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

　　日本《读卖新闻》7月12日发表文章称，如果以首字母概括特朗普总统的重大政策要点，那就是“ISRAEL”：敌视伊朗（Iran）、强化与沙特的关系（Saudi Arabia）、采取与奥巴马前政府截然相反的行动（Reversal）、以推销美制武器为目标（Arms）、积极介入（Engage）但又恣意妄为以我为主（Linchpin）。
　　文章称，这是一位阿拉伯评论家的观点，且不说严密与否，至少这个与美国的盟国以色列同名的政策还是把美以一体化趋势具象化了。“ISRAEL”除了单纯的谐音之外，还作为解读特朗普虚虚实实的中东战略本质的关键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Iran，伊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曾是推动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关键人物，但战争的结果却是促使受伊朗援助的什叶派武装组织日益活跃，并助长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虽然特朗普退出了对伊朗核活动加以约束的国际共识，但是他并没有阻止从波斯湾到地中海蔓延的什叶派扩张主义的战略愿景。
　　文章称，特朗普的目标不是让巴沙尔下台，而是歼灭“伊斯兰国”，因为这更容易被美国选民理解。这也使得他与强调铲除伊朗及其盟友巴沙尔的威胁的博尔顿之间分歧明显。
　　Saudi Arabia，沙特。这个国家与伊朗断交，在与伊朗正面对决方面比以色列还要激烈。沙特和以色列曾经希望当时的美国小布什政府攻打伊朗，而不是伊拉克。无论如何，沙特和以色列两国走近总是特朗普所乐见的。
　　“ISRAEL”中的“R”，指的是特朗普总统采取的逢奥巴马必反的态度。不容忽视的是，试图推翻奥巴马外交遗产的特朗普所采取的手法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报复，而是政治性的，甚至是战略性的。
　　文章指出，奥巴马因为拒绝了以色列和沙特放弃签署伊核协议的要求，导致美国与两国关系短暂紧张。但是特朗普反过来接受了两国的反伊朗政策，将其作为美国中东战略的有力补充加以利用。
　　Arms，武器，也可以说是傲慢（Arrogance）。特朗普作为军工利益集团代言人，对于美制武器大客户名单上排名靠前的沙特不敢怠慢。2017年，仅沙特一国就从美国采购了价值1000亿美元以上的军火。无论从质还是量上，这都给沙特在对抗伊朗方面增强了自信。
　　此外，特朗普政府对于使馆搬迁导致加沙地区60多人死亡的抗议示威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终极”傲慢。
　　Engage，介入。在“美国优先”的一边倒政策下，动不动就说要摆脱中东问题的特朗普似乎也陷入了孤立。但是，只要让巴勒斯坦人单方面接受以色列主张的交易还在推进，这无疑就是一种明确的“介入”。
　　此外，只要美国对伊朗再次强化制裁，并对与伊朗存在商业往来的欧洲、俄罗斯企业乃至从伊朗进口石油的日本追加实施制裁，这种烦人的特朗普式中东介入政策就会继续下去。
　　恣意妄为以我为主（Linchpin）的结果就是“孤独（Loneliness）”。
　　文章称，特朗普应当警惕的是，在奉行“ISRAEL”政策的过程中避免陷入过度的“傲慢”和“孤独”。美国作为在世界范围内给自由主义订立规则的超级大国，“宽容”与“协调”才符合其身份。而特朗普所做的似乎是在否定一直以来形成美国力量的源泉。

来源时间：2018/7/20   发布时间：2018/7/21

旧文章ID：16610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三一方面乐观展望美国经济，宣称可能还会有一两个季度达到增速4%，一方面颠倒黑白，对中国无端发出了新的指责。他宣称是中国领导人阻止了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方案，球在中国一边，中方可以在一个下午就解决问题。
　　库德洛先生看来有些糊涂了，而且到了以为华盛顿可以支配外界的思想，他们说什么外界就信什么的程度。众所周知，中美举行了4轮谈判，而且5月19日双方已经达成协议，签了联合声明。但之后美方又变卦了，重新挥舞起贸易战大棒。中美谈判破裂的责任完全在美方，特朗普政府缺乏信义、出尔反尔已经在世界出了名。
　　现在美方既要打贸易战，又要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中国民间有一种不客气的比喻，叫做“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我们把这句俚语写在这里，供美方加以对照。
　　库德洛的意思是要让中国投降。双方的谈判只是摆样子，美方提出的所有要求，北京都要接受。美方在对中兴公司的处罚中表现出绝对权威，中兴接受罚款，改组董事会，今后的业务要向美方通报，华盛顿大概希望整个中国都采取中兴公司对美国的那种态度。
　　然而一家深度受制于美国的公司不是中国的缩影。中国有反制美国不公平做法的能力，也有这样做的意志，中国已经下定接受美国挑战的决心，而且做好了中美贸易战有可能延续“很多年”的思想准备。中国不会接受丧权辱国的停战条件。
　　库德洛宣扬美国经济形势如何如何好，在我们看来，这是白宫在给美国舆论打气。美国经济与自己比目前是不错，但是第一，美国经济上扬是有明显周期的，它现在处于复苏的惯性中，而且这个周期怎么算都离到头不远了。
　　第二，美国只有3亿人口，早已经历了工业化的深度开发，它的未来在于在全球大市场中赢得竞争，而中国是它潜在的最大市场。美国现在的经济增长只是高低起伏中间的阶段性上扬，是使劲拧毛巾才拧出的几滴水，一旦离开中国市场，美国经济不会有未来。
　　不错，中国已经形成的庞大市场规模和它取之不尽的潜力是我们的最大底气。中国现在一年的汽车、手机等销量就已远超美国，今后还将有更多产品在中国的销量把美国甩到后头。离开中国市场，美国很多大公司将从行业榜单的最上头被挤掉。
　　美方严重误判了中国的意志，也严重误判了美方打贸易战的所谓“优势”，更误判了世界的反应。华盛顿慢慢就会感觉到它恫吓中国与世界不成而陷入贸易战泥潭的尴尬。这场贸易战决不会送给特朗普总统一个巨大胜利使他名垂青史，它一定会作为一个特朗普总统的执政污点而被历史所记录。
　　贸易战刚刚开打，它目前的冲击还主要是心理上的，它带给各国经济的实际痛苦会慢慢展开，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很难全面预测。中国作为贸易战的被动承受者，全社会的心理准备相当多，但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够应对得了，这一信心在中国同样很充足。
　　中国将如何共度时艰，将怎样通过扩大国内市场来消化损失掉的对美出口，就不用华盛顿操心了。美方还是准备好好消化贸易战带给它的那部分痛苦吧。中国一定会把那部分该送给它的痛苦送给它。

