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今年以来，美中关系在政治、军事、经济、人文等各个方面都愈益呈现脱离之势，两国不仅战略竞争态势更加明显，而是有迈向“新冷战”，甚至走向冲突和对抗的危险。美中关系目前的状况已不仅仅是不容乐观，而是到了令在意世界和平的人忧心忡忡的时候了。
　　在政治上，特朗普政府去年底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为“主要的战略竞争者”以来，美国已经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当作最大的威胁和对手。此前美国战略学界在讨论美国是否应当改变已经持续了近40年的对华接触政策，更多转向牵制和防范。新国安战略的出台正式宣告，反对对华接触的强硬派在美国决策圈内占上风，尽管主张对华接触的“善良一族”仍预期新国安战略只是部分强硬派的观点，不代表特朗普政府的总体政策，美国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仍不得不寻求与中方的合作。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东亚分委会主席约霍最近在美国智库演讲时公开表示，美中关系正在进入从竞争走向对立（opposition）的新阶段；现在美国已经到达一个关键时刻，即美国必须决定美国的优先仍是管控美中关系，抑或中国威胁足够大，美方必须反制，即便这种对立冒着打乱美中关系的风险。他个人觉得，美中关系现在应定义为对立。基于这种判断，约霍主张美国必须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更强力反制中方巩固海洋地位的行动。不要以为这只是国会议员个人的观点，约霍的观点目前在美国战略界已经是一种普遍的思维。
　　在军事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1月宣布十年来美国首个新的国防战略，明确宣布美国要恢复军事竞争优势，威慑俄罗斯和中国。马蒂斯说：“大国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焦点。”他明确宣布这是“大国较量”（great　power　rivalry）的回归。马蒂斯在访华时直言不讳：美国虽然会在利益一致的地方与中国合作，但会在必须的地方竞争和对抗（confront）。作为象征性的第一个大举措，美国取消了对中国参加2018年“环太军演”的邀请——2014年中国第一次受邀参加“环太军演”曾被视为美中军事关系获得进展的里程碑。
　　连续两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都有大量反制中国大陆，支持台湾的内容，其对美中军事关系的限制约束作用，堪比2000年美国国防授权法——那个法案多年来被中方视为美中军事关系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比如去年的国防授权法要求评估“美舰泊台”的可能性；13日刚由特朗普签署成法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要求促进美台军方高层交往和训练合作，而对美中军事交流则设置更多、更明确的限制。不仅两军交往受限，连禁用华为、中兴设备，禁止与孔院项目有关联等条款都上了国防授权法，体现了美国“全政府”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手法。
　　在经济上，正在展开的美中贸易战举世瞩目。这个因美方在301调查之下发起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加税25%而引发的贸易战，表面上是责怪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太大，实质上是美国遏制中国在举国体制下实现高科技领域“弯道超车”的战略之争、体制之争。“中兴事件”给前一时期一些头脑发热的中国人浇了一盆凉水——中国的高科技跟美国还有很大差距，要追赶靠别人是不行的，唯有靠自己。在这种氛围下，美中在高科技产业领域方面的互利合作势必受到更大限制，美方更加严厉的设限可能反倒刺激了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意志和决心，这在太空和武器领域已经有迹可循。
　　美中经贸关系相互依存，互相交织，曾被视为美中总体关系大船稳定航行的“压舱石”。老实说，双方都是从这种互相依赖的经贸关系中获益的，就像中国环球电视最近做的一个视频形象地引用伊索寓言，将美国比作寓言中的走在前面的瘸子，依赖中国廉价商品维持舒适的生活；将中国比作后面扶着瘸子的盲人，靠对美出口解决部分就业问题，获得外汇收入，促进经济发展。瘸子与盲人合作的模式，过去三十年相得益彰，各得其所，但越来越难以为继。事实上，过去十年美方一直敦促中国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就是想让中国改变过度依赖出口，转向更多依靠自身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与中国自身的目标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讲，美中经济关系的适当“脱钩”，对双方都有好处，也是必需的，但两者若因为贸易战而骤然分离，各走各路，不管是瘸子还是盲人，都很可能跌跤。
　　在人文上，现在美国国内弥漫着切断对华接触的鼓噪，“弑龙者”甚嚣尘上，“熊猫拥抱者”偃旗息鼓。本来开放、包容、自信的美国，从今年开始突然对中国所谓的“锐实力”忧心忡忡，媒体里充斥的是中国如何透过孔子学院等项目“渗透”美国，推广有利于中国的影响力。美国联邦调查局长雷今年2月在国会参院听证会上公开说中国间谍对美国构成“全社会的威胁”，需要“全社会的应对”；7月份他再次在一个公开论坛上称“中国是（超过俄罗斯的）最广泛、最具挑战性、最严重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商界私人晚宴中更是不点名地称中国“几乎每个来这个国家的学生都是间谍”。
　　这种将反间谍工作外延扩大化，“一竿子打翻一群人”的贴标签做法，已经在美国形成华人战战兢兢，亲华者噤若寒蝉的氛围。更有一些“妄想狂”式的记者和专栏作者，上纲上线，矛头不仅对准旅美华人，还对准那些对中国态度温和、主张对华合作的美国人士，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他们是中方的“代理人”。在“麦卡锡主义”沉渣泛起、若隐若现的氛围中，美中之间不要说开展教育文化合作，连正常的人文交流都会受到阻碍。如此下去，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势必被激化。可以预见，付着高昂学费来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若处处受提防、受排斥，他们来美留学的意愿一定减弱，终究损害的是美国自身的竞争力。
　　当人民之间互不信任，互有恶感的趋势在某些政治人物的鼓动之下愈演愈烈的时候，美中之间政治、经济、安全关系进一步恶化，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比美国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来反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甚至比美中之间打一两场有限的贸易战更让人忧虑的釜底抽薪的做法，会动摇美中关系的根基。
　　我们呼吁美国有识之士，尤其是有影响力的头面人物，从造福两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出发，值此美中关系面临大滑坡的关键时刻，发出美中两个大国不得不继续接触，不得不寻求合作的正义呼声。美中和世界都承受不起两个大国陷入“新冷战”，甚至迈向冲突和对抗的后果。

