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向东 施展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文化纵横》自2008年创刊以来，一直关切中国发展与世界秩序重组的重大问题。2013年，我们就曾推出于向东与施展对谈的《全球贸易双循环结构与世界秩序》一文。在当前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此文为理解这一冲突提供了纵深框架。在二人看来，“双循环”被理解为一个上中下三层结构：发达经济体在上，欠发达经济体在下，中国居于中间的结合点上。这一结构的形成，与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的成长密切相关。然而时至今日，在上游，美欧都自认为是这个结构的受损者，力图调整结构，把中国逼出关键节点；在下游，十余年来资产价格暴涨，中国制造业成本被不断抬高，也导致上循环结构难以维持。当此态势，贸易战的发生，是否表明“双循环”的贸易结构出现了严重问题？进而，建立在这一结构基础上的当代国际秩序会否异变？
　　▍从“三角贸易”到“中心—-外围”结构
　　施展：外交问题归根结底是构建或适应某种国际秩序的行动过程，而这个行动过程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国际贸易活动。可以观察到，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一种新的国际贸易结构正在形成，它将推动新的秩序的出现，这是我们思考外交哲学的一个基点。
　　于向东：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通常要从贸易活动及其结构的政治、法律、伦理蕴含这种层面来展开，这种知识应当是理解国际问题的基础知识。其中，贸易与秩序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内容。
　　施展：我们可以在你和刘苏里谈话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思想框架下研究这个关系。也许我们需要再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框架。
　　于向东：我是从中国“向外看”这个角度，依时间维度，对世界史作三个阶段划分。第一个阶段是古典时代的西方，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它不是全球性的，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东方直接联系不多；第二个阶段是大航海时代之后的西方扩张，开始出现全球远洋贸易，这个世界后来扩张到中国，清代讲的“睁眼看世界”指的就是这个世界；第三个阶段，是刚刚开始不久的，中国以及新兴国家发展引起的国际关系的重组过程，这是个新世界。
　　这三个阶段的世界秩序是很不同的。我采用规范一些的叫法，分别称之为“西方秩序”、“全球秩序”和“世界秩序”。西方秩序，主要是讲它的空间特征，即第一个世界大体上是在“西方”这个区域内的。全球秩序，有两层含义，既是指西方秩序冲破西方这个空间，覆盖全球；也是指它的“客体性”，即对中国而言，这个秩序是外在的，如同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一样。世界秩序，则是包含了中国自身主体性在其中的普遍性的秩序结构，是一种主客观的综合，不再是中国去简单地适应外在秩序，而是由于中国崛起的巨大规模，使得这个外在秩序本身也会经历深刻变化，新秩序的生成与中国的成长是一种相互内在化的关系。
　　施展：三个阶段对应了三种秩序，但并非截然分开，其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视之为不断进化的关系。其中推动进化的力量就是贸易技术和贸易结构的自我演化。我们可以在第二个阶段上，看看全球贸易和全球秩序的关系。
　　大航海时代开始以后，贸易技术获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出现了覆盖三大洋的全球远洋贸易。比较典型的如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印度洋的香料贸易，以及更广泛的中国瓷器和纺织品贸易，后来在太平洋又出现了白银贸易，这些贸易往往都呈现“三角结构”。形形色色的三角贸易，大都来自西方海上商团的推动，有的还吸纳了原来已有的区域性三角贸易，比如阿拉伯商人的非洲印度洋沿岸贸易，中国的南洋海上贸易。西方贸易商团中最为出色的是荷兰商团。
