那些民主的‘西化派’要价实在太高，而自己能做的又太少。……在前俄罗斯帝国范围内就新的地缘政治现实进行一场从帝国心态到民族心态的深刻变革。只有在这以后，与美国的真正伙伴关系才能成为可行的地缘政治选择。”面对史无前例向美投降的俄罗斯叶利钦政权，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们的建议仍然是让美国继续打压遏制俄罗斯，将其继续肢解，早在苏联刚刚解体后，布热津斯基就对俄罗斯说，“为什么不可以像不止一个操德语或操英语国家那样，成立一个以上或两个操俄语的国家呢？……这种做法或许是俄罗斯人民获得民主与繁荣的捷径。”而到了1997年，布热津斯基明确指出：“对俄罗斯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领土的丧失。……俄罗斯的优先目标是自身的现代化……一种在自由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力分散的政治制度，可能更有利于发挥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丰富自然资源的潜力……由一个欧洲的俄罗斯、一个西伯利亚共和国和一个远东共和国组成的松散邦联制的俄罗斯也更容易同欧洲、新的中亚国家和东方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并加速俄罗斯本身的发展。”美国1999年美国轰炸南斯拉夫，迫使南联盟接受美国政治方案，随后干预南联盟政治选举，并通过发动颜色革命肢解南联盟，正是围堵打压俄罗斯步步推进的战略计划。
　　其结果是，史无前例亲美亲西方的叶利钦，面临怀念苏联的俄罗斯情报部门和军队爱国力量的强力反弹乃至政变的压力下，不得不选择对美强硬派普京接班上台。2012年1月5日奥巴马军事战略报告之所以将中国作为主要对手，是因为俄罗斯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已经注定成为美国打不败的对手——即朋友。在2011年年底俄罗斯杜马选举中，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尽管席位比原来减少近四分之一，仍为占有优势的第一大党，但关键的问题，其票数和席位都流向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正义俄罗斯党等左翼色彩更加明显的政党中，这些政党比普京的政党更加反美，更加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可以普京主导的俄罗斯会在未来表现得对美国更加强硬。面对这种局面，2012年初的奥巴马政权已经做出了选择，接触与怀柔俄罗斯，打压中国。
　　实际上，这一战略早在奥巴马政权于2009年9月发表的《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中就已露出端倪。此报告在列举有可能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的国家时谈到了伊朗、朝鲜、中国和俄罗斯，但认为对美国构成全球性挑战的只有中国：“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但它谋求更多的自然资源的外交和军事现代化，是构成一系列全球性挑战的重要因素。”在谈到俄罗斯时，只是认为两国的分歧会使美国的利益复杂化。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任期内中止了北约东扩的步伐，并且停止了在独联体地区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竞争。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通过电话和信函等方式传达了恢复美俄关系的意愿，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给予了积极的回应。2011年9月30日，俄罗斯石油公司与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埃克森-美孚公司将与俄石油公司在圣彼得堡市组建北极科研中心，共同开发北极能源，美孚公司将投资22亿美元开发喀拉海油田，投资10亿美元开发黑海油田。作为交换条件，俄石油公司同时取得美孚公司在美国数个项目的资产和油田开发权。2012年4月18日，双方再次签署多项具体的石油开采合作协议。[3]
　　早在2008年，美国国际问题智库“Nixon Center(尼克松中心)”，“CSIS(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向美国大选中奥巴马团队提出政策建议，美国应谋求与俄罗斯关系的缓和，为此，美国应该对俄罗斯在原苏联国家(独联体国家)的核心利益表示尊重，以应对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中国。尼克松研究中心的上述研究报告提出的具体对俄政策建议被后来的奥巴马政府基本全面采纳，其中包括：(1)使俄罗斯成为处理伊朗问题的伙伴;(2)在反扩散领域共同工作;(3)加强在阿富汗的反恐合作，巩固运输通道;(4)重新审查在波兰和捷克的反导计划;(5)承认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都没有对加入北约做好准备，与北约盟友的合作选择不是让他们加入北约，而是为保护他们的主权承担责任;(6)就核裁军问题启动系列对话，进一步削减战略与战术核武器;(7)迅速结束《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对俄罗斯贸易的限制;(8)致力于让俄罗斯加入WTO。[4]
　　在美俄关系改善的同时，奥巴马政权明显将更多的力量和资源用于对抗中国，2010年夏天，奥巴马-希拉里政权强横地插手南海问题，“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浮出水面。2011年初，美国驻华大使在北京王府井街头公开煽动颜色革命。当80年代美国需要联合中国制约苏联时，美国有其对华和善的一面，但是苏联解体后，针对中国的实际性的肢解战略就步入实施阶段，苏联刚刚解体，布热津斯基就曾说：“我们将像对付苏联那样对付中国，我们可以从种族纷争和宗教冲突入手”。
　　当然，虽然一脉相承，但是奥巴马时代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比今天特朗普政权的全面反华反共战略之烈度要低，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美国正在准备颠覆利比亚、叙利亚以及随后的伊朗等国家。假如这些国家不堪一击，美国短时间内解决问题，那么奥巴马政权的反华反共烈度会与特朗普不相上下。
