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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台关系:进展、前景与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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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严安林  来源:时政国关分析

  摘 要: 特朗普当选并就任总统后,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取得较大进展,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台美高层频繁往来,军事安全关系有所发展,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友台法案”。其中原因,主要受四个因素驱使: 一是在中国的发展崛起改变了中美关系基本态势背景下,美战略界“疑华”势力上升,政策界的“遏华”主张抬头; 二是兼具“政治素人”与“商人思维”及“特立独行性格”的特朗普个人因素; 三是美国国内的传统亲台力量在发挥重要作用; 四是民进党当局加大力度迎合特朗普政府政策偏好,对美游说工作和金钱攻势发挥了相当大作用。未来美台关系的进展: 在高层官员交往上可能有所突破,强化台湾地区在美“印太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双边经贸关系将有一定程度进展,美继续支持台湾当局参与国际组织活动。而美台关系同时面临结构性制约因素与问题,如中美关系的影响,美国与台湾地区在经贸问题上的分歧,美国与台湾地区实质关系提升存在内在阻力,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等。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而且关系到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自 1979 年建交迄今 39 年的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一直存在,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即使马英九执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间,台湾问题也依然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前后,台湾问题一度成为干扰中美关系正常发展障碍性因素。
  一、特朗普当选与就任总统后美台关系的新进展
  2016 年 11 月 8 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2017 年 1 月 20 日正式就任后,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得到了比较大的提升,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1.特朗普对台政策的主张对“一个中国政策”轨道有所偏离,突出表现在: 一是特朗普接听蔡英文的电话。2016 年 12 月 2 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与特朗普通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是 1979 年中美建交以来的头一遭。特朗普个人可能对通话的政治敏感度认识不足,但显然有他身边的人士在设计这件事。二是特朗普在个人推特中主张将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中的经贸问题挂钩甚至做交易。2016 年 12 月 11 日,特朗普宣称: “我充分理解‘一个中国政策’,可除非我们与中国在包括贸易等其他方面达成协议,否则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非要被‘一个中国政策’束缚住。”不仅如此,特朗普还主张把台湾问题与人民币汇率、朝核问题、南海问题等挂钩或“打包”,增加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特朗普对华政策的重点在谋求美国经贸利益,不是台湾问题和“一个中国政策”,后者是特朗普用来谈判和交易的“商品”。
  2.台美高层往来频繁,官方、半官方关系有所提升。如蔡英文派遣了由台湾地区前行政部门首长游锡带队的庞大团队参加特朗普的就职典礼,美国不少国会议员也频繁访问台湾。
  3.军事安全关系有所发展。一是台美军事合作提速,如特朗普于 2017 年 6 月宣布对台军售14.2 亿美元,且军售武器等级有所提升; 美方邀请台湾军方参与2018 年美国海军“反潜猎杀操演”、观摩美军“黑镖反无人机演习”; 2017 年8 月后,美台先后进行“蒙特利会谈”“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美台国防检讨会谈”等军事交流。二是双方军事官员互访层级提高。三是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持续深化,美方甚至要求台方在南海问题上配合美国的政策步调以提升美、日、台三方的政策协调能力。
  4.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友台法案”。如 2017 年 7 月 14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8 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在 2018年 9月 1 日前提交评估美国海军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的可能性报告,以及美国在夏威夷、关岛或者其他适当地点接受台湾军舰进港要求的可能性,并将里根政府时期的美方对台“六项保证”写入其中。2017 年 8 月,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支持特朗普对台军售》的涉台决议案中,鼓吹“‘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基石”。2018 年 1 月 10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与台湾交往法案”,要求美国政府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限制。2 月 28 日,美国参议院正式通过该法,并于 3 月 5 日送交特朗普签署。特朗普不顾中方多次强烈反对,于 3 月 16 日该法案自动生效前,正式签署该法案。需要指出的是,该法案是 1979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第一次正式通过单一立法形式要求开展美台官方往来的文件,将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5.台美贸易关系有所升温。自台湾地区被美国列入 16 个对美贸易逆差对象后,蔡英文当局“驻美代表处”就主动向美国商务部提交报告,说明台美贸易逆差的成因。为了迎合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公平贸易”诉求,蔡当局加大对美采购,如 2017 年 9 月,台湾“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带团赴美签署总额约 30 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意向书。蔡英文还指派前经济部门负责人何美癑带团赴美参加“选择美国”投资高峰论坛,推动台商投资美国。蔡英文当局拟通过解禁美猪进口台湾以提升台美投资与贸易框架协议( TIFA) 。
  二、美台关系升温的深层背景与原因
  特朗普当选与上台后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的升温,既有特朗普个人理念与政府政策主张的因素,更有美国政治社会结构演变与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的大背景,具体说主要受到以下因素驱使:
  1.中国的发展崛起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与格局,美国战略界“疑华”势力上升,政策界的对华“遏制”主张抬头。美国害怕中国的崛起,正如傅高义所指出: “现在美国还没有习惯另外一个国家势力这么大。”在美国政策界主流看来,近年来形势的发展,不仅中美关系中既有的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产生了新的“对抗性”矛盾。由此,首先是美国对华政策中“台湾牌”的作用上升,台湾问题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筹码。一方面美国需要强化同盟体系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强调美对台政策必须重视“台湾人民的意愿”。其次是“美国亏欠台湾论”应势而生。美国政策界的主流对台相对比较友好,对台湾当局处境持“同情”态度,一直认为奥巴马执政 8 年,美国“亏欠台湾”,从而同情蔡英文与民进党。如美国的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所长萧良其 2017 年 8 月24 日于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刊文,鼓吹美国需要制定一项面向 21 世纪的台湾战略: “六项保证”以及发表的其他文件是 1982 年,而局势今非昔比,需要在原来保证的基础上作出新的保证。文章认为: 维护台湾的“民主制度”是美国的一项重大利益,美国不会支持大多数“自由台湾民众”不支持的结果,美国也不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处理”台湾问题,这对于调整框架以在 21 世纪增进美台关系都是非常必要的。
  总体而言,因为美国战略界不少人士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不仅其情绪会影响中美关系,而且其可能的政策选择是大打“台湾牌”。如特朗普曾经的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 Steve Bannon) 就认为美国及西方精英阶层过去几十年所犯的一个“最根本的错误”就是“以为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它会变得更为开放和民主”。甚至有评论者指出: 美国国内有关对待中国的共识已经由“鼓励与中国进行接触”转向“对中国进行报复与抵制”。
  2.特朗普个人因素。作为兼具“政治素人”与“商人思维”“特立独行性格”的总统,特朗普个人因素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中发挥了比较大的影响。有学者把特朗普个人因素视为一种“确定性”,特朗普“个人的特质将直接决定着其实现目标过程中的风格、偏好以及局限性”。首先是特朗普个人对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敏感性的认识存在不足,认为“一个中国政策”是可以谈判的。这直接影响了其当选后的台海政策主张与行为,“蔡特通话”与特朗普在推特上提出“一中”政策与中美经贸挂钩等,都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其次是商人重利轻义的交易性格,让某一时段在某一问题上进行交易的可能性增大,从而也给了台湾方面推动并达成交易的空间。最后是特朗普领导风格——“抓大放小”,抓其关心的事项,不关心其无意关心的事项,因此易产生对相关重要政策的忽视甚至漠视,从而让行政部门或传统对台友好力量或有一定权力的“有心人士”,如薛瑞福等,拥有发挥个人影响力的空间,在处理台海政策尤其是对台事务时的“自由裁量权”增大,进而出台各种“友台”“利台”的政策动作来鼓励与支持“台独”,特别是当政策界主流产生“亲台”与“友台”倾向时,某一部门如国防部的部门政策可能上升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而出台。
  3.美国传统上支持台湾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台湾当局长期开展对美国政党与国会,甚至行政部门如国防部、国务院等的公关游说工作。首先是美国国会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力不小。美国国会中一直存在相当大的“反华”——“反共”——“亲台”势力,是制衡美国行政部门对华外交、推动“友台”法案的主力军。如美国参议院中有五分之一以上人员是“台湾连线”成员,众议院中则有 130 多名议员是“台湾连线”成员,近几年来通过的一系列“友台”法案,涉及美国台海政策、美台军售、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等多个层面。如 2016 年 12月 2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7 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12 月 8 日参议院通过,第 2943 号法案的第 1254 节是“美国与台湾之间高级军事交流”。12 月 23 日,该法案由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该法案要求美台之间高级军事交流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并在美国与台湾两地轮流进行; 同时要求国防部长等提交依据“与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的计划的说明。其次是美国利益集团特别是“军工复合体”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由美国军队、军工企业与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在对台售武中拥有巨大的利益。再次是美国智库与战略界主流比较“亲台”。如 2017 年 1 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所发布的研究报告就是典型案例。报告认为美国虽应维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必须加强与台湾地区的防务与经济关系,放松长期以来美台间官方和军事交流的限制,推动台湾拥有更大的“国际活动空间”。2017 年 3 月 29 日,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睿哲发表长达 30 页的“一个中国政策”报告,建议特朗普政府对台“四不要”与“八要”: 不要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说成是美国的立场; 不要使用“一个中国原则”,而要使用“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 不要以“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台海争端的实质方案; 如果改善与台湾的双边关系符合美国利益,不要以公开挑战北京的方式来执行这些改变。“八要”是: 要继续重申以和平方式及台湾人民能够接受的方式解决争端是美国的长远利益;要敦促北京和台北以弹性、耐性、创意和自制来推动两岸关系; 要向北京强调主要阻碍北京达成其统一目标的不是美国对台军售,而是台湾公众反对中国政府提出的统一方案; 美国要依据台湾现有以及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的“威胁”,提供台湾武器; 要继续与台湾的“国防圈”互动以决定如何强化其吓阻能力; 要在双边议题上继续深化与台湾的互动; 要继续跟台湾合作,在台湾还不是会员的国际政府组织中强化台湾的角色与参与; 任何有关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无论正面或负面,要继续与台湾领导人咨商,台湾领导人自会判断是否符合其利益。台湾当局与美国传统上深厚的关系,在美国台海政策中的作用不容低估,正如台湾有学者所言: 1979 年以来,“台湾与美国维持了一个除了正式外交关系之外,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关系紧密的‘准盟邦’关系。”
  4.蔡英文当局加大力度迎合特朗普个人及其政府的政策偏好、对美游说工作、金钱攻势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蔡英文当局全力迎合美国,积极寻找自身定位,发挥自身在美国国会的人脉优势,花钱游说,承诺提高军事预算以强化对美武器采购。一方面是因为蔡英文当局对于特朗普的“意外当选”与上台非常着急,对在美国大选中押错宝进行补救; 另一方面,蔡英文当局的内外战略是“亲美远陆”“联美抗中”,对美工作一直是台湾当局对外政策“重中之重”,花钱游说力度相当大。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 FAPA) 、美台商会等在华盛顿,特别是在美国国会有较大影响力。台湾官方长期与美相关游说公司保持合作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台海政策。随着特朗普上台,蔡英文当局将推动“美国确认和强化‘六项保证’”列为对美工作重点与抓手; 突出强调台美“共同利益”,表示台湾“有意愿和有能力”搞好台美关系,向美方传达“台湾绝非搭便车者”的讯息; 与美方建立多重管道联系,重点是向特朗普政府展现“台湾的战略价值”,并提出“合作方案”,如台湾在南海的角色是美潜在的战略资产; 发展台湾“国防”产业寻求台美军事合作等。2016 年 9 月成立的全球台湾研究所( Global Taiwan Institute,GTI) 是目前蔡英文当局在华盛顿最为活跃的新一代对美游说机构。
  对于 2017 年 11 月特朗普访华,蔡英文派遣了多方人马反复与美方沟通,要求特朗普访华不得损害台湾利益。最终反馈结果是: 无论是白宫、国务院还是国防部,都明确表示不会迁就中国大陆而损害台湾利益,但他们也强调不能保证特朗普个人在与习近平主席见面时一定会“按照剧本演出”,不能保证不出意外,存在“不可控”“不可知”空间。这让蔡英文对特朗普访华不敢掉以轻心,专门成立小组以为应对。蔡英文当局外事部门北美司司长陈立国称: 台方已经与美国行政部门沟通,提出“三不”原则: “中美领导人交往时不要以台湾为筹码”“不要牺牲台美关系”“不要有任何意外”,尤其关注是否有第四公报。对于特朗普访华,台湾陆委会做了三点回应: 一是“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一年多来台湾作为亚太区域负责任的一方,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尊严,致力维持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现状,符合区域各方的利益,也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我方乐见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未来政府仍将坚定既定政策,同时呼吁中国大陆与台湾共同创造台海及区域发展新机遇”;二是“多年来,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及支持两岸关系发展的坚定立场,这是美方对台湾安全的坚定承诺,我们也欢迎美方持续深化与扩大台美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政府将持续关注亚太整体的战略情势发展,并加强与区域各方的对话与合作”; 三是两岸关系改善,是区域及台海双方共同的期待与责任所在,“与美中加强双边交流互动趋势一致,当前两岸关系的开展首重双方的理解,这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与努力的方向”。应该说,蔡英文当局的游说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事实上,自 1949 年台湾问题产生以来,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台湾“一直扮演重要的‘工具’角色”。“台湾较少直接影响美中互动,但是台湾第三方影响在美中关系中仍然扮演间接角色”,包括对于特朗普的访华,美国众议院 4 位“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与 36 位参议员就联名要求特朗普像“历任美国总统一样,公开重申‘与台湾关系法’”。而这个做法本身就是蔡英文当局“策动游说的结果”。
  三、未来美台关系的走向
  2017 年 6 月 3 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声称,美国会提供台湾需要的军事装备,主要是依据“台湾关系法”,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应该指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则立场不会变,但“一个中国政策”的具体做法会变; 中美关系基本稳定的大框架不会变,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与斗争性不会少。正是因为这样的“变”与“不变”,未来几年美台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有所提升,但总体应在有限的范围内,难以有重大的突破。
  (一) 美台关系可能会有新的进展
  未来几年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可能还会有所提升,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高层官员交往和互访将有所突破。蔡英文当局高度重视、极力推动和美国官方交往关系的提升,并对特朗普政府提出更为实质性的要求,对美工作重点可能不再是要求特朗普政府在中国大陆极端在意的敏感问题上提供帮助,但期待在实质问题上提供助力。如台方学者就认为“美国不会放弃亚太战略利益下的台湾”,尤其对于台湾而言,“在中国大陆国际与军事的围堵下,很难排除美国的国际与军事方面的奥援。”因此,未来可能实现美台高层直接对话,美政府高层官员公开访问台湾,会见到访的蔡英文当局高层人物,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会议上邀请蔡英文当局高官参加等。
  2.强化台湾在美“印太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过去奥巴马政府一直避免把台湾地区拖入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大陆的竞争中,对台湾地区在该体系中的定位比较模糊,特朗普政府未来可能改变既有做法,推动蔡英文当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推动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同盟国,特别是日本的合作,以此凸显该体系对于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性。这方面的进展也包括美国继续售台武器与美台在安全、情报关系上的提升。2017 年 12 月 11 日,蔡英文会见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 James Moriarty) 时称: 台方“会在国防议题上与美国持续强化双边合作”,台湾是“‘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中的相关者”,“会与美国合作稳定朝鲜半岛情势,并与美国在此区域的盟友深化合作”。“相关成果显现台美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要推动更紧密的台美双边经贸关系,包括加强在“新南向政策”上的合作。莫健表示,美国身为印太区域的一员,确保伙伴安全相当重要,并且相信台湾的安全对于全区域的安全更是不可或缺的。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如同支持“与台湾关系法”般坚定。蔡英文当局之所以急于谋求自身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位置与角色,其中一个考量因素是从特朗普 2017 年 11 月访华中得出的错误认知。特朗普访华,蔡英文当局最担心的三种情境没有出现: 一是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之间没有签署第四公报,甚至也没有发表《中美联合声明》。由此蔡英文当局得出特朗普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分歧不小的结论。二是没有将台湾议题与中美间经贸问题、朝核问题等挂钩,即美方没有因为在自身关切与关心的重大问题上,因为需要中方配合与支持,而在台湾议题上对中方让步,台湾没有成为“筹码”或者“被牺牲”。三是特朗普没有说“反独”,甚至也没有说“不支持台独”。由此蔡英文当局认为,特朗普访华涉台议题重要性下降,既说明中美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不小,无法顾及台湾议题,也说明特朗普政府尽管承诺“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无意在台湾问题上再向中国政府让步。由此蔡英文当局得出三个错误结论: 一是美国继续支持蔡英文与民进党。因为民进党得到台湾主流民意支持,因为蔡英文的内外政策包括两岸政策,不仅符合台湾民意,也符合美国亚太战略与美国利益,从而获得特朗普政府肯定。
  二是美国看重台湾的战略地位与作用。无论是过去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特朗普提出的“印太战略”,台湾在美国地缘战略的角色不可或缺,而且台湾的“民主”、制度与价值和美国一致。三是美国高度重视美国与台湾间关系,不仅重视台美经贸、文化关系,而且高度重视台美政治、军事与安全关系,从而在美国对外关系议程中,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和美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并行发展,并不完全受制于美中关系的制约。
  应该指出,蔡英文当局这样的评估未必完全符合事实。特朗普访华,双方没有在台湾问题上纠缠,恰恰说明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回归常态,是双方关系正常发展的政治基础,本来就不是双方讨论的议题。正如台湾学者所言: “台湾问题没有急迫性,本来不应成为双方讨论的重点。”台湾议题的淡化,显示出在此问题上中美双方共识增强。
  2017 年 12 月 18 日,美国公布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蔡英文当局外事部门表示,美方重申对台的“安全承诺”,展现对台湾关系的支持,是正面发展,盼未来在特朗普政府的新战略架构下,持续深化台美各项合作。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北美司司长陈立国在新闻会上称,美国在安全战略报告中描述与台湾的“安全”合作关系,“显示特朗普政府充分体认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的安全及经济伙伴”。有学者提出“以结果为导向的特朗普政府在未来完全有可能利用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海问题等地缘政治因素来对中国政府施压,以迫使中国在经贸领域给予美国更多的实惠。”12 月 23 日,台湾地区副领导人陈建仁、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李大维在“台美日三边安全对话”研讨会上称: 台湾有意愿参与美国和日本“开放且自由的印太区域”战略,希望台湾也是 CPTTP 中的一员。
  3.双边经贸关系将有一定程度的进展。基于特朗普政府“经贸优先”的政策需要,与台湾达成类似双边“自贸协定”的安排不是完全不可能,尽管难度很大。一方面,这是特朗普政府所需,经贸议题是特朗普政府对外也包括对台的优先事项,另一方面是蔡英文当局基于发展台美政治关系的需要,希望以经贸关系为“敲门砖”。当然,美方对台湾能否接受高规格标准的经贸协议开放其市场,迄今抱有较大怀疑。
  4.美方继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在蔡英文当局的要求与美国国会“亲台”“友台”议员推动下,美国行政部门将继续声援与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也包括参与多边经济合作机制。
  ( 二) 美台关系面临结构性的制约因素与问题
  1.中美关系的制约与影响。中国的发展、自身实力及对美政策,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制约着美国与台湾当局关系的发展。2017 年 2 月 8 日特朗普总统给习近平主席信件祝贺中国人民节日快乐,希望与中方发展建设性关系。2 月 10 日在与习近平主席通话中,特朗普强调充分理解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高度重要性,强调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从通话看,特朗普应是已回归到“一个中国政策”的正确轨道,认识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这其中,不仅是中国政府一贯并将继续从战略高度与长远视角看待与发展中美关系,而且特朗普政府也多次公开表达了推动构建“未来50 年的中美关系”的主张。如2017年 3 月 18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访华时提及: 中美“正在对决定两国未来 50 年关系方向的问题进行研究”。特朗普政府不仅在不少全球与地区问题上需要中国政府的支持,而且,无论中美双方的关系如何存在竞争,维持中美关系基本大局应该是不得不然的政策选择。因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对台湾当局的支持一定是比较有限的。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事实上从属于中美关系。2017年 11 月 8——10 日,特朗普正式访问中国。中国政府以“国事访问+”的方式隆重接待特朗普,双方签署了 2,350 亿美元经贸大单。中美关系大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正是经贸关系的“你中有我”与“我中有你”。2017 年中美贸易总额 3. 95 万亿人民币,同比成长 15. 2%,占中国进出口总额 14. 2%,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2. 91 万亿元人民币,成长 14. 5%,自美国进口 1. 04 万亿元人民币,成长 17. 3%,对美贸易顺差 1. 87 万亿元人民币,扩大 13%。
  中美高层交往,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私谊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所言: 2017 年一年之内,习近平与特朗普三度会晤,多次通话通信,“为新时期的中美关系确定发展方向,打造对话平台,致力于在相互尊重、互利互惠基础上实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因此有学者认为: 中美“元首、政治家的个人特质在彼此外交决策和战略互动中的影响力在加大”。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间保持的密切的沟通关系对于中美关系的稳定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从特朗普当选到就任,中美双方进行了多回合协商,最终特朗普政府由偏离“一中轨道”回归到“一中政策”的正确道路上,回归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特朗普个人对于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了好的开始。2017 年 4 月 6——7 日海湖庄园会晤中,据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专访时透露,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中的根本性问题包括台湾问题以及其他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深入沟通。针对特朗普上台后首度售台武器14. 2 亿美元,习近平主席在2017 年 7 月 3 日应约与特朗普总统的通话中强调: “我们很重视总统先生重申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希望美方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涉台问题。”特朗普表示: “我愿重申,美国政府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一立场没有变化。”7 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德国汉堡会见特朗普总统时再度强调“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2017 年 11 月 9 日特朗普重申: “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2018 年 1 月 16 日在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通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出: “双方要相向而行、相互尊重、聚焦合作,以建设性方式处理敏感问题,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势头。”特朗普总统表示美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和美中合作,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2018 年 2 月 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时再度阐明了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要求美方认真对待中方关切。蒂勒森表示美方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台美经贸上的分歧不小。其实,台湾岛内市场对美开放的难度相当大,特别是在美猪进口台湾的问题上。台湾地区 70%的猪肉是自产,这与台湾地区牛肉进口占比90%不同。而美方又相当在意台湾地区开放进口美猪及商标著作权等问题,甚至认为唯有民进党当局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就双边经贸议题进行协商。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为了满足“美国优先”的国家利益需要,对台经贸政策与立场相当强硬。莫健在接受台湾《天下》杂志时表示: “我持续敦促台湾解决美国牛肉和猪肉的问题”,“我认为这对创造一个良好的贸易关系氛围很重要。”美方“驻台代表”也公开表示: 台湾在农业与知识产权议题上还有努力的空间。同时,美国的对台政策,是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而非台湾的利益。特别是蔡英文当局的对美工作,是将台湾的利益捆绑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上,台湾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民粹主义泛滥、经济问题泛政治化是处理美台经济关系时面临的大难题,蔡英文当局很难在经贸议题上“以拖待变”,或者难以借由其它方式来弥补与满足美方的要价。
  3.美台实质关系的提升在双方内部均存在一定的阻力。对美方而言,一是美国行政部门与国会的对台政策步调不一。行政部门回归“一中政策”立场,强调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支持两岸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但美国国会则是坚定支持台湾当局,推动“六项保证法制化”。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对台军售上的商业利益考量重于战略与安全考虑,将制约美台军事合作的效果。三是特朗普政府对民进党当局虽然基本信任但也存有疑虑,如蔡英文虽然答应美方要将其“国防预算”提升到GDP 总量的 3%,但实际执行却存在相当大的难度。蔡英文当局内外政策所面临的矛盾与挑战也不少,包括: 一是蔡英文当局既不希望自身成为华盛顿与北京交易的“筹码”,又要凸显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与角色,甘愿做“棋子”。二是在台海两岸之间“维持现状”目标与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间的矛盾难以解决。三是蔡英文提出“维持现状”与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目标之间的矛盾。事实上,两岸之间既没有静态的“维持现状”,即“现状”是不可能“维持”的,又面临难以维持两岸“分离现状”的实际。四是美台关系的变化与矛盾,台湾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由过去的“战略筹码”变成“具体筹码”,美国已经从台湾当局的“保护者”变成“支持者”。特朗普的智囊或许同情台湾,但不支持蔡英文当局在两岸问题上的挑衅举动,要求蔡英文当局对中美关系“不添乱”,坚持“维持现状”的承诺。美方担忧两岸之间因为缺少沟通管道而误判,不利于两岸关系稳定,甚至导致争端升级,从而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
  4.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台关系最重要的基础是美国承诺“保卫台湾的民主”。而特朗普上台迄今从未强调美国民主的优越性,更遑论如小布什总统般肯定“台湾的民主与价值”。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 TPP) 、特朗普不重视“民主”等意识形态,“这将导致蔡英文当局‘联美’的三管齐下的战略,即经济、价值观与安全,缺少两条腿”。此外,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西方不少人担忧美国对台政策出现第三次转变: 第一次是杜鲁门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介入台海,第二次是尼克松访华。未来是否有第三次战略性剧变,或者美国至少会弱化与台湾地区之间的关系? 目前虽难定论,但美国社会中“弃台论”的出现却绝非偶然。

