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资中筠 赵梅  来源：资中筠微信公众号

　　2018年7月8日，资中筠《20世纪的美国》新书发布会在商务印书馆举行，现场来了很多资先生朋友和热心读者。资先生首先对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做了说明，同时谈了自己的美国研究的独特视角。活动下半场，资先生和《美国研究》执行主编赵梅女士做了对谈，今天刊发资先生和赵梅女士的对谈，更深入地展开关于“美国何以兴”的话题。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前所长
　　赵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执行主编

　　赵梅：谢谢资老师非常精彩的演讲。我非常荣幸能参加资老师的新书发布会，也感谢商务印书馆为这本书面世做了很多辛劳的工作。《冷眼向洋》自2001年问世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美国研究者的必读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本书真的是常读常新，很高兴见到它又再版了。我觉得资老师在这本书中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20世纪这一百年中，美国是如何从小到大，从弱变强。《20世纪的美国》主要是从人文条件和独特的发展道路来回答“美国何以兴”这个问题。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受益匪浅，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向资老师请教。首先是关于美国的精神文明问题，一般人的印象是美国历史短，不过两百多年的历史，是个暴发户。美国只有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您在这本书里提到美国悠长而丰富的精神遗产，我想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资中筠：美国发展到今天，大家都承认它是最强大的一个超级大国，发展到这么超强的一个国家，只有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从原则上、理论上就讲不通。那等于说一个民族，随便一个集体，不要精神只要物质，就能够强大起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前提就不存在。美国不是从石头缝里头跳出来，它是一个移民国家，而它的移民最重要、最核心的人是从哪儿来的？是英国人。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欧洲人到美洲去，比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后来到了南美就变成拉丁美洲，荷兰人、英国人还有北欧人就移民到了美国，一般是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欧洲已经是文艺复兴以后，有了宗教革命，到18世纪独立建国的时候正是欧洲启蒙运动，然后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所以他们带到美国去的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思想和最先进的生产力。
　　而且这些人的素质比较高，是最能奋斗的。一部分人是去谋生，求发展，一部分人是追求信仰自由。他们如果因循守旧，在家乡就算过得不太好，也就凑合了，不会漂洋过海去冒这个险，到美洲的第一波人都是冒险精神特别强的，而且是能够从当时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奋斗出来的人。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富有奋斗精神和团队精神。
　　有一种偏见认为美国人全是个人主义。但其实美国人一方面个人奋斗精神特别强，另一方面团队精神也特别强。所以在学校里考核一个学生，其中有一项就是team spirit（团队精神），能不能跟别人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当时是英国殖民地，但天高皇帝远，没人来管他们，就需要自助和互帮互助。在政治理论方面，当时带去的立国思想，就是洛克的民主政府的思想。
　　很多思想发源地是在欧洲，但是欧洲需要克服的历史包袱比较重，而美国是没有包袱的，所以欧洲的新思想到了美国就能够在新的土地上迅速发扬光大。所以我说美国悠久的历史文明应该就是从欧洲来的，最主要的还是英国。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基本上都是打出来的，但美国这大块地方不是打出来的，是移民。有上层精英，也有劳动人民，跑到美国立足之后，英国国王一看，就顺水推舟地把它当作英国的殖民地了，给英国纳税，就这样白捡来了一个殖民地。所以后来的美国独立也是从抗税开始的，他抗税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说没有代表就不纳税，“要有代表”这个思想还是从欧洲来的，欧洲的宪政思想很早就有了，所以我不能说他完全没有精神文明。实际上是接力棒，而且由于是白手起家，加入了新的血液，更具备奋斗精神。
　　赵梅：您在书里多次提到美国历史发展的“时间差”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您的一个非常独到的见解，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有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但是时间差的确是美国历史发展特别独特的地方，我想请您讲一讲美国历史发展的“时间差”问题。
　　资中筠：美国除了地理上的两洋是得天独厚的，另外一个在时间上也是得天独厚的。比如说，欧洲三十年战争以及其他的革命、战争，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美国自己在那边慢慢发展，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它的历史条件也很有利，得以安安静静，不受干扰，按照自己的需要来一步一步发展。
　　另外，在19世纪的中叶，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到矛盾尖锐化已经明显，就是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时候，在1848年前后欧洲很多国家都发生了暴力革命，也就是马克思发现必须要用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美国还有大片土地开发，没有发生尖锐的社会矛盾。它的社会矛盾尖锐化是在南北战争之后，也就是马克吐温称之为“镀金时代”，所有的腐败现象、巧取豪夺、权钱勾结、贫富差距越来越扩大等等，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而那时已经有欧洲的社会福利措施可以借鉴，二十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就包括了向欧洲国家学习各种社会保障的制度，足以缓解矛盾。
　　还有十月革命已经发生了，社会主义思潮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是已经掌握政权了，就是说有了某种实践，结果是什么样，已经能看到了。在社会主义思潮还没有建立政权的时候，很多理想主义者，特别是那些知识分子都很向往一个没有剥削的世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病，真正达到人人平等，但是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国家的时候，它的实践却让原来向往更加自由平等的人失望，到了美国进行大规模改良的时候，也就是在1910和1920年代的时候，它就不用这个榜样了。它起了反面的榜样的作用。在美国时兴的思潮跟欧洲思潮就完全不一样。我说的“时间差”也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时间差与地理有关，美国开始在东部、纽约这些地方发展工业，等到这些城市人满为患，出现各种矛盾，机会减少时，那些穷苦的、不得志的人可以离开，往西去开发，不一定非得要都挤在这一个小小的圈子里，因此他们就不用造反，窝里斗。很多人就是到西部去开发去了，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牛仔那样。西部有广阔的天地，他们一点一点往外走，一直走到太平洋边上的时候，他们已经发展得差不多了，这也是美国得天独厚的地方，也是时间差的问题。
　　赵梅：在20世纪美国发生了两场社会运动，一场是进步主义运动，还有一场社会运动是民权运动，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比较而言，您更重视进步主义运动对美国历史发展的作用，为什么？
　　资中筠：因为我觉得进步主义运动是一个从根本上进行的改良。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从废墟上重新建设，当时正好是欧洲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时候。南北战争是1865年打完的，在十九世纪末剩下的这三十几年，美国的发展非常快。我插一句，常听人说：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用了30-40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300多年走完的工业化，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我们的工业化是从晚清就开始的。如果说30年赶超的话，美国从南北战争后的30年，到19世纪末的时候，就超过了英国。但到这时，资本主义所有的最坏的弊病也都显露了出来，如腐败、权钱交易、贫富差距等，因此当时有好几股力量在推动改革，最根本的力量是工人运动。到19世纪末，美国罢工的次数已经超过英国这些国家，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力量。
　　另外一个力量是媒体的揭露。因为有言论自由的保障，媒体随便怎么揭黑，不会受到镇压，所以对于大财团的巧取豪夺，内部工人劳动条件的恶劣，在文学作品和媒体上都可以尽情地揭露，让全社会都知道，让大财阀和腐败政客坐不住了，变成臭名昭著的人。
　　还有一部分力量是学者，当时理论界的重镇是威斯康星大学，有一大批学者是德国留学回来的，他们把德国当时比较先进的独立政策的思想带回来了，为改良提供理论根据。根据“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每一个工厂主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爱怎么着怎么着，谁也管不着。至于劳工的待遇和工作条件，是他们自愿接受的，他们都是成年人，是自愿来的，不满意可以辞职。这是资本家的理论，所以他们不接受外界对他有所规范。而那一批改良派理论家的贡献就是论证适当地用法律规范经济生活是不违宪的，是有助于而不是妨碍自由竞争的。在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下，市场就不完备、不健康了，违背了最初的、最重要的条件，也就是机会是必须平等的，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进行自由竞争，这才是真正的他们所信仰的自由主义。
　　他们从理论上进行论证，然后再一点点渗透到选举出来的议员，慢慢地把开明派和改良派选进了国会，再一点点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通过法律不一定是从联邦政府先通过的，而是一个州一个州推广开的。这个州的法律有利于发展经济，其他州的人就会过来，州与州之间的移民是自由的，立即有很多有才能的人到这个州来，随之经济就发达了。那么别的州也会效仿，这是一个不流血的、渐进的过程，但同时又是很快的，在二十年里进行的革命。这个之后政府可以合法地干预经济，通过各种法律限制，比如最重要的一个是《反垄断法》，限制大鱼吃小鱼，一家越来越大。这个《反垄断法》原来被认为是违宪的，后来证明不违宪。还有一个是《食品安全法》，牵涉到所有的消费者，本来食品公司的老板说你管不着，我内部如何生产你无权干涉。后来通过法律，有关部门的巡视员可以到工厂去看，卫生条合不合格等，原来在美国是不允许的，后来都做到了。
　　这个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以致于后来的20世纪的一个接一个的法律出台，都是可以规范资本，避免他们为所欲为。然后再进一步就出现了8小时工作制、工伤赔偿等。工伤赔偿是非常重要的，资方要赔的非常痛，才会想办法改善生产安全和劳动条件。要是赔的不痛不痒的话，他觉得还不用改善。发生一个事故，特别是矿难，原来资本家就随便赔一点，不愿意花钱下功夫改善条件。所以这些法律的出台，都是在进步主义时期奠定了基础，后来就可以这样做。现在美国只要一打这类官司，如食品安全或有侵犯消费者权利的，会赔的特别多。如果不让他赔得底朝天的话，有关企业是不会改的。所以我觉得是奠定了后来的改良。如果没有进步主义运动，小罗斯福后来的新政是不可能的。
　　赵梅：您书中还有一个观点令人印象深刻，即：美国历史发展的钟摆效应。您认为20世纪的美国历史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自由竞争，一条是追求平等。美国的历史是在自由竞争和追求平等的悖论中摆动。这让我想起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M.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 Jr.)的一本书《美国历史的周期》也提出了关于美国历史发展的钟摆效应。他说美国历史在26-30年是一个周期，是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摆动，或者说是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摆动。他的这两个端点和您的异曲同工。由此我想到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定义，好像和欧洲是不一样的，但我们经常搞不清楚，有时给学生也讲不清楚；二是您说的钟摆效应和小施莱辛格的都是从一个端点摆到另一个端点，但是什么力量促使它摆动的？使它摆到什么样的位置？
　　资中筠：关于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真的是很容易误解的。所谓美国的保守主义，其实是我们心目中的自由主义。它的保守主义是特别强调自由竞争不要受干涉，一般认为共和党是比较偏保守主义的，反对政府用很多规范约束资本，实际上是说资本应该有更大的自由来投资。所以当美国经济有了困难的时候，总是有两种不同的解决办法，一种是用凯恩斯刺激需求的办法，即增加普通人的购买力，使市场繁荣起来；另一种是保守主义认为的应该刺激资本，给企业家减税，让他投资，然后发展企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增加就业，增加普通人的收入。我说的摇摆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思想里摇摆。在小罗斯福新政时候，基本是符合凯恩斯主义的，增加贫困人口的福利。后来里根上台后，有一股保守主义思潮，特别反对罗斯福，认为他破坏了美国最基本的经济。保守主义认为，对资本必须少加束缚。让资本家敞开了赚钱，一定会对全社会有好处。
　　每一方做到极端的时候，就会发生弊病，就要另外一方上台。所以两党轮流执政，就是起这样的作用。实际上，一般都是向中间摇摆，很少极端。即使在竞选的时候口号很极端，但是上台后也必须按照实际的情况来做。现在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好像两股力量撕裂，很少向中间摇摆了。
　　赵梅：您在书中除了重视进步主义运动，还很重视基金会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您后来写了一本《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公益百年发展启示》，这也是从事美国研究学者的一本必读书，您在书中中谈到了新公益，我想请您谈谈基金会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资中筠 著

