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圆圆 张明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商业咨询机构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6月份公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1月至5月，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金额仅为18亿美元，同比锐减92%。考虑到2017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已经同比下降了37%，即从2016年的460亿美元下降到约290亿美元。因此，用“断崖式下跌”来形容2017年以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变化并不为过。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投资量的显著下降均背离了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这是最让人扼腕叹息的。
　　一方面，中国具有对外投资的巨大潜力和显著偏好。首先，中国国内储蓄显著超过国内投资，这决定了中国将有大量资金投向外国。其次，在中国成长为成熟的资本输出国的过程中，投资收益的上升将弥补贸易顺差的下降。日本的经验表明，中国未来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可能是海外投资净收益。这一方面意味着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资产的比重还将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另一方面意味着在直接投资内部，中国更倾向于选择更高回报率的资产。
　　另一方面，外资在过去、现在、未来都能为美国带来宏观上的收益。美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需求量非常大，制造业尤其如此。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外国资本能在市场资金短缺时稳定资本市场，为美国的外部赤字提供融资，并对美国的储蓄形成补充。正如中国购买美国国债降低了美国长期利率一样，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可以降低美国的资金成本。多年来美国吸引直接投资规模在全球排名第一，2016年吸引的外资流量和存量占全球的比重均超过了20%。美国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行业是制造业，2011-2015年期间，制造业占外资流入总量的比重平均为58%，2014年甚至高达87%。众所周知，制造业中的高科技产业由于不确定性高、风险大，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但同时投资回报率也是非常高的。
　　对中国和美国企业来说，中美投资合作也本应该是天作之合。美国制造业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大，而中国资金实力强大，其他投资者的可替代性较低。中国资金对风险的忍耐程度较高，投资期限更长，能更好地应对市场短期波动，甚至进行逆周期的投资。对中国企业来说，美国营商环境优良，投资的安全性高；对技术含量较高环节的投资，能够帮助中国企业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赚取更丰厚利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投资美国对双方企业而言都是合算的买卖。
　　但显然美国政府和国会不打算从这个角度看待问题。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要资金不要政治”，也即美国虽然欢迎中国的资金为美国带来经济收益，但并不希望中国企业的投资中包含所谓的“政治因素”。美国对“政治因素”的抱怨是多方面的：中国企业的股权结构和美国的私人企业不同，因此构成了“不公平竞争”；中国企业投资的行业不遂美国政府所愿，因此是“政治导向的”；中国部分企业曾违反美出口管制，因此该行业所有企业都是有违规嫌疑的；中国没有实施对等开放；中国政府可能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巨额补贴等。
　　面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特朗普政府通过301调查宣布，中国强制美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未来可能依据301调查报告出台针对中国企业的投资限制措施。美国国会首次通过改革法案，加强和扩展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职能，提出了“特别关注国”这一可能严重歧视中国的概念。还有一种建议是，特朗普总统可以国家安全为由，动用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直接限制中资收购美国企业。美国向WTO提出了关于中国“涉嫌歧视性的专利技术许可”的诉讼。以上这些虚虚实实的政策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造成对美投资的政治风险陡升，中国企业为了规避风险纷纷重新考虑投资意向，对美投资数量应声而落。
　　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的行为，反证了美国企业对中国资本的巨大需求。美国是一个以企业为市场主体，以自由竞争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国家，如果美国企业不能从中国的投资中获利，无需国会和美国政府的限制，中国企业就会被市场竞争排除在外，而无法进入美国市场。现在美国政府和国会非要通过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限制美国企业的自由选择，恰恰说明美国企业的资金需求量大，而中国企业在某些交易中是市场上可选的最佳投资者。美国政府对此心知肚明，却由于对于中国的偏见而不肯接受市场给出的结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中国投资。但是美国社会的基本目标是最大化个人或企业的效用或利润，并藉此增进社会福利。当美国企业赚取利润的行为受阻时，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将不可避免地被侵蚀，创新能力受损，长期中对美国整体的就业、税收、国际收支等也有负面影响，但这也许都不是只看重短期选票的特朗普政府关注的重点。
　　特朗普政府和国会行为的另外一个不合理之处在于，美国希望中国企业在投资时撇清与母国在政治上的关联，却在选择外国投资时将政治色彩浓烈的“国家安全”作为最大考量因素，很难让人相信不是一种双重标准的行为。另外，美国一边指责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一边却以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企业行为的方式来限制美国市场选择中国投资者。
　　面对美国的歧视和投资限制，中国政府与企业在如何应对呢？
　　首先，中国仍然在增加对外投资。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1-5月，中国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实际额478.9亿美元，同比增长38.5%。毕竟对中国资本来说，除了美国市场，还有其他国家更多的选择余地，投资于政策可预测性低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好选项。
　　其次，中国扩大了外资准入。2018年6月28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基本放开制造业的外商投资准入，涉及汽车、飞机、通信设备制造等多领域。中国已经显示更加开放的决心，要求对等开放的美国将如何回报中国的友好？是“投桃报李”还是“恩将仇报”？这选择不仅关乎中美两国，更会影响其他国家如何看待美国的对外政策。
　　再次，中国政府正在优化境外投资监管。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下降，部分原因是中国监管机构加强了对涉及收购土地、酒店、电影制作和娱乐资产等行业交易的审查。此举措挤掉了中国对外投资中的一些水分，将监管重点转移到规范企业投资行为，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创造更好条件等方面。说到底，提高自身实力而不是限制竞争对手的进步，才是保持竞争优势的终极武器，这一道理对于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潘圆圆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副研究员、张明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时间：2018/7/24   发布时间：2018/7/24

