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  来源：《红旗文稿》2018/13

　　2018年是国际金融危机1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长期以来，中美两国舆论都相当关注危机10年来中美实力消长变化。在今年特殊的时间节点，真实客观地比较中美实力变迁以及两国博弈的战略走向，显得相当重要。
　　客观理性地看待中美两国国力的对比与变化
　　对中美国力变化，两国舆论普遍认为“此消彼长”，即美国在衰落、中国在崛起。不过，对两国实力消长程度却存在着极化的两类看法。一类认为中国实力已全面超过美国，“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强国”；另一类则认为中国实力与美国差距仍相当大，有的甚至惊呼“中国离美国还差50年”。
　　事实上，以上看法都不准确。美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份额从2008年的23.3%上升到了2017年的24.8%，其间有小幅振荡，但稍有上升。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份额由7.3%上升到15%，的确是快速崛起，2010年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短短七年后GDP已是日本的近3倍。但中国国力离美国仍存在明显差距，只是这种差距并非全面性的，而是局部性的并呈现渐进式的缩小趋势。
　　在经济方面，当前中国GDP约是美国的65%，但2017年中国第一产业（农业）生产总值却是美国的约6倍，第二产业（工业）生产产值约是美国的1.5倍，两者领先美国的幅度均逐年扩大。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期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13年以来，中国货物贸易总量已多年超越美国，跃升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目前，中国约是130个国家的第一贸易伙伴国，是美国的两倍。5000多种商品门类中，约40%产品门类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源于中国，而美国只占15%左右。可见，尽管美国GDP总量、服务贸易、第三产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领先中国，但中美经济优势各有千秋，中国经济贡献率、全球领导力与未来前景近年来更被全世界所看好。
　　在金融方面，人民币与美元的货币国际化程度差距较大。近年来，美元国际化指数一直保持在55%左右，而人民币仅在3%上下。中国资本市场体量约是美国的1/3，且金融开放程度中国还要向美国看齐。尽管如此，中国金融也在奋起直追。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权重达到10.92%，美元是41.7%。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的比重开始逐渐提升。更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经济在中国的普及，中国移动支付规模一骑绝尘，2017年规模几乎是美国的90倍。相信网络时代将给予中国金融对美国“弯道超车”的机会。
　　在军事方面，中国已被公认是全球三大军事强国之一，但中国2017年军费仅是美国的1/3左右。军力是中美实力比较变量中差距最大的。但鉴于军事力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有效作用在减弱，且中国军力立足于和平的战略初衷与足够捍卫核心利益的国防信心，两国军力差距在当下中美比较中的重要性远不如过去。
　　在科技方面，近年来中国科研经费投入保持在世界第二的位置，约是美国的80%，但增幅更快。且当前中国工程师的数量已远远超过美国。2016年以来，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大幅超过美国。当前科技界较为公认的事实是，在效率驱动型与客户中心型的科技领域，中国较美国有优势，如基建、高铁、家电等；而在科学研究型、工程技术型方面，美国领先的优势较为明显，如生物制药、芯片等。中国注重科技应用，美国注重基础研究，这是两国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化特征。
　　在国家形象上，近年来全球对美国的认可度急剧下降。据皮尤中心数据，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的认可度优于美国，美国呈“失道寡助”之势。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世界仅有12%的国家相信美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而高达42%的国家相信中国更值得信赖。近年来，中国在社会稳定、城市治安、基础设施、共享经济等方面的卓越发展，使得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选择上提供了“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新选项。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治理长期处在种族矛盾、枪支管治、周期性危机等困境中。
　　综上所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美实力变迁来讲是一个节点式事件。美国实力整体上原地踏步，部分呈现被超越之势，而中国则大步向前。从19世纪末美国跃升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算起，德国、苏联与日本先后在国力上追赶美国，但全面历史地比较支撑21世纪全球强国的综合指标，中国毫无疑问已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距美国实力最近的崛起大国。可见，比较中美实力时，必须客观理性，既要看到中美存在的差距，也要对中国多年来的发展与前景持有信心。
　　过去十年来，中美之间的战略态势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全球舆论的焦虑感与紧张感急剧上升。这体现了全球舆论对实力排名最靠前的两个国家互动关系的高度关切，也折射了中美两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影响力。但从贸易摩擦真实体量与两国合作的实际深度来看，舆论显然高估了贸易摩擦的冲击力，也高估了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力。实际上，受全球瞩目的中美贸易摩擦，充其量只是千百亿美元体量的实际利益之争，并未动摇两国政治、军事与经济大局。
　　事实上，当前的中美关系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广度、冲突烈度均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且在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二战以后的美苏关系呈现的是两个意识形态迥异的军事集团恶斗，相互之间多数时候只有“军备竞赛”与“暂时妥协”两个选项，也仅有“你死”或“我亡”两种结局。中美关系则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状况，年均600万人次的社会交往、约6000亿美元的贸易往来、相对稳定的中美军事交流与国际反恐合作、100多条的双边官方对话渠道，支撑着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多数时候在并行轨道上同时行驶。几十年间无数事实反复证明，尽管中美之间有分歧、有矛盾、有摩擦、有竞争，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并压倒这些分歧矛盾摩擦竞争。这是中美关系与当年美苏关系最大的不同。
