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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贸易战只会将中国人磨砺得更加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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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社评  来源:环球时报

特朗普总统于美国时间上星期六连发4条推特,鼓吹关税将使美国更富裕,美国正在利用关税进行公平贸易协议谈判。他宣扬中国正在伤害自己的经济,而美国在赢得关税战争。

世界舆论一直在密切跟踪,中美谁将先在这场贸易战中眨眼?特朗普政府一再使用施压的夸张词汇,早早就把5000亿美元的底牌拿出来恐吓中国,他们还特别喜欢小题大做“庆祝胜利”,而北京反复就是那同一个态度:不想打贸易战,但不怕打,会奉陪到底。两种态度对比,很多人会认为美方显得狂躁,而中方更像是准备要“宁静致远”。

在中国这一边,不是没有任何困惑和争议,但它们显然都处在正常值范围内。中国毕竟和平得久了,对外开放深入人心,突然遭遇来自美国的大规模贸易战,之前没有精神准备,部分人产生了担心。

一些不了解经济和贸易规律的人搞不清贸易战的危害程度,因而担心它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停滞,进而对他们的生活面貌产生影响。还有一些人担心美国会纠集西方国家孤立中国,打击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还有更少数的人产生了国家为了同美国斗而使自己政治上趋于保守的忧虑。

然而现实并没有对这些泛泛的担忧提供支持的证据。担忧的确存在,但从没有成为中国社会思考、讨论贸易战的主流方向,也基本没有参与塑造中国社会对贸易战的态度,更没有影响国家对贸易战策略的设计。因此这不是中美贸易战中方形势的一个维度,它更多是促进中国社会和谐的一项工作。

我们想对中国公众说,中国的确不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了,对国家继续发展进步的动力机制,中国今天所拥有的主导权与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只要中国自己不搞自我封闭,不因为冲动主动发起与美国和西方的对抗,外界就很难构建起遏制中国的持久意志,更动员不起来为此所需的资源与能力。

因为全面遏制中国太昂贵了,一些美国人可以发狠地那样想一想,但他们根本说服不了美国民众为这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付出举国的牺牲。不断加码的相互贸易战与中美开展全面战略对撞是两回事,拥有包括战略核力量在内综合威慑力的中国有能力不让中美贸易冲突轻易演变成两大国的全面对抗。

中国是各个领域发展比较均衡的大国,中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规模都很庞大,对问题的消化能力很强,加上有共产党领导,碰到多大的事都轻易不会乱。贸易战注定会带来一定经济损失,但这些损失不构成改变国运的因素。以为美国是中国国运的决定性源泉,这是非常浅薄的认识。

中美贸易战很难说将持续多长时间,但中方有必要做持久战的准备。而持久战是对付华盛顿试图用闪电战赢得胜利的良药。

白宫总是吹嘘它的经济更强大,这是自我壮胆。中国经济比韩国强大得多,但是完全不与韩国做生意了,对中国有好处吗?大家请放心,特朗普政府干的是损人不利己的傻事,白宫每天都要向美国选民吹嘘,以证明“胜利已经不远”。他们早晚有坚持不下去的那一天。

中国民间有一些担心,官方需要注意,但不必很在意。即使抱有这种担心的很多人同样是政府反击美方贸易战的坚定支持者。中国社会的团结和同仇敌忾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中国抗击这场贸易战的凝聚力是高水平的,是特朗普政府连哄带骗也在美国搞不来的。路遥知马力,让时间来证明中美谁的意志更强大吧。

来源时间:2018/8/7   发布时间:20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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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13位顶级专家深度剖析当前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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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微信公号“人定湖学者”

美国《国家利益》给全球14位知名专家提了一个问题“鉴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您认为双方关系将如何发展? ”这里是他们的回答。

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注定会变得更糟。根本原因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威胁要取代一个现有统治者时,警钟就会敲响:前方危险。修昔底德解释了这一危险的动态:雅典崛起和斯巴达。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个桥段不断重复。在过去的500年里发生的16起此类事件:一个崛起的国家可能会取代现有统治国家。12起是以战争的方式解决的。

只要中国不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就将继续挑战美国在各个层面的统治。如果中国成功了,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除非美国愿意把自己重新定义为“非第一”的存在,否则美国人将对中国的崛起感到越来越不安。

正如修昔底德所解释的,崛起的大国对现有统治者的影响在客观现实上看已经很糟糕了。而在现实世界中,对这种客观事实的主观感知将会进一步放大误解和误判。当一个竞争者自以为“知道”对方的所谓“真实动机”时,每个行为都会被明显的偏见所解释。

在此情况下,竞争对手会被第三方挑衅或甚至意外事故所绑架。1914年6月在萨拉热窝一名大公被暗杀时,一场奇怪而无关紧要的事件迫使双方当事国作出回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会触发一系列动作和反应,将双方拖入都不愿意见到的境地中。在当前担任这一角色的候选人不仅包括金正恩,还包括台湾的政治潮流路线。

我的书《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问世以来的14个月里,我与许多中美领导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我的观点是,如果修昔底德在看,他会说双方都完全依靠剧本加速推进,这种碰撞将是无意识的灾难。

逃离修昔底德陷阱将需要大量的战略想象力,远远超出目前华盛顿和北京的传统智慧,因为我们现在的政治家们制定了非凡的冷战策略,因为“智者”超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华盛顿的共识。

戴维·邓恩 David Denoon

纽约大学教授、美中关系中心主任

美中关系目前的低迷始于2007年。乔治·W·布什政府专注于伊拉克和中东,加上对朝鲜六方会谈的挫败感,未能对中国在2007-08期间的愈发自信给予回应。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认识到,它可以对邻国施加压力,而不会引起华盛顿的强烈反应。奥巴马政府开始了亚洲政策的蓬勃发展,宣布了“转向亚洲”和“再平衡”,这意味着对亚洲的军事和经济承诺要比布什的更大。尽管这种再平衡背后的想法令人钦佩,但后续行动并不尽如人意。

随着奥巴马政府的优柔寡断,恶性循环开始了。对阿拉伯之春的软弱反应,对利比亚的动摇,以及叙利亚政府对本国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失败,都让华盛顿倍感无力。中国利用这一时机在南海推行了更为强硬的政策。而到了2009年,人们开始认识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许多中国人由此得出结论:美国的经济管理方式正在削弱美国的实力。所以软弱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动荡的结合,为中国人塑造自信提供了理想局面。

此后不久,中国继续对南海七个环礁进行占领和军事化,无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裁决。这也导致东南亚国家与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的分歧。随后菲律宾开始尝试与美国达成交易,同时试图从中国获取更多援助和贸易。中国还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机构和计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绸之路基金和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将经济与邻国联系起来。

这能否拥有一个所有各方都能美好幸福生活着的故事结局,关键变量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如果中国能够以每年6%或更高的速度继续增长,那么其市场及其援助的吸引力将使其邻国越来越难以抵制北京。如果中国的增长率放缓,那将为美国,日本和印度提供更多机会。

中国目前无法在军事上直接挑战美国,因此我们可能面临长期竞争而非战争的局面。如果美国能够处理其预算和贸易赤字并避免卷入不必要的战争,美中关系将是紧张但可控的。如果美国经济不善或从亚洲撤出,那么北京可能会挑战美国的承诺,而冲突更可能发生。

迈克尔·法贝 Michael Fabey

美国著名军事记者,荣获20余项新闻大奖。

除非美国或中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否则两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注定要在西太平洋发生冲突。这两个国家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核心信念,以指导他们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认为大多数空域和海上航道都是国际开放区域,对任何国家都有利。然而中国称所有这些都是中国领土,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承认这是事实。

超过七十年的时间里,美国通过各种巡逻,基地和伙伴关系,设法监管海上和空中航线。虽然一些美国人可能会抱怨成为“世界警察”的代价,但此期间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为了蓬勃发展,美国必须保持印度- 亚太地区的商业流动。

中国对西太平洋诸岛拥有主权,基于几个世纪前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国人认为,由于西方列强强加给他们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条约,他们失去了对该地区的控制,中国想要纠正这些错误,让它再次成为真正的“中央王国”。

各种迹象表明两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地位正在加强。

如在今年初,五角大楼发布了新的国防战略,其中美国首次正式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作为对手和威胁。从那以后,美国海军继续在该地区宣传自由航行巡逻,与盟国一起行动,在西太平洋部署新的先进武器,加剧了与中国军方的紧张关系。7月份美国海军领导人将其中国海军从夏威夷海岸的年度太平洋地区(RIMPAC)演习中排除在外,从而使中国感到尴尬。

RIMPAC“黑化”的原因是中国将其在南海人工造岛并将其军事化。中国开始派遣军舰巡逻整个地区,建造更多的航母,并警告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中国希望南中国海成为其加勒比海,当美国控制美洲时,中国想主导亚洲。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会放弃自己的立场。

约翰·格拉泽 John Glaser

卡托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主任

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不确定的。虽然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处于国际格局等级的最顶端,但无疑正在经历相对衰退,而中国正在无可争议地崛起。21世纪的两大巨头保持着不稳定的关系,意识到彼此的力量,怀疑彼此的意图。

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态度,在不屑一顾的傲慢,真诚的合作和无耻的竞争之间摇摆不定。悲剧性的失误,如克林顿政府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误炸,以及美国间谍飞机与中国战斗机在布什政府早期的空中相撞,在北京被视为一个极端欺凌者的傲慢。奥巴马政府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等中国无害倡议的毫无意义的反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过度焦虑,以及特朗普总统专横的贸易战最后通牒,都是例证。

而在重要的外交和安全努力上,从六方会谈、巴黎气候协议到9/11事件后的反恐合作和伊朗核协议,美国在尊重中国作为重要全球参与者的地位的同时,使用了多种利益叠加的方式。两国经济关系虽不完善,但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好处。

但美国的做法有时看起来像是完全的遏制。所谓的“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所隐含的残酷地缘政治色彩,谁也不会忘记。华盛顿试图反击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强化了中国的姿态。而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对抗方式似乎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激起了更大的不信任。

崛起中的大国必须谨慎管理。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肯定会转化为更加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但我们如何应对,取决于我们自己。

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任何侵略领土的倾向。事实上中国的崛起更多的威胁的是美国必不可少的国家地位,而在国家安全上没有任何实质的威胁。

纵观历史,许多大国让对国家声望的关注把他们推入毁灭性的战争。如果要保持中美和平,我们必须学会放弃这种表面的自命不凡,把重点放在狭义的、具体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上。否则我们可能会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冷战,而这两个国家都无法打赢。

詹姆斯·霍姆斯 James Holmes

海军战争学院海事战略主席

不久前,我们还常常谈论“管理”中国的崛起,仿佛这是一个老牌强国的天赋,可以管理一个雄心勃勃的强国的所作所为。中国已经崛起,它本身就是一个强国。

中国领导人发誓要让中国成为“海洋强国”。这个值得注意的海上力量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它要兑现中国所说的“中国梦”的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和普通中国公民视为耻辱的世纪源于外国的海上征服者,可追溯到1839年开始的鸦片战争。中国的崛起及其明显要改变1945年以来由美国主导的海上贸易和商业自由体系的愿望,已经引发了一场竞争。中国想修改这个制度;美国希望保留它。

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双方的政策和战略有多大的灵活性?我在北京方面看不出什么。你必须把这一问题交给中国的领导。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封闭社会,一次又一次地聚焦其目标,也多次承诺实现某些目标。正如任何谈判专家都会告诉你的那样,这样的公开承诺代表了任何领导者所能做出的最强承诺。

这就引出了令一个问题:中国方面在战术上有多少灵活性?这里有一些空间。我相信中国可以被阻止,中国不是没有理性的,如果美国某天一直阻止他们,并说服中国,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会达成一些共识,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共存。

因此,美国及其盟友有责任对中国的胡作非为施以足够的威慑。恢复美国的实体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展现出使用它的决心,并让北京相信美国的力量和决心,美国人可能会实现这一点。

就美国对与中国和解的总体态度而言,让我们从西奥多•罗斯福身上汲取经验:说话要温和要幽默;要拿一根大棒并明示你会怎么用;在不可协商的事情上绝对不灵活,在次要问题上灵活变通。归根结底,我们正处于一场长期的战略竞争中,但如果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达成一致的目标,保持竞争的决心与活力,那么两国关系就不应该沦入真正糟糕的境地。

林岗

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展望近期的美中关系,竞争状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北京而言,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可能会损害中国经济,但由于其国内消费市场的增长,这种损害是可控的。北京不希望与美国发生贸易战,但它也不会轻易放弃。

对于华盛顿来说,特朗普非常关注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高科技向中国的转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揭示了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的坚决态度,中国被称为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自二战以来,美国首次宣称“我们竞争激烈的军事优势正在逐渐消失。“特朗普将中国列为”经济上的敌人“,以及他最近决定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随后美国军舰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穿行台湾海峡,传达出明确的信息。

与此同时,台湾对华盛顿的战略重要性再次受到重视。自2017年初以来,华盛顿加强了与该岛的安全合作,特别是在反恐等非传统领域。并于2017年6月29日向台湾出售了14.2亿美元的武器,这是特朗普政府下的首次此类出售,这无疑使当年4月的中美领导人峰会蒙上阴影,并有可能破坏中美关系。

此外美国国会一直在推动新的决议,以提升华盛顿与台北的关系,加强台湾的安全,并促进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一些提议可能会导致美国海军使用台湾港口,并派遣穿制服的海军陆战队前往台湾。另一项将对美国的基石产生严重影响的是《台湾交往法案》(TTA)。

这并不意味着美中关系注定要悲观,因为这两个大国是全面相互依存的。用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话来说,两国在经济上处于相互确保摧毁(MAED)的状态。没有中国在战略层面的合作,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只能取得有限的成果。然而在今后的岁月里,在两国建立工作关系时,更多的努力和对话是必不可少的。

马凯硕 Kishore Mahbubani

印度裔外交家,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有句名言:“要想看清自己鼻子前的东西,需要不断地努力。”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美国努力理解其与中国不断变化的关系。毫无疑问,在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因此美国政策制定者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准备好成为第二名。

但是美国在心理上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2012年1月我在达沃斯主持了一个名为“21世纪美国力量的未来”的论坛。在论坛上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Bob Corker)解释说,“美国人对全世界认为美国不是世界最强国家不可能有心理准备。”

由于美国人在心理上无法为这样一个世界做好准备,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有一天美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他们会震惊不已。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不可避免的愤怒的以为被中国欺骗了。这种政治冲击是可以预见到的,且无法避免。

然而一切都不会丢失。与美国不同,中国的目标不是全球领袖。它只希望为其14亿人民实现和平与繁荣。因此即使中国成为第一,它也不会试图将美国驱离世界领袖地位。中国非常乐意维护美国和西方向世界提供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如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所说:“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要践行承诺、遵守规则,”

有鉴于此,美国和中国实际上有可能以“和平共存”的理念实现新的运作方式。在这种运作中,美国和中国都不会挑战彼此的核心利益。中国不会试图取代美国在其重视地区的地位,比如中东;但是中国期望美国尊重其核心利益。所有这些调整都需要外交谈判,现在是时候开始了。

罗伯特·罗斯 Robert Ross

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今天美中关系比1971年亨利基辛格访华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糟糕,而且会变得更糟。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观察到,不断上升的权力和权力转移导致国际不稳定,中国的崛起将破坏稳定。过去十年中国大幅缩小了中美在东亚海域的能力差距,挑战了美国海军的统治地位。现在中美竞争加剧,这不足为奇; 权力转移发生在对两个权力都具有重要安全重要性的地区。随着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并且差距继续缩小,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将会加剧。

中国的崛起导致其急于改善其在东亚水域的安全情况。在美国的联盟和军事基地的包围下,中国挑战了地区安全秩序。中国迅速加强了海军建设,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岛礁建设和石油钻探,对韩国和菲律宾实施了胁迫性政策,以报复与美国的联盟合作,并对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的海洋主权主张提出了挑战。