　　资中筠：这也是进步主义时期出现的一个新事物。当然慈善事业自古以来就有，凡是在一个社会里比较有钱、居于比较优越地位的人，总是要在有灾难的时候捐出钱来帮助受难受穷的人。但美国20世纪兴起的基金会，是一种新事物，我认为是在美国的文化思想里的特殊产物。像洛克菲勒、卡耐基这些人在20世纪初工业发展突飞猛进时财富积累的特别快，他们机遇很好，同时赚钱很有手段。
　　但与此同时，这批人自以为是社会的主人，看到这个社会正在分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他们有责任来治理这个社会，同时要抵制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因为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把这个社会拆了重新制定规则，他们认为现在的规则很好，但必须加以治理，不能让弊病继续下去。我说他们带来了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思想，因为他们至少有一个基本信仰，是人生而平等。这个跟以前的封建社会是非常不一样的。封建社会认为生在什么家庭，就认命。但从启蒙运动以后，人们认为人生来是平等的，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如果没有，就要设法改进。
　　他们这批人认为自己有个这么好的机会在美国发财，那说明我很优秀，我很聪明，但是有很多人他并不是不优秀，也不是太笨，但还是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来帮助这些人，使他们也有同样机会，所以他们想出一些所谓的“治本”的办法。而不是单纯的捐钱济贫，不但不解决问题，而且还养懒汉。
　　“治本”是什么意思？他们认为有两种情况人会失去竞争的条件：一是生病。一个不健康的人是不可能跟健康的人有平等的机会的。有钱的人看得起病，没钱的人看不起病，所以他们投资第一个是医疗。像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医疗方面投入非常多，还在中国办了协和医院。二是教育。因为当时还没有政府主导的义务教育，也是进步主义运动后才开始有的，起先是六年，然后九年，现在发展到12年。那时没有义务教育，那么受教育的机会富家孩子和贫寒子弟就不一样，特别是黑人就更加没有机会了。这批公益慈善先驱当时重点关注的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教育，目的是创造条件，使得人有平等竞争的机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授人以渔”。
　　但发展到现在，中产阶级萎缩了，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需求特别大，基金会这种无偿的捐赠模式已经不够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了一种新的想法，也是他们的上层精英想出来的，即公益事业也可以盈利，自己造血。投资一个企业，要先想清楚它对社会起什么样的有利的作用，叫做社会企业。这是一个新的想法，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投资。做企业都是满足消费者的需要，首先是为了赚钱。假如为了要赚钱，哪里来钱来的快，就投到哪里。但是来钱最快的领域，不一定是对社会最有利的。所以“社会企业”以特定的对社会有利的目标为首要考虑，盈利服从于这个目标，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在关于美国基金会的第四版《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这本书里增加了这部分新的内容。很遗憾我这本书当时写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美国发展的一个侧面，希望引起研究美国的学界注意，但是我发现研究美国的人不大注意这本书，而真正的读者都在企业界和公益界。所以我说，这本书对推动中国的公益事业起到了一点作用，但对推动对美国的研究没起多大作用。美国研究界，天天还是想着美国的总统怎么样了，外交政策怎么样了、中美关系怎么样了，就是不去想想人家这个社会发展到底是怎么发展来的。
　　赵梅：虽然您在开篇说不谈现实，但我觉得这本书有很强的现实关怀。我在读的时候就想，现在美国社会有些乱象，回过头来想，那些在20世纪成就美国繁荣发展的因素是否可持续？美国的软实力是否足以支撑它在21世纪的发展？
　　资中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我现在没有答案。我在本书的后记里有提到一些，就是现代民主的危机，美国原来的优势如果不加入改良的话，正在慢慢失去这些优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这是美国的有识之士正在发愁和担心的事情。
　　他们说，特朗普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使得美国不再伟大。反对他的人是这样的担心。但是也有一批人特别拥护特朗普，觉得美国的弊病太深了，必须要用虎狼之药，像奥巴马这样的瞻前顾后是不行的。我看奥巴马和特朗普，应该说从为人的本质上讲，我对奥巴马评价比较高。但奥巴马有一个毛病，他是知识分子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毛病是看得太远，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奥巴马一上台先搞了两个很重要的方案。一个是关于发展清洁能源。奥巴马认为对于人类而言最重要的是环保问题，甚至比恐怖主义还重要。于是他跟拜登两个人搞了一个很宏伟的方案，这个我们国内很少有人注意到。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有远见且伟大的计划。第二是国内的医保问题，他认为发达国家里只有美国是没有全民医保的。美国有1800万-2000万人是没有保障的，只能靠医疗救济，而不是真的有医保。这两件事都是很难的事情，也不可能在一届总统里完成。而且他读书很多，在每做一件事情时都会考虑过去的每届总统在这件事情上的得失利弊是什么，所以他想的太多，不像川普说干就干，推特治国。至于说对于美国现在的问题，哪一个更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或者更能治好现在的病，这个很难讲。
　　但美国的民主确实现在出现了一些很大的问题。一个是两党分裂，这个分裂不只是国会的分裂，而是民众的分裂，说明社会的共识正在失去。这是很大的问题。二是三权分立本来是为了互相限制，现在由于党派的缘故，国会作用已经削弱，就是立法机构起不了大的作用。还有一个是司法，美国最重要的一个民主力量是司法独立，无论你通过什么法律或者总统想做什么，最高法院都可以予以否决。现在这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比如特朗普有很多移民措施被法院否决。但法官是由总统任命的，如果总统任命了一个他所认可的非常保守的法官，假如保守派在法院里占多数，又是按现在的党派分裂的理念判案，这对美国的司法将产生非常坏的影响。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例如里根也曾经想任命过一个非常保守的法官，结果参议院否决了。那时候参议院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过去也有这样的情况：即使一名法官原来的理念偏于某一方，但能够到最高法院法官的位置的人，一定有非常深厚的法律的训练，有一定从业的经验，会有对法律有敬畏，对宪法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一旦坐上这个位置，就有一种敬畏，会比较公正地投票。现在最高法院法官陆续出缺，奥巴马在位时已经应该提名一位法官，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就是不给他排上讨论的日程，给拖掉了，然后特朗普任命一位保守派的法官，现在又有法官出缺了，如果都是按党派政治任命法官，使最有权威性的最高法院逞多数一边倒的现象，只能寄希望于法官本人的法律良知，如果政治偏好进一步侵蚀司法部门，这将是对美国民主制度最根本性的破坏。
　　目前还看不大清楚。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幻想美国的力量真在衰落下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还会保持超强的力量，没有一个“老二”可以替代它，这一点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美国的硬实力绝对超过现在任何一个国家，或一群国家的总和，至于软实力的下降，那也是相当长远的事情。也许再过几十年回头看它从哪个节点开始走下坡路了，但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的硬实力还是最强大的。
　　赵梅：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治学。您是中国美国研究开风气之先者。在您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成长起来。从您个人的研究经历来看，最初是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您在1985年出版的《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是我们研究生的必读书，特别是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学者的必读书。但是，从《冷眼向洋》在2001年出版以后，您的研究开始从外交转向美国国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您对在座的年青学人有什么寄语？
　　资中筠：在《美国战后外交史》出版以后，我发现我有一个结论是错误的，就是我当时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雅尔塔格局还会继续下去。结果这本书写完隔了几年才出版，出版时苏联已经解体了，东欧剧变，雅尔塔体系瓦解了。我当时为什么认为这个格局会继续呢？因为根据传统的看法，一个世界的格局是经过大战后，各主要国家根据力量对比签定协议形成格局，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再经历一次大战，才能改变。但雅尔塔格局的崩塌和冷战的结束，不是因为战争，不是因为外部的力量，而是很大的国家的内部力量变化。
　　有了核武器后，再发生像二战这样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除非谁发疯了，这将是人类的毁灭，整个文明重新再来一遍。那不打仗格局会不会变，就取决于一些主要的力量自己国内的变化。所以我觉得研究国内的变化非常重要，而且反过来讲，美国这个国家能繁荣富强100年，必然有它文化和思想的原因，应该研究这方面。而且一个社会，而且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一个文明的发展和变化，不取决于几个掌权的人，而是全社会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样研究。
　　关于怎样研究美国，我在1987年发表在《美国研究》创刊号的代发刊词《中国的美国研究》一文中探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美国。文中提到，既然作为一门学科，做学术研究就应区别于政策咨询的研究，应改着眼于长远，把它作为一个文明体系来研究。你说我对美国的研究起到很大的影响，很遗憾我的影响没没有那么大。现在大部分研究还是着眼于当前，自以为能对决策提出意见。
　　赵梅：我们的美国研究在您的影响下，虽然依然重对策研究，但在美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当然我们还要努力。再次感谢您今天精彩的演讲。祝贺您的《20世纪的美国》再版。谢谢。

