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编译/天昊、晓默  来源：大国策智库

　　导读：随着金正恩与特朗普于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成功举行首脑会谈，朝美关系由紧张对峙逐步转为良性互动，双方围绕落实新加坡共同宣言采取了一系列示好举措，并进行了多轮后续谈判。然而，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内保守势力对朝美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能否实现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仍持怀疑态度，对半岛未来局势走向依然谨慎乐观。在此背景下，近日，美智库兰德公司发布题为《朝鲜半岛：三种危险情况》的研究报告。报告由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马扎尔，兰德公司历史学家、退役陆军上校伊恩·金泰尔，兰德公司政治学家斯塔西·佩蒂约翰等5人联合撰写，针对近年来朝鲜半岛出现的新情况，特别是朝核导能力的不断提升，分析美军在应对半岛最可能出现的三种危险情况时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应对策略，提醒美政府应保持冷静、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英文标题：“The Korean Peninsula: Three Dangerous Scenarios” (by Michael J. Mazarr, Gian Gentile, Dan Madden, Stacie L. Pettyjohn, Yvonne K. Crane)

　　近年来，朝鲜半岛形势发生了一连串变化。在金正恩领导下，朝加快核武器研发步伐，特别是投送系统，如远程导弹。同时，朝鲜对外表态越来越强硬。金正恩政权看似很稳定，但朝国内发生的一系列逮捕和杀戮，朝民众对外界越来越了解而且越来越多地从事商业活动都增加了朝政权突然崩溃的可能性。此外，韩国针对挑衅采取非对等应对的理念以及强调先发制人都加剧了局势骤然升级的危险。虽然近期朝韩间的友好互动及各种双边、多边峰会可能缓解地区紧张局势，但如果朝美对话破裂，半岛局势将重回非常危险的境地，美陆军和其他军种需紧急应对三大危险。这需要美政府和军队高层重新思考应对半岛发生危险情况时的策略与构想。
　　1、针对朝核导能力不断提升的危险
　　报告分析称，未来5到7年，朝鲜将跨越两大关键门槛：一是拥有一个庞大的、多样化核武库，核弹头数量将超过80枚；二是部署能够打到美本土的可靠的核投送系统。届时，朝还可能跨越第三大门槛，即部署有真正抗毁能力的报复系统，如机动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导弹。朝快速发展的核能力将使东亚安全格局滑向新的危险境地。一方面，朝核导能力的发展将使美韩军面临更大的作战风险，并使朝变得更加危险和不可预测。另一方面，地区国家对朝发展军事能力所做出的反应亦令人担忧，特别是韩日正在发展新的作战能力和作战概念。韩国方面：一些议员开始呼吁拥有独立的核威慑力，甚至包括潜射导弹，以应对朝正在形成的潜射弹道导弹能力。近年来，韩一直在研发“杀伤链”系统，以便在战时能够对朝核设施实施先制打击。日本方面：一些官员表示，日自卫队应拥有独立的先制打击能力，包括远程导弹，以便在朝威胁对日本使用核武器时，能够摧毁朝核武器。日本还有意提升导弹防御能力，包括海上系统，如改进宙斯盾系统。此外，随着中国在处理地区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明显，美在东北亚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将被削弱。
　　总之，朝迅速提升的核导能力将对域内国家关系及地区安全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作为域内国家间各种安全关系的主要决定因素，必须致力于加强与中国的沟通协调，以确保美盟所采取的防御性措施不会导致与中国的关系复杂化。然而，朝发展核能力所带来的各种压力与影响正在使美国的协调努力捉襟见肘。未来5至10年，朝对其核威慑力量的生存能力缺乏信心并对美韩先制打击能力心存忌惮、金正恩对局势认知的不确定性，以及韩准备对朝挑衅实施非对称性惩戒等都将使朝鲜半岛面临巨大风险。
　　基于上述分析，报告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朝或将拥有足够的核能力，对美韩军入朝作战构成威胁。同时，朝政权很可能保存一支核预备力量，能够在面临生存威胁时摧毁韩主要城市并制造其他伤害。因此，必须重新评估所有围绕美军或韩军从抵抗朝进攻立即转为在朝境内实施旨在更迭朝政权的攻势行动而制定的作战计划。二是美陆军可能需要制定一些军事选项，以便使驻韩美军战时能够独立支撑一段时间，因为受政治和军事等因素掣肘，美军增援力量和补给可能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才能抵达朝鲜半岛。为此，报告建议：一是美国防部必须为总统提供应对半岛局势升级或爆发全面战争的多种选项，这些选项需要考虑到核危机升级的可能性。美韩或许无法再根据事先精心制定好的作战计划来决定战争的进程。二是美国应扩大与朝鲜的双边危机管控联系。在半岛紧张局势升级情况下，双方发生误判的风险增大，而没有可靠的沟通渠道将加剧这种风险。
　　2、针对半岛爆发有限战争的危险