　　主导着三角贸易的诸多商团，虽然彼此间存在着竞争，有时这些竞争也会动用武力，例如贸易当中的海盗行为，但总体上并没有一个显著的力量中心或权力体系超越于这些商团之上，持续地约束或干预贸易行为。商团之间更倾向于相互承认，寻求稳定持久的贸易关系。在此过程中，利润和利益的分配内在于贸易的自然过程之中，没有外在的力量强制干预利益的分配，贸易主体之间有着一种自然的平等性。中国东南沿海的很多海上贸易商埠，例如泉州，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于向东：在工业革命以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原先三角贸易是依各个地区自然经济体的剩余产品进行的，但随着工业制成品的出现，国际贸易逐渐发展成“原料+制成品”的结构，对自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由于工业品在生产、价格、需求、运输等方面，对原有贸易结构而言，具有极端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具有强制性贸易的行为特征，当贸易伙伴无法接受这种强制性而诉诸非贸易对抗手段时，工业品贸易商团就寻求国家武装力量的介入，以保护贸易，于是，原来具有相当的自然平等性的三角贸易，就让位于新的差序格局下的贸易结构，后来经济史家称之为“中心–外围”贸易结构。
　　施展：这就是沃勒斯坦等世界体系论者所勾勒出来的国际经贸秩序的发展历程，我们从中看到“全球秩序”的形成过程。新的贸易结构稳定下来以后，有其自己的运行逻辑，使得外围地区的经济结构在这个贸易过程中逐渐被重塑并固化，外围地区原有的社会秩序在此过程中逐步解体，形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殖民地国家现象，就是少数精英与绝大多数土著之间的差距，包括政治对峙、社会解体、贫困、犯罪等等。这些问题对“中心–外围”贸易体系提出经济、伦理、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挑战。
　　于向东：这个贸易秩序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也是很多批判理论和左翼社会革命理论的来源。西方为了应对该秩序中经济、伦理等方面的问题，也给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政治上的一个方案就是去殖民化，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民族自决开始，到二战后，殖民地的精英运动和民主觉醒运动相结合促成了普遍的去殖民化。原有体系在政治层面上有了很大的变动，但在经济层面上却一直没有寻找到更合适的方案。政治独立并未改变经济上的“中心–外围”结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困境当中。这就催生了经济上的激进主义，最早在拉丁美洲出现。庇隆总统在1940年代宣布“阿根廷经济独立宣言”，在政治觉醒的同时要有经济独立。但是经济独立的进程很快以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混乱而告终。
　　施展：从政治和道德上批判“中心–外围”结构容易，在经济上解决它就很困难。当各种经济激进主义的试验在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失败以后，西方的工业发展却达到新的高度，更加强化了“中心–外围”的贸易结构，结果经济激进主义的失败又反过来强化了政治激进主义，庇隆主义的试验及失败就是其中的典型。失败主义情绪支配了战后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大多数发展议题。
　　于向东：为了反制“中心–外围”体系以获得经济独立，亚非拉国家进行过多种多样的努力，包括一系列模仿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国家主义经济战略等，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之后，外围国家调整战略，改行进口替代。它试图去发展一个大规模的第二产业，用制造业增加就业，以此来改善社会福利分配的均匀化程度。但是进口替代战略在经过20年左右的繁荣之后也失败了，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产品没有竞争力，靠财政补贴，又带来巨额的财政赤字。
　　施展：这也有国际环境的因素。在进口替代欣欣向荣的阶段，适逢美元疲软乃至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贬值遂使得大量国际资本涌入收益率较高的拉美等南方国家。外来资本的推动促成了多个国家的工业化高速发展。但是到19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上台，货币主义革命扭转了西方福利国家的经济政策，国际资本迅速调整方向又回流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使得南方国家无法再轻易从外部融资以推动自己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曾经的高速工业化就崩溃了。
　　于向东：进口替代战略的政治前提是左翼化，就是强政府、强干预，由政府分配社会福利。进入1980年代，这些国家又出现了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调整，也就是通称的“结构调整”。这个调整战略走向了另外一面。但它在1990年代末期也开始遇到大问题。
　　施展：新自由主义政策有成功的案例，但不多；进口替代战略，则一个成功案例都没有。我们大致可以说，南方国家在二战后这几十年里左倾右倾地来回尝试，一直不成功。
