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宇  来源：界面

　　在美朝两国代表在板门店举行会谈，同意重启对在朝美军士兵遗骸搜寻、以落实“特金会”承诺的同时，来自中国、美国、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外交学者，也在为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建言献策。
　　7月1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提到，“近来，朝鲜半岛形势出现缓和，半岛核问题正在朝着政治解决的方向前进。这一局面来之不易，需要各方倍加珍惜。”
　　“中国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半岛和平稳定、坚持对话协商解决半岛核问题，愿同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致力于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为早日实现半岛持久和平作出努力和贡献。”
　　“半岛问题有两件事情交织在一起，有两个逻辑在并行，相互影响。一个是朝鲜核问题，另一个是半岛和平问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建飞在世界和平论坛一场有关半岛安全合作的讨论上说，这两个问题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但最原始、最根源的问题还是和平，半岛的和平。”
　　他说，由于半岛长期处于南北对立状态，再加上后来美国以及美韩同盟对朝鲜实行强硬的政策，才刺激朝鲜通过拥核这种非常规能力来实现自己的安全。因此美朝矛盾是主要矛盾，也是上述两个事件、两个逻辑中的关键因素和主要角色。
　　而对中韩来说，“无论是朝鲜拥核、进一步发展核武还是半岛生战，对于中韩两国都利益攸关，历史上两国也都是朝鲜半岛战争的受害者”，他表示，在6月12日新加坡峰会的整个推动进程中，中韩都在积极促进，虽然不是直接谈判者，但都是背后的推手。
　　4月27日、5月2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两次会晤。5月22日，文在寅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而自3月底以来，金正恩更是在三个月内三次访华面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没有中韩的努力，新加坡峰会也不会发生。”刘建飞说。
　　美朝对话考验着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和耐心。6月13日，“特金会”后第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朝鲜半岛问题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解决起来难以一蹴而就，需要各方树立恒心，保持耐心，作出不懈努力”。
　　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前副所长朱成虎指出，过去几个月半岛问题取得的进展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前所未见”。斯坦福大学沃尔特•肖伦斯坦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前驻韩大使凯瑟琳·斯蒂芬斯也指出，金正恩执政六年多，此前还没有会见任何国家的领导人，也没出过国，而近来他密集会见韩国和中国领导人，还第一次见到了在任美国总统。
　　在朱成虎看来，金正恩有“有条件去核化”的决心，也决心要对外开放，以此实现经济发展，特朗普也有解决半岛核问题的意愿，而不只是金正恩一个人想做这件事。斯蒂芬斯也表示，特朗普一直非常希望在朝鲜问题上能有所作为，在竞选总统前他就说，“愿意和金正恩一起吃汉堡”。
　　高丽大学国际研究生院院长金圣翰指出，朝鲜愿同韩美谈判、举行峰会的促成因素有三：第一，中国真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决议；第二，美国对朝鲜的“压力最大化”政策；第三，韩国帮助朝鲜融入国际社会的积极外交政策。
　　中国扮演的积极角色也获得了斯蒂芬斯的肯定。在提到中国对促成“特金会”和在朝核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时，她说，“美国出现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领导局面，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几年前中国人就建议美国人这样做，但美国却没这么做。”
　　她还说，中国提出“双暂停”策略后，朝鲜最终宣布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令人惊讶的是，特朗普在会见金正恩后也宣布要暂停军事演习。朝美的举措，事实上正是中国早已提出的“双暂停”的建议内容。