　　奥巴马政权“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国内背景，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早在2009年2月21日，布热津斯基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就对美国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的深化表示忧虑，布热津斯基警告美国精英：“目前各个阶层的不满情绪都在持续增长。如果大家没有工作，并在现实中被伤害太深的话，很不幸，就会引起骚乱。1907年，当我们遭遇大范围金融危机时，不仅银行开始接连倒闭，大街上也出现了骚乱。”布热津斯基建议美国富豪团结起来，成立国家团结基金，对美国底层民众进行洗脑，将美国底层民众对美国垄断资本的不满，通过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的方式煽动到其他国家身上去：“如今的富裕阶层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不出来做些事情？他们曾赚了数亿美元、数百万美元。我想到了保尔森和鲁宾(两位均系美国前任财政部长)，他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国家团结基金，使那些赚了巨额财富的人扭转如今的局面呢？”总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一爆发，美国的垄断财团就已经把目光抛向中国，准备通过搞垮中国来缓和自己的危机。布热津斯基的警告犹在耳边，2011年美国就爆发了矛头针对美国垄断财团的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过美国垄断财团及其智囊早有应对方案，这就是法西斯主义茶党的崛起，美国共和党极右翼的全面振兴以及2016年史无前例的极右翼的特朗普政权的出现。
　　奥巴马政权后期，2015年左右，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国际政治学者和美国外交专家之间就发生了关于对华关系的大辩论。2015年3月，美国外交学会发布了由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布拉克韦尔(Robert Blackwill)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泰利斯(Ashley J. Tellis)合写的长篇报告，呼吁实质性地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引起广泛重视。报告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现在是并将在今后几十年中都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者……美国把中国融入自由国际体系的努力现在导致对美国在亚洲卓越地位的威胁，并最终可能对美国的全球权利产生严重的挑战。……为此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大战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国国力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它的上升……虽然有中东的混乱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但是美国总统在今后几十年中要集中力量处理对美国最大的战略挑战，即中国国力的崛起。”其潜台词是认为，美国80年代以来对中国实行接触与和平演变战略计划，通过将中国纳入自由国际体系，使中国成为美国霸权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即经济上使中国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外资化变成美国半殖民地，外交上使中国服从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主导的国际秩序，政治上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扶持傀儡政权。
　　1978至2008年，美国对华整体上相对友好，认为对中国的接触战略及和平演变战略是相对成功的，本来，美国认为可以顺利将中国肢解的。众所周知，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势力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破坏，中国保持新中国建国以来一直有的“两弹一星”精神和模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工业应该比现在的状态要“厉害”得多得多——这是美国的培植的公知及公知伪装成的新权威主义五毛们都极力否认的基本事实，他们都否认新自由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经济、金融和工业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2011年初，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王府井煽动颜色革命，被信奉马列主义的青年爱国网民活捉，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单纯输出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以及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等传统毒药无法肢解中国，无法边缘化马列主义在中国新一代青年和劳动人民中的巨大影响，消解中国广大民众对美国的仇恨和敌视。因此，美国一方面在外交上对中国采取了全面围堵进攻战略，另一方面则从内部采取了新的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心理战及和平演变手段，开始用扶持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五毛的方式，试图边缘化中国国内马克思主义爱国力量的影响，扶持中国国内亲美的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的亲美势力上台（类似皮诺切特、苏哈托、蒋介石之类的人物，经济上搞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政治上搞独裁专政镇压左翼底层力量），逼迫中国走和平演变、自我瓦解之路。这就是美国2009-2013年试图稳住俄罗斯，集中力量围堵中国的第一波尝试的由来。