来源时间:2018/8/13   发布时间:201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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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国际上要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作者:鲍安琪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64期

  2018年7月30日,全球化智库(CCG)与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联合举办了“中美贸易摩擦课题研究项目启动研讨会”。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与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等多位中美贸易智库专家就中美贸易摩擦展开探讨。
  会后,王辉耀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在他看来,虽然目前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但全球化依然是主流。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国家关系,并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拓展发展中国家海外市场,推进民营企业走出去。
  美欧日有可能达成零关税“贸易统一战线”
  中国新闻周刊:7月25日,美欧就加强经贸关系发表了联合声明。从眼看着就要开打,突然走向开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急转弯”?
  王辉耀:美国除了和中国有贸易摩擦之外,它同时和欧洲、墨西哥、加拿大、日本都有贸易摩擦,特朗普可能意识到他的打击面太大。在美欧发表联合声明前,日欧之间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同时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刚到中国来访问过。
  此外,欧美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比较趋于一致,相对中美,美欧间更容易达成妥协。
  欧洲也做出了让步。美国是想让欧洲零关税,但欧洲原本对于零关税不太支持,现在答应要购买更多的能源和农产品,等于是得到了欧洲的让步和妥协,特朗普也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
  实际上特朗普还是个生意人,他知道各个击破,就是跟每个国家单谈,单谈后效果更快,效率更高,他得到的利益很大。数据很说明问题,这个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达4.1%,因为美国的体量大,这就相当于中国GDP6%的增速。在国内他的支持率也创新高,在共和党内和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创新高。另外一方面,在美国国内,特朗普还面临着国会不赞成滥用加税的办法的压力。
  中国新闻周刊:这份联合声明的发布,意味着美欧在贸易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了吗?未来美欧日会不会形成 “统一战线”?
  王辉耀:现在欧洲和美国妥协,我认为日本也会和美国妥协,因为日本已经和欧洲有一个模式了,实际上日本和欧洲也在妥协,日本现在也有TPP,今年3月除美国外的11国签署了修订版的TPP,即“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因此综合这几个方面,美欧日达成一个比较广泛的零关税的“贸易统一战线”是非常有可能的。
  此外,加拿大已经和欧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了,美国也可以比照加拿大来和欧盟签订,因为已经有这样的范例。再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一起,形成贸易“统一战线”,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如果特朗普推出一个发达国家间的零关税联盟,市场就很大。毕竟发达国家占了全球百分之六七十的市场,现在美欧日加起来已经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了,如果再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加进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压力会很大。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出现的一些逆全球化的思潮,在你看来是暂时的还是一种大趋势?
  王辉耀: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任何事情都有一分为二。全球化对整个人类是有好处,但也不排除局部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或者说全球化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说贫富差距拉大,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跨国公司也在全球化中面临着一些监管上的挑战。
  目前出现的逆全球化的思潮,我认为这是暂时的现象,就像特朗普到处加税,最后还是回到零关税的贸易圈。
  我个人分析,特朗普打贸易战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他更好地赢得美国大选中期选举,因此他也有一些政治利益考虑,当然他也是个商人,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他都要。在11月份中期选举之前,我认为贸易摩擦的热度一直都会保持,这段时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
  远亲不如近邻  把周边关系做好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发达国家之间已经或将要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是刻意针对中国吗?
  王辉耀:我认为有一定针对的成分,客观上会造成这样一个效果。
  主观上特朗普对现在贸易体制不满意,他想改变WTO,因为他觉得WTO一两百个成员天天辩论,效率低下、或达不到预期效果,不如干脆把发达经济体拉出来,先成立一个发达国家俱乐部,他们之间达成各种协议就会比较快。在双边的一对一谈判中,美国的讨价还价能力还是很强。
  特朗普最终的目的是要改写游戏规则,更多的是想对等。我跟你是零关税,你跟我也要是零关税。此外,通过这种重新形成自由贸易联盟,特朗普希望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他等于是重新洗牌,要在这里面做庄家。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要如何应对这种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
  王辉耀:中国确实面临一个新的挑战,所以我认为中国在国际上也应该形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
  首先应该把周边国家的关系做好,拓展周边国家市场。远亲不如近邻,要特别重视儒家文化圈。既然已经有欧盟了,为什么不能把亚盟做起来?其实亚洲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中国也可以跟所有这些国家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特别还有印度,印度经济和中国有很大的互补。还有印尼也是两亿人口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是有巨大合作潜力的国家。
  其次,我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加入多边的圈子,比如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很多国家都邀请中国加入,中国是不是可以考虑加入?另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要加快推进。
  此外,我们要联合跨国公司,因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利益太大,在中国一年收入两三千亿美元。在技术转让或者在其他方面,有些跨国企业存在一些抱怨,但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比如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等等。这和中国企业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因此要更多地团结跨国企业,联合企业界,他们在中国赚钱最多、利益最深,也会影响特朗普政府。
  在宣传中国的立场方面,我们要在策略上做一些调整,减少外方的一些顾虑。比如不一定把所有事都挂上一个中国特色。中国是有很多特殊性,但是中国同外部世界也存在很多共性,这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来源时间:2018/8/13   发布时间:2018/8/10

旧文章ID:16803

美国智库分析中国先进武器系统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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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译/天昊、郭杨  来源:大国策智库

