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来源：参考消息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8月7日刊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称，对中国，特朗普到底害怕什么呢？对特朗普来说，中国的核心力量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
　　文章称，中国与美国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因为资本短缺，中国实行“请进来”政策，把自己的国门打开，欢迎外国资本到中国。在90年代，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实行“接轨”政策。“接轨”就是改变中国自身的制度体系来符合国际规则。
　　文章称，不难理解，在这两个阶段，中国客观上不会和外在世界发生严重冲突；不仅如此，无论是“开放”还是“接轨”，中国都得到外在世界的欢迎。
　　文章称，但现在到了第三阶段，即“走出去”。“走出去”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但早期规模很小，很难对外在世界产生实质性影响。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始比较系统地“走出去”，它成为国家政策，尤其表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等方面。
　　文章称，在这个过程中，在西方看来，中国对外在世界的态度发生了巨变。
　　文章认为，对西方来说，这个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西方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后大部分西方经济体一蹶不振，陷入艰难的长期结构调整。而“互相否决”的政党制度，也使得西方国家很难形成有效的国家政策。
　　文章称，很显然，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这种反差既有主观认知的成分，更有客观环境的变化所致。从这个角度来说，贸易战并不难理解。人们甚至可以说，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到了这个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不是贸易战，也会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文章称，中美两国关系的本质通过贸易战表现出来，这表明贸易战的本质并不仅仅是经济，而是两国的总体关系。
　　文章认为，对中国，特朗普到底害怕什么呢？对特朗普来说，中国的核心力量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市场”，也就是经济力量。真正可以促成中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是其庞大的“消费市场”，而非其他因素。这些年来，中国开始加速成为区域乃至可以和美国博弈的世界经济重心，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消费水平。
　　文章称，因此，不难理解，这次贸易战的核心就是“技术冷战”。说到底，通过这场“技术冷战”，美国不希望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可以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文章称，中国该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一句话，还是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化解中美之间的矛盾，同时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文章称，中国首先需要对自己的家底摸清楚。比如说，现在的技术发展到哪一步了？与国际最高水平的差距究竟在哪里？有多大？这一系列问题对于如何处理中美贸易战非常重要。在弄清楚自己的家底之后，才能理性评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文章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建设中国国内的开放平台。内部改革也要加快，尤其在知识产权方面。

来源时间：2018/8/9   发布时间：2018/8/9

旧文章ID：16766

作者：罗思义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媒体意识到，美国经济形势恶化之前，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战中击败中国的机会之窗是有限的。笔者近日为新财迷撰写的文章《依靠这些，美国迫不及待发起贸易战，但是真的稳了吗》，曾谈及这一点：特朗普旨在利用2018年美国经济周期性态势好转，来掩盖关税给美国企业、工人、农民和消费者带来的痛苦，因为2019-2020年美国经济周期下行之前，他们的痛感将更加强烈。

但2019年之前，影响美国经济形势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通胀上升将令美国工资面临下行压力，因为关税将推高通胀。如下文所示，美国各界也明白这一点。

准确评估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来美国的经济和政治走向，对中国采取何种应对策略非常重要。美国通胀是中国要紧盯的一项重要指标。事实上，美国股市走势和通胀率可能是最易影响特朗普的短期压力。原因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必然将引发美国的通胀：

·        对各国的某种产品都加征关税，将推高该类商品价格，比如美国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就导致钢铝制品价格大幅上涨；

·        对特定国家（如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将迫使进口商付出更高的代价从供应商处购买商品。

 

对特朗普来说，通货膨胀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话题，因为美国工资增长非常慢。因此，即使近来美国通胀只是小幅上升，也已导致美国实际工资下降，而且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会引发政治不满，特别是会影响11月份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论述美国通胀趋势及其对美国实际收入的影响，评估中美贸易战中中国的处境。正如下文所示，美国通胀并非干巴巴的问题，对中国在贸易战中实施何种策略非常重要。

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变趋势

正如《依靠这些，美国迫不及待发起贸易战，但是真的稳了吗》所述，特朗普政府打的算盘是，利用美国正常的经济周期性态势好转，最小化关税给美国民众和经济带来的痛苦。下面将分析美国通胀形势与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但首先有必要了解美国当前经济周期所处的阶段，以及其对美国经济与内政的影响。

因此，图1为大家呈现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变趋势。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周期是围绕其长期平均增长率（2.2%）范围内上下波动。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经济周期峰值是2015年第1季度的3.8%，随后呈下行趋势，2016年美国经济表现非常糟糕——全年GDP同比仅增长1.3%。当然，2016年美国经济表现极度糟糕，解释了特朗普当选的原因。