　　报告指出，朝在开城高地部署的大口径火炮等常规武器对韩首都圈构成巨大威胁。因此，为寻求美韩让步，朝可能间歇性地利用远程火炮打击首尔地区的目标。开源情报分析认为，在一波10分钟的密集炮火攻击中，朝能够向首尔市中心发射近5000枚远程炮弹，并向首都圈发射2.5万枚炮弹。鉴于韩50%的人口和70%的经济活动都集中在首都圈，这种攻击对韩将是灾难性的（将造成首尔地区25万人伤亡），对美国朝鲜半岛政策和战略也是一种挑战。朝可能小规模使用或不使用核武器，利用常规军事力量发起先发制人的有限战争。由于有核武器作为后盾，朝可能在长期遭受经济制裁或和谈久拖不决的情况下，通过逐渐升级“挑衅”强度，包括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有限战争来实现其政治目的或转移国内矛盾。对此，报告提出两种应对方案：一是在防空与反导体系的支援下，运用空中力量和火炮打击朝远程火炮。但该方案的缺陷在于，空中和地面火力打击很难彻底摧毁朝鲜前沿火炮体系，韩国难免还将遭受打击。因为朝军火炮平时隐藏在掩体中，能够规避美韩侦察。开火时在外停留时间不足15分钟，美韩反应时间有限。此外，朝还可能通过打击反炮兵雷达、干扰无人机、目标欺骗等手段，使美韩反击变得更加复杂。倘若不能迅速遏制朝火炮对韩打击，美韩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必须组织地面部队进行有效反击。二是发动一场有限的地面行动，夺占开城高地。但该方案的缺陷在于，美韩对朝反击行动可能持续数周，且韩将承受巨大的平民伤亡，催生数百万难民和巨大经济损失。同时，美韩对朝发动地面反击行动也存在风险。一方面，可能促使朝使用核武器；另一方面，若美军增援力量不能及时到位，且韩军伤亡惨重无法执行后续作战任务，美韩行动可能遭受失败。
　　基于上述分析，报告建议：一是美韩在回应朝有限军事行动时，应把军事行动和更宽泛的危机管理战略结合起来。美韩夺控开城高地的作战行动可能使朝误判为进攻平壤，这或将导致朝对韩民用目标发动核打击。因此，美韩军事行动应尽量减小这种战略冒险，并向朝释放更明确的信号。比如，在摧毁朝防空系统时，只摧毁那些影响美韩夺占开城高地的防空系统，而不是为更迭朝政权而摧毁朝所有防空系统。二是为提升美韩联合应对半岛有限挑衅的实力，双方应持续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反击能力，包括提升C4ISR、主动防空与反导能力（如，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增加火箭弹等特定弹药的库存等。三是如果韩军伤亡惨重且后备力量战备不足，难以执行突破非军事区、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复杂任务时，美军应做好执行这些任务的准备。
　　3、针对朝政权崩溃导致核武失控的危险
　　报告分析指出，随着朝核武库的扩张，朝政权崩溃引发内乱并最终导致核扩散的风险将显著增加，控制朝核武器无疑将成为美军的首要任务。在朝政权不稳情况下，美军或将面临多重艰巨任务，但考虑到核武器失控可能带来的直接后果，确保朝核武器安全则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兰德公司进行了多次推演，以检验美方能否在朝政权解体后有效控制朝核武器及核材料。通过分析推演结果，研究人员发现：
　　一是无论美当前有关朝核武库规模及位置的情报多么准确，一旦朝政权崩溃，这些情报都将迅速失效。原因在于，届时朝国内各分裂势力均可能对控核感兴趣。如果时间允许，这些势力可能选择拆除一些核武器，收集核材料，以确保安全控核。一旦核武器被拆解，寻找到它们的困难将成倍增加。例如，一颗被拆卸的核弹头可以装在一辆普通货车里运输，而一枚被拆卸的核武器组件则可以装在背包里。因此，若朝政权崩溃，美军必须在几天甚至数小时内控制朝境内的重要核设施，以防核武器及核材料被使用、转移或扩散。
　　二是仅凭美空军力量难以独立完成控制朝核武器及核材料的任务。虽然航空资产可在遂行情监侦（ISR）和空中拦截等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们难以发现并定位朝境内所有核武器。即使朝核武器没有被拆解隐藏，而是完整地搭载在移动发射车上，美空军也很难及时发现并摧毁所有导弹发射车。此外，朝境内多山，朝军特别是导弹部队势必利用地形进行伪装、隐藏和欺骗。如果部分核弹头被拆除，那么从空中探测到这些装备将更加困难。
　　三是为确保有效控制朝核武库，美机动部队需要快速占领所有重要核设施，建立警戒区，并由专业部队遂行核武定位与保护任务。该任务将极其困难，远超美现有能力。美国甚至无法阻止核武器或核材料向朝鲜半岛以外地区扩散。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美军入朝干预被视为阻挠朝政权统一，对其生存构成威胁，那么还存在朝分裂势力冒险对美韩机场、港口等目标用核的风险。
　　四是与中国发生冲突是非常现实的风险，特别是当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以确保边境地区稳定和朝北部地区核设施安全时。在现实危机中，北京方面对美国的态度可能会出现多种情况。如果中国最关心朝鲜的稳定，那么可能会选择与美合作，公开或秘密地分担保护朝核设施的责任；反之，中国政府可能将美军入朝视为严重威胁，甚至是敌对行为。即使在合作的情况下，双方也应制定有关核清除任务的信息共享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报告建议：一是鉴于《核不扩散条约》将限制韩军在协助美军清理核武器方面的作用，因此美韩需要明确韩国在有事时针对朝境内核材料的搜索、定位和保护等方面将发挥何种作用，并为此制定严密的计划。二是美应就朝政权崩溃导致核武失控问题，加快与中国的讨论进程。中国在朝鲜的巨大利益增加了中美两军因发生误判或冲突而导致局势升级的风险。为避免这种结果，中美两国政府应寻求深化理解、制定交战规则，以便双方在应对朝政权崩溃、核武失控时，管控各自的行动。
