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中新社

　　史上规模最大贸易战已经打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称，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在贸易战中的损失大于中国。
　　从3月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到4月公布涉及中国500亿美元出口商品的301调查征税建议产品清单，再到威胁制定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整个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一直是美国出招、中国接招。
　　郑永年称，在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过程中，中国一直表现出理性和克制，为避免贸易战“尽了相当大的努力”。
　　但因美国一再对华极限施压和讹诈，贸易战最终还是爆发了。在郑永年看来，考虑到美国现为中国最大出口市场，短期内美国可能在贸易战中获益相对较多。但从中长期来看，由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做法不得人心，美国发动贸易战会影响其国际地位和国家信誉，在贸易战中的损失大于中国。
　　目前，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税之举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抵制。欧盟、加拿大的对等反制措施业已落地；俄罗斯回击力度更大，对美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税率最高达40％。日本、韩国也在世贸组织（WTO）中就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举措提起了申诉。
　　谈及贸易战的未来走向，郑永年认为，中美双方都会寻找新的贸易替代伙伴，彼此的经济依存度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下降，甚至会形成相对独立的两个市场。世界经济和贸易会形成新格局，甚至可能引起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动。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将对外开放定位为“战略机遇期”。有观点认为，在贸易战已经打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情况下，中国面临的挑战可能大于机遇。
　　但在郑永年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已经能够自己创造机遇”。
　　“中国不需要恐慌。”郑永年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开放，保护产权，推动技术创新。
　　中国官方对此亦有清醒认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6日重申，中方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护企业家精神，强化产权保护，为世界各国在华企业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郑永年并表示，美国政界和商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重重，并非“铁板一块”。“冷战派”发动贸易战，意在打压、遏制中国发展；而部分工商界支持打贸易战，是希望以此让中国更大幅度开放市场。这两种目的有本质区别，应对策略也应有差异。
　　“从历史上看，最终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郑永年提醒说，要应对贸易战，中国需要善于利用美国的内部矛盾，实施分化策略，同时利用好广阔市场这一筹码。

