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宗泽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扣动“扳机”打响了史上最大贸易战的第一枪。美方这一错误做法违背自己承诺，公然破坏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使全球贸易秩序蒙受打击，引发全球市场动荡，阻碍全球经济复苏。
　　美国的“丢手套”戏码
　　在西式文化中，提出决斗往往被称为“丢手套”。现在美国就频频玩弄“丢手套”戏码，四处出击，其最终目的是想保住自己独步天下的“霸权”。而华盛顿采取的一系列损人害己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担忧和谴责，招致不少国家的反制和报复。
　　今天的美国让人感觉正变得越来越愤怒，它似乎觉得自己成了冤大头，过去那些努力都是费力不讨好，最终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简而言之，就是美国成了全世界“最吃亏”的国家。
　　但特朗普这种言必称“美国优先”，实则是想恢复唯我独尊。更深层原因是“受害者心理”，通过抱怨美国的各种“吃亏”，制造一种悲情与惊悚。他在就职演说中刻意描述了一个衰败不堪的美国，呼吁“这场对美国人民的屠杀必须立即停止”，并声言“只有这么做(保护美国的利益)，才能带来繁荣富强”。因此从上台的第一天起就“拳打脚踢”，硝烟四起，四邻不安。
　　正是在这种心态和大背景下，自2017年年底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出现异动，刮起了阵阵冷风。美国胡乱地给中国贴上“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对手”或“新殖民主义”等标签，并妄称中国经济“最具掠夺性”。美国内一种声音认为美国之前的对华政策失灵、无效，需要以不同寻常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因此执意单方面发动贸易战。
　　但是，这场贸易战真能泾渭分明地分出“敌我”吗？从美方公布的对中国价值340亿的产品征税清单来看，约59%(200多亿)是在华外资企业的产品，而其中美国企业占有相当大比例。由此可见，美国发动贸易战不仅是在向全世界开火，也是在向自己开火。
　　在21世纪的大国关系中，仍旧用20世纪甚至19世纪那种“极力遏制”或“炮舰外交”方式搞对抗，以零和思维看待竞争、维护自身利益，显然属于逆潮流而动。这种行为的结局注定是失败。
　　作为仍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大国，中国无意搞对抗，也不想打贸易战。相反，中国一直积极展现诚意，主张通过谈判协商来管控有关分歧。但美方一意孤行，并出尔反尔、敲诈恐吓，将贸易战强加于人。在自身正当利益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情况下，中方被迫做出必要反击。除采取双边反制措施外，中方还将及时向世贸组织通报相关情况，决心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
　　深度融合的中美
　　为什么说中国无意搞对抗？21世纪的大国关系与20世纪相比，共生与协作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以中美为例，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已经深度融合，相互依赖深入到各个领域。这种深度融合并非一两年内用外力拼接而成，而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因为双方内在的需要而一点点积累而成。
　　在中美刚刚建交之时，两国的贸易额只有区区25亿美元。当初谁能想到，在40年后的今天两国贸易额接近6000亿美元，增长200多倍，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然而，今天有人想要凭借外在的蛮力，强硬撕开中美之间这种经过几十年内在相互需要而形成的广泛且深入的联系，这注定是无法成功的，而且必然遭到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反对。
　　中美两国关系并非是一国对另一国的恩赐，而是互利共赢，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政治、安全、经济贸易、人文等领域的交往成就斐然。今天中美关系不断提升，已超出双边范畴，赋予了全球意义。中美经贸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是由双方利益融合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中美关系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将决定21世纪的国际格局。中美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1/4，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双边贸易额占世界1/5。在国际形势复杂性上升与挑战增多、世界经济局势阴晴不定的情形下，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关系消除波动和不确定性。
　　陷入“泥潭”的美国
　　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是中美有效合作的案例。2008年发端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冲击全球。作为这场金融海啸的发源地，美国深受其害。中美在二十国集团中携手共进、密切协调有目共睹，成为中美新的利益黏合剂。在此情形下，美方借用中国成语“同舟共济”来描述中美之间当时的紧密关系。
　　今天的中国并非当年的苏联，中国的崛起是在国际体系内实现的。尽管国际体系仍有不完善之处，中国仍通过自身努力，参与和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国际机制或国际组织，主动地将自己“嵌入”国际体系的网络之中。中国参加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加入了500多项国际公约，主动提供“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公共产品，努力维护有关组织和条约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国际体系也因中国的融入而更具代表性和合法性。
　　由此可见，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梳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与政策，都会发现中国并非颠覆者或破坏者。中国是一个开放程度甚高的新兴经济体，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融入国际体系，决定了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并非对抗而是合作互惠的。反观当前美国却热衷于以“退群”来削弱国际体系，陷入自我孤立的泥潭。
　　近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时，强调中国人民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会走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更不会给世界造成混乱。
　　综上，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放眼全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中美共同利益。

来源时间：2018/7/12   发布时间：2018/7/11

旧文章ID：16552

作者：钟伟  来源：秦朔朋友圈

　　中美贸易争端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并不是说我今天买的汽车贵了，明天买的汽车便宜了，这不是问题的本质。
　　我觉得问题的本质是两个，一个是大国之间争夺未来国际定位的冲突，这事关世界的未来；一个是争端会如何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这事关中国的未来。
　　贸易争端也许只是一个由头，我们将长期面对大国崛起中双方的相互摩擦，以及寻找彼此舒适空间的挑战。中美如何确立新型大国关系，可能用温柔的方式，也可能用不太温柔的方式；今天可能温柔，明天可能不太温柔；不太温柔的方式就会体现为贸易、投资、技术、金融领域的各种冲突和摩擦。
　　这场争端不能不引发深层次的思考。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思想趋势如何？国民经济和政策趋势如何？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和耐受极限如何？如果再叠加贸易冲突，我们面对的局面是复杂的。所有这些都必须依赖事实而不是想象去严肃判断，刻不容缓！我的基本观点是，要避免中美贸易争端从利益争端上升到战略与发展模式之争。为此提出以下8点看法，供朋友们参考。
　　1、对美国的贸易清单给予回击，但不作针尖对麦芒的对称性还击，可以不对称还击，有些清单少做甚或不做报复。同时诉诸WTO多边机制。
　　2、加速中方对外开放措施的落地，这些措施同样适用于而非排除美国。
　　3、尽快启动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议》（GPA）谈判。清理国内现有各类补贴并予以合理缩減。（注：GPA，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是WTO的一项多边协议，加入GPA涉及市场开放范围和国内法律调整两个方面。中国于2008年1月签署了加入GPA的申请书，并向WTO秘书处递交了初步出价清单。）
　　4、尽快形成一个白皮书，大致描述中国的海外投资以民企为主，投向地产文旅多，甚少由国有企业投了海外技术。表明中国教育部的“千人计划”绝大部分就是在高校执教而己。尽快从法律层面形成美中就知识产权转让的专门协议。
　　5、“中国制造2025”是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印发的文件，描述了对这个领域的看法，但并不是通过国家意志强制推行、硬性规定中方在每个产业必须占多少市场份额的战略。
　　6、欧、日不会与中国形成统一战线，即便利益上会暂时勾连。若中美走到战略、模式之争，欧日不会与华勾连，对此要有清晰认识。
　　以上想法，可能有很多人认为是软弱低头，其实，对当下的中国来说，避免被欧美视为有精确计划的、有侵略性的“国家经济动物”的危险形象，以此让世界相信中国遵守多边规则、坚守全球化和开放是真诚的，而非投机性的，没有过分膨胀心态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很可能会被打断。这完全不符合中国的长期战略利益，也不符合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关系定位。
　　7、尽管特朗普挑起了贸易争端，但不要误解，以为特朗普就是想关上门不与中国做生意。恰恰相反，他是想以更开放的方式与中国做更大生意。降低关稅、削减强制技术转让，对中国的长远未来更有利。
　　8、也不要误解，以为中国可以绝对依赖内需而实现高质量增长。打500亿还是2000亿美元的贸易战，中美各损失多少，这也许可以推演，但其对中国经济预期、对中外投资者的信心所构成的冲击，甚至有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轨迹和命运。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金融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8/7/12   发布时间：2018/7/10