　　值得关注的是，2009年美国开始缓和与俄罗斯关系集中力量对抗中国，其直接背景是2008年8月俄格战争，亲西方的格鲁吉亚军队深受重创，这次战争是车臣战争后俄罗斯走向真正复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2003年至2005年，美国及西方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发动颜色革命，对俄罗斯步步紧逼。而2008年俄格战争之后，整个中亚局势发生深刻改变，天平导向俄罗斯一边，俄罗斯随后将中亚地区亲美亲西方势力逐渐排挤。而美国虽然对俄罗斯普京进行了强烈谴责，声讨俄罗斯已经“入侵了一个主权邻国”，美国不可接受，并同意给格鲁吉亚10亿美元的援助。虽然在格鲁吉亚及南奥塞梯问题上，美俄关系高度紧张，然而美国对俄罗斯的真正战略，却是2009年-2013年对俄罗斯的全面拉拢政策。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2015年外交政策大辩论，美国将中国定性为是比俄罗斯更大的敌人，是在俄罗斯2014年在东乌克兰及克里米亚问题上重创美国和西方之后。除此之外，俄罗斯强力反对美国和西方颠覆叙利亚政权，并在2015年派出军事力量彻底扭转了叙利亚局势，使美国颠覆叙利亚政权的计划功亏一篑。
　　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权向俄罗斯开出的价码是，北约东扩到此为止，对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的利益保持一定程度尊重，俄罗斯作为一个地区强国纳入美国霸权体系。面对美国对俄罗斯的缓和姿态及拉拢战略，面对美国试图稳住俄罗斯将主要精力对付中国的心理，普京的选择不是立刻软下来服从美国的安排，而是全面清理叶利钦时代美国在俄罗斯周边布下的重重地雷，抓紧机会扩张自己的实力，其战略意图是逼迫美国承认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一个传统的世界大国而与美国和解，为俄罗斯争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而不是简单地屈从于美国的霸权。实际上，多年以来，普京及其俄罗斯像当年中国的毛泽东一样，一直站在和美国及西方斗争的第一线，比如，在2011年3月21日，普京就曾抨击联合国授权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决议就像是“欧洲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号令”，并严厉批评美国动不动就诉诸武力。他指出，美国对前南联盟、阿富汗和伊拉克都采取了军事干预行动。他说：“现在轮到了利比亚。……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打着保护平民的幌子。哪有什么道理？哪有什么良心？既没道理，又没良心。”熟悉美国地缘政治策略的人应该清楚，普京对美国的强硬，是由于其国内政治基础的稳固，而如果美国不能颠覆普京政权的话，它最终不得不会向普京伸出橄榄枝，就像对待毛泽东的中国那样。
　　因为2014年以来克里米亚问题及叙利亚问题上的矛盾，为了防止普京在中美间左右逢源，美国加大了对俄罗斯普京的经济和金融制裁，美国非常清楚，如果中国不能补偿俄罗斯的经济损失，一旦美国后面决定伸出橄榄枝，民族主义者普京就会相对廉价地导向美国。反观中国，虽然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远大于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中国收复台湾的合法性也远大于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然而，中国并没有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俄罗斯式的全面强硬反击美国和西方的做法。而在中东叙利亚等问题上，俄罗斯又站在对抗美国及西方的第一线，隐然类似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中国所发挥的角色。而美国今天的选择恰恰和1970年代的选择一样，最终决定准备和打不败的对手俄罗斯的普京握手言和，而将斗争矛头对准对美国不断妥协退让的中国。
　　总而言之，特朗普政权之所以以非常强硬的政策对抗中国，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中国颠覆了国际秩序，妨碍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恰恰相反，中国所做的，与俄罗斯所作的，不可同日而语。普京执政俄罗斯18年来，先后通过车臣战争、俄格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东乌克兰战争、叙利亚战争五场战争，步步为营，从俄罗斯的核心到外围，不断击退美国和西方势力，最终攻入美国帝国的心脏中东，使美国称霸世界的计划基本上面临夭折。
　　不仅如此，普京在舆论战、媒体战、心理战等方面利用“今日俄罗斯”等平台也让美国大伤脑筋。美国认为俄罗斯政权内部已经比较团结和稳固，亲美自由派已经基本江河日下，而且普京的反对派越来越左倾，美国推翻了普京，上台的会比普京更加反美与怀念苏联。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国内则存在强大的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的西化派势力，美国仍然希望在中国方向取得战略突破。
　　奥巴马政权当时已经制定了联俄反华的基本战略，特朗普政权又进一步深化了此战略，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对美国还远远不够强硬，也没有对美国霸权造成任何实质性的触动和伤害，但是美国却认为通过金融战、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美国能够从中国身上剥削和榨取的利润和财富，却大于俄罗斯。