来源时间：2018/7/10   发布时间：2018/7/8

旧文章ID：16543

作者：黄亚生  来源：亚生看G2

　　编者按
　　6月19日，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称该组织存在“政治偏见”。特朗普再一次弃国际秩序于不顾，损害了在国际社会长期运行的多边磋商合作机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国际社会是时候团结起来，用以牙还牙的策略和姿态应对美国这个流氓总统和他的流氓政府。
　　6月17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刊登了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 (Robert Kagan)的一篇题为《特朗普式的美国不在乎》。在文章中，罗伯特·卡根表示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正在成为一个“流氓超级大国”(Rogue Superpower)，“这既不是孤立主义，也不是国际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既不退出也不衰落，而是凭借力量恣意妄为。” 罗伯特·卡根指出，“一位愿意抛弃那些限制美国行动的道德、思想和战略约束的总统，可以让这个棘手的世界在一段时间内屈服于他的意愿。”
　　罗伯特·卡根这篇文章非常有意义。 卡根是一位资深的共和党幕僚。他曾在历届共和党政府担任重要的职务。 他用如此激烈的语言描述一个共和党总统的政策，是特朗普撕裂美国外交界多年形成的共识的一个最好佐证。
　　一个流氓当总统——特朗普是一个传统意义的流氓，有一个13万美元支票为证据（特朗普曾在大选前向其婚外恋情人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已经让美国成为一个流氓国家。 特朗普上任后迅速颠覆了二战后国际社会努力搭建的国际秩序，以牺牲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利益为手段，去实现所谓的“美国第一”政策。我在早前文章《黄亚生：特朗普该不该获诺贝尔和平奖？》指出，特朗普对于国际社会安全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本文讨论的是国际社会如何面对这个流氓总统的流氓政策。 基于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 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单独对抗美国。 但是“团结就是力量”，国际社会应该联合起来，协调合作，对特朗普采取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策略，一同遏制特朗普对于国际秩序的威胁和损害。
　　特朗普和他的“流氓超级大国”
　　就在罗伯特·卡根发文的两天后，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理由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过度批评以色列，而且其中一些成员国还是践踏人权的国家。这个批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奥巴马过去也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过类似的批评。
　　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类的机构总是有它的缺点，但也有它的优点。 奥巴马选择保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席位不是因为他同意它的决定，而是因为他认识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信息收集、研究等方面有它不可取代的功能。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调查战争罪和其他严重侵害人权行为的过程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该组织编写的关于叙利亚、朝鲜和缅甸等地的报告帮助国际社会很好的了解了当地的人权状况。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合作手段解决人权问题的重要工具。特朗普决定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真实原因是他根本不相信人权这个概念。客观上，他的决定将会破坏以多边磋商为基础搭建的国际社会秩序。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理查德·高文(Richard Gowan)表示：“特朗普的决定既伤害了人权理事会，也伤害了美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美国今后在联合国说服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可以信任美国时，难度加大了。”
　　这已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挑战和破坏国际社会多边合作秩序了。特朗普当选后，迅速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2017年年底，特朗普宣布计划在2018年年底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理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持续对以色列抱有偏见”。特朗普今年还大幅削减了提供给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经费。特朗普更是不顾盟友反对，在伊朗履约良好的情况下，退出了伊朗核协议，重启对伊朗制裁。虽然中美贸易有许多客观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但是特朗普采取手段也破坏了国际秩序。他启用单方面的301调查，而不是走WTO多方合作的渠道。 特朗普还单方面正式宣布取消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豁免权，对其出口美国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他启用的是美国贸易法的232条款，荒唐地把加拿大定位为一个“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国家。（顺便说一句，特朗普之所以不能用301调查惩罚欧盟和加拿大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平均关税都比美国的低。）
　　美国的强势
　　在《特朗普式的美国不在乎》中，罗伯特·卡根指出“特朗普所取得的成功（如果算得上成功的话）都基于他愿意做前任总统不愿做的事情：利用战后秩序中巨大的实力差距，牺牲盟友和伙伴的利益。” 在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而建立的国际秩序承诺美国为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美国的实力优势。然而，在特朗普之前的美国总统都选择不利用这种优势，他们不希望美国打破自由世界的秩序，与盟友反目。他们认为维护自由世界的秩序与美国利益攸关。
　　然而，特朗普的上台和其利用美国实力优势颠覆国际社会和平秩序的做法，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美国的实力优势。