来源时间：2018/7/20   发布时间：2018/7/20

旧文章ID：16607

作者：程诚等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据外交部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7月19日至24日访问非洲四国，并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增强，美国也在调整其对非经济政策在思想观念、具体政策和远景规划。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程诚认为，如今美国所实施的“电力非洲倡议”并广邀其他盟友参加的举措尤其值得高度重视，因为这一举措背后隐含着整合传统盟友，遏制新兴市场国家在非经济影响力的真实战略意图。本文另外两位作者范志毅系清华大学-霍普金斯大学联合项目硕士研究生、潘文悦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刊于《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年第3期。原标题为《"电力非洲倡议"与美国对非洲经济政策的调整》。

　　【2013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南非发布了"电力非洲倡议"，作为美国"非洲新战略"的经济核心。通过该倡议，美国明确宣告了将会大举支持本国企业进入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领域，攫取非洲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市场机会。该倡议突破了美国在对非外交中对于官方发展援助的高度依赖，还欢迎其他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加入。它的提出，一方面是希望扭转美国在非洲经济影响力不断下滑的趋势，通过增加私人投资来降低美国的非洲政策对于发展援助的高度依赖；另一方面，其看似"开放"的各项发展倡议的背后，却隐含着限制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在非洲经济影响力的战略意图。归结来说，"电力非洲"的出台，既是美国被动的应对事态，也是主动的调整政策。随着该倡议的立法化于2016年初完成，美国对非的经济政策也实现了重大调整。《电力非洲法案》与《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一起形成了美国对非经济政策的两大支柱，必将深刻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与非洲的经济与发展合作。】
　　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非洲的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全球前列，新兴市场国家与非洲各国的经贸往来也日趋密切，而美国在非洲的经济存在和影响力则呈现逐渐衰弱之势。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对非经济政策更是因为忽视非洲经济机会和应对中国在非洲的扩张不利而一直饱受到美国内商界、政界和学界的批评。总结各方面意见和批评之后，美国政府于2012年6月出台了首个《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在奥巴马政府第二届任期的伊始就对美国对非战略做出了明确的阐述。次年6月，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在南非开普敦提出了"电力非洲倡议"（Power Africa　Initiative）。该倡议旗帜鲜明地宣告了美国政府将会大力支持本国企业进入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领域，攫取非洲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市场机会，因而被认为是美国对非经济战略的核心。"电力非洲"作为倡议提出，本身具有尝试性的含义，但其作为对非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为美国带来了大量的实际收益，其良好前景得到了美国商业界、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大力支持。在四年的时间里，"电力非洲"获得了欧美企业和非洲伙伴国的大力支持，并且在美国国内建立了跨越党派的共识。2016年2月，"电力非洲倡议"通过美国参众两院批准，并获得总统签署，经由立法渠道从最初的倡议上升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法案。至此，《电力非洲法案》与《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一起组成了美国对非经济政策的两大支柱，美国的非洲政策至此也完成了新世纪的重大调整。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电力非洲倡议"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较多的疏漏和不足：国外专家受意识形态所限，多数仍停留在非洲电力发展中究竟应当侧重传统能源还是新能源的技术争论，而无视非洲能源供应产业可能遭遇"新殖民化"的潜在威胁；国内专家在媒体采访中，或者表示中美在非洲电力基建当中因技术不同而不会发生正面竞争，或者认为70亿美元的资金总量对于非洲电力基建来说是"杯水车薪"，因而低估其战略影响力。通过对其政策背景、筹资规划和现有进展等各方面的系统分析，本研究认为，"电力非洲倡议"突破了对官方发展援助的高度依赖，利用官方资金撬动私人资本投入，实现了筹资渠道的多元化。此外，在大力邀请其他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该倡议这一看似"开放"的举措背后，其实隐含着整合传统盟友，遏制新兴市场国家在非经济影响力的真实战略意图。"电力非洲倡议"的出台意味着美国对非经济政策在思想观念、具体政策和远景规划上都实现了重大调整。
　　一、"电力非洲倡议"之前的美国对非政策
　　1、美国对非洲发展援助的制度化
　　二战以后，发达国家为了在第三世界为本国产品争夺市场，纷纷将对新独立国家的官方援助与本国产品和服务相"捆绑"。1972年成立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所下辖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对援助的规范化和国际协调做出了规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种"援助贸易战"。但同时"官方发展援助"便利了发达国家通过为经济援助附加政治要求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非洲各国则沦落为高度依赖西方援助的受援国。多年来，西方援助占撒南非洲地区总公共支出的平均比例高达10%，占撒南非洲各国GDP的平均比例则达到13%。
　　凭借世界最大规模的双边援助额（2011年历史高峰约为90.75亿美元）以及对各主要国际发展机构的控制，美国在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起了制度化的"援助国-受援国关系"。这不仅是一种援助方面的身份区隔，更意味着作为援助国的美国可以将自己强大的影响力施诸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政府治理、民生改善、军事保护等各个领域，对于"不听话"国家的反对派、异见分子和非政府组织，美国甚至还会选择性地提供"民主援助"。这些以利他主义之名输送到非洲各国的官方援助，却成为了美国实现其非洲政策的主要工具。
　　然而，一定程度上被剥离了市场逐利属性的西方发展援助迅速异化。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盛行的"附加政治条件的发展援助"弊端凸显，至今仍是西方援助的主流；到了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统御下的西方援助对非洲经济基础设施和生产领域的长期漠视导致了多次严重的债务危机；九十年代，对非援助总额又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出现了显著下降。这些援助带来的结果就如《援助的死亡》一书中所描述的：六十多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下简称"撒南非洲"）获得了总额超过一万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全球各地区当中比例最高，却不仅"没有产生东亚地区（那样的）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形成了对西方援助的制度性依赖。"西方援助政策在非洲发展问题上的低效和失败是整体性的，这早已成为国际发展界的共识。对官方发展援助的依赖事实上表明，美国在二十一世纪之前仅仅将撒南非洲作为自己的原料产地和慈善秀场，从未重视过该地区的经济意义。苏联解体之后，非洲更是因失去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价值而彻底沦为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边缘地区。
　　2、美国对非洲影响力的衰落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非洲地区经济的发展，美国忽视该地区经济机会的后果逐渐显露。虽然美国在非洲政治、安全领域的影响力难以撼动，但是在经济方面，曾在非洲有着广阔势力范围、在地理位置上又更为靠近非洲的法国以其积极的投资政策和对非经济政策，逐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奠定了自己的优势地位，一度占据非洲市场份额高达21%，而同时期美国仅有7.7%。面对法国的竞争压力，美国在2000年通过了《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以下简称AGOA），随后又进行了两次再授权，以此为标志，克林顿总统开始了对非经济政策的调整。该法案以开放市场和降低关税为主，十年内将双方贸易额提高了近三倍。然而，在AGOA的影响下，美国对非投资基本集中于石化产业，对于非洲经济多样化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石油等矿产资源在美非贸易中比重大增。在"电力非洲倡议"出台之前，美国进口石油中有19%来自非洲，同时美国从非洲进口的天然气也从2000年的13万亿立方英尺增加至2007年的113万亿立方英尺。
　　911事件之后，美国在政治上加强了对撒南非洲的安全援助以遏制恐怖主义从中东地区南向扩散。在经济方面，小布什在第二次当选以后为了提升非洲对于美国的经济价值，选择以基础设施援助作为对非经济政策新工具，提出了"非洲基础设施计划"（African Infrastructure Plan，以下简称AIP）。该计划关注那些具有可行性却没有投入实际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先后投入援助资金约10亿美元，却最终因为私人企业参与度低和缺乏投资重点而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
　　21世纪初开始，美国在非洲的地位还遭遇了中国的冲击。中国的发展资金不仅填补了西方援助在基建领域留下的巨大真空，而且通过自然资源和基建能力的良性互动成就了双方的经济腾飞。非洲石油占中国石油总进口的比例在2005以后就一直维持在25%以上，中国也是非洲最大贸易伙伴、铜钴铂锰等矿产资源的最大进口国；非洲市场成为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亚洲以外最为重要的海外市场；统计数据显示，在2007年至2012年的这段时间内，中国投入撒南非洲的基建资金翻了三倍，约占非洲外部资金总量的一半；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也开始快速增长，2009-2012四年间以20.5%的年均增长率实现了投资流量由14.4亿美元向25.2亿美元的提升。到2014年，中非贸易额已达到222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连续六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基于中非良好的经贸关系，2014年李克强总理访问非盟时宣布，预计到2020年，中国与非洲的年度双边贸易额将达到4000亿美元，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将提高到1000亿美元。2016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了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作为未来中非经贸合作发展的重点。