旧文章ID：16618

作者：赵晓  来源：日知新

　　中美贸易战，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经济危机。
　　鸦片战争时，英国人几艘战舰，就将我们打回原形。
　　中美贸易战，世界第一的美国几块芯片如同当年英军的几艘战舰，一下子就将我们打回原形。
　　原因：我们制度落后、文化落后，文明程度、综合国力也不如人。
　　今天的中国，仍受到“万历十五年”之文明困境的锁定，“逼人”的使命就是要走出“万历十五年“之中华传统文明宿命，在中西文明融合的基础上建构“新中华文明”，完成现代文明转型，而中美贸易战正令这一伟大历史使命面临严峻考验，中国现代化进程亦面临再次中断的危险。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从美国“联华抗苏”开始的。
　　中国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反水，成为美国打赢冷战、解体苏东的转折点。
　　若问“苏东波”之觞，究竟是谁扔了最大的一枚深水炸弹，答案其实是中国……
　　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是否支持中国融入其领导的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仍经历了长久争论。
　　最终，“对华接触”派胜出。
　　然而，在2015年的新一轮中美关系的盘点与讨论中，美国智库形成了新的共识：中国并没有兑现当初加入WTO的承诺！
　　2016年12月12日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周年，中国原本期待在这一天成为WTO协定下的“市场经济”国家，美欧日从此终止在反倾销中使用“替代国“价格的做法。
　　然而，结果却是，美欧日等西方大国全都认为中国政府干预过多，拒绝承认中国是经济国家。
　　可以说，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索，在这一天就已经埋下了……
　　在美国看来，中美经贸关系不正常，关键不在于贸易顺差太大，而是中国没有兑现承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美国模式、美国道路截然对立。
　　中国鼓励自己的养羊跑到美国的草场去吃草，晚上还去偷美国的饲料，回头还笑话美国不会养羊，还要把跟随美国的羊带走，这样的一个局面绝对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
　　那美国的战略就要调整，放弃“对华接触”战略，转而跟中国摊牌，你把你的羊牵回去，不许再偷吃我的饲料……
　　那中国为何不按美国期待的方向走呢？
　　中国自有自己的想法和道理，认为，国情特殊，不按美国所定的规则束缚自己，才是发展捷径，“乱拳打死老师傅”就是聪明；
　　但在美国看来，游戏必须讲规则 ，不守规则就是不公平竞争，就不能跟你玩。
　　同时中美双方立场、理念、文化不同，在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意识形态上也存在根本差异。
　　“十八大“之前还好，中国遵循韬光养晦方针，不太强调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十八大后，中国提出“三个自信”，在国际上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后，进而强调“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也与美国不和。
　　“一带一路”战略连同“四个自信”，也被西方解读为中国意欲在国际上扩张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全面挑战美国模式和美国道路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在模式、道路、理念上，美国固然与中国有根本分歧，西方其他国家包括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最终也会选边站在美国一边，就连印度预计也会加入印-太体系。
　　中美贸易战发展到战略之争即所谓“新冷战”，这对中国显然是不利的。
　　目前，站在中国一边的，大抵是得到中国好处的发展中国家、小国以及向中国出售资源有求于中国的国家，能量相对有限。
　　旧冷战一共持续了43年，整整几代人都是在冷战阴影下成长起来的，包括基辛格在内，都认为冷战会是人类的长期生存状态，仅此一点，可想“新冷战”可不是轻松说说而已。
　　中美贸易战还牵涉到中西文明冲突的层面。
　　而所谓“文明的冲突”即价值观的冲突，则很少被双方媒体做真正深度的解读，但这一层面的矛盾才是决定中美关系的核心与关键，相比之下，经济贸易以及发展模式都还只是手段，最终都要服务于文明追求。
　　然而，无论中国美国，对这一层面的解读相当缺乏。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中国走上向西方学习、市场转型的道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以说大胜之。
　　西方因此弥漫着乐观的情绪，一个标志就是亨廷顿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著作。
　　亨廷顿不认同福山的观点，他指出，人类的本性是要寻找对手甚至敌人，否则人类也不知道谁是朋友。
　　这听起来很想我们经常讲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说法。
　　亨廷顿进而提出，意识形态的冲突过去之后，取而代之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成为他的主导论点。
　　“文明的冲突”观点出来后，遭到许多人包括笔者尊敬的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当头棒喝，被斥之为新种族主义。
　　亨廷顿在中国更是恶名昭彰、不受欢迎，左派指控“文明冲突”论是帝国主义的最新翻版；右派嫌他打破了全球化天下大同的美梦。
　　然而，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爆发，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姜是老的辣，亨廷顿的确眼光独到，犹如世界的“先知”，已然洞察到这一切。
　　其后，亨廷顿又写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
　　他指出，“文明的冲突”不仅仅发生于不同的文明板块之间，也临到了美国国内，当大量外来移民特别是拉美移民和穆斯林移民进入后，“美国国家认同（identity）”正受到各种“挑战”，将发生“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这一观点，很快就被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所印证。
　　作案者乔卡·沙尼耶夫本是从车臣来的穆斯林移民，得到过美国的照顾以及许多好处，但他认同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斯兰。
　　相反，他的理想是消灭美国，他在游艇的壁上写下了“Fuck America（操美利坚）”几个大字……
　　中国和美国形成文明冲突的情况也是这样。
　　不是说中国从美国赚了钱，发了财，中国人就必然感谢美国。
　　情况可能是相反的，中国人有钱了，会对于自己国家和文化有更大的自豪和认同，因此反而会变得瞧不起美国，敌视美国！
　　美国也是如此，中国弱小时无所谓，但当看到一个与美国异质文化的大国崛起，将主导亚洲及全球事务时，美国难免充满怀疑甚至敌意。
　　对于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可能形成的文明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一番猜想。
　　他的观点非常独特：并非单独的中国对美国地位形成挑战，而是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形成挑战——东方文明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合作，将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形成巨大的挑战。
　　而各地文明在应对西方文明（西方化、现代化）的挑战时，主要有三种主张：
　　1.全面拒绝（封闭主义）：如中国晚清、最初的日本以及今天的许多伊斯兰国家；
　　2.半推半就（改良主义）：如中国晚清的“洋务运动”以及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
　　3.全盘西化（开放主义、基马尔主义）：积极拥抱现代化和西方化，代表是奥斯曼帝国创建的新土耳其以及“脱亚入欧”的日本；
　　最后，各地文明演变的整体情况通常是：较多的现代化（硬件升级）+较少的西方化（文明升级）。
　　比如，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积极拥抱西方的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但另一方面，我们较难接受西方的制度文明，很难接受西方的“普适价值”，拒斥西方的信仰文明（如199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国近些年来的拆十字架运动）。
　　也就是说，器物层面我们接受西方，制度层面我们半中半洋，文明内核我们坚持自我。
　　（没有走出清末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窠臼，编者注）
　　这是一种类似于身心灵的割裂或者电脑软硬不兼容的状态 ，较多的现代化+较少的西方化必然导致多极“文明”崛起，最终令世界走向“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的另一原因是西方的衰落，在领土与人口，经济产值，军事能力等上面，西方世界相比于非西方世界，都呈现衰落之势。
　　这也使得西方文明不能继续主导世界，“文明的冲突”最终成为必然。
　　中美贸易战也正是如此。
　　习惯于找竞争对手的美国已然确定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
　　这可以说是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对中国定位的最大变化，中美关系已然发生逆转。
　　以中国文化和惯性思维，我们一时实在很难消化掉美国这一战略转换。
　　中国人也很难理解，川普访华该吃吃、该喝喝，能么能够刚一拿到2500亿美元大单，回去马上就说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搞“经济侵略”，并宣布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
　　川普还口口声声称是好朋友，却又开打中美贸易战，让中国难受！
　　殊不知，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是中西“文明的冲突”的一种表现。
　　中国，首先放弃鸵鸟政策，接受“中美竞争对手”这样的一个定位，进而研究如何作“合作型对手”以及学会“对手型合作（张木生先生首倡的概念）”。
　　中国更不要想象川普下台美国会改变对华战略那样一种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局面，相反应该设想最坏的局面：川普当政八年+彭斯再当政八年，美国将中国长期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可能性。
　　中国本轮变革从引入市场经济开始，但其本质或与历史上的诸多变革最大的不同是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融合，故可称之为“有十字架变革”。
　　西方物质（科技）文明来自于其制度（市场、宪政）文明，制度文明来源于基督教信仰及其伦理内核。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证明，基督新教是市场经济之母。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证明，基督教是美国民主之母。
　　中国改革开放旨在于吸纳西方基督教文明，超越传统中华文明，故区别于历史上所有的变革，本质为“有十字架的变革”。