　　此外，报告还提出了第4种危险局面，即重大危机或战争期间的非战斗人员撤离问题。尽管围绕非战斗人员撤离问题的分析仍在进行中，但很明显，该任务将对美国和美陆军提出了严苛要求。尤其是，它再次印证了此前的评估，即一旦发生冲突，从韩国首都圈发出的大量民航班机将对军事行动产生严重影响；为躲避朝火炮及其他威胁而向南逃亡的平民将涌上韩主要高速公路，阻碍美韩军为应对朝鲜威胁而向北方机动。
　　报告最后强调，上述4种挑战相互交织，将给美韩军带来严重的作战困境。在爆发任何危机或冲突时，第三方，尤其是中国进行政治或军事干预的可能都会使这种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因此，美国需要用全新的方式来考虑其在韩国的军事任务，尤其是陆军的任务；需要调整其关于朝鲜半岛预期冲突性质的设想；需要创新性地制定一系列广泛的外交、经济和军事选项来威慑朝鲜、应对挑衅和危机态势；需要改变其对朝鲜半岛潜在冲突、冲突时的军事任务，以及如何实施这些军事行动等方面的设想。美陆军需要重新评估其长期以来对增援部队的时机安排与作用、后勤支援体系和驻韩美军的作用等方面的设想；需要与国家安全部门一道与韩日协商，围绕半岛局势升级与管控问题，设计出新的解决方案。

来源时间：2018/8/10   发布时间：20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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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盛洪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人对《中国制造2025》很有意见，让中国朝野有点始料不及。其实，这个文件是无数个类似文件中的一个。这种“类似文件”是指，看起来很漂亮，但基本上不会落实；有些文件一旦落实，不仅没有好处，还会带来浪费甚至灾难。中国民间早已习惯了，没把它当回事。只有寻租集团可能会摩拳擦掌。
　　但美国人把它当回事。为什么？这其实是在夸奖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着实让人害怕。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就一直保持顺差，而且越战越勇。美国人一向自视甚高，他们实际上并不害怕贸易赤字，因为这样就可以将美元卖出，但他们不愿意面对一年2000多亿美元（他们说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似乎在说，他们在市场中竞争不过中国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会找原因。一个原因就是竞争的“不公平”。
　　中国做得确实有点“不公平”。因为有高额政府补贴，如中国有科研基金制度。2016年，中国财政的科技经费支出高达6564亿元。不过这个制度貌似在推进中国的科技创新，其实没起什么作用。主要的作用，就是以一个高尚的、动听的名义分钱。早就有人说，科研基金就是唐僧肉。真正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制度是知识产权制度。具体的分析我将会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现在谈另一方面的事情，这就是，给了美国人以口实，说中国的竞争不公平。美国人也许并不知道，中国的科研基金制度并不会在知识产权制度上锦上添花，却可能釜底抽薪。因为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创新转移到了寻租游戏；并挤走了大量本该进入科技市场的资金。也许他们知道却故意不说。这不怪他们。在市场经济规则下，“政府补贴”就是政治不正确。
　　回头再讲“中国制造”。这个词有什么问题吗？倒退到2001年，这个词没有错。那时中国只是一个“小国”。为什么是小国？因为当时中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只有4.1%。当年中国加入WTO，只是一个世界市场舞台上的一个新生。一个小国，一个新生，努力在世界市场的博弈中有更好表现，甚至采取了一些违规动作，无可厚非。因为按发展经济学，后进国家因为没有现代工业，缺少竞争力，如果仅按公平的市场规则，它们就永远是非工业国。所以在贸易中，领先国家会对后进国家放宽某些条件，如允许后者有不对称的关税水平。在WTO的框架内，也明确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某种优惠和照顾。如一定程度上允许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产业的补贴，允许这些国家对进口的数量限制，发达国家单方面提供优惠关税和降低壁垒等等。
　　但在15年后，中国已经不是小国了，而是世界舞台上的庞然大物。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达到15%。在这时，“中国制造2025”所蕴含的意味，就显得有些问题。因为这还是小国思维，不遗余力地要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进一步挤占世界市场。在这时，已经承受中国巨大竞争力的外国企业应该会感到焦虑。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技术领先国家，也感到了不安。这已经说明了问题。美国人公然对“中国制造2025”提出质疑，要求中国取消这一政策，似乎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其实不然。中国的今天，如果再适用WTO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似乎说不过去，所以那些在21世纪初还能容忍的政府补贴在今天就变得不合时宜。因而，“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对制造业技术升级进行政府补贴的做法，就违反了公平的贸易原则。