　　于向东：但也必须看到，它们表达着一种努力：在“中心–外围”这个结构下解决所谓的外围地区的欠发达问题和贫困问题。左翼的尝试可以视为来自于外围地区的反抗性力量的冲击，右翼的尝试可视为来自于中心国家的一些自我调适，但都失败了。失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两个方向的努力有一个共同思路，即认定工业化——也就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第二产业的发展——是这些国家和区域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管你是用政府的力量来规划工业化，还是用国际资本的力量来促进工业化。我们现在就是要对这个思路提出质疑。
　　施展：左和右都失败以后，我们可以提问，其失败是否是“中心–外围”经济结构下的一个必然，还是仅仅因为政策执行有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沃勒斯坦等世界体系论者给出答案，外围地区的现代化，在“中心–外围”结构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你是用左翼政策还是右翼政策。
　　于向东：列宁分析资本主义的时候讲，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剩产品销售到殖民地，延缓了宗主国的经济危机。但在沃勒斯坦的时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原则，西方处理剩余工业品的动机已经减弱了。因此有人提出，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模式发生变化了，在“中心–外围”结构下，前殖民地国家也能发展了。世界银行近几十年来的工作的重心就放在这里。沃勒斯坦浇灭了他们的幻想。但是沃勒斯坦把原因一律归结到了国际资本的贪婪本性，把历史问题转化为伦理问题，又转化成政治批判问题。当转化成政治批判问题的时候，左翼思想家就达到认识上的高峰，同时在政治上跌入了低谷，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方案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事实上讲出了一个绝望的前景，就是“中心–外围”的结构下，国际资本的贪婪屡屡得逞，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真正地克服它，那些成功的国家，都不过是自由港式的特例。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心–外围”体系的基础入手，考察这个体系演变的可能。
　　▍双循环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的裂变
　　施展：从“三角贸易”到“中心–外围”结构，形成了“全球秩序”的商业基础。全球治理机制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生成运行的。无论如何挑战这个治理机制，如果其基础没有变化，那么挑战也只能带来一系列无法评估的动荡和疑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使这些挑战显得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
　　于向东：所以，我们一直就重视全球治理机制与商业循环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理论的批判虽然必要，却远远不够，除非你看到了“中心–外围”结构发生调整的可能性。而这种调整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中，只可能内在于结构自身的运行过程中，也就是说，随着该结构的运行而发生自我裂解。到21世纪，它确实出现了，这就是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全球贸易结构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全球贸易的“双循环”结构。中国的经济成长是从加入并服从全球秩序下的贸易规则开始的。在1980、1990年代，主要就是讲“接轨”，即与国际贸易规则相衔接。这种“接轨”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不断获得正向激励，促使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到全球贸易过程中，并在其中取得成功。这当然不仅仅是“接轨”这一个因素促成的，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和机遇，正好耦合在一起。今天回头看，有点奇迹的味道。