来源时间：2018/8/15   发布时间：2018/8/15

旧文章ID：16817

作者：约瑟夫·奈  来源：中美聚焦

　　《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查专栏“Fact Checker”跟踪并分类总统的每一条可疑言论，根据它的统计，截至今年6月1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共发表过3259条虚假或误导性言论。特朗普平均每天的不实言论超过6.5条，已经高过他就任第一个100天时的平均4.9条，而今年5月份更是达到了平均每天8条。很明显，特朗普这是要创纪录了。
　　特朗普的支持者以“所有政治家都说谎”为借口，来证明特朗普满嘴谎言的合理性。政治家确实撒谎，并且稍事反省的话我们也承认，所有人都会说谎。但说谎的次数与类型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太多的谎言会让信用贬值。
　　并非所有谎言都是等同的，有些人是自私自利，总统也许会用撒谎来掩盖他的行为轨迹，为的是避免尴尬，打击对手，或者是为了行事方便。
　　其他总统为高大上的目的而说谎。在某些情况下，历史学家甚至赞赏总统为了更大的、或者过后才有的好处而决定欺骗公众。在美国导弹部署在土耳其的作用方面，约翰·肯尼迪总统就误导过公众，但它最终结束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与高风险的核战争相比，这肯定更符合公众的利益。
　　一个更模棱两可的例子发生在1941年，也就是美国决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为说服孤立主义的民众相信希特勒的德国是一个威胁，罗斯福总统宣称一艘德国潜艇袭击了美国驱逐舰。而事实是美国方面率先发起攻击。温斯顿·丘吉尔就认为，战争时期，当口风不严可以让船只沉没，当保密变得生死攸关的时候，真相是“如此之珍贵，以至于必须始终用谎言来保护”。
　　权谋式的欺诈通常是为达成交易而讨价还价的策略之一，特朗普声称自己是这种艺术的大师。这也许能说得通他为什么要在朝鲜武器、欧洲关税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等问题上说谎。但他在参加就职典礼人数、给女人封口费、解释为何要解雇前FBI局长詹姆斯·科米上的不诚实，统统与治国无关，纯粹是为了一己之利操纵他人和公众。
　　即使总统的动机并不自私，他也应该对选择说谎慎之又慎。在把撒谎作为治国手段之前，他应该考虑目的的重要性，有没有实现目的的其他替代手段，以及这种欺骗是否可控，或者是否会成为一种模式。
　　领导者越是欺骗公众，就越会毁掉自己的信誉，并削弱制度，创下破坏性先例。罗斯福1941年的谎言旨在唤醒美国人民，但他也创造了先例，让林登•约翰逊用来在1964年赢得国会对《东京湾决议》的支持，进而导致越南战争急剧升级。危险在于，当领导者为了政治或个人的好处而撒谎的时候，他却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约翰逊不想被人当成懦夫，或者被说成是丢掉越南的人。他不断向美国人民谎报战争取得的进展，他还希望将战争规模保持在有限范围之内。
　　有限战争在道义上的优势之一，是它警告战争升级会造成损失。这类战争有虚张声势的成分。在与敌人讨价还价过程中，为维持可信度，总统必须保持公众的乐观，这就会给公众提供错误的信息。而在约翰逊的例子中，他的个人动机更让这一切势在必行。到1968年的时候人们都说，判断他是否撒谎的唯一方法就是看他动没动嘴皮子。他决定不再参加竞选。
　　约翰逊的继任者理查德·尼克松也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撒谎，包括将战争扩大到柬埔寨。之后，在掩盖入侵民主党总部一事上，他又为自己在这中间扮演的角色撒谎。入侵行为是在尼克松政府授意下进行的。当这一切最终被水门事件录音带披露之后，为了免遭弹劾，尼克松于1974年辞去总统职务。
　　约翰逊和尼克松造成的损失不仅在于他们的总统宝座，也在于公众的信任。上世纪60年代初的民意调查显示，3/4的美国人对政府充满信心，而到70年代末，就只剩下1/4的人相信政府。虽然人数下降的原因很复杂，但总统说谎难辞其咎。
　　一些观察家根据特朗普在私营部门的记录，认为他说谎只是习惯使然。另一些人则认为，他说谎的频率、不断反复和明目张胆，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习惯，而是一种有意而为的政治策略，目的是伤害与真相有关的机构。无论哪种情况，特朗普都已经损害了新闻、情报、美国司法部等机构的信誉，他让一切都与之有牵连，并且要迎合他绝对忠诚的基础选民。
　　特朗普之后美国还能复原吗？值得记住的是，约翰逊和尼克松的继任者是福特和卡特，他们显然更加诚实，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到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才有所提升。不过就谎言的绝对数量来说，美国还从来没有见过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总统。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White House of Lies”（2018）

来源时间：2018/8/14   发布时间：2018/8/10

旧文章ID：16814

作者：周远方  来源：观察者网

应对美国自7月以来的贸易挑战，中国有条不紊，有理有利有节。人民日报海外版7日认为，中国从容和自信的最大底气来源于广阔的国内市场。

“中产阶级消费”到底靠不靠得住？外媒也十分关注。

有文章认为，中国国内市场非常大，足以成为“贸易战”的纵深，“出口转内销”不但可行，而且对相关企业并无不利。

但也有文章以家庭债务说事，质疑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是否可靠。

企业追求“出口转内销”

彭博社8月10日刊出评论文章，分析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中国企业如何转向国内市场。

彭博社报道截图

文章称，特朗普押注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惩罚”会迫使中国政府结束“不公平贸易”，但中国至少有一个强大的对策来抵消这种影响：促进全国14亿人，尤其是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像美国人一样消费。

文章举例称，卓佩慧（音）在广东经营一家有100多名工人的家具厂，原本生产梳妆台和餐桌出口美国。2017年，共有价值292亿美元的中国家具出口美国，但今年7月，特朗普政府将这一行业列入加征关税清单。

卓佩慧表示，“尽管国内市场对我们来说是新的领域，竞争非常激烈，但至少这里有需求。总的来说，市场是巨大的，消费者愿意为更优质的产品付出更高价格。”

位于浙江台州的天河水产品有限公司也面临加征关税，该公司拥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原本加工1万吨淡水小龙虾、冷冻鱿鱼、多利鱼片和其他海产品，出口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

但中国年轻人对甲壳类的偏爱对该公司是个利好，政府6月份发布报告显示，在对美出口下降的情况下，小龙虾产值去年仍增长83%。

该公司销售代表陈女士表示，“（如今）中国消费者对食品质量更关心了，他们相信，消费在美国和欧洲市场流行的食物是时尚的。”