　　然而，这一场中西文明的融合谈何容易，中国从传统中华文明走向新中华文明谈何容易。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且有我们引以为豪的主体文化（儒家文化），后又加上马列毛之红色文化。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承认技不如众，也因此可以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但内心中很难承认我们的制度不如人，更无法承认我们的文化不如人。
　　文明冲突来自于不同的文明本位和文化情感。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不同文明的相遇有一个不幸的定律，就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会最大化地被吸收，最有价值的东西反而被最大化的拒绝。
　　西方文明进入东方文明时也是这样，西方的洋枪洋炮很快被东方吸收，西方的科技、教育则逐渐被推崇，西方的制度很难被接受，西方的信仰和价值观则被排斥。
　　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当今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都是拿着西方的洋枪洋炮去打击西方的文明。
　　中国自豪于自己的传统文明和主体文化，但中国人也在屡屡受挫后承认，中国文化有局限和瓶颈。
　　所以，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启蒙，再到上世纪80年代末的“文化热”，中国人一直在作文化反思和国民性反思，目的就是突破自我，为中国文明开新路。
　　毛泽东让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要跳出李自成的历史失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不仅仅是权斗，也有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希望通过“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里爆发革命”等改良中国文化、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文化考量。
　　毛泽东是有着伟大文化使命的政治领袖，虽然他的乌托邦试验完全失败了。
　　中国文明近代与西方文明相撞击的危机，带来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
　　而出路则是突破自我、中西文明融合，即传统中华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科技文明、市场文明、法治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全面融合，进而形成新中华文明。
　　显然，这是空前的历史大工程，也是一个最艰难的文明转型，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球，也都是前无古人的大业！
　　这样一个文明转型迄今已近两百年，进步很大，挫折也很多。
　　深度 | 文明冲突和大历史视野下的中美贸易战：中国痛失第三次发展机遇期？-雪花新闻
　　可以说，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失败，康有为的改良失败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了，孙中山的革命也失败了，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失败了，毛泽东的“文革”也失败了……
　　此其中，尤其令人扼腕的是两次现代化变革的被中断：
　　晚清的现代化变革（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因为“甲午战争”被日本所中断；
　　国民党的现代化变革（1927年到1937年）因为“抗日战争”再次被日本中断。
　　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接近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以及文明转型的完成，但也比任何时候都更痛苦地进入到产难时期，不仅在经济改革、政府改革、依法治国等改革方面面临难阻，在吸收基督教文明方面也是风波频生。
　　因此，就在这历史的节骨眼上，“中美贸易战”爆发了！
　　中国现代文明转型会继续前行，还是会再一次被中断，这不能不让人充满忧患、辗转难眠！
　　如果我们进入到“文明的冲突“层面来看待中美贸易战，则美国一旦坐实中国是西方文明的敌人，把中国视为西方文明的竞争对手以及挑战者、反对者，就必然会联合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各发达国家力量，进而日本、印度等亲美新基督教国家，甚至反水中国的盟友朝鲜、俄罗斯（东正教国家）来，形成围堵中国的强大联盟，这对中国来说，将是比当年“八国联军”更大的挑战。
　　天时，对中国是有利的，新兴国家的兴起、非西方国家的兴起、中国的兴起本来只是时间问题。
　　倘若自然、顺利发展，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必然赶英超美，成为500年来唯一可能在综合国力上超过美国的非西方大国。
　　故与美携手，和平崛起对中国是上上之策！
　　地利，基于地缘政治的分析，对中国却是不利的。
　　美国的地缘政治得天独厚，两边是大洋，周边没有任何足以挑战的国家或力量。
　　中国的地缘政治却很糟糕，周边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大国环伺。
　　这些强大的邻居本质上没有一个希望中国强大，从而成为其威胁力量的。
　　任何一个国家，若有机会削弱中国甚或彻底肢解，都会“远交近攻”，决不手软。
　　不仅如此，中国还存在着台湾、南海、西藏、新疆等不稳定因素。
　　这些都使得中国与美国的“新冷战”也罢，“文明的冲突”也罢，存在着地利的不足。
　　中国有必要先整合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再展开“一路一带”战略才比较适合。
　　人和，中国人口众多是非常有利的因素，但中国收入分化、思想分化、立场分化，左中右打得不可开交，又存在不利的自身因素。
　　所以，中美贸易战不仅表现为经济层面的“贸易战”，也不仅表现为模式层面的“新冷战”，还表现为精神层面的“文明的冲突”，中国无疑将因此面临最严峻、最深层次的挑战。
　　这使得中美贸易战完全不同于美国当前与其盟国的贸易战，也不同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
　　2018年6月25日，适逢提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的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诞辰100周年。
　　遗憾的是，全中国竟人无一个会议来纪念他。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掀开了中国历史的一角，全景地展现了一个庞大帝国在百年中由于经济模式转型失败和始终无法突破制度桎梏而带来的类似于“锁定死亡”的后果。
　　也让人想到，中国的传统文明到这个时期，已然沦为一架高速坠落的电梯。
　　这个时侯，无论昏君明君，无论清官贪官，无论朝野，无论西东，无论善恶、人的区别以及人的努力都变成微不足道了，中国已注定将自由落体在大溃败的历史轨道上。
　　中国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抛开这架失败的电梯，另辟新径，突破传统文明的陷阱（黄炎培称跳出“历史周期律”、唐德刚称“历史三峡”、潘知常称突破“塔西佗陷阱”、《河殇》称从“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迈向向新的现代文明。
　　其路径，黄仁宇先生指出就是“中西文明融合”，黄先生称中西文明融合是中国最大的事。
　　黄仁宇先生在其自传体书中写道：
　　“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合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难道我们所称的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吗？从文艺复兴已降的西方文明，难道没有吸引东方文明的合理因子吗？西方大哲伏尔泰被称“欧洲的孔子”是什么意味？编者加）
　　黄仁宇先生的话很清楚，就是中国从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这个工程实在太大了，每个历史人物都难以完成，因此，都难免陷于局部失败。
　　今天的中国，在经历无数失败后，终于走到了成功的前沿。
　　但改革开放、文明转型依然艰难，中美贸易战之发生，某种程度也与中国改革开放缺乏实质突破甚至还有倒退不无关系。
　　值此“历史三峡”闯关之时，形势逼人，内忧外患，我们能闯过去吗？
　　中美相争，世界震荡；
　　中美携手，世界之福。
　　而中国如何走接下来的路，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中美关系，还关乎全世界。
　　重建中美互信，中美文明携手，共同对抗野蛮，中国可望和平崛起，中华民族将因此兴盛百年、千年！
　　中国需要创新，创新需要文化和文明的土壤。
　　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谢宇说得好，科学的精髓在创新，中国现在有钱、有人才，但缺乏创新的文化土壤，文化环境压抑了创造力。
　　文明的核心是信仰，法治、自由、契约精神等。
　　胡星斗教授指出，芯片不但涉及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创新体制，还因国家没有信仰，只崇尚权力和金钱，没有契约精神和诚信概念；在一个盛行自我吹嘘、同时人们说话都胆颤心惊的地方，要在芯片方面自主创新不现实。
　　刘亚洲上将最近指出：“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绝不仅靠军事和经济力量，而取决于文明形式。”
　　他放言：“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最高层则再次提到“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如何跨越“万历十五年”的宿命，赢得历史大变局呢？
　　显然，中国一方面要做好短期各种应对，以战应战或以战促和；
　　一方面要致力于中美双方重建战略互信；
　　而最重要的是中国要清楚自己“逼人的使命”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不忘使命、不忘初心，全力促进中西文明融合，升级操作系统，建构现代文明。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兵家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当心（赵藩）”，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
　　亨廷顿则在《文明的冲突》中文版序中说：“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
　　其实，在本质上，“文明”和“文明”是不会冲突的，文明与野蛮才会冲突，文明与文明之间相合的可能性远大于相争的可能性。
　　美国是现代文明的典范，中国和美国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希望，就是在现代文明的平台上，在对文明更高追求上，形成“文明的对话”，继而形成“文明的携手”，“文明的共治”。
　　这将是中美贸易战坏事变好事，触发中国变革与进步，继而带给中华文明以及全世界的最大希望！
　　中国需认清形势的严峻性，清醒反思，尽快走出战略迷雾，作出正确的战略应对，锐意改革开放，以赢得“天时”、赢得未来，不负历史和未来。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曾任国家经贸委研究中心、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大学-世界银行研究员、地产商。