　　那么，“大国思维”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领先的大国就应该开始考虑其它国家的利益，就像一个大哥要照顾小兄弟一样。大国就不能只想着挤占更大份额的市场，而是要想着与其它国家分享市场。回顾一下近代以来的大国，我们发现，它们并不是在贸易上雄霸全球，而经常有着持续的贸易逆差。如英国。我记得看过一个英国在十八九世纪的贸易差额表，令我惊讶的是，与一般的预期相反，在英帝国最鼎盛时期，有着持续的贸易逆差。这张表我现在一时找不到了，不过有确凿的数字表明，自1924年至1936年英国的贸易是赤字（见下表）。而美国，自从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就是持续的贸易逆差（见下图）。这是为什么呢？当一个国家走到世界巅峰位置，它就是一个最大的市场。它一方面享有着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对这个世界有所回报。这个回报就是要带动整个世界。这就包括将自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同其它国家分享。

　　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是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第一大市场。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最多。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上，再增加收入时，人们不会再增加基本消费品的消费数量，如不会一天吃十顿饭，一家买十个电视机，而会购买更贵重的奢侈品。因此，在大多数商品市场中，人数的因素比人均收入的因素更重要。即使是汽车这种贵重的商品，由于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被很多人看作是必需品，因而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除了房地产市场，武器市场，和其它一些奢侈品市场外，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如果中国守着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不放，还要挤占更多别国的市场，就显然不是大国思维。
　　中国是人数上的最大国家，还意味着中国在贸易上的优势。这我称之为“巨国效应”。这个概念是从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推导而来的。克鲁格曼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假设之一，规模报酬不变，改成了规模报酬递增，就发生了一场理论革命。在这个新假设下，国家的规模就会产生作用。当其它条件相同时，一个较大国家会在自由贸易下优于一个较小国家。这是因为，较大的国家就有较大的市场，较大的市场就会培育较大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产业规模，和整个国家的较大的产业间配套规模。这都会使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再向外国出口，就具有竞争优势。而中国不仅是“较大”，而且是“最大”，克鲁格曼的理论也就会推向极致。
　　具体看数字。2016年中国的汽车、大家电、计算机和手机的产量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其中手机的产量几乎是天文数字，达18亿部之多（见下表）。这样的巨额产量，会给中国带来巨国效应，在国际贸易中带来额外的优势。所以尽管中国产业在技术和管理上还与领先国家有差距，但在国家规模上得到了弥补，甚至还有多余的优势。下表还显示，这些产品的巨大产量，首先归功于巨大的国内市场，以此为基础，向国外输出。而出口量一般最多不到产量的60%。

　　因而，中国的巨国优势不仅保证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长期优势，而且也为中国走向“中国市场”提供了条件，即中国可以对某些较小、较弱国家实行单边自由贸易。即无论该国是否实行自由贸易，中国都将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对其它国家，至少可以实行对等的零关税。对于中国的国际战略而言，这一分享市场的做法对其它国家和中国来讲，其带来的好处都可能远超“一带一路”战略，因为后者有着很高的投资风险，也由于借重于国有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还会将国企的弊端放大到世界范围，最终可能会产生债务违约甚至政治危机，反过来殃及国内。而分享市场的做法才真正帮助了更大范围的国家，它们的企业要在适度优惠的贸易政策下，在中国市场进行真正的竞争，只有得到中国消费者的青睐，才能分享这个市场，这同时又是有效率的。
　　最后，不要以为，中国若让各国分享市场，就是“吃亏了”。实际上，大国有“大国模式”。仔细看一下，称霸时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它们吃亏了吗？实际上，在老大分享商品市场的时候，它在金融市场上大赚其钱。我们可以把美国的贸易逆差看成是一种金融服务，即美国用贸易逆差的方式发行美元，而美元只是美国政府的一种金融创制，它的物理材料只是纸，甚至连纸都不是，只是电子符号，成本极低，但由于得到了企业或个人的信任，同时可以用来进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支付，计价，以及储备，起着一种有效货币的作用，所以就被认为有独立的价值。货币是一种最好的商品。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某种特定的商品，但是没有人不想要货币。因此，算上美元，美国并没有贸易逆差，却有更高的利润率。