　　针对“特金会”的成果，高丽大学名誉教授、韩国前外长韩升洲介绍说，韩国国内存在两种声音，一种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半岛和平进程中的一大突破，认为金正恩做出了战略决策要解决半岛核问题，要开始聚焦于朝鲜的经济发展。这类观点乐观地认为，美朝峰会也为韩朝之间发展友好、扩大合作与交流，以及发展经济提供了契机，认为这是在半岛构建和平机制的一个重大机遇。
　　而另一种比较谨慎的声音则认为，虽然特朗普宣称举办峰会和签署协议是“巨大的成功”，但美国“不很稳定、可靠”的谈判方式也让其他国家忧心。在这种情况下，过度乐观可能会让国际社会在朝鲜采取实质措施弃核前，过早地放松制裁，削弱对朝鲜的激励机制，最终导致失望的结果。
　　朱成虎说，朝鲜方面的去核化是有条件的，而现在还不明确国际社会能给朝鲜弃核提供什么样的补偿，美国又可以向朝鲜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日本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日本前外相田中均也表示，他不怀疑朝鲜在去核方面的诚意，但目前美朝谈判取得的进展，还缺少对朝鲜提供安全保障的倡议。
　　半岛去核化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朱成虎认为，美国政策的转变“只是一个观念问题”，“只是如何看待的问题”，这种转变只发生在特朗普的身上，而不在美国整个建制派的身上。他说，特朗普的掌控力有限，且无论他在白宫还能呆两年或是六年，一旦离开，美国的半岛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也是个问题。
　　朱成虎指出，有人质疑美国过去在朝鲜无核化方面的诚意——如果美国想在半岛去核，早在1994年就可以实现。当时有了框架协议，朝鲜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也销毁了一些核燃料，展现了意愿，但美国没有履行协议中自己该做的那部分，所以朝鲜撕毁了协议，重启核计划。
　　“是要逐步去核，还是美国提出的全面的、不可逆转的、可核查的去核？”朱成虎表示，美国的一些想法很难实现，希望美国能够更现实一些。他说，在朝鲜去核的问题上，要真心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同时也必须考虑到朝鲜的诉求。
　　至于美国此前为何没能解决半岛核问题，斯蒂芬斯解释说，美国过去低估了朝鲜的能力，尤其是朝鲜发展核武的能力，同时也低估了朝鲜政权的韧性。另外她也认为，现在美国的朝核问题策略可以从“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的无核化”（CVID）过渡为“最终、完全、可核查的无核化”（FFVD）。
　　“我们过去的讨论有时非常玄、甚至有些哲学化。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朝鲜不是一个拥核国家，也希望韩国不拥核、日本不拥核，我们希望采取不同的措施，希望能够分步实现，”她说，“我相信美国政府也准备这样做，并且事实上在过去也得到了民主党的支持，我认为这是可行的。”
　　斯蒂芬斯认为，新加坡峰会没有取得具体进展，签署的去核化协议也不能和过去的协议相比，而且新协议更看重改善朝美关系、以及和平协议的框架，但还没有真正着眼于朝鲜半岛的去核化。她表示，需要重新讨论多方参与的进程，包括韩中日的框架，要整合这些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方的力量。
　　斯蒂芬斯最担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如果特朗普总统认为他达成了协议，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威胁已经消失了，美国安全了，我们的盟国可以自行防御了，那么对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是坏消息，”她说，“这样日韩发展军事力量的可能性就很现实了，而盟国也会对美国失去信任。”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李彬也认为，多方互动的过程中，如果某一个步骤只给某一方带来了过多的好处，得到激励的这一方可能就会退出，不想继续参与下去。因此，多方互动过程需要考虑各方的关切，需要为所有相关方都带来好处。
　　韩升洲最担心的问题，正是美国只把朝核问题看作美朝之间的事。此外，特朗普一贯批评别人，居功自大，“有什么事情出错总是别人的错”，美国需要改变这种在国际关系中单边主义的做法。
　　他表示，韩国的问题在于存在内部分歧，一部分人认为韩国不应只是扮演朝鲜发言人的角色，还有人认为韩国应尽一切努力使朝鲜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对话，让朝鲜融入主流国际社会。文在寅政府比较主动，在试图帮助朝鲜重返国际社会，但在美朝主导的朝核问题对话上，韩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不十分明确。
