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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伙伴纷纷转向,美国正在走向边缘

作者:WENDY S. CUTL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近来,贸易界出现了一个新时髦词:多元化。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多元化时机了,”在七国集团最近的灾难性会议之后,加拿大贸易部长的一位发言人在推特上写道。
  今年春天,韩国在与美国进行了长达六年之久的贸易协定重新谈判之后已变得如此之沮丧,以至于韩国决定转向其他国家。在协定宣布后不久,韩国贸易部长就开始了“贸易多元化”战略。
  多元化是一种礼貌的说法,实际上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友们认为,我们已经变成一个不可靠的伙伴,他们现在正在转向其他地方。从渥太华到布鲁塞尔,再到首尔,我们的贸易伙伴们已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表示厌烦,他们已经放弃了试图讨好特朗普总统、或试图说服他自由贸易是好事儿的做法。为了减少他们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减少他们在潜在的全球贸易战中的风险,他们正在缔结把我们完全排除在外的贸易协定。
  6月14日,加拿大政府要求议会批准一项新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新协定因美国去年的退出,不再包括美国。6月18日,欧盟贸易专员访问了澳大利亚,三天后,新西兰开始与欧盟谈判自由贸易协定;6月22日,韩国宣布了将与俄罗斯进行两国之间的首个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计划。
  这些举措是对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靠性和不可预测性的直接回应,它们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重点——重新谈判协议、惩罚违规行为——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有效果。
  特朗普总统可能希望用更好的协议来取代他不喜欢的、“糟糕的”老协议,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不愿与美国谈判新协议。长长的、不断增长的关税清单,特别是那些基于令人生疑的国家安全理由的关税,削弱了特朗普政府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的能力,解决合理的担忧、尤其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需要这些联盟。
  相反,我们最密切的贸易伙伴正在忙于为受美国提高关税影响的产品寻找新的出口市场,他们也在为将受本国计划实施的报复性关税影响的美国产品争取新的供应商。
  比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一直努力与特朗普总统建立密切关系。但现在,日本最大的出口产品,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突然面临着美国对其加征25%关税的威胁。正如安倍晋三对日本议员所说的:“日本很难理解,我们不能接受。”
  因此,日本正在加速与其他国家的谈判。日本和欧盟计划在今年7月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此外,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是日本挺身而出,填补了美国留下的领导空缺。日本国会本月通过了一项批准修订后的协定的法案。
  特朗普政府的调子和政策,甚至让中国和墨西哥这两个长期的竞争对手走得更近了。这两个国家曾经作为低成本制造商进行直接竞争,而美国是它们最重要的市场。在特朗普开始鼓吹提高关税、并可能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墨西哥经济部长伊尔德科诺索·瓜哈尔多(Ildefonso Guajardo)把去年对中国的访问称为“战略杠杆”,说访问“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我们有(美国以外的)其他选择”。
  与此同时,中国正致力于吸引贸易伙伴。中国政府想让他国视其为自由贸易先锋和多边贸易体系捍卫者的宣传运动遭到了相当多的怀疑。但中国与日本、印度和其他国家加强商业联系的努力正在取得进展。安倍晋三今年5月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晤后表示,他希望“把日中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世界其他地区正在构建一个不包括我们的新贸易结构,美国正在被边缘化。我们的工人、农民和公司将被挡在重要的市场之外。我们将失去帮助制定先进技术的贸易规则和标准的机会,比如在替代燃料汽车、3D打印和人工智能方面。全球供应链和区域供应链将越来越多地绕开美国。美国遏制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多年努力将失去关键的国际支持。
  当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仍将对国际商务起主要作用。我们的市场对他国的出口产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方面的出口竞争力很强。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全球储备货币,世界上的大部分贸易以美元计价。
  但是,过高地估计我们的谈判筹码是有危险的。随着我们的合作伙伴将目光投向别处,贸易模式将发生变化。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与我们的盟友建立信任。我们现在正在挥霍这种信任。