来源时间：2018/7/16   发布时间：201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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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

　　尊敬的连战先生，各位朋友，各位嘉宾，
　　大家下午好！
　　参加这个座谈会，见到连战先生和这么多台湾朋友，非常高兴。十三年前连战主席毅然率中国国民党参访团来到大陆，实现了六十年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双方发表的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五项共同愿景，为两岸关系向前推进提供了契机，影响深远、福泽至今。此后连战先生又多次率团访问大陆，为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对此我们十分钦佩，连战先生和台湾有关各界朋友们多年来辛勤付出展示的真挚情怀正体现了今天我们座谈的主题 ——“共担民族大义，共谋民族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五千年来，华夏儿女在世界东方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不断探索救亡图存之路；数十年来，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兴盛而努力建设、不懈奋进。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创造过辉煌，因此更懂得复兴的重要意义；经历过苦难，因此对复兴有更深切的渴望。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需要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共同努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两岸共同的梦，需要大家一起来圆”，“中国梦既是国家、民族的梦，也是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同我们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密相连”。人民要安居乐业，国家要繁荣富强，民族要实现复兴，需要两岸同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大家要一起干好中国自己的事：
　　一方面，要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确保民族复兴进程不受破坏。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台海地区是其中关键一环。民进党重新执政后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顽守“台独”立场，大搞“去中国化”，岛内各种分离主义势力不断兴风作浪，致使两岸关系复杂严峻；一些外国势力为遏制中国发展，也乘势大打“台湾牌”，已经走到了踩红线的边缘。在这里我们要奉劝一句：务必要悬崖勒马！面对民族复兴进程中这样那样的干扰因素，两岸同胞要继续一道坚决反对与遏制形形色色的“台独”，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有决心有信心也有能力挫败一切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阻挠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图谋。正如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连战先生时所讲：大道之行、人心所向，势不可挡。
　　另一方面，两岸同胞要共同推进国家和平统一进程，齐心协力实现民族复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口号，并指出“民族之享福，以统一为主”。这理应继续成为我们两岸中国人共同的追求和责任。为此，我们要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持续推动两岸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继续促进与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共建美好家园。两岸中国人要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争取早日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
　　朋友们，嘉宾们，
　　当今世界正处于剧变的时代，国际形势发展大势对人类和平发展进步事业有利，特别是新兴国家崛起势不可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大势所趋，尽管前进道路不会平坦，但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中华民族从来都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也是当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建设一个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的世界奉献中国人的智慧与力量。两岸中国人不仅要致力打造两岸命运共同体，也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同胞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担起责任，一起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8/7/16   发布时间：2018/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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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稻葵等  来源：经济学家圈

　　标题为经济学家圈所加，以下是报告全文：

　　CCWE中美经贸研究组成员：李稻葵、厉克奥博、冯明、徐翔、吴舒钰、石锦建、金星晔、胡思佳、张驰、周迪

　　 贸易摩擦的根源：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新格局：“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中美经贸关系成为唯一共同的靶子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入新时代
　　 底线思维：中美经贸关系不会走向全面对抗
　　中美利益深度交融
　　“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的诉求战略互补
　　中国可以承担中美贸易摩擦的短期冲击
　　 应对之策：战略定力、以斗促合、苦练内功
　　 短期：把握主动，以斗促合
　　 长期：战略定力，苦练内功
　　 展望：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