　　其实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美国为了防止中国与苏联结盟，就曾向中国伸出橄榄枝，毛泽东的做法则是先后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重创、重伤美国，美帝国岌岌可危的时候，美国不得不向毛泽东的中国低头屈服，抽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赫鲁晓夫时代以来一直对美相对软弱的苏联。因此，整个冷战的故事，就是毛泽东重创美国，使美国被迫与中国握手言和，美国集中精力瓦解了苏联。
　　今天，饱受失败苦衷的俄罗斯汲取教训，痛定思痛，今天的普京全面采纳了毛泽东的战略，面对美国的拉拢没有犹豫和妥协退步，而是果断地清洗国内亲美资本寡头的同时，通过车臣战争、俄格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东乌克兰战争、叙利亚战争重创美国，迫使美国对俄罗斯不断妥协让步，这种情况下，美国自然会将主要精力和资源集中起来对付中国。新冷战时代，中国一定要汲取苏联因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们发展壮大而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
　　二、从美国中东隐秘战略看美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及称霸世界的战略计划
　　从美国对俄、对华战略可以明确看出，今天特朗普政权的种种政策绝非突变，它不过是美国霸权逻辑的自然发展和延申，是对之前历届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这一点在中东战略上同样可以体现出来。
　　1993年，冷战刚刚结束，美国垄断财团的头号智囊布热津斯基便“预言”：“伊斯兰教的政治觉醒不仅会引发在北面与残余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冲撞，而且还可能在南面与美国的统治抗争。”[63]布热津斯基还在欧亚大陆上划出了一个“充满激烈动荡漩涡”的长“椭圆形”：“它从西向东，由亚得里亚海至巴尔干各国，一直到中国新疆地区的边界；由南向北，环绕波斯湾，包括中东部分，南面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和北面的沿俄罗斯-哈萨克边界的全部中亚地区，一直到沿俄罗斯-乌克兰的边界。因此，这个长椭圆形包括东南欧部分、中东和波斯湾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前苏联的南部地区。”[5]
　　众所周知，布热津斯基的“预言”之所以一贯准确，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能很大程度上主导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可以说，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全世界的热点、焦点几乎没有离开布热津斯基所划的这个“椭圆形”：1991年及2003年针对伊拉克的两次海湾战争发生在这个椭圆形的中部；1999年由科索沃危机引发针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和肢解发生在这个椭圆形的西部边缘；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发生在这个椭圆形的中部；2011年初开始的“茉li花革命”的首发地突尼斯处于这个椭圆形的西南边缘，这场来势凶猛的大火一直向东燃烧，扫过埃及和利比亚，蔓延到了椭圆形的中央地带叙利亚和伊朗。
　　布热津斯基所划的这个“椭圆形”，正是欧亚大陆上石油及各种矿产资源丰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盛、地缘战略位置重要（能向东、向北辐射中国和俄罗斯）而政治宗教问题却极度复杂的地区。他之所以一直多年看重并筹划这个“椭圆形”，是吸取了美国二战后的经验教训。二战后，美国先后遭受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巨大失败，一度陷入历史的低谷。七十年代，美国不得不进行外交转型，一方面美国缓和与中国的关系，集中精力对付苏联。另一方面，美国大量扶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势力，不断向苏联势力范围及苏联境内渗透。而这两项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正是布热津斯基。
　　布热津斯基在70年代末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即大力援助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激进势力以对抗苏联和中东地区的反美力量。1998年1月15日，布热津斯基【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7——1981），美国顶级智囊】在接受法国“新观察”（Le Nouvel Observateur）的采访中，透露早在1979年，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就开始扶持和支援逊尼派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分子：[6]
　　【问：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盖兹（按：Robert Gates，现任国防部长）在其回忆录（From the Shadow）指出，美国情报当局在苏联军事干预阿富汗之前6个月即已开始支援阿富汗民兵。此期间你正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自然在此事件中起很大作用。事情真是如此吗？
　　布：对，根据官方版本对这段历史的介绍，中情局对民兵的援助始于1980年，这表示，迟于苏联进攻阿富汗的1979年12月24日。该真相至今对外密不宣布，而实际情况却是另一回事。卡特总统早于1979年7月3日便签署了第一道秘密援助喀布尔亲苏政府的反对派的命令。就那一天，我给卡特总统递了张条子，说明据我判断该援助计划将诱使苏联进行军事干预。
　　问：尽管冒着风险，你仍旧支持这个秘密行动计划，或说明你根本就乐见苏联陷入战争，而刻意加以引诱？
　　布：也不完全如此，我们可没逼迫苏联进行干预，而只是有意地提高其可能性。
　　问：苏联提出辩解，说是其干预行动的目的在于对付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行动。尽管他们的辩解不能取信于人，却说的是实话，今天你不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吗？