　　他也指出，在主要的大国，包括美国、中国、日本都参与到半岛问题上来时，朝鲜可能会决定自己的命运，同时也可能会在没有韩国参与的情况下客观上决定韩国的命运，而这对韩国比较危险。他说，相关国家应该通过合作来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像六方会谈这样的多边机制，也因此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韩国驻联合国前大使朴仁国认为，尽管人们对六方会谈的成效存疑，但依然应该利用好这样一个策略。“要记得2005年六方会谈的共同声明是唯一一个国际文件。我特别希望‘特金会’能给我们带来具体的成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保住我们在上次多边协商中取得的成就。”
　　斯蒂芬斯也认为，2005年的声明很重要。未来的多边机制即便不叫“六方会谈”，也依然是必要的——因为即使进展顺利，弃核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人谈到最后会是什么样，从中韩的角度来讲，弃核的情景会是什么样。也许美国不该像过去一样是弃核进程中唯一重要的一方。”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研究所主任、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也认为，六方会谈这种多边对话是一个好办法。“六方会谈的框架仍然重要，虽然现在美国做好了准备，愿意跟朝鲜就弃核问题进行双边对话，但美国不应该在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会影响到其他相关方的时候就进行对话，这是不对的。”
　　“2005年的联合声明也指出，应该有一个对朝鲜的安全机制来确保未来的无核化承诺能够落实，”他说，“六方会谈在推动双边谈判方面已经没有特别的作用，但东北亚安全需要各方的努力，要使弃核变得现实、可行，我认为六方会谈的框架仍然能发挥作用。”
　　对半岛问题的未来走向，斯蒂芬斯认为很难预测。首先，现在的美国领导人“前所未有、不可预测”，另外，“我们也需要观察金正恩是不是真的要改弦更张，朝鲜是不是真的要放弃核武器、进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把自己变成一个更符合国际社会规范的国家。”
　　“如果是这样，他走上了这样的道路，觉得没有核武器、核导弹他会更安全，那么我们就要依此行事，”她说，“外交就是创造条件提供激励，让他走上这样的道路，并且留在这样的道路上。”
　　田中均认为，人们在半岛和平进程上需要更多的耐心。他说，美朝要实现关系正常化还需要制定许多法律和规则，日本和朝鲜为实现关系正常化走了很长一段路，已经用了十多年。在他看来，“我们达成朝鲜去核化的路线图或许会更容易，但要建立和平机制却困难很多，这需要时间。”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克图诺夫则认为，和平比核裁军更重要，“我们必须要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不然很难解决朝核问题。”他说，实现核裁军是个长期的目标，现在的目标不是让朝鲜马上弃核，而是要扭转拥核的进程。朝美谈判进程会非常困难，希望能阻止朝鲜继续拥核，同时逐渐改变朝鲜对世界的看法。
　　也有人为论坛上少了朝鲜的声音表示遗憾。来自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的陈学惠认为，这次朝核问题之所以出现转机，和朝鲜内因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他表示，如果朝鲜认为自己的政权安全时刻受威胁，就不会弃核。朝鲜自己不转变政策，外界再怎么施压也不会管用，其他国家要换位思考朝方的安全关切。
　　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建立和平的顺序上，李彬建议相关国家先对朝鲜提供政治奖励，宣布朝鲜战争结束、美朝关系正常化；然后是安全奖励，停止军事演习，停止向半岛新增军事部署；最后是经济上的奖励，结束经济制裁、开展经济合作。在无核化的操作顺序上，他建议让朝鲜在弃核时先放弃潜在核能力（生产能力），再逐步放弃真实核能力（核弹头和核导弹）。
　　斯蒂芬斯也认为，建立信任措施、降低紧张程度，是美韩作为盟国应该和朝鲜进行合作的。“我们可以把军队后撤，可以减少军事演习，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这样做了，这可以检验双方的真诚度，也能减少出现突发事件的可能性。”
　　在朝核问题和半岛和平这两个问题的进程上，刘建飞认为，不一定非要等朝鲜怎么样以后，美韩或其他国家再怎么样去做，因为这两个事本来就交织在一起，有因果关系，所以这个进程也应该是相交织的。“进程的终点就是和平协议签订的时候，朝鲜最起码要签字做出完全弃核的承诺，而且有具体的步骤。”
　　“至于之前的进程，我想也应该是相并而行，不能说有一家完全做到了，另一家还在一边等着观望。中国政府提出的‘双暂停’是个很好的思路，双方要在这个过程中一起做，而不是等着你做完了我才去做。”他说。
　　“中国的大哲学家孟子有句话叫‘以大事小以仁’，就是强大的一方跟弱小的一方打交道，要表现出仁义、宽容，”他说，“在力量对比上，美国或者美国的同盟，包括美韩、美日是更强势的一方，应该表现出更高的姿态。”
　　“如果他背信弃义你很容易制裁他，而如果强势的一方背信弃义，弱势的一方只能忍受损失。朝鲜很难做到先弃核再签和平协议，”他说，“万一美国翻脸，朝鲜完全弃核了美国不签和平协议怎么办？这里要有这种境界，大国、强势的一方还得先走一步，才能让这个事做的更顺利。”