　　图一"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地区）GDP增长同步程度：1990年到2013年"（GDP互动超过0.5相关性的国家比例，按百分比记）
　　（注：SSA＝撒哈拉以南非洲，EU＝欧盟，OAE＝除欧盟外其他发达经济体，China＝中国，Other＝IMF其他成员国；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由IMF专家统计得出。）
　　图一显示了撒南非洲各国的GDP变动与世界上几个重要的经济体（地区）GDP变动的"同步"程度。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撒南非洲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同步性最高，到2000-2008年时段已经超过了50%，且还在上升；与欧盟地区同步性其次，在2000-2008年时段落后较多，而在2009-2013年时段有所改善，落后中国约五个百分点。非洲各国GDP与以美日两国为主的"除欧盟外其他发达经济体"同步性最低，2000年以后已不足30%。这些差距说明美国对于非洲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日渐衰减，而这势必会导致其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力也产生相应的衰减
　　3、美国对非政策目标与手段的不对称
　　综上所述，美国的非洲经济政策在新世纪陷入了目标与手段不对称的困境。一方面在非洲经济上的影响力相对于欧洲盟友和中国呈现逐渐衰减的趋势；另一方面大量的援助集中于民生和军事领域，既忽视了对于基础设施和生产领域的投入又导致了其对非政策的"军事化"。美国曾经试图通过AGOA和AIP改善对非投资，但两项政策调整均效果不彰。奥巴马当选以后，这一不对称呈现愈加严重的态势：因为中国大额信贷的出现，美国及其所控制的多边开发机构的援助不再是非洲国家的唯一选择。面对非洲经济高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美国急需新的政策手段来维系自己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美国前任负责非洲事务的国际开发署副署长、著名的对非政策专家莫斯博士对此评论到："非洲需要的不再是援助，而是更多的投资和尊重的对待。"在这种局面下，"电力非洲倡议"应运而生。
　　二、"电力非洲倡议"：美国对非经济政策的重要调整
　　1、非洲电力基础设施的现状
　　人口超过十亿的非洲大陆积贫积弱，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受制于电力基础设施的匮乏。进入21世纪后，非洲的电力入户接入率虽有提升，但是仍然仅达到32%。据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测算，2013年，人口总额为11亿的48个撒南非洲国家的总发电量竟然等同于人口仅为四千七百多万的西班牙。但这一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却维持了20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率。2012年，四分之一的非洲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7%；安哥拉、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等部分国家甚至实现了超过了10%的增长率。在这种发展速度下，非洲整体经济体量自2000年以来已经翻了三倍，以至于"非洲复兴"（Africa Renaissance），即撒南非洲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观念，已经在发展经济学界获得了共识。然而，现阶段基础设施，尤其是电力基础设施的不足拖累了整个撒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至少两个百分点，并且削减了四成的企业生产力。自2010年以来，加纳、埃塞俄比亚等近期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频频爆发电荒，导致了工厂停工和外资撤出等严重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发布报告指出非洲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电力基建赤字，其中世界银行还测算弥补这一赤字大约需要每年度930亿美元的投资，将近一半的资金都需要投入到电力／能源领域。非洲基建，特别是电力基建的需求之大及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之高可见一斑。
　　面对如此紧迫的电力需求，反观基础设施的供给端，非洲本土企业尚处于绝对弱势且成长缓慢。相反，来自原殖民宗主国的欧洲企业在这一市场内长期占据统治性地位。但自21世纪初，中国建筑承包商高速发展，大约在2006年完成了对法国的超越，之后一直稳居第一。中国主要国际承包商在撒南非洲所完成的订单额和新获订单量在2012年占据了世界250强在非洲营业额的44.8%；而欧洲和美国则分别降至31.6%和4.7%。通过需求和供给端的分析可以发现：非洲对于基础设施，尤其是电力基础设施的需求巨大，而在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上，欧洲是传统势力，中国是后起之秀。而美国企业在该市场的投资兴趣则受到了非洲国家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极大限制。
　　2、"电力非洲倡议"的特征
　　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需要超过3000亿美元的投资资金才能实现撒南非洲的电力普遍覆盖。2013年公布的"电力非洲倡议"宣布美国政府的12个相关部门将在五年内为撒南非洲地区的电力基础设施提供总额为70亿美元（后增加为82亿）的官方资金支持，并争取动员超过9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加入。倡议的首期目标是为六个参加国（加纳、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增加10000兆瓦（百万瓦特）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以并网（on-grid）、微网（mini-grid）和离网（off-grid）等综合手段将现有的2000万拥有电力接入服务的非洲家庭和小商户数量增加一倍。同时，倡议还提出要提高援助国的能源资源管理能力，保障能源安全。和美国之前的非洲经济政策相比，"电力非洲倡议"包含着以下的显著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撬动私人投资加入。该倡议突破了对政府援助预算的依赖，实现了筹资途径的多元化。所筹措资金大体上可以分为官方和私人两种。官方资金方面：经过美非峰会期间每年3亿美元（自2014起）的增资承诺之后，美国为该倡议提供的政府预算支持已经达到82亿美元。美国商务部、国务院和开发署都承诺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来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电力系统的体制改革，以保证美企投资的安全；美国进出口银行创纪录地提供了50亿美元用于美国企业在上述重点国家电力基建方面的贷款担保、政治风险保险、甚至少量直接贷款，考虑到基建项目特殊性，融资时限可以达到8至10年；美国"私人投资集团"已经为肯尼亚托卡纳湖310兆瓦风电项目的建设提供了2.5亿美元（总成本预计超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预计将会对准备进入该项目投标的美国承包商提供较大的竞争优势。此外，瑞典政府、非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也都宣布将扩大资金投入。这些官方资金承诺总量已经超过了190亿美元。
　　然而，私人投资才是真正的出资主体，"电力非洲倡议"掀起了西方电力巨头们前所未有的对非投资热潮。至2014年7月，90亿美元私人投资的目标已经实现了78%，吸引近2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承诺，以至于奥巴马总统使用了"难以置信和势不可挡"来形容这一投资热潮。在倡议提出伊始，各电力巨头和投资集团就纷纷表达了对该倡议的投资热情。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承诺在坦桑尼亚和加纳帮助提供5000兆瓦电力；Heirs Holdings集团承诺投资25亿美元用于在未来5年内提供2000兆瓦电力；西比安电力公司（Symbion Power）计划出资18亿美元以支持1500兆瓦的新电力项目；阿尔德维奇国际（Aldwych International）承诺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发展400兆瓦的风能电力；Harith General Partners承诺在肯尼亚投资7000万美元用于清洁风能，并通过新基金在非洲电力部门投资5亿美元；非洲金融公司计划在加纳、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电力部门投资2亿5000万美元，在撒南非洲的电力项目上投入10亿美元等。这些电力巨头和投资集团的纷纷加入，使得这一倡议在公布仅一年之后就获得了接近4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倡议获得了可资利用的国际电力巨头们强大的技术保障。该倡议的巨大规模和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力使得兰德公司在一份对比中美在非洲经济活动的研究报告中称之为"在规模经济意义上美国第一次实质性的进入了非洲的基础设施领域".
