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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对美贬值不是贸易战的一步棋

作者:软妹  来源:人民币

  当下人民币对美元急挫,大家要关心的是,这会持续多久,下探到什么价位?综合各家看法:贸易逆差占中国GDP比重2-4%,贸易逆差不是影响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因素;中美贸易冲突、关税大战是影响短期汇率的预期因素与情绪因素;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定,但相当一段时间,比如到明年,仍然处于下行区间,人民币有贬值压力,随着贸易摩擦加剧,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不排除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的可能性;人民币汇率建立起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双边的波动价格机制,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常态,但放在更长的时间,比如国运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引擎、也是未来特许之地,自然看好人民币强势地位,只不过我们都在一个期间进行操作。重要的是,把握好自己的操作期间。
  《经济日报》说: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一些贬值,这是由于外部不确定性引起市场预期变化的结果,并非央行有意引导, 经济基本面良好支撑人民币企稳。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认为,当前人民币汇率的风险已经释放,也没有2015-2016年那样强的贬值预期,贸易战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可控,人民币汇率并没有大的贬值基础。洪灏指出,贸易逆差和汇率只是中美贸易争端的表现,打击高端制造业才是根本目的;当前人民币没有日元的升值基础,人民币趋势性走弱更多是由中国经济周期决定,随着贸易摩擦加剧,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不排除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的可能性。而全球经济增长似乎已经见顶,这将增加通胀压力。自然,银保监书记郭树清则从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看好人民币强势货币的未来。
  软妹歇业已久,4月初,有一波美元对人民币贬值,一位在境外持有一定量贸易美元余额的企业家朋友问软妹是否要抛出手中美元,答曰,展望未来一段时间,持有美元为上,如果时间放的更长,则持有人民币为赢,如果你要把握每一个波段的机会是很难的,把握一个波段的避险、套利机会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讨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时候,破不破7很重要,但千万要看清楚时期,期限与价格组合起来,才有意义。

  经济日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日止跌回升 经济基本面良好支撑人民币企稳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一些贬值,这是由于外部不确定性引起市场预期变化的结果,并非央行有意引导
  尽管近期人民币的调整幅度相对较大,但并未演化成市场恐慌,市场对于人民币的看法仍较为稳健
  7月5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大幅上调415个基点,报6.6180,升幅创2017年10月11日以来最大。此前一日,人民币在岸离岸汇率双双大涨。7月4日午后,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6.61关口,升至6.6003,创一周新高,日内涨幅超过300个基点;离岸汇率涨至6.6176,日内涨逾400个基点。
  自6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经历了一波快速调整。4月下旬至6月底,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由6.28左右下调至6.61左右,贬值了大约5.3%,引起市场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一些贬值,这是由于外部不确定性引起市场预期变化的结果,并非央行有意引导。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全球化、自由贸易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通行准则,不会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
  “近期外汇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主要是受美元走强和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有些顺周期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行之有效,必须坚持。
  尽管与年初人民币升值阶段相比,当前外汇市场预期有所调整,但总体来看,市场对人民币汇率仍然是双向预期。
  “这次人民币汇率调整不会形成‘贬值预期—资本外流’的恶性循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肖立晟表示,今年6月份,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和DF(远期外汇交易)之间的汇差一直维持在400个基点左右,显著低于“8·11”汇改后1000个基点的汇差,市场没有出现套利机会。
  中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明明表示,虽然人民币汇率的隐含波动率在近期有所上升,但是较“8·11”汇改以及2016年高点来说,波动率仍然比较低。这反映出尽管近期人民币的调整幅度相对较大,但并未演化成市场恐慌,市场对于人民币的看法仍较为稳健。
  专家普遍认为,未来人民币汇率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从外部来看,美联储已处于加息后半场,美元强势周期已过半,再叠加美联储之外的其他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开始收紧,美元将继续承压,美元持续走强难以维持。
  更为重要的是,从我国经济基本面看,人民币不具备持续大幅走跌的基础。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收支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大体平衡,支撑人民币企稳。
  “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较强,仍会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央行未来将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其中重要一环就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市场化程度将会提高,从而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在此背景下,人民币难以出现单边贬值或者升值,未来将是双向波动趋势。(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李华林)

李奇霖:中美互征关税 会引发人民币新一轮贬值吗?

  4月中旬,人民币开始了一轮贬值。在岸美元兑人民币(USD/CNY)汇率,从6.27到了7月3日的高点6.72,两个半月的时间内贬值幅度达到6.7%。央行领导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发声后,汇率开始企稳,USD/CNY一度回到6.6以下。
  这一轮人民币贬值,其中一个因素是对中美贸易战的担忧。7月6日,中美互相加征关税正式落地。这也让市场再度担忧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是否会开始新一轮贬值。
  本文分析了这一轮贬值的原因,并和811汇改后人民币的贬值做了对比,在此基础上判断人民币汇率的趋势。我们认为,当前人民币汇率的风险已经释放,也没有2015-2016年那样强的贬值预期,贸易战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可控。
  对于人民币汇率,我们不妨乐观一点。
  一、本轮贬值原因何在?
  这一轮贬值,直接原因是美元指数走强后,人民币汇率的补跌修正。我们看到,在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的前期,一揽子汇率总体保持平稳,甚至略有升值。直到6月最后一周,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才开始明显下跌。

图1: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更多是美元走强后的补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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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4月中旬至6月14日,中间价贬值幅度为1.90%。第二阶段是6月15日至7月4日,中间价贬值幅度为3.95%。
  可以看到,6月15日是个重要截点,此后加速贬值,从图1中也能看到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曲线的斜率变得非常陡。
  为何6月15日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使得人民币加速贬值。
  一是6月15日,美国公布了将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名单,共计500亿美元。从3月开始,贸易战一波三折,但在初期普遍认为最终会通过谈判解决。中美双方在华盛顿第二轮谈判后发表了联合声明,更是让市场认为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6月15日美方公布了加征关税的方案,中国随即做出反制,让市场之前的乐观预期降温。
  由于中国是双边贸易的顺差国,市场上的主流观点是贸易战对中国的冲击更为明显,反映在汇率上就是人民币汇率加速贬值。
  二是6月14日,美联储加息25个bp,但中国央行并未跟随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中美经济周期并不同步,无论是从失业率、增长率等宏观数据,还是上市公司的盈利看,美国经济依然强劲。但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周期,5月金融数据(6月13日公布)、经济数据(6月14日公布),都要比预期的差很多,引起了政策是否会转向的讨论。
  从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声明的点阵图看,美联储今年还将加息2次。但中国在经济、金融数据走弱,以及信用风险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做出了微调整。6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定向降准,6月24日央行公布方案,共释放准备金7000亿元。6月25日央行又宣布“增加支小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共1500亿元,下调支小再贷款利率0.5个百分点”。
  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分化,加之当前中美长、短端利差均处于低位,汇率缺少安全垫。在贸易战预期升温的进一步带动下,于是我们看到了6月15日之后人民币的这一轮快速贬值。
  二、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
  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如何呢?有观点认为会演绎811汇改后的行情,即持续贬值,还有观点认为贸易战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会破7。
  虽然目前大的宏观环境,和15-16年相似,当时美国经济复苏而中国经济面临持续的稳增长压力,美国货币政策开始恢复常态化,而中国降准、降息。
  但我们认为,对人民币汇率,不妨乐观一点。
  第一,目前人民币积累的贬值压力,远小于2015-2016年。2014年下半年,美元走出了一波大牛市,美元指数从低点79,涨到了2015年3月份的高点100,9个月之内上涨了26.6%。但是这段时间,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在6.1到6.2之间,小幅波动。美元对多数货币升值,而人民币紧盯美元的结果是,人民币积累了巨大的贬值压力。811汇改短期并未将这种压力完全释放,后面持续贬值。
  但是随着汇率市场化的推进,至少在当前这个阶段,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是大大提高了的。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对美元指数的变化及时调整,所累积的贬值压力有限。从离岸市场的1年期NDF看,贬值预期是在走弱的,这跟15-16年刚好相反。

图2:NDF隐含的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在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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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第二,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稳步上升。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是个反映汇率预期的很好指标。当预期人民币贬值时,会兑换成其它货币,反之则增持人民币。而且与离岸汇率受政策影响不同,它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更为客观地体现公众预期。
  811汇改时,8月当月香港市场的人民币存款,就减少了151亿元,随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规模收缩过程,直到2017年3月见底。
  但是在这一轮贬值中,我们看到开始贬值的4月,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增加了433亿元,这是2013年11月以来的最大单月增加量。5月同样增长了33亿,6月份的数据还没有公布。
  所以,从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的边际变化看,目前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并不强。

图3: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上升,显示人民币贬值预期并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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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第三,离岸市场的CNH同业拆借利率保持平稳,意味着预期人民币贬值从而套利的活动很少。
  当对人民币有比较强的贬值预期时,可以在同业市场上拆借入人民币,并换成外币,等到人民币真的贬值时,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从中套利。对比历史上人民币较快贬值的时期,比如2015年8月、2016年年初和2017年年初,3个月CNH Hibor利率都出现了飙升。
  但在这一轮人民币贬值过程中,3个月的CNH Hibor利率在4.5%左右,最近这一周还出现了下降。这意味在离岸外汇市场上,人民币贬值并不是主流的预期。

图4:3个月的CNH Hibor利率平稳,人民币贬值并不是主流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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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第四, 4、5月银行结售汇都是顺差的,并没有显示出贬值预期。银行结售汇,尤其是代客结售汇数据,反映了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当对人民币持有贬值预期时,倾向于持有外币,出口企业赚到美元后,减少到商业银行兑换成人民币,或者换取超过实际需求的外币量。反映在数据上就是,当贬值预期较强时,银行结售汇为逆差。对比15年8月、16年年初、17年年初时,银行结售汇都有比较大的逆差。
  但是在这一次贬值中,4月和5月的银行结售汇,由一季度的逆差变为顺差。这主要由代客结售汇贡献,4、5月分别为147亿美元和225亿美元。

图5:4、5月银行结售汇有一季度的额逆差转为顺差,国内贬值预期并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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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第五,从利率互换隐含的利率看,当前做空人民币的成本处于高位,也不支持人民币贬值。3个月期Shibor 利率互换收盘/即期询价均值所隐含的美元利率,是将人民币换成美元的成本,也可以看作是做空人民币的成本。
  811汇改前期,这一指标处于低位,显示做空人民币是低成本的。但目前来看,这一指标处于有统计以来的最高位。

图6:3月期Shibor 利率互换收盘/即期询价均值所隐含的美元利率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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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wind,联讯证券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并没有大的贬值基础,汇率风险已经得到了释放。
  美元指数结束单边上涨,在94附近震荡了近两个月。我们预计未来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这缓释了人民币的贬值压力。无论是从美、欧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分化已被市场充分预期,还是从美德利差看,美元指数的强势可能已经接近尾声。
  中美互相加征关税已经落地,但这反映在6月15日之后的这一轮贬值中了。如何进一步演化难以预料,但我们倾向于认为,短期内不会进一步恶化。这会从情绪层面,缓解贬值压力。
  从更长的时间看中美贸易战,我们认为双方仍有谈判解决的余地,中国在扩大进口、市场开放等方面做出让步。对中美双方来说,这样的结局可能都是最好的。如果能够妥善解决,我们认为情绪对汇率的扰动将减弱,回归到基本面上来。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压力,但与2015-2016年相比,在历经去产能、去杠杆之后,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增强。实际上,这也是外资快速增持A股和政府债券的原因。稳健的经济,能为汇率提供安全垫,毕竟汇率中长期是由经济基本面因素决定的。
  因此,如果能够重回谈判解决,我们认为加征关税、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等举措,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汇率,难以有大的影响。
  如果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使得经常账户顺差收窄,在资本账户逆差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将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贸易战也会冲击美国经济,打压美元指数,这将减弱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而且与811汇改时相比,中国稳定汇率的经验和工具也要丰富的,有能力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均衡水平附近。
  本文独家首发自网易研究局
  作者李奇霖为联讯证券董事总经理 首席宏观研究员

洪灏:当前人民币贬值不是贸易战的一步棋

  近期随着贸易摩擦升温,人民币的强势开始消退转而走弱。但人民币的走势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及中国经济周期相关,当前人民币这种潜在的周期性贬值可能会被误解为贸易摩擦中的一步棋。
  进入2018年以来,中国和美国的贸易纠纷不断,美国意在何处?人民币走弱是否受到贸易摩擦影响?IMI(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首席策略师洪灏撰文梳理了这一轮贸易摩擦的主要事件,并与美日贸易争端进行对比。洪灏指出,贸易逆差和汇率只是中美贸易争端的表现,打击高端制造业才是根本目的;当前人民币没有日元的升值基础,人民币趋势性走弱更多是由中国经济周期决定。
  以下为文章全文:
  进入2018年以来,中国和美国的贸易纠纷不断。从年初美国对中国光伏、家电、钢铁和铝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到4月美国贸易代表处依据301法案提出对出口自中国的500亿美元产品征收25%关税以及后来中国针锋相对的关税回应,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就在中美两国官员频繁隔空喊话、媒体措辞愈演愈烈的同时,贸易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5月19日中美发表贸易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似乎预示着贸易纠纷峰回路转的可能。
  然而,贸易逆差和汇率只是中美贸易争端的表现,打击高端制造业才是根本目的,所以贸易摩擦仍然不可避免。相比美日贸易争端,当前人民币没有日元的升值基础,人民币趋势性走弱更多是由中国经济周期决定。对于资本市场而言,降准不应解读为应对贸易摩擦的流动性注入,而是央行缩表的信号,央行资产负债表收缩往往伴随着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如果贸易摩擦加剧,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所有投资布局都将功亏一篑。
  1、中美贸易摩擦烽火重燃
  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频发。在此,我们梳理了这一轮贸易摩擦的主要事件。
  2017年8月14日,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令,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Lighthizer)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对中国是否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以及强制美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发起调查。
  2018 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调查备忘录,基于美国贸易代表处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指令有关部门对华采取限制措施,包括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2018年4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处公布了一份长达58页的征税清单,建议对约1300种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额外征收25%关税。该清单主要涉及机械制造、机器人、造船、钢铁制铝以及航空航天等多个行业,涉及商品出口总额为500亿美元左右。随后中国商务部迅速做出回应,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税率为25%,涉及金额约500亿美元。
  2018年4月6日,特朗普总统发表推特,考虑额外对1000亿美元对华进口商品加征关税。4月6日晚,商务部提出“已拟定十分具体的反制措施”,将“毫不犹豫”“不排除任何选项”予以反制。
  2018年5月3日至4日,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率团访问中国,开展贸易对话。双方讨论贸易不均衡、知识产权、合资技术和合资企业的问题。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中美两方代表团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并建立相应工作机制。
  2018年5月17日至18日,中方代表团访美,和美方代表团就贸易问题进行了第二轮磋商。5月19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了《中美经贸磋商的联合声明》,共同表示中美双方达成共识,停止互相加征关税。
  2018年5月30日,特朗普总统突然发表声明,美国仍将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具体商品清单将在6月15日公布,关税将在此后不久施行。
  2018年6月2日至4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率团访问中国,两国团队继续就经贸问题进行第三轮磋商。双方在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良好沟通,但是也表示不打贸易摩擦是中美双方达成成果的前提。中国代表团声明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
  2018年6月15日,美国贸易代表处公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含有“工业重要技术”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包括与中国寻求主导高技术产业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有关的商品。根据清单,其中818个品类340亿美元金额产品是经过听证会征求意见后从4月6日的1333个品类中筛选出来的,对这一部分商品征收25%的进口关税,从7月6日开始执行;另外284种涉及160亿美元金额的商品是根据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新增的品种,仍有待听证会后再做决定。
  中国方面随即在6月16日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税率为25%,涉及金额约340亿美元,将从7月6日起生效。
  6月18日,特朗普总统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以10%的税率加征额外关税,如果中国继续增加关税,美国将对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中国方面则回应将保留继续反击的权利。
  2、高端制造业是贸易摩擦的根本目标
  今天,美国强硬派的言辞让人们回想起美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在此期间,美国社会舆论对日本的抨击不断升级。1985年7月,西奥多•怀特(TheodoreWhite)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极其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章中写道,冷酷无情的日本经济巨人试图通过不公平的经济手段,通过对美国的去工业化来赢得“太平洋战争”。与此同时,KarelG.vanWolferen写道,日本人是通过“对抗性贸易”来“系统地破坏西方工业”。
  与今天的情况相仿,一方面,美国经济在时任总统里根的带领下,1985年已经走出滞胀,增长势头良好,一度达到了8%的高增长率;另一方面,失业率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峰值后迅速回落,1985年1月已经回到了7%左右的水平,经济基本面良好。但在美国经济漂亮数字的背后,经常项目和财政双赤字问题依旧,使得美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进退两难。通常来讲,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可以通过贬值本币提振出口,但是刚刚走出滞胀的美国无法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时,向外施压、干预汇率成为最合适的选择。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钢铁、汽车、机床和半导体等各种高科技领域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让美国相应行业的损失可能性大大提高。日本不断宣传发展“信息社会”的目标,并将之视为一种新形式的民族主义。这更加加深了美国的恐惧。在科学技术的前沿,“技术民族主义”让日本重拾信心。毕竟,因为日本有限的自然禀赋、频繁的地震和海啸以及第二次世界战后由于缺乏核武库而导致的脆弱性,令日本成为一个长期缺乏安全感的国家。同时,日本包括汽车、电子和机械等行业在内的高端制造业快速发展,出口急剧增加,对美国的顺差迅速扩大。1985年,美国贸易逆差为1485亿美元,其中500亿美元来自日本,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1985年,美国的工业产品出口已经位列全球第三,落后于日本和西德。为应对这一局面,1985年9月,美国和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启动了日元对美元超过60%的升值,但也未能阻止日本出口的大潮。这加强了美国对日本实施贸易保护的怀疑,即日本市场存在隐藏和持续的贸易壁垒,导致美国对日本贸易优势做出更强势的反应。而美国的手段不止日元汇率,还有日本的金融体系。日本金融体系的全面开放带来了金融业的蓬勃发展,最终资产泡沫破裂导致日本经济走向了“失去的三十年”。
  从本次贸易摩擦中的美国态度来看,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都只是表象,防止中国完成向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才是根本目的。当前无论从科技公司募集到的投资额,还是从专利申请数量来看,中国和美国在科技以及高端制造业方面的差距都在缩小。随着中国持续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中国在包括5G、人工智能和信息产业等领域逐渐形成一定优势。与此同时,美国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通过抢占新兴产业领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科技领先”的战略一直是美国的核心战略,美国要完成“再次伟大”的梦想也需要掌控科技领先的地位。所以,中国和美国贸易摩擦交锋的核心是掌握“信息产业和智能制造”的核心地位,贸易摩擦不可避免。
  3、中国经济周期决定人民币趋势性走弱
  这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与日美贸易摩擦也有很大区别。首先从基本面来看,人民币没有当年日元的升值压力。经过近几年发展,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在逐步降低,贸易顺差只占GDP的2%——4%。对美国的出口依赖程度也在大幅下降,目前只有18%左右,远低于当年日本的35%,所以人民币没有当年日元的升值压力。其次从处理贸易摩擦的方式来看,人民币也不存在单边升值或者贬值的压力,2018年以来人民币的走强更多的是美元的弱势造成的。
  随着贸易争端的潜在升级,市场对美元的担忧不无道理。贸易争端可能会冲销特朗普减税政策带来的好处,并削弱经济复苏的持久性。全球领先的经济指标已经开始掉头向下。在历史上,美元走势一直与美国的财政赤字高度相关。当赤字恶化时,美元往往会走软——就像现在这样。因此,美元疲软是基本面疲弱的信号,而不是流动性充裕的迹象。
  近期随着贸易摩擦升温,人民币的强势开始消退转而走弱。我们认为,人民币的走势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及中国经济周期相关。随着遏制影子银行和去杠杆进程的推进,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增长将放缓。这与中国的三年经济周期是同步的。同时,以史为鉴来看,人民币汇率也可能会走软。只是,当前人民币这种潜在的周期性贬值可能会被误解为贸易摩擦中的一步棋。
  面对贸易摩擦的负面情绪和低迷的资本市场,中国央行又一次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这也是缩表的信号。该举措被市场解读为货币政策从中性转向宽松。但鉴于近期不断重申的“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基调以及无所不在的房地产泡沫迹象,很难相信央行会采取这种突然改变货币政策的做法。
  分析表明,在中国三年经济周期的晚期阶段,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往往放缓。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往往伴随着资产价格的起伏和剧烈波动。每当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增速减慢甚至收缩时,如2008年、2012年和2015年,股票价格承压,同时伴随着市场波动上升。央行同样也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或利率以实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冲宏观经济风险。由上可知,随着贸易摩擦加剧,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不排除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的可能性。而全球经济增长似乎已经见顶,这将增加通胀压力。因此央行确认经济放缓的信号将会开始促使资产价格沿着现有趋势加速,而不是反转。


李庚南:郭
树清对人民币的信心从哪来?