　　人们早就注意到铸币税的概念。古代的货币多是金属货币。货币价值就是用金属的重量来衡量。如著名的汉代五铢钱，铢是重量单位，大概24铢为一两，所以不能缺斤少两；但是古代的王朝发现，可以改变金属成色。用较贱的金属替代较贵的金属形成的铜合金的成本就会低一些。于是发行货币就有赚头了。在现在这个纸币时代，铸币税就更多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就等于向全世界发行货币，其赚得的铸币税，如果按广义成本20%计，美国2017年的566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相当于赚了4528亿美元的铸币税。所以像美国这种大国模式的、有逆差的贸易，实际上是更赚钱的贸易。
　　即使是失去帝国实力和尊荣的英国，也因金融业的发达而能接受持续贸易逆差的模式。自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就经历了持续的商品贸易逆差；2000年以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见图2）。但英国的金融服务却保持着高额的贸易顺差，到2016年竟达510亿英镑。见图3。金融服务等英国服务业的贸易顺差，再加上金融账户的资本流入，使得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对于中国来说，要从小国思维转向大国思维，要从小国模式转向大国模式。不能再狭隘地认为只有更多地挤占世界的商品市场才是在创造财富。更重要的是，这也许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当一个国家崛起，从小国变成大国，就不得不选择这样的转型。一个企业似乎可以赢者通吃，因为这只是一个或一类产品或服务的事情；一个国家不可以赢者通吃，如果可以，别的国家就没的吃了。因此，通过产品的出口走向世界巅峰的国家，如果持续地奉行小国模式，到头来就要处于与其它国家对立的境地，因而转向金融服务或其它服务就是一个可行的方向。一方面可以避免与其它国家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从而以产品市场作为与其它国家分享的蛋糕；一方面又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和难以进入的产业，保证该国的长期利益。当然，也许还有其它更高明的模式，但就目前我们已知的模式，这种大国模式是可行的。
　　但要实现这一转型也不容易。关键在于，金融体系是更为制度依赖型、契约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的产业。那些在生产产品时还不太显现的问题，在金融领域中会变得相当严重。如果不保护产权，金融产品的安全受到威胁，将会产生严重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会迅速漫延，从而压低金融产品的价格以致使其亏损；如果有政府补贴，金融产品的价格扭曲将会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市场的不平衡；如果有垄断，如中国现在的垄断利差比竞争性价格高出25——66%，则会吓跑外国需求者；如果有频繁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就没有自发形成的公正的交易秩序和价格体系。如果金融服务要向世界市场输出，就不能由一国政府完全操控，而要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因而，所谓转型，实际上是制度演进；所谓中国市场，实际上需要有更为遵循市场规则的中国制度。
　　然而，中国能否建立起一个让人信赖的金融体系，中国能否让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还是个疑问。上述的几个问题，产权缺乏保护，政府补贴，垄断，以及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都是中国当下存在的严重且不易克服的问题，甚至是现在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固有部分。粗略说来，尽管中共中央于2016年就发布了平等保护产权的文件，但在实际上产权越来越不安全了，小到街头早点摊，大到阿里巴巴，其产权都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不太重要的行政目标，如整顿市容，或安全排查，一分钟就可以将经营了十几年的早点摊关掉。最近的北京市政府的所谓“减量发展”，又一次威胁着在北京市郊谋生的人们的产权。
　　人们在支付宝购买的金融产品，不知为何就突然没有了。其实这种经营权也是一种产权，是互联网时代发展出的虚拟世界的产权，对这种产权的不尊重，等同于对实体产权的不尊重。如网络信息服务的经营权，这包括在网络上运营的商业性账号、甚至包括一个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其关注人群或粉丝群都是可以营利的客户基础；这个服务账号所能获得信息的自由流动性，潜在客户达到这一商业性账号的可通连性，等等，都是其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这类产权还没有被视为产权，行政部门可以不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任意关闭一个商业性经营账号，一个直播账号，一个网站，一个微博，一个微信公号，而不在乎这侵害了人的财产权利，在网络上经营的权利。相对于其它领域，金融领域的交易主要是数字交易，它更借重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它对信息的实时性要以秒计，如果不能尊重和保护网络上的虚拟产权，阻碍互联网的信息自由流动，就根本不可能在金融服务领域中战胜竞争者，而吸引大量外国客户。