中国的政策是有效的,美国盟友已经开始与美国挑战中国利益的举措保持距离。美国不同意中国侵蚀美国的海上支配地位,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向东亚转移,在东亚分配更多的海军舰艇,海军频繁和高调的挑战中国的海事主张,以及发展印-太战略。

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的举措不会限制中国崛起和重塑战略态势的努力,也没有稳住美国联盟。中国的海军现代化和船舶生产率继续缩小中美能力的差距,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激进主义,并加剧了盟国对美国国防承诺有效性的担忧。随着美国海军的主导地位继续受到侵蚀,其联盟体系面临更大的压力,美国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战略举措,以限制中国的激进主义,并向盟友保证其平衡中国崛起的决心。权力转移将继续,随着中国接近海军力量平衡,紧张局势将加剧。

权力转移不可避免地导致强大的权力冲突。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安全事务博弈,而且是一场零和冲突。尽管如此,美中权力转移的过程和结果并非是注定的。冲突的过程,包括战争的可能性,将由领导者做出谨慎决定,受其个性,国内政治,包括民族主义和国际动态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转型的结果将受到中国和美国数十年经济和政治趋势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尽管中国近期在崛起,但美国拥有许多长期优势,可以长期支撑。

阮宗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

毫无疑问,美国仍将是主要大国,但世界正迎来一个新兴的多极化全球秩序的新时代。它的特点是美国的方向不安定和中国的崛起。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的事情将在很大程度上重塑21世纪的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美国的灭亡。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的成功意味着WTO的失败。然而现实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如果历史可以作为提醒,中美关系绝不是零和游戏。令人惊讶的是,最近的历史表明,这种关系既有成效,也有利于互利。

北京和华盛顿在冷战期间建立了强大的联系,以阻止苏联威胁,在9月11日之后携手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全球经济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中崩溃。同样中国在WTO的成功实际上证明了WTO整体上是成功的,因为它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繁荣。

但现在是中美关系的决定性时刻。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比以往任何人都更能挑战过去40年来延续关系的基本前提。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引发了对美中关系未来走向的争论和不确定性,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与前苏联不同,中国通过承认事实上的美国霸权,非常努力地融入当前的国际体系。此外,中国融入全球体系使自己成为利益相关者。

中国致力于倡导开放的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尽管全球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但全球增长仍然不稳定。北京呼吁共同努力,促进增长的新动力,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和改善全球经济治理。

我相信,应该期望中美最终恢复一种更友好和合作的关系,然而中美关系在变好之前的道路将是坎坷的。

罗伯特萨特 Robert Sutter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

中国日益强大,或明或暗的反对美国在国内外的利益和影响。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热潮要求美国利益优先。结果就是美国五十年来对华政策的最大负面变化。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官员对中国多年来如何不公平地利用美国的开放经济和迎合姿态,加强中国的力量以对抗美国的领导地位表示广泛的愤怒和日益增长的焦虑。如今的风险更为严重,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而美中之间的权力平衡态势也被认为朝向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发展。

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和国内安全部门正在实施战略,将重点放在中国,将其视为挑战美国主导地位和修正主义竞争对手,他们在国会得到广泛支持。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挑战感到担忧,同时也对北京试图渗透和影响美国的舆论和政治产生了新的担忧。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剥削。中国利用美国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来削弱美国并提升中国的经济能力,这对美国在现代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构成了不祥的挑战。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发生了冲突; 最近对惩罚性关税的关注是昂贵且有争议的。美国媒体和舆论已经开始认识到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整体转向严峻,但目前尚不清楚这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过去美国与中国积极接触的态度。那些寻求与北京和解,“想和中国人会谈”的美国人,可能会淹没在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如何操纵美国、削弱美国,强化北京的消息披露之中。 

中国决心继续沿着目前的方向发展,僵局将会持续。目前任何一方都不想发生冲突或战争,但两国都准备试图在另一方面推进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中国广泛的间谍活动和操纵美国舆论等敏感领域。中国的承诺和保证毫无意义,中国实力的巨大挑战或衰落,将会改变美国对中国主导地位的担忧,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相互妥协。

谢韬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中国经常将经济合作称为美中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既然这两个国家正在打一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贸易战,那么双边关系的船是否注定要沉沦?

不一定。自特朗普总统7月6日发动贸易战以来,还没有发生过反美抗议,没有此类抗议活动,可能意味着普通中国人不会对特朗普的敌意行为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中国政府最初做出的让步(比如降低进口关税)意味着中国普通消费者能享受到更便宜的外国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说中国公众心理不认为双边经济关系会急剧下滑。

更重要的是,低调的公众反应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表明中国政府仍愿意寻求与华盛顿达成妥协。这场战争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可能远远大于对美国经济的伤害。毕竟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没有比美国市场更大、更有利可图的选择了。

此外,华盛顿可以通过大幅削减中国获得美国高科技的方式进行报复。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是出口和投资,而不是创新。中兴通讯(美国商务部批准的中国电信巨头)的命运充分说明了中国对美国技术的巨大依赖。至少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不是相反。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那么贸易战可能很快就会平息。但中国愿意妥协不应被解读为软弱,或是支持强硬对待中国的证据。诚然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似乎是华盛顿的新共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所谓“锐实力”),以及外界认为中国政府未能拥抱民主、采纳市场经济、顺从美国的领导地位。

但这种共识的危险在于,它无疑将赋予那些反对深化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北京人士权力。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很可能会让中国变得更加强硬,中国别无选择,只能与华盛顿展开激烈而全面的竞争:地缘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但美国是否准备好迎接一场新的冷战呢?

徐飞彪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没有人会否认,美国和中国作为这个星球上的最大强国和新兴大国,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最复杂的关系。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日益巩固。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和金融方面一体化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双边关系的任何破坏都会导致两国甚至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和市场动荡。

考虑一下这些事实:美国企业每年在中国的利润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每年向美国出口超过5000亿美元的商品,其中绝大多数是由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生产、出口和转化为利润的。  

在这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中,两国利益交融不断加深,两国关系给两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巩固意味着中国有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这是中国迫切需要的,更不用说美国的技术、资金和巨大的市场这些都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

从美国方面来看,这些好处也是巨大而明显的。它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如平衡和削弱苏联,赢得冷战和反恐战争,以及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种关系将继续在气候变化,打击极端主义,为朝鲜半岛带来和平,解决伊朗问题,网络安全等问题上为美国带来利益。

来自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市场的大量廉价优质商品也使美国受益匪浅。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中国继续购买数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务和资产,并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这有助于维持美国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两国关系的发展轨迹和两国互利关系的深化意味着中美关系在不久的将来将保持稳定。当然,由于美国方面的“特朗普冲击”,未来几年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混乱和摩擦。在很大程度上,媒体过分夸大了正在进行的“贸易战”。两国把对方视为敌人的可能性很小,也不太可能成为好朋友。这一次美国面临的对手有所不同:一个致力于开放和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核大国。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关系并非注定要进行冷战式的对抗,也不必然是致命的冲突。更有可能的是关系进一步恶化,直到中国和美国都意识到(也可能是在悲剧性危机之后)他们必须谈判达成相互容忍的“协议”。

回顾历史,在塑造两国关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而非美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特点。1978年之后,中国领导层决定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再次重塑了两国关系的轮廓。此后中美经济和文化关系蓬勃发展。美国政治的重大变化,比如民权运动,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华盛顿政府的更迭,都几乎没有影响到中美互动的格局。

当前,是中国的力量和行为再一次导致了双边关系的转变。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中国扩大了全球影响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得到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得到巩固,这令美国人感到震惊。目前的贸易摩擦只是这两个大国之间根深蒂固的政治价值观、权力结构和国家目标分歧的反映。

美国现在已经将中国视为一个主要的外部威胁,而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却日渐衰弱。中国似乎在改变西方价值观和全球规则之路上坚定前行。但这两个国家在国内都面临着令人生畏的挑战,这些挑战比国外的地缘竞争更大、更紧迫。

中国和美国正在经历引人注目的国内转型,其结果将决定他们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找到一种方式来改造过去四十年来使双方受益的关系。中国的变化速度超过了美国,中国将继续以自己的步伐和轨道改变,并最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了避免不幸的命运,两国应该展开良性竞争,看看哪个国家能让本国人民更幸福、更有尊严,谁能在世界上赢得更多的尊重。

来源时间:2018/8/7   发布时间:20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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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成这样,中美关系还能回到从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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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焱  来源:财经杂志

  “以中国人的身份生活在美国,尤其在当下,有人说是自1971年基辛格访华以来中美关系最差的时段生活在美国,会是怎样的体验?还有人搭理你吗?”
  这不是知乎上的问题,而是前几天我偶遇一个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朋友时,她毫无外交辞令地抛给我的问题。
  我非常认真地回想了一下,自中美有贸易战的由头以来,我的境遇还真是毫无变化:采访时没人会因为我是中国记者就断然拒绝;日常中,我的中国人身份也没有导致人们在态度和立场上的疏离或扭转。这是美国社会的成熟之处,他们理解我只是一个个体,只是一个新闻诠释者,和我是哪国人没关。
  我的回答让这个国务院的外交官稍显惊讶,尽管更为惊讶的人是我。我无法想象这样的问题出自于美国外交官之口。尽管她从来不和中国议题打交道,但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中美关系走入低谷已不是停留在纸面上,也不仅限于政府和政府间的关系低迷,这种消极情绪已经扩大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我的外交官朋友想当然地认为没人会搭理我了。
  中美关系曾经一度被美国学者描述得像一对充满了爱恨情仇的怨偶。1989年到2000年间的中美关系接近于同床异梦的夫妻;2001年到2008年间的中美关系,则像是学着管理婚姻的新人,为了婚姻共同体,双方携手打击恐怖主义,联手应对金融危机;美国甚至主动示爱,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也许天下的爱情都有点”因为相遇太美而爱到心破碎“的意思,中美也不能免俗。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Paal) 告诉我,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从代际、制度、国会、经济和安全层面的全面转变。 这个变化可以追溯到2012年,但不同的人群、不同问题的产生,其根源则可以回溯到2007年至2008年期间。 这种转变现在已接近于百分百的完成,只是在官僚机构和智库中,尚遗存一些老人,他们的转变尚未如此有戏剧性。
  包道格进一步和我解释说,所谓代际态度的转变,是指美国年轻一代对中国的批评更为整齐划一;在制度层面,美国各政府部门、包括国家政府部门在内都已成为对中国强烈质疑的大本营;从国会的视角,中国在国会议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的眼中就像一个欠揍的男孩儿;在美国商界,支持中国的队伍急剧减少,更多的人加入了新涌起的批评大潮;国家安全官僚机构则已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国人、中国学生、中国商人甚至华裔美国人的身上。
  这种态度的转变,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感同身受。前几天他随中国智库专家团访美,与美国智库同行交流。行程结束后他告诉我,华盛顿一行让他更觉得悲观。实地考察让他发现,反华情绪在美国很有群众基础,包括这些智库在内,不少人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消极,甚至“越了解中国,看法越消极”——他们觉得中国和美国背道而行,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中国也不想真的开放。
  闹到现在这个程度,中美还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一切是否还可以再回到从前?
  屠新泉说,恐怕回不去了,因为中国不可能自我削弱。即使中国向着美国的模式转变,中美间实力的竞争也只会愈演愈烈。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注定一战,在这个过程中的确需要双方充满智慧的管理好冲突,但短期内前景并不乐观。
  四年之后,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四年前,中美围绕南中国海的问题一度向着冲突的方向演进,风声鹤唳,我在美国找了很多著名的中国通,求解如何避免中美冲突的最坏演绎,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加州大学21世纪中国项目负责人谢淑丽(Susan Shirk)。那时她的评论是,中美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双方竞争性变得更强。传统上,美中都尝试以安静的外交渠道交流,而不是争抢话筒。
  8月2日我们再通电话时,她很感慨,现在的中美关系比起四年前,已进一步恶化了更多。
  恶化的实证是,特朗普8月伊始即指示贸易官员斟酌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税率从10%上调至25%。新措施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将于9月5日截止,此后可能正式实施。显然,特朗普一再对中国贸易施压而无效,倒迎来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逼急了。
  中国方面也没有屈服的迹象,8月3日中国宣布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5207个税目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20%、10%、5%不等的关税。
  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对华加税来狠的、硬的,是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美中经济问题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给特朗普出的主意。
  史剑道是我经常采访请教之人。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是今年4月,中国提出“新一轮改革开放”时,我去采访他,本以为他会说,改革开放利好中国,利好世界,结果他无比沮丧地说,“我研究中国经济25年了,我都记不清已经听说过多少次中国要进入‘开放新阶段’之类的话了,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中国总得要另一个新的开放阶段。”
  史剑道对中国的沮丧之情正在美国智库中蔓延。问题是,智库的学者是美国政策决策中的精英,在我印象中他们本来是寻求与中国对话、合作的。
  我问史剑道,他给特朗普提供咨询的周期和频率,他说,“我从来不直接给特朗普本人以政策建议,只不过每隔几周,我会和特朗普政府的人碰一次面,但他们是否听则是另一回事。”至于他建言把关税提高到25%的出发点,史剑道说,“我更倾向于对那些侵犯知识产权的特定公司进行制裁。既然使用的手段是关税,10%的关税不会有多少效果。”
  在更狠的25%的关税消息出来的同时,彭博社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已在私下展开对话,为双方重启谈判做准备。
  这是对中国的胡罗卜加大棒,还是白宫内斗不断,不同思路同场竞技?似乎二者都有。史剑道说,这些信息不互相矛盾,因为美国政府中不同群体的意见并不一致。此外,美国的目标是迫使中国在谈判中让步,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才适用关税。
  过去美国学者中流传着一句话,研究中国让你爱上中国,研究俄罗斯让你对它心灰意冷。
  但现在,美国智库那些研究中国的也对中国态度普遍变得负面。谢淑丽对我解释说,因为中国国内形势和外交政策发展出现掉头转弯的倾向。中国在倒退,变成了个性化权威而非制度性权威,改革停滞,在世界舞台上放弃了自我克制的立场,变得更加膨胀,外交政策变得好斗,这三个维度的倒退在全球引发了失望以及对中国的反弹。
  如今网上大谈美国对中国“幻灭”了,谢淑丽强调说,没有人期待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急速转型,即刻民主化,但中国一直是在持续进步的,直到几年前这出现了反向行进的迹象,“我希望中国领导人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及时有所调整。”谢淑丽说。
  四年前我去请教的还有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帮办谢伟森(David Sedney),前两天我找到他时,他正在阿拉斯加。谢伟森对我还原了中美四年之变。他说,过去四年中,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有所增长,但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也变得更强。四年的时间证明了所谓的“中国崛起,美国衰落”是错误的。相反,过去四年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崛起,美国更强大”。
  虽然现在紧张局势已经出现,但谢伟森相信中国经济仍会持续增长,中国军力规模可能会变得非常强大。中国的国际角色、国际影响力也在继续增长。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积极成果,并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引领世界;美国的军费开支达到新高,新的军事战略、强者衡强的军事领导力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领先军事大国的地位。
  中美对弈的局面是,两国都很强大,但两国在国家政策制订层面上都有弱点,都缺乏纠正机制,这导致未来两三年内发生冲突和紧张局势升级的可能性增大。这对中美,对整个世界来说,都可悲而危险。
  谁推开了谁?
  上周,我《财经》的同事来美国度假时,介绍我认识了一个美国媒体人Matt,见面后才发现我们彼此早就通过邮件,甚至他告诉我,他看过一些《金焱看美国》的专栏文章,他发现通过这种方式看别人眼中的美国也很有趣。
  同理,我也喜欢读一些美国记者的中国文章,他们的描述和视角也总是别有味道。比如上周六《华尔街日报》刊出了一篇文章“When the World Opened the Gates of China”,文章基本上回顾了中国入世时,美国一些关键人物、上至克林顿总统,下至美方贸易谈判代表当初接受中国的考量,并与如今的现实相关照。文章说,多年来,那些曾经力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美方倡导者中,很多人开始感到他们受了蒙骗和背叛。
  同样的情绪也出现在那些此前驻华的美国记者之中。有人指出,在他们当中,尤其是那些本身掌握了相当高水平的普通话技能、又能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美国驻站记者,现在他们大都对中国感到无比失望,进而成为最尖锐的中国批评者。
  我确实见过对中国非常尖锐的前美国驻华记者。 其中一个以美国标准来衡量,都是绝对的极品。
  这位美国某新闻杂志前驻京记者从北京回到华盛顿后,向别人描述中国的语言基本上是:“世界上最糟糕”  “世界上最下流” 等诸如此类的表达。甚至在谈及一些中国的城市时,他也毫不吝啬地扣上“世界上最乏味”的字样。聊天过程中,虽然大多数时间我们用英语交谈,但他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得意地炫耀他地痞味十足的京腔。
  最后一次我在公开场合见到他,他已要奔赴纽约的智库。在十多个在美的外交政策领域人士的众目睽睽之下,他把会场上一瓶未开封的红酒揣在怀里,扬长而去。
  相对来说,我更喜欢和那些对中国有建设性态度的美国记者打交道,我也更关心他们这些有思考、有担当的媒体人的看法。
  我找到了《华盛顿邮报》前驻京分社社长John Pomfret。第一次见到中文名叫潘文的John Pomfret时,我人还在北京。巧合的是,和他见面之前不久,我刚读完他以自己在南京大学学习和生活为线索写的纪实作品Chinese Lesson: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 。他书写得非常生动,那些英语字母拼装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中国八十年代。
  John Pomfret现在又出了和中国有关的新书,他的身份也变成了《华盛顿邮报》的撰稿人。前不久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20世纪50年代,美国通过政治迫害让社会四分五裂,声称是要找到那些让美国“失去了中国”、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革命的人。 差不多70年后,在中国也许有些人在想,是”谁让中国失去了美国?”
  所谓“失去美国”,在美国相对应地掀起了对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重新梳理,甚至指责他们放纵了中国。
  如今美国的贸易火力几乎直扫中国,在各种关税打压之外,近日以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为由,美国商务部宣布将44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主要涉及中国航天科学与工业总公司(航天科工)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电科)旗下部分企业;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上,美国陆续祭出了一系列举措使华盛顿与北京越隔越远,最新消息是,8月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价值716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在涉及台湾方面,该法案提及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这大有中美逆向而行越走越远的意思。
  若要反思,John Pomfret对我说,中国那些所谓的“美国观察员”做得很糟。这背后原因很多,从“统一思想”,“专制”,“文化差异”,到赤裸裸的无知,不一而足。结果就是中国真的没有看到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变,而美国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警告他们的中国朋友,变化即将来临。
  中国的媒体在John Pomfret看来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他说,中国驻美媒体总部设在纽约和华盛顿,并把所有时间花在智库上,而没有报道更广义的美国,所以也没能看到美国态度的逆转。中国媒体上太多的这个专家、那个教授的你说我说,却没有足够有趣的人和故事的报道,目光短浅、缺乏远见,这些合力造成了今天的局势。