　　从军事硬实力来讲，美国2018年通过的国防军费开支是7160亿美元，是中国的4倍，俄罗斯的12倍。而美国更是在本土以外的四大洲的3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军事部署。从经济实力来讲，美元是国际贸易上的主要流通货币。国际原油价格更是和美元挂钩。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并要求盟友配合制裁后，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不得不放弃伊朗石油业务，因为美国的银行参与了道达尔超过90%的金融活动，美国股东占道达尔超过30%的股权，道达尔在美国的资产超过100亿美元。而根据《纽约时报》6月的最新研究报道，在全球经济增长普遍低迷的情况下，美国今年很有可能迎来过去十年来最快的经济增长。这给予了特朗普在贸易领域宣战的底气。《纽约时报》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出口数额仅占美国GDP的12%，是经合组织（OECD）35个成员国里最低的，远低于加拿大的31%和欧盟的44%。这也使得美国在可能发生的贸易战中，短期之内受到更小的冲击。
　　当特朗普选择利用美国的实力优势，实行“霸权主义”政策时，国际社会上没有单一国家可以做出同等量级的反制。
　　“以牙还牙”的对策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奥巴马总统的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倡议过一个事后证明是最错误的民主党竞选方针：“当他们向（道德的）低处走时，我们往高处走。”（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米歇尔·奥巴马当时表示民主党不屑与特朗普你来我往，相互攻击。我认为这个选举方针的结果就是今天一个叫特朗普的近似疯狂的人入主白宫，为所欲为。对待特朗普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牙还牙”：他低，我更低。
　　国际社会应该从2016年美国大选得出一个宝贵教训，对付特朗普的策略应该是：“以牙还牙”策略 ("tit for tat" strategy)。“以牙还牙”策略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科学家及博弈论专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经过电脑模拟得出的解决连续“囚徒困境”的最优策略。“囚徒困境”最为经典的案例描述了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凿，二者都判刑八年。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 。而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指出，当一个人面临连续“囚徒困境”时，最优的策略是对方上一回合做了什么，你这一回合就跟着做什么。即对方合作我就合作，对方不合作我也选择不合作。“以牙还牙”策略是善意性的，即不会主动索取，但一旦对方背叛，立马主动回击。
　　国际社会应采用“以牙还牙”策略
　　特朗普不仅是信奉单边主义，他更是把美国推向了霸权主义，推向了“流氓超级大国”。特朗普的美国拒绝承担国际社会中的责任，背弃了美国一贯奉行的自由社会准则和道德。在面对特朗普时，国际社会应该应用“以牙还牙”策略。事实上，欧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对美国采用过“以牙还牙”策略。美国政府1996年推出旨在加强对古巴经济封锁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后，欧盟通过了一项针锋相对的反制裁条例。根据该条例，欧洲公司无需遵守美国制裁规定，还可通过反诉讼以补偿由于美国推行该法而造成的损失。
　　以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为例。在伊朗核协议签署后，伊朗一直很好的执行着伊朗核协议的要求。根据伊朗核协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督查伊朗履行协议情况，定期确认一次伊朗是否履行其承诺。 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发布了11次报告，伊朗履约情况一直良好。而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后，国际原子能机构于5月24日再次发布报告，表示伊朗仍在与该机构合作，并遵照执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欧盟现在正在研究用欧元与伊朗进行石油交易，另外中国和伊朗的贸易也可以用人民币结算。这些举动将局部边缘美元。但是这些举措力量是不够的，而且没有针对性。 欧盟、中国和俄罗斯马上要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对继续和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和公司实行制裁。以美国的欧洲盟友为例，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早前表示，欧洲企业将必须在六个月内停止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否则就将面临美国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承认，美国了解重启对伊制裁会给部分美国盟友带来金融与经济上的难题，但美国一定会追究那些“违规”与伊朗做生意的个人与实体的责任。
　　国际社会与伊朗进行石油以及其他方面的自由贸易完全是正当合理的，美国既没有国际法的依据也没有任何道德制高点惩罚和伊朗继续贸易的国家。中国，欧盟和俄国应该结成联盟，一旦特朗普选择制裁任何一个和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国际社会就应该对美国进行整体制裁。 实行阿克塞尔罗德的战略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美国要先采取制裁措施。比如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一家欧洲国家航空公司制裁，中国就应该对美国一家航空公司制裁。任何国家不可能单一制裁美国， 所以必须联手应对制裁，国际社会主要国家选择联手，尤其是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就会改变势力对比。美国将在贸易，金融和决算方面受到压力和边缘化。
　　结语
　　二次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是维系和平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伊朗协议是国际多边合作的一个重大成果，它为中东和平起了重大的贡献。 国际社会应该联手共同用以牙还牙的策略对抗特朗普的“流氓超级大国”。

来源时间：2018/7/10   发布时间：2018/6/25

旧文章ID：16541

作者：金永明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2013年1月，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就中菲在南海有关争议单方面提起仲裁。2015年10月和2016年7月，仲裁庭分别作出裁决。
　　在仲裁庭作出两份裁决后，中国政府均当即郑重宣布，仲裁庭有关裁决是无效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2018年5月14日，中国国际法学会组织撰写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中英文）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国际法论刊》以专刊形式同时出版其英文本。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邀请部分参与《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编撰，以及长期关心南海问题的国际法学者，从国际法视角对南海问题做一观察，以启迪思考。