旧文章ID：16551

作者：章玉贵  来源：环球时报

　　特朗普政府6日发动对华贸易战，迫使中国对等反击，引爆当今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间的贸易体系对抗。而在稍早，面对强邻美国的保护主义行为，忍无可忍的加拿大启动二战以来最猛烈的贸易行动，特鲁多总理声言加拿大别无选择，必须报复，并呼吁加拿大各界支持政府对美开征报复性关税。接下来，如果更具震撼意义的美欧贸易大战最终无法避免，则美国之外的几乎任何国家，都须做好迎击特朗普政府的准备，以尽量减少这个当今世界政经秩序最大变量对本国造成的冲击与危害。
　　按照特朗普政府的逻辑，作为全球贸易体系担保人，美国自二战以来尤其21世纪以来对其他国家提供了天量贸易机会、市场空间与福利效应，但美国却忍受着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长期“掠夺”的痛苦，因而美国被迫启动“301”调查，以关税手段来惩罚不遵守贸易规则的竞争对手。但这个逻辑显然经不起推敲。
　　世人都知道，美国是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关贸总协定及后来世贸组织的主要设计者与体系维护者。美国人不会忘记他们尊崇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对自由贸易的推崇，也深知曾扮演美国国运拯救者角色的约翰·凯恩斯爵士如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而由美国在1944年主导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尽管本身已然瓦解，但基于该体系形成的全球经济金融与贸易规则、惯例，迄今仍在发挥支柱作用。其中的核心理念与现实表达包括：以各国公认和签订的规则为基础，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一体化的多边贸易体制，逐步消除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等等。直至以双边或多边自贸区为基础，通过大幅降低贸易伙伴间的交易成本，消除贸易歧视，满足各国有效需求，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而美国在这套贸易体系中长期扮演体系建构者与变革驱动者角色，并由此获得显性与隐性收益。这一点，恐怕只有美国人心里最能体会到获得感。
　　熟悉经济史的人都知道，工业革命以来，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着自由贸易旗号攫取的财富难以统计，南北鸿沟是怎么造成的，想必这个问题由它们来回答一定会非常尴尬。甚至直到现在，特朗普政府还认为，全球贸易体系和规则必须能让美国舒舒服服地大捞特捞，否则就是对美国的不公。只可惜，真实世界的国际经贸格局变迁，并不完全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2001年之前基本处于全球贸易价值链边缘的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不断学习与适应国际贸易规则，通过技术和服务品质提升不断提高出口竞争力，一跃而成为国际市场中高贸易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并以规则为基础，稳步构筑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这些成就，显然是让美国难以适应了。
　　笔者在与美国商界和政界人士的交流中发现，尽管美国对与中国发生体系性贸易碰撞的结果也没十足把握，但是他们大都认为中国的发展大大超出美国预期，全球财富中心有从美国转移到中国的趋势，全球财富的配置与资产定价中心将来也有可能转移到中国，况且中国正推动区域乃至全球贸易规则的重构，这是美国绝不能容忍的。美国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遏制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乃至切割中国贸易核心价值链，迫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意志第二次“入世”，进而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使美国在全球新一轮财富配置进程中继续把握主导权。
　　美国肆意践踏国际贸易规则，表面来看是通过贸易战这种“超常规手段”，实现阶段性的国家目标，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则是通过调动美国在高端产业、柔性商业规则与机制化霸权方面的综合竞争实力，确保美国保持对主要竞争对手的代际优势。