  我国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为人民币稳定提供了较坚实的基础。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战的前夕,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就“中美贸易战”所回答的五个问题可谓掷地有声,向尚困惑于股、债、汇市阴霾中的国人传递了金融自信,特别是对稳定人民币币值的信心。
  郭树清主席在答记者问时,坚信“作为一个逐渐国际化的新兴储备货币,人民币未来总体上会趋于走强”。这种信心不仅来自于历次对国际上做空人民币力量成功反击的经验,更来自于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局势的客观研判:
  一是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为人民币稳定走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郭树清认为,“近些年里,一些国际投机者试图通过做空人民币谋取暴利,事实证明他们严重误判了形势。”那么,国际投资者对形势的误判在哪里?就在于他们对人民币背后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实力的低估。郭树清认为,中国以自我革命精神调整工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不仅将推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而且势必使世界各国都从中受益。中国经济的进步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扭转的。
  我们知道,一国货币币值稳定与否,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涵:对内,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对外,保持实际有效汇率稳定。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币值稳定的基础都是经济的稳定增长,而我国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为人民币稳定提供了较坚实的基础。郭树清认为,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决定了其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可能。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虽处于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期,但仍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而且整体经济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经济结构不断优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不断增强。从稳定币值的角度看,经济的稳定增长一方面促进了国内供需的总体平衡,使物价总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状态,CPI、PPI维持在较低水平;另一方面,为出口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得我国有条件保持一定规模的贸易顺差,而进一步开放格局下的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无疑也有助于我国保持国际收支相对均衡,这些都成为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础。
  二是不断完善的汇率机制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机制保障。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中国实行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一直处于渐进完善过程中。2015年8月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2015年11月推出CFETS等三大人民币汇率指数;2017年5月26日,央行宣布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以适度对冲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引导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合理波动的预期。
  因此,评价人民币汇率是否稳定的参照已由单一的对美元汇率转向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的稳定性。尽管今年以来,特别是6月14日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较明显的贬值,但这一走势总体上是在美联储持续加息、非美货币总体贬值格局下的异常波动,其中叠加了中美贸易摩擦诸多不确定因素。从贬值幅度看,人民币小于英镑、欧元,更小于新兴市场国家货币。
  郭树清认为,“人民币汇率经过去年以来的调整,已进入双向波动的合理区间”。这一点从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指数变化恰可印证。自2017年5月26日以来,人民币汇率表现总体比较稳定,人民币汇率三大指数总体呈上升态势(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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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成为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坚定后盾。郭树清认为,“作为一个逐渐国际化的新兴储备货币,人民币未来总体上会趋于走强。过去30多年里,凡是看贬人民币、抢购并较长时间持有外汇的居民和企业,最终都蒙受了较大损失。”实际上,自2015年11月人民币加入SDR后,境外主体持有的人民币资产规模正在逐步增加,人民币正逐渐成为国际主流货币,其储备货币的地位正逐渐得到增强。
  据《环球时报》报道,由非洲14国组成的东部和南部非洲宏观经济和金融管理研究所(MEFMI)在一份声明表示,该地区的17名政府和央行高级官员在5月29日和30日于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举行的论坛上,讨论“使用人民币作为该地区储备货币的可行性”议题。从长期看,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不断增强是毋庸置疑的。随着国内经济面的持续企稳向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金融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特别是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进,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重要性将逐渐提升,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将不断上升。特别是中国版原油期货的推出,将大大加快人民币国家化进程,增强人民币的吸引力。
  此外,高达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也为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动态看(见下图),规模总体保持相对稳定 ,成为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的“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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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中国市场正日益彰显其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这将成为人民币最有力的外部支撑。
  在谈到“中美贸易摩擦是否会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负面影响”问题时,郭树清对中国资本市场充满了信心。他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提升,平均估值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居于低位。国际投资界普遍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已显示出较好的投资价值。上半年,境外资金净流入股票市场1313亿元,境外机构投资者净买入中国政府债3089亿元。”郭树清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价值正在逐步显现,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将不断增强。这无疑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提供了有力的平衡支撑。
  实际上,除了资本市场的投资价值外,中国庞大的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也不断增强。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一系列吸收外资政策措施的相继落地,将不断提升境外投资者对华的投资信心。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74%的受访企业2018年将增加在华投资,比例继续提高。而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也印证了上述态势:1-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026家,同比增长97.6%;利用外资526.6亿美元,同比增长3.6%。从投资来源地看,英美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显著增长,1-5月,英国、韩国、美国对华投资金额分别同比增长56.9%、66.9%和16.3%。从产业结构看,高技术制造业利用外资金额大幅提升,同比增长61.9%。
  郭树清答记者问无疑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人民币的信心,走出患得患失的忧虑。但同时我们也需反思对人民币汇率本身的认识,需要走出以下两大固化的认识误区:
  一是片面关注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并据此评判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性,而忽视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汇率的整体稳定性。须知,一篮子货币稳定性正是中国多边贸易市场不断拓展的基础,而贸易全球化、多元化无疑是我们发展国际贸易、平衡国际收支所积极谋求的方向。
  二是简单地看待人民币的强与弱。货币强势地位并非表现为持续的上涨,稳定才是王道。无论从宏观货币政策还是微观企业的外贸出口,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性都是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而一定幅度内的上下波动或成为常态。
  腾讯财经《灼见》特约作者 李庚南 资深金融从业者,银行监管部门人士。

来源时间:2018/7/7   发布时间:20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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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如何应对这场不可避免的贸易战?

作者:王延春  来源:《财经》

  7月6日的最后期限临近,中美贸易战进入关键时刻。
  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品征收25%额外关税,将在7月6日生效。如果美国如期扣动扳机,中国也将对美国进行同等规模贸易的反击。中美贸易战是否会如期引爆?两国有无可能在最后关头挽回危局?
  此前,中美贸易已上演“热身战”。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同时就约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开始征求公众意见。6月16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545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布。
  面对一触即发的贸易战,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白宫部分官员争取在7月6日对华征收关税生效前,恢复与中国对话,以避免两国爆发全面贸易战。到目前为止,两国政府层面的谈判已经三轮,但无果而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提醒,对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中国恐怕要做好足够的准备。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中国有必要对过去的以出口导向、引入FDI为主要特征的对外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同时,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加速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把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到自主创新和国内需求上来。”
  中美贸易战会不会开打?
  《财经》:您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处在什么阶段?
  余永定:严格说,中美贸易战还没有真正打起来。只有当美国对中国产品开始加征关税后,中美贸易战才算正真开打。贸易战大概将在7月6日打响。
  《财经》:6月15日美国宣布对中国1333种5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美国公布数分钟后,中国宣布将对美国出台“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为什么说这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重要节点?
  余永定:美国希望“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则希望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避免贸易战。中国在三次谈判中都显示了最大的诚意。中美双方也取得重要谅解。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5月20日表示中美贸易战已经“停战”。特朗普在6月15日宣布依照原计划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分明是对中方的诚意和美方谈判代表的努力的嘲弄。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战如何能够可避免呢?
  《财经》: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为什么会突然升级到贸易战呢?
  余永定:最根本的原因是地缘政治。2017年底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白无误的写道:“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和跨国犯罪集团是美国的五大竞争对手。其中中国名列第一。
  在克林顿时期,中国被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在小布什时期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奥巴马时期要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现在中国变成了头号“竞争对手”。一方面,是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引起美国的不安,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定位为敌人,也没有说中美竞争一定会导致冲突或战争。美国认为“在竞争中获胜是避免冲突的最佳路径。”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是美中全面竞争的时代。而经济将是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当前的中美贸易战不仅涉及贸易,而且还涉及投资、高技术和网络等各个领域。
  如何看“贸易战”争议问题?
  《财经》:美国要同中国打贸易战主要理由是什么?
  余永定: 主要有三条。其一,中国对美长期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其二,中国不遵守WTO承诺;其三,中国通过不公正手段取得美国技术。原来,特朗普强调贸易逆差,现在则强调技术问题。
  关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问题。首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没有美国说的那么大。导致中美两国贸易差额统计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统计方法不同。例如,美国把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算在中美贸易之中,但它实际上有很大比例应归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
  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统计资料显示,美国在1980年后连续保持贸易逆差,而美国居民储蓄率也是在1980年代初开始持续下降的。储蓄不变,即便中国因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对美出口锐减,中国的出口空缺也会被其他一些类似国家所填补。
  《财经》:特朗普认为中国对美国保持大量贸易顺差,是占了美国便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永定:这完全是胡扯。经常项目顺差(中国是贸易顺差)是衡量资本输出的尺度。中国有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把钱借给了美国人。这到底是谁占了谁的便宜?
  巴菲特最近就说,用几片纸(绿纸美元)换回大量实际资源有何不好?不知道特朗普是真傻还是假傻。占了便宜硬说吃亏应该说是一种谈判策略。但是,也应该看到全球化、特定国际分工格局对一国不同阶级、阶层、行业的利益分配格局是有重要影响的。美国蓝领并未享受到全球化、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好处,因而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对他们造成的竞争压力心生怨恨。美国政府不愿意通过收入政策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于是把矛头转向中国,转移美国蓝领的不满。
  《财经》:实际上,在胡温时代,中国就开启了经贸战略的转型,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主动促进经常项目的收支平衡。
  余永定:的确,中国为平衡国际收支作出了巨大努力,实现了基本平衡。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GDP比在2007年接近11%;2017年已降为1.4%,比诸如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平衡的多。
  美国要想削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有一条捷径:解除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禁令。美国能卖给中国的产品有限,不要指望中国能够从美国大量购买中国不需要的,性价比并不高的美国产品。
  《财经》: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搭了WTO的便车,认为中国加入世贸后,没有按照WTO的规则做事。中国是否履行了WTO承诺?
  余永定:中国到底是否履行了自己的WTO承诺呢?最权威的评价应该来自WTO。 WTO前总干事拉米多次指出,中国很好地履行了WTO承诺。最近商务部对中国的WTO承诺履行状况做了一个自我评价,应该说报告是实事求是的。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履行了WTO承诺,一个重要标志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尊重争端解决机制,执行WTO裁判机构的裁决。对外经贸大学崔凡教授指出:“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一共被告了40次(现在是41次),同一时期美国正好一共被告了80次,整整两倍,现在更多了。中国败诉的一概执行,美国败诉的经常拖着不执行。中国刚刚打赢一场美国执行问题的争端。美国人自己败诉不认账,杯葛世贸组织大法官任命,搞得大法官7个只剩4个,世贸组织判我们输了的官司我们一概认账。“
  其实,直到2016年美国政府对中国执行承诺的评价也不全是消极的。例如,在2016年的《中国WTO承诺履行年度国会报告》中,USTR写道:“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和它的许多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和投资都出现急剧增长。事实上,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比2001年增长了505%达到1160亿美元; 同期服务出口增长802%,达到480亿美元。“关于中国WTO承诺的履行情况,报告仅仅说 “总体情况依然是复杂的”。但是,在2017年报告中,USTR却说:悔不该让中国加入WTO。因为美国突然发现“给中国开出的加入WTO的条件并不能有效保证中国会拥抱开放的、市场导向的贸易体系。”这是什么意思?原来美国也不认为中国没有履行WTO承诺,而是中国当初的承诺不够多不够重,或者WTO本身就有问题。美国的态度确实是比较无赖:输了球,就马上换规则。
  《财经》:美国现在是否不再关注中国是否履行了WTO承诺。而是将重心放在指责中国触犯了美国的国内法“301条款“?
  余永定:是的,因为难以从履行WTO承诺的角度批评中国。301报告基本上不再提WTO了。特朗普是个单边主义者,他不喜欢WTO,就看他什么时候宣布退出WTO了。应该强调,301条款是美国的国内法,把WTO抛在一边,援引301条款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美国是“我是老大我怕谁?”
  《财经》:您对“中国非法获取美国技术“的指责有何评论?
  余永定:我们自己对《中国制造2025》并没太当回事。我自己就说不清《中国制造2025》是怎么回事。但在美国政界,《中国制造2025》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美国朝野一致认为这是一份指导中国掌握核心技术以使中国在高技术领域取得支配地位的纲领(我还真不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这样一份文件)。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和我们自己的自吹自擂可把美国吓坏了。
  USTR承认,很难指责一个国家的技术赶超努力。于是便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执行产业政策的手段。而这些手段都服务于一个目标:非法获取美国技术。301报告把“中国的产业政策手段”归纳为四大类:第一,不公正的技术转让制度;第二,歧视性的注册限制;第三,瞄准高技术产业的海外投资;第四,入侵美国商业计算器系统,通过网络盗窃美国知识产权。
  问题是:这些所谓的产业政策措施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措施是否违反WTO规则?
  《财经》:301报告是如何证明中国强迫外国来华企业转让技术的?
  余永定:301报告花费很长篇幅讨论中国的“技术转让制度”,也就是中国的“市场换技术”政策。把这一政策作为中国强迫外资企业转让技术的主要手段。首先,中国企业有权对合资企业提出技术转让要求。正如崔凡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第七条第3款中承诺,对外商投资的批准不以一系列履行要求(当地成分要求、进出口平衡要求、进口用汇要求等)为前提。中国政府承诺在对投资进行审批或者备案的时候,不以外资转让技术为前提。但是,对于中国企业在与外国贸易商或者投资商谈判中提出的技术转让要求,中国政府也应予以支持。对中方企业的这种议价谈判权利应该保护。如果外方认为中方企业具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拒绝交易的行为,那么应该通过反垄断申诉和诉讼途径加以解决。”中国并不缺乏资本且资信等级并不低,中国企业之所以希望同外国企业合资,其主要动机一般都是获得外国技术。如果不能获取外国技术,它们何苦同外资建立合资企业呢?
  其次,中国政府对外企施压,要求转让技术的情况到底是否普遍呢?USTR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充分暴露了它的不专业。USTR自称对许多美国在华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但是所有宣称受到过技术转移压力的企业全部是匿名的。除一些语焉不详的所谓证词外,USTR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证据。更为让人吃惊的是,USTR称:“在回答问卷的公司中,有19%认为曾受到过技术转让压力”。USTR的草率程度令人吃惊。其一,19%并不是一个很高的百分比。其二,USTR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它到底发放了多少问卷。像这种调查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对这种毫无意义的问卷调查的补充,USTR举出了两个中国强迫合资方转让技术的案例:长安汽车的“长安模型”和商飞的“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长安如何强迫合资方转让技术了?USTR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和证词。唯一的证据是2006年网上关于国务院发展中心冯飞教授提出“长安模式”的仅有1页的报道(我根据301报告注脚提供的网址在百度查到的)。USTR煞有介事的说,“长安模式”核心是“控制合资企业的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发展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提升国内品牌。”好像“长安模式”这是中国车企的共同发展道路。
  长安汽车的负责人告诉我们,长安的技术进步是经过30多年努力的结果。除国内的研发基地外,长安汽车在境外5国家有9个研发基地;研发队伍有12000人;每年投入研发的资金占销售收入的5%。
  商飞的情况也是如此,USTR在商飞的主制造商——承包商模式上大作文章。外国飞机零部件制造上看好商飞的市场前景,争当商飞的承包商,确实有16个承包商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但没人强迫它们这样做。合资企业确实能够从这种合资中学到一些东西,但商飞从没有指望能够从这些承包商中得到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是无法偷的。一件复杂产品,给你图纸、样品你也是仿造不出来的。
  USTR特别指责中国通过《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强迫外资转让技术。中国把外商投资产业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这四类。在2017年颁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开放了外商投资产业。首先,制定这样的清单是完全合乎WTO规则的。在某些产业限制外资持股比例是处于经济、军事安全考虑,你不高兴可以不来啊,谁能强迫你转让技术呢?
  外商之所以希望同中国企业合资,并接受相应的股权地位,是经过成本——效益分析的。外商企业对从合资中得到的好处是心知肚明的。多少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外商因中方“强迫”转移技术而退出。从路风教授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市场换技术”政策并不成功。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但汽车的核心技术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前几年之所以提出“自主创新”就是因为有了“市场换技术”失败的惨痛教训。
  事实上,在当年外国投资者非常希望同中国企业合资,否则很难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顺利开展经营活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独资企业在外资企业中的比重正在不断提高,独资比例已大大超过合资比例。不仅如此,外国投资者在相当时间内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它们在中国获得了巨大利益。外资到中国不是做慈善,某些技术转让对外资来说肯定是上算的事情,否则外资不会源源流入,而中国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世界第二大外资吸引国的地位。
  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存在不少问题,外资有抱怨是可以理解的,企业和有关部门也应该虚心听取外商的意见以力保实现“双赢”。
  《财经》:301条款调查报告也指责中国的海外投资政策?
  余永定:301条款调查报告称:中国 “利用政府资本和高度不透明的投资者网络在海外获取海外高技术”。资本的本性是逐利,中、外资本概不能外。我很怀疑中国资本“大举进入”美国的背后是政府布局的结果。事实上,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数据,自2005年到2017年底,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绿地和并购)为234宗。这些投资主要包括,78个金融和房地产业项目、35个娱乐和旅游业项目,26个运输业项目,25个石油和天然气项目,仅有17个项目涉及技术行业。在总额为1700亿美元左右的投资中,在美国科技领域的投资总额仅200多亿美元。与此相对比,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在2009-2015年间中国居民在美国的房地产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在2013到2017年中国在美国购房投资达到940亿美元。
  301报告认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在三个方面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第一,中国试图通过海外并购和投资实现产业升级,损害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第二,中国企业比美国并购目标企业技术落后,根本无法给美国带来一般直接投资所能带来的技术溢出效益。第三,中国的海外并购人为提高了潜在并购标的物的价格,造成了整个知识产权并购市场的价格扭曲。
  301报告的指责同WTO规则没有半毛钱关系。除了引用某些部门的政策报告外,301报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说明哪个企业是非法使用了政府资金实现并购的。有意思的是,当中国政府加强资本管制,对海外投资加以规范之时,301报告又指责中国政府利用整顿迫使企业更好地执行政府的战略意图。这不禁使我想起伊索寓言里狼和羊的对话。总之你怎么做都不对,反之我要吃掉你。
  尽管对301报告的质量不敢恭维,我不得不承认USTR为贯彻政府的地缘政治战略下了相当大功夫。例如,301报告就中国在美国7大类产业中的数十项中资的收购项目,从中国相关部委的文件、收购企业和收购对象都进行了尽可能翔实的材料收集和分析。我们自己在干什么?商务部一份1万字的白皮书就够了吗?USTR自2001年以来写了16份关于中国履行WTO状况的报告,今年3月22日又公布了有200多页的关于《根据1976年贸易法301条款对同贸易、技术转移和创新相关的中国行动、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对此,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多如牛毛的智库又有何反应?在301报告中受到攻击和指责的大量中国企业又有哪个站出来为自己辨诬。我以为,反驳301报告并不难,美国加征关税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的“围观心态”。
  《财经》:关于利用网络窃取商业秘密问题,您有何评论?
  余永定:首先,斯诺登已经告诉我们谁是搞网络间谍的行家里手。其次,2015年中美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奥巴马达成一致,政府不支持窃密。再次,纳瓦罗也承认,来自中国网络攻击的数字的确下降了。但他却又说中国“可能”是转向了更专业、集中和复杂的由少量人员进行的网络攻击。对于这种满脑子偏见的人你能说什么呢?美国有些人有一种偏见:中国一有好东西,就一定是偷来的。幸好美国也有不少人出来说公道话。例如,萨默斯最近就说,中国能在一些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并不是窃取美国技术,而是有了不起的企业家、优秀的教育系统和政府的大力投资。拉迪则撰文指出,“最近几年,中国为使用外国技术所支付的专利费和版权费飞速增长,去年达到差不多300亿美元,比上个十年增长了几乎4倍。”他指出,为使用外国技术而支付专的利费,中国可能仅次于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二。“
  《财经》:您判断未来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会出现哪些新的趋势?
  余永定:回答这个问题已经超出我的能力。但我想至少我们应该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高技术领域压制中国。在中美经济竞争中,美国的优势在高技术领域。而中国也深知赶超美国的关键是高科技。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将尽一切可能,通过各种办法保持对中国领先10年到20年的优势。竞争本身并非坏事,但美国会采取抑制中国发展的政策,“宁可自伤800,也要杀敌1000”。美国的301调查报告和特朗普6月18日的讲话已经清楚的表明了美国的这一立场。特朗普政府现在开始谈论对中国学者和学生的限制,这使我们嗅到麦卡锡主义的气味。第二,美国在同中国的经济交往中将大力强调所谓“对等性”(reciprocity)。WTO的基本原则是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但并不要求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和行为同发达国家完全对等。美国现在强调“对等性”,表明美国不再打算为维持战后国际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一切以美国“不吃亏”为原则。例如,美国的关税很低,但要求发展中国家也把关税降到美国的水平是违反WTO规则的。中国不能接受美国的“对等”原则,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接受WTO的相关规则。我们不能指望人家以后会继续让中国享受某种优惠,但也不能因为不“对等”而自认理亏。第三,美国将更经常使用禁运之类的大棒打击中国企业。由于美国的“长臂管辖”,即无论发生地在何处,任何人只要满足了“最小联系”(只要和美国发生了任何联系,哪怕仅仅是电话、邮件或还是银行转账)美国都具有管辖权(判罪),凡是同美国有点关系的中国企业都会面临“中兴式”的危险。中国不承认美国“长臂管辖”的合法性。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反制能力,中国很难使“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今后,美国可能会频繁的把中资企业当作人质,绑架中国的外交政策。如果美国对某个国家实行禁运,而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支持这种禁运,中国企业怎么办?对于这种可能性中国必须准备好预案,以减少自身所受的伤害。我以为,“不缴赎金”应该是一项重要原则。否则,“劫持人质”的事件会越来越多。第四,为了贯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战略意图,美国还会不断在其他领域试探中国的底线。中国必须考虑好各种可能性。但对这些问题经济学家没有资格置喙。
  《财经》:您对过去几个月来中方对中美贸易争端的处理有何评价?如果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贸易战?
  余永定:第一个问题是在哪里谈判。中方似乎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4月5日,中国就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和301措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向美方提出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4月18日,美国宣布已同意与中国进行WTO磋商。根据WTO规则,如果60天内磋商无法达成协议,争端可以交由WTO争端机构(DSB)任命的“小组(panel)”裁决。尽管中美双方进入了WTO争端解决程序,但主战场显然仍在北京和华盛顿。事实求是地讲,日内瓦磋商的重要性无法同中美双边谈判的作用相比。但是,如果直接接受中美双边谈判的结果,无论是谈判成功、贸易战停打或谈判失败、贸易战开打,是否意味着WTO争端解决机制受到忽视?我们是不是要在处理同美国的贸易争端过程中最大限度维护WTO的权威?
  第二个是怎么谈。我感觉中国政府对中美贸易战的处理是正确的,是有理由、有利、有节的。特朗普的谈判策略是所谓的“疯人战略”,极限恫吓,然后利用对手的心理弱点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美国政府在第一轮中美贸易谈判中提出的要求是一份十分荒唐、无理的最后通牒,中国当然不能接受。
  要谈判就要有让步。解决中美贸易争端,除协调WTO框架内的谈判外,中国应该坚持市场化的解决办法。如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市场(电信、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服务业市场),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等。采用提供购物清单的方法达成妥协,是一种非市场的解决办法,对资源配置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在坚守底线的同时,中国可以作出一些让步,让特朗普自吹取得了胜利。
  谈不成就要打。面对特朗普的步步紧逼,中国没有退路,只能依照WTO规则进行报复。其实,其他国家对美国也是这样做的。6月18日特朗普威胁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10%,而2017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总额仅为1300亿美元。中国不可能对特朗普进行“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关税报复。但这里也并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2000亿美元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价值的35%,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价值的35%是454.5亿美元。我们可以对另外454.5亿美元的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如果特朗普再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我们就再对美国454.5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直到双方没有更多商品可以再加征关税为止。
  有人主张在关税之外的其他领域,如投资领域,对美国进行报复。我以为中国的报复是不得已的、被动的,不应该主动挑起在新领域的冲突。此外,美国每次公布加征关税清单时都会用数月时间征求各方意见。中国也应该这样做,应该征求公众意见,特别是相关企业的意见,不用急于确定名单,也没有必要急于实施报复计划。
  任何贸易战,特别是大规模、全面的贸易战都是两败俱伤。被加征关税的中国出口中的大部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华企业生产的,这些产品中的大部分是美国企业将会使用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美国想通过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打痛中国,到头来,被打痛可能是美国自己。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以中美贸易战为契机,调整对外经贸战略
  《财经》: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正处在对外开放的战略机遇期,您对这个提法怎么看?中国对过去的对外经济政策有没有必要调整?
  余永定:这要看如何理解“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了。邓小平当年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话虽简单,但确是一个伟大思想,是对准备“早打、大打”和“深挖洞、广积粮”的拨乱反正。我们现在面临的时期,肯定同邓时期有所不同了。在未来一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很可能是中美之间的全面竞争。中国并不想挑战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也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有“亡我之心”,中美之间并没有必然爆发冲突甚至战争的理由。但历史上并不乏因误判对方意图而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例子。因而,如何管理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以防止出现战略误判是中美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中国是应该而且可以做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就让它维持在贸易战的范围内吧。
  《财经》:中美贸易战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我们还不能自我膨胀,还需要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化压力为改革契机。
  余永定:中美贸易战的确是一付极好的清醒剂,让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等领域同美国的巨大差距。另外,中美贸易战也使我们认识到,中国过去的许多政策今后恐怕必须改变了。例如,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虽然并不一定违反WTO规则),“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政策,“走出去”获取高技术的海外投资政策等。对于另外一些政策则需要展开深入辩论以形成共识。例如,加入全球生产价值链,在价值链内实现升级的政策就需要进一步思考。
  一方面,中兴事件暴露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如果脱离价值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也将是极为巨大的。如何平衡各种关系,建立“威慑平衡”(类似核武器的恐怖平衡)使美国不敢恣意破坏建立在自由贸易原则基础之上的全球价值链;如何依靠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以避免受制于人等等都是我们必须仔细权衡的问题。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产业政策问题。中国到底要不要产业政策?应该要一种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取得共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人还在对是否应该有产业政策争论不休的时候,美国人却早就给我们下了结论:中国不但有,而且有一个威胁美国繁荣与安全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
  总之,中美之间关系将会反反复复,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中国应该缩短战线,集中精力实施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方案、切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转到自主创新和国内需求上来。