　　施展：你和刘苏里在关于中国经济成长的谈话中特别提到了分布式计算技术的作用。这种技术的出现伴随着一场管理革命，即制造业大规模外包的出现，它们结合于中国的劳动力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使中国经济在一种特定的产业转移节奏下“接轨”于全球贸易。在加入WTO十年之后，从这个体系的外围位置，逐步变成一个系统性的经济力量，从而开始改变它所孜孜以求“接轨”的这个全球贸易体系。显然它正在改变“中心–外围”结构，特别是，它正在大幅度地改变“中心”的贸易结构。
　　于向东：这个系统的改变，以中国从体系的外围，转化到新体系的枢纽位置为标志。即中国一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大规模的技术、资金和产品以及服务的贸易循环；另一方面，上述循环又促使中国与不发达的亚非拉国家之间形成以制成品和原材料为主的贸易循环。这两个循环以中国为枢轴而耦合起来，所以称之为全球贸易的“双循环”结构。
　　在原先的“中心–外围”结构下，发达国家直接与外围国家进行制成品与原材料的贸易，现在，其中的大部分贸易被中国替代。发达国家的贸易间接地通过中国贸易而同外围国家发生关系，这是一个转折性变化。目前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它还没有完全改变全球贸易体系，原先的“中心–外围”贸易循环也还在进行中，但无论是其中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还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都开始受到这个中国成长所推动的“双循环”结构的影响。
　　施展：应当讲，这个“双循环”本身还主要是商品贸易，其他如金融、服务贸易等等，还较少涉及。在这些非商品贸易循环中，还是以“中心–外围”结构特征为主。
　　于向东：“双循环”目前的力量主要还是体现在商品贸易的数量规模上，但它向其他贸易领域进化的速度是很快的。例如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投资，增长很快，这是商品贸易拉动起来的。关于“双循环”有个特点要注意，它目前包含了两个引擎，协同推动“双循环”运行。一个是美国，它推动着第一个循环，另一个是中国，它拉动着第二循环。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和前提。在理想状态下，还应当有第三个引擎，即位于非洲或拉美的区域经济体的发展，但这个引擎尚未出现。
　　施展：可以把“双循环”理解为一个上中下三层结构：发达经济体在上，中国在中，欠发达经济体在下；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在平面上展开的“8”字形结构，中国居于中间结合位置上。以前者论，可以清晰看到一个差序结构，它可能暗示了贸易利益分配的某种“传统”；以后者论，它表达了新兴贸易体系的内在逻辑，包含着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动态的贸易利益分配过程。
　　其例证，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非洲和拉美倡导的“资源–贷款–基础设施”的合作方案。这类合作方案的前提是，中国从第一个循环中积累大量的贸易盈余，这个能力必须持续下去，才可以支持上述合作方案的融资结构，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必须持续保持竞争力，第二个循环才能持续。
　　这里可能要用上你以前与刘苏里的对谈中提出的“全球制造业迁徙将终结于中国”那个假说。这个假说支持这种持续的竞争力。事实上，如果“中国制造”是泛指以中国为物流中心的整个东亚、东南亚制造业集聚区的话，那么这个持续时间可能会更长。这是一个现实发生着的物质过程。“双循环”内在地改变了世界体系主义者们所看到的“中心–外围”结构，它带来了“中心”的裂解。
　　过去的“中心”是提供资本秩序、法权秩序和制成品的国家，外围提供原材料，利益分配偏向于中心国家；“双循环”形成后，裂解出现了，资本和法权秩序仍由西方提供，而制成品由中国提供，原材料仍由不发达国家提供，但流向中国。“双循环”结构使得传统的“中心–外围”结构里面内蕴的外围之永久性悲惨地位有了突破的可能。中心地区裂解开的制造秩序和资本秩序会形成一种制衡关系，从而使得外围有新的发展空间。或者用我们之前用过的一个词，中心地区变为多孔化结构，它不再是致密体。
　　于向东：对这个“中心–外围”的挑战最早是作为外围的日本，但日本最终是将自己变成中心而告终，它并没有撼动这个秩序，它将自己变成了这个秩序的一部分。
　　施展：这与日本的国家规模及经济发展模式有关。日本不足以令西方国家工业空心化，于是“中心–外围”的结构不会变化；中国的规模令西方工业开始空心化，于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心”便不再是一个内在致密、均质化的结构了。类似于历史上的三角贸易，现在又形成一个三角结构。历史上的三角贸易内蕴着一种贸易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历史的螺旋上升有可能重新回到这点上吗？
　　于向东：这种平等性只能作为一种潜在的趋势，它要化作现实就必须从竞争性的动态过程中浮现出来；但这是有条件的，所以也完全可能无法浮现出来。倘是后者，则“双循环”结构便会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塌陷，退化为原体系的一个亚结构，非但没有破除外围地区的那种悲惨地位，反而以一种双重的“中心–外围”结构加诸其上，成为所谓新殖民主义。这个状况，也并非没有实例，实在值得警觉。