　　布：过意不去？这又是为什么？进行秘密援助根本就是个高招。它的结果就是让苏联跌进阿富汗这陷阱。你怎么会觉得我该过意不去？当苏联队伍跨越边境的那一天，我写信给卡特总统说，我们终于等到个机会，让苏联也淌入一场越战。几近10年时光，苏联果真陷入了一场令其政府无法支撑的战争，使得该帝国信心丧尽、分崩离析。
　　问：那么你们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使得这些未来的恐怖分子又有武装，又有技术，你也毫不后悔吗？
　　布：就世界历程而言，究竟什么是最重要？是塔利班重要呢？还是苏联帝国的崩溃？是些瞎闹闹的穆斯林重要呢？还是解放东欧和结束冷战？
　　问：瞎闹闹的穆斯林？不是一再有人强调当前全球最大的祸患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吗？
　　布：这是无稽之谈！如果认为西方非得采取全球战略来对付伊斯兰，则是愚蠢不过。我们只要理性地加以观察，不要煽情，不带情绪，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全球性伊斯兰教运动，伊斯兰只不过是个拥有15亿信徒的宗教。难道在沙特阿拉伯原教旨主义、摩洛哥温和派、巴基斯坦军国主义、亲西方的埃及、或世俗化的中亚之间有任何共同点吗？他们之间的联系决不会比基督教国家之间更多。】
　　总之，在布热津斯基的主导下，美国里根政权就已经制定了扶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势力对抗苏联的战略计划。血腥残暴的恐怖组织向来不是美国的天然敌人，一旦某个恐怖组织有了利用价值，美国就会立马转而成为其亲密战友，比如中国的新疆的jiang独暴恐势力，比如俄罗斯的车臣暴恐势力，都得到了美国和西方的大力资助。自1979年开始，在苏联进攻阿富汗前，为了驱逐苏联在阿富汗的势力，美国里根政府大力支持包括本拉登在内的一批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激进势力，为其提供“毒刺”地对空导弹，援助资金则从1982年的3500万美元，发展到1987年的6000万美元。美国总统里根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圣战者的合影，是对美帝伪善最有力的嘲讽。

（1983年，里根在总统办公室会见阿富汗圣战组织领导人）

　　（1988年11月9日，罗纳德·里根总统在美国总统办公室会见阿富汗抵抗联盟时任主席拉巴尼。拉巴尼是苏阿战争期间的圣战组织领导人，他当时获得了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作为穆斯林青年组织的领袖和喀布尔大学的教师，拉巴尼也是把伊斯兰激进主义引入阿富汗的关键人物）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情局在阿富汗的代理人成为跨境毒品贸易的主导者。中情局默许阿富汗抵抗运动从事鸦片生产和贩运，用以筹集粮食和武器。根据1986年美国国务院颇具“指导性”的报告的描述，鸦片“是一个饱经战争蹂躏国家的理想作物，因为它需要的资金投入很少，发展迅速，且便于运输和交易”。1990年5月，随着针对苏联的秘密战争接近尾声，《华盛顿邮报》披露了美国官员长期以来拒绝调查关于其阿富汗“友军”头目们从事毒品交易的指控的事实。事实上，前中情局阿富汗行动负责人查尔斯·科根曾对此毫不讳言，“我们不需要为没有进行这些毒品交易调查而道歉，当然（放纵）毒品（种植和贸易）是有后果的，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苏联造成尽可能大的伤害。”苏联解体后，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那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又将矛头转向美国。
　　在90年代末期，塔利班执政时期，阿富汗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自2001年美国向该国发动侵略以来，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急剧上升。根据“联合国反对毒品和犯罪办事处”的统计，2001年在塔利班政权的统治下，由于毒品禁令，阿富汗鸦片的产量只有185吨。
　　2001年年底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塔利班政权禁止阿富汗农民种植鸦片的法令随之被推翻。2002年美国（和北约国反恐驻军）在阿富汗扶植傀儡政权后，阿富汗的鸦片产量猛升到3400吨。2003年阿富汗生产了3600吨鸦片，占世界鸦片产量的三分之二。驻阿外国军队是导致该国毒品向国际市场走私和扩大的罪魁祸首。美国中情局内部人士承认，黑水保安公司以及与美国军队和国防部有关人员的参与对阿富汗生产和走私毒品起有决定性的作用。据加拿大全球研究网站的报道，美国每年在毒品走私地区的收入为500亿美元，中情局在阿富汗的费用由阿富汗的海洛因收入来保障。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苏联被颠覆后，美国经过数年的酝酿，制定了继续陆续颠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朝鲜、中国、俄罗斯，最后称霸时间的“世界新秩序”计划。对于美国的阿富汗战争，中国通过开放瓦罕走廊等方式予以支持。美国军事、政治、经济力量进入阿富汗后，表面上是反恐，是实质上却是美国通过在阿富汗扩张的势力，加大了阿富汗毒品生产和贸易，其中相当大的毒品利润最终流入新疆jiang独势力手中，这是2001年以来新疆局势持续恶化的重要地缘政治背景。总之，jiang独势力2001以来在中国的发展壮大，其重要背景就是美国全面的大力支持、扶植。
　　众所周知，2011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在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中扶植了以伊斯兰国为代表大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来对抗卡扎菲和阿萨德反美政权。2015年7月29日，半岛电视台报道对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前局长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做了一期对话节目，采访中Flynn透露了大量内幕。在访谈中，主持人向Flynn尖锐地提问：“在三年前即2012年，你履职的机构称，萨拉菲派，穆斯林兄弟和伊拉克基地组织是推动叙利亚叛乱分子的主要力量。2012年，美国在这三股力量当中协调武器转让，如果你担心所谓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崛起，你为什么不阻止呢？”