　　第二个特征是，"援助、投资加融资三驾马车"新开发模式的形成。该倡议突破了美国数十年来形成的以国际开发署为主导的发展援助开发模式，形成了以国际开发署为秘书处，开发署、私人投资集团和美国进出口银行这"三驾马车"为核心，共计12个政府部门协调合作的新模式。甚至于一直以独立于美国外援计划之外而著称的"千年发展公司"也调整了自己的计划加入该倡议。其中，国际开发署以技术援助和项目管理的方式支持"电力非洲倡议"项目的落地，同时向非洲当地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担保以提高其融资能力；私人投资集团以长期贷款和保险的方式支持美国私营部门进入非洲的可再生新能源市场；美国进出口银行则为非洲国家政府和企业提供买方信贷以支持美国电力设备"走出去"。千年发展公司除了提供资金的支持，还延续了其一贯的体制改革理念。为了促进非洲各参与国电力部门的商业化运作，千年发展公司要求这些国家实施部门改革、改善现有法规并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以支持"电力非洲倡议"为契机，美国政府各机构形成了明确的分工合作模式，通过整合各自的政策和金融工具多方位地推动"电力非洲倡议"在非洲的实施。
　　第三个特征是，可再生新能源和不并网分布式发电方案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倡议宣称，要建立一个符合国际上关于社会、环境和劳动标准的有竞争力的、公开透明的电力部门市场，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极为推崇，具体而言包括地热、水能、风能和太阳能。倡议还认为针对人口密集的城镇和居民分散的乡村应当采取并网和离网两种不同的电气化方案。具体来说，就是在城区推进大规模电网项目，增加3500-4000万户的中央电网接入量，而在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通过离网和小规模的方式增加2500-3000万户接入量，如屋顶太阳能装置和微型电网。美国还在"电力非洲倡议"下开设了"超越电网"子倡议（Beyond the Grid），财政投入达到了10亿美元，并且获得了通用电气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正是在新能源和分布式发电成果的鼓励下，奥巴马总统于2014年8月首次美非峰会期间宣布，将新装机容量目标增长为30000兆瓦，惠及家庭数目从两千万户增加到六千万户。
　　第四个特征是，重点国家和领域突出。美国一改之前大水漫灌一般的对非援助方式，响应非洲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呼吁，重点关注"电力非洲倡议"首批六个参与国，而且重点投入资金来完善它们各自的电力基础设施，地区和领域重点突出。此外，美国在电力非洲中还采取了"当地领导"机制，把部分决策权力下放给了驻非洲的美国开发机构，较好地实现了援助国与受援国间的合作。
　　三、如何正确理解"电力非洲倡议"的意义
　　1、私有化方案是理解"电力非洲倡议"的核心
　　基础设施为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最为基础性的支撑作用，电力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则具备了相当的国家天然垄断性质。世界各国的电力产业大多都为国有企业所垄断或部分垄断，而私人投资的参与是比较晚近的现象，直到1982年智利才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电力系统私有化改革。在推动非洲电力系统改革方案的过程中，美国却力促私有化，因此理解私有化方案是理解"电力非洲倡议"的核心问题。
　　电力基建所需要的资金量巨大，一座中型水电站造价动辄数亿美元。有批评认为，美国政府对于"电力非洲倡议"每年十几亿美元的财政投入并不算惊人，考虑到这些资金还将被分配到多个国家，因而用"杯水车薪"来形容也并不为过。这一分析的疏漏在于，总额为80多亿美元的资金并非作为财政援助或者贷款直接投入到项目建设中去：它们中的一部分将用来支持非洲各国电力系统的私有化改革；另外一部分则是作为贷款担保、进出口保险和投资风险保险以鼓励美国企业进入非洲电力基础设施领域。简单来说，"电力非洲"所筹集的官方资金和私人资金之间是一种"杠杆"（leverage）关系，前者通过信贷刺激和保护性政策来促进后者的更快增长。通过这种资金输送途径，"电力非洲倡议"力图保证由美国来主导非洲电力系统的改革方案，从而可以充分地利用其运行了数十年之久的制度化援助来保护和促进美国投资，为参与该倡议的企业创造具备高度排他性的市场竞争优势。
　　电力基建具有技术要求高、资金投入大的特点，但是一旦投产即可以产生稳定的收入流，投资回报有保障且还款周期相对较短。除此之外，跨国电力基建更是因为可以带动本国的装备制造业和安装、维护等高端服务业的出口，进而得到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承包商的广泛关注。私人投资者为了保证盈利，往往希望不仅能够参与建设，而且可以采取如"建设——运营——移交"（Build-Operate-Transfer，以下简称BOT）等PPPs模式来介入电力基础设施运营的整个过程。最为显著的体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先进承包商已经纷纷开始转化为开发商，提供从咨询、设计、采购、建设、运营到维护的全过程基建开发模式，而PPPs模式已经占据了他们超过五成的利润，且这一比例仍然在上升当中。
　　为了降低运营阶段可能发生的风险，首批六个"电力非洲倡议"参与国政府一方面被要求对私人投资开放电力领域，另一方面还需在美国的指导下开展电力系统体制改革。美国政府在受援国的政府机构和公共事业部门中安排了"交易官"（transaction officer）与当地政府的官员一起工作，他们主要负责帮助所在国政府和企业确立优先发展项目、开展协调工作及电力项目必需的勘测工作。作者在2015年调研加纳电力部时就发现，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交易官，其办公室就位于部长办公室的隔壁。正是在交易官的建议下，加纳政府宣布出售国家电力公司，并接受美国千年发展公司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长期看来，私有化改革对于提高非洲国家电力领域的运营效率和改善投资环境也许会产生积极的效果。然而，作为国民经济和民生基础的电力部门，如果被私人投资甚至外国企业所控制，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国家安全风险，如何平衡私有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国家安全风险更将是"电力非洲倡议"各参与国政府的难解之题。
　　再者，按照"美国方案"完成改革的非洲各国，欧美私人企业以及受美国援助培养起来的电力官员和技术人将主导各参与国的电力领域。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这些受援国在未来的电力建设项目招投标中会不带任何偏向，会公平的对待来自世界各国和本地的承包商，这恐怕才是真正的"新殖民主义"威胁。
　　2、非传统能源和不并网发电反映了"意识形态的野心"
　　除去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以外，"电力非洲倡议"对于非传统能源发电和不并网分布式发电的支持体现了美国在非洲电力能源领域更为影响深远的战略布局。表面上看，传统能源存在着环境损害风险，不应该受到鼓励；不并网分布式发电则有助于以较低的成本来解决人口分散居住程度较高地区的电力匮乏问题。然而，从目前多国竞争撒南非洲电力领域的现实出发，这样安排实际上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美欧企业的优势，并且规避、甚至限制其他竞争者的优势。事实上，发达国家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对于传统能源的开发程度都是极高的。传统能源发电具有技术成熟、电量稳定、发电周期长、维护方便的优势，而集中电网则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并非如"电力非洲倡议"当中所描述那样不堪。相比较而言，新能源单位生产成本高、供电不稳定且分布式发电方案又需要大量的专业维护人员，并不适合在非洲大范围推广。
　　此外，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的专家对比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的田野调查数据和人口与健康调查（Demographicand Health Surveys）等的相关数据发现，尽管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等国的电网覆盖率极高，但实际的家庭接入率却很低。以尼日利亚为例，非洲晴雨表的调查结果显示，90%的被调查者声称自己生活在电网覆盖的地区，但DHS的数据表明只有56%的尼日利亚家庭能够使用电力。"电力非洲倡议"的五个参与国（埃塞俄比亚除外）中有8-47%不等的未接入电力家庭实际上生活在电网覆盖范围内，总计约9500万人口，而限制这些家庭接入电网的两个主要因素就是稳定的发电能力和变电（增压和降压）设备的不足。也就是说，其实完全可以通过集中电网方案将这些国家的电力接入率迅速提高一至四成不等，而不并网分布式发电方案在非洲并不应该享有如此的优先度。
　　但是，"电力非洲倡议"仍然把新能源和不并网分布式发电放在突出位置，忽视一体化电网方案。究其原因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潮阶段，在集中电网和传统能源发电领域具备显著的技术、资本和产能优势；而美欧发达国家大多早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环境保护问题高度政治化，因而电力领域发展的重点早已转向了清洁可持续发展和分布式发电等新的解决方案，在这些领域具备优势。为了充分发挥美欧企业在新能源和不并网分布式发电领域的优势，将非洲国家的电力市场发展与美欧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捆绑在一起，进而削弱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在非洲与美国竞争的能力，"电力非洲"才会违背技术规律，而不考虑它们的本地适应性和经济效益。正如这份分析在结论部分所阐明的，"对于跳过电网方案的激进论调实际上反映的是（西方）意识形态的野心，而不是大规模提升电力接入率的现实考量。"