　　南海仲裁案裁决自2016年7月12日发布以来，美国依据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内容，迄今已在南海进行了8次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其活动范围主要涉及在西沙的领海和南沙群岛周边海域。这种违反中国国内法的行为，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和反制，包括识别查证和警告驱离。这种挑衅行为可以认为是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理负面行为，应该高度关注和严厉批驳。
　　“航行自由行动”与“南海仲裁”
　　不可否认，美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海海域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目的具有多重性，但从法律层面上看，美国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南海仲裁案裁决。因为南海仲裁案裁决指出，南沙群岛的所有高潮时高于水面的岛礁（包括太平岛、中业岛、西月岛、南威岛、北子岛、南子岛）在法律上均为无法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的岩礁。同时，仲裁庭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未规定如南沙群岛的一系列岛屿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产生海域区域。换言之，若依据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内容，中国占据的南海岛礁不仅无法从群岛的整体性主张管辖海域，也不存在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的岛屿制度主张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岛屿。
　　如果依据此裁决内容，则中国在南海诸岛可以主张的管辖海域将严重减缩。而为抑制中国可能在南海尤其在南沙群岛主张更多的管辖海域，美国采取了抑制性的行为，即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来反对中国在西沙群岛的直线基线和可能在南沙群岛主张管辖海域的所谓“过度的权利主张”要求。
　　中国南海权益之依据
　　从美国在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后实施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海域位置和范围看，主要为西沙群岛的领海和南沙群岛的周边海域、包括中国占据岛礁12海里范围内的海域位置。为此，有必要考察在西沙领海内军舰的无害通过制度和南沙周边海域的地位问题。
　　第一，外国军舰在西沙领海内的无害通过制度应遵守沿海国的法律规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0条规定，如果任何军舰不遵守沿海国关于通过领海的法律规章，而且不顾沿海国向其提出遵守法律和规章的任何要求，沿海国可要求该军舰立即离开领海。中国依据海洋法（包括习惯国际法），不断地完善了西沙的领海制度，包括：《中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1958年9月4日）宣布中国采用直线基线的方法划定领海，并规定领海的宽度为12海里，且适用于中国所有的岛屿；中国在《中国政府关于中国领海基线的声明》（1996年5月15日）中宣布了中国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同时，在《中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2年2月25日）中规定了外国军用船舶进入中国领海，须经中国政府批准的规定。
　　基于此，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军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擅自进入西沙领海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是违法的，且其行为的实质和类型应受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条的限制，即其实施的行为应具有无害性。换言之，中国国防部及时对美国军舰擅自进入西沙领海的活动进行识别查证及警告驱离，进而采取安全措施，完全是依法处置，毫无疑义。
　　第二，外国军舰在中国南海管辖海域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应受到限制。诚然，迄今因多种原因，中国政府未宣布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点和基线，所以，从形式上看，中国在南海尤其在南沙群岛的具体管辖海域范围是不明确的。但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的国内法，包括中国采用直线基线规定12海里的领海等内容，中国对南沙群岛周边海域的一定范围是有管辖权的，特别是对于南沙岛礁周边12海里内的航行活动，应受到领海无害通过制度的规范。
　　换言之，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海域范围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制度确立，补充部分的海域、即不满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尤其是岛屿制度的海域，可依据历史性权利和南沙群岛的整体论界定。这两种类型的海域法律依据不同，前者为主要的海域，后者为次要的海域，它们互相独立且起补充的作用。这种做法的法律依据为《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1998年6月26日）的第14条和《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8月23日通过，1983年3月1起施行，1999年和2013年修订）的第2条。例如，《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4条规定，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适用于中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即中国可依据国际法（包括一般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内法，确定在南沙岛礁周边海域的管辖范围，以对不同性质的海域实施和管制航行自由行动。
　　中美在“航行自由行动”上的分歧
　　中美两国在南海不同性质海域实施军舰航行自由行动的对立和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第一，军舰在领海内的无害通过制度的对立。在程序上表现为军舰在他国领海内的无害通过是否需要沿海国的事先许可或事先通知沿海国和自由使用的对立；在内容上表现为中国可否以西沙群岛整体用直线基线划定领海，即双方在所谓的“过分的权利主张”上的对立。
　　第二，中国可否在南沙群岛以群岛整体主张海域，以及海洋地物的法律地位认定上的对立。不可否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4部分规定了群岛国制度，但其缺少对非群岛国的远洋群岛相关制度的规定，表面上看，作为非群岛国的中国无法直接运用群岛国制度划定群岛基线并确定相应的海域范围，但如果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46条第（b）款规定的内容看，如这种岛屿、水域和其他自然地形在本质上构成一个地理、经济和政治的实体，或在历史上已被视为这种实体，则可称为群岛，相应地可使用群岛国的制度。但如中国要适用此群岛国制度，则负有举证责任，即中国政府需要就群岛在本质上构成实体或在历史上构成实体举证。就目前情况看，这种举证要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难度颇大。
　　同时，如上所述，中国基于南海断续线包含的历史性权利主张管辖海域，也面临不少挑战。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认为，中国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权利范围外，不存在南海断续线内海域资源享有历史性权利的法律基础。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覆盖了以历史性权利为基础的所有权利，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外的权利已不存在，因为其是综合而全面性的海洋宪章。所以，中国如以历史性权利主张在南沙群岛的管辖海域，则需要确定历史性权利的具体权利，且这种具体权利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这在当下同样存在巨大的难度。
　　总体而言，南海仲裁案裁决的负面影响已显现，且存在延续及扩大的趋势，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为此，我国应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尤其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等方面予以重点批驳。同时，加强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进行航行自由方面的对话和沟通，以增进互信和理解，并为进一步发展航行自由制度作出贡献。此外，加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系统化研究并完善国内海洋法制也特别重要。这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提升海洋治理能力的不可回避抉择。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海洋战略研究室主任）