　　自中美建交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10年来，中美之间的战略互动态势已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尽管2018年新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首次定位为“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对手”， 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担忧与全球舆论界的关切。其实，这恰恰折射了在战略态势上，美国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崛起，而另一方面也折射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互动地位也不再是次要方、附属方、被动回应方、被忽视方。
　　从整体态势上看，中国对美国的互动地位已从战略被动变为战略对等。基于对国际经验与中美互动诸多危机事件的总结，中国已深刻认识到强大国力对发展中美关系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十年来，中国国力持续上升，迫使美国不得不正视中国。2013年，中国推出具有全球视野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在中国战略格局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反制与塑造能力大大提升。中国不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而是有自己的发展节奏。美国推行的政策、动向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也远不如过去。相反，中国对外传播、政策走向、金融波动对美国社会的溢出效应日益显现。近年来，美国智库界密切追踪中共十九大报告、“一带一路”进展与每年“两会”信息，对中国“锐实力”空前关注，这些都表明中国与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对等的战略行为体。更重要的是，两国关系发展则“共同确保演进”、恶化则“相互确保摧毁”的对等状况，促使中美双方处在难得的战略平衡与稳定期，从而对干扰因素具有更强的战略承受力。两国不得不相互尊重、相互忌惮、相互评估彼此正反馈效应的结果。
　　从全球形象上看，中国相较美国的国际地位已从战略寡助变成战略多助。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接连写入联合国官方文件，“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新型全球治理观受到了世界的普遍支持。中国坚持平等互利的理念广交朋友，美国却以“胡萝卜+大棒”之策四处树敌。中国主张不结盟，但结伴而行的朋友越来越多；美国盟友遍布全球，但威胁美国的敌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优先”“美国第一”政策与屡屡“退群”举动使得美国国家形象下降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据皮尤中心数据，全球74%人群不信任美国总统，近半数人群不喜欢美国。美国的传统盟友体系日益松散，“貌合神离”之态明显，韩国、菲律宾近年来不再坚定追随美国，连铁杆盟友欧洲都频频发声“美国靠不住”，在伊核、贸易与气候变化等议题上求助于中国。
　　从民众底气上看，中国民众看美国的社会心理已从战略自卑变为战略自信。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美国观逐渐“去神话化”。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眼里，美国不再是“自由民主灯塔”，中国也没有必要复制美国道路。伊拉克战争、国际金融危机、斯诺登事件、叙利亚危机、中美贸易战等事件像是给中国人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动的全民爱国主义教育课，“美式民主”与“美式监管”的虚伪性已被广大中国人充分认清。而近年来，高铁、微信、网购、共享单车等给中国人生活带来的便捷，使中国人对本国社会发展普遍持有巨大信心。尤其是90后、00后的下一代中国人，与世界最发达国家与地区同步甚至优先享受最新产品、信息与消费时尚的红利，对国家的拥戴与支持更是他国无法比拟的。多项国际民调显示，中国人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最有信心的民众，也是最支持政府发展战略的民众。相较于美国的社会分裂、政治党争以及近年来美国学界对本国体制越来越多的自我否定，社会高度团结是中国在中美博弈进程中占优势的重要筹码。
　　可见，评估中美实力比较与博弈进程时，不能只看一时一事，更要看长远走向；不能只在乎一城一池，还要看战略态势。“时”与“势”结合，“道”与“术”统一，才能在当下纷繁复杂的全球大背景下认清中美互动的现状。
　　对美国要保持战略定力、精准施策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与越南、古巴、苏联、南斯拉夫、利比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俄罗斯、朝鲜等国的战略博弈中损耗了大量宝贵的战略资源，挥霍了大量的信誉储备，明显暴露了美国的战略缺点，更让中国积累了正确认识美国的充足历史经验与分析素材。
　　第一，要认清美国在对外博弈中善于“拳击”、弱于“太极”，善于“速决战”、弱于“持久战”的特点。历史经验表明，在硬碰硬的短期“对撞”中，美国会越战越勇，胜算更高。但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上，美国则会由于国内选举、总统换届、社会舆论等诸多因素而出现失误与政策调整。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总统更乐见短期收益，而中国更看重长远获得。对此，中国一定要对美国展开迂回策略，以持久战的心态对美国展开全方位的耐心博弈。事实上，40年来中国对美国保持一以贯之的战略定力与策略韧性，恰恰是在每一轮残酷的中美博弈中化险为夷的根本原因。从中美实力消长的角度看，未来的时间站在中国一边。
　　第二，要认清美国是社会内部分裂、靠外部树敌而粘合的政治共同体。从好莱坞大片到反恐战争，从美苏冷战到美朝博弈，事实证明，美国一旦认定外部敌人，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凝聚力与政策动员力。长期以来，中国不愿与美国为敌，屡屡四两拨千斤式地化解美国挑衅，使美国始终确立不了统一的、持续的对华战略。当下，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空前警觉，主张对华强硬的战略认识已日趋一致，但如何对华强硬仍存在“分歧”，即怎么强硬、强硬程度几何、什么时候强硬等。中国须抓住美国内部矛盾，团结所有可团结的全球力量，以坚忍明智的战略定力，继续以“太极”之法与之周旋，在韧性的战略周旋中把握机遇，赢得主动。