　　报告摘要
　　首先，我们认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国内“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双方唯一一致的靶子就是中国，而中国在十八大以来，自身发展道路和体制已然清晰，迈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中美两国的这种改变让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
　　第二，面对貌似严峻的形势，必须明晰底线。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成本我们完全可以承担。一是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二是目前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在美国占上风“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三是，我们认为中方能够做到以史为鉴，精准管控分歧，不给极端派、挑衅者任何可乘之机，不会擦枪走火。
　　第三，面对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中方需要把握主动权，以战促合，可以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让步，但是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阻碍中国经济升级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长期来看，中方要做好持久准备，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同时苦练内功，以最大的决心精准落实各项改革方针大略。
　　最后，我们认为，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
　　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
　　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
　　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
　　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格局必须、也一定能够形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茧之工”。

　　正文

　　2018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试图遏止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改变贸易合作，扭转贸易逆差。特朗普声称美国在“全球化”中“输了”，来自中国的进口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而 2018 年美国政坛将迎来中期选举，特朗普出于政治目的，更是不断对中国挑起贸易纠纷。2018 年3 月 2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的总统备忘录，内容包括对价值 60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798.6 亿元）的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标志着特朗普酝酿已久的对华贸易战正式打响。在 301 调查报告中，美国还针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提出诸多质疑，指责中国政府在外资准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制造 2025 等政策上对外资企业造成了不正当竞争，随后发生的中兴制裁事件更激化了中美之间的贸易矛盾，这增加了中美两国贸易走势的不确定性。表 1 给出了中美过去将近 30 年来的四次贸易战，均以中国承诺采取相关举措、中美达成相关协议为得到化解。但是我们认为，这次的中美经贸摩擦不同于以往的四次贸易战。
　　首先，我们认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国内“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双方唯一一致的靶子就是中国，而中国在十八大以来，自身发展道路和体制已然清晰，迈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中美两国的这种改变让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
　　第二，面对貌似严峻的形势，必须明晰底线。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成本我们完全可以承担。一是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二是目前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在美国占上风“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三是，我们认为中方能够做到以史为鉴，精准管控分歧，不给极端派、挑衅者任何可乘之机，不会擦枪走火。
　　第三，面对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中方需要把握主动权，以战促合，可以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让步，但是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阻碍中国经济升级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长期来看，中方要做好持久准备，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同时苦练内功，以最大的决心精准落实各项改革方针大略。
　　最后，我们认为，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
　　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格局必须、也一定能够形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茧之工”。

　　一、 经贸摩擦的根源：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我们认为，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中美关系的性质也随之和以往不同了，这是中美经贸关系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
　　1. 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新格局：“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中美经贸关系成为唯一共同的靶子
　　从美国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在于美国国内“两个美国”矛盾的激化以及“两个美国”的矛头全部指向中国。具体而言，“两个美国”分别指代精英的美国和传统的美国。
　　“精英的美国”，即我们所习惯和熟知的美国，比如高校学者、世界银行、华尔街等金融机构等等，而这一部分群体也恰恰是我们中国学者和精英阶层赴美学习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接触到的主要群体，这些导师和同学大都是美国社会中的精英之精英，毫无疑问，他们能够很好地代表一个“精英的美国”，但是可能并不能够完全地反映真正的美国人，因此，在国内，那些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最了解美国的人，对于真正的美国的了解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局限的。对于“精英的美国”而言，他们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假设1，这派人认为，只要充分保持对华优势，美国就能够阻止中国在军事领域试图与美国竞争，其关键在于“美国主导”，无论是上世纪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两极格局瓦解后的单极世界，由精英群体统治下的美国都谋求在世界范围内各项事务各个方面的绝对领导权和控制权。
　　“传统的美国”则是一个我们相对较为陌生的美国，也是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非精英人士，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深深地植根于清教徒理念之中，正如哈佛大学已故政治学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去世前的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所写，美国的国民性不是在 1775 年形成的，而是在 17 世纪的最初几批定居者来到北美时就已经形成了。这些最早来到北美的英国清教徒，他们不是殖民者也不是移民者，他们不是作为英国的代表来到北美开疆拓土的，而是为了逃离本土的宗教迫害来到美国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从那时起，美国的国民性就已经形成了。
　　就对外贸易而言，“精英的美国”和“传统的美国”分歧的聚焦点在于是否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和保持联系。对于代表“精英的美国”的群体而言，无论是从上世纪里根的喊话“Mr. Gorbachev, open the gate.”“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还是布什政府推行的“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1外交政策，都明确地表明自身和其所代表的政府在全球化浪潮中积极融入的立场，奥巴马在提出“新人造卫星时刻（New SputnikMoment）”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对于美国已经身处全球化经济当中，并且需要不断加强全球合作的事实表示了认可。
　　相比较而言，对于代表“传统的美国”的群体而言，孤立主义其国民性的最重要表现之一。美国自身地理位置不同于欧洲任何国家，其幅员辽阔，邻国较少，自建国初期，美国人便崇尚孤立主义。纵观美国经济史，自 17 世纪初，定居者踏入北美之后，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既没有在本大陆上开疆拓土的行为，也没有到海外殖民的冲动。即使是出兵菲律宾，也是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后才决定的，“我曾寻求帮助……在白宫的地板上踱来踱去，直到深夜……我曾不止一次跪在地上向万能的上帝祈祷。最后，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上帝的声音……那就是除了占领菲律宾之外我们别无选择。”19 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门罗主义”的本质也在于无法忍受英国和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到处谋求势力范围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精英的美国”还是“传统的美国”，其矛头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中国。对于“精英的美国”而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反过来违背了美国对于中国的预期，为了建立和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各方面的秩序，精英群体将矛头指向中国，意图于巩固和保障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威和领导，奥巴马在“New Sputnik Moment”中谈到，两年内中国太阳能板的世界份额由 5%上升到 60%，尽管这项技术是在 50 年前由贝尔实验室发明的，但是美国没有任何一所公司跻身世界前十。对于“传统的美国”而言，中国廉价的人力成本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使得国际分工过程中大量劳动力就业岗位从美国流失，无论是 2017 年 4 月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启动的 232 调查，还是 2017 年 8 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 301 调查，其最终目的都在于通过各种手段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从而为美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因此，在当下美国内部矛盾激化，外部冲突对象同时指向中国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具有它的双重性：它既是那个新教徒式的，过着清贫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陆土地为精神和物质家园的美国，也是那个精英主义的，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传播自己的理念的扩张主义、英雄主义、霸权主义的美国。在中美贸易战里，中国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精英的美国”，还需要应对来自“传统的美国”的我们所陌生的利益冲突。
　　反观中美历史上的主要交往，从民国时代到抗战时期，从冷战时期到 21 世纪，都是在美国已经完成其国际主义战胜新教徒的孤立主义情绪之后所进行的，我们所熟悉的美国，仅仅是美国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并非美国发展过程中的常态。我们所熟悉的美国，是“精英的美国”，是国际主义的美国，是那些以基辛格等人为代表的精英所主导的美国。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这个由特朗普政府主持的美国，所代表的是一个更为“传统的美国”，是那个新教徒来到美洲定居时的美国。
　　当下，由于中美双方各自经济社会政治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需要经历一段必要的磨合期，并且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在这个新的均衡中，美国必须承认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制度，必须承认中国在经济和整体国家实力提高之后，能够在相应的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享有相应的控制权和影响力。我们坚信，这样一个新的均衡一定能够到来，尽管其中的过程必将是曲折的，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磨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坚持斗争，又要维持和发展双方的合作关系，坚持矛盾统一的一体两面。
　　2.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入新时代
　　美国在变，中国也在变。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中国人民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政治上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得到了明显提升。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中国的道路自信提供了资本，已然清晰的中国道路反过来又支撑着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综合绝大多数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在 2025-2030 年之间将大概率超过美国，这将改写一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相对格局。当前，对于已长期扮演全球超级大国角色的美国而言，面对一个发展道路不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之差距逐步缩小甚至部分领域有所超越的新时代的中国，贸易等局部领域冲突不可避免，需要较长时间适应、磨合与接受。具体而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有三大变化。
　　变化之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中国梦、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自信等重大论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的发展道路已然清晰。党的十九大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到 2020 年两个“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更长期的奋斗目标：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中国发展道路。根据 2010 年至 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测算，要实现到 2020 年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只需要 2018 年至2020 年年均增速不低于 6.43%，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实际运行情况，6.43%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增速水平，只要未来三年不出现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几无悬念。进一步，如果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收入水平定义为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平1，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测算，中国要在 2050 年实现十九大确定的战略目标，需要在未来 33 年里保持年均 4.1%以上的增速水平；分阶段而言，如果中国能够在 2017-2025 年保持年均 6%的增速，2026-2035 年保持年均 4%的增速，2036-2050 年保持 3%的增速，那么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梳理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经济史可以发现，上述增速预测依然是相对保守的，未来 33 年，如果中国不发生重大经济金融危机，中国的 2050 年战略目标很可能会提前实现。
　　变化之二是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四大发明”、“基建狂魔”、“厉害了我的国”是当下称赞中国的流行语，但这些词只是停留在表面，其背后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明显跃升。中国经济体量在过去四十年以年均 9.5%的速度快速增长，占全球经济的份额由 1978 年的不足 2%提升至 2017 年的 15%；而美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已由本世纪初的 32%下降至 2017 年的 25%；中国 GDP 占美国的比重由本世纪初的 12%提升至 2017 年的 63%。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 年至 2016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7.2%，明显高于美国 2.1%的年均水平、全球 2.5%的年均水平、发展中国家 4.0%的年均水平，为主要经济体增速之首。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2013 至 2016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 31.6%，超过美国（18.2%）、欧元区（8%）和日本（3.7%）贡献率之和。中国货物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10.4%提升至 2016 年的 11.5%，同期服务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由 5.5%上升至 6.9%，服务贸易总量排名从全球第四上升至第二1。2012至 2016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到 20.2%，201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跃居世界第二位，2016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 1831 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并创历史新高2。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内需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过去十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 105.7%；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 2009 年，内需的贡献达到 142.6%；即使是全球经济复苏、贸易回暖的 2017 年，内需的贡献也达到 90.9%。2017 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8.8%，比 2007 年提高 13.5 个百分点，是名符其实的经济稳定运行“压舱石”和“稳定器”。
　　变化之三是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主动参与国际治理和格局重塑，力求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梦不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蕴含着中国强大起来后要为全球发展和人类命运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决心。中国领导人对此身体力行。2017 年 1 月，领导人在达沃斯发表重要讲话，就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困境等问题宣示了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为世界经济航船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和世界发展的信心。2018 年 4 月，领导人在博鳌发表重要讲话，不仅开启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新局面，更凸显出中国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的博大胸怀和大国担当。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和格局重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中国同沿线 66 个国家和地区的各领域双赢合作加强，2017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737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8%。其中，出口增长 12.1%，进口增长 26.8%；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 3857 家，增长 32.8%。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相继设立，G20 峰会、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峰会等一系列国际会议成功举办，体现出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中国正在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
　　二、 底线思维：中美经贸关系不会走向全面对抗
　　当前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走向众说纷纭，一些观点认为两国会走向全面冲突，甚至“贸易归零”、“断网隔绝”；还有一些声音认为贸易战的后果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可承受的影响。面对黑云压城、山雨欲来的严峻形势，我们需要以底线思维进行冷静分析两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从理性出发推演最坏的情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清战术背后的战略考量，才能制定精准、有效、理性的应对策略。
　　我们认为，从理性出发当下中美不会走向全面对抗。中美贸易不会归零，不会“断网”，更不会走向新冷战或军事战争。一方面，当下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因此，中美经贸关系会经历量的调整，但不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需求互补，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能够消化本轮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而根据我们的分析，这种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短期影响与冲击，甚至是美国对中国相关高科技企业的打击，中国是可以承担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基于理性的研判推理，是“基本面分析”。在极端事件的影响下，实际情况可能与基本面发生背离。一战前夕，欧洲各国的经贸关系深度交融，精英阶层也均认为战争无益。然而，“萨拉热窝”事件最终引爆巴尔干半岛火药桶，所有自认为能够把冲突限制在低烈度对抗的政治家都受到了历史的嘲弄与指责。以史为鉴，我们在理性分析的同时要精准管控分歧，冷静应对挑衅，保持战略定力。美国是个复杂系统，与不同的美国人打交道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识别其背景、意图，团结理性力量，不给极端派可乘之机。
　　1. 中美利益深度交融
　　事实上，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远非部分媒体鼓吹的零和博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深度交融、相互依赖的。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体制下，中美两国经济之间通过三条重要渠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条渠道是国际贸易。两国都从对方进口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向对方出口大量的出口和服务。2017 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 4298 亿美元，占中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 19%；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 1539 亿美元，占美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 10%。与此同时，中美两方双边服务贸易的规模也在迅速增长。第二条渠道是国际投资。两国都在对方境内有大量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以 2015 年为例，在华美资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5170 亿美元，利润超过 360 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虽然相对规模较小，但金融危机之后也在显著增加，截止2016 年底累计投资已达到 1090 亿美元，遍及美国 50 个州中的 46 个。此外，中美两国居民和企业均在对方国家的证券交易所持有大量的股票或者债券资产，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自主要的投资品种就是美国政府债券。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主要国债数据，2018 年 4 月，中国持有总值为 1.18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量居全球首位。第三条渠道是人员交往和人力资本互通。中美两国均有大量居民在对方国家访问，学习，工作或生活。2016 年，中国赴美国留学的人员总数高达 35.3 万人，占到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 34%。美国到中国留学和旅游的人数也持续增加。以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为例，书院学生中来自美国的比例占到 45%，为各个国家之最。