　　施展：这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双循环”结构在什么条件下，才可能避免这样的塌陷呢？
　　▍现代化的新路径和中国的创新能力
　　于向东：“双循环”对“中心–外围”结构的裂解，应当带来全球贸易利益的重新划分，也就是贸易利益要从中心向外围地区流动，这个流动是通过中国作为全球贸易的枢轴来实现的。如果这个利益流转不能实现或是不能持续，那么“双循环”结构就会塌陷而被旧体制吸收。
　　避免这样的塌陷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中国在第一个循环中保持不断改善的贸易条件，这取决于中国的创新能力；一个是中国与非洲、拉美地区可否在第二个循环中创造出生机勃勃的区域经济。这是很硬的两个条件。
　　在第一个循环中，中国过去三十年逐渐积累了大量的贸易利益，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但这个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低成本水平下确定的比较竞争优势而取得的。近年来这个优势明显地减弱了，这就是所谓中国增长模式转型要面对的问题。通常，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个转型指的就是将竞争优势逐渐从以成本优势为基础转到以创新能力为基础。所谓创新能力很广泛，并不限于技术创新，还包括贸易方式、交易模式上的创新，或者说是表现于整体经济活跃程度的创新，它甚至可以是一家小饭店、小超市在社区服务上的创新。这些创新汇聚起来，才有一个灵活而生动的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才可以确保有利的利益分配格局，并形成激励。
　　施展：创新能力的发展实际上与国家创新工程之类的东西无关。真正的创新一定是分布式计算的结果，是成千上万的人发现新机会、进行新尝试的结果。最后这个创新会有什么节奏，会产生什么内容，我们事先都是不知道的。在互联网经济中，中国民间企业呈现的那种整体活力就是典型。这种普遍的创新能力，必须回到民间经济才有可能实现，它要求根本上的市场经济改革。最近李光耀关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有个谈话，话不好听，但有道理。他提出，包括军事竞争力在内的国家整体竞争力，都取决于国家的创新经济能力，而这个能力又取决自由的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无法同美国竞争，所以，应谨慎选择自己的国际战略。
　　于向东：当然，如何才能发展这种创新能力，是另外一个课题了，这里且不去说。我们只要关注这种能力的作用。在创新能力基础上，我们才能展望持续有利的利益分配 。这是中国作为枢轴，从第一循环向第二循环的外围地区转移贸易利益的条件，而这又成为这些地区发展的前提条件。
　　施展：近十年非洲经济持续保持5%以上的增长率，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导致非洲对外贸易条件的改善，其获得的出口利润转换为国内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人们把它叫做中国经济增长红利向非洲转移，它是通过原材料进口价格上升来完成的。
　　于向东：这是例子之一，它表明贸易利益在“双循环”结构下的流转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分配是通过贸易品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来实现的。只要中国在其中能够保持经济活力，那么全球贸易利益的调整就会持续下去。另一个条件，是外围地区出现生机勃勃的区域经济，这个条件要复杂一些。首先，我在以前提出“制造业迁移终结于中国”这个假说时，已经提到一个推论，就是那些工业化程度低于中国的外围国家，主要是非洲和拉美的大部分地区，它们已经不可能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这个经典的现代化之路了，它们必须另外开辟一条非典型的现代化道路。我概括这条道路在经济上的特征是发达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样的产业结构，必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外部贸易环境以及相对有利的贸易条件，它无法独自运行。
　　施展：没有第二产业，就意味一定要进口制成品，国民福利的水平，取决它的出口与进口的利益差。
　　于向东：历史上有这样的成功案例，就是我常说的澳大利亚模式。澳大利亚模式是在英美白人贸易体系下发展起来的，我曾细致地分析过它的成功条件，例如澳洲与英国之间人才和知识的无障碍流通，澳洲政治体制保证原材料出口利益被善用，等等。尽管这些条件有些苛刻，但澳大利亚、新西兰，某种程度上还有加拿大，毕竟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拉美有一些小国，实际上也是走的这条道路，例如哥斯达黎加。