　　第三，要认清中美比拼的最终归宿是两国国内的治国理政水平。从两国实力现状看，作为外部力量，美国仅是中国发展的长期干预变量，已失去了遏制中国的能力与时机。当下的中美博弈，比的是意志与内力，而非招式与拳脚。“中国不会被他杀，但会被骗自杀”，警惕被外力伐谋，维持国内稳定、发展与改革的有机统一，是中国长远发展的基础。抓住美国对华的挤压时机，深化与落实国内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按“两个一百年”与2035年、2050年“两步走”的战略步骤，以既定的发展战略继续前行，中国定会成为两者博弈的最终优胜方。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来源时间：2018/7/9   发布时间：2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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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书新  来源：秦朔朋友圈

　　7月6日，一个特别的日子。作为一个有30多年新闻工作经历的媒体人，早上很早醒来，忍不住写了一些想法，和大家交流。
　　1，不要叫贸易战。不要动不动就打仗。
　　媒体看热闹不怕乱子大，夸大其词，煽风点火。政府要冷静，要降温，我们爱好和平，不爱打仗。340亿美元不到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注：7月6日起美国对中国340亿美元商品开始加征关税），不到美中贸易逆差3470亿美元（注：此为美国统计口径）的10%，就是贸易纠纷。纠纷年年有，这次稍大点，而已。不要轻易宣“战”。做生意哪能没有纠纷？中国各省之间还有很厉害的贸易保护呢！
　　2，美国做错事，我们不会跟着错！
　　美国加税，搞单边主义，反全球化、破坏多边世界贸易规则，这是逆世界潮流的行为，是错误的。我们要坚决指出来，坚决反对，但不会跟从。他们做错事坏事，我们不会跟着错！
　　3，中国应该更多地考虑减税。
　　今年我们已经开始大幅降关税，美国对别国加税，我们对别国不加甚至减税。反其道而行之。减税促进贸易，促进国际交流。别让美国打乱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步伐。何况加了的关税先进入有关部门，再二次分配惠及人民。麻烦！直接减税效率更高——直接造福人民，直接惠及人民生活！既促进了世界贸易，又打击了美国政府，还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举三得！
　　4，让子弹飞一会儿。
　　我们不打第一枪。看看美国子弹打哪儿了？让美国霸权主义嘴脸多表演一会儿？让演员川普同学找不到对手？让他一拳打在棉花上？
　　过去我们真弱，受欺负了还要“装牛B”，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现在我们真的很强了，他这一拳其实伤不到我们什么，更多的是面子，伤他们自己说不定更多一点。我们不太疼，就没必要以牙还牙立即回过去。
　　5，美国确实有政治战略考量，但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同时也有很大的表演成分，心理战玩得也不错。我们别中了圈套，乱了阵脚。川普等一批“报国无门”的老同志憋了30年，好不容易上了舞台，让他多表演一会儿！
　　6，不论什么统计口径，我们对美贸易近20年是大额顺差，累计几万亿美元是有的。虽然是双方自愿的行为，但我们还是有很大收益的。
　　当我们觉得没占便宜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占了便宜；当我们觉得占了小便宜的时候，说不定占了大便宜；当我们占了大便宜的时候，让他三分又何妨？
　　7，对外开放，做好自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改革开放，依法治国。把金融管好了，把教育医疗养老管好了，把权力管好了，把政府的手管住了，把营商环境管好了，当好裁判不当运动员。其他则尽可能交给市场，比如房地产调控要注意不能越调越乱，股市折腾不能越折腾越熊，低效的企业就别补贴了。
　　美国是因为改革开放成为世界第一的，中国是因为闭关锁国丢掉世界第一的，中国也是因为改革开放用了40年追成世界第二的！坚持改革开放，或许再过40年我们又重回第一了。但如果我们不改革不开放了，走回头路了，从第二掉下去很快的。
　　8，国际政治，勾心斗角，合纵联横，苏俄欧日，无一例外。大国博弈很正常，我们别幻想美利坚，也别依赖俄罗斯。美国不防中国崛起，不防中国超越，可能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换位思考一下！
　　总之，对自己有信心，面对美国有信心，没必要带着打仗的心态。

　　作者为《精品购物指南》总编辑

来源时间：2018/7/8   发布时间：20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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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晓  来源：中美聚焦

　　特朗普上台后全面调整对华战略，从“合作——竞争”转向“战略竞争对手”。这一转向获得两党、朝野、政商的广泛支持。在这个战略下，中美经贸关系即刻呈现出紧张关系，贸易战已开打且来势迅猛。
　　中美之间有一定程度管控的有限贸易战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常态。这个预判基于两个基本的事实：在利益层面，贸易不平衡作为结构性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解决，美方要价太高，中方难以照单全收；在规则层面，中国要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体制上做出重大调整，尚需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和更强烈的改革意愿。从另一方面讲，双方相互合作、渗透的深度广度决定了相互的依赖性及破裂的代价，双方都会把避免破裂作为底线。所以，更为可能的是边打边谈的持久战。中美“常态化的有限贸易战”对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全球经济是一个重大的负面因素，尽管现在还很难从量上计算出它对两国及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中美经贸的紧张关系，也是美国“美国优先”、“逆全球化”和摒弃WTO多边贸易体制政策的组成部分，尽管多数经济体希望维护WTO体制，重启多边贸易协定谈判，但美国一意孤行，使再启全球化进程胎死腹中。WTO前景堪忧，全球地缘政治和贸易格局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商业利益和贸易规则是中美经贸两个主要的争议点。商业利益层面主要是贸易平衡和市场开放。中方对美顺差，双方统计有约1000亿美元的差异。争议还包括：中方在服务贸易上对美的逆差未被计算在内；中方顺差是全球供应链的集合，其中中国增值比例极小；顺差的组成部分还包括美国在华企业对美出口；美方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等等。所以，问题的产生主要缘于产业结构、生产成本及全球供应链。尽管如此，两国贸易长期失衡，数额巨大，对两国经贸关系，对两国自身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负面影响，难以持续。因此双方政府介入，制订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包括主动限止和配额制等，以改善失衡，是合理的、必须的。可行的方案应包括：首先确定再平均的合理目标，因为国际收支百分之百的平衡不现实，也不可能；确认影响美国逆差且美国自己可以替代的中国出口产品；扩大中国进口美国产品的品种，减少美国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并加强竞争性等。在这个基础上可制订出一个五年左右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使这一失衡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在市场开放问题上，美方不是以WTO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的区别政策为规则，而是提出“对等”或“镜像效果”，这显然不具合理性。如果以此为规则，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不可能与任何一个欠发达经济体维持现有的经贸关系。应当承认，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与进入WTO时相比较已发生重大变化，当时中国承诺的市场开放条件确应相应调整。渐进的扩大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需要和既定的政策，双方需要达成一致的只是开放程度和进度。