　　在节目中，Flynn表示，美国并不是从2012年起才意识到有极端分子进入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支持的叙利亚反叛军，Flynn称，“我的意思在2011年我们可以做出另外的决定，那个时候我们将要面临的境况是非常清楚的。”Flynn表示，这份写于2012年的报告也呈给了美国高层并引发争论，Flynn希望阻止ISI等恐怖主义势力，但美国政府没有采纳其建议。Flynn称：“我认为政府没有听。我确信这份情报非常清晰，现在关键的是政策是否也同样清晰。我认为现在的政策是不清晰的。”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是对报告及Flynn的分析“视而不见”时，Flynn披露关键信息：“我认为他们不是视而不见，而是他们做了一个决定。我认为这是一个故意的决定。他们现在所做的都是故意的。你真的有必要去问问总统，在有替代政策的情况下，他到底要做什么？因为这令人非常困惑。”
　　显然，在Flynn看来，ISIS的崛起和伊斯兰国的建立，是美国政府“故意的决定”，而不是美国政府“视而不见”的结果。
　　然而，美国对这股势力的支持，自小布什时代就开始了。2007年5月3日，美国《纽约客》杂志及网站发表了美国顶尖调查记者、美军越南“美莱大屠杀”真相披露者、1970年的普利策国际报道奖获得者西摩·M·赫什的文章《重定向——美国政府的新政策将会帮助我们反恐战争中的敌人？》。文章披露，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什叶派在伊拉克的崛起客观上增强了伊朗的在中东的势力。因此小布什政权于2007年初就决定采取秘密行动，扶植逊尼派极端势力来消灭什叶派的伊朗，而这项政策将导致同情“基地组织”的逊尼派穆斯林极端主义团体到美国的支持。
　　文章称：
　　【过去几个月里，随着伊拉克形势的恶化，布什政府——包括公共外交和秘密行动，在中东战略上出现大转向。“重定向”，一些白宫内部人士如此称呼这个新战略。该战略推动美国在部分地区卷入不断扩大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宗派冲突，使得美国更加趋于与伊朗公开对抗。布什政府已经决定摧毁什叶派为主体的伊朗，这意味着布什政府已经重新配置它在中东地区的优先事项。政府已经与逊尼派的沙特政府合作展开秘密行动，目的是削弱黎巴嫩真主党——这是由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组织。美国也参与了针对伊朗及其盟友叙利亚的秘密行动。这些活动的附带结果是，那些一直信奉伊斯兰激进思想、敌视美国、同情“基地组织”的逊尼派穆斯林极端主义团体将得到美国的支持。新战略矛盾的地方在于，伊拉克绝大多数暴力活动是逊尼派干的，而不是什叶派。但对布什政府来说，伊拉克战争最大的未估计到的负面结果是伊朗势力的增长。新战略是“美国政策的一次重要转变——堪称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位与以色列关系密切的美国顾问表示。逊尼派国家“被什叶派的回潮吓得目瞪口呆，而在伊拉克对我们向什叶派下注的怨恨日益增长”，“我们不能逆转什叶派在伊拉克的优势，但是我们可以控制他们。”】
　　从布什政府前期的反恐战争到布什末期的”战略转向”，再到奥巴马的“萧规曹随”，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全世界的布局是连续的、相辅相成的，而不是断裂的、相互否定的。换句话说，在美国，究竟是布什在台上还是奥巴马在台上，没有根本性差别，美国的政策及战略动向是一以贯之的。假如奥巴马2000年上台，照样会发动战争入侵伊拉克，假如布什2008年上台，照样会采取颠覆利比亚、叙利亚的既定战略。似乎无论是什么政府上台，都无法改变美国既定的世界战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则完全不同，内政外交忽东忽西、忽左忽右，老一代领导人去世后，新一代上台就彻底否定前者搞彻底性的改革，直到最终崩溃。奥巴马在竞选中利用民众对布什的不满情绪说了太多的“改革”、“改变”，但上台后仍然是萧规曹随。在美国真正决定国家走向的是一个以白人垄断财团幕后的隐形统治集团，这个集团牢牢把握了美国最高统治权力并不受外界各种势力的干扰，因此美国的内外政策才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保持连贯。
　　众所周知，2013年，正当美国奥巴马政权集中精力利用“伊拉克伊斯兰国”、叙利亚“胜利阵线”等恐怖势力攻打叙利亚政权时，美国向伊朗伸出了橄榄枝，温和派伊朗总统鲁哈尼上台的三个月后奥巴马就罕见地致电鲁哈尼，与此同时伊核谈判也史无前例地进展顺利。奥巴马政权的战略计划非常明显：首先是试图对伊朗鲁哈尼政权进一步进行和平演变，让伊朗经济更加私有化、市场化、外资化、美元化，通过接触方式在伊朗培植更多更强的亲美势力。当然，更重要的则是分化瓦解伊朗-叙利亚联盟，在美国及北约出兵颠覆叙利亚政权时，防止伊朗出兵干预。这和它试图稳住俄罗斯，优先围攻中国的策略是一以贯之的。这不过是秦始皇当年就运用熟练的合纵连横之术。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似乎马上就能重返国际社会了。
　　关键时刻，普京于2015年9月开始，果断出兵叙利亚，扭转了整个叙利亚战场的局势，从此，伊斯兰国及叙利亚反对派的力量不断被压缩。奥巴马政府及共和党极右翼势力本来的计划，是秘密资助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势力，等待他们推翻叙利亚、黎巴嫩等政权并对伊朗造成巨大伤害后，再以反恐为名名正言顺地出兵叙利亚，扶持傀儡政权。即便是2015年9月年俄国已经出兵叙利亚前及随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在叙利亚的武装力量一直在帮助伊斯兰国对抗阿萨德政权。然而，让美国始料不及的是，俄罗斯的普京敢于果断出兵，伊斯兰国及叙利亚反对派在俄国军事力量面前不堪一击。直到伊斯兰国接近覆灭、叙利亚战争接近尾声、阿萨德政权已经完全稳固的时刻，美国特朗普政权才抓紧“止损”，正式攻击伊斯兰国。
　　毫无疑问，在叙利亚战场这种局面下，美国之前制定的拉拢稳住伊朗、集中颠覆叙利亚的战略已经完全失败，这就是特朗普政府全面撕毁伊核协议的根本原因。如果今天奥巴马政府在台上，也会搁置乃至逆转与伊朗的和解进程，以防止俄罗斯-伊朗-叙利亚联盟在中东的全面壮大。