2016年后美国经济周期性态势好转，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2.8%。这有助于掩盖关税给美国经济带来的痛苦。但正如《依靠这些，美国迫不及待发起贸易战，但是真的稳了吗》分析所示，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问题是，2019年或2020年美国经济周期必将恶化，到时关税给美国经济带来的痛苦将更加强烈。不过，在这之前，美国通胀上升和工资增长缓慢的叠加效应，将对特朗普形成实质性的干扰。

美国工资趋势

本节谈美国工资趋势。众所周知，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工资增长一直很低。图2所示的是美国名义工资同比增长比较：美国名义工资同比增长率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4%降至2012年的1.2%。即使从这个令人沮丧的水平恢复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只达到2-2.5%。美国工资增长缓慢带来的必然影响是，美国通胀率的任何上涨都会导致美国实际工资增长大幅下降，甚至可能导致实际工资下降。

美国通胀趋势

本节谈回美国通胀趋势。美国经济周期起伏反过来会催生通胀周期——经济周期上行通常会催生通胀，尽管有时会有所延迟；经济周期下行则通常会降低通胀率。如图3所示，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随着2008-2009年大衰退而降低，2015-2016年经济放缓导致CPI增长放缓，而经济扩张时期通胀率则较高。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背离了为美国工人改善条件的初衷

美国通胀趋势与工资缓慢增长之间的关系，导致美国实际工资趋势。如图4所示，2015-2016年的低通胀带动美国实际时薪有所增加，年增长率达到2%，而2017年和2018年的通胀上升则导致实际工资增长急剧下滑,。但由于2018年5-6月通胀有所上升，美国实际工资有所下降。

正如《华盛顿邮报》在题为《美国绝大部分工人的工资并未上涨，而是在下降》的文章中指出：

“对于生产和非监管职位的工人来说，过去一年他们的平均实际工资有所下降……

这批工人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工人，以及医疗保健或快餐等服务性行业中的所有非监管职位的工人。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数据，该集团雇员约占美国私人雇员的五分之四……

 

‘这很不同寻常，也很引人注目，’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史蒂文·凯尔（Steven Kyle）称，‘通常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除非遇到某种外部冲击，比如糟糕的飓风季节，但这样的情况并没出现。’

绝大多数工人工资下降，会造成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这意味着工人得到的收入更少，进一步拉大与富人的差距。如果将私人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GDP年增长2%以上，他们的收入只能算打平。这意味着，收入几乎只流向那些经济阶梯顶端的人群，经济学家称。

 

 ‘我们看到额外的增长创造的经济收益流向其他地方——资本所有者和处于收入分配最高层的人，’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奥巴马时期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海迪·希尔霍尔兹(Heidi Shierholz)称。”

特朗普试图通过对沙特施压，以降低油价来遏制通胀。但到目前为止，这并未对降低美国通胀起到什么作用。概括来说，尽管特朗普一再宣扬要为美国工人改善条件，事实上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已开始下降。

关税将推高通胀

在这一点上，关税问题与美国实际收入息息相关，因为特朗普关税计划将给通胀带来上行压力。鉴于《 依靠这些，美国迫不及待发起贸易战，但是真的稳了吗》已对特朗普关税计划给通胀带来的一些影响做过分析，在此仅对新增的一些趋势进行总结：

·        特朗普政府对进口洗衣机加征关税，导致美国洗衣机和干燥机价格上涨20%，虽然特朗普政府此举是针对韩国，而非中国；

 

·     特朗普政府推出的第二项重要关税是钢铝关税，主要针对的对象也再一次不是中国。虽然在这些关税实施之前，美国钢材价格就呈上升趋势，但加征关税不可避免地令这一趋势严重恶化。截至2018年7月，美国热轧带钢价格较2017年10月上涨52%。

 

·        洗衣税关税影响了103亿美元的进口，钢铝关税影响了449亿美元的进口，两者加起来所涵盖的商品范围，远比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范围要小得多。因此，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购买者的负面影响将更加严重。西方备受尊敬的咨询公司牛津经济研究院计算得出，从中国进口的廉价产品，帮美国家庭每年节省850美元。

美国很快将经历一波涨价潮

《依靠这些，美国迫不及待发起贸易战，但是真的稳了吗》发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可以看到，美国物价进一步上涨是与关税相挂钩的。