来源时间:2018/8/7   发布时间:2018/8/6

旧文章ID:16752

王勇:中美贸易的十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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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勇  来源:中美聚焦

  特朗普政府正在与全世界打贸易战。许多人认为,特朗普及其贸易政策团队是一批极端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们身处21世纪,但思维仍停留在19世纪。在过时贸易理念的驱使下,他们过份强调贸易的不平衡,与全世界各主要贸易伙伴大打贸易战,搞乱了全球贸易秩序。
  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政策,指控中国占美国的便宜,迫使美国公司向本国企业转让技术,剽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并怀疑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收集技术情报。这些毫无根据的看法正在妖魔化中国,煽动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从而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敌意。
  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两国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了解中美贸易的真相。
  首先,中美贸易是自由和公平的。虽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关税高于美国,但它的关税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中国并没有强迫人们购买中国产品,美国进口商也并不愚蠢。中国的进口产品有助于多年来收入增长缓慢的美国中产阶级,使他们以同样收入买到更多商品。2017年中国出口的增长,恰恰是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和消费者信心增加的结果。
  第二,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市场基本上是开放的。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如果中国市场不开放,就不可能有56%的美国大豆、26%的波音飞机和16%的美国汽车出口到中国。
  第三,美国的出口管制是增加对华出口的障碍。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成本较低,而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技术和土地。在这种差异的推动下,中国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则向中国出口技术产品和农产品。正如美国中国商会所抱怨的,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比欧洲(特别是德国)和日本更严格,它限制了美国的对华出口。美国的出口管制对贸易逆差也应该负有一定责任。
  第四,美中贸易是全球供应链的组成部分。虽然全球化给各国带来了财富和增长,但它并没有改变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分工。实际上,美国处于供应链的高端,而中国处于供应链的低端。苹果手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几乎所有苹果手机都在中国组装,但中国工人和工厂只获得5%的附加值(主要是劳动力成本),而苹果的设计、品牌和销售拿走附加值的近60%,苹果的美国投资者分享了这些利润。然而,作为苹果手机组装的最后一环,中国必须承担苹果公司出口到美国的全部价值。不同的经济学家认为,全球供应链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夸大了40%到60%。
  第五,特朗普和其他保护主义者只强调中美商品贸易逆差,而故意忽视美国在服务贸易中对中国的顺差。例如,据中国的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高达541亿美元,如果采用美国标准,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总额超过900亿美元。美国从中国游客和学生,以及从对中国的出口版权和专利那里获得了大量好处。
  第六,贸易保护主义者故意忽视的另一点是,在华投资的美国公司销售额已超过5000亿美元。它们不仅从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还导致美国零部件以及知识产权出口到中国,这反过来也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第七,最新数据反驳了对中国所谓“盗窃知识产权”的指责。虽然知识产权制度起步较晚(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但中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包括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和专门的司法机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明显已经生效。例如,2017年中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达到286亿美元,比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增加了15倍。而美国知识产权所有者是最大的受益人。
  第八,至于所谓中国“强制技术转让”问题,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有法律或法规对外国投资企业实施这一要求,中国也没有对美国企业强制执行技术转让。美国汽车业在中国市场的巨大成功表明,中美合资企业的主要基础是自愿的契约行为。通用汽车和福特通过合资企业向中国出口了大量汽车和零部件,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
  第九,“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是特朗普政府攻击中国的主要目标之一。显然,他担心中国会采取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政策,通过国家补贴提高中国企业在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原因是:首先,利用产业政策升级中国企业技术是中国的发展权,符合WTO规则。其次,中国的政策只是指导性的,不是强制性的。第三,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必要的,因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的劳动力竞争优势大多已经丧失,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巨大困难。此外,美国自己在农业和制造业领域存在大量补贴,最近滥用301条款和232条款(以国家安全为名)就是美国版国家保护主义的一个例子。
  第十,中国的贸易行为没有违反WTO规则。自16年前加入WTO以来,中国总的来说遵守了入世议定书中的所有义务,这是WTO对中国表现的评价。作为两个贸易大国,中国和美国都接受两年一次的贸易政策审议。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裁定中国政策不符合WTO规则的案子里,中国都进行了纠正,相反美国却很少服从WTO的裁决。
  总之,中国不想打贸易战,希望与美国发展稳定、互利、公平的贸易关系。特朗普发起有史以来针对中国的最大贸易战,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现在还威胁对另外2000亿美元甚至5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显然,特朗普的贸易战是典型的贸易欺凌,中国政府被迫坚决反击。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加快市场导向的改革,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市场,以应对贸易战的挑战。中国已经有最大的国内销售市场,并且正在进一步开放其市场,如果特朗普政府坚持与中国打贸易战,那么美国有可能把机会错失给其他竞争对手。而且,贸易战的升级让人回想起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悲剧,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法,即1930年斯莫特-霍利关税法,结果导致全球范围的贸易战、货币战,直至爆发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聪明的美国人民应该更加了解这段历史所产生的后果,反对贸易战政策。

来源时间:2018/8/7   发布时间:20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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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再迁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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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西奥·布兰科·皮特洛三世  来源:中美聚焦

  最近的事件表明,美国几十年来对中国的通融政策正让位于加倍阻止北京取得进步。看来,美国已经失去说服中国不要挑战其在全球治理机构领导地位的希望,而保住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刺激着美国采取反制措施,这种措施如果合作伙伴同心协力的话会更加成功。
  美国20年前欢迎中国决定开放市场并加入WTO,希望市场改革最终波及中国的政治和治理。这种期望是枉费心机,中国就算市场改革也只是在局部,因为经济仍由国家主导。而且,产业规划、对外资的限制、有问题的贸易行为仍在发挥作用。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和它日益可见的全球野心,引起人们对北京的最终目标及其如何影响美国后冷战时期长期霸主地位的担忧。
  贸易战的开始标志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这种新转折是对不断膨胀的贸易逆差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回应,但它也可能是抗衡甚至反击中国全球野心的长期措施的引子。然而,不合理的反制可能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注入不稳定性。要展示领导力,至关重要的是为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留有余地。
  不是小伙伴,也不是G2
  虽然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发动贸易战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与中国迫在眉睫的贸易逆差问题,但关税也意味着对强制技术转让、工业间谍活动和其他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惩罚。这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给美国公司造成损失,削弱了它们的长期生存和竞争力。而除了威胁到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中国日益大胆的全球愿景、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和所拥有的必备手段也削弱了美国的优势。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展现出的自信心增强,对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等机构的作用,对石油人民币和人民币的国际化,美国学术、国防和政策圈的许多学者都感到不安。
  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显然不希望只被当成美国的“小伙伴”。事实上,北京的还价是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即承认两国即使不平等但也接近于平等,这项提议并未被华盛顿热情采纳。中国希望承担越来越多提供公共品的责任(例如非洲的维和、印度洋的打击海盗和“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投资),但这显然与承认中国不断演进的核心利益有关,与美国承认同中国平起平坐有关。这就产生了问题。美国觉得中国不愿意接受现有世界秩序,中国则认为美国正在阻止它的崛起。中国渴望改革体制,以反映时代的变化。
  措辞强硬的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国防战略,以及新内阁的任命,可能预示着特朗普政府将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两份报告都把大国竞争当作美国的主要安全关切。这两份文件还承认,竞争领域正日渐广泛(空中、陆地、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美国长期以来的军事优势受到了侵蚀,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正利用经济和政治手段提升它们的利益,而美国的领导地位被削弱了。
  任命约翰·博尔顿和迈克·蓬佩奥处理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这种搭配为已经强硬的经济政策推波助澜。不过,虽然特朗普总统以具有破坏性倾向而著称,但新加坡和赫尔辛基峰会表明,他甚至愿意与国家的死敌展开对话,哪怕代价是受到国内外的批评。所以,尽管谈判未能避免贸易战,但特朗普的交易态度也许确保双方达成协议的大门是敞开的。
  领导力、欲望和意志不相匹配
  领导单极世界的压力已经开始对美国造成伤害。特朗普总统的当选标志着公众希望减少国际承诺,除非就这些承诺重新谈判,使之更好地为美国利益服务。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不一定是当前国际秩序动荡的罪魁祸首,相反,是政策的实施方式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一切都可有可无,而且需要重新谈判,这种观念让习惯了美国主导全球稳定秩序的许多国家无所适从。美国的利益可以通过领导全球来实现,但这需要承担相应成本,例如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市场准入、安全帮助和援助。这也意味着要在复杂的贸易和安全对话中达成共识,同时加强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一切由于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预算被大大削减而变得更具挑战性。
  捍卫美国的主导地位不再是美国可以单方作出的选择,它要想把这种优势继续下去,如今取决于其他国家同意与否,而美国自愿承担领导成本是取得同意的关键。巴黎气候协议得以推动,11个国家决定继续推进(全面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些事实都表明,尽管美国缺席,而且不是没有困难,但世界能够并且会适应美国的退出。如果美国想有效反击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并在南海等重要的全球海上要道加强军事存在,它就必须与盟国和伙伴合作。不过这很难实现,因为美国向其最亲密的伙伴不分青红皂白地征收关税,它与联合国的关系正在瓦解,人们对美国能否恪守对盟国的承诺也将信将疑。
  与此同时,无论有没有美国,中国都愿意并且能够发挥更大的全球作用。特朗普显然不喜欢为全球领导力付出成本,他呼吁更多地分担费用,这为中国创造了机会。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2018年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的讲话标志着表面上的角色反转:美国退回到保护主义,中国则成为不太靠得住的全球化支持者。中国的软实力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其硬实力,尤其是经济上的慷慨,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即使美国拥有巧实力也会发现,这一进展已经难以逆转。
  总之,美国有理由改变立场,不再迁就中国的崛起,并让中国来尝试一下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结构。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可能让它在未来超过美国,但美国的战后主导地位有助于全球贸易和安全机制的塑造,这种机制虽然不完美,却也给许多国家带来了好处。相反,尽管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增加了,但中国将如何展示领导力?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仍然干扰着它的野心。而任何反制措施要想取得成效,美国都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虽说如此,考虑到这一体系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演变,中国对改革国际体系的呼吁还是值得考虑的。美国保持其领导地位将不再是例外主义使然,而是全球共识的结果,这其中也包括中国。

来源时间:2018/8/7   发布时间:2018/8/1

旧文章ID:16750

屠新泉:评美国301调查

作者:屠新泉  来源:中美聚焦

  7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了一份关于301调查的声明。声明完全不顾美方首先对中国34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非法关税的事实,反而指责中国的反制措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进而继续批评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不公平,伤害了美国企业和经济的利益,以此为美国当日宣布的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寻找借口。对此,中国商务部迅速作出有力回击,并发表六点声明,一一反驳美方的无理指责。
  特朗普政府实际上也自知其发起的301单边加征关税措施于理不合、于法无据,但又不得不强词夺理、自圆其说,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一切过错归咎于对方,无视自身行为的非法本质。但是,美国实在不是一个有资格、有立场来批评中国所谓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国家。从1995年WTO成立以来,美国被诉147次,是所有成员中最多的。从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计算,中国总计被诉42次,而同期美国被诉高达91次。仅这一次美国的钢铝产品232加税措施就招致8个成员提起申诉。更关键的是,美国也是执行WTO争端裁决记录最差的成员。在WTO迄今授权胜诉方报复的7个案例中,有6个是美国作为败诉方拒不执行裁决导致的。尤为恶劣的是,美国政府正在恶意阻挠WTO上诉机构大法官的任命,其原因竟然是上诉机构在多个美国被诉案件中作出了对美国不利的裁决。美国不仅败诉要赖账,竟然还要把法官赶下台,甚至要让法院关门大吉。这样的一个“坏”成员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不遵守WTO规则呢?
  特朗普政府还一再指责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指责知识产权保护不利,甚至有组织地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但事实上,在其长达215页的301调查报告中,关于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的指控都是基于采访或调查,而没有任何实际的法律、政策条款或其他物证,报告甚至也承认“几乎不可能控告”,因为根本没有掌握什么证据。报告中引用的一个算是比较有依据的数据是,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调查,有19%的受调查企业声称被要求转让技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美国在华商会组织,也为中美经贸关系作出过重要积极贡献。但这个调查数据本身的代表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该组织总共只有200家企业会员,而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多达6.7万家。更重要的是,这19%的企业承认其中67%的要求是由它们的合资伙伴提出的,而不是由政府提出的。换言之,这里面根本没有所谓“强制”,因为企业是没有强制权力的,所谓强制技术转让不过是在合资伙伴之间的谈判中,中方合作方可能利用其市场地位提出的商业合作条件而已。
  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美国在华企业的另一个商会组织提供了更有利的证据。中国美国商会2017年的调查显示,在其会员企业面临的商业挑战中,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排在第12位,而在2013年的调查中该问题仍是第7位。这非常直观地表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也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由之路。
  至于美方声称中国对美国的反制没有国际法律依据,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盗逻辑。首先,打响贸易战第一枪的是美国,无论是对钢铝产品加税的232措施,还是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加税的301措施,都是毫无争议公然违反WTO规则的单边贸易保护措施。特朗普政府声称中美两国企业之间自觉自愿、互惠互利的贸易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却无视美方这种对巨额中国正常出口非法加税的行为对中国企业、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的严重伤害。作为中国政府来说,当然有权利也有义务采取有力措施,捍卫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保护中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0条,美方的行为首先构成了对中国的重大违约,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完全有权利对美方中止一部分WTO条约义务。