来源时间：2018/7/24   发布时间：2018/7/11

旧文章ID：16616

作者：吴正龙  来源：环球网

　　导读：
　　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印太战略”能走多远，是否会达到预定的目标？仔细审视美国的“印太战略”不难发现，设想很美好，但现实很无情，前行的路上障碍重重。
　　上月，美国防长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以下简称“香会”）上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全面阐述了美国“印太战略”。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后，政府高层从鼓吹以“印太”取代“亚太”，到提出“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愿景”，到发表《国家安全战略》阐述当前印太地区不同“世界秩序之间的地缘竞争”，马蒂斯演讲标志美国“印太战略”正式落地。
　　美国“印太战略”包涵四个方面内容：加大海上安全；强化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军事合作；加强法治、公民社会和透明治理；提倡市场引领的经济发展。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目标，是要在该地区采取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削弱中国影响力，以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从根本上来说，美国“印太战略”与“亚太再平衡”一脉相承，前者是后者的延续和升级，企图在更大的范围内遏制和堵截中国发展的势头。
　　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印太战略”能走多远，是否会达到预定的目标？仔细审视美国的“印太战略”不难发现，设想很美好，但现实很无情，前行的路上障碍重重。
　　首先，核心队伍心不齐。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四个核心国家中，日、澳、印与美不是一条心，各有各的利益诉求，很难拧成一股绳，实现美国遏华抑华的目标。
　　作为日本外交的六大支柱之一，日本“印太战略”侧重于经济合作，意在通过自由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促进亚洲、中东和非洲的互联互通，强调“基于规则的秩序”和“对国际法的尊重”。此外，还包括配合美国，对朝鲜半岛事务和中国南海问题施加影响与干涉。针对中国的一面不言而喻。然而，由于美国政府推行“美国优先”，美日关系出现龃龉。今年初日本调整其“逢中必反”的对华政策，提出要将其“印太战略”与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联系起来并加以推进，改变该战略牵制中国的目的，而使其成为中日两国新的合作基石。
　　澳大利亚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大洋之间，从吉拉德以来历届澳政府都认同“印太”概念，并将其上升到战略高度的层面，出现在从2013年以来的所有国防和外交白皮书中。从一定意义上说，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就是澳方的“印太战略”，带有强烈的两面性：一面“致力于同中国发展强大和建设性的关系”，一面又渲染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呼吁美国维持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在中美之间搞平衡是澳大利亚外交的最大公约数。对于美国“印太战略”，澳方的做法是在拥抱的同时，又强调“解决全球性挑战离不开中国作用”。尽管出于讨好美国或者国内党派斗争的需要，澳方不时出现一些“奇葩”的涉华言论和做法，但是搞坏对华关系并不符合澳大利亚的根本利益，澳方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行动空间有限。
　　印度总理莫迪在“香会”发表主旨演讲，强调“印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战略概念。他说，“印度不把印太地区视为一个战略、一个排他性的俱乐部或者一个寻求主导权的集团。我们也绝不会认为它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显然，莫迪讲话与美国“印太战略”并不合拍。印度不可能被美国“收编”，成为其“马前卒”，印度仍将继续维护其“战略自主”政策，游走于大国之间，从各方得到好处。以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武汉会晤为标志，印度政府调整了前一阶段与中国对抗的做法，两国关系重新走上合作友好的道路。
　　此外，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缺少抓手。尽管马蒂斯讲话中屡屡提及南海军事化，但是南海争端声索国家对此集体“失声”。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以南海争端为抓手，挑拨离间，导致地区紧张局势高烧不退。而现如今，南海地区形势已明显降温趋稳，并呈现积极发展的态势，有关各方回归通过谈判磋商解决争议的正轨。美国积极拉拢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参与“印太战略”，但应者了了。有意思的是，美日澳印都强调要发挥东盟的中心作用，但东盟对美国“印太战略”却三缄其口，关键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公信力和领导力下降，有关各方意见不一，对美国“印太战略”很难形成一致看法。
　　更重要的是，“美国优先”增加了美“印太战略”实行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执政的主基调是，在“美国优先”原则下，聚焦美国遭受不公正待遇，被别国占了便宜，要大幅度提升盟国军费份额；不分亲疏征收高额关税；就伊核问题和采购俄制武器实施“二级制裁”等。“美国优先”不但令世界很受伤，也让印太盟国和伙伴国忧心忡忡。这从根本上搅乱了美国“印太战略”部署，使其陷入了起步难的困境。
　　综上所述，美国“印太战略”前景暗淡，改变不了印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但对于美国在本地区扩军备战，必须保持警惕并有所准备。