  2018年5月12日,简氏防务集团(Jane’s)向美国会所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先进武器系统》的研究报告。报告由该组织的高级研究员Tate Nurkin领导的五位专家共同完成。报告全文共分三大部分11章节250页,重点对当前中美战略对抗环境;中国军事现代化,特别是先进武器系统的研发列装情况;中国国防工业与科技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存在问题等内容进行深刻剖析,并据此向美政府提出多项对策建议,以便抵消中国先进武器系统研发列装对美盟构成的战略威胁。原文标题为:“China’s Advanced Weapons Systems.”
  1、战略环境
  (一)透视变化中的中国
  报告认为,中国先进武器系统的开发是在激烈复杂的地缘政治角力、军备竞赛,以及技术采购与发展竞争的背景下实施的。在地缘政治层面,这场竞争部分导致中国认为美联合其印太地区盟友(包括:日、韩、台、菲、澳、印,以及未来的东南亚伙伴国等)对华实施战略遏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2013年出版的权威著作《战略学》指出,世界正由“前所未有的单极”向21世纪新的“以多极化和共同治理为特点的国际平衡”转变,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则是平衡美国实力与影响力的关键角色。中国希望抓住全球化与信息化带来的机遇,推动本国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这种地缘政治环境给中国和印太地区带来了安全与防务方面的影响,使中国认识到战争形态及作战域已发生改变。以信息、网络、太空、新材料技术等新兴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威慑力量,正在给作战机理、作战方式及作战地域带来革命性变化。因此,技术发展对于保持威慑力至关重要。这预示着要发展以非对称威慑力为代表的新型威慑能力。
  在此背景下,美国在地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正在被削弱。这部分缘于美国的技术优势不再可靠,盟国与伙伴国开始认为美国的地区政策缺乏延续性。而中国在印太地区为寻求自身利益而主动采取的“侵略性”行为影响着美国的优势,在对地区行为体施加压力的同时,进一步要求美国明确立场、制定清晰的地区愿景及地区援助计划。
  ▲中国东风41洲际导弹,射程1400公里,可以搭载10枚核弹头,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拦得住它的防御系统。
  (二)解读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报告指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正经历着三大变革:一是更加重视制海权,以支持其反介入/区域拒止目标,这项变革显然最为迫切;二是开始注重力量投送能力建设;三是日益加大对人工智能平台和系统的开发力度,以便充分利用新兴技术来改变未来冲突的样式、提升军事能力。这些变革给中国提供了机遇,将使其与美在军事领域的竞争性质与方式超出传统武器平台与系统范畴,为中国未来在军事能力方面领先美国提供了途径。中国的先进武器系统不仅为上述三大变革提供支撑,而且还加强了其在关键军事竞争领域的地位,如水下作战域、太空、电磁频谱,以及导弹与导弹防御等方面,将给美国带来深刻影响(详见下表)。

表一:中国先进武器系统及对美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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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与科技成就
  (一)中国不断发展的国防工业与科技基础
  报告评估认为,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由国有企业控制,处于亚太地区最先进的水平。中国传统国防工业近年来在能力和数量上所取得的进展,强化了其与美国围绕先进武器平台与系统部署而开展竞争时“缩短差距”的能力。目前,美国仍然在整体上保持领先优势,但中国发展和优化针对美盟弱点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技术(包括:反太空系统,可支援信息、网络、电子战的无人系统,反舰弹道导弹等先进武器系统),已对美国的军事优势构成威胁,且未能引起美国的足够重视。从更广义的角度看,中国国防工业与科研界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包括深海勘探、量子计算与加密、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机器人与高超音速等,这些成就可圈可点,可直接应用于先进武器系统项目。
  (二)中国成功的创新模式
  报告指出,中国在上述领域取得成功得益于多重因素:一是对弱点(和机遇)的感知。成功的创新模式通常源自对纠正战略弱点的紧迫感。例如,中国研究量子计算与加密是受斯诺登泄密事件的刺激,该事件揭露了美国监听通话的情况。中国的机动性再入飞行器项目可以被视为对来自美国航母打击大队的战略挑战的反应,成功的创新还会受到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认知的激励,从而引导技术与能力的竞争朝中国预有准备的方向发展。二是上层指导。以宏大的改革计划或倡议为代表的“自上而下”式的政策指导,是中国创新成功的另一组成要素,特别是在跨行业合作及设定优先研究项目过程时,比如“中国制造2025”及“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计划”等。三是上层投资。上层指导带来上层投资。尽管这些资金未必总能得到充分利用,但大量的政府资金投入被视为近期中国量子加密获得成功及在多个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影响力不断提升的重要赋能器。四是引进国外技术与人才。中国国防工业与科技界通过以下多种方式来获取国外技术:收购西方公司;与西方,尤其在硅谷的学术机构与应用研究中心建立伙伴关系;与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包括美航空巨头及高技术公司)合资;直接或间接投资那些对传感器、人工智能应用、大数据分析、高端制造等技术感兴趣的西方公司。此外,针对在美国学术机构学习、任教或在美国高科技领域工作的学者,中国政府还加大了招募力度,以推动优先领域的创新。
  (三)中国开展技术创新所面临的挑战
  报告认为,结构性和内生性挑战限制了中国开展更全面、更持久的体系创新:一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体系和研究文化仍处于发展成熟阶段,限制了本土培养的专家在工程领域开展科研,系统内的科研腐败、字术抄袭体现了快速扩大的大学与应用科研界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结果导致合理的创新和成果与机构腐败并存。即使有部分机构能够开展世界级的创新活动,整个创新体系的效能也将大打折扣。二是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被自身分裂、冗余的结构所拖累,阻碍了创新所需的竞争与合作,为开展创新与研发,特别是加强国有企业间的合作,中国通过改革引入更多市场机制,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3、中国先进武器系统概况
  (一)中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扭转军事科技竞争局面的机遇
  报告指出,中国越发认识到运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不仅对国家经济弹性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国家安全和赶超美国先进军事能力也同样重要。人工智能是发展“改变游戏规则”的军事能力的强大催化剂。主要体现在:一是能够大幅提高情报人员与作战人员理解所处的战略与战役环境的能力,在复杂而瞬息万变的环境中辨明作战样式、所面临的威胁,识别和跟踪敌人。二是可减轻作战人员的负担,尤其是飞行员和车辆驾驶人员,把他们从海量的C4ISR信息解读任务中解放出来,转而专注平台飞行/驾驶任务、指挥其他资产等更加重要的任务。三是引入新的平台和系统,能够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作战环境。无人机蜂群技术、自主(或半自主)弹药及认知电子战系统甚至给技术上最先进的军队也带来新的挑战。四是投资量子计算与加密、高端制造与材料、机器人与云计算,增强了中国的军事能力,也提升了中国工业部门设计制造更加先进系统的熟练程度。
  (二)全速前进
  报告认为,中国所有的先进武器系统都在“全速”向前发展,且“重点针对美军的弱点”,而且,这些武器系统都是为了确保中国军事能力的发展,以便紧跟2013年版《战略学》所提出的不断变化的战争与冲突的特征,即体系对抗是对抗的基本形式;中远程精确打击是作战的决定性手段;网络化军事信息系统是力量倍增器;信火结合是作战的主要方式;作战域由三维扩大到五维;时间是现代战争的关键组成部分;无人、隐身、无声战争初露端倪。尽管从长远看,这些武器系统都是中国需要优先发展的项目,但反太空武器、无人系统、机动性再入飞行器、定向能及电磁轨道炮则是中国近期要进一步研发的领域。
  (三)游戏的改变者与均平器
  报告指出,中国先进武器系统的有效研发与部署成为“战争游戏的改变者和均平器”。这些武器能够颠覆美国的优势,或至少影响关键领域竞争的均势,对印太地区安全产生影响。然而,发展这些武器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作战层面。中国先进武器系统项目的成功实施还进一步削弱了相关国家对美盟保持对华军事技术优势的信心,从而带来以下负面影响:一是弱化了联盟的作用,致使地区伙伴和潜在伙伴不再依靠美国,转而深化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二是在美国不再扮演地区冲突的有效制约因素的情况下,地区盟国在面对中国或其他地区行为体时,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采取更富进攻性的行为;三是更多地区行为体,特别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转而与中国开展军售合作,从而深化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总体战略关系。
  (四)各先进武器系统项目相互支援产生放大效应
  报告认为,中国先进武器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将放大其战略与战役效果,并对美国的军事优势构成更加明显的挑战。例如,同步发展人工智能应用武器、反太空武器、高超音速飞行器、网络能力将给美国在太空和导弹防御等相关领域的作战能力带来挑战,而这些能力是美国军事优势的核心。
  (五)先进武器系统发展的优先顺序
  报告分析称,对于反太空武器、无人系统、机动再入飞行器、定向能与电磁轨道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中国目前最优先发展的是反太空武器项目,因为天基资产是美国察打体系的核心。未来十年,中国发展反太空武器的深度与广度将削弱美国太空架构的效能,减少或阻止美国使用这些重要的太空资产。到2020年代后半段,随着自主或半自主武器系统在未来战争中变得更加普及、更加急需,自主无人航行器或将取代反太空系统成为中国最优先发展的项目。
  4、对策建议
  报告认为,中国先进武器系统的存在与持续发展将在很多领域改变军备竞赛的样式,对美国保持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构成日益严峻的挑战,而且鉴于有些系统已经发展成熟,留给美国采取反制措施的窗口期已经很小。为此,美国应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一是强化竞争姿态,具体包括:与印太盟友合作,特别是重启“四方对话”机制,以优先应对中国的国防工业研发;秘密与西方防务公司接触,制定挫败中国国防研发项目的战略;利用出口管制、签证等政策工具,延缓或阻止美国敏感知识财产和技术向中国扩散;在政府、科研部门及公司内部任命高官,监控中美之间的竞争动态。
  二是发展新的作战能力和作战概念,具体包括:重点在影响战略稳定的先进武器系统领域与中国开展竞争(即在高超音速武器系统方面);更加致力于保持对空中与太空作战域的掌控;深化对可能改变战争规则的先进武器系统或体系的理解,并制定抵消计划。
  三是加强情报搜集,并制定竞争性反制战略,具体包括:全面获取中国发展先进武器系统的意图与能力的情报,并在对华开展净评估及美国防部《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中增加一个独立章节,专门介绍中国那些对地区稳定和力量平衡产生影响的武器系统。

来源时间:2018/8/13   发布时间:201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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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亚非:中美从合作对手到对手的合作

作者:何亚非  来源:中美聚焦

  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中美两国关系近来持续恶化,凸现两国作为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战略取向和利益之不同。一个希望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中国被美国视为“必定会挑战美国全球利益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政策从合作与遏制两手交替使用,转为以遏制与打压为主,合作意愿直线下降。西方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将“从合作的对手”向“对手的合作”转变,而且他们对于中美在相互定位发生重大变化后能否继续合作,即进行“对手的合作”,持十分怀疑的态度。
  那么,究竟如何正确看待正在经历历史性变化的中美关系呢?两国关系的前途又会如何,是否就此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而进入全面对抗阶段呢?面对这么沉重的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深入、冷静的思考,保持战略定力,冷静应对,从最好处努力,做好最坏的准备,不被“左右”任何一方所“忽悠”,尽力避免两国关系陷入螺旋式下降的“旋涡”而难以自拔。
  合作的对手:中美是“事实上的合作伙伴”
  先看看中美“合作的对手”这40年路程是怎么走过来的。
  20世纪后半期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长达数十年的美苏冷战结束,美国进入“独步天下”的“美国时刻”,虽然只持续了短短20年时间(1990-2009);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义无反顾地投身全球化,并在现有国际体系内迅速发展成长。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希望从中国市场获取最大利益的“美国第一”派,与希望在全球推广美式自由民主思想的“国际主义”派,在对华政策上合二为一,走到了一起,形成持续了40年、“合作和防范”两手交替的对华战略。美国的精英们孜孜以求,希望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中国引入市场机制和资本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引导中国的政治制度向美国设计的方向发展,以图把中国塑造成“另一个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且能从中获取巨大政治和经济红利。
  中美建交近40年,经历了跌宕起伏,有很多困难和矛盾,但始终是合作与斗争共存,以合作为主。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走符合国情和世情的和平发展道路,在全球化的大风大浪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同时,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国关系主要基于中美关系基本保持稳定,美国、日本和西方国家总体欢迎中国发展。
  不管美国出于什么战略考虑,其结果是中国在相对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通过改革开放、融入全球生产链,使中国经济上了好几个台阶,总量达世界第二。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中国面貌发生了彻底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中国与全球性强国尚有不少距离,但全球性大国的地位已经难以动摇。这是客观的分析,不是盲目自大。
  说改革开放这40年中国与美国是“合作的对手”,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当然这里涉及对“对手”的定义,因为“对手”是个相对中性的标签。也许把这个历史阶段的中美关系描述为“事实上的合作伙伴”可能更为恰当。
  2009年底,奥巴马访华时发表两国联合声明,在反复磋商基础上,声明强调中美将努力建设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虽然主要着眼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但声明所表述的两国关系愿景是正面、积极的。奥巴马回国后因此遭到新保守主义者的抨击。
  我们客观回顾中美40年的历程,尽管两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战略取向和利益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但并没有妨碍两国在各方面包括战略层面进行广泛合作,而且经济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中美40年“合作的对手”关系是双向的,给中美两国都带来巨大红利。中国发展需要美国的合作,需要进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市场;美国则一直看重中国市场的巨大现实和潜在利益,这是客观事实。
  1979年中美建交时双方有共同的战略需求,1989/1990年这一共同战略目标因冷战结束而消退,经济合作“双赢”便成为两国继续合作的重要基石。这个阶段中美是经济合作的对手,由于在全球价值链所处位置不同,经济优势不同,经济的竞争面并不突出,互利互补和合作双赢是主流和常态。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矛盾不是不存在,而是不占两国关系的主流,双方都很务实、客观。
  当然,美国40年来之所以着眼于中美合作有其深刻的战略考虑。这一对华合作与防范并存的战略经历八届美国总统,虽因国际局势和两国关系的变化会有所侧重、有波动起伏,也有复杂尖锐的斗争乃至冲突,几乎每届总统任期内都会有双方“走边缘”的大大小小的危机,但中美“合作的对手”关系总体得以维持,一直到近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崛起与美国战略焦虑加剧
  那么为什么这两年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了呢?这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演变,以及美国对世界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有着紧密的关联。
  美国在冷战后雄心勃勃的想改造世界,在遭遇2001年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后,不得不对美国的战略威胁顺序做出重大调整,防范大国崛起被“全球反恐”所替代,位置明显后移。于是,美国在21世纪头十年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出现了重大战略失误,2007/2008年又遭受发端自资本主义核心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经济危机的冲击,软硬实力均遭重创。与此同时,美国目睹中国在全球化大潮中乘势而起,发展迅速,使美国的“战略焦虑”加剧,防堵新兴大国崛起的冲动再次强烈起来。
  美国朝野开始反思美国对外战略过度扩张导致“人财两空”的恶果,以及对华战略和政策的严重方向性“错误”。这次反思堪比新中国成立时美国战略和外交界关于“谁失去了中国”的大辩论,它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深刻、都要彻底,两党及社会各阶层都卷入其中。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犯了战略错误,需要调整对外战略重心,从欧洲和中东两大板块收缩,转而对付既有能力又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新兴大国,特别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中国。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各项国家安全(国防)战略报告,都正式把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这恐怕就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美国某个总统或者部分“鹰派”人士的看法了,而是美国朝野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战略判断,这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既然中美互为“对手”已经明确,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就更加引人注目,加上特朗普本人强烈的不确定性,许多人深表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两国有可能从贸易战开始一路对抗走下去,就此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吗?这种可能性自然不能排除,而且不加管控,可能性还不小。恰如远处朦胧可见的“灰犀牛”,乍一看没什么可怕的,不就是一头莽撞的“灰犀牛”嘛。这边是醒了的狮子,睁着眼睛看着呢,倒头来无非生死一搏。
  其实这种情景的描述并非历史之必然,在全球化利益共同体内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增强、中美又是核武器国家的事实面前,灰犀牛也好,狮子也罢,都不能代表未来,不能过早下这样那样的结论。中美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全面冲突是可以也应该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更是可以跨越或者填平的,关键是要清醒地认识自己和对手,认识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真正负起大国的责任。
  中美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是否可以继续合作
  这就提出了中美作为“对手”,而且依照美方说法是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是否可以继续合作,以及如何进行合作的历史性课题。答案是:对手可以合作,而且在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合作空间依然很大。中美合作双赢、对抗双输,这条原则不会因为美国把中国定位为对手而改变。说到底,对手并非敌人,只是作为台面上的对手,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和打压会占主流,如果处置不当,从对手滑向敌人的可能性会增大。
  既然中美作为对手可以合作这个结论站得住脚,我们不能乐观,也不必悲观,或者悲天悯人,从此对中美关系丧失信心。现在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在两国战略态势和判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美合作的意愿、空间、领域都会跟着变化。这种形势下,中美该如何合作,或者说如何既斗争又合作?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分析和思考。
  首先是安全领域。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武器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根据《核不扩散条约》对防止核武器和核技术的扩散也负有重要责任。中美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伊朗核问题(虽然特朗普放弃了伊朗核协议)、朝鲜半岛核问题上都进行了有效的合作。这些合作可以也应该继续下去。
  不管美国出于什么地缘政治考虑,中美在安全领域进行对抗或进入“冷战”于两国、于世界都是灾难。如今,美国一心强化其军事同盟,在亚太对中国保持强大军事压力,这不是“对手的合作”,而是“对手的对抗”,是没有出路的。第一,中国是陆地和海洋大国,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和军事实力来应对;第二,现在美国号令天下的指挥棒也失灵了,不可能再组织起像冷战时期那样的军事对立的阵营。
  中国提出的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原则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应该是安全领域中美合作的正确方向。也许眼下中美两种安全思路还分不出高低,但是集体安全毕竟是各国的共同愿望,美国不要期望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绝对安全,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美在安全领域需要加强务实沟通,达成一些基本共识,建立可能合作的框架,明确不能突破的底线(譬如台湾问题),确定合作的具体领域。至少需要保持克制和清醒,管控可能发生的冲突和擦枪走火,更不能被任何第三方拖入军事冲突。
  其次,世界经济需要保持稳定、持续的增长;以国际普遍接受的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需要各国尤其是中美等贸易大国共同维护;国际社会亟需防控金融风险累积,防止再次爆发金融危机;各种全球性挑战这些年接踵而来,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传染病跨境蔓延等等,没有国家可以置身度外,需各国合作应对。
  已经成功运营了数十年的全球经济金融秩序对中美两国都有利,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也需要中美保持合作,甚至引领各国的合作。即使只从美国利益考虑,中美合作也是必要和必须的。
  如果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以贸易战等保护主义措施来损害别国利益和国际规则,其结果一定是世界经济的整体倒退,不会有赢家。又如果在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时想排除中国,就像奥巴马时期美国推进TPP那样,或者像特朗普现在做的,彻底推翻中美双边协议和习惯做法,以求“美国第一”和利益最大化,这些都是不可取,也是做不到的。
  中美作为第一、第二大经济体,有责任和义务来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维护国际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营,阻止保护主义的泛滥。因此,中美贸易战不可取,双方应该回到谈判解决的轨道。当然现在美国依然我行我素,执意为之,甚至不断加码升级,压中国“投降”。下一步究竟怎么走,牌在美国手中。中国是不会、也不可能“投降”的,中国人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中国现在能做的还是沉着冷静,不挑起贸易冲突,也不怕贸易冲突和贸易战,“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中国不搞阴谋诡计,我们将与其他希望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和全球自由贸易的国家加强磋商与合作,增强正能量和各国的信心。
  再则,第三次工业革命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席卷世界各国,推动时代的前进步伐。抓住技术进步的重大历史机遇,寻找推动世界经济再次腾飞的重大科技创新,是中美和其他国家的共同努力方向。美国是科技巨头,在许多科技领域领先世界,中国在核心技术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但是全球化发展使得科技进步也具有世界性,单靠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是带不动世界经济发展的。
  这方面,中国多年来下大力气投入基础科技研发,在人力资源特别是工程师人数上也是有优势的,而且在个别领域中国甚至可以说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等存有严重偏见,想通过制约中国的科技进步来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思维不属于全球化时代。中美可以、同时有条件在高科技领域进行适度合作,无非是要选择好双方互利共赢的领域。美国担心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其实被夸大和政治化了。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制造业大国,深知知识产权保护对自身和世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已经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建设和实际执行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且将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如果美国想在高科技领域压制中国的发展,那也就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不可能持久。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步伐不可阻挡,中国也不可能在孤立的环境里发展,而且中国完全有能力和毅力来发展和掌握那些中国制造必需的核心技术,这只是一个时间和投入的问题。
  因此,中美高科技领域合作看似不容易,其实空间和可能性是存在的。譬如,中国目前每年进口芯片的金额甚至超过石油的进口额。其中美国的芯片就占了很大比例。中美在高科技方面适度进行合作,对于减少美方大叫大喊的“贸易逆差”会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最后可能也最难的,是中美意识形态和文明的包容与合作。美国立国以来就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山上的灯塔和堡垒,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即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奉若神明,总是站在道义制高点来俯视世界、批评别人。这种以文明冲突为基本理念的思想一直在指导美国的对外战略,无论是亨廷顿还是米尔斯海默,无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还是国际主义,都没有摆脱文明冲突以及意识形态对立的巢臼,因而始终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发展模式视为“异类”,欲除之而后快。用句中国的老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在这方面,要美国放弃其惯性思维和偏见,对其他文明及其意识形态采取包容的态度,在政治制度上进行和平的竞争,恐怕有较大的难度。当然,这只能由历史来做最后的裁判。美国在冷战结束时曾经断言,各国政治制度竞争的“历史已经终结”。然而,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证明了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和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始终是历史的大趋势。世界是多姿多彩、丰富多元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把世界变成自己的后花园,只种一色花。中美需要做的是相互尊重和互相包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好坏只能由本国人民来判断,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穿了才知道。
  中国不会输出意识形态,不会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中国即使强大了也不会称霸。这些都是历代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的庄严承诺。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设“一带一路”,就是希望通过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通过扩大贸易和人民之间的交往,促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以达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为世界和地区持久和平营造良好的氛围和扎实的基础。中国愿意多出点力,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发展的红利。中美在这方面可以进行多种合作,“中美+”的合作模式不仅对两国有利,显然对第三方也是非常有利的。
  总之,中美从“合作的对手”顺利过渡到“对手的合作”困难不少,阻力也大,但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也是两国务实可行的历史选择。