　　实际上，伊朗的综合力量远比叙利亚强大，其内部也比叙利亚团结，正因为伊朗难以颠覆，叙利亚是薄弱环节，美国才制定了“稳伊攻叙”的战略计划。同样，中国国内存在强大的亲美新自由主义势力，是美国决定优先打击中国的重要原因。美国在颠覆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受挫，征服世界的时间表被俄罗斯普京暂时破坏，这是今天特朗普上台后，中国战略压力陡增的重要原因，这是美国决定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的重要国际因素。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推行全面反华反共政策，其国内原因则是由于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化，极右翼准法西斯主义势力上台，美国急需通过搞垮中国来获得巨额收益以缓和其内部危机。
　　如果今天中国清理内部亲美的新自由主义势力后，在台湾、南海、东海、朝鲜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能够像俄罗斯普京那样，果断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不断斩断美国伸出的触角及黑手，对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帝国主义霸权干涉进行果断反击，甚至展示出比俄罗斯普京更加强大的冲击美国帝国主义霸权的力量，美国才有可能放弃“稳俄攻华”的战略计划，美国才有可能像当年对毛泽东的中国、昨天对伊朗、今天对俄罗斯那样，对中国伸出橄榄枝。
　　无论是中国的历史经验还是俄罗斯的现实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并在斗争中打疼打怕美国，中美之间才有可能存在“和平与发展”，才会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三、中国一带一路、反腐、自主创新等战略转型已晚了十年，今天应奋起直追
　　上文说到，在错误舆论的误导下，有学者非常天真地认为，小布什上台后本来是要将中国当做主要敌人的，但是911事件的爆发，使美国打了10年的反恐战争，给了中国一个宝贵的战略机遇期。然而，从美国邪恶轴心理论及称霸世界的计划来看，美国肯定是要试图先消灭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反美政权，最后再集中力量对付中俄。如果2001年美国的小布什政权就像2011年的奥巴马政权那样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或者像今天特朗普政权那样，将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大搞贸易战、金融战、网络战、舆论战及军事围堵，那么很可能迫使中国在2001年起就会考虑脱离美元霸权体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那么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等反美政权和政治力量的基本盘很可能会在中国及俄罗斯的强力帮助下得到巩固和加强。因此，美国先把中东反美政权推翻，使恐怖主义和亲美政治力量在中东得到迅猛发展以后，再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矛头对准中国，这是非常高明和自然的战略选择，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再到今天的特朗普，美国的外交战略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中国著名企业华为正是于2000年进入中东和非洲，随后于2001年迅速扩大到东南亚，然后是欧洲，正是这样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三世界市场战略，使走自主创新路线的华为模式在中国市场被西方占领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中国在2000年就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和自主创新战略，推动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国有工业（当时很多被破产和私有化的国企技术积累和管理模式比那时的华为要先进很多）和民营企业走自主创新和向第三世界发展之路，这意味着提前10年将华为模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么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战略遇到的阻力和困难就会少很多。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自主创新和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晚提出和实施了十年。
　　同样，如果我们今天的反腐败工程、消除两极分化的民生工程，再加上自主创新和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在2001年左右就实施下去，依靠新中国前四十年积累的战略资产，到2018年的今天中国恐怕早已将美帝斩落马下了。如果从1991年开始，即便是从2001年开始，中国能够排除林毅夫、吴敬琏们的错误干扰破坏，按照马宾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干部主张，以两弹一星的精神和战略发展中国的自主芯片，今天中国的芯片产业今天应该能够在这近20年的时间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面对美国的贸易战丝毫不用恐惧。正因为我们欠债太多，使亲美的新自由主义买办势力发展到今天尾大不掉，这成为未来美国颠覆中国最大的杀手锏。
　　1939年6月1日希特勒闪击波兰的原因是，斯大林1925年开始的工业化已经卓有成效，纳粹不得不通过掠夺其它国家来完成做对苏战争准备。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开战而不是像美国怂恿的对苏作战，关键原因是1939诺门坎战役中日本的北进尝试遭受苏联的重击而破产。同样，2016年特朗普政权上台后，之所以仍然延续奥巴马政权的战略，试图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并把主要经济、金融、网络、军事作战资源瞄准中国，关键原因是之前俄罗斯普京连续通过车臣战争、俄格战争等方式不断挤压美国势力在自身周边的渗透进攻，此后不仅仅经受住了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各种遏制，还在叙利亚（阿勒颇战役）及东乌克兰两个地方重创美国战略，使美国几届政府依次消灭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中国、俄罗斯等所谓邪恶轴心的战略遭受重创。