　　除以上三条主要渠道外，还有大量的其他证据证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交融和深层次联系。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和飞机出口市场，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占其农产品总出口的 16.1%，出口到中国的飞机及配件占美国总出口的 12.5%。2016 年一年里，中国消费者购买了 4490 万部苹果手机，以及 510 万辆通用、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美国三大汽车品牌在华生产的合资汽车，分别占当年苹果手机和三大汽车品牌全球销量的21%和 33%。由于苹果手机和通用汽车的最终组装位于中国境内，这些购买行为并未计入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但从利益主体来看，这些购买行为获利最大的是美国企业。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估算，如果考虑进这些因素，美国 2015 年对华贸易逆差仅为 304 亿美元，远远小于贸易逆差显示的 3675 亿美元，在出口结构不发生明显变化的假设下，我们估算 2017 年美国实际对华贸易逆差在 310 亿美元左右，显著低于特朗普政府用作发动中美贸易失衡的核心证据的 3752 亿美元逆差。

　　此外，我们还认为这种高度交融的同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是在逐渐下降的。中国加入世贸以来，中美贸易失衡出现了逐年加剧的态势。中美之间贸易失衡的绝对值不断扩张，体现为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的顺差和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的顺差。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从 2000 年的 298 亿美元上升至 2017年的 2780 亿美元。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度有所下降：货物贸易顺差占中国 GDP的比重呈现倒 U 型走势，在 2006 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 5.2%的峰值，之后就不断下滑，2016 年该项目顺差占中国 GDP 的比重仅为 2.3%；而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 GDP 的比重在近 20 年来则是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 2000 年的 0.8%提高至 2017 年的 1.9%。
　　此外，尽管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但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出口伙伴的多元化，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显著降低，而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依赖则与日俱增。在中国 2001 年加入 WTO 时，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 20.4%，从美国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 10.8%，而 2017 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则分别占中国总进、出口的 18.9%和 8.4%。与这种趋势相反的是，从 2001 年到 2017 年的十多年内，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占其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从 2.6%和 9.0%分别上升至 8.4%和 21.6%。对中国贸易量，特别是对中国进口的迅速扩张，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占其总贸易赤字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20.2%上升至 2017 年的 47.1%。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总贸易顺差的比重近年来下调显著。在 2006 年之前，对美贸易顺差甚至超过中国总顺差，说明整体来看，中国对其他国家保持贸易赤字。然而这种对美国的贸易依赖随着中国出口伙伴的多元化迅速降低，2017 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其总贸易顺差的 63.5%。