来源时间：2018/7/11   发布时间：2018/7/10

旧文章ID：16553

作者：余云辉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摘 要】讲政治不仅要讲国内政治，还要讲国际政治。在中美贸易战过程中，中国经济决策者必须懂得国际政治，必须认识到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内容是控制并肢解中国；必须认识到现阶段美国对华的政治攻势、军事攻势和贸易攻势不过是“球场上的打配合”，其真实目的是夺取对华的金融控制权，即通过控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的“钱袋子”，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大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高瞻远瞩地提出，“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美国主动发起对华贸易战不是贸易领域的孤立事件。如果没有从美国对华战略的全局角度观察，而仅仅把本次贸易战理解为美国对华贸易的孤立事件，那么中国将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极有可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一、现阶段中美关系的性质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美关系始终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美关系的性质是不同的。如果没有准确把握现阶段中美关系的性质，那么，中国就难以规划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目标，也无法认清并守住处理中美关系的政治底线、经济底线和金融底线。
　　建国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美建交之前的对抗阶段，中美关系属于“对抗关系”；第二阶段是中美建交到苏联解体之间的合作阶段，中美关系属于“合作关系”；第三阶段是苏联解体之后的攻守阶段，中美关系属于“攻守关系”，其中美国始终是进攻方，中国始终是防守方。这是当前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
　　在中美关系的攻守阶段，美国的策略是“可以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而中国的策略基本上是“韬光养晦，隐忍退让”。美国步步为营的拱卒策略，其终极目标是为了将中国的军，达到推翻共产党政权、分裂中国社会、肢解中国版图、消灭竞争对手、维持世界霸权的目的。这是二战以来美国长期奉行的国家战略。美国的国家战略不会因为政党更迭和总统换届而发生变化。看不清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是无法处理好中美关系的，更无法打赢中美贸易战。
　　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发起了全面的对华攻势。美国的政治攻势主要表现在台湾问题上突破了“一个中国”的政治底线；美国的军事攻势主要表现于美军入侵中国南海领海、制造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状态、计划将航母战斗群停靠台湾港口等；美国的经济攻势表现在持续对华封锁高新技术出口、封锁中国资本对美国金融和科技领域的投资、发起中美贸易战等。中美之间的“攻守关系”在经济金融领域则具体表现为中美之间不对等、不对称的开放关系之上。中国开放得只剩下内衣裤，而美国仍然穿着坚实的铠甲。
　　如果就本次贸易战本身而言，很容易让人产生美国人是向中国来“要钱”的（即贸易顺差）；但是，如果从二战以来美国国家长远战略角度来看，从中美关系的攻守态势上来看，从近期美国对华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立体攻势角度来看，美国绝不是简单的要中国的钱，而是要中国的命。中国经济金融的决策者们能否及时准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决定着未来中国能否避免成为第二个被肢解的前苏联。
　　二、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中国站在十字路口
　　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面临着两种选择。
　　1、选择之一：
　　第一种选择是继续维持中美之间现有的“攻守关系”，即美国继续主动进攻，中国继续被动防守退让。在经济金融领域，从拱手让出贸易主导权到拱手让出产业主导权和技术主导权，最终拱手让出货币主导权、汇率主导权和金融组织体系控制权。
　　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金融机构控制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股市、期市、债市、大宗商品等定价权）是国家经济统治权的核心组成部分，属于国家经济领域的顶层权力。
　　美国政府拒绝任何境外资本和机构机构染指美国经济的顶层权力。3月21日中国央行发布公告欢迎和鼓励外资投资第三方支付机构，允许外资通过支付机构掌握中国企业和个人的金融数据和行为信息。与此相反，美国政府则以国家安全为由断然拒绝蚂蚁金服收购美国小型支付公司——速汇金公司，不允许境外资本染指美国的金融服务机构，哪怕是小小的支付机构。美国始终牢牢控制着美国经济金融的制高点，拒敌于千里之外，而中国则把各类潜在金融杀手吸引到“金融紫禁城”之内。市场经济有周期性波动，有繁荣也会有危机。中国经济也不例外。但是，不能只想到白天的风和日丽，不考虑夜晚的月黑风高、强盗打劫和杀手夺命。美国的金融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值得中国认真学习。
　　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支付信息数据：2017年10月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的份额是1.46%，而美元是61%。即使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也无法改变美元的霸主地位。但是，只要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只要美国拥有了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话语权、拥有了金融机构的控股权，那么，美国借助现行美元的优势，就可以主导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量以及人民币的流动方向，就可以主导国内资本市场的涨跌，就可以制造经济虚假繁荣然后制造金融危机，就可以主导中国的产业兴衰和财富分配，就可以围剿国有企业和国内民营资本，就可以把中国改造为无法独立于美元体系的经济金融殖民地。
　　因此，美国真正最想占领的地方不是南海岛礁和台湾，而是代表中国经济金融统治权的的金融高地！
　　美国打贸易战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美元作为世界性通货，通过发行美元就可以进口商品并形成逆差，这恰恰是金融超级大国的追求。中国不能被美国设计的话语所迷惑。美国打贸易战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获得中国的金融制高点。只要中国按照美国的要求（以兑现WTO承诺的名义，其实WTO条款体现的就是美国意志），允许美元自由进出、允许美元控股中国各类金融机构、允许资本项目自由进出、允许人民币汇率按照美国国会的要求持续升值，那么，美国一定会立马停止贸易战。
　　在中美贸易战的谈判桌上坐着两批人，他们不在相同的战略层次上：中国要的是美国的钱，而美国要的是中国的命。如果拿中国金融控制权与美国交换眼前的商品贸易利益的时候，这等于出卖了中国政党和国家的未来。
　　金融从来就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金融从来就是社会财富最直接的分配者。根据上海银监局的统计，2017年12月末上海外资银行资产余额1.56万亿人民币，预计至少从实体经济领域分配拿走300亿以上的国民收入。
　　更主要的是，金融机构不仅是财富的分配者，而且是实体经济的主宰者。金融机构掌握着实体经济的运行信息，控制着实体经济的资金流向和业务兴衰。外资金融机构完全可以把所控制的人民币资金资源主要服务于外资企业而拒绝服务于本土企业。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上十分常见。
　　如果继续维持中美之间的攻守关系，继续维持美国得寸进尺、中国不断退让的态势，那么，在美国持续的立体化攻势之下，中国必然会丧失经济金融的制高点，最终导致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危机。