来源时间:2018/8/7   发布时间:20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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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籍华商的视角:被严重“折叠”的中美贸易战

作者:加州牛肉面  来源:港股那点事(hkstocks)

  首先感谢格隆汇的盛情邀请,作为一个曾经的经济学人,当下的一名普通国际贸易商,让我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聊聊天。自经商以来,我已多年没有静下心来写东西,文字都生疏了,就这么一篇文章写了整整5天,实在惭愧。后文如有不妥之处,还望见谅。
  我先抛自己的结论:中美贸易战,不是中美之间的“战争”,而是工业革命后人类高速发展几百年,越来越多的国家社会阶层折叠严重后,其力量绑架并反噬社会自身,内部矛盾在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一种波及、引流与释放。
  换句话说,所谓外部战争,其实与“对手”无关,而是典型的“内部矛盾”。根本解决之道,自然也就不是外部战争,而是华山一条路:解决好自身内部问题。
  听起来有点拗口,容我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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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避讳我商人的身份,我先借我导师的观点,来表明我对贸易战的态度。
  我在中美都读过大学。读书时,两边的导师都强调,唯有自由贸易才能维持人类社会长久的发展与财富增长。
  我当时虽然完全认同其观点,但并没有真正地体会到其中深意,现在我从事贸易行业二十年,对自由贸易好处的体味,深入骨髓:但凡中美贸易关系好的时候,我的生意就如鱼得水。但凡两者不睦时,我的生意就各种艰难。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生疏和猜忌,就会自然地生出戒心来,彼此提防,所谓疑心生暗鬼,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实也一样。这个世界的财富增长必须建立在稳定的、频繁的、全面的、深层次的自由贸易之上,否则就会生出许多本不必要的事端与摩擦成本来。因此,我对于贸易战这种事本能地反感。
  从世界贸易的历史来看,贸易战基本都是起源于自身内部问题,主导贸易战争的人,则通常都能获得一时的掌声,但最终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说几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
  古代中国的战争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为了防御这种威胁,中国人修筑了长城。然而长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自秦汉至明清,北方游牧民族依然多次饮马长江。
  但事实上,在历史上,中原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更多的是长时间的和平时期,而这种和平,通常都是靠边境贸易来维持的。一旦边贸停止,通常就意味着双方关系进入了冰期,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惨剧。
  游牧民族为什么要南侵?
  单用一句“好战”来概括是站不住脚的。
  地球上的人类有其共性,但凡日子过得下去,谁都不愿意面对死亡的威胁。游牧民族南侵,通常是因为自身境内遭遇了风雪瘟疫之类的自然灾害,基本生存无法保障,而边境贸易又无法维系,那么只好拼死一搏,打砸抢掠。中原文明曾经在很多个时代里保持了高瞻远瞩的视野,在边境开放榷场,让双方互通有无,这种边贸繁荣的阶段,通常都伴随着长期的和平稳定与社会财富的增长。史上最著名的宋辽“澶渊之盟”,为当时东亚最强大的两国迎来了长达116年的宝贵和平,双方互设榷场,自由贸易,“逮今百数十年,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
  另外一个中国人熟知的例子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那之后的一百年是中华文明最惨痛的记忆,而战争的起因竟然是因为贸易争端。从鸦片战争的历史来看,当时的满清政府闭关锁国显然是逆时代潮流的做法,而英国人以为能通过一场战争来解决自身贸易问题的想法也相当幼稚。
  1840年的鸦片战争看似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但实际上英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今天的学者认为,那是因为中国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模式限制了中国人的消费,而当时的英国人根本不这样想,于是在1856年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然而这一次战争依然没有达到贸易战最初期望的目的。随后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所谓的中英贸易战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抢劫,最后在东西方文明之间造成了几个世纪都无法愈合的创伤。今天东西方文明的隔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那个荒唐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是全人类都应该深刻反思的惨痛教训,这样沉痛的历史绝对不应该重演。
  其它国家发生的贸易战其实结果也大同小异。比如这几年被许多人拿来说事的日美贸易战。许多人认为,日美贸易战中,美国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而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但其结果真的是当初美国人想要的吗?日美贸易战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直打到九十年代,前前后后打了6场,时间跨度长达30年。在日本贸易战结束之后,日本依然是一个经济强国,美国的财政赤字依然居高不下,并没有任何东西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九十年代中期,日美贸易战其实已经结束,美国当即对日本加大了投资,时至今日,日美之间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商贸往来。
  现在回头再看,那三十年的贸易战所为何来?从根本上说,日美贸易战就是一个和越战一样任性的历史错误。
  特朗普总统诚然有其商人固有的精明强悍,但他身上也有商人的固有瑕疵,那就是短视,对于眼前的利益过于看重,而忽略了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不过尽管如此,我对美国的纠错能力很有信心。美利坚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它不会因为个别人犯错,就踏入无可挽回的境地。回想一下,在二战刚刚结束的年代,美国对战后的亚洲重建给予了大量的金钱、物资、人力的支持,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希望亚洲经济迅速恢复,然后和美国成为贸易伙伴,大家共同推动财富的创造,以及世界文明的进步。
  当初的美国有这样的远见,我相信未来也会如此,特朗普总统固然是个非常强力的政治人物,但他一样无法抵抗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
  自由贸易为人类社会带来财富与和平,而贸易战则相反,它只会带来动荡和不安。
  2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美国的主流媒体都不太看好特朗普,许多次民调的结果都显示他将输掉大选。
  然而我那时候坚持认为特朗普会战胜希拉里。这倒不是因为我个人支持特朗普,实际上我自己投了希拉里一票,尽管我也挺反感她。
  我认定特朗普将胜出的理由在于,彼时美国社会的“折叠”状况已非常严重。
  彼时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相当严重,大约10%的富人占有了全社会90%以上的财富,美国的民粹主义思潮在当时已经开始明显的滋生蔓延,而所谓的主流精英们对此视而不见。这里我顺便吐槽一句,大家不用把民调结果看得太重,如果民调靠谱,那么特朗普不会当选,如果民调靠谱,英国也不会脱欧,所谓民调,只是“折叠社会”里能经常晒到阳光那一层的人闲下来后的聊天。但某些关键时候,决定游戏规则的,极可能是“折叠社会”里长期晒不到阳光的那一个群体。
  民粹主义是全世界都要警惕的思潮,因为多数时候它会太偏狭,它利用人类对另一个群体可能挤占和抢夺自己资源和财富的恐惧,来扭曲人性,把人类社会向彼此仇恨和争斗的危险道路上推。
  我妻子投了特朗普一票,理由在于特朗普承诺将限制中东难民进入美国。
  她也不喜欢特朗普,但出于对难民潮的恐惧,她选择支持了特朗普,因为希拉里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无法安抚美国人的心灵。关于特朗普的这一点政治主张我是赞同的,希拉里过于强调所谓的政治正确,对当时美国折叠层里普通人的难民恐惧症,没能保持足够的重视,导致很多人对她非常反感,将其视为一个为了个人作秀可以无视民众利益的纯粹政客。
  他们猜的没错,希拉里就是那样的一个人,民主党让希拉里作为候选人就注定了特朗普将迎来机会。
  我反感希拉里,也赞同特朗普的限制难民主张,并认为他将赢得选举,但我却不能将选票投给他。这种心理让我看起来似乎有点精神分裂,但在我自己这里是可以自恰的。
  我反感希拉里是反感她的个人品格,但我对民主党的自由贸易主张抱有好感。而对于特朗普,我则认为他上台之后大概率会大搞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于世界贸易来说会是一个噩梦。一个热衷于在边境修隔离墙的总统,他的心胸开阔不到哪去,而我们这些从事贸易的商人知道,筑墙的效果,永远不如修路来得好。
  特朗普的当选对世界来说绝非好事。他的选票来自于两类人。一类最主要的,就是铁锈地带和各农业州的失意人群,他们属于“折叠社会”里在分配中利益受损的人群,所以一直期望特朗普上台之后兑现其政治承诺,即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收入的提升。美国锈带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区域,像匹兹堡、芝加哥、辛辛那提等城市都曾在历史上一度非常繁荣,但随着钢铁、矿业、伐木、铁路等行业的衰落,这些城市都变成了锈带。那里的情形和中国东北有些神似之处,在那里有一个可能你们以前完全不了解的美国。再没有什么比得到之后再失去更让人沮丧的了,锈带区经济不振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而前些年民主党执政时期对他们关注不够,使得民怨很大,这一点直接推动了特朗普的上台,因为特朗普给了他们最想要的许诺。
  目前看,这部分人的政治诉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美国的失业率在下降,而农业人口的收入基本得到保障,前几天特朗普还给农业人口提供了120亿美金的补贴。政府补贴其实是特朗普一直反对的东西,因为它确实有点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则,特朗普也一度用这个藉口攻击中国,但丝毫不妨碍圆滑的特朗普对自己的票仓民众给予如假包换的政府补贴。
  特朗普很聪明,他知道刻意维持这种社会的贫富折叠,以资利用,对自己是利益最大化的。
  噢,对了,差点忘了说,还有另外一类投票给特朗普的群体,那就是那些讨厌希拉里的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希拉里是特朗普上台有力的推手。
  特朗普已经上台了,这一点无法改变。但世界要警惕的不单是特朗普,而是“折叠社会”这种土壤天然会滋养的民粹主义恶之花。民粹主义近年来不光是在美国抬头,它也在欧洲、亚洲各国抬头,这不是什么好事。
  人类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崛起,那么可能会出现远比贸易战恶劣得多的后果,上个世纪40年代的德国就是最好例证。
  行文至此,其实我已经预料到可能很多键盘侠都已经准备好大段的文字准备随时喷在留言里,但我依然要提醒各位读者,提醒所有的中国人,要小心你们身边的键盘侠。那些动辄喊打喊杀的人群,无论他是什么国籍,他都绝对不是这个世界的福音。
  3
  美国媒体对于贸易战的报道也是针锋相对的。比如《福克斯新闻》、《纽约邮报》这些媒体都是特朗普始终的支持者。这很正常,它们都是传统共和党的核心媒体,而我基本不看这些站队过于分明的报纸,没什么意思。同样的,民主党的核心媒体我也没兴趣看。而在美国,中立的媒体确实可以很中立,比如《时代周刊》,它时而赞美特朗普贸易战,时而抨击特朗普贸易战,这些文章看起来就相对有趣得多,至少能让人感受到美国还是有各类不同的人群存在,而且他们在互相争论和交流。
  但是客观而言,绝大多数媒体的文章除了作为饭后谈资之外,没有其他价值,所以我认为,中国人太在意媒体的声音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看到中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的支持率正在不断上涨,这是真的,但这一不表示美国人“同仇敌忾”,更不表示是什么好事。特朗普的支持率不断攀升,只说明美国的民粹主义势力在得到某种短暂的满足后,正在继续不断增长,并可能在一个特定时间段继续绑架和裹挟整个国家走向狂躁式的自我强化。
  这对全球都是危险的信号,必须警惕。
  美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也犯了许多重大的错误,贫富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在历次改革中总是最后成了利益受损阶层,直到特朗普上台之后,这一局面终于出现了某种扭转的迹象。
  这种转变当然会给特朗普带来越来越多的底层支持者,但社会思潮也因此越来越走向极端和狂热。
  在美国的网络上一样活跃着许多喊打喊杀的键盘侠,他们都在叫嚣着鼓动特朗普给中国人一点颜色看看,然而如果顺着网线走到屏幕的那一端,我们会惊讶于看到他们窘迫的生活。以我在美国的观察,关于贸易战,叫嚣得最响的那部分人通常都是最底层的那部分人,因为他们最希望通过世界动荡来实现命运的大转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都是一群可怜人,然而中国有没有这样的群体?这个问题我想用不着我来回答。
  任何一场战争的真正起因,一定都是在自己的内里,与所谓的对手其实无关,包括贸易战。
  我认为,处理贸易战的最佳方式就是鼓励自由贸易,而不是构筑关税壁垒去开战。中美两国都必须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了解底层民众的疾苦,倾听他们的的声音,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民众生活。既要追求经济总量的飞升,更要多关注经济均量的平衡。孔子说,治国何患?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完全牺牲效率的总体思想当然有其不可取的地方,但高度重视社会严重折叠的反噬效应,重视经济发展均衡性的思想,历经千年并不过时。
  中美贸易战现在走到了如此白热化的程度,许多人都在网络上出谋划策,这是好事,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当代的焦点问题,但我在此提醒大家,不要去有意地扩大纷争。有些人看热闹不嫌事大,总以为纷争是别人的,和自己无关,这是极其错误的想法。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剧烈的争端,没有人能置身事。纵观整个人类历史,贸易战这种事,根本不存在赢家。
  人类财富增长的密码是和平与交换,战争永远只会毁灭财富,无论是用枪炮,还是关税。
  4
  我看到中国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就贸易战问题发声。有些人言之有理,但有些人的观点则有待商榷。我自己对这些观点都是持姑妄听之的态度,但客观而言,中美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水平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我更愿意多关注一下美国的主流经济人物的观点,特别是那些久经沧桑、见多识广的骨灰级老前辈。
  奥马哈先知巴菲特先生和芒格先生在今年的股东大会上,就曾公开谈论过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他的发言有完整视频,我建议大家可以找来再看一下,反复听一听。
  巴菲特认为,美国和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超级经济体,这个现象会持续很久。因为两个国家的经济体量都很大,涉及的利益也非常大,所以出现分歧很正常,但两国都不会做愚蠢的事情。芒格则认为,中美都是非常进步的国家,中国的进步在经济上是无法比喻的,非常不可忽视的,中国的储蓄数字也非常惊人。
  我不是一个盲从于权威的人,但巴菲特和芒格两位先生年龄足够老,他们见识过很多比当下的中美贸易形势更加严峻的时代,而且他们对经济形势的洞察力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不断地事实反复证明过了,因此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更应该受到重视。巴菲特和芒格也没必要在这件事上博眼球来吸引他人的关注,他们早已经足够有钱和有名了,根本不需要标新立异来给大家卖一波焦虑。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是发自内心地认为,自由贸易的好处是巨大的,世界依赖自由贸易来进步,两个智慧的国家都不会做出非常愚蠢的事情。
  还有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他在前不久也曾公开明确地表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是一件蠢事。格林斯潘的发言在网上也有,大家也可以自行搜索来看一看,格林斯潘先生在发言里甚至还做了一番简单而严谨的理论推导。需要提醒的一点是,格林斯潘是辅佐了美国6届总统,带领美国经济穿越20年波折和牛熊周期而持续强健的“美元总统”,在他面前,特朗普只是一个刚入校门的freshman。
  “美元总统”格林斯潘告诫美国人,不要发动愚蠢的贸易战
  当然这些论据可能并不足以说服反方代表。毕竟,这个世界上自信能在宏观经济形势判断上超越巴菲特、芒格、格林斯潘的妄人,有的是。
  5
  其实,美国企业界对特朗普政策的看法存在巨大争议与分歧。
  一方面,特朗普的减税措施赢得了许多企业家的支持(我也支持),但另一方面,特朗普想让企业界远离甚至放弃有14亿人口的中国市场的做法,招来了企业界的普遍反对(我也反对)。
  特朗普试图让美国人相信,对中国市场的放弃是暂时的,只要全美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中国很快就会就范,到时候所有的美国企业都会从中受益,然而我看不出这种观念和“苦难的行军”,乃至赌博,有什么本质区别。美国企业家们的普遍想法是,我们既要减税,同时我们也不想放弃庞大的中国市场,至于怎么去实现这个小目标,那是你特朗普总统必须去想办法解决的问题,不要来问我,我又不是总统。
  特朗普总统最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他推动了美欧日的自由贸易协定,这是美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事情,作为奖赏,支持率走高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还远远不够,如果他想连任,最好能把中美的贸易问题一起搞定,而且是用一种核心利益阶层满意的方式搞定,否则选票的事情依然很难说。我必须指出的一点是,美国的总统不好当,它甚至可能是所有国家领袖中最难做好的一个位置,所以特朗普总统的处境远没有外界看起来那么风光。
  有关美国企业界在中美贸易战中的立场,我也可以在这里举个例子做个说明。
  特斯拉的马斯克在中国也算是名声赫赫了吧,马斯克曾经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之一,然而现在从其实际行动看,他和特朗普之间的关系早已不那么融洽了。
  今年年初的时候,马斯克曾经在推特上向特朗普抱怨中国的贸易制度,并希望特朗普出面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特朗普认为这是马斯克支持他发动贸易战,于是随后在公开场合宣读了马斯克的推特原文,并表示这是企业界支持贸易战的代表。
  然而特朗普明显会错了意。
  从企业主的角度来看,我完全理解马斯克的意思,他是希望特朗普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至于怎么解决他并没有明确的建议,而特朗普不但没有把旧问题解决掉,反而搞出了新问题(贸易制裁),这肯定不是马斯克想要的结果。这件事后没过多久,特朗普又退出巴黎协议。半小时后,马斯克就宣布退出了特朗普的顾问委员会。美国企业家与中国企业家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美国企业家就是有这么霸气。
  前不久,马斯克来到中国,并准备在上海临港建设特斯拉的超级工厂。这件事虽然目前还是个框架协议,但未来很可能被实锤,之所以现在还没最终敲定,大概是因为马斯克还想再看看特朗普后续的动作会不会有所转变。
  特斯拉有中国最想要的科技专利,而马斯克曾明确表示他会公开这些专利,这无疑会让他成为中国政府最青睐的那类美国资本家。另一方面,特斯拉的财务状况一直处于窘迫的状态,而中国政府、中国市场很有可能会成为特斯拉的助力,说不定未来帮助钢铁侠登上火星的投资人都来自中国呢!
  6
  纵观特朗普的整个崛起与截至目前的总统生涯,其实都只是充分利用和放大了美国“社会折叠”效应后,所做的一次又一次成功的投机。他的当选本身甚至都是一次意外,他的本质还只是一个商人,他并没有太过明确的“引领人类社会走向某处”的所谓精英情怀与诉求,他要的,只是“美利坚”这家公司财务报表上的营收与利润。所以在选举期间,乃至自始至终,特朗普其实都为美国传统精英阶层所不屑,也不为之接受。
  换句话说,中美贸易战,并非一些中国媒体所谓的“价值观”或者“道路”之争。没那么玄乎复杂。美国精英从没把特朗普当他们的“引路人”,更惘谈追随他一起去打一场横跨太平洋的“道路之战”。而追随特朗普的锈带民众,需要的也只是餐桌上能有更多肉出现,如此而已。
  所以,这场贸易战,注定了不可能持续太久,因为任何与世界自由贸易大趋势相违背的东西都难以持久。中美双方的贸易纠纷问题,最终还是要靠谈判来解决。
  当然,谈判解决的前提是,双方都能正视和解决自身的内在问题,才可能摆脱民粹主义的裹挟,真正平心静气地去合作创造财富。
  套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利坚世界,都应该意识到,"亲爱的艾哈迈德,谬不在天运,而在我们自身,(如果失败)我们都是败在自己手中的。"
  至于大家共同面临的内在核心问题,不复杂,就是让这个越来越卷曲的折叠世界,尽量铺展开来,让大家都有机会晒到太阳。