　　图二："电力非洲倡议"中加纳、肯尼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五国"电力入户接入率和全国平均电网覆盖率对比"。
　　（注：数据来源为全球发展中心DHS数据库）
　　3、立法化标志着"电力非洲倡议"将是美国对非的长期战略
　　"电力非洲倡议"的立法化工作始于2013年，法案由共和党议员爱德华·罗伊斯（Edward Royce）和民主党议员艾略特·恩格尔（Eliot Engel）于2013年6月27日引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可以说，从一开始这项法案就取得了跨党派的共识，在2014年3月的投票中以297票对117票获得了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但法案未能在第113届参议院任期内通过，并由此搁浅。当时尚存的疑虑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继续在非洲修建电力设施将加重美国纳税人和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法案并没有为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不并网项目提供足够详细的方案。不过，在两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电力非洲倡议"成果的鼓舞下，2015年6月，《电力非洲法案》再次由两大党议员提交至国会。2016年2月，这项法案最终获得参众两院的一致通过，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随后正式签署了该法案（S.2152）。
　　"电力非洲"的立法化向全世界表明，扩大撒南非洲的电力覆盖范围是美国政府的一项长期对非政策。"电力非洲"法案的目标与倡议大体一致，同时也对倡议所采取的应对能源贫穷的工作方式进行了确认，以保证倡议实施的连贯性。"电力非洲倡议"获得了美国实业界和多数受援国的肯定，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还在美国国会内建立了跨越两党的共识。美国外交和经济决策层赋予了"电力非洲倡议"美国对非战略基石性的作用，自此，《电力非洲法案》和《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一起，成为美国对非经济战略的两大支柱。
　　总的来说，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发展领域内的公私伙伴关系项目，"电力非洲倡议"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就。截至2017年8月，"电力非洲倡议"的各方合作伙伴已经投入超过54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美国政府投入5亿美元，并为实现"电力非洲倡议"的目标做出了26亿美元的财政承诺。倡议帮助正在及预期产生7200兆瓦电力的80笔私营部门电力交易完成结算，在倡议的支持下，私营企业和设施为共计1060万家庭和企业提供电力解决方案，这意味着5300万人能够用电，显然这些成就在"电力非洲倡议"启动前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通过推动跨境电力贸易和电力网建设，"电力非洲倡议"还促进了非洲国家内部以及撒南非洲的整合。不过，上述成就的取得并不能掩盖"电力非洲倡议"未来可能遭遇的挑战：首先，原材料出口是多数非洲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近年来原材料价格的下降直接降低了这些资源出口国的财政收入，危及其经济稳定；其次，非洲国家政府往往为电力行业提供大量补贴，导致电费定价远远低于成本，该做法不仅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会降低私人资本的投资兴趣；再次，宏观经济风险和财政困难导致非洲国家的政府缺乏为私人投资提供直接保障的意愿或能力，因而大额投资的风险难以根除；最后，以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也给"电力非洲倡议"的前景增加了不确定性。
　　四、结语
　　尽管美国数十年来一直标榜自己致力于打造"民主、安全和发展"的非洲，事实却是这一地区始终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处于边缘地位。抛开意识形态的粉饰，近年来非洲蓬勃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非洲的经济成功才是美国政府重新赋予撒南非洲"战略重要性"的原因所在。
　　"电力非洲倡议"在多个层次上实现了美国对非政策的新调整。在思想观念上，它改变了美国传统上对非洲积贫积弱、投资风险高昂的刻板印象，而是将其视为具有巨大的投资价值和发展潜力的希望之地；在发展战略上，美国放弃在非洲的单边主义立场，通过强调与传统西方盟友合作分享非洲经济发展的机会来换取对整个"援助国共同体"的领导权，以共同应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在具体政策上，灵活地运用官方和非官方资金两大渠道共同为美国开发非洲市场服务，并且释放大量政府信贷来支持美国企业攫取非洲经济增长带来的市场机会，摒弃了以往对官方发展援助的依赖；在远景规划上，利用"电力非洲倡议"对私有化改革的强制要求和美国强大的制度性援助来改造非洲国家的电力系统，促进西方私人企业进入并且控制非洲电力领域，真实意图是从根本上排斥中国等新兴竞争对手的进入。这一政策调整的最终目的在于"美国绝不会放弃对这一崛起大陆的领导地位"。
　　在国际发展领域中，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传统援助国长期批评以日本和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开发模式中混合使用援助、投资和贸易手段，混淆商业利益和发展利益。而此次美国的"电力非洲倡议"却形成了"援助、投资加融资三驾马车"的新开发模式，这即表明了传统援助国对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说明了他们已经开始学习这些经验，为本国的企业提供更多的竞争力。这一倡议是否能够提升美国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尚未可知，但是其所体现出来的美国联合盟友在非洲限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影响力的潜在战略意图却需要我们保持警惕。