来源时间:2018/8/13   发布时间:20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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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文:特朗普的贸易平衡大棒应该打烊了

作者:何伟文  来源:环球网

  据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2018年上半年美国全球商品贸易逆差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为4040.3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3775.37亿美元扩大264.98亿美元。加上2017年全年扩大593.78亿美元,过去18个月来美国贸易逆差累计增加了858.76亿美元。至此,特朗普进入白宫前一再承诺、进入白宫以来一再奋斗的削减逆差努力迄今完全失败。
  逆差不仅没有削减,反而把奥巴马任期八年减少的794.05亿美元贸易逆差全部抹平。假定下半年逆差不再扩大,全年贸易逆差将达到8226.7亿美元,超过奥巴马上任前2008年的8161.99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逆差扩大是经济强劲、进口增长加快的必然结果
  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加快,二季度GDP增长率达到4.1%的近年来最高水平。工业生产增长加快。二季度全部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0%。从而带动进口增长加快。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上半年商品进口额12339.06亿美元(未经调整季节因素),同比增长8.8%。比2017年上半年同比增速7.1%高出个1.7百分点。其中生产增长特别快的部门有能源(二季度增长16.4%)、部分高技术行业(10.2%)、计算机及外设(一二季度分别增长16.4%和8.2%)、半导体及元器件(15.3%)。与此相应,进口增长较快的有化工(增长16.2%)、机械(13.9%)、油气(12.0%)、初级金属(12.0%)、电气设备及电器(8.4%)和计算机及电子(7.3%)。生产增长缓慢甚或下降的部门,进口增长也慢。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一季度同比猛增14.9%,二季度则剧降9.1%。反映在进口上,上半年运输设备进口只微增2.9%。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逆差扩大或缩小的轨迹显示,它们与工业生产即经济好坏直接相关。1992-2000年业生产增长十分迅猛,八年累计增长52.8%,年均增长5.4%。同期贸易逆差也大幅增加。1990-2000年贸易逆差从1110.37亿美元增至4524.14亿美元,翻了两番。2008-2009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工业生产累计下降了17.9%,贸易逆差也从8161.99亿美元剧减到5035.82亿美元,净减3126.17亿美元,或38.3%。
  因此,要想逆差减下来,美国需要出现经济衰退。鉴于目前美国经济增长势头仍然较强,贸易战的影响要逐渐显现出来,下半年美国贸易逆差总趋势很可能继续扩大。
  逆差扩大无关“不公平贸易”
  特朗普政府把美国贸易逆差简单地归咎于对美主要贸易顺差国或地区中国、欧盟、日本、墨西哥等的“不公平贸易”,把美国全球贸易巨额逆差归咎于全球贸易中“美国吃亏”,因此拼命挥舞关税大棒,企图把对一个个顺差国的美方逆差减下来。这完全是荒谬的逻辑。
  根据这个逻辑,既然美方逆差表明吃亏,美方顺差就是占了便宜。2018年上半年,美国对全球原油及天然气贸易有487.52亿美元逆差,但对中国有54.30亿美元顺差。因此全球对美国“不公平”,但美国对中国“不公平”。同期,美国农产品对全球贸易有143.73亿美元顺差,因此美国对全球不公平,而且这个不公平还在扩大(顺差同比扩大9.89亿美元)。运输设备方面,美国有515.12亿美元逆差,但对中国有22.54亿美元顺差。因此世界对美国“不公平”,美国对中国“不公平”。把运输设备细分,美国全球贸易中,整车和汽车零部件分别有672.54亿美元和316.46亿美元逆差,但车身有55.12亿美元顺差。因此汽车和零部件贸易中,整车及零部件是世界对美国“不公平”,车身则是美国对世界“不公平”。航空器及零部件,美国则有424.26亿美元顺差,因此是美国对世界“不公平”。
  按照有逆差表明不公平,需要用加征关税来阻止,则世界应该对美国航空器和农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应对世界原油及天然气加征关税,但中国应在此领域对美国加征关税。在汽车及零部件方面,美国对世界应加征关税,但其中的车身,世界应对美国加税。中国则应在所有这几方面对美国加税。试问,世界上有这样奇怪的“公平贸易”吗?
  逆差是否扩大,无关“公平贸易”。其根本原因在于,进出口是商品与货币的跨国交换。出口方交付商品,进口方支付货币。二者是等值的。按照美国官方统计,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5056亿美元商品。即中国获得了5056亿美元货币,美国则获得5056亿美元商品。因为货币仅仅是商品的价值符号,商品的价值和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是相等的,因此二者是公平的。例如我到商店买了一部手机,花费6000元。对商店而言,我有6000元逆差,但我获得了价值6000元的手机,二者等值。美国对我出口1300亿美元商品,中国获得了1300亿美元商品,美国则获得了1300亿美元货币。二者仍然等值。交易是否公平,看交易条件,是否卖得太贵(对买方不公平),抑或卖得太便宜(对卖方不公平),而不是看双方买卖额之差(贸易平衡)。
  贸易平衡对于没有硬通货的国家来说是重要的,但对美元是世界货币的美国而言并无关系。
  因此,炒作贸易逆差问题,实在毫无经济学可言。
  逆差扩大并未造成就业下降
  上半年美国虽然贸易逆差扩大,但无论制造业就业总数,还是逆差扩大较多的产品大类,就业都不降反增。如前所述,上半年美国贸易逆差折年率接近历史最高点,但失业率却降到3.8%;为20年来低点。
  据美国劳工部统计,2018年7月,物质生产部门就业总数为2072.8万,比2017年7月的2004.0万增加68.8万,或3.4%。其中制造业就业1275.1万,增加32.7万,或2.7%。
  逆差扩大得较多的大类中,化工逆差扩大115.06亿美元,计算机及电子逆差扩大83.24亿美元,机械逆差扩大56.38亿美元,汽车及零部件逆差扩大14.96亿美元。2018年7月与去年同期比较,化工就业增加7900人,计算机及电子、机械和汽车及零部件就业分别增加2.99万、4.44万和4.08万。特朗普政府虽然实施了钢铝税,但上半年钢铁贸易逆差仍然从去年同期的92.31亿美元扩大到108.22亿美元,扩大15.91亿美元。不过就业并没有因此减少,相反7月份同比增加了5200人。可见,钢铝税是多余的。
  稍微前推一点,也可看出相同结果。
  2017年全年贸易逆差增加594.78亿美元,2018年3月制造业就业人数则同比增加23.2万,达到1263万。在逆差最大的六大类产品计算机及电子、运输设备、油气、服装、电气设备与电器、及机械中,除服装贸易逆差略降3.35亿美元外,其他五大类逆差都是增加的,分别增加218.24亿、90.88亿、121.28亿、66.36亿和84.17亿美元。有趣的是,除了服装外,这五大类就业都是增加的,分别增加2.2万、1.85万、0.52万、1.57万和3.78万。恰好服装部门就业减少了6200人。因此,事实证明的恰好与特朗普的声称相反,就业减少与逆差增加并无相关,倒是与逆差减少呈现正相关。
  有趣的是,贸易顺差增加也可会反而带来就业下降。航空航天部门是美国贸易顺差大户。2012年至2017年,美国该行业出口从1183.3亿美元增至1431.6亿美元,增长21.0%。同期进口从479.9亿美元增至583.6亿美元,同步增长21.6%。贸易顺差则从703.4亿美元增至848.0亿美元,净增144.6亿美元;增长20.1%。但同期就业人数则从49.86万减少到48.46万,净减1.4万人,即2.8%。其中一线非管理人员就业数减少了2.75万,从29.05万减少到26.3万,减少9.5%! 很明显,就业减少的原因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贸易。
  总之,事实再次证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对美国而言,在经济、贸易和就业上不构成问题。特朗普政府没有必要再以贸易平衡为目标了,因为客观经济规律不是政治家能够改变的。特朗普政府以此为口实,任意单边加征关税,严重阻隔世界正常的产业分工和贸易流动,完全是违反客观规律的、错误的政策。事实将再次证明,它除了给世界经济、最终也给美国经济带来破坏性影响外,不会有第二个结果。

来源时间:2018/8/13   发布时间:20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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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印太战略直指中国,中国究竟如何应对?