来源时间:2018/8/7   发布时间:2018/8/4

旧文章ID:16748

特朗普对中国贸易讹诈背后的政治因素

作者:李峥  来源:中美聚焦

  在中美两国政府发布首轮关税清单后,特朗普政府又升级了双方的贸易矛盾。美国谈判代表办公室公布了新一轮高达2000亿美元的加征关税清单,覆盖了大量美国民众的日用消费品。美国财长姆努钦称除了中方让步以外,并没有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两国的谈判已经濒临破裂。这一表态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于这场贸易对抗的担忧。在解决中美经贸问题上,特朗普采用了和在朝核、北约类似的策略。特朗普的支持者们称之为“极限施压”,即利用美国在一些领域上的优势不断向对方施加压力,最终迫使对方让步。但事实上,这种策略与讹诈并没有本质区别。在经贸领域,该策略并不能通过威慑让对手放弃抵抗,与之相反,美国的经贸对手会采取报复行动,从而令局势不断升级。在这种局面下,美国也将承担相当大的代价。美国的一些政界和商界精英已经看到了这种风险。国会两党议员一致向财长姆努钦表达不满,众议院议长瑞安称,关税不应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近期,美国经贸代表团访问中国,希望延续和扩大两国之间的商业合作。
  诸多研究表明,加征关税的做法无法解决中美两国经贸的不平衡问题。一些企业表示,为了避免用户流失,企业将垫付部分关税。另一些企业也可能采取转口加工的方式规避关税。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增加的成本都将由两国企业和消费者最终承担。这将削弱两国的消费能力和商业活力,拖慢经济增长。《金融时报》称,贸易战将摧毁特朗普所有的经济成果,特朗普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特朗普如今已经是一名政客,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以外,特朗普更关注如何让自己更长久的掌握总统大权。中美贸易战有利于特朗普继续在国内推行反建制、反全球化的理念,使其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和2020年大选中得利。这场经济冲突并不是中国与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战,而是特朗普针对两国支持全球化、支持自由贸易、支持中美协作群体的一场战争。
  首先,特朗普将利用这场贸易纷争让各界接受中国作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中美关系今天的波折让人们难免记起四年前两国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奥巴马任内,中美在气候变化、宏观政策协调等领域保持着积极的合作势头,也能够通过对话手段妥善处理“网络安全”等新议题。这种中美在全球领域协作和及时处理矛盾的态势给了双方通过合作共赢迈过“修昔底德陷阱”的希望,愈发接近基辛格所述“中美共同演进”的理想目标。然而,这种建设性态势却不利于特朗普让美国选民相信他的“美国优先”经济民粹理念。中美两国存在的众多对话机制和合作默契也形成一股惯性,使美国内部存在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担忧。特朗普无理、粗鲁、单边的贸易讹诈做法试图打破这种惯性和中美两国的合作习惯,让双方客观上形成高度对立的局面。这样,他就能够在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中继续向选民灌输危机感和紧迫感,将自己塑造为一位“战时总统”。
  其次,特朗普有意借贸易战继续打压美国国内的建制派和全球化支持者。特朗普的主张和诉求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特朗普上任后的一系列政策带有很强的保守色彩,新移民、跨国公司、知识精英等受益于全球化的人群并不在特朗普的考虑范围。这也导致特朗普胜选后主流媒体对其批评声不断,美国精英担心特朗普会将美国引入到一条更加封闭、守旧的道路。中美经贸关系是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进而成为特朗普攻击的目标。特朗普希望利用恶性的贸易竞争形成两国产业界的“脱钩”状态,改变美国跨国公司的运营布局,让更多跨国公司回流成为美国的本土公司。这种做法将使支持全球化的企业和利益集团受损,而反对全球化的人群将从中获益。
  最后,特朗普将借此加强对跨国公司的控制。跨国大型企业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在美国经济、政治等各领域拥有不可比拟的影响力,是美国政治中最强的游说力量。冷战后的美国历任总统均有重要产业集团支持的背景,在国际领域,这些政治强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跨国公司的代言人。但特朗普却有所不同。跨国公司在其竞选过程中采取观望态度,胜选后,美国科技巨头、金融企业等市值居于美国前列的公司也有意与特朗普保持距离。特朗普粗暴解雇前国务卿蒂勒森更让跨国公司加深了对于特朗普的担忧,因为后者被视为美国企业界最受尊敬的职业经理人之一。跨国公司的这些担忧和疑虑很有可能转化为对特朗普反对者的支持,这是特朗普十分担心的情况。在中美贸易冲突中,特朗普一方面将中国作为讹诈目标,另一方面也利用中国方面的反击措施来胁迫美国跨国企业。在后续谈判过程中,特朗普将利用跨国公司对于中国市场的需求和对中国方面报复措施的恐惧提出要求,从而在与跨国公司的博弈中占据主动。这将消除特朗普长期执政的潜在隐患。

来源时间:2018/8/7   发布时间:2018/8/1

旧文章ID:16747

李永:针对中国的无理指控

作者:李永  来源:中美聚焦

  “经济侵略”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用来描述中美贸易关系的最恶劣说法,而特朗普政府用此来为其灾难性的对华关税辩护。此外,这也成为美国攻击中国技术进步的借口。
  两个国家间的贸易失衡似乎是所有后续指责的发端,这些指控集中反映在白宫报告《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和世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中,这份报告反映了美国总统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的观点,而他是经济民族主义倡导者,贸易战和关税的兜售者。
  这份报告据称聚焦两大类中国经济侵略:其一,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获取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其二,夺取将推动未来经济增长和国防工业进步的新兴高科技行业。
  这些指控不过利用了美国人民的不安全感,宣扬贸易赤字将损害美国产业、导致失业,并散播恐华情绪。
  报告指控中国偷取知识产权并强迫技术转让。除了歪曲和扭曲事实外,这份报告并未列出任何证据。因此,其中所讲述的故事不过是为分散美国国内事务的注意力,而非严谨的事实罗列。
  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巴拉克·奥巴马的前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在最近接受CNBC采访时说,中国公司在一些技术上的领先不是盗窃美国的结果。“你问我中国技术进步是从哪来的,是从那些因政府对基础科学巨额投资获益的杰出企业家那里来的,是从奖优、聚焦科学和技术的教育系统中来的,”萨默斯说。“这是他们领导地位的来源,不是靠持有一些美国公司的股份。”
  不过,这份报告却选择了无视中国通过大规模研发投入来令其经济从低端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的努力。去年,中国总研发投入据估计已达1.76万亿人民币(约合2790亿美元),占GDP的2.12%。路透社援引2015年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占比约2.8%,德国为2.9%,日本为3.3%。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今年的《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说,如果目前的研发投入势头维持下去,中国将很快成为全球创新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其年度报告里也有类似结论,认为中国将“在三年内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通过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专利申请来源国”。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注意到,中国为使用外国技术支付的授权费和专利费总额位居全球第四,仅次于爱尔兰、荷兰和美国,高于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新加坡、韩国和印度。中国商务部最近的声明说,中国2017年为使用外国知识产权支付的费用达286亿美元,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的15倍。
  中国同时也是知识产权出口国。据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最新数据,2017年外国支付给中国的知识产权授权费和专利费达到创纪录的47.7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了311.5%。在中国的知识产权授权和专利费中,制造业技术贡献了近80%,达37.9亿美元。
  中国根本不需要从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偷取技术。
  关于中国“强迫技术转让”的指控,摩根士丹利前亚太区主席斯蒂芬·罗奇在《南华早报》撰文说,美国公司愿意向合资企业转移技术,因为这将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率。
  外国投资在中国可以采取三种形式: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1992年摩托罗拉就在天津设立了外商独资企业。只要他们愿意,外国投资者也有离开中国的选择。他们可以就是来是走做出独立决策。标致公司在1985年进入中国,但因为技术转让以外的其他原因,标致出售了资产并在1996年离开中国。这一品牌在2002年回归中国,选择在武汉和另一家本土汽车制造商合资。
  以现状来说,中国关于外国投资的政策事实上是没有限制的。
  以前曾有股权要求,例如在汽车行业。但外国投资者通常都有选择,如果他们觉得被强迫交出他们不愿意放弃的技术或觉得对他们的技术估价太低,他们可以选择不和中国做生意。
  事实上,技术转让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投资者投资战略的一部分。在合资合同中,有关于转让及其保护的精巧、复杂条款。美国企业在中国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被强迫转让其技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得益于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庞大的消费市场,很多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例如,中国是苹果和通用汽车的最大消费市场。她说,2017年通用集团在全球亏损109.8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下,从它在中国的两家合资企业拿走了133亿元的利润;此外,高通在华销售占其总营收的58%。一台iPhone 7最低售价是649美元,但属于中国的加工成本仅占不到1%;中国向美国出口一套450美元的西服,中国和美国获得的利润分别是5%和84%。
  中国从没有将技术转让作为市场准入的前提条件,并且中国关于外国投资的管理规定里也没有这种要求。
  根据《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他种措施强迫另一国家,以取得该国主权权利行使上之屈从,并自该国获取任何种类之利益”。美国对知识产权盗窃和强迫技术转让的指控是对中国的攻击和侮辱。这些指控,以及进攻性的关税,构成了“经济侵略”行为。美国目前的所作所为旨在通过经济强迫来削弱中国的经济前景。这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和行为有违人们对更好世界秩序的渴望,及全球商业社会对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渴望。