  Wendy S. Cutler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副所长,他也是前美国贸易代表。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8/6/29   发布时间:2018/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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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打响的对华科技攻防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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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UCHIR SHARMA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上个月到北京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没法连上谷歌(Google)、Facebook或优步(Uber)的。没有这些西方网络生活中的主要元素就已经很奇怪了,更奇怪的是,我发现中国人似乎一点都不觉得缺少了些什么。他们搜索找百度,在微信上过社交媒体瘾,叫车用滴滴,透过“今日头条”这样的网站浏览新闻。而且,尽管他们知道北京在看着,但仍然接受这种监视,好像这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样。
  中国政府用自己的品牌、规则和文化创造出一个替代的互联网世界,在其中,隐私是不存在的。但中国政府真正的雄心在于冲出这个平行宇宙,不仅要主导互联网,还有全球科技行业。为了遏制北京,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利用科技保护主义行动进行反击,在全球贸易战中开辟了一个危险的新前线。
  特朗普总统意外地成为这场针对中国科技主导权战斗的领导人。他被广泛视为铁锈地带行业的拥护者,最近对所有主要钢铝出口国施加了高额关税,这不仅引发来自中国的强烈抗议,也引起了德国和加拿大这些美国盟友的不满。但与正在出现的与中国的科技战相比,钢铁只是幕间的穿插表演。
  长远来看,技术将决定哪些国家最终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尽管人均GDP中有20%是由劳动力和资本带来的,但剩下的80%则取决于经济体开发利用新技术来提高产量的速度。因此,中国追赶西方世界生活标准的雄心,基本上取决于它在技术上能以多快的速度赶上或超越西方。
  当特朗普回应中国的掠夺性科技贸易行为,对中国——而且只对中国——加征500亿美元关税,并且威胁如果北京坚持报复措施,将进一步加征2000亿美元关税时,即使对特朗普钢铁关税感到不快的盟友也基本上表示支持。本周,特朗普支持对中国在美技术投资,及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加强审查。
  特朗普正在加速和扩大在他上台前就开始的贸易战的范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开始限制贸易、资本和移民的跨境流动。全球化的倡导者们预言,边界至少会在一个领域消解掉——数字科技和网络——但中国已经表明,一个坚定的政府在虚拟空间也能建起高墙。
  总统在对华贸易上的强硬立场可能比他本人更受欢迎。西方的压倒性共识是,北京追赶上来的方式是不合规的,它迫使在华投资的企业分享他们的最佳技术,或是派出黑客窃取。尽管向一流科技大国借鉴是标准的发展战略——想想19世纪美国模仿英国工业技术,以及日本复制美国技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但中国这场运动的规模和组织方式,都让人感觉这种威胁前所未有。
  北京已经彻底禁止了像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外国竞争者,并对其他企业实施严格监管,使得它们只得将自己出售给中国竞争对手(优步),或是被迫考虑退出中国市场(亚马逊)。本质上说,中国已经打造出了国内互联网垄断公司。这些垄断企业在巨大的本土市场所获颇丰,为其在国外大幅扩张提供资金。例如,有人告诉我,每10个日本人里,就有一人购买“今日头条”新奇的内容整合服务。
  去年,北京把珠江三角的制造业中心重新定位为“大湾区”,并且开始敦促区内主要城市——深圳、广州、香港——携手合作,成为硅谷在中国的对手,并超越前者。
  在北京,人们谈论的是“中国创造”如何取代“中国制造”。有人声称,在一些关键领域,深圳的创新程度已经超过硅谷。现在的中国不再只是用别处生产的零部件组装简单产品,而是越来越多地被看做在人工智能、无人机以及其他先进科技领域的前沿设计师和开发者。
  在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联网公司中,11家是美国公司,9家是中国公司。中国巨头正在激增,五年前仅有2家。目前,他们还主要局限于中国的地界。腾讯和阿里巴巴超过90%的流量来自本国,而相比之下,谷歌和Facebook大约只有10%,但他们都在计划扩张。
  为限制中国的技术扩张,特朗普政府已采取了多种方式。最近,一个负责审查投资安全威胁的行政部门委员会阻止中国某公司收购转账服务公司速汇金(MoneyGram)。在另一案例中,由于该委员会担心中国对全球移动网络的潜在影响,博通公司(Broadcom)收购芯片制造商高通的计划落空。由于被特朗普政府禁止进口美国产品,中国的大型智能手机制造商中兴通讯在无法获得美国关键技术的情况下被迫基本停业。
  在中兴支付了10亿美元罚款并解雇了公司高管后,特朗普同意解除禁令,但国会并不同意。参议院投票决定恢复禁令,这可能会加速贸易战的到来。当我在北京的时候,许多中国人都在说,中兴所受的耻辱如何鼓励了中国的官方行动,旨在减少中国对美国半导体、软件及其他重要技术进口的依赖。
  特朗普政府的下一次进攻预计将会集中于金融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敏感领域,新的管制不仅针对美国出口中国的技术,还针对美国在中国的投资。美国的许多西方盟友已经采取了类似步骤。德国正在收紧中国企业的投资规则,并在抗议德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的限制。澳大利亚据称也在考虑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公司的5G技术铺设工作。
  最近,欧盟实施了新的数据保护规则,主要是为了让消费者对被Facebook等巨头掌握着的信息有更大的控制权,同时也是为防止中国之类监视国家的蔓延。欧盟还在考虑新的单一数字市场,部分是为了向欧洲公司提供市场,让它们有机会能发展得与中国的竞争对手一样壮大。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复制了中国外部障碍和内部监督工具的要素:俄罗斯、巴西等国家要求外国互联网公司把服务器存放在本国,更易于让政府监测控制。卡塔尔、伊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已禁止了WhatsApp和Viber等外国服务。这些举措可能是出于控制政治讨论的意愿,而非贸易,但仍会引起报复。
  若是这样,数字互联的世界就有可能会被千刀万剐而死,而技术保护主义将在下一轮全球衰退之中被进一步推动。从美国到欧洲、日本,公共债务高企,赤字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一旦出现经济放缓,政府将很难用增加支出来应对。中央银行也无能为力,因为利率仍然很低,目前已经没有空间也没有理由进一步下降。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或将保护主义视为他们最后一种还未用上的手段。
  在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支持自由贸易都是坚定的共识,使得即使在艰难时代,政府也很少采取提高关税的措施。2008年后爆发的贸易战主要涉及非关税或“隐形”贸易壁垒,其中包括廉价的国家贷款和优惠产业补贴。但在过去的两年中,特朗普以及其他反全球化民粹主义者的崛起,又以各种形式散播了保护主义,其中便包括技术保护主义。
  全球金融市场一直选择无视酝酿中的贸易战,这一点最近才有所改变。随着关税威胁规模扩大,战场由锈带行业转向了新技术,市场愈加难以控制。到目前为止,股票在中国遭受的打击比在美国更大,但是不会有谁是赢家。对美国投资者和制造商的最新调查显示,他们最大的担心是贸易战的威胁。
  去全球化的风险正在增加。如果目前的小规模战争变成了一场全面的贸易战,那么过错将被归咎于压死骆驼的第一千根稻草。但真正的过错却在于之前的999根。