·        自年初以来，铝价上涨了11%；

·        《华尔街日报》指出：“北极星工业公司已经提高了其船只、摩托车、雪地摩托车以及其他休闲车辆的售价，以抵消该公司预计要支付的4000万美元关税相关成本中的1500万美元。同时，公司还受到来自其他国家对美国报复性关税的阻力，包括其运往欧洲的摩托车。北极星工业首席执行官斯科特·瓦恩(Scott
Wine)表示，公司考虑将产自美国爱荷华州、销往欧洲的摩托车生产线转移至波兰生产，以避免欧盟对美国摩托车加征关税。”

·        美国最具标志性的软饮料制造商可口可乐宣布，由于成本上涨（包括铝价上涨），它将采取罕见的措施，年中在北美市场提高汽水售价。

·        美国最大的建筑设备制造商卡特彼勒（Caterpillar）宣布，预计该公司将因关税损失1亿至2亿美元，这将对其未来的价格造成明显的上行压力。

·        波士顿啤酒公司高管称,，今年下半年他们的啤酒价格将上涨2%。

《华尔街日报》对此贴切地指出：“汽水、摩托车涨价， 美国消费者为特朗普关税政策买单。”

中美贸易战，时间在中国一边

这些趋势清楚地表明，为什么美国通胀数据对中国至关重要。美国媒体很清楚，这是制约特朗普的主要因素之一，将有令他政治上不得人心的重大风险。正如《华尔街日报》在其题为《特朗普对华攻势取得战果的机会稍纵即逝》，以及附标题为《美国目前在贸易上对中国施压的能力似乎很强，但这种优势可能不会持续太久》的文章中指出：

而在美国，经济增速达到4%而通胀率保持在2%的好日子可能难以持久……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目前已在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附近徘徊。特朗普政府威胁加征的新一轮关税将打击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意味着寻找替代供应商以缓解价格上行压力的难度将增大。根据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数据，在受到关税影响的行业，有逾50%的进口商品来自中国。

特朗普与中国达成有利协议的时间有限。如果在2019年初前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么之后将希望渺茫。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特朗普政府才迫不及待地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美国经济周期性好转将是暂时的，关税导致通胀开始上升，进而对工资造成下行压力。因此，特朗普政府计算出，2018下半年和2019年初是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最好机会。这之后，美国企业、工人、农民和消费者将对关税的负面影响，有更强烈的感受。

但对于中国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如果2018年年底美国通胀上升，2019-2020年美国经济周期恶化，中国应对贸易战的底气将会得到加强。特朗普则只能速战速决。也即是说，中美贸易战，时间在中国一边。