来源时间：2018/7/23   发布时间：2018/7/20

旧文章ID：16627

作者：任泽平  来源：泽平宏观

导读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纵观近现代科技史与经济史，16-18世纪，英国首先凭借牛顿的经典力学理论与瓦特的蒸汽机发明成为世界科技中心；而后随着西门子发明发电机、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普朗克奠定量子力学，德国一举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头号科技强国；二战前后，爱因斯坦移民美国、1945年世界上首颗原子弹在美国爆炸、1947年贝尔实验室的肖克利研究小组成功研制出晶体管，美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并保持至今。

科技是历史的杠杆。从日不落帝国到美元霸权，从机械革命到信息革命，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与工业革命，不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无一不是依靠抓住某次关键的产业革命机遇而成功崛起，最终成为世界的科技与经济中心。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也被称为“汤浅现象”。日本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朝提出当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量占世界科学成果总量的25%，就可以称之为世界科学中心，并依此将历史上的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分为5个阶段：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之后），平均维持时间为80年。按照这一总结预测，2000年前后美国的世界科技中心地位将受到新兴势力的挑战，这一角色正是中国。

美国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这一威胁。此次中美贸易战，实质是美国打着贸易的旗号试图对“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进行打压与遏制。那么，中国科技实力在过去几十年中到底取得了怎样的发展？美国为何对中国的科技进步如此警惕？中美两国目前在全球科技版图中的地位和优劣究竟如何？

目录

1   全球视角之一：研发经费与人力投入

2   全球视角之二：高等教育

3   全球视角之三：论文与期刊发表

4   全球视角之四：发明专利

5   全球视角之五：经济活动

5.1  高科技领域的国际贸易活动

5.2  风险投资活动

正文

1 全球视角之一：研发经费与人力投入

当今世界的前沿科技研究，越来越离不开科研基础设施与高端精密设备的大量投入，以物理学研究为例，如果没有造价近3亿美元的LIGO（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2016年引力波的成功探测也就成了“无米之炊”。国家在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是科研成果的前提保证。

2016年美国R&D国内支出达到5103亿美元，位于世界第一；中国R&D国内支出达到2378亿美元，位于第二，但不及美国的一半；其次为日本、德国、韩国等。2000年至2016年，中国R&D国内支出增长超过20倍，年均复合增速达到21.3%，同期美国R&D国内支出增长不到2倍，年均复合增速仅为4.1%。按照2010年以来中美R&D国内支出的复合增速测算，到2024年前后中国在研发的整体资金投入就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从研发强度（R&D支出/GDP）来看，2016年R&D支出排名靠前国家的研发强度普遍维持在3%左右，其中韩国（4.24%）、日本（3.14%）、德国（2.94%）、美国（2.74%）处于前列。中国2016年研发强度达到2.12%，相较于2000年0.89%的强度水平明显提升，目前已经接近法国（2.25%）并且超过英国（1.69%）等发达国家，但距离美日德韩等国仍有一定差距。

从R&D支出的投向结构来看，中国目前的R&D活动主要侧重于试验发展（Experimental Development）阶段（2015年占比达到84%），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和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投入比例合计仅16%。而美国则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相对投入更多资源，合计占比达到36%。尤其在联邦政府层面，除了国防部外其他部门（包括能源部、NASA等）基本以资助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主，即使国防部资助的试验发展也是以先进技术与重要系统开发为导向，并且孕育了ARPANET（阿帕网，因特网的前身）、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重要发明。

除了研发经费的支持，各类科研成果离不开一支强大的工程师与科学家队伍。2014年自然科学与工程学学士学位获得人数排名靠前的国家与地区分别为中国（145万）、欧盟8国（57万）、美国（38万）、日本（12万）、韩国（11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而博士学位获得人数的国家与地区排名为欧盟8国（4.92万）、中国（3.18万）、美国（2.98万）、日本（0.59万）、韩国（0.55万）。可见在高学历人才供给方面，相对欧美来说中国并没有显著的人数优势。

从科学与技术领域全职研究人员数量来看，2015年排名分别为中国（162万）、美国（138万）、日本（66万）、德国（38万）、韩国（36万）。尽管在总量上已经超过美国，中国每千人劳动力中研究人员比重仅2.02，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

2 全球视角之二：高等教育

古人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古代教育机构最主要的理念在于“培养人”，侧重于精神层面的提升。近代以来，大学的研究职能与社会服务职能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崛起为代表，大学实际上成为人类科技创新的桥头堡。

当前国际四大权威的大学排名（QS/US News/THE/ARWU）中，THE（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和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更偏重教学与研究能力。2017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前100榜单中，美国大学占到43所，其次为英国12所、德国10所，中国共5所上榜。其中排名前10的大学基本都来自美国和英国，中国排名最靠前的清华北大仍在20名开外。2011年以来，美国前100名大学数量有所下降，但仍占到总数的近一半；中国前100名大学数量略有提升，但相比美国差距较大。

另一份更加注重科研与学术的ARWU榜单中，2017年排名前100大学美国仍然以48所占到近一半，中国仅清华北大两所上榜。榜单排名前10的大学中，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大学占据了8位，而清华北大则排到了40名之外。

3 全球视角之三：论文与期刊发表

论文是基础研究成果的精华，最顶尖的论文往往能够改变甚至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例如图灵在《论数字计算在决断难题中的应用》中首次提出“图灵机”的设想并由此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础；香农的《通信的数学原理》直接创建了信息论并成为现代通信技术的基石。因此，高质量的论文实质上代表了对人类知识边界的探索能力，更代表国家在基础科研领域的实力。

从科学与工程（S&E）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来看，2016年排名靠前的国家或地区分别为欧盟（61.4万）、中国（42.6万）、美国（40.9万）、印度（11万）、日本（9.7万），中国首次在数量上超过美国。当然，论文的质量比数量更加重要。2016年科学与工程领域发表的引用率位于前1%的高质量论文中，美国相对比例指数为1.9、欧盟为1.28、中国为1.01，中国近几年高引用率论文的比例有所提升，但相对美国、欧盟来说差距仍然不小。（注：相对比例指数=某国前1%引用率论文数量/论文总数）