来源时间:2018/7/7   发布时间:20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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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真的失败了吗

作者:尤苗  来源:上观新闻

  2018年4月美国顶级学术期刊《外交事务》发表了美国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ell) 和前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Ely Ratner)的联名文章《中国清算》,直截了当地提出尼克松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失败了。文章从经济、政治、安全、国际秩序四个方面,指出美国想要改变、重塑中国的希望和中国实际的发展现实差距越来越大。基于这种期望和现实的差距,两位作者建议美国应重新反思和评估对华战略,并建议美国应该把焦点放到自己和盟友的建设上。在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该文一经发表,便引发中美两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回应,王缉思、芮效俭、约瑟夫·奈等知名中美政治学家随后联名撰写《美国错看中国了吗?》,于6月14日发表在《外交事务》的网站上。本文对双方争论焦点进行梳理,希望能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美国错看中国了吗
  《中国清算》一文刊出之后,引起中美两国学者的热烈讨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从中国的视角对该文进行了回应。他认为,美国人经常认为自己可以将其他国家变成他喜欢的样子,而当事情向相反方向发展时,美国人就会感到很沮丧。坎贝尔和拉特纳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感到失望,同样的,中国学者也对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感到不满和困惑。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分化、权力斗争、丑闻不断、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心不足、大量推文逐渐成为国家公告、外交事务高级官员频繁更换、重要政府岗位出现空缺,这些现象虽然以前在美国也会发生,但是自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以来这些事件发生的频率更多、范围更广。这些现象使得很多中国学者感到美国开始变得不可认知和难以预测了。此外,特朗普政府在全球秩序中的态度也让中国政治分析家感到困惑。美国以前经常要求中国遵守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但是现在美国自己却退出或暂停了已有的国际机制,比如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化让中国的外交决策者非常困惑,搞不清哪些秩序是美国希望自己和其他人都遵守的,哪些国际秩序是美国人希望继续维护的,也看不大清楚现在的美国在重大国际问题所持的立场。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也撰文表示,坎贝尔和拉特纳的文章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假设,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是让中国变成美国想象的样子。有这种错误认识的人通常无法区分美国的对华政策到底是基于美国价值观,还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事实上,美国制定对华政策都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尼克松总统就表示过,对华政策改变的初衷不是要改变中国,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美国在冷战中的优势,让美国在和苏联的对抗中获得地缘优势。当然,基于国家利益的美国对华政策中,也有失败的例子。比如1993年克林顿总统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绑定,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来胁迫中国改变,结果是两败俱伤,最终美国还是放弃了这种方式。直到今天,中美两国具有建设性的合作都对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利。芮效俭在文中还发出强有力地质问,美国政府难道真的应该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阻碍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如何才能更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在对华政策的每一步之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就已知道中国必将是个更加繁荣的新兴力量,而这不应该是质疑对华政策的原因。难道美国人不相信他们的政府具有和大国打交道的能力吗?因此,芮效俭建议美国应该继续和中国合作,还要停止向世界传递出美国不再准备担当负责任的全球领导者的信号。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去寻求共同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美国的利益,让美国的发展模式更具有吸引力,可能才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好起点。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南亚与太平洋事务前副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帕特丽·夏基姆(Patricia Kim)的文章认为,坎贝尔和拉特纳的文章反映了当前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疑虑,并认为过去数十年美国对华政策是失败的,但显然坎贝尔和拉特纳将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许多成就都排除在外,这是不妥的。《中国清算》中认为美国可以促使中国改变其原有的政治体系,摈弃其发展模式,这种想法也是不现实的。克里斯坦森和夏基姆认为,历史经验表明,美国往往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和追求共同的利益来影响中国。当前中美在东亚地区安全合作、国际秩序维护等方面仍存在很多共同利益。此外,《中国清算》认为国际秩序只能有美国来主导,中国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对此,克里斯坦森和夏基姆批评道,这种看法的逻辑不对,按照坎贝尔和拉特纳的逻辑,只要中国不断发展强大,影响力日益增加,就会被认为是对华政策的失败。事实上,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为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他们也不赞同坎贝尔和拉特纳所倡导的改变中国的方式,认为美国不可能决定中国的外交政策。美国人更应该做的事情是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美国的对华政策真的失败了吗?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S.Nye)教授给予坎贝尔和拉特纳的答复是,现在就对美国对华政策给出全面失败的结论还为时尚早。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优势不仅在军事力量方面,在经济,技术,货币和能源方面都大大领先于中国,因此当前没有必要夸大对中美关系的恐惧。而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流行病、核扩散、恐怖主义和金融不稳定等问题都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并且没有人能确定中国的未来,所以建议美国可以再等等看,不着急下结论。
  政治分析家埃里克·李(Eric Li)也不赞同坎贝尔和拉特纳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结论,认为中国融入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和平崛起”,并且中国是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贡献者。正如坎贝尔和拉特纳承认的那样,中国已经充分参与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机构,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但是美国不应指望中国要去遵守违背中国国家利益的相关国际秩序。埃里克认为,为了更好地合作,未来中美两国关系的调整是必要的;但这种调整和合作都必须基于对中美两国历史和现实的正确理解,美国精英应该放弃认为只有自己的国家可以获取全球霸权的想法。如果美国能回归到重塑自身社会的凝聚力,实现更公平的财富分配,那么美国就可能长期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
  时间会告诉答案
  约瑟夫·奈用“时间会告诉答案”来解释现在对中美关系下结论为时尚早。王缉思教授也指出,诚然中美战略竞争和贸易摩擦会使得两个国家关系紧张,但是中美两国还是有合作潜力的,比如美国的可再生能源会帮助中国解决环境问题,而中国人民也有意愿将储蓄花费在美国的医疗技术上。也许约瑟夫·奈教授20年前对美国国会的建议,今天依旧值得借鉴,“美国如果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就很可能成为敌人;美国如果将中国纳入国际秩序,虽然并不能保证未来的友谊,但中美会有更多合作的可能性”。相信中美关系在一次次的反思和调整中会越来越好。

来源时间:2018/7/7   发布时间:20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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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全阵线”贸易战: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主导的全球化正在终结

作者:陈晨晨  来源:人大重阳

  自周五起,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正从纸上谈兵变成现实。
  一年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对中国进行301调查(即被称为美国单边贸易保护政策核武器的《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自今年3月下旬以来,特朗普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商品金额不断加码,其中加征关税的第一步是4月公布的加税商品清单中价值340亿美元的818个产品,从7月6日开始实行。(点击查看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方声明)
  既往数月中,中美双方进行数轮磋商,特朗普方面的表态被外界指为反复多变。直至周五前夕,特朗普并无缓和迹象。周四,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确认,将于美东时间7月6日周五00:01起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且"两周内还有160亿美元等着你,然后,我们还有2000亿美元暂时保留,在这2000亿美元之后,还有3000亿美元待定。可以吧?所以我们总共有500加上2000再加大概3000。"
  尽管其后"两周"的期限能否达成尚不确定,并且针对另外5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暂时保留"或"待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特朗普的执政历程中,7月6日已成为他"美国优先"战略的又一个标记。
  "极不体面"的关税举措
  贸易战的进展和变数尚未可知,并且目前中美双方未有下一轮官方磋商的安排,特朗普贸易团队内部也分歧依旧,总体而言可以预期的是,这场争端的迅速解决已经几无可能。
  对特朗普政府来说,这是一场"全阵线"贸易战。除了对华,美国正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等就进口钢、铝、太阳能板、洗衣机等商品加征巨额关税。在一个月前的魁北克G7峰会上,G7陷入"6对1"撕裂,加拿大、日本、欧盟国家集体指责特朗普的在关税举措破坏开放贸易、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荒谬、非法、极不体面"。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特朗普在推特上正面交火,各国即刻宣布推进报复性举措,将美国商品列入征税清单,反制关税已纷纷生效。
  针对特朗普政府对华商品加征关税,北京亦已明确表态,"美国违反世贸规则,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中方承诺不打第一枪,但为了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得不被迫作必要反击。"
  对特朗普而言,这并非一场将经济收益和损失细算分明后发动的战争。事实上,这更多是一场政治豪赌。对于贸易战的胜算,特朗普有一句表述简单明了,"贸易战很好打,很容易赢"。在正在铺陈的交火中,一些首当其冲的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再三表达忧虑,包括依赖中国出口的汽车配件采购商和中北部农业州的农民,加征关税清单上的中国商品与其日常采购消费休戚相关。但对特朗普麾下的白宫而言,"贸易战"动作本身在本质上与去年初以来种族政策、一系列"退群"动作一样,皆是"美国优先"战略逻辑的具象体现。
  "全阵线"美国优先
  在具体贸易问题的谈判进程中,特朗普政府的表态被指自相矛盾、反复多变,单就发动"贸易战"这一动作本身而言,特朗普政府的思维逻辑其实一以贯之。这种逻辑的根基即是"美国优先",这一逻辑的崛起过程已在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展现无遗。
  这种逻辑是什么呢?特朗普要实现的美国优先,即是美国利益优先,是一个"美国再次伟大"的时代,他承诺的是实业振兴,工人就业,经济繁荣,贸易公平。至于这些目标具体掰开揉碎意味着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设计,什么样的曲线,什么样的测算,什么样的博弈,什么样的妥协,他其实从一开始并未深思熟虑。他本人坦承,他对于问题的反应更多出于本能和"常识",而不是出于某种学术概念框架下的世界观。
  他的所谓本能与"常识",说白了就是从"美国优先"逻辑出发处理一切重大议题。但这种逻辑的落地,恰恰映衬了它与美国社会一种结构性变化的契合。站在2018年的端口往回看,2008年金融危机在当时已是一个提醒:自1980年代以来由美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已经走到了临界点。如果说19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时,日本商人的炫耀式资产收购,让当时的美国人初次目睹了非盎格鲁——撒克逊的全球化推动者,那么,在随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迷、走入"消失的二十年"的年月里,许多发展中国家第一次成功打入制造业产品的全球市场,美国的产业空心化成为无可逆转的趋势。
  这一进程导致了美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内部失衡,以及大西洋两岸内部政经生态的失衡。在全球化的潮水中,数不清的乡村、锈带小镇,以及阿巴拉契山脉隐于潮水之中,将自己视为被时代遗忘殆尽。在去工业化的浪潮中,在"精英范儿"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大幕前,底层的失落与焦灼成为特朗普式"美国优先"唤起共鸣的根基。对愤怒与失落的底层美国人而言,相比特朗普能建构什么,他们首先更在乎的是,他必须是一个毁灭者,毁掉那些没完没了的"自由市场"、"全球化"的精英说教,即便时至今日这样的毁灭将美国自身掷入更大未知之中。
  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主导的全球化正在终结
  一言以蔽之,在特朗普的执政进程中,"贸易战"与移民政策等一系列动作背后的逻辑是共通的,都是隔离墙思维的体现与爆发。特朗普"美国优先"逻辑的崛起过程,从一开始便与白人优先牢牢绑定。
  在1980年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白人所目睹的最直观改变,是经济焦虑、安全焦虑、身份认同焦虑的三重并行。在美国白人身上,面包和奶酪的不安全感,周遭环境的不安全感,以白人身份本身的不安全感,三位一体杂糅一处,统统融入特朗普本土主义与反建制的叙事之中。
  2004年,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一书中指出,移民问题、有色人种认同的强化,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对美国的国家特性构成挑战,让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核心地位饱受摇撼。他在书中写下,"移民及其激发的多元文化主义正在消解国家认同的纽带,削弱共同的国家使命意识,美国面临被巴尔干化的危险。"亨廷顿呼吁,美国必须维护白人核心文化的同化能力和统治地位。
  那时的亨廷顿预言,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美国白人将会产生激烈反弹,反弹的形式是排外主义社会政治运动的兴起,这一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工人和中产中的白人男性,他们试图阻止甚至扭转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衰落、工作机会的流失,文化传统的歪曲,还有国家历史认同的饱受侵蚀甚至消失不见。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主义成为对亨廷顿预言的一次现实演绎。《谁是美国人》本质上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国内版本,而特朗普主义扯下亨廷顿学术的外衣,将"政治正确"击碎。自198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正确"被打破,白人至上主义喷薄而出。
  贸易战的进展与隔离墙的修建,是一个极致的象征。在保住美国的"美国性"问题上,战争是最鲜明的旗帜,墙是最后的攻守,它是美国白人的征伐与封闭,是对外来者的妖魔化,以及对文化效忠的极度强制与渴求。
  2017年7月,特朗普在华沙克拉辛斯基广场的演讲慷慨激昂,"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在于,西方倒底有没有意志生存下去。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是否足够自信,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我们对自己的国民是否足够尊重,可以为他们守住边界?我们是否愿意维护并且勇于维护我们的文明,不让那些企图颠覆它、毁灭它的人得逞?我今天向全世界宣布,西方永远不会被击碎。我们的价值观将持续下去。我们的人民生生不息。我们的文明终将胜利。"
  如果说特朗普主义是对亨廷顿预言的现实演绎,那么以亨廷顿的理论范式为棱镜,可以预见,如果特朗普主义持续挺进,白人至上主义进一步发酵,美国的内外关系将同时陷入文明冲突的困境。
  沿着1980年代以来的历史小径,你看得见反全球化民粹思潮、白人右翼的保守情绪、以及种族歧视的暗涌如何潜伏,回潮,与特朗普主义达成契合,在2016年成为助他上台的一只推手,在其后他的执政历程中为他背书。
  在更漫长的历史视线里,如果说2016年特朗普上台与英国退欧意味着由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主导的全球化已经告一段落,十八世纪以来白人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发生转折,这种转折的未来究竟是什么?如果"美国优先"背后的白人至上主义持续发酵下去,在人类永不停歇的发展中,在发展带来的新一轮财富分配冲突中,它的矛头挥动又将忙不迭地指向谁?
  对于隔离墙思维,中国人早已无法袖手旁观。如果说在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上,特朗普的华沙讲话将"激进伊斯兰"定义为"首要威胁",那么,在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经贸关系中,中国正是特朗普眼中的头号敌手。包括亨廷顿在内,不止一位历史学家将中国看作"白人至上主义"的重要对手。在东西方漫长博弈的历史大幕前,中美关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戏剧性的变化。如果说未来世界的进步意味着必须打破白人至上主义,消解西方中心主义,抵达东西方的平衡,和一个新的稳定的合作的世界,中国将毋庸置疑卷入其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贸易战只是一个开始。