　　2、选择之二：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应该把目前的“中美攻守关系”转变为之前的“中美合作关系”，甚至做好不惜重回“中美对抗关系”的准备。中国高层决策者必须鼓起不惧中美对抗的勇气，做好中美长期对抗的布局，拿出“丢下幻想，准备战斗”的态度，才有可能重新达成中美合作的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以平等的大国合作关系替代现有不对等、不平等的大国攻守关系。这是现阶段中国必须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
　　这是因为：在美国持续的立体攻势之下，中美之间的“攻守关系”会导致中国退无可退，最终亡党亡国，但是，如果中美关系能够恢复到当年的“合作关系”哪怕是重回“对抗关系”，中国的政党组织、国家形态和经济体系还是可以存在和发展的，不会亡党亡国。中国不追求中美对抗，但也不要惧怕中美对抗。这一点，中国至少应该比朝鲜更加自信、更具底气。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应该把处理中美关系的任务、目标和底线定位为：扭转攻守关系（任务）、重回合作关系（目标）、不惧对抗关系（底线）。这也是处理中美贸易战的基本出发点。
　　讲政治不仅要讲国内政治，还要讲国际政治。在中美贸易战过程中，中国经济决策者必须懂得国际政治，必须认识到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内容是控制并肢解中国；必须认识到现阶段美国对华的政治攻势、军事攻势和贸易攻势不过是“球场上的打配合”，其真实目的是夺取对华的金融控制权，即通过控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的“钱袋子”，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大战略。美国利用其自身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的组合已经成功肢解了前苏联，美国同样具备充分的综合实力肢解其它大国。中国对此必须高度警惕。
　　如果在中美贸易战谈判中，美国提出全面进入中国的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支付等金融机构，提出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提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自由化，那么就可以断定，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不是来“要钱”，而是来“索命”。如果看清了对手的底牌，本次贸易战应该换一个思路应对。中国应该借力使力，利用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把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导到商品贸易领域，避免未来在货币金融领域的更大规模的对抗与冲突。
　　三、基于大战略之上的应对策略
　　面对美国的立体攻势，中国需要立体化的应对措施：
　　第一、支持俄罗斯、朝鲜和中东地区国家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斗争，让欧洲和中东始终成为美国的焦点。
　　第二、避免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被美国人激怒，同时避免在这两个问题上被特朗普利用。
　　美国胆敢轰炸南海岛礁，中国就马上解放台湾。“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一旦美国认识到这一点，台湾和南海则暂时皆无战事。不能因为美国和特朗普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捣乱而出让经济和金融的根本利益，不能拿党的命门和国家的七寸去交换一时的太平。台湾和南海仅仅是中国的安全屏障，而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却是国家安全和政党安全的本身。
　　第三、利用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的契机，把战火引向金融的外围，而不能引向金融的核心。
　　国家经济具有三道防线：外围是商品贸易、中间是实体经济和高科技产业、核心是货币与金融。其中，各类金融机构是宏观经济的管理工具和调控工具，也是防御外国金融攻击的作战平台。美国政府为什么严防死守本国的高科技产业和金融机构的控制权而千方百计施加压力要获取中国高科技产业和金融机构的控制权？秘密就在于此。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钢铁、铝材等低附加值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国可以对美国出口的高附加值商品比如苹果手机、波音飞机、转基因大豆等征收高额关税。
　　第四、在贸易战中，中国不仅要阻止美国商品流入，而且要阻止美国资本流入。
　　换句话说，中国不仅要阻止美国商品，而且要阻止美元资本，即限制美国美元资本在华投资，停止美国资本参股任何高科技产业和金融机构。中国本土不缺钱，缺的是投资机会。
　　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获取他国的经济成果，通过出口符号化的美元来进口各类商品，这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既然美国要打贸易战来消除贸易逆差，那么中国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拒绝进口美元。拒绝美元，必然打击美元，动摇美元的地位，而美元才是美国经济的要害所在。打贸易战一定要瞄准对手的痛点和七寸，不可不痛不痒。
　　第五、在经济金融领域，中美之间必须坚持对等开放、对等投资的原则：
　　如果允许美国资本在中国收购和控股高科技企业，那么，中国资本也应该被允许在美国收购和控股高科技企业;如果美国资本可以在中国参股和控股银行以及其它金融机构，那么中国资本也应该被允许在美国按照同等比例参股和控股同等数量的银行以及其它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和牌照数量必须对等开放。这是中美贸易谈判的重要内容。
　　中国对WTO的承诺必须基于对等开放的前提、必须基于西方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否则完全可以视其为不平等条约。
　　第六、坚守资本项目管制和人民币不自由兑换的底线，坚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没有资本项目管制和货币兑换管制，就没有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国经济和产业就会受控于美国政府和美元资本，就会导致中国一切经济金融应急措施的效能大打折扣。
　　同时，中国必须牢牢掌控人民币汇率的主导权。人民币汇率政策必须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而不是服务于中美关系，不是服务于华尔街的金融利益。没有独立自主的汇率政策，就无法执行独立自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
　　四、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不在美国而在中国
　　中国是大国，而不是类似于日本、新加坡一样的小国。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如果美国不需要中国的商品，那么，中国更不需要美国的纸币（注意：美元不是“美金”，而是纸币）。那些不能用于服务美国百姓的中国商品，可以用于服务中国百姓，可以用于服务国内广大农村人口。
　　经济学不是玄学，没有那么复杂，不能被进出口金额、外汇储备数量、GDP等概念绕晕而丢失了经济的本质。中国经济的本质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如果把那些为2亿多美国人服务的产能转向为7亿多中国农民服务，那么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把那些用于交换美元纸币的商品和劳动力转向用于美化中国农村、美化中国环境、生产健康有机食品，那么中国的就业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以“为人民服务”取代“为资本增值服务”、以“人的全面发展”取代“资本的全面渗透”，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制定经济金融政策的正确方向，也可以从容不迫地找到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正确方略。
　　如果中国把上述对策透露一点给美国，美国会立刻投降：因为离开中国商品，美国人没法生活，美元也将成为废纸。应该告诉特朗普总统：是中国人的汗水和资源在支撑着美元纸币的购买力。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安信信托独立董事，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来源：察网智库）