能否发表于顶级刊物是检验论文质量的另一有力证据。为了衡量基础科研产出，《自然》的发行者自然出版集团挑选了82本自然科学领域的顶级期刊（数量不到总体的1%但引用率占总引文数30%），并基于文章合作者的情况计算出了自然指数，考虑文章作者的所属国家与机构情况后得到的自然指数称之为分数计数（FC）。从2017年各国分数计数FC的排名来看，美国（19579）超出第二名中国（9088）两倍多，其次为德国（4363）、英国（3608）、日本（3053）。与S&E论文指标得出的结论类似，中国近年来在基础科研领域的进步较快，但距离美国仍有较大差距。

诺贝尔奖是对最顶尖基础科研成果的肯定。从各国诺贝尔奖的获得情况来看，二战前德国、英国、美国处于第一方阵，二战后美国实力大幅提升，不论在物理、化学及医学领域，美国的获奖数量都占到全球总数的半壁江山。而中国目前除了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外，在物理学与化学领域尚未实现零的突破。

4 全球视角之四：发明专利

专利可以分为发明专利（patent for invention）、实用新型专利（utility model）、外观设计专利（industrial design）。其中，发明专利最能代表科技创新水平，并在全球范围内都被认作是衡量创新行为的有用指标。美国专利密集度居前的几大行业——计算机、通信设备、半导体均是典型的高科技行业，美国无线通信巨头高通更是凭借在CDMA领域的研发布局在3G/4G时代大发横财，高通依靠核心专利授权收取的费用甚至被称为“高通税”。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截止2016年底全球共有972万件有效发明专利，其中保有量排名前五分别为日本（266万）、美国（219万）、中国（124万）、韩国（95万）、德国（60万）。从增量角度，2016年各国发明专利申请量排名分别为中国（126万）、美国（52万）、日本（46万）、韩国（23万）、德国（18万），而专利授权量排名分别为中国（32万）、日本（29万）、美国（28万）、韩国（12万）、德国（10万）。中国近年来在专利方面发力明显，在申请数量上已经大幅超越美国、日本，授权数量略超美、日，在专利的授权率与实际转化方面中国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从2013-2015年主要国家已公示专利申请（published patent applications）的行业分布情况来看，美国和日本在通信、计算机技术与半导体领域布局了大量专利，其中美国（18.82万）、日本（16.71万）接近中国的两倍（9.58万）。日本在机床、发动机、机械零件、光学以及测量等领域布局的专利数量显著多于美国和中国；美国除了在ICT领域布局了大量专利，在生物技术、医学技术与药物领域更是一枝独秀，公示阶段专利申请数量超过日本与中国之和；相对来说，中国在基础材料化学、精细材料化学、食品化学等领域布局更多。（注：专利申请18个月后进入公示阶段，通过实质审查后才会被授予专利）

5.1 高科技领域的国际贸易活动

高科技领域的国际贸易活动可以从一定程度反映一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相对位置与实力。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方法（SITC）四位数分组标准下，当前国际贸易金额较大的高科技商品包括集成电路、通讯设备、飞机与航天器等。

电子集成电路领域，2016年中国是最大的净进口国（出口608.8亿美元、进口2269.3亿美元），目前电子集成电路已经超过原油成为中国进口金额最大的商品。韩国净出口221.9亿美元（出口520.6亿美元、进口298.6亿美元），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美国、日本则保持小额顺差，德国基本持平。值得一提的是商品贸易并不能反映产业竞争力的全貌，对于集成电路这类高科技行业，上游的专利授权等高附加值活动属于服务贸易并不包含在商品进出口数据中，因此结合更具体的价值链构成进行分析是必要的，对于集成电路产业的国际比较我们将在第二章作进一步探讨。

通信设备领域，2016年中国是最大的净出口国（出口2013.6亿美元，进口459亿美元），除了韩国保持小幅顺差外，美国、日本、德国均存在逆差。中国在通信设备领域的顺差金额基本与在集成电路领域的逆差金额接近，作为全球电子设备产业链的“组装工厂”，中国每年看似出口金额巨大，实际上由于核心的集成电路大量依赖进口，利润十分单薄。尽管美国在通讯设备领域存在巨额逆差，但是以移动通讯设备领域为例，单单一家苹果每年的净利润就超过其余所有手机厂商之和。中国在通讯设备领域的贸易顺差难掩不均衡的产业链利润分配。

飞机、航天器及相关设备领域，2016年美国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出口1347亿美元、进口310亿美元），传统工业强国德国也存在较大顺差（出口444亿美元、进口197亿美元）。中国在此领域存在较大逆差（出口34亿美元、进口228亿美元）。相比于2010年，2016年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逆差金额接近增长一倍，美国的顺差同时大幅增加。航空航天及集成电路已经成为中国迈向科技强国急需提升的技术领域。

风险投资（VC）是初创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之一，风险投资的活跃程度可以侧面反映新经济的活力。风险投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种子期、早期与后期。根据PitchBook的统计，2016年全球种子期VC规模达58亿美元、早期与后期规模总计达1250亿美元。

2016年全球种子期VC规模中，美国达33亿美元、占比超过一半，欧盟（9亿美元）和以色列（7亿美元）其次。美国种子轮VC投向的新兴领域中，机器人与无人机、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受到热捧，从绝对金额来看，人工智能成为当下VC最看好的方向。

2016全球早期与后期VC规模中，美国达650亿美元仍然占到一半份额，其次为中国（340亿美元）、欧盟（110亿美元）。中国早期与后期VC活动显然比种子期VC活动更加活跃，近几年来规模由2013年30亿美元快速上升至2016年340亿美元，发展速度也远超过其他国家。总体来看，美国和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新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

来源时间：2018/7/23   发布时间：201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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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来源：中美聚焦