来源时间：2018/7/9   发布时间：2018/7/9

旧文章ID：16540

作者：贾敏  来源：澎湃新闻

　　肯尼迪大法官退休与罗诉韦德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之一的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在6月27日宣布退休，震动了全美政坛，在美国各大媒体引起轩然大波。特朗普总统继去年任命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之后，迎来了指定第二名大法官的机会。此前，肯尼迪大法官是目前9票中的“摇摆票”，目前，特朗普已经起草了一份包含25位保守派候选人的名单，并得到了法学学会联邦主义者协会（Federalist Society）的认可。一旦特朗普的提名人被确认，美国很可能迎来几代人以来最为保守的最高法院，美国的政治前景将受到深远影响。

　　近日，《纽约时报》编辑部在观点栏目发表文章，呼吁民主党人不要将司法拱手让人（Democrats：do not surrender the Judiciary）。文章指出，最高法院的天平向右倾斜已经几乎不可避免，民主党人应当为组织特朗普提名的候选人通过确认展开激战。在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高法院人事变动带来的利害关系上时，正是民主党人向选民们说明司法在塑造这个国家中的关键性作用以及法院为什么应该在每一次投票中被重点考虑的重要时刻。
　　文章接着解释道，当超级党派、政策僵局和普遍的推卸责任使得国会的功能失调越来越严重，司法机构在从移民、枪支到选举提名和工作权等领域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正如前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在2016年大选时所说，华盛顿的政治进程处于停滞状态，在接下来的四年或八年里唯一真正重要的是谁将任命接下来的最高法院候选人。下级法院的人事任命也同样重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对巡回法院提名的极速强推表明了他对此种重要性的了解，因为他的这些工作，特朗普在总统任期第一年安插了破纪录数量的联邦上诉法官。共和党过去在围绕司法议题刺激民意基础上比民主党要高效得多，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也和麦康奈尔无耻地拒绝在大选前填补斯卡利亚大法官的空位有莫大的关联。
　　文章进一步指出，这并不是说民主党人不在乎司法，问题在于过去这项议题没能在其民意基础中激起广泛而自发的共鸣，而司法激进主义的威胁在共和党人那里充当了可靠而持久的动因。特朗普的崛起创造了改变的紧迫性，早在肯尼迪大法官上周宣布退休前，进步人士已经开始致力于缩小差距，倡导进步司法价值观的公平司法委员会加强了其游说组织，大约同一时间，一群民主党人成立了一家名为“要求正义（Demand Justice）”的非营利机构，旨在通过教育和行动主义的结合，使得司法任命成为进步选民的核心选举关注点和民主党政客的常规话题，并建立数据库帮助公众追踪各个层面的民主党参议员给哪些法官投了票。文章最后指出，在特朗普卸任后的很长时间内，从上至下的联邦司法系统都将留有其印记，无论即将到来的提名人确认之战结果如何，战争都不应就此结束，11月6日的中期选举将是选民组织特朗普对司法的歪曲的首次机会，而要逆转已经造成的伤害将需要更为长期的投入。
　　作为肯尼迪大法官丰厚司法遗产中重要一笔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被反复讨论。《经济学人》近日刊登“堕胎权战争：罗诉韦德案有多危急（Abortion wars：how endangered is Roe v Wade）”一文，较为客观地分析了新大法官人选可能带给这一法案的影响。
　　文章指出，肯尼迪大法官在1992年和2016年曾两次作为决定性的第五票在确认罗诉韦德案的案件中支持了妇女堕胎权，他的退休激起了正反双方对该判例被推翻的恐惧和希望。尽管共和党长期以来都表示他们的目标不是禁止堕胎，而是允许各州制定自己的堕胎法规，然而这一目标一旦达成，在已有在这一条件下将触发生效的“预备法（trigger laws）”的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北达科他和南达科他四个州，堕胎将马上变为非法。
　　该文还强调，美国人之所以在堕胎权问题上如此分裂，原因之一是因为向美国这样声明堕胎权是一项宪法赋予的权利在西方世界是不常见的，在欧洲国家堕胎的合法化都是通过立法实现的，有时候还是在全民公投之后，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建立在对宪法带有争议的解读之上。反对者被激怒的另一个原因是罗诉韦德案中对堕胎相对宽松的限制，它要求大多数28周以内的堕胎都被视作合法的，之后在1992年的计划生育组织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中改为24周，而很多欧洲国家的限制是12周。
　　不过，该文认为尽管最高法院权力巨大，但新上任的保守派大法官在短时间内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可能性很小，首先是因为合适的案件要达到最高法院本身就需要时间，同时赞成堕胎权的律师为了不让相关案件进入最高法院，在下级法院对相关法律发起挑战时非常谨慎。其次，尽管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先例，并且本月刚刚推翻了1977年关于工会会费的一项判例，但还是倾向于不这么做，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尽管是一位保守派大法官，并且曾多次投票支持各州管理堕胎，但他本人也相当温和并且是坚定的制度主义者，很可能并不希望颠覆一项被长期持有的权利。