　　施展：对非洲来讲，它必须将它的经济纳入到“双循环”结构下才可能走上这条路。中国工业品与非洲的原材料出口部门的互补关系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于向东：南非在这方面是个很好的例子。南非经济以前是在英美经济循环当中发展起来的，黑人执政以后，经济面临转型，曼德拉、姆贝基希望南非经济融入非洲经济，成为非洲经济领头羊，但这个转型失败了。我在两年前和祖马的一个顾问团队就此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南非经济转型方向并没有错，它确实应当引领非洲区域经济，特别是南部非洲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在于，南非及南部非洲经济的外部贸易环境应怎么处理？我建议他们考虑这个问题，我的答案也很明确，南部非洲经济必须进入“双循环”结构中，才可能实现南非经济从白人经济转型为黑人经济，南部非洲经济才有可能发展。
　　施展：南非从白人经济转型为黑人经济，其必要性在于，过去的白人经济的结构，难以在一个黑人为主的国家提供社会福利分配的均匀性，转型为黑人经济才有可能提供这一点。这并不是说要放弃白人经济，而是说要成长起一个更大的黑人经济部类。南非因此也才有可能进一步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的经济形成一种拉动作用，过去的白人经济直接联系于英美经济循环，是难以起到这种拉动作用的。
　　于向东：这种所谓拉动作用，就形成我说的“生机勃勃的区域经济”。它也有一些前提条件，包括几个内容，一是如何发展出基于生物多样性的农牧业经济，二是如何发展出复杂的旅游和服务业，三是原材料出口利益如何转化为有效的国内区内投资，四是人才及知识的流动，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异常艰难的工作，而且也不是非洲独自能够完成的。例如原材料出口利益的善用，它取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改变。依我的观察，近年来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开始起作用了，这也与世行等对其所加的财政纪律有关，它改善了出口部门利润的利用状况。其实，中国一些关于贸易和援助不加附加条件的说法是有问题的，那并不利于非洲政治的发展，也会影响非洲经济的基础条件的改善。
　　施展：从中国的贸易利益出发，中国应当积极介入非洲国家的政治进程，去年底我们在南非时，向刚果（金）驻南非大使提出的将非洲“大湖地区”维和体制和区域发展结合起来的建议，本来就是基于区域经济的自身要求的。联合国和世行近期在大湖地区的安排，中国未能充当主要角色，置身事外，是很遗憾的，到头来这会损害中国的贸易利益，而中国原本有机会参与其中。其实不仅是政治进程，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与非洲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密切关系。非洲国家有着极好的农牧业和旅游业资源，这些产业的特点是国民福利分配效果好，能拉动非洲国家的非典型现代化道路。但它取决于中小企业深度开发这些产业的创新能力，这恰好应当成为中国民间企业施展身手的天地。
　　于向东：对中国来说，如何在“双循环”贸易结构中促进非洲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逐渐纳入中非经济循环中，确实可能比建设中国创新能力更加具有挑战性。近几年，我在参与中非贸易关系领域的工作时，一直试图引导一系列的架构性安排，以便中国经济和非洲经济在“双循环”结构下形成相互的内在化关系。这些工作，受到陈元先生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与亚非拉经济发展存在内在一致性”讲话的启发。这包括刚果（金）资源开发公司的设计，设立非洲国际开发银行，制订刚果（金）海岸自贸区方案，泛非航空公司设计，以及围绕中国矿产投资开展的非洲新市镇发展规划，等等。同时，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也从区域发展角度，推动非洲区域基础设施规划，例如南部非洲电力网规划，刚果（金）水电站规划，等等。这些工作都试图搭建出一个架构，以便中国商人和贸易投资能深入到区域经济的深层，以带动非洲产业结构的调整。
　　施展：“双循环”结构的形成，以及非洲区域经济融入“双循环”，这些过程肯定都要靠一单一单的生意来累积完成，会是个很长的过程。挑战在于，此过程中一定存在很多非商业性因素打断、阻滞、扭曲这些商业循环。因此，就必须有一系列的制度架构性安排来克服这些非商业性阻力。去年我们和一些企业家去南部非洲几个国家考察，对此深有体会。
　　于向东：我把这些安排以及由此带动的商业过程，统称为“生机勃勃的区域经济”，它实际上是一系列的政治、法律和商业政策的组合。这些政策组合与中国的创新能力一起，构成了前面提到的“双循环”的两个条件，也是防止“双循环”塌陷为旧体制的棘轮。只是，其中涉及太多的政治过程和法律调整，以后有机会可以结合具体案例详细说明。
　　▍贸易谈判与世界秩序