陈女士说，目前天合公司已经提高了价格，但仍无法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利润率也提高了。她说，“如果我们愿意，可以放弃美国市场。”

华润集团在中国内地拥有大量超市，今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市场的阿根廷大虾消费量已增长20%，由于国内需求上升，该公司已经决定把卖到美国市场的产品转卖到中国市场。

文章称，中国商品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许多中国人认为本土商品质量低劣，但但彭博社中国经济学家陈福临（Fielding Chen）表示，这意味着产品外销美国市场的本土企业更有优势，“如果你能出口到美国，说明质量很好，这对他们开发国内市场非常有利。”

“炫耀性消费”减少

然而，也有媒体质疑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是否可靠。

香港《南华早报》8月13日也刊出金融记者Orange Wang的评论文章“为何中国在贸易战中无法依靠消费者”，用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中国“中产阶级”真的“没钱了”。

《南华早报》报道配图

文章认为，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和债务水平的不断上升正在对中国“中产阶级”购买高价产品的能力和意愿构成压力，这种趋势并不符合中国政府预期，消费支出很可能无法抵消因“贸易战”造成的出口损失，不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文章以29岁的北京信托公司经理沈伟鹏（音）举例，他去年的税后收入约为人民币26万元，但由于中国政府对影子银行的打击大幅降低了信托投资行业的平均收入，他决定今年削减开支：取消欧洲旅游计划，继续使用早已碎屏的手机，并且不再喝鸡尾酒，每月1.1万元的还贷压力迫使他削减“炫耀性消费”。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秦汉（音）上月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最近出现了“消费降级”现象，“抵押贷款是消费无法绕过的障碍，房租也在显著挤压消费支出。”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口红效应已经在中国显现。”

互联网上的一些关于如何节约开支的帖子也成了“消费降级”的明证。

文章称，今年，许多关于如何改变生活方式省钱的文章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疯传：“不要吃下午茶，既能减肥又节省时间”；“不要打出租或网约车，只需要公交和共享单车”；“不要买新衣服，工作服足够应付”……

文章还提到，“知乎”上的一个关于“如何降低消费以生存到2018年”的问题，已经吸引了1300多个答案和1750万的点击量。

回应中提出了“不送餐、不喝奶茶、不升级电子设备”、“自己做饭、吃老干妈辣椒酱(10 – 30元)、腌制芥末”等建议。

河北省的一名高中教师赵玉芳（音）也表示，除非优衣库打折，否则她不会买任何新衣服。她还取消了去柬埔寨的旅行。“我需要为我的女儿存钱，”她说，“我还需要存钱，以防家人患重病，医疗费用可能会很高。”

国内市场消费已成“三驾马车”最重要部分

《证券日报》8月7日给出的一组宏观数据可以作为参考：

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降至33.60%，较2006年的历史峰值下降了30.64个百分点。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8.8%，32.1%和9.10%，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弱于其他两项。

根据刘明彦《中美贸易战若爆发 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承受》研究，我国进口需求弹性平均为1.03，我国出口需求弹性平均为1.48。在不考虑人民币贬值的影响下，假设美方对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再对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且在极端情况下，假设中方不采取任何反征关税措施，那么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则会减少481亿美元，约占2017年中国GDP的0.4%，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不大。

来源时间：2018/8/14   发布时间：2018/8/13

旧文章ID：16812

作者：于滨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现实派大师基辛格要特朗普 “联俄抗中”的传闻，在国内外媒体不胫而走。对此，基辛格办公室对美国媒体（《每日野兽网》Daily Beast）的质询不予回应，给人留下不少想象空间。
　　大三角的诱惑
　　基辛格这张地缘政治的大牌怎么打，人们还要拭目以待。如今美国国内反俄情结弥漫，“通俄门”调查没完没了，特朗普又口无遮掩，变着法儿地“袒护”普京，反而弄巧成拙，大大压缩了联俄制华战略的操作空间。