来源时间：2018/7/11   发布时间：2018/4/1

旧文章ID：16550

作者：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胡永泰在CCG进行学术交流，他分别从中美两国从美国视角看分析了中美贸易紧张关系紧张的深层次原因，阐述了相关问题处理不当的后果，并针对性地指出了中美两国化解贸易战的应对选项。探索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之路。CCG理事长主任王辉耀主持本次CCG名家演讲和交流会议。
　　在此次演讲中，胡永泰教授主要从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国际格局的改变和中美双方应当采取的措施三个方面进行了分享。胡永泰教授认为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的背后是二十一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渐加剧的三个担忧：中国在偷走美国工作失业，因中国要求技术战争／知识产权保护转让缺乏而导致美国高薪工作流失，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正形成威胁。
　　首先，美国失业问题被视为中国贸易顺差的副产品，而美方主张通过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补救。然而这种想法和解决方案都是错误的。美国贸易逆差只是导致贸易失衡的一个因素，而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改变多极世界的现状。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1985年实施广场协议后（Plaza Accord），日元升值，美国减少从日本的进口，但同时，从其他国家购买了很更多，最后导致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还是基本保持不变。实际上，中美贸易失衡源于中美两国社会和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对于中国来说，薄弱的不充分的社会安全网络提高了储蓄率，而同时功能失调的落后的国家金融系统无法未能将多余的储蓄引向国内投资。另一方面，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和频繁的减税政策也为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创造了条件，而无效的就业保障的不足和低效失业人员／社会保障计划更使人们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意见越来越大。胡永泰教授指出推动人民币升值不仅不能解决美国在全球的贸易逆差问题，还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更会。同时，也会转移中美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使其忽略了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消除纠正中美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要素的缺陷。因此，要想解决贸易顺逆差问题，中美双方都需要做出努力，而不是一味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汇率提升上面。
　　其次，中国和美国间的知识产权之争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之一。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企业抱怨中国利用自身的市场规模，将技术转移作为外商合资企业进入其大型市场的必要条件。胡教授指出，当美国公司同意时，他们的产品通常会获得高额垄断价格，这是一个商业上的“愿买愿卖”的交易，就像沃尔玛从其供应商获得“批量折扣”一样。现在对美国公司对中国的抱怨主要在于，他们放弃了技术秘密后，实际上产品却在以更低的价格在中国市场出售。最终，许多美国企业开始抱怨这项政策，他们的主张是：放弃知识产权，实际上等同于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其产品。然而，在中国，这些产品通常享有垄断价格，这一点实则削弱了美方的论点。虽然如此，中国对外资企业的反对之声也不应该置若罔闻。如果欧洲和日本、加拿大等G7国家国跟随了美国的脚步，开始抵制中方利用市场力量（market power）加速技术赶超的行为，中国将不得不放弃其市场地位，结果不容乐观。因此，胡永泰教授表示，中国需要新的产业政策举措来实现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如加强技术发展，在高校设立研究中心等。
　　第三，在国家安全方面， 现如今，美国现如今方面深感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这也是政府如此积极保护最前沿的知识产权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中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从中国开始向从外资企业获取前沿高端技术后，美国方面开始害怕总有一天，美国人民智慧的产物会被用来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尽管中国不会成为真正的全球霸主（因为印度的崛起正在一步步沿着中国的脚步前进），但美国仍然掉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的地缘战略感到威胁担忧。
　　胡教授对此指出，从前英美都曾做过世界霸主，而如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重现历史，掌握全球。随着国际秩序从美国主导的霸权时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重叠的势力范围将深化经济和政治摩擦。因此，全球的发展繁荣需要各地区的领导者维护并加强多边自由贸易体系，这就需要合作伙伴，而合作的前提则是建立在国家安全利益之上。在如今这个阶段，中美两方同时感到威胁，双方如何建立安全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美国方面，外方投资委员会（CFIUS）在改革指南中，提出了两点针对中美贸易关系摩擦的建议。第一，禁止向中国出口具有军事用途的高科技产品。第二，限制与中国的企业和学术领域方面的合作。胡永泰教授认为，这两点建议不仅过于宽泛，无法运作，并且十分浅显和短视，从长远来看，中美两方合作可以实现共赢，并且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竞争。
　　那么中美两国应该如何解决此次贸易争端？胡永泰教授就中美双方在解决贸易失衡、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安全问题等三个方面分别提出了建议分析了美国的选项。对美国来说，第一，应当放弃“人民币升值”，并认识到调整美国政策内结构性因素才是解决贸易失衡的真正办法。第二，发动通过G7国家共同反对中国利用市场力量促进其技术发展，并监督中国使用WTO许可框架范围内的生产产业激励政策激励措施。第三，通过改革CFIUS，增加其影响力和说服力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具体的措施包括：加强审查外资企业在美设立的研究中心；由破产法庭收购美资企业；将其业务范围列入技术列表，明确审查范围和技术清单并持续更新等。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需做出同等努力。第一，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尤其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加强社会保障网的建设。第二，从产业政策方面，减少利用市场力量获得技术的行为，并加快提升研究发展能力的提升；削减缩减贸易补贴，降低企业软预算约束能力。第三，设立相应的类似CFIUS的审查机构，并保证执行运行方面的透明度。他还表示，中国也要注意在更多领域稳步给予外国公司以国民待遇。
　　胡永泰教授的演讲引发了到场嘉宾和听众激烈热烈的讨论。CCG理事长主任王辉耀首先感谢了胡永泰教授精彩的演讲并就胡永泰教授的观点和中美贸易摩擦此发表了评论。他强调表示，对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传统的计算方式并不能完全地反映客观事实，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中美贸易间的赤字并非表面上所显示的数字差额。中美在贸易结构上有很大不同，应当把留学生、旅游业等服务贸易也计算在内。并且，中国在帮助美国降低通货膨胀方面贡献颇深。这些附带的利益也应该被计算在内。王辉耀理事长指出，长远来看，中美在基础设施、第三方合作、跨界电商和能源等领域也有很多共赢的合作空间，同时中方也应该利用发挥亚洲国家相似文化背景相似的优势，加强与亚洲国家各国的合作，进一步实现贸易平衡。CCG作为致力于全球化的研究机构，将竭尽全力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提供智库建议。
　　随后，美中政策研究基金会副主席里戈就胡永泰教授的演讲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与评论。他提出几年来，美国国内政治和中国大背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朗普总统不是以传统的思维模式来思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中国从以前的韬光养晦，到如今的大放光彩，让许多人很“享受”G2这个说法，里戈主席认为这种想法并非好事。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认为政治的影响很大，从现在来看，人民币会适度贬值是必然的，特朗普许多计划将很难实现。对于印度在世界舞台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里戈主席强调了印度高端人才发展迅速，中国应该像他们学习。在R&D（研究与发展）方面，时间、人才、钱，三种因素缺一不可。现如今，最大的问题便是时间。中国很难跨越许多时代，在科技发展的很多硬指标方面要超越美国，仍需努力。讲到胡永泰教授提出的建立中国也建立相应的式CFIUS，里戈主席表示中国的商务部和发改委已经成功其实发挥着扮演了CFIUS的角色。
　　出席本次演讲交流的还有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CCG理事唐浩轩，国家信息中心国际信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秦刚和CCG研究人员等。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胡永泰教授先生也与到场嘉宾和，媒体就美国国内政商两界对中美关系的不同感受和解读，贸易战与人民币自由化金融市场的关系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对特朗普的影响特朗普能否连任等热点话题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
　　最后胡永泰教授表示很荣幸可以与全球化智库(CCG)展开此次讨论。
　　在演讲结束后，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向胡永泰教授颁发聘书，聘请胡教授为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在中美关系、全球治理等研究领域展开深入合作，为全球化发展提供更专业、更及时的学术分析与政策建议。
　　主讲人
　　胡永泰先生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马来西亚双威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南洋杰弗瑞切亚研究院院长、布鲁金斯学会兼职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化与可持续性发展研究中心的东亚项目主任。胡永泰教授，于1982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于1985年加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之前曾受聘布鲁克林研究院，目前主要致力于研究国际金融架构、经济增长理论、汇率经济学、以及东亚问题(特别针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胡教授著述丰富，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百余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他于1985年2月发表在《国际经济学季刊》上的文章“理性预期条件下汇率决定的货币分析法–美元兑德国马克的案例分析”，被评为该季刊三十年历史上被引用最多的二十五篇文章之一。胡永泰教授现任《亚洲经济文集》、《中国经济与商学研究》的编辑，以及《规划经济学》、《亚洲经济》的协作编辑，他同时担任多种学术期刊的顾问。

来源时间：2018/7/11   发布时间：2018/7/7

旧文章ID：16549

作者：方星海  来源：观察者网

　　导语：
　　据微信公众号“侠客岛”7月8日消息，7日，前美联储主席（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公开发言，称“美国对外施加的关税，实际上是由美国国民在买单”“钢铁和铝行业对贸易战的反应，实际上是一个潜在的政治问题”。实际上，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7日，由《财经》杂志主办的中国财富论坛上，他同样明确指出：美国打贸易战有深刻的国内政治基础。
　　中美贸易战之际，两国金融界的专家、重要官员却有这样的共识，可以说看点十足。7日看了格林斯潘的发言，一起来看下方星海的见解。