来源时间：2018/7/20   发布时间：2018/7/16

旧文章ID：16606

作者：马丁•沃尔夫  来源：FT中文网

　　谁丢掉了中国？ 1949年毛泽东赢得中国内战后，美国国内发出了这样的呐喊。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美国什么时候拥有过中国？不管奇怪与否，反正这一呐喊帮助共和党人在1952年赢得了权力。它推动了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崛起，此人的政治观点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有相似之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两人都认为美国政府里净是叛徒。麦卡锡当年的靶子是美国国务院；而特朗普瞄准的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今天的问题是：谁丢掉了美国？是永久地丢掉了吗？
　　除美国人外，当然没人拥有美国。然而，对于西方人和其他许多人来说，美国代表着某种极具吸引力的东西，以至于让它看起来似乎是“我们的”，它不仅是它自己自由和繁荣的保证人，还是无数他国人民的。我父亲，一个在二战前从奥地利来到英国的难民，对此坚信不疑。美国曾是民主的堡垒。它曾拯救欧洲，使其免于陷入纳粹或共产主义的独裁统治。作为一名记者和纪录片制片人，我父亲清楚美国犯过的错误。但美国曾经不是一个一般的大国，它是民主、自由和法治事业的化身。这让他极度亲美，而我继承了这一态度。
　　在战后世界，美国政策曾有四个诱人特质：它拥有吸引人的核心价值观；它忠于共同拥护这些价值观的盟友；它相信开放和竞争的市场；它以制度化的规则撑起了这些市场。这套系统始终是不完整、也不完美的。但它是一套高度原创、极具吸引力的管理世界的方法。对于那些认为人类必须超越其微小差异的人来说，这些价值观是一个开始。
　　然而，如今的这位美国总统似乎对民主、自由和法治这些美国核心价值观心怀敌意，他对盟友毫无忠心，他拒绝公开市场，他鄙视国际机构。他相信强权即公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都手握强权。他钦佩他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英国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是努力领导民主国家的值得尊敬的女性。他侮辱她们。
　　那为什么是特朗普当选呢？答案始于一个美国可能无法克服的政治失败。特朗普掌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意外，但又不仅仅是次意外。
　　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的意外冲击，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对自身及其全球角色的看法。从左翼到右翼的普遍焦虑取代了冷战后“单极时刻”的傲慢自喜。美国不再认为自己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也不再认为世界无比友好。特朗普可能是一个坦率的保护主义者。但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也不是自由贸易的卫士。特朗普认为全世界都在欺骗美国，而这一观点获得普遍认同。在一个屈服于保护主义思想的国家，保护主义者的胜选就不那么让人惊讶了。同样，一旦出现对中国的担忧，选择一个民族主义者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发生。美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尽管它有种种独一无二的优点——近年来它极少造福绝大部分美国民众。收入分配格外不平等。壮年劳动参与率格外低。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与二十年前相同，而这一收入的平均数大大提高。自2000年以来，美国（非西班牙裔）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上升了，这是一种独特的现象。
　　特朗普喜欢发推文对欧洲每一个引人注目的恐怖主义暴行表示震惊。但是，在2016年，欧盟(EU)仅发生了5000起谋杀，每10万人中有1起（包括恐怖袭击）。美国发生了17250起谋杀，比率是欧盟的五倍。特朗普可能会开始担心这一点。
　　这么多美国人生活境况不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金权政治的产物：持续而系统地维护富豪的利益。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在普选民主制度中要想让低税收、低社会支出和高度不平等的政治可持续，只有通过支持“涓滴”经济学的宣传，按照文化和种族区别分化不那么富裕的人群，以及冷酷的“杰利蝾螈”（gerrymander，指不公正的选区划分——译者注）和直接的选民压制(voter suppression)才可以实现。这一切确实发生了。
　　这些是“金权民粹主义”(pluto-populism)或“贪婪与不满”的政治。这种政策在让共和党人吸引许多白人工人阶级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投票制度中的结构性偏袒也很明显。在众议院过去的三次选举中，民主党赢得一个席位所需的选民人数平均比共和党人多20%。在过去二十年中，共和党人还两次在普选票得票较少的情况下赢得总统职位。
　　特朗普是服务富豪利益的政治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他向富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时提供共和党选民想要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 这是一个绝妙的（尽管不是事先计划的）组合，体现在为其最热情的支持者提供确认的人格魅力上。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会给他的许多选民带来好处吗？不，但在他们看来，他是一个终于出现了的真正的领导者。
　　谁丢掉了“我们的”美国？美国精英，特别是共和党精英。特朗普是亿万富翁为减税付出的代价。他们播撒了风；全世界正在收获旋风。我们应该期待旧日的美国还会回来吗？在有人找到一种政治上更能满足普通人需求并解决他们担忧的方式之前，应该不会了。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8/7/19   发布时间：2018/7/19