　　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似乎已被国企利益集团看成是自己的固有利益，取消补贴将会遭到它们顽强的对抗。垄断权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交易秩序更是令人担忧。最近的假疫苗事件揭示，一方面用政府权力保护假疫苗的销售，另一方面又将真疫苗说成是假疫苗加以打击，直接破坏交易秩序的就是政府行政部门。在这时，人们很难相信，交易秩序是公正的。2015年的股灾，也是一次史上罕见的金融操纵事件。一些投机大鳄利用银行资金撬动价格，证券价格在几天内可以在8%的幅度上上下震荡，却没有得到任何惩罚。这不是有公正规则的市场。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现在越来越缺乏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缺少这一条件，对上述各项要点的强调都没有意义。如此看来，中国离大国模式还很遥远。
　　所以，所谓大国模式就不仅是让大家分享本国市场，而且是自己首先要建立起真正的保护产权和维护公正秩序的制度规则来，而这又离不开建立起约束权力的宪政结构。这样才能持续本国的发展，也才能吸引外国人对本国金融资产的需求。否则，就无法实现从小国模式到大国模式的转型。而如果不完成这个转型，中国将会在小国模式的竞争中越来越与其它国家产生紧张和对立，也越来越会受到其它国家的反弹，最终在小国模式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中国正处在这个应该转型的过程中。只是中国自己的行政部门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延续着小国思维。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的指责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有益警醒。这是一件好事情，促使中国想一想，应该转型了。如果拒绝这一提醒，中国也许永远不可能从小国模式转型为大国模式，她走向巅峰的道路将会中断。
　　当然，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英国和美国都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转型。尤其是英国，在早期还是一个依赖于暴力优势的帝国。中国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一个贸易逆差国，但可以逐渐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中期目标是实现贸易平衡。这实际上等于在向世界逐步开放自己的市场。这也不意味着中国不再在制造业领域中努力，而只是不要进行大额政府补贴，而民间企业还会世界商品市场上显示力量。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真正的制度变革，有效地约束行政权力，使中国逐渐加强对产权的有效保护，包括对虚拟产权的保护，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打破垄断，并迫使政府行政部门不去干预市场。只有这样，中国的金融服务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让其它国家的企业和公民相信中国市场的安全和公正，相信人民币，中国才能最终完成向大国模式的转型。
　　有趣的是，美国指责“中国制造”，又要求减少贸易逆差，也就等于要减少美元的出口，这似乎像是一个退出大国模式的序幕。也许许多年以后，人们还会惊叹特朗普总统的超凡的直觉。他“逼着”中国走向大国模式，又自觉地让美国退出大国模式。如果中国逐渐完成向大国模式的转型，而美国又在逐渐退出、至少是部分退出大国模式，不就完成了一个美国与中国的平稳交接。历史会是这样的吗？

来源时间：2018/8/10   发布时间：201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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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平  来源：人民日报

　　自美国挑起贸易战以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升级，国内外舆论对白宫的谴责一直不断，但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在网上流布。一种是把责任归咎于中国，说是“中国在战略上‘过分自信和高调’，招致了美国的组合拳”；一种是批评中国不该反击，说是“及早妥协让步，贸易战就不会愈演愈烈”。言下之意，只要中国服软，美国就会“高抬贵手”，中美“贸易战”也就不会打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
　　贸易战这件事，即便从中美关系的逻辑考量，也是需要有一些“历史视野”的。