  Ruchir Sharma是《国家沉浮录:后危机世界的变革力量》(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的作者,目前是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师、观点文章作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8/6/29   发布时间:2018/6/29

旧文章ID:16490

肯尼迪大法官退休:影响最高法院30年的摇摆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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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AM LIPTAK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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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M·肯尼迪大法官,摄于2015年。他
在美国最高法院任职30余年。 GABRIELLA DEMCZU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华盛顿——安东尼·M·肯尼迪(Anthony M. Kennedy)任大法官三十余载,历经威廉·H·伦奎斯特(William H. Rehnquist)法院和小约翰·G·罗伯茨(John G. Roberts Jr.)法院。按照传统,最高法院以时任首席大法官的名字命名,自2005年起为罗伯茨法院。
  但如果影响力是决定性因素,1988年以来,将最高法院称为肯尼迪法院更为准确。
  在整个任期内,肯尼迪大法官身居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中心点,尽管他在任期前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同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一起站在中间派立场。待到2006年奥康纳退休,他的这一票就无可争议地成了最高法院大多数势均力敌的案件中的关键。
  在大约51项双方势均力敌的判决中,肯尼迪大法官加入了占多数的自由派,而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则站在反对的一方。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法学教授、政治学者李·爱泼斯坦(Lee Epstein)说,所有这些判例都有可能陷入险境。
  当然,肯尼迪大法官也经常站在保守派一方。他起草了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一案的多数意见书,该判决允许公司和工会无限制地向竞选活动投入资金。在布什诉戈尔案(Bush v. Gore)中,他站在多数派一方,将2000年总统选举赢家判给了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有关第二修正案和投票权的案件中,肯尼迪大法官也投票支持最高法的保守派。
  然而,在关于有争议的社会问题的重要案件中,他经常支持最高法的自由派,包括关于同性恋权利、堕胎、平权行动和死刑的自由派裁决。如果最高法中有两名由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这些裁决可能会被逐一推翻。
  比如,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裁决确立了堕胎的宪法权利,然而特朗普发誓要任命否决该裁决的大法官。虽然这种事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是如果另一个被特朗普任命的法官加入最高法院,对堕胎的严格限制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最高法院最近一次堕胎案中的投票数字很能说明问题。2016年,最高法院在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Antonin Scalia)去世后人数不足,肯尼迪大法官加入了法院的四人自由派,推翻了德克萨斯州一项严格限制堕胎的法律。如果把肯尼迪大法官换成两名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那么这项裁决几乎肯定会有所不同。
  同性婚姻权利似乎安全一点,特朗普说过他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但包括两个特朗普任命大法官的最高法院,不太可能扩大同性恋权利,而是会乐于接受反对同性婚姻的宗教团体的论点。
  据最高法院一位发言人称,肯尼迪大法官于周三告知同事自己决定退休,于7月31日生效。
  肯尼迪大法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联邦司法系统为国家服务43年,其中30年在最高法院任职,这是我的最高荣誉与荣幸。”
  在致特朗普的信中,81岁的肯尼迪大法官称“能在每宗案件中探求如何以最佳方式了解、阐释和捍卫宪法,以及法律务必遵从于它的授权和承诺,令我满怀感恩。”
  这种热情、华丽、有点神秘感的语言,是他司法写作的特点,不见得符合所有人的口味。
  肯尼迪大法官的意见书中往往充斥着模糊和崇高的语言。
  “在自由的核心,”他在1992年维护堕胎宪法权利的裁决中说道,“是定义自身存在的概念、意义、宇宙与人类生命奥秘的权利。”
  类似的言语激怒了他的批评者,特别是斯卡利亚大法官。在2003年的一篇不同意见书中,斯卡利亚嘲笑了“那著名的甜蜜生命奥秘段落”,还称其为“吃掉法治的段落”。
  肯尼迪大法官在法庭上发表的最后几次意见具有告别演说的性质。他在烘焙师与同性恋伴侣冲突一案中写下了一篇无结论意见书,并且在几个案件中支持回避宪法是否禁止党派不公正划分选区的问题。
  肯尼迪大法官重视文明和尊严,在特朗普的时代,这一点似乎要付出代价。在周二决定维持特朗普的旅行禁令的同时,他似乎指责了总统的粗鲁,尽管他说,法庭无法强迫总统以他所珍视的庄重行事。
  “有很多例子说明政府官员的言论和行为不受司法审查或干预,”他写道。“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官员可以自由地无视宪法及其主张和保护的权利。”
  “所有官员遵守宪法的誓言,并不局限于司法系统可以对官员的言行进行纠正甚或评价的范畴,”他写道。“实际上,恰恰由于官员可能会拥有广泛决定权,而且不受司法审查,他们务必要遵守宪法及其意义和承诺。”
  特朗普的新人选几乎必然跟随法院最为保守的成员投票,将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推向法院的意识形态中心点。近年来,首席大法官略微偏左,但除了支持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的医疗保健法案的两票以外,很难指出他有哪个重大决定曾使政治保守派失望。
  “如果罗伯茨是中位数,那么法院可能已经彻底偏右了,成为了现代历史上最为保守的法院,”爱泼斯坦说道。
  在刚刚结束的最高法院庭期内,罗伯茨似乎已经在向中心移动,在有分歧的案件中,他比其他任何一个法官都更多地加入了多数派。该庭期出现了一连串惊人的保守派判决,包括轰动性地支持特朗普的旅行禁令,以及对工会施加重大打击。
  “本次任期让我们提前看见了如果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成为了摇摆票的话,最高法院会是什么样子,”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法学教授利亚·利特曼(Leah Litman)说。“进步派会输,除了几起刑事案外,他们会输掉很多案子。”
  法律专家想不到近现代还有哪位首席大法官同时也是摇摆大法官。
  肯尼迪大法官本人并不喜欢被人称为摇摆大法官。“案件在摇摆,”他于2015年在哈佛法学院说。“我不摇摆。”
  这话没错。他的法学是多种责任感的独特混合体,但这些责任感是坚定而强硬的,由此得出了有力的、往往为多数群体发声的意见。
  “不管什么时候,不在多数的一方会让你觉得这一天是灰暗的,”他2009年对C-Span频道说。照此标准,肯尼迪大法官经历过的灰暗日子可谓少之又少。