来源时间：2018/8/9   发布时间：2018/8/8

旧文章ID：16764

作者：邢予青  来源：FT中文网

　　人民币从今年3月1美元兑6.3元，已经贬到1美元兑6.8的水平， 贬值幅度接近10%。 对于人民币从稳定到突然持续贬值的原因， 关注中国经济的分析家们有各种猜测。 一个代表性的解释是中国政府也许是利用人民币贬值， 来对冲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出口产品施加关税的负面影响。例如，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 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7%的人民币贬值完全可以对冲特朗普对中国产品征收的25%关税。
　　从利率差异，货币增长差异等基本面来看， 我认为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经济是利好。 然而， 指望人民币贬值来对冲特朗普对中国产品施加的关税， 则是一厢情愿的幻觉。今天国际贸易已经进入全球价值链时代， 中国对美国大部分出口是依托全球价值链而实现的。 汇率弹性对出口的影响已被大幅消弱， 与传统教科书理论不一样了。
　　我2010年论文“iPhone是如何扩大美国与中国贸易逆差的？”的一个重要观点， 就是人民币升值无法显著降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我以第一代iPhone为例， 详细解释了这个观点。当时中国对美出口的每一部价值179美元的iPhone中， 原产于中国的附加值仅仅是6.5美元。 人民币升值只会影响中国工人创造的6.5美元， 而不是传统教科书上说的179美元。生产这部手机时， 富士康从第三国进口的零部件成本，丝毫不会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人民币即使升值50%， 对这部手机成本的影响也就只有3.25美元，与500美元的零售价相比，可以忽略不计。由于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包含大量的第三国附加值，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于消减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作用不大。
　　目前中美贸易战已经进入第三轮。人民币最近几个月接近10%的贬值，被许多分析家认为是对冲美国关税的有效措施。 然而，按照全球价值链贸易的逻辑来分析人民币贬值可否对冲特朗普的关税，就会发现人民币贬值无法对冲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施加的关税。因为人民币贬值影响的仅仅是中国出口产品中包含的国内附加值， 无法影响出口产品中包含的从第三国进口的零部件产品成本。 人民币贬值对美国关税的对冲效应，取决于对美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国内附加值的比例。 国内附加值比例高的产品，对冲效果就大，反之亦然。
　　例如，根据我的研究iPhone X 的料件和制造成本是410美元， 中国国内附加值大约为104美元。 如果特朗普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手机类产品加税20%， 中国让人民币相应贬值20%进行对冲。人民币贬值只可以对冲关税对产自中国的104美元附加值的影响。无法对冲关税对iPhone X中包含的来自第三国价值306美元零部件成本的影响。 信息通信技术产品是目前中国对美国出口最大类别产品。根据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院长王植教授的估算， 中国对美出口的信息通信技术产品中，源于外国的附加值为58%。 如果美国开始对这类产品征收关税，人民币贬值显然是无法对冲美国关税的影响。
　　由于人民币贬值无法对冲特朗普关税的影响，如果存在第三国可以替代中国企业组装或者生产销往美国的产品，10%的关税就有可能导致原来外包给中国企业的订单，被外包给其他国家组装和生产。 因此， 在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的时代，关税对中国出口企业的潜在影响，不是简单的按照价格弹性估算的下降几个百分点问题，而是有可能让中国接单的出口企业，完全失去出口订单的风险。以中国为组装加工基地目标是美国的外资企业， 也有可能向其他国家，例如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搬迁。
　　中国对美出口的大部分产品，基本是按照外国跨过国公司的订单进行生产和组装。例如， 沃尔玛在中国有6万个供应商， 沃尔玛每年在中国的采购大约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10%； H&M 在中国有700多个供应商。在带动中国对美出口的全球价值链上，中国出口企业处于从属的地位，没有决定生产什么产品，以及把产品销售到那个市场的决策权，也没有定价权。中国企业与全球价值链领头企业的不对称关系，让中国出口企业在中美贸易战的炮火中，面临被价值链领头企业抛弃的风险。
　　许多分析家喜欢把中美贸易战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相比。但是，当时日本对美出口企业与中国今天的出口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 日本企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向美国“倾销”汽车和电器的时候， 它们拥有这些产品的核心技术和品牌，它们是自己花钱打广告开辟市场。 今天中国企业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要依赖美国的核心技术，依赖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品牌，这些企业基本不做外国市场的营销。 这些企业在价值链的从属地位使得它们更容易受到美国关税的冲击。
　　出口企业都属于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已经存在着“脱实向虚”的问题。 特朗普关税对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会导致“脱实向虚”问题的恶化。 因此，防止特朗普政府把对中国产品征税范围进一步扩大，通过积极谈判说服特朗普政府取消对中国产品实施的惩罚性关税，要比利用人民币贬值对冲特朗普关税更为重要。