作者:王鹏  来源:《多维月刊》2018年7月号

  编者按:美国政府在今年年初正式将"印太"从官方话语提升为国家战略。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真实意图在于整合中国周边的战略力量,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遏制中国崛起,从而实现美国霸权护持。中国如何应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王鹏在《“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本质与中国之应对》一文中透彻地剖析了印太战略的实质和内在逻辑,并提出在话语、内线、外线和周边四个层面的应对措施。长达2万多字的学术版发表于《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第4——52页。本文是其精华版,首发《多维月刊》2018年7月号。

  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美国政府分别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正式将"印太"从官方话语提升为国家战略,并在国家总体安全与国防安全层面确立了相应政策。2018年5月30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 PACOM)正式更名为印太司令部(Indo- Pacific Command)。对此,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印太"战略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标志性战略,并将在其执政期间为美国政府所持续推行。
  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行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或许美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在太总更名仪式上的公开表述最能说明问题–"(美国成立印太司令部就是因为)在印太地区有很多’带’和很多’路’"(many ‘belts’ and many ‘roads’)。
  "印太"战略是什么?
  在长达68页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印太"一共被11次提起。报告认为:印太地区正在发生"自由世界秩序"与"压迫性世界秩序"(repressive)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和俄罗斯谋求塑造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尤其是中国正寻求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扩大其"国家驱动型经济"模式的范围,并重塑地区秩序。中国的行为已经"威胁"到印太地区诸国的主权,因此整个地区的国家都呼吁美国继续领导集体反应,以维护尊重主权和独立的地区秩序。对此,报告建议美国:调动意愿和能力来竞争以防止印太等地区出现不利的变化;对盟国和合作伙伴做出强有力的承诺,以保持良好的权力平衡需要美国并放大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具体地,报告建议美国建立、扩大、深化已有的和新的联盟与伙伴关系,分享尊重主权、公平、互惠贸易以及法治的理念,同时根据国际法加强其对海洋自由及和平解决领土和海洋争端的承诺。
  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相呼应,在《国防战略报告》摘要中"印太"共出现7次,强调中国正在通过"举国体制下的长期战略"重塑印太地区国际秩序,并以此取代美国的地区霸权,从而最终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为阻止中国的上述"图谋",摘要建议美国在印太、欧洲、中东以及西半球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均势;尤其是前三个战区,美国必须凭借"以实力谋和平"的手段吓阻"侵略"。该报告也同样强调,美国在印太地区必须拓展盟友和伙伴网络,尤其要与该地区的关键国家(key countries)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安全关系来确保自由与开放的国际体系。
  总之,"印太"战略的目标是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综合使用政治(强调民主价值观)、外交(加强双边同盟、离间中国与他国关系等)、军事(联合军演、加强军售)、经济(排他性的经贸制度安排)等手段,整合中国周边的战略力量,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遏制中国崛起,从而实现美国霸权护持。在"印太"地缘理念所涵盖的国家中,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为核心四国,即所谓的"四方民主联盟"。
  "印太"战略的出台背景与内在逻辑是什么?
  如果将"印太"战略放在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与国内"双重博弈"的框架下考量,我们就不难发现,它很可能是该政府所面对的一系列两难困境的折中产物。
  第一是"全球战略收缩"的困境。按照特朗普所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总目标和"美国优先"总原则,客观上美国的确需要采取一种类似中国"韬光养晦"的大战略,以实现全球战略收缩,从而集中资源充实国内发展,重新打造美国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然而美国在全球层面所面临的不断上升的威胁与挑战又使得特朗普政府无法实现战略收缩,加之国内(军工)利益集团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反而进一步提高军费,强化全球领导权/霸权的护持力度。
  第二是"遏制中国挑战"的困境。中国加速崛起导致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同时对中国政治模式、发展道路及其国际影响的未来预期日渐清晰,这些都使美国产生愈加强烈的打压、围堵中国的动机与决心。然而中国既有的实力与体量、核大国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巨大风险、中美在安全与经贸领域的密切联系等因素,使美国既无法对华实施预防性军事打击,也无法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采取经典意义上的"遏制"政策,而只能在制衡、规训中国的同时,保持在安全与经贸领域的接触与合作,故采取"对冲"战略。
  第三是"集中资源应对中国挑战"的困境。在总体实力有限的给定前提下,为集中力量应对中国挑战,奥巴马时代的美国采取了缓和中东(如与伊朗签署框架协定)、东欧战线(但因克里米亚事件而失败,美俄重回对抗)的做法以集中资源实现"亚太再平衡"。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出于国家利益考量以及国内游说集团的影响,美国大力强化与以色列的同盟关系,并绑定共同战略目标,废除《伊核协议》,同时又因"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事件而激怒阿拉伯盟友。在叙利亚,俄罗斯已占据优势。在大中东,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有建成"什叶派新月区"的趋势。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将美国力量"锚定"在中东地区。同时,美俄缓和失败导致对抗加剧的趋势也使其无法从东欧战略方向撤离。因此,美国迫切需要寻找帮手和盟友,以分担制衡中国的战略压力。
  第四是"通过援助盟国以拉拢其共同制衡中国"的困境。冷战时期,美苏竞相资助同盟国打"代理人战争"。奥巴马时期,美国通过让利的形式试图组建TPP等区域性合作组织定向排斥中国,这就要求美国对盟国支付报偿、提供好处,以换取其战略上的支持,而这与特朗普"美国优先"原则、试图与所有经贸伙伴重定更加"公平"、"对等"协定的做法背道而驰。面对"既要继续做盟主,又不想提供好处"的两难,美国只能靠"楔子"战略,即通过挑拨、恶化中国与其他(印太)国家的关系,使这些国家自己内生出加强制衡、围堵中国的战略需求,从而在代替美国对抗中国、减轻美国战略负担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美安全保障与经济支持的依赖性,从而强化美国的地区和全球领导力。
  美国选择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为实践"印太"战略的主要合作伙伴,却忽略其他重要地区组织(如东盟等)与国家,可能有其对美国支付能力的考量。美国既然不打算以传统的、提供大规模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手段拉拢盟友对抗中国,而是以"楔子"战略激发当事国对中国是敌意与对美国的依赖,同时还希望从中获取经济利益,那么从特朗普"商人总统"交易风格出发,就需要选择印、日、澳等具备较强支付能力的国家为战略伙伴,如此方能以军售而非无偿援助的方式既达到战略目标,又换取经济收益。
  "印太"战略出台半年来,其他大国作何反应?
  "印太"成为美国官方话语与战略,时间仅有半年,因此人们很难对其效用进行精确的评估。但从最近中印、中日等重要双边关系的戏剧性转圜似乎仍可窥见端倪,或有助于深刻认知"印太"战略的内在矛盾与张力。
  自洞朗事件到2018年春节前夕,中印关系尚未转圜。在这一期间,印度总理莫迪访问藏南、马尔代夫政局动荡、印度批评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等,使两国关系继续保持低位运行。但3月后印度开始调整对华方针,顺此趋势,中印缓和的高潮发生在4月27日和28日印度总理莫迪访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同意应构建中印间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扩大利益交融,妥善管控分歧,实现共同发展。在6月的香格里拉峰会上,印度的表现相对也比较平和。总之,半年来,印度并未执行如美国"印太"战略所设想、期望的强烈反华政策。
  类似地,中日两国首脑间的高层互访在中断八年后,在本应因"印太"而更陷低谷的时候,却"意外"实现戏剧性转圜。继王毅外长访日、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通话后,李克强总理于5月正式访日,参加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发表《联合宣言》。
  中国几乎在同一时段与印度、日本这两个不久前还存有激烈对抗且最为美国"印太"战略所寄予厚望的周边大国实现"戏剧性"外交转圜,似乎难以用"偶然"来解释。而在转圜中,"印太"战略是否会起到某种非预期(unanticipated)的催化作用呢?
  首先,在美国"印太"战略初次提出时,印度、日本等国持明显正面态度,毕竟这一概念很早就已进入其学术和政策话语体系。然而,在此后的战略互动中,日、印作为美国的同盟国和战略伙伴,不仅并未因参与"印太"战略而得到美国的切实援助,甚至在经贸协定、军费分摊、开放市场等一系列对美双边互动中,"无差别"地遭到美国打压。
  其次,特朗普以"不确定性"作为商业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手腕,在提升对手预判其行为难度的同时也推高了交易成本,更损害了美国的"国际战略信用"(international strategic credibility),使对手和盟友都对其威胁或承诺的可信性产生质疑。
  相比之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周边方略更为稳健与透明,且谋求双方互利共赢。无论是参与"一带一路",还是加入亚投行,参与国都能在与中国的互动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中国讲求诚信的外交原则也提升了本国的战略信誉,故在与特朗普模式下"印太"战略的国际比较中,中国表现出更强的吸引力。此外,半岛问题的意外转圜等重大事件可能也起到了敦促日本转向,以免被地区安全事务疏离的作用。
  中国如何应对?
  综上所述,"印太"战略不妨被理解为"对冲"与"楔子"两种战略的混合体。前者指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国内给定条件下,在经济与安全领域同时对华"双面下注"–既接触又防堵。籍此,美或可在避免直接战争的同时,以加强联盟等手段制衡中国;在保持对华贸易的同时,又以贸易战、技术争端等方式阻遏中国产业升级并缩小逆差。
  与此同时,在"美国优先"要求减少国际义务、国力有限且无法集中于亚太等给定条件下,为实现上述目标,特朗普政府更通过"楔子"战略离间、强化中国与其他印太大国间的固有矛盾,使它们既代替美国抗衡中国,又对美产生更大的安全与经济依赖,从而使美国以较低成本护持霸权,同时巩固特朗普政权。
  美国"印太"战略深刻地打上了特朗普个人执政风格的烙印,为其运行埋下了隐患。中国对其宜保持战略定力,在审慎研判的基础上应积极、主动化解,化危为机。
  第一,在话语层面上中国不宜过度反应。战略话语作为战略实践的产物,本身具有"自我实现的预言"之属性,即当美、印、日、澳以及中国等"印太"区域内的当事国都广泛地使用该术语表述各自对安全、经贸、秩序的理念和诉求时,该理念便很可能如先前的"亚太"话语一样(按照美国的战略诉求)被实体化了。
  同时,中国也不宜完全无视该话语,或自我设限不参与相关的国际政策与学术研讨,否则有可能使中国既无法在第一时间获悉美国等国在印太话语与战略实践上的最新动向,更无法将本国理念与利益诉求注入到相关议程之中,从而导致中国国家利益被他国无视甚至损害。因此,比较可行的方法是有选择地参与印太话语的讨论与建构,而最核心与关键的措施是,在讨论中加入能体现并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新理念、新议题,如"(印太地区)人类命运共同体"、"印太地区与一带一路",在与他国共同建构印太理念的过程中,解构原本由美国等提出的不利于中国的部分,然后借话语替代策略将其置换为有利中国的理念。
  第二,在"内线"主守势,即在安全领域继续奉行自我克制的战略传统,借助"非战争军事行动"(如岛礁建设、公路/铁路修筑、边境战备与生活设施的改良与升级等)在不与美国及其他印太主要邻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并及时管控危机的前提下,以较低的成本和可控的风险维护国家利益与主权。
  在经贸领域,中短期内主要是有节制地对特朗普的贸易战、科技战予以对等反击,谋求"以战止战",即通过有针对性的打击迫使美方与中国和谈,从而在有限让步的条件下达成无损于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之根本利益的新条款,平息中美贸易争端。在该领域中国似无必要主动出击或自行提升对抗等级,而宜以降低对抗、谋求合议为指针。从长远看,改变中国当前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根本办法还是在于内部改革,如通过政策激励、立法保护等切实措施推动科技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等。
  第三,在周边,采取与特朗普相反的行动以团结邻国、化解矛盾。截至目前,特朗普自以为行之有效的"模糊策略"(strategic ambiguity)似已大幅透支美国多年积攒的国际战略信誉,并影响到盟友或友好国家对其战略预期与互动。相反,中国则似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以及"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政策抓手向国际社会释放善意和确定性,进一步化解、缓和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重要邻国的战略矛盾,求同存异,在捍卫共同利益(如全球化、多边主义、公平贸易等)的过程中降低他们因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而敌视中国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政府层面的官方外交,公共外交(如公司、非政府组织、学会、省/州、个人等)亦有较大的发挥空间。
  在特朗普的"印太"战略顶层设计中,或许受意识形态、民主价值观的影响,或许是考虑到经济实力与支付能力,作为地理上印太地区的中心、战略上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东盟似乎并未得到美国应有的重视。这显然是该战略的一个重要漏洞,值得中国关注和利用。在相继转圜因南海问题而恶化的中菲、中越等双边关系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近年来得到整体提升。中国不妨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在"10+3"等多个地区框架内的经贸合作,同时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理由、方式将经贸合作向安全领域拓展。具体地,中国不妨先以非传统安全合作入手,如机制化的联合反恐、常态化的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等。待互信提升、时机成熟,则可拓展到传统安全领域,适时地提供安全保障。在现阶段推动"中国与东盟安全-经济共同体"建设,将为进一步建成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
  第四,在"外线"巧妙使用物质力量,即中国在恪守"只结伴,不结盟"大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审慎地加强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战略协作,有可能利用当前美国在东欧与中东两条战线上面临更大挑战的有利趋势,变相转移矛盾焦点,减少在东亚-西太平地区的正面压力,从而创造性地实现地缘战略上的"围魏救赵",为度过"崛起瓶颈期"再造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来源时间:2018/8/1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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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日美贸易战:满足了美国所有要求后,日本发现什么都没解决

作者:扫地僧  来源:花街扫地僧

  扫地僧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打着缩小贸易逆差、保护本国产业的旗帜对日本发起了贸易战。日本非但没报复,反而步步妥协。然而,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美国降低贸易逆差的目标并未实现,汽车钢铁等产业也没得到什么好处。
  当四五十年前的贸易战似乎重新上演的时候,日本人看起来已经牢记历史的教训,不再以不断的妥协来换取美国的满意了。
  毕竟,当年的日本政府在作出种种妥协之后仍没有满足美国的要求,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两国贸易差额未能显著缩小。
  01
  熟悉的开端
  当年的情景如今回顾起来是如此的熟悉:彼时,总统里根也是共和党成员,美国对其正处于经济泡沫膨胀期的贸易盟国日本的实力日益强大感到忧心忡忡。
  1965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自二战以来首次出现顺差。三年之后,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此后,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不断巩固,随之而来的便是日美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从70年代初开始,美国抱怨日本贸易顺差不断增加。石油危机爆发后,省油又性能良好的日本汽车迅速吞噬了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克莱斯勒濒临倒闭,美国经济也陷入“滞胀”。一时间,有关日本不公平贸易的做法危害国家安全,使美国工人失业的说法甚嚣尘上。
  于是,里根政府高举着减少贸易逆差、保护本国产业的旗帜对日本发起了一系列贸易保护行动。
  美国的第一波行动重点是打压日本出口。从1976年开始的十多年里,美国根据1974年出台的《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对日本共计发起了15次“301调查”,范围包括汽车、钢铁、电信、半导体、制药等。1987年,美国对日本的电子产品征收高达100%的关税。
  除了课征高额关税之外,美国政府还打着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禁止日本富士通收购Fairchild计算机公司,即使这家公司当时实际上属于法国人。六名日立高管还被FBI以涉嫌窃取IBM技术的指控下被捕。1987年。美国认为东芝非法向苏联销售高技术国防产品,称潜在损失可达300亿美元。
  在市场方面,美国要求日本解决美国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包括开放农产品、高技术产品、服务业等多个市场。
  在商业方面,美国政府还迫使日本进行制度性改革。1989年,日美开始“日美结构协议”谈判,双方就经济政策、制度及企业行为等进行磋商,促使日本在流通体制、商业惯例等方面进行开放性改革。
  02
  意外的剧情
  美日贸易战的故事并没有按照里根政府向美国民众宣传的那样发展下去,而是出现了令人意外的剧情。
  在美国的强烈攻势之下,出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多方因素考虑,日本政府非但没有采取正面对抗或者报复措施,反而作出了重大让步,同意对所有存在争议的出口产品及领域进行“自愿约束”。
  然而,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并未出现明显的收缩。于是,美国加大了贸易战的力度,采取了第二波行动:在贸易差没有缩减的情况下仍逼迫日本扩大进口美国的产品。日本的妥协策略也随之升级。
  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对外贸易政策总体上从“奖出限入”转向振兴出口、自由进口。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开始实施有节制的扩大出口、鼓励进口政策,减少进口限制的种类、关税税率等,并简化通关手续。日本还对美国加大开放彩电和汽车等关键市场,签署牛肉、橙子贸易自由化协定,并放宽了流通领域的限制。
  最具代表意义的是日本电子等科技产业。1985年,美国政府对日本的半导体电子产品发起301调查,指责对方存在倾销行为,对日本产的电脑、电视等高科技产品开征100%的关税。次年,美日双方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芯片产业协定。日本不但同意不在美国市场倾销芯片,而且还为美国的半导体产品在日本市场销售设定了20%的市场份额。
  1977年,美日达成协议,日本自愿对彩电出口进行限制。1981年,日本又和美国签订汽车及零部件协议,日本自愿限制出口、同意开放本国市场,且日企到美国直接投资。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美日贸易战蔓延到电信领域,之后日本被迫开放本国电信领域,美国成功打破了日本的电信贸易壁垒。
  可是,即使日本一再妥协,但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并没有随之下降,这种状况在美日双方的贸易拉锯战中延续了十年左右,直至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
  根据美银美林的统计,美国贸易赤字规模从1980年的360亿美元增长到1989年的1700亿美元,贸易赤字在GDP中的占比同期从1.3%扩增至3.7%。
  而原本应该受到保护美国相关产业却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对日本汽车的限制确实缩小了它们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但缩小幅度还不到3个百分点。而由于进口价格大幅上涨,在美国销售的日本汽车的总价值也随之水涨船高。类似的事情同样出现在美国的钢铁和半导体行业中。
  在日本先后采取自愿限制出口、进一步增加进口、扩大市场开放的行动均未能让对美贸易顺差显著缩减之后,美国又将原因归结为美元对日元汇率的高估。这是他们的第三波行动。
  美国指责日本操纵本币汇率,称其让日元汇率低于美元,从而给日本出口商带来不公平的贸易优势。
  1985年,在美国主导之下,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最终签署了被后世广为熟知的广场协议(The Plaza Accord)。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序贬值,以此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
  日本签署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兑美元汇率一路大涨。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也终于开始“松动”,数据显著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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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妥协的恶果
  日元升值超预期
  “广场协议”倒是奏效了。
  日本央行原定的日元目标是200,但情况很快失去控制。日元在升值到150之后,又在1987年10月进一步升到120。根据美联储的数据,在1985至1988年间,日元兑美元升值近90%。到了1995年,日元的升值幅度约为协议签署时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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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资产泡沫急剧膨胀
  为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出口压力及美国贸易战,日本政府拿出了多种措施积极提振内需,包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鼓励民众扩大消费。然而,多年低利率带来了流通资金的过剩,最终导致了疯狂的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
  1989年,日本泡沫经济迎来了最高峰,各项经济指标达到了空前高位,当年12月29日,日经225指数达到38957.44点峰值。但此后泡沫破裂,日本迎来了此后所谓的“失落的二十年”。1992年8月,日经225跌至14000点左右。土地价格也出现崩盘,很多民众背上高额负债。至今,一些日本人谈起房地产市场仍心有余悸。
  04
  美国政府中的强硬派:莱特希泽
  日本之所以签署广场协议,有一个人必须要提:此人正是如今立场强硬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
  当年,年仅30多岁的莱特希泽在里根政府担任副贸易代表。按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Caroline Freund的说法,莱特希泽帮助里根政府与几十个国家开展了钢铁贸易谈判,最著名的就是日本。
  彭博社曾介绍了当年广场协议谈判时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当年,莱特希泽带领的美国贸易代表团与日本谈判钢铁进口问题时,他故意将美方的谈判提案折成了纸飞机扔向对方,使得日本谈判人员方寸大乱。在日方代表发言时,他还拆开手机零部件把玩,以表达轻蔑的态度。
  “广场协议”让这场谈判的主导者莱特希泽一战成名。由于他通过各种手段推动美国政府利用贸易战的方式施压日本,他在日本还拥有了一个“导弹人”的称号。
  在积累了丰富的谈判经验之后,莱特希泽意识到,美国可以通过对抗和利用外国对美国市场的重视程度而在贸易领域取得成功。在08年纽约时报举办的一场活动中,莱特希泽盛赞里根政府对贸易领域的干预是“实用主义”的标志,并与自由贸易倡导者们的“乌托邦梦想”进行了一番比较。
  离开里根政府之后,莱特希泽成了华盛顿著名的贸易领域律师,他一直宣扬美国的钢铁行业和其他产业被外国竞争者所挤压和裹挟。
  直到现在,莱特希泽都认为,当现状不符合自身利益时,美国就应该制定自己的规则。而这,就要求此前一度稳定的国际贸易关系需要经受住混乱甚至解体的局面。
  美国媒体Vox这样评价莱特希泽:他是一个傲慢而成功的谈判家,是一个信念坚定的自由贸易怀疑论者。