　　施展：回到我们讨论的主题。我们通常所讲的世界秩序，就其大部分内容而言，或者就其“活”的部分而言，是从贸易活动中发展起来的，都是贸易规则，而政治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是贸易规则衍生出来的，这从国际法的奠基人如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学派，以及格劳修斯等人的理论中即可看出。但我们可能更习惯于从政治或人类社会史的角度去观察这些规则，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贸易规则与政治规则间的恰切关系。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讲，曾经的“三角贸易”可能是一种更为纯粹的状况，是去除了政治或人类社会史偏见之后，让政治的归政治，生意的归生意，是我们可能达到的“好”秩序，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双循环”可能的历史前景。
　　于向东：这个思路有价值。在“三角贸易”的那个时代，技术上、政治上也有它的问题，例如海盗行径、屠杀“野蛮人”等等，但在本质上，它确实接近“纯粹的生意”。在互利以及持续赢利的欲望推动下，一系列的规则及规则理论就炮制出来。从贸易史资料看，那时不存在更加强势的系统性的单一贸易规则，而是呈现多样性的妥协安排，这些安排就是那个时代的“世界秩序”，现在统统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了，除少数专家，已不为世人所知。在工业力量变成远洋贸易的主要动力之后，“中心–外围”的世界秩序，就在一系列的政治及人类学偏见基础上建立起来。我们观察到，进入新世纪，从这个“世界秩序”内生地——即合乎这个“世界秩序”之生意逻辑地——产生出的“双循环”贸易体系正在瓦解这个“中心–外围”结构，我们认为，这是世界治理秩序变革或改良的基础，在总体上，也是世界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
　　施展：事实上，那些作为偏见的政治及人类学知识，只有在贸易规则变化之后，才可能永久地被打破或排除。让一切都还原为或化约为生意和贸易，从贸易规则的知识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易理解也更易改变的世界。
　　于向东：在“大观”小组今年于武汉召开的会议上，我提请大家注意研究TPP和各种贸易协议条款及执行案例，这些条款有很大一部分将转为“全球秩序”的基础结构。国内政治学界尚无研究贸易协定的习惯。交换和贸易是人类的本性，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形态和主要内容，因贸易需求而生的社会规则最容易被普遍接受，这是所有那些社会治理规则持续稳定的心理基础。回到生意，可以更容易克服偏见对我们的束缚。
　　施展：“双循环”结构从原有贸易体系中生成，这一过程所引发的变革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议题。现在讲的新兴市场国家问题，很大部分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比如“二十国峰会”机制，世界银行和IMF投票权改革，新启动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区域贸易自由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等都是如此。这些改革旨在适应新的商业循环的冲击，其中一部分是防守型条款，例如知识产权、产地认证、制造过程可追溯原则等等；一部分是开创型条款，例如几大国际治理机构和治理机制的国际化条款。还有一些重要的条款，例如TPP中企业或个人对主权国家的民事诉讼权利的安排，则是更重要的带有创制性的安排。
　　于向东：这种诉讼权利的安排在WTO已初显端倪，在TPP以及其他贸易协议谈判中已成常例。国内有些人对此疑虑很重，担心对主权的侵扰。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条款，关注的是贸易行为本身应当排除那些强制性力量的介入，贸易合同本身要具备自我实现、自我保护的能力，不被外在力量强制；它强调的是贸易行为当事者的意愿在契约中应当是最高原则。这是保证“贸易循环”在本质上重回平等互利的基本条件，也是破除“中心–外围”结构下贸易利益分配不均的微观机制。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一点。
　　从“三角贸易”到“中心–外围”体系，工业力量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工业力量恰恰是凭借民族国家体制下的国家主权力量，以国家主权的名义做出一系列商业安排，才构成了我们熟习的所谓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只有对这个介入到商业行为当中的国家主权进行普遍的批判和否定，才能瓦解那些被视为不平等的国际贸易规则的法律基础。说到底，“双循环”结构持续下去的正当性，只能来自于它可以实现全球贸易利益的更加均衡的分配。而这个更加均衡的分配只能通过无数商人们自主加入并执行的贸易契约才能实现，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由若干国际会议和那些雄辩滔滔的主权者们所给定。