　　尽管人们预言贸易战不会轻易开打，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似乎愿意履行他的竞选承诺，并着手实施“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政策。这种做法全然不顾美国企业和金融精英们的忠告，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特朗普扩大贸易冲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他最后的游戏终局？他究竟是在为重建全球贸易体系而进行一场大的讨价还价，还是仅仅为了保护主义而保护主义？
　　专家和分析人士对特朗普的动机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解释都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会在更完整地描绘特朗普的国际经济战略成因方面有所重叠。
　　第一种最常见的解释就是，特朗普是个“生意人”。为了提高谈判地位，特朗普喜欢虚张声势，用惩罚性贸易措施来加大赌注。但最终他是雷声大雨点小，一旦真出现经济麻烦，身为商人和实用主义者的特朗普就会寻求达成互利贸易协议，或者给对方一些甜头，以便减轻全面经济战爆发的威胁。
　　金融市场和经济精英们最喜欢这个理由。特朗普交易和多变的特性，见风使舵和不惜自相矛盾的本事，也肯定支撑了这样的观点。然而，随着威胁和报复措施不断升级，很多人又有了第二种想法，那就是总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第二种常见的解释是，特朗普在迎合他的基础选民。2016年竞选期间，特朗普作为“精明的政客”正确地觉察到贸易是一个团结选民的重大问题。新的民调显示，这些选民仍然在支持总统，哪怕针锋相对的贸易措施会带来经济麻烦——最明显的就是心脏地带的农业利益。
　　根据这种观点，特朗普对竞选期间所说的一切都言而有信，而且到目前为止，金融市场和消费者信心并没有实质性被削弱，所以他的基础选民都还与他站在一道。根据最近《华盛顿邮报》与沙尔学院合作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虽然多数人不赞成特朗普对国际贸易问题的处理，但他在最有可能受到报复性关税打击的15个州里仍有57%的支持率。
　　第三种解释比较有恶意，基本上是由那些批评特朗普最狠的人提出来的。它认为，特朗普是一位传统的“裙带资本家”。这位美国总统通过利用惩罚性关税，激怒商界和国际贸易伙伴，而这种不确定性加大了总统的自由裁量权，并迫使公司CEO和各国领导人迎合他的怪念头，从而使他得以借机进一步做大自己家族的生意。
　　这种解释的出现是由于5月中旬有消息爆出来说，一个特朗普有直接经济利益的重要房地产开发项目获得了一家中国国有银行的支持。这个在印尼的所谓“丽都城（Lido City）”项目，得到中国中冶集团5亿美元的有担保贷款。不过，也许是为了证明他的批评者是错的，特朗普在7月份仍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如今更威胁要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一场全面的贸易战。
　　第四种解释完全是诅咒：特朗普患有心理疾病，包括极度自恋。所以他彻底被欲望吞噬，总想成为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而贸易战就是博取新闻头条的好办法。然而，对特朗普是自我陶醉地“作秀”的解释，却不能说明为什么他始终如此执迷于保护主义政策。除了这一切有可能是一个自恋狂为经济浩劫而制造经济浩劫，它没有提供任何启示来说明这场游戏的终局会是什么样子。
　　最后的第五种解释也最不常见。这种解释与把特朗普看成“交易者”和商人的第一种解释截然相反。它认为，特朗普是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有一套固定的意识形态棱镜，并透过这个棱镜来了解世界。对这个棱镜的最佳描述就是“新孤立主义”，虽然其中也包括对其他意识形态以及浓重的经济重商主义的承袭。
　　正因为特朗普已经在纽约打造出一个成功的房地产企业，并且撰写过《交易的艺术》一书，所以，很少有人认真看待他那些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表态。但特朗普有十分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这种立场在美国历史上曾经产生深深的共鸣，而且在共和党特别是茶党一派，其门第正日渐壮大。
　　新孤立主义不相信一切国际参与，特别是任何单一国家都不能轻易推翻的具有明确规则和规范的多边协议。经济上，它追求经济高度的自给自足，并保护钢铁和铝这类国内主要产业。当前，这种理论还意味着要齐心协力巩固美国在全球的技术领先地位。
　　依照其逻辑结论，这种愿景将导致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重演：美国在各行各业都会变得自给自足，同时出口剩余商品，如农产品和全球需求强劲的高科技投入品。最终，这些政策将从根本上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甚至可能对全球其他国家产生贸易盈余。
　　即便经济上变得更加自给自足有可能导致经济混乱，但终究是值得的。美国仍是最大和最有创新性的经济体，因此应该有足够能力推动这种转变。对关键的进口工业品和消费品采取保护手段，尤其这些进口品来自中国这样的潜在竞争对手，就可以把美国重新打造成世界最强大、最自立的经济体。
　　由于新孤立主义意识形态有其固有的内在逻辑，因此它的决策可以无视直接的经济影响和意外后果。作为“意识形态主义者”的特朗普会迫使观察人士严肃看待他退出WTO和颠覆全球国际贸易规则的威胁。
　　虽然没有什么人认真考虑上述可能，但它一定程度上还是引起观察人士的注意，因为特朗普正在实施近乎一切的、乃至被官方复审的贸易保护措施。绝对并且确实可能的情况就是，特朗普有的时候会是“交易者”和“精明的政客”，其他时候则喜欢“作秀”和扮演“意识形态主义者”。
　　虽然动机并不明晰，但我们现在知道，在关税问题上特朗普绝不仅仅是虚张声势。他看上去非常乐于继续给经济制造巨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保护主义政策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多少是出自关税的实施（很多关税尚未生效），而更多是出自商业未知因素的增加所带来的混乱。而一旦爆发全面的贸易战，意外后果还可能成倍增加。
　　作为一个人，特朗普与其他人一样是多面的，对于他的意识形态倾向，人们有必要严肃对待。它迫使我们接受这样一种前景，即他愿意为了基于新孤立主义和新重商主义的“美国优先”这一明确的原则而牺牲美国的经济。