　　“联俄”困难重重，也是由于美俄之间太多的历史恩怨，这包括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痛苦转型，西方以冷战胜利者自居的傲慢与偏见，以及北约东扩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后美国的全面制裁，双方信任度创历史新低。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中，对普京的妖魔化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尽管如此，美国决策界仍然难以割舍“联俄抗中”的构想。毕竟，美国在大三角中同时与中俄对抗，不符合美国长远的战略利益，尤其是在美国国力相对下降时期。打一拉一，各个击破，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庞大的反美板块，才属上策。
　　在美国现实派看来，2014年乌克兰危机是造成俄罗斯向中国靠拢的根本原因。为此，基辛格和已故的布热津斯基都主张对俄罗斯网开一面，避免更为激进的政策，以防止中俄进一步接近。[1]  美国学界现实主义领军人物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更认为希拉里等自由干涉派（liberal interventionism）在乌克兰危机中挑衅俄罗斯在先；西方应该从长计议，力争俄罗斯反水，共同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2]
　　其实早在2016年大选前，美国学界和智库就在酝酿如何弱化、拆散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位于西海岸的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BR）与美国多家智库和大学联手，发起了一个有数十名专家参与的为期两年的研究项目（笔者也应邀参加并提供论文），目的是要找出中俄关系的“离合器”到底在那里，什么原因使中俄志同道合，又有哪些潜在的因素会使中俄反目，从而为美国的“联俄制华”战略提供契机。[3]
　　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该项目的绝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属建制派，在政见上可能与特朗普格格不入，恐怕也难以接受特朗普对俄罗斯的一片痴心，但在联俄制华问题上，却是急特朗普所急。
　　美国卡内基中心俄罗斯项目主任尤金·鲁曼尔（Eugene Rumer）不久前在《莫斯科时报》发文，历数西方在后冷战期间对俄罗斯的“慷慨援助”后反问，“如果以后俄罗斯有难而西方又无能为力，中国会取代西方而对俄罗斯慷慨解囊吗？”[4]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在美国日益极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环境中，“亲俄” “通俄”已是政坛一大忌，美国参众两院535人中，对俄 “接触”派似乎只有一人：肯塔基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美国学界中的众多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中，也只有纽约大学的史提芬·科恩 （Stephen Cohen）敢于公开质疑恐俄仇俄的闹剧。美国的现实派要复制尼克松和基辛格当年的业绩，难度较大。