　　内政
　　今天或这段时间，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大家知道国际形势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财富管理本质上是一个资产配置的过程，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大家在讨论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变化的同时，也在问什么导致了美国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今天想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探究一下其国内政治的原因。我们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任何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都取决于内政。
　　现在的国际经济体系，是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创立的，这个国际经济体系起先，70年代之前，是对美国普通老百姓都是有益的，是美国普通老百姓都获益的一个经济体系。因为那时候美国经济，特别是工业非常强大，在全世界没有什么竞争对手，所以美国的整个外贸逆差，是7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
　　70年代之前，美国外贸大部分年代是顺差的。当时有一个说法，说美国一个高中毕业生，能够在福特汽车公司找到工作，就能够很舒服养活一个四口之家。但是后来，欧洲日本发展起来了，到了80年代之后，中国也发展起来了，美国工业的竞争优势就没有了。
　　而且这个竞争优势丧失，还是在美元大幅度贬值情况下发生的，现在是一美元兑110多日元，以前是对360日元。外贸赤字持续，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竞争力在削弱，什么原因呢？格林斯潘先生刚才说得很清楚了，因为美国储蓄不足，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当然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
　　美国近四十多年来，靠什么维持他的生活水平呢？如果把美国比作一个家庭的话，它挣得少，花得多，怎么办？那就卖资产，家当可以卖，或借钱。所以美国现在净外债，刚才格林斯潘先生有一个数字，净外债已经积累到9万亿美元。
　　当然美国有一个好处，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可以印钞票付债务。所以我刚才问格林斯潘，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国有什么影响？他回答了一个问题，但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就是美元不是唯一主要储备货币后，是否有助于倒逼美国提高储蓄率。
　　当然，说美国的工业总体竞争力在下降，也不是说美国所有行业国际竞争力都不行。大家知道美国的高科技、美国的军工、娱乐行业、金融、农业，这些的国际竞争力都是很强的。但是这些领域吸纳的就业人口是有限的，而且这些领域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产生的收益，其实也为美国少数人所拥有。所以在美国，就是总体的竞争力下降，外贸逆差，外债增加的前提下，收入分配变得不均，而且越来越不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底格里兹教授的研究表明，从1978年到2018年四十年里，美国50%的人口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你想想看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概念？我想在任何国家都是要发生革命了。所以美国国内有一大部分人是充满着愤怒的情绪，因为他们的收入下降。
　　特朗普利用了收入比较低的这些人，利用这些人的不满和恐惧，当上了美国总统。当总统以后，他和他的谋士就感到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是必须要改变的，因为它导致美国不断的外贸逆差，也导致美国国内收入分配极度不均，而且好像把中国等非西方国家都发展起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增加关税，这只是第一步，我感到美国有些人的长远目标是要把WTO这样的体系都冲垮。当然，新的替代体系是什么，我觉得他们也没有想好，但是肯定是朝这个方向走的。而且，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在是谁对这个国际经贸体系发起冲击，谁就政治上得分。
　　格林斯潘先生刚刚说，这是美国政治进入了民粹主义，大家请注意格林斯潘对民粹主义下的一个非常好的定义，民粹主义跟其它主义不同之处在哪里呢？是不讲道理的一个主义，内在是自相矛盾的。其他的主义，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内在是一体的，互相不矛盾。民粹主义是谁能承诺给你好处就支持谁。但是这套东西现在在美国政治上得分，所以美国目前这套外交政策可能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制约
　　当然了，对美国政府有两个制约因素，一个是他这么打贸易战，会不会成功，美国经济会不会吃得消？
　　因为很清楚，贸易战关税这个东西，对美国有负面影响，对其它国家也有负面影响，美国经济能不能撑得住？特朗普现在民调比较高，很重要的美国经济比较强。
　　贸易战对美国经济有何影响，这一点不同经济学家会有不同的判断，按照格林斯潘先生的判断，他觉得会产生负面影响。他刚才说减税，减少经济管制，监管放松，这方面带来对经济好的作用，可能都会被关税增加抵消。肯定不是正面影响。如果是带来负面影响，自然制约了特朗普打贸易战的积极性。因为特朗普很清楚，他打贸易战是为了选举，不见得是为了美国长期的发展。经济下滑对选举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再看一下美国打贸易战能否持续。
　　另外一个可能的制约的因素，就是民主党是不是会出现类似于弗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人，提出一个政策，使大家确信这个政策可以让美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并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这样的人出现，有可能在2020年大选中击败特朗普。
　　但是看现在整个美国政治，这样的人出现也不容易。最近我看了几场特朗普公开演讲的录像，发现他很容易获得下面听众的欢呼支持。民主党领导人出来讲，则没有人听，他讲的话都很有道理，但是老百姓不见得听。所以很可能2020年大选，特朗普还有可能获胜，完全有可能的。
　　你看美国当前的对外政策，是基于国内的政治变化，而这个变化有深刻坚强的民意基础。所以它这个外交政策的转变，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变局
　　刚才格林斯潘先生也提到，这样的一种政治的变化，不仅仅在美国，在西欧，他觉得在西欧也是在进行同样的一种转变。大家知道最近意大利的新政府成立，这个新政府很有意思，叫一个五星运动还有一个北方联盟，两党联合政府。北方联盟是有点像极右的，五星运动是左派的，右派跟左派可以结合起来，因为他们在对外政策上都非常一致，都是反全球化的。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你看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与民主党桑德斯的对外政策也很相近。所以这种反全球化的政治潮流，在西欧也慢慢在形成一种潮流。
　　总体来说，美欧这两股潮流如果合在一起，对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所以前阵子我们中央召开了外事工作会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会议的新闻公报，上面有一个判断，就是说世界正在面临百年不遇的一个变局。
　　我个人体会的这个变局，指的就是世界整个经济体系在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国家国内政治运作的冲击下，有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自然会问，我们怎么应对？今天我没有时间去细谈这个问题。
　　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要加大自己的改革开放，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冷静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改变，找准咱们国家自己发展的路径，延续我们过去改革开放40年来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这当中应该会有很多的挑战。