　　贸易规则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国“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与美国和国际自由市场体制的碰撞。美国认为中国的这种模式破坏了市场价格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原则，这包括赋予国企承担国家战略、给予财政补贴和各种优惠政策、以技术转让为条件获取市场准入、行政审批、行政垄断等非市场体制的制度安排。此外，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司法独立公正、劳工权利保护、环保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会影响外资在华的权益保护，需要进一步改善。
　　“政府主导经济”是战后日本采用的经济体制，即由政府运用产业政策选择对工业化有带动作用、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通过税收及进出口政策予以扶持，加速工业化，加强与自由市场体制的竞争力。这个政策造就了日本和东亚经济增长奇迹，也酿造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在此之后，日本等东亚国家摒弃了这种模式，重建自由市场体制。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开启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以威权填补法治的缺位、以“看得见的手”培育“看不见的手”、将经济增长置于效益公平之上成为天然合理的路径依赖。实践证明，这种模式的选择尽管存在某种合理性，但其内生问题会埋下通向市场体制的陷阱，包括利益集团的形成、寻租和贪腐，市场价格和资源配置扭曲，威权对法治的替代等。对此，国内一直对此存在质疑和批评。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变大，国际化程度提高，使得“中国模式”产生的外部性成为国际市场的问题。我认为对“中国模式”的评估应去意识形态化，借鉴东亚教训，以中国当下经济和社会现实及中国国际化的战略为判定基础，坚持十八大三中全会关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的论断，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既适应中国的国情，又能为国际经济秩序所容纳。国企体制改革可以作为一个突破点，依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第一步先将国企划分为国家战略意义和商业性两种类型。对前者，政府可以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但在国际市场中只做财务性投资；对后者大力实施混改，取消一切政府补贴和保护，减持政府持股比例，实施管理层的市场化激励，支持其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以此带动全面深化的体制改革。
　　中美贸易冲突事关重大，应妥善应对。首先要避免双方对抗螺旋式升级和扩展到地缘政治、军事、文化、科技、人员交流等非经济领域；二是在双方争议的问题上确定一个建设性的合理均衡点，包括贸易顺差、市场开放、制度建设等；三是广泛团结大多数经济体，维护和再造全球贸易多边体制；四是推进中国自身体制改革，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重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来源时间：2018/7/8   发布时间：2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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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道格•班多  来源：中美聚焦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把中国领导人看成他的朋友，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显然并不友好。新的贸易战只是对北京明白不过的挑战，华盛顿最近还同中国就南海领土主张、对朝政策、对台挑衅行为等发生争执。
　　地球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利益有重叠、有对立，它们可能在亚洲爆发冲突不足为奇。但是，随着中国的商业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整个地球都变成了竞技场。华盛顿甚至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中国在西半球的活动。
　　1949年之后关于谁“弄丢了中国”的辩论声，眼下在华盛顿再度响起。今年早些时候，美国两位前政府官员科特·坎贝尔和厄利·拉特纳提出疑问：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美国人如此错看了中国？“政策辩论的各方都错了，”他们写道。“自由贸易者和金融家预期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日益开放，一体化论者认为北京的野心将在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被驯服，鹰派相信中国的实力会被美国永世不变的主导地位削弱。”
　　这场辩论因《外交》杂志本月发表数位分析人士的评论而继续进行着。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指出，中国官员对美国现行政策感到困惑。但他也写了一些希望。尽管关系严重恶化，但“中美之间的两大基本原则仍会阻止两国发生正面冲突”。一是，中美双方仍致力于“有序”而不是“无序”。再就是，仍然存在具有合作潜力的重要领域。这两点他都说对了。不过即便如此，维持文明、有益的两国关系也殊为不易。
　　主张与中国保持广泛接触的美国人希望中国繁荣，虽然他们低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北京把它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变成了武器，将国内政策强加给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外国企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要求航空公司和连锁酒店重置它们的网站，将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国家。
　　在美国高校，孔子学院的繁衍令人担心学校为了金钱放弃它们的独立性。《纽约时报》最近报道了中国流亡律师滕彪对“中国长臂”的警告，滕彪指责美国律师协会为保障自己在中国的活动，放弃了一个抨击中国的图书项目（律师协会声称是出于经济原因）。在美国校园的中国学生表示，他们十分小心谨慎，以免在海外的激进行为给回国带来后果。