　　现实派往事不堪回首？
　　后冷战时期现实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阳痿”，非一日之寒。老布什政府（1989-1993）可以说是美国现实派的末班车。面对突然降临的后苏联时代，布什试图维系与中俄等国的关系。但民主党新秀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大选中乘机攻击老布什姑息“暴君”，一举击败以冷战功臣自居的布什。
　　此后24年，“克林顿主义”（人权外交），新保守主义（小布什），“自由干涉主义”（奥巴马加希拉里）轮流坐庄各八年，都以推行美式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为己任，均用非友即敌的观念透视世界，无法容忍任何“灰色地带”。传统现实主义的均势（equilibrium）战略，在美国已被视为绥靖主义的代名词。
　　对于美国政治和外交中这一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泛道德主义现象，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有点睛之语：“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其命运不是有没有意识形态，美国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化身”（It has been our fate as a nation not to have ideologies but to be one）。[5]
　　在没有外力制衡的世界上，美国基本抛弃了欧洲古典现实主义中审时度势、慎用武力的内核，以上帝选民的姿态，从山巅之城踏上了在世界范围内改天换地的不归之路。
　　秉信现实主义的基辛格对此忧心仲仲，在9·11前三个月出版的《美国还需要外交吗？》一书中，哀叹美国在后冷战时期除了军事和经济政策以外，已无真正意义和实质性的外交而言，取而代之的是高度意识形态化,、有强烈的传教风格、且往往是最后通牒式的发号施令。[6]
　　然而基辛格的警世之作没有回天之力。9·11以来，美国对外穷兵黩武，致使大中东地区乱象丛生，杀戮无度，难民如潮；恐怖分子越打越多，并一度拥有固定的国土和政权；冷战后相对安定的欧洲也战火再起；战略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俄罗斯则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叙利亚等一系列问题上与西方不惜背水一战。对于世界唯一尚无战乱的亚太地区，美国也以军力制衡崛起的中国，挟持亚洲国家联手制华。
　　上述种种，不仅搅乱了国际秩序，耗费了西方的宝贵资源，也使一大批被忽悠和忽视的群体揭竿而起，冲击西方建制派苦心经营的世界秩序。使西方建制派人士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突然“终结”痛不欲生。[7]
　　尽管如此，建制派不仅欠缺反思，还把西方内外的种种乱象归咎于中俄。[8] 只有少数现实派学者指出西方的“自由-干涉主义”对现存国际秩序的盲目性和破坏性，[9] 但在排山倒海的反俄喧嚣中，这些逆耳忠言大都自生自灭了。
　　其实，即便那些致力于联俄制中的现实主义者，对于中俄之间的战略互动也存有诸多盲点：要么认为中俄之间的每一个互动都是针对西方，要么认为中俄之间的巨大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差异难以弥合，中俄的合作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能想象也无法理解在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境问题并排除了意识形态因素的中俄两国，已经超越了西方修昔底德的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恶性循环。
　　双边关系正常化30年来，欧亚大陆的两个大国都在探索、适应和协调一种正常却又特殊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的问题很少被政治化，互信和协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扩展。如此种种，不是西方某个说客或短期行为就可令中俄反目成仇的。
　　与此同时，双方对结盟都十分慎重，都希望在加强双边关系的同时保持最大程度的自主性和自由度，都乐见对方与美国保持正常关系。美方要重拾冷战期间零和式的大三角机制各个击破中俄，无异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
　　基辛格：沉默是金
　　回到基辛格要特朗普“联俄抗中”的问题。基氏对传闻不做回应，应属正常。古典现实主义中一个重要内核，就是不择手段的(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秘而不宣，左右逢源，纵横捭阖，也是基氏的一贯作风，捅破了窗户纸，说客的回旋余地就不大了。
　　基辛格在大三角问题上的沉默，使笔者想起多年前基氏的另一次“沉默”。1999年《纽约时报》前首席驻京记者帕特里克·泰勒（Patrick Tyler）出版了一部《六位总统与中国》的书，涉及到中美关系突破前夕美国高层的一些决策的内幕，[10] 在美国媒体和学界引发一番波澜。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走出各自战略困局。然而这一历史性突破，在泰勒笔下有相当的偶然性。尼克松1969年1月入主白宫， 3月中苏在珍宝岛兵戎相见，勃烈日涅夫6月初提出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同时向中苏边境大举增兵，包括6个拥有战术核武器的机械化步兵师。8月, 苏方暗示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实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当时，尼克松外交的首选目标是从越战“体面”脱身。骤然升级的中苏对抗，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战略契机。该年6月底，基辛格在一份备忘录中建议，如果美国在苏联遏制中国（containment）时保持中立，这对美国非常有利。