  翻译:Jowii、晋其角

来源时间:2018/6/29   发布时间:2018/6/28

旧文章ID:16489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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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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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习近平说,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密。中国人民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会走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更不会给世界造成混乱。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建交近40年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中美关系发展得好,可以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中美在广泛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双方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宽广的太平洋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中美双方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推进两国关系发展。在看到中美存在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也不回避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坚定的也是明确的,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别人的东西我们一分一毫也不要。
  习近平说,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两军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自古知兵非好战,加强两军各层次的交往和机制建设,有利于消除疑虑,防止误解误判和意外事件。希望两军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合作,管控风险,推动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
  马蒂斯感谢习近平的会见,表示美方高度重视两国两军关系,两军关系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作用至关重要。美方愿以美中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扩大互利合作,管控分歧风险,避免冲突对抗,使两军关系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建设性因素。
  马蒂斯转达了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习近平请马蒂斯转达对特朗普总统的问候。
  魏凤和等参加会见。

来源时间:2018/6/28   发布时间:201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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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众议院未能通过共和党关于移民改革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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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华盛顿6月27日消息,在经历了数周协商乃至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后,美国共和党关于移民改革的议案27日仍未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关于移民改革的议案是数月来美国国会两党博弈的一大焦点。继上周一份倾向于共和党保守派意见的移民议案以193票赞成、231票反对在众议院折戟后,上述这份相对折中的共和党移民议案27日仅在众议院获得121票赞成,有301名众议员投下反对票。
  该议案内容包括为特朗普在边境建墙拨款约250亿美元,为“梦想生”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路径,让“骨肉分离”的非法入境者团聚,结束绿卡抽签计划并限制亲属移民等。
  尽管这份折中的移民议案近期两次推迟投票以期赢得更多支持,但仅有121名共和党众议员投票赞成,还有112人反对,这表明除了民主党议员的反对,共和党内部也是分歧严重。
  当天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表示,众议院应当通过这份议案,尽管民主党不可能让它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NBC等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近期前后矛盾的表态让共和党议员无所适从。此前特朗普虽表示支持共和党的移民策略,但并未明确表示支持该议案,同时还暗示这是在浪费时间,共和党应该等到中期选举之后再采取行动。
  据白宫随行记者称,特朗普仍将移民议案未获通过归咎于民主党。他说,当前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民主党在参议院的票数,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为众议院的议案过于激动,因为它不可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他甚至说,不可能让民主党为任何事投票,即使给民主党100%想要的东西甚至双倍,他们仍然不会让它获得通过。
  众议院议长瑞安表示,如果这份折中议案未获通过,共和党将提交一份内容更简单的议案,即仅解决近期愈演愈烈的非法入境者“骨肉分离”问题。不过,国会即将开始美国国庆假期,相关议案何时能够呈现还是未知数。

来源时间:2018/6/28   发布时间:2018/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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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宗:“特朗普化”深刻影响美国及世界