来源时间：2018/7/9   发布时间：2018/7/9

旧文章ID：16538

作者：  来源：第一财经APP

　　在中美贸易冲突中，美方多次摆出受害者的面孔，并以指责中国经济侵略作为发动对华加征关税的重要理论证据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程大为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指出，国际法上并没有定义什么是经济侵略，美国政府用“侵略”来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行为，这在二战后历史上是罕见的。中国是世界经济的贡献者，而非侵略者，美国发动贸易战，遏制中国经济发展，才是真正的经济侵略。
　　与此同时，美方近期的一系列实质性行为正在削弱世贸组织（WTO）体系，除美方屡屡传出要退出WTO的传闻之外，美国正在阻挠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开启新的大法官甄选程序。对此，程大为指出，如果上诉机构瘫痪，这对全球贸易体系也将造成实质性伤害，目前特朗普政府的行为破坏了中美两国贸易治理方面的遗产，还是希望美方可以回到坚持多边贸易体系的道路上来。
　　发动贸易战才是真正的经济侵略
　　第一财经：6月19日，美国白宫发布了题为“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何威胁到美国和世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报告。你怎么评价这份报告？
　　程大为：有数据显示，中国加入WTO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30%。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力保人民币不贬值，发挥了世界经济增长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者而非侵略者。
　　美国报告认为中国成为了第二大经济体，认为应该从根本上遏制中国的经济崛起。遏制中国崛起的贸易战争，是不是经济侵略？其实，以遏制别国整体经济发展为目的，干涉别国经济主权的行为才构成经济侵略。美国发动贸易战才是真正的经济侵略。
　　第一财经： 要如何厘清经济侵略的内涵，同时通常WTO法中如何定义贸易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呢？
　　程大为：国际法尤其是WTO法在立法上有成熟的逻辑和方法，例如，定义倾销，要定义倾销的主体、主体的行为和行为的后果（即对他者损害的程度）。如果按照这一逻辑范式定义经济侵略，需要考虑以下内容：
　　第一，要定义行为的主体，在白宫的报告中，对中国政府、企业甚至是学者和学生的控诉都有，主体混杂有乱扣帽子的嫌疑。目前国际上对侵略的学术讨论中，对侵略主体的认定多限于国家。
　　第二，行为具有侵略性。在国际军事法庭和联合国宪章中对侵略性的定义包含主权被践踏的要素，在政治上，国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国家主权包括经济主权，即国家对本国经济拥有最高的、独立的管辖权。经济侵略的要害应该是侵犯别国的经济主权。
　　第三，行为具有政治特点。WTO法等国际经济法对关税、经济禁运、抵制、倾销、冻结资产等行为有了明确的定义，现有法律基本上规范了国际经贸活动中的行为，指出了这些行为的特点、行为的损害特征，及如何规范这些行为。可以说，中美贸易战中所涉及的行为基本上可以依据现有国际法解决。
　　第四，行为后果具有侵略性，是最高级别的损害。世界贸易组织法从来没有使用“侵略性”一词来界定一种贸易政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世界贸易组织通常使用“损害”来描述行为的后果，例如，按照《反倾销协定》第3条第1款规定,就关贸总协定（GATT）1994第6条而言，对损害的确定应依据肯定证据，并应包括对下述内容的客观审查：（1）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和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的影响；及（2）这些进口产品随之对此类产品国内生产者产生的影响。
　　可见，WTO规定了如何认定损害。正因为如此，世界贸易组织的法规成为一部被多边体系认可的好法。
　　第五，在定义一个国家的行为是否具有侵略性之前，必须认定该行为在国际法中是否违法。这一要求是对国际法的尊重，同时对国际社会中的所有成员使用不违背国际法的、维护他们利益的相关行动至关重要。例如，扩大世界市场份额的商业行为是否违背国际法？如果该行为违背了国际法，那么，其他国家就不可以用同样的行为去进行反击。如果美国认定中国保护国内市场、扩大全球市场份额是经济侵略，那么，美国自身就不应该使用这样的行为。
　　特朗普政府破坏美国贸易治理遗产
　　第一财经：美国破坏二战后自己建立的世界贸易体系，意欲何为？
　　程大为：在经历了100多年的贸易保护主义之后，美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逐渐走向自由贸易，并在二战之后开始促进建立多边贸易体制，这个体制的特点为：第一，具有规则导向性（rule based），第二，具有最惠国待遇原则。通过最惠国，把贸易化普及、扩散给世界上更多的成员国，这也令WTO成为美国主导建立的最好的国际机制之一，其成员也从最初的23个扩大到目前的164个。
　　同时美国建立多边体制乃至多边贸易体制，譬如其在贸易治理方面，基本上都有其政治目的，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
　　在二战之后，在推行多边体制时，美方主要是为了遏制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这样的政治目的维持到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期。随后在苏联解体等情况下，克林顿政府也面临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即其曾经扶植的日德已经在战后发展起来，美方需要考虑平衡的战略点又回到了德日身上，这时美方选择用北美自由贸易区来促进贸易。
　　另外一件重要历史事件是在克林顿时期的西雅图会议（1999年）。在经历了西雅图会议的失败后，美国感觉到在一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组织中，想要投票、其决策过程（decision making） 太困难了。
　　为此，美方开始选择更多转向双边和区域协定。奥巴马时期他用的是TPP和TTIP两个贸易协定谈判来进行合围全球，那时候美方就开始有点遏制中国的企图；到了特朗普时期，虽然仍无法判断其意图，但是做法实质上已经损害了多边贸易体制，破坏了美国贸易治理遗产和贸易立法的思想。这会带动一个和最惠国待遇效应相反的效果：如果说最惠国待遇具有示好效应，那么特朗普所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展示一个示差效应。我对此表示不理解，表示很惋惜。还是希望美国可以重拾其知识遗产。回到多边体系里来。
　　第一财经：美频繁使用“232调查”，在钢铝关税、汽车税之外，还极可能发起对铀的“232调查”。包括中国在内的WTO成员，要如何有效应对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单边主义措施？
　　程大为：首先，最好的方法还是通过WTO来解决，并就争议展开磋商。
　　其次，若不行的话就进行反制，以牙还牙。反制的原则是对等且时间错后：譬如对方加征关税340亿美元，我们是稍后对等征税，并非我方主动。反制的目的是还是要回到谈判桌前，并不是为了打贸易战。
　　第三，通过市场的方式。如果真打贸易战，企业贸易关税上升，企业是要换市场的，譬如通过选择欧洲、亚洲市场的方式造成贸易转移，这也会导致美国进行调整，不过这可能存在几个月到一年的滞后性。市场的力量是强大的，有可能会逼着美国选民和政府最终选择尊重市场。
　　第四，法律调解。可否出现一个没有自身利益的第三方调解员，促进双方和解。这并不是让某一方站队，而是中立的。
　　第五，谈判。WTO法鼓励在争端解决机制过程中，随时都可以启动谈判，随时回到谈判桌前，如果美国有诚意，这个选择也是最好的。
　　第一财经：WTO问题上，美可否真正架空WTO？上诉机构瘫痪的后果有多严重？
　　程大为：造成瘫痪是美方有意为之。如上诉机构瘫痪，这对全球贸易体系也将造成实质性伤害。WTO具有三大功能——谈判功能、政策审议和争端解决机制。目前谈判功能实际上停滞了，多哈谈判并没有进展；政策审议就是撰写报告，还在运行，而WTO最重要的就是争端解决机制。若因美方通过阻挠人事任命的方式，形成实质性瘫痪，此举是很恶意的。
　　一方面，这一事件阻碍了中国使用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性，因为若上诉机构瘫痪，就算走到上诉这一步，也没有法官来审案；另一方面，这已经超出了中美贸易事务，已经是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实质性损害。为此上诉机构大法官任命的问题必须得解决。