　　近年来，中国进口和出口的目的国都更加分散化。从 2000 年至 2017 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份额从6.9%上升至 12.4%；由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需求量的扩张，中国从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大宗产品储备丰富的地区的进口也迅速扩张，这挤压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份额。与之相反，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需求都更加旺盛了，与中国日益扩张的贸易挤压了美国与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贸易份额，也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我们认为，虽然从总量上看，中美贸易顺差仍然在逐步扩大，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战无疑将对中国对外贸易乃至整体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但是当前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较之以前已经有了显著下降：随着中国贸易对象分散化和与其他贸易对象的贸易量不断攀升，对美贸易的决定性作用正在减弱。
　　对于中美经济高度的交融性和依赖性，美国政府深知肚明，而在中国对美贸易依赖度不断下降的同时，美国宣称将对中国施加的一系列所谓“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措施最终都只会对美国经济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真的如特朗普政府所言对总数可能达到 4500 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征收关税，将对美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政治自杀。这一全面关税将极大地提高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减少美国民众的消费选择，同时也会增加美国企业的运营成本，极大地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抵消其他所有经济刺激政策的正面效果，届时即使是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都将倒戈。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美国是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和美元霸权的缔造者，其对于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的举动收到全球投资者的密切关注。如其采取极端手段限制或处理中国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将极大地影响市场对于美元资产和现有金融体系的信心，进而推动美元的公信力下降，国际资本流出美国或抛售美元定价资产，对于向来重视金融地位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选择。
　　从技术及人才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所鼓吹的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抑制与封锁和科技人才在美求学的限制与打压既不现实也没意义。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接受美国提出的限制自身科技发展的无理条件，将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合作科研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重视学术交流的全球科技界也将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可能通过限制签证、严格审查等手段对于中国人才赴美求学和学术交流造成一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也将对美国自身的科技人才发展与技术进步造成负面影响，必将受到美国科技界和知识界的全面抵制，注定无法延续。
　　2. “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
　　正如上文所述，当下两个不同的“美国”同台演绎，传统的美国占了上风。传统的、光荣孤立的美国试图减少国际贸易，减少全球治理参与和责任承担。事实上特朗普总统也是这样做的。在贸易上，他退出跨太平花样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威胁实质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不惜与大量盟友挑起贸易摩擦；在政治上，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退出巴黎协定。
　　与之相对，新时代的中国比以往更加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体系与国际治理。在中国的政治家看来，对外开放、增强合作不是做姿态、图虚名，而是“带来进步”的要义，是“历史潮流”，更是马克思主义所言“从各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通道。2012 年以来，中国与冰岛、瑞士、韩国、澳大利亚、格鲁吉亚、马尔代夫等国签署自贸协定，并积极参与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2013 年至今设立上海等 12 个自贸试验区，并将一些试验区内的改革措施向全国推广；中国承办 20 国集团首脑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海合作组织领峰会会议。
　　从宏观来看，中美两国有着相似的目标，“让美国再次伟大”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都是让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水平得到提升。为了实现相似的目标，为何两国会选择完全不同的做法？当前需求的互补是否是暂时的表象？
　　我们认为，这种互补的背后有着文化、经济与制度的基础。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文化上更愿意接纳与自己不同的合作者，在历史上对封闭有着更惨痛的记忆，在经济上更注重发展与增长，在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上能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因而这种需求的互补是长期的、可持续的。
　　首先，面对当今制度、文化等都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两国在“开放”这一问题上的文化底色是不同的，因此处理多元化外部世界的态度也不同。传统的美国崇尚孤立主义，希望把美洲打造成“世外桃源”，对开放没有好感。精英的美国继承的是欧洲的一神教传统，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都只认可一个神，使命都是宣扬唯一的神的光辉，在最大范围内清除异端，因此精英美国的开放是“以我为主”的开放，是“传教式”的开放。与之相对，以天下为己任一直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也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的坚持的原则，即便有“中央之国、天朝上邦”的优越感之时，中国也从未强迫他国放弃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因而，面对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传统的美国感到厌恶，精英的美国将不能同化的异己视为敌人，而中国则既不对开放本身感到厌恶，也愿意与不同于己者进行合作。
　　其次，中美两国对开放的历史记忆不同。回顾经济史，不难发现美国在二战前是一个封闭大市场，20世纪的头 20 年，出口占美国国民生占总值的比例仅为 6%-7%，远低于欧洲同期 20%-30%的水平；1861 年进口货物平均税率提高至 47%，一战前一直维持在 40%以上（Hughes and Cain 2011）1。然而，依靠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美国经济在封闭之下快速发展，1894 年其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人均 GDP 1913 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Maddison 2007）2。可以说，对于封闭而言美国的记忆不一定是灰暗的。相反，对于中国而言，1840 年后的近代史历历在目，封闭所带来的贫穷与落后，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更坚定了当前中国社会对开放的决心。
　　再次，两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6 月末，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在欧洲央行论坛发表题为《当增长不再是全部（When Growth Is Not Enough）》3的演讲，他认为当下美国的问题表现为四方面，即中位数工人工资的增长停滞，经济与社会流动性下降，经济承压地区与人群面对的日益增加的社会治理功能失效，以及政治异化与对制度的不信任。换言之，伯南克认为美国的问题从本质上讲不是增长问题而是分配问题。当下美国社会关注的不是国家整体财富的增长，而是已有财富如何在不同阶层间分配的问题。而中国的政治精英认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来自发展，改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美国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 7 倍，经济建设依旧是中国事业的中心。
　　贸易对于增长和分配分别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对外开放能够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不论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保罗·克鲁格曼的产业内贸易都在论证这个观点。然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论证时往往使用代表性消费者，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而忽略其异质性，也就忽略了经济全球化背后的分配效应。给定一个没有政府的假想经济体，如果当一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主要集中在货物产品出口时，贸易的一部分收益便会流向工人；如果一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集中在资本输出，则收益很难自动流向中下层中产阶级。因此，在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框架下，国际贸易有可能加剧社会分配不均。因此，注重增长的中国拥抱全球化，注重分配的美国对全球化抱有疑虑，这是拥有经济基础的。
　　最后，两国政府参与经济的方式不同，因而化解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能力不同。如前所言，开放并非没有负面影响，面对这种影响两国选取了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开放不是一步到位的、自由放任的开放，而是有管理、有次序的开放。概括地讲，中国优先开放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没有优势的行业引进国外资本以学习技术、管理经验，并逐步培育国内的市场与企业，再逐步开放，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与之相对，美国的主流政治精英大都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底色，即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抱有疑虑，近期的 301 调查等鲜明的反映出美国精英阶层的这一态度。而事实上，美国年初发布的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报告同样是精英美国所为，不代表特朗普。美国焦虑来自中国消解国际贸易负面影响的经验与其一贯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指责市场换技术、政府补贴技术研发是表象，是站不住脚的。毕竟，任何一家企业选择进入中国市场都是自愿行为，没有强买强卖，没有 1840 年的坚船利炮逼迫，合作产生的红利本就应双方共享；美国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支持也不能被忽视，毕竟互联网诞生于从国防部，F22、B2、E4等美国军机也有波音公司的痕迹。
　　综合以上分析，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需求的互补有着深刻的历史、经济、社会基础，并非一个暂时的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此轮中美贸易冲突将是局部性的，不会演变成全面的贸易战，更不会形成新的“冷战”，换言之不会出现全面的军事对抗或“贸易断交”。
　　3. 中国可以承担中美贸易摩擦的短期冲击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7 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量为 5056 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进口总量为 1304 亿美元。目前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的平均关税在 3%左右，贸易战打响后，这一关税将提升至 25%。我们估算了两种情况：
　　情况一：美国加关税，中国不加征报复性关税。根据近年来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中国对外出口价格弹性（即出口价格变化 1 单位所导致的出口数量变化）估算的平均值大约在 0.51。给定中国不进行报复性反击，这一关税征收后，中国对美出口量将下降 11%，即 500 亿美元。目前中国的 GDP 为 12 万亿美元，因此出口下降将拖累中国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
　　情况二：美国加关税，中国加征报复性关税。据近年来相关研究测算，中国进口价格弹性（即进口价格变化 1 单位所导致的进口数量变化）为 0.482。倘若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同等水平的报复性关税，则中国净出口直接受影响将下降到 400 亿，对中国 GDP 增速的拖累将从不加报复性关税的 0.4 个百分点下降到 0.34个百分点。
　　除了直接影响，我们还考虑了贸易战对整体经济影响的乘数效应。我们认为，短期来看，乘数效应有限，由于企业短期绝大多数生产要素已经确定，贸易战的影响难以快速传递到投资方面。因此，短期来看，中美贸易带来的冲击中国是可以承担的。
　　除了这种关税形式的贸易冲击，还需关注美国对中国相关高科技企业的打击。我们认为，美国对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惩罚措施是一种经济恐怖主义，特朗普创造了一个经济恐怖主义行动的记录。在以往，很多跨国公司违背了美国的相关条例都是罚款：BP，英国石油在墨西哥湾漏油，罚款 208 亿美元；大众汽车排气门造假，面临最高 180 亿美元罚款；瑞银（UBS）也是被罚款。但是美国对中兴通讯的惩罚却完全不一样，不光要求中兴通讯承担巨额罚款，更是不允许中兴通讯购买相关的美国芯片产品，这等于是要把一家跨国公司掐死，这是恐怖主义行为。如果美国继续对华为等中国企业施加此类惩罚，中国可以通过制裁苹果等美国企业进行反击。而前文分析可知，中美目前的经济高度相容，这种行为恐怕两败俱伤。所以理性分析，我们认为，美国应该不会继续对诸如华为这类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予以禁售等惩罚措施，
　　三、 应对之策：战略定力、以斗促合、苦练内功
　　尽管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的局面，但是中美这种经贸关系的变化却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从短期来看，我们需要应用底线思维，分析这种变化对中国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并给出详细的、能落地的可行性应对措施，手中有牌，牢牢掌握主动性；从长期来看，我们更要有战略定力和战略眼光，在全球环境和外部关系不断调整的大背景下去看待中美两国各自面临的内部经济社会秩序的调整，给出政策建议。
　　1. 短期：把握主动，以战促合
　　针对当前的贸易摩擦，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如前文所分析，特朗普具有典型的“传统美国”思维，从诸多的采访资料中可以看出，特朗普从青年时期就认为，很多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占了美国的便宜。特普朗在自己的自传中曾称：“如果真理在我手中，我必须坚持立场，否则只能任人欺负”。因此，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问题上，我们很难用讲经济理论或讲故事的方式让他理解。此外，特朗普的思维逻辑还具有典型的运营型企业家的风格，相比长远的战略，更重视交易的短期收益及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借助特朗普的特点，以短期利益交换长期利益，也就是说，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不干涉，例如台湾和南海等问题，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针对中国技术发展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