来源时间:2018/8/12   发布时间:2018/8/9

旧文章ID:16798

我们仔细翻阅了美国16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发现了一些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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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雪山小狐、独孤九段  来源:侠客岛

昨天,侠客岛推送了一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针对进口自中国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听证会实录摘要,相信大家看完都对美国的“一意孤行”有深刻的认识。

不过,大家没看过原文可能不知道,其实除了我们展示在报纸版面上“板板正正”的内容外,这份实录里还有很多非常生动的细节。600页的PDF可谓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在场发言人员的每一句话,就连“请把麦克风放得离你的嘴近一一点”“多谢你没叫错我的名字”这些话,也被记录在案。

当然,除去这些,有意思、有玄机、值得唠一唠的地方还有很多。

逻辑

首先,让我们来捋一捋美国此次加税背后的逻辑。

众所周知,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301条款主要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这套说辞大家肯定不陌生:中国强制我们的企业进行技术转移,中国盗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中国在关键领域有不公平的贸易竞争行为,中国的企业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

但问题是,这次加征关税清单真的达到这一目的了吗?

作为一个全程参与编译的人员,岛妹可以摸着良心说,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代表在陈述时,都表示他们的产品完全不涉及高新技术。且举几个例子。

比如一位电动自行车供应商就表示:“我们所有的设计都在加州,在中国只是进行最初级的零件生产和组装,完全与高科技无关。”而被问及“这种设计是哪类?但不担心被盗窃知识产权”时,这位代表说:“一点也不担心被盗窃IP,因为我们的设计只是审美上的,无关科技。”然而,他们还是没能逃过加税的命运。

另一位叫做Josehph的朋友,则对劈柴机和狗窝要被加征关税相当着急,“我真诚地希望家庭菜园耕种工具和劈柴工具能够被排除在关税清单之外”“美国消费者需要这种原木分离机来劈柴以供室内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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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集装箱供应商也很着急:它们(集装箱)不是半导体,不是通讯设备,不是无人机,它们只是60年来都没有变过设计的铁箱子啊。他们跟美国的高新制造业无关,与中国制造2025也无关,IP盗窃的风险为零,技术转移风险为零。

事实上,遍览284项产品大类,真正跟高科技扯得上边的几乎没有:电子烟、藻酸、软木塞、橡胶、集装箱、浮动船坞、显微镜薄片切片机、氯乙烯管子、板材、塑料袋……这些东西,的确很难跟技术转移、高新产业扯上什么边。

据媒体报道,针对电子烟被征税,数家美国进口商专门甚至聘请了位于美国华盛顿K街的游说公司进行了公关游说,声称电子烟是中国发明、中国生产(知识产权是中国的),只是卖到美国。到2022年,美国FDA将出台管理措施,该品类即将受到限制,现在更没有理由征税。

逻辑上是要通过301条款打击中国这个“技术盗贼”,最后行动上却还是盯着中国最初级的劳动密集型商品。USTR这个行为,十分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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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征税商品截图代价

从听证会来说,不少企业已经成为了贸易战的“代价”。

比如北达科他州的农场主们,损失十分惨重。“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商家取消了在北达科他州的所有食品级大豆确定订单,价值接近150万美元,占其年度订单的5%。”当地的议员表示,人们普遍担心长期存在的市场可能会永远消失。事实上,从今年4月份中美贸易摩擦进入白热化状态起,大豆的价格就跌了近17%,玉米则较去年同期跌了6%。

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小企业的损失尤其惨重。听证会上,他们的发言,近乎恳求。

来看这家有着179年历史的园林企业主的“哭诉”:我们是一家为家庭和企业提供园艺服务的家族企业,拥有200名雇员,到我已经是第五代了。我的公司成立于1839年,在这179年间,我们躲过了数次战争,躲过了大萧条,躲过了经济衰退,但是我觉得我们很难活过这次加征关税了。他觉得这次关税清单将会成为“钉入棺材板的钉子”。

集装箱供应商的处境也没好到哪儿去,一位供应商直言:“在我的20年入行经验中,我从未见过能到达美国海岸的、非中国制造的集装箱。97%的集装箱都在中国制造,剩下的3%是韩国或印度,但是它们从未装船运输到美国,我们在美国无法购买到这3%。”

事实上,岛上做了个不完全统计,有17家化工和塑料制品公司或协会、8家集装箱行业协会、7家电子烟企业或协会、3家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以及多家造纸供应商、食品供应商、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等,均表示,他们离不开中国的供货商。

企业不好过,蓝领工人和普通消费者的日子会好过吗?

必然不会。一家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了,他会怎么转嫁成本?要么就是裁员,要么就是涨价。但无论是二者中的哪一种方式,最终危及的都是美国的普通民众。这场听证会中,很多企业也表达了工人失业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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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豆农场主认识

说了这么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贸易战没有赢家,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美国层层加码,无非是想用极限施压,逼迫中国谈判,并要到一个好的谈判筹码。但这种极限施压也是像一根紧绷的橡皮筋。从美国国内企业对加征关税清单的激烈反弹就可以看到,这种紧绷存在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

特朗普似乎在进行一场“豪赌”,不断开出加征关税的大价码,先在舆论上做足声势,把中国塑造成“不公平的贸易者”“知识产权的盗窃者”,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做法没有多少事实根据,从听证会的企业发言来看,已经非常明显。特朗普夸大其词的背后,有着直接的诉求,就是中期选举。选举很大程度上是舆论先行,所以利用舆论达到民意支持率上升的结果,恰好是特朗普精心设计的局。

但这场“豪赌”也有着崩盘的风险,一旦对国内普通老百姓消费、企业生产造成实实在在成本上升,特朗普也不得不掂量贸易战到底该怎么继续。

所以,对中国来说,贸易战是持久战,也是心理战。特朗普想通过打一场贸易战达到阻止中国崛起的目的,但他本身在国内也面临多方掣肘。美国毕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中美双方怎么都扯不开的密切经贸联系,是中美关系压舱石,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着美国政府的“一意孤行”。

这也是我们认识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基础,斗而不破。这么多年全球化下来,世界各国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攸关让现代国际政治呈现出互相掣肘制衡的格局,这是客观规律,也是大势所趋,特朗普无论多么霸道,最终拗不过这世界大势。

来源时间:2018/8/12   发布时间:2018/8/11

旧文章ID:16797

埃尔多安在纽约时报发文:美国这样做,我们只能找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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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查希  来源:环球网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是选择发声回应美国的“威胁”。他在美国《纽约时报》8月10日的文章中称,美国对土耳其的单边主义行动将会危害到美国自己的利益,而且也会迫使土耳其去寻找新的伙伴和盟友。
  埃尔多安提醒道,“在过去的60年里,土耳其和美国是战略伙伴也是北约盟友。在冷战时期及冷战后,我们两国都是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共同面对共同的威胁。多年来,土耳其在都会迅速地提供帮助,许美国以驱驰。”
  但是他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始终不能理解和尊重土耳其人的关切。这些年,因为分歧,我们的关系备受考验。不幸地是,我们努力扭转关系恶化的局面发生,但失败了。如果美国不能开始学会尊重土耳其的主权,并且认识到我们国家面临的危险时,那美国和土耳其的伙伴关系就危险了。”
  埃尔多安在这篇文章中还用了不短的篇幅回顾了美国和土耳其“友好”关系的历史以及近期交恶的原因。
  他在文章结尾处对美国发出了“警告”:“当今世界,邪恶四伏。作为几十年的盟友,如果美国对土耳其采取单边行动,只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安全。趁着为时未晚,华盛顿必须摒弃那种认为我们的关系就可以不对等的观念。你们应该承认一个现实,土耳其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
  埃尔多安说:“如果不能扭转单边主义和不尊重土耳其的这种趋势,那我们就要开始去寻找新的朋友和盟友了。”
  特朗普10日在社交媒体中写道,“我刚刚授权把土耳其的钢铝关税加倍,因为他们的货币——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正迅速下滑!铝(关税)现在将达到20%,钢铁将达到50%。”
  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哈米⋅阿克索10日表示,美国对北约盟国施加制裁无助于华盛顿实现其目标,并将损害两国“通过艰难考验所建立起来的联盟关系”。
  阿克索还说,土耳其“总是通过外交、对话、善意和相互理解支持来解决问题”,但会对特朗普的决定进行报复,“就像过去一样,所有针对土耳其采取的行动都将得到必要回应”。

来源时间:2018/8/12   发布时间:2018/8/12

旧文章ID:16796

美对华贸易战走入死胡同,外媒:失望的特朗普可能双倍下注

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

  中国采取了报复行动,但只是在以牙还牙的基础上征收与美国相同的关税并影响到和美元价值相同的产品。
  外媒称,如果就业和财富是“打赢贸易战”的标准,那么,最终的胜利者将是中国,不是美国。
  彭博新闻社网站8月9日刊登题为《特朗普的贸易战没有把通货膨胀传递给中国》的报道称,那些分析研究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经济学家几乎没有看到通胀显现的迹象。

▲彭博新闻社网站报道截

  报道称,从一个月前两国对彼此商品征收第一轮关税以来,几乎观察不到物价压力的存在。中国9日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4.6%,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1%,略高于6月份1.9%的涨幅。
  报道认为,不过价格上涨的风险依然存在,因为假如所有关税威胁都最终落地,大部分美国输华商品可能都需要缴纳更多关税。大豆、苜蓿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将迅速传导至食品价格,只是在经济增速已然放缓的大背景下,贸易战会抑制市场需求,可能继续迫使通胀率走低。
  此外,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月8日刊登文章称,为了让中国遭受更大的痛苦,特朗普政府增加了贸易战的金额。特朗普总统激励他的支持者说,关税“意味着就业和大笔财富”。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报道截图

  文章指出,如果就业和财富是“打赢贸易战”的标准,那么,最终的胜利者将是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会赢是因为它玩这场游戏更为巧妙。美国施加的关税将主要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出钱支付,中国采取的措施则能减轻国内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受到的冲击。
  首先,中国约60%的输美产品是非中国企业下属工厂生产的。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施加的关税实际上殃及许多在中国设有工厂的美国(和欧洲)公司。
  文章称,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确实会对中国不利。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占中国制造业收入的大约3%。这个份额足以让关税造成一些损害,但肯定不是灾难性损害。
  此外,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商品都包含在其他地方(包括在美国)创造的价值。例如,从中国进口的iPhone有相当大一部分价值包括韩国的显示屏、日本的芯片、美国的设计和编程。因此,中国公司每损失1美元的销售额,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实不到1美元。
  文章称,其实际效果是,当下一轮关税到来时,美国的家家户户将面临售价更高的电脑、服装和数千种其他商品。作为创造和建设未来之宝地的世界地位得到提高的将是中国,不是美国。
  另外,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8月9日刊登题为《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死胡同》的文章称,有充分理由相信,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在好转之前首先会进一步恶化,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将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事实上,会让特朗普政府宣称在这场争端中获胜的经济局面——如果这一局面得以实现的话——最终会削弱它实施的经济政策的可信度。
  文章称,既然中国是美国关税的被动接受者,他们目前有三种选择。首先,他们可以屈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考虑这一选项。
  其次,中国可能使争端升级。它可以把自己的关税提高到比美国还高的水平,并将其应用于更大范围(而且具有更高美元价值)的美国出口产品上,或者通过允许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来抵消美国关税对中国出口商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中国选择了第三个选项,即介于二者之间的选项。中国采取了报复行动,但只是在以牙还牙的基础上征收与美国相同的关税并影响到和美元价值相同的产品。与此同时,中国试图通过争取国际社会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谴责来占据道德制高点。
  文章认为,美国似乎无意中走进了一个贸易政策死胡同。通过推行财政刺激措施和大谈特谈制造业的重要性,特朗普政府正在鼓励投资支出,从而使贸易赤字进一步上升。伴随利率上升和强劲的经济增长,美元很可能会进一步升值,从而加大美国出口面临的阻力。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越是努力解决贸易“问题”,这个问题就越可能变得更严重。现在的风险是,对自己的政策结果感到失望的特朗普政府将双倍下注。尽管已经走得太远,但特朗普政府可能还是认为自己走得不够远。