来源时间:2018/8/7   发布时间:2018/8/6

旧文章ID:16746

特朗普:“反自由贸易斗士”还是新型国际贸易规则的推手

作者:高旭军  来源:澎湃新闻

  自特朗普参选美国总统以来,国际贸易界便动荡不宁。竞选过程中,他便时常对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发表令人瞠目结舌的批评,引发了各国政界和经济界对现有自由贸易体系还能存在多久的深深担忧。出任美国总统后,他开始实施在竞选中承诺的挑战现有国际贸易机制的种种措施,更引发了现有国际自由贸易机制的巨震。他也因此被国际主流媒体贴上了“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的标签。
  从世界主流媒体相关文章的标题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德国《每日新闻》(Tagesschau)网络版2017年1月27日刊出一篇评论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文章,其标题为《极尽所能,反对自由贸易》。美国《纽约时报》网络版2017年11月15日发表题为《特朗普的贸易思路与共和党的自由贸易政策大相径庭》的文章。我国人民网国际频道2018年7月20日发表一篇题为《奉劝美国勿开反全球化的“历史倒车”》的文章,重点批评特朗普所推行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指责这将严重破坏自由贸易体制。
  那么,特朗普是否确实像国内外媒体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反自由贸易的斗士”呢?这是一个值得国内学界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对此做出错误判断,不仅会严重误判美国的国际贸易策略,也可能导致我国因此而采取不恰当的应对策略。这无疑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
  那么,国内外媒体中的上述主流观点是否正确呢?笔者认为:那些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失之偏颇。下文分别就此进行论述。
  一、一定的合理性
  说上述主流媒体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系因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的相关言论和出任总统后采取的措施为那些判断提供了佐证。
  首先,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对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体系提出了尖锐抨击。其主要批评意见有:
  其一,指责中国,威胁要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中美贸易的法律基础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中国是在WTO规则的框架内将产品出口到美国的。尽管如此,特朗普依然提出如下指控:中国操纵汇率,使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到了一万亿美元,并“偷走”了美国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知识产权;如果中国不改变这种状况,美国将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
  其二,挑剔《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进行的公开电视辩论中,他宣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政府签署的最差协议,许多美国公司因此迁移至墨西哥,在那里投资设厂,然后再将产品销售到美国。这不仅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而且使美国失去许多就业岗位。
  其三,威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16年2月,美国和其他11个国家签署了TPP,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跨国贸易协议之一。但特朗普认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已经使美国失去了200万个工作岗位,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协议”,他将阻止它。
  其四,威胁退出《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美国与欧盟2014年2月启动TTIP谈判。特朗普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表示他难以加入TTIP谈判,因为面对欧盟众多成员国,谈判十分困难。
  其五,威胁退出WTO。2016年7月,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专访时宣称:WTO是一场灾难,对美国极不公平;出任总统后,他将通过关税措施将那些在墨西哥投资的美国企业吸引回美国,如果这些措施受到WTO规则的挑战,美国可能退出WTO。
  其次,在出任总统后,特朗普迅速采取措施,落实其在竞选过程中对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体系所作的上述种种指控,从而对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带来了严峻挑战。已经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
  其一,对中国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引发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6月15日,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开征25%的关税,中国方面随后采取对等的关税举措予以回应。7月11日,美国政府发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约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的措施。8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声明称,拟将加征税率由10%提高至25%。8月3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5207个税目、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5%至25%不等的关税。
  其二,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去年特朗普正式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他成员方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加拿大和墨西哥不满足他的要求,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并且同意与美国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条款进行重新谈判,美国将退出该协定。
  其三,退出TPP。他出任总统后签署的第一道行政命令便是退出TPP。
  其四,冻结TTIP谈判。特朗普上任后,TTIP谈判就处于停止状态。2017年1月,特朗普新任命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公开宣称TTIP谈判已经死亡。
  其五,对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国启动贸易战。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决定从2018年6月1日起对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国进口的钢铁征收25%的进口关税,对铝制品征收10%的进口关税。这使得欧盟被迫于2018年6月22日采取相应的措施,决定对价值约32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25%的报复性关税,商品涉及威士忌、烟草,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和花生酱。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欧盟对鞋类、某些类型的服装和洗衣机等精选商品征收50%的税。
  其六,继续威胁退出WTO。根据美国财经媒体CNBC(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2018年6月26日报道,特朗普经常抱怨说,美国在全球贸易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WTO必须对此负责,这一组织已经成为世界其他国家专门用来束缚美国的工具,美国为什么要加入这一组织呢?
  从上述特朗普的言论和措施看,他确实对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十分不满。所以,国内外主流媒体称特朗普为“反自由贸易斗士”,有一定道理。
  二、有失偏颇之处
  尽管如此,笔者也认为,上述观点有失偏颇,不够全面,未能真实、客观反映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和策略。
  首先,上述观点仅仅注意到了特朗普相关表述中对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进行批评的那部分内容,而忽视了特朗普同时提出的要求和建议。
  例如,在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特朗普提出不退出的前提条件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应该减少它们与美国的商品贸易顺差,并答应就协定进行重新谈判。涉及美中贸易时,他同样要求中国必须设法消除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必须放弃在WTO中对美国提起的申诉,应该停止对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反倾销或反补贴关税,应该单方面将其对所有非敏感商品征收的关税削减至美国的水平,等等。
  这些诉求表明:如果其他国家能够满足特朗普的要求,那么,他既不会对这些国家采取贸易惩罚措施,也不会退出相关的国际贸易组织。仔细分析特朗普此前对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任何一次指责后,不难发现,每一次他都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提出了相应的条件。
  其次,在事实方面,除了特朗普已经签发行政命令退出TPP、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惩罚措施之外,美国正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就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修改进行谈判。
  其一,与加拿大、墨西哥谈判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特朗普的高压下,加拿大和墨西哥于2017年8月16日正式启动了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2018年3月,三方举行了第七轮会谈。尽管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一些关键问题如汽车、争议的解决等问题上,三方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特朗普对此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和灵活性,在2018年4月12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表示美国没有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规定时间表。而且根据其指示,美国贸易办公室再次软化了美国在汽车问题上的立场。
  其二,与韩国达成升级版的自由贸易协议。特朗普曾经称原有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是非常“可怕的”,是“消灭就业岗位的杀手”,故威胁要终止2012年生效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同意与美国启动修改原有协定的谈判。谈判于2017年10月6日正式开始,五个月后,双方于2018年3月就修改原有协定达成了共识,签订了新的协定,新协定于2018年5月生效。美国官员称“这项协定具有远见和创新精神”,也是特朗普向选民承诺通过谈判签订更好贸易协议的一个例子。
  其三,与欧盟启动“零关税、零补贴”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尽管由于特朗普的挑衅,美欧之间已经于2018年6月份起打起了贸易战,但2018年7月2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和特朗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谈后很快浇灭了已经燃起的战火,双方不仅同意暂时停止实施已经执行的制裁措施,而且宣布将就除汽车以外的工业产品建立“零关税”和“零补贴”自贸区进行谈判。
  其四,迫使日本与美国就贸易问题进行双边谈判。在美国关税制裁的压力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8年4月18日明确表示:由于特朗普有意对从日本进口的钢材和铝征收惩罚性关税,而日本未能获得征收豁免,所以,日本已同意与美国就一系列“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框架协议”开始谈判,以促进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谈判的目的不仅仅是“在互利基础上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而且是为了“在公平规则的基础上实现印度太平洋地区经济的自由发展和开放发展”。
  尽管日本政府不承认这是日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但分析家认为,在美国的压力下,这一贸易框架协议最终会成为日美自由贸易区协议。日本和美国已经于2018年7月就此框架协议进行了首轮会谈。
  其五,表示重新考虑加入TPP。2018年4月,特朗普公开表示,他将重新考虑加入TPP,前提条件是应该对现有TPP的内容进行修改,而且新的版本必须“明显好于”前总统奥巴马签署的版本。由于日本等国的反对,目前特朗普的这一意向还没有变成现实。
  其六,推动WTO改革。尽管持续对WTO发表尖锐批评,且不时放出“美国要退出WTO”的信息,但特朗普也明确表示,他要推动对WTO机制进行改革。这一建议已经得到欧盟的支持:在2018年7月2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特朗普达成的解决贸易纠纷框架协议中,双方承诺在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寻求改革WTO规则方面进行合作。
  由上可知,除了中美贸易摩擦悬而未决之外,特朗普不仅已经与绝大多数重要国际贸易伙伴停止贸易战,而且正与这些国家或组织就修改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进行磋商。相信经过数月或数年谈判,美国会与这些国家和组织达成新的贸易规则,从而建立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媒体视特朗普为“反自由贸易的斗士”的观点无疑是片面的。
  三、“美国优先”原则下新型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建构
  那么,既然不能说特朗普是“反自由贸易的斗士”,是国际媒体冤枉了他,他为什么要不断抨击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呢?这是因为他认为现有体系对美国不公平,使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为此,他要打破这一体系,并打造一个新的贸易规则体系来取而代之。
  他采取的策略是:首先通过激烈手段摧垮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然后通过谈判打造一个对美国更为“公平”的新型“国际自由贸易规则体系”。就像笔者在《欧美达成贸易框架协议的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一文(澎湃新闻2018年8月2日发布)中指出的那样,打造这样一个体系对特朗普十分重要:为了能够在其任期内顺利实现其“美国优先”的目标,他必然会采取“国内降税”、“国外开辟美国产品销售市场”两方面的措施。特朗普的减税法案已经于2018年1月起实施,由此也吸引到在外国的部分美国资本的回流,并将大量外国资本吸引到美国。
  据美国《投资者商业日报》(Investor’s Business Daily)网站2018年6月26日报道,特朗普颁布降税法案以前,为躲避美国的高税率政策,美国许多投资公司将大量资金匿藏在海外;到2017年为止,据保守估计,美国公司大约有2.6万亿美元存在海外账户中。特朗普减税法案通过后,美国公司纷纷看好美国市场,并将其海外资金汇回美国,仅仅在2018年前三个月,就有大约12%的海外存款流回了美国。
  据该报道引用的美国商务部下设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2018年第一季度,总计有约3056亿美元从美国公司的海外账户中流回了美国,这相当于一年1.2万亿美元。而2017年一季度,这个数字仅仅是 350亿美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8年7月公布的一份有关特朗普税改和就业法案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影响的研究报告间接证明了这一点。据路透社7月27日援引的这份报告,2018年第一季度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较上年最后一季度的2420亿美元下降了44%,即只有1360亿美元。OECD投资部门的统计学家玛丽亚•波尔加(Maria Borga)分析称,这主要是美国资本流回美国引起的,美国通常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如果美国公司不仅不向海外投资,而且将海外资金带回美国,便会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重大影响。
  波尔加的分析不无道理,事实上,美国的对外投资已经下降至1450亿美元,这是自2005年第四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一变化是由于美国母公司向美国汇回其外国子公司获得的大量利润造成的。这间接表明:当下的美国对外国资本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在通过降税提升美国市场的吸引力后,打造对美国更为有利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便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工作重点。这是特朗普2018年以来在国际上通过各种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组织修改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根本原因,因为这样可以构建一个对美国更为“公平”的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为美国出口产品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销售市场。
  由上可知,不能简单说特朗普是“反自由贸易的斗士”,相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构建新型自由贸易国际规则体系的一个重要推手。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所采取的威胁手段及出尔反尔的态度是令人不敢恭维的,特别是,因为其毫不掩饰的“美国优先”立场,其提出的对美国的所谓“公平”要求或条件,是否对美国的国际贸易伙伴也“公平”,是存在疑问的,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公平”也可能有各自不同的答案。美国最终能够与其贸易伙伴达成何种协定,应该通过它们之间的对话谈判来解决。

来源时间:2018/8/7   发布时间:20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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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印太战略与中一带一路何必对立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11月APEC峰会上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概念近9个月后,终于开始往“骨头里添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30日在华府举行的“印太商业论坛”上宣布3项经济倡议,“印太战略”从经济起步,开始成型。然而这个战略会否在印太地区大行其道,还是像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那样寿终正寝,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中两个大国如何博弈。
  不管是美国的“印太战略”,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不可否认,都有在印太地区和欧亚大陆扩大影响力之意图,两者的影响范围亦有重合之处。正是因为重合,就有了竞争与合作的可能。如果双方不是寻求兼容合作之道,而是唱对台戏,甚至互相拆台,终将难以达到各自单方面想要的效果和目的。
  蓬佩奥在“印太商业论坛”上代表特朗普政府阐释了“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区域的涵义。他说,“自由”代表所有的国家能够保护他们的主权不受其它国家的胁迫;在国家层面,“自由”意味着好的治理和确保其公民能够享受他们基本的权利与自由。“开放”意味着所有国家能够享受对海洋和空域的开放进入,希望领土和海洋争端和平解决;在经济上,“开放”意味着公平和对等的贸易,开放的投资环境,透明的国家间协议和驱动区域联系的更多连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5月14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强调,“一带一路”要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在这“五路”之下,折射出许多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的理念,比如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各国应该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等等。
  比较这两个重要讲话,我们会发现,美中两国各自具有地缘战略意涵的倡议有着暗指彼此的针对性和竞争性。美方的倡议带有比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说到底还是想在印太地区推广美式价值观。而中方强调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也正是多年来中国担心美国可能干预中国内政,甚至可能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焦点所在。美方高官最近已经明确表明,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蔡政府也极力呼应表示台湾愿为美方印太战略做贡献,更加深了北京的这层疑虑。美方对于“一带一路”最大的担忧是,中国会否藉助这个倡议输出“中国模式”,扩大影响力,最后使“北京共识”成为比“华盛顿共识”更受发展中国家欢迎的理念。
  说到底,“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之争,与正在发生的美中贸易战一样,也是制度之争、秩序之争,短期内难有解药。然而双方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美中这两个大国互相依存,实力此消彼长,谁也压不倒谁。
  美方的“印太战略”不从军事着手,而从经济着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这种现实的承认,是对特朗普退出同样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弥补,也是为了在经济上与“一带一路”展开更直接的竞争。然而蓬佩奥宣布的3项倡议,数字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投入的资金只有区区1.13亿美元,虽然蓬佩奥称这只是美国对于印太区域和平繁荣的经济承诺的“首付”,但与中国向“一带一路”承诺的数千亿元人民币的基金和贷款,以及6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项目相比,实在是少得可怜。这一方面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现如今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为国际发展援助出更多的钱,也注定了“印太经济战略”对于区域国家不会有足够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到2030年印太区域发展中国家仅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26万亿美元的资金。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没有哪个或几个国家有能力填补。美方的方案是调动私营领域的力量,但是“二战”以后延续至今的以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牵头,调动私营领域的机制,被实践证明对于促进落后国家的发展是“杯水车薪”。中国以国家主导下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激发经济发展潜力,以连通促流动,以流动促发展的模式,已经被证明对中国是有效的,而中国又愿意将自己的成功经验与发展中国家分享,并予以启动资金的支持,美国为何要抗拒呢?抗拒有用吗?亚投行成立后各方的反应已经给出了答案。
  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经过很多地缘战略的高风险区,许多沿线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矛盾尖锐,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猖獗,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确实面临巨大风险,确实也需要借鉴现行体制中一些成熟的经验,比如强调透明度、廉洁度等,比如既要讲求社会效益,也要讲求经济效益等。这些方面美方可以提供宝贵的经验,但前提是参与进去,亚投行成立的过程其实也给了好的示范。
  绝大多数印太国家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在美中两个大国中选边,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在两个大国之间左右逢迎,既想搭上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快车,又指望美国继续提供安全保障。美国若想将“理念相同”的国家结成联盟围堵中国,在现实的利益面前是行不通的。既然“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都说自己是开放的体系,不具有排他性,那美中两国理应在较量中保持克制,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尽量互相包容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美中两个大国,现在再加上印度洋,更应当容得下美中两个大国的角逐。