　　施展：从商业行为中排除主权者的侵扰，而不是相反，这应当成为“双循环”结构的国际法原则。“中心–外围”结构的国际法基础是主权者凌驾于商人及商业契约。它一方面在“战争与和平”的张力下将主权者进行差序安排，并把相似的商业结构作为自己的物质基础；在另一方面，那些外围国家的统治者们很容易发现，在这个差序结构下，统治者同时也去参与商业行为，会带来巨大的个人利益，他们因此会积极地加入到这个结构中去。外围国家的统治者既顶着主权者的帽子，同时又作为商人直接参与经贸活动，这种身份冲突引发了无数的革命。但没有一次革命曾经靠拢过革命者宣称的目标，到头来，又复制了这个结构。
　　于向东：所以，在新的全球贸易谈判中，必须对国家主权在商业领域的作用进行普遍的批判和否定，不是要用很多空想家们设想的新的主权差序结构替代旧的结构，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主权者在国际商业领域中的合法性，并且使商人们可以自我实现这样的保护。这需要几十年的过程，重要的是，它已经启动。
　　施展：从商业领域中否定并排除主权者的侵扰，作为一种新的国际法原则，是伟大的历史进步，可以媲美几百年前从宗教战争中诞生主权国家的那段历史，只不过这是个相反的进程。它在两个方面，加强促进“双循环”的发展。一方面，它可以提供一个正当而又自然的过程，使那些期望屏蔽主权者对商业活动的干扰的商人们，能够更加积极自由地参与商业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该一国际法原则作为外在约束力量，又可以使那些兼具商人和主权者双重身份的国家治理者们从主权领域撤出，放弃主权者地位，因为这会损害他作为商人的利益，从而为产生出有效的国家治理者提供条件。也就是说在新贸易协议下，主权者将无法或是无意于谋取商人利益，他们更倾向于推动并维护一个由全球贸易引发的有持续性的商业过程。
　　于向东：这是“双循环”结构引发的又一个方面的变革，即它会不断地提出并创制新的国际规则，在政治、法律和贸易活动方面，都是如此。
　　施展：“双循环”结构最终所对应的那个世界秩序当是一个超国家体系。我们前面描述了从“三角贸易”到“中心–外围”再到“双循环”这样一个递进历程，贸易关系经历了从自然平等到差序格局再到更高层次的自然平等这样一个可能性。而从这种经贸关系的历史进程衍生出的国家–国际法权原则很可能也会经历这样一种变迁过程。大革命后的民族主义时代，集体观念的叙事结构以内在均质化的民族这一集体身份，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绝对异质性为基础，这是集体叙事对于自然事实的深层整合，后者单向地适应前者，对应于工业时代相对单中心结构的国际贸易秩序，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中心。
　　到了今天，以生产流程国际化为基本特征的“双循环”结构，呼唤着再度出现集体叙事与自然事实的相互适应关系，呼唤着多引擎国家的推动，从而再次是一种相对多中心结构的国际贸易秩序。于是政治必须从生意领域退出，集体观念应当超越民族主义而被还原为宪法爱国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财政单位和安全单位存在，不再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和价值单位存在。由商人们的微观行为引导的超国家之国际法权秩序的变迁，再度进入个体的心理动力与集体叙事并存、集体叙事与自然事实相互适应的状态。
　　于向东：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努力带来了另外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真正的战略机遇期。我们终于有我们参与驱动的过程，与全球的脉动终于合拍了。这时就需要有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来真正地配合上这种合拍。这第二步更加重要，能不能赶到？如果赶不到，很有可能就会像当年德国与欧洲的冲突一样，会形成一系列非常严酷的世界秩序崩溃的过程。如果能赶到并且能够处理好，那我们很可能让全球治理达到一个新阶段。这时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个第三个世界才真正浮现出来，它是由中国加入的过程所定义的，同时，这个过程也会反过来重新定义中国。
　　施展：讨论中国精神的解放，这需要在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加以梳理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历史哲学的构造，留待下次谈话吧。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原标题为“全球贸易双循环结构与世界秩序——外交哲学对谈之四”。

来源时间：2018/8/12   发布时间：201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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