　　当然，华盛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时从不犹豫。而制裁一个被视为威胁国际秩序的政权，与坚持要求外国公司为了地缘政治争端中的一方改写网页，其感觉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美国人认为北京在利用经济上的交往对付自己。除此之外，人们还关注中国国内越来越严厉的镇压和强势外交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继续维持令人满意的双边关系呢？
　　一是按照王辑思的观点，寻找其他哪怕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合作领域。养成合作习惯或许有助于解决终将出现的更大争议。其目的不是装出友好的样子，而是共同承担责任，避免两国关系出现代价不菲甚至危险的裂痕。
　　最显而易见的领域仍然是商业，因此解决投资、贸易、知识产权和其他经济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虽然中国仍算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但它非凡的成功使它必须放弃自私的做法。当初只是由于中国十分贫穷，其他国家才容忍了这些做法。
　　二是两国政府应该非正式地讨论最具争议性的选项，确定红线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可以模棱两可，在什么时候可以把问题留待将来解决，等等。
　　例如，主要由于中国已经失去耐心，关于台湾未来的问题似乎正在升温。可以理解这座岛上的2300万人不想被北京统治，然而两岸经济关系在发展，就连有独立意识的民进党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发表任何正式声明。中国是否准备为了满足其民族自负甘冒有可能发生破坏性冲突的风险呢？
　　美国承诺更加尊重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可以理解这一愿望是要避免朝鲜成为失败国家或美国的桥头堡——也许能争取对方加强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并在机会出现时默许朝鲜的统一。假如中国不过分违反尊重香港特区自治的承诺，华盛顿也可以对中国治港保持沉默。即使就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仍难达成正式协议，对话也可以让两国对分歧不那么敏感。
　　三是两国应重新考虑处理东亚地区多项领土争端的方式。快速增长的中国倾向于放弃“和平崛起”战略，并积极推动其领土主张，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当前政策的肇始者也许正是美国政府，因为它无意间把中国的邻国聚拢到了一起，并让它们倒向美国。
　　反过来，美国也应考虑自己准备为亚洲盟友的利益投射多少力量。迟早，预算危机将迫使军队进行裁减。美国官员不愿意后退，但他们将发现在中国边境周围对它加以控制会越来越困难。
　　两国政府正在冒陷入一场危机的风险。北京明白它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性，但华盛顿的注意力却放在其他重要性有限的争端上。无论俄罗斯还是伊朗都不是美国统治地位的有力挑战者，但中国是。在更严重的冲突出现之前，两国必须纠正彼此之间的关系。

来源时间：2018/7/8   发布时间：20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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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莉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即使特朗普总统用发动贸易战来阻止，中国也将成功建起一个与美国相匹敌的强大技术产业。其中的原因，可以在一个曾以廉价制造业和卖淫闻名的城市中一座普通工厂的四楼找到。
　　在这个位于中国南方城市东莞的工厂车间里，用一位员工的话说，曾经是“一片壮观的人海”。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对在工厂里辛苦工作毫无兴趣的新一代人，正在迫使工厂采取新策略。如今，人海正在被一排排方头方脑的机器取代，每一台机器干的活过去需要15个人用26个步骤才能完成。
　　这家工厂表明，北京的《中国制造2025》愿景的推动者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这个雄心勃勃的政府计划旨在更新如自动化、微芯片和自动驾驶汽车等工业领域，确立中国在其中的竞争力。推动这项计划的力量也来自基层，来自中国各地那些知道不现代化就会灭亡的企业和城市。
　　特朗普政府在《中国制造2025》问题上与北京对峙并没有错。中国自上而下的做法给予中国企业不公平的优势，这种做法可能会在特朗普卸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扰乱全球贸易关系。
　　但是，《中国制造2025》的推动力也来自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这些企业的老板担心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自己的未来。来自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价值的地方政府。来自私营企业家、学者和地方政客越来越多的互动，他们正在为改革中国工厂和中国未来而日益加强合作。其他城市——比如苏州、温州、徐州和上海周边的工业区——也在制定自己的自动化方案。
　　这些现代化可能不会在2025年实现。实际的实现可能需要2025年后的很长时间。但中国将实现这一目标，主要是因为它必须这么做。
　　“如果中国制造2025是一辆车，车子已经发动了，而且肯定是在移动，”张国军说，他是位于东莞的广东省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的院长，该院是当地政府支持的、帮助工厂升级换代的地方研究所之一。他说，早在《中国制造2025》在2015年出台之前，东莞就已经在进行自动化改造，“但是这个政策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东莞是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一座拥有800万人口的城市，其经济过去一直依靠制造鞋、玩具和电子零部件等向美国和欧洲出口的商品。在许多方面，东莞看起来很像大众想象中的、以制造业厂房为主的中国，城市中有大片区域是由一排排长方形厂房构成的。
　　后来，2008年的金融危机袭来。订单枯竭了。东莞成了中国著名的卖淫之都，直到政府发起一场打击行动进行清理。
　　除了金融危机，中国本身的繁荣也在威胁着东莞的未来。在过去的十年里，工人的平均收入增加了四倍。愿意从事枯燥的、压力很大的装配线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更多的人想从事服务业工作——比如在饭馆当服务员、配送电子商务包裹等，这类工作让他们与人打交道，或能到处走动。一些工厂迁往成本更低的国家，一些永久停业了。
　　东莞的企业和政府不得不做点什么。他们开始致力于现代化。
　　在《中国制造2025》成为国家政策之前，东莞启动了一项“机器换人计划”，并每年为该计划提供约合3000万美元的资金。后来，东莞还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其他自动化项目上去。那些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的研究项目，或愿意在工业机器人、软件或先进机械方面投资的企业，可获得补贴和减税等政府优惠。政府帮它们出了10%到20%的资金。官方文件显示，智能手机、家具、机械甚至制作蛋糕的公司都获得了这种支持。