来源时间:2018/8/7   发布时间:20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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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敌孰友: 起底特朗普时代的强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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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德敏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每当进入历史大转型时代,政治家的作用就会急剧凸显。近年来,在全球政治中,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政治领袖正在重新扮演关键的角色,他们深刻调整了各国以往的政治传统,推动了游戏规则的改变。这背后显然存在一些共通的历史社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传统政党政治和民主体制难以有效地回应各类风险和挑战。
  本文指出,特朗普之所以能够挑战美国政治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机制,并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强人”,正是因为传统的两党制和“新封建”的宪制安排,一方面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再匹配,另一方面,其无法有效地治理日益复杂、分裂的美国社会。人们期待一个反体制、反精英、悬置于社会之上的最高权力,以帮助伸张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理解美国特朗普时代的权力与政治,不能仅仅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之争或左右之争中寻找线索。特朗普明确地标榜反体制、反精英,他的权力基础是对传统的两党之争感到极大不满的那部分美国选民。正是因为这种“超越性”,特朗普才感到自己可以和体制对抗,不用在乎那些腐朽政客们的喋喋不休,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美国政治体制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机制–包括来自媒体的监督。
  从这种内部的紧张态势来看,特朗普确实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强人”领袖。这并不是说他可以像世界上其他强人领袖(如普京)那样,拥有很大的施政空间和个人权力,但他坚决地和体制、精英对抗的姿态以及他在这方面已经获得的巨大成功,其本身就足以证明他所拥有的权力最起码具有政治强人的性质和潜力。我们对此应有清晰的认识,而不是沉溺在对美国政治体制内部自适应性的迷信之中,以为特朗普的上台就是政治钟摆从极左摆向极右的自我纠正,甚至是美利坚“文明”自我保护机制在起作用,仿佛特朗普是一剂防疫针,使美国免受移民、难民和外来文化的病毒侵袭。我们需要对特朗普现象进行“政治”的理解,而非“文明”的理解。
  ▍“沉默大多数”
  特朗普与体制和精英对抗的底气来自于他对“沉默大多数”(silent majority)的代表。所谓“沉默大多数”其实只是一个虚拟,在正式总统大选前没有人能够知道那些尚未发出声音的人是不是特朗普口中的“大多数”;而在总统选举之后,也很难说特朗普就真正代表了“大多数”,毕竟他事实上并没有得到美国选民大多数的选票,尽管他赢得了选举人团的多数。[1]但这一虚拟的“沉默大多数”仍然十分强有力,因为它在政治空间中创造了这样一种截然的对立:一边是体制内或和体制直接相关的精英,他们有着国际视野和进步主义的政治观,支持全球化、产业升级、多元文化和宽松的移民政策;另一边则是普通的美国人,他们大多数是白人,不能算美国的最底层,但同时在经济上也绝不宽裕,很多生活在美国中西部的“锈带”(rust belt),他们受全球化的冲击严重,具有很强的“乡土”观念,因而对多元文化和外来移民持怀疑态度。这种截然“二分”起到的效果就是将政治选择(特别是总统选举)的性质转化和提升到另一层次–从开放的公共讨论转变为少数利益团体、政治精英与大多数人民之间的对抗。
  在传统的公共讨论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导向,从而需要不断的对话和辩论;在“沉默大多数”的话语中,这一切都成了精英们的阴谋,而那些“沉默大多数”才是真正的人民主体,他们的声音是唯一正确的,也是真正应该被听到、却因种种原因被掩盖了的。这一转变不仅消解了公共讨论的重要性,而且为政治选择赋予了额外的道德色彩:一边是道德上自私自利、邪恶的精英,另一边则是美国传统精神和文明的承载者。应该选择哪一边,答案昭然若揭。
  第一次在政治上使用“沉默大多数”这一话语的应该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在1969年的著名演讲中用“沉默大多数”来指那些没有在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浪潮发出声音的美国人。越南战争使美国陷入泥潭,尼克松急需民众的支持,让他能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越战。但面对汹涌的、看似一边倒的反战民意,这如何可能?尼克松的创意就是用“沉默大多数”的说法分化美国民众,将那些公开发表反战言论的青年、大学老师、议员等描述为试图吸引眼球、捞取政治资本的自利者,甚至有“通共”的嫌疑,而那些没能发出声音的美国人,特别是参加过二战、越战的老兵或当时正在越战战场上挥洒热血的年轻人,才是美国价值和利益的真正守护者。这一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成功扭转了白宫在越战问题上的舆论困境,也使尼克松个人在美国民众中的支持度大增。[2] 但众所周知的是,成功之后便发生了1972年的水门事件,尼克松面临被国会弹劾的定局,不得已辞职。
  特朗普在更大规模上使用“沉默大多数”这一政治话语。[3] 如果说尼克松本人就是体制内精英–他在当选总统前做过副总统和参众两院议员,特朗普则完全来自体制外,在就任总统前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但他却成功地将这一“劣势”转变为“优势”:因为来自体制外,所以他更能体认普通美国人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而特朗普看似成功的商业背景也使他可以说自己有能力带领美国人“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特朗普“勉强”将自己算作共和党候选人,但他对共和党的体制内精英的攻击也不遗余力。特朗普以挑战传统政党政治的方式获得巨大民意支持,这既说明其个人在政治上敏感的嗅觉,也说明美国社会本身正在或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就像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评价恺撒、屋大维等人在罗马从共和转向帝制中的作用那样,恐怕政治社会本身的转变比个人质素更能解释政治的发展变化。[4] 当政治精英们试图将美国带向“更好的”未来(更清洁的能源、更高端的科技、更宽容的文化)的时候,很多美国人感到被时代落下,仿佛拖着时代前进的后腿。当工厂搬到中国去时,当煤矿关闭时,当很多外来移民挤占了就业市场时,这些人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更糟糕的是,传统的两党政治根本没能够回应这些人的问题,仿佛他们无足轻重,甚至不存在。而正是这些人,最后成了特朗普最坚实的选民基础。
  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政党是动员选民的强大组织力量,韦伯称之为专业化的“机器”,[5] 一位总统的上台首先要得到政党的支持。政党可以成就一个总统,也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这个总统的施政及其再度当选的前景,甚至毁了这个总统。我们之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称特朗普为政治上的强人,主要就在于他可以绕开这一机器,直接获得相当多选民的支持。共和党最后不得不“尊重”这一民意,确立特朗普为正式的总统候选人,并一路支持他当选总统,说明政党对特朗普已经起不了太大的限制作用,反而不得不受到他的牵制。但共和党的精英们仍然希望能够“改造”特朗普,在特朗普当选之后把他拉到传统的总统轨道上。共和党已然在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一般而言,特朗普作为该党的总统在推动自己的施政方案时会感到得心应手,但他上任一年多来,这似乎并不容易。特朗普的应对措施是回到支持他的民众那里去,在就任总统以后也可以组织类似竞选造势集会那样的活动。反过来,面对这种来自选民的压力,共和党的精英们则又不得不做出调整。我们可以说,时至今日,美国共和党已经特朗普化,不是特朗普接受了共和党的支持,而是特朗普改造了共和党。
  依赖民众,而非精英,这其实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对君主(尤其是新君主)的建议。道理很简单,依赖精英–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就是“贵族”,就得和精英们分享权力,而精英们则天然有着统治他人的欲望。而马基雅维利说:“如果一个人是由于人民的赞助而获得君权,他就发觉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人,在自己周围并没有一个人不准备服从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的。”[6] 马基雅维利笔下的“人民”(il popolo)就是指那些没有什么权势的平民,他们人数较多,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中构成精英贵族们的对立面,并对他们时常抱有怨恨。而根据马基雅维利的“教导”,“明智”的君主就应该利用这种怨恨,将自己装扮为人民的保护者,压制精英的势力,从而才有更大的机会牢固地掌握权力。这实际上是在说,政治上的强人依靠的是民众的支持,而非简单的武力征服。如果我们看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武力征服能建立起令人畏惧的君主统治,但这种君主往往也不得不和自己的属下或盟友分享权力,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民众反抗,这是欧洲古代分封制的逻辑来源,也是困扰着中国古代开国之君的重要问题。真正的政治强人都是将权力直接建立在民众的支持之上,从而以横扫一切的姿态统治整个国家。
  从根本上说,政治强人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现象。古人的君主们除了受到来自分封领主和自己盟友的限制之外,还受到宗教的约束,最明显的莫过于欧洲古代的王权和教权二分。君主动辄得咎,远不如现代社会的政治领袖施展手脚的空间大。随着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说的身份平等的时代到来,人民成为唯一合法的权力来源,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从“人民”那里导出的权力也不再受到限制。只有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我们才能理解现代社会中政治强人现象的根源,今天的美国也不例外。特朗普从“沉默的大多数”中获取的权力实际上是“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在当下难以避免的拓展版。换句话说,只需时机成熟,即便没有特朗普,也有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政治人物出现,成为万众瞩目的民意领袖。对很多支持这个领袖的民众而言,这看上去是一个能够解决他们所面对的困境、打破现有僵局的唯一办法。可以想见的是,这种现象–我们大致可以称之为民粹主义–既可能偏右,如特朗普,也可能偏左,如特朗普最坚定的对手和批评者之一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从历史上来说,偏左的概率可能还更高一些。[7] 但无论是哪一种,民粹主义真正危险都在于,它使得权力很容易变得极端化。特朗普上任一年来在施政方面受到诸多掣肘,但他始终可以动用“沉默大多数”的话语,将对手解释为“真正人民”的对立面,从而攫取显著的民意支持,这确乎是一种民粹主义的现象。
  ▍制度变革?
  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对很多人(特别是他的忠实支持者)来说,象征着一种新的希望和解决问题的新出路。表面上看,这很有道理,所谓不破不立,既然体制已经无法解决人们关心的诸多问题,甚至成为问题本身,那么从体制外寻找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并无不可。但从制度本身的角度看,这一现象其实带有一些绝望的特征,因为它直接暴露了现有体制的局限性,但又未能提供一种长期有效的新的制度路径。
  美国总统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而非像很多其他国家那样由议会产生,这本身就使得它带有很强的民粹特征。从制度角度看,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对这种来自“人民”的力量早有忌惮,并刻意设置了诸多限制。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第十篇中明确表示,共和(republic)与民主(democracy)是不一样的,关键在于,共和要求有代议制,而民主则不要求。[8] 所谓代议制,即是由民众选举出代表,由代表来代替人们讨论、通过法律或其他重要社会规范。从政治角度看,代议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将人们区别为参与立法的“精英”和普通民众,以至于早期的联邦党人直接将这种制度想象为一种“自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体制,它是由选举而非血缘和身份确立的贵族制。另一方面,因为总统是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所以总统其实比较接近“国王”这一欧洲传统中的制度设定。“王”应该受到贵族的限制,这其实是美国宪法最原始的初衷。再者,最高法院具有独立性,大法官终身任职并与立法和行政部门分离,这也起到限制总统的制度效果。
  因此,美国宪制虽然与欧洲古代的封建制不可同日而语,但实际上带有很强烈的“封建”特征,以至于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在解释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观察时将19世纪的美国称为“新封建”(neo-feudalism)。[9]人们经常将美国宪制中的权力分立、制衡与孟德斯鸠的学说联系在一起,或者确切地说,美国的国父们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影响。但很少有人能提及的是,孟德斯鸠不仅提出了权力分立与制衡的理论,他还是封建贵族制的忠实拥护者。孟氏区分了三种政体:共和制、君主制和专制制度。共和制属于遥远的古代城邦,现代国家主要在以欧洲君主国为典型的君主制和以波斯等东方专制国家为代表的专制制度之间进行区分。而根据孟德斯鸠的学说,君主制区别于专制的关键,正在于君主制中存在独立而有权的地方贵族,君主的权力受到限制,在君主和贵族之上也才有可能出现为所有人所共同遵守的法律。在这个意义上,孟德斯鸠实际上将前述马基雅维利的教导作了一个翻转:因为有贵族的限制,所以君主国区别于专制国;贵族权力的消失则意味着君主权力的扩张和不受限制。而在法国历史上,君主权力的无限增长确实是沿着这一路线,从旧制度到大革命时期,政治强人(如革命前的路易十四)的出现和贵族精英的衰落密切相关,最终大革命所释放的民主激情催生了拿破仑这样的新型政治家。
  在美国,“新封建”的宪制安排使得总统只是多个关键国家职位中的一个,尽管它非常重要,但仍然不能超越这一宪制安排,《联邦党人文集》体现出的正是限民主、促共和的精神。但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宪制安排能否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或者它能否应对新的社会状况带来的挑战,是可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一方面,今日的美国早已今非昔比,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外交和国防方面负主要责任的总统也获得比以前大得多的权力。另一方面,与此相关,美国国内的社会构成也日益复杂,分裂的程度也日益加剧,难以在短时间内化解,穷人与富人、白人与黑人、白人与其他有色人种、支持持枪权的人与反对者、堕胎权与反堕胎、异性恋与LGBT 等,所有这些带着死结的冲突都推动着美国社会的泛政治化,犹如时刻在上演多场迷你内战。当人们发现相互之间难以就上述问题达成起码的共识时,他们自然会希望出现一个悬置于社会之上的最高权力,期待这个权力能给他们带来某种权利的伸张、利益的实现或认同方面的肯定。从心态上来讲,他们也更愿意接受这个权力的扩张。这一逻辑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的出现在本质上一致。但它带来的后果可能也值得人们深思,如果政治斗争水涨船高,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那么它将是现代政治的噩梦,整个社会有可能循着人民主权的逻辑向极权方向塌陷。
  当然,上述“揣测”离成为美国社会的现实还十分遥远,特朗普也不是什么纳粹领袖。但它显然应该成为我们观察现代西方政治(包括美国政治)的参照。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谬误是以为特朗普的上台是美国向其“传统精神和价值观”的回归,无论是在移民、多元文化、认同、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等社会政策方面,还是在经济、外交、国防方面。这种“回归”其实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宣传口号,它让人们–尤其是那些中下层的美国白人男性–想起那个美好的过去,那是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尚未受到全球化和外来移民的冲击,他们的父辈尚可以依赖煤矿、伐木这样的传统产业来过上体面的生活,基督教尚不需要在多元文化面前证明自己,或者黑人还不可能当上总统的时候。如果将这种政治宣传–不管它在政治斗争中如何有效–当作政治分析的依据,我们将失去辨别和判断能力。除了特朗普,欧美世界很多其他国家中带有右翼色彩的民粹主义都打着类似的“回归”旗号,鼓励人们设想一个没有移民、全球化负面效应尚未显现的年代。英国脱欧背后的独立党(UKip)、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等,无一不像巫师一样向人们灌输着“美好过去”的想象。[10]
  这种表面“保守”、实则激进的政治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极权化的特征,因为这种对过去的想象是以对其他人的排斥和边缘化为代价。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或至少没有演变为另一场内战,是因为极大数量的白人在权衡之后最终选择了站在黑人一边–马丁·路德·金的死似乎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当时很多白人想必也怀念他们祖辈所拥有的种族地位,也有很多人将黑人的平权看作一种“不自然”的发展,就像今天很多人将多元文化斥为“后现代症候”、“政治正确病”一样。试想,假如大多数白人当时没有站在黑人一边,那么今天的美国必将是另一番样子,或者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美国也未可知,恐怕更谈不上美国在当今世界的霸权。而在今天的美国,类似的“思乡”情结以另一种形式展开,并且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功,也为接下来其内部的政治斗争准备了更酷烈的战场。
  ▍敌人与朋友
  特朗普的上台同时也伴随着对敌人与朋友的重新定义。特朗普确实如其竞选中所承诺的那样,贯彻着“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原则。特别是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到美国与中国、欧洲的经贸往来,特朗普政府都试图对之加以重新审视,该退出的退出,该重新谈判的重新谈判。很多人指这种经济上的民族主义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整个世界毕竟已然高度勾通互联,[11]但这其实误解了特朗普最真实的动机。特朗普需要的是在他的忠实支持者面前表现出切实维护美国人自己的利益的强硬形象,从而与传统的政治精英、全球主义者们区别开来。一方面,他表现得更“务实”,对国际社会中的人权问题不像以前的美国总统那样关注;但另一方面,他对国际秩序的蔑视与挑战也为国际社会带了很大的风险。
  对敌人和朋友的重新定义既关涉美国的对外关系,也和其国内政治直接相关。在对外关系中认清真正的朋友和敌人,必然和国内政治中围绕“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民的利益”和“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这两个问题的斗争有关。前者是分配问题,而后者则是认同问题,二者相互区别但也有所交织。从分配上讲,特朗普希望通过对外经济民族主义、对内减税等方式将传统制造业留在美国国内,并且为企业减负,这既符合企业主的利益,也迎合很多普通选民对传统制造业的依恋。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现在言之尚早,但它们起码表明了特朗普在分配问题上的敌我决断。而在认同方面,特朗普的上台无疑标志着保守力量的强势崛起,有一种誓将美国从其敌人手里夺回、重新交还给“真正的美国人”的态势。但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有公民身份的公民?白人?五月花号的后裔?并不十分清楚。但从特朗普自己的话来看,墨西哥人、来自南美洲的非法移民,或者从伊拉克、叙利亚等战乱地区逃离的难民等,都很难算是真正的美国人。
  特朗普需要这种简单明了的敌我区分,他的政治运动在必要时会不断地回到这一主题。与绝大多数–几乎可以说“所有”–前任美国总统不一样的是,他所传递出来的信号是“美国受屈辱后的再兴”。美国在其并不长的历史上并没有受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压迫或屈辱,自从其积极投入国际政治中以来,美国更多地扮演支配者或压迫者的角色,而非相反。从总体上来说,美国总统在其国内政治中发出的信号是积极的、充满着希望的,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去想象一个迫近的敌人,并从对敌人的打击和征服中获得自信。而特朗普现象的另一个不凡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明确地将美国放在一个“弱者”的自我定位之中,将美国描述为被中国玩弄、被俄国压制、被欧洲、日本甚至加拿大等盟友“利用”(take advantage of)的受害者。因此,美国应该复仇,应该放弃国际社会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冤大头”–的角色,奉行“美国第一”的原则。
  毫无疑问,这种弱者的心态和危机感在其国内社会中也明显存在,与其在国际社会中新的自我认知形成对照。我们很难说特朗普的上台就是黑人做总统之后来自白人社会的反弹,毕竟反对特朗普的白人不在少数。但我们知道的是,特朗普在种族等问题上的“政治不正确”不仅没有使他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难,反而令他在其众多支持者眼里声望大增,成为“敢说实话”、“敢于和政治正确斗争”的英雄。[12] 说特朗普乘这些“不可言说之事”所造就的风头入主白宫可能并不为过。在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眼里,种族平等、多元文化、环境保护这样的进步主义价值观和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压制不谋而合,其最终目的都是压缩“真正的美国人”的生存空间。
  弱者的心态更容易明确“敌人”,因为它迫使人们去寻找或想象“压迫”或“屈辱”的施加者。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显然需要一个政治上的强人去领导自己推翻压迫、获得胜利。特朗普十分清楚这一点,这也正是他给自己的明确定位。有意思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拥有世界霸权的美国居然也会落入这种窠臼之中。不得不说,全球化时代给人们造成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它既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便利,也会无差别地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以至于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也有一大批人感到深深的挫折。
  ▍结语
  在解释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时,我们既要从美国社会本身的变化入手,也应该理解政治本身的“建构”作用。特朗普的“强人”政治有美国社会内部变化的缘由,这一强人政治的出现也在悄无声息地对美国这一政治共同体本身产生影响。我们之所以在很多时候对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感到困惑、不解,恐怕主要是因为我们对“美国”本身赋予了太多先入之见,包括对它所代表的文明、制度的想象。人的政治生活是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存在。我们更应该像两千多年前写作《政治学》(Politics)的亚里士多德那样,将这种不确定性当作分析的前提,去理解政治生活形式多样性背后的原因和机制。
  注释:
  [1] Kyle Cheney, “Trump Wins Electoral College Vote”, Politico, December 19th (2016), https: //www.politico.com/story/2016/12/trump-electoral-college-win-democrats-infighting-232814.
  [2] Rick Perlstein, Nixonland, Scribner, 2008, p.444.
  [3] Earl Ofarl Hutchinson, “Trump Banks on Nixon‘s Silent Majority”, The Huffington Post Blog, June 19th (2017), https: //www.huffingtonpost.com/earl-ofari-hutchinson/trump-banks-on-nixons-sil_b_10535344.html.
  [4]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2页。
  [5]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4页。
  [6]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页。
  [7] 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
  [8]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4?51页。
  [9] Sheldon Wolin, Tocqueville between Two Worlds: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36.
  [10] Thomas Greven, “The Rise of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hite Paper, Washington, D.C: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http: //www.fesdc.org/news-list/e/the-rise-of-right-wing-populism-in-europe-and-the-united-states.
  [11] “The New Nationalism”, The Economist, November 19th (2016), https: //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6/11/19/the-new-nationalism. Scott Horsley,  “Trump’s ‘America First’ Agenda Marks Sharp Break in U. S. Economic Policy”, NPR,  February 28 (2017), https://www.npr.org/2017/02/28/517565701/trumps-america-first-agenda-marks-sharp-break-in-u-s-economic-policy.
  [12] Robert Folsom, “Why Trump, Why Now? The Violent Death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Socionomist, March (2016), https://www.socionomics.net/2016/05/why-trump-why-now-the-violent-death-of-political-correctness.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8年8月号,原标题为“美国特朗普时代的强人政治”。