来源时间：2018/7/11   发布时间：2018/7/11

旧文章ID：16548

作者：王辉耀  来源：《经济日报》

　　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对引进外资的积极热情相比，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打着“美国优先”和意识形态的大旗，限制外来投资，也就把国外主动送来的就业机会拒之门外。这不但对投资国不利，同时更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
　　在全球化浪潮中，各国经济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而，美国的做法一直处于自相矛盾之中。
　　中国一直努力解决中美间的贸易争端，但美国一方面指责中国，希望扩大对华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增加本国就业，但又设置种种关卡，对中国投资进行各种不符合常理的调查等方式，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无益于中美两国经济联系，限制中国投资也不利于增加美国本地的工作机会。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既不符合历史潮流也将害人害己。
　　一直以来，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为促进美国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根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荣鼎集团联合发布的报告，2015年中国企业赴美直接投资超过15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国附属公司数量已超过1900家，在美国42个州开办有业务，总雇员人数达到9万人。中国福耀集团成为在美进行绿地投资的成功典范。目前，福耀集团已在美国遭受去工业化冲击最为严重的“铁锈地带”的密歇根、俄亥俄两地总计投资超过10亿美元，雇佣逾4000名美国本土工人。如果美国继续加大限制中国在美投资，那么这些民众的工作将会受到极大影响。
　　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受到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冲击巨大。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大幅下降至18亿美元，同比下降92％。同时，美国中国总商会发布的《2018年在美中资企业商业调查报告》显示，60％的受访企业最担心特朗普政府对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14％的受访企业认为特朗普政府增加贸易壁垒可能会导致它们减少在美投资。
　　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统计，本次贸易战将影响美国40个产业，覆盖约210万个就业机会。而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4月30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美国2017年对华出口在下降两年后开始强劲增长，一年内为美国创造了100万个就业岗位。
　　美国的自相矛盾还表现在：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宣称减税、放松监管等政策将会为外国企业赴美投资提供更有利的环境，另一方面又以反复无常的政策变化，使外国投资者普遍担心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这种贸易政策的不确定将抵消美国税改带来的积极影响，扰乱全球产业供应链并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一些跨国企业对美国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存在担忧。
　　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贸易政策和限制投资的政策已经开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近日，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公司由于欧盟进口关税上涨问题，决定将把旗下多款车型的生产线从美国转移，来降低成本上涨而损失的利润。而总部设在底特律的通用企业也给政府发出警告，由于其在美国销售的汽车和卡车中，大约40%将来自进口。所以关税大战将使其不得不削减在美国国内的工作岗位。可想而知，特朗普如果继续采取这样的政策，将会大大破坏美国国内的投资环境，使更多的美国本地企业“离家出走”，将为美国带来失业问题。
　　美国曾是全球化浪潮的引领者，其限制中国投资的做法违背历史潮流和经济规律，不仅无益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也损害了本国的就业，最终受伤的将是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普通民众。实践将证明，这一做法终将不可持续。

来源时间：2018/7/11   发布时间：2018/7/10

旧文章ID：16546

作者：张宇燕 冯维江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

　　美国精英层在对华问题上已经形成一定共识，中美关系开始进入质变期。中美关系开始发生质变可以概括为美国对华政策由“接触”（Engagement）调整为“规锁”（Confinement）。“接触政策”的核心是接纳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并让中国逐步成为分担美国国际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规锁政策”的核心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

　　2017年入冬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开始将中俄定义为竞争对手，美国参众两院全票通过触及中美关系底线的《台湾旅行法》并高票通过对中兴公司进行制裁，美国防长2018年6月初在香格里拉对话上阐述了明显是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四原则，美国政府高调挑起贸易摩擦并于2018年6月15日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出口美国商品与服务加征25%的关税，之后又提出进一步加征关税威胁。上述事例表明，美国精英层在对华问题上已经形成一定共识，中美关系开始进入质变期。中美关系开始发生质变可以概括为美国对华政策由“接触”（Engagement）调整为“规锁”（Confinement）。“接触政策”的核心是接纳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并让中国逐步成为分担美国国际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规锁政策”的核心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以内。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 Containment）相比，“规锁政策”不是通过孤立或隔绝等途径等待目标国因内耗与低效而停滞以致崩溃，而是致力于运用综合手段塑造目标国的发展路径、锁定目标国的发展空间。
　　美国对华“规锁政策”主要有三项相互关联且逐次递进的内容
　　首先，美国以贸易不平衡为由提出所谓“对等贸易”，威逼中国扩大进口、进一步开放市场。美国领导人及精英层内心应该非常清楚，贸易逆差问题并非中美经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因为该问题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社会模式特别是美元霸权的内在要求高度相关。即便强行压缩了对华贸易逆差，美国贸易赤字仍然会以相同甚至更大的规模出现在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国际收支表上。然而贸易问题是吸引普通民众注意力、调动民粹主义及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利器。在贸易上挑起争端，容易塑造领导人和统治精英不畏“强暴”、敢于为民争利的“英雄”形象，赢得民众对其规锁中国其他各项政策主张的支持，乃至在一些人心目中形成对领导人的卡里斯玛式的崇拜，从而让领导人及其团队在国内政治周期中始终占据有利地位。拿包括市场准入在内的贸易问题说事，也容易赢得其他感觉到中国竞争压力的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呼应。
　　其次，美国是要在技术上压制和防范中国，固化自身在科技上的垄断或竞争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10年，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不断提升有目共睹，在技术领域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与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的竞争性明显增强。所谓“强制性技术转移”“偷窃技术”和“破坏知识产权”等指责中国的声音随之甚嚣尘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参议院做证时列出了征收关税可能覆盖的十大高科技产业，而这十大产业均来自中国政府为实现制造业强国目标而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针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未来发展或能力建设进行“预防性打击”，反映出美国部分人士对其领先的技术优势可能被中国赶超的焦虑和不甘。同时，美国还试图让其他国家特别是其盟国一起来限制与中国的技术交流和技术合作。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发布的《中国的技术转移战略报告》明确提出，要与盟国在审查国外技术投资方面建立情报共享机制，共同限制对华技术转移。美国甚至要通过收紧签证、移民改革等方式，对来自中国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学生和研究者加以限制。
　　最后，美国想要通过重新塑造国际制度以求规范和约束中国。美国精英层已经形成了一种认识，即中国“精明地”利用了现有的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基础的多边经贸框架从而占了美国的“大便宜”。在他们看来，WTO区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框架根本无法约束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而他们主张在WTO之外用创新性手段来对付中国。2018年5月底，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部长在经合组织部长会议期间讨论“非市场导向性政策”，以集体应对“其他国家由市场扭曲补贴、国有企业和强制技术转让引起的不公平竞争状况”，其中特别讨论了一个旨在推动有关产业补贴和涉及国有企业的WTO新规则的路线图。2018年度因为特朗普的“任性”而流产的七国集团（G7）联合公报，其中也包含了要促使WTO更加“现代化”和更加“公平”的要求。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的意图不是退回到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而是为退为进，双管齐下，运用国内相关法律和加强与主要盟友政策协调来实现WTO等多边框架的全面升级与拓展，甚至要改变“与WTO理念格格不入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以便从制度源头上限制和削弱中国。
　　美国对华政策转化为规锁后中美关系未来演变有四种可能情景
　　情景一是中美经过一个时期的反复贸易摩擦，中国的“让利不让理”对策总体获得成功。
　　所谓“让利”，就是中方在贸易谈判时“让渡”一些经济利益，比如降低关税，扩大美国产品和服务的进口（这同时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减少中美贸易差额（让美国领导人及精英阶层丧失就贸易问题指责中国的借口），进一步开放市场，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等。所谓“不让理”，主要是指中国坚定地维护以现有WTO为基础的多边经贸框架。在这种情景中，两国关税提高和所涉及贸易额被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中国和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合作与交流虽面临更多且更严格的规范，但总体上得以正常进行，WTO等多边经贸体系总体得以维持，或仅经历某些边际改革，整个国际经济关系大体上恢复到特朗普上台前的状态。
　　情景二是中国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以及主要新兴经济体经过多轮谈判和政策协调，在兼顾多方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完成对WTO框架的升级与拓展。
　　在最终达成的各方都能接受的新多边制度安排中，发达经济体关切的诸如澄清和改进WTO现行的产业补贴规则、在WTO框架中加入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电子商务和国有企业等新内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高技术出口限制、开放技术政策和发展中国家身份界定等问题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体现；同时美国单边主义政策有所收敛，更多地倚重多边机制，中国则在沿着既定的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道路上前行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对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按照新版WTO进行调整，期间一些产业、企业或人群的利益至少会受到短期的影响。
　　情景三的基本特征是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主要博弈者之间没能成功实现WTO框架的升级与拓展，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也没能就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求得共识。
　　尽管特朗普的前战略师班农2017年11月就公开表示对西方而言逼迫中国就范的时间窗口只有5——8年，但由于特朗普本人的行事和执政风格、特朗普政府普遍树敌的政策、美欧日及其他贸易伙伴与中国经贸利益攸关度差异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的明智合理调整等，发达经济体形成对华集体行动困难重重，它们之间的区域自贸区谈判亦步履蹒跚。在此情境下，WTO仍旧扮演着支撑国际贸易体系的基础性作用，但它对个别主要经济体的违规或越权行为又无可奈何，眼下正在发生的普遍性贸易争端变得常态化，诸如中日韩自贸区式的区域贸易谈判可能加速。
　　情景四是在中国和美欧日之间无法达成兼顾各方核心诉求的“现代化”版WTO多边体制条件下，后者联合起来“另起炉灶”，包括重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抑或让某些现存机制［如经合组织（OECD）或G7］担起“高水平”的“现代化”经贸多边机制的功能。
　　在此所说的中方“核心诉求”，主要包括对党和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国有企业治理、技术合作和发展中国家身份等方面的严格限制。中美分道扬镳或发达经济体及其紧密伙伴将中国排除在它们的贸易与金融体系之外，其结果显然是一个负和博弈，至于双方谁受损更大或谁更输不起，则取决于双方在相互依赖关系中谁更脆弱。缺少了来自中国的物美价廉产品与服务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此情景下的另一个可能结果是以WTO为中心的多边体制或被边缘化或名存实亡。
　　比较而言，在以上四种情景中，对我国最不利的是情景四，出现可能性最大的是情景三和情景二，最理想的是情景一，次优为情景二。中国的应对之策的原则为趋利避害，在综合考虑可能性和重要性之后，情景二应成为我方努力争取的现实目标。需要强调的是，在使情景二成为现实的过程中，我们尚需付出持续而且艰辛的谈判努力，同时对难免出现的负面影响要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