来源时间：2018/8/9   发布时间：2018/8/9

旧文章ID：16761

作者：顾宾  来源：FT中文网

　　我们生活在一个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为分裂的世界。有人警告说，一场新冷战的序幕正在拉开。美国表现出了抛弃多边主义的强烈愿望：一边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条约和组织，一边单方面发起全球贸易战。这样做意味着，美国实际上正在放弃其在全球治理方面的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已经意识到，在贸易和经济上过度依赖西方是危险的；它需要加强与西方以外国家的合作。其结果是，中国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活跃，推动一些有影响力的议程，其中最重大的是2013年宣布的“一带一路”倡议(BRI)。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宏伟计划，拟在亚洲、非洲、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提供资金并建造基础设施。“一带一路”沿线有超过65个经济体，其中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有人把“一带一路”倡议比作“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即美国在1948年至1952年期间帮助重建西欧的旗舰援助计划。他们担心，“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中国的一件地缘政治工具，打造一个受益国联盟同西方对抗。
　　马歇尔计划被称为冷战的开端。但我不认同“一带一路”倡议预示着一个新的敌对时代到来的说法。区别在于中国对这一倡议的雄心。
　　首先，共同的价值观是国际秩序得以维系的先决条件。“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强化了打造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这一目标以中国自身与世界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为灵感源泉，符合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期望。“一带一路”倡议在实施中遵循通过对话与合作实现共同增长的原则。正如中国谚语所云：众人拾柴火焰高。
　　当年，马歇尔计划将作为受益国的16个西欧国家联合起来，并将共产党人士排除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之外，从而演变成了遏制共产主义和苏联在欧洲扩张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倡议比马歇尔计划更具包容性。它接纳各种文明。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没有安全和军事方面的潜在影响。其基本目标建立在五个官方合作重点领域之上，核心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形成了一套包括个人、公司、社会和各国政府在内的复杂合作框架，但没有军事方面的潜在影响。相比之下，马歇尔计划催生了一个军事计划——北约(NATO)，两者联手遏制苏联。
　　70多年前，苏联决定对抗在其看来的美国敌对行动，以遏制其影响力，并决定与西方背向而行。如今，中国没有意愿或能力发动一场新的冷战。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不具备美国在二战结束时拥有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中国不是一个有传教传统的社会。尽管中国曾在多个世纪里是一个全球权力调解人，但中国是通过朝贡制度与各国交往，通过博取尊重来延续自身的优势。
　　回顾历史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认为世界是一个和谐多元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只有赢家和输家的零和体系。帝国的朝贡制度与我们所处的时代背道而驰，不会重新上演。
　　迄今为止，“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引力效应。各国纷纷称赞，它们不仅与中国签署双边项目协议，还在联合国(UN)及其他国际论坛上支持这一倡议。包括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在内的一些美国传统盟友也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兴趣，甚至美国内部也有声音呼吁更多地参与中国主导的这一计划。美国至今如此怀疑“一带一路”倡议，是因为它被过时的冷战思维蒙蔽了双眼。
　　遗憾的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美国视为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受害者，而这一秩序正是他的国家在好几十年前帮助塑造并一直领导的。他似乎下定决心要通过对全世界发动前所未有的贸易战来摧毁这一秩序。
　　在美国走自己的路的同时，中国正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大力推进互联互通，从而占据上风。因此，我们正在看到一种新型世界秩序、而非新冷战拉开序幕。这对人类是件好事。

　　本文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助理教授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8/9   发布时间：2018/8/9