来源时间:2018/8/7   发布时间:20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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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一带一路”造“债权危机”?

作者:赵磊  来源:FT中文网

  据《经济学人》报道称,非洲整体目前的债务率为50%。按国际标准来看,这个数字并不是很高,然而由于去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经济增长放缓,非洲国家的税收收入看起来很难偿还债务以及逐年增长的利息。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发出警告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正在陷入“债务危机”。对此,印度以及西方国家习惯性地联想到这与“一带一路”有关。
  2017年底,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布拉玛•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教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债权帝国主义》(China’s Creditor Imperialism)的评论文章,勾勒中国借用主权债务强迫他国依附的“帝国主义形象”。文中提及中国近年来“一带一路”的重资产项目,如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希腊比雷埃夫斯、吉布提、肯尼亚蒙巴萨等海上港口要冲,惊呼中国正在使“从阿根廷到纳米比亚再到老挝等许多国家陷入债务陷阱”。
  文章的论述逻辑是:中国迫使这些国家为避免债务违约,痛苦地选择让中国控制本国资源,并丧失本国主权。作者将中国描述成“一个新帝国巨人,用天鹅绒手套隐藏着铁拳,压制着那些小国”,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旨在实现中国帝国主义的野心计划。
  “一带一路”是“新型全球化”,不同于“传统全球化”。后者即世界体系理论所叙述的西方现代化,而“一带一路”要实现共同现代化。世界体系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首次提出的理论。他认为,“一体化”与“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两个最主要特征。首先,世界性劳动分工体系与世界性商品交换关系两条主线将各个国家牢固地粘结在庞大的世界经济网中。但是,一体化不等于均等化,相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表明了世界经济体的极端不平等性。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某些东欧国家、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中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进行经济剥削,从而以制度话语权维护其政治优越地位。
  “一带一路”是“新型全球化”,基本逻辑是“去中心”,将边缘激活成为节点,彻底消除“孤岛”,由此将节点连接为全球网格,从而体现公平与普惠发展。因此,“一带一路”本质上是反对依附关系或结盟政治的,更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径。在过去五年,“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大多数项目建在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如中亚五国、中东欧十六国等。这些国家很多是“内锁国”(老挝、埃塞俄比亚、捷克等),即锁在大陆腹地,无法连通海洋,无法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福利,“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即要将内锁国变为陆联国,使其成为全球化网格中不可或缺的节点,这充分体现中国全球治理观中所强调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为什么说“中国债权帝国主义”是一个伪命题,需要聚焦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基建项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优先领域,但不是唯一。在过去,就西方国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资(FDI)并不一定意味着跨国资本到别国投资建厂。很多资金可能只是出于避税或寻求高杠杆收益的目的流入他国。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希望以点带面,不仅能够走出去,更希望走进去,即帮助相关国家提升其产业基础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可以发现公路、铁路、电站、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之后,中国企业致力于推动产能合作项目以及健康、医疗、教育等民生项目,如产业园区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发展产业基础,一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是出口导向,帮助这些国家换取外汇。同时,中国投资会带动当地私营部门投资,推动私营部门发展,实现经济现代化。
  笔者6月份去埃塞俄比亚调研,让埃塞官员选择,但他们心目中,以下项目,他们满意度最高的是:1、亚吉铁路;2、亚的斯亚贝巴轻轨;3、东方工业园;4、其他。对方选择最多的是亚吉铁路。原因是亚吉铁路在对方看来真正实现了国家之间的联通,使内陆国家埃塞俄比亚联通了吉布提,从而有了出海口。埃塞是内陆国家,95%的进出口货物通过吉布提港转运,亚吉铁路为埃塞打通了出海通道,极大地提高了物流效率,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的运输时间从公路运输的5-7天降至15个小时。对吉布提来说,亚吉铁路将有效扩大吉布提港辐射范围和吞吐效率,奠定其非洲之角物流中枢的地位。亚吉铁路是非洲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代表性项目,被媒体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
  有了中国企业、中国产业园,相关国家不仅解决了就业,也有了外汇。例如,华坚国际轻工业城在埃塞是非常受欢迎的企业。非洲园区大多不提供食宿,而华坚为员工提供吃、住、车辆接送等福利。埃塞老百姓爱吃英吉拉(英吉拉是埃塞俄比亚的传统主食,有3000年的历史,外观类似大摊饼,味道偏酸),这里无上限,想吃多少吃多少。员工宿舍一间房有两张上下铺,可以住四个人(笔者在埃塞期间,首都到处可见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截至2017年底,华坚成为中国在埃塞最大规模的民营企业,已累计出口创汇超过1.22亿美元,为当地解决了7500多人就业。该企业年产超过500万双女鞋,是埃塞最大的鞋业出口企业,占埃塞鞋业出口的65%以上。
  就债务与发展的关系而言,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有债务,有发展。第二种,有债务,无发展。第三种,无债务,无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不希望看到第二种、第三种,而是要努力做到第一种模式。不怕有债务,关键是债务要能够解决关键问题。中国国内也有很多城市,在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有大量政府债务,甚至很多领导最初为此饱受质疑。但要让时间来检验成效,即投资能不能找准发展“痛点”,让老百姓有实实在在获得感,能够让相关项目产生“化学反应”。有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没有经济发展一定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没有投资,没有健康的跨境资本流动就不会有经济复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资本流动进入低谷期。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8月的报告,全球跨境资本流动(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债券和股票投资、银行借贷和其他投资)相比2007年缩水65%,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规模由1.8万亿美元下降至近1万亿美元。在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再像以前那样跑到世界各地慷慨投资,而纷纷提出“XX优先”的口号。本国的工人就业比海外投资更加重要。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动力熄火,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却与日俱增,稳定在1200亿美元的规模。
  笔者去年12月赴荷兰、捷克、奥地利调研,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普遍看好中国同奥地利以及中国同中东欧的合作前景。他们认为,中东欧经济向好有几个主要原因:第一,就整个地区而言,前几年投资少,是因为没有信心,现在经济总体形势向好,故投资加大。第二,企业很长一段时间推迟投资,但不能不投资,现在进入投资风口。可见,投资以及健康的资本流动是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路径。与之相反,美国发动“史诗级”的贸易战,不仅不利于企业放手投资,更减弱了各国的经济粘性,必然导致政治保守以及民粹主义抬头,这对全球经济而言是“雪上加霜”。
  “剪羊毛”不是健康的资本流动,是美国霸权的具体体现。简单的说,就是国际金融资本先向某国投入大量“热钱”,炒高该国的房地产、股市、期市、汇市等,当泡沫吹大后再将热钱迅速抽走,造成民众恐慌和跟风撤出,造成该国股市、房市暴跌,引发经济危机。然后这些金融资本再以极低的价格收购该国的核心资产,洗劫该国积累的财富,国际金融资本则赚的盆满钵满。最后,通过“剪羊毛”,国际金融资本还会控制该国经济,以达到间接控制该国政治的目的。在实践中,美国交替使用量化宽松与加息两手政策,维护其美元霸权,通过美元“剪羊毛”收割别国。
  第一手,量化宽松,即持续注入流动性,向市场投放大量货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政府的贷款量已从570亿美元激增到2016年的2600亿美元。其主要原因为,西方国家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影响国际投资机构将业务方向转至发展中国家。其中,非洲国家是重头。放贷机构希望为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贷款,以获得更高的利率回报。
  第二手,美元加息,即美元升值导致各国外储缩水。4月以来美元的升值,正对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南非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尤以阿根廷为重。阿根廷政府为了稳住汇率、八天之内连续加息三次,将其基准利率从27.25%上调至40%,但市场依然没有明显稳定迹象。在历史上,阿根廷曾遭遇过三次严重的债务危机,第一次在19世纪末,第二次在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是2001年。
  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那次、还是本次的阿根廷债务危机,均发生在美元加息和缩表(缩减资产负债表)周期。美联储近期表态,称今年将会加息三至四次;与此同时,作为全球债市风向标的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也突破3%——强势美元会让美国在全球资本争夺战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使得美元加速从新兴市场撤出,并流向美国。
  最近,英国朱比利债务活动研究机构公布的一份数据表明,南部非洲一些国家的债务在过去两年内增加了50%,为200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该数据指出,导致历次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美国利率回升所致,“历史似乎正在重演,自2014年来,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下跌幅度已超过40%,而美元升值幅度已达15%”。对所有新兴市场来说,美元加息意味着它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将会不断提高,而且外资将加快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撤离,其货币很可能将短期内大幅贬值,没有外汇从国际市场购买所需产品,更直接停滞其出国,经济出现恶性循环。
  在埃塞期间,笔者得知中国车企纷纷落地埃塞市场。埃塞每年大概有18000台各种车辆的进口,大部分为二手车,在为数不多的大约3000台新车销售中,力帆汽车的销售总量占据了约三分之一的份额。但是,力帆已经很长时间关停了生产线。其实企业不是缺乏订单,当地也不缺乏需求,力帆在埃塞的工厂年产能有3千至5千台,但实际年产量只有1千台左右,主要是因为埃塞现在外汇不足,导致企业无法申请到足够的外汇进口零部件。
  第三,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辐射范围:“一带一路”在美国、印度等国基本没有项目,但这些国家的债务也很高。2018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全球债务规模已经膨胀至创纪录的164万亿美元,这一趋势可能令各国更难应对下一次经济衰退,或是在融资状况收紧时更难偿还债务。IMF指出,全球债务现在是每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值的两倍多,占全球GDP总值的225%,现在比上一个债务高峰期——2009年的债务水平高出12%。
  很多国家担心,美国的事态发展令人堪忧,因为该国除了以更快速度增加债务之外,还在加息,导致借贷成本上升,并有可能导致违约激增,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加重的重要原因。2018年6月26日,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公布最新的长期预算展望报告指出,美国公共债务目前占GDP的78%,处于二战后不久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一年之后,美国债务规模增长一万多亿,美国全国债务规模首度超过21万亿美元大关。IMF最新报告显示,到2023年,美国债务与GDP的比率预计将扩大至116.9%,而意大利将缩小至116.6%;就财政负担而言,美国也将“领先”莫桑比克和布隆迪;日本债务与GDP的比率为全球最高,预计将连续第六年收窄,但到2023年仍居首位,达到229.6%。
  随着经济放缓,印度企业大量出现无法偿还贷款的问题,尤其是电力、钢铁和电信公司。根据印度NSDL的数据,截至2018年4月底,印度净流出资本2.44亿美元。与此同时,包括印度银行和印度工业发展银行在内的很多银行均在抛售自身资产,以应对高企的债务和严重的不良贷款。
  一句话,美印等国自身债务水平不低,却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归咎于“一带一路”,是典型的“不厚道”。
  第四,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实践效果:“一带一路”要打造“赢联盟”,不是“落井下石”,而是“雪中送炭”。中国落后贫穷过,对“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骂”感同身受。只有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才希望建立“依附关系”,中国希望合作共赢,这不是中国的策略,而是中国的历史观、格局观、价值观。
  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认为,非洲靠自身难以避免此次危机。西方资本是“有事就溜”,而中国人希望患难与共,从长远大局看待利益得失。目前,非洲仍将需要大量投资来建设基础设施进而推动发展。但非洲目前是全球财政收入占GDP比率最低的大陆,基建投资所需的大量资金很难依靠非洲自给自足,需要找到负责任的合作者。
  在几内亚,中国魏桥携手新加坡韦立国际集团、烟台港、几内亚UMS公司组成魏桥赢联盟经济联合体,在几内亚博凯地区建设铝土矿出口基地。矿区周边农村大都不通电不通水。过去,村民喝的是雨水、坑水,赢联盟为当地村民打了井,喝上了干净的水。村里有很多人在矿上作工,挣到了钱,盖起了房子。中企还在村里办了一个妇女技术培训班,学习电工。
  就环境保护而言,在开采完毕的矿区,每隔三米就种植着一株腰果树,平均树高已达50公分,成活率80%以上。赢联盟在开采矿石之前,就把地表土堆存起来,开采完毕后,再把地表土复填,趁雨季到来之前种上腰果、芒果等经济树木,总计复垦面积达85万平方米。魏桥非洲项目负责人介绍说:“等树木长成之后,中国企业就把这片腰果林免费送给村民。”
  三年来,赢联盟为所在地居民修路、修桥、打水井、安路灯、维修学校房屋,进驻仅仅两年多,就为周边137个村庄打了80多口压水井。魏桥打算未来三年,投资800万美元,为企业周围200个村庄解决通电、吃水困难。几内亚总理接受记者采访,“‘一带一路’倡议是多边合作的重要渠道,中国经济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中国的参与增强了国际行动的执行力。中国企业在几的投资激发了其他投资者的信心。”
  有数据显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府负债构成比例为:38%来自商业银行、36%的债务属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还有26%的债务来源于其他国家政府。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主要属于后者,债务数量不大,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小。
  “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之际,多种负面评价此起彼伏,不是“一带一路”出了问题,而是西方国家的心态出了问题。当然,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建设不应给国际社会的印象都是重资产、硬联通项目,也需要多些轻资产、软联通项目,特别是要有扎实的学理支撑、话语权支撑。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商务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专家组专家。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来源时间:2018/8/6   发布时间:20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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