　　但是，考虑到美国的竞选周期，中美贸易谈判很可能无法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完成，特朗普需要贸易战这张牌不断发酵，获得选民的期待，此时，对于特朗普来说，中美贸易谈判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 2018 年 11 月之前，中国可能会中美贸易关系上承压。因此，短期来看，我们提出的建议为：以战促合，在中期选举之前，对美国采取的贸易制裁坚决采取反制。特朗普若要争取连任，对于美国经济的短期走势必然有所顾忌，贸易战极具扩大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国可以通过主动回应，为中期选举后的实质性谈判争取筹码。
　　为了深入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我们将行业分类进一步细化，探究在三级行业分类标准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情况。由表 1 所示，中国对美国单项产品的进口量远低于对美国单项产品的出口量。对美国进口量最多的产品集中在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领域，其中 2017 年中国对美国的飞机、飞行器设备和汽车的进口都超过 100 亿美元。除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之外，进口量较高的产品包括油料、有色金属废料等原材料制品以及页岩气等矿物燃料。中国对美国出口量最多的产品主要分布在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领域，其中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的出口已经超过杂项制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行业。2017 年中国对美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为通讯设备和自动化数据处理仪器，两者均隶属机器和交通运输设备行业。事实上，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对美贸易的依赖度在过去几年正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因此在短期内，我们完全可以承受贸易战，重点针对对美进口较多的飞机、农产品和汽车进行反击。
　　然而，对我们而言，短期之内的贸易战的目的，是为了以战促合，“和”的目的是为了以短期利益交换长期利益。中国完全有能力解决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以开放中国的汽车市场为例，2017 年，中国汽车进口量高达 121 万辆，而美国汽车年产量 1210 万辆。据估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对美汽车进口增加 300 万辆，则能缩小近 1000 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根据估算，2017 年底特律三巨头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在北美地区的产量总计达到 860 万辆，而外资车企加上特斯拉北美地区的产量达到 870万辆。因此，如果中国对美国开放汽车市场，不仅将受到全世界车企的欢迎，更重要的是，中国市场的需求将拯救底特律。作为特朗普而言，把“铁锈地带”重新拉回繁荣，无疑将使他写入美国的历史。