旧文章ID：16604

作者：林祖嘉  来源：FT中文网

　　7月6日，美国对中国大陆出口商品的第一波课税正式生效，将针对818项价值约340亿美元的输美商品开征25%的关税。而为了报复美国对中国产品征税，在同一时间，中国大陆也宣布对美国输出到中国的545项、价值约340亿美元的商品，同样加征25%的关税，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争等于正式开打。
　　中国大陆（包含香港）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国，占台湾总出口的41%，而其中又有很高的一部分是在中国大陆加工生产后再销往美国；另外，美国本身也是台湾第二大出口国，占台湾总出口的11%。因此，当这两个国家出现严重的贸易争议，可能因此导致双方贸易大幅缩水时，台湾对这两国的出口也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中美贸易战对所有台湾企业而言，是一件非常受到关注的事。
　　2017年，台湾对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出口总值达到1302亿美元，占台湾出口的41%，其中大约有七成是零组件与半成品，同时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中国大陆组装生产成最终产品之后，再出口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地方。另外，依据中国大陆的统计数据，2015年，前20大中国大陆对外出口企业有9家是台商，这9家的出口总值达到1231亿美元。换言之，目前两岸贸易如此频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两岸生产链的整合──台湾大量出口零组件到中国大陆，经过加工生产之后，再销往第三国。因此，假如贸易战导致中美双方贸易因而受阻的话，台商受到的牵连自然不在话下。
　　第一波关税摩擦对台湾影响小
　　依照这一次美国在第一波提出的818项加税产品来看，主要集中在食品、化学、纺织与汽车等项目，台湾最关心的电脑及手机并不在内，因此学者大都认为第一波征税对台湾出口的影响较小。另外，中国对美国商品课税则是集中在农产品、水产品和汽车上，对于台商产品的影响也很小。
　　不过，虽然第二波的关税项目还没有正式公布，但其中是否有电脑和手机等产品，就会非常关键，因为上面提到在中国大陆出口名列前茅的9大台商，几乎都是电脑和手机的生产厂商。由于在这几个项目中，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金额很大，而台湾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零组件金额同样庞大，因此，未来如果美国真的把这几项关键商品也放入加税清单，台湾的出口产品必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另外更严重的是，美国为了因应中国大陆的报复行动，又在7月10日公布，另外2000亿美元、超过6000项的中国输美商品，将加征10%的关税，预计在今年九月初会开始实施。这6000项商品包括了绝大多数的贸易商品，台商的产品当然也在其中，也就是说，这6000项加税项目如果真的实施，必然会对中国输出美国的产品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会进一步影响到台商在中国大陆的生产和出口，这当中主要包括光学、塑化和机械等产品。
　　美国防范“中国制造2025”对台商是把双面刃
　　在这次贸易战中，另外值的一提的是美国对中国大陆力推的“中国制造2025”也非常有意见。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在5月初赴大陆协商时，就曾直接提出，希望中国大陆政府停止对“中国制造2025”的所有相关补贴。“中国制造2025”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把中国大陆由“制造大国”提升为“制造强国”，考量中国在未来一定会成为美国在技术上的最大竞争者，因此美国非常在意中国大陆快速提升生产技术。
　　而美国针对中兴通讯(ZTE)的处罚，就是美国对于“中国制造2025”下手的一个最佳案例。虽然在多次协调之下，美国对于原先规定七年内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兴通讯往来的限制已经暂缓实施，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以及美国对于最先进技术的保护程度。此外，美国对于华为和中国移动两家中国企业也正在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查，这都再再显示出美国对于高科技技术的保护。
　　从美国对于技术移转给中国大陆的敏感程度来看，对台湾企业可能会造成两个不同层面的影响。首先，由于台湾企业在中国大陆投资生产的很多，而且与中国大陆业者在生产链上的结合非常紧密，因此当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有诸多限制，而影响到中国大陆推动“中国制造2025”，台湾的供应链自然也因此受到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当中国大陆无法从美国取得相关的关键技术或零组件时，可能会把生产订单转向其他国家或地区采购，台湾企业也许因此得到所谓的“转单”，反而对台商有利。
　　但问题在于，当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有所限制时，台湾政府对美国的政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比较站在美国这一边，同样对中国大陆采取限制？或是比较站在中国大陆这一边，多去利用中国企业的“转单”机会？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选择。
　　以这一次来看，美国政府一开始限制其企业七年内不得与中兴通讯往来，台湾政府也立即宣布，台湾的企业如果要与中兴通讯交易，必需先向政府部门报备并取得同意，才得以进行交易。还记得当时美国政府一宣布，市场上立即有传言，中兴通讯将把订单转向台湾手机晶片龙头联发科(MediaTek)，结果联发科立即发表声明说没这回事，这显示台湾企业对于可能引发的政治效应非常敏感。但是不久之后，就有新闻报道传出联发科向台湾国贸局申请，希望能与中兴通讯进行交易。从上面的经验可以看出，目前台湾政府似乎比较偏向站在美国那一方，我认为这似乎不是对台湾企业发展最有利的决定。
　　贸易战下的台商布局
　　最后，由于中美贸易大战在未来可能导致双方课税增加，而使得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其出口连带会受到重创，因此，包括台湾政府及一部分学者都建议，台商应该考虑转回台湾、或是转到第三地投资。
　　这的确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考量，因为关税多寡一定会影响到企业投资与布局的决策。然而，企业投资是一项长期且策略性的决策，必需先有充分的信息及对长期的预测，而现在的问题是，中美贸易战的未来走向会如何？至少到目前为止，都非常难以判断，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猜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到底在想什么，当然更难预测中美贸易战的未来发展会如何。因此，现在就来谈台商应该如何布局来因应，似乎还太早了一点。
　　我认为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企业先暂缓投资布局。可以先看看最近的将来，中美贸易发展的情况将如何，再决定未来应该如何布局，如果中美贸易战很快的平息，那么台商就不必有太大的动作。反之，如果中美贸易战一直持续下去，那么台商就应该采取更大分散投资的方式来因应了。
　　（作者为台湾政治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曾任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来源时间：2018/7/19   发布时间：2018/7/19