来源时间:2018/7/6   发布时间:2018/7/6

旧文章ID:16522

贸易战正式打响,中国这样强势反击!三点深刻启示

作者:牛弹琴  来源:牛弹琴(bullpiano)

  该来的,最终还是来了。
  7月6日,美国正式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25%关税。美国违反世贸规则,发动了迄今人类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贸易战。
  怎么办?
  来而不往非礼也。中方立刻展开了反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中方承诺不打第一枪,但为了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得不被迫作出必要反击。
  请注意几个关键词:不得不,被迫,必要反击。
  中国不希望贸易战,但中国是被逼上梁山。但中方显然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在牛弹琴看来,这次史无前例的反击,至少有这几个特点:
  特点一:中国不打第一枪,反击自动触发。
  此前海外媒体猜测,因为中美存在12小时的时差,中国可能先发制人,提前12小时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但中方郑重澄清,中方绝不打第一枪。道理很简单,中国不是主动挑衅一方,我们绝对不给其他国家任何口实。
  但为了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中国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击。中方反制措施即刻生效。也就是说,美国开始加征关税,自动触发了中方的反击。
  特点二:反击同等规模同等力度,中国毫不手软。
  按照美方公布的信息,这一次瞄准的是中国500亿美元商品,7月6日对其中约340亿美元加征关税;中方的反击,不多不少,也是340亿美元。
  至于其余160亿,特朗普已宣称,将可能在两个星期内加征关税。那中方势必同时同规模再次反击。
  此外,美国这次设定的税率是25%。中国也是同等力度还击,25%税率不手软。
  特点三:数量型和质量型结合,更注重杀伤力。
  考虑到美国宣称将对额外约5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但美国出口中国也就1000多亿美元。
  下一步怎么办?中方的答案,就是采取包括数量型工具和质量型工具在内的综合举措,即这次侧重点应该是同等规模同等力度,但如果美国不断扩大战场,那中国将审时度势,更注重反击的质量和杀伤力。
  要知道,美国的在华利益,不仅仅只有出口。贸易战两败俱伤,美国肯定不会是赢家的。
  特点四: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在战斗。
  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此前就说,我们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各国人民对中方的态度是理解和支持的。
  确实,中国这次是被迫还击,维护和捍卫的,不仅仅是中国利益,也是世界人民共同利益。
  这次美国逆历史潮流的贸易举动,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大量无辜企业、民众被迫卷入、深受其害,中国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也必定会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牛弹琴看来,这次史无前例的贸易战,必然对世界格局带来深远影响,三点重要而深刻的启示吧:
  第一,这场斗争迟早要来,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
  应该说,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展现了避免贸易战的诚意,也试图尽可能扩大进口,满足美国的要求;但美方的要价,已非理性可以形容,用一些朋友的话说,这是要摧毁中国经济,中国已没有可退让的余地。
  这也说明了一点:中国的发展,不会总是一帆风顺,必然要经历各种风险和挑战。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醒,必须丢弃幻想。当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洗礼迟早要来,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美国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并最终回归理性。
  表面看,美国空前强势,但强势背后,则是对国际规则的蔑视,对中国快速崛起的焦虑。这就表现在一系列不理性的举措上。用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的话说,美国是在向全世界开火,也是在向自己开火,因为美方公布的340亿美元清单中,相当比例就是美资企业在华生产。
  美国媒体就感叹,美国人才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第一受害者。哈雷摩托最近跑路,气得特朗普痛骂是投降,就凸显了贸易战对美国企业的巨大冲击。美国不可能成为赢家,美国内部将陷入激烈争吵,可以预期,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美国将不得不回归理性。
  第三,中国站在道义制高点上,有充足的底气和信心。
  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仍毋庸讳言,中兴事件更暴露出我们的软肋。但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也已不是吴下阿蒙。贸易战肯定会让中国付出代价,但中国是为了更长远的利益,也毫无疑问能经受住考验。
  更重要的,中国还有制度的优势,有巨大潜力的市场,有多元可替代的经济体系,有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可以说,我们在这场经贸摩擦中有充足的底气和信心,更何况,我们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
  2018年这个夏天,或许正是世界格局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美国的挑衅,当然是挑战,当然是危机。但危机危机,危中有机,中国人其实是最善于化危为机的民族。
  从最积极角度看,没有缓不过来的压力,就没有壮士断腕的动力。实施更大规模的改革和开放,是我们对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礼物,更是我们打赢这一贸易战的最大法宝。
  如果是这样的结果,可能也是特朗普万万没想到的。
  较量还在继续,战略上藐视,但必须战术上重视。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100年前的中国。
  还是那句话: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来源时间:2018/7/6   发布时间:2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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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慧生:中美冲突的本质及中美关系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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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寿慧生  来源:大国策智库

  导语:硝烟弥漫之际,决策者最需要的素质是保持冷静,能够从全局审视自身的位置和处境,积极调整战略。对中国人来说,再找不到比今天更合适的机会来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了。从2018年初以来,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日益强硬,导致国内舆论群情激奋,中美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中美关系也进入到一个历史转折点,正在朝向令人不安的方向演进。但现在有必要退一步,从中美关系的全局,甚至从超越中美双边关系的全球视角,来重新思考目前阶段中美冲突的本质。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8年5月26日大国策智库与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举办的“开放发展的世界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一、冲突的本质:战后国际秩序内的理念分歧
  一个很显然的结论是,此次中美贸易战已经远远超出贸易的范畴,而是演化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全面冲突。恰逢中美建交四十年之际,两国关系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令人不安。过去几十年间,中美之间即使有冲突或摩擦,但两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明确分工而产生的利益契合让双边关系基本上能够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随着两国国力的消长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这种格局正在消失,冲突或紧张关系正在成为双边关系新常态。
  但是如何理解这种冲突的本质,如何预期冲突的范围和程度,并非易事。目前对此的讨论中,有些聚焦于文明/文化层面的冲突,有些认为意识形态的冲突将使得双边关系回到冷战时代,美国正在实施一个新的遏制中国的战略。也有些把今天的态势与二战前国家间寻求力量平衡,争夺霸权相比较。
  这些解释尽管有各自的道理,都忽视了两个基本的事实:一是中美两国的冲突是在战后自由主义秩序和原则框架内的大国角力。这个秩序依然对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的行为产生重要制约作用,保证冲突会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是目前全球层面安全稳定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这个秩序正在面临从未有过的危机和挑战,它对大国的制约能力正在下降,大国冲突的可能性在加剧。对当前局势的全面解读需要同时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的交互影响。
  战后国际秩序仍在制约大国冲突
  首先从积极的角度来讲,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之后确实引发了对战后国际体系的担忧。但此后一年多的发展趋势来看,战后国际体系表现出非常强劲的约束力。国际社会在自由贸易、气候问题、全球治理等各个议题方面都表现出高度一致的认同。特朗普近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明显受到各方反对。在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之后,我曾经指出过,反对特朗普的不仅仅是世界各国政府,更重要的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就是说,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和对战后国际体系的威胁并不代表整个美国社会的共识,而仅仅代表美国社会当中在战后被边缘化的一小部分团体。这个对我们理解目前的中美贸易冲突也应该有帮助。目前大部分人会认为,美国社会自上而下,从左到右,已经形成了反华共识,但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忽略了美国社会的多元、甚至是矛盾、分裂的特点。从全球层面来讲,这个论断当然更是有问题的,忽视了西方世界的内部多元性,尤其是忽略了美国之外,特别是欧洲和日本等这些发达国家,对战后自由贸易和安全体系的高度认同。
  从这点来讲,把目前的危机描述为新冷战缺乏依据。冷战的一些基本条件目前完全不具备,例如,对立的意识形态,消灭彼此的战略目标,特别是两大经济的各自独立和以对抗为目标的两大军事同盟,目前都完全不存在。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美之间的对立的根本动力并非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利益冲突。即便是双方政治体制的差异在此次冲突中也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更准确得说,利益冲突会在特定情况下会使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变成双方彼此攻击的工具,但他们本身并非是冲突的根源。
  此外,历史的视角有助于更好理解现实矛盾。冷战的最主要特点是遏制,而遏制的最根本含义,根据乔治·凯南的解释,并非是直接的军事打压,而是通过不接触,从经济上将对方困死。这完全不符合目前的现实。用李克强总理2017年的话说,中美经济关系是“利益深度交融的经济合作格局,”两国“合作广度深度以及对全球的影响都前所未有”。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中,冷战如何开展?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最多只是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制衡,即通过各种手段,让一个崛起的大国无力挑战守成大国。但制衡本身并没有经济上孤立封锁的含义,我们在目前美国的对华战略和政策上也看不到这个趋势。目前讨论的所谓去接触(disengagement)远远谈不上经济上的遏制。军事上也没有这样的联盟基础。
  “美国优先”原则对战后秩序的破坏是冲突的根源
  建制派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的解读是,长达70年的战后世界秩序正在接近终结。这个论断可能过于悲观。但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显然否定了美国人在战后一直坚信的一个价值观——世界的和平繁荣是美国繁荣强盛的基础。相反,在关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特朗普给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答案,用“美国优先”原则将美国推回到传统国家的定位,将国际社会推回到传统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中,刺激国家主义和地缘政治的回归,让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各类国际制约机制被弃之一旁。
  我在特朗普刚上任时曾写文章警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是对全球的威胁,因为战后世界秩序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于美国这个守成大国无力适应变化的环境,由以前的一个强大而“自律”(self-constrained)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依然强大但“孤立”的美国。具体来说,“美国优先”原则的孤立主义倾向虽然让美国明确放弃国际责任,但并未让美国放弃利益。相反,在世界重返丛林后,孤立的美国会对自己的利益更为看重,对他国的利益也更为敏感。虽然已经没有力量统领全球,今天的美国仍有足够能力造成破坏,用经济和军事手段欺凌令他不满的任何国家,让世界崩塌为一种各方都不讲规则的角斗场。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竞争国家,反而成为最让他不满的国家,自然首当其冲,尽管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不符合战后自由主义秩序的理念。
  但从另一方面看,特朗普的理念不能完全代表美国社会的价值观,更不能代表西方社会的整体认知。而过去一年多的经验也证明他没有能力完全左右美国未来的走向,挑战全球秩序。换句话说,目前中美冲突引发的全球震荡是可控的,其震荡幅度可以被维持在现有治理框架之内。相反,过于悲观的认知可能会限制我们对目前现状的创新意愿和能力。
  二、改革开放是中美相向而行的基础
  超越特朗普的个人认知,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价值观上发生转向,并非源于文化或意识形态,而是源于改革开放的不足,具体表现包括产业政策调整乏力,产业布局严重不平衡,金融和资本的政治影响过度,企业和国家竞争力下降,中产阶级萎缩,社会福利体系滞后,严重的不平等导致社会正义缺失等等。只有解决这些发生在美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才可能让美国在战后长期维护的价值观重新成为主流。这些调整即使无法改变中美大国竞争的现实,保证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但至少可以把竞争纳入到一个积极共赢的维度。
  但这些改革显然极其艰难,不仅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更需要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政策接纳外部挑战。相反,特朗普现在热衷的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搅乱市场,将经贸问题变成政治动员工具,用保护主义回应市场竞争,显然无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是中国迫切需要的。目前在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之间,最大的分歧是对中国的国家主导市场的做法的不同理解,特别是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政策,难以为西方接受。这个被西方国家长期诟病的问题涉及到对国家市场关系的根本认知,其复杂性常常不为一般西方政治家甚至经济学家所理解和接受。但中国的市场干预的某些成份具有东亚经济体的共性,例如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政府强力干预市场,这些不必因为欧美的反对而轻易放弃。但也必须承认,中国政府干预市场的很多做法是中国过去计划经济的残留,让某些利益集团获益,却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也对全球市场造成破坏,所以理应被抛弃。中国永远无法也没有必要遵循一种被西方完全认可的发展模式,但承认并改变中国现有体制中的弊端,从根本上讲,需要通过开放来推进改革,让市场自己寻找出路,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方式抵抗市场规律。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应该认识到,开放意味着市场主导;改革意味着利益再分配。开放是改革的前提;没有开放的改革是虚假的改革,最终难以为继,甚至造成更多的矛盾。所不同的是,中国已经经历过40年改革开放的痛苦调整期,尽管目前仍然面临巨大的结构性调整,但国民已经在心态上度过最艰难的适应阶段,政府也积累了大量应对经验。相反,美国在冷战结束后长期享受全球化红利,国内缺乏调整压力,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几乎完全没有预期到中国和新兴市场可能带来的竞争压力,因此危机产生之后也没有足够的应对机制,心态上更是难以适应。因此在此轮竞争过程中,美国远比中国要焦躁不安,也更具进攻性和破坏性。但无论如何,改革开放是中美相向而行,在大国竞争中保持和平繁荣的基础。
  三、超越中美关系才能更好地维护中美关系
  中国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放弃对美国自我革新、重新维护国际秩序的幻想,主动“去接触”(disengagement),另起炉灶,另立山头,用传统丛林方式抗衡。尽管这个思维尚未被中国政府接受,但“中美对抗不可避免”,甚至“中美必有一战”的认识在舆论界似乎正在呈现主流之势。这样的话会陷入中美关系一种狭隘的框架,就是狭隘到大国军事制衡的逻辑当中。
  另一种选择是超越中美冲突,从更广阔的全球视角出发,认识到复合型国际关系是当前世界权力分配新格局,通过多极治理机制管控两极冲突。换句话说,中国应该尽力维护国际秩序,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把中美视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成员,把维护中美关系视为维护国际秩序这个任务的一部分,而不被大国制衡的狭隘视角所桎梏,从而为中美各自的内部调整改革提供更好的国际制度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经贸关系依旧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不可轻言放弃,但维护世界经济秩序也是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条件,二者互为依存,彼此促进,以经贸关系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民心相通、国家社会间互信,从而提高中美冲突的成本。
  后一种选择并不容易,需要在全球治理、区域合作、国内发展三个层面提供中国的贡献。在全球治理层面,中国需要明确的回答,在携手世界各国共同改善有缺陷的战后秩序的过程中,中国与不同类型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当中的美国盟友,应该保持怎样一种关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提法的世界意义可能就在于此,因其核心观点与自由主义秩序的价值理念相契和。但如何实践这个理念,用行动彰显中国的主张,而不让这个理念被外界视为中国实现国家利益甚至是颠覆战后秩序的工具,才是关键。
  在尚未有足够实力成为国际秩序维护者(enforcer)的前提下,区域合作可以成为中国落实命运共同体的有效途径。过去几年来,中国积极显示其能力和意愿为周边经济体提供新的增长动力,为区域安全提供新的治理机制。而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一个没有预期的后果是推动中国周边国家重新考量与中国的关系。以日本和印度最近的对华政策调整最为明显,在东亚和南亚都出现了非常有利于中国的区域合作趋势,让中国有机会把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真正落实,短期内借以抵消美国的压力,甚至中长期内迫使美国回归到多边主义的轨道上。
  但最终,如前所述,实现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在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依然是如何更好地融入到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当中,与世界各国形成共赢共治格局,而不是急于输出中国模式,强行改变现有秩序。需要明白,中国依然在探寻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而这个过程将持续很久。在这个过程中,与美国一样,中国也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利益与其它国家的利益是什么关系?与世界和平与繁荣是什么关系?只有这些问题被明确回答,中国的发展道路才算清晰。

来源时间:2018/7/6   发布时间:2018/7/6

旧文章ID:16520

郑永年:中国能打赢贸易战吗?