　　据泰勒解读，基辛格的目的是以美国的“中立”换取苏联减少对越军援，迫使越南接受美国的谈判条件，使美国从越体面撤军。此外，美苏还可以在军控、中东和柏林问题上进一步合作。
　　泰勒写道，尼克松的防长莱尔德（Melvin Laird）在接受泰勒采访时，印证了尼基二人“联苏制华”的构想；尼克松对此给予厚望（great hopes），如果这一交易的代价是默许苏联打击中国核设施，那也是划得来的（a trade worth considering）。
　　此后，基辛格在1969年7月14日指示军方秘密研究美国对华核打击的可行性。而在此之前，美军的核打击计划均同时针对中苏，没有单独对华的预案。
　　泰勒笔下，尼基二人在1969年8月以前若干对华示好姿态，包括开放对华旅游、在关岛宣布停止海外“剿共”等，都是要诱使苏方接招，至少是对中苏两面下注。
　　二人最终放弃联苏制华的设想，是因为苏高层对美方的试探意见分歧，迟迟不予回应。无奈，尼克松和基辛格转向中国，期待中美关系的缓和会有助于美国从越南撤军（第62-63页）。
　　按照泰勒的逻辑，那场由尼基二氏顶层设计的中美苏三国演义，几乎上演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脚本。国家间的战与和，盛与衰，有时就是一念之差。
　　《六位总统与中国》出版后，褒贬不一。对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这一“设想”，有学者认为缺少文字依据，不足为信。[11]  该书的部分章节在1999年9/10月号的《外交季刊》上发表后，前总统卡特和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十分震怒，认为是凭空捏造、充满偏见、严重歪曲（fictionalized, grossly biased and distorted）。[12]
　　相比之下，基辛格对于泰勒的“爆料”却相当平静，他在一份给泰勒的书面回覆中称：“我们从未考虑就摧毁中国核能力的问题与苏联人合作” (“we never considered cooperating with the Soviets to wipe out the Chinese nuclear capability”)，但却对泰勒所称单独打击中国核设施的秘密研究项目不予解答（第63页）。
　　***
　　五十年易过，物是人非，泰勒笔下那些当年身临其境者多已作古。然而不管当初动机如何，中美两国最高决策者的破冰之举震动了世界，也大大改变了国际格局。在偶然与必然中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中美俄关系，如今又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中国稳步崛起，美国盛极而衰，还有在历史与未来之间苦苦寻觅的俄罗斯。
　　梅特涅和俾斯麦“均势”战略的笃信者基辛格，迟暮之年仍为延续美利坚治下的世纪伏枥不已，无论结果如何，作为地缘政治大师的他，值得世人和后人瞩目。
　　注释：
　　[1] Henry Kissinger, “How the Ukraine crisis ends,”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5,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enry-kissinger-to-settle-the-ukraine-crisis-start-at-the-end/2014/03/05/46dad868-a496-11e3-8466-d34c451760b9_story.html; Zbigniew Brzezinski, “After Putin’s aggression in Ukraine, the West must be ready to respond,”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3, 2014.
　　[2] John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Foreign Affairs 93, no. 5 (Sept/Oct 2014).
　　[3] 该项目部分论文已经由NBR的学术/政策期刊《亚洲政策》（Asia Policy）今年一月号发表，见http://nbr.org/publications/issue.aspx?id=352.
　　[4] Eugene Rumer, “Russia Is Winning — or Is It?” Moscow Times, 30 July 2018,
　　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russia-is-winning-or-is-it-62387?from=timeline.
　　[5]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19.
　　[7] Niall Ferguson and 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Geopolitics: Be it resolve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s over…” April 28, 2017, The Munk Debates, http://munkdebates.com/; Anne Applebaum, “Is This the End of the West as We Know It?,” Washington Post, March 4, 2016; Fred Hu and Michael Spence, “Why Globalization Stalled,” Foreign Affairs 96, no. 4 (July/August 2017): 54-63; James Kirchick, The End of Europe: Dictators, Demagogues, and the Coming Dark Ag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Martin Wolf, “Davos 