来源时间：2018/7/18   发布时间：2018/7/18

旧文章ID：16588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特朗普政府上周公布的对中国两千亿美元输美商品征税10%的激进手法，让不少美国专家感到惊愕。美国贸易专家指特朗普的反应是一种“傻大粗式”的冲动，势必重击美国消费者，是将过时手法带来的昂贵代价转嫁给美国家庭。
　　华府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保恩（Chad Bown）与其助手日前联合在彼得森官网上发表题为“特朗普最新对华两千亿美元商品征税威胁重击美国消费者”的文章，批评特朗普政府为了实现民粹主义的竞选承诺而冒进地产生一个美国与全世界贸易关系的全新范例。
　　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新公布的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征税清单范围是已经宣布的关税措施所限制进口产品的两倍，几百亿美元的进口消费品，包括电话、电脑、家具、灯具、旅行箱都是目标，加上已经被征税的洗衣机等，美国家庭的预算将会受到更高价格的挤压。价格上涨将使得今年美国家庭的孩子开学购物和购买第一套房子的家具变得更费劲。中方并没有发出信号有意降低贸易紧张，他们可能对美方的行动以对美出口征税来应对。美国的出口商受罚将损害美国公司和工人，他们都是特朗普不合理贸易战的无辜受害者。

受两千亿美元征税清单影响的商品分类，消费品占到近四分之一 PIIE制图

　　文章强调，特朗普的关税战不再被解读为旨在定向的和具有战略性地针对中国行为而获得特定的结果，而是特朗普实现一个民粹主义竞选者的承诺而冒进地产生一个美国与全世界贸易关系的全新范例。
　　在最新宣布的2000亿美元清单中，消费品已经占到23%，而首批宣布的500亿美元中国商品中，消费品只占1%。2000亿商品中的消费品主要有：电话240亿美元，电脑80亿美元，家具110亿美元，座椅100亿美元，灯具及配件70亿美元，旅行箱包70亿美元，农产品和食品60亿美元，还有吸尘器18亿美元、厨具38亿美元、电冰箱10亿美元。
　　2000亿美元清单中还有483亿美元的中间产品（半成品、零部件等），包括150亿美元的电脑元器件，90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80亿美元的钢铁产品，60亿美元的塑料产品，50亿美元的电子转换器、静止变流器和电感器，8亿美元的铝产品，此外还有147亿美元的资本设备。其中的铝制品和汽车零部件已经在此前特朗普政府依据232调查而展开的关税战中被征税。

不同中国对美出口消费品受两千亿美元征税影响的金额 PIIE制图

　　文章表示，这些新关税措施有悖逻辑。一开始特朗普政府辩解说有必要在301条款下施加关税，因为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保护美国免遭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侵害，但将旅行箱、吸尘器、座椅、家具都拿来做301条款下的制裁对象难免贻笑大方。特朗普的政策再度分散了对中国所作所为严肃、合法关切的注意力，而再聚焦于特朗普自己构想拙劣且解释不清的关税行动。
　　文章认为，新的宣布是特朗普政府在对华500亿美元商品征税时误导策略走得更远，即特朗普宣称可以处理对北京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和不公平贸易行为。那些关税主要是施加于中间产品和资本设备，只是提高美国公司的成本，令美国公司要进行更有竞争力的生产必须获得元器件变得更困难，也令参与中国供应链的美国公司受到损害。
　　文章说，当中国可预见地迎击美方第一个500亿美元征税时，特朗普的反应是一种“傻大粗式”（Neanderthal-like）的惩罚冲动，以更多的关税回击，仿佛在说：让美国家庭成承受代价，全速前进！即便是最警惕的贸易专家也不会预期特朗普会如此大胆地将其过时手法带来的这么高的成本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许多人以为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中关于贸易的表态只是可以忽略的空洞说辞，这种日子已经过去。现在没人知道特朗普下一步会怎么做，除了税上加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效的贸易政策和策略会出现。