作者:郑永年  来源:IPP评论

  今天应该怎么打赢这场贸易战?中国这段时间处理得不错。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博鳌论坛讲得很好,我们要实行更大的开放政策。打贸易战,不能别人一拳打过来你就一拳打回去,更不能走封闭的路子,那会完全走上了美国冷战派所期待的道路。西方存在三个“不一致性”。第一,白宫与华尔街之间的不一致性。现在主张美国打贸易战的主要是白宫而不是华尔街。虽然美国现在企业界支持特朗普搞贸易战的也不少,但他们思维是不一样的。这些既得利益的目标是要迫使中国更加开放,而不是让中国更加封闭。但白宫冷战派希望中国封闭起来。从美国的历史上看,最终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第二,美国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不一致。第三,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利益是不一致的。中国的市场现在很大,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轻易放弃中国市场。
  所以,中国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去打贸易战。如果他打过来你就打回去,那美国相对孤立了,中国也会变得相对孤立,这样冷战就开始了。我们要利用美国资本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就是扩张,不扩张资本就会死亡。美国的资本不可能不扩张。现阶段美国资本支持贸易战就是为了使得中国更加开放。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宣布了金融和汽车等产业将更多地开放。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尤其要开放。中国的互联网如果现在不开放,到最后互联网将变成了互不联网。如果开放了,美国可能会占领中国大量的市场,但中国也可以占领到相当的份额,甚至击败美国也有可能。
  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人士错误地认为今天的互联网世界将是中美两家之争。这个观点是错的,今天的互联网只有美国一家,没有第二家。中国只是美国的技术应用。一旦美国封锁了芯片、操作系统的出口,我们的互联网产业会怎么样?对美国来说,中国只是它互联网产品的一个重要市场,没有中国它只不过是少了一个市场。但对中国来说,如果没有美国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没有创新互联网,我们只是在应用领域有些创新。我们到非洲或者印尼去看看,中国的游戏产业在当地确确实实比美国强大。为什么?美国做的是标准,不做地方化。中国做不了标准,只能做地方化。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都是建立在美国技术之上的。
  日本当年在制造业方面确实有些领域超过了美国,美国感觉到真的威胁了。今天的中国制造业没有在任何程度对美国造成实质威胁,中国的制造业跟美国的制造业差距还是很大,只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夸得太厉害,把人家说得害怕了。我们的大飞机基本上还是组装。中国的汽车产业也是一样,我们保护汽车产业这么多年,但我们真正的核心技术还没有。开放会让技术的传播更快一点。互联网也一样,现在开放还来得及,如果不开放中国的互联网就没有未来。
  知识产权的问题同样重要。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太不重视。中国早期的发展不需要投入很多,有些技术西方不要了我们就去拿过来。但到了今天这个程度,我们的经济不能再是简单的扩张。这几年中央提出来要从数量经济转向质量经济,我觉得非常好。怎么提高产业附加值?技术就很重要。创新技术的关键是产权保护。如果一家民营企业投资几亿人民币,研发出一个产品几天后就被“偷”走,谁还有动机去投资科研?所以产权保护不仅仅是来自西方的压力,更是来自中国国内发展的需要。西方也一样,如果产权没有保护不可能发展,因为投入太大,投入大肯定要产权保护。
  政府的政策变化很重要,但我觉得企业家也要转型。商人跟企业家是不一样的,商人就是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企业家就是要改变社会、改变国家、改变整个世界。西方以前也是多商人而少企业家。以前我们读法国的小说,可以看到很吝啬的一些商人。但西方的商人逐渐转型为企业家,企业家以技术创新为己任。珠三角的商人们钱很多,但有使命感的还是不多。企业家的产生和培养离不开社会环境。如果我们经济不转型、体制不转型的话,很多问题以后会更麻烦。(详见《郑永年:中国企业家为何缺少格局?》,点击即可阅读)
  在是否会发生冷战的问题上,我们对修昔底德陷阱发生的可能性估计太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哈佛研究团队发现,从1500年到现在为止,先后出现了16次新兴大国与老牌帝国之间的竞争,其中12次发生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今天我们怎样避免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是中国外交上最重要的任务。过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因为经济体量小都可以伪装起来,比如日本伪装成一个西方国家。中国太大,中国没法伪装也不需要伪装。中国的崛起怎样进行才能让现在的大国放心?邓小平时代讲韬光养晦,江泽民时代提出“和平崛起”,习近平提倡新型大国关系。这些提法的内在精神是一样的——中国不要战争,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但我们做得还是不够,尤其是这几年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有点过于膨胀。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但不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不是义和团主义。西方学者开始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比喻成日本二战以前的民族主义和德国二战以前的民族主义,这对中国非常不利。
  今后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的国际环境不会变得更好。中国现在还没有崛起,还是中等国家,从中等国家到完全崛起的过程中是非常艰难的。假定我们每年有5%—6%的GDP增长,我们需要十多年的时间经济总量才赶上美国,但技术上的追赶更难。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不足,自主创新就是以我为主在开放状态下的创新,没有一个国家的技术是关起门来可以创新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两弹一星”技术是关起门来的吗?不是的。如果没有钱学森等一批从西方回来的科学家,中国关起门是创造不出来“两弹一星”技术的。
  美国也不会关起门来的,关起门就不叫美国了。有人说,1890年以前美国是孤立主义的时代,其实也不是。1890年以前,美国已经实现在拉丁美洲的扩张,只是没有扩张到其他欧洲殖民地地盘。整个美国发展的历史不是孤立的历史,而是一个扩张的历史。我们现在说美国的孤立主义其实是美国人自己的叫法。美国永远是扩张的,资本主义永远是是扩张的。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很多经验,明明是普世性价值,我们不能完全把它说成中国特色。任何国家的成功经验都有普世性的价值。所以我们要改变思路。我们要走出去,但如果特别强调中国特色那就走不出去了。我们总结好历史经验的话,“走出去”的学费就可以少交一点。
  中国也要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大国如果不提供国际公共服务的话,像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多边体系就要垮掉。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完全有能力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现在,特朗普不想当世界警察了,因为美国担任世界警察承担的成本太高,特朗普希望先把国内建设好后再重新出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完全可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也是中国取得大国地位的必由之路。我们的“一带一路”现在也提供公共服务,但我们的方式和心态要改变。中国富得太快就要避免暴发户心态。
  中国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实现政治稳定是没问题的。只要政治稳定,中国经济每年实现5%—6%的增长也是没问题的。如果这样再保持15年,中国大陆经济可以发展到今天台湾的水平,甚至更高一点。但是我们在外交专业主义方面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中兴的案例值得大家研究。中国企业从国际市场获得了很多好处,一定要遵守市场的规则。我们对中兴问题不能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美国对自己国内公司也是一样严格处罚的,比如波音公司。我们不仅要思考国家应对贸易战的政策,也要思考我们的企业和我们个人的行为。我们作为大国的国民走出去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有怎样的行为?我们作为大国的企业走出去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有怎样的行为?这个代价不能太大。我们如果能早日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中国梦才能实现。

  本文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2018年6月23日在中国创新大讲堂第2期的演讲稿部分内容。

来源时间:2018/7/6   发布时间:20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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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莉:富豪民粹考验美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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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文莉  来源:澎湃新闻

  冷战结束25年之后,世界政治突然彻底失去了方向感。一度高歌猛进的自由主义理念似乎已经无法再为全球时代确定基调。国际秩序的安全支柱被“9•11”恐怖袭击冲击,经济支柱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经受考验,现在轮到其政治基础出现动摇,由此而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可能没有前两次危机之后那样直观、尖锐,但更加深刻,更不容易克服。
  与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危急时刻一样,美国在这场政治动荡中再次占据中心舞台。随着特朗普的胜选和执政,美国政府戏剧性地放弃了自由平等、开放多元旗手的角色,而转投民族主义和民粹政治的非理性阵营。世界政治辩论由此陷入混乱,美国政治体制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贯以成熟民主自居的美国政治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困扰美国的政治乱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进步过程中出现的逆流?美国的传统政治资源和现实政治制度能否揭示未来变化的趋势?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将决定美国政治的走向,也必然会影响世界政治秩序的变革。
  一、风行一时的富豪民粹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特朗普总统执政已经超过一年,很多美国人至今还是以缺乏政治经验来解释他行事怪异、不守常规、随心所欲的表现,或者把他颠覆传统的政治倾向当作个人性格问题。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也许是出于各种原因拒绝承认),特朗普入主白宫是美国最高行政权力首次被民粹领袖掌握,而他的所作所为几乎完全符合全球化时代最流行的民粹模式——富豪民粹。
  历史上的民粹领袖通常出自以下背景:推崇武力与纪律的军官,长期致力基层组织动员的社会活动家,擅长阐释反体制意识形态立场的边缘政客。尽管出身和职业背景不同,但他们都喜欢以清廉、刻苦、与底层民众息息相通的形象示人,借此建立自己“人民代言人”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全球化时期以来,这一类传统民粹领袖仍然活跃在拉美地区,如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Hugo Chávez,1954—2013)、玻利维亚现任总统莫拉莱斯(Evo Morales)等。
  但是在其他地区的政治舞台上,现在开始出现一种新型的民粹领袖——亿万富豪。他们富可敌国,缺乏从政经历,其政策主张往往与主流理性相悖,但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基层民众支持并顺利掌权。在东亚,有泰国的他信兄妹相继执政;在非洲,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作为新南非“蜜蜂富豪”的代表挟金权执政柄;在东欧,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和波罗申科(Peter Poroshenko)先后成为乌克兰领导人;在西欧,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前后四次出任意大利总理,至今还在该国政坛博弈中呼风唤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以说是这一波富豪民粹潮流最新、最惊人的斩获,也是其登峰造极之作。[蜜蜂富豪,指南非民主化改革之后,依靠“黑人经济赋权计划”(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发财致富的黑人权贵。因该计划的英文缩写为“BEE”,故也被意译为“蜜蜂计划”。——作者注]
  在特朗普胜选之前,很少有人相信富豪民粹现象能在美国政坛发威,而且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也相当充分。
  首先,民粹政治,包括其在全球时代的变种——富豪民粹,被认为是民主制度不成熟、多元社会基础不稳固的表现。在泰国、南非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出现,可以解释为现代政治发展初期阶段,大众尚未经历充分的参与和动员,也没有累积足够的参政经验,是在民主学习过程中交的学费。在中东欧国家中出现类似现象,可以说成是苏联阵营国家政治转轨过程中的阵痛,是抗拒心理与怀旧情绪交织而成的阶段性反弹。
  即便是贝卢斯科尼崛起,也被视为意大利政治发展在欧美国家中相对滞后的结果,原因是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反共反苏和压制右翼法西斯势力的双重考虑,有意选择了多党并立、权力分散的议会民主体制,造成长期政治不稳定和庇护式腐败蔓延,有特定的历史偶然性。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则被认定是成熟民主的代表,美国更是开启民主实验最早、制度最均衡、实践经验最丰富的样板之一。到达成熟阶段之后,不会再犯初学者的错误。
  其次,美国政治过程中从来不乏商人从政的例子,但他们并未以反建制、反传统为号召。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前,行政职位最高的富商应是在福特(Gerald Ford,1913—2006)政府内出任副总统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1908—1979),但他是标准的温和派共和党人,以中立包容的政治立场著名,甚至被亚利桑那州共和党资深联邦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和后来担任总统的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指责为自由派倾向严重。(福特于1974年8月以副总统身份接任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尼克松担任总统,至1977年1月卸任。——编注)
  进入全球化时代,美国商人出身的政客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和担任纽约市市长长达10年的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他们的个人财富与资产规模很可能在特朗普之上,政策主张偏重实用改良而非颠覆传统,执政风格讲求效率而非挑起争议。罗姆尼在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期间完成的医保改革可以说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稳健施政路线的范例。即便是1992年作为独立候选人、1996年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参选总统,言辞犀利、政论大胆的罗斯•佩罗(Ross Perot),也只是在经贸和产业竞争问题上就事论事。他可能批评政治对手目光短浅、政策错误,但不会指责他们腐败卑劣、阴谋出卖美国人民。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富豪与民粹之间的利益差异与立场矛盾似乎不言而喻,根据美国人以往的历史经验,双方联手是不可想象的组合。在传统民粹的意象里,政治对垒的战线是在草根大众与既得利益精英阶层之间延展,而富商肯定是被划到精英一边的。他们被指责通过剥削民众获取经济利益,应该是民粹再分配政策重点打击的对象。即便既往不咎、不触及富豪已获得的利益,民粹运动要求的制度改造也意在重建公正合理的竞争秩序,约束精英阶层的行为。对民粹运动者来说,经济巨头依然是被管束的目标,属于“他们”,而非“我们”。纵使愿意自我牺牲、自我革命,也很难设想亿万富豪摇身变为草根代言人和民粹运动的领导者。
  二、全球化弊端催生的奇异联盟
  曾经的不可想象之事毕竟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现实,那么经验判断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是什么样的变化促使富豪与民粹这对不可能的组合成为可能的呢?是特朗普并非富豪阶层的真正代表,还是支持他的并非真正的草根民粹阶层?抑或是某些外部环境因素促成了双方的联盟?
  可以肯定地说,特朗普不仅属于富豪阶层,而且以坚持传统方式忠实维护其阶层利益著称。就资产规模而言,特朗普是如假包换的亿万富豪。就出身经历而言,他成长于百万富翁之家,从没有过像布隆伯格那样基层打拼的历练,而是直接从纽约这个最繁华最活跃的经济都会起步,在全美国然后是全球商圈参与财富游戏。就社会关怀而言,特朗普在2015年参选之前从未以草根立场发声,没有对社会阶层固化、工薪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表现出什么兴趣,甚至参与慈善活动都显得敷衍了事。大选获胜之后,他迅速组成了所谓亿万富翁团队,其内阁级官员的个人财富总和达到43亿美元,远超以往历届政府。其执政首年力推的两项重大立法,无论是医保改革还是减税法案,最大的获益者都是美国的极富人群。
  反观与特朗普联手的民粹群体,则会发现若干可疑之处。其一,无论就大选中特朗普获得的选民票数衡量,还是就他上台一年多来的民调支持率分析,其支持者始终居于少数,并不具备真正的广泛代表性。其二,美国最低收入的两个群体在大选中多数支持希拉里,特朗普则在家庭年收入高于5万美元的人群中获得优势(参见表1)。也就是说,以收入水平划分,真正的草根阶层并未站在特朗普一边。

表1 2016年美国大选总统投票选民收入分组结果

  来源:CNN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选后民调  
  其三,抛开党派认同等主观分类,在以种族、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居住社区规模等客观标准分类的选民组中,特朗普支持率领先优势最大的三组依次为:白人福音派基督徒(81%:16%)、大学学历以下白人(67%:28%)、45—65岁白人(62%:34%)。这三组人群的重合部分应该就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而他们共享的白人身份认同是无法忽视的动员力量。

  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富豪民粹组合是坚决维护既得利益的特朗普式富豪与相对剥夺感强烈的中年白人群体的结合。前者空前自信自负,后者则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焦虑与失落。双方力量与心态的反向变化来自一个共同的推动力量,即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经济社会不平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对抗的平息推动政治藩篱的消失,信息技术革命带来自然边界的淡化,世界市场持续数百年的全球扩张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繁荣和财富积累,给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对获益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严重恶化了各国国内的财富分配结构,特别是在不同的经济要素持有者之间制造了规模空前的分配不均。简单地讲,其起因是各类经济要素在全球化时代跨边界流动的速度明显不同,资本要素流动速度最快,技术要素次之,资源要素再次之,劳动力要素则被远远抛在最后。结果造成全球化进程创造的巨额财富高度集中于资本要素所有者手中,而劳动力要素持有者获益最少,其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获益甚至总体陷于停滞。依赖工薪的美国最低收入20%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在45年时间里竟然只有1000美元(参见表2)。

  表2 美国家庭收入分配差距(1966—2011年;收入数额按2010年价格水平调整)。

  来源:安格斯•迪顿著,崔传钢译,《逃离不平等》,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

  依靠迅速累积的庞大财富,资本持有者开始左右技术进步,控制资源分配,使经济全球化沿着对自己更加有利的轨迹发展。如英国经济学者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分析指出,技术进步并非天赐的独立外生要素,“技术变革是由经济和社会体系决定的”。重大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似乎决定于个人灵感,但它所依赖的科技基础是公共政策所塑造,选择研究方向、预判实用价值反映着科学家、企业家、投资者、政府和消费者的共同决策。当资本力量日益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时候,它能够通过掌控决策过程来引导技术方向,使有利于资本的科技进步得到更多的研发机会,而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处境则更加不利。资源分配过程同样如此。