来源时间：2018/7/11   发布时间：2018/7/9

旧文章ID：16544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特朗普的宣言“贸易战是好事，很容易赢”当场就成了经典，堪与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繁荣近在眼前”媲美。
　　特朗普显然认为，贸易是一个游戏，赢家是拥有最大顺差的人，而进口超过出口的美国在任何冲突中都处于有利地位。基于同样原因，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预测，没有人会对特朗普的关税进行报复。由于这并不是贸易实际运作的方式，我们已面临大量报复，且情况极有可能恶化。
　　但问题是：特朗普的关税设计得很糟糕，就算一个认同他粗糙的重商主义贸易观点的人也会这么认为。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他的关税结构是对美国经济造成最大损害，从而换取最小的收益。相比之下，外国的报复措施要复杂得多：与特朗普不同，中国和其他承受特朗普贸易战怒火的国家似乎清楚地了解它们想实现的目标。
　　关键在于，除了对贸易平衡的执着，纳瓦罗/特朗普的观念似乎还在按照1960年代的样子来想象世界，当时的贸易绝大部分发生在小麦和汽车这样的最终产品内。在那个世界里，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将导致消费者转用国产汽车，增加汽车行业的就业，就是这样（除了会有外国报复）。
　　然而，在现代世界经济中，很大一部分贸易发生在中间产品当中——不是汽车，而是汽车零部件。如果对汽车零部件征收关税，甚至对就业的第一轮影响也是不确定的：也许国内零部件生产商会增加工人，但你令下游生产商的成本提高，竞争力降低，因此下游生产商将缩减业务。
　　因此，在当今世界，聪明的贸易战士——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将把关税集中在最终产品上，避免为下游国内商品生产者增加成本。诚然，这相当于直接对消费者征收或多或少的税；但是，如果你害怕给消费者带来任何负担，那么你从一开始就真不应该挑起贸易战。
　　但特朗普的关税几乎都不是针对消费者产品的。查德·鲍恩(Chad Bown)及其同事做了一张出色的图表，显示了特朗普对中国关税的分布情况：中间商品或国内生产中使用的机械等基础商品占到了惊人的95%：

　　这是什么策略吗？很难看出来。当然，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关税旨在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要求，因为没有人能弄清楚特朗普究竟想从中国那里获得什么。
　　中国的报复看起来非常不一样。它并不完全避免对中间产品征收关税，但主要集中在最终产品上。它还受到一种明确的政治策略驱使，即伤害特朗普的选民；与特朗普们不同的是，中国人知道他们想实现的目标：

　　别的国家怎么样？加拿大的情况因其对钢铝关税的直接反应而变得复杂，但除了这些行业之外，它也在采取比美国更为精确复杂的战略：
　　除了钢铝，加拿大的报复似乎是在试图避免破坏它在北美供应链中的参与。从广义上讲，加拿大不是在针对美国基础设备或中间投入的进口，而是将重点放在最终产品上。
　　而且和中国一样，加拿大显然是在试图给美国造成最大的政治损失。
　　即使你知道你想要实现什么目标，并且有明确的战略来实现这些目标，贸易战也不是好事，一点也不容易赢。然而，特朗普关税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它们如此具有自毁性质。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其经济后果的暗示。来自美联储最近的会议纪要：
　　[许多]地区的联系人，对关税和其他拟议中的国内外贸易限制对未来投资活动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都表示了担忧；一些地区的联系人表示，由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资本支出计划已经缩减或推迟。由于对钢铝征收的关税，而且没有任何新投资计划来增加产能，该行业的联系人预计价格会上涨。
　　因此特朗普和他的一伙人实际上没有制定什么能够赢得这场贸易战的计划。他们可能只是偶然发现了一种战略，它将令他们输掉这场战争，而且比人们所预料的更加彻底。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18/7/10   发布时间：20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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