　　电信设备供应商铭普曾雇有数百名工人，他们缠绕、包装和测试比头发还细的磁线，全靠手工。即使在今天，这家公司仍然严重缺人手。公司在一栋厂房的外墙上列出了其提供的职工福利：每月最高可达约合1100美元的工资和加班费，宿舍有空调，免费Wi-Fi，甚至还有一份生日礼物。
　　“爱你的员工吧，他会百倍地爱你，”一条横幅这样写道。
　　但是，劳动力成本和缺乏人手正在阻碍着公司的发展。春节假期期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放假回家了，但研发经理张晓东（音）说，铭普的大约500名管理、研究和行政人员不得不在正常工作日之后多工作三个小时，以维持工厂的运转。
　　铭普让张和其他人想办法将工厂自动化。他们花了两年的时间，每天工作到深夜。机器需要调试。为了用机器制造零件，这些零件需要重新设计。几次尝试都失败了。
　　“并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张说。“我们知道智能制造是未来的方向，但达到那个目标不容易。”
　　如今，一个曾经需要300多名工人的厂房现在只需要100名工人。工厂的一半以上已经自动化。现在聚集在机器周围的工人可能会在一两年内也被机器取代。
　　东莞政府为帮助公司自动化提供了约合150万美元的补贴。政府也在吸引初创企业，帮助科学家成立研究中心，从而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实用知识。
　　其中一个在协助铭普的初创公司是东莞普莱信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将为铭普的全面自动化提供大量的所需设备。因为这些设备将是中国制造的，所以比从日本或美国进口自动化系统要便宜。
　　“制造业的最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自动化过程，”福里斯特·田(Forest Tian)说，他曾是风险投资家，现在是普莱信智能技术的创始人。“将对这些机器有巨大的需求。”
　　为确保这些创新中心能够帮助当地制造商，东莞政府还采取了其他的措施。比如，政府与中国主要大学合作成立了大约30家研究机构。东莞官员告诉这些机构，最初的资金到位之后，它们必须自己想办法找钱。
　　这些研究机构与像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合作，劲胜曾是一家不时髦的手机零部件制造商，如今面临着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领域的专家们已经成了这些工厂的常客。
　　“我们称之为十八罗汉来东莞，”劲胜的智能工厂业务负责人黄鹤（音）说。
　　在一家与劲胜合作的工厂，几乎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厂房里，一排排自动化机床的机械臂在绿色传送带上工作着。机器臂把未加工的金属块递给机器，机器对其进行冲压、研磨和清洗。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外壳就这样生产出来了。
　　这家工厂需要16名工人、而不是103名工人轮班工作。机器臂是中国制造的。
　　毫无疑问，许多中国企业的升级努力将会失败。《中国制造2025》的其他目标，比如建立世界级的微芯片产业或自动驾驶汽车产业，目前仍遥不可及。
　　但在制造业方面，东莞的例子表明，《中国制造2025》将取得成功，部分原因是中国的自动化努力远不只是政府所希望的。中国的企业和地方政府官员们已下定决心，为了不被淘汰，他们要沿着制造业价值链往上爬。华盛顿能做的最多只是确保美国政府的政策能够帮助美国公司保持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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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8/7/8   发布时间：2018/7/5

旧文章ID：16524

作者：何亚非  来源：中美聚焦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人民数十年砥砺奋进使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改变了世界格局，正推动新的国际秩序逐步成形。
　　这40年，世界格局从冷战“两极”到“单极”，美国独步天下，自认为国际政治制度竞争的“历史已经终结”，再到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历史前进的脚步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全球治理也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型。习近平主席最近指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对新时代的贡献是空前的。同时，作为新兴大国，中国遭遇的困难和阻力也是罕见的。
　　中美建交至今近40年，两国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总体维持合作与斗争并存、合作是主流的格局。但是，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逐步变化，从“战略模糊”（非敌非友）走向“战略清晰”。特朗普上台后，更是把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贸易、南海、台湾等问题上与中国的矛盾和博弈加深，遏制明显加强。
　　中美关系进入转折期与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同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不确定性增加
　　一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加剧，民粹主义在西方泛滥，政治极端化、排外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和贸易战接踵而来，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的联动与协调发展，制约全球性挑战的解决，各领域的全球治理更加困难。各国之间和一国内部贫富差距扩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持续失衡，成为“反全球化”主要推手。
　　二是国际规则之争加剧，相对平衡的国际体系被打破，全球治理无序与碎片化严重。特朗普政府以“美国第一”为政策基准，追求短期利益，不愿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重新制定国际规则，为维护美国霸权不惜一切手段打压、遏制新兴大国和任何可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美国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者”、国际关系的最大变数。
　　三是地缘政治日趋复杂敏感，大国关系紧张，竞争博弈上升，合作意识下降。美俄对抗有增无减，已经进入“新冷战”；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世界能源供应波动，恐怖主义扩散；特朗普执意废弃伊朗核协议，伊重启铀浓缩计划，美伊矛盾激化，以伊朗和沙特分别为代表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争斗持续恶化；“金文会”、“金特会”开启了半岛和平进程，但前途充满荆棘；网络、极地、海底等“新边疆”问题浮出水面，投棋布子业已展开。此外，关于中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不绝于耳。近来，中美贸易战爆发，预示中美关系进入大国博弈的新阶段。