  图1 美国最高收入1%与低收入50%占国民收入的比例(1980—2016年)。来源:Executive Summary,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p.8
  从图1可以看到,美国最高收入1%人群与低收入50%人群的实力对比在全球化启动后出现反转,1996年极富者的收入占比决定性地超越低收入者,并继续飙升,而低收入占比则一路下滑。这个自我强化的分配不均过程发展到金融危机前后,已经造成所谓“顶层收入尾部上翘”现象,在最富有的1%群体中,收入梯度进一步向超级富豪倾斜,顶层劳动收入获得者与顶层资本收入获得者的重合度迅速上升。有研究认为,顶层0.001%人群的收入增长是最富1%收入增长的三倍以上,而2017年美国最富有的3个人的财富总和已经超过低收入50%人群的财富。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运行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富可敌国已经不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或中等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量最大的美国也已经再次出现百年前的资产两极化趋势。正是在此背景下,才出现特朗普式超级富豪强势介入政治的宣言:“我一个人就能搞定。”(I alone can fix it.)
  三、歧视政治护航不平等经济
  应当指出,面对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与财富不平等,美国顶级收入阶层的态度并不一致。支持公正的再分配政策的富豪也在不断表明立场,如“股神”沃伦•巴菲特就一直赞同给最高收入者增税,布隆伯格等人公开反对特朗普政府倾向大资产阶层的减税法案,比尔•盖茨则通过自己的基金会致力于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造成政策立场差异的关键在于顶级收入者的财富来源。主张直面不平等现状的富豪大多是在竞争相对充分的领域实现财富积累,或者是在因技术或经济特点形成自然垄断的领域积累资产。
  相比之下,特朗普和前文所述的富豪民粹领袖们大多是在垄断性较强的房地产、电信、资源采掘等产业领域起家,而且这些产业的运作往往涉及密切的政商联系,他们的成功其实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支持;这些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大型企业机构,反而与普通消费者关系疏远,习惯了以垄断卖方的姿态对待下游买家。因此他们不能理解、更不愿接受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再分配政策,甚至坚决反对以经济社会不平等成为政治讨论的主题。在他们看来,围绕不平等问题设计公共政策立刻会导致99%对抗1%的局面,使政府从富豪阶层的支持者变为监督者。
  换而言之,真正的底层民众联合反对顶层既得利益的民粹潮流其实是他们的心头大患,必须加以防范,必要时不惜亲自出面。
  那么在经济社会不平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如何破解99%多数的威胁呢?参政富豪的撒手锏是以歧视政治挑动非理性对抗,分化大众群体,争取以伪民粹化解真民粹。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四处树敌与其说是他的性格使然,不如说是富豪民粹逻辑下的实用政治手段。通过在1%极富者之外树立攻击对象,可以成功地转移底层民众对经济不平等的关注,同时以政治对抗吸引支持者,以纵容歧视和攻击给他们带来力量感。
  在美国政治语境中,最敏感也最有争议效果的歧视手段当然是种族歧视。也正因为如此,特朗普从鼓吹质疑奥巴马(Barack Obama)美国公民身份的出生地阴谋论(birther theory)入手打响政治知名度,在竞选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展示白人极端主义者对自己的支持,入主白宫之后仍然不断挑起种族话题。比如,2017年8月11日晚,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爆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游行,这场游行在第二天演化成暴力骚乱,造成1人死亡,30多人受伤。在夏洛茨维尔事件中,尽管承受来自企业界、社会团体乃至共和党内部的巨大压力,特朗普仍拒绝批评白人至上主义者。
  他使用的第二种歧视手段是性别歧视。对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纽约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陆天娜(Kirsten Gillibrand)等女性政治对手,甚至偶尔表露参政兴趣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他在各种场合主动发起攻击,极尽嘲讽、羞辱之能事。在反对性骚扰的“我也是”(Me Too)等运动方兴未艾的情况下,多次对中枪落马的男性权势人物表示同情,在处理白宫助理家暴丑闻时故意态度暧昧。
  第三种歧视手段是排外。从反对接纳难民、打击非法移民开始,扩展到全面收紧移民政策,指责贸易伙伴国家损害美国利益,指责欧亚盟国推卸安全防务负担。甚至在各种双边和多边外交场合故意冷落、怠慢外国领导人,利用国际讲坛宣扬“美国优先”,等等。
  第四种手段是反智。特朗普一直拒绝承认专业知识和专家咨商的重要,对各部门职业官僚更是疏远、轻视,借预算削减的机会强制缩减资深公务员队伍,遇到异议就指责“幕后黑暗势力”(deep state)企图操纵他这个民选领袖。
  第五种手段是反制,即民粹运动中最常见的反建制、反体制诉求。特朗普设想的“我们”对抗“他们”的战场上不接受中立或独立专业机构的存在,如联邦调查局(FBI)为代表的情报机构、不持党派立场的国会预算局(CBO)、国内税收署(IRS)、美联储(The Fed)等等,只要可能出现不符合他心意的信息评估或政策举动,就遭到他公开抨击。一度有第四权力之称的新闻媒体更是他不遗余力持续打压的对象。做出对他不利裁决的法官、不支持他立法举措的国会议员都被指责为腐败的华盛顿圈内人,要被民众的怒火荡涤。
  这些歧视政治手段可以说是连接特朗普及其民粹基础的桥梁,对富豪民粹的兴起与巩固不可或缺。特别是对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而言,它们唤起的认同感可以压倒一切,甚至促使他们无视特朗普政府的实际政策对自身利益的损害,坚定地站在他的身后。但是对美国的国民团结和社会共识而言,这些手段造成的伤害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它们带来的政治分裂和政策空转,已经给美国的内政和外交制造不少难题。更关键的是,它们模糊了经济社会不平等这个真正的政策焦点,有可能导致美国失去结构调整的时机和空间。歧视性政治手段是连接特朗普及其富豪民粹基础的桥梁。
  四、美国应对民粹政治的历史经验
  作为最早在较大范围内进行现代民主实验的国家之一,美国对民粹并不陌生。其建国时期的制度设计者对直接民主的危害普遍抱有警惕,因而建立了一系列间接选举、代议制和分权管理机制,以预防“民主政府在群情沸腾和出现重大危机的某些时刻可能变得暴虐和残忍”(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语)。在此次富豪民粹现象发生之前,美国政治至少经历过四次大规模的民粹冲击,但都得以成功化解。
  美国经历的第一次民粹考验发生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即著名的杰克逊民主时期。当时随着美国的边疆向密西西比河与五大湖流域拓展,建国时期形成的南北方均衡被打破,边疆州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在既有的政治体系中得不到表达和维护,因而出现了反建制的呼声。在政治上要求更加普遍的选举权,在经济上主张取消中央银行、平等出售公地、建立保护性关税。来自田纳西州的战争英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45)在1828年成功当选总统。
  就任后,他以草根姿态改造国家政治,推崇政治经济机会均等,主张在总统与人民之间建立直接联系。通过把选举权赋予所有白人男性、建立党代表大会推选总统候选人等改革,杰克逊成功地扩大了民主基础,使西部边疆农业利益获得参政渠道,在金融、关税、产业政策上重建国民共识。经过革新的政治体制重新获得普遍认同和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托克维尔正是在此期间访问美国并完成其探讨美国政治经验的名著,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对美国民主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
  第二次民粹考验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即进步运动时期。事实上,现代政治中的民粹一词就是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政治实践中首先出现的。在此前的镀金时代,垄断资本高歌猛进,攫取了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创造的大量财富,而基层民众的经济社会权利无法得到保障。1891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等人发起组建平民党(Populist Party,亦称人民党[People’s Party],包含了之前的绿背纸币党[Greenback Party]和工联党[Union Labor Party]),主张恢复金银复本位制度,征收累进所得税,由政府接管铁路和电报电话公司。
  面对民粹运动的挑战,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先后改变了本党的传统立场,部分接纳平民党的主张,并将农业立场出发的平民党政纲扩展为包括城市劳工阶层和新兴中产阶级利益在内的全面改良政策。通过妇女参政、参议员直选等措施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政治民主,通过所得税制度、反托拉斯立法、劳工权利保障等措施维护经济社会平等和自由竞争秩序,美国完成了一次基本和平的转型。
  第三次民粹浪潮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即美国的大萧条时期。此前,进步主义的政治改良在20世纪20年代遭遇反弹,资本的力量推动美国政治“回复常态”,经济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再次恶化。大萧条爆发标志着美国政治陷入剑拔弩张的危险状态,以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Huey Long,1893—1935)为代表的左翼民粹和以天主教神父查尔斯•库林格(Charles Coughlin,即Father Coughlin,1891—1979)为代表的右翼民粹同时对既得利益阶层和传统体制发起冲击。
  朗提出的“财富分享计划”(Share Our Wealth)要求政府强力实施再分配政策,保证人人有学上,家家有房住,个人年收入不得超过百万美元,继承遗产不得超过500万美元。库林格则宣称共产党和犹太人正在阴谋操控政府,要求解散美联储,重回银本位,以“基督徒力量”甚至法西斯精神拯救国家。
  众所周知,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以新政巧妙地维护了美国的进步改良传统,通过政府积极干预帮助企业和市场站稳脚跟,重拾信心,通过建立社会安全网缓解底层痛苦,重塑国民团结。尤其重要的是,在民众情绪低落、世界战云密布的时刻,他高调地宣扬“四大自由理念”,明确了政治发展的方向感,为日后反法西斯联盟的战争胜利和战后秩序重建奠定了基调。
  第四次民粹浪潮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所谓美国反文化运动时期。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节节胜利,引起美国右翼的强烈反弹。随后的反战(反对越南战争)运动和多元文化运动更使他们痛心疾首,誓言抵制。
  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1919—1998)成了右翼民粹情绪的早期鼓动者和代言人。他自称代表真正的美国——“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南方”,主张以“州权”抵抗联邦政府强制取消种族隔离的政策,激烈抨击各种“破坏传统道德”的社会运动,倡言重建“法律与秩序”。华莱士以独立党候选人身份参加1968年总统选举,并且得到极南部(deep south)5个州共46张选举人票,但未能如愿改变美国政治的方向。
  后来的尼克松总统借用了他的南部战略,以白人工薪阶层反抗自由知识精英的姿态吸引右翼支持,但实际采取的经济、社会、外交政策却延续新政之后的开明进步趋势,以至于有民主党人公开表示:“保守主义得的是名,我们得的是实。”
  五、结论:美国富豪民粹的演化可能
  回顾历史,可以说美国政治体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来应对民粹挑战。
  第一,民粹浪潮代表的社会痛苦和经济诉求能够得到重视,很快成为政策讨论的焦点。第二,民粹运动提出的政治主张往往被区别对待,其中不符合经济理性、危及基本制度、违背社会共识的部分会被更合理的政策取代,其中切实可行的部分则能够成为政策创新的出发点。第三,民粹组织经常被两党吸纳,像平民党后来就并入民主党,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还在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 1856—1924)任内出任两年多的国务卿(1913年3月至1915年6月)。
  因此,历史上的美国民粹冲击能够转化为政治革新的动力,而非颠覆体制的乱源。
  但是以往的经验不会自动提供现实的路径。美国目前面对的富豪民粹毕竟是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民粹形式,其背后的推动力来自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变化,也超出了美国一国能够掌控的范围。
  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如果说美国政治体制在应对前三次民粹冲击时都获得了成功,但它对上一次右翼民粹浪潮的反应却未能标本兼治,结果遗留的很多问题恰恰成为今日富豪民粹的助燃剂。华莱士创始的南部战略被美国右翼沿用,形成了美国各州红蓝对决的僵持局面;他带入全国政坛的“愤怒的底层白人”意象,经过基督教福音派和右翼传媒的层层包装,已经成为挑动文化民粹情绪的神器,理性的政策讨论越来越没有开展的空间;他代表的“南部民主党人”转投共和党风潮促使美国两党党内趋同,党派体制的弹性和包容性日益下降。
  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政治体制,面对广度和深度空前的不平等问题,无力对民众的痛苦和愤怒做出有效回应,于是给熟练掌握新媒体手段的另类富豪提供了发动民粹冲击的时机。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也许可以防止最糟糕的政策后果,但在短期内实现自愈还是相当困难。
  在政治体制受制于富豪民粹的时候,美国的社会力量能否发挥创制作用是值得关注和期待的。只有真正的底层大众普遍动员和积极参与,社会经济不平等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真正核心问题才有可能冲破种族、文化偏见的遮蔽,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也才有可能摆脱排外、歧视、贸易保护、强权政治等欺诈手段的干扰,找到维护民众利益的可行之道。
  从理论上讲,真民粹应该是克服伪民粹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如果美国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为打破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危险同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语)做出关键贡献,在世界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再次站到进步的一边。

  (本文原刊于《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8(上)》,原题“富豪民粹考验美国政治”。略去注释,正文略加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中国国际战略评论》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编辑,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自2018年起以半年刊形式出版。)

来源时间:2018/7/6   发布时间:2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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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500亿美元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

作者:  来源:新华社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6日对记者说,中美之间500亿美元规模的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经宣布,美国将于当地时间7月6日(北京时间6日中午)起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击,中国也将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
  由马骏牵头的研究团队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对贸易战的各种影响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显示,与基准情景(即没有贸易战情景)相比,500亿美元规模的贸易战会使中国的GDP增速放缓0.2个百分点。这个估计已经充分考虑了出口减少对其它相关行业的第二轮、第三轮影响。
  马骏说,500亿美元规模的贸易战已经被市场讨论了两个多月,对经济、行业和企业的影响基本上已经被消化,有些甚至被过度解读了。6日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未必会对资本市场和汇率有多大的影响。另外,马骏认为,对某些受到影响相对较大的行业,有关方面还会考虑必要的对冲措施来降低贸易战带来的冲击。

来源时间:2018/7/6   发布时间:2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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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都应管好本国精英

作者:拉娜•福鲁哈尔  来源:FT中文网

  中美之间的紧张正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当前的市场状况。迄今人们的分析聚焦于关税、汇率操纵、战略技术,以及如果爆发贸易战,哪个国家会有最多的得或失。
  但在考虑每个国家的未来成功和稳定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要问:哪个国家能够更好地控制本国的富有精英?
  在1982年的著作《国家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中,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主张,当利益集团的势力超越政治时,文明往往会衰落。这两个国家显然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中美的财富不平等程度相差不大:在中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控制着中国经济的30%左右;在美国,这个比例为42%。
  不论好坏,中国正借助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败努力来正面解决这个问题。有头脑的人可能不会同意这点:一个以反腐败为名监禁数十万人并处死其中一些人的政党,能否保持道德优越感或合法性?但共产党精英将辩称,这都是为了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更高目标。
  最近与中国领导人交谈过的人告诉我,他们认为,王岐山领导的反腐调查对于瓦解既得利益群体至关重要,这些群体希望保持基于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本的现状。
  中国领导人还认为,美国无法控制本国精英将导致该国衰落。
  他们有一定道理。上周,美国最高法院的几项重要决定都有利于少数而非多数,其中包括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裁决,它削弱了反垄断执法;支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针对以穆斯林国家为主的入境禁令;以及雅努斯(Janus)案的裁决,它将剥夺美国很大一部分工会运动的资金。
  这都来自于一个事实:尽管心怀疑虑,但共和党温和派(包括企业界的很多人)支持特朗普,因为他们知道他将任命一个对该党友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但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是对民主党在过去几十年决定与精英利益结盟的反应。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与华尔街结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与硅谷结盟。
  该党的很多最大捐赠者和权力掮客将上世纪80年代的“贪婪是个好东西”的风气与自由派权利意识融合在一起,而这是民主党很多选民感到厌恶的。看看上周纽约市的国会初选吧。在众议院领导层中排名第四的一位资深代表,竟然被一个支持就业保证和全民医疗的28岁年轻人击败。
  几十年来,美国商界精英阶层一直在虚伪地寻求分散人们对寡头垄断势力上升的关注。美国企业强烈抱怨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实践和知识产权窃取。
  但在中国市场遭遇挑战时,他们通常会为了保住市场准入而屈服,而不是公开向美国行政当局求助,以发起正式挑战。(有两个公开的例子,康宁(Corning)放弃了一桩与商业机密窃取有关的诉讼,而高通(Qualcomm)向中国支付9.75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
  “触及13亿消费者的想法太有吸引力了,”贸易专家、前民主党工作人员迈克尔•韦塞尔(Michael Wessel)表示,“他们正在牺牲美国的长期经济未来,就为了换取根本不像承诺的那样优厚的回报。”
  让我感到吃惊的是,竟然会有任何西方跨国企业认为自己能够赢得这个打赌。中国已明确表示,它有意在国内以及在中国具有重大地缘影响力的地区给予本国企业更多(而不是更少)支持和优惠准入。
  然而,新自由派永远抱有希望。前几天市场获得了喘息的空间,因为他们认为,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等支持自由贸易的顾问已说服特朗普不要对中国投资实施更严格限制。
  这种喘息是暂时的。尚不清楚中国的反腐运动是会恢复人们对共产党的信心,还是最终会破坏这种信心。
  但美国在制约精英权势方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可以说美国做得更糟糕,证据之一是过去20年进入华盛顿的游说资金增加了一倍多。
  左翼要在资本利得和道德确信之间做出选择。右翼必须判断自己是不是还有灵魂。中间派将支撑不住,而它的坍塌会有重大经济和政治影响。美国很有可能将走向这样一种选择:一边是农村白人推动的法西斯主义,另一边是城市千禧一代推动的社会主义。
  投资者明白,这两个都不会对商业有利。关键的债市指标——收益率曲线——正在趋平,并可能会反转。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经济衰退很有可能出现。
  译者/梁艳裳

来源时间:2018/7/6   发布时间:2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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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农关于中国事务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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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学者智库(ID:windsorfort)