来源时间：2018/7/18   发布时间：201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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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永龙  来源：中美聚焦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革，这已成为全球的共识。然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派有着不同的认知和解读。总体看，战后确立的世界秩序已经很难甚至不能应对频频出现的各种世界性、时代性新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为：大国地缘政治強势回归，围饶权力中心较量空前激烈，敌友、伙伴、对手关系定位更趋复杂；经济问题强烈政治化，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为所欲为的霸权主义横行，严重冲击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于规则的既有秩序；西方发达国家联手对其他国家进行技术封锁，占领和牢牢掌握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技术，紧握未来发展权。
　　在世界大变革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同步发生着新的具有相当深度的变化和相应的政策调整。
　　一是美国的对华战略定位发生明显的重大变化，从“不确定”转变为“战略竞争者"，党派、政府、军界、智库等形成共识，认为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应该丢掉幻想，采取多种方式制衡中国。在调整对华政策的方向上，政治精英们扮演着先锋作用，强硬派渐成主流，温和派噤若寒蝉。他们认为，只要敲打中国，美国必胜。“秀才群”、“商业圈”和“武夫帮群”的汇聚支撑起了特朗普例外政策的独特风景线。
　　二是经贸碰撞将成中美关系紧张的新常态，更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形势下，“贸易战”和“变脸戏法”成了中美关系中的关键词。当中美第二轮贸易磋商达成“停止”贸易战共识后，美国内部支持和反对贸易战的声音均批评特朗普“输了”，姆努钦财长更公开声称，总统根据中国的履约情况“可以随时决定恢复关税”。贸易战的大棒时刻高悬，从双边到多边，从贸易到投资，领域与范畴扩大。美方或声称要重谈中国入世条件和市场经济地位，或以“国家安全”为由，审查中国赴美投资，阻遏、削弱经贸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不难看出，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前戏，“中国制造2025”才是美国的重要目标。
　　三是美方坚持“一中”政策没有变，这是美方在各种中美关系对话中说得很顺口的一句话，然而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更多强调中国大陆一方首先破坏了台海现状，以此掩盖它更积极主动全面强化美台关系的言行，以增强台湾牵制和抵抗大陆的能力。《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具有分水岭意义，它不仅涉及美台军舰互访内容，还要求国防部在收到台湾方面军售请求半年之内向国会提交答复建议报告。这无异于把对台军售作为一项强制性法规固化，预示美国的对台政策朝着官方化方向向前迈出了一步。紧随其后的《台湾旅行法》出台，更为美国官方赴台出席各类活动埋下伏笔。美国还在国际舞台上为台湾撑腰，拉拢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支持台湾，甚至炒作商签美台自贸协定，把台湾列入其印太战略的一枚棋子。美国激活“不沉航母”制约中国的动向令人深思，它不仅在南海借航行自由侵犯中国主权，还叫嚷要穿越台湾海峡，挑战中国核心利益。这说明美国在以更具进攻性的方式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
　　中美力量对比达到关键节点，这是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深层原因。一般情况下，崛起国GDP达到霸权国的60%，是后者的容忍极限，两国容易发生冲突。上世纪70年代的苏联、80年代的日本均是在这个节点上遭到美国的打击，现在轮到中国了。美国精英阶层等不少人对中国的认知和心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开认为对华“接触”政策失败，怀疑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意在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领袖。焦虑也好，忧患意识也罢，美国对华示强渐成跨党派共识。看来，美国政治精英普遍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让美国再伟大”的两国战略目标之间存在根本冲突，矛盾难以调和。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差异，会不时地置中美关系于如履薄冰的境地。
　　不过，美国对华政策尚未最后确定，中美关系挑战中仍蕴藏着无限机遇，机遇大于挑战，合作多于分歧。特朗普喜欢搅乱天下而让美国获利，但他仍有某种限度，美方似乎还未最终做与华对决的准备。中国8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美国内部的理性温和声音，使利益集团不会放弃合作的主张。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信息高度自由流动的今天，不致被假新闻、伪與论所蒙骗，他们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50%，他们才是中美关系的未来。中美关系经过40多年的接触、碰撞、管控、合作，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和局面，使中美关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生聚力，打破这种自然规律必将两败俱伤。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作用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稳定之锚，这在当今时代难能可贵。
　　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中美关系更显得是一对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对两国对全球都是如此。管控分歧是漫漫旅途中的家常便饭，合作共赢是双方的不二选择。世界秩序的积极演化将由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引导。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或将成为中美关系新时代的历史性贡献。要达到这一最高目标，中美两国需要相互适应，需要提高境界，需要创新发展思维和路径。
　　对手乎？伙伴乎？今天的紧张未必是明天的战争。双方均处在对方战略棋谱上的首要位置，这应该是中美关系最大的新变化。