　　当年，面对实力强大、意识形态相异的苏联，美国发动“冷战”，“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对苏联进行全方位打压和遏制，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外因，美国自诩赢得了“历史的终结”。上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的日本，很快成为美国的“心病”。尽管那时的日本对美国亦步亦趋，社会制度也由美国设计，美国依然不断制造贸易摩擦，颁布“自愿出口限制”项目，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最终让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可见对华贸易战，绝非一些人“高调招敌”“意识形态”导致“中美关系紧张”所能解释的。设置对手一直是美国为确保自身强势的战略惯性——自1894年美国GDP世界第一以来，在它的“战略词典”里，哪个国家的实力全球第二，哪个国家威胁到美国地位，哪个国家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对手，美国就一定要遏制这个国家。
　　有人曾总结，在美国国际交往逻辑里，存在一个“60%定律”：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甚至有快速赶超美国的可能之时，美国就一定会将其定为对手，要千方百计地遏制住对手的成长。不管是当年的苏联、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概莫能外。
　　无论中国怎么做，在美国看来，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危及到了美国第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的60%，是日本、德国、英国的GDP之和，还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成果进入井喷期，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工业能力，创新科技水平正快速追赶美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对世界其他国家也充满吸引力……自鸦片战争以后，经过100多年努力，中国重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是我们观察中美贸易摩擦必须清楚的基础性事实。如此大的体量、如此重的分量，不是“低调”就能隐藏的，就像一头大象不可能隐身于小树之后。
　　尽管中共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也一再重申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但以美国一以贯之的逻辑，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了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最大挑战者。更何况，“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力均远大于历史上的苏联与日本”， 成了美国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手”。对于这样的“对手”，美国必然会采取两种手段，一是以对手来激励自己，争取民众对“美国再次强大”的政治支持；二是在各个层面遏制对手的超越。
　　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曾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经济战。25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而如果我们陷入其中，霸主将是他们。”班农这句话，表达了他对中美经济博弈格局及其未来发展前途的判断，以及美国政府为改变这一历史趋势所做的历史选择。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来自美国的一切挑衅和压力，都是美国统治阶层一直遵循的逻辑使然。
　　可以说，正是这种将霸权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基础的观念，导致了白宫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错误判断、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错误判断。许多人都关注到，早在去年12月，白宫发布的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是挑战美国实力、影响力和利益，意图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的“修正主义国家”。
　　再往前看，这种视渐渐强大的中国为“对手”的思维，也并非这届美国政府所独有。
　　美国一直对中国采取接触+遏制的政策，主要目标是促使中国按照美国设想的路径发展。中国的发展只要“超出”或“偏离”美国的设想，遏制的成分就会多一些，中国就更有“资格”成为美国的对手。这一点由于中国近年发展不断加速而变得更加突出。