  谢谢邀请我到这里来。我远远不是什么阁下,我出生在美国的蓝领家庭,我是个民粹主义者。我在这里与你谈论全球性民粹主义的兴起。不光是美国而是全球的人民,在美国,印度,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当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联合在一起,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人类的新时代。
  谢谢你带着“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帽子,让我感觉仿佛回到川普支持会的现场。
  这次民粹主义大规模的兴起发生在一个独特的全球阶段,就是中国的崛起。在最近十天到两个星期,发生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十九大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讲话,涉及了中国领导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另一个就是在美国的布朗大学 — 你们知道布朗大学吗,是个很有名的常青藤大学,对我来讲有点太左翼了点 。不过,没问题– 他们的沃森中心做了个研究报告,是关于美国的世界范围的反恐战争的,他们的结论是,过去十七年美国的反恐战争总共耗费了5.6万亿美元,但效果却差强人意。我们没有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获得真正的胜利,5.6万亿却已经花完了,而看起来我们还将花费上百亿甚至千亿美元。
  我们先说习的讲话,我认为这是给全世界的一个警钟,不幸的是,虽然我们有很多大牌的媒体:《纽约时报》、CNN, 《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甚至在欧洲伦敦《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 等等都报道了这个讲话,但他们并没有进行跟进报道,只是在现场做了报道后就离开了。习的讲话指出了中国追求在203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势力,2050年成为主导国家,换而言之就是成为世界的领袖。我想习对如何达到其目标有很切实的计划。
  让我们看看美国的精英们在过去二十或三十年间对中国的崛起是如何对应的。我们的精英们自从尼克松总统在七十年代与中国建交以来就一直相信一种错误的期望,认为一旦中国变得更加富足,中国经济得到发展后,中国的民主状态将得到相依层面的改进, 认为中国越富有,中国就会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变得民主化。而今我们却发现事实是相反的,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精英们相信通过遵循从二战结束到共产国际解体这期间由美国和盟国建立的国际架构和规则,中国会逐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于是美国花了很大的努力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加入世贸经济组织,以此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而我们在过去二十年内看到的不过是个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
  川普总统在他最近的中国之行中他没有责怪中国领导,相反他认为美国的领导人让中国得以利用这个体制来为本国获利,是美国领导层的错误。川普总统指出,这不是个小小的战略错误,而是个将美国和在日本及亚洲其他盟国置于极其不利的处境的本质性的错误。
  实际上,中国的领导者根本没打算加入遵循世界国际规则的行里中来,他们有自己的计划,而且他们严格地执行了他们的计划。
  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在美国的精英们都是笨蛋吗?他们就坐在那里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就没有看明白其中的花样吗?或者是别有原因?这些精英是否是被收买了还是扭头无视?这些问题必须得到答复。因为现在,在美国川普总统掌握了权力,同时打乱了内部的小圈子。
  我作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首席官感到很荣幸。缘起多年前我在伦敦和一群保持派的来自Daily Telegragh,以及其他的报纸和新闻机构的编辑和记者们一起时,深感当时英国的和伦敦的真实情况没有得到报道。当时有一个由Nigel Farraj领导的,跟美国的Tea Party类似的小小的英国政党叫做英国独立党 (the 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 简写UKIP)。英国独立党的兴起就是反精英治国的民粹主义的兴起。因此在2013年我们组建了《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我们也意识到英国的政治简直就是美国的缩影。我们注意到英国脱欧的运动与美国中西部和东部工薪阶层的民粹主义的兴起非常相似。当英国脱欧成功的第二天上午,Nigel Farraj对BBC说,没有《布莱特巴特新闻网》的新闻平台作用,就没有英国脱欧的成功!
  在那60天以后,我成为了川普竞选团队的CEO。英国的脱欧和2016年的川普竞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就是中国。是因为中国出口其通货膨胀,因为中国的出口过剩使得英国中部和美国上中西部的工业地区被掏空。看到这些真相的不是那些精英们,他们在选择性地失明。在美国和英国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是劳动阶层,他们知道那些工厂搬到哪里去了,他们知道那些工作转移去哪里了。
  有位先生叫 J. D. Vance写了一部了不起的书,叫做:Hillbilly elegie (乡下人的悲歌)。书上讲述了川普革命的社会基础,美国的劳动阶层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的倒退。J.D. Vance给我们指出,数个由MIT(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完成的研究指出了工厂搬去中国,工作转移到中国导致了在美国的阿片危机。我们现在看到发生在美国的工业区域发生的是文化的坍塌,社区的解体解体。随着好工作机会的失去,造成的是作为家庭支柱的人只能找到的不足以养活家庭的工作,这样的危机是美国最大的危机之一。
  你们可以也听到了阿片危机,那也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危机。
  我们过去的美国政策,是我们的精英专注于应付管理倒退中的美国。
  这就是为什么在2015年6月当川普在从那个扶梯走下来(我相信你们都记得),在川普大厦的大堂里做了那个激情四射的演讲。当他在扶梯上方的时候,他还只是排名第七的候选人,在他走下那个扶梯做完那个演讲后,他就成了民意调查第一名的候选人,从此一路向前。原因很简单,劳动阶层的民众明白川普不是要去管理倒退中的美国,而是要用他所有的努力来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
  他将如何能够做到呢?这里有三个方面。第一,他将阻止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开始谈论有限制的移民政策,重申美国的主权,让美国劳动者重新获得充分的工作机会。第二,他将把产业工作重新带回美国。第三,他是将要重新审视美国已经陷入十六七年的国外战场,那些沃森中心研究结果证明花费了5.6万亿美元的战争。况且,我们损失的其实不止5.6万亿美元,机会的丧失是无比巨大的。人们说,如果我们把5.6万亿美元花在发展我们的城镇和基础设施,我们应该已经在与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竞争中远远处于优势。
  损失的不光是钱,还有7千多年轻人牺牲的生命和5万2千士兵的受伤。我想估计导致的医疗福利,退伍军人福利,迄今为止价值就达一万亿美元。
  现在美国的领导层里已经不再有人宣扬中国要成为自由民主国家了,中国要成为自由市场经济了。这些专家,对,就是这些给了我们不可思议地可怕的建议的天才们,你们还会继续在有线电视上看到他们。对,他们只是换了个头衔出现。
  现在我们有两派人:鼓吹理性的妥协派和鹰派(点了点自己胸口)。这些鼓吹理性的妥协派弄出了一个的新理论称为“修昔底德陷阱”. 你们听说过“修昔底德陷阱”吗?是历史学家们谈论的源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个概念。 这个战争中有正在衰落的大国斯巴达和正在崛起的古雅典。精英们要避免战争发生的关键是让两国共同协作。而核心论点是衰落中的大国的精英们的任务是要对衰落的过程进行掌控以避免冲突的爆发,把这个新兴大国推向好的方向,从而让它更好地善待这个衰退大国。
  就这样,那些过去宣扬中国会成为自由民主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理性的妥协派,今天又宣扬不要关注习的讲话,不要在意中国领导人的目标和方向,说他们会善待我们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他们朝好的方向引导。
  不过还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美国优先运动的人,我们说,让我们尊重尊重中国领导人的劳动,去好好听听他们的讲话,格外注意他们在对我们说些什么吧。他们是非常直白的,习在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讲话,长达3.5个小时,我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谈了七八回了。对象是一些美国的团体,不同的团体,例如茶党,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基督教团体,信天主教的选民,民粹主义团体,某些对冲基金经理,我跟他们都讲这同样的事情:今天西方面临的危机就在于,习在他发表的3.5小时的讲话中道出了他们未来全球霸权统治的计划,而西方对此根本没有人关注。
  “纽约时报”可能会有一篇报道, CNN做了一篇报道,伦敦的“金融时报”做了一篇报道,“华尔街日报” 做了一篇报道,但是当你观看美国电视节目时,你不会看到对这条新闻的大幅度报道,你看不到连篇累牍的文章,没有人关注它,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件事。其实美国的电视节目,它缺乏我们所需要的严肃性,美国电视节目播放那个演讲时差不多是只播出了有江的那部分,他已经91岁,大家还记得看到他坐在那里用放大镜在阅读演讲稿吗?他一直看着他的手表,因为这场演讲长达3.5个小时,而且我相信在91岁时,能全程坐下来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他们就播出了这段!这是美国和全球媒体从中获取的,你知道的那种,搞笑的部分。但那个讲话一点都不好笑,本来就不是为了好笑而作的讲话,它是讲来在告诉全世界,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就是我们如何去成为主宰全球霸权的大国。对西方来说,这对西方也不仅仅是一个警告,它实质上是说儒家重商主义的权威模式已经赢了。犹太基督教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资本化的西方已经输了。没有比这个更加直白了。
  事实上,这个演讲中中国领导层的计划有五个方面,他们基本上是在规划未来几年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他们实际上会控制世界的主导地位。第一是2025,你听说过2025计划吗? 这是中国领导层几年前提出的一项战略计划,掌控全球10个产业,其中3个产业,芯片及硅片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 第二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中国真正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 每当我作为一个鹰派在美国各地谈到此事时,他们都说,哦,哦,班农,你错了,你错了,中国人从来都不是领土的扩张主义者。 他们其实是地缘政治的扩张主义者。
  19世纪和20世纪有三个伟大的地缘政治理论,它们塑造了19世纪和20世纪。麦金德Mackinder是苏格兰人,马汉Mahan和斯皮克曼Spykman。一带一路的大胆之处,就是将三个地缘政治因素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计划。它结合了麦金德关于谁控制了中亚腹地,就控制了世界岛,控制了世界岛就能控制世界的理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希特勒,彼得大帝,这些世界伟大的征服者都明白这一点,麦金德就是以此来创造出他的理论的。丝绸之路的扩张,把中亚这些重要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用孔子重商主义的市场模式真正地把伊斯兰教政治统一到一个市场中去,那就是一路,或者我认为是一带。一路是马汉理论的产物,这还是大英帝国和后来美国的战略计划的基础,就是把沿途的主要港口都连接起来。
  对了,今天你们能看到中国人在波斯湾,吉布提,南中国海这样做,谁用海军,用港口控制了世界岛屿,谁就会控制世界。他们把麦金德Mackinder和马汉Mahan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但是第三个实际上更加大胆,斯皮克曼Spykman,知道他的人要少很多。他的理论是关于从海洋向内陆的沟通线,他的理论是你得把侵略者远拒国门之外,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外,这是斯派克曼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南中国海就是这个不断的远拒,这个不断的远拒,让日本和美国无法发起大规模的入侵。
  所以第二点,首先是2025,然后是一带一路,第三个是5G网络,5G网络的新发布。 中国在这方面比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先进得多。 如果他们在世界其他国家之前完成这项工作,他们将再一次在科技技术上占主导地位。 其次是金融技术,中国今天的一个弱点是目前西方以及日本和美国等国尚且可以把它从世界资本市场上踢出去。 对它的公司实行真正的制裁,或者把它的银行从全球资金流中赶出去,或者将它的大银行隔离于全球资本市场之外。 在5年, 7年或8年后,随着金融技术的进步,这种可能性将会消失,未来没人能够将中国和中国的体系从全球资金市场中踢出去。 最后是开始用元,或称人民币,来作为汽油和所有石油产品的兑换货币。
  中国要让美元失去储备货币地位。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使美国承担巨大责任,但也使美国在世界资本市场有极大影响力。这五大方面,配合经济发展计划,是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应当走的道路。这样到2030或2035年,他们就可以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15年以后,他们要成就世界霸权。西方对此是如何应对的?西方的反应是…直到川普当选总统之前,西方对中国的反应相当混乱。
  川普总统的中心目标是重振美国,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对中国的货币操纵、贸易不公平加以反制。我们要记得,正是由于往届美国领导人的错误,导致现在美国在许多经济领域已经成为中国的产品发售地,就像以前吉姆斯敦是英国的产品发售地。我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一年是5000亿。这还是扣除了我们向中国出口木材、铜、猪肉、牛肉、玉米、麦子、天然气、石油,还有波音飞机和苹果产品部件…不对,现在我们不向中国出口波音飞机和苹果部件了,他们在中国建了合资企业在当地生产,苹果几乎是中国(公司),他们有苹果云、产品都在中国生产,所有的产品创新最终也会出自中国…。
  过去十年中国通过强制技术转让从美国拿走了3.5万亿美元的技术,这不是偷窃知识产权,偷窃知识产权行为可以用人工进行制止,可以通过加强网络安全,对商业间谍做更好的反制工作来制止。但这个却是献金或为进入中国市场付出的代价,一年3500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中国摘走了民主自由市场系统的花朵,那就是我们的创新。美国强大是因为我们的创新,西方一直都在领导创新。中国的要求是,如果我们的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要交出他们的技术,交出他们的创新。川普总统开始实施301行动,我很自豪我参与了这个工作。301行动就是研究中国政府是如何强制要求以技术换市场,美国应当如何去纠正过来。接下去几周时间你们会看到川普政府公布对301报告的更多增加信息以及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
  还有一个报告是232,是关于钢铁和其他可能领域,美国如何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这些行动在美国并不容易,原因如下:美国的社会精英比如硅谷、华尔街、好莱坞,华盛顿的帝国资本对反制中国没有兴趣,因为他们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到了好处。是美国工人阶层,是中部和南部要进行对抗。美国成为产品发售地地使美国的工人阶层、中产阶层生活受到巨大冲击,所以你们每一天都看到工人阶层、中产阶层在跟那些想管理美国经济的精英阶层抗争。
  这些跟全球的民粹运动有什么关联呢?因为对此事响应的将是全球的民粹主义者们。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是人权活动者,从事人权活动多年。民粹运动在西欧、印度次大陆、美国、非洲兴起。你们开始看到工人阶层,无论男女,团结起来支持某个政治人物或政治运动,为了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不再满足总是让精英管理我们的生活,要有人站出来为我们说话。所以在美国就是川普现象,在英国有法拉奇(Nigel Farage)现象 。民粹运动现在还是刚刚开始。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我在美国也常批评:你赢了几个州,可你丢了弗吉尼亚,你输了这个那个选举。这都没关系,我们不会总是赢。就像你们也不会总是赢。这没关系,时间和历史的潮流在你这一边。只要你努力不懈。如果你努力不懈,你会惊讶地发现有无数的人跟你想法相同。
  在美国川普推出竞选红帽子,写着“重振美国”,一开始没人了解它的含义,没人愿意戴。,他们以为川普是个极端分子,但随着时间…那时候美国每位专家,所有权威人士、BBC的每位专家,全世界所有的专家都说川普会输得很惨。
  我八月中旬,选举85天以前加入川普竞选团队,那时候他的支持率下跌到20、30点,在每个州几乎都落后。精英阶层根本不把川普放在考虑之列了。希拉里在竞选当晚在杰弗逊中心花了上万美元,做了一个假的玻璃天花板降下来。几天之前她的团队已经付钱订好了满趸船的烟火准备庆祝。他们就是这么自信希拉里能大获全胜。但我知道(川普会赢)。川普刚开始竞选的时候, 我告诉他如果他能坚持几条,比如让大众将希拉里等同于一个贪腐无能并且打算管理美国衰退经济的精英,他就会赢。
  他们的调查说你的支持率下跌了两位数,说你输掉了每个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那隐藏着真实数据。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走错了路。7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衰败。这些就是想发声的人。他们不希望美国衰败,他们要重振美国。他们准备支持川普。就算是在竞选最黑暗的时刻,我总会告诉他,您在意志力量上100%领先,您会赢。因为美国的工人阶层不论男女都不希望美国衰败。美国工人阶层的男男女女都不希望社区被鸦片危机败坏。美国的工人阶层在独立革命中挺身而出,在内战中挺身而出,在二战大萧条时期挺身而出,现在是美国历史上第四次他们将挺身而出。您要做的就是坚定地传达您的信念。
  今天我要把这个信念传达给在座各位。这个信念就是:美国的命运不掌握在川普手里,不掌握在班农手上,也不是掌握在某个著名政治人物或伟人例如Jeff Session或他的同事手里。美国的命运掌握在小人物手中,在被遗忘者手中,在沉默的人手中。因为他们突然明白了,随着科技、互联网、通讯技术的进步,草根运动不会再让你沉默。这就是我给你们传达的信念。
  肩负责任是很艰苦的事。我们有伟大的领袖,川普总统和安倍,但肩负美国命运的不是川普总统,不是安倍首相,不是他们。肩负责任的是你,是在座的每一位。我了解到在座各位经受很多困苦,有的被关过监狱,有的在自己的国家被不公平地对待,被边缘化,失去经济发展机会。你必须记住,这是不可摧毁的链条,这个不间断的链条会一代一代地传递。我很想来这里给你们说,我这里有一根魔杖,我一挥魔杖一切都好了,我可以在这里给你换尿布,给你屁股拍粉,轻拍你的头,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它并不会好起来。
  世界现在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境地。你见过在中东的库尔德人。战争的阴云在伊朗或土耳其跟在伊拉克和埃及的库尔德人之间正在形成,那里的情况日益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还有多久就会影响到你呢?多久会影响世界石油 危机?他们会蔓延多久?现在,这个世界正处于刀刃上。我们有一个……我想称之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条长长的黑暗巷子,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期,是个决定性的长巷。你们所做的决定将要决定的是,当我们走到巷子另一端的时候,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将会是和平与繁荣还是20世纪那时的死亡与摧毁?记住,你们大多数出生在20世纪,那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
  我想大约有2.8亿人死于饥饿,对吧?战争中的世界各地的集中营和战争,从现在起的千年后回顾它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他们将会问我们在二十一世纪问我们是否会迎来光明?是劳动的男人和女人团结一起改变了历史还是要重蹈了又一个20世纪的覆辙?请相信我,这些决定都会由你们做出,这是你们在接下来的5年,10年,15年和20年中所要做出的决定。
  我真的要感谢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为了让这次会议顺利进行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巨大的压力让这个会议开不成,巨大的压力不让我在这里讲话。它需要真正的勇气,安倍首相和其他人的真正勇气,让我们的会议顺利进行。请记住,修昔底德说,幸福生活的关键是自由,自由的关键是勇气。丘吉尔曾说,勇气是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因为有了勇气其他的美德才有支撑。
  日本人可以和美国人一起合作因为他们对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灾难具有非同一般的感受。加上中国领导人今天所做的一切。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朋友必须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必须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来做到这一点,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第一次做这样的国际演讲, 而且只有我来日本才可能这么做,并且跟我很喜欢的日本朋友们进行交流。 因为如此我非常大感谢你们,并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个机会,接下来我会回答你们的一些提问。

来源时间:2018/7/5   发布时间:2017/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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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四记连环铁锤没有砸醒中国!