2018: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s sick,”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3,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c45acec8-fd35-11e7-9b32-d7d59aace167; Richard Haass, “Liberal World Order, R.I.P.,” Project Syndicate, March 21, 2018,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nd-of-liberal-world-order-by-richard-n–haass-2018-03; Richard Haass, A World in Disarra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8); Barry Posen, “The Rise of Illiberal Hegemony,” Foreign Affairs 97, no. 2 (2018): 10-19; John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96, no. 3 (May/June 2017): 1-7; Celeste Wallander, “NATO’s Enemies Within: How Democratic Decline Could Destroy the Alliance,” Foreign Affairs 97, no. 4 (July/August 2018).
　　[8] 见Robert Kagan, “Backing into World War III,”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6, 2017),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2/06/backing-into-world-war-iii-russia-china-trump-obama/?utm_content=bufferd07ea&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facebook.com&utm_campaign=buffer;  Richard Heydarian, “China Is Making a Bid for Global Prima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1,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making-bid-global-primacy-24767l; Peter Conradi, Who Lost Russia? How the World Entered a New Cold War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17); Robert Atkinson, “Who Lost China?” The National Review, July 26, 2018, 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8/08/13/us-china-relations-who-lost-them/.
　　[9] Patrick Porter, “A World Imagined: Nostalgia and Liberal Order,” Cato Institute, Policy Analysis No. 843, July 5, 2018,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policy-analysis/world-imagined-nostalgia-liberal-order; Graham Allison, “The Myth of the Liberal Order: From Historical Accident to Conventional Wisdom,” Foreign Affairs 97, no. 4 (July/August 2018): 10-19;  Paul Staniland, “Misreading the ‘Liberal Order’: Why We Need New Think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awfare, July 29, 2018, https://www.lawfareblog.com/misreading-liberal-order-why-we-need-new-thinking-american-foreign-policy?from=timeline.
　　[10] Patrick Tyler,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 Great Wall,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pp. 61-63.
　　[11] Evelyn Goh, Constructing the U.S.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1961-1974: From “Red Menace” to “Tacit Al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38-9.
　　[12] Jimmy Carter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Letters to the Editor,” Foreign Affairs 78, no. 6 (December 1999): 164-6.

来源时间：2018/8/14   发布时间：201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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