　　四是世界面临文明冲突还是文明融合的艰难抉择，美国和西方信奉文明冲突，对美主导的西方文明有与生俱来的强烈“优越感”，认为其衍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最好，因而极力推广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设计，并把各种冲突归咎于“文明冲突”。这是许多地缘政治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
　　中美贸易战仅是冰山一角，是大国博弈的开始
　　中美贸易战的发生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这来自以“美国例外论”为思想基础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以及特朗普大喊“就业回归、边境回归、美国梦回归”的“美国第一”的核心诉求。
　　特朗普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在美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货币宽松导致资产价格大涨，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国内矛盾加剧。去年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占美逆差46%，中国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主要对象。
　　中国GDP占全球比重已达15%，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制造2025”等都展示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动力。以全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为例，2013年至2018年3月，全球共产生237家，其中美国118家，占49.78%；中国62家，占26.16%。中国经济军事力量上升和政治制度稳定使美国的冷战思维卷土重来，激发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的冲动，战略焦虑转为战略遏制。
　　曾为特朗普核心智囊的班农声称，中共19大报告“实际上是在规划未来几年控制世界的主导地位。第一是“中国制造2025”，将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第二是“一带一路”，是地缘政治的扩张主义；第三是5G网络，要在科技技术上占主导地位；第四是金融技术，未来没人能够将中国和中国的体系从全球资金市场中赶出去；第五是开始用人民币，中国要让美元失去储备货币地位”。从中可看出，美国霸权主义和“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非常严重，以此评估中国发展方向肯定有误。
　　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直接起因是中美贸易失衡，深层次地缘政治考虑则是复制美国对日贸易战的成功模式，遏制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贸易战并不能解决中美经济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等深层次的制度性、结构型矛盾。无论中国被迫应战，还是忍让、克制，美国对华贸易战都难以避免，而后者还会被视为中国软弱。
　　贸易战是地缘政治遏制的第一步，包括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文化文明等冲突在内的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就世界秩序、国际规则展开的博弈，才是症结所在。因此不能抱有幻想，以为解决了贸易逆差便万事大吉。
　　日美有过六次贸易战，涉及纺织、钢铁、家电、汽车、电信和半导体。日本从“自愿限制出口”到“扩大进口、取消国内关税、开放国内市场、对出口美国产品进行价格管制”，再到日本厂商赴美投资开厂，都没能满足美国的核心诉求。现在看，日本彻底服从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充当美国地缘政治马前卒才是美国的真实目的。
　　对中美战略走向的思考
　　美国不顾多次磋商和中方克制，坚持发动贸易战，并扩大到双边投资、知识产权、战略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同时带有地缘政治火药味，燃烧到“一带一路”、南海、台湾、人民币国际化等。美国为什么会这样做？
　　这需要从战略层面和历史经纬来分析美国对华政策走向。老子曰：“过去未去，未来已来”。中美关系在国际格局转换的过去与未来中跌宕起伏，必然催生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
　　中美是否会从贸易战发展为全面对抗的“新冷战”？这种担心并非完全杞人忧天。中国应该往最好处努力，同时做最坏的打算。不低估也不高估“冷战”可能性，深刻思考双方面临的国内外严峻挑战，积极沟通，深入磋商。未知和不确定性其实给探索两国战略结合部、寻求共同点提供了机遇与空间。两国可以既坚持自身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又对各自政策作适度调整，以创造双赢而非双输局面。
　　美国如执意遏制中国，中美走近对抗边缘乃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点美国很清楚。那么为什么美国现在还不管不顾地往中美对抗方向走呢？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发现中国这几十年的战略发展走向与美方期待的方向相悖。特朗普的亲信班农、纳瓦罗以及前高官坎贝尔与雷特纳的讲话和文章中，对此都有清晰表述。
　　美国数十年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化，是希望借助经济全球化促使中国经济战略乃至政治制度向西方逐步靠拢。美国领导人曾预计，改革开放将促进中国经济市场化与政治开放，最终使中国接受美式“自由民主”思想和制度设计。
　　然而，正如习近平主席精辟指出的，中国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把握千变万化的国际形势，改革开放40年来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了既符合国情、又与国际社会利益相一致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颠覆了美国一厢情愿的期待，使其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失败感，意识到自己高估了引导中国战略走向的能力。中国并没有按美国的设计变成“又一个美国”或者美国治下的日本版中国。中国在采纳市场经济的同时，强化政府主导与产业政策，逐步积累对美国的战略产业竞争优势。在涉及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方面，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兼顾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确保改革开放沿着自身的战略方向迈进。这种“中国模式（道路/智慧/方案）”的成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有别于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和“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但是在美国霸权的“棱镜”中，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秩序塑造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贡献，却引起美方高度警觉，成了中国与美国争夺世界主导权、试图颠覆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证据”。美国在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后，将中国“正式”视作“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的《美国对阵中俄：第二次冷战到来》（America vs. Russia and China: Welcome to Cold War II）一文，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多角度分析了“第二次冷战”的可能性。这代表了美国不少精英的看法。