作者:luotdsj1  来源:骆驼到狮子1

  2018年3月下旬以来,川普挑起中美贸易战。在互相指责、各种试探之后,双方进行了三轮谈判,最终因立场差异巨大,谈判最终在6月初崩盘,没能达成任何协议。川普随即把贸易战推向实战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川普始终以关税等制裁手段作为施加巨大压力的铁锤,连续向中国砸来。川普的铁锤是否如李元霸的双锤一样雷霆万钧、眼花缭乱,中国在这样的连环铁锤下是否睡狮警醒、蟠然悔悟,值得仔细分析研究,并提前为今后可能的真正变革之路提供一种探寻的视角。
  一、从混乱信息中看清川普挥舞铁锤的起因
  在中美即将开始第三轮贸易谈判之前的5月30日,白宫新闻网站突然发表声明称,美国将在6月15日后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同时宣布将在6月30日后公布、实施相关措施,来加强对获取美国工业重大技术的相关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出口管制、采取具体的投资限制。在这个时机宣布这个声明,在中国人看来,有些诡异,毕竟,双方商定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一行过几天就会来北京,马上就是第三轮中美贸易谈判,这个声明绝对是谈判上空的一团阴霾。
  很多人对此的理解是美国借机向中方施圧,是川普在谈判时惯用的极限施压的恐吓伎俩,目的是为了给第三轮中美贸易谈判增强筹码,迫使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中国大可不必过虑。
  时间证明,这个判断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川普始终坚持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他所追求的贸易公平,在此之前,他还宣布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钢铝制品分别加征关税。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与理解,当与其他国家产生纠纷、即将爆发战争时,各国的常规处理办法是团结更多的盟友,集中精力打歼灭战,战线不能拉得过长,更不得不节外生枝,这是大家一贯的做法。但是,川普不仅在中美谈判之前发出不利于达成协议的重大威胁,竟然还向自己的亲密盟友开火,让自己成为众矢之敌,这不是惹火烧身、兵家之大忌吗?这种战法,可能中国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
  川普的逻辑是:当你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8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时,打贸易战是不会输的,所以,欢迎来打贸易战。这句话不是狂言,更不是开玩笑,这是川普对自己面临的形势作出清醒判断后,对全世界贸易对象火力全开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更别提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人才等方面的绝对优势。试问,当中国也像川普一样,有一手如此好牌的时候,我们会那么谦恭吗?会去找那么多盟友帮忙吗?还需要那么复杂的战法吗?
  而贸易战中的几轮谈判,可能只是川普试探中国到底有没有彻底改变的意愿,以及可能提出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只是一个过场和程序。
  果不其然,6月2日至3日,中美双方在北京就经贸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后,中国发表了《中方就中美经贸磋商发表声明》,强硬语气喷薄而出,而美国人则保持沉默,中美贸易谈判宣告彻底破裂。估计,川普对这一次达成协议本来就不抱什么希望,或者说在他的判断里,达成协议的时机还不成熟,只有连环铁锤狠狠砸下去之后,才可能出现他想要的结果。
  川普连环铁锤的力道有多大?怎么个砸法?中国被砸清醒了吗?这是一连串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川普四记连环铁锤,蓄势待发
  6月15日,川普的第一记铁锤闪亮登场:他批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理由是中国涉嫌强迫美国企业向中方伙伴转移技术。其中,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措施,对约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开始征求公众意见。
  中国毫不示弱,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随即发布公告: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告。
  这是双方第一次铁锤互对,图穷匕首现,撕破了脸。
  2018年6月18日,川普又一次举起了更大的铁锤:因为中国已决定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加增关税,中国显然无意改变关于收购美国知识财产和技术的不公平做法。川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确定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
  这是川普的第二记铁锤。
  紧接着川普亮出了第三记铁锤:川普宣布,在法律程序完成后,如果中国仍拒绝改变其做法,并且坚持实施其最近宣布的新关税,则美国上述关税将会正式生效。如果中国再一次增加关税,美国将通过再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来予以回应。
  中国对川普的第二、第三记铁锤作出的反应是:严厉指责美国,认为美国的这种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背离双方多次磋商共识,也令国际社会十分失望。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然后,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川普这三记连环铁锤,一锤比一锤沉重,后果也一次比一次严重。
  第四记铁锤:7月1日,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又追加了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的制裁清单,这样,加上之前的4500亿美元的清单,一共有5000亿美元的制裁清单,几乎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5055亿美元的全部。川普事实上已经把中国逼到了悬崖边上。
  中国对川普第四记铁锤的反应是:无线电静默。
  三、川普四记连环铁锤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第一锤500亿美元的制裁清单落实之后,将会使中国国内大量外贸型企业处境更加艰难,甚至引发倒闭潮。其实,在国内房地产高歌猛进,沉淀海量资金,国内大量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举步维艰之时,外资撤离速度加快,同时,其他出口型国家不断蚕食中国商品在世界的份额,中国这些外贸企业早已内外交困。可以想像,在美国加征关税、雪上加霜的大背景下,美国市场一定会被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占领,中国产品今后很难再进入了,而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市场里,中国产品也面临着其他国家的强力竞争,中国产品的优势已经不是那么明显,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劣势,再增加份额的空间已经不大,这个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当然,因为中国对等制裁美国,美国企业也会受到相应的打击,他们的产品也要寻找新的市场,也会受到损失。
  第二锤2000亿美元的制裁清单落实之后,中国基本上就没有对等的应对措施。因为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7年美国对华商品进口额为5055亿美元,对华商品出口额约为1300亿美元,对华贸易逆差约为3755亿美元。且不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中,有多少是中国必须进口的东西,这一锤下去,中国在贸易战中使用关税应对措施方面基本就没有还手之力了。
  第三锤2000亿美元的制裁清单,是美国人是自我加压,自己玩自己的:不管你中国应不应招,能不能应招,美国就是要把从中国进口的绝大多数商品都加征关税。其实,中国也应该没有什么应对的招术了。这样的结果,就成了国内有些媒体早就声明的:面对贸易战,中国一不会怕,二不会躲,大不了把太平洋打成中美贸易的天堑。完全失去美国市场,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稍微有头脑的人都会知道,这个结果,绝对不是国内那几个一天到晚声嘶力竭的媒体敢于表述的。
  第四锤500亿美元制度清单,是川普这个老顽童在玩钉子回头的游戏,他自娱自乐,而且好象玩制裁的铁锤游戏上瘾了。美国以绝对超群的实力,高举铁锤不断敲击中国这个虚胖大个子的过程,川普似乎很享受,他不想停下来。
  如果这四记连环铁锤最后都成了实锤,中国会有多少外贸企业倒闭,多少人失业,多少上下流企业生存困难,外汇储备会以怎样的速度锐减,真的无法想像,也不敢想象。这样的结果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在经济增长这个中国社会最大的稳定压舱石动摇后,各种社会矛盾都会迅速冒头甚至激化,对中国社会、中国所有民众带来巨大影响更是不可预料。
  四、中国在川普铁锤之下的应对措施与贸易战未来趋势
  2001年入世以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在经济上是最大赢家:中国搭上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便车,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攒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打造了GDP世界第二的巨大经济体,高科技突飞猛进,军事实力年年上台阶,中国在整个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至有人提出了中国和美国组成G2,形成共治地球的新格局。而中国的富翁们则把新时代暴发户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精彩绝伦,他们在全世界各地出手阔绰大方,不求最好只求最贵,无法停止的买买买,好象要买尽全世界一样,让各色外国人瞠目结舌。
  另一方面,近10余年来,中国一头扎进世界贸易组织,把中国式的智慧发挥到十二层,把祖宗创造的三十六计推陈出新,大赚世界各国的快钱。同时,国内的改革红利却渐渐消失,改革动力一再减退,甚至出现了走回头路、向另外一条道路迈进的明显趋势,西方社会对此十分关注,也特别警惕。特别是今年中国“两会”之后,西方社会明显感到了不一样的压力,甚至是巨大的现实威胁,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前景充满疑虑。在这个背景下,川普贸易战连环铁锤这个外部压力来得正当其时。因为,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感到倦怠、迷茫、徘徊,甚至前行的内在动力明显不足的时候,需要外面的力量来推动他改变、创新、前进。
  其实,川普对中国的要求主要有三个,他在2018年3至月至6月期间也反复重申过:一是大幅度缩减中美贸易逆差;二是中国不能侵犯、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及科技,更不能以政策规定强制在中国的美国企业转让技术;三是彻底改变中国实行了多年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更是不可接受。第三点是终极目的。
  截止目前,在川普的四记铁锤面前,中国没有表现出满足美国提出条件的真实意愿,也不可能从制度上改变经济运行方式。中国所有应对措施的底线是:可以大量购买美国货物,可以逐步减少中美贸易逆差,可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保障,可以对经济政策做出一些细节上的调整,但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模式是绝对不能动的,《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目标、措施是不容挑战的,更不能更改。
  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中美双方对贸易战前景与最终结局的预判,有着巨大的心理差距,尤其难以很难弥合的是双方认识上、方向上的分歧。所以,中国在川普的四记连环铁锤面前,在战略上选择了藐视与坚守,在战术上灵活机动,并选择了过去对付奥巴马的手段应对川普的铁锤,那些中国式的应对方式曾经多次让中国笑到最后。
  方式一:降低关税,安抚美国。
  2018年5月22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关于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的公告。公告显示,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自2018年7月1日起,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将汽车整车税率为25%的135个税号和税率为20%的4个税号的税率降至15%,将汽车零部件税率分别为8%、10%、15%、20%、25%的共79个税号的税率降至6%。
  5月3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较大范围下调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消费需求。具体内容是:从今年7月1日起:将服装鞋帽、厨房和体育健身用品等进口关税平均税率15.9%降7.1%;将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20.5%降至8%;将养殖类、捕捞类水产品和矿泉水等加工食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从15.2%降至6.9%;将洗涤用品和护肤、美发等化妆品及部分医药健康类产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8.4%降至2.9%。会议认为,进一步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有利于扩大开放、满足群众需求,倒逼产品提质、产业升级。有关部门要落实降税措施,防止中间环节加价获利,让广大消费者受惠,促进国内产业竞争力提升。
  应该讲,这两次关税下降幅度大,涉及产品多,对减少中美双方贸易逆差肯定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当然,这个降低关税的举措是面对整个世界的,而不仅仅是针对美国。按照中国人的一贯作法与思维逻辑,中国这样调整,做出了很大让步,付出了巨大代价,毕竟,关税的降低,直接意味着中国国库收入减少。正常情况下,美国人应该领这个情,并肯定中国正在回应美国的要求,及时改变自己的贸易政策,这是中国的一种主动妥协。中国期望这些措施能够让美国国内在贸易上反对中国的声音小一些,同情和支持的声音更多一些。
  现实的结果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一致认为,中国的措施是表面化的,也是应付式的,他们还一致认定,川普对中国施压的力度还是太小。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前夕,对中国强硬成了新的政治正确,民主、共和党没有谁会傻到放软对中国的指责口气,毕竟,那些选票可是实打实的。
  方式二:未雨绸缪,暗修栈道。
  2018年6月26日,中国国务院宣布,将下调部分亚太国家的大豆进口关税,并公布了其他关税下调的产品清单。中国将自7月1日起将印度、韩国、孟加拉国、老挝和斯里兰卡大豆进口关税税率从3%调降至零。这份清单还包括化学品、农产品、医疗用品、服装、钢铁和铝制品,这些产品分别获得不同程度的关税税率下调。
  这次关税下调的背景是:2017年,中国大豆总需求量11079万吨,国内大豆产量1440万吨,需要进口量9553万吨。中国前三大大豆进口来源国分别是巴西、美国和阿根廷,进口量分别是5093万吨、3285万吨、658万吨。从美国进口大豆价值约133亿美元。
  而印度、韩国、孟加拉国、老挝和斯里兰卡等国均非全球主要的大豆供应国,更不是出口国,他们生产的大豆全部加在一起还不到中国进口的九分之一,有的国家自己还要大量进口。那么,这次降低从这些国家进口大豆的关税,是什么意思?
  目的很明显:全球大豆生产并不处于过剩状态,供需基本平衡。中国每年对大豆是巨量的刚需,而国际市场上,美国大豆是出了名的物美价廉,无论如何怎么辗转腾挪,中国必须要从美国进口大豆。因此,干脆来个曲线救国,把美国的大豆以正常价格弄到印度、韩国、孟加拉国、老挝和斯里兰卡等国家去,让这些国家赚一次钱,再从这些国家把美国大豆进口到中国来,虽然最终的价格可能高了一些,但总比我们自己加征关税后还是要便宜些。至于大豆及其他衍生产品价格上涨的代价,自然会传递并转移到中国广大消费者身上,他们永远是接盘侠,对涨价、提价的忍耐力超强,这个帐,中国的算盘绝对不会打错。
  另外,大概率的是,中国的大豆进口企业可能已到这些国家做了必要的准备,改头换面注册企业,最终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在斯里兰卡进口美国大豆,再把这些大豆出口到中国,最后,美国大豆到中国的所有环节都由中国企业控制。这些手段,中国企业早就运用得炉火纯青。
  中国在这个时候出台这些看似奇葩的政策,就是准备好在与美国开打500亿美元商品的贸易战时,使中国社会的基本需求得到保障,把可能的损失减到最小,把对社会的震荡降到最小。
  方式三:采购美货,减少逆差。
  前些年,一旦美国与中国因贸易发生纠纷与摩擦,中国总会祭出“买、买、买”的终极杀招,大量订购波音公司的飞机和其他机器设备,大量采购美国人的农产品,每次都让美国人满载而归。这样,美国总统对议会有交代,对民众有交代,对企业界有交代,这好象打了胜仗一样,可以让总统在美国国内的压力减小很多。去年,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面,双方商定了100天计划,中国也承诺购买2000多亿美元的美国货,但是后来被中国式的智慧消解于无形,川普很不高兴。2017年11月,川普到访中国,受到超国家元首的接待,还带走2500亿美元的贸易订单。这个订单,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中国将对美国制造业、能源行业进行投资,并扩大对飞机、半导体、食品等美国产品的进口。在签字仪式上,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芯片巨头高通公司负责人以及中国相关企业负责人纷纷登台,在协议书上签字,气氛喜气洋洋,一片和谐美好。
  据说,在2018年6月底进行的中美第三轮贸易谈判中,中方提出,如果川普政府放弃就关税问题威胁中国政府,中国将购买近75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其中包括中国企业购买更多的美国大豆、玉米、天然气、原油、煤炭和制成品。
  但是,这一提议被美国人断然拒绝,也让川普彻底认清了中国在贸易上的底线与应对策略,他标志性的摊开双手,耸了耸肩,决定亮出连环铁锤。因为,川普发起贸易战,主要目的不是要钱,他一开始就说了,要的是对等的贸易关系。川普在签署对华制裁备忘录仪式上说过:“关键词是‘互惠’,这是我想让所有人都记住的词。我们想要互惠—镜子,有人称之为镜像关税或镜像税,只要使用“互惠”这个词,如果他们向我们收费,我们就要向他们收取同样的费用”。
  这一次,在川普的铁锤面前,中国屡次发挥奇兵作用的“买、买、买”招术失效了。
  方式四:避其锋芒,偷梁换柱。
  在贸易战中,不管中国的媒体如何强硬,外交部、商务部发言人如何义正辞严,最后还是要看行动,看结果。不管曾经有多少过失与愚蠢行为,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一直很有谈判智慧,交易技巧一流,在现实面前,他们总会在最后一刻作出理性而正确的选择。
  中国知道,美国人在贸易战中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中国实行了多年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等只是表面现象,也只是阶段性目标。以美国人喜欢刨根问底的习惯,凡事较真的处事方式,注重细节的品质,他们当然清楚,中美之间出现了这么贸易问题,其根源就在于中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府过度直接干涉经济活动,扭曲了全球市场规律,让所谓的自由贸易失去公平和公正,让美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2016至2017年,欧盟与美国分别以6个要素和5条标准否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日本也紧随其后,这些都为今天的贸易战埋下了伏笔,也是其必然结果。在西方那些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主流国家中,不可能长期忍受这样一个怪物存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第二大经济体可以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可以随心所欲、明目张胆地实行重商主义,可以全面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的举措,可以极大的扭曲市场经济规律,最终让市场中那双“看不见的手”失去应有的调节作用。所以,只要中国不彻底改革其经济制度,贸易战迟早会打响,问题只是在什么时间、由谁打响第一枪。不幸的是,就在2018年,美国总统川普扣动了板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继续灵活运用三十六计:不和美国人在中国经济制度是否应该改变这个焦点问题上硬碰硬,而是率先表明改革的态度,以模糊的语言和初步行动向美国人作出承诺,中国将在经济制度上进行在大幅度改革,以此避开美国人贸易战终极目标的锋芒;然后,以时间换空间,进三步退两步,偷梁换柱、李代桃僵,把策略用活,甚至把中国灵活多变的语言用足用活,用巧妙,风头过后,以前怎么干的今后还是怎么干。
  这一手,我们运用得很娴熟,2001年入世谈判成功后,朱首辅也说过:先答应他们的条件,过后再来想办法。当年,中国甚至把谈判达成协议的中方文本与英文文本的解释都做了手脚,让西方人无言以对,无可奈何。如今可以照方抓药,充分发挥中国人钻各种规则间隙的天赋,一样把美国人玩得团团转,最后,最大的赢家一定还是聪明、智慧,灵活、狡诈的中国人。当面承诺一套,背面实行的是另一套;谈判桌上一种说法,谈判桌下另一种表述;明面上取消的贸易壁垒,暗地里安排有大量的隐形非贸易壁垒。这些做法,中国人向来切换自如,没有丝毫的凝滞,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文化背景,他们很难适应、也很难理解这些如此大跨度的转变。
  在美国人连环铁锤的威胁之下,中国人再次亮出了自己的牌,并开始发挥传统智慧,继续重复过去的故事,希望得到理想的结果。
  6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金融、汽车、船舶、飞机、农业、能源、资源、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商贸流通、文化等在22个领域推出新一轮开放措施。规定从7月28日起,外资进入银行、证券、汽车制造、电网建设、铁路干线路网建设、连锁加油站建设等一系列限制将逐步取消。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发布实施2018年版负面清单,是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深入推进高水平开放、进一步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重大举措。新一轮开放将为扩大吸引外资、促进市场竞争、增强创新力量注入新动力,有利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支持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随后,中国又宣布,在自由贸易区里,将对外资开放更多投资领域。这个节奏,好象对美国人的利好消息一波接一波,很是热闹。
  这些取消的贸易禁区和壁垒是美国希望看到的,也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就对世界承诺过的。但是,这些改革和变化,只是让外国企业在中国那些以前只允许国企投资的领域进行投资而已,而且这些开放还有诸多限制,还有很多不应有的缓冲时间。同时,开放这些领域,并没有限制国有企业在这些领域投资,主动权还是牢牢掌控在中国数量众多、体量庞大、手眼通天的国企、企央手中。另一方面,谁也不知道,这22条的背后还埋藏着多少非贸易壁垒和隐形的坑。而互联网、新闻媒体、新型社交媒体、其它主要文化类产品与服务,这些美国人最希望进入领域,依然是禁区。这22条规定有成为海明威笔下22条军规的潜质。
  在国内,有中国人欢欣鼓舞地说,这是中国复兴的22条规定。这完全是误判,也是无知。
  纵观这22条,只是开放部分不会影响大局的投资领域,最根本的是,对外资开放这些领域,丝毫不会改变中国目前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更不允许损害以国家为主体推进的《中国制造2025》的各项规划。因此,这个让步看似力度很大,其实与美国的要求相距甚远,甚至可以说,中美双方在这个方面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说话也不在一个频道上,也说不到一起去。其实双方都明白对方的要求,也知道自己的底线,更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
  从上面的几种应对措施可以看出,中国在川普的连环铁锤面前做好了硬和软的两手准备。到目前为止,中美双方对形势的判断都很清晰,各自的目标也很明确,大家心中就如明镜似的。中国人的底线是保政权、保制度、保面子,美国人的目标是要实利、要对等、要改变。
  贸易战的铁锤落下时,双方谁都不可能全身而退,最终的结局还是要看谁抗打击能力更强,谁坚持时间更长,谁可使用的资源与手段更多,谁的铁锤力量更大,谁的锤法更精湛。目前,从整体上看,美国人的实力远超中国,经济也更加稳健,他们的准备可能也更充分一些。贸易战开始至今,川普的目标从未改变,他的策略非常简单:如果中国同意美国的三个主要要求,制裁就不会发生;如果不同意美国的要求甚至偷奸耍滑,连环铁锤一定会一锤接着一锤疯狂砸下来,一定会把你砸清醒,最终砸得你换了大脑、更新了思想为止,就这么直接干脆、野蛮粗暴。
  2018年7月6日,是川普第一记铁锤变成实锤的日子,所有人都期待后续的精彩对垒。在这样的历史事件面前,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不受影响。在落锤之前,中美双方好象没有语言交流,也没有过多指责与争执,这是大战前的宁静,凝重而压抑。
  未来如何,谨慎乐观加谨慎悲观。

来源时间:2018/7/4   发布时间:20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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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无法调和的认知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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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逄天怡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1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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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年3月起,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6月15日,特朗普发表了500亿对中国的征税计划,中方也立刻决定将会采取等值的反击措施。随后,特朗普表示假如中国再采取反制措施,将再对 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2500亿美元的威胁约为美国对华年出口额的两倍,将令中方无法做到等值反击。去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只有1200多亿美元,因此有美国官员认为在这一点上就赢了中国。然而,为此,北京威胁将采取“质量型”反击措施。所谓“质量型”的非关税措施,专家估计包括搁置审批美企业并购交易、押后发放许可证、对美企进行更多审查、抵制美国货等。像波音(Boeing)这样的美国出口商很可能再度进入中方的视野,以及在中国有400亿美元的美国苹果公司的市场可能面临崩溃,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销售也会面临危机。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欧美跨国公司巨头,就中美贸易战摆出强硬的姿态,表示要对美国“以牙还牙”。最近几个月已经有一些间接证据表明中国进口的一些美国食品、汽车等被拖延通关,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不过,中国海关称这些检查“符合国际惯例”。美国许多的企业高管们对此表示非常担心,主流媒体也纷纷报道美国企业可能成为这场贸易战的下一个受害者。原本看似将要通过磋商解决的贸易争端,在这一系列往复的威胁下, 谈判的希望似乎又变得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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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中美两国现在的态度和舆论环境来看,和平磋商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自贸易战打响以来,中国一贯的态度是期望和平谈判,但是“尔欲战,我奉陪”。对于美国一系列的打击和制裁,中方各部门相继强势回应反击。各方媒体也是竞相发表胜利宣言,大力支持政府,自我赞扬,言辞正义,高涨国人志气。在官方媒体的带领下,中国国内展现出一片高昂的气势,媒体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对美国的作为口诛笔伐。主流的观点大多表示美国正在试探中国的核心原则利益,中国已经“给足了美国面子”,然而美国依然不安好心,不断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有着14亿的人口,面对这种特殊的国情,政府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发展,而美国就是想要剥削发展中的中国,想方设法要来“剪羊毛”、“割韭菜”。各大媒体纷纷表示当美国已经触及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时,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强硬反击,而且绝对有实力打赢这场贸易战。甚至有的媒体发表评论说,美国对中国实施的科技领域制裁正好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看到这样的文章和报道,不少群众表示有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坚决支持政府。
  当然,在中国众多的媒体和自媒体中,也存在质疑的声音。有文章分析称,美国对这场贸易战做了十足的准备,各方面实力也远远超过中国,而最终更受打击的一方很可能是中国。特朗普一贯不走寻常路,只求实效。他早在美国国内做足了准备,实现了减税,逐步使国际资本流回美国,增强经济活力,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时,特朗普早就“威逼利诱”拉拢了一众国家,截断中国的后路。并且特朗普不仅仅打贸易这一张牌,同时还毫不在乎政治正确性地打出了台湾牌,还牵扯进朝鲜,多方面一并给中国施压。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虽然鼓吹自己的实力足够打赢美国,但从综合国力来看,包括经济、科技、制造业、军事、教育等等领域,都还是远远不及美国。文章指出,中国入世以来,不断用甜言蜜语忽悠着其他国家,却其实一直没达到入世之初所做出的承诺,也甚至是从未真正想要做出任何改变。在这样的局面下,特朗普不按照一般套路出牌,很可能对中国构成极大的威胁。虽然也有不少人支持这样的分析,然而,这样的文章通常在面世不久后就会悄然消失,网上舆论依然呈现一边倒的乐观高昂的战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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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站在美国的角度来看,又是另一番景象。面对近些年来中国越来越主动的外交政策,美国一直忧虑中国有称霸世界的雄心和计划。而这会给美国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就贸易战而言,在美国看来,一直在“占便宜”的并非美国,而是中国。中国入世以来,不遵守世界规则,不仅在各种方面占尽便宜,而且越来越激进,极大地威胁到了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安全。近日,白宫贸易政策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分析了中国如何侵略性地威胁到了美国的科技和知识产权安全。报告中指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拥有极大的市场扭曲能力和政策。中国通过关税壁垒、政府补贴、对他国的债务陷阱和不正当的廉价劳动成本等方式,一步步地达到扩张中国市场、占取战略资源、主导制造业市场等目的。除此之外,报告详细分析了中国如何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高科技成果,并占有其他对未来经济和国防发展至关重要的高科技产业。报告给出了近30种中国采取的不正当手段,其中包括盗取知识产权、网络谍报、胁迫性经济政策、产业垄断,甚至还包括派遣中国人进入美国学习先进技术 。报告里表示中国这些做法极大的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和利益。特朗普最近的讲话中提到,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总有人想要复制它、窃取它,他表示“我们拥有最棒的科学家,最聪明的大脑,并且我们必须要保护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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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来,美国官方一直对中国持有一种相当警惕甚至是敌对的态度,也有媒体评论说美国有充分的理由需要将贸易战继续和中国打下去。美国媒体表示除贸易之外,下一个战线将会是针对投资。不过最近,不知是否是受到中国的强硬态度的影响,6月26日,特朗普表示将会缓和在这场争端中的态度。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是受到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Steve Mnuchin)的影响,表示将会与国会商议出更加缓和的对华政策,暂时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特朗普表示,美国新推出的政策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投资,同时还包括其他的国家。现在看来,特朗普并不打算在短期内将中国逼得太紧。
  不过中国官媒也曾表示,磋商并不应该是反复折腾,希望美国能拿出诚意来务实沟通。就最新美国表示出的对中国投资的缓和态度,中国表示乐于看到这样的态度,并指出只要美国不是单独针对、有意敌对中国,那中方对美国的举动并无异议。同时,中方表示将会持续密切观望特朗普对中国投资方面的态度和计划。
  这样看来,一度紧张的局势似乎略微有所缓和。不过,从中美两国官方媒体的态度看来,中美双方依然是存在着不可调和的认知冲突。站在两国各自的立场上,双方都认为彼此有威胁于本国的根本利益,并且在此问题上都没有退让或是改变的打算。一边是不按套路出牌的特朗普,一边是越来越强硬的中国。如果说守成之国和崛起之国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不知道在这次中美贸易战中,双方能否找到共同利益的出发点,真正通过磋商达成妥协。毕竟,就目前的状况而言,硬碰硬最有可能带来两败俱伤的结果。

来源时间:2018/7/4   发布时间:20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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