　　此外，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矿物燃料进口依赖度正屡创新高。随着美国页岩油开采技术的不断完善，中国对美国的石油进口成井喷式增长，2008 年中国从美国的原油进口仅有 250 美元，而 2017 年的原油进口则高达 31.5 亿美元。对美适当扩大原油进口有助于多元化我国的进口能源结构，降低对单个国家的能源依赖，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下表展示了最近十年来中国从最主要的 10 个原油进口国进口原油的结构变化，由表可见，中国的原油进口集中度正在不断降低，2008 年从前五个和前十个原油进口国进口的原油占总原油进口的 65.3%和 82.1%，而 2017 年对应占比则分别下降至 55.5%和 79.3%。目前中国年消费原油 6 亿吨，其中2017 年原油进口量突破 4 亿吨，而美国原油 2017 年年产量超过 5 亿吨，出口量已经超过 OPEC 大部分成员国，今年很有可能超过 1 亿吨。此外，当前美国天然气产能过剩，而且由于主要产气的州天然气运输基础设施很差，很难向港口运输，导致气价很低，仅相当于中国到岸价格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国能够大量进口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一方面将拉升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更有助于能源的在美国国内更加清洁化地使用，在国内使用更多地天然气，对中国出口更多地石油。倘若中国未来逐年增加油气从美国的进口，也将有潜力减小数百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
　　由此可见，中国完全可以用汽车、原油和农产品为谈判筹码，去满足“传统的美国”，甚至超预期的为特朗普提升势头。通过这些措施平衡中美贸易，既拉动中国国内消费，又能提升美国产能，解决产业工人就业。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对美顺差的减小，美国将更加依赖中国经济的发展，底特律将可能成为基于中国需求重新辉煌的城市，未来中国对美国势必会有着更多地筹码。
　　2. 长期：战略定力，苦练内功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美国对华发起的本轮贸易战与历史上前四次贸易摩擦存在本质不同。这次贸易战的大背景是中美两国各自内部经济社会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随着经济规模的此消彼长，两大国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 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体量开始逐渐与美国相当，两国关系开始变得愈发复杂而敏感；我们预计中国将在 2025 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尽管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距离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中国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地区政治、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可以预见，未来在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显著超越美国之前，中美关系将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阶段性的经贸摩擦将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点。
　　从长历史维度来看，我们认为这次贸易摩擦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至少标志着两点：一是中美两大国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冷战结束之后成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也面临调整。二是在全球环境和外部关系剧烈调整的同时，中美两国各自内部的经济社会秩序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这两个调整是客观上必然会发生的、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既是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阻挡、拦截不了的，也是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隐藏、躲避不了的。对此，中美两国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做好持久努力的准备。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既要严防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也要防止一味自责将中美矛盾归咎于中国自身发展所致的形势误判。应当在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争取主动，通过积极正面的宣传，向民众传递中美变化是的本质在于中美两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引导民众理性思考，避免民众情绪失控，严防类似于一战前夕萨拉热窝事件的突发性意外的发生。与此同时，那些一味自责，认为中美矛盾是由中国自身发展问题导致的形势误判实际上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缺乏自信。这种误判，认为美国牢牢掌握了矛盾的主导权，理性而合理，而中国则需要妥协。我们也要防止这种偏见成为主流。
　　第二，保持历史耐性和战略定力，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避免非理性应激反应。应当充分认识大国关系调整和世界秩序调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一方面，要保持历史耐性，以平常心谨慎应对经贸摩擦，不急躁，不冒进，意识到时间是在中国这一边的。另一方面，要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避免应激性反应和非理性行为，不被特朗普政府的无端指责和非分要求所干扰。要灵活适度地管控好摩擦，防止贸易冲突扩大化，尤其须要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萨拉热窝式的意外事件发生。另外，要竭力避免被国际社会孤立，最大限度地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争取积极的外部环境。
　　第三，保持经常账户顺差环境，做好资本账户管理，防范跨境资本快进快出引致金融危机。经常账户适度顺差是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稳健、汇率稳定、主权信用坚挺的重要保证。2017 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为 1649 亿美元1，占 GDP 的比例已经由 2007 年的 8.6%下降至 1.3%。目前经常账户顺差的相对规模是适度的，中国经济作为整体而言的对外失衡问题已经化解。未来应当将经常项目顺差/GDP 维持在 1%-2%上下，避免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同时要谨慎管理资本账户，严密防范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冲击国内金融市场、触发金融危机。
　　第四，适时主动推进东亚、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营造稳定健康的睦邻经贸环境。美国的稳定发展长期以来受益于其在北美和拉美地区较为健康的区域政治关系和经贸环境。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地区是中国的近邻。与近邻的经贸关系如何是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和战略安全的最重要因素。虽然东亚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关系由于历史原因较为复杂，但中国作为该地区的大国，应当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甚至主动创造机会，继续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更上一个层次。既要加强推进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既有合作框架的落地深化，也要积极运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拓展合作。
　　第五，树立底线思维，建立多重保障维护能源供应安全。能源供应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软肋所在。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 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 40%。一旦石油和天然气供给出现短缺，除了公路、航空、海运、河运可能出现瘫痪外，部分制造业领域和居民取暖也会受到影响。可以说，确保能源供应安全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也是中国的战略底线。为此，要重点维护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伊朗、土库曼斯坦等油气来源国，以及缅甸、巴基斯坦等油气通路沿线国家的经贸互利关系和战略互信。
　　第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激活知识产权市场，多管齐下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一是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在科技人才聘用评价、科研资金使用、科技成果所有权收益权等方面打开制度枷锁，探索更为灵活的制度安排，大幅度提升科研人员的激励。二是要激活知识产权市场，加强产学研交流合作，允许科研人员能够一定程度上拥有其所发明的专利，允许和鼓励科技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跨界流动，避免闭门造车、专利沉睡的现象出现。
　　第七，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落实国有企业相关改革，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要加快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制度建设促使国有企业按市场规律运行。加快低效“僵尸企业”退出，释放其所占用的金融、土地、人力资源，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门和企业主体2。
　　第八，加强住房、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的民生建设，着力化解的社会矛盾。建议启动“二次房改”，探索实施政策性和市场化分配相结合的房地产发展体制改革，灵活运用房地产基金、长租房等创新形式实现“房住不炒”1。建议中央加快房产税框架的立法，并授权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征收的细节。同时，增加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优化供给结构，切实化解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以“两个美国”为鉴，通过深化税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等方式增加劳动者收入，避免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财富占不平等继续恶化，避免社会撕裂。
　　第九，从中国经济实践中系统总结经济学理论，促进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打消西方世界的疑虑，贡献中国智慧。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实践具有许多“中国特色”，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中国经济学界应当对此进行系统性地理论总结，不仅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要向世界讲清楚中国经济实践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和经济学理论，长远目标是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理论总结写进经济学主流教科书2。如此，既有助于指导中国经济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也有助于让西方精英理解中国，并逐渐打消疑虑、接纳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成功经验。
　　四、 展望：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
　　根据上文分析，中美经贸摩擦，本质是双方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但是，经过这一轮的经贸甚至其他领域的摩擦，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美双方一定会迎来一个新的稳定期，而这种新的稳定期既不是双方全面对抗的结果，也不是中国妥协的结果，而是一种新的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我们认为，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的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
　　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美国要接受，中国 13 亿人自己选择的道路是不可能改变的，也无法强行去改变。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走的是一条和西方不一样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过去在摸索，有过坎坷，但是现在这条道路已然清晰，中国将自信的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往前行走。同时，美国也需要理解中国不强加于人、和而不同的国际关系理念。历史上强大的中国虽然对当时的弱小邻国有过嘲讽，但是却从未要求别人强行接纳中国的理念；而历史上的基督教扩张，更多的是凶悍的同化。同样在当下，中国也不会要求任何国家去接受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这是美国必须要理解的。
　　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事实。而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其周边地区的主导力、影响力必然会不断加强，包括台湾海峡、南海、东北亚甚至东南亚。中国的军事力量或许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周边地区，中国有能力、有信心掌握战略主动权，这一点美国也必须接受。美国航母肆意驶入台湾海峡，在南海随处游弋的时代将逐渐成为过去式，中国将在周边事务中拥有自己的主导力。
　　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国将会发挥越来越多的积极作用，在各个国际组织中发出中国的声音。这种声音也许和西方有所不同，但是却是共利多赢的，绝对不是那种强迫他国的声音。美国也许不喜欢中国的这种改变，但是需要逐渐去接受。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中国也同样会在这一过程中尊重美国的核心利益，帮助美国更好的发展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受损的“锈带地区”，帮助美国中等收入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也能受益，让这些美国人也能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缓和美国的社会矛盾。所以，中国将继续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而这种领导作用将会是共利多赢的。
　　这“三个接受”将会是中美经贸摩擦的背后所影射出的中美关系变化的痛点，也是未来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走向稳定期所必须要经历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三个接受”并不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所在，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最终会接受这三条。我们认为，美国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得更好：
　　一是内向内省，反求诸己，调整国内经济社会政策，推动国内经济社会改革，促进“两个美国”裂痕的弥合。如上文所述，二十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华盛顿、华尔街、跨国企业为代表的“精英美国”与普通中产阶层、铁锈地带蓝领工人为代表的“平民美国”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从根本上说，“两个美国”之间的这种裂痕不是由中国造成的，也不可能通过对中国发起贸易战而得到弥合。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是自身高消费、低储蓄经济结构的产物，本质上是其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1。妄图通过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来减少美国贸易顺差是缘木求鱼，一个最好的例证是上世纪七八年代美国曾对日本采取强硬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结果只是将美国的贸易逆差由日本转向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后来又转向了中国，美国对外的整体贸易赤字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内向内省，反求诸己”是中国的传统智慧。我们建议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领悟学习这一智慧，把主要精力用在国内经济社会的改革上，而不是指责外国。惟其如此，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才可能从根本上弥合“两个美国”之间裂痕。
　　二是加深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理解，充分认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承认发展模式的多元可能。一方面，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两百多个国家之间存在广泛的差异。而世界也恰恰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而美好。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制度环境和约束条件，制度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就会有所差异。不可能要求所有的脚都穿同样的鞋子，同样的道理，不同国家在发展模式上存在差异也是正常的。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发展模式是完美的，而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恰恰为世界、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中美两国各界应当加强交流互动、加强相互理解，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两国和世界经济的繁荣进步。相比于中国对美国的了解而言，美国各界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是远远不足的，因此我们尤其建议美国政策解和学术界加深对中国的研究和理解，以开放的心态观察中国经济、剖析中国模式，从而为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对未来的中美合作关系进行总结，中美两国各自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导致的中美关系的变化是我们需要接受的事实，而理性分析下，中美不会在当下走向全面对抗。目前的中美经贸摩擦我们应该积极看待，这是中国在发力，在经历磨合的阵痛，是冲破困境走向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的道路中的必经路途。我们认为，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格局必须、也一定能够形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茧之工”。

来源时间：2018/7/14   发布时间：201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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