来源时间：2018/7/9   发布时间：2018/7/9

旧文章ID：16537

作者：徐瑾  来源：FT中文网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的了。
　　7月6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与之对应，中国也展开报复性关税征收。
　　贸易战正式开打，怎么看未来？
　　飞马峰号的隐喻
　　大国博弈，从小事说起。
　　谁都没有想到，一艘船成为了“网红”。它就是“飞马峰号”(Peak Pegasus)，这艘船满载7万吨美国大豆，之前在大洋上晃晃悠悠，在关税消息出台之后之后全速航行，希望及时清关，避免缴纳几千万的关税。
　　突然之间，社交媒体都在追踪这艘船的下落。各路自媒体不忘调侃，说励志啊，飞马峰都那么努力你还有理由不努力的段子也四处流行。
　　故事结尾却是，飞马峰号6号下午5点抵达大连，海关3点就接到关税通知，所以这几千万关税，该交还是得交。
　　飞马峰号不是鸡血的案例，倒类似一个隐喻。过去一直对于贸易战严重程度重视不够、估算偏差、应对不系统、缺乏良好备案，最后一刻又寄托奇迹出现，局势反转。
　　这，怎么可能呢？
　　中美彼此的误读
　　目前中美双方，无疑仍旧存在巨大的信息鸿沟。
　　就美国方面而言，除了常规的贸易顺差，更在于对于WTO承诺、知识产权等领域不满。贸易战虽然从特朗普指责顺差开始，但从发展来看，显然知识产权、经济规则问题比起逆差更成为核心问题，比如6月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301更多是在谈论中国技术转让制度。
　　这一转折背后，其实代表了美国鹰派思潮逐渐成为主流的过程。公号《徐瑾经济人》以前发过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在2010年报告，那时候他已经对中国表示极大不满。
　　今年6月19日，他再次发表针对中国报告，这篇报告不仅指责中国“经济侵略”（“Economic Aggression” ，也可以翻译做经济扩张），其判断根据是：“历经三十多年飞速发展，中国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发展，加速全球产业链升级，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是建立在大量与全球规范不符的掠夺政策和侵略行为之上，也就是：经济入侵。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对市场经济干预的严重程度来看，美国，甚至全球经济都面临着严重威胁”。
　　这种思路最典型代表，就是对于中国制造2025的抵制。
　　我去年秋天去美国访学之际，不少政府机构和智库都主动谈到这一计划，热度比起国内更甚。这已经让我意识到，美国对于中国科技行业赶超的忌惮。如今随着美国鹰派意见逐渐成为主流，贸易战很大程度已经成为民意的选择。
　　与之对应，中国方面，同样在某些方面不是也抱有不切实际的判断么？一个例子是对于特朗普的判断。
　　贸易战刚刚开始，不少学者根据其早年一本《交易的艺术》，就断言川普提出关税只是在虚张声势，不会真打，坚决强硬回击就会迫使其放弃；到了中途，贸易战日渐成行，又断言其不过商人总统，给点好处就会收手；如今贸易战正是开打，强硬派意见往往会再次获得多数拥护。
　　事实来看，特朗普对中国而言，并不是最差劲的谈判对手，尤其对比上文所谈的帕瓦罗等人，但是民意已经被鹰派点燃。
　　研究差距带来的误判
　　如果双方主流都是强硬对强硬，贸易战最后不打也不行了。
　　古人尚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知信息的收集与判断非常重要，除了常规官僚系统，研究部门的支持也非常重要，但是这方面情况并不对等。中美对决时刻，诸多智囊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对比阅读中美方面报告，差距不言而喻。中美政府决策层从各自智库得到的支持可谓悬殊，报告的公信力与影响力更不可同日而语，以至于简单呼吁“中华民族经济到了新的危险时候”已被视为不多见的言论。
　　按道理说，中国智库近年来蓬勃发展，无论大学还是媒体抑或公司，有能力者许多都会操办研究院或者智库。从数量统计看，如果以国际认可的智库标准，中国已经在追赶美国，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7》来看，美国有1872家智库，中国2017年拥有智库512家，位列世界第二智库大国，甚至7家智库上榜世界百强榜单。
　　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看到，中美智库在面对贸易战交出的智力成果差距。背后原因很多，我觉得单纯指责智库其实不够公允，但智库泛滥而智力成果缺失，本身是值得令人深思的。如果智库只是沦为课题公关甚至社交的场所，自然离学术和真理越来越远。难怪，近期与一位长期进行公民外交的前辈交流，他说自己现在对外已经不自称智库人士了，他表示颇为耻于与某些国内智库为伍。
　　在美国战略既定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做什么？
　　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已经过去，美国态度变化是中国道路的重要变化节点。
　　从克林顿时代的“战略合作伙伴”到布什时代“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从奥巴马“合作伙伴关系”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直到现在，中国逐渐有滑向向美国头号“竞争对手”定位。
　　这一次立场变化，是美国战略调整的决心体现。更关键的是，长期观察中美关系的人士都明白，过去美国国会和白宫往往说辞不一，国会对中国强硬，作为行政部门的白宫相对理性，如今新趋势这是双方面说辞靠拢，主张强硬者居多。
　　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调整思潮一直在变化，但在今年定型。
　　美国做决策可能慢，但是一旦决定了，往往态度坚定、效率很高，对比之下，其他国家也许决策快，但是执行力其实未必那么高。我曾经在公号《徐瑾经济人》谈过朝鲜和美国的案例。朝美之争中美国看起来决策很慢，但是决定之后其实颇为坚持，有可能改变格局的反而是朝鲜。
　　类似问题在于，如果中美关系变化，面临的国际形势大变，国内如何做？
　　首先，中国经济面临战略调整
　　中美贸易战，启动的不仅是中美关系调整，甚至有可能是全世界自由贸易格局的变化。
　　比如现在中移动进入美国市场已受到限制，原因是美方人员表示“在与中国移动深入接触后，我们无法消除对美国执法和国家安全利益风险增加的担忧”。
　　随着贸易战鼓点骤密，从官方措辞来看，还是可以看出中国态度变化。6月15日，中方表示，“将立即出台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6月19日表示“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7月6日发言则是“将及时向世贸组织通报相关情况”。
　　言语上转向温和是好事，但是贸易战既然开始，也不会马上往回收，这也是我们谈的第二点，贸易战不会马上结束。
　　其次，认清贸易战是持久战
　　第一波贸易战规模340亿，规模不算大，即使算上直接与间接的经济影响，其实也可以接受。这方面国内有很多估算，比如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的团队就说，500亿美元规模的贸易战会使中国的GDP增速放缓0.2个百分点。其他国内研究团队做的量化，差距不是很大。
　　值得注意的后续外溢影响。虽然有关研究方面表示，这已经充分考虑了出口减少对其它相关行业的第二轮、第三轮影响；但恐怕数据只是作为参考，如果再有更大规模的关税以及更严厉的制裁，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经济影响将是严峻的。
　　如果中美贸易战停止于这一规模，自然善莫大焉，中国经济大局不会受到本质影响。
　　但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所要求做出的变化，绝非500亿关税加收可以表达。要么中国的反击对美国造成足够大的痛感，要么中国做出的改变令美国重新定位中国的经济地位，否则，中美贸易战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间杂着打打停停、以战迫和或者以和为战等等不同片断与篇章。
　　普通个人以及企业，即使不直接参与中美经贸，其实也深受影响，需要明确这一基本判断。
　　最后，理性看待中美实力对比
　　中国崛起，无论方式是和平还是激进，事实上都会改变原有全球政治经济版图。这其实意味着与美国冲突本质上很难避免，只是方式不同。
　　道路不同，实力过招。
　　如果按照一些国家级智库看法，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经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这种言论或者研究，带来的无非是致命的幻觉，在国内鼓噪情绪，在国外引发忌惮，有害无益。
　　从学术定义而言，国家实力有很多种类，包含软实力与硬实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二是你可以让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中国目前大概可以达到第一层次，能够做到第二方面的全球大概只有美国了。就国际贸易而言，正如曾经在日本通产省工作多年的日本学者津上俊哉从日本经验指出，实现赶超欧美后的日本，不再制定整体国家目标，“中国有实施振兴产业政策的自由，但没有要求世界不改变贸易体制的权利。”
　　中美国家实力而言，我以前做过测算，按照力量与发挥力量的能力来衡量，中国综合国力其实远不如美国，也难说高于日本德国。
　　我们回顾中国的发展经验，过去四十年最大教训是什么？关键是三点，即外向型经济政策、经济自由和稳定政经环境。中国目前已经被视为美国之外的最大经济体，但考虑到综合实力等因素，中国经济仍旧有不少改善空间。
　　这是中美经济的基本盘，这种情况下开打贸易战，结果会如何？未来大概率是，中国曾经享有的友善国际环境不再，经济轻松扩张的好日子结束了，大家最好准备。
　　未来的全球化机遇放缓，不再仅仅是请客吃饭你好我好这样的局面。全球化的酸甜苦辣，过去美国人民感到了，以后中国人民也会感受到，两国消费者都会为贸易战付出代价——就像《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我们不仅看到知识产权伦理阴暗面，也可以看到民众在不开放情况下的窘境。
　　时代或许正对中国关上一扇门，我们就应该再打开一道窗。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够做出的最好选择是，在国际开放环境有所恶化的情况下，主动制造开放机遇，即使对方不愿意开放也要争取开放机会，换而言之，谁越开放，其实谁的人民最受益。