来源时间：2018/7/23   发布时间：2018/7/19

旧文章ID：16623

作者：FARHAD MANJOO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美中贸易战的核心存在着一个深刻而令人不安的问题：由谁来控制将在未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技术？
　　这些进步可能改变我们的全部生活与工作方式。其他一些实体，例如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是否应该在它们的起始阶段做一些投入？
　　我有个疯狂的想法。美国可以为全球科技产业的另一个愿景制定计划，并为其提供资金。如果这样一个计划被认真执行，它还可以刺激更广泛的科技竞争，得到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也许在未来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一整套新公司，而不仅仅是你熟悉的那些巨头。
　　这听起来很不美国吗？就应该这样。不久前，当美国人在先进科技领域面临被其他国家超过的可能性时，联邦政府介入其中，动用了几乎是无限的资源来刺激创造大量新兴产业。
　　由于政府资助，我们有了核工业、太空计划、航空业和互联网，它们最初是由国防部赞助的。从电池到GPS，智能手机中的几乎每个关键部件都是基于最早由美国政府进行的研究。毫不保守地说，无论好坏，是美国政府发明了现代世界。
　　但在今天的美国，风险资本家和跨国公司领导着未来技术的发展，并且还将拥有这些技术。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扮演美国曾经扮演的角色。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推出了一系列积极的计划，希望在它认为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技术领域内获得主导地位。
　　其中一个项目《中国制造2025》绘制了中国成为先进制造业（机器人、飞机和机床等）世界领导者的蓝图。另一项计划要求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优势。基于类似的举措，中国人已经看到了巨大的胜利前景。美国人发明了现代太阳能产业，但由于中国政府的干预，中国的太阳能产业目前已在世界领先。它的高铁系统也是如此。
　　特朗普政府反对中国的技术愿景。它以中国政府对科技的支持为理由，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但它的反对只能令这种脱节更加显而易见。如果美国担心中国人会赢得未来，因为他们实际上是靠花钱赢得未来，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
　　“我们并没有把中国的崛起作为一种激励的呐喊，要求美国对科技进行更多投入，这是在浪费机会，”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研究中国政治和商业的经济学家黄亚生说。他认为，为了应对《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计划，美国应该像1957年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时候那样，大量增加政府在科学方面的开支，而不是通过征收关税。
　　你可能会说现代世界与苏联人造卫星的时代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今天，我们有充满活力的科技产业。亚马逊、苹果、谷歌、Facebook、微软和许多风险投资家已经为未来投入巨资。政府为什么要介入？
　　但这是一个短视的观点。黄亚生指出，成熟的科技产业主要是为最能直接应用的技术提供资金。“生命科学和软件行业获得了大量资金，”他说。
　　更多没有任何明显收益的投机性技术则不是那么走运。“其他所有领域都资金不足，”黄亚生说，他指出，自197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占整体经济的百分比一直下降。
　　但是除了简单地投入更多资金之外，我们应该为了另一个理由，推动美国政府创造一种中国主导科技领域之外的愿景：这种方式能够发展更容易为人们所享用的科技产业。
　　如今，科技产业的一个巨大问题是分配收益的方式不平等。技术进步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大部分资金只流向聚集在西海岸两个城市里的少数人。现在，我们突然意识到科技巨头对政治、新闻、我们的心理以及民主的其他基本方面拥有何其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些人在崛起过程中能否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挑战，这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
　　政府支出也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当政府创造技术时，其收益往往会得到广泛传播。互联网成为如今这样的开放系统，是因为它是由政府资助的，而不是像AT＆T这样的私人电信巨头。任何人都可以使用GPS卫星系统，这是由于纳税人为此付费。我们未来发明的大部分东西也可以是这样。如果美国政府决心为未来做好准备，而不是坐在场外，任凭未来在眼前溜走，那么它应该刺激一种去中心的、开放的技术基础设施的发展，当初正是这种做法促进了今天的奇迹。
　　这不仅关乎技术的享用，也关乎技术的作用。许多将主导未来的技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生活。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可以重塑劳动力市场以及美国人的工作方式。能源技术可能会改变你的城市。然而，我们目前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为这些变化做好准备。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18/7/20   发布时间：2018/7/19

旧文章ID：16614

作者：赫皋  来源：侠客岛

　　国际局势愈发扑朔迷离，美国与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争端，北约峰会中分歧不断，特朗普与普京在芬兰会面……但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中美欧大三边关系的此消彼长。
　　中美贸易战面临全面升级的风险，美欧在多个领域龃龉不断。这个档口，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一同来了中国，参加16日在京举办的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对阴谋论研究有道的外媒们可算捕捉到了一个大新闻——中国这是要联欧抗美？
　　7月16日，李克强同图斯克、容克共同主持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夹缝中
　　先来看看美欧关系的现状。
　　目前，美国在经贸、安全、全球治理等议题上处处与欧盟作对，欧盟残留的期望逐渐消失。但可怜的欧盟无法与美国彻底撕破脸皮，也只能嘴皮上动动功夫。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制裁相关的欧洲企业，部分欧洲企业（如法国道达尔）立马向美国举白旗，这说明欧洲仍受制于美国。
　　然而，欧盟又梦想着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行为体，所以，现在的欧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努力拓展战略空间。欧盟主席容克2014年刚上台时就指出，欧盟不再寻求扩大，但今年3月，容克又表示西巴尔干国家应在欧盟有一席之地。
　　更需要注意的是，欧盟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区域性贸易组织，2017年，欧盟出口总额为5.226万亿欧元，其中3.347万亿欧元是欧盟内部贸易。此外，欧盟更建立了庞大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网络，通过自由贸易协定与各大洲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来补充欧盟在WTO多边框架下的经贸活动。欧盟贸易政策多线铺开，开展了越来越多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
　　但是，尽管欧盟一直努力掌握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领导权，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战略”打破了欧盟的“小确幸”，使得欧盟试图主导全球多边贸易规则的努力破灭。
　　向东看
　　那咋办？
　　欧盟的选择是，转向东方，转向亚洲，因为东亚和东南亚有22.25亿人口的市场。本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欧三边正往中欧双边倾斜。中欧领导人会晤明确了经贸合作的路线图，努力为此前的分歧找到解决途径。
　　与第十七次会晤的联合声明相比，第二十次联合声明中指出：《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是中欧双方最优先的事务，有利于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谈判将在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中欧建立世贸组织改革副部级联合工作组；中欧将向循环经济转型作为合作重点；亚欧会议的重要性得到凸显，中欧继续携手推动亚欧会议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大支柱合作。
　　中欧之道
　　从目前来看，中国仍需借力欧盟。尤其是面对美国挑起的经贸战，中国和欧盟都表达了一道坚定维护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与时俱进完善世贸组织的共识。中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进口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贸易出口对象国，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商，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16.5%，两方的经贸体量肯定是很好的合作基础。
　　但会不会是外媒说的联中抗美，或者中国联欧抗美？可能还不是这么容易。
　　欧洲不依赖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在向中国靠拢。欧洲现在的策略是广撒网，各个突破。欧盟已在中国周边全面布局，如2015年12月，欧盟与韩国自由贸易协定全面生效，欧盟与印度、越南、东盟等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正在谈判进程中。
　　17日，欧盟也与日本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贸易贸易协定，欧盟取消日本99%进口商品的关税，日本取消94%欧盟进口商品关税。此举也被外界解读为欧盟和日本联手对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对中国来说，和欧盟的关系尚没法达到欧日之间的程度。中欧合作的力度，有中欧观念认知变化、欧洲内部局势变化的因素，更与美国政策变化及国际局势变化密切相关。另外还需注意的是，中欧双方的政治体制、发展阶段、双方的认知、双方的利益考量存在诸多不同，欧洲内部依然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民粹主义浪潮还可能会影响到中欧合作以及中国在欧盟的布局。
　　虽然中美欧三方中的任何两方走近都会使第三方紧张，“联A抗B”的思路只是理论上完美。中国必须认识到，美欧的共性大于中欧的共性，美国对欧盟态度的扭转，很可能会使欧盟重新回到美国怀抱。这就是我们说对中欧关系“谨慎乐观”的根本缘由。

来源时间：2018/7/20   发布时间：201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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