旧文章ID：16759

作者：胡伟俊  来源：FT中文网

　　去杠杆和贸易战是当下中国经济的两大主题。流行的看法往往将贸易战和去杠杆对立起来，认为贸易战将推迟去杠杆的步伐。从短期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面对外部冲击，内部政策的确可以做出一些调整，以免两者叠加给经济带来的冲击过大，这也是宏观调控的应有之义。但从长期来看，去杠杆和贸易战存在着深层的联系。只有去杠杆的成功，长远来看才能化解贸易战带来的风险。
　　什么是去杠杆
　　对于去杠杠，通常存在两个常见的误解。第一个误解认为去杠杆就是降低债务率，第二个误解认为由于债务率高，所以中国债务危机的风险也很高。其实，去杠杆的关键不在于债务率的下降。事实上，如果一定要降低经济中的债务水平，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是不难做到的，例如进行大规模的债转股以及核销坏账等。但这只是现存债务在银行，企业和各级政府之间的转移，并不触及中国债务问题的核心。另一方面，在现有的体制下，政府腾挪债务的空间很大，例如能够通过地方债置换来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所以中国出现西方式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并不高。（参见两年前笔者在FT中文网的文章：《中国债务问题是否值得担心？》）
　　那么，去杠杆到底是去什么呢？答案是打破产生高杠杆的机制。高杠杆的背后，是刚性兑付的大范围存在，导致市场机制的失效。如果借钱的人相信有人为他们兜底，当然借的越多越好。如果金融机构相信借钱的人会被兜底，当然也愿意借钱给他们。所以去杠杆，关键在于打破刚性兑付的”信仰“，重建市场规则。而所谓市场规则，不外乎今年五月刘鹤所说的，“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为什么要去杠杆
　　一方面，高杠杆的背后，是资源配置的扭曲。在刚性兑付的情况下，资本被过度的配置到某些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而随着资本在这些部门不断积累，投资回报率将逐渐下降。同时，民营企业则会面临拿不到钱的问题，而且在政策紧缩的时候率先被挤出，这种资本的结构性错配，就会降低中国长期的潜在增长率。
　　另一方面，债务风险不高是针对目前的制度环境而言的。一旦制度发生改变，例如经济的开放度上升，风险也将大幅放大。原因在于，开放就意味着游戏规则和国际接轨。在现在的制度环境下，中央政府能够在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腾挪债务，以化解债务危机。比如让银行同企业做债转股，或者通过地方债置换为地方政府兜底等。但在开放的环境下，就很难让外资银行做这些事，而且它们的股东也不会答应。
　　同样的，在金融开放有限的情况下，为了降低债务率，政府可以让银行大规模核销坏账和豁免债务。虽然这会导致银行的资本大量损失，但出现挤兑的风险并不高。这是因为普通储户的选择有限，只能把钱放到中国的银行。但在开放的环境下，储户可以把人民币兑换成外汇资产，转移到国外。这时，政府把银行当作政策工具的空间就变小了。换言之，金融开放程度的上升，会导致各种防范债务危机的工具逐渐失效，从而迅速放大债务风险。
　　去杠杆和贸易战的关系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对于中国而言，一个不失理性的选择是不断推迟金融开放。的确，过去15年以来，外资银行占内地银行业资产的比例不断下降。但是这种拖延不是无限的，贸易战把问题推到了眼前。
　　中美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的相对优势在于制造业，美国的相对优势在于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但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既然中国可以不断推迟开放美国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当然美国也可以减少开放中国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这构成了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的部分民意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延缓和化解贸易战的筹码之一，就是扩大包括金融领域的服务业开放。
　　另外，中美贸易争端可能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美国国内能够赢得的盟友越多越好。由于中国的庞大市场，美国企业界在过去的中美贸易争端中常常为中国辩护。例如90年末的最惠国待遇之争，当时包括三大汽车公司和通用电气在内的美国企业都帮助中国游说国会。但世易时移，这些制造企业大部分都在衰落之中，比如三大汽车公司和通用电气都已经不在道琼斯工业指数中了。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制造业也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对手。美国企业界可以简单分成三大领域：实业，互联网和金融，在实业衰落和中国互联网政策不发生大幅改变的情况下，金融开放是争取美国企业界支持的最好办法。换言之，贸易战倒逼中国进行金融开放，而金融开放将使债务危机的风险大幅上升，这正是去杠杆的紧迫性所在。
　　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
　　去杠杆将导致短期风险的上升。中国在“四万亿”之后曾几次试图整顿金融秩序，但每次都是功亏一篑，并为日后埋下更大的隐患。例如2012年夏天为了刺激经济，不得不加速基建项目的审批。但为了融资，不得不放松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表外融资的管理，导致中国经济对这两者的依赖日益上升，至今仍是一大隐患。最近国内对本轮去杠杠的争论，也反映了其中的难度。
　　此外，金融开放将导致政策制定的难度大幅上升。在目前强势政府加资本管制的背景下，如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达到一个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什么，通常是能够达到的。就像2015年即使经济下行压力巨大，但通过刺激房地产和基建，经济成功触底反弹。2016年人民币贬值预期恶化，但政府通过一系列干预稳定了市场情绪，成功遏制了贬值趋势。
　　但金融开放将使政策空间大幅缩小。比如，资本跨境流动的上升，会推高维持目前汇率体制的成本。最近人民币贬值加速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货币当局希望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为人民币走向浮动汇率做准备。又比如，过去两年在三四线城市由于棚改需求推动价格上涨，而涨价预期又翻过来制造更多的购房需求，这种自我实现的正向循环的确在一段时间内可以维持房地产投资的需求，同时降低房地产库存。但在金融开放的环境下，被房价迅速上升所推动的资产价格，将对汇率产生巨大压力，使“涨价去库存”的战略无法进行下去。
　　另一个选项就是继续推迟金融开放，从而保持对人民币和资本流动的强势管控，这是一种短期风险较小的情况。但在中美贸易摩擦上升的背景下，如果我们因为国内的原因，拒绝对美国开放市场；那么美国当然也可以由于自己国内的原因，拒绝对中国开放市场。最终的结果就是双输。我们的短期风险虽然下降，但长期风险上升。
　　开放有风险，但更大的风险是不开放
　　从贸易战看去杠杆，需要权衡短期和长期的风险。但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长期风险也许更为重要。过去几百年的历史说明，开放有风险，但更大的风险是不开放。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奇迹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进入了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去杠杆的最大意义，在于理顺杠杆背后的机制，为进一步开放做准备，而这又是化解贸易争端的最好办法。如果去杠杆再次半途而废，一种可能是我们无法推进开放，导致别人对我们也不开放。另一种可能是我们强推开放，导致金融风险大幅上升。在去杠杆的进程中，对具体部门来说，守土有责，通常会把自己分管领域的稳定放在首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现实中，不同领域的问题往往相互联系，短期和长期的得失也彼此相关。“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需要从更高的高度来看待去杠杆和贸易战之间的联系。（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来源时间：2018/8/8   发布时间：2018/8/8

旧文章ID：16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