来源时间：2018/7/9   发布时间：2018/7/9

旧文章ID：16536

作者：ANA SWANSON, NEIL IRWI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美国和中国上周五开始向对方征收惩罚性关税，两国步入了人们担心已久、预计只会不断升级的贸易战。
　　特朗普总统曾说，贸易战“很容易打赢”。现在，随着他在全球与盟友和对手同样开战，人们要问，他是否有取得自己想得到的结果的计划，会不会只是在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走向了一场代价高昂、徒劳无益的冲突。
　　总统赌的似乎是用征收关税来威胁中国、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等贸易伙伴，将迫使它们最终听从美国。
　　美国强劲的经济有助于特朗普的战略，目前的经济让征收关税的做法可能不会带来太大的风险，从而给了特朗普更大的征收关税的自由。一份新的政府报告显示，美国6月份的就业增长强劲，雇主净增了21.3万个新工作岗位，随着更多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失业率也有所上升。制造业的就业增长尤其强劲。
　　这些数字是后瞻性的，但几乎没有理由认为，首批关税将使整个经济偏离增长的轨道。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遭到中国对同等规模的美国商品进行报复，与美国20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相比微不足道。全球股市上周五基本上没有理会这场贸易战。
　　但这些关税仍将给某些行业带来痛苦，尤其是长期支持特朗普的农场主和小型制造商。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与中国——或与任何其他贸易伙伴——在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场冲突升级的危险很大，最终可能影响到数千亿美元的更多商品。
　　“特朗普在竞选时最有力的论点是，他不会在毫无意义的、可打可不打的战争中浪费美国人的生命和财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长亚当·波森(Adam Posen)曾在今年3月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这样写道。“然而，他正在发动的这场贸易战将被证明是他的阿富汗——代价高昂、无限期，而且毫无成果。”
　　上周五，特朗普政府采取了迄今声势最为浩大的措施，对包括医疗设备和飞机零部件在内的、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威胁在未来几个月还会对数百亿美元的更多商品征收关税。中国马上做出反应，对同等规模的美国大豆、猪肉、汽车和其他产品加征关税。
　　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也对特朗普的钢铝关税采取类似的报复行动，并威胁说，如果特朗普把对进口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加征20%关税的威胁付诸行动的话，将予以反击。
　　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坚持认为，历史将证明他们做对了，他们认为，特朗普的做法将比多年来有礼有节的外交往来效果更好，比如与中国的双边会谈只为美国带来了糟糕的协议。
　　“我们有世界上最糟糕的贸易协议。我们在所有的贸易中赔钱，”特朗普上周说。“每个国家每天都在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达成协议吧，让我们达成协议吧。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
　　他的做法得到了美国工业界某些部门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受中国崛起影响失去了大量就业岗位的领域。
　　“这不是一场新‘贸易战’的第一枪，”斯科特·保罗(Scott Paul)周四在Twitter上写道，他是代表钢铁工人和钢铁制造商的美国制造业联盟(Alliance for American Manufacturing)的会长。“中国一直在与美国工人进行一场非常有效的战争，”他说，还说，“现在不同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系统性的反击。”
　　但特朗普的许多支持者说，考虑到白宫发出的不断升级的威胁，以及政府缺乏解决总统与美国贸易伙伴间种种分歧的明确战略，他们不能确定贸易战将如何取得成效。
　　特朗普的钢铝关税刚生效不久，他就加大了赌注，威胁要对这些盟友征收汽车关税，把美国与欧洲和加拿大的贸易关系推向数十年来最困难的关头。特朗普的顾问们在中国贸易问题上摇摆不定，时而要求北京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来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时而要求中国进行更实质性的经济改革。而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的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也因两国与美国的严重分歧而陷入停滞状态。
　　如果与中国的冲突没有很快得到解决的话，特朗普已威胁要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几乎所有产品加征关税，还要收紧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并限制中国公民的赴美签证。尽管许多支持者把特朗普的大胆言论描述为一种谈判策略，但中美之间的谈判目前已经停顿，没有任何进一步商谈的计划。
　　“没有明显的计划，”丹尼尔·普赖斯(Daniel Price)说，他是洛克-克里克全球咨询公司(Rock Creek Global Advisors)的总经理，曾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担任贸易官员。“政府对退路在哪里、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没有给出任何表示。”
　　“特朗普正在把贸易政策当作一桩房地产交易来对待，房地产交易的目标是击败对手，不让他有喘息之地，让他无颜见人，”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贸易政策研究主任丹尼尔·伊肯森(Daniel Ikenson)说。
　　伊肯森说，即便这种做法有效，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做出让步，“这样做的代价将是对美国的信任，这将鼓励其他国家的政府在没有退路的时候采取同样的做法”。
　　许多农场主和制造商仍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但是，随着关税的生效，随着他们感受到市场准入减少和成本上升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他们的信心在开始动摇。
　　“我只是希望政府能明确表示，至少对我们表示，目的是什么，”阿肯色州海伦娜-西海伦娜市市长杰伊·霍洛韦尔(Jay Hollowell)说。该地区生产的大豆现在正被中国征收重税。“是为了减少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呢，还是为了保护美国的产业？”
　　“这关系到人们的生计问题，”霍洛韦尔补充说。
　　就当前而言，现行的贸易措施只影响到经济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在经济表现很好的时候，这让特朗普采取激进措施有更多的余地，在经济疲软的时候采取这类措施会很快给经济带来拖累。
　　企业几个月来一直在警告说，关税将让它们缩减雇佣和投资规模，将更高的价格转嫁给消费者。但就目前而言，这些影响在数据中并不明显。
　　比如，据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计算，对中国加征的这些关税只会在未来两年里对美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产生0.1%的影响，如果特朗普政府把关税扩大到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这种影响则会上升到GDP的0.3%。
　　但即便不给整体经济增长造成严重拖累，关税仍可能给特定的部门和行业带来不少的麻烦。
　　例如，由于预期中国将采取报复性关税，大豆期货价格自5月25日以来已经下跌了15%。随着对大豆进口征税高额关税，美国农民将面临海外需求下降和收入锐减。这些农民将相应减少在设备和材料上的花费，这最终可能会渗透到更广泛的经济中去。
　　来自艾奥瓦州基奥塔的大豆种植者约翰·海斯多费尔(John Heisdorffer)是美国大豆协会(American Soybean Association)的主席，他表示，他和行业内的其他人多年来试图在中国开发市场，如今随着大笔一挥，这些市场都将关闭。海斯多费尔说：“我的儿子和我一起务农，他的余生都要拼命重新赢得那些市场，这个想法吓坏了我。”
　　美国贸易代表于周五表示，它将允许美国公司申请免除关税，如果它们所需的进口产品在中国之外无法获得，或者对这种产品征收的关税会对它们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早期阶段涉及的一些产品证明了美国消费者最终可能受到怎样的影响。
　　1月，总统宣布对进口洗衣机征收新关税。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从那时起，洗衣设备的价格上涨了10%。
　　政府已同时在多个战线进行或威胁进行贸易战，从而加剧了风险。例如，计划中对汽车进口征收的关税，可使美国征收关税的商品的美元价值增加十倍，并引发新的报复浪潮，危及出口到欧洲、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
　　根据周四公布的6月政策会议纪要，美联储的领导人似乎担心，叠加的经济风险可能抑制投资支出。美联储官员“注意到与贸易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已经加剧，并担心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最终会对商业信心和投资支出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经济看起来足够强大，能够承受目前已实施的相对温和的关税。问题是，如果事态继续升级，最终会涉及价值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美元的商品，将会发生什么。
　　“如果我们把目标定在一万亿美元，那就意味着我们谈的是25%的货物贸易，”伊肯森说。“人们将开始注意到这一点。”

来源时间：2018/7/9   发布时间：2018/7/9

旧文章ID：16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