作者:张文宗  来源:环球时报

  特朗普执政已500多天,对美国国内外产生的冲击仍在继续。近一个时期,特朗普对美国非法移民的“零容忍”政策招致强烈批评,对盟友加征钢铝关税导致七国集团裂痕加深,威胁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贸易战令全球股市下挫,但特朗普本人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反而有所上升。加之美国经济表现不错,认为国家走向正确的民众比例也有所增加。随着“通俄门”调查的推进和中期选举的压力增大,特朗普似乎在我行我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看来不会安静下来,美国乃至国际社会是否继续“特朗普化”,真成了一个问题。
  共和党正被改造成“特朗普党”
  即将到来的2018年中期选举,是检验美国政治是否继续“特朗普化”的重要参考。特朗普性格乖张、滥用行政令、“推特治国”、大老板式的用人之道等,尽管对美国政治颇具冲击力,但其卸任后这些“个性影响”都可能大幅减退。政党政治是美国政治的核心,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改造则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关于特朗普和共和党到底谁改造谁的问题,现在看来,作为美国政治权力的核心,特朗普总统对共和党的塑造力更强些。此次中期选举,包括众议院议长瑞安、与特朗普互怼的共和党参议员弗莱克、科克等在内,想退休或不寻求连任的共和党议员近50人。在这些建制派心灰意冷之际,那些表现得“比特朗普还特朗普”的共和党参选人在初选中表现抢眼。对他们来说,特朗普的站台成了胜选的利器。
  如同2010年“茶党”运动推动多位反建制议员进入国会一样,如果此次选举反建制的参选人成批量进入国会,并帮助共和党继续控制两院,特朗普在国会的同盟军将会壮大,未来美国的“特朗普化”还将继续。共和党正从一个秉持自由贸易、在移民问题上比较宽容的政党,被改造成“特朗普党”。
  根据美国政治的钟摆效应和历史规律,美国主流媒体倾向于认为共和党将在中期选举丢掉些席位,民主党至少会夺回众议院控制权。如果民主党控制国会一院或两院,必定会从立法层面全力阻挠特朗普的施政。当前,特朗普和共和党均誓言扭转历史规律,不甘寂寞的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还通过媒体向前老板喊话称,只要特朗普“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并全力助选,共和党仍将赢得中期选举。看来,此次选举定是一场恶战,直接关乎特朗普的执政地位和美国未来政策走向。
  美国政治和社会都在“特朗普化”
  如果说2018年中期选举是检验美国政治“特朗普化”的期中考,2020年美国大选就是一场大考。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筹备竞选连任活动的总统之一。其“永续竞选”的执政风格和相关政策,包括通过放松监管和贸易保护振兴钢铁、煤炭和汽车等传统产业,瞄准的就是2016年大选中将其送入白宫的中西部“铁锈带”选民。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的强硬态度、削减合法移民数量的立法努力等,一个出发点是保护白人蓝领和中产阶级的就业和福利。在美国红蓝政治版图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得“摇摆州”者得天下,得“铁锈带”者得天下。
  纵观美国政治史,美国两党的意识形态呈现周期性变化,背后的选民群体也在不断分化重组。如果特朗普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逆转,导致“铁锈带”的白人蓝领更坚定地从民主党倒向共和党,并让特朗普成功连任,则表明美国发生了新一轮的政党重组,美国政治的“特朗普化”将更加彻底。特朗普在移民、控枪、堕胎等议题上的保守政策,虽然激起强烈反弹,但已经扭转了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社会左倾势头。如果对外来移民的强硬态度成为美国民意的主流,则表明美国社会也“特朗普化”了。
  不管中期选举结果如何,未来两年两党及其选民群体的斗争将更加白热化,“美国反对美国”的图景将更清晰。如今特朗普的极端政策刺激民主党紧密团结,积聚反特朗普的力量。如果民主党在2020年大选中推出有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并通过出色的选民动员实现更高的投票率,就有可能掀起“蓝色巨浪”,并最终击败谋求连任的特朗普。近年来,女性选民对特朗普不尊重女性的言论日益不满,正释放出更大的政治能量,她们未来的政治倾向可能成为决定美国政治和社会走向的关键。
  国际社会也面临“特朗普化”风险
  国际社会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的互动,则影响着国际社会“特朗普化”的程度。特朗普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造成巨大震撼。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特朗普的任性和“退群”有深刻的国内根源。当今的美国无意承担更多的盟友责任和国际责任,难以继续为贸易伙伴提供更大的市场,是美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对下降、国内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特朗普不顾盟友的求情对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加征钢铝关税,并在气候变化和伊核问题上与之分道扬镳,使七国集团面临成立以来最大的窘境。联合国、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国多项政策的批评,更凸显美国单边行为的不得人心。更重要的是,如果特朗普在贸易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肆意妄为,作为国际政治稳定器的中美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中美的竞合关系将被中美对抗所代替。仅就贸易而言,如果特朗普不顾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升级贸易战,由此引发的产业危机可能在部分国家触发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
  一旦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将标志着国际社会被“特朗普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否形成合力,慑止并塑造特朗普的政策和行为,关系重大。
  美国政治和世界政治均处在痛苦嬗变的阶段。一些学者认为特朗普是位“破大于立”的总统,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新秩序很难在特朗普任内建立起来。这一看法有道理,如果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像美国前总统胡佛一样引爆美国股市,美国的政治生态将迅速变化,国际社会也将面临更大不确定性。(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美国政治室主任)

来源时间:2018/6/28   发布时间:201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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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国为什么要和中国进行“新冷战”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在矛盾中制定也是在矛盾中实施的。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员、第二大经济体,“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让美国异常忧虑甚至恐惧,因为这些意味着中国已开始改写或重新制定国际规则。
  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如此恐惧?简单地说,美国这几年来逐渐形成对中国的三个冷战判断。尽管这几个判断是完全错误和带偏见的,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则是确实的。
  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这方面,西中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的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把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当看到中国不仅没走西式“民主道路”,还发展出自己的政治模式时,西方莫名其妙地感觉到“威胁”。对西方而言更严峻的是,越来越多国家会仿照中国的“权威主义”体制。
  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具有自己特殊的“混合经济模式”。但西方简单地将其视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西方看来,已成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
  第三,对所谓的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主要表现在西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冷战式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
  对中国来说,绝不可忽视这三个判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方面:一、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霸权;二、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让中国成为另一个苏联;三、改变中国成为类似西方的国家。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用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既然没能力围堵遏制、也没能力改变中国,可行选择就是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与其进行一场新冷战,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努力遏制、孤立中国。
  但中美之间爆发大规模热战的可能性极低。对美国来说,武力较量只是为更有效地进行一场新冷战。因此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化解热战威胁,更要有勇气和美国打一场新冷战。一旦贸易战演变成冷战,会是全方位的。
  多年来,中国提出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目标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现在,美国要通过贸易战来拖慢甚至遏制中国崛起。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吴下阿蒙”,有能力和美国较量了。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大国地位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亦然。(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来源时间:2018/6/28   发布时间:201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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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肖然:从文化差异看中美贸易冲突