　　1949年建国后，是新中国硬实力最虚弱的时候，美国的大战略，一直就是“柿子专挑软的捏”、“打不败的对手就是朋友”，那时候美国是怎么对付中国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封锁台湾海峡，核武器进台湾”。然而，新中国在朝鲜、越南战场彻底将美国打怕打疼了，中国1970年后又拥有了两弹一星核潜艇，中国工业真正蒸蒸日上的时候，美国极右翼势力的代表尼克松只能到毛泽东书房进行朝觐，并将主要精力用于和平演变苏联和镇压拉美共产党左翼力量。
　　今天美国特朗普政权对中国全面转向强硬，其战术原因是其和平演变中国的政治计划，一方面得到很大的推进，另一方面又因十八大等等原因没有彻底完成。2000年，在和中国的入世谈判的最后关头，克林顿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曾指出，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的根本目的，就是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仅仅是同意进口更多的产品，而是同意进口民主最珍视的价值之一，即经济自由。”“当个人拥有不只是梦想的力量，而是实现他们的梦想时，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而里根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亨利·罗文（Henry Rowen）也曾经极其乐观的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加入民主国家俱乐部”，当时他预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7000美元。十八大前，中国国家形势也岌岌可危。然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使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及颜色革命计划遭受史无前例的最大挫折。
　　今天美国特朗普政权对中国全面转向强硬，其战略原因则是美国通过向中国输出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势力，成功破坏瓦解了中国的核心工业体系，并且对中国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体进行了有效的洗脑工程，知识分子大面积西化亲美，党员干部大面积腐败变质，被国内外资本所俘获收买，中国存在异常强大的亲美的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势力——他们一方面貌似拥护党的领导，宣布自己是五毛乃至最大的五毛，甚至主张纵容腐败，认为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如高层智囊张维迎），另一方面却极力主张私有化、市场化，他们采用捧杀的方式，鼓吹中国通过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实现了大国崛起，变成了“中华帝国主义”，他们认为中国正在全世界搞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为特朗普对华贸易战、金融战制造口实；他们主张取消颠覆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主张用独裁方式镇压劳动人民及马克思主义爱国力量——这是中国相比俄罗斯而言最大的弱点。中国今天物质财富乃至军事力量虽然远比之前富足与强大，但是在美国看来却处于1972年（当时中国已经有两弹一星）以来相对美国最虚弱的时期。
　　如果美国不能通过强硬打压、围堵、遏制政策使中国向美国屈服，使中国接受美国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国家肢解的对华计划方案，那么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美国在华新自由主义势力和和平演变势力将遭受挫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被新自由主义势力干扰和破坏的工业、金融将在“两弹一星核潜艇”精神下得到复兴，再加上强大的党的领导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保障，美国会无可奈何地将实现了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当作打不败的对手。
　　2018年8月17日
　　注释：
　　[1]参见纽约时报网站刊登的报告全文，《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us/20120106-PENTAGON.PDF
　　[2]布热津斯基：《After America》，美国《外交政策》杂志，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1/03/after_america
　　[3]郑羽：《普京重新执政后的俄美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5期
　　[4]郑羽：《普京重新执政后的俄美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5期
　　[5]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失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76页
　　[6]The CIA’s Intervention in Afghanistan，Interview with Zbigniew Brzezinski ，http://www.globalresearch.ca/articles/BRZ110A.html

来源时间：2018/8/22   发布时间：20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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