来源时间:2018/8/12   发布时间:2018/8/12

旧文章ID:16795

用对付朝鲜的办法对付中国?特朗普别打错了算盘

作者:李峥  来源:中美聚焦

  “极限施压”是特朗普政府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要策略,该策略结合了经济施压、军事威慑、外交孤立等做法。美国认为,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面主要归功于该策略,朝鲜已经在按照美国设定的路线解决朝核问题。这种过于自信的判断让特朗普误认为该策略可用来解决其他议题。近期,美国政府在经贸领域针对中国的行动显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极限施压”特色,虽然美国政府并未公开确认,但“极限施压”似乎正在成为美国处理中美经贸问题的核心策略。
  表现之一在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要求没有沟通和让步空间。5月,美国经贸代表团到达北京参加首轮中美贸易谈判。
  但是在两天的谈判结束后,有美国媒体披露出美国方面开出的“要求清单”。从清单看,美国方面要求中国在市场准入、产业政策、关税等问题上全面向美方让步,而且不允许中国对美国方面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手段。这种完全不公平的要求不可能被中国方面接受,也表明了美国方面希望用胁迫而非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与美国对朝鲜开出的弃核要求完全相同。表现之二在于美国不断升级对中国威胁力度。
  从4月开始,美国已经先后三轮升级征税清单。在已经实施340亿美元的货物清单后,美国即将对第二批160亿美元中国商品清单做出决定。7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下一批20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将征税范围扩大到一般消费品和基础原料。7月20日,特朗普又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宣称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全部5000亿美元货物加征关税。7月31日,有报道称美国正考虑将2000亿美元清单的关税加征幅度从10%上升到25%。这一系列行动已表明,美国为达到目的将主动持续扩大两国的经贸矛盾,甚至不排除美国将更多涉华问题与经贸问题捆绑,加大对中国的整体压力。这与美国不断升级针对朝鲜军事准备的做法高度一致。表现之三在于美国试图通过拉拢其他国家组建针对中国的贸易联盟。
  7月25日,特朗普在白宫会晤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时意外宣布,美欧就部分商品贸易零关税达成共识。外界普遍认为,这一举动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施压有关。美国试图拉拢欧盟形成针对中国的攻守同盟。这种做法也像极了美国对朝鲜施压期间拉拢其他朝核问题相关国的做法。
  根据“极限施压”的步骤,如果中国不全部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美国或将采取更具破坏性的逼迫性举动。例如,美国可能会寻找借口惩罚中国的大型企业,或者是在人文交流领域对中国施加更严格限制,甚至可能会在台湾、人权问题上制造意外,试探中国的应对能力。
  这种策略不仅将根本性恶化中美两国的长期关系,也存在着重大风险。
  第一个风险在于“极限施压”会显著升级两国贸易纠纷,让贸易战变得不可避免。“极限施压”本身缺乏灵活性,作为实施者,美国认为任何让步和妥协都会削弱该策略的效力。但是,中国并不是朝鲜。中国官方屡次强调,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中国也不怕打贸易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充足的实力、空间和意志来应对这场并不令人愉快的斗争。“极限施压”会导致中美在经济领域硬碰硬的结果,从而对两国经济均造成严重伤害。
  第二个风险在于贸易纠纷很可能会扩展到其他领域,解决起来也将更加复杂。美国试图将其他议题与经贸谈判捆绑、拉拢其他国家共同针对中国的做法显著扩大了中美贸易纠纷的影响范围。随着更多议题和相关方卷入到这场斗争中,两国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将不断增多,从而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即便中美双方有意通过谈判最终解决两国间的经贸问题,也很可能受到其他被卷入议题和因素的影响,这将增加谈判的难度、延缓谈判的进程。
  第三个风险在于贸易战对两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更加长期、更加深远。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使用“极限施压”蕴含着一种危险的信号,即在特朗普和美国看来,中国和朝鲜是一类国家。这种危险认知甚至远超过了特朗普在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的说法。特朗普曾经强调,竞争是好事,竞争并不等于无法和睦相处。然而,如果美国执意采用与针对朝鲜一样的策略来对付中国,将朝核问题与中美经贸问题划上等号,那么中国方面也很难相信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一系列友善的言辞和庄重的承诺。“极限施压”将让中美两国变成敌手,让这场贸易纠纷成为“新冷战”的导火索。而这是中美两国有识之士、企业界和民众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综上所述,美国政府应当意识到“极限施压”策略并不是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可选策略,不要轻易尝试复制针对朝鲜的做法和策略。这种策略虽然表面上能够让美国获得最大的成果,但贸易问题并非核问题,贸易问题的解决必须基于互信,否则这种解决方案很难长久。事实上,美国方面应当采取一系列行动避免中国方面认为美国将采取“极限施压”,因为一旦中国认定“极限施压”正在进行,那么双方的谈判空间和灵活性就会显著减少,这对于问题的解决是极为不利的。

来源时间:2018/8/12   发布时间:2018/8/11

旧文章ID:16794

去美国收购一所大学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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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媚玲 郑若楠 戴梦馨  来源:界面新闻

  “这不是一桩生意,这是一所大学!”威斯敏斯特基金会的法律顾问Bruce Afran说。美国新泽西州当地时间6月27日晚7点半,Bruce的声音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内的希腊复兴式建筑Nassau Presbyterian教堂的穹顶回荡,听起来有些肃穆的意味。
  这是威斯敏斯特基金会关于威斯敏斯特合唱音乐学院(Westminster Choir College)被其管理方瑞德大学(Rider University)计划出售给中国凯文教育的首次面向公众的讨论会。
  一家中国企业来美国收购大学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正在遭遇阻击。
  “或许,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所大学,除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之外,都会有亏损。事实上,普林斯顿也有赤字。但普林斯顿用捐款来弥补亏空,这是一家大学该做的事。当这些藤校面临亏损时,他们不会把学校卖给一家中国的桥梁钢构公司。”Bruce继续说。
  听众席爆发出一阵哄笑,Bruce不得不停顿了几秒。
  “你们知道凯文教育做了多久的教育业务吗?从去年12月开始的。他们仅仅在中国运营了两所高中,这就是他们全部的经验。所以一家桥梁公司说我已经运营一所高中好几周了,现在可以去接手一家大学了……”身着深蓝色西装、浅蓝色衬衫的Bruce继续演讲。
  听众又开始大声哄笑。
  “这就像一个镇议会的成员说,嘿,我觉得我该当总统了。”笑声更大了,“你知道我没有影射任何政治人物(讽刺没有从政经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意思哦。”Bruce说。
  哄笑声覆盖了演讲。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文的财务状况比瑞德和威斯敏斯特更糟——根据它自己的官方财务报告,凯文今年一个季度的亏损就接近500万美元,账面上的流动资金还不到4000万美元。”待笑声平息,Bruce压低嗓音说。
  在这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教堂内的听众席上,几十名头发花白、着装正式的老者,以及为数不多的中年人和年轻人正襟危坐。他们来自于威斯敏斯特合唱音乐学院所在的普林斯顿社群,包括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以及该校的管理方瑞德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在校生、捐助人、教职员工、家属和委托人,甚至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在教堂第一排座位旁的走道上,一台摄像机正在社交媒体Facebook上向公众直播这场讨论。
  一
  6月22日,凯文教育前身——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其全资子公司文华学信与美国瑞德大学(Rider University)签订《收购与出售协议》。前者将以4000万美元正式收购美国瑞德大学下属的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威斯敏斯特音乐学校(Westminster Conservatory of Music)和威斯敏斯特继续教育学院(Westminster Continuing Education)的相关资产,并接管运营这三所学院。
  协议还约定,瑞德大学将其为三所学院运营和业务的相应资产,以及一切权属利益转让给文华学信或其新设立的机构;此外,瑞德大学承诺,还将约1900万美元捐款转入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
  从一开始,这个出售意向就遭到了威斯敏斯特校友和教职员工们的激烈反对和质疑。
  去年6月21日,受聘律师Bruce Afran代表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将瑞德告上了法庭,“瑞德违反了1991年与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签署的合并协议。瑞德出售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其盈利必须用在重建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上。但瑞德明显是想用凯文的收购资金来扩建。”
  今年2月,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也把瑞德告上了州法院,起诉称这项交易将违背对最初的土地捐赠者所做的承诺,即教学目的而非商业盈利。威斯敏斯特校园的土地,由一位名为Sophia Strong Talyor的捐赠者在1935年无偿捐赠,普林斯顿神学院为法人代理。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诉讼称,瑞德将需要放弃约800万美元的销售收益给普林斯顿神学院,并为借用普林斯顿土地作抵押偿还800万美元给后者。
  “在这两个官司结束之前,这个收购是不可能发生的。”Bruce会后对界面新闻表示,“这个诉讼一两年不会有结果,或许是三、五年。谁都知道在美国打个官司要拖多久。”
  事实上,该收购因上述诉讼已经搁浅了一年,作为被告的瑞德大学撤销诉讼的申请并没有成功。
  二
  讨论会的主席台上,坐在Bruce身边的是威斯敏斯特基金会的主席Constance Fee。她穿着一件枚红色的外套,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是世界音乐的著名文化标志,同时也是普林斯顿社群的重要珍宝。”晚上7点,Constance用这样的开场白开始了这场讨论会。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要拯救这所学校。”Constance在讨论会后对界面新闻说。为此,Constance和其他校友组织人员、募集资金。今年4月,基金会正式成立。作为一家独立的非盈利组织,威斯敏斯特基金会有十三位受托人和一位名誉主席。
  基金会的成员包括很多美国知名音乐学院的退休领袖,如茱莉亚音乐学院前主席,他对Constance说,“如果威斯敏斯特学院发生任何变故,我会非常非常难过,对于这个变动对整个美国音乐界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
  自1926年创立以来,威斯敏斯特合唱音乐学院已经从代顿搬到伊萨卡再到普林斯顿,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音乐学院之一,也是全球唯一一所专注于合唱和声乐的艺术院校,与普林斯顿大学毗邻。
  威斯敏斯特合唱团与纽约爱乐乐团每年合作演出的场次高达300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机构与其合作的次数还多。
  每天,全球约有150万人在威斯敏斯特校友的指导下学习演唱或进行表演。
  三
  经营一家精英合唱声乐学院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91年,因遇到财政困难,威斯敏斯特音乐学院被无偿地并入瑞德学院,瑞德投入了资金改善了威斯敏斯特的校园设施、教学项目以及师资等方面,一切都开始变得好起来。同时,威斯敏斯特也为瑞德带来了学费等经营性收入。
  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大学教育的学费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变得昂贵,类似瑞德大学这种规模较小的大学,生源开始流失。为了重新吸引生源,瑞德希望通过出售威斯敏斯特获得一笔资金,用来修建新的宿舍,以及其他教学设施,增强竞争力。
  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自2015年以来已有66所高等教育院校倒闭。如果凯文教育收购成功,威斯敏斯特将是近四年来第四个被中资背景集团收购的大学。
  瑞德大学发言人Kristine Brown对界面新闻表示,为威斯敏斯特寻找买家的过程非常严格,瑞德大学在普华永道的协助下,对全球约280个实体发布了出售的消息。最终,瑞德大学董事会审查了大约10个实体的提案。
  “选择凯文教育,因为它的提案与大学的指导原则最为一致,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愿意保留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现有位置的买家。”她说。
  根据凯文教育的公开表态,这场全球投标的竞争者超过400家。2018年2月22日,三年前才进入教育行业的凯文教育宣布中标,这距离它从“中泰桥梁”正式更名为“凯文教育”还不到两个月。
  中泰桥梁创立于1999年,主营业务是国内桥梁钢结构工程承包,2012年在深交所上市。在桥梁业务营收、净利润持续下降后,其决定从2015年开始将教育作为新盈利点。2017年10月,中泰桥梁宣布放弃桥梁业务,专注于教育。
  今年2月,在剥离桥梁业务后,凯文教育将自己定位为“A股首家纯正的国际教育企业”。旗下现有海淀凯文和朝阳凯文两所国际学校,但目前这两座学校还未做到收支平衡。财报显示,上半年凯文教育营业收入为8938.2万元,同比下降61.35%,净亏损5167.91万元,同比增长104.15%。
  相比桥梁钢结构业务,教育并未带来更高的营收,招生宣传却导致销售费用大幅上升。
  凯文教育董秘石瑜曾表示,招生有一定的招录比,所以高端学校为了抢夺生源必须在前期大笔投入软硬件。他预计,第三学年才能够实现盈亏平衡或者微利,教育行业预收学费导致财务年度、经营年度错配,所以凯文教育到第四个财务年度才会实现盈利。
  财务压力下,凯文不仅需要打出差异吸引家长和学生,也需要向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为教育输血。凯文教育选择了“高端国际教育”作为宣传和营业方向,除了K12国际学校还扩展至体育、艺术等教育产业,收购威斯敏斯特也是这项计划中的一环。
  此前,凯文教育董事长徐广宇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收购威斯敏斯特是因为“凯文专注于做素质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对接很好的音乐教育资源,并咨询了音乐家谭盾,他对威斯敏斯特音乐学院非常认可”。徐广宇认为,素质教育对新一代的中国家长有更强的吸引力,收购一座音乐名校有利于凯文的毕业生申请国外高校,为“综合素质”加分。
  而之所以选择收购而不是直接引用教学方案是因为“不能这么直接拿,艺术设施很棒不能代表教学体系没有问题”。通过收购,徐广宇希望对威斯敏斯特形成更强的控制力,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更容易按照凯文教育的计划实现。另外,收购让凯文在美国乃至整个国际教育界一举成名,徐广宇认为这是一次效果很好的品牌宣传。
  收购协议约定,凯文教育在收购后五年内不会改变威斯敏斯特音乐学院的现状,承诺十年内不会出售威斯敏斯特的校园。
  但这并未消除威斯敏斯特校友和教职工们的顾虑。
  “凯文的主席可能非常热爱音乐和威斯敏斯特,但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合同,我们不知道凯文教育的计划是什么。”威斯敏斯特基金会的主席Constance Fee对界面新闻说,“瑞德认为,他们有合法的理由不透露并购合同的内容,他们不停地对校友们说,嘿,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交易,请接受它吧,但我们连这个交易的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
  四
  3个多月前,作为威敏斯特合唱学院的管理方瑞德学院的教授协会负责人,Jeffery Halpern曾有机会代表学校工会与来自北京凯文教育的代表面对面地对峙。
  “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商业计划书!我明白凯文在中国的模式,实话实说,你们做的是个不错的生意,但是我还在试着理解这个生意怎么能转换到威敏斯特合唱学院的经营上。” Jeffrey说。
  “我们双方的立场相同,都是为了威敏斯特合唱学院成为最好的音乐学校。”来自北京凯文教育的咨询师谢先生,指着展示屏幕上凯文的新校园回答说,凯文教育在国内拥有两所学校,另外三所还在建立当中,美国学生今后有机会到北京表演,中国学生也可以到威敏斯特留学深造。
  “一般来说学校教授都会深度参与到学校买卖的决定里,但自始至终我们一直是被告知的一方。”Jeffrey针锋相对。
  凯文教育的代表谢先生暗示了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他说,“我们有体育和K12国际教育,缺少艺术和音乐。”但音乐精英教育在中国将是巨大的市场,他举例说80%的钢琴是中国制造,有3000-4000万的中国孩子正在学习钢琴,有1000万的孩子在学习小提琴。
  今年5月,凯文教育向中国的投资者更详细地解释了收购后的发展计划。凯文教育董秘石瑜表示,当地政府给予威斯敏斯特的国际生招生指标为400人左右,而目前威斯敏斯特只有56人。
  “(威斯敏斯特)空有资质但没有拓展这块业务,我们能很好地做起来。”石瑜说。目前国际生的收费是6.5万美元,凯文教育估算,继续教育学院可以获得超过两百万美元的盈利。艺术培训、冬夏令营,访问活动,音乐节等业务也是计划的利润来源。
  尽管凯文的生意经看起来无懈可击,但教授们担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音乐编曲与指挥系的教授Joel Philips对界面新闻说:“除了凯文的资质和财力,我们更担心的是盈利学校的管理也会像盈利企业一样,是从上到下传达指令,不像非盈利学校从老师、学生、校友都有发言权。瑞德目前高级保密的状态,就是我们所担心学校未来呈现的状态。”
  “凯文在北京的校园很漂亮,但是这些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当晚的讨论会结束后,Jeffrey接受界面新闻的采访时说,“凯文的教育经验缺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培养出一个毕业生。凯文的商业模式里没有一个字提到如何运营一所高等教育院校,又如何能保证成功地运营威斯敏斯特?”
  对于这位中国买家,教授们做了很多研究工作,瑞德商学院的教授认真地去搜集和分析了凯文的财务报表,结果却让他们更加担心。
  “他们的账面上没有太多的资金,仍然在亏损。所以我们担心凯文根本不会去运营什么非盈利组织,他们可能急需赚钱来弥补这个亏空。”Jeffrey说。
  教授们对凯文教育的财政状况进行分析并在网站上公开发布了一份13页的白皮书。该白皮书指出,2017年,凯文亏损的“钢结构收入”(即桥梁业务)毛利率为8%,教育服务收入为-17%,新业务亏损严重。完全剥离桥梁业务后,教育业务亏损持续扩大。今年一季度,亏损437万美元,流动资产为3570万美元。
  “为了在中国开设更多新的盈利性K12学校,凯文必须筹集大量新资本,但该公司的财务状况不稳定,深陷债务困境,未能从过去两年的教育事业中获利。凯文的债权人收购并不是出于对合唱音乐的热情,而是因为他们寻求投资回报。这个交易不盈利会发生什么?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停止这个有缺陷的交易。”教授们在白皮书中写道。
  2015年至今,凯文一直通过定增募资和变卖原业务资产为教育业务输血。2015年复牌后,凯文定增募集17.5亿元,12亿元用于建设国际学校。2016年,未知的第三方为其注入了16.9亿元,资金还包括一个新的4300万元长期贷款。2017年,凯文以6.4亿元挂牌出售桥梁业务资产。
  最新的动向是,今年5月30日凯文教育宣布拟定增募资10亿元,将用于建设青少年素质教育培训中心。
  但原有的桥梁业务资产全部变卖之后,屡次定增募资的凯文已经没有新的“血源”了。
  对此,瑞德大学代言人邮件回复界面新闻称,瑞德主席Dell O’mo已经与凯文董事长徐广宇亲自会面,相信他有远见和愿望继续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的使命。他已经展示了他对音乐的热情,主席认为这将有助于威斯敏斯特未来的发展。
  五
  该收购还面临另一个法律障碍。“根据美国法律,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不能购买、出售或者运营非盈利组织,而非盈利组织也不可以被出售,成为被收购的对象。根据这一点,凯文会在美国受到起诉。我想这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希望他们因此而退缩。”Bruce对界面新闻说。
  为了规避这个法律问题,凯文教育为此在新泽西注册成立了一家叫威斯敏斯特并购公司(Westminster Acquisition Corporation)的非盈利组织。该组织已经在今年3月1日通过新泽西政府批准,凯文教育董秘石瑜和财务负责人董琪是该组织三个负责人中的两位。
  但基金会和校友们并不买账。“这只是一个壳公司。”并在6月27日当晚的讨论会上激烈争论,“从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构成上看,它很难保持独立。”“显然,未来威斯敏斯特学院不再会是非盈利的了。”“一家为了并购而设立的公司真的可以算作非营利组织?”“它的母公司是商业公司,它如何成为非盈利组织?”
  此外,要接管威斯敏斯特音乐学院,凯文教育还需要所在州以及全美音乐学院协会的认可,获得其正式发布的执照和认证书才能开课教学,并享受联邦政府的福利,比如接受其所发的奖学金补助等等。这也是学生家长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否则学生的毕业证就不被工作单位或者其他学校承认。据瑞德方面此前向公众披露,该执照正在申请中。
  Bruce在讨论会上分析称,虽然作为非盈利组织的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没有资产和资金,所以不能成为被收购的对象,但是如果它向凯文教育贷款,然后又无力偿还贷款,它就会面临被收购的命运。
  根据美国法律,一家非盈利组织被解散之前的第一步就是被要求偿还贷款,所以威斯敏斯特或许连5年都无法维系。
  窗外的天色完全暗下来了,但教堂里的讨论越来越激烈。“我叫Susan Metz,我是威斯敏斯特学院校友的妻子。”一位听众提问说,“我看到《纽约时报》报道称,凯文教育母公司的部分股权具有中国国资背景,FBI会不会调查这起并购?”
  “如果凯文教育有中国政府背景,那美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可能让这起并购发生,因为美国的大学是不可能由外国政府来管理的。”Bruce回应说。
  2015年5月,凯文的持股股东变更为八大处控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背后正是具有国有背景的海淀区国资委。引入新股东对于凯文教育最重要的是获得“清华附中”等公立教育资源。在海淀凯文学校创立之初,有3位校级领导来自清华附中,学校课程也是基于清华附中研发,这成为学校招生的一大优势。
  根据中国2016年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不得设立义务教育阶段的营利性民办学校,这意味着凯文不可以通过建设K12学校获得较多盈利。对此凯文教育董事长徐广宇曾向媒体表示,公司的盈利方式是把体育、艺术等资源售向青少年培训市场,例如营地教育、青少年体育赛事等。
  对于威斯敏斯特,凯文也有同样的计划。徐广宇认为,国有背景有利于公司与公立学校合作,让威斯敏斯特的艺术资源可以通过学校采购的形式售向中国公立校市场。
  此外,这次讨论会上威斯敏斯特基金会披露称,瑞德和威斯敏斯特的财务状况,并非糟糕到必须出售威斯敏斯特的地步。
  Jeffrey在今年2月21日收到威斯敏斯特母校、瑞德大学和凯文交易的消息,瑞德大学的主席Geogery Dell’Omo和受托人董事称,“威斯敏斯特合唱大学自从2015财政年以来已经亏损了1070万美元,穆迪公司2017年11月将该学校的前景从稳定降为负数。北京凯文教育的收购,是继续维持威斯敏斯特学校合唱学校的最佳方式。”
  在1991年的合约中,瑞德承诺为威斯敏斯特偿还债务,只有在两家大学都亏损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出售威斯敏斯特学院。
  “威斯敏斯特并没有站在‘悬崖上’。”Bruce说,“威斯敏斯特在2016年宣布被出售前的3年内,其财务状况都是有盈余(surplus)的。”
  Jeffrey在会后对界面新闻表示,2016年6月,尽管瑞德向美国教授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预警称,其2017年将会出现1410万美元的亏损。但根据一家第三方调查的结果,瑞德大学去年有360万美元的现金盈余,亏损仅为400万美元,整体亏损额不到50万美元。
  另一个可以用来佐证的是,瑞德大学今年发行了一项4100万美元的债券,在发行债券的官方文件中披露,瑞德大学2017年的净资产增长了456万美元,营业收入和收益产生的捐赠资产增加了610万美元。瑞德还在文件中称,如果威斯敏斯特的出售计划失败,并不会对瑞德的财务和运营产生负面影响,这个官方文件是由瑞德大学的首席财务官Julie Karns亲笔签字的。
  六
  6月27日晚上9点多,长达2个多小时的讨论会结束了,但校友们并没有离开,他们走下听众席在教堂内围着基金会的成员代表们继续交流。
  “如果普林斯顿要并购威斯敏斯特,没有人会反对。因为它的使命是教育,不是赚钱。而凯文教育的运营目标是为其股东创造价值,而作为非盈利组织,威斯敏斯特并没有股东,它的全部功能就是教育。他们的使命完全不同。”Jeffrey对界面新闻说。
  在美国,盈利和非盈利性大学有着根本的不同。比如,非盈利性质学校免税,所有营收都必须投入学校,而盈利学校面临着额外盈利的压力,有招生压力。
  对此,音乐编曲与指挥系的教授Joel Philips对界面新闻分析称,如果学校被一个盈利性组织收购,会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主要目的,比如学校迫于资金压力,学校录取学生的时候会不那么精选,因为要多一个学生多挣一份钱,而一个非盈利组织以学校的高质量为重心,不用考虑资金压力。
  Bruce对界面新闻表示,“如果凯文只是寻求与威斯敏斯特的合作关系,我们非常欢迎这个合作伙伴,我们甚至可以允许凯文使用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这个名字,在中国进行其他商业活动,而不是把这家学院买下。我们更愿意威斯敏斯特仍然维系目前与瑞德的关系,然后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案。”
  不过,目前这起收购给威斯敏斯特合唱音乐学院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降低了学生对它的兴趣。据教授们估计,今年新生和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只有50人左右,比往年减少了一半。
  凯文教育对这场收购则志在必行。根据凯文公开表态,将在年中落实威斯敏斯特音乐学院的收购,对学院的接管工作会贯穿2018年全年。之后9个月内,凯文会与瑞德大学共享威斯敏斯特,之后威斯敏斯特将独立出来由凯文接管。
  “我们瑞德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从上海、北京来,没有谁对音乐教育感兴趣,因为音乐赚不了钱,他们根本不想来威斯敏斯特,绝大部分中国学生都选择了国际商务这个专业,因为中国家长希望他们的子女去美国学习国际商务、金融、计算机,这才是未来赚大钱的地方。”晚上10点,普林斯顿校园一片寂静,参会的人都已离场,年近七旬的老教授Jeffrey站在教堂门口的路灯下对界面新闻说。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中国学生对他的父母说,我要去美国学习声乐,每年的学费是4万美元(该校一年的学费约为37650美元),你觉得他的父母会说什么?——不,我们为你的教育投入了这么多,我们希望你毕业了赚回更多的钱,而不是去当一个穷音乐家。”
  “然而,教育不是生意。”Jeffrey说。