来源时间：2018/7/17   发布时间：2018/7/17

旧文章ID：16590

作者：尹承德  来源：中美聚焦

　　近期，以不按牌理出牌、特立独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飙，掀起了一阵新的单边主义狂潮，举世为之侧目。
　　在国际政治领域，特朗普不断狂热“退群”，继执政第一年多次“退群”之后，不久前又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而且，特朗普不会就此止步。依其“单边”逻辑，他退出几乎所有不是由美国独家主导的国际组织或协议也是可能的。
　　在世界经济领域，特朗普全面挑起贸易战，搞得硝烟四起，全球不安。其中与盟国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之争导致最近一次G7峰会形成六对一局面，特朗普不但迟到早退，还拒签联合公报，使G7峰会历史上第一次不欢而散。日前，特朗普还威胁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双方贸易争端可能升级。特朗普对中国则抡起了最狠的贸易大棒，不顾WTO规则和双方达成的协议，继公布对华500亿美元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清单，又威胁要对高达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如果他真这样做，无异于朝着将中美贸易“归零”的方向走，将产生灾难性后果。
　　在地缘战略领域，特朗普用行动落实将美国战略中心从反恐向与大国地缘竞逐的转变。在西线，首次在波兰驻军，加强了在欧洲尤其是在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军事存在与活动，对俄罗斯形成抵近战略围堵态势。在东线，加紧实施“印太战略”，罕见地强化对华遏制，尤其在台湾问题上，频踩中国红线，冒可能引发双方战略碰撞的风险。同时，推出多年来美国耗费最高的军事预算，大力扩充军备，特别着力研发新式核武器，并宣布推动组建“太空部队”，明确提出要确保美国的太空霸主地位，以图取得对中俄全面绝对军事优势，为美国独霸世界扫清主要障碍。
　　在中东，特朗普推行极端亲以政策，放任并支持以色列霸道横行；极端敌视和极限制裁伊朗，强化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和打击，全面搅乱了地区局势，使之面临爆发更大战乱的危机局面。
　　特朗普敢于同国际社会对着干，肆无忌惮地大搞单边主义，有其特有的原因和条件。
　　第一，错位的指导理念。特朗普施政的核心理念是“美国优先”，声称“世界各国必须为美国第一让路”。如此毫不掩饰地表露要将美国利益凌驾于别国之上，在美国历届总统中极为罕见。这使人仿佛听到了老列强对弱小国家巧取豪夺时代的回声。在这种时代错位理念指导下，美国必然要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不择手段地打压和削弱竞争对手，以服务于“美国再度强大”的战略需要。他自以为这一套已显成效，压制了对手，增加了美国霸权实力地位，因而乐此不疲甚至变本加厉而为之。
　　第二，利用超强国力支撑。特朗普有恃无恐地横行，就是仗着美国的独超强势。虽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大变局，美国世界霸主地位在走下坡路，但它仍是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和经济实力仍独步天下。不少国家安全上要依靠它，各国对外开放发展经济都有赖于它。美国历届政府都恃力逞强，坚持推行霸道强权政策。特朗普则更走极端，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极限施压”、“极限制裁”、“零容忍”、“踩红线”、“退群”等超高压手段讹诈威吓和遏制对手，迫其作出让步，以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
　　第三，一定的社会基础。特朗普是凭反传统精英政治和“让美国再度强大”的口号，得到在美国很有声势的保守势力和民粹思想较重的中下层群体支持而崛起的。他推行强硬单边主义政策且在某些方面有所见好，又助长了美国政治保守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的支持率，扩大了他的社会基础。现在主导美国政治的共和党趋于保守化、民粹化和“特朗普化”，完成了对特朗普由厌嫌到接纳到拥戴的“三级跳”式转变。这使特朗普更加我行我素。近日他竟宣布要世界各国在11月4日前完全停止进口伊朗石油，“谁要是进口伊朗石油，就制裁谁”。这无异对各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此极端单边主义霸道作为，在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几无先例。
　　特朗普大搞单边主义同他个人特质也有关系。他从一个纯粹的商人一 跃而成美国总统，在思想上从极端个人主义发展为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对世界大势知之甚少，缺乏战略和长远视野，好急功近利。极端自私和短视也可以成为一些人“无畏”和一意孤行的“底气”。
　　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已造成严重后果，使得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出现近些年来少有的紧张动荡，损害了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与各国利益，也使美国自己受损。他挑战国际规制和国际秩序，一再出尔反尔自食其言，既使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声望降到历史谷底，陷于空前孤立，消损了其软实力，也损害了其实际利益。几乎所有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对手都进行了有力反制，使美国陷于四面楚歌，其中加拿大对从美国进口价值126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高额关税，震动了美国的产业界。这些应能促使特朗普反思。希望他回归理性，回到同各国进行正常交往与合作的轨道，使美国摆脱与其他国家的对抗共输，实现友好相处与互利共赢。

来源时间：2018/7/17   发布时间：2018/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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