旧文章ID：16600

作者：PETER BAK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期间一直致力于捍卫美国对抗敌人。几十年来，敌人意味着恐怖分子、流氓政权或俄罗斯人。如今对他来说，敌人就意味着美国总统。
　　周一，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会晤后，布伦南指责特朗普总统叛国，这如同开启了泄洪闸一般。《纽约每日新闻》(The New York Daily News)在封面上使用了通栏大标题《公然叛国》(OPEN TREASON)。史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和吉米·基梅尔(Jimmy Kimmel)在自己的深夜秀节目中也称之为叛国。
　　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总统任期内，这又是一个值得载入史书的时刻。
　　虽然在关于其他总统或政客的政治辩论中，“叛国”这个词也会不时在边缘出现，但在现代，这个词从来不曾以如此醒目的方式成为全国讨论的一部分。人们生平从没见过总统引发如此激烈的讨论——他是否真的忠于外国势力，而不是自己的祖国。
　　总统的辩护者认为，这一切听起来像是他们常说的“特朗普精神错乱综合征”的标志。他们认为，特朗普令批评者走向极端，这更多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特朗普的问题。但在过去的24小时里，总统的辩护者非常少，共和党人，甚至是特朗普的一些传统盟友都在抨击他的做法，并与其保持距离。
　　批评特朗普与普京会面时毕恭毕敬的共和党人不仅包括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凯恩(John McCain)和内布拉斯加州的本·萨斯(Ben Sasse)这样经常怀疑特朗普的人，还包括总统的朋友，如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他说这是“他总统任期内最严重的错误”。保守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社论版称这件事为“国家的尴尬”。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特工，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威尔·赫德(Will Hurd)表示，特朗普已成为俄罗斯人的傀儡。他在Twitter上写道：“在职业生涯中，我见过俄罗斯情报部门操纵了很多人，我从未想过美国总统也会成为其中一员，被克格勃玩弄于股掌之中。”
　　甚至在这次会面之前，佛罗里达州前州长、2016年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输给特朗普的杰布·布什(Jeb Bush)就已建议美国人看一看《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这是一部经典的冷战惊悚片，其中一个政治家族的后裔后来被发现遭到共产党洗脑，成了他们的潜伏特工。
　　曾经有一段时间，主流政治人物和媒体评论员绝不会用“叛国”或“叛徒”这样的词来形容总统。即使在特朗普打破常规的18个月任期之内，这个词也不过是Twitter和互联网上火气最大、阴谋论最盛行的角落才用的，直到现在才有所不同。
　　但特朗普与普京的会晤似乎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改变了这种说法。在赫尔辛基，身边站着俄罗斯领导人的特朗普就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问题上，采纳了一位前克格勃官员、而不是美国情报机构的说法。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是否会谴责俄罗斯的网络行动时，特朗普反而选择谴责FBI对这件事的调查。
　　尽管俄罗斯非法从邻国乌克兰侵占土地、在英国领土上用神经毒剂毒害了一名克林姆林宫的敌人，但特朗普没有说这个国家一个字的不是。此外，普京确认自己在2016年大选中支持的是特朗普，原因是他有信心这名美国商人会对俄罗斯较为友好，这一点也增添了外界对两人不同寻常默契的看法。
　　这对已经是特朗普最严厉批评者的布伦南来说难以接受。
　　“唐纳德·特朗普在赫尔辛基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已经达到&超越了‘重罪&轻罪’的门槛，”曾在两党总统任内均任职过，并且在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任内成为CIA局长的布伦南在Twitter上写道。“这无异于叛国罪。特朗普的评论不仅愚不可及，他还完全被普京玩弄于鼓掌之间。共和党的爱国人士们：你们在哪里？？？”
　　几个小时内，其他人也加入了进来。“如果你想知道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不是有一段显示唐纳德·特朗普有罪的视频，我们现在知道了，他当然是有这个视频的，”基梅尔在他的深夜脱口秀上说。“他最好有。这对唐纳德·特朗普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日子。自《洛奇4》(Rocky IV)以来，我们还没见过一个美国人如此为俄罗斯人所掌握。”
　　科尔伯特在自己的脱口秀节目上用计算器把在他看来属于特朗普的表现因素加了起来。“OK，自负加天真幼稚，乘以虚假对等，等于——没错，叛国，”他说。
　　曾经是保守派人士的马克斯·布特(Max Boot)，如今成为了特朗普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他周一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一篇专栏中指出，指控他叛国曾经是不可想像的。如今再也不是这样了。“如果说有哪个人是‘人民的敌人’，那就是特朗普他自己了，”他写道。
　　在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中，特朗普作出回应，称布伦南是一个“非常坏的人”。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也对布伦南作出了类似的轻蔑言论。“这种批评出自一名曾经在1976年投票给美国共产党候选人的人，”他在Twitter上写道。“别逗我了。”布伦南承认过，1976年投票给共产党候选人格斯·豪尔(Gus Hall)是一名叛逆的年轻人“表达对整个体系的不满”，但他从未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人。
　　特朗普的支持者表示，批评总统的人已经失去了控制。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 Network)主持人卢·多布斯(Lou Dobbs)周一晚间表示，特朗普的政敌多次无视奥巴马曾试图影响外国选举，例如他的前助手竭力反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连任。
　　他表示，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取得重大进展，削弱了伊斯兰国组织、让不公平贸易伙伴承担责任。“我是说，这些今天喋喋不休，抱怨他在一场与俄罗斯总统的联合发布会上表现的人都是傻瓜，”多布斯说。“愚蠢透顶”。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本文作者Peter Baker @peterbakernyt。
　　翻译：晋其角、安妮

来源时间：2018/7/18   发布时间：2018/7/18

旧文章ID：16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