　　2000年，小布什在竞选时就明确提出“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并在其任期内对华实行“遏制性接触战略”。2009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更是宣布“重返亚洲”和实施“亚洲再平衡”计划，目标对准的正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后来奥巴马又不止一次强调，“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
　　回顾中美经贸磋商过程，美国政府言行不一、摇摆不定、出尔反尔，但其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楚：绝不仅仅是缩小贸易逆差，而是要在更广泛领域遏制中国。早在2015年，美国《国家利益》就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醒醒吧美国，中国必须被遏制》。细数美国加征关税的清单，条条针对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处处针对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坦言，白宫宣布新的关税政策，“反映出美国存在的巨大焦虑”。
　　这种“巨大焦虑”的背后，是美国要确保自己永远不被超越的“绝对优势”。
　　其实，中国的发展，本不应引发美国如此“焦虑”。《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财政部顾问史蒂夫·拉特纳的一篇文章，说道：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9380美元，而美国为61690美元，不到美国的六分之一；且“仍有7亿中国人——约占中国人口的一半——每天生活费仅为5.5美元或更低”。
　　然而，即便如此，在美国的一些战略家看来，中国的发展已经变得“难以忍受”。执掌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的彼得·纳瓦罗在《致命中国》一书中，曾详细列举“摧毁美国工作机会的八种武器”，并称中国“快速变成全球最厉害的刺客”，将矛头直指中国。而这本书被视为“白宫处理对华关系的指南手册”。
　　有人说得好，站在中国的立场，中国要求发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一些美国战略家看来，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成为美国最强劲的对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原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说得更是直白：只要中国不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就将继续挑战美国在各个层面的统治。这恐怕才是挑起贸易战的真实意图，那就是堵死中国在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向上攀升的机会，打掉中国蓬勃发展的势头。然而，为了确保自己遥遥领先的“绝对优势”，不惜打压13亿多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正当权利，这不是强权逻辑又是什么？又哪里有一点“历史正义”？
　　二战以来，美国也曾遇到若干挫折，但从未失去过霸权地位。它把自己搞垮苏联、打败日本都视为“天定命运”，进而认定今天打压中国的发展，也是自身历史命运的必然。然而，合作则共赢，对抗必双输，这是任何有战略眼光和清醒头脑的人都会认同的客观事实，也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那种“自己好处通吃，别人只能完败”的零和思维，那种“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的陈旧战略，既不可能让美国重建“单极世界”，更不可能阻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不要忘记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的警告：如果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他们就会变成敌人。
　　我们也要看到，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一直都存在阻力，作为一个商业社会，中美经贸合作对美国商界及他们联系的美国生产和消费链有着巨大利益，这些利益会冲击美国一些精英设计的对华激进战略，为中美关系提供不被那些精英彻底绑架的可能性。这也是两国热爱和平及理性力量维护中美关系平稳的努力空间。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繁荣的美国对中国也有利。正因如此，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无意改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美国无法左右中国，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发展。不经风雨，何以见彩虹？我们深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坚信只要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

来源时间：2018/8/10   发布时间：201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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