作者:胡肖然  来源:FT中文网

  ——浅议贸易战背后的心理学逻辑
  在过去的数月中,中美“贸易战”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贸易冲突开始以来,我们看到了各种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进行的分析。诚然,大国角力的政治戏码与全球经济的风云浪潮固然与贸易战兴覆密不可分。我们或许还可以设问:当下的中美贸易冲突真的仅仅是政治与经济两种“气候”催生的么?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否其他原因虽然表面上并不左右纷争,但却默默为其推波助澜?
  作为在西方研究跨文化管理的一员,笔者认为这场大张旗鼓的贸易战背后中美两国霄壤之别的文化差异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虽然不一定能解释这次起伏更迭的冲突之全部,但与经济、政治这些风云变幻的外部表象所不同的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差,恰恰因为它在我们生活中的无往不在而易被熟视无睹。拨开政经疑云,或许可以借助文化维度理论(cultural dimension theory),从文化差异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揭示这场贸易冲突的一些鲜为人道之面。
  为什么美国认为自己一直在“吃亏”: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对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曾开展了一项涉及全球的问卷调查,提出了日后颇具影响的文化维度理论来描述多样文化间纷繁复杂的差异:其中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分庭抗礼或许最广为人知。此后浩如烟海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调查,都反复表明中美文化在这一主要维度上呈现截然相反的特征。或许正是这一差异所塑造的民族性格和社会价值观,催生了中美对于贸易逆顺差状况不同的直觉反应。
  美国文化极为强调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独立的自我构念(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s),它与强调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和互依自我构念(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的中国文化截然不同。长期浸润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人习惯于把个体感受当做决定态度和行为的最主要因素而代代相传,个体主义作为一种处世哲学被全社会奉为圭臬。扣动这场贸易战扳机的美国决策当局正是由这样一群深植于个体主义和独立自我构念的文化土壤中的人士所组成。组织行为学的一个经典发现也表明当群体由高度同质化的个体构成的时候,个人的思维模式会在群体决策中被进一步放大甚至极端化。也就是说,当一个政府的决策机构由一群笃信个体主义的人组成时,它的决策过程越强调“民主程序”、越“海纳百川”,决策的结果往往越容易反映出更加强烈的个体主义倾向。
  与此同时,文化是个体习惯的群体化呈现,这一过度强调个体感受的思维在宏观层面也自然而然让美国的决策当局和领导人形成了过分聚焦美国一国在双边贸易中处境的思维模式,继而造成了目中无“他国”,过度关注所谓“美国的利益和感受”。此外,对于个体独立性近乎痴迷的追求使得美国的决策当局有时很难清晰全面地认识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的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e)。当美国人觉得自己的国家并没有在贸易这场“游戏”中得到“结果分配”的优势时,他们更容易觉得这一切是不公平的(unfair)。对于美国而言,这种所谓不公平的贸易状态代表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冲突。因而一场直截了当的“贸易战”在美国执政者眼中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项。
  反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传统文化,人们习惯于将自我定义在与群体和他者的关系中。自我的意志与感受往往并不是决定动机与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有时甚至还需要被置之不理;任何行为可能给他者带来的影响和后果都是必须深思熟虑的要义。有趣的是,这一集体主义和互依的自我构念恰恰和国际贸易互惠互利的内在逻辑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和吻合度。此外,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思维模式融入文化DNA的时候,和某一个国家之间暂时的贸易逆差状态并不意味着必然的敌对与冲突;暂时的贸易顺差也不代表着对他者的征服与自己的胜利。如此,这样的文化基因也在潜移默化中让中国人更倾向于相信“任何贸易战都只可能两败俱伤”。
  为什么美国不在乎主动挑起中美贸易争端?:刚性与柔性的碰撞
  在文化维度理论中,另一个可用于区分中美文化的主要维度是刚性与柔性。以美国社会为代表,“刚性文化”(masculinity)的主导价值包括尚武冒进和争强好胜。与之相反,中国传统所代表的 “柔性文化”(femininity) 则更关注社群和谐与道德伦理,崇尚积极入世的精神。
  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国在先进制造业方面的领先地位和在国际秩序的主导状态都受到了来自“东方巨龙”中国的强力挑战。美国及它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中的刚性化使得美国政府和其背后千千万万的精英阶层将这种挑战的最终归宿直截了当地圈定为不可避免的大国间冲突。这一心态近年来集中体现在美国主流政治学界对所谓修昔底德斯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大肆渲染。这位古希腊历史学家对雅典与斯巴达两个城邦间长达三十年的战争所做的定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的大国,战争与冲突因此无可避免”)在此后的千年中几乎成为西方世界认识与理解国际关系的“铁律”。面对中国多方面的强势崛起,长久以来所积累的刚性文化基因让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天然地沉浸在战鼓擂擂的氛围中。贸易作为经济发展中最直观的环节之一,往往成为氤氲宣泄这种冲突斗阵气氛的最前线,好战冒进的刚性文化因而也让发动贸易战成为美国处理中美贸易“失衡”现状的“简单粗暴”方式。
  反观中国,贯穿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儒”“道”两家都强调温柔敦厚、以柔克刚的柔性文化内核。中国的传统文化因而一直积极倡导社会和谐的观念,与人亲善的价值。“君子和而不同”的儒家理念在千年的传承中掷地有声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和谐的崇尚。常常被习近平总书记挂在嘴边的、春秋古籍《司马法》中“国虽大,好战必亡”这一名句更是时时刻刻警醒治国者要以和为贵,莫轻言征战。以这样的文化视角观之,任何贸易纠纷都不过是大国交往中最正常不过的小风微浪,不值得、也不应当成为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中的绊脚石或拦路虎。
  为什么特朗普会经常变脸: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之冲突
  结合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相关数据,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研究团队对文化维度理论进行了扩充,认为长期取向(long term orientation)和短期取向(short term orientation)是另一个区分不同文化的重要维度。这一维度刻画了一个民族对于长远和近期利益权衡之价值观。今天用其来观察中美文化差异似乎特别适用。
  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常常具有短期取向文化的特点,更侧重于过去与现在。政策抉择也往往受短期选举影响。即便竞选时各个政党会拿“将来”作为标杆,胜选后难免聚焦眼前的利益而较少考虑未来的变化。这样的文化促使美国在发动贸易战时难免过度关注以往贸易中的逆差,极少考虑贸易战可能存在的长远震荡,更为关注短期内能够带给国家的现实经济和政治利益。在贸易战的烽烟四起后,这种立足短期取向的文化也使得美国会对一时一刻的利益得失更为敏感;政策的风向标也因此忽东忽西、经常变脸。当短期利益得到阶段性满足时则鸣金收兵;当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或受到新的(或更大的)压力时又再擂战鼓。整个局势让人有扑朔迷离,反复无常之感。反之,以中国为代表的长期取向的文化习惯于面向未来,未雨绸缪,防微杜渐,韬光养晦。对待变化着的风云,人们更倾向以动态、长远的观点观察。这样的文化促使中国政府即使身处这场贸易战的烽火之中,仍更着眼于长远的稳定与发展,处变不惊,力图彻底搭建一个互信互助的平台。
  展望未来:超越差异
  面对未来可能长期存在的贸易冲突,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理解文化差异或许可以为减缓摩擦提供一些启示。简单而言,在贸易磋商和谈判中,中国可以针对上文讨论的美国文化特点入手:
  首先,基于美国文化强调独立自我构念而非互依性的特点,中国的获利或许可以被容忍,但是美国的失落则断然无法被接受(特朗普竞选口号“让美国再一次伟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而可以借鉴心理学中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以美国的利益框架进行表述。侧重强调美国对于中国的依赖和贸易互补性来“好言相劝”也许既不能让美国准确接受,更有可能适得其反,加速矛盾的升级。
  第二,面对以刚性文化为内核的美国,重申贸易休战与和谐相处的价值也许沦为“对牛弹琴”。反之,能让其在某些领域适度感觉到胜利的甜头或许更对症下药。特别是在知识产权等同样使中国在未来收益的领域做出适当调整会让彼此海阔天空。
  第三,理解美国文化的短期价值取向,中国可以将谈判所涉及的得失筹码尽量放在中短期时间框架下呈现。长远而言,时间站在中国的一侧,但重点是让美国在短期内依然觉得自己的地位坚不可摧。
  显然,中国和世界的交往融合在伴随着各自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途径之后,今日已经进入了文化碰撞的时代,文化的差异无疑是我们看待和理解一些“非典型性”经济与贸易摩擦的望远镜。虽然6月3日,中方就中美经贸磋商发表声明,宣告“双方就落实两国在华盛顿的共识,在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良好沟通,取得了积极的、具体的进展,相关细节有待双方最终确认”;但15日中方又宣告,鉴于美方的出尔反尔,“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几乎回到磋商的原点似乎表明了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热化和长期性,其实也体现了中外文化差异的显现化和复杂性。
  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份子,在看待和分析这场贸易摩擦时,当然希望不仅能够认清中美之间诸多的文化差异,更应该认识到在这些差异之外,作为两个伟大的民族,我们身上存在着更多“人之为人”的共同点。中美两国人民对于富足和睦的生活亦有着共同的美好追求。希望这份“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期盼能够成为中美贸易关系和全球发展道路上的一盏明灯,驱散误解与敌意,点亮长期共荣共存的未来。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似乎会伴随特朗普的整个任期,但终将如中国领导人所说,“太平洋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来源时间:2018/6/28   发布时间:201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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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防长马蒂斯会见魏凤和 谋求推进两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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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黎堡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2018年6月27日)会见了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开始他上任后首次访华期间的第一天正式会谈,希望与中国高级官员展开他所说的“透明的战略对话”。
  在中国国防部大楼前由魏凤和主持的欢迎仪式上,马蒂斯检阅了中国的三军仪仗队。在随后的会谈中,马蒂斯说,他这次来中国是因为美军认识到美中两军关系的重要性,包括两军关系对两国总体关系的重要性。