来源时间:2018/8/12   发布时间:201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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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特朗普逼出硅谷的中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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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泓君  来源:财经

  中国资本正在受到中国与美国的双边压制,被迫撤离硅谷。伴随着贸易战愈演愈烈,CFIU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扩权法案正在成为压垮中国资本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项扩权法案被称为FIRRMA(《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分别于7月26日和8月1日,由美国众议院与参议院相继通过,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尽快签署此法案。简单来说,这项法案的最终目的是审查外国投资人投资美国业务,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CFIUS主要针对中国政府资本或者国有资本在硅谷的投资,如果钱里面有中国政府资金,就会比较麻烦。”一位硅谷投资人告诉我。这项法案影响最大的是活跃在硅谷的中国资本,对募资和管理层来自于美国的美元基金影响较小。
  根据这项法案的条款,大概梳理有这几点重要信息:
  一是扩大对外国投资人“关键技术公司”或者“基础设施公司”的非被动投资的管辖权。此前,中国资本在硅谷有一条默认的操作原则,只要投资占股不超过公司股权的10%,投资就不会受到CFIUS的管理。这条新原则意味着,中国资本完全无法进入关键科技行业,且条款明确指出,无法进入董事会,且无法参与美国公司的重大决策。
  二是扩大对关键技术的定义。这意味着更多硅谷的高科技产业都会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敏感技术。
  三是投资美国临港(海港、机场)地区的房地产,或者美国政府机构的房地产,都处于限制状态。
  邱谆是常驻硅谷的一名风险投资人,他告诉我说,这项新政策已经开始实施了,对海外投资人在美国的投资影响很大,多了很多投资限定。
  早在8年以前,杨镭创建的华山资本就在美国设立了投资基金,并成为注册在美国的美元基金,因此受到这次政策的波及并不大。他告诉我,过去的这些年里,前两三年是中国资本大量涌向美国的高峰时间段。
  今年年初,随着中国的外汇管制制度,中国资本在美国急剧缩水。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于6月19日发布一份报告称,今年前5个月,中国在美国的并购和直接投资仅18亿美元,下降92%,创下7年最低水平。同时,海航、万达、安邦正在抛售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如果算上同期在美退出的96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金额为负78亿美元,这与前两年中国公司在美大跃进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遇冷是中国外汇管制与美国CFIUS对中国资本严格审查的双重结果。
  贸易战前期,由于中国的外汇管制,一个朋友离开了一家地方政府的风投基金开始单做。她告诉我,前几年政府基金比较活跃,资本部门的划分也很随意,随便一个部门出来,都可以说自己在做投资,各个业务部门都可以投一些小笔的项目。钱出不来之后,所谓的政府资金,正在变成招待所,资金也正在枯竭。这些招待所又随着局势变化,开始从投资公司变成人才引进或者招商引资处。
  去年,蚂蚁金服收购美国汇款公司速汇金(MoneyGram)失败。一个在蚂蚁金服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整个部门为这个案件忙碌了近一年,反复申请最后都被美国CFIUS驳回。在今年前五个月,有20多亿美元的对美收购流产;这其中,有些是中国政府的限制,有些是美国CFIUS的限制。
  尽管CFIUS一直在加强审查硅谷的资本,荣鼎的另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对美投资虽然大幅减少,但是中国资本在硅谷依然在经历投资热潮,今年1-5月,中国风险投资在硅谷达成了24亿美元的投资交易,今年本来有望对美国风险投资记录提高一倍。
  “过去,由于硅谷的资本多以早期与成长期为主,不太会遇到CFIUS的审核。每年美国有几万起投资,他们基本上也是不太管早期项目。”杨镭这样告诉我。在新法案正式通过以前,CFIUS的重点审查集中在大的并购上,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在新法案正式出台以前的一个月,我与杨镭正在聊贸易战会不会促使CFIUS快速通过新的投资法案。以前美国CFIUS对中国资本的审查有着一条不言明说的线——只要中国资本投资美国项目不超过10%的股份,一般不会面临审查。
  新政策通过后,杨镭分析称:“中国公司以及政府资本在美国进行高科技投资会面临较大问题。”他认为,如果是给美国人管理的基金做财务投资或者间接投资是可以的,初步判断华山资本不会受到影响。
  中国资本在硅谷正在被双边管制,尽管中国鼓励高科技投资,但硅谷的美元基金以外的中国风投机构也正在被外汇管制误伤。随着CFIUS法案的日渐明朗,最后是特朗普关上了中国资本在硅谷投资之门。
  在中美关系日渐紧张之际,不仅仅是资本,美国对创业公司需要的高科技人才管控也渐渐严格。
  在硅谷,我随意在饭桌上认识一个华人,可能就是曾经某省或者某市的高考状元,又或者他们早在大学时候已经是各种竞赛的风云人物。特朗普含沙射影地指责“几乎所有这个国家来的学生都是间谍”,以及美国收紧的签证政策,一定程度上在帮助中国的一些优秀的年轻人回流。
  但情况对在美国工作多年的华人并不乐观。随着中国科技企业的崛起,硅谷大公司的工程师也开始顺应回国创业潮,中美知识产权是否涉及窃密的审查更加严格。此前,我写到了苹果工程师跳槽中国新能源汽车小鹏汽车面临的窃密事件,最近又有条淹没在新闻中的消息:55岁的前华裔通用工程师郑小青(Xiaoqing Zheng,音译)涉嫌窃取公司商业机密被捕过堂。
  对一些资深的华人工程师来说,跳槽中国公司或者出来创业,变得需要尤其谨慎。FBI正在加大从美国高科技公司出来创业的资深工程师的审核。郑小青此前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力部门主任工程师,检方指出,他将含有航空涡轮技术的商业机密文件,以速记加密的手段,隐藏在一张日落的照片里,再以电子邮件方式把商业机密存到自己的邮箱。这些内容设计涡轮机的密封与优化有关的数学计算,属于公司机密。
  说到这个案件,不得不提到郑小青的另一个背景。他与兄弟在中国南京拥有一家民用航空引擎技术公司,他还与多家航空技术公有利益关联,这些公司由中国政府出资。他也是中国“千人计划”引进的人才。中文报道称“他带领技术团队进驻辽宁天一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为其新引进的美国航空发动机机械密封技术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空白”。这些报道给正在寻找证据的FBI提供了线索。
  涉及知识产权窃密,在美国是可能面临十年监禁之久的重罪,这种严酷的执法和对中国工程师的严密审查,并不利于中国高端人才的回流。另一方面,尽管窃密的确不对,但每起事件和每个人都只是个案。过去一年,苹果抓去了29名窃密者,只有涉及中国的窃密案最快被FBI破解且被广为报道,这对华人在硅谷公司的生存与名声影响恶劣。
  中国背景的资本正在硅谷经历冬天。邱谆在硅谷呆了20年,他评论CFIUS新法案称,尽管现在限制很多,但是这20年里,中美关系上上下下很多次,一切都还会变的。

来源时间:2018/8/12   发布时间:201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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