　　近年来，“新冷战”经常被用于描述美俄关系恶化，现在中美关系也被套上这顶帽子。这对中美、对世界意味着什么，需要我们冷静观察、去伪存真，从中美两国的历史、现实、未来三个层面找出答案。既不能感情用事，一叶障目，也不能盲目乐观，无视事实，还得实事求是，从地缘政治经济的异动中找出一些规律，不要匆忙下结论。
　　美国对中国实力上升确实感到焦虑不安，美国最新战略报告也确实把中国列为挑战美国全球利益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然而，美国内外面临艰难的抉择，国内有十分不同的声音，许多人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全面对抗，美将付出巨大代价，而且这种战略未必奏效，未必会得到其盟友支持。
　　据普华永道估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50年中国GDP将达58.5万亿美元，美国34.1万亿美元，日本仅6.8万亿美元。把如此大经济体量和全球影响的中国排挤在体系之外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
　　综合看，中美“冷战”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如果沟通处理得当，并不是不可避免。毕竟当今世界已形成“地球村”，是经济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这是不争的事实，“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政治、经济对抗，包括贸易战，没有赢家。
　　美国需要放弃沿袭“冷战”做法的惯性，试着构建哲学家格雷所说的地缘政治和平共处模式或“妥协办法”，来处理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美国不必担心“华盛顿共识”会被“北京共识”、美国模式会被中国模式取代。今后各国在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明多元化才是大趋势。

来源时间：2018/7/8   发布时间：2018/7/3

旧文章ID：16523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中美贸易战6日正式拉开帷幕。中方宣布对美反制措施已于当天中午正式生效，中国商务部在声明中特别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护企业家精神，强化产权保护，为世界各国在华企业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在中国全社会都对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倍感气愤，绝大多数人都强烈支持政府坚决回击的时候，官方声明不忘强调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让人看到了国家面对这场风浪时的定力和稳健。
　　中美这一轮贸易战大约会涉及500亿美元产品，这个数字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的经济总量来说都很小，但它给全球舆论带来的震动还是很大的。它必将影响中美社会对两国关系性质的认识，严重增加双方相互战略防范的心态。
　　接下来，不仅中美贸易战可能进一步升级，经济冲突带来的紧张向中美关系其他领域扩散亦不能排除。从中国社会的角度说，我们经历了40年比较顺利的改革开放与发展，除了短暂的中西关系紧张，中国的国际大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中美贸易战会让很多人感觉到中国发展的战略环境在变，我们将面对很长时间没有过的外部压力和风险。
　　外部压力的增大必然会影响中国人对内外政策的审视，如果这种压力持续攀升，就会形成倒逼力量。我们希望的是，这种压力的绝大部分都能转化成中国加快改革、扩大开放、不断营造社会活力和韧性的动力，而不是变成我们全面加强社会管控、执行更多限制社会自由的保守政策的推力。
　　其实，中美贸易战不仅是两国的利益博弈，还代表了不同的发展方向。美国是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中国是搞多边主义、自由贸易，我们已经站在了历史的前进方向上，恰恰美国是倒退的。而且中国之所以拥有了今天的经济实力，就是走改革开放路线的结果，美国实际上要打的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同美国打贸易战和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关系，切不可因前者而废掉后者。
　　改革开放不简单是几项政策，它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宏大社会实践系统。它必须有从经济活动到社会建设各领域广泛的自由度做基础，从而带来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成为 “人民战争”。
　　客观说，当面临某种困难和风险时，有针对性地加强管控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但需要清楚的是，额外的管控应有临时性质，加强管控的目的是对营造更大活力过程的调控。这个方向不能搞反了，管控的结果不能是经济社会生活越管越紧。
　　中美所谓的“战略竞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竞争，它其实就是两个国家各自持续发展能力的竞争。大国要保持发展，一要有团结、组织能力和社会秩序，二要有充分的社会活力和以此为基础的创造性。中美比起来，中方的前一项有优势，美方的后一项更加厚实。美国的前一项因体制原因无法弥补，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的后一项也因体制性原因难以变成强项。
　　这有可能就是中国崛起的“最后一公里”。中国必须将我们的社会活力提高到这个世界的一流水平，实现在中国政治体制下社会微观活动对人的智力、热情、探索精神的最大释放，形成整个国家千帆竞发的昂扬向上局面。而且说到底，这个层面的竞逐将最终决定中美整体竞争的面貌。
　　危机同时意味着机会，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更注重对这一规律的强调。如果中国确能因贸易战的触动而朝着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向进一步奋发图强，那么这场贸易战就很可能成为促进中国更健康崛起的历史机缘。我们希望历史的真实情形就是这样。

来源时间：2018/7/7   发布时间：2018/7/7

旧文章ID：16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