"美中防长2018年6月27日在北京举行会谈"
美中防长2018年6月27日在北京举行会谈

  魏凤和表示,马蒂斯的来访对两军关系、两国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双方建立战略互信甚至合作的确十分重要。
  马蒂斯在会见魏凤和之后预计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前往北京的途中表示,马蒂斯称他希望在访华期间多听听中国领导人对两国战略关系的看法,并掂量中国的战略雄心。此前,他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持续的军事化行动威胁到国际安全秩序和地区和平,并誓言美国会继续在这一海域行动,包括不断实施自由航行行动。
  就在马蒂斯抵达北京的当天,美军的里根号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巡航期间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湾,进行美军所说的事先安排好的靠港访问。
  稍早前,中国多艘军舰在台湾附近海域举行实战演练。北京一直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并誓言必要时以武力“收回”台湾。
  如果说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上各执己见、拒不相让,双方对朝鲜去核化的总体目标至少口头上看法一致。马蒂斯希望中国能继续保持对朝鲜的制裁压力,直到成功争取到平壤当局彻底放弃核武器。不过一些迹象显示,北京看来倾向于渐进式地缓解对平壤的制裁,以此换取平壤渐进式地实施去核化。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两国存在战略竞争关系,因此不看好马蒂斯访华能实质推动敏感重大问题的解决。
  尽管美中两军都一直宣称希望推动两军关系各层面的交流,但是两军高层交往不多,美国防长上次访问中国是在四年前。

来源时间:2018/6/27   发布时间:2018/6/27

旧文章ID:16483

川普决定不设新机构审查外资 让外资委加强审查中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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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放话,他将放弃对中国投资美国技术领域施加新限制的计划,而是利用已有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来加强把关。
  川普星期二在报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人们都来盗窃。我们必须保护这些技术,可以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做到这一点。”
  外资委的职责是审查外国在美国的投资,确定是否危及美国国家安全。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如果川普的这一决定得到维持,这将代表着川普之前对中国所发出的威胁出现重大缓和。
  媒体披露说,最近一段时间,川普政府一直计划在外资委之外另设限制外国投资的机构,以防止中国获得美国的先进技术来推动自己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白宫在5月29日表示,防范的重点是寻求获得美国关键产业技术的“中国个人和实体”。
  国会众议院星期二以400票对2票通过了加强外资委职权的议案。在此之前,参议院已经通过了类似的议案,现在两院需要通过磋商把议案结合成一个文本。议案规定,外资委将审查更多的并购交易,尤其是涉及国企的交易。外资委还将建立出口控制制度,审查海外合资项目是否不当地向外国公司转让了关键技术。
  通过外资委的审查,奥巴马政府和川普政府都阻挡了中国收购美国半导体企业的某些并购案,在一定程度上狙击了中国向美国技术领域的进军。
  但是,媒体报道说,川普政府内的强硬派人士担心,光靠外资委不能有效制止中国获取生物技术或者在催生新技术的小公司的风投。

来源时间:2018/6/27   发布时间:2018/6/27

旧文章ID:16482

美国270家商业组织呼吁限制总统征收关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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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攀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华盛顿6月26日电,美国270多家全国和地方性商业组织26日发表联名信,呼吁国会通过立法限制总统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征收关税的权力。
  根据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政府有权对进口产品是否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启动调查。此前特朗普政府曾根据这一条款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并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启动“232调查”,遭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经济体都已宣布相关反制措施。
  这些商业组织当天在致参议员的公开信中说,他们支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科克和其他参议员提出的一项议案,即要求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所有基于232条款做出的提高关税方案。
  上述商业组织表示,美国商界和农业界对总统无限制使用232条款征收关税并可能导致国家利益受损深感担忧。他们指出,钢铝关税的实施将导致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密切盟友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给美国造成严重负面经济影响。此外,美国威胁对所有进口汽车及零配件加征关税也将给美国经济造成巨大伤害。
  这些商业组织强调,美国宪法赋予了国会管理外贸和征收关税的权力,国会曾通过《1962年贸易扩展法》授权总统为维护国家安全征收关税,但当前形势凸显国会应确保这项权力使用符合整体国家利益。他们敦促所有参议员在投票时支持科克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美国总统根据232条款限制进口时,必须先向国会提交相关限制进口方案,然后由国会在60天内讨论和投票表决。这不仅适用于美国政府未来的“232调查”,也适用于过去两年进行的“232调查”。
  签署联名信的美国商业组织包括美国商会、商业圆桌会议、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美国进出口商协会、全球汽车制造商协会、美国石油业协会等。

来源时间:2018/6/27   发布时间:201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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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满特朗普移民政策,17州检察长联合对其进行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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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莎莎  来源:海外网

  海外网6月27日消息,当地时间26日,包括美国华盛顿州、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17个州的检察长,对特朗普在边境实施的“骨肉分离”移民政策发起联合诉讼,他们称希望以此迫使特朗普政府让在美国分离的移民家庭得以团聚。
  据美联社报道,当天在西雅图联邦法院提交的这一联合诉讼是特朗普开始实施“零容忍”和“骨肉分离”政策以来,接到的首个法律诉讼,也是17州首次在法律层面上对特朗普这一政策进行挑战。
  据悉,参与此次联合诉讼的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它们分别为: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特拉华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明尼苏达州、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北卡罗来纳州、俄勒冈州、艾奥瓦州、马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得岛州、佛蒙特州、弗吉尼亚州和华盛顿州。
  新泽西州检察长格尔比尔•格里瓦尔(Gurbir Grewal)在声明中称,“特朗普将移民家庭分开的做法是无情且残忍的。虽然特朗普政府好像每天都在发布新的、矛盾的政策,并依赖新的理由和借口,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人的生活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报道称,自特朗普开始在边境执行“骨肉分离”政策以来,移民执法人员已将约2300名孩童和他们的父母分开,许多父母被关押在离他们孩子数千米远的地方,这些孩子在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都没有见过他们的父母,也很少与他们交谈。随着哭泣儿童图片和录音不断出现,这已经引起了全球人民的愤怒。
  这17个州的检察长指出,虽然特朗普之后被迫签署行政令取消了“骨肉分离”政策,但问题是,那些已经被分离的孩童并没有被“送回”到他们父母身边。特朗普政府在执行该政策时并未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也就是说,在执行相关政策时他们是“专制”又随意的。
  据悉,当地时间25日,一个位于西雅图的移民权利组织已代表华盛顿州被关押的父母进行提告,这些人与他们的孩子已经分开很久。美国圣地亚哥的一名法官也正在考虑是否发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要求在全美发出强制令,要求特朗普政府让被分离的孩童和父母团聚。
  (原题为《特朗普摊上官司!17州检察长联合起诉其移民政策》)

来源时间:2018/6/27   发布时间:201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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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支持特朗普针对中东非洲国家的移民限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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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剑梅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华盛顿6月26日消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6日裁定,总统特朗普去年颁布的移民限制令“完全符合”总统职权范围。这是特朗普上台以来,联邦最高法院针对特朗普政府政策做出的第一个重要裁决。
  联邦最高法院以5票支持、4票反对的结果做出这一裁决。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和4名保守派大法官投了支持票。联邦最高法院这一裁决推翻了去年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相关裁决。(原题为《美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颁布移民限制令合法》)

来源时间:2018/6/27   发布时间:2018/6/26

旧文章ID:16479